卷下

译这是这本书的功效啊。”我阅读这本书，发现它是张文忠公担任县令时所撰写的，书中选取了古人的嘉言善行，从端正内心、修养自身，到侍奉上级、恩惠下属，揭发奸邪、决断疑难，体恤隐情、治理赋税，凡是能够作为郡县官吏楷模的，无不详尽地阐述了其适宜的做法，而且简明易懂、容易实行，简约扼要、容易遵守，命名为《牧民忠告》。等到我客居京城时，曾在台臣家中见过所谓的《风宪忠告》，书中论述监察部门的关键要务，共十章，也是张公担任御史时所撰写的。今年我拜见闽海监宪庄公，他拿出《风宪忠告》准备刻版印刷以广泛传播，让我作序。我得以重新阅读这本书，于是感叹道：“张公真是仁爱的人啊。仁爱的人以独自完善自己为耻，自己身为县令，掌握了治理百姓的方法，希望天下治理百姓的官吏人人都能尽到治理之道；自己身为监察官员，能够振兴法纪，慎重举荐和弹劾，说出别人难以说出的话，希望天下担任监察官员的人人都能如此。张公将心用在天下而不偏私自身，即使是令尹子文的忠诚也不及此。”《传》中说：“仁人的言论，其利益真是广博啊！”这本书可以说是仁人的言论了。当时张公的儿子张引担任福建宪司佥事，能够继承世德，至正乙未年秋天，林泉生作序。

译风宪忠告目录

自律第一 示教第二

询访第三 按行第四

审录第五 荐举第六

纠弹第七 奏对第八

临难第九 全节第十

以上《风宪忠告》目录，如上所述，是先臣张养浩所著。恭敬地想，世祖皇帝建立御史台，旨在举荐贤良，纠察奸恶，考察邪僻，兼有古代谏官的职责；又在地方设置肃政廉访司。朝廷倚重他们而地位更加尊崇，看待古代的风纪宪令尤其重视。所以先臣这本书，或许可以作为执法者的辅助。

当今皇上革新各项政务，思虑达到太平盛世，我恭敬地抄写进献。至正元年十一月日前，承直郎、秘书监秘书郎臣张引冒死上经，进献《风宪忠告》。

资善大夫、陕西诸道行御史台御史中丞臣张养浩著

自律第一

士人约束自身，固然不可以不严格。然而有官职职守的人，应当比士人更严格；有言责的人，又应当比有官职职守的人更严格。大概执法的大臣，将要纠察奸邪、绳正恶人，以肃清朝廷内外，以端正纲纪。如果自身约束不严格，凭什么使众人信服？所谓严格，就像处女居住在内室，一举一动，一言一默，必须符合礼法，德行才能保全。稍有违背，那么人人都能指责他。如果倚仗权势，只图个人私利，或者巧取利息，或者盗卖盐引，或者沉溺酒色，或者私用亲属，或者不合时宜地田猎，或者宴饮游乐没有节制，或者暗中托付官府事务，或者妄自兴办不急之务，或者空缺官邸而不居住，或者放纵家人而不检点。在这几项中，只要有一项，都足以成为风纪宪令的拖累。近年来南北富裕的百姓，多建造宅邸给权贵居住，借此满足自己的私欲。既然已有官舍，就不必居住在那里了。朝廷以御史台为肃政，以御史为监察，以宪司为廉访，正是想要消除奸贪，抑制侵扰，开诚布公，使下属知道效法。现在如果像这样，治理百姓的官吏，将效法什么呢？况且他人有罪，轻的我可以陈述，重的我可以上报并惩处他。自己所犯的罪，谁能揭发呢？倚仗别人不敢揭发，一天比一天严重，那对御史台和监察部门怎么办？对天理怎么办？所以我详细记载这些情况，使担任宪司的人有错就改，无错则更加知道如何自重。

示教第二

人不可以没有教化，这是多么重要啊！生而知之如圣人，尚且需要教诲，需要训告，何况连圣人万分之一都达不到的人，可以忽视而不致力于教化吗？大概常人的情性，如果不是他所畏惧的，即使耳提面命，也不能激发他的良心。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他向来信服和畏惧的缘故。现在各官署的职责，被众人畏惧服从中没有比风纪宪令更甚的。如果确实说监临在那里，或者刚上任时，召集下属并勉励他们说：“那些官职重要的，由朝廷授予；次一等的，由行省授予；再次的，由吏部授予。大小虽然不同，无非都是国家的臣子。作为臣子，奸污不法，谁能容忍你？”接受贿赂营谋私利，所得很少，所丧失的很多。与其事情败露后惩治你，何不事先教化你更好呢？我这些话，虽然说是轻视你，实际上是厚待你；虽然好像毒害你，实际上是恩惠你。如果能这样晓谕他们，我知道他们退下后一定会有率德改行，由凶恶变为善良的人。况且刑罚不足以达到治理，教化使他们不犯罪，治理的方法，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圣人说“不教化就杀戮，叫做暴虐”。又听说“在事情发生前治理容易，在事情发生后治理困难”。近年来刘伯宣担任浙西宪使，疏引真西山守令四箴，宣告下属，并且说：“近年来执掌宪令的人，只知道用刑罚威慑人，而不知道用善道教诲人。”唉！刘公这番话，可以说是仁人君子，深得风纪宪令的体要啊。

