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仕遗规补编卷四
彼是此非。莫能相一。臣顾以为喜者。盖同异之闲。实至当之论所由出也。朝廷之上。不以同异为好恶。搢绅之列。或以同异为爱憎。臣则忧之。夫主于先发制人者。为国也。主于量时度力者。亦为国也。意见不同。同于为国。平心商搉。惟是之从。奚必以异己相嫉乎。元佑中禀禀向治。而羣贤自为矛盾。小人得以乘之。稔成绍圣之祸。今虽未至于斯。可不豫防其渐。愿羣臣各尽忠益。事求适当。不必苟同。见有异同。毋相疑忌。成众贤和衷之美。取同心报国之功。
译那是，这是非，不能统一。我却为此感到高兴，因为相同与不同的之间，正是最恰当的理论产生的地方。朝廷之上，不因为相同或不同而产生喜好或厌恶；而在士大夫阶层中，却有人因为相同或不同而产生爱憎，我对此感到担忧。主张先发制人的，是为了国家；主张衡量时势、估量实力的，也是为了国家。意见虽然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平心静气地商量探讨，只遵循正确的意见，何必因为意见不同而互相嫉妒呢？元祐年间，国家趋向治理，但群贤之间却自相矛盾，小人得以趁机而入，酿成了绍圣年间的祸患。现在虽然还没有到那种地步，但能不预先防范这种趋势吗？希望群臣各自尽忠献策，做事追求恰当，不必勉强苟同。见到意见有异同时，不要互相猜忌，成就众贤同心协力的美好，取得同心报国的功绩。
是君子。虽不同不害其为和。是小人。虽同终归不和。圣言曲尽君子小人情状。实关千古政治得失。真公所云同异之闲。至当之论所由出。尤至言也。
贤才满朝。而治效不立。议论盈廷。而弊事不修。忧国者为之叹惜。岂贤者非贤。而众议举不足采耶。窃谓人材有小大。善用者取长略短。皆足有济。议论有同异。善听者去非从是。皆足有补。大臣日加延访。使敷陈所蕴。而考察其行。能条举众弊。而分委以经画。课其效之成否。随以之黜陟。如此。则可用之人出矣。汉昭帝时。吏民上书言便宜有异。辄下杜延年平处复奏。神宗诏中外上言得失。委司马光张方平详定选择。哲庙嗣位。臣民皆上封事。亦令光与执政看详。然羣言繁多。无所抉择。命近臣掇取要语。各从其类。缮录成帙。以备采择。苟当于理。无不施行。如此。则可用之言见矣。用人听言。各有其实。何治之不立。而弊之不修耶。若悠悠玩愒。以虚誉用人。无以核其能否。以虚文听言。无以订其是非。恐弊事日滋。治效愈邈矣。人材无巨细。皆有益于世用。故常孜孜以求于下。而不敢俟人之求。一道数千里。官僚数百人。其材与否。不能尽知。然考于见闻。试以职事。亦闲得其一二。苟荐员之当及者。岂惟不俟其求。盖有未尝识面而举之矣。今蒙召擢。行且去官。采诸公言。犹有当举而未及者。用敢随其所长。形之论荐。以备采录。其中所长必有可取。大臣更加询察。或特加旌擢。或籍记中书。其中必有奋发。为清时之用者也。
荐贤而不俟人求。临去而追忆论荐。更求大臣询访。择其长而用之。此中必可得人。非如世俗官场。以荐举为沽名邀誉也。
国家深维民食之重。朱子请颁社仓法于天下。自是数十年闲。凡置仓之地。虽遇凶岁。人无菜色。里无嚣声。臣少时实亲覩其利。岁久法坏。亲见饥穷之民。惟乡落最甚。而致粟又为最艰。劳费不啻数倍。因慨然深念使社仓之法。推行不废。在在皆有藏粟。以之振民。犹取之怀也。其利岂不博哉。近岁士大夫。以其蠹弊多端。往往归尤于法。欲举而废之。抑不思古今之法。岂能久而无弊。亦在维持整饬之尔。即以常平义仓。侵渔移易。其害不一。然卒不可废者。以其害不能揜利故也。何独社仓必欲举而废之哉。
社仓至今日。虽不能无弊。毕竟弊少利多。弊犹可杜。利则无穷。未可因噎废食也。真公早已见及矣。
天下有幸免之吏。则必有不幸之民。夫吏之不良。法之所宜黜也。宜黜而以幸免。则凡不良之吏。知罚不及己。将安意肆行而无所忌。欲民之不受弊得乎。版籍混淆。贫富易位。奉文推排。邑令得人。升降适宜。民赖其利。邑令志不在民。一切付之乡保吏胥之手。飞走卖弄。听其自为。需求如志。则以上等之户。降而为下等。贿赂不至。则以百金之产。增而为千金。牒诉纷然。一不受理。遂使冤愤不平之气。无所发泄。同时并作。不能弹压解散。一邑嚣然。几至生变。直至守臣下县毁不公之籍。人情始定。争鬬始息。皆由不良之吏得以幸免故耳。
察吏所以安民。纵贪必至滋乱。言之极其恳切。
军政修饬。全在平时。若统戍得人。常有教阅训练之勤。无掊克朘削之害。原不须州郡节制。其如廉介公勤之将。未易多得。殿司远在行都。帅宪亦相去数百里。近而可以考察者。莫如州郡。又以原无统属。不敢过问。则军政废坏。将有不可胜言者。是以数十年来。士卒不如向时之精锐。舟船器械。不如向时之整备。正以戍将多非其人。又无从旁督察之者。遂得以肆其贪饕掊克之私。士卒无所告诉。故为一戍将之私计。则以受制节于本州岛为非便。为一军数千人之公计。则以听节制于本州岛为至便。在戍将之公廉无私者。亦喜其本州岛节制。呼应灵通也。
置军于州郡。事力寡弱。若受本州岛节制。则用度之窘缺。可以补充。出师之粮饷。教阅之犒赏。可以仰给。其有劳效
译这是君子。虽然意见不同，却不损害他们的和谐。这是小人。虽然表面相同，最终终究不和谐。圣人的言论曲折详尽地描述了君子和小人的情状。这确实关系到千古政治的得失。真德秀所说的同与异之间的区别，是最恰当的理论来源。这是尤其精辟的言论。
贤才充满朝廷，而治绩却不建立；议论充满朝廷，而弊端却不修治。忧国的人为此叹息惋惜。难道贤者不是贤者，而众人的议论都不可采纳吗？我私下认为，人才有小大之分，善于用人的人取其长处略其短处，都足以有所补益；议论有同异之分，善于听取的人去其错误从其正确，都足以有所补益。大臣每天增加延揽访求，让他们陈述所蕴藏的才能，并考察他们的品行；能够条列众弊，并分别委派他们筹划，考核他们成效的成败，随即以此作为升降的依据。这样，可用的人才就出现了。汉昭帝时，官吏百姓上书言说便宜之事有差异的，就交给杜延年平定处理并复奏。神宗下诏让内外官员上书言说得失，委任司马光、张方平详细审定选择。哲宗即位，臣民都上封事，也让司马光与执政官员查看详审。然而群言繁多，没有抉择，命令近臣摘取要语，各自归类，抄录成册，以备采择。如果合乎道理，无不施行。这样，可用的言论就显现了。用人和听取言论，各有其实质，为什么治绩不能建立，而弊端不能修治呢？如果悠悠然玩忽懈怠，以虚誉用人，没有方法核查他们的能力与否；以虚文听取言论，没有方法订正他们的对错。恐怕弊端日益滋生，治绩更加遥远了。人才无论巨细，都对世用有益，所以常常孜孜不倦地在下面寻求，而不敢等待别人来求。一道数千里，官僚数百人，他们的才能与否，不能全部知道。然而考察见闻，试用职事，也能偶尔得到一两个。如果荐举应当及的人，难道只是不等待他们来求，甚至有未曾识面就举荐的。现在蒙受召擢，即将离任，采纳各位的言论，还有应当举荐而未及的，因此敢于随其所长，形成论荐，以备采录。其中所长必有可取之处，大臣更加询察，或者特别旌表擢升，或者登记在中书省。其中必有奋发有为，成为清平时代所用的人才。
举荐贤才而不等待别人来求，临去时追忆论荐，更请求大臣询访，择其长处而用之，这中间必定能得到人才，不像世俗官场，把荐举当作沽名钓誉的手段。
国家深深考虑到民食的重要性，朱熹请求颁布社仓法于天下。从此数十年间，凡是设置社仓的地方，即使遇到灾年，人没有菜色，乡里没有喧哗之声。臣年轻时确实亲眼目睹其利。岁月久远，法度败坏，亲眼见到饥穷的百姓，只有乡村最为严重，而运粮又最为艰难，劳费不止数倍。因此慨然深思，如果社仓之法，推行不废，处处都有藏粟，以此来救济百姓，就像从怀里取物一样方便。其利益难道不广博吗？近年士大夫，因为弊端多端，往往归咎于法度，想要举而废之。却不思考古今的法度，怎能久而无弊，也在于维持整饬罢了。即使是常平义仓，侵吞挪用，其害不一，然而最终不可废除，是因为其害不能掩盖其利。为什么唯独社仓一定要举而废之呢？
社仓直到今天，虽然不能没有弊端，毕竟弊少利多，弊端还可以杜绝，利益则无穷，不可因噎废食。真德秀早已看到这一点。
天下有侥幸免罪的官吏，就必定有不幸的百姓。官吏的不良，是法度所应当黜退的。应当黜退而侥幸免罪，那么凡是不良的官吏，知道惩罚不及自己，将安心肆意而行而无所顾忌，想要百姓不受弊病可能吗？版籍混淆，贫富易位，奉行文书推排，县令得人，升降适宜，百姓依赖其利。县令志向不在百姓，一切付之乡保吏胥之手，飞走卖弄，听其自为，需求如志，就把上等之户，降为下等；贿赂不至，就把百金之产，增为千金。牒诉纷然，一概不受理，于是使冤愤不平之气，无处发泄，同时并作，不能弹压解散，一县喧哗，几乎生变。直到守臣下县毁坏不公之籍，人情才安定，争斗才平息。这都是因为不良的官吏得以侥幸免罪的缘故。
考察官吏是为了安定百姓，纵容贪官必然导致滋乱，说得极其恳切。
军政修饬，全在平时。如果统戍得人，常有教阅训练之勤，无掊克朘削之害，原本不需要州郡节制。然而廉介公勤的将领，不容易多得。殿司远在行都，帅宪也相距数百里，近而可以考察的，莫过于州郡。又因为原本没有统属，不敢过问，那么军政废坏，将有不可胜言者。因此数十年来，士卒不如向时之精锐，舟船器械，不如向时之整备，正是由于戍将多非其人，又无从旁督察者，于是得以肆其贪饕掊克之私，士卒无所告诉。所以为一戍将之私计，则认为受制节于本州为非便；为一军数千人之公计，则认为听节制于本州为至便。在戍将公廉无私者，也喜欢本州节制，呼应灵通。
置军于州郡，事力寡弱，如果受本州节制，那么用度之窘缺，可以补充；出师之粮饷，教阅之犒赏，可以仰给。其有劳效
。可借本州岛保明。其有利病。可望本州岛申述。盖州郡与本军。合为一体。凡事相为援助。则在本军为力也易。若州郡本军。各为一家。凡事不相左右。则在本军为力也难。如前岁追捕海寇。方其出军之时。本州岛给备粮饷。犒以酒肉。而又合民船以助其势。雇水手以助其用。曾有州郡老吏。私议本州岛从来只是移文督责。何须枉费官钱。盖其熟习见闻如此。今若仍前不相系属。自今或有缓急。虽听州郡调遣。而无节制之柄。必不肯资助。借使统戍得人。犹恐未能独办其事。况一有庸谬之人。滥居其选。既无州郡督责。又无州郡应副。岂复肯尽心竭力。以收捕盗贼为己责乎。
译可以借用本州的保明文书。其中有利弊之处，可以指望本州上奏陈述。因为州郡与本军应当合为一体，凡事互相援助，那么对本军来说，办事就容易；如果州郡与本军各自为政，凡事互不干涉，那么对本军来说，办事就困难。比如前年追捕海寇，正当出兵之时，本州供给粮饷，用酒肉犒劳，又征集民船以助声势，雇佣水手以助使用。曾有州郡的老吏私下议论，说本州历来只是发公文督促责成，何必白白浪费官钱。这是因为他们熟习见闻如此。现在如果仍然像以前那样互不隶属，今后若有紧急事务，虽然听从州郡调遣，但没有节制之权，必定不肯资助。即使统领戍守的人选得当，还担心不能独自办好事情，何况一旦有平庸谬误之人，滥竽充数，既没有州郡的督促责成，又没有州郡的接应辅助，难道还会尽心竭力，将收捕盗贼作为自己的责任吗？
驻军之地。必须文武官互相联络。抚绥弹压。平时可以省事息争。遇有军行。可以一体照料。故后世有兵民不可不分之势。而不可无分而不分之意。自宋迄今。不可易也。
○方孝孺 【 字希直履贯见前】
为政之道。尽人事而后征天道。天道至微而难知。人事至着而易为。舍易为而求难知。则为不知。先其微而后其着。则为失序。尧舜禹益。相告戒之辞。详矣。传道则曰执中。用人则曰九德。治民则曰六府三事。至论天道。则厯象授时之外。未尝有片言焉。三圣贤于天道。岂有所未达哉。弃所宜为。而求之恍惚荒诞之域者。圣贤所不取也。宰相之职。上致君。下泽民。贤才列乎位。教化行乎时。风俗美于天下。伦理正而礼乐兴。中国尊而外藩服。有生之伦。各遂其性。而无乖戾鬬争。则可为尽职矣。不必矻矻然探其所难知。以为夸美也。能尽其职。虽日月失明。寒暑不节。无害其为治。职有未尽。使天地位而万物育。亦何益于民乎。汉史称丙吉不问死伤。而诘牛喘。以为知大体。此非君子之言。民至相杀伤于都市之内。政教不振。民俗隳坏。其为变亦甚矣。岂非宰相所当忧乎。舍此不问。而恐阴阳不和。何其迂且妄也。
问牛喘事。史书传为美谈。实无裨于治道。丙相之贤。原不关此。先儒盖屡言之。此论更为警切。
自先王养士之制亡。而天下无全才之士。学术各随世之所尚而变。观乎世之所尚。而士可知也。西汉尚经术。故士多通经达理。东汉尚风节。故士多能自重。而不役志于利禄。唐尚谏诤。故多抗直之士。惟晋祖元虚。而尚清谈。士生其时。能以恬淡寡欲治身。而以简朴不烦镇俗。夷然有等贵贱齐死生之意。王导以此兴江左。谢安以此胜苻秦。庾冰王彪之之流。皆以此见重于世。士之用学术。犹工人之用器。器之用虽不同。然利者愈于钝。有者愈于无。挟其所闻知。以应当世之事。其不合者鲜矣。方未用时。计划规度。天下之得失利害。素定于心。及居乎位。则举而施之。如出物于怀。取金帛于藏。而陈之中庭。快乎其无难。沛乎其不穷矣。宜其无不当也。若诸葛孔明。范仲淹。身在布衣。已有宰辅之志。人亦以其志望之。及其得志。果不失人之所望。是岂待言语而见哉。以言语自表异者。类多夸诞之士。若殷浩者。夸诞之尤也。
圣人治天下。立法严而行法恕。严者。所以使民知其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法行而人犹得以自全也。昔者读酒诰之书。尝疑武王欲杀羣饮者为过甚。武王岂好杀之主哉。其为是言也。盖爱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阱民于死地。而后刑之。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于罪之为美乎。圣人之用心。不苟以悦民。吾使民阴受其惠。此仁之至也。
古之圣人。行仁义之政。虑不足以尽天下之变。于是推仁义而寓之于法。使吾之法行。而仁义亦阴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用法而诛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行法也。欲行仁义也。故尧舜之世有不诛。诛而海内服其公。以其立法善也。夫法之立。其意将以利民。法苟足以利民。虽成于异代。出于他人。守之可也。诚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虽作于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恶乎变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纷更之。出于己者以为是。出于古人者以为非。举天下好恶之公。皆弃而不用。而一准其私意之法。甚则时任其喜怒。而乱予夺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萧何曹参。世所谓刀笔吏。其功业为君子耻称焉。然何之立法。参之善守法。后世莫及也。当秦之亡。其患不在于无法。而患乎法之过严。不患乎法废而不举。而患乎自乱其法。故萧何既损益一代之典。曹参继之。即泊然无所复为。参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为者也。特恐变更而或致于乱。不如固守之为万全尔。
沈约。齐之鬻国小人。袁粲。宋之忠义
译驻军的地方，必须文武官员互相联络，安抚并压制（不法行为）。平时可以节省事端、平息争端；遇到军队行动时，可以统一照料。所以后世有兵民不能不分开驻扎的形势，但也不能没有分开却又不分开的用意。从宋朝到现在，这个道理是不可改变的。
○方孝孺【字希直，籍贯见前文】
治理政事的原则，是尽力做好人事，然后再去探求天道。天道极其微妙而难以知晓，人事极其显著而容易施行。舍弃容易施行的而去追求难以知晓的，就是无知；先关注微妙的而后关注显著的，就是失序。尧、舜、禹、益相互告诫的话，已经非常详尽了。传授道统就说“执中”，用人就说“九德”，治理百姓就说“六府三事”。至于谈论天道，除了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以授民时节之外，不曾有只言片语。三位圣贤对于天道，难道有什么不明白的吗？放弃应该做的事，而去追求恍惚荒诞的领域，是圣贤所不取的。宰相的职责，对上辅佐君主，对下恩泽百姓。贤才位列朝堂，教化施行于当时，风俗美好于天下，伦理端正而礼乐兴起，中原尊贵而外藩臣服。所有有生命的种类，各自顺遂其本性，而没有乖戾争斗，这样就可以说是尽职了。不必勤勉地去探求那些难以知晓的，以此作为夸耀和美化。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即使日月失明、寒暑失序，也不妨害其为治世。如果职责未尽，即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繁育，对百姓又有什么益处呢？《汉书》称赞丙吉不过问死伤，却追问牛喘，认为他懂得大体。这不是君子的言论。百姓在都市之内互相杀伤，政教不振，民俗败坏，这种变故已经非常严重了。这难道不是宰相应当忧虑的吗？舍弃这些不过问，却担心阴阳不和，是多么迂腐且妄诞啊。
关于问牛喘这件事，史书传为美谈，实际上对治国之道毫无裨益。丙吉的贤能，原本与此无关。先儒大概屡次说过，此论更为警策切要。
自从先王养士的制度消亡，天下就没有全才的士人了。学术各自随着世人的崇尚而改变。观察世人所崇尚的，就可以知道士人的情况了。西汉崇尚经术，所以士人多通晓经义、通达事理；东汉崇尚风骨节操，所以士人多能自重，而不役心于利禄；唐代崇尚谏诤，所以多有刚直不阿的士人。只有晋代崇尚玄虚，推崇清谈，士人生在那个时代，能够以恬淡寡欲修身，以简朴不烦俗世，安然有等贵贱、齐死生的意态。王导凭借这个振兴江东，谢安凭借这个战胜苻秦，庾冰、王彪之这一类人，都凭借这个被世人看重。士人运用学术，就像工匠运用器具。器具的用途虽然不同，但锋利的胜过钝的，有的胜过没有的。凭借所闻所知，来应对当世的事，不合时宜的情况很少了。在未任用之前，计划规度，天下得失利害的准则，早已在心中确定。等到居于职位，就拿出来施行，就像从怀中取出物品，从仓库取出金帛，陈列在中庭，痛快而没有困难，充沛而没有穷尽。适宜没有不恰当的。像诸葛孔明、范仲淹，身在布衣时，已有宰辅的志向，人们也以这种志向期望他们。等到他们得志，果然不辜负人们的期望。这难道要等待言语才能显现吗？用言语自我标榜以示不同的人，大多都是夸诞之士。像殷浩，就是夸诞的极致。
圣人治理天下，立法严厉而执法宽恕。严厉，是为了让百姓知道可畏而不触犯；宽恕，是为了让法律施行而人还能得以保全自身。从前读《酒诰》一书，曾经怀疑武王想要杀死聚众饮酒的人过于严苛。武王难道是喜好杀戮的君主吗？他说这样的话，大概是深爱他的百姓，而人们不知道罢了。展示姑息，将百姓置于死地，然后再施以刑罚，哪里比得上先设立不可触犯的禁令，让百姓不陷入罪过更美好呢？圣人的用心，不随便取悦百姓，我让百姓暗中受到恩惠，这是仁德的极致。
古代的圣人，施行仁义的政治，考虑到不足以穷尽天下的变化，于是推广仁义而寓之于法律。让我的法律施行，而仁义也暗中施行其中。所以仰望我的法律的人，知道可畏而不触犯；运用法律而诛杀百姓，百姓相信，说：这不是喜好施行法律，是想施行仁义。所以尧舜的时代有不诛杀，诛杀而海内信服其公正，因为立法善好啊。法律的设立，其意图是为了利民。法律如果足以利民，即使形成于异代，出于他人，遵守它也是可以的。如果确实违背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即使出于我的心，不遵守它也是可以的。知道它好而遵守它，是能守法的人；知道它不好而更改它，也是能守法的人。所厌恶的变法者，是不了解法律的意图，而用私意纷纷更改。出于自己的认为是，出于古人的认为非，将天下好恶的公理，都抛弃而不用，而一概以私意的法律为准。严重的甚至任凭自己的喜怒，而扰乱给予和剥夺的公平。因此法律不可行。萧何、曹参，世所谓刀笔吏，他们的功业被君子耻于称道。然而萧何的立法，曹参的善于守法，后世莫及。当秦朝灭亡时，祸患不在于没有法律，而在于法律过于严苛；不担心法律废置而不举，而担心自己扰乱法律。所以萧何既损益了一代的典章，曹参继承他，就淡泊而无所作为。曹参的才能，是萧何所畏惧的，不是不能有所作为。只是担心变更而或许导致混乱，不如固守为万全之策罢了。
沈约，是齐朝卖国的小人；袁粲，是宋朝忠义的
大臣也。粲拒萧道成而不纳。结诸将而谋诛之。劲气峻节。可比汉王陵王允。有古豪杰风。视褚渊辈。直狐鼠耳。其计之失。在乎知人不审。以谋语渊。乃渊负粲而败。非粲负社稷也。使天未遽亡宋。斩道成而夷其党。于粲何有哉。其不能成功者。特以威权去己。道成之势已盛而然。非粲过也。约不明其本心。而文致细故以罪粲。谓粲不肯当事。门无杂宾。物情不接。故及于败。此何足罪粲乎。宋明帝以苛暴御下。不欲政出羣臣。内外之臣有戚望者。必翦除之。粲不敢招权以抗其君。故遗释势利。使其君不疑。竞进趋附之徒。却去而不与接。事君之义。宜如是也。约攘利鄙夫。不达君子之道。观其罪粲之言。其心可知矣。区区富贵。曾何足言。而求之者。弃名节。损礼义。不顾躯命。而惟恐失之。如约之所得。不足以当一笑。甚至于鬻国弒君。以固其宠。而卒不免怅怅而亡。奚若守道以死之为愈乎。后之患失而贪得者。视粲与约。亦可以知所处矣。
译大臣也。王粲拒绝萧道成而不接纳他。联合众将领谋划诛杀萧道成。他刚正的气节，可以比得上汉代的王陵、王允。具有古代豪杰的风范。看待褚渊等人，简直如同狐狸老鼠罢了。他计谋的失误，在于识人不明。将谋略告诉了褚渊，于是褚渊背叛王粲导致失败。并非王粲辜负了国家。假使上天没有立刻让刘宋灭亡，斩杀萧道成并铲除他的党羽，对王粲来说有什么难的呢？他之所以不能成功，只是因为威权已经离他而去，萧道成的势力已经兴盛才这样的。并非王粲的过错。萧道成不明了王粲的本心，却罗织细枝末节来加罪于王粲，说王粲不肯担当大事，家中没有杂客，不与人交往，因此招致失败。这哪里足以加罪于王粲呢？宋明帝用苛刻暴虐的手段驾驭下属，不希望政令出自群臣。内外大臣中有威望的，必定加以剪除。王粲不敢揽权以对抗君主，所以抛弃权势利禄，使君主不怀疑他。那些争相趋附的人，他却拒绝而不与他们交往。侍奉君主的道义，应当是这样的。萧道成是贪图利益的鄙夫，不通晓君子的道理。看他加罪王粲的言论，他的内心就可知了。微小的富贵，哪里值得谈论。而追求它的人，抛弃名节，损害礼义，不顾惜身体性命，只恐怕失去它。像萧道成所得到的，不足以抵得上一笑。甚至到了出卖国家、弑杀君主，来巩固他的宠幸，最终不免失意而死。哪里比得上坚守道义而死更好呢？后世那些患得患失而贪婪的人，看待王粲与萧道成，也可以知道该如何自处了。
