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敬简堂学治杂录（清）戴杰着》
●目录
序
跋
自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序
济南为齐鲁大郡，属州邑十有六，而陵向称难治，是以宰斯土者，每因事颠踬去。惟京江戴子树人，独在任最久，秩满乃迁。威爱允济，称道弗衰。陵固未尝不可治也。当君治陵之时，正余分守济东之日，谂其下车伊始，展布裕如。经年以往，百废具举，而尤以保甲为当务之急。夫保甲法良意美，必迟之又久而后成，成则厥效立见。若清赋缉捕，其大较也。余曾以其清赋催科，埽除积习，为近今所罕见，将有破格奖励之请，而同官尼之，不果行。越两载而岁当考绩，乃得与于卓异之荐。殆古人所谓尽其在我，而显晦听其自然者欤？光阴荏苒，瞬逾十年。树人既以郡守需次，余亦方供职春明。偶忆明湖畴昔旧雨，渐若晨星，而一二令长之勤求吏治者，往往心焉数之。会东屏廉访自东展
觐晨夕过从，述树人近状良悉，并以其所著《学治录》示余。余展而读之，则当日之见诸条教、陈诸笺牍者，一一笔之于书，诚纪实也。政声所在，陈迹非遥，欣焉泚毫，为叙梗概。行当典司繁剧，则懃恳求治之意，更将日新月异而岁不同。矧以大夫服政之年，名位洵未可量，设施又岂有艾耶？一官一集，拭目竢之，《学治》云乎哉！
光绪十有四年，岁在戊子，孟夏之月，锡山薛福辰谨序。
润州戴君树人之宰陵邑，适余守济时也。维时诸逆甫诛，余匪未殄，乡团蟠结，挺而抗法，而鸱义之徒因以为厉。加之胥徒盗贼混然中处，舞弊为智，犯上为勇，同恶相济为仁，用休罔戒，用威罔董，几几乎莫可谁何。而陵又民生凋瘵，年谷屡愆，南北要冲，匪徒出没，一郡之中尤为难治。宰斯邑者往往汲长绠短，解组归山，而诸大府亦每以不得人为憾。树人莅是衙，规明公役，正保甲，编乡团，顺巨恶，诛小丑，靖簿书，厘险健，泯孔庙，崇书院，新人文，竞邑乘，修淑德，旌民风，盛于时，蝗不为灾，甘霖时应，麦秀两歧。余曾为之题咏，盖忝守是邦，故为陵志庆也。乃者大府考绩，特考上上，而余亦滥邀其赏，余诚滋愧矣。余公牍日与之接，讶其操纵自如，而未知所操纵者何术也。闲尝于公牍之中求其治法，第见其详一文无冘长无罅漏，勘一案无扰累无枉纵，兴一利除一弊，无泄泄而缓，无种种而纷然。而余究不知其所操纵者何术也。数年来树人晋太守，待擢于省，余亦以治河故而复来东，得读树人治陵之书，见其额曰「敬简堂」，余乃恍然于树人所操纵者其以是而已矣。且夫事不躬厯，知之不详；言不亲切，行之不远。余与树人共事者也，树人之书，余亲见行之者，也可以治陵，非陵愈足治也。而树人顾藏之箧中，不愿问世，非交深几不得见，岂不惜哉？余用是劝之公世。在树人不过纪实，在阅树人之书者，岂独得其实而己乎？镌之为幸。
光绪十有二年夏五月既望，长白东屏豫山。
昔我族祖清献公宰嘉定，后有《莅嘉遗绩》一编，凡我族姓有一行作吏者，皆守是编以为治，亦皆得有政声，则洵乎其为治谱之善者矣。今树人太守《学治杂录》，即其治陵时所得力于敬简两言者，着于篇。其曰「学治」，谦辞也。庠受而读之，思天下之大，一县之所积耳。一县治，则天下亦可治。所以汉代最重牧令，文景两朝几于刑措，得人之盛，亦称最焉。是编于宰治之法，至详且尽，实维敬简足以赅之。较之清献之书，何多让焉？庠亦当为后之读是书者告也。
光绪丙戌秋七月，元和愚弟陆润庠顿首谨序。
古今所以难臻上理者，非治具之不张，而推行之不力也。听断、缉捕、催科，政之末；学校、社仓、保甲，政之本。夫人而知之矣。而今之能者，每逐末而遗本，岂不以设施繁难，利未兴而弊已乘，故迂远视之，敷衍了之欤？吕沙随之宰瘠区也，尚抚字；其治剧邑也，尚严明。陆清献之宰嘉定也，禁侈靡；其治灵寿也，争差
译敬简堂学治杂录（清）戴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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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跋
自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序