询访第三

现在执政的人，往往以先入之言为主，不是他们习惯于偏听偏信，大概是因为不通晓上下情势的缘故。所以通晓情势，没有比尽心询访更好的了。小到一县一州，大到一郡一国，官吏谁贪婪邪恶？官员谁廉洁正直？什么事危害众人？什么政令利于百姓？豪强横行有无？风俗厚薄如何？既然知道了大概，日后详细综合考核，再用事实验证，谁能隐藏呢？如果廉洁，就优待他，礼貌对待他，推荐举拔他，那么善良的人就受到鼓励了。如果贪婪，即使是极品高官，就蔑视他，威严拒绝他，纠察弹劾他，那么作恶的人就受到惩戒了。推广到对待士人、吏员，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大概一道（地区）的职务，就像一家的家务一样。善于治家的人，他的子弟族亲，下至奴隶，他们的性情好坏，都应当知道。一旦有所不及，就会甘愿被他们玩弄而不醒悟，长久必然导致是非颠倒，把谄媚当作忠诚，把贪婪当作廉洁，把无能当作有能，政令不能施行而纲纪废弛了。前辈有人说：“做宰相并不难，一心正直，两眼明亮，就够了。”唉！那些长期执掌风纪宪令的人，他们的责任之重，难道低于宰相吗？为什么不以前辈的话为法则呢？

按行第四

兵家说：多算胜，少算不胜，少算不胜，无算不胜。不只是用兵如此，即使临官执政，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廉司所到之处，一方官吏，都恐惧不安。他们不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作恶日久，恐怕有人揭发并诉讼他们。一旦……

译他们既然在内心隐藏自己的罪恶，就一定会多方设法，去寻求主管官员亲近的人来为自己开脱。主管官员所亲近的人，就是书吏、奏差、总领、祗候这些人。既然这些人能替人掩盖私下的罪行，那么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有什么请求不能顺从呢？作为主管官员，如果不深深防备、预先准备，严厉禁止约束，万一牵连到自己而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如果主管官员廉洁正直，或许还能有所指望。若是双方都贪婪舞弊，那将如何挽救呢？于是出现了横征暴敛的人，满载而归的人，箱柜装满的人，口袋塞满的人。细微到当地适宜出产的物品，没有不被搜刮的。从前端州出产名贵的砚台，包孝肃公在那里担任判官，等到他离任时，空手而归。李及担任杭州知州，有人用丝线馈赠或登门拜访，都未能接近他的家门。通过市场购买白乐天的文集，终身以此为憾。古人保持自身廉洁到了这种地步，何况是在风宪（监察）部门任职的人呢？他们在所巡视的州郡，怎敢假借分毫之物来玷污自己呢？大体上，宪长用人得当，主管官员就不敢放纵；主管官员用人得当，书吏就不敢放纵。又听说各道的公共宴会上，主管官员、书吏、奏差同堂而坐，喧哗嬉笑，上下等级不分，这就是导致他们操纵自如、毫无顾忌的原因。谚语说“廉访司书吏的权力大”，从这些迹象来看，确实不是虚言。如果真的能设法禁止他们，用盛大的威势震慑他们，稍有冒犯，就立即施以鞭打，这样或许能使他们的锐气消沉沮丧，威福不再在外张扬了。凡是刚进入风宪部门任职的人，不可以不知道这一点。

译○审录第五

《尚书》说：“审理各种案件都要谨慎。”又说：“不是巧言令色的人断案，而是善良正直的人断案。”《易经》说君子明察谨慎地使用刑罚，而不滞留案件。唉！由此可以看出圣人爱惜生命的心意，与天地一样广大。当饥寒切身时，除非是深明义理的人，否则不敢保证内心没有别的念头。何况那些愚昧的百姓，因为地方官教导养育不到位，走投无路而沦为盗贼，这难道是不得已的吗？古人深知这一道理，所以制定了相应的制度。始终宽缓而不急于催促，始终哀怜而不愤怒疾恨。同样是盗窃，却区分长幼亲疏；同样是奸淫，却区分丈夫亡故与丈夫在世的不同情况。囚犯有病就给予医药，病情危急就解除刑具让人进去侍候。那些冥顽凶险之徒，既然已经触犯法律，哪里值得在意？而古人制定这样的制度，则可见其仁爱宽恕、忠厚之情了。从前欧阳修的父亲审理死囚案件，极力寻找让他活命的理由而找不到，就合上案卷叹息。他说：“常常寻求让犯人活命，尚且还会错判致死；何况世人常常寻求让犯人死呢？”后来的残忍之人，对这些一概不务，只崇尚威刑，说他们没有含冤而死的人，我不相信。担任官职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口威心善罢了。口威是为了让事情得以完成，心善是不想轻易伤害他人。何况长期关押的囚犯，更应当对他们表示慈祥，召他们稍微上前，更换他们原本隶属的狱卒，狱卒用温和和善的脸色，让他们自己陈述事情的始末，情节没有可疑之处，然后再参考案卷进行核查。如果只依据案卷来探求实情，很少有不误伤无辜的。大概因为州县没有好官吏，所以不敢相信自己已经准备好的文书，稍有毫厘之差，就关系到生死。所以圣人说：“与其杀害无辜，宁可违背常规。”又说：“功劳有疑问时从重奖赏，罪过有疑问时从轻处罚。”审理囚犯的道理，都在这里了。君子要谨慎啊。