论古有识。足见读史不徒记故实。填腹笥也。
学者之患。在乎慕古而薄今。今闻其出于古。则以为善。虽有未至。不察也。闻其出于今。则以为不善。虽有至者。不察也。此道之所以不明。而所学者非也。秦以下言治道者。莫如汉之贾谊。董仲舒。王吉。唐之魏征。陆贽宋之范仲淹。司马光以比于三代圣贤匡世范民之政。其中不无可议。要之皆切于时务。足以救时而振俗者也。遵而行之。于世道不无裨益。未可以其非古。而忽为不足行也。
不论行之有益无益。惟慕古而薄今。是古而非今。皆道之不明。而学者之病也。推之凡物以古则贵。以今则贱。愈古则愈贵。不问适用与否。皆敝习也。
○高拱 【 字肃卿履贯见前】
天人之际。其理甚微。而谈者甚详。然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而曲说不与焉。阴阳错行。乖和贞胜。郁而为沴。虽天不能以自主。此实理也。防其未生。救其既形。备饬虑周。务以人胜。此实事也。至谓天以某灾应某事。是诬天也。谓人以某事致某灾。是诬人也。皆求其理而不得。乃曲为之说者也。
古之言天者。曰天垂象。见吉凶而已。未始推所为也。言事天者。曰克谨天戒而已。未始着所招也。乃如庶征之说。详于洪范。其休征。曰肃时雨若。乂时旸若。哲时燠若。谋时寒若。圣时风若。其咎征。曰狂恒雨若。僭恒旸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风若。言感通之靡忒也。若曰天人一理。即呼吸动静。皆有所关。而不可不谨云耳。君子以是求之。得其意焉可也。如以其辞而已。则貌何以为雨。言何以为旸。视何以为燠。听何以为寒。思何以为风。矧时雨必有时旸。是肃则不必乂也。时燠必有时寒。是哲则不必谋也。而恒旸必无恒雨。是有僭应则无狂应也。恒寒必无恒燠。是有急应则无豫应也。初岂若是胶固乎。其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言修弭之当豫也。若曰君臣一体。即大小不同。而莫不当谨云耳。君子亦以是求之。得其意焉可也。如以其辞而已。则王何分于岁。卿士何分于月。师尹何分于日。矧王省惟岁。则月在其中。卿士可无省也。卿士惟月。则日在其中。师尹可无省也。而积日为月。则师尹之省。亦卿士也。积月为岁。则卿士之省。亦王也。初岂若是局滞乎。
孔子之春秋也。书灾异。不书事应。以灾异之不可以事应言也。乃其理自如此。如必符之以箕范。则书大雨者。必求何事之狂。书大旱者。必求何事之僭。书无冰者。必求何事之豫。书陨霜杀菽者。必求何事之急。书六鹢退飞者。必求何事之蒙而可乎。论灾异者。必当以春秋为准。其意真。其辞直。确乎不易。而于箕范。则取其意不以辞害焉可也。
书灾异不书事应。春秋之法。确不可易。故洪范之辞。不可泥也。
天有天之道。人有人之为。易之洊雷震而恐惧修省。乃君子之心。不容自巳焉。犹孔子迅雷烈风而变也。诗之敬天怒渝。无敢戏豫驰驱。以为天且变焉。而顾泄泄谑谑。不以为意。将不于其变者逢乎。是故敬修而不敢怠也。此皆人事当然。不可不尽。尧之所谓儆予。汤之所以祷于桑林。固此意也。若夫灾之所以然。则天道运行。微乎微者。人可能测识者哉。
自斯义不明。乃有称干封余烈。如公孙卿公孙宏之流者。乃有旁摭曲证。牵附无当。如京房翼奉之流者。必谓天为有意。是故陈规者。则求其意于此。而贡谀者。则求其意于彼。然皆不得其故。君子所不道也。
夫天之灾。犹人之有疾。必有其征。在天则见于象纬。在地则见于山川。在物则为鸟兽草木之妖。在人则为奸宄寇贼之戾。其气之方舛。可知其所底止。既难以窥而复之。迟速又难以度。可畏孰甚焉。于是修人事以胜之。庶乎有不为害。不然。乃亦不至于太甚。而可从容以需其复。苟遂不为之所。则将有不可救药者矣。是故谨疾者。必为之求医药。寡嗜欲。节饮食。慎起居。以固一身之元气
译评论古人要有见识。足以看出读史书不仅仅是为了记住旧有的事实，用来填充自己的学识储备。
学者的弊病，在于仰慕古代而轻视当今。听到某事出自古代，就认为它是好的，即使它有所不足，也不去考察；听到某事出自当今，就认为它不好，即使它有所成就，也不去考察。这就是道理之所以不明，而学者所学非道的缘故。秦朝以后谈论治国之道的，没有谁比得上汉朝的贾谊、董仲舒、王吉，唐朝的魏征、陆贽，宋朝的范仲淹、司马光。将他们与夏商周三代的圣贤匡正世道、教化百姓的政治相比，其中并非没有可以议论的地方。但总之，他们都切合当时的时务，足以挽救时弊、振奋风俗。遵循并实行他们的做法，对于世道人心不无裨益，不能因为他们不是古代的人，就忽视他们，认为他们的做法不值得实行。
不论实行起来有益还是无益，只是仰慕古代而轻视当今，以古为是而以今为非，这都是道理不明、学者有病的表现。推而广之，凡是事物，以古代的就贵重，以当今的就低贱，越古老就越贵重，不问是否适用，这都是坏习气。
○高拱 【 字肃卿，籍贯见前文】
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其道理非常微妙，而谈论的人却非常详细。然而，在天有真实的道理，在人有实际的事情，而歪曲的说法并不参与其中。阴阳运行错乱，违背和谐，贞正战胜邪气，郁结而成灾害，即使是天也不能自主，这是真实的道理。在灾害尚未发生时加以防范，在灾害已经形成时加以补救，准备周全，考虑周密，务必以人力战胜天灾，这是实际的事情。至于说天用某种灾异来对应某种人事，这是诬蔑天；说人用某种人事招致某种灾异，这是诬蔑人。这都是探求道理而不得，于是歪曲地做出解释的人。
古代谈论天的人，说天垂示象数，显示吉凶罢了，从未推究其所以然；谈论侍奉天的人，说能够谨慎对待天的警戒罢了，从未指明所招致的祸福。至于像《洪范》中关于各种征兆的说法，详细记载其中。其吉兆说：严肃则及时雨应和，治理则及时晴应和，明智则及时暖应和，谋略则及时寒应和，圣明则及时风应和。其凶兆说：狂妄则常雨应和，僭越则常晴应和，安逸则常暖应和，急躁则常寒应和，蒙昧则常风应和。说的是感应相通没有差错。如果说天与人是一个道理，即使呼吸动静，都有关联，而不可不谨慎罢了。君子以此探求，领会其意旨就可以了。如果只拘泥于其言辞，那么容貌怎么就能成为雨，言语怎么就能成为晴，视看怎么就能成为暖，听闻怎么就能成为寒，思考怎么就能成为风？况且及时雨必然有时晴，这是严肃就不一定需要治理；及时暖必然有时寒，这是明智就不一定需要谋略。而常晴必然没有常雨，这是有僭越的应和就没有狂妄的应和；常寒必然没有常暖，这是有急躁的应和就没有安逸的应和。起初难道是这样僵化固执的吗？它说君王反省以岁为单位，卿士反省以月为单位，师尹反省以日为单位，说的是修治消弭灾祸应当预先准备。如果说君臣是一个整体，即使大小不同，而没有谁不应当谨慎罢了。君子也以此探求，领会其意旨就可以了。如果只拘泥其言辞，那么君王为什么区分于岁，卿士为什么区分于月，师尹为什么区分于日？况且君王反省以岁为单位，那么月就在其中，卿士可以不反省；卿士反省以月为单位，那么日就在其中，师尹可以不反省。而积累日成为月，那么师尹的反省，也是卿士的事；积累月成为岁，那么卿士的反省，也是君王的事。起初难道是这样拘泥滞涩的吗？
孔子的《春秋》，记载灾异，不记载人事应验，因为灾异不可以用人事应验来解释。然而其道理自然如此。如果一定要用《洪范》来对应，那么记载大雨，一定要寻找什么事狂妄；记载大旱，一定要寻找什么事僭越；记载无冰，一定要寻找什么事安逸；记载陨霜杀菽，一定要寻找什么事急躁；记载六只鹢鸟退飞，一定要寻找什么事蒙昧，这样可以吗？论述灾异的人，一定要以《春秋》为标准。其意旨真实，其言辞直白，确实不可改变。而对于《洪范》，则取其意旨，不以言辞损害它就可以了。
记载灾异而不记载人事应验，是《春秋》的法则，确实不可改变。所以《洪范》的言辞，不可以拘泥。
天有天的道理，人有人的作为。《易经》中洊雷震而恐惧修省，是君子的心，不容自己停止，就像孔子遇到迅雷烈风而改变神色一样。《诗经》中敬天怒渝，不敢嬉戏游乐、驰骋驱驰，认为天将要变化，而却泄泄谑谑，不以为意，将不会在其变化时遭遇吗？所以恭敬修省而不敢懈怠。这都是人事当然，不可不尽。尧所说的儆予，汤之所以在桑林祈祷，本来就是这个意思。至于灾祸之所以发生，则是天道运行，微妙极了，人可能测知吗？
自从这个意义不明，于是有称颂干封余烈，像公孙卿、公孙宏之类的人；于是有旁搜曲证，牵强附会不当，像京房、翼奉之类的人。一定认为天是有意的，所以陈规的人，就在此处寻求其意旨；而进谀的人，就在那里寻求其意旨。然而都不得其故，君子所不道的。
天的灾祸，就像人有疾病，必有其征兆。在天则见于象纬，在地则见于山川，在物则为鸟兽草木之妖，在人则为奸宄寇贼之戾。其气的方舛，可知其所底止。既难以窥而复之，迟速又难以度。可畏孰甚焉？于是修人事以胜之，庶乎有不为害。不然，乃亦不至于太甚，而可从容以需其复。苟遂不为之所，则将有不可救药者矣。是故谨疾的人，必为之求医药，寡嗜欲，节饮食，慎起居，以固一身之元气。
。谨灾者。必为之修纪纲。审法令。进忠实。黜谗邪。省刑罚。薄税敛。蠲逋负。广储蓄。祛烦苛。收携贰。除盗贼。慎边防。以固国家之元气。凡皆尽其在我者。以俟之而已。迨其气之既复。陂者平。否者泰。而吾亦无所损失败坏于其闲。则以有备无患。理之固然者耳。犹之寒暑者。天也。而吾为之裘。为之葛。裘葛诚具。则寒暑不侵焉。备在吾也。非曰吾有裘葛。而天遂不吾寒暑也。然而寒暑有时迁也。犹之风雨者。天也。而吾为之室。为之盖。室盖诚具。则风雨不侵焉。备在吾也。非曰吾有室盖。而天遂不吾风雨也。然而风雨有时止也。善论治者。不计灾与不灾。但视备与不备。如其备。不灾尤善。灾犹可无恐也。如其弗备。不灾犹未可。其如有灾何哉。
译谨慎对待灾祸的人，必定为此修明纲纪，审慎法令，进用忠诚正直之人，罢黜奸邪谄媚之徒，减轻刑罚，降低赋税，免除拖欠的债务，扩充储备，去除繁琐苛刻的政令，安抚离叛之心，清除盗贼，谨慎边防，以此来巩固国家的元气。这些都是竭尽人力所能做到的，然后等待时运罢了。等到元气恢复，倾斜的得以扶正，困顿的转为通达，而我们在其间也没有遭受损失败坏，那么这就是有备无患，是事理本然如此。就像寒暑是自然现象，而我们为之准备皮衣和葛布。皮衣和葛布确实备齐了，那么寒暑就无法侵害我们。准备在于我们自己，并不是说我们有了皮衣和葛布，上天就不再让我们经历寒暑。然而寒暑有时是会变迁的。就像风雨是自然现象，而我们为之建造房屋和车盖。房屋和车盖确实备齐了，那么风雨就无法侵害我们。准备在于我们自己，并不是说我们有了房屋和车盖，上天就不再让我们经历风雨。然而风雨有时是会停止的。善于论述治国之道的人，不计算是否会发生灾祸，只看是否有所准备。如果有所准备，没有灾祸固然更好，即使有灾祸也不必恐惧。如果没有准备，即使没有灾祸也还不可靠，那如果真的发生灾祸该怎么办呢？
是故圣人之事天也。纯乎敬而巳。非因无灾而弛。有灾而始致也。惟其所太过不及者。则为之财成辅相焉。其于民也。纯乎仁而巳。非因无灾而辍。有灾而始加也。惟其所憾于天地者。则为之补助焉。然而人事尽。天且赖之。固不能以终违也。兹所谓实者也。远乎是。则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者。可得其意焉。则所谓天作孼。犹可违。自作孼。不可逭。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可得其意焉。不然。而徒訿訿为议。迄无指归。则岂惟有盭于春秋之旨。亦非洪范之意所以示人者矣。
法者天下所共守。而不容毫发易者也。自通变之说兴。而转移之计得。欲有所为。则游意于法之外。而得倚法以为奸。欲有所避。则匿情于法之内。而反借法以为解。爱之者。罪虽大而强为之辞。恶之者。罪虽微而深探其意。讵惟张汤轻重之心。实有州犁高下之手。是曰坏法之习。 名节者。士君子所以自立。而不可一日坏者也。自苞苴之效彰。而廉隅之道丧。义之所在。则阳用其名。而阴违其实。甚则名与实兼违之。利之所在。则阴用其实。而阳违其名。甚则实与名兼用之。进身者。以贿为礼。鬻官者。以货准才。徒假卓茂顺情之辞。殊乖杨震畏知之旨。是曰黩货之习。 平易可以近民。公宽可以得众。而乃曲求小节。务在深文。事有当然。故抑滞留难以为得。赋有定数。必剥民多羡以为能。罪不原其情。而以深入为公。过不察其实。而以多奸为直。是曰刻薄之习。 同心始可为谋。协力斯能济务。而乃各为异同。互相彼此。事出于己。虽甚不善。而必要其成。事出于人。虽甚善。而每幸其败。如弗败也。犹将强躐其功。苟无成也。必且曲嫁其祸。是曰争妒之习。 古者赏不踰时。冀得速劝。罚不踰时。冀得速惩。是故人心快而事功兴。今也一日之事。动滞数年。一人之事。动经数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苟有微嫌。遂成永避。常使熏莸同臭。功罪并途。漏网终逃。国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怀不白之冤。是曰推委之习。 人之百体。疴痛相关。手之为足。亦以为手。目之为耳。亦以为目。是故联属而成身。今也武则非文。文则非武。出诸科甲。则羣向之。甚至以罪为功。非出诸科甲。则羣抑之。甚至以功为罪。常使多助者昂。寡助者低。昂者志骄。每袭取而鲜实。低者气沮。多隳堕而恬污。是曰党比之习。 作事贵乎谋始。远虑则无近忧。乃以因循为心。以卤莽为计。无事则不为远虑。聊徇故事。图侥幸于目前。有事则颠顿仓皇。不度可否。徒摭拾以塞责。名为救时。适增其扰。名为兴利。益重其害。是曰苟且之习。 辞有要。则政有恒。议论多。则成功少。而乃彼之所是。此之所谓非也。甲之所否。乙之所谓可也。事方立而忽夺其成。谋未施而巳泄其计。苍黄翻覆。丛杂纷纭。谈者各饰其私。而听者不胜其眩。是曰浮言之习。
兹八者之流弊。原因积渐而酿成。其患亦必积久而愈大。惟于舞文者无赦。以一法守。贪婪者无赦。以清污俗。崇忠厚。则刻薄者消。奖公直。则争妒者息。核课程。则推委者黜。公用舍。则党比者除。审功罪。则苟且无所容。核事实。则浮言无所受。譬诸人之一身。荣卫自足。苟亟除其大蠹。而徐调其元气。则不惟弱可使强。而调之既久。延长之道。固在斯矣。
八者之弊。语语切中。其救弊之法。亦切要不烦。毋视为官场泛论。纸上空谈也。
地方盗贼。多起衅于有司贪残。而养成于蒙蔽。及其势成。乃为招抚之说。苟且目前。我以抚款彼。彼亦以抚款我。东且抚。西且杀人。非有抚之实也。徒以金帛羊酒。宴犒以宠之。百姓之苦如彼。而贼之荣利如此。斯不亦为贼劝乎。徧地皆贼。实由于此。必须将山洞海洋之贼。大加惩创。然后抚恤疮痍。休养生息。乃称平定。
地方多盗。而有司愈怯。所以翦除之者。非可以急遽为也。务修弭盗之实。而不可多弭盗之
译因此，圣人侍奉上天，纯粹出于恭敬罢了，并不是因为没有灾祸就松懈，有了灾祸才开始恭敬。只是对于上天所表现出的过分或不足，就加以裁成辅助罢了。圣人对百姓，纯粹出于仁爱罢了，并不是因为没有灾祸就停止，有了灾祸才开始施爱。只是对于百姓在天地间所感到的遗憾，就加以补助罢了。然而人事尽力了，上天也将依赖它，本来就不能最终违背它。这就是所谓的“实”。远离了这个，那么所谓“上天的聪明，来自百姓的聪明；上天的明察威严，来自百姓的明察威严”，通达于上下，就可以领会其意了。那么所谓“上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避免；自己造成的灾祸，无法逃避；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来的”，就可以领会其意了。如果不这样，却只是喋喋不休地议论，最终没有主旨，那么这不仅违背了《春秋》的宗旨，也不是《洪范》之意用来启示人的了。
法度是天下共同遵守的，不容许丝毫改变。自从通变之说兴起，而转移之计得逞，想要有所作为，就在法度之外游移心意，从而倚仗法度来行奸；想要有所逃避，就在法度之内隐藏实情，反而借法度来辩解。喜爱他的人，罪行虽大也强行替他找借口；厌恶他的人，罪行虽微也深究其意图。哪里只是张汤轻重随心，实际上也有石高下其手的做法。这叫做坏法的习气。
名节是士君子赖以自立的东西，不可一天毁坏。自从贿赂之效显著，而廉隅之道丧失，道义所在，就表面上使用其名，而暗中违背其实，甚至名与实都违背；利益所在，就暗中使用其实，而表面上违背其名，甚至实与名都利用。谋求进身的人，把贿赂当作礼仪；卖官的人，用财物衡量才能。只是假借卓茂顺从情理的言辞，完全违背了杨震畏惧天知的宗旨。这叫做贪财的习气。
平易可以亲近百姓，公正宽厚可以赢得众人，却反而曲折追求小节，致力于深文周纳。事情有当然的道理，却压制滞留难以作为得计；赋税有定数，却必须剥削百姓多取盈余才作为能事；定罪不推究其情，而以深入苛刻作为公正；有过失不考察其实，而以多发现奸邪作为正直。这叫做刻薄的习气。
同心才能谋划，协力才能成就事务，却反而各自异同，互相彼此。事情出于自己，虽然很不善，也一定要它成功；事情出于别人，虽然很善，也常常庆幸它失败。如果不失败，还要强行夺取其功劳；如果没有成功，必定曲意嫁祸于人。这叫做争妒的习气。
古人赏赐不越过时节，希望得到迅速劝勉；惩罚不越过时节，希望得到迅速惩戒。因此人心痛快而事功兴起。现在一天之事，动不动停滞数年；一人之事，动不动经过数手。离去没有期限，到来不责备迟缓。如果有微小嫌疑，就永远逃避。常使香臭同臭，功罪并途。漏网之鱼最终逃脱，国家有不伸张的法度；覆盆之冤自苦，人怀有不白的冤屈。这叫做推委的习气。
人的百体，病痛相关，手为足，也以为手；目为耳，也以为目。因此联属而成身体。现在武职不属文职，文职不属武职。出自科甲的，众人趋向他，甚至以罪为功；不出自科甲的，众人压抑他，甚至以功为罪。常使多助者高昂，寡助者低落。高昂者志骄，每每袭取而鲜实；低落者气沮，多隳堕而恬污。这叫做党比的习气。
做事贵在谋始，远虑则无近忧。却以因循为心，以卤莽为计。无事时不作远虑，姑且遵循故事，图侥幸于目前；有事时颠顿仓皇，不度可否，徒摭拾以塞责。名为救时，适增其扰；名为兴利，益重其害。这叫做苟且的习气。
言辞有要，则政有恒；议论多，则成功少。却彼之所是，此之所谓非；甲之所否，乙之所谓可。事情刚立而忽然夺取其成，谋划未施而已泄露其计。苍黄翻覆，丛杂纷纭。谈者各饰其私，而听者不胜其眩。这叫做浮言的习气。
这八者的流弊，原因积渐而酿成，其患也必积久而愈大。只有对舞文弄法者不赦，以统一法守；对贪婪者不赦，以清除污俗。崇尚忠厚，则刻薄者消；奖赏公直，则争妒者息；考核课程，则推委者黜；公论用舍，则党比者除；审察功罪，则苟且无所容；核实事实，则浮言无所受。譬如人之一身，荣卫自足，如果急除其大蠹，而徐调其元气，则不仅弱可使强，而且调之既久，延长之道，固在斯矣。
八者的弊病，语语切中，其救弊之法，也切要不烦。不要视为官场泛论，纸上空谈。
地方盗贼，多起衅于有司贪残，而养成于蒙蔽。及其势成，乃为招抚之说，苟且目前。我以抚款彼，彼亦以抚款我。东且抚，西且杀人，非有抚之实也。徒以金帛羊酒，宴犒以宠之。百姓之苦如彼，而贼之荣利如此，斯不亦为贼劝乎。遍地皆贼，实由于此。必须将山洞海洋之贼，大加惩创，然后抚恤疮痍，休养生息，乃称平定。
地方多盗，而有司愈怯。所以翦除之者，非可以急遽为也。务修弭盗之实，而不可多弭盗之
文。弭盗之实。在未生者。防之使不得生。已形者。制之使不得逞。是处有兵。可以随手而用。凡有动作一二。即捕获之。勿俟其多。又宽首赃未尽之法。使捕者有利可艳。而肯向前。其贼伙众大者。必密招贼中之人。宥其罪。许以擒获贼首。而遂有其财。且得永为良民。利之所在。其中必有自变者。正不必出榜文激之。而使愈为备也。多盗之区。民有被劫。被杀。而不以报官者。曰官不为理。徒益重寇怒也。故盗益炽。而民益受害。无所控诉。使有司以捕盗为务。有即殄灭。安得积聚为凶。势不可向乎。使肯以稽察为务。凡健侠不务生理。出而之他者。必令里甲报知。穷其所往而拘治之。又安得肆意于外。流毒邻封乎。上司亦以稽察为务。凡捕获强贼。审出何州县人。即问该州县官。此人无良。出而之他。何以不问。彼又何敢不稽察。而徒安于本境之无失事乎。各处有司。皆宜饬示于先。责成于后。各使本境之人不敢出。出则必有所稽察。外来之人不能存。存亦必有稽察。盗虽不能遽绝。亦必渐少矣。
译治理盗贼的根本，在于防患于未然。对于尚未发生的盗贼，要预防使其不能产生；对于已经显露的盗贼，要控制使其不能得逞。这样各地都有兵力，可以随手调用。凡是盗贼稍有动静，立即将其捕获，不要等到他们人数众多。又放宽对首犯赃物未完全追回时的宽恕之法，使捕盗者有利可图，从而肯于向前抓捕。那些盗贼团伙众多庞大的，一定要秘密招降盗贼内部的人，宽恕其罪行，许诺若能擒获贼首，便可占有其财物，并且能永远成为良民。利益所在，其中必定有人自行转变，正不必发布榜文刺激他们，反而使他们更加防备。在盗贼众多的地区，百姓被劫、被杀却不向官府报案，说是官府不替百姓伸张正义，只会徒然加重寇贼的愤怒。因此盗贼更加猖獗，百姓更加受害，无处控诉。假使有司以捕盗为要务，盗贼一出现就立即消灭，怎能让其积聚成凶，形成不可抵挡之势呢？假使肯以稽查为要务，凡是那些逞强好勇、不从事正当生计、外出到他处的人，一定要让里甲上报知晓，查清其去向并拘禁惩治。又怎能让其在外肆意妄为，流毒邻境呢？上级官员也以稽查为要务，凡是捕获强盗，审问出是哪州县的人，就责问该州县的官员：此人品行不端，外出到他处，为何不查问？他们又怎敢不稽查，而仅仅安于本地没有出事呢？各地有司，都应当在事前告诫示众，事后追究责任。使本地的人不敢外出，外出就必定受到稽查；外来的人不能留居，留居也必定受到稽查。盗贼虽然不能立刻绝迹，但也必定逐渐减少了。
此保甲所以为弭盗之古法也。即在近日行之。其效莫切于此。惟在行之得其要耳。
所谓不能正法者。非不能行法也。彼时亦有叛卒受戮者。而真正巨恶。莫敢谁何。徒取一二龌龊之流塞责。其委曲于叛卒。而迁就以图了事之意。非惟叛卒知之。天下人皆知之也。至于官司。则每加以激变之罪。盖叛卒难处。而官司易治。易治者之加严。正欲见难处之当宽。其委罪于官司。而遮饰以图了事之意。非惟官司知之。天下人皆知之也。此皆当时主计之臣。暗懦规避。不肯为国任事。徒依违苟且于目前。而国法大坏。不可收拾。莫如先正叛乱之罪。而不必连及官司。若连及官司。即有轻重不伦。为叛卒者。曰。吾辈虽有人抵罪。而知府亦已不利。吾之计已得矣。地方有司。何以行法。军卒有不利。有司之行法者。必将曰。吾只闭城吶喊。何愁有司之不得罪。是率天下而乱也。何以为朝廷之纪纲哉。即使知府诚有罪。亦不当于此并论。庶使天下皆知法在必申。不可一毫假借。不惟可以振一时之纪纲。而万世之纪纲。由此而振。不惟可以安一郡之人心。而天下之人心。由此以安也。
