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四库全书》中的《谠论集》，宋代陈次升撰。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第六。《谠论集》。诏令奏议类第二。奏议类著作。提要。臣等恭谨考察：《谠论集》五卷，为宋代陈次升所撰。陈次升字当时，是兴化仙游人。熙宁二年考中进士，任安丘县知县，因被荐举而任监察御史，后任淮南、河东提点刑狱，入朝任殿中侍御史，升任左司谏，因而被贬为南安军监酒税。徽宗即位，召回任右谏议大夫，后来又被除名，编管循州。政和年间恢复原职，最终去世。其事迹详见《宋史》本传。陈次升还是太学生时，就斥责王安石的《字说》是秦学，因此获罪而被弃置不用。取得仕籍以后，三次担任言官，提出意见刚直恳切，为当时权势所畏惧。他所做的最大一件事，是阻止吕升卿出使岭南。刘安世说，他对元祐诸臣有很大功劳。至于弹劾章惇、蔡京、蔡卞、曾布的各篇奏疏，更是明白痛切，震动朝野视听。虽然不能把其党羽根株全部拔除，陈次升最终还是受到他们的陷害，以至年老时被投置荒远之地，但他的刚直之气，至今仍令人凛然想见。《宋史》本传记载他前后陈述的事情共十多件，都关系到贤臣与奸臣消长、政治得失的原因，都是别人不敢揭发的。可是本传却说，他论及曾肇、王觌、张庭坚、贾易、李昭玘、吕希哲、范纯礼、苏轼等人的公议，有些并不正确。如今考察集中保存的各篇奏疏，他论王觌，是因为王觌与曾布交好；论曾肇，是因为曾肇是曾布的至亲；论吕希哲，也是因为吕希哲是韩忠彦的亲属；论范纯礼，则是因为他在接待辽使时误犯御名。这些论断各有依据，与曲意加以指摘的情形不同。而且，是非分明，即使是当代清流之士，也不肯稍有宽假。这正说明他能够破除成见，完全没有结党同伐异的私心。修史者竟以门户之见作为陈次升的过失，实在错得厉害。此集原是陈次升兄长的儿子、南安丞陈安国编成的，取哲宗询问陈次升时所说的话作为书名。所收奏疏共二百零七篇，后来久已散佚不传。只有《永乐大典》中还零散保存一些篇题，于是搜集编次，共得到八十六篇。又从《历代名臣奏议》中补入三十篇，与原本所存相比，仅有十分之五六。然而其中直言不讳的宏大议论，有些是史册没有记载的，仍然可以考见其大概。谨慎考订有关时事，排列先后次序，整理为五卷，并把行实一篇附在卷末，希望读史的人能够互相参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七篇〕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原序。

译皇上对枢密曾布说：“朕任命陈某为谏官，朝廷议论如何？”曾布奏答说，大家都认为陛下用人得当。皇上说：“他还不肯接受职事，你应当知道朕对他的眷顾之意有多深重。”陈次升奉命入朝应对，刚走到皇帝面前，皇上突然说：“很久没有听到你的直言了。”陈次升再次请求离开言路。皇上说：“朕亲自提拔你，你还有什么推辞的？”当时奸人正在进谗毁谤、排挤陷害忠良，想要肆意诛杀，这件事还很秘密，皇上也有所怀疑。于是因陈次升奏对，皇上回头问道：“近来朝廷有什么议论？”陈次升便奏说：“臣听说小人肆意议论，动摇宣仁皇后的徽号。依臣所听闻，宣仁皇后保佑圣躬，始终没有间断。”皇上震惊地说：“你怎么知道？”陈次升说：“臣的职分允许根据传闻进言。陛下不要追问消息从哪里来，只希望不要听信小人销骨蚀心的诽谤，恐怕上伤圣德，下及无辜，也损害国家体统。”皇上首先点头认可，后来这项议论终于没有实行。因此，故待制刘器之听说后叹道：“陈当时对元祐人有很深的恩德。”在瑶华之狱中，陈次升的辨白没有获胜，皇后之位于是空缺。元符末年，大臣将要议定继立之事，恰逢判宗济阳郡王宗景的妻子去世，宗景却把妾杨氏立为正室。陈次升奏道：“葵丘之会的盟誓告诫，尚且说不可把妾立为妻；宗室藩王和大臣竟然如此，这对圣朝难道不会成为累吗？” 他的论列激烈恳切，其中大概含有讽谏之意。人人都替他感到危险。哲宗圣明，采纳了他的意见，罢免宗景，贬黜杨氏。大臣更加忌恨他，后宫也想让他离开，乘机寻找空隙陷害他，无所不用其极。他因论说大理寺观望而造成许多滥狱，请求罢除京城巡逻者，实际上是在指斥章惇、蔡卞的苛刻。皇上问：“大臣观望的是谁？”蔡卞奏说：“臣等观望的是陛下。”于是陈次升被贬为监南安军务。他上表向哲宗谢恩，哲宗亲自阅览，又告诉宰执把他调到较近的地方，并且将要重新起用他。然而哲宗去世，皇上继承大统，正直之士纷纷被征召，陈次升回到御史台，首先论说朝廷内外上下的界限不严，内侍不恭敬，凌辱轻慢、失于礼节，将会形成无法控制的祸患。蔡京奸邪凶险、诡诈荒诞而又傲慢无礼，有过人之处；他勾结贵戚，亲近宦官，屡屡凭借机智和权势，联结上下，和群小一呼一吸，给国家打开了巨大的漏洞。当时谏官陈瓘协力弹劾攻击蔡京，言及钦圣皇后已经复位仍参与政事，蔡京先因罪离职，却依然傲慢自若，谁不畏惧他的凶焰？唯独陈次升毅然极力论奏：“蔡京倡导参与政事的言论，用来恐吓胁迫台谏官，这是蔡京的罪，不是陈瓘的罪。陈瓘以进言为职责，应当表明并保全他的正当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蔡京窥伺宫禁，罪行怎能赦免？蔡京这才被罢免贬黜。当时辽主刚刚即位，辽朝聘使往来，处处寻求制造事端，朝廷为此忧虑。朝廷任命陈次升为辽朝生辰使的初使，到了边境，接伴使前来，陈次升设宴时使用花枝，使者不肯接受，但陈次升也没有撤去。沿途所到之处，辽使多不遵守旧例，只说现在是新君即位。陈次升一一辨明纠正。抵达京城后，先到馆舍，朝廷赐宴，命宰相李俨作陪。李俨到馆舍，极力争辩使用花枝的礼仪，并且说：“南朝也正处在服丧期间。”陈次升说：“本朝旧例，先帝入祔太庙以后，百官穿吉服，只是不奏乐。”李俨说：“花与音乐相互配合，既然不奏乐，为什么还要用花？”陈次升说：“我曾听说，三年之内四海都停止作乐，八音尚且没有听见禁止用花的说法。”李俨理屈词穷，只得依照礼仪入席。宴会欢洽时，李俨告诉陈次升说：“道宗皇帝在殿试进士时，曾以‘南北永敦信誓’为题作赋。”陈次升说：“祖宗结盟修好，诚意贯通白日，这是两朝百姓的福分。”辽使回到京城后，党羽又更加猖獗，从暗中申述援引，势力已经形成。不久，朝廷召陈次升担任批驳官，但力量无法挽回局势。于是以宝文阁待制出任颍昌府知府。自从蔡京窃取国家权柄，陈次升屡次被贬，直到削去名籍、投置荒远，并被勒令把姓名刻在石上。后来因星变而赦免罪过，陈次升恢复原来的官职。重和元年三月十五日，他在私宅去世。遗稿散失了将近一半，那些与他秘密交谈、互相启发的文稿，他都把它们在箱笥中烧掉了。现存奏章二百零七篇，如今编为二十卷，题名为《谠论集》，这是取自哲宗皇帝的圣语。陈次升一生谨慎严密，论说政事中别人很少知道的内容。他离开朝廷十八年，闭口不谈时政。我在侄辈中最受他的顾念，御榻前的谈话，我曾经预先听闻一些。谨将这些写在集子开头，以备国史采择。绍兴五年五月十五日，侄右宣教郎、知泉州南安县丞陈安国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七章〕 ●钦定《四库全书》。《谠论集》卷一。宋代陈次升撰。上奏神宗论转运使的选用、责任和考核三项办法的奏状。【按：这是元丰七年陈次升刚任御史时所上的奏疏。】

