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海焚余卷下

译不如改掉它为好。召征说：“粤东各台省都认为不可以。”臣说：“国家六部本来没有尊卑之分。如果只是选择合适的官员任用，那么就只应设置吏、礼、兵三部；这又是六科不肯承担户、刑、工三部事务的老办法。刑科右给事中黄日葵说：“黄公辅是有用的人才，把他放在兵部，或许可以替朝廷办事。”臣说：“如今正在朝廷任职的人中，谁不能办事？黄公辅出去任经略督抚，不愁不能改换官衔。如果只是坐在司马堂里，也和在刑部有什么不同！”当时朝廷臣子颇为赞同。又谈到张佐辰，吏部尚书晏清对臣说：“这件事姑且听之任之。”臣说：“您是旧日的司官，怎么能容情！”同僚蒙正发等说：“佐辰是我们的同乡，不便开口。”臣于是说：“替朝廷任用人才，难道能顾念同乡吗？”黄日葵起身说：“我原本不是为了同乡，何必这样意气用事。”臣知道日葵误解了自己的意思，也放下不回答。臣因此想到，自己闭门二十多天，朝班颇觉安静；恭敬承蒙慈宁宫召见对答并严厉责备，才勉强进入朝班。如今又遇到事情便这样胡乱发言，曾对诸臣说：“金堡今天不应当多说话，必然会有人认为我在把持。”然而科道官争执是非，又不能逃避这个名声。这就是孝起所说的“自认把持”，我不再避讳，事情始末本来就是这样。臣愚见认为，福建的臣子不应当堵塞刑部侍郎的空缺来安慰挽留黄其晟，广东的臣子也不应当增开兵部侍郎的空缺来安置黄公辅。云南刚刚归附，是否服从还无法知道；巡抚用非其人，只会损害国威、贻误边疆事务。臣逐条严正驳斥，不避怨恨嫌疑，即使排除众议而单独伸张自己的说法，也不能算臣的罪过。何况会推大臣的旧例是，只要有一个人选不合适，便不在题本上画题；臣衡量人选本来出于至公，议论此事又是臣的职责。孝起以奏疏中所说的义军、四辅尚未实行，归罪于这件事；却不知道增设四辅属于边疆和机务，是否应当实行，应当询问兵部，与吏部完全无关。会推大僚，属于吏部掌管；至于因边疆多事是否应当撤除，也应当询问吏部，与臣完全无关。臣即使说张佐辰不应推任云南巡抚、黄公辅不应推任兵部侍郎，一个是因为人选不当，一个是因为职位空缺安排不当；应不应该说这些话，应当问公论，与孝起心里所想的事完全无关。如今却把这些连在一起说，半是糊涂、半是狡猾，好像如果不排斥攻击臣，义军就一定不能兴起，四辅就一定不能设立；孝起错了！东西两方告急，臣和孝起都有条陈，臣的奏疏也还没有得到批复，又是由谁把持的呢？总之，观望风向、揣测形势，不攻击臣就不足以向当权者表示忠信；忏悔过去的过错而结交新的关系，其中的苦心和妙用，孝起自己最清楚，臣也从他话外听明白了。孝起一再说“群奸”，照孝起的话，臣不过是群奸中的一个人。孝起身为言官，哪有看见群奸在朝廷却不指名纠参，只摘取几句话来点破“群奸”二字以塞责，使臣假装没有听见，自己又可以侥幸逃脱斧钺之诛的道理？这难道是臣对同僚所期望的吗？臣以孤立的身份，成为众人射击的靶子；即使没有孝起，谁不想弯弓向臣射来？何吾驺说臣要整顿内阁，臣虽然没有说过这话，却也不敢逃避这个名声；孝起说臣自认把持，臣确实说过相关的话，又怎么敢推辞这个罪名？伏乞陛下立即剥夺臣的官职，把臣的罪行列在朝堂上，以作为多言之人的警戒；这样或许边疆事务可以振作，朝廷可以肃清，中兴大业可以坐等实现。不过，一个省却增设四名巡抚，这是非同寻常的谋略；一个人却推荐四名巡抚，这是非同寻常的胆量；只因一句话不合兵部之意，便连吏部的职权也想废除，整个朝廷的官员任用也想停止，这也是非同寻常的才力。孝起难道也不嫌自己成为把持者吗？还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才这样做呢？臣愿意和孝起互相告诫。●弹劾萧中疏 因为背弃君主、逃避职责的臣子，挟持邪说欺骗皇上；请求按照刑法定罪，以伸张国法。臣在楚地时，就听说有广西学道萧中携带敕印来到新宁，万人都笑骂他；并且说，如今皇上刚开始中兴，怎么会有这样一个闵顽不畏法的人，难道不应加以诛戮吗？等到武冈告陷，萧中的敕印也就献给恭酋了。当时，萧中把大明天子看得早已如同路人。如今汉官已经恢复，他却又像一个回头倚门的妇人，幸亏没有被司败拘捕；不过是考功司核定后少升一级，他自己不知道这是羞惭的代价，却还挟持浮泛言论，欺骗蒙蔽圣听，真是圣明时代应当诛戮的罪民，国法绝不赦免。萧中也说忠，也说敬，也说侍奉君主尽到礼节；萧中自己扪心揣度，难道不是人臣吗？人臣奉命任官于粤地，却越境到了楚地，而且皇帝车驾在全阳，全阳是前往新宁必经的道路；萧中经过那里却不朝见，像躲避污秽一样离开，这能叫守礼吗？皇帝车驾到武冈，群臣有的飞递奏疏恭迎，有的匍匐在道路旁；萧中却置办线布，与苗峒交结，徒然营造自己的巢窟，不问皇帝起居，这能叫恭敬吗？天朝的敕印，竟成了叛臣献给俘虏的礼物；而他用诡辩欺骗，暗中沟通线索，最终还得到水火盗贼不论罪责的旨意。萧中深夜也有良心的话，四十八挑官囊装得满满的，却没有丢失一丝一毫，难道偏偏只丢失了这枚敕印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一升、三尺〕 既然已经翻脸背叛君主，又怎敢说谎欺骗皇帝，这能叫忠吗？臣端正自身立于朝廷，只求尽到职守。