有司虽有启衅之咎。而叛卒业已生事。自须先治叛卒。不可先惩有司。使叛卒以此得计。益长刁风。有司有罪。随后另惩可也。
沿边牧民之官。有疆场之责。即以有才力者为之。犹惧不堪。优厚而作兴之。犹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杂流则迁谪。待之既薄。志意隳阻。又何望于展布。盖徒以地苦其人。而不曾顾人之苦其地也。徒以边方为远地。曾不思远地安。然后内地安也。国家用人。不当为官择地。只当为地择官。远方既系紧要之地。尤宜以贤者处之。惟以智力。不以资格。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不必论其出身资格用之。比内地超迁。有捍患御敌者。以军功论。不次擢用。无益地方者。降之。观望推委误事者。轻则罢黜。重则军法治罪。既开功名之路于前。则不肯不尽其力。又有严罚于后。则不敢不尽其力。庶修职者多。边方有赖也。
用舍必循资格。岂为边地择人之意乎。
天下虽大。实则如人一身。必是血脉流通。顶踵皆至。然后可以为人。若使远方功罪之实。为在上者所明照。在上综核之意。为在远者所周知。谁敢不畏。敢不修职。万里之外。如在目前。治理之机。可运掌上。圣人能使中国为一人。用此道也。
史称汉相曰。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魏丙有声。览其行事。酇侯 【 萧何】 以剏。平阳 【 曹参】 以守。高平 【 魏相】 以严明。博阳 【 丙吉】 以广大。不共术而治。详其大要。不外于不肯有己而已。举惟利于国。不必其所善。法惟利于民。不必其所恶。宽严惟适于治。不必其同而无闲。此四子所以忘私理国。安主庇民。各展吁谋。而济大业也。如操舟然。前者操而左。后者操而右。虽有劲柁利楫。不能涉寻港。如御马然。一人策之使前。一人策之使后。虽有良驷坚辕。不能致里舍。是故夔龙让而虞兴。周召欢而周盛。种蠡合而越霸。廉蔺睦而赵强。房杜姚宋。熙载于唐家。韩范富欧。襄理于宋室。共济之效。所从来也。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凡犯颜极谏者。决非漫无所见。不可遽以怒心待之。须少宁耐回转。以观其意之所在。一回转闲。景象就别。始觉可怒。而终觉其可嘉者有矣。平时用此工夫。每有言至。即动此机。比其熟也。于听言何有。且此工夫在平时用更好。盖未有言至。而先思其理当如此。则平心和气之时。见理更真。既能前定。则对景时。自不觉其言之忤矣。
位高而有听言纳谏之责者。不可不常作此想。
○王守仁 【 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成化状元官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封新建伯谥文成崇祀庙庭】
国家太平无事。官有职掌。原不宜僭有陈说。以干出位之嫌。至于军情利害。事几得失。苟有所见。固刍荛所可进
译这就是保甲制度之所以成为消除盗贼的古老法则的原因。即使在近世推行它，其效果也没有比这更切实的了。关键在于推行时能抓住要领罢了。
所谓不能正法，并不是不能执行法律。当时也有叛乱的士卒被处死的，但真正的巨恶之徒，却没有人敢去追究。只是抓上一两个品行不端的小人充数交差。那种对叛卒委曲求全、迁就妥协以图了事的心态，不仅叛卒知道，天下人都知道。至于地方官员，则每每被加上激起变乱的罪名。大概是因为叛卒难以处置，而官员容易治罪。对容易治罪的人施加严厉惩罚，正是为了显示对难以处置的人应当宽待。那种将罪责推给官员、掩饰真相以图了事的心态，不仅官员知道，天下人也都知道。这都是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暗中懦弱、规避责任，不肯为国家担当事务，只是在眼前依违两可、苟且偷安，导致国家法度大坏，不可收拾。不如先纠正叛乱的罪责，而不必牵连到官员。如果牵连到官员，就会有轻重失当的问题。叛卒会说：“我们虽然有人抵罪，但知府也已受害，我们的计谋已经得逞了。”地方官员，又怎么能够执行法律呢？军卒有了好处，执行法律的官员，一定会说：“我只需闭城呐喊，何必担心官员不得罪呢？”这是率领天下走向混乱。怎么能成为朝廷的纲纪呢？即使知府确实有罪，也不应当在此一并论处。这样才能使天下人都知道法律必须伸张，不可丝毫宽容。这不仅能够振作一时的纲纪，而且万世的纲纪，由此而振作；这不仅能够安定一郡的人心，而且天下的人心，由此而安定。
官员虽然有挑起事端的过错，但叛卒已经生事，自然必须先惩治叛卒，不可先惩罚官员。使叛卒因此得逞，更加助长刁悍的风气。官员有罪，随后另行惩处也可以。
沿边牧养百姓的官员，有守卫边疆的责任。即使任用有才能的人，还担心不能胜任。给予优厚的待遇并激励他们，还恐怕不能振作。然而担任此地官职的人，不是杂流出身就是被贬谪的人。对待他们既微薄，他们的意志就颓废受阻，又怎么能期望他们施展抱负呢？这只是因为地方艰苦而苦待其人，却不曾考虑人因地方艰苦而受苦。只是把边疆当作偏远之地，却不曾想到偏远之地安定，然后内地才能安定。国家用人，不应当为官员选择地方，只应当为地方选择官员。远方既然是紧要之地，尤其应当任用贤能的人。只看智力，不看资历。有能够安抚困穷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的人，不必论其出身资历而任用他。比内地官员破格提拔。有抵御患难、抵抗敌人的人，按军功论处，破格提拔。对地方无益的人，降职。观望推诿误事的人，轻则罢免，重则按军法治罪。既然在前面开辟了功名之路，那么他们就不肯不尽其力；又有后面的严罚，那么他们就不敢不尽其力。这样尽职的人就多，边疆就有依靠了。
任用或舍弃官员必须遵循资历，这难道是选择边疆人才的本意吗？
天下虽然广大，实际上就像人的身体一样。必须是血脉流通，头顶到脚后跟都能到达，然后才能成为人。如果使远方功过的实情，被在上位者清楚地照察；在上位者综核名实的意图，被在远方的人所周知。谁敢不畏惧，敢不尽职？万里之外，就像在眼前一样。治理的机要，可以在掌上运转。圣人能使中国如同一人，就是用的这个道理。
史书称汉代宰相说：高祖开创基业，萧何、曹参位居首位；孝宣中兴，魏相、丙吉有名声。考察他们的行事，酇侯（萧何）以创立制度著称，平阳侯（曹参）以守成著称，高平侯（魏相）以严明著称，博阳侯（丙吉）以宽厚著称。方法不同而都能治理好，详察其大要，不外乎是不肯存有私心罢了。举措只要利于国家，不必是自己所喜欢的；法律只要利于百姓，不必是自己所厌恶的。宽严只要适合治理，不必相同而没有间隙。这四位之所以能忘却私利治理国家，安定君主庇护百姓，各自施展谋略，而成就大业的原因就在这里。就像驾船一样，前面的人向左划，后面的人向右划，虽然有强劲的舵和锋利的桨，也不能渡过寻丈深的港口。就像驾驭马匹一样，一个人鞭策它向前，一个人鞭策它向后，虽然有良马和坚固的车辕，也不能到达里舍。所以夔龙谦让而虞朝兴盛，周公召公和睦而周朝强盛，文种范蠡合作而越国称霸，廉颇蔺相如和睦而赵国强大，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在唐太宗时共同治理，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在宋仁宗时共同辅佐。共同治理的功效，由来已久。
良药苦口，利于治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事。凡是冒犯威严极力劝谏的人，决不是漫无所见，不可以立即用愤怒的心态对待他们。必须稍微忍耐回转，以观察其意图所在。一回转之间，景象就不同了。开始觉得可怒，最终觉得可嘉的情况也是有的。平时用此功夫，每当有言论到来，就触动这个机枢。等到熟练了，对于听取言论有什么困难呢？而且这个功夫在平时用更好。因为还没有言论到来，就先思考其理应当如此，那么在平心和气的时候，见到的道理更真实。既然能预先确定，那么面对情境时，自然不觉得言论违逆了。
地位高而有听取言论、采纳谏言责任的人，不可不常作这样的想法。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成化年间状元，官至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封新建伯，谥号文成，崇祀于孔庙】
国家太平无事，官员有职掌，原本不适宜越权陈述，以触犯越位的嫌疑。至于军情利害，事机得失，如果有所见解，即使是草野之人的意见也可以进献。
一曰蓄材以备急。今之武举。可以得骑射搏击之士。不足以收韬略统驭之才。公侯家虽有教读之设。不过虚应故事。实无裨益。诚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择文武兼济之才。如今之提学之职者一人。以教育之。习之以书史骑射。授之以韬略谋猷。又于武学生内。岁升其超异者于此。使之相与磨礲砥砺。日稽月考。别其才否。比年而校试。三年而选举。兵部自尚书以下。其两侍郎。使之每岁更迭巡边。科道部属内。择其通变特达者二三人以从。使得周知道里之远近。关隘之要害。贼情之虚实。事势之缓急。一旦有急。所以遥度而往莅之者。不虑无其人矣。
一曰蓄材以备急。今之武举。可以得骑射搏击之士。不足以收韬略统驭之才。公侯家虽有教读之设。不过虚应故事。实无裨益。诚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择文武兼济之才。如今之提学之职者一人。以教育之。习之以书史骑射。授之以韬略谋猷。又于武学生内。岁升其超异者于此。使之相与磨礲砥砺。日稽月考。别其才否。比年而校试。三年而选举。兵部自尚书以下。其两侍郎。使之每岁更迭巡边。科道部属内。择其通变特达者二三人以从。使得周知道里之远近。关隘之要害。贼情之虚实。事势之缓急。一旦有急。所以遥度而往莅之者。不虑无其人矣。
三曰简师以省费。善用兵者。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犹且日费千金。今以中国而御外寇。非漕挽则无粟。非征输则无财。是固不可以言因粮于敌矣。然则今日之师。可以轻出乎。北地多寒。今炎暑渐炽。敌性不耐。我得其时。一也。敌恃弓矢。今大雨时行。筋胶解弛。二也。敌逐水草以为居。射生畜以为食。今已蜂屯两月。粮草殆尽。野无所猎。三也。以臣料之。官军甫至。彼迹遁矣。惟有简师一事。犹可以省虚费。而得实用。夫兵贵精。不贵多。今于万人之内。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余皆归之京师。万人之声既扬矣。令密归京师。远关不知。是万人之威犹在也。而其实可以省无穷之费。岂不两便哉。况今官军一出。战则退后。功则争先。亦非守将之所喜。彼之请兵。徒以事之不济。则责有所分焉耳。诚于边塞之卒。以其所以养京军者而养之。以其所以赏京军者而赏之。旬日之闲。数万之众。可立募于帐下。奚必自京而出哉。
四曰屯田以给食。兵以食为主。无食是无兵也。远徼转输。水陆千里。踣顿捐弃。十而致一。军官既不堪战阵。又使无事坐食。以益民困。是与敌为谋也。三关之戍。方以战守不暇耕农。诚使京军分屯其地。给种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则授甲归屯。遥为声势。以相犄角。寇去。仍复其业。因以其暇。缮完敌所。拆毁边墙亭堡。以遏冲突。如此。虽未能尽给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输馈矣。此诚持久俟时之道也。
五曰行法以振威。臣闻李光弼之代子仪也。张用济斩于辕门。狄青之至广南也。陈曙戮于帐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强之寇。今武臣之失机者。往往以计幸脱。朝丧师于东陲。暮调守于西鄙。罚无所加。兵因纵弛。不惟不窴之罪。而复为曲全之地。彼亦何惮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总兵官之头目。动以一二百计。彼其诚以武勇而收录之也。则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辈非势家之子弟。即豪门之夤缘。皆以权力而强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剥。骚扰道路。仗势以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戎之怨。为总兵者。复资其权力。以相后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不庇乎。苟戾于法。又敢斩之以殉乎。是将军之威。固已因此辈而索然矣。其又何以临师服众哉。惟愿手敕提督等官。发令之日。即以先行丧师者。斩于辕门。以正军法。而所谓头目之属。悉皆禁令发回。毋使渎扰侵冒。以挠将权。则士卒奋励。军威振肃。克敌制胜。皆原于此。不然。虽有百万之众。徒以虚国劳民。而亦无所用之也。
六曰敷恩以激怒
译第一条是积蓄人才以备急用。如今的武举考试，只能得到擅长骑射搏击的武士，不足以招揽具有韬略和统帅才能的人才。公侯之家虽然设有教读之职，不过是虚应故事，实际上毫无裨益。如果真能让公侯的子弟都聚集在一个地方，选拔文武兼备的人才，像现在的提学官那样任命一人来教育他们。让他们学习书史和骑射，传授他们韬略和谋略。又在武学生中，每年选拔优秀出众的人到这里，使他们相互切磋磨练。每日稽查、每月考核，辨别他们的才能优劣。每年进行校试，每三年进行选举。兵部从尚书以下，那两位侍郎，让他们每年轮流巡视边防。在科道和部属官员中，挑选通晓变通、见识卓越的二三人跟随。让他们能够周知道路远近、关隘要害、敌情虚实、事势缓急。一旦有紧急情况，那些能够远程调度并前往主持的人，就不必担心没有合适的人了。
第一条是积蓄人才以备急用。如今的武举考试，可以招到骑射搏击的武士，不足以招揽韬略统驭的人才。公侯家虽然有教读的职位，不过是虚应故事，实际没有益处。如果真让公侯的子弟都聚集在一处，选拔文武兼备的人才，像现在的提学官一样任命一人来教育他们。让他们学习书史骑射，传授他们韬略谋略。又在武学生中，每年提拔优秀出众的人到这里，使他们相互切磋砥砺。每日稽查每月考核，辨别他们的才能优劣。每年校试，三年选举。兵部从尚书以下，那两位侍郎，使他们每年轮流巡视边防。在科道部属中，挑选通晓变通、见识卓越的二三人跟随。让他们能够周知道路远近、关隘要塞、贼情虚实、事势缓急。一旦有急事，那些能够远程调度并前往主持的人，不担心没有合适的人了。
第三条是精简军队以节省费用。善于用兵的人，从国家获取物资，从敌人那里获取粮食，尚且每天耗费千金。如今用中原军队抵御外寇，不靠漕运就没有粮食，不靠征收就没有钱财，这本来就不能说从敌人那里获取粮食了。那么今天的军队，可以轻易出动吗？北方多寒冷，如今炎热酷暑逐渐加剧，敌人本性不耐热，我们占据了天时，这是第一点。敌人倚仗弓矢，如今大雨时常降临，弓弦胶漆松弛，这是第二点。敌人追逐水草居住，射杀牲畜为食，如今已经像蜂群一样聚集了两个月，粮草几乎耗尽，野外没有猎物，这是第三点。以我推测，官军刚到，敌人就逃遁了。只有精简军队这一件事，还可以节省虚耗的费用，而获得实际的效用。军队贵在精干，不贵人多。如今在万人之中，选取精壮足以使用的三分之一，其余的都遣返回京师。万人出动的声势已经宣扬出去了，命令他们秘密返回京师，边关不知道。这样万人的威势还在，而实际上可以节省无穷的费用，难道不是两全其美吗？况且如今官军一出，作战就退居后列，争功就抢在前面，也不是守将所喜欢的。他们请求增兵，只是事情不成，责任可以分担罢了。如果真在边塞的士兵中，用供养京军的方法来供养他们，用赏赐京军的方法来赏赐他们，十天之内，数万人的军队，可以在帐下立刻招募，何必一定要从京师出兵呢？
第四条是屯田以供给粮食。军队以粮食为主，没有粮食就没有军队。遥远的边境转运物资，水陆千里，倒毙丢弃，十份只能送达一份。军官既不能胜任战阵，又让他们无事坐吃，增加百姓的困苦，这等于帮敌人谋划。三关的戍守，正忙于战守无暇耕种。如果真让京军分屯在那里，提供种子和农具，等到秋天收获，让他们各自靠自己的劳动吃饭。敌人来了，就穿上铠甲回到屯所，遥相呼应，形成掎角之势。敌人走了，就恢复他们的耕作。趁着空闲时间，修缮敌人所破坏的地方，拆毁边墙亭堡，以遏制敌人的冲突。这样，虽然不能完全供给塞下的粮食，也可以稍微减少转运的劳累了。这确实是持久等待时机的方法。
第五条是执行法令以振作威势。我听说李光弼代替郭子仪时，张用济被斩于辕门；狄青到达广南时，陈曙被杀于帐下。因此他们都能振作疲散之卒，而摧毁正强大的敌人。如今武臣失机的，往往靠计谋侥幸脱罪。早上在东边丧失军队，晚上就调去西边防守。惩罚没有施加，士兵因此放纵松弛。不仅不追究他们的罪责，反而为他们开脱。他们又害怕什么而拼死效力呢？法令不能执行，是因为上级触犯它。如今总兵官的头目，动不动就有一二百人。他们确实因为武勇而被收录，那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然而这些人不是权贵之家的子弟，就是豪门攀附的人，都是凭借权力强行委任的。他们需求苛刻，骚扰道路，仗势夺取战功，没有功劳却冒领赏赐。懈怠战士的心，激起边军的怨恨。做总兵的，又借助他们的权力，来互相推诿先后。委任他们，敢不接受吗？接受了，肯不庇护吗？如果违背法令，又敢杀他们以殉法吗？这样将军的威势，本来就已经因为这些人而索然无存了。又怎么能够统率军队、使众人信服呢？只希望手谕提督等官，发布命令的时候，就把先前丧失军队的人，斩于辕门，以正军法。而所谓头目之类，全部禁止并打发回去，不要让他们渎职骚扰、侵吞冒领，以干扰将帅的权力。那么士卒就会奋起努力，军威就会振作严肃，战胜敌人，都源于此。不然，即使有百万之众，也只是虚耗国家、劳苦百姓，而没有什么用处。
第六条是施予恩惠以激发愤怒
。师方失利。士气消沮。三关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则其宗族亲戚也。诚抚其疮痍。问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无怨尤。则生者自宜感动。然后简其强壮。宣以国恩。喻以寇雠。明以天伦。激以大义。悬赏以鼓其勇。暴恶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砺。务与之俱杀父兄之雠。以报朝廷之德。则我之兵势日张。士气日奋。区区丑类。有不足破者矣。
译军队刚刚遭受失利，士气低落沮丧。三关戍守的士兵中，那些死去的，不是他们的父母子弟，就是他们的宗族亲戚。如果真诚地抚慰他们的创伤，询问他们的疾苦，抚恤他们的孤寡，救济他们的贫困，那么死去的人都不会有怨恨，活着的人自然会受到感动。然后选拔其中的强壮者，宣告国家的恩德，晓谕敌人的仇怨，阐明人伦亲情，激发大义名分，设立重赏以鼓舞他们的勇气，揭露敌人的罪恶以加深他们的愤怒。使他们痛心疾首，日夜磨砺武器，务必与他们一起诛杀杀害父兄的仇敌，以报答朝廷的恩德。这样，我军的兵势就会日益壮大，士气就会日益振奋，那区区小丑之徒，就没有不能击破的了。
七曰捐小以全大。兵法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又曰。佯北勿从。饵兵勿食。敌势方张。我若按兵不动。彼必出锐以挑战。挑战不已。则必设诈以致师。或捐弃牛马而伪逃。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诈溃而埋伏。或潜军而讲和。是皆诱我以利也。信而从之。则堕其计矣。然敌情虚实。事难卒辨。当其挑诱。畜而不应。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为当救。一为为可邀。从之。则必陷于危亡之地。不从。则又惧于坐视之诛。此王师奔逐疲劳。损失威重。而丑类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纵。许以便宜。其纵之也。不以其坐视。其捐之也。不以为失机。养威畜愤。惟欲责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问。则我师常逸。而兵威无损矣。
八曰严守以乘弊。古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盖中国工于自守。外寇长于野战。今我卒新破。彼势方剧。若复与之交战。是投其所长。而以胜予敌也。今宜婴城固守。远斥堠以防奸。勤闲谍以谋敌。熟训练以用长。严号令以肃惰。而又频加犒享。使皆蓄力养锐。我足则彼日以匮。我盛则彼日以衰。我怒则彼日以曲。我逸则彼日以劳。我坚则彼日以虚。我锐则彼日以钝。索情较计。必将疲罢奔逃。然后用奇设伏。悉师振旅。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迎邀夹攻。首尾横击。所谓胜于万全。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上计也。
○冯从吾 【 字仲好履贯见前】