济南是齐鲁地区的大郡，下辖十六个州县，其中陵县向来被称为难以治理的地方，因此担任该县县令的人，常常因为处理事务不当而跌倒离职。只有京江人戴树人，唯独他在任时间最长，任期届满后才升迁。他威严与仁爱兼备，政绩显著，人们的称颂未曾衰减。陵县本来并非不可治理。当戴君治理陵县的时候，正值我分守济东之日，深知他初到任时，施政从容不迫。经过一年以后，各项荒废的事务都兴办起来，而尤其把保甲制度作为当务之急。保甲制度本意良善，但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推行才能成功，一旦成功，其效果立刻显现。至于清理赋税、缉捕盗贼，这是大致的情况。我曾因为他清理赋税、催缴税款，扫除积弊，是近今所罕见的，打算破格给予奖励，但同僚阻止，未能实行。过了两年，到了考核政绩的时候，他才得以获得卓异的推荐。这大概是古人所说的尽己所能，而显达或隐晦听任自然吧？时光飞逝，转眼超过十年。树人已经以郡守身份等待补缺，我也正在京城任职。偶尔想起明湖昔日的旧友，渐渐如晨星般稀少，而那一两位勤于追求吏治的县令，我常常在心中记念。恰逢东屏廉访使从东方前来觐见，早晚交往，详细述说了树人的近况，并把他的著作《学治录》给我看。我展开阅读，发现当时见于条教、陈述于公文中的内容，一一都记录在书中，确实是纪实之作。政声所在，陈迹不远，欣然提笔，叙述梗概。他将来必定掌管繁重的政务，那么勤勉求治的心意，更将日新月异，每年不同。况且在大夫服政的年纪，名位确实不可限量，施政又岂有穷尽呢？每任官职都有一部著作，拭目以待，《学治》又算得了什么呢！
光绪十四年，岁在戊子，孟夏之月，无锡薛福辰谨序。
润州戴君树人担任陵县县令时，正好是我镇守济东的时候。当时叛乱者刚刚被诛杀，残余匪徒尚未消灭，乡团盘根错节，公然对抗法律，而借义之名行恶之实的人趁机作乱。加上胥吏盗贼混杂其中，把舞弊当作智慧，把犯上作乱当作勇敢，把同流合污当作仁义，施恩无法使人警戒，施威无法使人整顿，几乎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而陵县又民生凋敝，连年歉收，地处南北要冲，匪徒出没，在一郡之中尤其难以治理。担任该县县令的人往往力不从心，解职归隐，而上级官府也常常以得不到合适的人选为憾事。树人到任后，规范公役，整顿保甲，编练乡团，顺服巨恶，诛杀小丑，安定文书档案，厘清险恶强悍之风，修缮孔庙，尊崇书院，振兴人文，编纂县志，修明德行，表彰民风，在当时非常兴盛，蝗虫不构成灾害，甘霖适时而降，麦子长出双穗。我曾为此题诗咏赞，因为我有幸镇守此地，所以为陵县庆贺。如今上级官府考核政绩，特别评定为上上等，我也滥受其赏，我实在感到惭愧。我在公文中天天与他接触，惊讶于他操纵自如，却不知道他操纵的方法是什么。闲暇时曾在公文中寻求他的治法，只见他处理一篇公文没有冗长没有疏漏，审理一案没有扰民没有枉纵，兴办一件利事、革除一件弊政，没有松懈迟缓，没有杂乱纷纭。但我终究不知道他操纵的方法是什么。几年来树人晋升为太守，在省城等待提拔，我也因为治理黄河的缘故再次来到东方，得以阅读树人治理陵县的书，看到书名曰“敬简堂”，我才恍然明白树人所操纵的方法就是如此罢了。况且事情不亲身经历，了解就不详细；言语不亲切，推行就不远。我与树人是共事之人，树人的书，是我亲眼见过他实行的，可以用来治理陵县，并非陵县更容易治理。而树人却把它藏在箱中，不愿问世，不是交情深厚几乎不能见到，岂不可惜？我因此劝他公之于世。对树人来说不过是纪实，对阅读树人书的人来说，难道只是得到实情而已吗？刻印出版是幸事。
光绪十二年夏五月既望，长白东屏豫山。
从前我的族祖清献公担任嘉定县令，后来有《莅嘉遗绩》一书，凡是我族中有一人行吏职的，都守着这本书作为治政准则，也都获得了政声，那么确实它是治政谱录中的善本了。如今树人太守的《学治杂录》，就是他在治理陵县时得力于“敬”、“简”二字而写成的篇章。他说“学治”，是谦辞。我接受并阅读它，想到天下之大，不过是由一个个县积累而成。一个县治理好了，那么天下也可以治理。所以汉代最重视地方长官，文景两朝几乎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得人的盛况，也称最盛。这本书对于县令治政的方法，非常详细完备，实际上“敬简”二字足以概括。与清献公的书相比，有什么逊色呢？我也应当为后来读这本书的人告知。
光绪丙戌年秋七月，元和愚弟陆润庠顿首谨叙。
古今之所以难以达到最好的治理，不是因为治理的工具没有建立，而是推行不力。听讼断案、缉捕盗贼、催缴赋税，是政事的末节；学校、社仓、保甲，是政事的根本。人人都知道这一点。而现在的能者，常常追逐末节而遗忘根本，难道不是因为设施繁难，利益未兴而弊端已生，所以视其为迂远，敷衍了事吗？吕沙随治理贫瘠地区，尚且安抚百姓；他治理大县，尚且严明。陆清献公治理嘉定，禁止奢侈；他治理灵寿，争
