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岭海焚余卷下

译●《岭海焚余》卷上（隆武乙酉年十月至丙戌年八月） 仁和金堡道隐父撰著。●《中兴大计疏》为倡导义举以安定微弱的忠诚之心、迎接圣驾以辅成中兴大计，恭敬地进献危急直言，仰求圣上裁断，尽快确定亲征日期，并列出分道出兵的形势，以辅助中兴大业。臣是死里逃生的余生之人，遭逢异族反复侵食，发誓至死不屈，和原任都督同知姚志卓等人在余杭起兵，收复县城并擒获伪军。姚志卓日夜奋力抗战，孤军没有援助，暗中转兵富阳，联合镇臣方国安再次进兵；臣几乎死在敌虏手中，只得抛弃家园进入越地，会合各路义师，包括镇臣郑遵谦等以及文臣章正宸等，共同参与义兴之举，谋求恢复并剿灭敌寇。鲁藩记录臣微小的功劳，给臣加授职方正郎，臣没有接受。臣私下认为，今日大举建立义旗，具备君臣大义和华夷之防；既然人人都有秉持常性的本心，谁没有愤怒激发！至于臣是微贱百姓，心中怀着痛苦，按礼制不应谈论军事。可是眼看近在咫尺的祖坟，却被腥膻之徒盘踞，想要终身守护坟墓，却没有道路可走；那么除了战场上的一小块土地之外，就没有臣能够洒血横尸的地方了。假如想借此苟且求取利禄，那同靠攀附而谋求起复的卑鄙之人有什么区别？臣听说，为祖宗报仇，是天子的职责；为君父报仇，是臣子的职责。臣又读到陛下登极时亲征的诏书，叩头叩得流血，心想陛下立志如此，一定能够光复两京。可是臣仰望等待超过时日，圣驾仍未出发，使观望的人离心，即使受激励的人也解体。因此臣跋涉千里赶赴朝廷，迅速请求调遣六军。臣刚到金华，徽州就报告陷落了。假如敌虏从淳安顺流而下，那么方国安的军队就会腹背受敌；假如从开化同时出动步兵和骑兵，直奔诸暨，那么郑遵谦的军队就会遭到水陆夹击：这样浙东就保不住了。藩篱既已撤除，内廷也会震动；臣恐怕即使进入闽地，也难以安睡。今日天下的大计，只要两句话就能决定：陛下出关，中兴统一尚可期待；陛下不出关，偏安也无法保全。今日江左的紧急计策，只要三句话就能决定：不收复徽州，就不能保住江东；不收复浙西，就不能截断杭州；不收复上江，就不能控制金陵。听说永胜伯郑彩已经出兵江右，肃虏伯黄斌卿已经出兵天台，总兵黄赓已经守住衢州，这些地方不必再谋划。至于收复徽州，应该命定虏侯郑鸿达负责；精锐部队迅速奔赴，形势如陨落的竹叶一般不可阻挡，即使窥伺宁国，也不应刻意迟缓。靖夷侯方国安负责防守从严州到富阳一带，收复杭州一事全权交给他。估计方国安不能越过杭州进取浙西，那么姚志卓勇敢而知大义，拥有七千人，现驻扎在临安，全营军队可以调出；金有镒杀死妻子儿女而起兵，三次战胜敌虏，威名颇为显著。郑遵谦在江边列营，牢牢守住绍兴外围，仍然可以出动各路军队与他们形成掎角之势。三位将领合并兵势，在嘉兴、湖州、苏州、松江之间出没，截断敌军粮道，断绝其声援；不过二十天，四郡中那些潜伏而未曾发动的义兵，收拢起来就可以得到十万人。这样一来，杭州的敌虏也不过是游魂罢了。按察使黄澍愿意亲自负责上游事务；如果确实能够消除各种疑虑，要求取得日后的成效，使左帅的部众一声号召就响应，也足以联合江、楚两地，和诸将会师南京，然后再慢慢谋取冀北。这就是所谓三句话即可决定的计策。陛下亲自披甲戴胄，恭敬拜谒孝陵，从这一天起无论早晚都应卧薪尝胆，按大义不能回头，可是出征日期却屡次更改。臣估计群臣之所以爱护陛下，不过是说天子出征应当万无一失，兵饷不足，不敢把至尊置于孤注一掷的境地罢了。汉光武帝骑牛杀尉时，有什么富强条件可以凭借？在滹沱河吃麦饭时，有什么万全条件可以依靠？假使陛下没有得到上天和土地的助力，难道就不能徒步奋力呼号，建立中兴的大业吗？况且宋真宗占据天下全部土地，契丹入侵，并没有积怨深仇，所以奸人才能提出孤注一掷的论调。如今陛下亲自承继高皇帝的后裔，九州的户籍土地都被敌虏觊觎。万民的衣冠服饰，都被敌虏强迫役使；两京的陵寝，都遭敌虏侵犯凌辱。陛下一身寄托在闽、粤之地，形势危急而时机紧迫。正应当把自身当作孤注一掷，激发忠臣义士的气概，奋勇迅速出关；四方都会响应，哪里没有粮饷？哪个将领手下没有兵？如果只是因此迟疑徘徊，白白失去天下人的大信，难道仅凭空话笼络人心就足以感动群臣吗！臣恐怕狡猾的敌虏会因此窥见陛下的深浅，事情一定会失败。这就是所谓两句话即可决定的道理。至于各路义师将领，地位相当而权力不统一，应当任用有才干、有声望的大臣来督率他们。副都御史黄鸣俊，长期任职于两浙，威望和恩惠一向显著；请让他节制各路军队。这样不但豪杰会归心，就连伪抚张存仁等招募的营兵、漕卒，也都熟悉并信服他的号令，可以使他们在一时之间反正归顺。原守银山的都督佥事郑天鸿，见识深远，勇敢沉着，尤其廉洁，并且深得士卒信任；也请命令他从旁辅佐黄鸣俊，授予便宜行事的权力。这是收复浙地、任用人才的当务之急，臣并不只是为了维系桑梓而请命。伏望圣上明察施行。●《为郑遵谦讼功疏》为详细陈述首先起义的功劳，同时驳斥众多邪说，以保存万世公论。臣在江上负责监军，和总兵郑遵谦同心协力，共同报效国家。郑遵谦独力保全江东，功劳关系到国家社稷。他一时奋发起兵，五月以来辛劳作战，小而言之，应当在当时予以推重；大而言之，应当使他的功绩流传后世。臣如果不说，谁来替他说！自六月敌虏进入杭州，八府震恐；绍兴全郡慌乱急迫，登记官吏百姓，封闭府库，带着投降表章，牵牛担酒，像赶集一样去朝见敌虏首领。剃发的命令一早一晚之间就传遍了；惠藩甘愿前往会城，士民挽留他也不听。鲁藩远居台郡，敌虏逼索得非常严急；而朱大典、方国安还在金华私斗，谁敢奋勇举起义旗，为朝廷振作声气？郑遵谦率领共同仇敌，秘密谋划迅速起兵，首先斩杀彭万里，接着斩杀张愫，并捆绑官抚涣，在演武场祭旗；万人踊跃，列阵江岸。在此以前，左营士兵脱下头巾索要粮食，道臣于颍对他们说：“杭州罗木营的士兵已经散了，如今形势不同，哪里还有粮食可发给？你们暂且算了吧！”当时弱者想归散，强者想喧闹，郑遵谦秘密派亲信招抚他们的头目，让他们不要散失兵器甲仗，以等待日后使用。于是拿出典卖房屋所得的五百金给他们。

译钱还不够，就毁掉酒杯、耳饰等物来补足。因此士卒归心，听到风声都来集合，于是能够发兵扼守江道，竭力抵抗敌军。十天以后，王之仁到来；一个月以后，方国安到来。然后白天巡逻、夜间防守，开始在长山列置戍兵，接着在小亹扎营。当海宁渡口发生战事时，两股潮水都可以通行；距离乔司的要冲，扬帆片刻就能到达。渡江作战，扼守险要并巡逻，这些既是事先周密谋划，也是当事时果断决断，更是事后的辛劳经营，足以感动鬼神，光耀古今了。先前假如江东没有郑遵谦，鲁藩一定会受到胁迫，台郡一定会遭受兵祸。朱、方两军交战，敌虏便能坐收渔人之利；孙、熊一县的军队，敌虏便能形成压倒弱小的形势：从严州抵达街口，已经扼住新安的后门，窥伺衢州边界以震撼仙霞，又动摇了八闽的前门。那又怎么能从容谋划，光大中兴事业呢？由此说来，郑遵谦确实是今日的首功之臣。建立非同寻常的事业，就不能回避怨恨和劳苦；拥有不受拘束的才干，必然会遭到许多猜疑和诽谤。那些卑鄙的人忘却君主，守着钱财吝惜出力；叛变的缙绅向敌虏叩拜，蒙面丧心：本来就应当稍加征发，以辅助军队兴起。可是结怨的人却想弯弓射杀郑遵谦，反而颠倒黑白，倒置长短，像朱守纪这类人，实在悖谬。郑遵谦让缴纳印信的官吏重新穿戴冠带，就自称忠臣；让献出户籍的百姓保全头发皮肤，就自称孝子。如今他们还拍掌冒充名分，厚着脸皮窃居职位；在敌虏气焰正盛、义旗尚未举起的时候，试问他们都在哪里？况且假使义旗没有举起，敌虏气焰因而更加嚣张，那么朱守纪不过是披发穿左衽衣服、列入犬羊之众的编户罢了。尸身不能保全，家业不能保住，妻子儿女也不能据为己有，又怎么能凭空捏造旧有官衔，希望图谋新的授职，还挟持浮泛之说向上冒犯皇帝的听闻呢！而且同义兵为敌，必然就是叛臣的党羽。他想除掉廉颇、李牧使赵国败亡，杀掉田光、鲁仲连一类人物使齐国灭亡，制造这些虚妄言论，离间我方雄才俊杰；如果不是奸人唆使，就是狡猾敌虏的间谍，应当把他拘交司败，明正典刑，以彰显陛下深切顾念功臣的心意。臣还有请求：郑遵谦跋涉千里上疏，昨天承奉明旨，只说他倡导义举、兴兵起事，似乎还掩盖了他保卫疆土的功绩；至于接连前来仗义相助的人，又要求烦琐核实。郑遵谦忘身殉国，诸臣竭力同心，本来都是为了忠义，并不追求功名，难道会虚构诬告，妄图求取恩泽吗！怎么能让督辅之间来回咨移，竟拖延数月；又加上各部司查阅详议、拟题覆奏，动不动就经过很长时间：白白伤害壮士的心，不能振奋同仇敌忾的士气！臣所希望的是陛下敕令各部立即办理叙功任用。至于赞画举人叶汝，参与谋划战守，恭敬迎接圣驾，备尝各种辛劳；也希望立即给予优厚擢升。况且招诱归来，本来就是为了记录过去的功劳、抚恤死者，以此劝勉生者；如果让他们肝脑涂地却无所归托，用什么来慰藉忠魂？那么即使刀箭交错、身中矢石，又有什么理由奔赴实际灾祸？因此，阵亡的文武诸臣，也希望陛下敕令各部从优抚恤、追赠。臣又听说郑遵谦先前承蒙陛下派遣台臣王景亮亲自携带手敕，赐予特殊荣誉；和他共事的诸臣，也都得到优厚擢升。可是在郑遵谦朴实忠诚尚未显达之前，圣上的话已经极为优厚；而在他率领部属朝见归顺之后，恩典礼遇反而显得平常。还希望陛下亲自确定他的爵衔，赐给他将军印信，这样臣才可以派遣快使赶到江边，奉持皇上的仁恩来激励将士；告诉他们圣天子宠异忠勤竟达到如此地步，难道有人不愿捐弃头颅和四肢来报答洪大恩慈吗？伏望陛下把臣这篇奏疏颁给史馆，使郑遵谦倡义之事留下一份真实记录，不让它被宵小颠倒；借此鼓舞贤才良将，使功业光照史册，必定不会忘记战死疆场的报国之志。伏候圣上察看施行。●《论停刑疏》臣伏见陛下要杀一名逃亡官员、两名贪官，特意颁下比雷霆还严厉的圣谕，却又立即中止。臣认为，陛下这次举动，无论杀还是不杀，都有两方面的失误。陛下想杀人，应当同大臣商议可不可行；应当慎重困难地反复斟酌，确定之后再执行，一经决定就不能改变。如今命令出于独断，议论却被群臣扰乱压倒，本来不该杀却想杀，是陛下轻视人命；本来应当杀却不能杀，是陛下丧失君主的权威。陛下一次办事，开始不慎重，最终又不守信用；一次已经过分，又再次如此，使四方听见看见的人妄自猜测。陛下用刑这样，凭什么用兵；立法这样，凭什么立礼！希望陛下深切思考过去的过失，更加谨慎于将来；既然发出言论却不实行，宁可不要发言。臣是远方的臣子，蒙陛下奖许臣敢于发言，不能不说，否则就辜负陛下；冒犯皇帝威严，惶恐不胜。●《辞礼科给事中疏》为明主有如上天一样的度量，微臣有坚定如磐石的心，恳请辞去礼科给事中的官衔，仍然前往军前以实现最初的志愿。不久前臣席藁上疏，辞谢泉州知府的任命，情绪激切之时，言语没有选择措辞。伏蒙圣上慈恩，没有加以公开诛戮；随即接到邸报抄件，得知陛下因臣关于停止刑罚的一篇奏疏，破格提拔臣为礼科给事中。臣捶胸落泪，陛下内心极其虚明，什么人不能任用，什么事不能办成；臣即使肝脑涂地，又凭什么报答这种特别的知遇！然而臣听说，不夺取臣民与亲人的亲情，是明主的仁德；不夺取臣民的志向，也是仁主的明智。臣私下考虑，作为人臣的道义和作为人子的心情，所以在赴任监军时辞去郡牧之职；是想舍弃安定的土地而踏上危急的边疆，不敢轻视外官而希求清贵官职。臣中进士已六年，任知州五月，在山林泉石间守丧三年，刚刚准备穿麻衣、枕土块匍匐守制，却又得以再次见到汉官的威仪。服丧期满以后，到吏部补官，不过是一个知州罢了。考核期满取得给由，按资历升入内职，也不过是一个员外郎罢了。昨天承蒙钦命改授京官，这对臣本来已经是快速升迁；如今突然担任封驳之司，以礼的名义授官，就应当以礼自守。夺情而任知府，和夺情而任礼科给事中，贤能与不肖之间的差距，难道能相差一寸吗？况且假如天下人认为臣轻视知府而不肯任职，却羡慕礼科而立即接受，仍然处于宫禁附近而不踏上疆场，是靠言语取得官职、矫饰情态以钓取利益。这就像白天明目张胆地抢金，却在夜里笑话别人把金子投入水中一样。伏望陛下收回已经下达的命令，臣仍遵照先前的旨意，担任忠义营监军；如果实在不能这样，希望接受职方副郎的官衔，以彰显陛下能够接受直言、破格任用人才的美德，这对臣来说就足够了。况且陛下把臣改任知府和改任礼科给事中，都不是最初的任命。臣曾以守信规劝陛下，臣不敢先丧失自己的信用；臣侍奉陛下遵循礼制，也希望陛下按照礼制任用臣。谨将朴实诚意倾诉，仰求陛下允准。●《奖忠讨逆疏》为奖赏忠臣、讨伐逆臣，以申明国家大法。

译臣伏见北方天柱倾塌，四海之人都心碎了。安皇确定帝位，仿照唐、宋制度分六等定罪；可是奸臣窃取权柄，政事靠贿赂办成：颠倒轻重，只是为了报复门户私怨。于是小人纷纷鼓噪，说节义可以不树立，叛逆可以不羞耻，仇敌可以不报，法纪可以不设置；渐渐丧失良心，竟把天子当作奇货，和犬羊一样的敌虏做交易。这些人都是受过朝廷厚恩、戴着高冠、佩着长剑的人。假使江左再次沉沦、瓦解土崩，原因就在于国家大是大非没有确定。如今陛下显然想兴复高皇帝的宏大事业，那么忠臣和逆臣的区别、赏罚的权衡，就应该另有振作，不应等到遣将出师以后。臣愚昧地认为，奖赏忠义的人，应当先卑贱后尊贵；讨伐叛逆的人，应当先尊贵后卑贱。这是激发、磨炼人心的权力，不能改变。臣所见山阴的儒童周卜年，还没有进入学校取得生员资格，却以自身承担纲常。敌虏剃发令下的当天，他慷慨赋诗，投身东海。三天以后，他乘潮返回；衣服没有改变，面貌和原来一样。应当特意建立祠祀加以表彰，以报答他的精魂；然后再及于生员王毓蓍、潘集。由此向上，还有同知王道焜、参议马鸣霆、沈胤芳，他们是外臣；行人陆培，是小臣；巡抚祁彪佳、左都御史刘宗周、吏部尚书徐石麒，自有应当得到的抚恤典礼。那些受恩深重、至死不改志向的人，有良心者自然知道以死明志；如果苟且偷生可以无罪，而能够杀身成仁的人没有特殊褒奖，就不足以激发忠义之气。臣曾对人说：“我们这些人不能用力量保卫疆土，却让郑遵谦倡导义举，让周卜年等人以死守节，本来就应当戴着妇人的头巾下葬。”这不是私下的偏见。杭州陷落时，有钱塘县知县顾咸建从容赴死；临安县知县唐自彩举义的谋划泄露，被敌虏肢解；徽州陷落时，推官温璜亲手杀死妻子儿女五人，然后自杀；宁国陷落时，原任山东巡抚丘祖德起兵谋求恢复，临阵被擒，敌虏把他剁成肉块，他的儿子丘萃同时赴死；苏州陷落时，有徐汧、盛王赞；松江陷落时，有葛麟、卢象观；扬州陷落时，有何刚、施凤仪、吴尔埙：这难道不是人性本有的善良、忠义之气受到激发，地位无论尊卑，彼此不谋而合吗！犬马尚且知道旧日主人，平民百姓尚且珍惜名节，竟然有历朝元老，直到漏尽钟鸣之时还独自拜倒在敌虏朝廷，和敌虏深相结纳。比如礼部尚书姜逢元，认敌虏的女婿为同宗，接受宴请和财物。他手持敌虏旗帜，张贴敌虏告示，挟带敌虏士卒回到绍兴，在邻里面前炫耀；还替他的儿子姜天枢求任盐运使，替孙子姜希辙求入内院，在腥风膻雨之中谋求最肥美清贵的职位，策划在坟地之间垄断利益！这样的罪行如果不诛杀，凭什么向高皇帝交代？又如吏部尚书商国祚，在姜逢元面前摇尾乞怜，希望得到引荐提拔。臣不明白商国祚一旦死去，既然并非夭折，为什么竟甘心辜负国家，到了这种地步！再往下说，姚应嘉、金兰等人编发而遵从胡俗；陈之遴、钱■〈施，冉代也〉等人勾引敌虏陷害桑梓；钱震泷跪在敌虏门前求任用，反被敌虏首领斥责；傅岩等人接受伪官任命，在外地招摇任职。像臣家乡的缙绅，能够洁身自全的很少。这些人平时剥削百姓、贻误国家，只担心官位不高、财富不够；一旦祸乱发生，上等的不能自杀，其次的不能起义，最下等的不能捐出财力来辅助军队兴起。等到王师到来，却仍然不能反正归顺、向内进攻以赎罪。即使把这种不义的污秽之人留下来污染天地，又有什么用呢！应当命督师仿照李晟收复京城的事，立即公开诛戮，以张扬上天讨伐逆贼的威势。至于郑之尹已经渡江投见敌虏，剃发后回来，但有儿子郑遵谦倡义立下大功；应当削夺郑之尹的官职而赦免他的死罪，使人认为能够挽救父亲过失的儿子可以保全父亲；这样既可以教导忠，也可以教导孝。这是法与情两方面都协调的做法。因此臣认为，奖忠的典礼应当优厚于平民；从一命官以上，都是本分应当如此。讨逆的法律应当严于甲科进士；从贡生、监生以及其他途径出身以下的人，都只不过是难民罢了。臣没有听到、没有看到的事情，都可以类推办理。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没有错，就应通行申饬，严格赏罚以端正国家典法；在尊卑、先后之间作出区别，大圣人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臣写完奏疏，又想到威宗皇帝遭难时，文武大臣本应奔赴宫门护卫圣驾，仿照嵇绍死在皇帝车驾之前；如今有些人却从容待在官邸，打算自尽，这虽然算忠，却还没有合乎正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所以御史王章以巡营为职责，竭力抵抗贼寇，敌人胁迫他投降而不屈，在阜城门被害，独以守正而死。这件事部议认为，在二十四人中，他的死尤其壮烈，应照殉难巡按张铨的例子，追赠兵部尚书，却吝惜不给。他的儿子官生王之栻跟随江上的义师，颇有英勇的声誉；如今辗转来到京城为父亲请命，部里的覆议尚未上报，困顿地住在旅舍，想求一个故人的衣食接济都不可得。光时亨的儿子尚且蒙陛下怜悯，王章的儿子难道可以拘泥于通常格式吗？丘祖德的弟弟丘祖浚九死一生，陈述其兄和侄子死节的情状；两人都正值壮年而有才略，也希望陛下赶快加以记录任用。任用一位忠臣的子弟，已经足以激发人心、维持名教，何况他们还是有用的人才呢！伏望圣上察看施行。●《陛辞忠告疏》为恭敬推究圣谕中尚未说尽的话，谨以此附上同朝为臣者忠诚劝告的情谊，仰求陛下申令告诫文武群臣共同谋求实际政务。