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于道。虽浅言之而常合。无得于道。虽深言之而常离。知此。而董扬王韩。优劣辨矣。仲舒时。道术混淆。舒下帷发愤。潜心大业。其识已高。且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自博士时已然。其行又何卓也。汉承秦后。仲尼之道蔑如。武帝袭文景业。一切制度。尚多阙略。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郡举茂才孝廉。皆自舒始发之。此其议论凿凿。可见诸行。真足羽翼道术。裨益世教者。其著书立言。虽平易亡奇。要之与道合也。真西山谓西汉儒者。惟仲舒一人。余以为知言。扬雄。制作允称深奥。而行事似不副之。如太元果元也。众人不好。与元何损。而汲汲于解难之作。比之天地。未己也。而又比之典谟。比之雅颂。未己也。而又比之箫韶。既曰雕虫之技。壮夫不为。而又不胜其夸张得意之态。深于养者。顾如是乎。屈原虽过于忠。而耿耿一念。诚可以愧世之人臣而怀二心者。何物子云。敢作反骚以驳之。雄之出处大节。君臣大义。岂待上剧秦美新颂。而后决白黑哉。反骚一篇。可反观矣。纵其言高出苍天。大含元气。与道术世教何补。雄也。不过词人之雄耳。其于道。尚可在离合闲论哉。两汉以降。厯魏晋六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振。王仲淹起隋之末造。当众口哓哓中。慨然以著述为己任。其立言指事。一禀于仲尼。故曰。通于夫子。受罔极之恩。即此一言。人品学术可知矣。或以太平十二策。姗通出处。不知开皇孰与新莽。若以雄而律通。则与惩羮吹齑何异。况献策不报。即幡然赋东征之歌。退而讲道河汾。其屡征不起。此其于出处闲。岂不大有可观哉。明道称其极有格言。考亭称其循规蹈矩。诚谓其与道合耳。通之后。越百余年。而得韩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不知因文见道。盖亦有足多者。唐以诗赋取士。故学者不得不取材于诸子百家。而孔孟之传。不绝如线。愈独举尧舜以来之统。归之孔孟。此非有独得之见者。能之乎。佛氏之教。浸淫人心。愈上表陈言。虽蒙窜斥。其志不隳。其有功于吾道何如。许由。龙逢。伯夷。皆特立独行之士。皆可以维纲常而扶宇宙。愈作通解。惓惓于三师之教。其有功于世教又何如。愈之为文。岂颛颛刻画于词句闲哉。惟上书及门。其出处之际。尚有遗议。愈于吾道。盖合者多而离者少也。程子所以谓愈亦近世之豪杰也。噫。三子之为文也浅。而于道也合。雄之为文也深。而于道也离。此董扬王韩优劣之辨也。
朱子于王
译第七，舍弃小利以保全大局。兵法说：想要夺取它，必须先给予它。又说：假装败退不要追击，诱敌之兵不要吞食。敌人气势正盛，我方如果按兵不动，他们必定派出精锐部队来挑战。挑战不停止，就必定设置诈术来引诱我军。或者抛弃牛马假装逃跑，或者隐藏精锐兵力以显示虚弱，或者假装溃败而设下埋伏，或者暗中撤军而提出讲和。这些都是用利益来引诱我们。如果相信并跟随他们，就会落入他们的计谋。然而敌情的虚实，事情难以迅速辨别。当敌人挑逗引诱时，我方积蓄力量而不回应，难免会有小规模被劫掠的担忧。一方认为应当救援，一方认为可以截击。如果跟随敌人，就必定陷入危亡之地；如果不跟随，又害怕因坐视不救而获罪。这就是朝廷军队奔波追逐、疲劳不堪，损失威严和声望，而敌寇得以得逞的原因。现在如果任凭他们操纵，允许将领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断。对于他们的放纵，不认为是坐视不救；对于舍弃小利，不认为是失去战机。积蓄威严、涵养愤慨，只要求取得大的成功，而小小的挫折损失，都置之不问。那么我军就能经常保持安逸，而军威就不会受损了。
第八，严守阵地以趁敌之弊。古代善于作战的人，先让自己立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可战胜的时机。大概中原军队擅长自我防守，外族寇盗擅长野外作战。现在我军刚刚遭受挫败，敌人气势正盛，如果再次与他们交战，这是投其所好，把胜利送给敌人。现在应当环城固守，远设斥候以防备奸细，勤于间谍活动以谋划对付敌人，熟练训练以发挥长处，严明号令以整顿懈怠。并且频繁加以犒劳赏赐，使大家都积蓄力量、保持锐气。我方充足，敌人就日益匮乏；我方强盛，敌人就日益衰弱；我方愤怒，敌人就日益理屈；我方安逸，敌人就日益劳苦；我方坚固，敌人就日益空虚；我方锐利，敌人就日益迟钝。推究情势、比较计策，敌人必将疲惫不堪而奔逃。然后使用奇兵设下埋伏，整顿军队，出兵敌人不去的地方，趋向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向，迎击截杀、夹攻，首尾横击。这就是所谓立于万全之地，处于不败之境，而不失为对付敌人的上策。
○冯从吾【字仲好，籍贯见前】
儒者著书立说，是为了阐明大道。对大道有所领悟，即使浅显地论述也常常符合大道；对大道没有领悟，即使深刻地论述也常常背离大道。懂得这一点，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的优劣就分辨清楚了。董仲舒的时代，道术混淆不清。董仲舒放下帷帐发愤读书，潜心致力于大事业，他的见识已经很高。而且他进退举止，不符合礼制就不做，学士们都以他为师、以他为尊，从担任博士时就是这样。他的品行又是多么卓越啊。汉朝继承秦朝之后，孔子的道统几乎灭绝。汉武帝继承文帝、景帝的基业，一切制度，还多有缺失和简略。董仲舒在对策中推崇阐明孔子学说，抑制黜落百家，设立学校的官员，郡国举荐茂才和孝廉，都是从董仲舒开始发起的。他的议论切实有据，可以付诸实行，真正足以辅助道术，裨益社会教化。他著书立说，虽然平易而没有奇特之处，但总之是与大道相合的。真德秀说西汉的儒者，只有董仲舒一人，我认为这是知言。扬雄，著述确实称得上深奥，但行事似乎不符合他的学说。比如《太玄》果真是玄妙吗？众人不喜欢，对玄妙有什么损害？他却急切地写作《解难》。把它比作天地，还不够；又把它比作《典》《谟》，还不够；又把它比作《雅》《颂》，还不够；又把它比作《箫》《韶》。既然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却又不能抑制夸张得意的神态。修养深厚的人，竟然这样吗？屈原虽然过于忠贞，但那一念耿耿忠心，确实可以让世上怀有二心的臣子感到羞愧。什么东西叫扬雄，敢写《反骚》来驳斥他？扬雄在出处大节、君臣大义方面，难道要等到献上《剧秦美新》颂扬新朝，才能分辨黑白吗？《反骚》一篇，可以反过来观察他的为人了。纵然他的言论高出苍天，包含元气，对道术和社会教化有什么补益呢？扬雄，不过是词人中的豪杰罢了。他对大道的关系，尚且可以在离合之间议论吗？两汉以后，历经魏晋六朝，我们的道统更加衰微不振。王通兴起于隋朝末年，当众人口出怨言时，慨然以著述为己任。他的立言指事，一概遵循孔子。所以说：通达于夫子，承受无尽的恩德。仅这一句话，人品和学术就可以知道了。有人用《太平十二策》嘲笑王通的出处，不知道开皇年间与新莽年间哪个更危险。如果用扬雄的标准来衡量王通，那与惩羹吹齑有什么区别。况且献策不被采纳，就毅然赋《东征之歌》，退而在河汾之间讲道。他屡次被征召都不起用，这在出处方面，难道不是大有可观吗？程颢称赞他极有格言，朱熹称赞他循规蹈矩，确实是说他与大道相合。王通之后，过了一百多年，才得到韩愈。韩愈的文章，天下人尊崇他，却不知道通过文章见大道，这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唐朝用诗赋选拔士人，所以学者不得不从诸子百家中取材，而孔孟的传承，不绝如缕。韩愈独自举起尧舜以来的道统，归之于孔孟。这不是有独到见解的人，能做到的吗？佛教的教义，浸淫人心，韩愈上表陈言，虽然遭受贬谪，他的志向没有毁坏。他对我们的道统有什么功劳呢？许由、龙逢、伯夷，都是特立独行的士人，都可以维系纲常而扶持宇宙。韩愈作《通解》，恳切地宣扬这三位先师的教化。他对社会教化又有什么功劳呢？韩愈写文章，难道只是专注于词句间的雕琢吗？只有上书和出仕方面，他的出处之际，还有遗留的议论。韩愈对于我们的道统，大概是相合的多而相离的少。程子所以说韩愈也是近世的豪杰。唉，这三位先生的文章浅显，但与大道相合；扬雄的文章深奥，但与大道相离。这就是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优劣的辨别。
朱熹对于王
通虽有不足之词。其学术纯正。固与董韩同有得于孔孟之道者也。扬雄莽大夫。文章出处。悖道远矣。以明道定四子优劣。确不可易。
译扬雄虽然有不恰当的言辞，但他的学术纯正，本来与董仲舒、韩愈一样，都从孔孟之道中有所心得。扬雄是王莽的大夫，其立身行事违背大道，相距甚远。以阐明正道来评定这四位人物的优劣，确实是不可更改的。
○凌义渠 【 字骏甫浙江鸟程人明天启进士官大理少卿城陷誾户自经赠刑部尚书谥忠清 本朝赐谥忠介】
士人久沿诪张为幻之风。宿习难醒。必明开条款。着为章程。如川行之有堤防。方足遏其横奔溃决之势。如车枢之有轨范。方足正其诡遇获禽之思。择其切要。列为八条。以俟申饬。
一曰崇经。孔子删述六经。垂训万世。及门之徒。皆身通六艺。汉承秦火之余。以明经取士。当时大儒若董仲舒。刘向。萧望之辈。皆兼通数经。继后虽分经取士。然未尝不贵博雅淹通也。盖天地闲名理。毕具六经。大文章。大事业。俱莫能外。今士人经业多卤莽。他经犹不寓目。朝夕诵读。惟是坊肆滥刻。何当施用。若能大其精神。研经味道。文采蕴藉。必有可观。从今场中试卷。必全场能博涉经书。融会旨趣者。亟收之。其浮华不根。疏浅无味者。勿录也。
二曰依传。夫传注为六经羽翼。当年大儒。若二程朱子蔡元定胡安国陈澔辈。皆精心理解。提要钩元。阐前圣之窽奥。惠后学以梯航。颁文学官。为程士法式。诸士体其成言。自足发挥妙义。何乃明弃师说。蹈空求奇。昂曲径而背周行。忽型笵而几跃冶。无怪一入仕途。辄多不轨不物。自今制义必准传注。其明为背谬者。概勿收录。
三曰切题。有题乃有制义。近日士人。全无体认。漫衍浮夸。掩卷读之。不知何作。夫无仪的而妄射。虽中丝毫不为巧。无根底而敷华。即炫众目总为妖。服官而不顾职业。营私而不顾身名。此生心害政之左验也。自今试卷必须切题阐发。有全不相蒙者。虽工弗录。
四曰当体。书曰词尚体要。制义有体。犹身有五官。虽贵神俊。而位置不可颠越。近日士子藐视矩矱。恣意猖狂。则颠倒甚也。限字有格。而或泛滥浮淫。冗至千余。则骈枝甚也。或题中虚字。不过助语。而牵缠不已。则支离甚也。又案牍俚言。漫入圣贤精语。则猥鄙甚也。至割裂扳扯。恢张高大。非其文义。则荒唐甚矣。凡皆体要不存。踰闲荡检之先证也。自今取士。须准先辈法程。违者不得混收。
五曰达词。孔子曰。辞达而巳矣。言贵达意也。易曰。风行水上涣。天下至文。贵自然也。沈约亦云。文有三易。句易读。字易解。使事易知。近日有一种不可解不可读文字。实多暗涩不通。而好僻者喜之。试观唐虞三代。及汉唐宋诸大家。曾有此否。即殷盘周诰。闲近倔声。说者。犹谓出于伏生年老之讹。况其后新莽援之作大诰以欺世。夫新莽之心术不可学。新莽之文。曷可学乎。自今为文。惟取达意为上。其晦涩不可方物者。必斥不录。
六曰读史。夫名理具在六经。而行实载诸列史。苟能广推博览。考古知今。则事变纠纷。自能洞观其要。故武侯云。才须学也。士人但知塾师铅椠。自甘蔽塞聪明。即厯代史书。或难徧观尽识。而通鉴纲目。何可不寓目经心。从今试卷。须徧阅二三场。必其洞晰古今。博雅成章者。方准收录。若舛错虚浮者。纵首场可观。必勿许录。
七曰革伪。夫书有真伪。旨趣自别。有识者何难鉴裁。自经书列史外。诸子百家。其可供文人荟撮者尽多。近有一种伪书。浅俗猥庸。读如嚼蜡。所载帝王周孔之言。不根经传。无识之人。津津称引之。凡以饰诈惊愚。诬民惑众。其于真文章。大文章。反蔑如也。此诈伪得售之象。非盛世所宜有。自今士子不妨博极羣书。而窜窃谬伪者必斥。
八曰识务。语云。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国家以文章取士。正欲于毛颖闲觇其经济。迩来士子。全副精神。祗寄首场。至于后场。不过临场辏砌。一切世务。原无讲究。主司鲜能留意真才。前场取中。始觅后场。前场偶落。后场即有贾董真才。何繇物色。士之骛浮华而闇实用。则始进之路然也。自今取士。参酌后场。其有练习彝典。通晓时务。如天文地理。兵农礼乐。屯盐鼓铸。律令河渠之类。能举大议。而中机宜者。即前场不中。亦亟
译○凌义渠【字骏甫，浙江乌程人，明天启进士，官至大理少卿。城破时，他呵斥贼寇，自缢而死，追赠刑部尚书，谥号忠清。本朝赐谥忠介】
士人长久以来沿袭着虚妄造作、弄虚作假的风气。这种积习难以唤醒，必须明确列出条款，制定为章程，就像河流有堤防一样，才能遏制其横冲直撞、溃决泛滥的势头；就像车轴有轨范一样，才能纠正其投机取巧、猎取禽兽的念头。选取其中最切中要害的，列为八条，以等待上级申诫。
一曰崇尚经学。孔子删定编撰六经，垂示训诫万世。孔门弟子，都亲身精通六艺。汉代承袭秦朝焚书之后的余绪，以通晓经书来选拔士人。当时的大儒如董仲舒、刘向、萧望之等人，都兼通多种经书。后来虽然分科取士，但从未不推崇博学雅正、淹贯通达。大概天地间的道理，都完备于六经之中，大的文章、大的事业，都不能脱离它。如今士人的经学大多粗疏草率，其他经书尚且不看在眼里，早晚诵读的，只是坊间滥刻的书籍，怎能应用于实际？如果能扩大精神境界，钻研经书、体味道理，文采含蓄蕴藉，一定会有可观之处。从今以后考场中的试卷，必须全场都能广泛涉猎经书、融会贯通旨趣的，立即录用；那些浮华无根、浅薄无味的，不要收录。
二曰依据传注。传注是六经的羽翼。当年大儒，如二程、朱子、蔡元定、胡安国、陈澔等人，都精心推究理解，提取纲要、钩出精髓，阐发前代圣人的深奥义理，为后学提供阶梯和舟航。颁布给文学官员，作为考核士人的法式。各位士人体会他们的成说，自然足以发挥精妙的义理。为何明代却抛弃师说，蹈空求奇，昂首走曲折小路而背离大道，忽视规范而几乎像金属熔化般失控？难怪一进入仕途，就多有不守规矩、不合常理的行为。从今以后制义文章必须依据传注，那些明显违背谬误的，一概不要收录。
三曰切合题目。有题目才有制义文章。近日士人，完全没有体会认识，随意铺陈浮夸，合上书卷读它，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没有靶子而胡乱射箭，即使射中毫毛也不算巧妙；没有根基而铺陈华丽，即使炫耀众人耳目总归是妖异。做官而不顾职责，营私而不顾身名，这是产生邪念、危害政事的明证。从今以后试卷必须切合题目阐发，有完全不相干的，即使工巧也不收录。
四曰合乎体制。《尚书》说：“言辞崇尚得体扼要。”制义文章有体制，就像身体有五官，虽然贵在神俊，但位置不可颠倒错乱。近日士子轻视规矩法度，恣意猖狂，那么颠倒得很严重了。限定字数有格式，却有时泛滥浮淫，冗长到一千多字，那么多余得很严重了。有时题目中的虚字，不过是助语，却纠缠不休，那么支离破碎得很严重了。又比如案牍俗言，随意混入圣贤精语，那么猥琐鄙陋得很严重了。至于割裂牵强，夸大其词，不符合文义，那么荒唐得很严重了。这些都是不存得体扼要，逾越界限、放荡检点的先兆。从今以后选拔士人，必须依据先辈的法度程式，违反者不得混入收录。
五曰通达文辞。孔子说：“言辞能够达意就可以了。”言语贵在达意。《易经》说：“风行水上，涣散。”天下至美的文章，贵在自然。沈约也说：“文章有三易：句子易读，字易解，用事易知。”近日有一种不可解不可读的文字，实在多晦涩不通，而喜好偏僻的人喜欢它。试看唐虞三代，以及汉唐宋诸大家，曾有这种吗？即使殷盘周诰，间杂近俗倔强的声音，解说者，还说是出于伏生年老之讹误。何况后来新莽王莽援引之作《大诰》以欺骗世人。王莽的心术不可学，王莽的文章，怎能学呢？从今以后写文章，只取达意为上，那些晦涩不可名状的，一定斥退不录。
六曰读史。道理完备于六经，而事迹记载于列史。如果能广泛推究博览，考古知今，那么事变纠纷，自然能洞察其要害。所以诸葛亮说：“才须学也。”士人只知道塾师的笔墨，自甘蔽塞聪明，即使历代史书，或难遍观尽识，而《通鉴纲目》，怎能不看在眼里、放在心上？从今以后试卷，须遍阅二三场，必须其洞悉古今、博雅成章的，才准收录。若错乱虚浮的，纵然首场可观，也必不许收录。
七曰革除伪书。书有真伪，旨趣自然不同。有见识的人何难鉴裁？自经书列史外，诸子百家，可供文人采撷的很多。近日有一种伪书，浅俗猥庸，读如嚼蜡，所载帝王周公孔子之言，不根经传，无识之人，津津称引之。凡是为了装饰欺诈、惊吓愚民，诬蔑民众、迷惑大众，对于真文章、大文章，反而轻视如无。这是诈伪得逞的现象，不是盛世所应有的。从今以后士子不妨博览群书，而窜窃谬伪者必斥退。
八曰识务。俗话说：“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国家以文章取士，正欲于笔墨之间观察其经世济民之才。近来士子，全副精神，只寄托于首场，至于后场，不过是临场拼凑，一切世务，原本没有讲究。主考官很少能留意真才，前场取中，才开始寻找后场，前场偶然落第，后场即使有贾谊、董仲舒那样的真才，从何物色？士人追求浮华而暗于实用，那么初入仕途之路就是这样。从今以后取士，参酌后场，那些有练习常典、通晓时务，如天文地理、兵农礼乐、屯盐鼓铸、律令河渠之类，能提出大议，而中肯合宜的，即使前场不中，也立即
文事必兼武备。斯时犹为三年之艾。诸士中有能演习武书。及百将传。而能发挥中窾者。犹当急收之。远可备中枢节钺之选。近可资郡邑保障之材。在于遴择者留之意云尔。
刁蒙吉曰。每言举业一途。绝无裨于天下国家。若以此为功令。着实举行。则文章事业。合而为一。前辈诸名公。厯厯可数也。后人袭取妆点。与身心了无干涉。何怪乎当官覆餗也。凌公之言。当为后世制科法程。不特一时名疏也。
近世告密之门渐启。藩国悍宗。奏里闾小故。叫阍声冤。乃至仆竖侮家长。下吏箝小官。市侩持缙绅。此春秋所谓六逆也。天下所以治。恃上下之分。防维决裂。无复界限。国家安所藉以提絜万灵。役使羣动哉。
告密刁风。近于纵逆。上下之防。不可少也。
○王心敬 【 字尔缉号丰川履贯见前】
请辟直言之路。自昔帝尧清问下民。帝舜明目达聪。箕子为武王陈范。则曰谋及庶民。雅诗载启王心。则曰询于刍荛。盖凡百尔羣臣。皆有上赞君德之谊。然如卑官下位。庠士庶民。一则不知忌讳。一则生于草野。其性质直。而于地方隐患。固有官吏不及知。而彼先知之者。如汉帝之宜为义帝发丧。此良平之不能知也。而新城三老。独能先倡于帝前。戾太子之见冤江充。当时汉廷大臣。曾无人敢言。而壶关三老。独能见帝诉情。其它如王氏之将为汉祸。独发于梅福之公交车陈奏。唐代之种种隐患。犹输于郇模三十六字之献。此皆前事明鉴。今若特开卑官下位庠士庶民得以陈言之路。而重赏其言人所不知言不敢言之功。杜其报复恩怨陷官揭雠之弊。未必不收直言谠论之益。可为曲突徙薪之谋者也。苗疆事宜。更须询之黔中寓近苗地之绅衿。及民庶。客商约保诸人。并其地之文武衙门兵快。与前曾往来苗地之民人。用厚赀重赏。买作闲谍。侦探贼路之远近险平何如。此贼之狡桀悍勇为谁。可谕之顺者。令其归顺。能为大兵作乡导羽翼者。招之効力输诚。立加踰格之奖赏。是即今日剿逆苗平黔祸之一策也。
请课言路之实效。厯年京钞所传章奏。往往摘细节宋事为言者。今或择三法司严正不挠者。掌各班论奏。而定其是非功过。其有知要得体。能言敢谏。与夫识能发积来之蠹弊。言能陈向来待更之条端。则计功录绩。俟到一考。按劳转迁。庶几收言路之实益。得直臣之隐功。
请行久任之超迁。人才各有长短。职有称与不称。唐虞五臣。终身一职。职皆尽分。盖职以久而后精。分以专而始成也。至如汉代或长子孙。或延累世。故中闲少转迁之吏弊。多久任之实勋。人心少诈。吏治不欺。而胥吏杜增减簿书之蠹。小民省迎新送故之费。此中所全不少。纵不能如唐虞之终身一官。两汉之吏长子孙。若三年考绩。明则晋职久任。以俟成功。幽则一年教饬。再年降级。三年然后黜削及焉。如三年陟明。六年奏治。官仍旧地。秩则实升。迨厯任六年九年。即以升级晋阶之实品。立晋显班。则官无袭取之功名。民收渐摩之实福。国亦丕享久道化成。沦肌浃髓之化理矣。
请定词林之课程。翰苑之迁转。自昔翰苑为储相之地。今日虽不尽然。要之自是清华之选。将来多处卿贰之班。乃翰林馆课。祗在诗赋词章之学。又或祗于朝内迁职晋阶。气质高朗者。积学善问。未尝不通于国事民情。要之所习者诗赋词章。而责之以经世实务。未免有学非所用之弊。自今或宜词馆定课。上自六经孔孟之道德。下至古今治理之经猷。按节实学。务明底里。期于有裨世用。如制作诗文。则务以兼通古人雅颂诏诰体裁。力宗典雅。而不流于纤巧靡丽。庶几学文章之日。即学道德经济之日。文章果已成家。则必外厯府道州厅之任。使知民情政事。内经科道言责之任。使知赞治匡君。迨厯试多宜。即将来处之议政之地。庶几可当国家大任。
请重国子监之教养。京师首善之地。翰林关于道术人才。其次则聚名臣勋旧子弟。及贡
译文治必须兼修武备。此时正是储备人才的时候。各位士人中，有能研习武学书籍及《百将传》，并能阐发其中精要的人，都应当急切地招揽他们。长远来看，可以储备为中枢重臣、统帅之选；近处来看，可以资用为郡县保障之才。在于选拔者留意罢了。
刁蒙吉说：常说科举这一途径，对天下国家毫无益处。如果以此作为法令，切实推行，那么文章与事业就能合而为一。前辈各位名公，历历可数。后人只是袭取妆点，与身心毫无关联，难怪当官时会颠覆大鼎（意指败事）。凌公的话，应当作为后世制科的法度准则，不仅仅是一时的名疏。
近世告密的门路逐渐开启。藩国的强悍宗室，上奏邻里间的琐事，叫喊宫门申诉冤屈。甚至仆役侮辱家长，下级官吏钳制小官，市井商人挟持缙绅，这就是《春秋》所说的六种悖逆行为。天下之所以能治理，依靠的是上下等级的区分。防范维系一旦决裂，不再有界限，国家凭借什么来统领万物、役使众生呢？
告密的刁钻风气，近乎纵容悖逆。上下等级的防范，不可缺少。
○王心敬【字尔缉，号丰川，履历见前】
请求开辟直言进谏的道路。从前的帝尧向下民询问政事，帝舜使耳目通达聪明，箕子为周武王陈述法度，就说要谋划及于庶民；《雅》诗记载开启君王的心意，就说要咨询割草打柴的人。大概所有群臣，都有向上辅助君王德行的道义。然而像卑官下位、学校士子、普通百姓，一方面不知忌讳，一方面生于草野，他们性情正直，对于地方的隐患，本来有官吏不知道的，而他们却先知道。比如汉帝应该为义帝发丧，这是张良、陈平所不知道的，而新城三老却能在皇帝面前率先倡导。戾太子被江充冤害，当时汉朝朝廷大臣，曾无人敢说话，而壶关三老却能见皇帝诉说实情。其他如王氏将要成为汉朝祸患，唯独由梅福在公交车上陈奏；唐代的种种隐患，还由郇模三十六字的献言所揭示。这些都是前事的明鉴。现在如果特别开辟卑官下位、学校士子、普通百姓得以陈述意见的道路，而重赏那些说出别人不知道、不敢说的话的功劳，杜绝报复恩怨、陷害官员、揭发仇敌的弊端，未必不能收到直言正论的好处，可以作为防患于未然的谋划。苗疆事宜，更需要询问黔中寓居靠近苗地的绅士，以及百姓、客商、约保等人，以及当地文武衙门的兵丁快役，和以前曾往来苗地的百姓，用丰厚的资财重赏，买作闲谍，侦探贼路远近险平如何。这贼中狡猾强悍勇猛的是谁。可以晓谕归顺的，令其归顺；能为大军作向导羽翼的，招他们效力输诚，立即给予破格的奖赏。这就是今日剿灭逆苗、平定黔祸的一条策略。