译臣私下认为，百姓的安乐和忧患，取决于郡县治理的好坏。如今天下有州三百、县一千二百，它们治理得好不好，朝廷本来不可能周遍知晓，只能交给十八路转运使办理；而被选任为转运使的人，有三司副使、省府判官、提点刑狱，也有按资历升任的，才干与否本来已经混杂不清。如今一旦把一整路按察的重任交给他们，即使知道其不能胜任，也必然难以轻易罢退，这就等于重重压抑一个人求进的心，却轻视一整路百姓的性命。现在选用不精，责任没有明确办法，考核又不公平，其中的人不是昏暗迟钝、疲弱懦怯，就是放纵肆意、刻薄残酷，十人中常有八九如此。这就是下层百姓的疾苦不能上达，而愁苦叹息日益加重的原因。朝廷如果有意治理天下，应当从转运使开始。现在请制定选用、责任、考核三项办法：选用的办法，应以公正、明断、惠爱为根本。公正，可以使他纠察和统率官吏；明断，可以使他裁决和治理繁重复杂的事务；惠爱，可以使他体恤百姓的隐情。如果没有这三种长处，就补任其他职务，俸禄、赏赐和恩礼可以按照转运使的标准办理。责任的办法是：唐虞时代有四岳、十二牧，三代有方伯、连帅，汉代有部刺史，这些都是今天转运使所承担的职任。如今在任者往往不是合适的人，专门把办理财赋作为职业，所以郡县的政务不能修治，只有搜刮聚敛、刻薄暴虐的命令得以施行，百姓因此受害，这大概是因为典章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现在列举其中最紧要的五项事务：一，称誉荐举贤能之才，使各人都能胜任职务；二，按察弹劾贪污和谬误，整顿并兴举政事；三，核实户口，增加垦田；四，使财用充足而不烦扰百姓；五，兴办有利之事、除去有害之事，并命令他们在年终详细列举所实施的事项上报。考核的办法是：按照旧例，转运使领取御印纸，年终填满后上交，由审官院考核；三司也曾制定过考核条文，但后来终于不能实行。这是因为交给计司办理，就会把财利放在前面而忽略民事；交给审官院，又会因循日常事务而没有实际考第。应仿照汉代御史中丞在外督察部刺史的办法，交御史台考核，分为三等；由中书、门下复核实际情况。上等，按照所管地区事务的繁简加以褒奖升进；中等，仍任原有品秩；下等，降退补任另一部。如果政绩特别优异，就破格提拔；如果职事废弛，不必等到任期届满，就应当黜免削职。上奏哲宗论江湖地区盐货短缺。【按：当时哲宗刚即位，命陈次升整顿盐法。】臣私下认为，今天最急迫的事情，没有比治理财赋更重要的了。治理财赋的道理，在于上下协同，事情才能办成。我听说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的州县盐货非常短缺，居民苦于吃不到盐。除每年应销售的数量外，另外还有预备的数量，但都只是虚文，官府中根本没有储积。这些路的监司、州县虽然申报发运司，请求拨给盐货，但发运司不肯协力供应，因此导致盐货断绝。偶尔拨到盐纲，又被铺户用钞票全部请买；官盐一旦短缺，铺户便把价格加倍出售，以获取厚利，而官府流失的盐课很多。这种弊端不能不惩治。伏望圣上慈悲，严加下达指挥，命发运司经常及时拨给盐货；各路每年应销售和预备的盐数，务必供应充足，并把已经拨出的数量一并申报户部，命户部检查督办。这样才可使远方百姓不困于淡食，并使国家盐课有所增加。请圣上裁决。上奏哲宗，请求保甲土地不满二十亩的人免除冬教。【按：陈次升的行实记载，这篇奏疏上于司马光执政之时；考察史书，应是元祐初年。】臣恭敬地看到，元丰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枢密院奏请保甲上教。下等人户土地很少，不免要靠劳力谋生，而且家中只有两名男丁，其中若有人患病，即使按条例还不属于应当析分丁口的情形，但如果不能从事营作，显然很难承担保甲的差役。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府界和三路保甲，除正在接受教阅的人外，本家只有两名男丁、有人患病而按条例尚未析分丁口、确实不能从事营作的，以及第五等以下、土地不满二十亩的人家，一概免于推行。后来人们认为这样便利。何况当时奏请后已经得到圣旨施行，这是今天一两位大臣在修复先帝法度，并不是故意增减法令、破坏制度。今年六月二十四日，却有指挥冲改为土地不满二十亩的人家免除冬教的条文全部不再施行，并规定老弱有病、身体羸弱者选派次一等的人替代。贫苦下等人家土地不满二十亩，靠劳力谋求每日的生活供给；如果让他们参加教阅，就会废弃谋生的道路。官府虽然供给口粮，也不足以抵偿他们的花费，家中便没有办法供养；况且年老、有病、羸弱的人既然难以凭体力做事，他们的生活必然依赖壮年人。若是两名男丁的人家，其中一人年老有病，却又命壮丁代替参加教阅，那么年老有病的人必然会失去供养。臣私下听说，这项法令实行以后，有人为了逃避保丁役，卖尽土地；有人析分产业；有人声称父母年老；有人分房另居；有人让女婿到外地请求析分丁口。人情既然如此，按理应当安抚保全他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会安宁。百姓既然卖掉土地，不是长久之计；一旦贫困，就会胡作非为，必然流离而成为盗贼，恐怕给朝廷留下忧患。臣伏请圣上明断，下令保甲中土地不满二十亩、两名男丁中有人患病的人家，都依照元丰八年的指挥施行，以安抚保全贫苦、年老、病弱的百姓，臣不胜庆幸。上奏哲宗论知人善任。【按：《历代名臣奏议》说，这是元祐元年的事，与下文关于理财的奏疏同时。】

译臣恭敬地看到，周绅、李彦伦、巴宜、张康国、蔡蹈、吴伯举、李植、朱甽，近来因获得赐对，任命朱甽为泗州知州，吴伯举为太常博士，其余人都任提举常平司官。臣私下认为，爵位是用来表彰有德之人的，俸禄是用来待遇有功之人的；没有德行却授予爵位，没有功劳却给予俸禄，凭什么来劝勉天下呢？所以君主把爵禄作为掌握天下的权柄，用来磨砺天下人才，使官职必定授予相称的人，任职的人也必定符合职务。恭敬地想，神宗皇帝振作精神治理各项政务，确实整顿百官。大臣每次荐举人才，必定召来应对；有才能的便根据才干提升，否则就让他回到原任。这是为了彰明黜陟的公正。听说前任官员入朝应对时，朱甽最不符合圣意，所以只给他知州的差遣，而且从通判升为郡守，已经是升职了。即使获得按常规调任一郡，也算侥幸。如今却任命他为泗州知州，何况泗州的地位不是其他郡可比；任满之后，对外可以任监司，对内可以任省、寺、监官。这样一来，就和符合圣意的人没有区别了。朱甽任泗州知州本身虽不足论，但召对本来是为了甄别和表彰人才，如今却照例选任，这是只有召对的名义而没有升黜的实际。朝廷这样用人，实在令人惋惜！这样的除授恐怕会损害国家体统。伏望陛下考察先朝政事，召集臣僚应对，必定选择有才能的人提升；不符合圣意的，就让其回到原任，使贤能与不肖有所区别，让众多士人知道有所劝勉。至于朱甽，如果先前已经有指挥给他知州差遣，就改为按常规调任一郡，略微显示黜陟的区别，这才可以符合公议。