○荐举第六

士人有了为天下公心的胸怀，然后才能举荐天下的贤才。因为天下的事务，不是一个人所能全部知晓的，也不是一个人所能独自完成的，必须广泛采纳，治理才有希望。所以前辈说“报国没有比荐贤更好的”，真是深知要旨的话啊！现在富有的人对于家庭，有田地，必定寻求好的农夫让他耕种；有货物，必定寻求能干的商人让他经商；有牛羊，必定寻求善于饲养的人让他放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心一意治理家业，所以不得不寻求合适的人选。何况受托治理天下、承担天下责任的人，却不知道寻求天下的人才共同治理，难道他们的智慧不如那些富有的人吗？这是因为他们为国的心，不曾像为家的心那样迫切。在这里如果有人，廉洁而且干练，即使有不共戴天的仇敌，在公论之下，也不能掩盖他的优点。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即使是骨肉至亲，在公论之下，也不能徇私。世人常说“风纪官员非亲信不保举，非仇敌不弹劾”，又有身为宪台佐官、风纪御史推荐自己从而升迁的人。唉！把罢黜升迁百官的权力委托给他们，授予他们表率百官的职责，他们却不思报答效忠，只借机安插私人，那就受骗了。天地鬼神，难道会受骗吗？大体上，经过请求才举荐，不如不求而举荐来得公正；认识之后才推荐，不如采纳公众舆论来得广博。自己不去求贤，必定使那些来求自己的人都不合适。因为请求就不一定举荐，举荐就不一定真正认识。所以古人有听闻就举荐的，有看见就举荐的，有举荐仇敌的，有举荐亲属的，有汇集为簿册的，有拜受荐书的，有写在夹袋里的。虽然举荐的方式不一，但关键在于公正恰当没有私心罢了。唉！如果真的这样，那么担任宰相和风纪官员的人，哪里会有临事缺乏人才的感叹呢？

○纠弹第七

台谏的职分，没有内外、远近的区别，凡是有所知晓，都可以尽情进言上报给皇上。即使在外地，如果知道朝廷中枢用人不当，弹劾他是可以的；即使在朝廷内部，如果知道地方官员不法，弹劾他也是可以的。大体上只要致力于公正无私，就对了。人做官，有尊贵亲近的，有疏远卑微的。对尊贵亲近的人不稍加宽贷，那么地位卑微而罪行轻微的人不用弹劾就会自我惩戒了。所以前辈说“豺狼当道，哪里还问狐狸”，也是这个道理。我曾经认为，荐举的体制，应当先从小官开始；纠弹的体制，应当先从贵官开始。然而又应当审察他们平素的品行，是君子还是小人。如果是小人，即使有长处，也不必举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平日不善的事情多啊。何况刑宪本来是用来对待小人的，君子的过错，如果不严重，大概不应当轻易施加，使几十年培养的功效，一旦扫地以尽。因为人才难得，全才尤其难得。从前赵清献公在言官任上，弹劾不避权贵，京城号称铁面御史。曾经想要朝廷区分君子小人，他说：“小人即使有小过错，也应当极力排斥杜绝，以后就没有祸患；君子不幸而有失误，就应当为国家保持爱护，以保全他的德行。”唉！赵公的话，可以说是深识远虑，真正懂得大体的言论了。所以我把它标举出来，作为当权者的楷模。

○奏对第八

内外的官员，没有比风纪官员更难做的，没有比风纪官员更危险的。为什么说难？别人趋附的不敢趋附，别人乐于做的不敢做，别人徇私的不敢徇私。所谓高峻的容易缺损，洁白的容易污染，这不是难又是什么？为什么说危险？入朝与天子争辩是非，出外与大臣辩论可否。至于揭发别人的奸邪，贬黜别人的爵位，剥夺别人的官职，严重的甚至把人置于死地。

译一旦有所疏忽，反而被当作罪人，那么终身无处申诉，这不是危险又是什么？然而君子身处其位，就想着竭尽自己的职责。所谓危险艰难，本来就有不回避的。竭尽忠诚，吐露真诚，把生死祸福置之度外，希望上不负国家，下不负所学。如果在殿廷之上奏对，保持心平气和，只陈述事情，道理确实正直，即使态度从容委婉，也是正直的；道理确实理亏，即使态度激烈急切，也是理亏的。那种愤愤不平的脸色言辞，不仅有失侍奉君主的礼节，而且对自己和对事情都毫无益处。古代那些折断栏杆、扯断缰绳，拖着衣襟阻挡车轮的人，都是因为形势危急、事情紧迫，不得已才这样做。如果事情没有到这个地步，大概不可以把它当作法则。前辈说慷慨赴死容易，从容就义困难。按照这个道理行事，就没有不听从的了。

译○ 临难第九

身为臣子而担任国家谏诤的责任，刑罚羞辱之事，不敢断定一定没有。关键在于顺应处境、冷静观察，用道理来应对罢了。如果哀求怜悯，恐惧战栗没有止境，那就先自我挫败了，还怎么证明自己清白？竭尽自己的职责，为国家、为人民，即使得罪了君子，不认为这是耻辱，反而认为是荣耀。即使被囚禁，被荆条鞭打，被斧钺砍杀，有什么可羞愧的呢？纵观自古身处祸患而不慌乱的人，夏商周三代以后，像子路结正帽带，宜僚神色庄重，王景文与客人下棋，刘祎之亲自书写谢罪奏表，魏元忠听到赦令而不动心，这都是因为真正知道道义和命运所在，不是微小的人力所能改变的。然而士人君子平时修养的情操是真是假，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李斯临刑，父子相哭；杨子云被逮捕关押，几乎丧命；王坦之与谢安齐名，桓温入朝，他倒拿着手板；崔浩自比张良，为辨析史事，声音嘶哑、大腿发抖，连大小便都不能控制。这可见他们只追求名声，而在圣贤关于性命之道的学问上，实际上从未真正领会于心。韩愈的话说得好：“儒者对于患难，如果不是自己招致的，他们拒绝接受它，就像筑起河堤来阻挡屋檐流水；他们容纳并消解它，就像水汇入大海，冰消融于夏日；他们玩味并忘却它，用文章来化解，就像演奏金石之乐来压过蟋蟀的鸣叫。”所以君子的学问，以明白事理、自信自重为贵。