译臣承受恩命，立即前往江边，发誓至死抗击敌寇，其他事情不是臣所过问的。不过臣在接受召见问对时，发现圣上的心意洞察通达，没有什么情况不了解；退下后反复思考，整夜不能入睡。陛下是大有作为的君主，可是天时、人事都处于不足之中，群臣如果稍有良知，都应当引咎请死，为什么这样召唤他们仍然没有回应呢？臣观察古代成就大业的人，上位者树立志向，下面的人就振作士气；上位者振作士气，下面的人就竭尽力量。如今中兴的计策，陛下勇敢果断，群臣却表现得从容迟缓；即使亲征一事，陛下自然决断，群臣却大都像勉强从事。其中因循苟且的情形，一时难以全部陈述；两京长期形成的积习，牢不可破。陛下已经到了竭力作为的地步，群臣却还有人不能显明自己的志向；这是臣整夜长叹的原因。李纲对于宋朝，受到阻挠却不被听从，遭到折损却不肯顺从；宋高宗决意抛弃他，于是形成偏安局面。郭子仪对于唐朝，平时有事就退居闲职，危急时就奔赴国难；唐肃宗从未决意重用他，却也成就了再造唐室的大业。如今镇守疆土的大臣，意见已经涉及朝廷内部；而掌管诏令的中书门下之地，政令却不能施及外部。最令人恐惧的是，武人得以掌握政府权力，台谏官员还有私下拜谒权门的行为；邪正各自形成聚集应召的势头，群臣也都存在互相联络的形态。其中最不可长久的，是容易说君主而难以说臣下，容易说宰相而难以说将领，容易说功劳而难以说过失。最不可不警戒的，是不奉行命令而奉行意旨，不畏惧公理而畏惧权势，不争军功而争官场体面，不裁断实际事务而裁断空泛言论。大臣既没有胆识能够替陛下决断重大疑难、确定重大战略，感动千里之外的人；小臣又少有以死守职的人。倘若稍微表示轻重，来区分奔走、等待和趋向，那么陛下必将独立于朝廷之上了。即使趋向不改变、轻重不失当，臣下仍会懦弱迟钝，等待别人推动。若天下的事情只是陛下的事情，而群臣都不参与，离失败还能有多远？凡人的心力分作十分，用一半于公、用一半于私，这就是如今所谓的贤者。然而用五分私心，足以聚集十分祸害；用五分公心，却不足以收取一分利益。凡人的力量分作十分，用一半处理缓事、用一半处理急事，这就是如今所谓的中行之人。然而用五分力量处理急事，仅仅足以乘三分的形势；用五分力量处理缓事，却常常足以丧失七分的时机。如今是什么时候？陛下成为孤立的君主，群臣成为危殆的臣子，不必说忧乐，呼吸之间便决定存亡；不必说得失，仓促之间便争生死。如今群臣说：只要我能拜犬拜猪，就可以了。如果连这样的话还不敢说，难道可以召唤他们却得不到回应吗！臣今天就要出发了。臣知道陛下的苦衷，谨敢把这些话告诉同朝诸臣。臣之所以把这些话告知陛下，是因为陛下固然能够容纳进言，但也应知道：轻易相信别人，必然也会轻易怀疑别人；轻易说出的话，必然也会轻易改口；应慎重报答故人的恩德，不要过多地假借名义授予重权；偶尔给使者留下越权行事的门路，也不要屡屡以此干犯清议。任用百名君子并不容易成功，但任用一个小人就能导致失败。爱护百姓，贵在不扰民。如今又有十年九次更换牧守、一件事情两次办理的烦扰；如果只是虚心接受意见，要看是否能够实行，还恐怕会有只听取而不推究、顺从而不改正的弊病。这些微薄愚见，最终还是想献给陛下。至于驻跸不能久留、出关不能迟延，只愿陛下毅然决断，不要再把建宁当作天兴罢了。希望陛下和诸位大臣留意。皇帝阅览奏疏后，命翰林院把它誊写在文华殿的屏障之间，使君臣相互警戒。郑芝龙认为这等同于在市朝上鞭打羞辱自己，想要把金堡车裂之后才罢休。从此往来于崎岖的闽、浙之间，没有一步不是踏在危险的道路上。论马士英不应恢复官职的奏疏 臣私下看到，陛下恢复马士英的官职，设置功罪来相互抵偿；他所谓的功劳，与马士英没有关系，而且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托辞；他所犯的罪，却触犯了二祖、列宗和天下人的愤怒。陛下不能私自赦免马士英，使人认为陛下轻视祖宗、安皇帝和太后，却看重郑芝龙；这样就像头反而在下、脚反而在上，臣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有人因饮鸩而死，必定会把剩余的毒液倒掉——马士英就是安皇帝剩下的毒液。北京没有收复，任用一个马士英，就失去了南京；南京没有收复，再任用一个马士英，必定连福建也失去。哪有拿宗社的存亡，迁就一个勋臣的情面之理！况且马士英的功罪，不必等到辨析就可以判定。郑芝龙并不是突然颠倒黑白；他这样做，只是想使陛下失去人心罢了。若说是借此收服方国安，那么方国安忠不忠，本来就不在于任不任用马士英。陛下能够自强，谨慎地持守理法来驾驭臣下，那么跋扈者必定会成为臣下；不能自强，反而把理法倒拿在手中听任臣下摆布，那么原本称臣的人也必定会变得跋扈。如今竟让臣下内外勾结，凭借勋镇的兵威来胁迫朝廷，使朝廷不得不恢复马士英的官职。马士英已经没有人臣的礼法，陛下又怎么能使他称臣呢！如今即使马士英能够恢复南京，使安皇帝、太后得到安顿，也仍然无法偿还东南百万百姓的性命。陛下每天说爱护百姓，却先庇护一个残害百姓的人；每天说要报答祖宗，却先放纵一个倾覆祖宗社稷的贼人：这样无法使天下信服。至于说在舟中见过一面，便能识出真人；倘若有人怀疑陛下贪图安皇帝的死亡，并把功劳归给马士英，那怎么可以！臣愚昧，不能多举远事；就像鲁藩重新任用马士英督师浙东，众口都称为翻版的弘光朝。臣实在不忍心让陛下凭圣明再次走上这条路，取笑四海，遗讥万世。谨敢进献这番狂直之言，只为制止这次错误的举动。至于马士英的罪，即使虏寇也能知道，不须等待臣说明；陛下不要担忧他向北逃往胡地，因而用这种办法羁縻他！臣刚写完奏疏，陛下又任用彭遇颽为佥都御史；马士英、王期升、彭遇颽一并得到任用，这是悬榜招徕小人。小人何尝没有才能，只是能够使国家灭亡罢了。王期升曾经被臣列举罪状，尚且因为臣是远臣进谏，不敢在未被采信时多说；彭遇颽曾经由臣当面奏陈，因此是因为谏臣进谏，才没有得到听取：这样看来，陛下还不能算善于采纳忠言，臣也不能算尽到了职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陛下还不能算善于采纳忠言，臣活着有无尽的惭愧；臣还不能算尽到职责，死后有无尽的罪责。臣听说谏臣的道理，是事后再争辩，不如事前就制止。臣私下庆幸自己有事前制止之举，不必再写补充奏牍而终于因循拖延，留下日后的争辩。若屡屡揭举陛下的过失，只为便利自己沽名求直的私心，那不是臣这种愚昧之人敢做的事。请求削去臣的科道官衔，以作为失职的警戒。臣不胜惶恐失措。谨冒死具奏，恭候圣断。先事陈情疏

译为谨慎陈述江东的变局，并剖白微臣一向的本心；恳请圣上裁断，赶快赐予处分。臣于十九日到达温州，与督抚大臣鸣俊确定从临江进兵讨伐的计划。辅臣商议抵达金华后，便派中军都督佥事郑有亮监军，由光禄寺少卿朱子觐率兵直奔临安，与忠武将军姚志卓会合，以窥伺杭州西北方向。一方面赶快请求圣驾出关，以镇定异常的萌动；一方面调集军队、征收军饷，陆续接济。臣随即从台州直接前往忠义营。臣自己想到蒙受陛下特别知遇，从来没有一句话欺骗粉饰，以至有负天地；但所遭遇的事势，常常不能如意，行迹涉及欺骗，所说的话都成了罪过。因此不得不在事情发生以前先向陛下说明：遵谦两次迎接大驾，极力主张发布诏令，不能说他的归向不坚定；如今听说他接受鲁藩的义兴伯爵位，众人都一同受封，形势上并非独独不同。即使从追求功名的心情和处于危险疑惧中的处境来衡量，他有所羁绊、观望，不能立即断绝关系，也都是情理中应有的。臣到军前后，可以命令他立即缴还藩府印信。然而陛下的车驾不出三衢，督师的军队不来到江上，那么遵谦独自奉行正朔，而怀有二心的群臣从中横加阻隔，声息不能相通，缓急不能相救；这些人不敢夺取遵谦的军队，却足以断绝遵谦的粮饷。遵谦如果放弃杀敌御虏的初衷，掉转兵戈向内，就是不义；如果坐着等待死亡，那不是死于虏寇，而是死于高皇帝子孙之手。臣到军前后，也就可以向鲁藩递送启文，向文武各位大臣驰发檄文，反复劝告警戒，以说明大义。然而陛下的车驾不出三衢，督师的军队不来到江上，臣与遵谦共同奉行正朔；这些人不敢杀臣本人，却也足以阻挠臣办事。臣如果在二帝之间往来观望，就是不忠。如果中途自我放弃，一件事也没有办成，那么以前凭朋友情谊还可以伸手相助；如今奉天子之命，却连笔和舌都不能使用。臣已经与辅臣鸣俊约定了，现在也应当与陛下约定：以二月为期限，如果投奔响应的人没有到来，而鲁藩抗拒命令、道路又被阻绝，遵谦的军营不能自行摆脱困境，那么臣先前陈述的事情，必定不止再三说明，臣就束身归朝，以奉使无状之罪，自行拘押到司败那里。至于欺君之罪，不是臣所敢承担的。臣的内心和行迹，极其明白；这次详细陈述事情，极其真实恳切。恭请圣上明察。缴还敕书、印信的奏疏 为微臣奉行职务没有成绩，束身归朝；恭敬缴还敕书、关防，恭候圣断处分。臣于正月十八日到达忠义军，恭敬宣布恩命；镇臣郑遵谦率领诸将士踊跃拜受，随即计划派遣子懋绳、左翼总兵官洪声督兵迎驾，已经议定。此前，遵谦受到江上诸臣的排挤，屡次发生抢夺粮饷的事端，全军嗷嗷待哺已经将近两个月，行军粮饷还没有筹措，发放调遣十分困难；而且会稽县库按额征收的军饷，又被方国安的中军、藩封定南伯俞玉的人劫走。遵谦不得已亲自入城，稍稍表示弹压。田仰、客凤仪共同挟带私怨，在藩宫列阵，在殿旁埋伏，袭击刺杀遵谦，砍断手指、伤了手臂，劫掠居民，几乎酿成大变。遵谦回来后，迅速连续上章弹劾他们，却被搁置不下发。这正是遵谦孤立危急、内部发生变乱、不知何时死亡的形势。臣刚到台州，陈函辉秘密启奏鲁藩，想要杀臣；到了绍兴，四面起来攻击臣的人，说臣轻视监国，抗拒而不接受官职。如今臣已经进入福建，又返回浙江，动摇人心；方国安、王之仁等人又替王期升、马士英报仇，于是借黄澍一案，指称臣是虏寇间谍，想要立即杀死臣才罢休。臣私下认为，王之仁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方国安如果想杀臣，直接向陛下请命就是了；如今却借鲁藩之手，这究竟是为什么？因此臣具备启文，稍稍说明事情的出处和始末，束身归朝，恭听圣断。这件事中，方国安对御史陈潜夫说：臣如果不进入福建也就罢了；如果进入福建，必定要向臣报仇。臣说：既然还有朝廷，臣有罪，就应当死于天子的鈇钺，难道还能死于强臣的刀锯吗！但臣回过头来反省自己，臣的罪过，臣自己知道；诸臣又何必四面张网、钳制臣呢！臣身穿缞绖这种不祥的服装，在余杭倡导义举，与姚志卓一同失败，却最终不能和姚志卓同样建立功勋；上不能以死守节来教导忠诚，次不能守丧制来教导孝道，冒昧奔走于军旅之间，往来于闽、越，有什么实际功效可以补益国家！即使凭直言，蒙受陛下非同寻常的知遇，也不过是靠口舌取得官职罢了；如今碌碌奔波于道路之间，既没有办成郑遵谦的事情，也不能说是一个说客：这就是臣的罪过。臣只是因为极力请求亲征，得罪了勋贵。如今黄道周已经在前方失败，郑鸿达又在后方退却；四方因此丧失士气，万乘之尊不能轻易出行。臣既已欺骗江东父老，却又不能持戈先登，与勇士争取一击的胜负；这样就近似于把灾祸遗留给贼虏和君父，这又是臣的罪过。臣起初认为江东可以坐镇安定，浙西可以用力收复，杭州可以乘间夺取，义师可以驱策使用。如今事机已经丧失，关外动摇；仅有一名督抚坐镇三衢，为已经败坏的封疆收拾残局，还恐怕支撑不住。若臣还敢说大话欺骗陛下，这又是臣的罪过。但仍有可以解释的地方：像黄澍这样愚蠢的人，陛下虽然已经赐下敕书，黄澍虽然已经拜上奏疏，然而全国都持怀疑态度，即使愚人也知道闭口不言；而臣错误地认为可以施行反间、可以招抚归来，必定能使黄澍反正。如今还没有期限，假使他突然先死，那么黄澍终究是叛臣，终究是被党人纵容之徒；圣明的陛下若能怜悯察看，不要像“投杼”故事那样因三次流言便改变判断，臣又有什么脸面离开牢狱之外来居住，把斧钺之外当作性命呢？况且这会使天下人认为，陛下广泛奖励人才，常常破格任用；而像臣这样卑微却蒙受宠遇的人，却让悍将奸党借题发挥，修饰罪名来侮辱朝廷，损伤圣明时代清平公正的教化，玷污陛下知人的明察。这尤其是臣刺心扼喉、痛不欲生的地方。谨恭敬缴还敕书一道、忠义营监军关防一颗，铺席藁草住在衢州旅舍，恭候皇上的裁断处分。倘蒙圣明体念臣并无其他罪过，不加以公开诛戮；请求削去臣原有的官职，给予臣应得的罪罚。臣即使远去抵御魑魅，也不敢忘记死亡，图求以万分之一报答圣恩。至于郑遵谦，效忠的本心原本恳切，只是实际形势多有违逆；长期积累的猜疑嫌怨，有一半是因为他归顺朝廷。如今朝廷声威还没有达到，逃避死亡十分困难；更希望圣上慈悲，从多方面怜悯救助他。臣怀着极其激切的心情等待命令。为此具本，专门差遣臣标中军参将龚朝植恭敬捧送敕书、关防缴进，并携带奏疏上报。