请圣上裁决。上奏哲宗论治理财赋。臣私下认为，百姓的财力有限，征取不能过多；国家赋税有固定用途，使用也不能没有节制。熙宁以前，上供的钱物没有额外征求，州县也没有非法征敛。此后献利之臣不体察这一原则，只是一味刻削，把这当成自己的功劳。若减少一项事务或一件物品，就根据所减少的名目和数额，责令转运司封存钱物、上供朝廷；另外增置应当使用的物品，又须自行筹办。上供的名目和数量每年越来越多，有关部门的财用却一天比一天不足。既没有家产可以补助，又没有邻近地区的粮食可以借贷，就必然想方设法向百姓征取。非法的征收，正是由此而来。况且君主没有不怀有恻隐之心的，难道没有爱护百姓的意愿吗？近年来监司多以搜刮聚敛相互夸耀，大概是由于年度用度不足所迫，形势上不得已才这样做。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减轻徭役，减少赋税，清除淘汰搜刮刻剥之弊，崇尚忠厚，天下人无不共同承受您的恩德，欢欣鼓舞，归心内附，擦亮眼睛来期待太平盛世的极致。然而额外上供的数目还没有废除，臣私下担心，将来一旦供应不能办足，官司就要承担失职的责任；如果官司为了避免侵夺百姓的祸患而再度征取，结果仍然不能符合陛下仁厚的德意。臣想请求圣上慈悲，特别下达指挥，查核会计熙宁以来在旧有上供定额之外创行的封桩钱物，一并予以废罢，使官吏不至于过分搜求，百姓也没有受到骚扰的祸害。上奏哲宗论五路举人参加省试。【按：此奏在绍圣二年。】臣恭敬地看到，熙宁年间，朝廷认为声律、记诵之学不能通达先王道德的精妙，想要改革废除，于是改用经义取士，停止声律科，减少各科名额，以此诱导和提升求学者。由于京东、陕西、河北、河东、京西各州军原来诸科人数较多，南省奏名时，特意把五路举人另列一项考校，大概是因为仓促废除诸科，所以给予优待。实行至今已经二十多年，士人学习经义，与其他各路举人没有不同。况且元祐以前，各科解额有空缺时，都允许发解进士补充，因此赴省试的举人很多。近年已经实行裁减，每十人才取一人发解；举人既然少了，南省奏名时还另列一项考校，明显不公平。臣想请求圣上慈悲，特别下达指挥：南省奏名时，除曾经应诸科、后来改应进士的人以外，五路举人与其他各路一律合并考校，使取士公平合理。请圣上裁决。上奏哲宗，请求停止把堆垛场赐给孟在作为宅第。【按：元祐七年立孟氏为皇后，绍圣三年废后，仅相隔五年。赐孟在宅第之事，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陈次升于绍圣二年再次任御史，应当就在这一时期。】臣私下听说，要把堆垛场赐给孟在作为宅第。恭敬地想，皇后配偶至尊，母仪天下，赐给她父亲宅第，谁能说不合适呢？然而堆垛场紧密通连宫禁，它的位置在东方，八卦属于震位，是东方青龙之宅。震是长子的方位。普通人家尚且忌讳侵犯这一方位，何况关系国家社稷的重大事务呢？况且圣嗣尚未确立，长子的方位让臣下居住，尤其不合适。熙宁年间，曾想在那里修建东西二府，术士说不便利，先帝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如今如果把它赐给孟在作宅第，那么孟在的宅第处在东面，禁城处在西面；从尊卑关系说，次序不顺；从阴阳方位说，也不合适。况且自祖宗以来赏赐外戚宅第，从没有像这样靠近宫禁的，这也是防微杜渐的用意。伏望圣上慈悲，另赐孟在宅第；此前赐给他的堆垛场，请求下令追回并停止执行。上奏哲宗幸临金明池，请求不要乘船。【按：陈次升当时任监察御史，应在绍圣二年。】臣恭敬地听说，圣旨定于本月二十日幸临金明池。臣私下考察孟子的话说：“我们的君王不游乐，我们凭什么休息？我们的君王不游豫，我们凭什么得到帮助？”游乐和游豫若能成为诸侯的法度，就可知天子出游与民同乐，是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如今听说圣驾幸临金明池，并且有旨不过御桥，这是因为君主所承受的国家重器极其重要，社稷所系，在出入起居方面如此谨慎，实在是天下的福分。臣又听说，众人议论所建造的龙船，工艺极其精巧，华丽尤其过分，陛下必定要亲自乘坐。以臣愚见，乘船危险，过桥安全；陛下尚且不乘桥，难道肯乘船吗？即使如此，陛下如果不乘船，臣事先把话说出来也没有什么损害；万一发生这种情况，也可作为防患未然的警戒，臣怎么能闭口不言呢？古书有这样的说法：“有千金家产的人家，子弟不站在高堂边缘；有百金家产的人家，子弟不倚靠车轭。” 圣明的君主不乘坐危险之物，也不侥幸冒险。又说：“乘船危险，圣明的君主不乘危险之物。”伏愿陛下记住这一点！请圣上裁决。上奏哲宗论建造龙船的费用。【按：陈次升的行实记载，此奏上于绍圣二年。】

译臣恭敬地听说，金明池所建造的龙船，费用动辄上万，毫不节制地奢侈靡费，工艺极其精巧，这一定不是陛下的本意。臣读书看到，书中称赞禹说：“能够勤劳于国家，能够节俭于家庭。”凭禹的德行，本来不缺少可称道之处，但书中所称道的只是勤劳节俭而已。这是因为他拥有天下，并不是财力不足，却一定节制费用，是想以敦厚俭朴为天下先导。恭敬地想，陛下具有世所罕有的资质，承受祖宗积累的福庆，勤俭超过夏禹，是天下共同仰望的。有司不能宣明陛下的德意，所建造的这艘陛下并未乘坐的船，费用无法估量。游幸之日，天又刮起大风，难道不是上天爱护保佑陛下，使陛下觉察有司过失吗？这件事已经过去，虽然无法挽救，却足以作为后来者的警戒。伏望圣上慈悲，今后如果有兴建制造之事，请命令有司不要超过限度，使陛下俭朴的德行不受损害，臣不胜庆幸。请圣上裁决。上奏哲宗论治国之道。【按：陈次升行实记载，绍圣二年任殿中侍御史，劝皇帝收回威福之柄；本疏中有“收威福之要”一句，应当就是这篇奏疏。】臣私下考察，《易经》以龙命名乾卦，以马命名坤卦。龙能够变化，不受外物制约，有君主的象征，所以用乾来命名。马属于地类，行走而承顺，有臣子的象征，所以用坤来命名。乾刚健而处在上位，所以能够制御万物；坤柔顺而处在下位，所以受万物制约。刚柔既然确立，君臣的名分也就端正了。因此古代圣王，贬黜昏暗之人，提拔贤明之人，首先要求自己不被蒙蔽心志，彰明善行，憎恶恶行，决断都出自自己；贤与不肖既已辨明，邪与正自然分开。他们即使想要抬高私党、崇尚朋比，又凭什么能够做到呢？后世君主有时不明白这个道理，君主的威势不能树立，权力归于臣下，最终达到危亡，是因为失去了乾卦刚健居上的道理。臣试着论述如下：汉武帝对外勤于征战，对内耗损百姓，并不是因为有深厚的德行来结聚民心。汉武帝在位五十年间，内外没有发生大事，只是因为威势和德望归于君上，奸臣不敢专擅国家命令而已。唐明皇初年本来没有失德，也没有特别严重的过错，最终却有播迁之祸，是因为李林甫专权。由此可知，君主的威势不可不树立，已经很明显了。君威不立，即使想除去奸邪，过失也在于不能果断；即使想任用贤才，过失也在于不能坚决。奸邪不除，就会危害忠良；忠良进用，奸邪自然消退。二者的形势不能同时存在，治乱的根源，实际上就辨别在这里。唐文宗开成年间，陈夷行极力说奸臣侵夺君权，文宗犹豫不决，最终陷害了正直之士，这是失于不能果断。