请求考核言路的实际效果。历年京城抄传的章奏，往往摘取细节、宋事来说。现在或许选择三法司中严正不屈的人，掌管各类论奏，并判定其是非功过。其中有知道要害、得体，能言敢谏，以及识见能发现积久的弊端，言论能陈述向来等待更改的条目的，就计算功劳记录业绩，等到一次考核，按劳绩转任升迁。大概能收到言路的实际益处，得到直臣的隐性功劳。
请求实行久任的超迁。人才各有长短，职位有称职与不称职。唐虞五臣，终身担任一个职位，职责都尽到了本分。大概职位因为长久而后精通，本分因为专一而后成功。至于汉代，有的长官子孙，有的延续累世，所以中间少有转任升迁的吏治弊端，多有久任的实际功勋。人心少有欺诈，吏治不欺骗，而胥吏杜绝增减簿书的弊端，小民节省迎新送旧的费用。这里保全的不少。纵然不能像唐虞那样终身一官，两汉那样官吏长官子孙，如果三年考核政绩，明显的就晋升职位久任，以等待成功；隐晦的就一年教导告诫，两年降级，三年然后罢免削职。如果三年晋升明显，六年奏报政绩，官职仍在原地，品级则实际提升。等到历任六年九年，就以升级晋阶的实际品级，立即晋升显赫班次。那么官员没有袭取功名，百姓收获渐次教化的实际福泽，国家也大大享受长久道义化成、深入肌理的教化治理了。
请求规定词林的课程。翰苑的迁转，从昔翰苑是储备宰相的地方，今日虽不完全如此，总之是清贵之选，将来多处卿贰之班。然而翰林馆课，只在诗赋词章之学，又或许只在朝内迁职晋阶。气质高朗的人，积学善问，未尝不通于国事民情，但所习的是诗赋词章，而责之以经世实务，未免有学非所用的弊端。从今或许应当词馆定课，上自六经孔孟的道德，下至古今治理的经猷，按节实学，务必明了底里，期望对世用有益。如制作诗文，则务必兼通古人雅颂诏诰体裁，力宗典雅，而不流于纤巧靡丽。大概学习文章之日，就是学习道德经济之日。文章果已成家，则必须外历府道州厅之任，使知民情政事；内经历科道言责之任，使知赞治匡君。等到历试多宜，即将来处之议政之地，大概可当国家大任。
请求重视国子监的教养。京师是首善之地，翰林关乎道术人才，其次则聚集名臣勋旧子弟，以及贡
监俊秀。归于国学。其关于道术人才。亦至重也。今于司监大员。慎择名臣课士法程。严设条规。可谓详矣。然其所以课之者。仍不离通套时文。而无关于道德经济渊源。其所以选造。亦止于积资累考。而无与于成德达材。徒为士子出身一途耳。惟于其课试。务令迪以成德达材实义。一如教养翰林之式。人必慎择。法必切实。庶几厚养良诲之下。当有实才挺出。以供国家之用。且可以京师首善之良法。作四海学校师儒之仪型。国学之重。媲美于古。式焕于今矣。
译监督俊秀人才，使他们归于国学。这关系到道术与人才，也是极其重要的。如今对于主管国学的官员，谨慎选择名臣来制定考核士子的法度规程，严格设立条规，可以说已经非常详尽了。然而，用来考核的内容，仍然不脱离通用的时文套路，而与道德、经世的渊源无关；选拔造就的方式，也仅限于积累资历、多次考核，而与成就德行、通达才能无关，仅仅成为士子获取出身的一条途径罢了。只有在考核测试时，务必引导他们理解成就德行、通达才能的真实含义，完全依照培养翰林学士的模式，人选必须谨慎挑选，法度必须切实可行，那么在优厚的供养和良善的教诲之下，应当会有真正的杰出人才涌现，以供国家使用。并且可以将京师作为首善之地的良好法度，作为天下学校师儒的典范。这样，国学的地位就能与古代相媲美，在当今时代焕发光彩了。
请慎择侍卫之选。周书冏命篇曰。侍御仆从。罔非正人。以旦夕丞弼我后。出入起居。罔敢不钦。则知三代盛时。不但公孤卿尹。择人必慎。即左右侍从。亦莫不慎择正人也。汉犹近古。故袁盎东方朔司马相如孔安国辈。皆以文章隽颖。执戟为郎。左右天子。而如却慎夫人之席。争上林苑之广。与谏驰坂之危隘。皆与一时诤臣。同着忠直。载在史策。今稽古定制。选用侍卫。兼参周汉之制。自文武大臣子弟外。如文武科目贡监中。择取端方秀异俊伟倜傥之士。俾之随侍起居出入。临幸执戟以从。深宫宴处。令其直班宫门。以严宿卫。盖法驾出入。随时随处。须人侍卫。与其从以便佞不学之人。何如从以明理知学之士。既资使令。兼广丞弼乎。自临朝御政。则有大臣。经筵则有讲官。而周旋左右。亦皆通达德义。娴习礼教之士。庶左右前后。罔非正人。随时物色。此中亦可储蓄将相人材。
请培植满汉之人才。国家统一四海。中外一家。而满洲汉军。系从龙之彦。皇亲勋冑。靡官不有。臣平日读书穷理。不揣拘迂。详究教养之法。夫人性皆善。义理无穷。非学不知。非问不明。况夫致君泽民之道。练兵御寇之方。俱载经籍。备于先觉。虽生知安行。亦必学古从师。商书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又曰好问则裕。凡以言欲知欲能。必好古而学。尊师而问也。是惟少壮所学。一准经时济世之旨。务求知明行当之规。先讲君臣父子之伦常。次明立朝莅兵之规矩。书亦不容泛骛博涉。但前半日令于四子一书。通文会义。务期实践之身心。通鉴节略。挈要提纲。务令有资于鉴戒。五经则先通理。七书则熟讲孙吴。此外如名臣奏议中可诵之文。精择百篇。令之次第诵讲。以明陈奏文移之规。余如明理经世之书。则听其自读。不在功令限读之内。后半日则令之习弓马技艺。满文清语。习力习劳。年逾二十。则视其明人情。达治务。通于战阵。娴于驰驱者。举为上选。即相其才品。试之文武镇属之内。老练其才。迨二十五六岁后。视其才略果可任用。即令履职任事。其不能者但得身躯壮健。便令披甲当兵。自挣官职。若更连甲亦不可披。则督令习于农商。谋养生之业。如此。则凡满洲汉军。高下智愚。无不各得其分。而人无弃材。风俗日盛矣。此中全在精择良师。勤行考察。有功者。立加奖赏。诞慢纵肆者。谴罚不贷。不以贵势而挠其法。不以时久而怠其行。且满汉旗分贵贱。文武各收观成之效。愈足为汉人文武士庶作之仪型。今制满洲汉军子弟。习文者。同文生以时文进身。潜心课业。习武者。从武科出身。记诵策论。学习骑射技勇。有一般才能。即有一途出身。至若弹琴下棋。征歌写画。皆为末技。岂可以此误子弟于虚文。弱子弟之筋骨。况满洲汉军之出于望族。资质聪敏。身材倜傥者。文陟卿贰。武陟提镇。关于治理人材者甚重。又岂可导之入虚文浮华之路乎。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如教养满洲汉军之法。正不可不变通神明者也。
丰川先生。留心当时要务。不拘泥于古法空谈。诸条皆时务之最切者。所宜讲究也。
○魏禧 【 字冰叔履贯见前】
明兴。三途并用。不废吏员。况锺蔚能陈信之徒。厥有成效。若汉以掾吏立功名。起为公卿。则不可胜数矣。今之议者。进吏员。则曰明法练事。贤于书生。黜吏员。则曰无诗书礼义以养其心。而专事舞文巧法。以桀黠得官。几何不害百姓也。识者以为汉吏率用士人。以诗书礼义之徒。兼明法练事之学。故为公卿。立功名。无足异者。今宜仿古。使孝廉明经茂才。皆得补六部督抚郡县之吏。优其礼文。开以仕路。则大小吏莫不重廉耻。惜功名。不肯因缘为奸。是岂独收他日吏员之用。九卿督抚守令。亦藉以寡过矣。
曹参饮酒不治事。后人谓是因时当大用。确宜如此。此则大不然。吕后专恣。惠帝忧悸淫乐不听政。岂一无所事事之日。且汉之治平。
译请慎重选择侍卫的人选。《周书·冏命》篇说：“侍奉君王的近臣和仆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以便早晚辅佐我们的君主。出入起居，不敢不恭敬。”由此可知，夏商周三代盛世，不仅三公、孤卿、卿尹等高位重臣，选拔人才必定谨慎，即使是左右的侍从，也没有不慎重选择正直之人的。汉代还接近古制，所以袁盎、东方朔、司马相如、孔安国等人，都凭借文章才华出众，手持戟作为郎官，侍奉在天子左右。而像拒绝移动慎夫人座位、争论上林苑的广阔、劝谏驰道坡度的危险狭窄等事，都与当时的诤臣一样，以忠直著称，记载在史册中。如今考察古制来制定法规，选拔侍卫，兼参周代和汉代的制度，除了文武大臣的子弟外，如果在文武科举、贡生、监生中，选择端正方正、优秀特异、英俊伟岸、洒脱不拘的人，让他们跟随侍奉起居出入，皇帝临幸时手持戟跟随，在深宫宴居时，让他们值班宫门，以严肃宿卫。因为法驾出入，随时随处都需要人侍卫，与其跟随那些谄媚不学无术的人，哪里比得上跟随那些明理知学的人呢？既可供使唤，又能广泛辅佐。自从临朝执政，就有大臣；经筵讲学，就有讲官；而在身边周旋的，也都是通达德义、熟习礼教的人。希望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随时物色，这其中也可以储备将相的人才。
请培植满汉的人才。国家统一四海，中外一家，而满洲、汉军，是追随真龙的英才，皇亲国戚、功臣后裔，没有哪个官职没有他们。臣平日读书穷究事理，不揣测拘泥迂腐，详细研究教养的方法。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义理无穷无尽，不学习就不知道，不询问就不明白。何况辅佐君主、造福百姓的道理，练兵抵御寇贼的方法，都记载在经籍中，完备于先贤智者。即使是生来就知道、安然实行的人，也必须学习古制、跟随老师。《尚书》说：“学习古代训诫才有收获。”又说：“喜欢问问题就会宽裕。”这都是说想要知道、想要能够，必须喜好古制而学习，尊重老师而询问。因此，少壮时所学，一定要符合经世济民的宗旨，务必追求明白道理、行为得当的规范。先讲解君臣父子的伦常，再阐明立朝治军的规矩。书籍也不容许泛泛涉猎，但前半日让他们在《四子书》中，通晓文义，务必期望实践于身心；《通鉴节略》，提纲挈领，务必让他们有资于鉴戒。五经则先通晓道理，七书则熟讲孙武、吴起兵法。此外，如名臣奏议中值得诵读的文章，精心选择一百篇，让他们依次诵读讲解，以明白陈奏公文往来的规范。其余如明理经世的书，则听任他们自读，不在功令限读之内。后半日则让他们练习弓马技艺，满文清语，练习力量，练习劳苦。年龄超过二十岁，就观察那些明白人情、通达政务、通晓战阵、娴熟驰驱的人，推举为上选。就考察他们的才德品行，在文武镇属之内试用，老练他们的才能。等到二十五六岁后，观察他们的才略果然可以任用，就让他们履行职责做事。那些不能胜任的，只要身躯壮健，就让他们披甲当兵，自己挣取官职。如果连披甲都不行，就督促他们学习农商，谋求养生的职业。这样，那么凡是满洲汉军，高低智愚，无不各得其所，而人没有废弃的才能，风俗日益兴盛了。这其中全在于精心选择良师，勤行考察。有功的，立即加以奖赏；怠慢放纵的，谴责惩罚不宽贷。不因为贵势而扰乱法度，不因为时间久而懈怠执行。而且满汉旗分贵贱，文武各收观察成效，更足以作为汉人文武士庶的楷模。现在的制度，满洲汉军子弟，习文的，同文生以时文进身，潜心课业；习武的，从武科出身，记诵策论，学习骑射技勇。有一般才能，就有一途出身。至于弹琴下棋，征歌写画，都是末技，怎么可以以此误子弟于虚文，削弱子弟的筋骨呢？何况满洲汉军出身望族，资质聪敏，身材洒脱的，文官升至卿贰，武官升至提镇，关于治理人才的事情很重要，又怎么可以引导他们进入虚文浮华之路呢？《易经》说：“通晓其变化，使百姓不疲倦。神妙而明达，使百姓适宜。”像教养满洲汉军的方法，正不可不变通神明。
丰川先生，留心当时要务，不拘泥于古法空谈，各条都是时务中最切要的，所宜讲究的。
○魏禧 【 字冰叔，履贯见前】
明朝兴起，三条途径并用，不废弃吏员。况钟、蔚能、陈信等人，都有成效。如果汉代以掾吏立功名，起用为公卿，那就数不胜数了。现在的议论者，进用吏员，就说他们明法练事，优于书生；黜退吏员，就说他们没有诗书礼义来涵养心性，而专门从事舞文弄法，以狡黠得到官职，几乎不害百姓吗？有见识的人认为，汉代吏员大多使用士人，以诗书礼义之人，兼明法练事之学，所以成为公卿，立功名，没有什么奇怪的。现在应该仿效古制，使孝廉、明经、茂才，都能补任六部、督抚、郡县的吏员，优待他们的礼文，开辟仕途，那么大小吏员没有不重视廉耻、珍惜功名的，不肯因缘为奸。这难道只是收取日后吏员的用处吗？九卿、督抚、守令，也借此减少过错。
曹参饮酒不治事，后人说是因为时当大用，确实应该如此。这则大不然。吕后专横恣意，惠帝忧悸淫乐不听政，哪里是一无所事事的日子。而且汉代的治平，
曷过文帝。贾谊犹陈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九事。后世莫不叹为治安良策。即欲与民休息。然如众建诸侯兴礼教救坏俗诸事。何莫非参之时所当行可行者。盖其故参已自言之矣。曰臣孰与萧何。夫谊之策虽何有所不及。参不能及何。又安能以谊之设施责参乎。后人赞参妙用。遂若此时真无一事可增益者。是参能自知。而后之誉参者。反不知参也。故曰。参即守旧。亦当勤于其职。遂可饮酒不治事乎。曰读书不可以辞害义。参当时天下无事。委任得人。综其大纲。故多闲暇。饮酒时多。治事时少耳。史欲极言其清静之功。以救纷更之弊。故不觉言过其实也。若日夜酣饮。一毫不事。则当时所歌其守而勿失者。何所守耶。画一之法。旷废多矣。又安能不失耶。夫子称舜无为而治。传称子贱鸣琴而治。然则舜但默然端坐。而子贱在单父。只一味弹琴耶。德宗任陆贽不专。闲以小人。胡寅谓不用李巽判度支。而用裴延龄时。贽当奉身以退。尹起莘谓贽于贾耽赵憬卢迈同为相时当去。何待贬逐。其说似矣。贽以君国为己任。天下恃以安危。所欲匡济者。原非一人一事。而德宗于贽。亦非不信不任。若一人一事之故。不合辄去。必至小人盈朝。庶政尽舛。于洁身之义得矣。如君国何。吾谓贽之去。当在极论延龄。而上待延龄益厚之时。何则。上下之形。已成水火。尚望言听计从哉。此而不去。坐待贬逐耳。
译何曾超过汉文帝呢？贾谊尚且陈述了九件令人痛哭流涕、长声叹息的大事。后世无不赞叹这些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良策。即便想要让百姓休养生息，但像分封诸侯以削弱其势力、振兴礼教、挽救败坏风俗等诸事，哪一件不是当时应当施行且可以施行的呢？这其中的缘故，曹参自己已经说过了。他说：“我与萧何相比如何？”贾谊的策论虽然萧何未必能全部达到，曹参赶不上萧何，又怎么能用贾谊所规划的施政措施来要求曹参呢？后人称赞曹参妙用无为，于是仿佛当时真的没有一件事可以增益。这是曹参能自知，而后世赞誉曹参的人，反而不了解曹参了。所以说，曹参即使只是守旧，也应当勤于职守，难道就可以饮酒而不处理政事吗？回答说：读书不可以因词句而损害大义。曹参当时天下太平无事，委任的人得当，总揽大纲，所以多有闲暇，饮酒的时候多，处理政事的时候少罢了。史官想要极力称述他清静无为的功绩，以挽救频繁变更的弊端，所以不知不觉间言过其实了。如果日夜酣饮，丝毫不处理政事，那么当时人们歌颂他坚守而不失的，坚守的又是什么呢？萧何制定的统一法令，荒废的已经很多了，又怎么能不失去呢？孔子称赞舜无为而治，传记中称宓子贱鸣琴而治。那么舜只是默然端坐，而宓子贱在单父，只是一味弹琴吗？唐德宗任用陆贽不专一，又闲置他而任用小人。胡寅认为，如果不任用李巽掌管财政，而任用裴延龄时，陆贽应当引身退去。尹起莘认为，陆贽在与贾耽、赵憬、卢迈同为宰相时应当离去，何必等到被贬逐呢。他们的说法似乎有理。陆贽以治理国家为己任，天下依靠他来安定或危乱，他所想要匡正救济的，原本不是一个人或一件事。而德宗对于陆贽，也并非不信任不任用。如果因为一个人或一件事的缘故，不合心意就立即离去，必然导致小人充斥朝廷，各种政务全都错乱。在洁身自好的道义上或许说得过去，但对于治理国家又该怎么办呢？我认为陆贽离去，应当在极力论奏裴延龄，而皇上对待裴延龄更加优厚的时候。为什么呢？上下之间的形势，已经形成水火不容，还指望言听计从吗？这时如果不离去，只能是坐等被贬逐罢了。
○闵本贞 【 安徽歙县人氏号未详】
魏叔子常以史鉴之可疑难处之事。课业生徒。积为杂问一卷。余以为造士之法。此其一端也。盖事不师古。不足用今。然不能于古人之可疑者。推究而发挥之。则其是非。与所以成败之故。隐约而不明。游移而不确。他日措之事业。必不能尽其用。明初乡会试四书疑一道。犹得古者考言之意。策问之体。可施于四书。而况史鉴之事乎。士不尚实学。虽日袭诚意正心之言。何补于治乱。迨后试策所问对。与帖括无异。欲求真才。岂易得哉。
○陆陇其 【 字稼书履贯见前】
虞书曰。敷纳以言。又曰敷奏以言。此即对策之始。但其时有策之实。无策之名。至汉鼌错公孙宏董仲舒之徒。以策显于时世。遂谓对策始于汉。其实非也。策之体。与奏疏相为表里。自其立朝之时。因事上献者则谓之疏。自其进身之始。承问敷对者。则谓之策。就汉言之。如贾山之陈至言。贾谊之论治安。此疏也。即策也。若鼌错公孙宏董仲舒所对。此策也。即疏也。对策之制。诚古今不可易。此直上法唐虞。非特为汉唐所为而已。
欲收对策之益。而不去其弊。则将羣而为剽窃。为空疏。为杂霸。为迂阔。此其弊也。盖士之所以为剽窃者。以剽窃之售也。剽窃之所以售者。以其似于淹博也。夫剽窃之与淹博。易明也。淹博之文。出入今古。而不嫌其烦。究极天人。而不嫌其奥。巨细毕陈。精粗悉备。而不嫌其杂。剽窃者。窃其貌。不能窃其神。饰于此。不能不露于彼。迥然不侔也。诚有以办之而去取之。则淹博者出矣。淹博者出。则剽窃者退矣。士之所以为空疏者。以空疏之售也。空疏之所以售者。以其似于清通也。夫空疏之与清通。易明也。清通之文。浅言之而自深。质言之而自文。粗言之而自精。空疏者。举其一不知其二。见其偏不知其全。迥然不侔也。诚有以辨之而去取之。则清通者出矣。清通者出。则空疏者退矣。士之所以为杂霸为迂阔者。以杂霸迂阔之售也。杂霸迂阔之所以售者。以其似通达。似正直也。夫杂霸之非通达。迂阔之非正直。易明也。通达之言。必依仁义。而杂霸则刻核而已。正直之论。必切时宜。而迂阔则尘腐而已。迥然不俟也。诚有以辨之而去取之。则通达正直者出。而杂霸迂阔者退矣。
夫士之抱所学以进献于上者。非徒贵明其理。又贵养其气。气不壮。则虽有积学鸿儒。退缩而不敢自陈。上又何自而收其益乎。必使之无所疑畏。士气壮而言尽。不至为无用之虚名。愚观今天下之士。犹不能无所讳忌。对策之际。往往务合上意。上之所是。策亦是之。上之所非。策亦非之。要以得第而止。而主试亦兢兢磨勘是惧。一有所触。不敢复登。如此。则气何由得壮。而言何由得尽乎。故愚以为策学之弊。不惟患其剽窃也。患在有真实之见而不敢陈。不惟患其空疏也。患在有精详之识而不敢献。不惟患其杂霸迂阔也。患在有正大切直之言而不敢进。自兹以往。相习成风。苟合取容。何所不至。故愿大开言路。为取士之本。苟有益于国家。勿嫌其戆。苟有裨于民生。勿恶其直。虽有小疵。勿轻弃之。以养其敢言之气。虽有可疑。勿深督之。以养其能言之识。今日能直言得失于风檐寸晷之闲。他日即能直言得失于堂陛森严之地。今日之策。即他日之奏疏。嘉谟嘉猷。皆于对策收其益矣。
礼也者。所以纳民于中者也。刑也者。所以纳民于礼者也。礼者天下之大范。刑者天下之大防。礼禁未然之前。刑禁已然之后。禁于已然者。人皆见其效。而以为不可废。禁于未然者。人或不见其效。而以为有可缓。于是礼轻而刑重。而为治者。徒思所以整齐乎天下。禁民于已然。不知所以范围于天下。禁民于未然。欲民之协于中也难矣。
夫礼不可斯须去者也。君臣斯须无礼。则凌悖之端生。父子斯须无礼。则孝慈之恩薄。故礼之渐渍于肌肤者。固必待于百年。而礼之范围于
译○闵本贞【安徽歙县人，字号不详】
魏叔子常常把史鉴中那些值得怀疑、难以决断的事情，作为考题来检验学生。积累下来编成《杂问》一卷。我认为培养人才的方法，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大概事情如果不效法古人，就不足以应用于当今。然而如果不能对古人那些值得怀疑的地方，进行推究和阐发，那么其中的是非，以及导致成败的原因，就会隐约而不清晰，游移而不确切。将来把这些道理应用于实际事业，一定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明朝初年乡试、会试中设有“四书疑”一道题，还符合古代考察言论的本意。策问的体裁，可以施用于四书，何况是史鉴中的事情呢？士人不崇尚实学，即使每天袭用诚意正心的言辞，对治理乱世有什么补益呢？等到后来考试策问的问答，与帖括（死记硬背的应试文章）没有区别，想要求得真正的人才，难道容易吗？
○陆陇其【字稼书，籍贯见前文】
《虞书》说：“敷纳以言”，又说“敷奏以言”。这就是对策的起源。但那时只有对策的实质，没有对策的名称。到了汉代鼌错、公孙弘、董仲舒这些人，凭借对策在当时显达，于是人们就说对策始于汉代。其实并非如此。对策的体裁，与奏疏互为表里。从他在朝廷任职的时候，因事向皇帝进献意见的，叫做疏；从他开始进入仕途，承接皇帝提问并陈述对策的，叫做策。就汉代来说，像贾山陈述至理之言，贾谊论述治安问题，这些是疏，也就是策。至于鼌错、公孙弘、董仲舒所回答的，这些是策，也就是疏。对策的制度，确实是古今不可改变的。这直接效法唐尧虞舜，不仅仅是汉唐所特有的。
想要获取对策的好处，却不去除它的弊端，那么士人就会成群结队地搞剽窃、空疏、杂霸、迂阔，这就是它的弊端。士人之所以搞剽窃，是因为剽窃能得售。剽窃之所以能得售，是因为它看起来像淹博（学识渊博）。剽窃与淹博的区别，很容易明白。淹博的文章，贯通古今，不嫌繁琐；探究天人之际，不嫌深奥；巨细无遗，精粗具备，不嫌杂乱。剽窃者，只窃取其外表，不能窃取其神韵；掩饰了这里，那里就会暴露出来，截然不同。如果真能辨别并取舍，那么淹博的文章就会涌现；淹博的文章涌现，剽窃者就会退却。士人之所以搞空疏，是因为空疏能得售。空疏之所以能得售，是因为它看起来像清通（清新通达）。空疏与清通的区别，很容易明白。清通的文章，浅显地说却自然深刻，质朴地说却自然文采，粗略地说却自然精当。空疏者，举出一端不知另一端，看见偏颇不知全面，截然不同。如果真能辨别并取舍，那么清通的文章就会涌现；清通的文章涌现，空疏者就会退却。士人之所以搞杂霸、迂阔，是因为杂霸、迂阔能得售。杂霸、迂阔之所以能得售，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像通达、正直。杂霸并非通达，迂阔并非正直，这很容易明白。通达的言论，必定依据仁义，而杂霸只是苛刻严峻罢了；正直的议论，必定切合时宜，而迂阔只是陈腐不堪罢了，截然不同。如果真能辨别并取舍，那么通达正直的言论就会涌现，而杂霸迂阔的言论就会退却。