译第三次请求守完丧制的奏疏 为再次申述守完丧制的请求，仰望恳求天恩俯允愚臣的诚意。臣两次具疏请求辞职，都没有蒙受圣慈放免。臣身份属于小臣，不敢在道路上拖延，屡次烦扰圣听。臣奉差遣本应复命，特意监军雪除诽谤本应谢恩；况且经历十死一生，更应稍尽犬马恋主的私情。臣谨赶赴行在，于本月十五日入朝拜见完毕。臣虽是一介之身，志在名节，但回想当初刚开始做官时，看见先臣黄道周评论杨嗣昌说根本已经败坏，枝节措施还有什么用处。我读到这段话，每每感叹佩服。如今国家正逢奇异变故，不能拘守旧常；然而与郑遵谦、姚志卓等竭力在疆场效命，在心情上稍觉安定，在义理上也稍相符合。现在充任禁近之臣，开始于倡导义举，结束于留恋俸禄；已经损害名教，实在辜负本心。这是臣内心深深警惕叹息的地方。臣恭敬读到圣旨：穿着墨缞随驾征讨，正合乎金革之礼。臣并非不知道仰仗圣明诏令就可以自行解免。只是臣极力请求陛下出关，而臣自己却又进入福建；虽是不得已，内心也因此悲伤。边疆非常危急，朝廷谋划难以成功。幸虔州、幸楚地的计划还没有确定；究竟何时征讨，还要看陛下。陛下能够以万机周遍六合，本来就不是徒具文饰的亲征；而臣不过凭一人之身治理一项官职，何必徒具文饰地随驾。恳请陛下特意准许臣的请求，允许臣守服期满后再供职，使臣在进退之间不愧于人伦大义。这也是朝廷极其谨慎维护民间伦理的事务，臣并不只是为个人请求。三次请求守完丧制的奏疏 为忧虑时局虽不敢辞避，陈述才力又实在没有依据，冒着获罪的风险最终请求，仰祈圣上明察。臣两次上疏请求守完丧制，圣上言辞更加恳切，谕示臣时事安危的关键、君臣相互救助的道义，以及国家与礼制两全的道理。臣恭敬读诵，感动哭泣；如果还有一点心肝，怎忍心说离去。臣听说，时局太平时，贵在能够谦让；世道混乱时，贵在能够任事。照今天的情形看，或许并不是这样。如今天下并不缺少能够任事的人。撰写敕书、铸造印信，只看见人才很多；考核职务、贡献功绩，却只看见人才很少。在危急之秋乘机取得功名，这已经是对君臣关系的轻薄。又让像臣这样不肖的人开创夺情起复、出任办事的先例，使利禄动摇人心，轻薄父子亲情，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可取而任用的呢！况且假使臣能够持戈杀贼、竭力守御疆场，做到国事为重而忘却家庭，那还可以说得过去。如今臣懦弱而没有武力，既不身着金甲，也不穿革甲，按照礼制怎么能安居呢！至于进入都察院办事，职责在于进言；朝廷采纳言论的途径从来没有不广泛的，大小群臣、工师和各种技艺之人都可以进言，进言也都能被看见。即使臣横遭知遇，因为直言而授为谏官，也不是为了做谏官才开始直言。这样说来，如今天下所缺少的，也不在于敢言；所缺少的是选择言论的见识和实行其言论的才能。臣即使勉力图报，对于实际功效和空泛言论，两方面都没有一样做得到，却徒然留下轻薄君父的过错。这就是臣不忍心说离去，却最终又不敢不辞职的原因。用勇气训导士人，贵在知道正确的方向；观察一个人能否出使，首先要看他是否知耻。臣难道只是为了自身爱惜名节吗！愿陛下深切察看，委曲成全臣的志愿！至于遵奉圣旨等待召对，臣确实想稍微说完自己微薄的意见；如果片言只语有所补益，也是臣恋慕君主的一点诚心所不能自已。臣不胜恳切至极，等待命令。极力陈述时事的奏疏 为危亡的形势日益紧迫，补救的办法已经完全空疏，恳请赶快确定朝廷谋划，不要习惯于积弊而重蹈覆辙。臣到达行在已经九天了。自从去年冬天辞别陛下，到现在已经历了八个月，所见所闻，是有君主而没有臣下。仍然像从前一样，空泛文饰盛行，实际事务衰败；仍然像从前一样，营求私利、积聚财富；仍然像从前一样，安坐堂上嬉游，早晨不知道晚上该谋划什么；仍然像从前一样，军队越来越少，军饷越来越匮乏，疆土越来越狭窄，陛下的志向也越来越狐疑而没有依靠。如今恢复故土的说法，几乎成了梦呓。陛下不要以为此前的谋划，便足以抵御敌人。如今虏寇以三千精锐骑兵直逼关门，能保证只用一丸泥土就封住险要吗？万一不能，御营的兵力既弱又少，八闽的人心脆弱而喜欢变乱，仓库没有隔夜的粮食，守备也没有预先的准备。陛下不要以为那些戴着高冠、佩着长剑的人都可以和您同生共死；凡是聚集在宫阙之前、把陛下当作利益所在的人，日后也必定把陛下当作祸害所在，离弃陛下唯恐不快。如今即使借故迅速引进援兵，也还有许多情况没有考虑到。陛下即使勇武，又有谁能同您坚守城池！内部的防备既不可依靠，外部的援军可以等待吗？能像宋高宗仓促之间披甲奔驰，直到虏寇追赶到瓯地才停止吗？如今舍弃福建就去广东，广东不可守就入海，这难道与南宋崖山的道路有什么不同吗？陛下一旦移动车驾，福建的军队也会各自回家；幸虔州也不可能在早晚之间安定，幸楚地又不可能在十天内到达；能像羽林军、神策军那样拼死守卫蜀道梁洋的危难吗？万一又不能，陛下到哪里安车停驾？如今士人的勇敢怯懦，作战的人不知道；守备的缓急，守卫的人不知道；道路的险易，奔走的人也不知道。只图苟且偷安，没事时就铺张中兴、粉饰太平罢了。稍微有些见识的人，只能抚胸顿足，认为无可奈何。唉！事情竟寒心到这种地步。愿陛下明白下诏，命群臣竭尽心力思考。国家到了将要灭亡的时候，人应当忧虑；人到了将要死亡的时候，也应当醒悟。有能够使虏寇不至，即使到了也一定战胜、守御一定坚固的办法，应当有若干条；万一不幸，还能收集残余力量以便再次举事的办法，也应当有若干条。凡是可行而有能力的人，都要竭力赶办，还恐怕来不及；不要只用一次会议来搪塞责任，不要只说某处有某督抚、某处有某勋镇，某勋镇已经晋封并颁给印信，某督抚有尚方加敕，便可以平安无事地搪塞过去，或许还可以借鉴浙东的殷鉴。只要百中有一能成功，宗社和臣民就万分幸运了。臣三次辞职而未获允许，两次等待召对而没有得到答复，自己伤感无法解除圣明宵衣旰食的忧虑。臣此次来不是为了偷安，臣请求辞职也不是为了逃避死亡。臣迂腐愚昧，认为不任职而死，日后在天上拜见高皇帝，也许可以免受误国的诛责；在地下拜见先臣，也希望能够免除忘亲的不孝之罪。并祈求圣上明察，最终委曲成全臣。请求决定策略、出离福建的奏疏 为罪责之言日益增多，民间谋划虽然恳切；再次竭尽狂妄浅陋的意见，以表达微臣的一点心意。

译臣恭敬看到，陛下把南宋败亡的结局当作本朝恢复的基础；即位一年，国土却收缩了百里：这是人的谋划不善，也是所处之地失当。自古以来中兴的君主，没有不在死中求生、亡中求存的。五胡互相残杀，晋朝才得以安睡；兀术再次陷入困境，宋高宗只是因为楚、蜀和长淮还可以作为藩篱，两河忠义之士每日骚扰敌人腹心，才勉强以称臣议和来维持苟安。如今烈火烧在胸前，危险已经迫在脚下，愿陛下完全抛弃天子的文饰，亲自实行将帅的实际事务。假使最终退回天兴，这也不过是从泉州港经谢女峡迁往硐州，再走崖山旧路罢了。陛下既然不屑于这样做，难道可以坐困延平，等待自己灭亡吗？如今如果真能大力告诫文武臣工，公开声称收复浙江，像汉使清晨进入韩信军中那样，直奔湖南，奖赏率领精锐部队一直进攻荆州、襄阳，招抚兖州、豫州，中原豪杰群起响应；逆虏听说后，会认为陛下必定从天而降，必不敢来攻打我们，反而会因抛弃后方而使首脑和脊梁自行丧失：这是上策。选拔考察忠义之士，迁移车驾到虔州，疏通江南、广东，同时顾及福建、浙江；让丁魁楚等作为后续强兵驻于南雄，让万元吉等作为前锋驻于建宁、抚州，赶快召唤楚军与之联结：这是中策。趁水军出动之机合并兵势出关，安抚溃散部众合成一路，与虏寇交战；胜利也不是白白获得，失败也不是徒然送死：这是下策。若往来于延平、建宁之间，观望拖延时日，希望虏寇不来，但虏寇必定会来；希望关门可以守住，但关门必定守不住。轻骑兵来攻城池时，连躲避和逃走都来不及：这就是无策。愿陛下仔细谋划。当今这个时候，仍然有称王者的军队，应该把保全八闽之地作为根本。如今只是有王者，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军队。衡量时势，万无一全，却只顾空饰视听；恐怕贼寇已经进门了，还在传呼迎客、行拜客礼，重蹈北京的旧路，实在令人痛心！况且福建军饷有一百二十万，守关门尚且不够，哪里谈得上进取；即使福建有几万士兵，想求一战却不可得，对胜负又有什么帮助。陛下这一年多来增加的只是天子的名号，却没有能够报仇雪耻。实际上这与凤阳蒙难一样，都是寄生状态；谁是根本，惟愿陛下深思。臣于二十二日具呈《危亡之形日迫等事》一疏，还没有得到圣旨；外表好听的话全是华饰，苦口的实话全被视为忤逆。然而时事到了这个地步，怎敢不说！幸望陛下不要因脸色稍霁，便用文饰来掩塞耳朵；臣即使因此获罪，也稍稍可以安慰这颗心了。最终请求守制的奏疏 为言官有不得不尽到的职责，立身行事有不得不坚守的廉耻界限；臣发誓至死陈情，最终请求守完丧制。臣第四次请求守完丧期，仍未蒙准许。先前因为国事日益败坏，按义理不忍沉默；恭敬写成《危亡之形日迫等事》一疏，奉到圣旨说：奏疏中满纸都是忧虑危急，可惜没有实际成效！金堡如果真有挽救时局、治理国家的才略，就立即逐条提出议论，以便凭此委任使用。有关部门知道。钦此。臣汗流浃背。臣私下叹息，票拟大臣怎么如此不体谅臣的深厚苦心，却这样轻待天下士大夫呢？陛下即位已经一年多了，所说的是匡正恢复，所筹划的是军队粮饷，所任用和罢黜的是人才；即使当权的诸位臣子，受恩深重，忧国奉公，也是他们分内的事。难道臣不来，片纸奏疏就没有人谈忧危；难道臣不说，满朝便都没有实际成效。况且怀抱救时之术，难道甘心把宝贵才略藏在心中！难道臣的职责在于进言，就可以有理可说却不去做；诸臣的职责在于立功，反而应当只保存而不议论吗？用实际成效责问臣，这是极其明确的考验；期望臣挽救时局，这是极其盛大的信任。既然命臣逐条议论，谁敢不议论；但谈到委任使用，又何必怀疑臣所说的是为了求取微薄官位呢？臣听说，进言而求取利益、进言而求取名声，都属于有意图的人，世人称为小人。臣入仕七年，实际做官只有五个月。倘非虏寇占据故乡，按情义本不应置身仕途。况且臣以守完丧制为由极力辞职，虽然奉到严厉的诏令，臣仍按自己的志愿行事，从未到任。如果刚一开口议论政事，便说臣有所要求，那么台省就会成为由小门钻营的途径，封章就都会成为攫取职位的媒介。臣并不是没有得到君主的知遇，何必靠进言来求取任用；如果用争相求进的心来对待忧虑危难的志向，人生还剩下多少品行可言？况且如果让深宫之中的陛下怀疑，谏臣列举时事本来不是爱君，只是窃取利益、图谋荣耀；这岂只是沽名卖直，正是范镇所说的：陛下有采纳谏言的资质，而大臣却谋划拒绝谏言。君子收起一块石头来避开不肖之名，小人却必定挽袖伸臂争夺不肖之利；国家的兴衰、人才的消长，就由此分别了。臣虽愚昧浅陋，也应当为自身爱惜这种名节，为言路守住这种纲纪；难道能混迹于掖垣，再被忠臣孝子耻笑吗！恭请陛下立即削去臣的官职，以保存君父的大防，以区别进言建功的实际效果。至于臣根基浅薄的内心，本来没有经世济民的才略；即使有逐条议论，也不合时宜。前些时候在尚未奉到圣旨之前，臣已经写成《罪言日滋》一疏；倘蒙圣上明察，姑且尽些草野之言，臣也不敢再有建白，以免陷入“多嘴终将穷困”的警戒。请求处分的奏疏 为恳请恩典，特赐处分。臣私下看到，辅臣曾樱的奏疏中说，平国公郑芝龙最痛恨的人就是臣金堡，把臣的言论公布在后殿之间，等同于在市朝上羞辱臣；可以酌情处分臣，以表示安抚之意。这究竟是多么忠于陛下，又多么深爱臣啊！臣自去年冬天十一月十七日辞别陛下以后，经历了千风万浪；至于方国安想杀臣，明云平、定二侯曾有书信给他，臣不敢深说。如今合看辅臣的话，事情已经很明白了。陛下如果不立即处分臣，恐怕日后会有比陛下处分更严重的事情；臣即使不敢躲避祸患，然而对于国体来说损害会更加严重。臣本来没有才略可以补益圣朝，倘若像辅臣所议，只处分一次就可以使无兵变有兵、无饷变有饷，只要有利于社稷，臣即使死也不推辞。臣又何必吝惜这个官职，不借此仰慰陛下日夜操劳的忧心。况且臣深受陛下知遇，即使形迹日渐疏远，精神志趣仍然相互照见；任用臣有原则，舍弃臣也有权宜。愿陛下不要吝惜牺牲一个臣子；即使严厉遣退，也与赐命任用没有不同。并请求不要把臣的奏章交有关部门办理，另赐指示；恭候圣断。附刑科给事中朱某的奏单 同官金堡原本正在守丧，平虏侯臣每次对人谈到他的隐情，都咬牙切齿，其中更有深意。皇上如果任用他随驾，就更加显得安排不当。如果立即处分他，又有损于国体；不如命他守完丧期，或许可以两全而无害。圣旨：准许金堡守制离职，服丧期满后听候任用。金堡守完丧期，本来是四次请求都没有得到，后来却从朱君那里得以实现；他之所以能够实现，原因在曾樱，也在郑芝龙。使金堡最终能够做完人子的责任，这种成全亲族的恩德太大了，怎能不感动呢！第一次上鲁藩启

译为祖上的仇恨不可忘记，家国的灾难不可酿成，请求秉持理义和形势的公允，崇尚仁爱谦让的美德，以确定中兴一统的谋划。职本是书生，抛弃家庭，抗守节义。起初与姚志卓在余杭会师，后来与郑遵谦在江上结盟；马晋允错误地把职列入官职名册，蒙殿下加授职方正郎。职没有接受，入朝觐见请求军队，于是因直言得到知遇，奉命监军。职并不是轻视殿下而不肯称臣，也不是偏私皇上而效死；职听说天下广大，不是一个人能够承担的；一家之仇，也不是怀有二心的人能够报复的。一支箭可以折断，九支箭就不能折断：即使夷狄也懂得这个道理。职等倡举义旗，起初并不是替殿下争夺天子之位，也不是替皇上安定诸侯，只是想替高皇帝二百多年摧毁荡平、廓清天下的功业雪恨罢了。设想高皇帝在天之灵，与其看着两个孙子相互争持，不如由一个孙子独自承担；设想诸臣仰体高皇帝在天之灵，与其让两个君主相互抗衡，不如由一个君主独自发号施令。从前更始帝称尊，刘演只居大司马之位；湘阴继承帝统，刘崇也只守节度使的官职。刘演难道甘心把贤者的位置让给不肖者，刘崇难道甘心把父亲的位置让给儿子吗？只是担心一家之中有两个天子，使外患得以乘隙而入。如今暂且不论帝王名号和先后次序，殿下以侄子的身份侍奉叔父，那么今上就不是湘阴；殿下以贤者身份侍奉圣君，那么今上也不是更始。即使上表称臣、上疏迎驾，难道就算屈辱自己吗？古今的事势，大略可以相互参照。曾有以诸侯成为天子的，却没有已经成为天子的人因为一个诸侯不顺从，便自己贬为诸侯的。这样看来，两个强者相抗，必然导致分裂；两个分裂的势力相互困迫，必然导致失败：这样就会让狡猾的虏寇乘机观察变化，坐收渔翁之利。谁会成为高皇帝不孝的孙子？谁会成为高皇帝不忠的臣子？恐怕殿下和文武诸臣都不能推辞这个责任。殿下至仁至让，职深知这一点；只是让轻薄、险诈、浮躁之徒扼腕击掌，散布拒绝福建的言论。难道江东十万大军合在一起还不足以击退虏寇，却使用绍兴、宁波、台州三郡的军队，分开来反而足以战胜皇上吗！《诗经》说：兄弟在墙内争斗，对外共同抵御侮辱。如今正是抵御外侮的时候，却自己开启兄弟争斗的祸端，这也与诸臣抛弃家庭、报效国家的初衷自相矛盾。殿下如果真能排除群臣的议论而奉戴一位君主，日后光复两京、恭敬拜谒寝庙，皇上的功劳不过如汉光武帝，而殿下的德行却超过周文王；实际利益没有损失，显赫声名又长存，即使皇上又怎能使殿下屈服呢？职奉天子之命前来监军，本来就不能容许郑遵谦不接受。倘若认为职不是殿下的臣下，难以共事；职仰体皇上亲睦的情谊，必定不以个人去留开启争端。若认为职挟持异说、动摇人心，想要杀臣，职也甘心受死；职本来是高皇帝的忠臣，也不是今上的私人臣属，抛弃这七尺之躯，就像脱掉破鞋一样。事后回头看，终究会知道合并才是正确的。如今辅佐成就大业的诸人，没有谁像职这样能够爱护殿下、敬重殿下；惟愿殿下稍加察看。第二次上鲁藩启 为守持义理不能容忍被诬为叛逆，奉命出使不能被威势屈服，谨敬陈述立身行事的始末；仰祈殿下明察，以确定天下万世的公论。职是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人，庚辰年进士，选授临清州知州；当时兵荒灾疫，发誓不催征赋税，任官五个月，便投劾辞官归去。朝廷大臣交相推荐，蒙先皇帝起用，职却没有赴任；后来圣安皇帝即位，奸臣窃取权柄，职自认为如麋鹿般无用，终于归隐山野。不幸南畿再次陷落、武林失守，职避居禹航，暗中组织乡勇，与镇臣姚志卓共同谋划抗虏。城池收复后，虏寇乘虚焚烧瓶窑，进入石濑，职几乎死在虏寇手中。职抛弃家室渡江，在舟中拜见镇臣方国安。方国安怜悯职的流离，还想派兵迎接职的家属；职谢绝说：只愿明公消灭虏寇，使我余生能够看到汉官的威仪；至于卑贱家眷的私事，不敢仰仗劳烦您的军队。当时姚志卓又赶往余杭，职立即带着渔船前往小亹，与郑遵谦共同谋划恢复和剿敌的策略。当时于颍、章正宸、熊汝霖、钱肃乐、祁熊佳、马晋允、王绍美等人，每次握手谈心，没有不为职叹息流泪的。职认为皇上正位已经很久，而亲征的车驾迟迟不出发；于是徒步入关，慷慨请求出兵。不久因直言进谏得到知遇，特意加授科道官衔。起初蒙受皇上当面谕告，后来又承受温和的诏令，不能不拜谢；于是带着敕书、将印赐给郑遵谦，便监理他的军务。职只想到大敌当前，九支箭难以折断；分裂则虏寇会坐收渔翁之利，联合则我方能够履行共同抵御外侮的道义。况且秦、楚尚且可以共同仇敌，难道一家人竟要立即分成胡、越吗！职星夜赶赴江边，传达天子的眷顾。遵谦恭敬接受，也曾飞马上启奏让皇上知道。职观察事势颇有不同，按义理不能因为个人去留而开启官家之间的嫌隙和国家的分裂。职卧病在斗室中，稍等痊愈，就迁往御营复命。这就是职任官、退处以及往来闽越的大概。近来看到镇臣方安、王之仁斥责职为叛逆，指职为奸细；职作为守节的孤臣，抛弃一家，出入九死，只为奉事王室，内心行迹明白，可以不必辩解。但他们说职用百口担保黄澍，招引他进入浙江，烦劳殿下下令，让遵谦缉拿押解到法司审问。黄澍投降虏寇，天下人都知道；职是仗义之人，难道会替不义者偏袒吗？此前皇上登极后，赐给黄澍亲笔敕书，赦免他过去的罪过，准许他立功自赎；这是宽宏豁达的气度，也是扭转任用群材的大略。黄澍拜受敕书后，随即拜上两道奏疏，愿意带领上江地区归附本朝；