汉成帝想任用刘歆，决断却不坚决，反而询问王凤，王凤最终阻止了这件事，这是失于不能果断。除去奸邪既然迟疑，任用贤才又不坚决，权臣便因此掌握国家命令；和自己同心的人，就暗中结交接纳，把他们安置在掌权的重要位置，作为自己的助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则把他们排除，片刻也不耽搁。王凤对于汉朝，李宗闵、牛僧孺对于唐朝，就是这样。奸邪朋党聚集在朝廷，下面的人事就会失误；人事在下面失误，上面就会出现天变。近来正阳之月，天色多阴暗昏晦，采集民间舆论，都说这是奸邪蒙蔽国家的应验。考察《汉书》，元帝时郑朋、杨兴等人往来谗毁，互相争斗并暗中依附；这一年夏天寒冷，太阳青暗无光，众人都认为这是阳气被遮蔽、光明受到掩盖，是小人掌权的征兆。恭显反而把罪责归给更生等人，元帝不能察明，汉朝的国运因此衰败。唐代宗初年，元载任宰相，在内勾结宦官，在外欺骗皇帝，让群臣奏事先向宰相禀告；颜真卿极力论说其错误，大概是想尊崇君主而抑制臣下。由此推论，威权和施福施刑的权柄，应当掌握在君主手中，不应掌握在臣子手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收回施威施福的权柄，关键不在别处，只在于果断而已。《尚书》说：“只有能够果断，才不会留下后来的艰难。”达到大治的根本，难道就在这里吗？恭敬地想，陛下的德行与天地相等，明察与日月并列，好恶完全遵循王道，正邪都由圣心判明，巍巍高明超过二帝三王；汉唐的君主，哪里值得拿来向陛下陈说呢？然而兴亡的事迹，足以作为鉴戒。舜作为君主，禹还曾进言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臣虽愚陋浅薄，也斗胆仿效古人，引用这句话来献上自己的愚见。伏愿陛下施行威福时，记住箕子的告诫，只尊奉君主，不要有二心，不要疑惑；考察伯益的戒言，像禹那样辨察言论的邪正，以区别忠臣和奸佞，斥退奸邪回曲之人，破除他们的党羽，那么太平的基础就指日可待了。上奏哲宗论宫禁失火。【按：哲宗本纪记载，绍圣三年三月，宫禁屡次失火。】臣恭敬地听说，本月十三日夜间宫禁失火。臣私下认为，灾异的发生必定有其原因。自古圣明的帝王，即使德行极为盛大、世道极为太平，也一定会恐惧警醒，恭敬地修养反省，严肃对待上天的警戒。所以自祖宗以来，圣德可以说很盛，治理的制度可以说很完备，但每逢出现变异，仍常常担心自己有所不及；对内就小心谨慎地从自身寻求原因，对外就下诏寻求直言。伏望圣上慈悲，追循这一做法，上以此回应天变，下以此通达民情。倘若愚昧之言中偶有一点可取之处，也差不多可以对圣政有所补益，臣不胜庆幸。请圣上裁决。上奏哲宗论朝廷敕榜应当取信于天下。【按：《历代名臣奏议》说，这是绍圣三年陈次升任殿中侍御史时所上，与请求罢除元祐章疏一事同时。】臣恭敬地看到，绍圣元年七月十九日责降吕大防等人的敕榜中有一段说：“至于那些追逐利益的人，缩肩屈身，结党成市，何不依从告诫，使他们改正邪僻？推行您不忍伤人的仁慈，为你们打开自我改过的道路。除已经实行责降的以外，其余一概不问。议论的人也不要再说。”当时朝廷命令刚刚下达，万众异口同声地欢呼鼓舞，歌颂圣明君主；君主能够包容污垢，广大如天，承载如地，不因一次过失便废弃一个人，这是盛大的德行。天下人心安定平静。近来臣私下看到，汪浃、李仲被送往吏部，吏部又把他们应当获得的差遣记录黄牒下行。由于他们因献上元祐年间的文字而获罪，那么前面敕榜中“其余一切不问”的话，几乎成了空文，这将凭什么取信于天下？古书说：“君王的话像丝线，发出以后就像纶；君王的话像纶，发出以后就像綍。”说的是命令一经施行，就不能反悔。何况把敕榜张贴在朝堂，传告中外，明白昭示臣民，使他们怀有悔改更新的心。施行不久，如今却又记录汪浃等人的获罪缘由，竟然如此。臣恐怕损害朝廷号令的信用，有伤国家体统。伏望圣上明断，检取前面的敕榜，向大臣宣示，从今以后共同遵守，使人们没有反侧不安的心，也借此彰显朝廷忠厚的德行。上奏哲宗，请求停止编排元祐年间的章疏。

译臣近来上奏请求宣谕大臣遵守敕榜中“其余一切不问”的话，却没有看到施行。如今听说派官员编排元祐年间臣僚的章疏，还重重赏赐告发和藏匿者；从民间舆论看，实在令人不安，所以不得不再次冒犯天听。臣曾读史书，看到汉光武帝诛灭王郎，收缴文书时得到官吏和王郎往来互相毁谤的数千篇文书，光武帝不予过问，会集诸将把它们烧掉，说：“让那些心怀疑惧的人安定下来。”当时天下因此安定，后世把这件事写入史书，作为美谈。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之初下诏天下允许进言，亲政以来又张贴敕榜允许人们改过自新，这也是光武帝使心怀疑惧者安定下来的意思。如今又张设官署、设置机构，吹毛求疵，考察别人一句话的过失，把人置于获罪之地；这样一来，先前的诏令反倒成为误导天下，后来的敕榜又成为欺骗天下。命令如此，凭什么向人们显示信用呢？从前成王与叔虞嬉戏，削下一片桐叶做成珪，交给叔虞，说：“凭这个封你。”史佚请求选择吉日册立叔虞，成王说：“我只是和他开玩笑罢了。”史佚说：“天子没有戏言。”于是成王把叔虞封在唐地。成王并不是轻视自己的爵位命令，而是因为君王说出的话只能实行，不能反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章〕 何况如今御史台把榜文张示在朝堂，进奏院把文书传告天下，唯恐人们不知道，这不只是戏言而已；戏言尚且要践行，难道有明白张贴榜文、告知臣民的命令，反而可以收回吗？伏望圣上慈悲，记住光武帝使心怀疑惧者安定的言论，思考成王最终履行削桐叶封爵的事。关于编排章疏的指挥，请求下令停止。上奏哲宗论内廷治理。【按：《宋史》记载，绍圣三年九月乙卯，废皇后孟氏为华阳教主、玉清妙净仙师；陈次升当时任殿中侍御史。】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皇后孟氏受到旁门邪说的迷惑，暗中使用媚道；等到追究验证，证据确实很明显，于是陛下以大义决断，不牵累私恩，奉行两宫的慈训，废皇后孟氏为华阳教主，并下诏告知中外。命令下达之日，士人和百姓都惶恐疑惑，认为皇后没有可以废黜的罪过，陛下却废黜了她，于是都相互叹息，弹指感慨，实在令人叹惜。大概是因为审理此案没有经过外朝官署，虽然听说追查验证证据，但事情秘密进行，朝臣尚且没有预先听闻，士人百姓惶惑不安，本来没有什么奇怪的。臣私下认为，皇后的废立，事体极其重大；如果臣下因一句话或一次过失便被废黜驱逐，还不值得深深忧虑。自古以来推问狱讼，都交付外朝官署办理，从来没有把宫禁内部的审理、定罪和量刑交给宦官。陛下现在所看到的只是案牍文书的完备，怎么知道案情和罪责的虚实？万一造成冤屈滥刑，必将被天下后世讥笑。臣想请求陛下亲自选取在朝侍从，或者台谏官中公正而不阿附的人，专门设置制院，另行推问勘验，使其能够得到实情。如果皇后的罪行确实不能容忍，即使废黜她本人也自然无话可说；如今案件不经有司审理，狱案却由宦官办成，天下人心不能没有疑问。伏望圣上慈悲，特别下达圣旨施行。上奏哲宗论选举。