即使慈宁宫召见臣对答，臣说了几句狂直的话，便承蒙严厉责备；然而陛下从未亲自发出一句玉音，动用天威。辅臣严起恒两次为臣申救，皇太后也有“不轻视言官的职务，以致败坏祖宗法度”的谕旨。萧中又存着什么心思，竟妄想激怒皇上！有人说，岩山一事不可以向皇帝报告；臣引用谢不祥的例子，还不敢承认自己有罪。《尚书》说：“如果药不能使人头晕目眩，那病就不能痊愈。”古人尚且有忧虑盛世而警戒圣明之君的；臣难道敢在动荡不安之时，进献安逸享乐的毒药吗？只是臣心中还有话没有说尽，深以自己吞吞吐吐为惭愧；臣内心忠诚耿耿，哪里有意气扬扬的样子！至于他说一尺长的白简可以成为巨万财富的桥梁，那么上有国法，下有舆论，并不是萧中一句话就能造成变乱。臣性情本来孤高耿介，命中与富贵无缘，把金钱看作浮云，已经过了半生。即使因穿着缇衣华服而被查籍，假如袋中有十金，臣也甘愿被碎斩；怎么可以诬蔑伯夷，把他当作盗跖！萧中任官以来，贪婪邪恶、阴险狡诈，人人都恨得咬牙切齿。只因他送钱给巡按，便把巡按视为心腹；向权要献身投靠，首先充当鹰犬。同卿同席而坐，他还嫌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

译他以为制造这场祸端，就可以突然获得破格擢升。这是小人的常态，不值得奇怪。只是朝廷之上，谗言诬陷、败坏德行、颠倒是非，关系到阴阳消长，实在不是小事。萧中从前负有彰明伦理、教导士人的职责，却把君命看得像草芥；如今又谋划发动政争、危害政事，势必把至尊君主当作奇货。论不忠、不敬、无礼、无法，没有比萧中更严重的；一定不能让他再次逃脱斧钺之诛，给国家留下祸患。回想崇祯朝，有人用“二十四气”的说法诬陷伤害善类，先帝曾说：“制造流言蜚语的，一定不是正人；朕知道那个人，就处置他；看见他的书，就把它烧掉。”□□详细记载圣明谋略，千古以来都应奉为训诫。萧中怀着狡猾奸诈的心思，喜欢听闻市井流言，竟敢用不□的诽谤，冒犯皇帝的听闻。李、范受到株连，也被说成行为不轨；魏、杨丧命，都被归罪于贪赃营私。□古代那些小人，设置钳制、布置罗网来杀害君子，难道还怕找不到罪名吗！但千秋信史会把邪正分得清清楚楚；遗臭还是流芳，从来不会有差错：萧中也可以说是费尽心机，却一天比一天拙劣了。他竟自称已经退出台班，本来没有言官职责；臣不知道萧中何日进入台省，何时回任本道！一项官职尚且说不清，仁义礼智四端全都灭绝，怎么会让这种妖人孽徒在那里狂吠不止呢？伏乞陛下赫然震怒，敕令下达法司，查问粤西学道的职位为什么长期悬缺？萧中的敕印为什么没有缴回？新宁隶属楚地，是否应当作为粤西学道按临巡察之地？敕印献给俘虏，是否应当按照水火盗贼不论罪责的条款处理？是谁把君上抛弃得像路人？是谁见到危难众多便巧妙逃避？请立即定下审讯文书，把他置于重典之下，作为人臣逃避职责、欺骗蒙蔽君主的警戒。臣激切至极，恭候命令。●再次请求勘定会推是非疏 因为是非不能始终混乱，奏疏中的辨解终究都是空话；恳请圣明勘查裁定，以保存国家的是非大体。臣因同僚张孝起在奏疏中议论臣，便上奏说明会推事情的始末；孝起又上疏辨驳。臣还以为两案都在，是非也就可以像黑白一样清楚了。等到阅看他的全文抄本，却私下惊讶：人臣侍奉君主，只有发誓不欺骗君主，哪有在原奏之外另行摘取浮泛言辞，把事情颠倒拆散、自相矛盾到这种地步的？根据孝起说臣自认把持，臣就详细叙述会推时的问答，从未有一句超出此事；那么臣的罪案就在会推问答之中，不容许再牵涉一个字。孝起本应驳斥臣说：云南巡抚的陪推不应驳正，臣挟持了什么私意而这样把持？刑部右侍郎不应空缺，臣挟持了什么私意而这样把持？兵部右侍郎本来应当增设，臣挟持了什么私意而这样把持？这样，孝起所说臣“一手遮天、众人都不敢开口”，或许才算有事实根据。如今他对这些概不驳斥，那么臣的话就是对的。臣的话既然对，又凭什么看出臣奸邪、定臣的罪呢？臣与孝起同为言官，朝廷用人行政，不过是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凡是挟持私意欺骗皇上，别人不敢违背的，叫作把持；依据道理、遵守法律，别人不能使其屈服的，叫作执持。因此臣当日对三点进行驳改，是执持而不是把持。臣所说科道官不能逃避“把持”的名声，正是因为君子会把它称为执持，小人却一定诬陷为把持；言官想逃避这个名声，就必然会模棱两可、左右逢迎。臣本来正是要以此教导天下后世那些不敢坚持原则的人。孝起不把臣的话当作格言，却把臣的话当作罪状吗？孝起说会推的诸位臣子究竟为公为私，没有时间细查；朝廷政务没有比用人更大的，为什么反而没有时间细查？他又说当时不应当以尚书、侍郎相互安排职位；孝起既然确有这个看法，为什么不在吏部传发题单时就不签署知会？为什么不在会推时就不画题？如果明目张胆地把意见告诉君父，并在朝廷上当面质证，必然会使满朝臣子变色，那么臣对于云南巡抚一人、刑部和兵部两个空缺，也就都可以置之不论了。孝起为什么当面顺从时吞吞吐吐，退朝后发言却愤激不已？由此可知，孝起的愤激本来就不是因为会推。假如会推可以不举行，那么他所说的四名巡抚，难道只要一部覆议就算结束吗？这样推举，既不光明；这样任用，也不显重：想来这也不是孝起心里所希望的。四辅的说法，是孝起在朝房遇人便诉说的；他所谓臣等认为是要务、当事者认为是缓图的话，也确实在孝起的奏疏中。