译并且联合胡腾蛟，联络刘弘起，谋划夺取中原，希望洗刷从前的罪过。这也是施行反间、招抚反侧之人的重大机会。当时众议仍然疑惑，职正好论列封疆数事，说李佑是贼将，应当在阵前生擒；李愬不但违背君主和宰相的命令，而且违拂将士的心意，却仍然任用他。如今黄澍自行前来投诚，不必过分怀疑。黄澍既没有来到福建，也没有来到浙江，我方所花费的不过是一道敕书罢了。而圣谕也说，黄澍已经在虏寇中失身；如果果真被虏寇任用，有什么难以公开行动的，哪里一定要做细作？今天的过错，朕和你共同承担。这就是职在奏疏中所说的：陛下信任黄澍，固然应当任用；怀疑黄澍，更应当任用。这是军事机宜，不是众人所能理解的。用兵不怕欺诈，假如使黄澍稍有犹豫，那么一纸诏书恰恰足以引发狡虏的猜忌；黄澍不是被屠杀，就是成为俘虏了。篰枣画龟，是用来杀野利天都的器具；职难道就是真正担保黄澍的人吗？逞一时的愤怒，不顾事情是否合理，以公议来判定是非可以，以私人怨恨来决定生死却不可以；即使把黄澍坚持到底的罪案作为职日后杜绝侥幸求生的先例可以，若凭空捏造罪名，替殿下在今天张扬拒绝福建的旗帜，却不可以。我是皇上的近臣，不是虏官，也不是寇官；这次又是奉命前来，以奖赏郑遵谦倡导义举的壮烈。既不是与虏相通，也不是与寇相通，论其情形，不过如王景亮到方国安军中一样，在郑遵谦那里没有捆绑我的道理。若说监军是奉谁的命令，那么起义又是奉谁的命令呢？我所奉的是皇上的命令；即使敌国的嫌隙终于酿成，我所应做的，也只是为奉使失职之罪向皇上谢罪罢了，难道可以把君命丢弃在草莽之中吗？况且不论我替皇上维护大局，并不是斤斤计较一个监军的职务。即使毅然任事，我本来就是高皇帝的义臣，并不是皇上的私臣；郑遵谦是皇帝的义兵，也不是殿下的私兵，怎么能说是异类呢！我天性狂直，第一次论劾王期升，第二次论劾马士英，第三次论劾彭遇颽，难怪会招致他们来到国安的憎恨。郑遵谦又是江上诸臣侧目而视、想要报复的人，于是借黄澍来陷害我，再借我来陷害郑遵谦，也是势所必然。归根结底，我即使尸横血流，也不是死于边疆，而是死于门户之争；不是死于黄澍，而是死于郑遵谦，成了众人共同射击的靶子。难道仅仅会出现六月飞霜、冤气充塞城郭的情形吗！我谨慎地把我所受诬陷、应当辨明的事项详细列出，惟愿殿下和诸位大臣秉持公心加以裁断，这就是我的大幸。我恭候您的旨意。●《岭海焚余》卷中（永历戊子十一月至庚寅正月） 仁和人金堡，字道隐著 ●《时政八失疏》为中兴的根本在于朝廷，经国的规模取决于法度，谨陈时政的八项过失，仰请圣上裁断，赶快施行整顿纠正之事。我听说天下有道时，以道理驾驭形势；天下无道时，则以法令迁就个人。谋划国家的人，往往把国家的变乱归咎于形势，任凭它日益衰败，却不知道正是纲纪的衰败酿成了变乱。近来忧患深重，反而启发圣明，四海都在向往归附。臣不敢献媚，也不敢贸然向中兴道贺。祖宗的法度不能遵守，人心不能端正，国家的是非标准不能确定，君主的权威不能维护，即使让宋朝获得偏安、汉朝实现一统，恐怕也有朝不保夕的势头，更何况丑虏仍然骄横，内部变乱还没有平息呢？知道是药就对症下药，以琴弦替换熟韦，并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臣愿不避斧钺之诛，把时政的八项过失逐一向陛下陈述。第一，朝政不应由一人独揽。臣谨按祖宗设置官职，特别重视严密分职，即使阁臣也不能兼管各部事务；兼管各部事务，是变例。至于文官和武官的职掌，界限分明而不混乱。文安侯马吉翔在艰险之中保护陛下，积有功劳；赏给通侯爵位，谁能说不可以！此前加给他内阁职衔，马吉翔陈述情由坚决辞去，可以说很合体制。然而辞去内阁职衔，却不辞去内阁权力，岂不是避开名义而占有实际权力吗？勋臣有事时挂印出征、专掌征讨，无事时则管理京师军务。他不侵夺文臣的职权，是因为制度有所限制；他也不掌管卫臣的事务，是因为对卫臣有所尊重。马吉翔督理京营而仍兼管锦衣卫，已经是自我轻慢了。又参与机务，就是内阁的职权；主持会推大臣，就是六部、都察院的职权；章奏的进呈和留止全在他那里，就是通政使、六科的职权；诰敕经过他的审看、详定，就是翰林院的职权；出入内廷、口传皇帝的话，就是司礼监的职权。把天下人分掌的事务全由一个人承担，三百年来没有这种制度，三百年来也未曾有这样的人。权势震动天下，君主就危险；威势震慑君主，自身就危险：这样做恐怕也不是爱护马吉翔。第二，勋臣封爵不应没有等级。思恩侯陈邦傅窃取反正的功劳，于是晋升为上公，已经被江、粤各位勋臣所讥笑；一旦让他世代镇守，就会专横放纵、无法无天。臣查考浔州奉到的旨意，不过是让他居守罢了。凭居守的旨意，能执行世代镇守的敕令吗？如果有这道敕令，就是违背禁止交通、干乱政事的禁令；如果没有这道敕令，就是伪造诏书、犯下大逆不道之罪。况且朝廷颁赏，自有常规；功劳不能由一人独占，也不能长久让他掌持。若连疆土都可以割裂，天子就将成为寄生之物。这种事可以忍受，还有什么不能忍受呢！第三，罪臣镇将不应长期放纵。闯贼郝永忠本是我们的寇仇，暂时归顺、接受约束，却从未同虏交战；反而惊扰皇帝车驾，残害内地，最近又残破靖州，驱逐勋臣镇将。陈友龙反正以后，有奋力收复宝庆、武冈的功劳；而郝永忠却散布流言，说勋辅腾蛟命令他报仇，想借此离间义士之心、破坏督师的威望。郝永忠不能杀虏，也无力侍奉君主，势必白头到老仍做贼；而朝廷的敕旨却对他反复抚慰，如同供奉骄纵的儿子，使他能够借朝廷的刀杀朝廷的人，骄横跋扈、气焰冲天，使忠贞之士受到肢解。陛下下一道诏书削夺他的官职、公布他的罪行，让天下知道他是国法不赦的人。即使他逃避斧钺，也一定有人砍木为兵、揭竿而起，为万民雪恨；郝永忠不过是继续献忠的一个人罢了，陛下为什么顾忌而不这样做呢？

译第四，中旨不应频繁传达。臣听说辅臣票拟不合皇帝心意，皇帝多次驳回改动，最后竟直接传出中旨。我不知道所谓中旨，究竟是否真的出自陛下的意思？祖宗朝处理军国万机，皇帝每天到文华殿，或在暖阁召见诸位大臣，当面决定可否；即使皇帝已有明确筹算，也仍由内阁拟旨，因此是为了防止身边奸人借机作乱，杜绝宦官等人借传旨谋私。如今外廷大臣中，圆滑逢迎的多，刚直敢言的少；大事上不能引火焚诏，小事上不能叩宫门据理力争。如果确实出自陛下的意思，何不让一切日常事务听凭各衙门依照旧章办理；重大机宜则召辅臣上前公开议论，取决于圣裁，务求恰当。这样陛下既有忧劳勤政的实绩，又可以增长谋划事务的智慧，进一步显示知人之明；为什么要让天下人一会儿怀疑是斜封墨敕，一会儿怀疑是口头敕令处分呢？任用人而传中旨，即使君子也会说是从别的途径进用；处理政事而传中旨，即使是良法，也会被视为出于私人意志。第五，贪污受贿的风气不应从内廷开始。纳饷就能得官，会祸害百姓、败坏政事；陛下既然不能在外廷禁止，也应当在内廷谨慎防止。可是朱议■〈氵充〉一事，明旨已经说抚按交相参劾，赃私狼藉；却听任他输送军饷，并命都察院严厉追缴、解送。不久，又命令以监司资格推选任用；不久，又补授为平乐知府。假如■〈氵充〉议是贤能之人，就没有赃款可追；假如议■〈氵充〉是不肖之人，也只能以有罪来赎买官职。俗话说：儿子所不愿做的事，即使奖赏他也不会偷窃。如今竟然奖赏他的偷窃，那么输送军饷和分赃又有什么区别？都察院不是追赃的官署，平乐府也不是奖赏赃款的地方；这是一举而犯了三项过失。朝廷不能以正道率领臣僚，怎么能整饬百官？即使当天发布哀痛百姓的诏书，对民生和吏治又有什么用呢！第六，调停的办法不应从言官一端结束。言官，是天下是非可否所由产生的地方。天子说是，言官说非；大臣说可，言官说不可：天子只能有一个是和一个非，不能同时有两个可和两个不可。言官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功过罪责，但潘世奇和吕尔玙，皇帝一道旨意便使二人都成了错误的一方；吴其雷和谢昌，三次上疏，却不曾保留一个正确意见。这边一个是非，那边一个可否；表面显示为模糊不清的样子，暗中却显示出一轻一重的权力，那么由此造成的阴阳消长之祸，必然有说不尽的后患。假如言路也可以调停，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分别是非、可否呢？这实在是在巧妙树立噤若寒蝉、任人摆布的榜样。臣不愿让陛下听从这种做法。第七，义兵不应一概加以摧折。天下借起义之名谋求官职、办理私事的人很多；但对于朝廷来说，自有权宜之策，可以先用以鼓舞、开创局面，之后再用以考察核实、谨慎收束。秦始皇统一四海以后，尚且销毁兵器以消除民间的反抗之心；如今强虏还没有消灭，却每每发布归农命令，难道不是考虑得太早了吗？道路上争相传递、张贴在通衢大道上的告示，说什么“破家起义，全发隐山”八个字，看到它就令人作呕。依臣秉持公心的看法，办事各有常道和权宜，二者不能偏废。凡是为国家报仇效死，以智慧成就忠诚的，是上等；愚拙而仍能成就忠诚的，是次等。其中破家起义的人，也有有用的人才；全发隐山的人，不过是无用之士。然而从名教来衡量，他们并没有获罪，何至于让人一见就想呕吐呢！从个人发出的话，只关系到个人天理的存亡；传遍四海的话，却关系到人心的向背，不能不慎重。第八，奉使不应滥用不称职的人。声教既然阻隔，文告就应当先行；道路艰险、往来稍有不通，使命就尤其重要。有时用一个人规划一路，有时用一路规划四方；如果朝廷的威望已经轻微，首尾就会全部断绝。如今贩夫只要侥幸取得官职，奉使的车马就充斥道路。最近听说为恭敬慰问山陵，命江右携带奏章的通判吴之俊加授部曹职衔，顺便前往；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吗？如果南京可以前往，自有亲近之臣、大臣可派；如果不能前往，又何必使用这种人？说陛下轻视天下还可以，难道能说陛下轻视祖宗吗？周鼎瀚是小人中的尤甚者，不能容于朝廷，姑且想借此作昼锦还乡的打算；而明旨却命他以原有职衔颁发敕书，既侮辱朝廷，也使当世士人蒙羞。四方百姓怀着对二祖、列宗的歌颂思念，在两粤仰望皇帝车驾，如同仰望天上星辰，从来不敢轻视陛下；为什么反而任用坏人来使自己轻视自己呢？以上八项过失，如果逐一详说，即使换许多仆役也难以说完。臣姑且举出一两项，用来概括其余，也不能替诸位大臣解释了。经营国家虽然正处在草创艰难之时，却不能靠侥幸实现中兴。况且今天的朝廷，并没有足够力量来掌握天下人的生死。所能依靠而保存下来的，只是一代祖宗的功德和千秋流传的圣教王章罢了。假使祖宗法度不能遵守，那么成例都不能遵守；人心不能端正，言论就都不能端正；国家的是非不能确定，事情就都不能确定；君主的权威不能尊崇，名分就都不能尊崇。对事情还未发生时不谋划，事情发生时不坚持，事情过后又不挽救，只任凭形势发展，奉身退处而听任它罢了。这对私人来说十分方便，但对国家的存亡会怎样，臣实在不知道！愿陛下果断裁决，将臣的奏疏交付公议；如果臣所说不当，就治臣的罪，以向诸位大臣谢罪。倘若认为这是杞人忧天，或许也能在万一之中帮助陛下卧薪尝胆，那就应当改弦更张，使朝政焕然一新，天下的视听都受到震动；过去的病症，正可以成为眼前的药方。臣这点朴实的忠心，也算稍尽了自己的责任；即使因尽职而遭祸，臣向来不敢推辞。惟愿陛下明察。臣怀着极其激切的心情，恭候命令。●《辞署印疏》因为微臣在尚未得到信任时便进谏，如今正等候处分；如果意见不可行，就应当停止，按道义也难以继续任职。恳请辞去署理印务，并请求褫夺官职、斥退，以安守愚臣本分。