【按：此奏上于绍圣三年，陈次升当时任侍御史，与下文请求免补试、催促补试等奏状同时。】臣私下认为，朝廷的事情，宰执可以执行，台谏可以进言，上下相互维系，彼此相互制约，用来防止徇私，用来杜绝奸邪迷惑。自祖宗以来，选任台谏官，宰执不得干预；如果有妨碍或嫌疑，必须回避，因此保存了大公之道，建立了太平的基础。近来官职除授多出于大臣的取舍，不是出自圣上的选择，臣私下担心他们相互结为朋党、相互勾结，蒙蔽君主的聪明，成为权臣的羽翼。这件事最大，实在关系到治理国家的根本，国家安危的关键就在这里。臣想请求今后台谏官如果有除授或罢免，三省不得拟议进呈，一律由圣上的心意亲自批下指挥，使言路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消除阿附之风，打开忠直进言的道路，臣不胜庆幸。上奏哲宗论免除补试人员的奏状。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的初步命令规定，太学中登记在册的生员，今年冬季和来年春季补试外舍。臣私下详细考察尚书省札子，原来提出此事的意思，是认为自元祐改用诗赋以来，不能专心学习经术；在补试时，考校官又多半只求取悦众人，不能精选人才，所以再次命令补试。如今听说太学生中，有些是在先朝元丰年间通过补试入学的，并不是元祐年间补试入学的人；又有些人因先前补试而在学，按条例本应在这次免省试、免解试，既然条例已经规定免除举试，就不许参加考试。现在却一概不按应当免试的恩例办理。如今如果不允许应免举的人免试，显然就是误害生员。况且近日补试上舍生，是朝廷派外官考校，必然不会滥进。如果一概再试补外舍，又没有其他恩例，按理也不妥。想请求圣上慈悲，详细斟酌下达指挥：核查元丰年间补试入学的生员，以及本次属于上舍、按规定应免省试的人；至于近日在试院补考中选为上舍的生员，另行处理。臣不胜庆幸，请圣上裁决。上奏哲宗，请求催促举行补试的奏状。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朝旨，命令太学生今年冬季、来年春季一并补试外舍，但至今没有听到具体指挥。关于今年冬季补试的日期，臣访察得知，太学生大多是今年没有参加解发的举人；其中有的久未见到亲戚，想回乡省亲；有的十分贫困，日常用度不足。如果不入学听读，就难以长期住在京城，只能等待补试来决定去留。如今迟迟没有确定补试日期，士人都不得安宁。伏望圣上慈悲，早日下达试补指挥，臣不胜庆幸，请圣上裁决。上奏哲宗，请求改正邹浩任太学博士的处理。【按：陈次升行实记载，此奏与挽留正言孙谔的奏疏同时，应在绍圣三年。】臣恭敬地听说，雄州防御推官、充任襄州州学教授的邹浩，请求把前任太学博士任职的月份接续计算；吏部告示说，应当按照负罪犯过、酌情离任的体例办理，近来有人上状请求改正。臣私下认为，邹浩学问广博，品行义理修养明正，苏颂曾称奇赏识他。苏颂任宰相后，便任命邹浩为太学博士。当时苏颂议论国事，和同列中依附权要、附和异议的人不同，他们极力排挤苏颂，士大夫都认为这是冤屈。何况如今朝廷公正明察，有人受到压抑冤枉，就应当昭雪。伏望早日下达指挥，详细斟酌邹浩罢免太学博士一事，并特别为他改正处理，施行裁决。上奏哲宗，请求留任正言孙谔的奏疏。

译臣恭敬地看到，左正言孙谔被责降为广德军知军事。听说孙谔因为议论役法时说了过分的话而获罪，不知果真如此吗？还是由于其他事情呢？如果不是因为别的事，只是因为役法，臣私下认为，朝廷重新施行免役法，实在是想便利百姓，关系极其重大，其利害不只涉及一州一县，而是普及天下；处理得恰当，天下都能得到利益，假如有一处不当，天下都将受到损害。谏官的职责就是进言，既然有所见闻，就必须把意见上达；如果意见正确，就应当听取采纳；即使有所失当，也应当加以曲全，以显示朝廷宽容的德行。臣恭敬地看到，天禧元年二月七日，告诫台谏的诏书说：“即使言论有失恰当，也一定要加以曲全。”由此可知，圣朝广泛打开进言的道路，激发士人的气节，不把言论失当当作忧虑，所忧虑的是人们不肯进言。如今孙谔如果没有其他罪过，只是议论役法失当，推究他的本意，大概是想补充完善良法，也可以加以怜惜体察。希望朝廷再次详细斟酌施行。上奏哲宗，论陕西旱灾，请求实行赈济。【按：陈次升当时任殿中侍御史，应在绍圣三年。】臣私下听说，陕西路今年夏天大旱，秋收极差，物价飞涨，百姓粮食很是缺乏。因为本路各州军以及监司先前认为秋收时雨水适时，于是上奏说年成丰收。如今百姓缺粮，却不敢把实情上报，实在不妥。况且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陕西以西的百姓如今既然缺粮，怎么能够安居本土？弱者必然流散到其他地方，强者必然聚众成为盗贼。何况如今边境尚未安宁，驻军就在境内，沿边百姓如果流亡，外敌乘机侵扰，实在令人忧虑。臣希望乞求陛下降下睿旨，命本路查勘核实，如果百姓确实缺粮，就立即赈济安抚，使他们得以存活，不要让他们流徙。如果本路斗斛粮食不足，就请多方筹划，从其他路转运粮食物资来供应支用，那就万分幸运了。请陛下裁决。上奏哲宗，论宗景以妾为妻事的奏状【按：《历代名臣奏议》说：陈次升当时任殿中侍御史。考查史书，绍圣三年十二月辛酉，宗景因立妾为妻、欺罔皇上，被罢去开府仪同三司；陈次升此奏应在十一月尚未升任左司谏时】臣私下听说，有诏命判宗司济阳郡王宗景的妻子去世后，立侍姬杨氏为正室。臣认为，宗景身为尊贵宗室成员，职任判宗司，他的一举一动，皇族都会拿来效法。如今如果把杨氏立为妻子，地位卑下的人必然以为可以尊贵，年幼的人必然以为可以凌驾年长者，这岂只是名分紊乱、不能成为宗室的表率而已？从人情上说，也有不妥之处。况且宗室嫁娶按条文规定，必须是同一世代中有官职的人；对于纳娶伎艺、工商等各种低贱行业人家的女子，都不许结亲。杨氏出身卑微，如果立为正室，不知果真不违背上述条文吗？求之于礼经，考之于条法，都未必妥当。从前齐桓公不过是霸主，葵丘会盟时所订盟誓的戒条还说“不要把妾立为妻”。何况如今明天子在上，礼义法度都由此而出，而宗藩大臣竟这样做，传到天下，载入典册，对于圣朝难道不会成为累害吗？伏望陛下降下睿旨，交付有司考察礼法；如有违背，即乞改正施行，臣不胜庆幸。上奏哲宗，请求开挖疏通陈州、亳州沟河的札子 臣访察得知，陈州、亳州之间地势低平，沟河淤塞，每年都有水灾，损害百姓田地，今年尤其严重。官府免除、减放的税租不止一半，百姓又缺粮，危害实在不小。如果沟河疏通，这种灾患就可以止息。开河虽然要花费一些钱财，但若拿它同每年免除的租税相比，免税的数额多，而开河的费用少，所得利益非常广泛。臣私下听说，知陈州陈纮曾上奏请求开通陈州河道，元祐年间淮南转运副使黄隐也曾详细陈奏开通亳州五河的利害，民间很认为便利，却一直没有听说施行。臣乞求朝廷特别调取陈纮、黄隐的奏文，交给各路州郡和监司迅速勘察；如果确实有利便利，就早日赐下指挥开挖疏通，以消除百姓的灾害。请陛下裁决。上奏哲宗，论牧马事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的朝廷旨意：拨给牧地，招募愿意养马的百姓。