士人怀抱所学向皇帝进献，不仅贵在阐明道理，还贵在涵养气势。气势不壮，那么即使有积学深厚的鸿儒，也会退缩而不敢自我陈述，皇帝又从哪里获取益处呢？一定要让他们无所疑惧，士气壮盛而言论尽致，不至于沦为无用的虚名。我看当今天下的士人，还不能没有忌讳。在对策的时候，往往务求迎合皇帝的心意。皇帝认为对的，策论也认为对；皇帝认为错的，策论也认为错。只求考中罢了。而主考官也兢兢业业，害怕审查出错，一旦有所触犯，就不敢再录取。这样，气势从哪里变得壮盛呢？言论从哪里能够尽致呢？所以我以为策学的弊端，不仅担心剽窃，更担心有真实的见解而不敢陈述；不仅担心空疏，更担心有精详的见识而不敢进献；不仅担心杂霸迂阔，更担心有正大切直的语言而不敢进言。从此以后，相习成风，苟且迎合以求容身，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所以希望广开言路，作为选拔人才的根本。如果有益于国家，不要嫌弃他憨直；如果有裨益于民生，不要厌恶他正直。即使有小毛病，不要轻易抛弃，以培养他们敢于直言的气势；即使有可疑之处，不要严厉督责，以培养他们善于言说的见识。今天能在考场狭小空间、短暂时间内直言得失，将来就能在森严的朝廷上直言得失。今天的策论，就是将来的奏疏。美好的谋略、美好的规划，都在对策中获取益处了。
礼，是用来使百姓归于中正的；刑，是用来使百姓归于礼的。礼是天下的巨大规范，刑是天下的巨大防线。礼禁止事情发生之前，刑禁止事情发生之后。禁止已发生的事，人们都看到其效果，认为不可废除；禁止未发生的事，人们有时看不到其效果，认为可以缓行。于是礼被轻视而刑被加重，治理天下的人，只想着如何整顿天下，禁止百姓已发生的罪行，不知道如何规范天下，禁止百姓未发生的罪行，想要百姓协调中正就难了。
礼是不能片刻离开的。君臣片刻无礼，凌驾悖逆的端倪就会产生；父子片刻无礼，孝慈的恩情就会淡薄。所以礼浸润于肌肤，固然需要百年的熏陶；而礼规范于
日用。则不可或缺于一日。今以一日不可缺之礼。而误以为百年待兴之礼。礼果若是其可缓乎。为治者。断然以刑礼为相辅。勿误听百年后兴之说。则民之协于中者。庶有日矣。
译日常所用，便是一天也不可缺少。如今把一天也不可缺少的礼制，却错误地认为是百年后才需兴办的礼制。礼制果真可以这样延缓吗？治理国家的人，应当坚决认为刑罚与礼制是相辅相成的，不要误听那种“百年后才兴办”的说法，那么民众能够符合中道，大概就有希望了。
经术之已崇也。科目之已重也。颁于学宫者。莫非古造士之方。登于天府者。莫非古辟门之制。即今之法。兴今之贤。天下之贤。宜无不可兴矣。然贤者不必尽登。登者不必尽贤。禁钻营也。而钻营因之而愈甚。抑浮伪也。而浮伪因之而愈生。正谊明道者。众指为迂阔。寡廉鲜耻者。共赏其适时。上之课士者。屡易其法。下之奔竞者。亦屡易其术。由是观之。则天下之贤。非区区之法所能兴也。
制科则兼重也。事权则不相统也。有督臣以总摄之。有抚提以分辖之。有京察以核文吏。有戎政以核武弁。有不时之纠劾。以震慑文武之心。即今之法。用今之人。宜乎文皆亮采之佐。武尽干城之选矣。然在文吏。则推诿之意常多。担荷之力常少。在武弁。则身家之虑常重。宗社之计常轻。上之求之者以实。下之应之者以名。由是观之。则文武之臣。亦非区区之法所能用也。
逋欠之时蠲也。赈恤之时闻也。预征私派火耗常例。悉禁也。即今之法。安今之民。天下之民。宜无不可安矣。然惠之出于上者。未必尽被于下。禁之立于上者。未必尽行于下。功令之所著。郡邑违之。郡邑之所行。猾胥挠之。上之设法以利民者。无不至。下之为弊以戕民者。亦无不至。由是观之。则天下之民。非区区之法所能安也。
三代以下。官于平日未尝教化其民。所尚者虚名耳。未尝安利其民。所急者赋税耳。幸而岁丰无事。则坦然四顾。以为盗息民安。一遇水旱灾荒。饥寒无知之民。蹶然而起。不可禁止。待其既起。然后设兵以御之。责官以诘之。剿以威之。抚以怀之。申保甲以防之。严缉捕以求之。惩积窝以绝之。此数者。非不可以靖萑苻。清潢池。然孰非吾民。不能使之安其生。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区处之乎。故前史所载龚遂虞诩张纲李崇之徒。其弭盗之功。非不啧啧人口。然愚尝鄙之。以为非盛世之事也。
所谓宽大之意。非有宽而无严。有缓而无急之谓也。未尝无文告。而文告之所及。必行乎人情之所乐。而无行乎人情之所苦。未尝无禁令。而禁令之所加。必为人情所易行。而无为人情所难行。未尝无刑威。而刑威之所至。必使天下羣以为当然。不使天下以为可不然。故有时宽以行之。而不失为宽大。有时猛以行之。而亦不失为宽大。有时缓以行之。而不失为宽大。有时急以行之。而亦不失为宽大。夫我之所行。有以顺天下之情。则天下之人。自无不从于我。可行之一二人者。亦可行之千万人。可行之一时者。亦可行之万世。不必有更张之迹。而自成画一之规。
善弭盗者。不于其终。于其始。不于其着。于其微。唐虞之诘奸宄。周官之严守望。固弭盗也。稷以播谷。契以明伦者。亦弭盗也。司徒教稼穑。酇长趋耕耨者。亦弭盗也。用力不过三日。赴役无过一人者。亦弭盗也。不足有补。不给有助。其于恒赋。用其一。缓其二者。亦弭盗也。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使其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少而习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盗也。唐虞三代。所以化行俗美。外户不闭者。以其弭于未盗之先。有此具耳。
旧额存留。有一项。即资一项之公务。存留尽复。则私派可禁。百姓可足。在主持国计者。惟知复一项则费一项之金钱。不知裁一项则多一项之掣肘。掣肘之害。层累而下。总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罢逃亡。其害仍自国家受之。
一切刑名钱谷。务持大纲。而止无益。烦文可省者省之。如钱粮册籍。厘毫丝忽之差。可以即行改正者。无庸驳诘。刑名案件。明白显易之事。可以即行完结者。无庸提解。多一番驳诘。则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则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
后世条例日增。上未知所守。下未知所从。一法不效。辄更一法。法之变未有已也。则仿会典旧例。勒为全书。以昭一代之制。诚今日急务矣。然非折衷于人心之所安。则今之所谓画一者。未必非即异日变更之端。
译经术已经受到尊崇，科举制度已经受到重视。颁布在学宫的，没有不是古代培养人才的办法；登载在天府（朝廷档案）的，没有不是古代选拔人才的制度。按照现在的法令，兴起现在的贤才，天下的贤才，应该没有不可以兴起的。然而贤才不一定都能被选拔，被选拔的不一定都是贤才。禁止钻营投机，钻营投机反而因此更加严重；抑制浮华虚伪，浮华虚伪反而因此更加滋生。讲求正义、阐明正道的人，众人指责他们迂腐不切实际；缺乏廉耻的人，大家赞赏他们顺应时势。上级考核士人，屡次改变方法；下级奔走竞争，也屡次改变手段。由此看来，天下的贤才，不是小小的法令所能兴起的。
制科则兼重，事权却不相互统属。有督臣来总揽全局，有抚提来分辖管理。有京察来考核文官，有戎政来考核武官。有不时的纠察弹劾，来震慑文武官员的心。按照现在的法令，任用现在的人，应该文官都是能干的辅佐，武官都是捍卫国家的良将。然而在文官方面，推诿的意思常常很多，承担重任的力量常常很少。在武官方面，顾虑身家性命常常很重，考虑国家社稷常常很轻。上级要求他们以实干，下级应付上级以虚名。由此看来，文武大臣，也不是小小的法令所能任用的。
拖欠的赋税时常被免除，赈济抚恤时常被听到。预先征收、私派、火耗、常例，全部禁止。按照现在的法令，安抚现在的百姓，天下的百姓，应该没有不可以安抚的。然而恩惠出自上级，未必能全部惠及下级；禁令立于上级，未必能全部在下级执行。法令所规定的，郡县违背它；郡县所执行的，狡猾的胥吏阻挠它。上级设法以利于百姓的，没有不周全的；下级搞弊端以残害百姓的，也没有不极端的。由此看来，天下的百姓，不是小小的法令所能安抚的。
夏商周三代以后，官员在平时不曾教化百姓，所崇尚的是虚名；不曾使百姓安定获利，所急切的是赋税。幸好年成丰收没有事端，就坦然四顾，认为盗贼平息、百姓安定。一旦遇到水旱灾荒，饥寒交迫、无知无识的百姓，突然起来造反，不可禁止。等到他们起来之后，然后设置军队来抵御他们，责令官员来查究他们，用武力剿灭来威慑他们，用安抚来怀柔他们，申明保甲制度来防备他们，严格缉捕来搜求他们，惩治窝藏积匪来断绝他们。这几项，不是不能平定盗贼、清理祸乱。然而谁不是我们的百姓？不能使他们安居乐业，等到他们陷入罪责，然后才去处置他们吗？所以前史所载龚遂、虞诩、张纲、李崇等人，他们平息盗贼的功劳，不是不被人啧啧称道。然而我常轻视他们，认为这不是太平盛世的做法。
所谓宽大的意思，不是有宽而没有严，有缓而没有急的意思。不是没有文告，而文告所涉及的，一定施行于人情所乐于接受的地方，而不施行于人情所痛苦的地方。不是没有禁令，而禁令所施加的，一定是人情容易做到的，而不是人情难以做到的。不是没有刑罚威慑，而刑罚威慑所到达的地方，一定使天下人都认为理所当然，而不使天下人认为可以不然。所以有时宽松地施行，而不失为宽大；有时严厉地施行，而也不失为宽大；有时缓慢地施行，而不失为宽大；有时急迫地施行，而也不失为宽大。我所施行的，有顺应天下人情的地方，那么天下人自然没有不跟随我的。能在一二人身上施行的，也能在千万人身上施行；能在一时施行的，也能在万世施行。不必有更改的迹象，而自然形成统一的规范。
善于平息盗贼的人，不在其终了时，而在其开始时；不在其显著时，而在其细微时。唐尧虞舜查究奸邪，周代官员严格守望，本来是平息盗贼。后稷播种谷物，契阐明伦理，也是平息盗贼。司徒教导耕种，酇长督促耕作，也是平息盗贼。用力不超过三天，服役不超过一人，也是平息盗贼。不足时有补充，不给时有援助，对于常规赋税，使用其中一项，缓征另外两项，也是平息盗贼。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让父亲与父亲谈论义，儿子与儿子谈论孝，从小习惯，内心安定，也是平息盗贼。唐尧虞舜三代，之所以教化施行、风俗美好，外门不关闭，是因为他们在未成盗贼之前就平息了祸患，具备这些措施罢了。
旧额存留，有一项，就资助一项公务。存留全部恢复，那么私派可以禁止，百姓可以富足。在主持国家财政的人，只知道恢复一项就花费一项金钱，不知道裁减一项就多一项掣肘。掣肘的危害，层层累积而下，最终都由小民承受。小民疲惫逃亡，其危害仍然由国家承受。
一切刑名钱谷事务，务必把握大纲，停止无益的繁琐。可以省去的烦文，就省去它。比如钱粮册籍，厘毫丝忽的差错，可以立即改正的，不必驳斥诘问。刑名案件，明白显易的事情，可以立即完结的，不必提解。多一番驳斥诘问，就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就多一番拖累。这是吏胥所深深喜欢的，而小民所深深痛苦的。
后世条例日益增加，上级不知道坚守什么，下级不知道遵循什么。一种法令不生效，就更改一种法令。法令的变化没有止境。那么仿照会典旧例，编撰成全书，以昭示一代的制度，确实是今天的急务了。然而如果不折衷于人心所安，那么现在所谓的统一规范，未必不是日后变更的开端。
而求其简要者。适滋其繁丛也。夫欲折衷于人心之所安。则其心必至公。公则能尽合好恶之正。而不徇乎己私。其心必至虚。虚则能博访利病之源。而不执乎成见。其心必至慎。慎则能曲当乎事理。而不忽其细微。大小羣工。各靖其心。以佐议于下。然后合古今之制而参之。酌新旧之例而定之。视前代法之善者何在。则从而法其善。其弊者何在。则从而革其弊。旧例可从。则不妨舍新而从旧。新例苟善。则不妨置旧而从新。宽严必得其中也。缓急必揆其当也。详略必审其宜也。见其利也而兴之。而兴利者或即为害之所伏。则无徒徇乎目前之利。见其弊也而去之。而去弊者或又为弊之所生。则无徒徇乎去弊之名。如是。则所因者。皆人心所欲因者也。所革者。皆人心所欲革者也。行之一时。而一时安焉。行之万世。而万世安焉。虽与周官相表里可矣。又何患条例之日增。而参差窒碍也哉。
译而寻求那些简要的方法，反而会增加其繁杂。如果想要折衷于人心所安之处，那么他的心必须极其公正。公正就能完全符合好恶的正道，而不顺从个人的私欲。他的心必须极其虚空。虚空就能广泛探询利弊的根源，而不固执于成见。他的心必须极其谨慎。谨慎就能周全地契合事理，而不忽视细微之处。大小各类工匠，各自安定其心，在下辅助议论。然后综合古今的制度来参酌，衡量新旧的例子来裁定。观察前代法律中好的地方在哪里，就跟随效法其好；弊端在哪里，就跟随革除其弊。旧例可以沿用的，就不妨舍弃新例而遵从旧例；新例如果好的，就不妨置弃旧例而遵从新例。宽严一定要得其适中，缓急一定要衡量其恰当，详略一定要审慎其适宜。看到有利就兴办它，但兴利者或许就是害处潜伏的地方，就不要只顺从眼前的利益。看到有弊就去除它，但去弊者或许又是弊端产生的原因，就不要只顺从去除弊端的名义。像这样，那么所沿用的，都是人心想要沿用的；所革除的，都是人心想要革除的。施行于一时，一时就安定；施行于万世，万世就安定。即使与《周礼》互为表里也是可以的，又何必担心条例日益增加，从而参差不齐、阻塞难行呢？
朝廷屡下劝垦之令。而报垦者寥寥。非民之不愿垦也。北方地土瘠薄。又荒熟不常。近山之地。沙土参半。遇雨方可耕种。稍旱即成赤土。近水之区。水去则略有田形。水至则一片汪洋。一报开垦。转盼六年起科。司农按籍奏销。丝毫不得拖欠。有司执簿追比。时刻不可稽迟。所垦之地。巳枯为石田。荡为波涛。而所报之粮。一定而不可动。始而包赔。继而逃亡。累有司之参罚。责里长之摊赔。所以小民视开垦为畏途。宁听其荒芜。而莫之顾也。且报垦之时。册籍有费。驳查有费。牛种工本之外。复拮据以应诛求。非中等以上之家。不能开垦。何怪乎报垦之寥寥哉。窃谓此等荒地。原与额内地土不同。与其稽查太严。使民畏而不敢耕。何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补荒。如该管内有额外新垦之地复荒者。听有司查他处新垦地以补之。其荒粮即与除免。无赔累之苦。无驳查之烦。民不畏垦之累。自无不踊跃于垦矣。其己垦成熟者。或更请宽至十年起科。使得偿其牛种工本之费。然后责其上供。亦所以劝垦也。
近例报垦。既缓起科之期。免零星之科。民自争先报垦。惟届起科之年。官司勘其实在成熟者起科。不拘原报之数。庶报垦者。更无后累也。
欲民之富。在于垦田。欲田之垦。在兴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虽与南方不同。然使川泽流通。随便灌溉。犹愈于听其焦枯而莫之救也。窃观古人沟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谓大禹尽力乎沟洫。而周礼遂人匠人之职。备载其制。今一切置而不问。听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涝。束手无策。何怪乎民生日蹙也。但古人沟洫之制。随时修理。故不觉其烦费。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溃。工费浩繁。势难卒办。又当公私交困之时。州县钱粮。一丝一忽。皆有款项。不敢擅动。民闲十室九空。正供钱粮。尚难完办。安有余力以成此艰巨之事。若不量时势。不计赢绌。骤然兴举。其为扰害。必甚水旱。
朝廷悯恤灾荒。州县议蠲议赈。所费钱粮。不可胜数。与其蠲赈于既荒之后。何如讲求水利于未荒之前。宜通查所属州县水道。何处宜疏通。何处宜堤防。约长阔若干。工费若干。汇成畿辅水利书。进呈御览。请司农度钱粮之赢绌。以次分年举行。永成万世之利。而不扰于民。以一时言之。虽不免于费。以久远言之。比之蠲赈。所省百倍。或鼓舞官吏绅衿。能开河道若干者。作何优叙。作何奖励。此亦一策也。
国家安初附之人。与安久附之人异。安初附之人而其众止于千百。与安初附之人而其众至于亿万又异。何则。久附之人。止在有以奠其居。而初附之人。则在有以谋其生。初附之人而止于千百。可聚可散。而安之也易。初附之人而至于亿万。散之有不易散之势。聚之有不可聚之忧。而其安之也难。夫所附之人既众。则安之之法。不当执一术。惟善用其安之之术。而不致以我之安之者。反生彼之所不安。亦不至以彼之所安者。使其土著之不安。斯则绥辑之要也。
其绥辑之术。惟度其人。量其地。审其势。而无务为一切之法而已。则聚而为兵之说可用也。但聚之则当度其人之精锐与老弱。以其精锐资干城之用。勿以其老弱滋??几兵之累。且减绿旗之??几耗者。补以投诚之精锐者。有增兵之利。而无益饟之累。斯两得之道矣。抑散而为农之说可用也。但散之则当量其地之边与腹。而处之腹地之闲旷。如荆襄川陕之城。勿处之沿海之边地。如闽广两浙之境。使之知耕屯之可乐。勿复知有风帆之故习。斯永安之术矣。抑令归原籍之议可用也。但归其有可归者。勿归其无可归者。使生于闽者归闽。然有生闽而闽无可归者。勿强之使闽。生于粤者归粤。然有生粤而粤无可归者。勿强之使粤。斯善全之策矣。
士大夫之相遁于法也。始于心之不正。亦由于用之不足。书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管子曰。衣食足而礼义生。大吏禄薄不足以给其费
译朝廷屡次下达鼓励开垦的命令，但申报开垦的人却寥寥无几。这并不是百姓不愿意开垦，而是因为北方的土地贫瘠，而且荒地熟地变化无常。靠近山地的地方，沙土和泥土各占一半，遇到雨水才能耕种，稍微干旱就变成赤土；靠近水边的地方，水退去时略微显现出田地的形状，水一来就变成一片汪洋。一旦申报开垦，转眼六年就要开始征税，户部官员依照名册奏报销账，丝毫不能拖欠；地方官员拿着账簿追逼，时刻不能拖延。所开垦的土地，已经干枯变成石田，或者被水淹没变成波涛，但所申报的粮食税额却固定不变。起初由他人包赔，后来百姓逃亡，导致地方官员受到弹劾处罚，责成里长分摊赔偿。所以小百姓把开垦视为畏途，宁愿听任土地荒芜，也不去顾及。况且申报开垦时，登记造册有费用，驳查审核有费用，除了牛种工本之外，还要竭尽财力应付各种勒索。如果不是中等以上的家庭，是无法开垦的。怎么奇怪申报开垦的人寥寥无几呢？
我私下认为，这类荒地，原本与定额内的土地不同。与其稽查太严，使百姓害怕而不敢耕种，何不稍微给予地方官员一些灵活处理的权力，让他们能够用熟地来弥补荒地。如果管辖范围内有额外新垦的土地又荒芜了，允许地方官员查寻其他地方新垦的土地来补充，那些荒芜土地的粮税就予以免除。这样就没有赔偿拖累的痛苦，没有驳查审核的烦扰，百姓不害怕开垦的拖累，自然没有不踊跃开垦的了。那些已经开垦成熟的地，或许可以再请求宽限到十年后才开始征税，让他们能够偿还牛种工本的费用，然后再要求他们上缴赋税，这也是鼓励开垦的办法。
近来的惯例，申报开垦，既推迟了开始征税的期限，又免除了零星的赋税，百姓自然争先申报开垦。只是在到了开始征税的年份，官府勘察实际成熟的地块才开始征税，不拘泥于原来申报的数量。这样，申报开垦的人，就更没有后患的牵累了。
想要百姓富裕，在于开垦田地；想要田地开垦，在于兴修水利。北方土质干燥，灌溉容易干涸，虽然与南方不同，但如果能让河流湖泊流通，随时灌溉，还是比听任土地焦枯而无从救要好。我私下观察古人沟渠的制度，极其精密，所以孔子说大禹尽力于沟渠，而《周礼》中遂人、匠人的职责，详细记载了这些制度。现在一切置之不问，听任水渠自然充盈或干涸，一遇到旱涝灾害，就束手无策，怎么奇怪民生日益困窘呢？但是古人沟渠的制度，是随时修理的，所以不觉得烦琐耗费。现在对于长久淤塞的河道，一旦想要疏通壅塞并防止溃决，工程费用浩大，势难迅速办成。又正值公私交困的时候，州县的钱粮，一丝一毫都有专门的款项，不敢擅自动用；民间十室九空，正常的赋税尚且难以完成，哪里还有余力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事业？如果不衡量时势，不计较盈亏，骤然兴办，其造成的扰害，必定比水旱灾害更严重。
朝廷怜悯体恤灾荒，州县商议减免和赈济，所耗费的钱粮，不可胜数。与其在灾荒之后减免赈济，何如在灾荒之前讲求水利？应当全面查核所属州县的水道，哪里适宜疏通，哪里适宜修筑堤防，大约长宽多少，工程费用多少，汇总成《畿辅水利书》，进呈皇帝阅览。请求户部衡量钱粮的盈亏，分年依次举行，永远成就万世之利，而不扰民。从一时来说，虽然不免耗费，但从长远来说，比起减免赈济，节省百倍。或者鼓励官吏、绅士，能开凿河道多少的，给予何种优厚的叙录，给予何种奖励，这也是一条策略。
国家安抚新归附的人，与安抚久已归附的人不同。安抚新归附的人而其数量只有千百，与安抚新归附的人而其数量达到亿万又不同。为什么呢？久已归附的人，只在于有办法安定他们的居所；而新归附的人，则在于有办法谋求他们的生计。新归附的人如果只有千百，可以聚集也可以分散，安抚他们比较容易；新归附的人如果达到亿万，分散他们有不易分散的趋势，聚集他们有不可聚集的忧虑，安抚他们就很难。既然归附的人众多，那么安抚的方法，就不应当拘泥于一种术数。只有善于运用安抚的方法，不致使我所安抚的，反而产生他们所不安的；也不致使他们所安的，使土著居民不安。这才是安抚辑睦的要领。
安抚辑睦的方法，只在于估量人数，衡量土地，审察形势，而不必务求统一的方法罢了。那么聚集他们作为士兵的说法可以采用。但是聚集他们时应当估量人的精锐与老弱，用精锐的人发挥捍卫国家的作用，不要用老弱的人增加军队的拖累。并且减少绿营兵的老弱耗损者，补充以投降的精锐者，有增加兵力的利益，而没有增加军饷的拖累，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或者分散他们作为农民的说法可以采用。但是分散他们时应当衡量土地的边疆与腹地，安置在腹地的空闲之处，如荆襄川陕的城池，不要安置在沿海的边疆之地，如闽广两浙的境地。让他们知道耕种屯田的快乐，不要再知道有航海的风俗习惯，这是永远安定的方法。或者命令他们返回原籍的议论可以采用。但是只让那些有可归之处的人回去，不要让那些无可归之处的人回去。生在福建的人回福建，但是有生在福建而福建无可归之处的人，不要强迫他们回福建；生在广东的人回广东，但是有生在广东而广东无可归之处的人，不要强迫他们回广东。这是妥善保全的策略。
士大夫逃避法律，开始于内心不正，也由于任用不足。《尚书》说：“凡是正直的人，富裕之后才能享有俸禄。”《管子》说：“衣食充足，礼义才能产生。”高级官员俸禄微薄，不足以供给他们的费用。