繇。似因地制宜，各有所急，至于政之大本，无不尽力举行。行之而效，岂有异术哉？心与力足以副之耳。戴君树人之宰陵邑也，卓著循声，亟为上游所倚重。知其心其力必有大过于人者。及见其敬简堂录，不屑为旷言高论，独取政治之极纤极琐者，精而思之，敷而布之，力而行之，即其末以穷其本，而蕲必于成。如作室然，欂栌、侏儒、椳、闑、扂、楔，一物不备，不足以成室；如治军然，鼙皷、金铎、旌旗、麾帜，一器不周，不足以成军。人第见室宇之崇，军容之盛，辄相与而叹羡之，而不知其惨淡经营于未事之先者，固已不遗余力也。灿治平度十四年，亦师此意，自以为竭尽心力，而成效讫无可观。以视戴君虑之精详，施之从容，而又能笔之书以惠后人也，其相去不綦远哉！爰志数语以摅钦仰。
译这似乎是因地制宜，各自有紧迫的事务，至于为政的根本，没有不尽力推行的。推行了就有效验，难道有什么奇特的方术吗？不过是用心和用力足以与之相称罢了。戴君树人在陵邑担任县令时，卓越地建立了循吏的名声，被上级官员所倚重。我知道他的用心和用力必定有大过人之处。等到看到他的《敬简堂录》，他不屑于发表空泛高远的言论，唯独选取政治中极其细微琐碎的事情，精心思考，广泛布置，努力实行，从这些细枝末节去探究根本，并且期望必定成功。就像建造房屋一样，斗拱、短柱、门枢、门臼、门闩、门楔，缺少一样器物，就不能建成房屋；就像治理军队一样，鼙鼓、金铎、旌旗、麾帜，缺少一件器具，就不能成就军队。人们只看到房屋的宏伟，军容的盛大，就相互赞叹羡慕，却不知道他们在事情未发生之前惨淡经营，本来已经不遗余力了。我在治平年间十四年，也效法这种用意，自以为竭尽心力，而成效最终却没有什么可观的。与戴君考虑的精详，施行的从容，又能把它写下来以惠及后人相比，相差岂不很远吗！于是记下几句话来抒发我的钦佩敬仰之情。
光绪庚寅嘉平月，韩城如弟吉灿升谨序。
夫仕不肃官，常梯荣征捷之徒，皆上考也。治不经盘错句，稽出纳之才，皆最绩也。若夫膺紧赤，定仓黄，戢犴狱，弭奸回，酌礼上庠，斟和四野，相与游化日之熙皞，鬯皇风之雍穆，则非学懋劻时，才裕应变者，弗克与于斯矣。国家名贤辈兴，良吏踵继，其由邑令洊擢封圻者，史不绝书，人有列传。若灵寿之遐矩，罗城之崇规，资表率于羣伦，足方驾乎曩哲。夫百里非小，天下之所分形；一官虽卑，兆民于焉托命。伊教养之有属实治乱之攸关。我树人太守之昔宰陵邑也，凶水横演，鲸甫就戮，腥风羃树，兽犹伏藏。道旁之镝羽晨飞，户外之柝声宵警。城狐社鼠，肇旤衅以交讧；吏虎胥狼，成党援于互结。萧墙之患，布其腹心；钩棘之灾，隐于肘腋。君乃疾驰邻境，潜假兵符，为声东击西之谋，有朝发夕至之迅。罪归首憝，罚宥胁从，民不知兵，寇不及备。疾雷发机，大风去垢，君之绩伟矣。然徙积薪能免祸，倚大树不言功。君之识量又可瞻焉。既解甲而归农，复投戈以讲艺。宫墙数仞，惟圣人之居；广厦千闲，繄塞士所庇。而上丁廑?力释奠之仪，二酉袭藏书之目。子瞻在阙，刺起于青衿；士愿横经，嗟兴于白屋。学校废而书院颓，数十年于兹矣。君于是堂集三老，期召诸生，纠赀弋材，命匠兴役，复旧制于黉宫，列新条于鹿洞。馨流芹藻，秀毓菁莪，颂声起于士林，讴思洽于黎庶。至如圄草萦碧，堂葩铺棻，憩棠留鞫狱之仁，拔薤示锄强之意。险健之辈，释讼牍而习诗书；负罪之氓，脱桁杨而荷?耜。政去害马，文能驱蝗，既扬仁风，亦集瑞应。盛事传于民闲，嘉休媲之上古。盖惟时麦熟首夏，穗献双歧，史书所称盛美足录。君乃逊让弗居，止令不报，敦耕劝穑，泽自溥于穷檐，储英毓华，功当归于富媪。始知辉煌秉笔赞扬，多史官之谀；炳蔚敶词，媚兹亦臣下之陋。此见，君之屏黜浮华，崇尚实政，已基也。买丝欲绣，畴贤悬像，空怀曩烈。煦冬日以知燠，被春风而诵和。欲求观型之方，敬叩从政之要。君因出其所为文四种，曰《敬简堂集》，盖皆君之治谱，手自编定也。政事文学，遂有兼科。循吏儒林，岂惟专美基于是？口诵心写，神往意移。挽绶期以何年，书绅请于今日。覩桑林而作柘舞，亦具婆娑之容；过雷门而习鼓音，大有匉訇之想。官箴攸藉，喤引奚辞？
光绪甲申秋九月，乡愚弟徐寿基谨序。
●跋
修己以敬，临下以简。古人论政，厥有薪传。树人太守之宰，陵也曾秉此义，见诸实事故其所辑《敬简堂学治杂录》一书，其间法良意美，至理名言，凡有裨益于闾阎，关系乎风气，如讲学、务农、除暴、绥良、恤刑、治赋诸大端，靡不身体力行，不懈而及于古，殆所谓有利必兴，无弊不剔者与？亟当付栞以公同好。捧诵既竟，谨赘数言。丙戌仲春，愚弟沈泰镇谨识。
敬读大箸，言言金玉，字字珠玑。一种爱民勤政之心，往往流露于楮墨行闲。至于叙事之简当，用笔之老到，犹其余事。处为通儒，出为循吏，于先生当首屈一指。钦佩之余，弥殷向往。谨志数语，以表微忱。乙酉冬月，后学成敦拜注。
且今之列上考颂贤良者，不过曰案牍耳，科条耳，茧丝耳，保障耳。求其以圣贤之学为学，以圣贤之心为心，则寥不易覩焉。树人太守爽，总角交也。当未筮仕以前，即以天地民物为己任。既宰陵邑，政声卓著，直欲驾龚黄、召杜而上之。爽服膺最久，惜未得其详且尽也。乙酉春，爽由单父调茌山，地属冲衢，事尤繁赜。自维疏陋，覆餗为虞。适君以学治录见示，凡勤政爱民，劝学重农诸大端，几于有利必兴，无废不举。其于古人良法美意，靡不脗合。是真能以敬简临民，而深有当于圣贤学问者，正不独爽之可奉为圭臬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吾于是编，亦云。乙酉四月，世愚弟仓尔爽谨识。