陛下没有因为加官晋秩等事下令让他另行指名回奏，却说他先前奏陈义军、四辅两件事，应由有关部门斟酌妥当后具文覆奏；这似乎已经深深看出他借题发难的端倪。这些话又是明旨中已有的，他却说臣是在找遁词吗？孝起既说臣不属于吏、兵二部，不必引咎；又说朋党邪奸、二三位权要，也有很多同党，不必代许多人承担过错。奸党不是一天形成的，二三位权要败坏法纪，也绝非一日之功；孝起做言官已经快一年了，为什么不随事规正，却等到这次会推？其中由权奸安排的大僚以及众多官员，也并不少；孝起为什么不逐人规正，却等到边疆告急？假使东西安宁、边疆无事，孝起难道就要安坐着听任权要胡作非为吗？孝起既说可否取决于主事者，那么在弹劾奏章出袖之时，就应当是在科钞尚未发出之前；怎么知道主事者不会唯恐奉行不及，反而预先防范这种未必发生的事，先把必然的罪名加在人身上呢？况且所谓四名巡抚，其中一人是他的老师，一人是他的亲戚，一人是他的寄居主人；假使竟然依从孝起的意见，在同一天会推，他们与尚书、侍郎的职位安排本来并不冲突，那么孝起又要安坐着听任权要所作所为吗？

译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始末，一件事自有一件事的是非。臣与孝起互相上奏辨论，只因“把持”一语绝不能放过；对于会推一案，另寻出路，不能把那件事牵连到这件事，也不能把那个人牵连到这个人。至于当权者是谁、有什么过错、有什么好处，孝起深夜独处时自己知道，臣也不忍在大庭广众之下同他对质。至于臣奉官任职的大节，本来不是孝起所能了解的。兵曹、礼垣，各有来龙去脉；臣以乡绅身份倡导义举、舍弃家业，并不是地方官弃城、弃印；臣到了绍兴，不接受鲁藩的官职，是为了请兵进入福建，误蒙思文皇帝奖赏擢升，屡次辞谢也未获准，并不是只知道绍武、不知道永历。如果说臣一篇奏疏杀了三个人，原奏还在，究竟有没有推刃之意，众目都看得清楚。即使朝廷用斧钺诛杀贪官逃官，也不过像兔死罢了，何必狐狸悲伤；况且这和所谓把持有什么关系？孝起为什么在议论事情的是非上如此怯懦，却在诬陷别人的始末上如此勇敢？人的品行，大概要到盖棺之后才能定论，不是孝起一个人的话所能预先断定的。臣在朝廷任职半年，谁是司马光？谁是章惇？谁是蔡京、蔡卞、蔡攸三蔡？况且皇太后在慈宁宫颐养，谁又是诽谤宣仁太后的臣子？弹劾奏文所涉及的事情，公论自在人心，谁是在诬陷忠良？倾覆危害、反复无常，孝起自己已经供认；这也不过是空话，可以不必辨解。但会推本来属于国家大典，“把持”应当有实际证据。臣与孝起谁是谁非，关系一个人是小事，关系国家大体是大事。伏乞陛下敕令法司，严加勘查评议。如果会推一事臣果真挟持私意欺骗皇上，臣甘愿接受两观之诛。如果孝起只是含血喷人、含沙射影，又何必辱及四方夷狄的奔逃者？这样或许浮言可以平息，政体可以尊严。●请辞离朝疏 因为引退是臣真实的心愿，引罪也是臣的本分；再次恳求天恩，立即赐臣放逐。自从同僚张孝起议论臣以来，臣登记在籍一个月，不敢再参与朝政。因为罪状应当明白，罪案应当确定，所关系的是国家大体，并不是因为横暴悖逆之事加在臣身上。等到孝起三篇奏疏已经发出，臣三次反省自己仍不能得出结论，那还有什么困难呢？朝廷的治乱，不过在于进用君子、斥退小人而已。天下本来就有用闪烁心思、说颠倒话的人，但千古自有公评，一时也难逃圣明的监察；不是别人认为是小人，他就是小人，也不是自己认为是君子，便真成了君子，臣难道要和孝起在口角之间争曲直吗？即使会推中有三项被驳，而孝起又有两项承认臣的话是对的；那么孝起所作的是非，在他自己那里也未曾确定，显然不能用来确定臣的是非。如果要以别的案件来证明臣把持，只要有实据可以纠察，什么罪不能列入？又何必采用这种支离破碎的言辞，来分散他凶猛攻击的气势呢？他开始发难时，孝起不知道事情从哪里开始；等到结局时，恐怕孝起也不知道会终结在哪里。臣只有离去，来向孝起谢罪罢了。人臣的进退，是最大的界限；政治势力的消长，是圣明君主最应谨慎对待的。臣果真是小人，自有不能姑息放纵的法令；臣不是小人，也没有和他并立的道理；那么臣应当引退，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臣在朝廷七个月，只能用空话补救：起初对政治没有丝毫裨益，过去还有敢于说而不能实行的事，如今又有应当实行却不敢说的事了。即使只论一个何吾驺，邪正已经清清楚楚，却迟迟不能决定任用和舍弃；臣没有能够见到苗头便立即行动，不等到一天结束就离开，却一定要等到孝起第一篇、第二篇奏疏之后才请求退职，不也是愚蠢吗？臣要离去了，臣本来只是一个普通人，无足轻重；然而还有一些话愿意替陛下说明。朋党之论兴起于东汉，而李膺、范滂都是一代伟人；唐代如裴度、李绛，宋代如司马光、苏轼，本朝如杨涟、左光斗等，无不遭受奸邪谗言，蒙受朋党之祸。孝起错误地用这一点推论臣，臣自己也惭愧名声超过实际；但朝廷或许因此怀疑群臣，臣仍担心正气反而不能胜过邪气。国家的兴亡、政治的治乱，就在反掌之间。永远记取古今的教训，可以作为殷鉴！陛下不可不深思并谨慎察看。过去的君子一旦被列入党籍，有的终身蒙受诬辱，有的半生处处不顺，必定不能有一天安稳地立于朝廷之上。