○ 全节第十

人的死亡，就像白天之后必有黑夜，暑热之后必有寒冷，这是古今常理，不值得深深惊异。只是作为儿子为孝而死，作为臣子为忠而死，那么这种死就意义重大，身体虽然消亡但名声不会消亡。太史公说死有比泰山还重的，有比鸿毛还轻的，不符合道义就不死。所谓比泰山还重的，就是符合道义，一切都不顾惜；所谓比鸿毛还轻的，就是不符合道义。唉！人凭借渺小的身体，短暂的生命，能使自己像嵩山华山那样高耸，像星辰日月那样显耀，不是节义能做到这样吗？况且人的贵贱寿夭，上天早已注定，却说依附这个人就能得官，违背这个人就失官，进言就会身危，不言就能身安，这是世俗无知之人的看法，士人君子难道会以此作为取舍的标准吗？然而正直的人有时也会遭受祸患，君子认为这是不幸；奸邪的人有时也会蒙受福分，君子认为这是侥幸。一个认为是侥幸，一个认为是不幸，那么是非荣辱不待分辨就可知晓了。所以节义是天下的大防，臣子的美德，不因富贵而动摇，不因贫贱而退缩，不因威武而屈服，道义所在，生死都依从它。那些阿谀奉承、苟且偷生、委屈自己迎合别人的人，所谓无关得失，只是缺损了雅正之道，即使暂时获得荣宠，等到时势改变、事情变迁，他们昔日的荣耀，像闪电般熄灭、像风一样停止，毫无踪迹。那些明显在人耳目之中的，奸佞的名声，千古如同一天，这种耻辱，哪有尽头呢？唉！宁愿为此而死，不为彼而生，以此存心，大概无愧于古人了。

◇ 庙堂忠告 ◇

目录

修身第一

用贤第二

重民第三

远虑第四

调燮第五

任怨第六

分谤第七

应变第八

献纳第九

退休第十

● 庙堂忠告目录

修身第一 用贤第二

重民第三 远虑第四

调燮第五 任怨第六

分谤第七 应变第八

献纳第九 退休第十

以上《庙堂忠告》目录如上，是先臣张养浩所著。只有圣明的天子统治万方，明君良臣相遇，天下人希望看到太平的征兆，那么先臣这本书就可以出版了。唉！古代身处庙堂之上的人，有像皋陶、夔、稷、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样的人，他们的功业还可以查考于史册。如果能凭借这本书追溯寻求，那么道义的准则和法律的规范就在这里了。至正元年十一月，前承直郎、秘书监秘书郎臣张引冒死上奏。

● 庙堂忠告

资善大夫、陕西诸道行御史台御史中臣张养浩著。

○ 修身第一

前辈说做官做到将相，是人情所认为荣耀的，这是不知道荣耀是耻辱的基础。只有善于自我修养的人，才能保持他的荣耀；不善于自我修养的人，正好加速他的耻辱。所谓善于自我修养的是什么？廉洁来约束自身，忠诚来侍奉君主，公正来处理事务，恭敬谨慎来率领百官，这样好名声就跟随而来，舆论就归向而来，鬼神就赐福而来，即使想推辞荣耀，也不可能了。所谓不善于自我修养的是什么？徇私忘公，贪婪没有极限，不吸取覆车的教训，不考虑报效国家，这样坏名声就跟随而来，众人的毁谤就归向而来，鬼神就降祸而来，即使想躲避耻辱，也不可能了。唉！身为宰相，什么善事不可以做，什么功业不可以立？却为了微小的利益，被蛊惑而妄行，难道不深可惜吗！况且自古居相位的人，没听说死于冻饿，而死于财、酒、色、逸乐的，没有哪个朝代没有。从前诸葛亮担任丞相二十年，家中没有增加一尺一寸的土地，从未担忧贫穷，最终因操劳国事而死，至今他的荣耀名声，好像世代享受万钟俸禄而不断绝。唐代元载担任宰相，只嗜好利益，等到他败亡时

译抄没他的家产，胡椒多达八百斛，他名声之污秽，常常像是蒙着洁净的外表却散发出无穷的恶臭。唉！人凭借百年的身躯，上天借给寿命，不过八九十岁，暂且以八十岁为平均数，计算他得志的时间不过三四十岁罢了，难道有三四十年的时间，能够吃下八百斛胡椒的道理吗？古人说利益使人智力昏聩，这是明显的验证了。唉！凡是做宰相的人，能够以诸葛孔明为榜样，以唐代的元载为警戒，即使终身位居三公高位，又有什么悔恨遗憾的呢？