。则思借法以自肥。小吏俸微不能以养其家。则思干法以为奸。其罪可诛。其情可悯。人方戚戚不能保其生。何由坚其礼义廉耻之心。故法出而弊生。令下而诈起也。惟仿九经以重禄。为劝士之事。俾有以自给。而又禁其淫靡。定其车舆服饰之制。严其宫室饮食之节。勿使耗于无用。以士大夫皆无不足之忧。虽中才以下。罔不奉公守法。竭力效忠于上。庶德教可行。人心可正。而治化可成也。故先之以养。继之以教。动之以德。董之以法。四者缺一。而能治者。未之有也。
译那么就会想着借助法律来中饱私囊。小吏的俸禄微薄，无法用来养家糊口，就会想着触犯法律来作奸犯科。他们的罪行可以诛杀，但他们的情状值得怜悯。人们正忧心忡忡，连性命都难以保全，怎么能让他们坚守礼义廉耻之心呢？所以法令一出弊端就产生，政令一下欺诈就兴起。只有仿照《九经》的规定来提高俸禄，作为鼓励士人的措施，使他们能够自给自足，同时禁止他们奢靡浪费，规定他们车马服饰的制度，严格限制他们宫室饮食的节制，不要让他们在无用之处耗费。让士大夫都没有生活不足的忧虑，即使是中等才能以下的人，没有不奉公守法、竭尽全力效忠君上的。这样或许道德教化可以推行，人心可以端正，而治理教化就可以成功了。所以先用养育来引导，接着用教化来规范，用道德来感化，用法律来督责。这四个方面缺少任何一个，却能治理好国家的，是从来没有过的。
士人虽无恒产。应有恒心。然至于寒饿交迫。朝不谋夕。亦有难于自立者。纵不敢恣情纵贪。不能不刓方为圆。所以国家有养廉之典。先儒见士大夫。恒问生计足否也。
今日为宽严烦简之说者。皆未得其要。故见周礼之委曲繁重。则以为宜用烦。见太公之三月报政。则以为宜用简。见汉高三章之约。则以为宜用宽。见诸葛严峻之治。则以为宜用严。夫周公之治周诚烦。然其闲岂无简者存乎。太公之治齐诚简。然其闲岂无烦者存乎。汉高孔明。诚一以严而一以宽。然宽者岂无用严之处。严者岂无用宽之处乎。盖宽严烦简者。为治之大体。因乎时者也。宽严并用。烦简互施者。为治之大要。随乎事者也。请得指其一二。而其它可以类推焉。今日之宜详者。莫大乎尊卑上下之差别。宜简者。莫要乎簿书文移之虚名。宜宽者。在钱粮之注误。诏狱之株连。宜严者。在吏胥之舞法。守令之贪污。尊卑上下之辨。所以节淫侈定民志也。今胥隶得与搢绅同服。商贾得与公卿齐饰。而法制不立。将何所底止乎。宜命礼臣酌其差等。不厌精详。务为定式。庶贵贱不踰。而朝廷之名器。足为重于天下。此以详为贵者也。簿书文移。上下所凭以为信者也。然上之施于下。下之申于上者。非必其尽行也。以应故事而已。而徒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成其所欲。此可不思所以省之乎。宜务在必行。不为虚文。庶官吏得尽心于职业。亦以少损奸豪之虚伪。此以简为贵者也。钱粮之催征。不可宽矣。然分毫拖欠。而遭黜革。限期稍踰。而加谴谪。不已甚乎。诏狱之审录。有不得已矣。然以一事蔓延。而累及千百。以一人有罪。而祸及亲属。不已甚乎。此宜以。宽为贵者也。吏胥之舞法。守令之贪污。既屡申饬矣。而舞法者自若。贪污者自若。岂非舞法贪污者。未必尽发觉。发觉者。未必尽加诛乎。此宜以严为贵者也。故愚尝论之曰。宽而详者为体。严而简者为用。此今日之中道也。致治之谟。无踰于此。
虞周之养士也。教之于未用之日。策之于既用之后。直宽刚简。使各协于中而止。战国承春秋之末。士尚奇谋。而以凌铄王侯为事。其气傲。西汉矫战国之弊。辱儒慢士。使天下之士。俯首而就功名。其气懦。东汉矫西京之弊。崇奖高尚。使天下之士抗志而言名节。其气激。晋魏又矫东汉之弊。贱礼法而崇恬退。其气放。方其弊也。惟恐其矫之不速。及其矫之。而弊又甚于前。由是观之。则善士习者。与其矫之而愈远于正。何如养之使渐归于正也。与其矫之而愈至于杂。何如养之使渐底于纯也。
学校者。士之所从出也。学校之所重在笃行。而无取乎浮文。则士必以节操为尚矣。铨选者。士之所由集也。铨选之所重在端方。而无取乎奔竞。则士必以卑污为耻矣。官师于正直忠厚之士。时有以爱惜而保全之。略其小过。取其大节。法令所加。要以抑其浮夸而止。而勿过为摧折。使士之方严者常进。依阿者常退。则士气日振。士风日古。而礼义廉耻。以劝惩维之有余矣。虽然。观惩者。可以维其外。未足维其内。天下之士。因劝惩而丕变。虽能自纳于礼义廉耻之中。而未必其心之所安也。则养之以劝惩。又不若养之以教化。端极于上。而务崇正学。以风示天下。使士知中正之道不可一日而离。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勉为正直。而耻为苟容。则虽虞周之化。无以加兹矣。
抑其浮薄可也。阻其方正则不可。维之以劝惩。不可少也。养之以教化。更有益矣。
人才不患其壅滞也。天下之才无穷。而朝廷之官有限。以有限之官。给无穷之才。前后相守。厯岁月而不能即登庸者。势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使已仕者。乐于其职。而不见有升转之难。未仕者。安于在下。而不觉其选授之迟。上之人徐择而用之。才愈多则官益得人。用之愈迟。则天下之才益磨厉。而有以效于上。故鼓舞之道得。则壅滞之端泯。善用才者。患无以鼓舞之。不患
译士人虽然没有固定的产业，却应当有坚定的恒心。然而到了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地步，也有难以自立的人。纵然不敢放纵情欲、贪婪无度，却不得不磨去棱角以迎合世俗。所以国家有供养清廉的典章制度，先儒见到士大夫，常常询问生计是否充足。
如今那些谈论宽严烦简的人，都没有抓住要领。所以看到《周礼》的曲折繁重，就认为应当采用繁琐；看到姜太公三个月就报告政绩，就认为应当采用简略；看到汉高祖约法三章，就认为应当采用宽缓；看到诸葛亮的严厉治理，就认为应当采用严酷。周公治理周朝确实繁琐，但其中难道没有简略的地方吗？太公治理齐国确实简略，但其中难道没有繁琐的地方吗？汉高祖和诸葛亮，确实一个用宽、一个用严，但宽缓的地方难道没有需要严厉的时候吗？严厉的地方难道没有需要宽缓的时候吗？大概宽严烦简，是治理的大体，要根据时势来决定；宽严并用、烦简互施，是治理的大要，要随着事情的变化而调整。请让我指出其中的一两点，其他的可以类推。如今应当详细规定的，没有比尊卑上下的差别更重要的；应当简化的，没有比簿书文移的虚名更紧要的；应当宽缓的，在于钱粮的注记误差和诏狱的株连；应当严厉的，在于吏胥的玩弄法律和地方官的贪污。尊卑上下的辨别，是用来节制淫奢、安定民心的。如今胥吏隶卒能够与士大夫穿同样的衣服，商人能够与公卿穿戴同样的服饰，如果法制不建立，将到哪里去停止呢？应当命令礼官斟酌其等级差别，不厌其烦地精细详实，务必制定定式，使得贵贱不逾越，那么朝廷的名器，就足以被天下看重了。这是以详细为贵的。簿书文移，是上下凭借它来作为信用的。但是上级下达给下级、下级上报给上级的，不一定都要全部执行，只是为了应付旧例罢了。却只让奸邪豪强借此作为资本，达成他们的欲望。这难道可以不考虑如何节省吗？应当务必做到切实可行，不搞虚文，使得官吏能够尽心于职业，也能稍微减少奸邪豪强的虚伪。这是以简略为贵的。钱粮的催征，不可以宽缓了。然而分毫拖欠就遭到罢免革职，限期稍微超过就加以谴责贬谪，不是太过分了吗？诏狱的审录，是有不得已的情况的。然而因为一件事蔓延，而连累到千百人；因为一个人有罪，而祸及亲属，不是太过分了吗？这些应当以宽缓为贵的。吏胥的玩弄法律、地方官的贪污，已经屡次申诫了，但玩弄法律的依然如故，贪污的依然如故。难道不是因为玩弄法律、贪污的人未必都能被发现，被发现的人未必都能被诛杀吗？这些应当以严厉为贵的。所以我曾经论述说：宽缓而详细的是根本，严厉而简略的是应用。这是今日的中道。治理天下的谋略，没有超过这个的了。
虞夏商周三代供养士人，在未任用时就教育他们，在已任用后就策励他们。直率宽厚、刚毅简略，使得各自符合中道就停止。战国继承春秋的末流，士人崇尚奇谋，以凌驾王侯为事，他们的气概傲慢。西汉纠正战国的弊端，侮辱儒生、轻慢士人，使得天下的士人低头去追求功名，他们的气概懦弱。东汉纠正西汉的弊端，推崇奖赏高尚的节操，使得天下的士人立志谈论名节，他们的气概激切。晋魏又纠正东汉的弊端，轻视礼法而推崇恬淡退隐，他们的气概放荡。当弊端出现时，只怕纠正得不够快；等到纠正了，弊端又比以前更严重。由此看来，善于改变士人习性的，与其纠正它而越来越远离正道，不如培养它使它逐渐回归正道；与其纠正它而越来越杂乱，不如培养它使它逐渐达到纯粹。
学校是士人产生的地方。学校所重在笃实的行为，而不取浮华的文辞，那么士人必定以节操为崇尚了。铨选是士人聚集的地方。铨选所重在端正方直，而不取奔走钻营，那么士人必定以卑鄙污浊为耻辱了。对于正直忠厚的士人，时常爱惜保全他们，忽略他们的小过错，取用他们的大节。法令所施加的，主要用来抑制他们的浮夸就足够了，不要过分摧折他们，使得刚正严肃的士人常常进用，阿谀奉承的士人常常退避，那么士气日益振作，士风日益古朴，而礼义廉耻，用劝诫和惩罚来维系就足够了。虽然如此，观察惩罚，可以维系外在的行为，不足以维系内心的信念。天下的士人，因为劝诫和惩罚而发生巨大变化，虽然能够自己纳入礼义廉耻之中，但未必内心感到安宁。那么用劝诫和惩罚来培养他们，就不如用教化来培养他们。在上位者端正至极，务必推崇正学，来风示天下，使得士人知道中正之道不可一日离开，互相勉励成为忠厚之人，而以浮薄为耻；勉励成为正直之人，而以苟且迎合为耻。那么即使是虞夏商周三代的教化，也不能超过这个了。
抑制他们的浮薄是可以的，阻碍他们的方正则不可以。用劝诫和惩罚来维系，不可缺少；用教化来培养，更有益处。
人才不担心他们被阻塞停滞。天下的才能是无穷的，而朝廷的官职是有限的。用有限的官职，供给无穷的才能，前后相守，经历岁月而不能立即被任用，这是形势使然。这只有在上位者有所鼓舞，使得已经做官的人，乐于他们的职务，而不觉得升迁调任困难；没有做官的人，安于在下位，而不觉得选拔授职迟缓。在上位者慢慢选择而任用他们，才能越多则官职越能得到合适的人，任用得越迟，则天下的才能越加磨砺，从而有所效用于上位者。所以鼓舞的方法得当，那么阻塞停滞的弊端就消除了。善于使用人才的人，担心的是没有方法去鼓舞他们，不担心
国家选法。初授者。以考定先后为序。升迁者。以厯俸多寡为序。一出于至公矣。乃出缺有限。选途日艰。宜执事鳃鳃以壅滞为虑。而欲求疏通之法。为鼓舞之道也。然愚以为今日之铨政。当以鼓舞为疏通。不必以疏通为鼓舞。鼓舞之道。莫若于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使中才不得越次而进。以守铨法之常。而英流闲得超擢以登。以通铨法之变。天下之士。将争自磨厉。以求赴上之意。而不见有壅滞之形。窃以为凡今在籍候选之人。宜令所在督抚。每岁各以其职业考之。举其最者一人。上送吏部。使得越次而选。而郡县有司。亦令督抚岁举其最者一人。使得越次而升。越次而选者。一省不过岁一人。既无碍于选法之常。而英流之士。得以及锋而用。中才者。亦将勉自砥砺。而不至于委靡自弃。选授之期虽遥。而皆有旦夕可升之望。则不见其遥。升转之途虽难。而皆有旦夕可升之望。则不见其难。如此。尚何壅滞之足虑哉。此所谓于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以鼓舞为疏通者也。
若夫就疏通言疏通。则又有其道矣。一曰入仕之途宜清也。夫仕路之壅者。以流品之太杂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有例监。有投诚。有府史杂流。此固朝廷所以广用人之途。不可偏废也。然其中岂无冒滥而当核者乎。宜严其例。使一才一艺。皆得踊跃于功名。而不至开侥幸之门。一曰考课之典宜严也。夫不肖者安于其位。则贤才不得上升。宜令督抚察所属贪污者。不时纠参。考课之时。不特一二等之擢者。不得滥施。即平常留任者。亦必奉身寡过。有吏习民安之便。而后使之久于其任。一曰辟召之法宜参用也。汉法。长官得自辟曹掾。一时文学才俊之士。皆出其中。宜仿其制。令天下长官。得辟有出身。士人为掾吏。既可息奸猾之风。而士之未就职者。亦得少展其才。此三者。皆今日疏通铨政之道也。
谈吏治者。舍钱谷刑名。而讲安民之术。迂矣。然置安民而止求全乎钱谷刑名。恐民不得安。而所谓钱谷刑名。亦不可得而全也。善为吏者。求钱谷刑名于安民之中。不求钱谷刑名于安民之外。故其始也。见有民不见有钱谷刑名。其继也。民治而钱谷刑名无一之不治矣。然则课吏之法无他。亦惟以民之安不安。课其钱谷刑名而已。今钱粮稽迟者有罚。刑名失出者有罚。此亦欲其就安民之中。兼全乎钱谷刑名。非欲其舍安民而止求钱谷刑名也。奉行者不察。止顾钱谷。不问民力。止顾刑名。不哀民命。苟可以合考成之条。则朘民膏而不惜。苟可以免降谪之科。则致民枉而不悔。此甚非所以奉宣朝廷德意。而致天下于治平之域者也。
夫治必随时而变。法必因弊而革。向者明季之吏治。弊在徇名而忘实。为吏者借安民之名。而置钱谷刑名于不道。究之钱谷日耗。刑名日弛。而民愈不得安。国家立法。不得不重钱谷刑名。所以求安民之实效。而无溺乎安民之虚名也。今之吏治。弊在徇末而忘本。为吏者以钱谷刑名之故。而日困其民。究之民困于钱谷。而钱谷愈不可治。民困于刑名。而刑名愈不可治。故今之立法。又不得不重在安民。重在安民者。所以正钱谷刑名之源。而无徇乎钱谷刑名之流也。则所以稽吏治能否。而合于古之所谓察吏者。其法有二。一曰于钱谷刑名之中。课其安民之效。夫钱谷催征固急矣。然必催征有法。而不至以催征病民者。方为钱谷之最。刑名问拟固急矣。然必问拟平允。而不至以问拟病民者。方为刑名之最。此则就钱谷刑名为安民者也。一曰于钱谷刑名之外。课其安民之效。夫钱谷固不可缓。而钱谷而外。如劝农课桑诸务。独不可举而行之乎。刑名固不可轻。而刑名而外。如读法宪老诸务。独不可举而施之乎。此则舍钱谷刑名为安民者也。夫如是。将民安而钱谷日足而无亏。民安而刑名日简而不滥。总在察吏安民者。一举而振之耳。
反复推论。总见得钱谷刑名。无非为安民起见。安民正钱谷刑名之实政。得则均得。
译国家的选官制度，初次授官的，以考核确定的先后为顺序；升迁的，以任职年限的多少为顺序。这完全出于极度的公正。然而空缺有限，选拔的途径日益艰难，主管官员因此担忧壅塞停滞，想要寻求疏通的方法，作为激励鼓舞的手段。但我认为，今天的铨选政务，应当以激励鼓舞来达成疏通，不必以疏通来作为激励鼓舞。激励鼓舞的方法，没有比在遵循常规之中，实行破格的举措更好的了。使中等才能的人不能越级晋升，以坚守铨选法规的常规；而优秀杰出的人才得以超常提拔，以通达铨选法规的变通。天下的士人，将会争相自我磨砺，以求上进，而不会看到壅塞停滞的现象。我私下认为，凡是现在在籍候补的人，应当命令各地方督抚，每年根据他们的职业表现进行考核，推举其中最优秀的一人，上报吏部，使他能够越级选拔。而郡县的官员，也命令督抚每年推举其中最优秀的一人，使他能够越级升迁。越级选拔的人，一省每年不超过一人，这既不妨碍选官法规的常规，而优秀杰出的人才，得以及时任用。中等才能的人，也将勉励自我砥砺，不至于萎靡自弃。选拔授职的期限虽然遥远，但都有朝夕可升的希望，就不觉得遥远了。升迁调任的途径虽然艰难，但都有朝夕可升的希望，就不觉得艰难了。像这样，还有什么壅塞停滞值得担忧呢？这就是所说的在遵循常规之中，实行破格的举措，以激励鼓舞来达成疏通。
至于就疏通而言，又有其方法。第一，入仕的途径应当清明。仕途壅塞的原因，在于流品太杂。除了科举科目之外，有任子，又有例监，有投诚，有府史杂流。这本来是朝廷为了广开用人途径，不可偏废的。但其中难道没有冒滥应当核查的人吗？应当严格其条例，使有一才一艺的人，都能踊跃追求功名，而不至于开启侥幸之门。第二，考核的典章应当严格。不贤的人安于其位，那么贤才就不能上升。应当命令督抚察访所属贪污的人，不时纠举参劾。考核的时候，不仅一二等提拔的人，不能滥施，即使平常留任的人，也必须自身清廉少有过失，有吏治清明百姓安定的便利，然后才让他长久任职。第三，辟召的方法应当参用。汉朝的制度，长官可以自行辟召曹掾，当时的文学才俊之士，都出自其中。应当仿效其制度，命令天下长官，可以辟召有出身的士人作为掾吏。这既可以平息奸猾的风气，而尚未就职的士人，也能稍微施展其才能。这三者，都是今天疏通铨选政务的方法。
谈论吏治的人，舍弃钱粮刑名，而讲安民之术，是迂腐的。然而置安民于不顾，只求保全钱粮刑名，恐怕百姓不能安定，而所谓的钱粮刑名，也无法保全。善于做官的人，在安民之中求取钱粮刑名，不在安民之外求取钱粮刑名。所以起初，只见有百姓，不见有钱粮刑名；随后，百姓治理好了，钱粮刑名没有一样不治理好的。那么考核官吏的方法没有别的，也只是以百姓的安定与否，来考核其钱粮刑名罢了。现在钱粮稽迟的有惩罚，刑名失出的有惩罚，这也是想要其在安民之中，兼顾保全钱粮刑名，不是想要其舍弃安民而只求钱粮刑名。奉行的人不体察，只顾及钱粮，不问民力；只顾及刑名，不哀怜民命。如果符合考成的条款，就剥削百姓膏血而不惜；如果以免除降谪的科条，就致使百姓冤枉而不悔。这非常不符合奉宣朝廷德意，而使天下达到治平境界的做法。
治理必须随时代而变化，法律必须因弊端而改革。过去明朝末年的吏治，弊端在于徇名而忘实。做官的人借安民之名，而置钱粮刑名于不顾。最终钱粮日益耗损，刑名日益松弛，而百姓更加不能安定。国家立法，不得不重视钱粮刑名，这是为了求取安民的实效，而不溺于安民的虚名。现在的吏治，弊端在于徇末而忘本。做官的人因为钱粮刑名的缘故，而日益困害百姓。最终百姓困于钱粮，而钱粮更加不可治理；百姓困于刑名，而刑名更加不可治理。所以现在的立法，又不得不重在安民。重在安民，是为了正本清源钱粮刑名，而不徇从钱粮刑名的末流。那么用来稽查吏治能否，而符合古代所谓察吏的方法，有两点。第一，在钱粮刑名之中，考核其安民的成效。钱粮催征固然紧急，但必须催征有法，而不至于因催征而害民，才算是钱粮的最优。刑名问拟固然紧急，但必须问拟平允，而不至于因问拟而害民，才算是刑名的最优。这就是就钱粮刑名而言安民。第二，在钱粮刑名之外，考核其安民的成效。钱粮固然不可缓，而钱粮之外，如劝农课桑等事务，难道不可以举而行之吗？刑名固然不可轻，而刑名之外，如读法宪老等事务，难道不可以举而施之吗？这就是舍弃钱粮刑名而言安民。像这样，将会百姓安定而钱粮日益充足而无亏缺，百姓安定而刑名日益简约而不滥。总在于察吏安民者，一举而振之罢了。
反复推论，总见得钱粮刑名，无非是为了安民起见。安民正是钱粮刑名的实政，得则均得。
明代靖难之事。无异建成元吉之事。君子不以贞观之治。而轻恕于太宗。则亦不能以永乐之治。而曲讳于成祖。虽瑕瑜不掩可也。曹石之事。无异五王之事。然五王以行权而再造夫唐室。曹石以行权而启衅于明时。虽谓之无功有过可也。以兴献为异于濮园可也。而入庙称宗则已过。以国本而阻其并封可也。而语侵宫禁则已诬。三案之兴。主之者未必皆小人。而不觉其为小人所附会。东林之起。主之者实皆为君子。而其始也。不免以君子而过激。其继也。不免以非君子而妄入。此亦纪纲之坏。风俗之衰。势激使然。而非尽诸臣一时一日之咎也。夫纪纲与议论。相为盛衰者也。纪纲盛则议论衰。议论盛则纪纲衰。其始以议论而绌纪纲。其继且以纪纲之屈。而无所庸其议论。得失之故。亦可鉴矣。若夫二正之宜亡而不亡者。辅理之得人也。神熹之宜覆而不覆者。祖宗之德泽尚未绝也。末季之正气衰靡者。追其本则由于靖难。而考其弊亦由于正学日衰。人心日漓。洙泗濂洛之说。不信于天下。而浮文以夸于世者多也。
于对策中议论史事。畅所欲言。足征经史实学。○稼书先生。说书讲义。为学者宗仰。官止县令。卒于御史。未竟设施。或疑其长于讲学。而不长于论治。今阅其乡会试文策及论述。居今师古。援古证今。无非经史精液。不事藻采。总归平实。其令灵寿嘉定。牧民政绩。御史风裁。至今卓乎可传。犹是策文中所已言。毋谓策文不可见实学。举业不可得真材也。
○熊伯龙 【 字次侯湖广汉阳人顺治己丑榜眼官至内阁学士】
治天下而不察郡县之吏。求其致太平。难矣。置御史监诸郡。自秦始。然吏治近古。莫如汉。既设部剌史以六条问事。剌史居部九载。称职者。举为守相。其初固以下大夫临二千石。中闲或谓轻重不相准。更为州牧。卒从朱博之议。以为秩卑加赏。咸乐功劝进。而置剌史如故。及八使分巡。剌中有罪。亦得奏闻。权更重矣。明之各省按察。比古剌史而秩过之。其举劾专达。终不敢望御史。而御史考满。则或参于藩臬。或出为太守。盖犹然举为守相之遗意焉。古之以遣使为下策者。惟苏文忠言最痛。盖有激于当时四十余辈兴利之使。而非今之察吏比也。
官方淆杂。由来者渐。每念古人无失名誉之言。问遣洛中之事。窃叹为吏之难也。意者吏信纪纲。察吏者信诛赏。则虽仍是官。仍是人。而未尝不效。而不然者。人心风俗如故。胥吏格例如故。而堂上易一大吏。遂大异于前者之为矣。自古明圣。未有废刑而治者。肉刑始于蚩尤。厯数代圣人。因之不能废。至汉乃除。有虞氏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诸葛武侯以蜀刑不肃为戒。而欲威之以法。宽严之异。时势使然也。一律令也。刘向引古之议事以制。则以铸书讥侨。 【 郑子产】 郑昌惧后之政衰听怠。则以删定启汉。一赎金也。唐虞好生。而施之鞭扑何其慎。穆王髦悔。而并及五刑何其宽。一赦宥也。肆赦着于典文。不以为惠奸而贼良。委辔喻于管子。则忧其小利而大害。是盖古今异宜。而轻重殊势。不可以一定论也。
路温舒之上书缓刑也。惟于治狱之吏。叹息痛恨者三焉。无亦有定者法。无定者人。峻深故之诛。厚雪冤之赏。则五刑虽设而不用。晋刘颂有云。君臣之分。各有所司。主者守文。大臣释滞。人主权断。是又言职有不同。而权自上操者也。
○马世俊 【 字章民江南溧阳人顺治辛丑状元官翰林修撰】
古来全盛之时。不可以数遇。往往弊之所伏。即伏于其盛。贾谊之策。陆贽之议。苏轼之对。皆能举一代之治。而断其何以治。何以乱。何以治而不乱。何以乱而复治。盖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才以应之也。
古者人才既用。而尝有未用者存于既用之外。故尚书曰。有三宅。有三俊。而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今天下岩野川泽之中。其隐然备公辅之器者。谁耶。泛然而取之。泛然而