陛下即使没有三次召见便疑心臣子的想法，孝起却已经伏下了一网打尽的计谋；那么同朝诸臣难道敢倚仗圣人不会猜疑自己，便敞开心胸去迎接四面射来的锋芒吗？臣刚写完奏疏，听退朝诸臣说，我驺已经蒙受皇恩入内值班了。慈宁宫召见臣并责备臣，是为了臣的出朝，却没有什么可以安慰君主；会推之争导致臣离去，也许多少可以安慰我这个宰相吧！臣如果得到永远被斥逐的恩典，能够在山林中饮食休息，这就是孤臣一生难逢的际遇，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论借旨行私疏 因为借皇帝旨意来实行私心，欺骗宠信而背叛国法，人心败坏已经到了极点；请求立即斩杀这个孤臣，以劝戒邪恶之人。萧中是一个全身都是罪过的人，却敢摇唇鼓舌，颠倒是非。他在内有主持和保护他的人，一定能够护住这个局面，臣知道；在外有帮助他的人，一定不会打破这个局面，臣也知道。臣孤立而少有同调，有什么可以倚仗而不恐惧？所倚仗的，只是二祖列宗的大法，以及三代以来正直之道尚未死灭的人心。如今萧中回奏的旨意已经下达了；他遵旨回奏，却以臣为应当斩杀。这不是朝廷法令认定臣该斩，而是何吾驺、王化澄想杀臣，也是和臣入朝后所纠劾的那些违法者共同想杀臣。萧中的罪，确定在背叛君主；他们又加上欺骗蒙蔽皇上的罪，却以学道不是守土官为由请病，有通详的案件文书作为解脱。即使萧中说平、柳告急，难道还要等到省会尚存时才谋划吗？古代也有流寓之人共同守卫危城，有过路客商消灭大盗，何况圣驾正在全阳，粤西的官员怎么可以飘然进入楚地？即使称病离职长期离去，为什么不一并缴还敕印，反而又携带它来到新宁？天下哪有敕印还在身上，却说自己已经解下官印、离任的人？明旨不责问他欺骗蒙蔽，也不追究他支吾粉饰，这就等于可以不回奏，是教导人臣背叛君主，是说丑虏尚未到来，陛下便可以独自立于朝廷之上。

译这就是愚臣我抛家舍业五年、九死抗虏的下场：本来应当把我的首级悬挂在藁街，作为天下后世忠义之人的警戒；也不必在掖垣中上书建言、结怨于群邪，然后坐等萧中之类的弹劾。萧中把敕书和印信献给恭酋，又攀缘迎合俞旨，还说这是执贽；既然做了虏官，难道没有迎降的逆臣后裔全家死在汉口吗？萧中竟敢夸说做虏官容易、做汉吏困难，认为今日若做一个默默无闻的苏武，抗节十九年，官位也不过是典属国；像萧中这样逃避官职、滥列京堂，难道不愧对逾涯公吗？然而，难道萧中心怀怨望，就有从龙反正的功劳可以侥幸图取吗？他又错误地指责臣在福建任职时抛弃君主，却不知道臣当时守制而辞朝，本来就是天下人共同看见的。逢萌说三纲已经断绝了，若不离去，灾祸将会牵连别人；萧中自身既没有君主，又想使别人没有父亲，这不就是一只枭鸟、一头破獍，遗漏在世间的孽种吗？话虽如此，萧中还不值得责备。皇帝的诏令广泛颁布，是为了使近处有所遵循、远方受到垂示；那么内阁辅臣的责任，自然也有归属。我朝回奏、回话、拜疏，各有文体；议处、免究、拟旨，都自有成法。哪里能有对就是一种说法、错又是另一种说法的道理？如今军国机务正繁忙，这与萧中的回奏有什么关系？如果回奏的奏疏可以妨碍机务，那么回奏的诏旨也就不必下发了。况且所谓“仰陈其大”，究竟指明了什么？提出了什么可取可弃的意见？如果说是越过诏旨另行陈奏，那么既然不是下诏求言，所条陈的又应当是什么事？如果说是撇开臣另行议论，那么想要抛弃仇怨、树立敌人，所弹劾的又是什么人？萧中既然一人应募，满口咆哮；而支持他的人，又暗中替他周旋，表面上却装作冷淡。于是便用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来表达他拍手称快、邀功市恩、报复怨仇的内心，而朝廷却没有察觉；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萧中悬坐在朝堂，把臣凌迟寸斩，又哪里还能有鲁国男子奋舌扬眉、为天地保存正气的人呢？臣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伏乞陛下采纳萧中的话，立即斩杀孤臣，以劝戒天下那些背叛君主、欺罔皇上的人。●辞礼科印务疏 因为平素的志愿没有实现，立身朝廷多有惭愧，特此恳求天恩，准许臣辞去掌印礼科事务。臣闭门四十天，没有受到谴责，却奉到署理掌礼科的圣旨。臣查考本衙门原本没有辞任的成例，但臣却有不得不辞的理由。臣以前弹劾辅臣何吾驺，本来就没有与他共存的道理。何吾驺借口御门而自行入直，对君主无礼，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私下对此感到愤怒，实在难以忘怀。如果掌印官必定要进入朝班，日后在大庭广众中遇到何吾驺，怎么能不发言呢？古代王义方在廷杖对答时，曾三次斥责李猫；这种事古已有之。臣恐怕又要上烦圣虑。这是不能任职的第一个理由。臣既然掌印，那么会推、会议之事也应当参与。稍有争执，便会被说成把持；如果一味不置可否，难道不是闭塞不通吗？臣不能做一个前后两面的人，必定会像冯妇下车重新打虎一样，被世间那些通达高雅的人嘲笑。这是不能任职的第二个理由。台省虽然不是政府的私人机构，但台省之所以能够使谏言得以实行、言论得到听取，也依靠同声相应。如今辅臣何吾驺、王化澄等人都与臣积有怨恨，对臣十分恼怒。上有圣明的陛下容臣苟且活着，但他们倾陷臣的念头，什么时候会忘记呢？