译本月本日，收到太常寺少卿、掌吏科都给事中事丁时魁移咨：关于印务一事。本寺科题所奏前事，奉圣旨：李用楫以原官署理掌管礼科印务，金堡以原官署理掌管兵科印务，该衙门知道。钦此。臣只是小臣，按惯例本来不应辞任；然而臣是谏官，上月二十七日已经上了“中兴之根本在朝廷等事”一疏，到现在已经十二天了，还没有奉到圣旨。假如臣所说正确，那么早晨上疏、晚上答复也可以，这是陛下的恩德；假如臣所说不当，那么早晨上疏、晚上议罪，也显示陛下的威严。如今拖延又拖延，迟迟不下，难道是陛下不能直接实行自己的意思吗？还是始终含糊其辞、仍然出于调停，想让臣自己吞回前言吗？陛下不能直接实行自己的意思，臣就站在朝廷上陷于危险；臣自己吞回前言，又站在朝廷上陷于羞耻。既然如此，臣正忙于请求离去还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署理印务呢？除臣将把移来的兵科印信和红本八封移咨吏科另行题奏外，谨具奏章恳请恩准辞免，并请求下旨褫斥。臣怀着万分战栗惶恐的心情恭候命令。●《中兴四议疏》题为八闽的事权应当统一，三吴的声气应当沟通；江、楚联合起来才能建功，秦、豫分兵才能掌握胜势；请陛下宏张庙算，亲自掌握中枢权力。臣私下认为，天下的形势在西北振作，却在东南衰败。如今皇帝车驾远在端水，尾部不能抬起脊梁；即使时运日新，也好比散落的钱币，还没有看见能够贯串起来。人的耳目不应局限于一隅，精神应当周遍六合；假使英雄竞相奋起，都仰望圣天子明察万里的威势，然后才可以实现大一统。陛下不因臣不肖，让臣充任兵部官员。臣的筹划本来同中枢相互配合，因此既然任职兵部、讨论兵事，就不敢把自己的意见谦称为樵夫野人的浅见而隐瞒。古代拥有天下的君主，横戈跃马争夺中原时，对八闽、两粤都无暇顾及；如今皇帝车驾所在之地，正是警跸所在，所以八闽也可以成为左右两粤形势的关键。勋臣李成栋以全部兵力攻下虔州，约定在章门会师；而偏师驻扎潮州、惠州，若想使海上不受惊扰，也应当有强有力的援助。臣过去曾侍奉思文皇帝。郑芝龙想因私怨杀我，但臣独自知道他的儿子、赐姓郑的郑成功朴实忠诚、勇敢刚毅，气概志向超过常人；近来听说他浴血奋战三年，对郑芝龙的一个字也不顾念。以身报国的忠诚和匡正父亲过失的孝行，从来没有像这样兼备的。臣考察闽中，兵力并不寡弱，只是军队不由一将统率，将领又不能同心，彼此观望，没有办法各自发动。陛下为什么不下特别诏令，把这件事专门责成郑成功，使他能够整合涣散的将士，抑制宗藩的觊觎之心；陆路打通进入浙江的关隘，水路截断窥伺两粤的道路；即使从温州、宁波直到东莱，也都可以使用奇兵同时进攻。这是第一项应当议论的事。三吴是财赋汇聚的要地，也是贤士大夫聚集之处；倡导义举的烈气直到今天还没有消散。陛下应当慎重选拔德行、功勋、才能和声望足以服众并能掌握大权的大臣，命他督师。南京没有收复时，可以宣扬皇威、振奋军心；收复以后，就可以整肃宫禁，只去拜谒陵园，经营征收赋税、疏通军队。然后在维扬开设督师府，与山东合力收复河北。这是第二项应当议论的事。湖南诸位勋臣曹志建、赵应选等既然已经到达衡阳，就应趁一鼓作气的锐气，径出茶陵，与豫章会合形成合势；湖北诸位勋臣马进忠、张广翠等径直奔赴武昌，三路军队居高临下，随时可以会师。然后由督辅腾蛟居中节制，仍然在武昌谨慎准备行宫，以等待皇帝驻跸。这是第三项应当议论的事。制辅胤锡已经会合夔门的军队。臣私下认为，李赤心的十一部应当出兵河南，而谭文等分兵协助川督从陕西出兵；如果彼此调换地方，就会无功。吴三桂占据长安以后，必然要有一场相当的战事来报复我们；如果他起兵同李赤心结仇，形势就不可能迅速平定。胤锡的调度本来已经很恰当；接下来应当镇守襄阳，以形成三川、秦、豫的战略格局。这是第四项应当议论的事。如果能够这样，就有囊括四海的气势，陛下已经把它运筹于掌上了。陛下整顿肃清禁军，早晚训练，亲自披甲执胄，从楚地规划进取西北。这是大圣人所做的，是实现一统的完整格局。沿长江经营、安定东南，这是中等才能者所做的，是偏安的半局。陛下追念二祖、列宗的宏大功业，就一定知道不能以中等才能自我限制。愿陛下同大臣共同议定此事。愿把大勇明示于天章，把神妙的谋略施及四海，使边疆以外的文武官员都像在御前接受进止一样办事；将来在宫阙下报功时，如果说“我们只是禀承朝廷的部署，不敢越过一尺一寸，因此才取得这些成就”，天下就真正实现中兴了！伏请陛下裁察。●《奖恤义将疏》题为阐明义将的生死、忠诚和功劳，请敕令有关部改正，分别予以奖赏和抚恤。臣在兵部任事时，收到红本中兵部右侍郎、摄理礼部事务臣曹烨题覆“监军御史米琦所奏行间诸臣劳苦已极等事”的一疏，奉圣旨：准奏。副参、游击、都司张宗友等各员，准按原有职衔实授，发给部札；姚启虞授为副总兵、都督签事，发给钦札。该部知道。钦此。张宗友等是米琦部下的将领，臣没有参与了解；至于姚启虞兄弟倡义的始末，臣现在正在辰溪，了解得最详细，不敢不据实上报。今年三月六日，协镇辰州、常德、署理正总兵、都督同知姚启虞与他的弟弟启唐在浦市起兵。到闰三月下旬，启唐前往四都调集援兵；而辰州的虏兵倾尽精锐来攻，姚启虞奋力作战，被炮火击伤，抬回去后随即死亡。启唐从外地赶回，以三十人迎战并击败虏兵，于是以副总兵身份代领他的部众，大小作战二十多次，杀虏数千人；他同诸将割断手指对天发誓，感动得发生了风雹之变。臣曾作铙歌十首来勉励他们，其中一首说：割指盟心以天子为见证，此心不变即使阴阳也会改变；五月里黑风卷起拳头大的冰雹，稍稍回应将军如霜般凛然的气概。

译这大概可以算是白虹贯日一类祥瑞的遗迹了。臣自八月离开山中以后，就没有再同启唐通信；然而每逢吃饭时也从未忘记他。最近收到督臣郑逢元的一份揭帖，极力称赞南宁侯张先璧的功劳。但据臣所知，五寨司的假虏兵不到五百人，诱使他们投降后便杀掉，却动辄称作鏖战；真正的满镇臣林得胜在龙门溪扎营一个月，却没有交战就返回沅城。如今捷报功劳一件接一件，而兄弟浴血奋战的姚启虞等人，却完全不被提及。边疆以外的臣子既然没有公正的议论，朝廷怎么能全部知道实情；而君门相隔万里的诽谤，最后竟归到天子身上。臣私下对此痛心。只有御史米琦独自为他们上表章；但他远在常州、武昌，只知道姚启虞起兵，不知道他战死，也不知道启唐竟能这样继承兄长的志向。伏请陛下敕令有关部改正：姚启虞应特别加以优厚抚恤；启唐应特别赐给敕书以奖赏慰劳，并授给协镇关防，使他能够承受皇上的仁恩，率领将士。臣愿依照举主若所举非人、当受罪责的成例，以性命担保这位勇将。●《劾徐心箴、吕尔玙疏》题为枢属一向品行败坏，御史班列中不应有这类人，应当铲除；据实纠劾参奏，以整肃官员风气。臣同兵部车驾司郎中、协理职方的徐心箴，过去在延平曾见过一面。丙戌年十一月，臣到衡阳，听说兵部堂官徐心箴也在那里，臣私下十分惊骇。偶尔同衡阳人谈起，说他只是车驾司的官员。衡阳人不信，说他现在拿着堂印、发给部札来做买卖，每天都有鼓吹仪仗送人；臣更加惊骇。心想难道是思文皇帝在仓促危急之际另有破格擢用？还是徐心箴趁仓促之际夺取堂印来到这里？臣用十行公文向徐心箴请求部札，拿到后打开一看，原来是用车驾司印，并用紫色粉末伪造来愚弄人，臣不禁失笑。士君子即使身处穷途，最多可以去做乞丐，怎么至于去做游荡的恶棍呢！如今臣前往行在，有人告诉臣：徐心箴常替旧文选司张佐辰转交文书；又有人说他在职方司任内多方勒索。臣暂且连声应是，不敢出言否定。徐心箴既然不难用假印做买卖，那么他得到真印后会使用什么伎俩，也就可想而知；徐心箴既然不难同文选司相互勾连，那么他掌握职方司权力后会使用什么伎俩，也同样可想而知。四方多事，枢属是军中所寄望的人；如果不是精心敏干、廉洁无私的人，便不足以胜任。徐心箴不应长久玷污这个职位。自弘光以来，便有把职方司说成如狗一般的讥诮；这都是人拖累了官职，并不是官职能拖累人。近来甚至有人轻视职方司而不愿任职；监军动辄加给御史职衔；即使是勋辅、督镇题荐、任用在外的人，也应当特别加以澄清淘汰。何况十三道御史，怎么可以让坏人混杂其中呢？吕尔玙原是锦衣卫书办，臣姑且不提出过分的要求；但他冒充举人的事情，经宪臣袁彭年驳斥，已经是众所周知。可是他不自行引退，反而戴着獬豸冠进入御史班列；臣不知道他凭什么得到这个职位，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受到惩处。臣暂署兵部事务，兵部中的不肖之人，臣不能容忍。至于御史，虽然是总宪的属官，但相互纠察载于宪纲；而且同在言路之中，那么其中不肖的人，臣也不能容忍。因此臣敢据实上报，恭候陛下果断处理。●《论票拟党庇疏》题为结党包庇已成风气，纠察弹劾也没有效果；再次上疏参劾驳正，特请陛下威严裁断，以伸张国法。臣先前上过“枢属一向品行败坏等事”一疏，奉圣旨：据奏徐心箴在衡阳贩卖部札，事情骇人听闻，着令他自行回奏。吕尔玙在前一疏中以疾病为由请求离去，已经有旨了。该衙门知道。臣恭敬诵读之下，不胜感慨，不胜叹息。从来科道官纠劾大臣，所说的事情一定会实行；而对于应当稍微顾全大体的人，有时让他以称病请求离去，替他保全面子。如果说已经有旨，那么科道官的纠劾就都成了事后的多事。臣是什么人，吕尔玙又是什么人？姑且不说把仁杰的官袍给他、把昌宗的皮裘赏给他，志士尚且会感到不平；即使吕尔玙只是一个窃居官位的小丑，他有罪，朝廷也只管罢免他就是了。何必等他请求，何必讨论他的疾病，又怎么能因为他曾经请求过就放宽对他的议论呢？臣暂且不再争辩。可是臣恭敬推究明旨，其中所说前疏以疾病请求离去的人，好像吕尔玙已经离开官场很久了。臣到行在四十多天，在朝廷表章之间有他；会推之时也有他：可见吕尔玙从未离去，也从未生病。他什么时候卧病？什么时候不需服药？什么时候挂冠辞官？什么时候又获准复职？既然已经有旨，都察院就应当覆奏。宪臣袁彭年是什么时候上题请求留下他的？吕尔玙又是什么时候谢恩并回到言路的？如果说已经有旨但尚未覆奏，那么吕尔玙所称的疾病可以自行痊愈，他所请求离去的事情也可以自行停止；这只能叫作蔑视圣旨，怎么能说是已经有旨呢！吕尔玙出入马吉翔的门下，手中沾满凶险锋芒；潘世奇一经参劾，堂官奉旨反而对属官更加严厉，那么臣今天还敢多求什么呢？可叹的是，吕尔玙堂堂然位列御史，便成了供猴子任职的柱史；吕尔玙即使飘然离开官位，仍然是逃脱惩罚的御史。况且臣的职责在于揭发奸邪，而弹劾文章所涉及的，既不能挽救吕尔玙冒充举人的罪，也不会损害他真实拥有的御史身份；法度衰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唉！獬豸的正直之角，竟然被狐狸借用；不但与这种人相识而不感惭愧，反而还因他来投身求进而自鸣得意。假如堂官覆奏可以可有可无，那么属官就能自己来去；只要有一个吕尔玙，都察院衙门就可以废掉了。臣尚未参劾之前，吕尔玙不难把明旨视同弁髦；臣已经参劾之后，明旨反而被他借来作为免罪的铁券。又把大臣离开国家时所说的辞别之词，当作小人逃亡时的礼数；这样白简已经失去效力，青蒲又何必再伏地进谏！只要有一个吕尔玙，臣等六科衙门也可以废掉了。锦衣卫的线索仍像从前一样，御史的冠服也依旧穿在身上。辅臣笔下，只顾周旋私人；天子的诏书之中，又替幕客来回周旋；只要有一个吕尔玙，内阁衙门也可以废掉了。伏请陛下赫然震怒，立即褫夺吕尔玙的官职，并命法司审究拟定他冒充举人、结交权贵的罪行，使国法得以伸张，奸邪官员知道收敛。徐心箴既然奉到自行回奏的旨意，自当等候看他有没有支吾饰辩，再另行上本题参。臣怀着万分激切的心情恭候命令。●《请覃恩应得诰命疏》题为补充陈述服官履历，恭请颁给应得的敕命。

译臣金堡，是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人，庚辰科二甲进士出身，最初授任山东东昌府临清州知州；后升任兵部职方清吏司员外郎，奉旨改任礼科给事中。如今承蒙圣恩升任本科右给事中，署理兵科事务。臣入仕十年，在朝任职的时间不多，虽然没有作出什么微小贡献，却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此前不必详述，大概自乙酉年起义、弃家以来，到现在已经五年了。陛下即位时，臣正在守制，不敢入朝觐见。后来武攸之变发生，辰州、沅州相继陷落，臣在腥风膻雨之中坚守气节，当时有人把臣比作谢源明；又说臣拒绝虏人的书信，也超过了谢枋得。然而幸而没有死去，又有什么可谈忠节的呢！只是臣不能不为自己的不孝而内疚。臣幼年丧母，长大后谨守父亲的教诲，未能以俸禄奉养父亲，抱恨终身；刚刚协助安葬父亲，虏骑就践踏杭州；仓促起兵，时势与愿望相违，流离在数十里之外，不能到墓前祭拜、陪宿在墓上新长的草旁。还记得父亲临终时，曾郑重嘱托臣照顾寡嫂和幼弟，而如今臣却不能顾及他们。臣作为本朝义臣，被丑虏指名为逆贼，抄没田地房屋，株连亲族；臣不知道兄弟妻子逃难求生到了哪里，他们也不知道臣在什么地方苟且偷生。臣孤身一人，寄居在故人家中求食。还能重新见到日月，像杜甫奉墨制回到羌村那样，恐怕没有这样的福分；又恐怕祖上五代的坟墓全都被茂草覆盖，只剩黄沙白骨，连流泪祭扫的地方也找不到。每当想到这些，肝肠都为之寸断！然而臣有幸忝列侍从，勉力尽微薄之力，以慰藉先人；如果不是求得陛下的宠遇，又凭什么洗雪微臣的罪过呢？臣在隆武元年、二年两次遇到覃恩，本因战场困窘，只来得及申请一次；正等候用宝时，延津发生变乱，诰轴于是遗失。按照以往的事例，也应当补发。臣虽然流落五溪，不能执鞭策马跟随陛下经历险阻；但在悲凉的胡笳声和鼎沸的战乱中，四处看去都是侏■〈亻离〉，每天都穿着中原的衣冠，洒下大明的血泪。如今臣匍匐赶来朝廷，在臣之后到达的同官洪梦栋等人，都已经得以承受这一重大恩典；这样看来，臣似乎也有应当得到的恩典，只是不敢擅自请求。并希望陛下推及两宫孝养的胸怀，怜悯臣相隔万里的哀思，广施恩赐；臣也可以借此报答生身父母，即使粉身碎骨、衔环结草，也更加知道应当如何自我誓守。臣怀着极其激切的心情恳求圣恩。●《申饬督辅三令疏》为申饬督辅所提出的三项命令，并确定微臣的四项建议，以尊崇朝廷、扩大一统。臣认为今天的祸患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太阿之剑旁落他人之手，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天下人寒心已经很久了。臣回忆去年秋天到全阳时，曾送给督辅腾蛟一封信，说强虏尚未消灭，而朝廷的举动不能使各方完全信服；小则有何北方擅自发号施令的忧患，大则有许下擅权的祸端；即使收复两京，最终也未必是国家的福气。这并不是臣考虑过度。同样一个藩镇，德宗驾驭它便发生动乱，宪宗驾驭它便得到治理，昭宗驾驭它又重新动乱，难道在于形势禁制、权力格局吗？也不过在于治理方法罢了。孔子说：安定君上、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诗经说：不犯过错，不违背遗忘，一切遵循旧章。祖宗的法制并不是不清楚；只是谋划国家的人厌恶它妨害自己，便想废去这些法籍。他们所安排的都是私人亲信，所讨论的都是私下言语，所奉行的都是私事。内部既然不端正，对外又怎么能够尊崇朝廷？这就是臣初到行在时，不顾忌讳地以端正朝廷、守护法度来向陛下进言的原因。臣难道不知道陈邦傅能够世代镇守，是因为另有深厚的援助；郝永忠跳梁跋扈，一时难以问罪吗？然而臣仍一定要重申这些意见，是想让陈邦傅等人知道，清议难以掩盖；即使是软弱的儒生，也还想执笔记下他们的罪过，日后加以纠绳。最近收到督辅腾蛟“圣敕久而弥新”的一份揭帖，他在拜受诏书时公开说：兵马即使自行纷乱，也不能任其跋扈而形成割据之患；钱粮都应统一于正常定额，不得苛刻征取而引起争夺；官员应归还朝廷，不得擅自选授以扩大私人门庭的势力。臣不禁猛然起身说：督辅的忠诚，难道不是国家的幸运吗！如今天下百姓的祸患已经到了极点，虏与贼相斗，祸害落到百姓身上；军队与虏相斗，祸害落到百姓身上；军队之间相斗，祸害又落到百姓身上。征收军粮之外，还有流动劫掠；流动劫掠之外，还有私自摊派；私自摊派之外，还有彼此重复征收。他在那里扩张官署，这里也设置官吏；豺狼遍布道路，人的踪迹全都消失。追问祸患从哪里来，究竟是谁开了这个坏头？最近又收到腾蛟“军国事务应当奉行朝廷命令”的揭帖，痛切陈述擅自处理权力泛滥的危害，简直像捶胸痛哭一样。唉！督辅今天的苦处，正是臣当日所忧虑的。天道喜欢循环报应，国家应当重新建立；知道有大明天子的，是义士、功臣和宗臣；不知道有大明天子的，就是乱臣贼子。邪正的分别，关系兴亡，丝毫不会错；督辅所依靠的，是陛下的威灵；陛下所依靠的，是祖宗的法度。太阿之剑不收回，祸乱就不会停止。既然已经轻视天子，又哪里还会把督师放在眼里！至于官员的除授选用和钱粮，到处争纷；文官、武官、军人、百姓，人人互相争斗：哪一件不是纲纪衰败造成的呢！而马吉翔竟说举行乡饮酒礼可以救焚拯溺，那么督辅腾蛟正是救焚拯溺的首倡者。看他的奏疏，行使权宜是边疆以外的实际情况，遵守常经是朝廷的正道；寥寥数语便概括得如此准确，确实足以使人豁然醒悟、自惭失策。臣也因此私下有所感触。军旅之事不由中央控制，人人都能说出这个问题。然而高皇帝在金陵定都后，东征张士诚，西灭陈友谅，北伐中原，攻取蜀地、征讨云南，都是圣祖亲自部署，大将不过奉命执行。近来楚、蜀等地收复和剿敌的成败，朝廷却拱手听凭边疆大臣处理，陛下并不参与；天下不知道中枢节制、御前决策已经很久了。臣充任兵部官员，便以宏张庙略、掌握中枢权力为请求；难道臣不知道今天的勋镇不容易用赏罚来驱使吗？臣实在希望陛下下达亲征的诏令，明确公布部署的方法，使天下知道东西南北都尊重重臣，号令和军事机宜全都经由皇帝裁决；即使有人妄图谋反，也会暗中畏惧天子，心中不敢忘记一统天下。这种包容并举、囊括六合的规模，也可以由此实现。