条约虽然已经规定得很详细，但当初只是因为知邢州张赴和同任县、尧山县知县等人提出请求，朝廷下达指挥，于是河北、河东、东西京、西北、河东路提刑司以及府界提举司便推行了此事；并没有再让转运司、提刑司勘察各地情况，而且只是因为邢州认为设置监牧养马不便利，其余各路便都照此施行。马匹关系国家军用，所系重大，开始筹办时应当详细审慎。如今张赴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州的利害，其他路的情形或许不同。现在朝廷不让转运、提刑等监司分别确定条制，却令河北、河东等五路依此施行。臣私下担心各路各有不同利害；由于朝廷不让监司勘察，又因为这是已经施行的命令，他们不敢上报请示。况且张赴已经上奏，要求把百姓申请租佃牧地作为替官府养马的条件。百姓有的或许不愿意，张赴却凭借州郡权势，强令他们投状申请，那么法令开始执行时，或许就有不便，必然会成为百姓的灾害。臣听说舆论认为，牧地附近的百姓如果得到肥沃的土地，必然有人愿意；如果离牧地稍远，即使得到土地，也难以前往耕种，必定不是他们所愿。况且一顷土地的价值并不高，而马匹如果倒毙，这匹马以及官府规定的马具等物，价值不低于四五十缗；这恐怕又不是百姓所愿意承担的。再者，牧地原先已经有人承佃，如今他们不愿养马，却突然把土地夺走，必然使他们失去安身之处。臣希望朝廷明白下达指挥：各路如果利害不同，允许向州县上报请示。如果有人压迫百姓，让他们违背本意投状养马，就命监司按察弹劾施行；这样法令实行以后，长久不会产生弊端。上奏哲宗，请求罢免言职的奏状【按：据陈次升行实，哲宗亲自任命他为左司谏，陈次升极力辞去言职；又据奏疏中所说今年勅牓之事相牵连，均在绍圣三年】臣深思自己才力微薄，误蒙先帝擢升为御史。陛下亲自执政以来，又让我恢复台职。我区区竭尽心力，任职已经记满二考有余，却一点也没有报答国家，只有罪过。去年监考不谨慎，烦劳朝廷兴起狱案；陛下保全臣，只令以赎金抵罪。今年又因勅牓之事受到牵连，陛下派官员查验事实，特意赦免臣的罪过，臣仰赖圣恩，即使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然而想到臣身为御史，职责在于纠正过失，立于朝廷却丝毫没有补益自身，反而只快要招致更多过错；如果不罢免，罪责会越来越多。伏望圣慈特赐指挥，罢免臣的言职，授予一个清闲差遣，使臣得以安守本分，臣不胜庆幸。

译上奏哲宗，论人和事【按：《历代名臣奏议》说：陈次升当时任左司谏；考查陈次升行实，绍圣三年十二月升任左司谏】臣私下观察，古代君臣同心协力，兴办事业、建立功业，使天下安稳如泰山，靠的只是和谐。朝廷上层和谐，百官下层就会和谐；众贤在朝廷上和谐，万物在田野间就会和谐。二帝三王之所以彰明盛德、弘扬治道，就在于此。所以《舜典》说：“四门之内和穆恭敬，舜被举荐到大麓。”皋陶说：“同心敬业，协力恭谨，和衷共济吧。”伊尹说：“只有和谐，只有专一。”《诗经》说：“贤士济济一堂，文王因此安宁。”既然如此，朝廷之上谋划政事的大臣若不以和谐相互补益，却想达到太平、招来和气，难道能够做到吗？恭敬地想到陛下追述先代孝道，修复法度，任用旧臣，光大先帝功业，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左右大臣应当体会至高德行，都怀有忠贞贤良之心，一心一意经营治理天下的事务，继承成就无穷的美善，这样才不辜负陛下的托付。如果怀有异心，坚持不同政见，背弃公义而趋向私利，违背善道而依附恶行，没有和睦济济的德行，却怀有急切诋毁的阴谋，把错误说成正确，把正确说成错误，纷争喧闹，岂只是失去作为百官瞻仰对象的道理，实际上是辜负陛下。不仅辜负陛下，还将因此蒙蔽陛下的耳目。即使陛下圣明广大、远近照察，幽微之处也洞察通达，真伪是非都能在胸中清楚判明，但在询问事情、考察言论之时，难道能同他们争辩口舌吗？大臣这样做，给国家造成的祸害非同小可，难道可以不加察知吗？伏望圣慈发布明确的德音，亲自告诫大臣，使他们怀有纯一的德行，不存背离、憎恶之心。这样或许能像虞舜典籍中所说的那样，使九官最终共同成就帝王的事业；也使伊尹一心一德，终于能够得到上天的心意。这是天下的福祉，也是万世的利益。臣蒙陛下擢升，担任规谏职责，智慧见识浅陋，只凭一点管见，认为实现良好政治的关键就在于朝廷和谐，冒昧献上鄙陋之言，伏望陛下稍加察看。上奏哲宗，论星象变异【按：《宋史·哲宗本纪》记载：绍圣四年九月壬子，因星象变异而避居便殿、减少膳食、停止秋宴，下诏公卿尽心修政以辅佐皇帝的不足，并求取朝廷内外的直言。陈次升此奏与史书记载相合；但陈次升行实把它编在绍圣二年，今依史书记载】臣读书看到：“皇天并不偏爱谁，只辅助有德之人。”《诗经》的序又说：“皇天亲近有德之人，享用有道之人的祭祀。”由此可知，有道德的君主，上天必定爱护保佑他；上天不时出现灾变，是为了警戒他。恭敬地想到陛下圣德隆盛，朝廷清明。如今出现这种变异，难道不是上天爱护保佑陛下，借此加以警戒吗？臣私下听说陛下谦逊退让，下诏减少平常膳食，避居正殿，停止秋宴，征求直言。这是盛德之举，是社稷的福分。然而考察旧例，先朝遇到星象变异时，必定颁布恩诏，以洗雪幽隐的冤屈。臣希望乞求陛下亲自裁断，施行此事，使灾变自行消退，福祥不断到来，臣不胜庆幸。请陛下裁决。上奏哲宗，因灾变请求直言的奏疏【按：陈次升既已上奏星变，此奏应当也在同时】臣听说《易经》说：上天显现各种征象，预示吉凶，圣人便取法这些征象。又说：观察天文，用来察知时令的变化。由此可知，古代圣王严肃恭敬、戒慎畏惧，以顺应承受上天的意旨。上天显现异常征象，他们便反省自身、修养德行，有的下达责己诏书，有的册免三公。恭敬地想到陛下近来因星变，撤去平常膳食，远离声色，停止游宴，这是盛德之举；即使舜帝的谨慎细微、文王的戒慎小心，也没有什么能超过陛下的。然而责己的诏书还没有下达，无法彰显圣德；天下的直言还没有征求，无法补益圣政。臣私下观察经史所载，灾异到来，必定与人事有关。下方人事端正，上方天意就会应和。《尚书》说：“先使圣明的君王受到感化，端正他的政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伏愿陛下颁布尺一诏，征求天下直言：上可以彰明陛下圣明而善于听取采纳，下可以使臣民尽其愚忠。这样，朝政的缺失和过错就能传达到陛下冠冕之前，人事还担心不能修治好吗？人事修治好了，天意就会满意；天意满意了，灾异自然会消失。请陛下裁决。上奏哲宗，议论役法【按：此奏应在元符年间，篇中有“绍圣初年法意不善，推行得还不彻底”等语】臣恭敬地想到，神宗皇帝振作精神处理各项政务，修明各种制度，一切都想使百姓便利。而免役法正是便利百姓的最大制度。此法施行以后，士农工商各安其业，不再有州县差遣服役的劳苦，百姓都认为便利。后来有司不能充分体会神宗的德意，只一味追求增加役钱收入，元祐大臣便以此为借口，重新改行差科法。实行十年，州县纷扰不安，百姓深受其害。绍圣初年于是施行修复免役法，但讲求利害不够精细，摊派役钱往往过多，支用有时也不恰当；这不是法意不好，只是推行得还不彻底罢了。