应募而来的党徒，处处都有。别人议论臣，必定认为是对的；臣议论别人，必定认为是错的。臣如果每上一疏便遭一驳，哪里才有尽头？不说话，对国是没有帮助；多说话，只会白白损害国家体统。这是不能任职的第三个理由。挺直的树木还没有被砍伐，锋利的刀刃却先折断了。臣本来没有超过别人的才能，却恰好触犯了众人的忌讳。时局正多灾多难，臣不敢从宫阙之下逃亡；只是请求退身朝廷之外，依傍京城的光耀，做端水的一名百姓，与百姓同生死，这样臣的心愿就尽了。至于在患难之后，臣匍匐来到行在，冠服和饮食全都连累旧日朋友；即使代办军务文书，工役饭食和纸张文具，大半也要借贷。臣已经没有可以再竭尽的情意，却还要厚着脸皮求存；这些都是琐碎小事，不值得上达圣听，但也足以说明臣实在无能任事。伏乞陛下俯察怜悯，特准臣辞免；另选贤能之人，来管理台垣事务。如果说掌印一定要任用本科学官，那么臣列名籍中已经很久，所受诽谤也不止一次；既然这已属于旷废官职，本来就可以出缺。同僚中贤良之人从来不缺，敕令吏部和六科另行题请一员补任臣职，是更为便利的办法。并望圣慈鉴察允准施行。●封还科场红本疏 题为封还科场红本事。本月二十二日，臣所在科收到红本，内署题为“督勋臣杜永和主持宾兴大典本来很隆重，因时制宜应当酌情办理等事”，奉圣旨说：卿对于宾兴之事用心筹划，务求选拔贤才，深深体会朕求得人才以布治天下的本意。巡按官既然说力役和经费无法增加筹措，就依议采用方面官代理。卿性情通达经学，存心刚正；以督代按，准许充任监临官。藩臬臣江槱、李玄同充任监试官，粮储道臣张元琳充任提调官。考场就使用行宫教场，一切都依照拟定方案办理。只是这次考试是朕开科取士的首次考试，仍应遵循祖制，锁闭帷幕；三场考试的经书、论、表、判、策，都按照以前的篇数。愿国家世代久远、年年绵长，更加振兴宗社无疆的福祚。有关部门知道。钦此。臣看这件宾兴大典不可不举行；但衡量今日的事势，事情也有轻重缓急。如今偏处一隅，陛下励精图治谋求恢复，各地勋镇也振奋志气共同复仇，所重视的难道只是海国的文教人才吗？等警报稍稍平息，应当趁有空闲时修治防备。近来北狄发生变乱，江上虏寇并不多，正可以鼓舞勇武之气，喂饱战马长驱直进，义不容辞、计不返顾；臣听说勋臣杜永和已经发牌调兵，便举酒祝贺，盼望他痛饮黄龙府的胜利酒。但忽然奉到明旨，命他充任监临官，那么杜永和就应当用五十天的精力来办完这场考试；这难道不是把事情的轻重缓急倒置、把壮志消磨在无用之事上吗？继承惠国公的志向，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来辅佐国家，这正是杜永和的心愿。巡方官无人，却让方面官代任监临；至于祭祀礼器等事务，自有主管官员负责，这些并不足以分散杜永和的力量。况且让江、楚、川、黔诸将听到这件事，便会以粤东勋臣不去整军讨敌、寻求仇雠，却高坐在评阅文章的场所粉饰太平为借口；这又足以损害杜永和的声望。如果说军旅事务重在关防，考试帷闱的缓急又有牵制，不敢越权，因而请求让藩、臬、粮储诸臣共同协办此事，那么这与微臣的意见完全相同；这也是杜永和所说的。伏乞陛下稍加圣虑，参看原奏，依照他的请求办理，不要使这次举措稍有遗议，臣不胜恳切愿望。至于流徙之民刚刚返回、重新恢复诵读，开始调学臣考试士子，目前只经历三个郡，推迟到明年春天举行，也不是不可以。并候圣明裁决施行。谨此题奏，请求圣旨。

译●驳杜永和请罢六科会议疏 为辨明和匡正旧有章程，平衡清正舆论，以保存朝政、使人心信服事。臣等查得，署督镇勋臣杜永和遵旨补上的一份奏揭，严肃地强调尊重朝廷、慎重名位器用、考核品流、严格操守，可以说义正词严。唯独其中“仍然按照祖制，全部停止会议”这一条，关系到臣等衙门的职掌以及臣等平生的品行，臣等不敢不与杜永和以虚公之心辨析订正。臣等谨按，给事中这一官职起于汉代，历代沿袭，职责都很尊崇重要，务在纠察过失、订正谬误。至于批驳敕书、撕裂麻纸，这叫作言责，甚至不惜以死抗争。因为给事中可以有被杀的身体，却不能荒废言责的职务，这一传统由来已久。我太祖高皇帝特意废除中书丞相，把庶政分责给六部；同时设置六科，作为皇帝的耳目喉舌，衙门列于内府，侍从官员与禁林相齐。会典明文记载，凡是处置礼仪、边务等事，以及军民人等陈言而关系大体的事情，掌科官奉旨与文武大臣共同会议；以及举荐任用总制、总兵，弹劾两京大臣和方面官等，也都是六科应守的法令，不许曲意遵循。查得洪武二十四年五月奉圣旨：今后各衙门凡有需要会议的事情，也要让给事中参与议论，是非都必须说。钦此。宣德三年三月，内官监传奉圣旨：今后凡是三法司衙门审问人犯，都要让六科掌科都给事中一同前去审问。钦此。分次奉到的皇帝诏令，一条条都可以考查；由此可见，臣等六科在体制上与部院相抗衡，在事务上又与部院相互为表里，这正是祖宗三百年来的旧制。如今杜永和说会议可以停止、事权不可以预先参与，不知道又有什么依据？至于群邪小人编造流言、诬害善类，共同指称臣等是党人，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若按杜永和所说，结党是搅乱权力的开端，揽权是收受贿赂的门户；这话虽然是在讲道理，但他的用意最终归结为六科不得干预六部事权，也就是明明白白要为臣等衙门立下这样一桩罪案。