译○用贤第二

天子的职责，没有比选择宰相更重要的了。宰相的职责，没有比任用贤才更重要的了。那么，怎么知道谁是贤才呢？向众人咨询就能知道，考察他的行为就能知道，观察他举荐的人就能知道。建造房屋如果不依靠众多工匠的帮助，即使木匠再灵巧，房屋也建不成。治理国家如果不聚集众多贤才，即使宰相再有才能，国家也治理不好。那些担任宰相的人，如果确实能够开诚布公，心胸开阔没有私心，自己不能举荐能人，就举荐能人而任用；自己不知道贤才，就举荐知道贤才的人而任用；自己不敢直言，就举荐敢于直言的人而任用。像这样，那么别人的才能，就都成为我的了。如果一定要一个人兼做众人的事情，即使是圣明贤德的人也有做不到的。纯白色的狐狸，全世界都没有。然而有纯白色的狐皮袍子，不过是善于从众多狐狸中选取罢了。何况大臣本来就不贵在事事都知道，只要公正无私，没有嫉妒怨恨，那么智者就会献出谋略，勇者就会贡献力量。夸夸其谈自以为有才能，口齿伶俐自以为善辩，自我炫耀自我夸耀，那么贤才一定不愿意为他效力。大抵君主自我夸耀，那么臣下的职责就无法推行；宰相自我夸耀，那么百官的职责就无法推行。作为上位者，掌握简约的方法来驾驭繁杂的事务，处于静止的状态来应对变动，以无心去顺应天下人的心意，那么所发布的命令就会有人服从，所任用的官员就会受到勉励。如果知道他是贤才就任用他，既然任用了却又怀疑他，并且致力于挑剔他的毛病，这与不知道他是贤才而不任用，自己倚仗自己的才能，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这样，那么法度纲纪就会丧失，而谄媚奸邪的小人就会到来。与小人相处，那么天下的事情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唉！

○重民第三

听说古代的君王，接受版图时就要拜谢，深切地考虑到万乘之尊的帝王，为了他的百姓竟然如此贬低自己，我曾经对此感到疑惑而不以为然。后来思考这件事，国家之所以昌盛，四方夷狄之所以安宁，朝廷之所以兴隆，宗庙社稷之所以长久享受祭祀，如果没有百姓，是不能达到这样的。上天把亿万百姓的生命托付给君主，君主把亿万百姓的生命托付给宰相，由此可知，宰相是为君主治理百姓的人；君主是为上天和祖宗保护百姓的人。上天把百姓托付给我，祖宗把百姓托付给我，怎么敢不恭敬呢？怎么敢不谨慎呢？如果接受了托付却不能让他们安居乐业，反而去扰乱他们，虐待他们，把他们当作猪狗，把他们当作野草，这就是违背上天和祖宗的命令，自己残害自己的国家，这可以吗？那些百姓，固然不敢与君主计较，但是对于上天的心意，对于祖宗的心意，难道能没有哀痛吗？我曾经说，爱护百姓没有人超过上天，没有人超过祖宗。上天创造百姓，很难；祖宗得到百姓，尤其难。君王知道是这样，战战兢兢，从来没有不把百姓的生计作为重心的，听到百姓受害就消除它，看到百姓有利就推行它，地方长官不是合适的人就更换他。现在鹰师、圉人所管理的，不过是君主服饰车马中的一件物品，人们尚且因为内侍而重视他们；刺史、县令是为祖宗和国家养育百姓的人，反而被认为不紧要而轻视他们。这是爱护百姓不如爱护鹰犬，内侍不如受祖宗国家托付一方百姓的人，难道不是颠倒失序吗？大抵下面的行为，只看上面的榜样。在上位的人如果确实有重视百姓的心，而天下治理不好的，从古到今是没有的。

○远虑第四

天下的事情，知道已经发生的，不知道将要发生的，这是普通人。根据已经发生的来推测将要发生和尚未发生的，不是有深刻见识和长远考虑的人不能做到。房屋已经烧毁了才搬走柴草，船已经沉没了才去买壶，疾病已经形成了才去求艾草，虽然竭尽全力去做，也来不及了。现在高高的堤坝，有容纳蚂蚁的洞穴，似乎没有什么损害，但是周详的人，一定会堵塞并填实它，是考虑到时间久了必定会导致崩溃，所以这样做。天下的事情，都能像这样考虑，还有什么后患呢？大抵！自古国家之所以治理不好，臣子之所以不守规矩，固然不是一朝一夕积累的，实在是因为今天把某件事当作小过错而不劝谏，明天把某人当作小罪过而不惩罚，日积月累，不知不觉祸乱就形成了。所以臣子对于君主，提出可行的建议，废除不可行的做法，而不敢产生一丝一毫姑息纵容的心，开始认为没有伤害，最终导致极大的伤害；开始认为不值得忧虑，最终导致深深的忧虑。只有君子才能见微知著，思考祸患而预先防范。在饮宴时防止沉溺，在田猎时防止放纵，在营建修缮时防止超过制度，在货财上防止损害百姓，在爵位赏赐上防止僭越，在刑法上防止滥杀，对于君子防止疏远，对于小人防止玩弄狎昵，在听信阅览时防止容纳奸邪，在征伐时防止滥用武力。君主对于臣子，也有应当长远考虑的地方：虽然喜爱但不给予过分的赏赐，虽然是旧臣但不授予不合规定的官职，虽然是亲人但不进行轻慢亵渎的交谈。大概尊卑的分别严格，那么上下的体制就确定；上下的体制确定，那么祸乱就没有产生的根源。天下的事情，就可以按次序治理了。

○调燮第五

人们都说调和阴阳是宰相的事，然而世人都只能说出这句话，终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调和阴阳。查阅《周官》记载，三公讨论治国大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大概周朝的三公就是现在的宰辅，而汉代的丞相陈平也说宰相，在上辅助天子治理阴阳，顺应四时。后来又有因灾异而罢免三公的制度，世俗所说的，大概来源于此。我曾经就此思考，宰相之所以能调和，并不是能让干旱时下雨，下雨时放晴，总之不过是尽人事来招致天地的和谐罢了。天与人，看似截然分开但实际上互为表里。大概政事顺当那么民心就顺当，民心顺

