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淳熙玉堂杂记 （宋）周必大 撰
●卷上
钱文僖公（惟演）《金坡遗事》云：“旧规，学士六人遇圣节，共率百二十缗寺中设斋。今送五十千，与枢密使同开道场，前一日赴宴。”当时所记如此。近岁，枢密院满散圣节及贡院赐宴，则学士待制皆与，而无送钱故事。又六参随枢密班先入，止是再拜，不舞蹈，并遇宣麻不往，皆内朝故事也。
《金坡遗事》又云：“圣节，唐时惟六学士及二使（谓中官枢密使）赴，待诏虽发书屈，亦不与坐”。又云：“本朝淳化五年十月，上赋诗一首，令待诏吴郢、张用和，赍以示学士张洎、钱若水。”又李昌武（宗谔）《翰苑杂记》：“学士初授，中谢。前一日，待诏一名至私第宣召，入院听口宣。舞蹈讫，揖，待诏上阶相见，具酒果迎待，即以事例物并书致于待诏前。”熙宁间，司马文正公日记云：“初除学士，待诏李尧卿宣召，设香案褥位于庭。望阙，尧卿称有敕，光再拜，尧卿口宣云云。光每句应喏，毕，再拜舞蹈。又再拜，升阶，与待诏坐啜茶。”盖中朝旧典也。今学士院有待诏四人，或右选或白身。予为学士，忠翊郎钱滋来宣召，大略如李、马二公所记，而无对揖茶酒之礼。例支十千，辞云：“自来虚喝不敢受。”予强予之。常日学士入院，坐堂上，朱衣吏初赞喝，东院录事某人以下躬喏，讫，又喝云“各祗候”，次赞喝。西院某人以下亦如之。最后平赞云。待诏既不名，亦不喝“各祗候”，则待诏与院吏固亦有间，若平居则视之全与吏等，无由待以茶酒，岂将命时不欲吏之邪？抑祖宗时所遣，或翰林他局之待诏邪？然唐制发书屈赴圣节礼已厚矣。
李仁父（焘）《续通鉴长编》：“开宝二年，太祖命李昉、卢多逊分直学士院。昉前在翰林，堂吏因事至者，每拜堂下，事已即遣，未尝与坐。至是拜堂上，更展叙中外，无复曩日之礼。昉愕然询同列，则云数年矣。”
司马文正公日记云：“熙宁二年五月癸巳，锁院。以奉安二御容礼成，德音降西京，囚杖以下放。是日丞相出中书提点魏孝先以下入院，授以参政赵▯所封御前札子。茶汤馆于虚阁，御药刘有方来茶汤馆，于门塾复谒御厨。翰林设食致酒果，黄昏进首尾词，内批依此修写。四鼓起读点句攒点进入。明日，丞相退朝，宣讫开院。”淳熙三年十一月八日，必大被宣草十二日冬祀敕，黄昏方至院。御药持御封中书门下省熟状来，系鞋迎于中门，同监门内侍一员俱升厅。御药先以熟状授监门，共茶汤讫，先送御药出院。复与监门升厅受熟状，付吏又点汤，送监门下阶馆之门塾而不报谒。既熟状自内出，非参政所封，故提点官不来，惟中书门下省刑房录事、尚书省刑房主事务一人穿束同至，仍旧系鞋见之。不迎不送，不设茶汤而退，守当官四人、贴房十数人旅揖阶下。与文正公所记多不同。至六年九月十二日，复被宣草明堂敕，御药张安中、监门梁襄相见如仪，惟录事沈柍、主事李师文茶而不汤。院吏云：“前不设茶，误也。”守当官等不复廷揖，所谓酒馔之赐，今皆无之。诘朝奏知先出，而吏卒辈皆俟三日后宣敕讫，乃得归。
太上初逊位，上尊号。时陈丞相（康伯）当国，集议定，命学士洪景岩（遵）撰议文，然后降诏。必大时任察官，心知其非而无由改。干道六年，郊祀礼成，加上尊号。必大在翰苑，始引唐故事，乞上帅群臣过宫。表请，既允，然后降诏。国朝止有人主上母后尊号，故册文称“嗣皇帝靖康上教主道君”之号。徐丞相（处仁）已命汪彦章（藻）代作册文，会有疆事不及行礼。绍兴三十二年初，上“德寿”尊号，乃承例用“嗣皇帝”。干道六年，既上表乞加尊号，而院吏写表亦称“嗣皇帝”，私谓未安。谨按唐明皇传位后，颜真卿议肃宗不当于宗庙称嗣皇帝，况亲奉表“德寿”乎？以白虞丞相（允文），丞相难之，必令寻例。必大思建炎以后，遇节朔遥拜徽宗表，是时翰苑多名士
译《淳熙玉堂杂记》（宋）周必大 撰
●卷上
钱文僖公（钱惟演）在《金坡遗事》中说：“按照旧例，六位学士遇到皇帝生日，共同凑集一百二十缗钱，在寺庙中设斋。如今送五十千钱，与枢密使一同开设道场，前一天去赴宴。”当时所记载的就是这样。近年，枢密院在皇帝生日散朝以及贡院赐宴时，学士和待制都参加，而没有送钱的旧例。另外，六参官跟随枢密使的班次先入朝，只是再次拜礼，不舞蹈，并且遇到宣读诏命时也不前往，这些都是内朝的旧例。