臣等才识不能胜过众人，但在无人知晓之时也问心无愧，大体可以相信自己在尊重朝廷、慎重名器、考核品流、严格操守方面，从来没有不与杜永和同样严肃谨慎。正因为典章制度可以遵循，部院与六科相互制约，事务都通过会议办理，权力不落入私门；所以臣等与权要的捷径和要津都结下深仇，一切游手好闲、败坏群体的人都难以得志。臣等任劳任怨，承受诽谤谗言。稍有推敲斟酌，就被说成掣肘；把应当归还的权力归还，又被说成徇私。尽职竟像揽权，同声进谏又被怀疑结党；稍加牵强附会，便成了罪案。总之，臣等只想把一片真心公开在天地日月之下，却不幸背上把持的罪名；官职守则是祖宗所定，臣等不敢回避干预政务的事实；各人的品行都有自己的声望和气类，臣等也不能推辞朋党的嫌疑。为了保存本衙门的职掌、彰明臣等平生的品行，绝不能扰乱千秋公论，使小人得以借杜永和的话为口实；也绝不能毁坏一代典章，使君子反过来受到臣等的讥刺。将来史册如果记载：“署督江宁伯杜永和入朝觐见，开始废止会议；当时吏科等科都给事中丁时魁等闭口无言，不能据理上奏。”那么天下后世会把杜永和和臣等看成什么样的人呢？假如杜永和这样说，陛下听从他，并严加申饬、定为法令，臣等也可以借此保全性命、稍稍谢绝怨谤。然而衡量杜永和爱惜名节的心意和臣等以道义相互成全的情谊，本来就不容臣等对此默默不言。何况新政的是非、旧例的兴废、邪正力量的消长，关键都在这里，难道尤其不是大事吗？请把臣等这些话作为官制的一篇文献保存下来；即使罢免斥退臣等的官职，也请为言路保存一条纲纪。伏乞陛下稍留圣览，立即降下处分。臣等无任惶恐急切、等待命令之至。●论郭之奇疏 为特意纠察倾邪反复的小人，以平息争端、断绝祸乱根源事。臣私下认为，搬弄两舌的祸害，等同于风波；倾害别人、陷害别人，只在片刻之间。不仅能巧妙诬蔑人的名节，也能覆亡国家。因此明君考察宰相，一定会屏弃这种人。那种挑拨此人、构陷彼人，当面说是、背后说非的行为，即使是女子和小人，稍有正直本性，也会以为可耻而不肯做；从来没有像郭之奇这样，俨然身穿官服、充任禁近之臣，却倾邪反复、逞发私愤来扰乱朝廷，常常兴起大狱，实在无可比拟。枢臣万翱弹劾礼臣黄奇遇一事中，关于两个女子和五百金的说法，是万翱告诉道臣尧继舜，尧继舜又告诉署督勋臣杜永和的；杜永和在朝房当面质问万翱，万翱说是从郭之奇那里听来的，而郭之奇却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说过这话。不久，万翱的奏疏出来了，郭之奇的奏疏也出来了；郭之奇说：“不知道枢贰臣根据什么，竟把它说成黄德璟的事情。”这似乎与郭之奇所说的完全不相干，仿佛万翱的话是假的。但万翱对同官丁时魁说：“这件事确实是郭之奇告诉我的，而且不止一次；还有详细的款目，也是郭之奇告诉我的。当时在座的，还有连成璧以及某某等人。”如果这样，那么万翱的话本来就不能说不真实。黄奇遇既然确实有这种贪赃坏法的事情，也是同朝官员共同愤恨的对象。郭之奇为什么不直接入朝报告，却要借万翱之手？万翱又为什么不直接入朝报告，却私下告诉尧继舜？而且要等杜永和当面质问以后，彼此言辞交锋相逼，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才发出这份奏疏。事情既然起于郭之奇，赃证确凿，就应当审问郭之奇；可是郭之奇说了却不承认，万翱又听到了却不说明，使万翱与黄奇遇势均力敌地争斗，而郭之奇坐观其斗。这就是郭之奇利用万翱却又背弃万翱，郭之奇何其巧妙，而万翱何其笨拙啊！然而杜永和的奏疏中并没有黄奇遇的名字，却忽然奉到让黄奇遇回话的圣旨。假如万翱的奏疏在先，就不应当说已经有旨意；假如万翱的奏疏在后，臣又不知道朝廷根据什么事先知道被弹劾的是黄奇遇。看郭之奇的奏揭说：“攻击黄奇遇的是万翱，不是郭之奇。”看杜永和所奉的圣旨说：“驱逐黄奇遇的是杜永和，并不是万翱。”这样就不只是利用万翱，而且利用杜永和了；杜永和又何其笨拙，而郭之奇又何其巧妙啊！郭之奇与黄奇遇之间过去的仇怨、新近的嫌隙，臣姑且无暇旁及。仅就这一件事而言，其中机关极其隐秘，线索极其严密：用出卖黄奇遇来收买万翱，又立即用出卖黄奇遇来出卖万翱；用驱逐黄奇遇来利用万翱，又立即用利用万翱来利用杜永和，最后又用利用杜永和来误害杜永和。

译这样一来，杜永和背上驱逐大臣的名声，黄奇遇承担簠簋不饬的罪名，万翱受到受人挑唆、替人出头的讥讽，而郭之奇却安然坐享其成；不论黄奇遇是否接受处分，恐怕杜永和必不接受，万翱也不会接受。郭之奇说：“大臣议论政事，难道能效法里巷小人的做法吗？是的就说是，非的就说非，没有就说没有，有就说有。黄奇遇这件案子，只需一句话便可以裁断。”郭之奇难道不是大臣吗？他却自己说过又自己忌讳承认，使纠缠不清的事没完没了，兴起大狱而扰乱朝廷常规。恐怕搬弄两舌造成的风波，终究不能替郭之奇减免最初惹祸的罪责。请乞求圣断，敕令郭之奇回话，与黄奇遇彼此对质；不要让万翱等人混杂其中，徒然损伤国家体统。●请开言路以成君德、勉相业疏 为言官不推辞狂妄，正更能显见圣上的宽宏仁厚；谨进直言，希望成全君德、勉励辅臣事业事。臣恭敬地想，陛下每天驾临文华殿，与辅臣共同参议裁决政务；这是中兴事业的开端，是三年来第一件美政。