译地气顺，天地之气顺，那么阴阳就随之有序了。如果倚仗权势树立威势，挟持权力放纵欲望，厌恶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亲近阿谀奉承的人，该说的不说，该救的不救，上下互相蒙蔽，只追求服从命令。像这样却希望民心顺从，阴阳之气和谐，是很难的。天道灾祥的大要，在于观察民心的苦乐；民心的苦乐，在于观察政事的得失；政事的得失，在于观察宰相的贤与不贤。从前丙吉忽略死人而询问牛喘，自以为得体，却不知道天道的逆顺应当从政事上去观察，本来就不在于区区一头牛喘不喘。晋朝庾冰担任宰相，有人说天文错乱，应当尽力采取消灾御祸的方法。庾冰说：“玄象难道是我所能侧正的吗，应当勤勉尽力做好人事。”庾冰的这番话，可以说简明切要，深得宰相的体统。如果政事修整，即使阴阳的和顺没有应验，那是天道的变化，又有什么遗憾呢？如果政事杂乱，纷乱而不治理，即使吉祥聚集而风雨按时应候，难道敢认为这是治世吗？唉！凡是担任宰相的人，如果真的能以此去探求，那么天人的道理就明白了。

译○任怨第六

做人臣的，只想要博取名声，却不敢承担怨恨，这是最不忠的表现。身居高位，凡是有所作为，只应当用道义来衡量，只要道义上没有缺失，那些纷纷扬扬的议论，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如今两军交战，刀枪林立在前，而真心报国的人，尚且冒着生命危险而不顾。处理政务与面对敌人，其安危利害相差如天地之别，这尚且还要顾惜，那么在万分危险、生死攸关的时候又该怎样呢？从前范仲淹先生忧虑各路监司任用非人，查看选任名册，发现有不可任用的人，就用笔勾去。有人对他说：“一笔勾去退掉一个人，那就是一家人的哭泣了。”范公说：“一家人的哭泣，比起一路百姓的祸患又算得了什么呢！”唉！像这样存心，这才不辜负宰相的职责啊。大抵天下的事情，有容易的也有困难的，有利的也有有害的。困难且有害的事情，人们大多推辞躲避；有利且容易施行的事情，人们大多欣然去做。却不知道官职有长官和佐官的区别，体制有安逸和辛劳的不同。长官安逸而佐官辛劳，这是天地的大义。以朝廷来说，君主安逸而臣下辛劳；以一家来说，父母安逸而子弟辛劳；以一个人来说，头目安逸而手足辛劳。唉！人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必定不会给君主父亲留下忧虑，不会让自己处于众人怨恨的地位了。近代担任执政的人，往往姑息迁就、喜好名声，一旦严厉斥责，就不敢施加于人。或者犯罪激怒，让位居自己之上的人去揭发。唉！治理家庭却让父母承担辛劳，治理国家却让君主承担怨恨，还能算是忠孝吗？况且有罪不惩罚，有善不表彰，即使是夏商周三代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所以刑罚不担心使用严直，担心的是使用而不公正。从前齐桓公剥夺了伯氏三百户的封地，伯氏直到老死也没有怨言。诸葛亮废黜廖立，廖立听说诸葛亮去世，就流泪哭泣。做宰相如果真的能像这样公正无私，那么天下就没有不服从的人了。

○分谤第七

在同一个官署共同任职，一个人努力向前，那么其余的人都应当辅助他来实现志向。如果别人前进我后退，别人行动我停止，行动时不跟随，言语时不呼应，那么能够成就的功业能有几件呢？这就是古人之所以有推车和同舟的比喻。如果共同乘船渡河，而一个人溺水了，那么凡是在船上的人，无论亲疏，都应当合力去救他。这是贤者和不贤者共同知道的。何况同为臣子，共同承受天下国家的托付，怎么能坐视一个人遭受祸患而不顾惜呢？如果他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自找麻烦，固然不值得顾惜。如果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于公家的事务，一律以大公至正的态度来处理。他不是为了自己或家庭而获罪，那么凡是同僚，怎么能不挺身而出与他共同承担危难呢？大抵一个人不幸获罪，作为长官就说：“这是我的罪过；”作为副手也说：“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满朝的人都争着把罪过引到自己身上，那么那个获罪的人虽然不能完全免罪，也必定不至于受到严厉的惩处了。古代敢于进谏争辩的人，遇到不被采纳的情况，甚至说与其杀这个人，不如杀我，尚且如此，难道肯坐视同僚冤屈受抑而不醒悟吗？唉！如果分担诽谤、引咎自责的事情，做宰相的人真的能在当今努力实行，将会看到士大夫的名节更加严正，民间的轻薄风俗可以敦厚，而国家将来也不担心没有仗义死节的士人了。一件事的施行，关系如此重大，谁说任怨分谤是宰相的细枝末节呢？

○应变第八

事情机变的发动，有常态也有变局。常态，中等资质的人处理起来也绰绰有余；变局，即使是上等的智慧也有所不足。在宴饮之间，突然传来消息，军队突然听到敌寇入侵，那么就应当详细考察虚实，揣度顺逆，几乎不能一听到消息，就惊慌失措，上报变故，征发各种措施层出不穷，还没见到敌人就自己扰乱了自己。况且事情本来就有用虚声来钓取实情，乘间隙来获取利益，把微小的传闻传成巨大的事件，把无形的变成有形的，在疑似之间，不可不仔细考察。如果国家有大奸臣，边境有大敌，对方既然非常态，我们就用非常之计来防备。如果拘泥于条文、固守常经，最终会发现动辄有阻碍，事情也无法成功。所以古人遇到这种情况，权衡变通以济助才能，随宜应变，像弹丸在盘中转动，而不跳出盘子；像水曲折流向大海，而不违背大海的方向。王商听到水灾的消息，君臣都惊恐，而王商独自断定没有事。桓温打算篡夺晋朝政权，扬言要诛杀王导、谢安，而谢安从容谈笑，挫败了他的锋芒。回纥、吐蕃联合军队在泾阳，郭子仪单人匹马前往，晓谕他们，大概做宰相的是非常之任啊。居于非常之任，却不能做非常之事，可以吗？所以前辈说镇定大事，不是至公至诚不能做到，或死或生，都置之度外。唉！世人常把大臣看作国家的柱石，说的就是这个吧？