树人戴太守以润州名下士从政稷门，其昔宰陵邑也，本居敬行简之学，见诸施为，提
译光绪庚寅年腊月，韩城弟吉灿升恭敬地作序。
那些做官不严肃对待职守，却常以升迁为荣、以捷报为功的人，都被评为上等政绩。治理政务不经历艰难曲折，只是稽查收支账目的人才，都被列为最优成绩。至于担当重任，在仓促间安定局面，平息狱讼，消除奸邪，在最高学府斟酌礼仪，在四方田野调和政令，共同沐浴在和煦的教化之中，畅达皇风的雍容穆肃，那么，如果不是学问深厚、勤勉及时，才能充裕、善于应变的人，是不能参与其中的。国家名贤辈出，良吏相继，那些由县令逐步升任封疆大吏的人，史书上不断记载，都有列传。像灵寿县的远大楷模，罗城县的崇高规范，为众人提供表率，足以与古代的贤哲并驾齐驱。百里之地并非渺小，它是天下的缩影；一官之职虽然卑微，亿万百姓却在此寄托性命。教化养育的成效，确实关系到治乱的根本。
我们树人太守过去担任陵县令时，凶险的水患横溢，鲸鱼般的巨寇刚刚被诛杀，腥风弥漫树木，野兽仍潜伏藏匿。路边的箭矢早晨飞舞，户外的更鼓声夜晚警戒。城狐社鼠，挑起祸端而互相攻讧；吏虎胥狼，结成党羽而互相勾结。内部的祸患，遍布其心腹；钩棘般的灾难，隐藏在肘腋之间。太守于是迅速奔赴邻境，暗中借用兵符，施行声东击西的计谋，有朝发夕至的速度。罪责归于首恶，宽恕胁从者，百姓不知兵祸，敌寇来不及防备。如同疾雷发动机括，大风扫除污垢，太守的功绩伟大啊。然而，搬开积薪能避免祸患，依靠大树不夸耀功劳。太守的见识和度量又令人仰视。
既然卸甲归田，又放下武器从事教育。宫墙数仞高，只有圣人居住；广厦千间，是寒士所庇护。对上丁祭典，尽力举行释奠的仪式；二酉山藏书，沿袭其目录。学子在阙下，刺青起于青衿；士人愿意横读经书，感叹兴起于白屋。学校废弃而书院颓败，已经几十年了。太守于是召集三老，定期召见诸生，筹集资金，招募材料，命令工匠兴工，在黉宫恢复旧制，在鹿洞列出新条。芹藻的香气流传，菁莪的秀色孕育，颂声兴起于士林，歌谣融洽于百姓。至于狱中草色萦绕碧绿，堂前花朵铺展繁盛，憩棠留下审案的仁德，拔薤显示锄强的意志。强悍之徒，放下讼状而学习诗书；有罪的百姓，脱去枷锁而扛起农具。政令去除害马，文治能驱除蝗虫，既宣扬仁风，也聚集瑞应。盛事流传于民间，美好的休庆媲美于上古。大概当时麦子初夏成熟，穗子献出双歧，史书上所称的盛美足以记录。太守于是谦逊退让，不居其功，只下令不报捷，敦劝耕种，恩泽自然普及到穷檐之下，储备英才，培育精华，功劳应当归于大地母亲。这才知道，那些秉笔赞扬的辉煌辞藻，多是史官的阿谀；那些辞藻华丽的铺陈，也是臣下的陋习。由此可见，太守摒弃浮华，崇尚实政，已经奠定了基础。想要买丝刺绣，谁贤能悬挂画像，空怀往日的功烈。沐浴冬日的温暖而知其和煦，承受春风而歌颂和谐。想要寻求观察榜样的方法，恭敬地询问从政的要领。太守于是拿出他所写的四种文章，叫做《敬简堂集》，这都是太守的治政谱录，亲手编定的。政事和文学，于是有了兼科。循吏和儒林，难道只有专美吗？于是口诵心记，神往意移。期待解绶归隐是哪一年，今天请求将政要书于绅带。看到桑林而作柘舞，也具有婆娑的姿态；经过雷门而练习鼓音，大有轰响的想象。官箴所凭借，引吭高歌怎能推辞？
光绪甲申年秋九月，乡愚弟徐寿基恭敬地作序。
●跋
修养自己以恭敬，对待下属以简约。古人论政，有其传承。树人太守担任陵县令时，也曾秉持此义，见于实际政务。所以他辑录的《敬简堂学治杂录》一书，其中法令良善，意旨美好，至理名言，凡是对民间有益，关系到风气的，如讲学、务农、除暴、安抚良民、体恤刑罚、治理赋税等大端，无不身体力行，不懈怠而达到古人的境界，大概是所谓有利必兴，无弊不剔吧？急切应当付梓以公之于同好。捧读完毕，恭敬地附加数语。丙戌年仲春，愚弟沈泰镇恭敬地记录。
恭敬地阅读大作，言言金玉，字字珠玑。一种爱民、勤政之心，往往流露于纸墨行间。至于叙事的简当，用笔的老到，还是余事。在朝为通儒，出仕为循吏，在先生当首屈一指。钦佩之余，更加殷切向往。恭敬地记下数语，以表示微薄的心意。乙酉年冬月，后学成敦拜注。
况且现在那些列入上等考绩、颂扬贤良的人，不过是说案牍而已，科条而已，茧丝而已，保障而已。寻求以圣贤之学为学，以圣贤之心为心的，则寥落不易见到。树人太守爽，是总角之交。在未出仕以前，就以天地民物为己任。既然担任陵县令，政声卓著，简直想要超越龚遂、黄霸、召信臣、杜诗而上之。爽服膺最久，可惜未能得其详且尽。乙酉年春，爽由单父调任茌山，地属交通要道，事务尤其繁杂。自认为疏陋，担心覆餗。适逢君以《学治录》示我，凡勤政爱民，劝学重农等大端，几乎有利必兴，无废不举。对于古人良法美意，无不吻合。是真能以敬简临民，而深有当于圣贤学者，正不独爽之可奉为圭臬。仁人之言，其利溥。我对此编，亦云。乙酉年四月，世愚弟仓尔爽恭敬地记录。