臣私心踊跃，正准备拜手称贺；但同官李用楫却叩首进献规谏，他的言语虽然狂妄，实在没有什么可推辞的。伏蒙陛下不加谴责，特予优容；凡是做臣子的，无不感叹，争相想进献直言，以光大圣德。因此臣恭敬地诵读明发的诏令之后，有些不避忌讳的话，愿披露内心陈说。内阁与皇帝相隔遥远，而诸臣把持政务；这种情况不能让天下听闻。臣听说太平时代的君臣日益疏远，患难时代的君臣日益亲密；陛下深怀忧患、露宿在外，宫禁与行在相距还不到百步；然而臣刚到行在时，辅臣中尚且有人不进入内阁，一切题本仍在私人住所拟写，幕宾和亲信姬妾都能参与票拟。辅臣不能取得天下人的谅解，又凭什么能够取得陛下的谅解呢？如今一年以来，票拟渐渐归于内阁，题覆渐渐归于部院，陛下于是每日驾临文华殿，能够与贤士大夫讲求治理之道；诸臣确实因此受到把持政务的诽谤，但都乐于承受而不敢推辞。他们爱戴君主的苦心，也可以稍稍得到安慰了。亲近贤能、勤于政务，是陛下自己应当尽的职责，难道能借此来给一两个言官定罪吗？如果真如明旨所说，那么诸臣不肆意把持政务，陛下就可以不再驾临文华殿，而任由内阁与您遥相隔绝吗？况且受贿坏法、混乱朝政的人，才叫作把持；如果确实有这样的人，陛下赫然明断，也正是烹杀阿大夫、封闭即墨大夫的时候。如今群邪所指名的只是一个、两个言臣，却不知道明旨所指名的又是哪一类人；陛下不明确指出是谁、不明确列举罪状，却舍弃那些被说成把持的人而任用所谓不把持的人，只用一个笼统的说法暗中攻击，这也不合体制。古代贤君求取谏言如饥似渴，诱导扶助、奖励劝勉言臣，唯恐来不及。唐、宋两朝君主对于马周、田锡，情意和文辞周到深厚，不只是父子之情；从来没有预先设定一条罪名，等待言官封驳。如今还不知道他们的话是否正确，就说他们假借公义谋求私利，决不轻易宽宥，这是为什么？陛下登极已经三年，却从未有过奖赏言官的恩典，反而先制定惩罚言官的法律；这是向他们设下陷阱、钳制他们的嘴。况且公私的是非，正未必已经确定；把美玉称作石头，把贞士辱骂成行为卑贱之人，还有什么罪名不能加上呢？君子自认为是忠言，小人却相互诋毁为邪说；谁知道今天所允许的封驳，不正是此前所禁止的把持吗？陛下清心寡欲、端居宫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夜半一道斜封墨敕从宫门发出的事情，却忽然背上了中旨的诽谤，事情实在可恨！然而考察这种说法的由来，却不是言官的罪过。因为这种说法起于王坤擅自发号施令，在马吉翔揽权时达到极盛，又由各位辅臣推卸责任而得到印证。如今王坤已经离去，但步王坤后尘的人正多；马吉翔还在，而拥戴马吉翔的人也不少。政务的处分与舆论不合，询问辅臣，他们总说是内廷的意思。说这种话的人不只是何吾驺，言官又怎么会不怀疑揣测呢？如果明旨所说：“朕有处置不妥的地方，允许辅臣立即据理上奏；辅臣拟定的意见有不当之处，朕立即改正，务求合乎中道。”这对于祖宗之灵、天下臣民来说，都是福气。从今以后，辅臣就不能再有推辞了。是非可否，辅臣应当与陛下据理力争；陛下的过失，都是辅臣的罪过。如果辅臣在内心迎合圣意以求苟且容身，对外却夸大陛下的过失，又说这是皇上的意思、是我曾经据理上奏却不能改变圣意的事情；那么还要这样的启发圣心、滋养圣心的人做什么？臣若手持白简纠察他们之后，他们又说这是假借公义谋求私利、仍然肆意把持；这就等于陛下预先留下这条路，用来报复往日的嫌怨、确定将来的罪案；也等于辅臣想要亲自成为王坤和马吉翔，或者想与那些步王坤后尘、拥戴马吉翔的人相互勾结、扰乱政务。这样一来，关于中旨的诽谤，即使陛下家喻户晓地解释，也不会有人完全相信其中是出于大公。臣并不是敢因此怀疑辅臣而牵连陛下，只是想到古代臣子彼此勉励，共同侍奉君主，时时忧虑祸患逐渐形成，防范细微征兆；改变已经形成的成见，断绝旁边人的流言，使事情归于至正。因此臣即使疲惫卧病在床，也不敢不依据明旨进献规箴。区区愚忠，是为了成全君德、勉励辅臣事业，臣忘却万死之罪，并不是为了替李用楫游说。●请处分第一疏 为朝廷议论的异同正在兴起，微臣事情的始末应当明白；仰祈圣上裁断，立即赐予处分，以平息朋党谋划事。臣认为臣下事奉君主，除了守持正道之外没有所谓是非；除了等待君命之外，没有所谓趋避。近来因为南韶失守，法从西还；谋划国事的臣子，罪责都应当处死。然而臣听说时下议论纷纷，都想杀臣来满足私愤，这首先见于同官张孝起的奏疏。臣不敢推辞由此而来的祸患，也不敢占有这个罪名，只要让臣一片心意的始末能够在君父面前明白，即使遭受万次杀戮，臣也甘之如饴。回想臣前年十一月入朝觐见时，曾上《中兴之根本在朝廷》一疏，其中论及勋臣马吉翔专擅政权，以及驳斥陈邦傅世袭镇守一事，只因关系到纲纪，才不惜苦口相劝；但当时有人怀疑臣，把臣看作东党。臣本是从楚地来的人，与李成栋等原本素不相识，哪里能共同谋划？然而织布机上的梭子即使暂时停在三次投梭之间，怨恨的计算也已经深过二次结怨了。陈邦傅请臣监察军纪，无异于侮辱谩骂。因为二百年来，这是侍从之臣所不能接受的事：挂冠缴印，不是一个人的私见可以造成的，票拟的辅臣本来应当承担责任。然而臣已经体会并遵从和衷共济的圣谕，从未有排斥攻击之情；朱天麟却假托意旨拂袖而去，暗中相互构陷煽动，这是臣的第三个遗憾。王化澄贪鄙无状，滥列内阁；