○献纳第九

人臣向君主进言，事情还没发生就进言，那么十次有八九次会被听从；如果没有事，就游猎享乐，一天天亲近。一旦有了不可行的事，才左遮右拦，竭尽全力去挽救，几乎没见成功的。即使有时被允许，也一定是出于勉强，而不是本心。至于善于进言的人，就不是这样。或者趁着进见，或者趁着讲读，或者趁着闲居，事先陈述。像这样国家就安定，像这样国家就危险，像这样就是圣君，像这样就是暴主。或者引用古代的事例，或者援引祖宗的法度，一定要使君主心领神会，内外震惊，才可以陈述善道而没有抵触的祸患。从前孟子三次拜见齐王而不谈政事，说：“我先攻取他的邪心

译大臣侍奉君主，职责应当如此。古人甚至有难以亲自陈述的情况，常常在旁边推举年高德劭之人，安置在君主身边，使君主有所敬畏忌惮而不敢放纵，那么他们的考虑也是深远了。虽然如此，臣子对于君主，在宫内则诚恳地尽忠，在宫外则谦逊地自我反省。凡是向君主禀告的事情，不可泄露到外面。而将他人的善行归功于君主，过错则归咎于自己。像这样的做法，并非想要远离嫌疑、躲避灾祸，而是大臣的职分理所应当如此。《易经·坤卦》六二爻辞说“含藏美质可以守正”，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我曾经看到近代的执政者有所建议陈述，喋喋不休，只怕别人不知道，最终导致谗言诽谤乘虚而入，在半路上就被抛弃。《易经·系辞》所说的“君主不谨慎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谨慎就会失去自身”，确实如此啊！

译○退休第十

广泛施予恩惠并兼济天下，是士人君子共同的志向。然而，有志向却没有才能，就不能做到；有才能却没有官位，就不能做到；有官位却不被上级了解，就不能被了解。如果小人从中离间，就不能做到。唉，这就是士大夫出仕并用于世道之所以艰难的原因。对上，以君主不如尧舜为耻；对下，想到有一个百姓没有受到恩泽，就像是自己把他推入沟壑之中。世俗所喜爱的，如声色、宫室、珍奇的车马服饰等供养，一概都没有。他所拥有的，从头到脚，全是天下国家的忧虑罢了。身为君主的人，如果真能明了他这样的胸怀，凡是他有所进言，都能宽容喜爱并采纳，或许还能有所成就。如果怀疑他夺取权力、违背己意，或是卖弄正直以博取名声，将会看到他举动都有过失，而自身也无处容身了。所以自古以来，忠诚正直为国效力的人，往往被阿谀奉承、奸诈虚伪、只知顺从自己的人所排挤。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为自己谋利则有福而无祸，为国……

原阙

□张文忠公的《三事忠告》，其言辞明白且清晰，确实能够身体力行，即使是一命之士，对于事物也必定有所补益。《牧民忠告》近来有刻印的单行本，《风宪》《庙堂》两篇，自从元代以来就没有重刻本了。绛云楼被焚毁后，□归，然而如□□□意，固然应当有神物护持吧？辛卯年五月十五，莆田郭□□记。

●跋

这是元朝大臣张养浩所撰写的。《元史》本传称：张养浩担任堂邑县令时，毁掉淫祀的祠堂，罢免旧日的盗贼，在初一和十五参劾李虎党羽依法处置，被提拔为监察御史，上疏议论时政，言辞恳切直率，不被当权者所容忍。英宗即位，命令他参议中书省事，又劝谏皇帝以崇尚德行、深谋远虑为法则，以喜好奢侈、亲近小人作为警戒。确实是元朝的名臣啊。这本书分为三编，各自就其居官所得，恳切地陈述，希望所有从政的人知道效法和警戒。这本书不是一时写成的，刊刻有先后，所以版式也有差异，但都是元代所刻。旧时是莆田郭尚先所收藏，郭氏有跋文，极重视这本书。清朝道光年间，曾经摹写全部，交给历城尹济源刊行，版印极其精美。然而如《牧民》编“以义处命节”都本夫命，尹本误将“夫”作“天”；“虽竭蹶求进而亦穷”，尹本误将“竭蹶求进”作“躁竞”；《风宪》编审录第五节“温以善色”，尹本误将“善”作“颜”；《庙堂》编修身第一节“籍胡椒八百斛下蚀一字”，尹本不留空格；《退休》第十节“凡有所言优容喜纳”，尹本脱漏“凡有所言”四字。这是懂书的人亲手书写，尚且不免于讹误和脱漏，那么凡是抄写员抄写的就更可以知道了。俗话说：书以初刻为贵，难道不确实吗？海盐张元济