译明代靖难之役，与唐高祖时建成、元吉之事没有两样。君子不因为贞观之治而轻易宽恕唐太宗，那么也不能因为永乐之治而曲意隐讳明成祖。虽然瑕疵不能掩盖美玉，但也不能因此就完全原谅。曹吉祥、石亨之事，与唐初五王之事没有两样。然而五王是行使权变从而再造了唐室，曹、石二人却是行使权变从而在明朝开启了祸端。虽然可以说他们无功而有过。认为兴献王不同于濮安懿王是可以的，但入庙称宗就过分了。因为国本问题阻止并封是可以的，但言语侵犯宫禁就已经是诬陷了。三大案的兴起，主持者未必都是小人，但他们不知不觉被小人所附会。东林党的兴起，主持者确实都是君子，但起初不免因为君子而过于激进，后来不免因为非君子而胡乱介入。这也是纲纪败坏、风俗衰微，形势激化所致，并非完全是各位大臣一时一日的过错。纲纪与议论，是相互盛衰的。纲纪兴盛则议论衰微，议论兴盛则纲纪衰微。起初因为议论而削弱了纲纪，后来甚至因为纲纪的屈辱，而无处施展议论。得失的原因，也可以引以为鉴了。至于万历、泰昌两朝应当灭亡却没有灭亡，是因为辅政的人得当。神宗、熹宗两朝应当倾覆却没有倾覆，是因为祖宗的恩德尚未断绝。明末正气衰微，追溯其根本是由于靖难之役，考察其弊端也是由于正统学说日渐衰微，人心日渐淡薄，孔子、孟子以及周敦颐、程颢、程颐的学说不再被天下人信奉，而浮华虚饰的文章用来夸耀于世的人太多了。
在对策中议论史事，畅所欲言，足以证明经史实学。○顾炎武先生，讲学讲义，为学者所宗仰。官职只做到县令，最终死于御史任上，未能施展抱负。有人怀疑他擅长讲学，而不擅长论政。现在阅读他的乡试、会试文章及论述，立足当今师法古人，援引古事证明今事，无非是经史的精粹，不讲究辞藻华丽，总归于平实。他担任灵寿、嘉定县令，治理民政的政绩，担任御史的风度裁断，至今卓然可传。这都还是对策文中已经说过的。不要说对策文不能体现实学，科举业不能得到真材实料。
○熊伯龙【字次侯，湖广汉阳人，顺治己丑科榜眼，官至内阁学士】
治理天下却不考察郡县官吏，想要达到太平盛世，是困难的。设置御史监察各郡，从秦朝开始。然而官吏治理接近古道的，没有比汉朝更好的了。既设立了部刺史以六条问事，刺史在部任职九年，称职者，举荐为郡守或丞相。起初本来是用下级大夫来监察二千石的高官。中间有人议论说轻重不相称，改为州牧，最终听从了朱博的建议，认为降低官秩而增加赏赐，大家都乐于立功进取，而设置刺史如故。等到八使分巡，刺史中有罪，也能奏闻皇帝，权力更重了。明朝各省的按察使，相比古代的刺史而官秩超过他们，他们的举劾专达天听，最终也不敢期望御史，而御史考满后，有的参劾藩臬，有的出任太守。这大概还是举荐为守相的遗意。古代认为派遣使者是下策的，只有苏轼的话最痛切。这是因为当时四十多个兴利之使而有所激愤，而不是与现在考察官吏相比。
官职混乱，由来已久。每当想起古人没有失去名誉的话，询问派遣洛中之事，私下感叹做官吏之难。大概官吏如果信任纲纪，考察官吏的人信任诛赏，那么虽然还是同样的官，还是同样的人，却未尝不有效。而如果不这样，人心风俗依旧，胥吏惯例依旧，而堂上换了一位大吏，于是与以前的做法大不相同了。自古明圣之君，没有废除刑罚而能治理好国家的。肉刑始于蚩尤，经历数代圣人，沿袭而不能废除，到汉朝才废除。有虞氏画衣冠异章服作为惩罚，而百姓不犯法。诸葛武侯以蜀地刑罚不严肃为戒，而想要用法律来威慑。宽严的不同，是时势造成的。同样的律令，刘向引用古代议事以制的原则，就讥讽郑子产铸刑书；郑昌担心后来的政治衰败听政懈怠，就以删定法律开启汉朝。同样的赎金，唐尧虞舜爱惜生命，而施行鞭扑刑罚何其谨慎；周穆王年老昏聩，而波及五刑何其宽泛。同样的赦宥，大赦记载在典文之中，不认为是恩惠奸邪而伤害良善；委辔比喻于管子，就担忧小利而大害。这大概是古今适宜不同，而轻重形势特殊，不可以一定之规来论断。
路温舒上书请求缓刑，只对于治狱的官吏，叹息痛恨了三次。大概有确定的法律，没有确定的人。严酷深究故犯的诛杀，厚赏洗雪冤屈的奖励，那么五刑虽然设立而不使用。晋朝刘颂曾说：君臣的职分，各有其司。主事者遵守条文，大臣解释滞碍，人主权衡决断。这又是说职分不同，而权力由上级掌握。
○马世俊【字章民，江南溧阳人，顺治辛丑科状元，官翰林修撰】
古来全盛之时，不可以多次遇到。往往弊端所潜伏的地方，就潜伏在它的兴盛之中。贾谊的策论，陆贽的议论，苏轼的对答，都能举出一代的治理，而断定它为什么治，为什么乱，为什么治而不乱，为什么乱而复治。大概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才来应对它。
古代人才既被任用，而曾经有未被任用者存在于已被任用者之外。所以《尚书》说：有三宅，有三俊。而《诗经》说：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现在天下岩野川泽之中，那些隐然具备公辅之才的人，是谁呢？泛泛地选取他们，泛泛地
应之。又泛然而任之。取之者。不知其何以取。应之者。不知其何以应。任之者。不知其何以任。欲兵则兵。欲刑则刑。欲钱谷则钱谷。古之圣人。一人止任一事者。今则以庸人兼之而有余。古之圣人。终身不易其官者。今则一旦应之而亦无不足。是亦理之所难信也。
译顺应它。又宽泛地听任它。索取的人，不知道凭借什么来索取。回应的人，不知道凭借什么来回应。听任的人，不知道凭借什么来听任。想要用兵就用兵，想要用刑就用刑，想要钱粮就取钱粮。古代的圣人，一人只担任一件事。现在却由平庸之人兼任这些事还有余力。古代的圣人，终身不更换官职。现在却一旦应对这些事也毫无不足。这也是事理上难以相信的。
尝见败坏风俗之事。多自卿大夫开之。而后愚民从而效之。靖俗之谋。所宣亟讲。如巫风淫风。有一于身。家必败。士大夫多为淫靡无益之事。煽惑愚民。而后歌儿舞女之装。宝马画船之饰。探丸跳剑之侠。剌猴刻楮之巧。靡所不至。甚且富者必有术以求其贵。贵者必有术以求其富。圣人驭富驭贵之权。皆无所施。习为固然。而欲风俗朴厚。教化兴起。不可得也。
处今日而欲如古者遂人治兵之法。劗长旗鼓之节。藏兵于民。则诚迂。然必使兵与民习。民与兵习。有事兵勇于鬬。民亦有自护其田畴庐井之心。此不战而自胜也。今则兵之所轻者民。民之所畏者兵。一旦有事。则民自为民。兵自为兵。天下未有民自为民。兵自为兵。而能久安长治者也。宋艺祖留意赏罚。平蜀之役。赏曹彬而罚全斌。夫亦赏其与民相安。罚其与民相扰者而已矣。行闲之功罪。以此定之可也。
国家治本。不外纪纲法度。司马相如曰。风轨简易易遵也。湛恩庞鸿易丰也。垂统理顺易则也。宪度着明易继也。尝取厯代之典章而考之。其可得而损益者。不过质文异其尚。隆杀异其制。宽猛竞絿异其用耳。其纪纲法度。不可得而损益也。纪纲法度治。则吏治以肃。民俗以淳。文德于焉诞敷。武功于焉赫濯。创之有其基。而守之亦有其渐。纪纲法度乱。则吏治以乖。民俗以坏。文德伤于优游。武功失于争竞。创不可以宪后。而守亦不可以承前。故曰纪纲法度者。不可得而损益也。
○缪彤 【 字念斋江苏吴县人康熙丁未状元官翰林侍讲】
百姓之苦。苦于有司之剥削也。下吏之苦。苦于大吏之诛求也。大吏之取于小吏。必饰其名曰公费。不知藏之私橐之中者。为公乎。为私乎。有司之取于百姓者。饰其名曰乐输。不知得之敲扑之下者。为乐乎。为怨乎。臣恐虽文致其辞。而终无以掩人之耳目也。于是一田之入。而有两田之出。使吾民曾不得卖丝而粜谷焉。一定之税。而有无定之征。使吾民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耒耜方思东作。而输将不待西成。使吾民曾不得水耕而火耨焉。贪吏之弊。一至于此。民生安得不日困也。
惩贪之法。不可不严。然惩其吏之小者。不若惩其吏之大者。夫大吏之贪。不止赋敛无度已也。其位愈尊。其害愈大。其害愈大。而人愈不敢言。即有不畏强御之臣出。力而排之。不过举其大概。而不能悉其实也。莫如访其贪之最者而惩之。彼贪冒无耻。止为家室妻子计耳。以今日居官之所得。为后日平居之所乐。何惮而不为之。惟行汉世惩贪之法。宋人禁锢贪吏之制。彼又何利而为此耶。此非过于刻核也。盖除吏之蠹也。去民之害也。杀一二人而天下皆生也。是天下之至仁也。仁以择吏。则澄清吏治。而可以致廉洁之风者此也。
○韩菼 【 号慕庐江苏长洲人康熙癸丑会状官至礼部侍郎赠尚书谥文懿】
近世刑狱之弊。多在驳察苛于前。而参奏随其后也。古之治狱者。盖使之议论轻重。慎测浅深。宽然得尽其心焉。今自臬司上谳。毋论或重或轻。必以驳察为例。有司苦于其上之苛刻缴绕也。乃逆窥意指之所向。而文致罪人之辞。以求一当。究之出于罪人之供者。实非出诸其人之口者也。而上下文移。公名为妥招。夫招而曰妥。是徒幸免驳察。而不顾生民之命者矣。宜少宽假臬司之参驳。而第慎择其人。以寄一方之民命。则庶乎其可也。
夫常平之设。多属虚文。赈济之恩。奉行不实。今日欲行古者遗人委积之法。则迂。频下赈济之令。亦难为继。仿古者平粜之制。又恐有结籴俵籴括籴之弊。若一恃于常平。则出纳敛散之不时。蓄积之不实。亦既见之矣。今日惟社仓之法。犹可行也。诚各委一方之守令。俾请其乡之耆宿有才德者。劝民量输其粟。而时敛之。而时出之。少加其息。以偿腐耗。其行之也。以酇鄙。而不以县。其主之也。以乡人士君子。而不以官。其劝之也。以忠厚恻怛。而不以督责苛急
译曾经看到败坏风俗的事情，大多是由卿大夫开启的，然后愚昧的百姓跟随效仿。安定风俗的谋略，应当赶快讲求。比如巫术之风、淫乱之风，只要有一种在身，家道必定败落。士大夫多做淫靡无益的事情，煽惑愚昧的百姓，于是歌儿舞女的装扮，宝马画船的装饰，投丸跳剑的侠气，刺猴刻楮的巧技，无所不至。甚至富者一定有办法来求取尊贵，贵者一定有办法来求取财富，圣人驾驭富贵的手段，都无处施展。习惯成自然，想要风俗朴实厚道，教化兴起，是不可能的。
处在今天想要像古代遂人治兵的方法，裁减长旗鼓的节制，把军队隐藏在民间，那确实是迂腐的。但一定要让军队与百姓熟悉，百姓与军队熟悉，有事时军队勇于战斗，百姓也有自我保护田地房屋的心思，这就是不战而自胜。现在军队所轻视的是百姓，百姓所畏惧的是军队，一旦有事，百姓自顾百姓，军队自顾军队，天下没有百姓自顾百姓、军队自顾军队而能长久安定治理的。宋太祖留意赏罚，平定蜀地的战役，奖赏曹彬而惩罚全斌，这也是奖赏那些与百姓相安的，惩罚那些与百姓相扰的罢了。行军间的功罪，以此判定是可以的。
国家治理的根本，不外乎纪纲法度。司马相如说，风气轨范简易就容易遵循，深厚恩泽宏大就容易丰盛，传承统绪理顺就容易效法，宪章法度显著就容易继承。曾经选取历代的典章来考察，那些可以增减损益的，不过是质朴与文采崇尚不同，隆重与简略制度不同，宽缓与严厉运用不同罢了。那纪纲法度，是不能增减损益的。纪纲法度治理得好，那么官吏治理就严肃，民俗就淳朴，文德由此广泛传播，武功由此显赫。开创事业有其基础，而守成也有其渐进。纪纲法度混乱，那么官吏治理就乖谬，民俗就败坏，文德因优游而受损，武功因争竞而丧失。开创不可以效法后人，而守成也不可以承接前人。所以说纪纲法度，是不能增减损益的。
○缪彤【字念斋，江苏吴县人，康熙丁未年状元，官至翰林侍讲】
百姓的痛苦，痛苦于有司的剥削。下级官吏的痛苦，痛苦于上级官吏的诛求。上级官吏从下级官吏那里索取，一定粉饰其名目叫公费，不知道藏在私囊之中的，是公呢？还是私呢？有司从百姓那里索取，粉饰其名目叫乐输，不知道从拷打之下得到的，是乐呢？还是怨呢？臣担心即使文饰其言辞，终究无法掩盖人的耳目。于是这一田的收入，却有两田的支出，使得我们的百姓连卖丝粜谷都做不到。一定的税收，却有无定的征收，使得我们的百姓连聚庐托处都做不到。农具刚想着春耕，而输纳不待秋收，使得我们的百姓连水耕火耨都做不到。贪吏的弊端，竟到了这种地步，民生怎么能不日益困顿呢？
惩治贪婪的法律，不可不严厉。然而惩治下级官吏，不如惩治上级官吏。上级官吏的贪婪，不止赋税征收无度而已。他们的地位越尊贵，危害越大，危害越大，人们越不敢说。即使有不畏强暴的大臣出来，极力排斥他们，也不过举其大概，而不能尽知其实情。不如访查最贪婪的人而惩治他。那些贪婪无耻的人，只为家室妻子打算罢了。以今日做官所得，作为日后居家之乐，有什么忌惮而不做的呢？只有实行汉代惩治贪婪的法律，宋代禁锢贪吏的制度，他们还有什么利益而做这种事呢？这不是过于苛刻，大概是除去官吏的蛀虫，去除百姓的危害，杀一二人而天下都得以生存，这是天下最大的仁德。以仁德选择官吏，那么澄清吏治，而可以造就廉洁风气的，就是这个。
○韩菼【号慕庐，江苏长洲人，康熙癸丑年会状，官至礼部侍郎，赠尚书，谥文懿】
近世刑狱的弊端，大多在于驳察苛刻在前，而参奏紧随其后。古代治理案件的人，大概让他们议论轻重，谨慎推测深浅，宽缓地让他们尽尽心思。现在自从臬司上呈案件，无论或重或轻，一定以驳察为惯例。有司苦于上级的苛刻纠缠，于是预先窥探意指所向，而文饰罪人的供词，以求一次通过。究其出自罪人供词的，实际上并非出自他口。而上下公文往来，公名为妥招。招供而说妥，这是徒然侥幸免遭驳察，而不顾百姓性命的人了。应当稍微宽缓臬司的参驳，而只谨慎选择其人，寄托一方百姓的性命，那么差不多就可以了。
常平仓的设置，多属虚文，赈济的恩惠，奉行不实。今天想要实行古代遗人委积的方法，那是迂腐的。频繁下达赈济的命令，也难以持续。仿效古代平粜的制度，又恐怕有结籴、俵籴、括籴的弊端。如果一味依赖常平仓，那么出纳敛散的不及时，蓄积的不真实，也已经看到了。今天只有社仓的方法，还可以实行。确实各委托一方的守令，让他们请求乡里中有才德的耆宿，劝勉百姓量力输送粮食，而适时收敛，适时支出，稍微加收利息，以补偿腐坏损耗。实行它，以酇鄙为单位，而不以县为单位。主持它，以乡里的士君子，而不以官吏。劝勉它，以忠厚恻怛，而不以督责苛急。
朱子有言。世有二弊。有法弊。有时弊。法弊可救之以法。时弊必变之以心。今百僚师师。庶事具举。然或畏罪之念重。则踊跃之意轻。功名之虑深。则忠爱之谊薄。推委瞻徇之情多。则公忠任事之气少。是宜推忠信以结之。宽文法以优之。破资格以异之。丰禄饩以劝之。崇尚圣贤之实学。以砥其礼义廉耻之防。试以当世要务。以观其经理才干之实。渐摩陶冶。淬厉鼓舞。自可致得人之庆矣。
○万松龄 【 字星锺江南宜兴人乾隆丙辰举博学鸿词官翰林编修】
自古名臣之进说于君者。其大指所在。要惟欲其君涵养德性。以为出治之本。详平政体。以为致治之方而已。三代而降。急于言事功。而缓于言性道。此孔子所以小管仲之器。而荀孟不得并称也。
管子之言三本。曰德当位。功当禄。能当官。犹有古官人之意焉。而其言六务。必以节用为先。亦不谬于食时用礼之指。荀子之言三具。仁义是矣。而必继之以威。是假仁义之说。以行其督责。固王者所深恶也。而曰欲王则王。吾不信巳。至其所谓四齐。一因任乎法。而望民愿俗美。讵可得哉。孟氏既没。董仲舒三策。为能独见其大。而其立说。谓王者所为。宜求其端于天。王者奉天以从事。亦宜任德教而不任刑。其言粹然。一本于王道。而矫战国功利之习。故后世醇儒。必以江都为称首。
鼌错本学申商刑名。故其上书以知术数为先。及选贤良。所对三策。以五帝三王五霸并论。而其意指所向。惟欲以霸术辅其君。此则董子之所羞称也。
严安徐乐。皆上书言世务。乐意在修德。互解土崩之喻。足为千古炯戒。安意在捄弊。而制度以防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有一道德同风俗之意焉。崔实所著政论。指切时要。而仲长统称之。苟悦作申鉴五篇。有曰。道之本。仁义而已。五典以经之。羣籍以纬之。又曰。为政先屏四患。乃崇五政。皆浅学所弗能道。诚有足采者焉。
伊川有言曰。当世之务。所尤先者三。立志也。责任也。求贤也而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紫阳封事有曰。天下之大本。心也。其说虽平易无奇。而皋夔稷契之臣。伊莱周召之相。所以致君于尧舜禹汤文武者。举不越此。惟董江都正心以正朝廷之一言。深有合焉。此程朱所以直接孔孟之传也。彼管荀者。霸佐才耳。何足语于此哉。欧阳子云。三代而上。礼乐政治合于一。知礼乐之外无政治。亦可知德性之外无事功矣。
学仕遗规补编卷四终
●跋
叔伯父纂辑五种遗规命子侄辈同司编校冀其多识嘉言善行以为淑身淑世之具也今锺理锺琛洊厯仕途出膺民社按之世事人情官常民瘼觉前此犹视为纸上空谈者今则益觉切近可见施行矣叔伯父以前刻尚有未录者不能割爱学仕训俗二种皆有补编而学仕遗规补编一卷更为奉职金鉴手此一编即仕即学庶无负长者之期勉云侄锺理琛谨识
是书为桂林陈文恭公所辑内分五种曰养正遗规则训迪蒙童之具也曰教女遗规则古者姆教之规范也曰训俗遗规则劝民息讼安生以敦风俗也曰从政遗规则律己治人冰渊警惕之遗意也至晚年又采辑名人绪论凡有涉于教家化俗居官临民之法者取先师仕优则学学优则仕之义名曰学仕遗规夫人未有生而圣贤者自幼学以迄壮行苟非时纳于轨范之中即未免踰闲荡检然苟高谈性命而无实事以见诸行为则穷其弊端必致邻于清净虚无之说公之斯集虽不脱宋人语录气然苟得奉为圭臬凡事身体力行则修齐治平之规端不外此谓非吾人所当书绅以佩者哉适公款中积有余资因取原本重付手民即告成敬跋数语于后既以自勉亦勉人也光绪十九年癸巳季冬之月振华堂同人谨跋
上洋许墨林斋刊
附录：
陈宏谋字汝咨临桂人雍正甲辰进士由翰林厯官中外凡厯巡抚者十有三任以总督兼巡抚者四任入为吏部尚书乾隆三十六年以东阁大学士予告归卒于道赠太子大傅赐谥文恭入贤良祠宏谋内行敦笃奉职勤慎少有过失所在视官如
译朱子曾说：世间有两种弊端，有法度上的弊端，有时代风气上的弊端。法度上的弊端可以用法度来补救，时代风气上的弊端必须用人心来改变。如今百官相互效法，各项事务都得以推行。然而，如果畏惧获罪的念头过重，那么奋发进取的意愿就会减弱；如果计较功名的思虑过深，那么忠诚爱国的道义就会淡薄；如果推诿徇私的情态过多，那么公正忠诚、担当事务的气概就会减少。因此，应当推广忠诚诚信来凝聚他们，放宽法律条文来优待他们，打破资历限制来区别对待他们，丰厚俸禄来勉励他们，崇尚圣贤的实学，来砥砺他们礼义廉耻的防线；用当世的紧要事务来考察他们，以观察他们管理才能的真实水平。通过逐渐的熏陶教化，磨砺激励鼓舞，自然可以达到得到人才的喜悦了。
○万松龄【字星锺，江南宜兴人，乾隆丙辰年考中博学鸿词科，官至翰林院编修】
自古以来，名臣向君主进言，其主旨所在，无非是希望君主涵养德性，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详审平和政体，作为达成治理的方法罢了。夏商周三代以后，急于谈论事功，而迟缓于谈论性理大道。这就是孔子认为管仲器量狭小，而荀子与孟子不能并称为大儒的原因。
管子所说的“三本”，即德行与地位相称，功劳与俸禄相称，才能与官职相称，还保留着古代选拔官员的意思。而他所说的“六务”，必定以节约用度为先，也不违背“食时行礼”的宗旨。荀子所说的“三具”，仁义是正确的，但必定紧接着以威势为辅，这是借仁义之说，来施行督责，这本来是王者所深深厌恶的。他说“想要称王就能称王”，我不相信。至于他所说的“四齐”，一味依赖法度，却期望百姓顺从、风俗美好，难道可能实现吗？孟子去世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能够独自洞察大局。他的立论认为，王者所做的事，应当从上天寻求端倪；王者奉行天道来处理事务，也应当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他的言论纯粹，完全本于王道，从而矫正战国时期功利主义的习气。所以后世的纯正儒者，必定以董仲舒（江都董子）为称首。
鼌错原本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所以他上书以懂得权术机数为先。等到选拔贤良时，他所回答的三策，将五帝、三王、五霸并列讨论，而他的意图所向，只是想要用霸术来辅佐君主。这正是董仲舒所羞于提及的。
严安、徐乐，都上书谈论世务。徐乐的意图在于修养德行，互相解释“土崩”的比喻，足以作为千古的警戒。严安的意图在于挽救弊端，而制度用来防止淫逸，使贫富不相炫耀，以调和人心，有统一道德、同一风俗的意思。崔实所著的《政论》，切中时弊要害，而仲长统称赞它。荀悦作《申鉴》五篇，其中有说：“道的根本，只是仁义罢了。用五典来经纶它，用群籍来纬织它。”又说：“为政首先要屏除四种祸患，然后崇尚五种政事。”这些都是浅薄学者所不能道出的，确实有值得采纳的地方。
伊川先生（程颐）曾说：“当世的要务，尤其优先的是三件事：立志、责任、求贤。而在这三者之中，又以立志为根本。”朱熹的封事中有说：“天下的大本，是心。”他的学说虽然平易没有奇特之处，但皋、夔、稷、契这样的臣子，伊尹、莱朱、周公、召公这样的宰相，之所以能使君主达到尧、舜、禹、汤、文王的境界，全都不超出这个范围。只有董仲舒“正心以正朝廷”的一句话，与之深深契合。这就是程朱之所以直接继承孔孟道统的原因。那些管仲、荀子，不过是霸主的辅佐之才罢了，哪里值得在这里谈论呢？欧阳修说：“三代以上，礼乐政治合而为一。知道礼乐之外没有政治，也就知道德性之外没有事功了。”
《学仕遗规补编》卷四终
●跋
叔父和伯父编纂辑录五种《遗规》，命令子侄辈共同负责编校，希望他们多见识美好的言论和善行，作为修身治世的工具。如今钟理、钟琛相继步入仕途，出任地方长官，对照世事人情、官场常规和民间疾苦，发觉以前还视为纸上空谈的，现在则更加觉得切近可行，可以施行了。叔父和伯父认为以前刻印的还有未收录的，不忍割爱，《学仕》《训俗》两种都有补编，而《学仕遗规补编》一卷更是任职的金镜。手边这一编，即做官即学习，大概不会辜负长辈的期望勉励吧。侄儿钟理、钟琛谨识。
这本书是桂林陈文恭公（陈宏谋）所编纂，内分五种：曰《养正遗规》，是训导启蒙儿童的器具；曰《教女遗规》，是古代女师教育的规范；曰《训俗遗规》，是劝勉百姓止息诉讼、安定生活以敦厚风俗的；曰《从政遗规》，是严于律己、治理他人、如履薄冰般警惕的遗意。到了晚年，又采辑名人的绪论，凡是涉及教家化俗、居官临民方法的，取先师“仕优则学，学优则仕”的意义，命名为《学仕遗规》。人没有生来就是圣贤的，从幼年到壮年行事，如果不随时纳入规范之中，就难免逾越界限、放纵检点。然而如果高谈性命而没有实事体现在行为上，那么穷究其弊端，必定会接近清净虚无的学说。公的这部集子，虽然不脱离宋人语录的气息，但如果能奉为准则，凡事身体力行，那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范，端端正正就不超出这里。难道不是我们应当书写在衣带上佩戴的吗？恰逢公款中积蓄有余资，于是取原本重新付印，即将完成，恭敬地在后面跋写几句，既用来自我勉励，也勉励他人。光绪十九年癸巳季冬之月，振华堂同人谨跋。
上洋许墨林斋刊
附录：
陈宏谋，字汝咨，临桂人，雍正甲辰年进士，由翰林院历任内外官职，凡任巡抚者十有三任，以总督兼任巡抚者四任，入朝任吏部尚书。乾隆三十六年以东阁大学士身份告老还乡，卒于途中，赠太子太傅，赐谥号文恭，入贤良祠。宏谋内行敦厚笃实，奉职勤慎，少有过失，所在之处视官职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