树人戴太守以润州名士从政稷门，他过去担任陵县令时，本居敬行简之学，见于施为，提
纲挈领，井井有条。陵之民奉教维谨，一时循声卓著，各当道咸倚重焉。其手自编定《敬简堂学治杂录》诸篇，洵足为一行作吏者圭臬。琛受读之下，钦佩久之，因力请付梓，俾读是编者皆得宰治善法。将见一州一县治，而天下无不治，则朝廷庆得人之盛，亿兆蒙保我之庥，胥于是征之矣。岂不懿欤？光绪丁亥仲冬，福州世愚弟龚葆琛谨识。
译纲举目张，条理井然。陵县的百姓奉行教化非常谨慎，一时之间政声卓著，各级官员都倚重他。他亲手编纂的《敬简堂学治杂录》等篇章，确实足以作为所有出仕为官者的准则。我（龚葆琛）阅读之后，钦佩良久，因此极力请求将其刊印，使阅读此书的人都能获得治理政事的良法。将会看到一州一县治理得好，那么天下就没有治理不好的地方，朝廷庆幸得到人才的盛况，亿万百姓蒙受保全我的福荫，都由此可以验证了。难道不是美好吗？光绪丁亥年仲冬，福州世愚弟龚葆琛恭敬地写下这篇序言。
杂录上中册，有利必兴，无废不举，其一种爱民如子之心，溢于言表，想见苍生赤子，熙熙然如登春台，即闲有一二顽梗之徒，亦必革面洗心，闻风向化也。下册创立条规，尤见才大心细，敬读数过，拜服无涯。如兄唐恩灏注。
行无不可言，言未必可行。言为未行之言，不可行；言为已行之言，亦未必可行。言为行而未效之言，不可行；言为行而已效之言，亦未必尽可行。不尽可行，则言何如不言？立言盖如斯之难也。乃元读树人戴太守之言，而窃谓立言不难，何也？言为理所必然之言，则无论己行未行，行而效，行而未效，皆无不可行。太守之言，近取诸己，远取诸人，其为未行欤？其为己行欤？其为行之效未效欤？元不得而知也。其为理之必然而无不可行，元可得而决也。元决其无不可行，元知其行无不效也。行无不效，斯言非无补之言也。非无补之言，斯言行也。言行，斯可言也。付之梓人，不亦宜乎？光绪甲申夏五月，乡愚弟贺福元谨跋。
或问于治曰：“儒与吏分乎？而何以有吏书？”治曰：“儒与吏分而不分，不分而分，此吏书所由出也。《诗》《书》《传》《礼》，吏书也；而儒之《大中》《论孟》，儒书也。而吏之如是，则分而不分，不必更有吏书。”自掇科者，专攻制艺；不掇科者，专习政事。于是稍明吏治，辄笑儒迂；稍读圣经，辄嗤吏陋。儒与吏，岂不截然两事哉？此而无书补救，迂诚迂矣，陋诚陋矣，可奈何？或曰：“子之有取于吏书，固已。吏书曷善？”治曰：“民情何以察？民心何以固？上何以事？下何以驭？案牍何以理？保甲何以编？以及延僚友，交同寅，理财赋，弭盗贼，莫不有道焉。以时措咸宜，使拘儒见之而叹曰：‘吏固有如是经济也。’于是优于为吏；使俗吏观之而悟曰：‘我固未尝学问也。’于是进而为儒，此之谓善。”或曰：“有如子言，吏书之作，独有意于拘儒俗吏乎？”治曰：“否否。虚心受善，通儒宜观；励精图治，名吏亦宜观。”不信治言，请观《树人戴太守之书》。癸未冬月，姻愚弟朱懋治谨跋。
润州戴太守树人，以循良见推于山左久矣。寿签分来，济敬询乡士大夫宦是土者，以求师承焉。佥曰：「其惟我戴太守乎？」方太守之令陵邑也，当兵燹残破之余，民气嚣嚚，号称难治。大府选干吏往，每束手无以为庸，或得过去。太守莅焉，爬梳涤荡，百务具举。其翼善也，如慈母之保赤子；其教不善也，如严师之击童蒙。日取古人良法，择其可行者行之。既行矣，则坚持之，以求达其立法之始之心之所欲至至焉，而止罔或稍过。兢兢焉挟其大力精心，以与事为终始。民大悦服。是故动焉若瞿，循焉若纡，优而游焉，若有余，斯太守之教也。寿谨志之。既得上谒，卒读所著《敬简堂集》。其严保甲，则三代井田之遗也；其兴书院义学，则又所谓建学明伦也。其它政亦咸酌古准今，疏节阔目，令不烦而事必行。民亦知教之可乐，而弗吾扰。故绅士之善者，恪恭以襄其役；民之不善者，亦悚惶以悔其过。事具集中，可覆按也。惟太守能罗古今蕃变之致于一心，审而择焉，慎而执焉，一举而百备。事或施于此，而效收于彼。盖在上者无张皇震惊之为，而下各抱其怵惕维厉之隐，以相应跃然而雷厉，悠然而风行，廓然而天空海阔。仲弓氏言之矣：「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今观太守之为教，不虚哉！不虚哉！寿益信乡士大夫善言太守之为教，而私幸得所师承也。又深幸是书之成，居官者皆得所据依，而不惟陵邑得被太守之教。太守之教且施之天下后世，而无所穷也。敢敬缀一篇，附简末。光绪丙戌秋九月，姻愚弟祁寿麐谨识。