为政忠告

附录：

三事忠告四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元张养浩撰。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人，官至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天历年间，拜陕西行台中丞，去世，谥号文忠。事迹详见《元史》本传。张养浩担任县令时，著《牧民忠告》二卷，共十纲七十二子目。担任御史时，著《风宪忠告》一卷，共十篇。进入中书省时，著《庙堂忠告》一卷，也是十篇。他的言论都切实近理，而不流于迂阔。因为张养浩留心实际政务，将所经历的事情著录下来，不是讲学家务求高论，可以坐着谈论却不能起身实行的那种。明朝张纶《林泉随笔》说：“张文忠公《三事忠告》，确实是居官者的良规。看他在守令职位，就有守令的范式；居台宪职位，就有台宪的箴言；为宰相，就有宰相的谋略。醇深明粹，真是有德者的言论。考察他的为人，能竭尽忠诚为国殉职，正大光明，没有一行不践行其言论。”等等。他的推崇可谓到了极点。三本书不是一时写成的，原本各自成编。明朝洪武二十二年，广西按察司佥事、扬州人黄士宏合为一卷，刊刻，总题曰《为政忠告》，陈琏作序（案：此本序文中称《为政忠告》，而标题也称《三事忠告》，序大概是重刻时追改的）。宣德六年，河南府知府李骥重刻改名《三事忠告》。考证书中称“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诗经》称“三事大夫”，都是在王左右的尊阶。用于《庙堂忠告》，还比较接近。御史、县尹不在其列。如果说“以三职所治为三事”，则是自我作古，反而不及“为政”之名概括一切了。大概明朝人书帕之本，喜欢立新名，而不考虑其是否符合古义。沿袭已数百年，不可再纠正。现在暂且以通行的名称著录，而附订其乖舛如上（《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职官类）。

牧民忠告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元张养浩撰。张养浩有《三事忠告》，已著录。这就是三事中的一种。魏裔介摘出别行，不是完书（《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职官类·著录》）。

归田类稿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元张养浩撰。张养浩有《三事中告》，已著录。这是他的诗文。张养浩曾自序其集，称“退休田野录所得诗文乐府九百余”。

译首先，张养浩将其编为四十卷，命名为《归田类稿》。富珠哩翀（按：富珠哩翀原作孛术鲁翀，现予改正）所作序言称有三十八卷，卷数已经不同。《文渊阁书目》记载张养浩的《云庄传家集》一册，《云庄集三册》。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则记载为《张养浩文忠集》十八卷，书名和卷数更加与张养浩的自序不符。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虽然记载了《归田类稿》之名，但也没有注明卷数。考察吴师道的序言说：“公《云庄集》四十卷，已在龙兴学宫刻印。临川人危太朴选取其中关乎治教大体的篇章编成此书，并嘱托我作序云云。”那么龙兴所刻印的即是张养浩亲手编定的《归田类稿》，只是改名为《云庄集》，也就是《文渊阁书目》中的三册。危素删定后的即是《国史经籍志》中的《张文忠集》十八卷，而所谓的《传家集》一册，应当是后人从外集和补遗中搜集整理而成的。然而苏天爵编纂的《元文类》仅收录张养浩的文章两篇，所以明代叶盛的《水东日记》颇为讥讽苏天爵遗漏了《谏灯山疏》。怀疑在元代末期，张养浩的作品流传尚少。近代王士祯偶然得到张养浩的《王友开墓志》，赞叹其奇特诡异，记载在《皇华纪闻》中，这也说明他未曾见过张养浩的全集。只有明末有刻本二十七卷，尚存于世，既多有遗漏，编排次序也失于条理。现在以此刻本为底本，另外采录《永乐大典》所载内容，删除重复部分，补全遗漏缺失，得到杂文八十八首，赋三首，诗四百六十首，共计五百八十四首，整理为二十四卷，比起原来的九百篇数量已及其大半，也足以见其大概了。又集中有《和陶诗序》，张养浩自述“年五十二退居无事，每日诵读陶诗，拟其题目以抒发己意，得诗若干篇云云”。如今集中却没有一篇，大概另成一编，未收入集中，所以《永乐大典》没有收录吧。张养浩是元代名臣，不以辞章工拙为重轻。然而读他的文集，如《陈时政诸疏》，风采凛然；而《哀流民》《操长安孝子贾海》等篇，又忠厚悱恻，充满仁人言语的温和气息。即使仅从文章角度论，也未尝不卓然可传（《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

译《重刊三事忠告序》

（明）顾清 撰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东江家藏集》卷三十七）

《三事忠告》在元朝时已经刻版发行，但当时各自成书，各自有序言。建国初期依然如此，直到洪武甲戌年，广西佥宪黄士宏公才将它们合为一书。我童年时曾见过此书。自入仕以来，四方新刻的书汇集在京师的很多，但寻求这部书的最终没有见到。曾经听说成化年间吴兴有刻本，但也未曾见过。辛巳年南归，在书箱中得到了正统年间的旧本，反复研读多日。这三十多年来，我亲身经历并探究，以及所见所闻中，有关身心、家国、天下的大道理，全都包含在这本书里。而其中约束我平生言语过失和行为偏差，那些导致悔恨和招致责难的原因，都是违背了这本书教诲的结果。因此我更加深深地敬重和信奉它，想要广泛传播它。只是它的卷册次序颠倒，我按照顺序重新排列：首先是《牧民忠告》，其次是《风宪忠告》，再次是《庙堂忠告》，依照原来的编排，请擅长书法的人抄录，重新刻版印刷。唉！豆类和谷物、布匹丝绸，它们不如细切肉和烤肉那样珍贵美味，不如锦绣那样鲜艳华丽，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如果追求其实用价值，对世人生活有帮助，那么取舍的标准就各有不同了。我对此也是这样认为的。刻版完成后，特写此序以告知我的同道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