译臣的弹劾奏章，依据的是公论。他替儿子请求抚恤，又请人代为上疏，耳目昭然，抄录参劾并没有冤枉他；只是因为他热衷于入直，便千方百计捏造诬陷，这是臣的第四个遗憾。堵胤锡避难入朝，与臣是旧交，握手谈心，关系一向亲密；只是他与云南差官潘世荣在星岩结盟，臣当面责备他，认为孙可望尚未称臣，怎么能以督辅大臣的身份做出这种举动，辱没国体而启发敌人的野心。堵胤锡怨恨入骨，于是借主客诸勋臣之间的嫌隙，把祸害嫁给臣，这是臣的第五个遗憾。孙可望应不应该封王，臣是替祖宗守法，即使白刃加身，臣也只坚持不封王的意见。所谓“秦王监国”，敕书和印信是颁给谁的？事情关系悖逆，难道能不弹劾吗？胡钦华却还写信给内阁，说臣是挟私仇报复，这是臣的第六个遗憾。这六个遗憾，究竟是对是错，都已经清楚明白。即使圣驾向西巡行，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臣仍然会正言不屈；难道臣还要向东方人借胆量吗？如今他们想用误国之罪来宣泄私愤，但臣的台垣职掌并不涉及封疆；战守的机宜，也长久没有得到中央裁决。士卒的勇怯，不是臣可以把持的；敌人的来去，难道是因为臣挑动激怒的吗？如果说丑恶的敌虏入侵、大将弃城，杜永和等人本来就应当承担责任，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陛下登极四年，从未更换过一名将帅；其中的缘由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即使东部勋臣只有鹈鹕般贪生而蒙羞，当日在朝廷上的诸臣为什么不说一句话，夺去杜永和的印信？而关于杜永和以督代按的圣旨，只有臣封还；侯性推荐杜永和实授总督的奏疏，也只有臣弹劾。杜永和上疏侵害臣，在朝诸臣也没有一人说一句话帮助臣发言；如今却想借事后的中伤，在局中肆意倾陷吗？臣知道诸臣朋党谋划已经不是一天，张孝起捏造奏报，不过是开端；就像堵胤锡指称密敕说东人把持君主于掌中、要在突然之间劫持君主登舟等话，想要发动晋阳之甲，首先斥责臣的名字；这难道只死一次就可以塞责吗？如今圣驾的警跸已经驻次苍梧，东人幸而没有实施劫持；堵胤锡的流言已经成了梦话。即使另加罗织构陷，也不辨自明。但别人既然善于设下伏机，臣只会笨拙地等待君命；料理完这一身，把自己交还给造物主。只要臣这点执着的念头，活着可以面对陛下，死后可以拜见高皇帝，臣的事情就办完了。伏乞圣慈速加诛戮，使臣得以把性命托付给天子的斧钺，不至于含糊不明地死去，反而成为新政的污点；臣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堡上奏《时政八失》后，皇上震怒，当即想要在朝廷上杖责他。因为他是前朝侍从，刚刚入朝，而且皇上还没有弄清他这样立言的缘由，于是派大珰秘密前往五羊，询问李成栋。李成栋说：“这是正直的臣子，不可以这样处置。”皇上这才作罢。奏疏发下时，已经过了十二天。李成栋不识字，得到堡的奏疏后让人读给他听，惊叹说：“朝廷上竟然还有这样的人吗？”不久，皇上又秘密下敕询问李成栋。李成栋详细回答说：“彭年不过是在申明典章制度罢了；堡是言官，建言本来就是他的职掌。陈邦传是武臣，应当带兵赴岭，与臣等在疆场共事，哪里有空和书生争论？马吉翔以文安侯的身份掌管锦衣卫，各人守好自己的官职就是了。”当时人都说李成栋能够顾全大体。李成栋死后，元胤才把这道密敕缴出。当时大权旁落到宦官和仪仗人员手中，堡倡议应当把权力归还阁部大臣；大臣们犹豫不前，不敢承担。天麟的高位是陈邦传推荐的，他不忍背弃恩德。天麟的儿子宿垣在台垣任御史，堡对他说：“按照旧例，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不得担任言官；您应当让令郎援引旧例回避。”天麟最初上奏说：“堡任给事中，很有名望；在思文朝时，曾经参劾郑芝龙。” 只是皇上宽容了他。到这时，皇上才发怒。堡又说：“您以为堡是在嫉恨您的公子吗？香山将来之后，他的儿子才会在台垣任职。堡确实爱护您，不忍心让他以您为例而引退。”于是，一道监纪的圣旨下来，恩怨便判然分明了。堵胤锡到浔州后，写信给瞿式耜，说奉有密敕：“东人把持君主于掌中，一旦不加戒备，就会把君主劫持登舟，朕就再没有恢复中原的希望了。卿可以出来，与瞿先生共同谋划此事。”而信中所指的首要恶人，就是堡。瞿式耜亲笔写了数千字，极力辩解，并且说：“这一定是马吉翔等人的意思。”皇上听到后，特意赐下当面谕旨说：“朕没有给堵胤锡下密敕。”随即颁敕前往诘问堵胤锡，但最终也没有执行。堵胤锡既然与云南差官结盟，又私自制作“平秦王”的敕书和印信交给孙可望，他与陈邦傅等人的谋划很不相同。堵胤锡死后，忠贞才泄露了这些话。唉！想要杀掉堡等一两个书生，何至于费这样多的苦心呢？然而追究到内外相互算计，结果不过是要把政权归还到宦官和仪仗人员手中罢了。宦官和仪仗人员，是天子使用起来便利的人；而一切依照法绳纠察奸邪，又是诸大臣所不便利的。堡所陷的祸阱一天比一天深，却不知道引退；这真是所谓下愚之人不可改变了。●请处分第二疏 为群邪扶持私怨、修复旧仇，乘乱借刀杀人；恳请圣明严加勘问议处，判定是非以执行大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