《金坡遗事》又说：“皇帝生日，唐代只有六位学士和两位使臣（指中官和枢密使）前往，待诏虽然发出文书邀请，也不让他们入席。”又说：“本朝淳化五年十月，皇上作诗一首，命令待诏吴郢、张用和，拿着诗去给学士张洎、钱若水看。”又李昌武（李宗谔）《翰苑杂记》记载：“学士初次受任，要入宫谢恩。前一天，一名待诏到私宅宣召，进入学士院听口头宣旨。舞蹈完毕，作揖，待诏上台阶相见，备办酒果迎接招待，随即按照惯例将物品和文书放在待诏面前。”熙宁年间，司马文正公（司马光）日记记载：“初次被任命为学士，待诏李尧卿来宣召，在庭院中设置香案和坐褥。面向皇宫，李尧卿说有敕命，我再次拜礼，李尧卿口头宣读诏命。我每听到一句就应答‘喏’，完毕，再次拜礼舞蹈。又再次拜礼，上台阶，与待诏坐下喝茶。”这大概是中朝（北宋前期）的旧典。如今学士院有四名待诏，有的是右选官，有的是白身（无官职）。我担任学士时，忠翊郎钱滋来宣召，大体与李、马两位公所记载的相同，但没有对揖、茶酒之礼。按例发给十千钱，他推辞说：“向来只是虚喝（空口宣旨），不敢接受。”我强行给他。平时学士入院，坐在堂上，穿红衣服的吏员初次唱喝，东院录事某人以下躬身应答，完毕，又唱喝说“各祗候”，接着唱喝。西院某人以下也这样。最后平声唱喝。待诏既不点名，也不唱喝“各祗候”，那么待诏与院吏本来就有区别，如果平时则看待他们完全与吏员同等，无法用茶酒招待，难道是在传达命令时不想让吏员感到邪僻吗？还是祖宗时所派遣的，或者是翰林其他局所的待诏呢？然而唐代的制度，发出文书邀请待诏参加皇帝生日的礼节已经很优厚了。
李仁父（李焘）《续通鉴长编》记载：“开宝二年，太祖命令李昉、卢多逊分别值宿学士院。李昉以前在翰林院，堂吏因事来到，每次在堂下拜礼，事情完毕就遣散，不曾让他们坐下。到这时拜礼在堂上，更加详叙内外情况，不再有从前的礼节。李昉惊讶地询问同僚，同僚说已经好几年了。”
司马文正公日记记载：“熙宁二年五月癸巳日，锁院。因为奉安两幅御容礼成，德音降下西京，囚犯杖刑以下的释放。这天丞相从中书省出来，提点官魏孝先以下进入学士院，交给他们参政赵某所封的御前札子。在虚阁设茶汤招待，御药刘有方来设茶汤，在门塾又拜见御厨。翰林院设饭食并送上酒果，黄昏时进呈首尾词，内批依此修写。四更起读点句攒点进入。第二天，丞相退朝，宣读完打开院门。”淳熙三年十一月八日，我被宣召起草十二日冬祀的敕书，黄昏时才到院。御药拿着御封的中书门下省熟状来，我系着鞋在中门迎接，同监门内侍一员一起升厅。御药先把熟状交给监门，一起喝完茶汤后，先送御药出院。又与监门升厅接受熟状，交给吏员又点汤，送监门下台阶到馆舍的门塾而不拜见。既然熟状是从宫内出来的，不是参政所封的，所以提点官不来，只有中书门下省刑房录事、尚书省刑房主管事务一人穿着束带一同到来，依旧系着鞋拜见。不迎接不送行，不设茶汤就退下，守当官四人、贴房十余人只在阶下集体作揖。与文正公所记载的大多不同。到六年九月十二日，又被宣召起草明堂敕书，御药张安中、监门梁襄按礼仪相见，只有录事沈柍、主事李师文只上茶不上汤。院吏说：“以前不设茶，是错了。”守当官等人不再在庭中作揖，所谓酒馔的赏赐，现在都没有了。第二天早上奏知先出，而吏卒辈都等到三天后宣敕完毕，才得以回家。
太上皇刚退位，上尊号。当时陈丞相（陈康伯）当权，集议确定后，命令学士洪景岩（洪遵）撰写议文，然后降诏。我那时担任监察官，心里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没有办法更改。干道六年，郊祀礼成，加上尊号我在翰苑，开始引用唐代的旧例，请求皇上率领群臣去太上皇的宫殿。上表请求，既然被允许，然后降诏。本朝只有君主给母亲皇后上尊号，所以册文称“嗣皇帝靖康上教主道君”。徐丞相（徐处仁）已经命令汪彦章（汪藻）代作册文，恰逢有边疆战事来不及行礼。绍兴三十二年初，上“德寿”尊號，于是沿袭惯例使用“嗣皇帝”。干道六年，既然上表请求加尊号，而院吏写表也称“嗣皇帝”，我私下认为不妥。谨查唐明皇传位后，颜真卿议论肃宗不应当在宗庙称嗣皇帝，何况亲自奉表给“德寿”呢？我把这事告诉虞丞相（虞允文），丞相认为为难，一定让我寻找先例。我思考建炎以后，遇到节日和初一十五遥拜徽宗的表文，那时翰苑有很多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