译就像督辅腾蛟“飞报湖北千里一空”的揭帖中所说，李赤心和马进忠等人心怀疑虑、愤怒而任意行动，难道不也是因为进止自由、约定会师却不严肃执行的过错吗？伏望陛下把臣前疏所陈四项建议详细审慎地参酌，特别颁发明诏，传告朝廷内外，并且重申、严厉告诫督辅所提三项命令，切切警戒诸臣：朝廷完全听从督师，督师完全尊奉天子；水和木都有本源，衣裳有领有袖，树木不会选择鸟，人民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君主。任何百姓、任何一尺土地，都不得互相侵夺；即使只有一斗粮、半幅纶旨，也都应各自想到共同的君主。倘若违背誓言，众人共同驱逐。这样做不仅因为祖宗法度无私，也因为人心并未死亡；即使手持兵器彼此相顾，也不会很晚就能取得成效。若再精心选拔人才，厚集禁军，使朝廷形成以重驭轻的势力；严格责成宫府，谨慎遵守既定法典，使外臣无从非议内廷的端绪，中兴仍然可以实现，大势或许不至于彻底决裂。朝廷是国家的根本，哪里需要到远处去观察！假使马士英不任宰相，左良玉怎么能发兵？刘承胤不任将领，张先璧又凭什么拒绝解甲？只是因为朝廷上处置失当，疆域之内各种势力纵横并起，终于使一家陷入鹬蚌相争，狡猾的虏人坐收渔利；前车覆辙清清楚楚，本来就是陛下亲耳听到、亲眼看见的，不必等臣反复絮叨了。惟愿陛下留意，天下就大幸了！●《论锦衣卫擅杀疏》题为作乱的武弁罪案难逃，圣朝不能没有定罪的法律文书；特据事实加以纠察说明，以彰明国家法典。臣谨按国家设置三法司，凡内外刑狱案件，关系生死和定罪与否，都一概交由它们审理；即使审讯定案，也还要复奏，请求皇帝批准。正因为事情困难而且必须谨慎，所以天子也不能任意杀死一个平民，这正是有所畏惧。即使锦衣卫所属的诏狱，职责也只是查得实情，并不曾自行定罪，其中也含有谨慎处理细微事务的意思。陛下元旦春正月颁诏，其中有“体上天之好生”一款：诛杀有罪之人，只有战阵之中可以施行军法；其余一切刑杀，都必须先奏明、请旨。皇上的话多么伟大！天下的人，即使死于厄运，也能因陛下不嗜杀人的一点仁心而获得生机。可是臣对于犯事武弁刘维新的死亡，不能不责问锦衣卫有关臣员。刘维新滥充将领、掌握将印，挑起南宁的争斗。假使查得他的真实情况，明白列出罪状，同众人一起弃绝他，以宣泄神人之愤、伸张朝廷法度，难道不是明白正大、共同敬畏君威吗？可是刑法条文尚未公布，绝命文书却已经报上去了；臣从同朝官员那里听到，也从舆论中采得消息，似乎有人使他死去而不是死于疾病，实在令人惊骇！唐代宗杀李辅国，让盗贼偷走他的首级，《纲目》讥讽这件事，但还说是因为畏惧他。刘维新已经来到皇帝车驾之下，势如孤豚腐鼠，不过是一名士卒的力量便足以处死他，即使判处极刑也还有余。可是现在竟把本来光明正大的举动做成暧昧不明的阴谋，难道会毫无缘故吗？崇祯年间，吴昌时伏尸西市，案件却没有交给法司办理，天下人都为之震惊。先帝威严明察而且老成多虑，尚且不能不顾惜国家体统。如今罪状既没有由司法官署裁定，独断又不是出自一个人；只是想赶快让他死，以满足私愤，结果使监狱大门还没开就把人处死，实在不是同众人共同弃绝罪人的道理。身处边疆时，生杀大权有时可以假借权宜；如果人在皇帝身边，就只能谨守法律程序。假如审讯所得的口供可以不送到刑部，逮问所用的红本原本也没有下发到六科，却在密室中策划、在大庭广众之下共同执行，只凭狱卒的一张纸遮蔽众人耳目、欺骗至尊，那么这种类似偃月风波的祸乱就可能由一人制造；假如再有王振、马顺这样想合二人为一、操弄权柄的人，三尺法度被人从旁掌握，真会令人不寒而栗！这难道是陛下这样盛德之主愿意听到的吗？既然如此，从这件事来看，锦衣卫的职责只能办理宿卫，不必管理刑名案件；看到霜降便知道坚冰将至，臣愿为中兴大业禁止这种事情。人命最为重大，国家法令本来具在；既违背既定法典，又违背新颁诏令。臣起初以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科给事中等官员应当有人出来发言，却始终没有听到；于是臣敢据实直言纠劾，把这件事作为不公、不合法的警戒。伏请陛下果断裁决，查明维新致死的原因，恢复法司应尽的职责，制止卫臣擅自杀人的恶端；使天下知道维新确有明确的罪案，而朝廷也绝无不明不白的判牍，那么崇尚德行与施行刑罚，就都恰当了。臣怀着无比激切的心情等待命令。●请求核查冒滥封赏的奏疏 为此，谨借同僚感慨之际，直抒微臣素来的孤愤；即使因此获罪于一时，也愿使公论流传万世。臣私下看见户科右给事中蒙正发出一份揭帖，感慨时事，略微表示讥刺弹劾。他说如今做官入仕的途径，大约有五种：一是战守，二是反正，三是从龙，四是起义，五是抗节。除此之外，当然不能再从别的途径进身了。但臣认为，这五种途径之间应当分清泾渭；即使属于这五种功劳，其中也应辨明香臭。若因不平而感慨，对臣来说不过是旁观；但那些遗留下来的恶臭，却是诸位功臣怎能亲自承受的。请允许臣不避嫌疑怨恨，略作一点指摘。战守之功，如湖南的赵印选、曹志建、胡一青，湖北的马进忠、王进才，广西的焦琏，贵州的皮熊等，确实无可议论。督辅如腾蛟、式耜、胤锡，向来不夸耀功劳，也无需借此为他们增誉。至于从未上阵的胡执恭、闻风便逃的茅守宪，却俨然获得晋爵；即使庆国公陈邦傅等功臣，也未曾甘心屈居他们之下。周鼎瀚在军前逃避清议，却还自夸受有镇守封疆的重任；胡钦华把黄口小儿寄托在幕下，竟被共同推举为掌握节钺的尊贵人物：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吗？反正之功，最显著的是金声桓、李成栋；然而文臣中主持、协助大谋的，粤东只有袁彭年，江右也只有黄人龙，其次就是张调鼎了。

译至于耿献忠能够做到两部尚书，是靠沈源渭抢先取得功劳；实际上，功臣反正，他连做梦也没有见过。顾元镜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朱谋〔字形有误〕依附草木、随势附人；吴尊周以请求援兵为名脱身，随即又以迎接銮驾为骗局：这样的行为又怎能错误地加以奖赏！况且，元帅反正，文官哪里敢有不同意见！掌握印信的官员反正，乡绅又怎能加以阻挠！可是反正者接连并起，冒滥封赏越来越多；可以吗？不可以吗？从龙之功，是执鞭持杖守卫险要，抱着图籍响应指挥；辅臣如严起恒，勋臣如马吉翔，这些人才值得长期眷礼不衰。至于严云从从自梧护送到桂林，投附逆贼胤，凭滥行题请而得到封爵；王化澄携带印信暗中逃奔，又与内廷结交，靠传达圣旨而进入内值：也真是怪事。王化澄的臣子身份，既在闽地抛弃了思文帝，又不能在粤地侍奉陛下；却滥列五等爵位而不加剥夺斥退，臣不知道他究竟忠于什么、保卫哪位君主！只看名义、推究实际，竟全无惭愧羞耻；可以吗？不可以吗？起义之功，如郧阳的王光兴，百战称雄；海上的朱成功，忠心坚定不屈；即使张家玉等人，虽然失败仍然荣耀：这些本来都是芳名流传百世的人。至于献策夺取贵州的杨鹗、贪婪放纵而毫无约束的唐咸、完全没有一兵一卒的王申锡、邪淫不正的陈所闻，都拿起义来文饰自己，给万民留下祸害；又欺骗朝廷，滥求敕书和印信：可以吗？不可以吗？至于躲入荒山、偶然保全头发和性命，隐姓埋名藏在深山洞穴、侥幸免于搜捕的人，本来没有封刀自尽、饮鸩而死的奇行，也没有啮雪求生、投环自尽的烈举；即使称作完人，也还要看他晚年的操守。然而如今竟已有剃发却自称完整归顺、长期乞求投降却妄称抗击胡虏的人，这些人又哪里值得置于口舌之间，供人讥笑呢！这样一来，论功行赏的制度既然已经不明，即使是受罚的人，心里也会有所不服。因此臣认为：五种功劳应当核查，四种罪过也应当考察。抛弃君主的罪，按所受恩遇的深浅来决定轻重；三京都已陷落，死去的人在哪里？活着的人又在哪里？丧失土地的罪，按所受委任的轻重来决定大小；两年来疆土日益逼蹙，离去的人有，留下的人也有。构成事端、目无君上的罪，执法在于人臣自己；那么五羊城同室操戈的案件，不应一概洗涤放过。结党奸邪、贻误国家的罪，威严决断出自天子；那么武岗与逆贼共同作乱的案件，不应长期置于模棱两可之中。大概五种功劳中若掺有一种罪过，赏赐就应当降等；而四种罪过之中若没有一项功劳，便应立即处死。这样，哪里还会有小人冒居功位的叹息，也不会使志士发出灰心的悲叹了！臣说这些话，也知道自己结下的怨恨太多。赏罚不明，朝廷必然不受尊重；朝廷不受尊重，封疆大吏必然不信服。因此臣只是略举自己所知道的事，来概括那些自己不知道的事。请陛下与诸位大臣共同权衡并推广这一原则，以推究其作用；所以臣不怕以一己之身触犯众怒。伏请圣明将臣的奏疏交付公议，把过去僭越滥赏的事情全部厘正；这样，一时之间正直之道得以伸张，千古良心得以畅快，也不至于遗憾陛下振兴国家、砥砺世道、磨砺庸钝的大权，这并非小小的补益。●考选不应归于内阁的奏疏 为了一道旨意而废掉三个衙门，造成两大祸患，特请立即改正此事。兵科右给事中谢元汴上疏，题为“官员冒滥已经到了极点等事”，奉到圣旨：据你所奏考选官员的四项意见，没有哪一项不是关系到人才进退、国家盛衰的大事。但官员流品必须核查真正的才干谋略和真正的清廉卓异，不必用科举出身、通晓经学来强行区分左右。推官、知县等官应由长期任职、从闲散职位调任、经停发俸禄等方式考核后选拔，不应随意充数，必须得到合适的人选。先朝发下访单，吏治和乡里的评议同样重要；不得借馈赠财物走捷径，不得徇私接受请托。着该部院汇总核查有关名教的若干题目，请朕临轩亲自考试书义、制策各一道，糊名后交阁臣当天共同阅看，确定职务，以开通任用正直之人的道路，堵塞群小枉曲的门户。该衙门立即下令严加执行。钦此。臣仰体陛下整顿官员制度的规矩，实在已经详尽周全。然而臣私下认为，陛下对取士防范很严，对驾驭群臣却较为疏忽。想要提拔正直之士、堵塞奸邪之路，不应轻易改变制度，而应重视考察和评论人物。如今既然认为糊名后交阁臣共同阅看的办法值得信任，那就说明部院、科道诸臣都值得怀疑。诸臣必将因此遭受同僚朝廷的非议，承担只因一人被怀疑而来的罪责；那么吏部尚书晏清、都察院掌院事袁彭年、协理院事刘湘客、吏科都给事中丁时魁、掌河南道高赉明、文选司施召征，都应当引罪请求斥退。陛下如果确实有所察觉，就应立即治他们的罪，换用其他人掌管考选。如果认为这几位大臣仍处在可疑与可信之间，就应暂且观察他们今后的表现。馈赠财物和请托之事，千人共同指证，朝廷自有法律，臣等也可以执持弹劾官员的白简来纠治他们；从来没有先怀疑他们不肖，便预先夺去他们权力的道理。如果说这几位大臣本来没有什么可疑之处，那又怎么能说数百年来衙门的旧制度一旦就应纷纷更改呢！臣考察旧制，考选翰林词林官员，事情归内阁办理；考选科道官员，事情归部院办理。为什么呢？科道是言路，如果出自内阁之门，内阁的权力就太重了。某科某道官员若由某位辅臣选取，彼此便有感恩与施德之嫌；这样必然会把公门的耳目变成私室的爪牙，这是第一大祸患。臣昨天看见诸臣互相传示这道旨意，都喜形于色，说这样便可以袖手旁观，不把自己置于风波之中。臣当即责问他们，认为诸位如果自量才品不相称，就应辞去官职，而不应辞去职掌。哪里有出身做了人臣，却苟且逃避嫌怨，彻〔字形有误〕无事的道理？恐怕这不是国家的福分，又是一个大祸患。伏请圣上裁断，收回前旨，并追究辅臣包揽权力、侵犯职权，以及部院、科道诸臣推卸责任、玩忽职守的罪过，谨此奏请圣旨。●驳斥王化澄自我陈辩的奏疏 为微臣所列举参劾的事情都有依据，辅臣自我陈辩的事实也很明白；请即以他的辩疏作为旁证，以取信于一时。

译臣先前因感愤于冒滥之事，说得不觉多了，已经奉有“不必一概苛求”的旨意。臣当然知道朝廷的风气不容易立即改变，姑且遵从宽缓的法典；这些事情可以暂且保留而不再论议，也不一定非要在一时之间争论取舍。近来臣看见辅臣王化澄一疏、再疏，似乎一定要同臣辨明之后才肯入直，也可以说是还有羞耻之心。然而臣认为，辅臣既然想要入直，就应当置之不再辨论。苏味道对待别人已经模棱两可，他对待自己又何必要求明白！而且臣仰体陛下宽厚宏大的意思，决不至于因为反复补呈奏牍而给辅臣留下经得起弹劾的讥笑；那样不闻不见，反而更加不留痕迹。如果他以在朝廷建立大节、自己毫无瑕疵自夸，那就是抬高自己而贬低别人，势必难以两立；若想让臣闭口听任，臣不能接受。请直接把辅臣的辩解当作对臣所论的旁证，可以吗？当陛下向西巡幸时，难道不是因为銮舆所到之处，狡猾的胡虏必定追赶，所以中枢改道奔向浔地吗？这不是臣不保卫君主，而是恐怕君主反而会连累臣。臣尚未听到解除职任的严厉命令，又何必担心交接太迟。李近朱、姜廷机的差遣和缴还，实在可以说毫无名义。把善后当作推卸责任、脱身逃避的计策，又把摧毁军队当作寻找山林、营造窟穴的媒介。国家危急时便逃奔，国家安定时也不肯潜藏。关于携带印信一事的始末，辅臣既然这样辩解，臣也就这样陈述。东阁的旨意在四月初六以前，初八廷推，初十枚卜，这些都是辅臣自己供认的。周鼎瀚、唐针参与机密，与他同时，也和他同处一局。说陛下没有借助交结内廷的人，臣可以相信；但说辅臣不是交结内廷的人——就像富弼那样，宦官和宫妾都不知道他的姓名——恐怕陛下也未必能相信。关于入直的始末，辅臣这样辩解，臣也这样陈述。况且辅臣难道忘了台省交相参劾、议定处分，以及全州当面承受恩典而认罪的事情吗？把失职护驾的中枢大臣升入内阁，辞去它足以取得名声，接受它足以获得利益；这件事究竟从何而来？天下难道有士大夫同王坤结为宗族，讲求伯仲之间、埙篪相和的雅谊吗？从宦官的谱系中得到中枢职位，从奸邪辅臣的门墙下得到御史职位，这一整套情形都可看见，并不只是看见一斑。其在朝廷所持的大节，大略就是这样，正恐怕一时取笑、千古遗讥；那么臣的奏疏流传后世，也绝不是随意说说而已。虽然如此，臣并不是要借此阻止辅臣入直。陛下的圣德宽广如天，奖善能够长久，惩恶能够适可而止；过去的过失，一概不再追究。如果他能够洗心革面、清除杂念，在晚年挽回过失，那么臣的话即使正确，后世仍可能感叹只是道听途说。如果他仍像从前那样做辅臣，惶惶然追逐利益，庸碌之上又多一分贪婪；碌碌无为而依附他人，在没有灾患之时也更加苦闷。即使生杀大权掌握在手，难道就足以排斥清正的舆论、堵住天下人的嘴吗？臣愿把这些话作为对辅臣的忠告，本来并未对辅臣绝望。既然辅臣可以一次次登记入册、一次次入直，来往进退都有充分余地，又何必一疏再疏，用虚浮骄矜来掩饰自己的局促不安呢！伏请陛下明察。臣惶恐屏息等待命令。●驳斥王化澄自我陈辩的奏疏 为微臣所列举参劾的事情都有依据，辅臣自我陈辩的事实也很明白；请即以他的辩疏作为旁证，以取信于一时。臣先前因感愤于冒滥之事，说得不觉多了，已经奉有“不必一概苛求”的旨意。臣当然知道朝廷的风气不容易立即改变，姑且遵从宽缓的法典；这些事情可以暂且保留而不再论议，也不一定非要在一时之间争论取舍。近来臣看见辅臣王化澄一疏、再疏，似乎一定要同臣辨明之后才肯入直，也可以说是还有羞耻之心。然而臣认为，辅臣既然想要入直，就应当置之不再辨论。苏味道对待别人已经模棱两可，他对待自己又何必要求明白！而且臣仰体陛下宽厚宏大的意思，决不至于因为反复补呈奏牍而给辅臣留下经得起弹劾的讥笑；那样不闻不见，反而更加不留痕迹。如果他以在朝廷建立大节、自己毫无瑕疵自夸，那就是抬高自己而贬低别人，势必难以两立；若想让臣闭口听任，臣不能接受。请直接把辅臣的辩解当作对臣所论的旁证，可以吗？当陛下向西巡幸时，难道不是因为銮舆所到之处，狡猾的胡虏必定追赶，所以中枢改道奔向浔地吗？这不是臣不保卫君主，而是恐怕君主反而会连累臣。臣尚未听到解除职任的严厉命令，又何必担心交接太迟。李近朱、姜廷机的差遣和缴还，实在可以说毫无名义。把善后当作推卸责任、脱身逃避的计策，又把摧毁军队当作寻找山林、营造窟穴的媒介。国家危急时便逃奔，国家安定时也不肯潜藏。关于携带印信一事的始末，辅臣既然这样辩解，臣也就这样陈述。东阁的旨意在四月初六以前，初八廷推，初十枚卜，这些都是辅臣自己供认的。周鼎瀚、唐针参与机密，与他同时，也和他同处一局。说陛下没有借助交结内廷的人，臣可以相信；但说辅臣不是交结内廷的人——就像富弼那样，宦官和宫妾都不知道他的姓名——恐怕陛下也未必能相信。关于入直的始末，辅臣这样辩解，臣也这样陈述。况且辅臣难道忘了台省交相参劾、议定处分，以及全州当面承受恩典而认罪的事情吗？把失职护驾的中枢大臣升入内阁，辞去它足以取得名声，接受它足以获得利益；这件事究竟从何而来？天下难道有士大夫同王坤结为宗族，讲求伯仲之间、埙篪相和的雅谊吗？从宦官的谱系中得到中枢职位，从奸邪辅臣的门墙下得到御史职位，这一整套情形都可看见，并不只是看见一斑。其在朝廷所持的大节，大略就是这样，正恐怕一时取笑、千古遗讥；那么臣的奏疏流传后世，也绝不是随意说说而已。虽然如此，臣并不是要借此阻止辅臣入直。陛下的圣德宽广如天，奖善能够长久，惩恶能够适可而止；过去的过失，一概不再追究。如果他能够洗心革面、清除杂念，在晚年挽回过失，那么臣的话即使正确，后世仍可能感叹只是道听途说。如果他仍像从前那样做辅臣，惶惶然追逐利益，庸碌之上又多一分贪婪；碌碌无为而依附他人，在没有灾患之时也更加苦闷。即使生杀大权掌握在手，难道就足以排斥清正的舆论、堵住天下人的嘴吗？臣愿把这些话作为对辅臣的忠告，本来并未对辅臣绝望。既然辅臣可以一次次登记入册、一次次入直，来往进退都有充分余地，又何必一疏再疏，用虚浮骄矜来掩饰自己的局促不安呢！伏请陛下明察。臣惶恐屏息等待命令。●驳斥耿献忠、严云从请求告归的奏疏 题为名教日益亏损，廉耻日益丧失；特意只用空言进行教化引导，以补救王法将要穷尽的局面。