树人太守治陵六载余，奉檄曾再至，目覩其殚思竭虑，多所设施，纲举目张，厘然就理，知其治谱传家，渊源有自，非徒托空言者比也。旋以治行第一报最，擢官侨舍齐州，时相过从，偶出敬简堂《学治杂录》见示，则治陵之兴利除弊，原原本本，悉载于编，洵有益于
译杂录上中册，凡有利之事必兴办，无废弛之举必推行，那种爱民如子之心，流露于言表之外，可以想见百姓安居乐业，和乐融洽如同登上春台，即使有一两个顽固不化之人，也必定改过自新，闻风教化。下册创立规章条例，尤其显示出才识宏大、心思缜密，恭敬阅读多遍，佩服得没有边际。如同兄长唐恩灏所注。
行为没有不可说的，言语未必都能实行。言语若是未曾实行的，不可实行；言语若是已经实行的，也未必都能实行。言语若是实行而未见效的，不可实行；言语若是实行且已见效的，也未必都能完全实行。不能全部实行，那么言语还不如不说？确立言论大概就是这样困难。然而元阅读树人戴太守的言论，却私下认为确立言论并不困难，为什么呢？言语若是道理上必然如此的，那么无论自己实行与否，实行后见效与否，都没有不可实行的。太守的言论，近取之于自身，远取之于他人，它是未曾实行的呢？还是已经实行的呢？还是实行后见效与否呢？元无法知道。但它是道理上必然如此而没有不可实行的，元可以断定。元断定它没有不可实行的，元知道它实行后没有不见效的。实行没有不见效的，这言语就不是无益的言语。不是无益的言语，这就是言行一致。言行一致，这就值得称道。把它交给刻工刊印，不也很适宜吗？光绪甲申年夏五月，同乡愚弟贺福元恭敬作跋。
有人问治说：“儒生与官吏有分别吗？为什么会有《吏书》？”治说：“儒生与官吏有分别又不分别，不分别又有分别，这就是《吏书》产生的原因。《诗》《书》《传》《礼》是官吏之书；而儒生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儒生之书。如果官吏也像这样，那么有分别又不分别，就不必再有《吏书》了。”自从科举应试者，专门钻研八股文；不科举应试者，专门学习政务。于是稍微懂得吏治的，就嘲笑儒生迂腐；稍微读过经典圣书的，就讥笑官吏浅陋。儒生与官吏，难道不是截然两件事吗？如果没有书籍来补救，迂腐确实迂腐了，浅陋确实浅陋了，能怎么办呢？有人说：“您对《吏书》有所取用，本来已经很好了。《吏书》好在哪里？”治说：“民情如何考察？民心如何稳固？上级如何侍奉？下级如何驾驭？公文如何处理？保甲如何编制？以及延请僚友，结交同僚，管理财赋，平息盗贼，没有不有方法的。根据时势措施都适宜，让拘泥的儒生看了感叹说：‘官吏本来就有这样的经世济民之才。’于是擅长做官吏；让俗吏看了醒悟说：‘我本来没有学问。’于是进而成为儒生，这就叫做好。”有人说：“如果像您所说，《吏书》的写作，只是有意针对拘泥的儒生和俗吏吗？”治说：“不不。虚心接受善言，通达的儒生适宜观看；励精图治，有名的官吏也适宜观看。”不相信治的话，请观看《树人戴太守之书》。癸未年冬月，姻亲愚弟朱懋治恭敬作跋。
润州戴太守树人，因为循良被山东一带长久推崇。寿签分发到来，济敬询问在当地做官的同乡士大夫，以求师承。大家都说：“只有我们的戴太守啊！”当太守治理陵县时，正值兵火残破之后，民气嚣张愚昧，号称难以治理。上级官府选派干练的官吏前往，常常束手无策，或者勉强过去。太守到任，梳理整顿，百事都兴办起来。他辅助善人，如同慈母保护婴儿；他教化不善之人，如同严师责打孩童。每天选取古人好的方法，选择可行的实行。实行之后，就坚持它，以求达到立法之初心中想要达到的目标，停止而不稍微过度。小心谨慎地怀着大力和精心，始终与事务相始终。百姓非常喜悦信服。因此行动时像惊惧，遵循时像曲折，从容游息，好像有余力，这是太守的教化。寿恭敬记载。既然得以进见，读完他所著的《敬简堂集》。他严格保甲制度，是三代井田制的遗风；他兴办书院义学，又是所谓建立学校明辨伦理。其他政事也都斟酌古法准绳今事，疏朗节略，命令不烦扰而事情必定实行。百姓也知道教化的可乐，而不被我们打扰。所以绅士中好的，恭敬地协助他的事务；百姓中不好的，也惶恐地悔改过错。事情都在集中，可以复查。只有太守能将古今繁复变化的道理汇聚于一心，审慎选择，谨慎执行，一举而百备。事情或许施行在这里，而效果收在那里。大概在上位者没有张皇震惊的行为，而在下者各自怀着警惕戒惧的隐衷，相应地跃然而雷厉风行，悠然而如风传播，廓然而天空海阔。仲弓说过：“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现在看太守的教化，不虚假啊！不虚假啊！寿更加相信同乡士大夫善于谈论太守的教化，而私下庆幸得到师承。又深深庆幸这本书的完成，做官的人都能有所依据，而不只是陵县得到太守的教化。太守的教化将施行于天下后世，而没有穷尽。敢恭敬地写一篇文章，附在简末。光绪丙戌年秋九月，姻亲愚弟祁寿麐恭敬识记。