如今正应精细研究利害，补充完善役法，以成为万世的利益。臣听说三省大臣有人抱持偏见，想要废除免役法。臣私下详细考察免役法，它的利益不只在一个州县，而是遍及天下；如果改作，造成的祸害也非常广泛。况且元祐年间曾恢复差科法，它的弊端已经显现，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岂能轻易纷纷更改？伏望圣慈独自振奋圣明决断，以安定社稷和百姓为心，以继承神宗考皇帝的法度为意，不要任意废罢，以此给天下带来福祉。请陛下裁决。上奏哲宗，请求确定期限疏通审决积案的奏疏 臣恭敬地想到，祖宗以来，以至仁的政令施给百姓，以好生之德怜悯各种狱案。正值夏季暑热和冬季严寒之时，担心刑狱案件拖延、囚犯长期困苦，所以制定了限期断决的法令。熙宁年间，又命刑法官吏一同到中书省，限期留宿，按期限审断案件。中书省得到案件后立即下达指挥，片刻也不滞留，百姓确实受到恩惠。后来因刑寺申请，徒有刑法官限期断决的名义，实际恩惠却没有施及囹圄，实在违背祖宗立法的本意。臣希望乞求睿旨，命刑部和朝省一同确定日期期限，使所拘押的囚犯不至于滞留，庶几仁德广泛施及幽暗隐蔽之处。上奏哲宗，论皇城司狱案的奏疏

译臣私下认为，掖庭的狱案关系宫禁事务，自来多由宦官专门审理，难免有冤屈。臣听说皇城司如今设置狱案，陛下至仁至慈，顾虑会牵连无罪之人，特意派外官共同审理，务求达到最公正的结果。即使虞舜好生的德行，也不能超过陛下。然而在刑禁之下，施加五木刑具，还有什么口供是取得不到的？如果不尽心审理，稍有观望逢迎，必然导致冤枉滥刑。臣希望乞求圣慈严厉敕令审讯官员，更加审慎克制，务求公平公允，使案件审成之后，罪刑或轻或重都恰好符合实际。罪罚与罪情相当，也正是彰显陛下怜悯各种狱案、明慎使用刑罚之意。上奏哲宗，论西戎事【按：《历代名臣奏议》说：陈次升当时任左司谏，在元符年间；屡有边境警报，应当就是此时】臣认为，西戎强悍粗暴，贪婪冒进而不守信用，难以用德行使其归服，却容易用威势使其屈服。先朝振兴武备，西戎逐渐知道畏惧。元祐以来，姑息太多，优厚豢养太过，如今还敢跋扈，以划分地界为借口；看察其不肯罢休的情形，必然会肆意猖狂，出其不意地侵扰边境。到了这个时候，不能没有防备。按如今的情况考虑，五路兵马果真足以使用吗？城池和楼橹果真修缮坚固吗？兵器果真锋利吗？粮食有储备吗？在帷幄中运筹、决胜于千里之外，有这样的统帅吗？披坚执锐、冒着箭矢和石块抵挡敌人锋芒的，有这样的将领吗？这些方面果真都准备好了，那么凭我堂堂大军抵挡小小的西戎，就像利刃摧折枯木、沸水浇在积雪上，敌人一到便会溃败。假如还没有准备好，一旦发生冲突，拿什么来应付？这是天下最值得忧虑的事，也是社稷深重的忧患。《尚书》说：“有了准备，就没有忧患。” 《礼记》说：“事情预先准备，就能成功。”今天的事情，正是在这里。臣愚见认为，应当选拔有才干、有威望的人担任漕运职务，选用有智谋、勇略的统帅承担一方重任。加强士兵训练，增加粮食储备；把疲弱无能、声名不佳的守将和昏庸老朽的军校替换掉，不要虚报兵额，白白耗费军储。士兵精锐了，城墙坚固了，敌人来就抵御，敌人退就防备；进攻必定取胜，防守必定牢固。这样，边防就没有残暴侵扰的祸患，中原就有安稳无忧的平安。这就是所说的先使自己立于不可战胜之地，以等待能够战胜敌人的时机。希望陛下留意，天下十分幸运。请陛下裁决。《谠论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谠论集》卷二 （宋）陈次升撰写 上奏徽宗，请求罢免侍御史职务的奏状【按：徽宗即位后，下诏任陈次升知广德军；四月又下制书，授任侍御史。此奏在元符三年，次年徽宗改元】臣深思自己器量不适合任用，才能也赶不上别人，早年承蒙神宗考皇帝错误地知遇，擢升置于御史台属官之列。绍圣、元符年间，又忝任言责之职，始终没有好的表现，最终因罪过被废黜。陛下刚即位时，搜求人才，起用被埋没的人员，把臣从烟瘴之地召回，擢升为乌府副职，恩德深厚重大，简直不亚于天地和父母。臣发誓竭尽此身来图报效，区区竭尽心力，却连万分之一也没有补报。何况同时任台谏的十多个人，有的调职，有的罢免，唯独臣还留在言职上，既严重尸位，又妨碍贤能之人的仕进之路，公议实在不能容忍，臣心中岂能没有惭愧。伏望圣慈特意罢免臣的侍御史职务，授予一个清闲迟缓的差遣，使臣得以安守本分。请陛下裁决。上奏徽宗，论修撰《神宗实录》事【按：《历代名臣奏议》载，陈次升当时任侍御史；考察《宋史》，应在徽宗初即位、尚未改元时，四篇奏疏都是此时所上】臣访察得知，前任右司谏陈瓘曾经论说，史院修撰《神宗实录》大量采用王安石的家传日录，很是失实；但没有听说得到施行。臣私下认为，神宗皇帝聪明英睿，超越古今；熙宁、元丰年间振作精神处理各项政务，更新各种制度，都出于皇帝亲自裁断，而执政大臣不过奉行而已。臣听说王安石的日录多夸称自己的长处，说当时的各项制作全都出自自己；用虚妄言辞假托圣训，向前不顾祖宗，向下轻慢神宗考皇帝，严重诬蔑天下，类似事情不止一端，对于掩盖神宗圣德实在太多。陈瓘曾经列举说明数件事情，朝野相传，都认为符合事实，至今却没有得到改正。又听说史院先因曾布请求采用王安石日录，便得到朝廷旨意，称修入《实录》必须先请旨然后才能采用，不知究竟有没有这道旨意？如果果真有，难道史院从来没有请旨吗？陛下贵为天子，掌握万乘之权；而神宗一朝的大典，如果容许史官任凭个人意旨，扰乱事实，却不加以追究治罪，凭什么彰显圣上的孝道之至？伏望圣慈早日赐下指挥施行。又 臣恭敬地想到，神宗皇帝在位十九年，他道德的精妙无法用言语称述，在政事上表现出来的，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余绪罢了。史书传记所记载的，哪里能够描绘出其万分之一呢？臣访察得知，史院官员迎合执政蔡卞，采用故宰相王安石的日录，改变扰乱事实，把熙宁、元丰年间神宗圣明作为中善的一切功劳，都归给王安石；朝廷的时政记则略去而不采用。前任谏官陈瓘曾经详细论列此事。陛下仁慈孝顺深厚至极，亲自阅览，清楚看见事实，至今却没有听说施行。近来又看到礼部关报，御史台公文说：史院用了将近十年，才修成《帝纪》五册，其余部分都没有修撰。臣私下认为，史官应当秉笔直书，以取得天下信任，昭示垂传万世；是非如何，实在关系褒贬。如果把错误说成正确、把正确说成错误，后世将以什么为鉴？而且他们贪图史院优厚的供给，拖延岁月以谋求收入，竟不把修撰史书当作急务，于是使君父的盛美被掩盖而不能彰扬。一朝大典，长期拖延而不能完成，附和下属、欺骗皇上，尊崇臣下、压抑君主，不忠不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对此如果不惩罚，凭什么给人警戒？伏望圣慈明白下诏，命史院改正事实，重重贬黜史官，以端正典刑；这样或许能够彰显神宗考皇帝的圣明功烈，昭示陛下的圣孝，慰藉朝廷内外的公议，臣不胜庆幸。又 臣私下认为，圣人治理天下，没有比孝更重要的。孝没有比尊崇父亲更大的，尊崇父亲又没有比使父亲的名声显扬于后世更大的。恭敬地想到，神宗皇帝功业显赫，前古以来没有谁能超过。他能够流传万世的，只有国史。如今史院官员先采用王安石的日录，把美德归给王安石，掩盖神宗考皇帝的盛德。陛下亲自阅览，清楚看见事实，已经实行删改，天下没有不仰慕陛下孝心至诚的。然而史官的罪过还没有得到正法，这是朝廷刑罚失当。如今朝廷既然已经看出史官不恭敬履行职务，忽略国家大典，十年时间只修成《帝纪》五册，却又把史官的罪过搁置不问。天下人认为陛下唯独厚待史官，不忍加罪，因此显扬亲人的孝道还没有达到最隆盛的程度，反而有损圣德。伏望降下睿旨，查考臣前次奏疏，早日赐令施行。又