译臣听说：公论是国家的元气，良心则是公论产生的根本。持论的人没有良心，即使发言也不会公正；被议论的人没有良心，即使议论公正也不会服气。所以不忠不孝的人，在局外人看来或许会感到惭愧；但把利益和权势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身在局中往往难以自行割舍。臣的奏疏发出后，耿献忠以患病辞职，严云从请求回乡，这说明良心还在，两位大臣还可以教诲，因此臣不得不再加劝勉。所谓尚书，是六部同为一体，并不是兼掌两部尚书才尊贵，掌一部尚书便卑下，耿献忠在清静夜晚自会知道。即使不能叩头辞职，但“中枢”二字又何必当作难以割舍的痼疾。况且献忠本来就是服丧守制的人，尚未承担军事职任，不可能生长在无父之地；不谈自己应守的丧制，却以没有疾病为由请求入告，可以说是本末倒置了。外表穿着吉服、内里实际有丧，穿红衣、着绣服，在旁观者看来几乎相同，这对你来说能心安吗？献忠能够冒领勋臣反正之功，把它当作忠，却不能借微臣的弹劾奏章来成全孝道，不能说是光耀了自己的同类。献忠如果说，既然人们的话已经说到这里，我就装作没有听见，以患病为由辞职，那就是把宫保尚书当作自己应得的官位，而不愿舍弃。严云从也等于说，既然人们的话已经说到这里，我就装作没有听见，于是请求回乡，把清江伯当作自己应得的爵位而不愿舍弃。所谓冒滥，不过是名义上的说法，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多少厚待；但事实是罪责反而更重，并不是说只取一个空名，责任就会减轻。这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区别，也是臣不怕苦口婆心劝勉两位大臣的原因。总之，学术不明，世道日益衰落；对于负有维护此道责任的人，或用正言规劝，或用委婉话劝导，只希望同天下人一起成为君子罢了。王法将要穷尽而用空言补救，事情越微小，内心反而越痛苦；两位大臣或许也会明白这一点，并感谢臣的言论。此事关系纲常，仰请圣上裁断。臣惶恐屏息等待命令。●论云南封王问题的奏疏 题为抚定局势尚未确定，国体应当尊严；再次申述前议，以平息浮泛的议论。臣私下认为，孙可望等人改过自新、归顺朝廷、同仇敌忾讨伐胡虏，朝廷以恩惠待遇他们，本来可以收取他们的功劳；但驾驭他们也要有合宜的体制，这样才能真正使他们心服。先前已经由廷臣会议讨论，后来臣与枢臣曹烨再次上奏，已经说得详细而周全了；滇抚杨畏知、寺臣袭彝又有所请求，臣认为不能顺从。顺从他们的请求，反而不足以使他们心服。我们只应当明辨道理、恪守法制罢了。什么叫道理和法制？本朝从来没有封异姓为王的制度，开国时的中山王等，靖难时的河间王等，都是死后追封。可望归命朝廷原本是可以期待的，但如果一旦听任他擅自做大，陛下尚且不能改变祖制，臣等又怎敢轻慢君威！于是有人替他辩解说：哈密的忠顺王、金忠的忠勇王，不也是王吗？臣请反驳说：那是夷狄。国家是根据他们夷狄的习俗才封他们为王的。可望正为夷狄的横暴而愤怒，想替中华雪耻；又悔恨自己过去僭越窃据的错误，想凭正义扬名。他将俨然自居为本朝盛世的功臣宗室、天朝的男子汉，朝廷怎能只用一个对夷狄的虚假称号来打发他呢？于是又有人替他辩解说：南安没有攻下也可以封王，如今把六诏的版图归还我国，又有什么不可以？臣请反驳说：那也是夷狄。况且我国攻取陈氏的安南，与可望攻取我国的云南，事情本来不能相提并论。于是又有人替他辩解说：我们没有办法制止他自行称王，不如顺势把王爵给他。臣请反驳说：我们既然没有办法制止他自行称王，而他已经自行称王了，那么由我们授予他王爵又有什么可贵？他想成为我国的人，就应当遵守我国的法制；如果不愿遵守我国法制，那就是始终不愿成为我国的人。今天不能制止他自行称王，来日难道还能制止他自行称帝吗？于是又有人替他辩解说：如果他起兵来同我们为难，那怎么办？臣请反驳说：他同我们为难已经几十年了，我们同胡虏作战时，他又同我们为难。我们若能制服胡虏，何必忧虑他？我们若不能制服胡虏，他也将被胡虏制服。张献忠在四川战败而死，可望由贵州进入云南，趁沐天波、沙定州相斗之际，取得渔翁之利；借我国土地养兵蓄锐，不但不报仇于胡虏，反而同我国为难，过错在他，我有什么可忧虑的！于是又有人替他辩解说：他已经称王很久了，恐怕不能自行降格。臣请反驳说：尉佗曾自称南越武帝，汉太宗一封玺书送到，他就撤去黄屋左纛，除去帝号；前代史书还把这两件事都称美。可望如果真是贤者，能够以假王换成真正的公爵，正是应当感到尊贵；如果不是这样，李自成即使自称万岁，仍然只是盗贼赋予自己的称号。他的起居、服饰、饮食都比照王者，英雄是不屑谈论这种事的。如果还要留恋这点小小的名位，那么既然已经占有六诏之地，就会沉溺于此地的享乐而忘了蜀国；还说什么替我国讨伐胡虏，岂不是欺骗吗？于是又有人替他辩解说：朝廷即使调发十万大军，也未必能立即平定云南；如今不用损失战马、遗留箭镞的费用，就能完整收回云南，为什么只给他公爵而不封王？臣请反驳说：豫国公金声桓、惠国公李成栋，都是带着全省归顺我国的人。这两位大臣并不要求封王，我又怎么能擅自封他们为王？于是又有人替他辩解说：这两位是我国的臣子，他本来就是我们的敌人。臣请反驳说：他不是我国的臣子，难道就不是我国的百姓吗？况且李自成也是我们的敌人。于是又有人替他辩解说：李自成的罪过超过张献忠；李赤心困窘至极才归顺我国，不能同可望相比。臣请反驳说：李赤心起初接受招抚，不过赐给将军印而已。他同胡虏抗战三年，从侯爵升为公爵，并不是突然晋升的。可望的桓圭，却在最初赐予时就得到，朝廷并非没有区别等级。

译于是又有人替他辩解说：他正想替我国出兵，如果这样对待他，他就不肯出兵了。臣请反驳说：封可望为公，他就不肯出兵；封可望为王，我又不愿让他出兵。况且不论是接受招抚的李赤心，还是反正归顺的金声桓等，那么对于那些百折不回、誓死战场的从龙功臣和镇守大将，又将如何处置？如果让可望凌驾于他们之上而称王，各地功臣必然离心离德；这就是我们得到一方的兵力，却失去四方的众人。四川的军队数十万，贵州不少于千万，楚地一百多万，加上江南、广东的军队也有一百多万，都会因为封一个王而离散。假如有人兵强马壮，援引这个先例请求封王，遥遥控制朝廷权力，封王还不停止，必然要求九锡；九锡还不停止，必然要求禅让，那就等于拱手把国家社稷交给别人了。可望正想替我国成就再造国家的功劳，我们却反而替我国酿成覆亡的祸患，可望自己难道会安心吗？可望上启而不正式奏报，署名而不称臣，他的心意并不是能够向朝廷屈服的。臣惭愧地列在兵部官员之中，不能稍微辅佐朝廷谋略、除掉残暴平定乱事，以致国势衰弱，尊严尽失，我和文武百官都有万死之罪；岂可立即说他已经脱胎换骨，便随意听任他。现在本来是可耻而不可喜、可哀而不可贺的时候。愿陛下严厉晓谕诸臣，以正道裁决此事，专心一意做好战守；不要被他挟持，使远近传为笑柄，那样宗庙社稷就万幸了。如果说我们不能制服他，姑且羁縻他而慢慢图谋，那也不可以。陛下下诏说：可望如果确实能够削除僭越、遵奉命令，就应当接受我国上公的赏赐；否则便听任他去做。帝王的一举一动都应光明磊落，不埋下疑惧的根由，以此对待远方来归的人。臣因此深深感叹今日将相的卑弱。庆国公陈邦傅身受国恩，却不思战死疆场，一听到敌寇警报，便说事态危急如在呼吸之间，极力请求封王，多么怯懦啊！大将不战，尚且应当赐给他巾帼；何况是主张求和的人呢！古代也有汉相凭威仪使单于畏惧；如今听说滇地使者来谢恩，辅臣何吾驺、黄士俊却越过身份同他作揖，实在是不守纲纪。这样看来，所谓将相，一怕胡虏，二怕盗寇，三怕军队，唯独不怕祖法、不怕清议；损害威严、侮辱国家，也愿陛下严加责备并深切告诫。臣无比激切惶恐地等待命令。●弹劾何吾驺的奏疏 为遵奉圣旨，特意参劾大奸大诈的辅臣，以请求整顿政治根本，断绝祸乱的萌芽。臣任职谏垣，先前在召对时当面陈述大臣不公不法；臣等列举条款加以纠劾，不敢回避诬蔑之罪。恭敬承受圣谕说：如果有大奸大诈之人，你们据实参奏。圣上的话凛然如霜日般明白；臣若容忍隐瞒，斧钺之诛也难以逃脱。臣谨按辅臣何吾驺，性情本来贪婪邪恶，才能又兼有凶狠；抛弃君主、出卖国家，人人都可以诛杀。陛下认为应当按照旧典追究，嘉许并参与维新；臣也暂且放下不说，慢慢观察他的后续表现。然而吾驺习惯成性，教养也不好；入直不久，罪过就不止一端。臣请求从根本上折断他的锋芒，使众人共同弃绝他，惟愿陛下明察。臣私下观察历来奸臣扰乱政治，从没有不与内外势力相互勾通的。当吾驺东山再起时，已经有了借机报复、树立威势的打算，幸亏勋臣李成栋坚持正道不肯同从，事情才作罢。吾驺于是同内臣夏国祥等人深相结交，凡是他憎恨的人，先发下朱敕明白宣布处分，然后让票拟跟着办理。一个发出，一个施行，好像鼓槌击鼓一样相互呼应。每次一道旨意发出，吾驺必定说：“这是内廷的意思。”内廷的意思难道不是中旨的别称吗？陛下正严厉责备群臣传达中旨，却听任吾驺称作内意。陛下试想，原本不用吾驺，是出于圣上裁断；没过多久却有“无端污蔑”的谕旨。究竟是谁使陛下这样转圜改变呢？可见吾驺勾结近侍，挟制外廷，这是第一条罪。吾驺本人既然身任辅政，他的儿子准道按惯例应当回避。可是他却指称沿海有盗贼踪迹，自己请求随时驰奏，而明旨竟一概听凭他办理。内地、海内、海外，难道没有将吏豢养奸徒、窝藏盗贼吗？尤其是乡绅，又何必借奉诏之名制造事端。吾驺应当想到，文朝时曾以准道为职方，加任吏科，借招募训练士兵之名，图谋使桑梓乡里陷于涂炭。如今又接着办理这种事情，却把踪迹隐藏起来。父亲既把握朝廷权力，儿子又在乡里专断横行，这是第二条罪。包凤起是吾驺的门生，本来是一个被废弃的人，不足轻重。他并非因为脚被砍去，才假借长缨之志；却想一呼吸之间震动山海，借张扬兵威来形成外部势力，使廷臣无人敢与之抗衡，虚妄地说是雄关策应。上公的世袭爵位，明明应当暂缓颁授；这道旨意从何而来，有识之士无不惊怪叹息。吾驺在朝廷营造巢窟，准道在家中营造巢窟，凤起在外营造巢窟；羽翼已经形成，箭矢和罗网也难以捕捉，难道还能说他们谋划国家只是为了办理私事吗？这是第三条罪。刘起凤原本不是钦定罪犯，他的同党伍瑞龙写信之事发生在反正以前。吾驺借此为他洗除旧日污迹，已经很不合常理；又借此排除宿怨，翻出旧事、巧设机关，只使茅毓祥成为沸锅中的游鱼，也很容易使林中柱成为出笼的猛虎：以致羊城各镇纷纷发出不满的议论，说朝政乖张，并写信告知臣等。这说明吾驺自行掌握威福，生杀大权在手；私怨尚未报复，先已经失去人心，这是第四条罪。张凤翼欠有千金旧债，却违背众人舆论而得到温旨；御史王者友已经详细驳斥过。包宣有什么才干声望，竟协理职方；只是因为属于香火门生关系，便屡次得到风节方面的奖赏，原因不过是得罪了吾驺。吾驺借公事报复私怨，一意摧残，即使只说几句话便能使自己快意，也无不凭借权势施展手段；使全朝士大夫都裹足不前、站立不动，这是第五条罪。绍武一案，圣上的恩德已经宽大。近来留守辅臣式耜请求论定顾元镜的罪，不过是认为天经地义不可废弃，信史应当保存；从未说一句要牵连他人、向众人扩大示范。然而吾驺担心这会阻碍自己亲信被起用的道路，便扣住不下发；词臣刘湘客再三争取之后，才得到旨意。吾驺敬重君父还不如敬重乡党，爱护陛下的元辅还不如爱护陛下的仇敌，这是第六条罪。宪臣袁彭年秉持正道、憎恶邪恶，不肯被吾驺利用，于是吾驺唆使台臣贺康年极力诋毁他。彭年请求离职，士人舆论愤愤不平；吾驺对人说：“如果处置康年，就等于处置我。”他不仅暗中指使发动，而且公开出面庇护；一手遮天，事情尚未发声便先斥退他，这是第七条罪。黄士俊正处于含饴弄孙、坐等钟鸣漏尽的年纪；吾驺入朝便拉他作陪客，入直便把他当作幕客。凡是毛毓祥、贺康年等人的票拟，都是吾驺把自己的意思授给他，让他写入笔下；而士俊迎合脸色、揣摩意图，借别人之手、用别人之刀，谁说同僚之间竟像奴仆走狗一样。又不时让言官拦路，说大内有通神的关系，这是第八条罪。