树人太守治理陵县六年多，奉檄文曾两次到来，目睹他殚精竭虑，多有设施，纲举目张，条理分明，知道他的治政谱系传家，渊源有自，不是徒托空言的人可比。不久因为政绩第一上报最优，擢升官职侨居齐州，时常往来，偶尔拿出敬简堂《学治杂录》给我看，那么治理陵县的兴利除弊，原原本本，都记载在书中，确实有益于
治道之书。薛抚屏京兆序之详矣。长白东屏中丞一再劝梓，同人亦怂惥之甚力，爰付剞劂，俾余校雠。辄忆畴曩之驱车临齐，戈鋋甫平，弦诵可听，岁丰俗静，比户晏然，曾岁月之几何，而时局已少变矣。读是书，想见其为人，是岂一朝一夕故哉？从来长官之贤，斯民实受其福，治一邑治，治一郡亦治。他日一官一集，德施优洽，又何可量？是编其权舆也。光绪庚寅秋日，姻愚弟钱枱谨识。
译关于治道的著作，薛抚屏京兆已经作了详细的序言。长白东屏中丞一再劝说刊印，同僚们也极力怂恿，于是交付刻工，让我负责校勘。不禁回忆起从前驾车来到齐地，战事刚刚平息，读书声清晰可闻，年成丰收，风俗宁静，家家户户安适太平，这才过了多少岁月，时局却已经稍有变化了。读这本书，可以想见他的为人，这难道是朝朝夕夕就能形成的吗？自古以来长官贤明，百姓确实能享受到福泽，治理好一个县就安定，治理好一个郡也安定。将来他每任一官、每出一集，恩德广施、恩泽深厚，又哪里能估量呢？这部书就是其开端。光绪庚寅年秋天，姻亲愚弟钱枱恭敬地写下这段跋文。
成周以来，郡小而县大，秦汉以降，郡大而县小。郡县之治民一也，至今日而县之于民为尤亲。树人九弟治陵六年，时山左承阎大中丞之后，吏治讲求真实，而制锦者亦得从容以尽其所为。弟所以有《学治杂录》之辑也。其初篇幅尚多，几经删节，存者仅十之五六矣。自弟去陵而陵遂多事，其民之不古耶？抑亦政治有得失耶？要之，陵非不可治者，惟其以实心行实事，则民受治而治乃可言。弟既以卓荐擢郡，兄亦自京曹补外治郡，当无异于治邑，愿与弟交勉之。辛巳仲秋既望，和甫兄燮元识。
昔先圣有云：「学优则仕，仕优则学，学与仕固并行不悖者也。」三代而下，循吏以汉称最，本经术饰吏治，尚矣。至我
朝善教善政相辅而行，一时如于汤、陈、陆诸公，化民成俗，震古烁今，休哉！何道之隆欤？乃以人心不古，风俗日非，论吏治于今日，谁复于簿书之暇，孜孜不倦而讲求之者？岂古今人不相及耶？余少闻庭训，壮习仕途，时以“清慎勤”三字自勖，特恐有是心而学不足以副之，诚见为吏之难，吏治不得不讲求耳。夫所谓讲求吏治者，岂效儒生之侈谈经济，务为迂阔，坐而言卒不能起而行哉？必将实事求是，举凡农田水利、钱谷兵刑利，无不兴，弊无不革，上无负国家设官之心，下无愧父母斯民之责，不学无术之讥，庶乎免焉。树人兄之官山左二十余年，手订《学治录》一编，实不愧“清慎勤”三字，可谓先得我心者矣。方其投笔从戎，厯官守令，莫不奉公洁己，礼士爱民，众望咸孚，百废具举。后之人有学古入官者，是编其左券也。爰书数语于简末，谓为官箴也，可谓为家学也，亦无不可。弟启文谨跋。
●自序
夫居官之要曰清慎勤，尚矣。然以不贪为清，不忽为慎，不懈为勤，此第官箴云耳。若夫能其官者，则当有进。冉子之言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旨哉斯言！治民之实政在是矣。夫人必精神念虑周于凡事，而敬以慑之，然后沿革损益，因势利导，不同矜张操切之所为，斯真能执简以御繁者己。杰于同治八年补陵县，明年六月履任。前令汪君本庄颜县署之堂曰“敬简”，诚有先得我心者，杰益信前此之持论为可据也。爰本此旨，一意行之，不敢务于苟简。凡见为当行者，明示章程，躬亲督率，或损廉俸以为之先，或悬刑赏以善其后。与邑之人拳拳诰诫者不过数事，而余悉以简自藏其拙焉。邑之人亦咸谅予之拙，而相与安之。杰在陵六年之久，不致陨越贻羞者，谓非斯堂之朝夕出入有以警于心，而使之无旷厥职乎？今以需次省会，距去陵之日又六年矣。凡宰是邑，与夫出宰之讲求吏治者，往往过余问向所以治陵之政，杰奚有他政哉？因忆顾君象三怀壬时以孝廉在署，尝取公牍私议，择而录之，积久成帙，又复手书一过，以稿?余幸有是录，出以代谈，藉塞过问者之意，而谨俟其自择焉。夫政贵因地制宜，治陵而效，或治他邑不效，未可知也。政贵因时制宜，前日治陵而效，或今日治陵不效，又未可知也。然其人苟守清慎勤之箴而不悖乎敬简之旨，则古人成法具在，悉可变通行之，又乌用是录为也？比闻象三以名进士出宰西蜀，所至有善政，其所为必有大过乎杰者？由今观之，其平日留心政治，手录之勤，凡古人之良法美意，必有身体而力行之者矣。象三之善居官，固不系乎是录，而是录则系乎象三，以存兹略为编次，署曰《敬简堂学治杂录》，并识其缘起如此。
光绪七年十月上澣，丹徒戴杰自叙于济南寓斋。
●敬简堂学治杂录卷一
丹徒戴杰存稿
陵县利弊论
端士习论
清讼论
设立讲堂说
清查粮赋说（附寄庄者）
征解钱漕说
惩蠹说
收养孤贫议
重修学宫文
重修颜鲁公祠文