译大臣听到这种话，情节轻的谢罪，情节重的请求退休；这正是用来培养廉耻、敦厚风俗的办法。吾驺只知道趋附权势，不顾惜死守权力；凭三寸厚脸皮，包裹着十重铁叶。他确实生成了经得起弹劾的体质，已经顽钝而不知悔改；又牢牢藏着反咬的机关，时常露出全部爪牙。四维不振，五经扫地，这是第九条罪。过去被任命为辅臣的人，有的是皇帝心中早已选定的，有的是从众人声望中选取的。吾驺错误地承担推举重任，实在应该弯弓射他。众人都共同怀疑他，他自己也不相信众议；于是立誓来坚定一个人的心意，约束法令来影响群臣的听从。君子不会欺骗，有人或许还说斑鸠可以教化；小人一旦受命，却明知破獍之类难以驯服。大权刚刚握到手里，旧日的故态便全部萌发；说谎欺君，背弃盟约、出卖朋友，这是第十条罪。至于把香山当作郿邬，守将范承恩等人在敕书中所作的部署，经营家门超过了防卫皇帝车驾；把被贬官员当作监视非议的人，行人方诈亨等人在旨意中亲自驱使小吏，先已用目光威逼大臣。朝廷的官职赏赐，成了供吾驺呼鹰牵犬之用，于是陈凯、李权联名上疏一同进用，总是用今年的推荐奏牍来酬答去年的弹劾奏章；封疆上的援剿事务，正值吾驺颠倒是非之时，杨钟、王沁的红本到处搜集，几乎要用去年的弹劾奏章来牵累今年的推荐奏牍。这又使吾驺那种三斛纯灰也洗不净的肝肠自然显露出来，不知不觉把伎俩施展到了这种地步。这实在正如圣谕所说，是大奸大诈，并不只是臣等所指出的不法不公。至于他从前流传的恶行，如果能使东海无波、天下万世都唾弃他，也就不必等臣来拾取他人话后的余言，抢先议论了。伏请陛下赫然震怒，明白纠正吾驺的罪行，向四方发布诏令，使人知道圣人的英明决断远超寻常；政治根本不动摇，祸乱的萌芽便自然断绝。这正是臣在正道衰微与兴盛的关头竭力挽救的事情。愿陛下不要把它看作殿上一时的争论，国家中兴就万幸了。臣无比激切地等待命令。●论张载述的奏疏 为微臣在殿上的争论，总是为了国家大计；奸党藏在袖中的奏疏，本来出自私门。臣不敢再多说，特请陛下俯允臣退职。臣年幼时读汉史，看到范滂受审时说：愿使赞美善人的人与善人同享清名，憎恶恶人的人与恶人同受污名。又说：我死以后，希望把我葬在首阳山旁；上不辜负皇天，下不愧对伯夷、叔齐。臣反复诵读这些话，每每流泪。范滂处在东汉末世，最终以自身殉于清正舆论；何况人臣任官而死谏，哪里还希望保全生命呢！臣孤身万里而来，在朝廷任职五月，得罪世人的地方也已经很多了。近来张载述上疏议论臣等在朝廷上侮辱辅臣，陛下特意加以申斥告诫；圣意既温和又正直，更使臣惭愧于内心偏激。然而言官如果竟至于在朝廷侮辱辅臣，臣难道是自愿的吗？如今所谓辅臣，是非不存于心中，羞恶不显于脸上；即使弹劾奏章天天上呈，仍然顽固如故。臣不得已，只能用口舌补救笔墨穷尽之处，同廷臣一起听取。譬如呼唤死人，免不了号啕大哭，哪里还有工夫顾及旁观者的惊讶责骂呢！至于张载述参劾臣等的用意，原本并不是替辅臣泄愤。载述寄食于宦官，向被废的督臣自荐；他同人促膝低声谋划、策划咬人的事情，不过是因为想通过景监求见权贵罢了。他上书时，对外不经过通政使，对内不经过文书房；他到宫阙前伏地进谏时，头还没有触地，奏疏已经到了宦官手中。如果真想做正人、立正言、行正事，怎么会有这样的内援呢！如今有人想处置张载述和贺康年等人，只是因为有人对他们非常怜惜、非常喜爱，所以不愿立即处置他们。如果实在无可奈何而替他们找借口，那么他们还没有处置臣等，正是依赖陛下的圣明。看到这种情形臣，臣怎敢不仰体宫廷内外同心合谋、协力办理的苦心呢？做言官，近处得罪宦官贵臣，远处得罪强大的勋臣，大处得罪政府，小处得罪各类不逞之徒，也可以说没有什么罪过，足以告慰高皇帝了。宋仁宗即使贬谪唐介，仍派宦官护送，不愿留下杀害谏臣的名声；那么陛下容许臣退职，也是为了保全圣上的宽厚气度。如果不是这样，臣天生就会赞善憎恶；只要还在朝班中，遇到事情便会发作。侮辱辅臣之事，正还没有止境；如果申斥告诫仍不能停止，必然发展到处分。到了水尽路穷的最后一步，臣将把尸骨葬在首阳山旁，同范滂携手地下，最终成为陛下盛德的牵累；陛下又何必乐意有这样的臣子呢？臣无比激切地等待命令。●驳斥何吾驺奏疏 为辅臣急于辩解而不择言辞，顽固进谗，毫无道理；臣谨据实加以驳斥参劾，仰请圣上裁决，立即赐予处分，以此明确告示天下和后世。臣读到辅臣何吾驺的辩疏，不禁感叹小人竟毫无顾忌。奸邪之人窃取权力、操弄赏罚，想蒙蔽君主的听闻、杀害进谏官员，止不过是讥讪皇上的一句话罢了。臣本来不惜落入他的圈套，但陛下圣德如天，已经法外宽免了臣，臣还要说什么！然而用人和罢黜只是当时的政务，是非却是万世的公论。吾驺既敢同臣辩论，臣又怎能不同他辩论！请允许臣就他的言辞逐条加以驳斥。第一点说：我驺自己叙述入朝前后的经过，勋臣李成栋待他确实十分优厚。然而成栋待他厚，他回报成栋却薄，为什么呢？我驺说：“勋臣回来，一定挥刀杀他。”是杀臣下吗？是杀我驺。他明明不会杀待他优厚的我驺，那么就是要杀臣下了。依臣所见所闻，成栋父子都明白大义而能守礼。当陈邦傅请臣下监理军纪时，成栋还替臣下抱不平。如今只因得罪了我驺，便挥刀斩杀进谏言官。这种话，成栋不会接受。以前我驺在五羊请求成栋推荐自己为首辅，成栋没有答应；我驺想先处置科道官，然后再入朝，成栋又不听：这些事情人人都可以说得出来。这是成栋本来具有的美德。无缘无故杀害侍从之臣，这是成栋本来没有的恶行。我驺却重在掩饰成栋原有的美德，轻在给成栋加上他本来没有的恶行，难道不是报答方式颠倒了吗？况且臣本来就不是怕刀的人。在票拟之前直接发下朱批敕令，从来没有这种事；我驺来了，才开始有这种事。诏旨出于内廷的意旨，难道是我驺亲自对臣说了却自己讳言吗？既然如此，不任用我驺，本来就是圣上的裁断，真正是圣上的裁断；无端污蔑臣，谁来替他转圜，真正是在替他转圜。这些是追究事实的话，不是凭空探问的话。我驺如果没有与内廷交通，难道是内廷与我驺交通吗？

译第二点说：各处发生的兵乱，都是由我驺引起的。臣下以礼科兼职方才出任监理忠义军，准道却凭职方司的职位加授吏科；臣下承蒙君主知遇，准道却凭父亲的权势取得席位。臣下进入浙东，迎击鲁藩的锋芒，虽屡遭挫折也不回头；准道到省城任职，出入都带着兵卒，还勒令公祖父母官员及其属员向他行礼：两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造成的涂炭有多少，凭武力专断的事情有多少，难道没有实据吗？臣下也还没有拿刀杀到这种地步；我驺却像护犊一样，竟放肆狂叫；世人没有不知道自己孩子恶行的道理。第三点说：包凤起是个废人，这一点臣等已经说过了。去年冬天，准道想任用凤起为惠潮巡抚。同僚丁时魁说：“此人有脚疾。”准道怒气冲冲地说：“古人难道不用孙膑吗？”臣等认为凤起是废人，而我驺父子却想奉他为车中谋主；一旦兵威张大，恐怕就成了朝廷以外的势力！上公的世袭爵位，是我驺颁授的，谁敢吝惜？更不用说他是否失败，这已经是公事了。第四点说：伍瑞隆在复正之前通书的事情，一句话就足以定案；我驺莫非想侥幸逃脱吗？如果是在复正之后，我驺未必会发觉这件事。臣在朝廷上诘问我驺说：“你想借伍瑞隆来洗刷自己一身的名节，可以；想借瑞隆来株连毛毓祥，却不可以。”我驺说：“哪里敢株连他！”这句话还在耳边，毛毓祥因为分房审查时没有搜查准道的卷宗，才落在孙山之后，罪不至死。臣不是因为瑞隆的缘故而出来，难道我驺却一定要因为毓祥的缘故而入狱吗？可以吗？我驺残酷狠毒，与盗跖有什么不同！臣如果葬骨东陵，就会进入我驺的世界，他正要割臣的肝来腌制；如果前往首阳山，就一定没有被剖裂魂魄的灾祸。第五点说：睚眦必报，是我驺显明的本性。张尚没有得到敕印，王者友没有得到札付，毛毓祥得到严厉的旨意，这些本来都没有什么不可，都是因为得罪了我驺，才被说成不可。臣等已经形成了霜降之后逐渐结冰的征兆，却没有想到我驺竟突然变成了坚冰。门墙之内的贿赂，他谆谆切切地不忘记，也是我驺师友之情深厚；然而他难道曾想到君臣之义已经淡薄了吗？思文皇帝以非常的宠遇对待我驺，而我驺却在白莲间道把皇帝弃之如草芥。如今思文皇帝在哪里？他屡屡下令赐给凤起宝剑，也不足以换得凤起额头上的一滴汗，却忍心在陛下面前夸张吹嘘而毫无羞惭，真是难啊！第六点说：我驺拿着辅臣式耜的奏疏，说这样就会牵连很多人，这种说法无法粉饰。我驺担心今天会牵连很多人，难道不知道当日只会牵连一个人吗？臣弹劾我驺，并没有求助于式耜；就事论事，何必挑动激怒！如果说臣是在挑动式耜，那么臣岂不是在挑动陛下吗？第七点说：我驺既然已经自行供认了，那么如果处置康年，就等于处置我。我驺改变了说法，却不能改变他的用意。不处置康年，那么大小文武官员中为我驺所用的人，实在不在少数。臣责备他追查事情的根源并加以庇护，他却说臣苦苦与他作对，这也说明他情绪低落、气势已尽了。第八点说：士大夫的品行，不会因为爵位和寿命而提高。黄士俊曾在佟虏的座中，看见先臣子壮受极刑；考中状元已经四十三年却没有早死，真是不幸。后来又与我驺携手同行，难道是要一同来做国贼吗？臣下写信抗击胡虏，远近传诵，曾奉明旨交付吏馆刊行；臣还以亲自说出这些事为羞耻。他竟说臣长久受到胡虏气息的熏染，性情和心术都改变了吗？臣腹中所有的，不过稍有“忠义”二字；如果臣叩头求生、披甲迎战，满口称“老爷”，那才是我驺的礼义谦让。臣是替太祖、高皇帝骂他，有什么体面可说！第九、第十点，我驺在道理上已经理屈，而臣的言辞本来就没有穷尽。我驺既然来争辩，必定不会放下三寸脸皮，还要裹上十层铁叶；不如把他交付给不见不闻的人。如今他也知道这是难以忍受的羞辱了吗？那就可以减少一层了。可是他又说这哪里值得连累别人？这又增加了十层。等到皇上施恩允许他说一句话，自然就可以立即离开；这就是贾以道所谓“朝廷答应我不死”的诡计。陛下天德宽宏，待大臣有礼；如果摘下牙牌请求出朝，陛下一定不忍这样做！如果要等我驺自行离开，那么谁能决定我驺可以立即离开的日子呢？我驺可以说是有定见、有定守了。当我驺被召对时，指天发誓，起初并没有要求臣在旁边作证；但臣不幸恰好侍立班列，于是偷听到这些话，同朝臣子也都听到了。说谎并违背盟约，我驺终究逃不过鬼神的责罚，他难道还可以怨恨别人吗？我驺说：“只求皇上允许臣离去。”我驺落笔时，曾几番徘徊。又说：“逼逐士俊以及臣我驺。”我驺落笔时，又几番悲愤。我驺没有对臣说去留之事，臣却对我驺谈去留，请我驺不要嫌弃臣。至于整顿内阁，臣没有说过这句话；然而我驺却说，三百年来何曾允许科臣进入内阁整顿事务。臣说，三百年来从未有过这样的内阁，因此不能没有这样的科臣；臣不整顿它，谁来整顿？如果说臣不愿掌印的心情，和我驺不愿出外值班的心情一样，那么坚持的态度相同，只是一个要清理污秽，一个不愿清理污秽罢了。臣在延平时，奉旨掌管兵科印信，臣上奏竭力辞谢，其中有“兵科印信现有本科官员，臣万翱可以署理掌管”的话。但朝廷准许臣辞职，却不准万翱署理，仍然让礼科右给事中孙昌祖掌印，这是我驺作为首辅掌握政权时所做的事。万翱参劾议论我驺，就说本科不应掌印；臣参劾议论我驺，就说本科才应当掌印吗？同样是我驺一人的事情，却这样任意颠倒，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臣不屑于分辨。只求陛下审阅臣的奏疏，立即赐下处分；如果不治我驺的罪来向天下谢罪，就治臣的罪来向我驺谢罪。是非自有万世公论，臣相信这一点。臣激切至极，恭候命令。●再次辞去掌印职务疏 臣甘愿领受违忤圣旨的罪责，也决不接受霸占印务的名声；臣席藁草跪伏陈辞，恭候严厉的谴责。

译臣以流血来证明自己再次辞去掌印职务，却没有得到谕旨。后来又有何吾驺弹劾臣霸占印务，臣再次上疏辞职；奉到圣旨说：“兵科事务责任重大，金堡着令竭尽心力办理，不得屡次辞职。该部知道。”钦此。臣惊恐害怕，捶胸抚心，几乎要昏厥而死。臣本来是一副冷硬性情，不能忍受炙手可热的官职；当同僚丁时魁题署任命时，臣当面辞谢、又写信辞谢，真心苦口地说明，至今都可以查验。时魁责备臣既然已经接受官职，就不应逃避事务；如今两次奉到明旨，按义理也不能逃避。如今臣又病了，我驺却说臣掌印，导致谢元汴不能安居其位，这是臣驱逐元汴，因而被同僚嫉恨；又说臣一手把持，枢臣曹烨畏惧而不敢争辩，这是臣侵犯部权，曹烨却包容臣；又说部司诸臣都含愤不平，这是臣欺凌压制，因而被同朝臣子怨恨。臣性情极其愚直，遇到事情就立即发作，不能片刻等待。臣性情极其急躁，心里有一点不快，就像处在沸汤烈火之中，不能安居一天。臣性情极其清白，不能承受别人一句轻薄的话：侮辱臣的品行，就像在大庭广众之下鞭打臣；伤害臣的内心和胆气，臣一天也不能苟活。臣被我驺污蔑，却厚着脸皮署理掌印，难道还算有人性吗？凡人苦苦想做官，地位低的求利，中等的也求名。臣半生爱惜自身名节，大概算是个平常人。五年没有家室，孤零零地独居，衣服饮食都靠故人周济；自从掌印以来，工食、纸札等费用，还要多方借贷。一个穷到极点的官员，反而被印务拖累；一个炙手可热的印务，遇到臣却冷落下来：有什么值得留恋的，竟一定要霸占它呢？我驺用小人的心思来揣度君子的胸怀；胡乱猜想掌印之中或许可以分得好处，又在旁边猜疑元汴恨不得分取一份甘美：听来可羞，说来可鄙。我驺至死不肯离开内阁，臣活着也不进入兵科；品德不同，出仕和退处各不相同。臣百般叩求天恩，请准许臣辞职。如果一个普通人的志向始终不能得到宽宥，臣也只有停止发放钞票，只有封闭印务。耽误边疆，是臣的死罪；抗拒君父，也是臣的死罪。臣宁可死在北司，斩首于西市，掌印之事也绝不去做。臣刚写完奏疏，听说我驺已经蒙面入内值班了；陛下敕令中让我驺调养一两天，我驺难道是自己装病、自己起身吗？三百年来，难道有过奉鸿胪寺方便而入内值班的内阁大臣吗？我驺明明欺骗陛下必定会得到优容，任凭别人笑骂，而把好官还给我，这已经把肺肝都败坏尽了；难道还有脸面可以拿来比拟那位老臣在一死报国的途中每日仰看三台吗！丧失良心而又不知羞耻，大概也没有比这更过分的了。朝廷正处于中途的危难之中，却出现这样的穷凶极恶之徒，使一代掌管诏令的内阁大臣遗臭万年。我驺说臣天性就是张口唾骂；臣不幸生在这样的时代，见到这样的人，办理这样的事情，即使想不骂，也做不到。伏望陛下赐臣严厉谴责，使臣永远不再与我驺并肩侍奉君主；即使长眠九泉，也能做一个眼前干净的鬼，还有什么快乐能超过这个！臣泣血恳切祈求，席藁跪候处分。●第三次辞去掌印职务疏 本月二十二日，仁和金堡道隐父发文说：接到太常寺少卿、仍掌吏科都给事中事务丁时魁的咨文，内容是掌印事务。该本科于二十日上奏题单，奉到圣旨：“谢元汴奉差在先，兵科印立即着丁时魁传给金堡，照旧署理掌管，切勿再延误。”钦此，钦遵。咨文已转交到职。该职先在本月十六日上奏《辅臣急不择音、谗顽无状等事》一疏，十八日又上奏《微臣甘领忤旨之罪、必不受踞印之名等事》一疏，都没有奉到旨意。臣正跪在私室的藁草上，恭候处分；然而掌印事务又来重重羁绊，臣不敢接受。言官议论弹劾大臣的是非，必然不能保持中立；当他们排斥奸邪、冒犯艰难时，即使刀锯鼎镬也要用七尺之躯去承担，何况只是一官的得失呢？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圣明，似乎没有把臣的言论当作罪过。然而臣只要在朝廷任职一天，按义理就不能让我驺在朝廷多站一天；臣离去，我驺才可以留下。我驺甘愿做无赖，盘踞在掌管诏令的内阁之中；隐藏自己不敢归去的实情，先造成不可撼动的势力。这个人开了先例，另一个人便跟着效仿；趁机弹去冠上的尘土，路人都传为笑谈。我驺正得意洋洋，自以为别人奈何不了他。唉！自从发生变故以来，国家的是非、人心，几乎消散殆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即使有一百名正直的臣子，用千针万砭，也不能唤醒这个麻木不仁的世界；而臣又以自身沾染其中，今天辞官，明天接受印务，稍有一点夜间反省之心，能不感到羞耻吗？臣解除职务后，当日就把印信转交回来吏科，恳求陛下立即振作乾断，明白宣布处分；不要再犹豫姑息，酿成抱虎养患的灾祸，这样国家的是非和人心就幸甚了。如果臣屡次抗拒天威，罪当万死。然而为了让礼义廉耻稍微保存一线，臣不能自我停止；即使被杀戮而甘之如饴，也从来不敢凭着不屈服的心，逃避朝廷不赦之法。●《岭海焚余》卷下 仁和金堡道隐父著 ●奏明会推本末疏 因为同僚摘取臣的言语是有依据的，臣问心无愧；谨据实上奏说明，恳请赐予谴责斥退，以警戒多言之人。臣接到并阅看邸报，见户科右给事中张孝起有一本奏疏，题为《为疆事日棘，国是愈淆等事》，奉到圣旨，其中有“自认把持，所指何事”两句话；这说的就是臣的事情。孝起既没有指名，圣旨也没有责令臣回奏，但臣若假装没有听见，想借此侥幸免罪，臣不敢心安；请把事情的始末详细陈述，伏候陛下处分，可以吗？臣回忆初六日退朝后，跟随诸臣之后进入朝房。不久，台臣谢玄瑮、黄明衮和铨臣施召征站在屋檐下交谈，臣偶然经过他们面前；召征对臣说：“两位台长认为刑部右侍郎不应空缺，怎么样？”臣回答说：“黄其晟已经改任兵部侍郎，奉差已很久了。当日他苦苦求取差使，激烈争取改授枢衔，如今却迟疑不去，又占着空缺不肯推出，不可以。没过多久，会推簿送到，所推职位有戎政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右侍郎、左佥都御史、大理寺卿、云南巡抚，另外又有兵部右侍郎。臣见云南巡抚的陪推人选是张佐辰，便说：“这是个贪图选司职位的人，没有弹劾他的奏章已经算幸运，怎么还要推升他呢？”至于兵部右侍郎，正推举黄公辅，臣说：“兵部侍郎已经有很多人了，怎么可以舍弃刑部现有的空缺不推，反而增设一个兵部侍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