重修城隍庙记
重建火神庙记
除三巨恶记
捕蝗记
增补县志序
邑志忠义传序
魏渤海太
译自周成王营建洛邑以来，郡的辖区小而县的辖区大；自秦汉以后，郡的辖区大而县的辖区小。郡县治理百姓的根本是一致的，但直到今天，县对于百姓来说尤为亲近。树人九弟治理陵县六年，当时山东地区承接着阎大中丞的余风，吏治讲求真实，而治理地方的人也得以从容地施展抱负。九弟因此编纂了《学治杂录》。起初篇幅尚多，几经删节，保留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五六了。自从九弟离开陵县，陵县便多事起来，是那里的百姓不如古人吗？还是政治有得失呢？总之，陵县并非不可治理，只要以实心做实事，百姓就能得到治理，治理的效果才可言说。九弟已因卓越推荐而升任郡守，我也从京城官署外放治理郡县，这与治理县邑没有不同，愿与九弟互相勉励。辛巳年仲秋十六日，和甫兄燮元记。
从前先圣曾说：“学业优秀就去做官，做官优秀就继续学习，学习与做官本来并行不悖。”三代以后，循吏以汉代最为著称，用经术来修饰吏治，是很高尚的。到了我朝，善教与善政相辅而行，一时之间如于汤、陈、陆等各位公卿，教化百姓形成风俗，震动古今，多么美好啊！这是什么道理如此兴隆呢？然而因为人心不如古人，风俗日益败坏，在当今论及吏治，谁还能在公文簿册的闲暇之余，孜孜不倦地讲求它呢？难道是古今人不能相比吗？我年少时听闻父亲的教诲，壮年时习于仕途，时常以“清慎勤”三个字自我勉励，只是担心有这种心而学问不足以匹配它，确实看到做官的艰难，吏治不得不讲求罢了。所谓讲求吏治，难道是效仿儒生空谈经世济民，务求迂阔，坐着谈论最终不能起身实行吗？一定要实事求是，凡是农田水利、钱粮兵刑等利益，无不兴办，弊端无不革除，上不辜负国家设官的用心，下不愧对作为百姓父母的责任，不学无术的讥讽，大概可以免除了。树人兄在山东做官二十多年，亲手编订《学治录》一书，实在不愧“清慎勤”三个字，可以说是先得我心的人啊。当他投笔从戎，历任官职，无不奉公廉洁，礼遇士人爱护百姓，众望所归，百废俱兴。后来的人有学习古人入仕的，这本书就是他们的凭证。于是我在书末写下几句话，说是为官的箴言，也可以说是家学，也无不可。弟启文谨跋。
●自序
做官的要诀在于清慎勤，这是很古老的道理。然而以不贪为清，以不疏忽为慎，以不懈怠为勤，这只是官箴罢了。至于能胜任官职的人，应当更进一步。冉子说：“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这话多么精辟！治理百姓的实政就在这里了。人必须精神思虑周全于凡事，用恭敬来约束自己，然后沿革损益，因势利导，不同于矜持张扬、急躁苛刻的做法，这才是真正能用简驭繁的人。我在同治八年补任陵县知县，次年六月到任。前任知县汪君本庄将县署大堂命名为“敬简”，确实有先得我心的人，我更加相信以前的论点是可依据的。于是本着这个宗旨，一心实行，不敢务求苟且简略。凡是认为应当实行的，明示章程，亲自督率，有时减损自己的俸禄作为先导，有时悬挂刑罚赏赐以善后。与县里人恳切告诫的不过几件事，其余我都以简略来隐藏自己的拙劣。县里人也都能体谅我的拙劣，与我相安无事。我在陵县六年之久，没有致败露羞的，难道不是这大堂朝夕出入警醒我的心，使我没有荒废职责吗？现在我在省会等待补缺，距离离开陵县的日子又六年了。凡是治理这个县邑，以及出外治理县邑讲求吏治的人，往往经过我这里询问以前治理陵县的政策，我有什么别的政策呢？于是想起顾君象三怀壬当时以孝廉身份在署中，曾选取公文私议，选择记录，积久成卷，又亲手抄写一遍，把稿子给我，幸好有这份记录，拿出来代替谈论，借此满足过问者的意思，而谨慎地等待他们自己选择。政事贵在因地制宜，治理陵县有效，或许治理其他县邑无效，未可知也。政事贵在因时制宜，以前治理陵县有效，或许今天治理陵县无效，又未可知也。然而那人如果坚守清慎勤的箴言而不违背敬简的宗旨，那么古人的成法都在，都可以变通实行，又哪里用得着这份记录呢？近来听说象三以名进士身份出外治理西蜀，所到之处有善政，他的作为必定大大超过我？由现在看，他平日留心政治，手录之勤，凡是古人的良法美意，必定身体力行了。象三善于做官，固然不依赖这份记录，而这份记录则依赖象三，以此保存略作编次，命名为《敬简堂学治杂录》，并记下缘起如此。
光绪七年十月上旬，丹徒戴杰自叙于济南寓所。
●敬简堂学治杂录卷一
丹徒戴杰存稿
陵县利弊论
端士习论
清讼论
设立讲堂说
清查粮赋说（附寄庄者）
征解钱漕说
惩蠹说
收养孤贫议
重修学宫文
重修颜鲁公祠文
重修城隍庙记
重建火神庙记
除三巨恶记
捕蝗记
增补县志序
邑志忠义传序
魏渤海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