译臣以前任侍御史时，曾论奏史院官修撰神宗皇帝国史，十年时间只修成《帝纪》五册，其余都没有修撰，请求施行贬黜责罚，但至今没有看到指挥。臣私下认为，国家驾驭官吏的法令规定，有司承办的事务即使十分细小，偶然拖延违误，也必定纠治。何况一朝大典，关系国家体统最为重大，怎么可以搁置不问？如今史官竟敢怠慢诏令，轻视朝廷，贪图优厚俸禄供给，特意拖延滞留，竟使神宗皇帝前后相承十七年的盛德大业，不能编成史书。自古以来修撰国史，从来没有像这样拖延长久的。如今如果不端正他们的罪责，凭什么给后来人作警戒？这部史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伏望圣慈从清明的内心作出决断，不要受大臣私意牵制，使天下公议得以实行。上奏徽宗，论西蕃买马事【按：《历代名臣奏议》说：建中靖国元年，陈次升当时任侍御史，上奏此文】臣私下认为，羌戎势力联合就强，分裂就弱；强大就难以抵御，弱小就容易控制。神宗皇帝在熙宁、元丰年间，认为西夏是中原的祸患，于是优待安抚青唐一族，使其世袭封爵，让他们伺机从内部侵蚀西夏的核心；又每年买马匹来增强军力，深得驾驭戎狄的要道。后来青唐衰弱，土地被强臣的儿子继承；国人不拥护，他便放弃王位出家为僧，行迹不能自安，困穷之下来归我国，不过是一个逃亡的敌寇罢了。边臣却大肆张扬招纳，导致种朴遭到败仗，给国家带来耻辱。对这个逃亡敌寇，沿途迎送十分殷勤，朝廷恩赐十分优厚，费用不可计算，成为外族的笑柄。过去的过失已经无法挽救，未来的祸患却非常值得忧虑。兵家制胜，没有比马匹更重要的。步兵即使很多，十名也抵不上一个骑兵，所以自古谈论军事，必定把马匹放在首位。如今西戎既已叛乱，马匹不能通过互市买入，国家每年损失二万多匹，几年以后，马匹必定严重缺乏。万一西夏和青唐解除仇怨、联合入侵，合力冲击边境，到那时又怎么来得及应付？臣访察得知，如今的边将正是前日招纳西戎之人，多方包庇隐护，希望免受谴责，祸患危害并没有据实上报。伏乞睿旨，命本路帅臣、将官各自据实详细陈述利害，具结担保、证明属实，奏报朝廷审慎斟酌施行。或者命人多方开导晓谕，允许他们自行改过，像以前一样入贡，待遇也恢复原样；这样可以增强军力，扩大威势声望，使西夏人不敢窥伺边境，这是国家的福分。上奏徽宗，论常平司钱物事 臣私下认为，国家内外府库的财物，自祖宗以来生财有道，所以财物常常有余；使用时有节制，所以财物不至于空虚匮乏。因此内外财赋充足，没有无力供给的忧患。近年以来，朝廷只知道使用财物，却不知道怎样节制；只知道支出，却不知道怎样储藏。户部不只是左曹财用空乏，右曹也没有余财；各路不只是漕司空乏，常平司也不足。天下不可能永远没有事情，突然遇到水旱灾害和盗贼作乱，常规赋税哪里足以应付？常平司的积储，实际上是天下根本性的财物。神宗皇帝筹划此事的意义深远。如今天下无事，却这样支用三五年以后，必定会非常缺乏。一旦发生水旱灾害和盗贼作乱，将怎么办？伏望圣慈严厉敕令宰执大臣讲求理财的道理，并且常平司的钱物不得轻易支用耗费，希望使府库充实、良法得以保存，这是天下的福分。请陛下裁决。上奏徽宗，请求皇太妃守心丧的奏状 臣恭敬地看到，皇太妃寻访自己的生身父母，此事已经传到朝廷，追赠的礼仪也已经施行完毕。臣私下认为，皇太妃纯厚孝顺的德行出于天性；寻访生身父母，既然已经查明事实，而他们又已经去世，追赠之礼虽然足以显扬双亲，但思念爱慕之心却没有止境。如果他们去世时皇太妃未曾听闻，不曾服丧，如今既然知道了，也应当发心追服心丧。这样可以在外彰显孝治之朝，用来教化天下，载入史册，使盛德美名光耀万世，难道不是很合宜吗？臣希望乞求睿旨，命有司考察典礼后施行。请陛下裁决。上奏徽宗，论预先戒备六件事【按：此奏末尾署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上奏，当时陈次升被授任左谏议大夫】

译臣器量不适合任用，才能赶不上别人，早年承蒙神宗考皇帝错误地知遇，擢升置于御史台属官之列。后来侍奉哲宗皇帝，又忝任言责之职，始终没有好的表现，最终因罪过被废黜。陛下即位之初，搜求人才，起用被埋没的人，把臣从烟瘴之乡召回，擢升为乌府副职。如今又授臣谏议之职。臣自认为天资质朴笨拙，学问迂阔疏浅，多次上呈辞章，始终不能改变圣上的听闻。接受任命以来，日夜不敢懈怠，思考报答的方法，于是取古代先哲圣王以及我朝祖宗的大道，列为六件事：一是体察大道，二是考察古制，三是修养自身，四是仁爱百姓，五是崇尚节俭，六是任用人才。以预先戒备作为警戒，希望陛下时时记念这些，使圣上自身不犯过失，使各项事务都得到治理，这也是一个平民爱戴君主的心意。谨冒死上呈。体察大道 臣听说，天道运行而不积滞，所以万物生长；帝王之道运行而不积滞，所以天下归附；圣人之道运行而不积滞，所以四海臣服。它不能被人为地强作，也不能被拘执；没有偏私、没有党同，广大平荡，百姓无法给它命名。因此先王衡量人才、颁行政令，按照能力授予职务，设置宰辅，用来治理国家、调理阴阳、统制卿士、安抚四方夷狄；又让那些通晓世务、明白治国体要、广泛了解前代言论和往事的人，纠正过失、订正错误并参与议论，所以能够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使天下得到治理。那些昏暗而不明白的人，有的只任用宰辅，有的偏信直言之臣，有的曾经推心置腹却被对方误导，于是把二者都抛弃，这实在是太糊涂了。所以史书特别详细记载、作为万世戒鉴的，如秦朝的李斯、赵高，汉朝的王莽、董卓，唐朝的李林甫、卢杞，都是他们的君主所独自任用的人。至于奸邪佞臣充满面前却看不见，大谋略颠倒错乱却不知其名，最终使君主自身受辱、国家危亡、宗庙断绝，这就好比捂住耳目却让四肢去做事，怎么可能成功？樊丰、周广对于孝安帝，朱异对于梁武帝，裴延龄、常衢牟对于德宗，都是他们的君主所偏信的人。至于夺去公辅的职责，挫伤宰相的威权，进谗陷害忠良，酿成社稷祸患，这就好比砍掉自己的四肢却只任用耳目，怎么可能成功？汉武帝凭借英雄才略即位，五六年间，号称胜过文帝、景帝；等到他独自任用田蚡时，田蚡入朝奏事，谈话常常经过一整天，所说的话无不听从，因而养成了他的罪恶，最终导致汉武帝说出“我也想任用官吏，为什么不能随意取用武库中的物品”这样的愤怒之语。此后汉武帝又只偏信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一类人，用诡辩压倒羞辱大臣；至于他们私下交通诸侯，暗中积蓄诬陷控诉之言，劫杀亲王，直到最后也不曾有一个人被查得死罪。汉武帝的志向，难道是因为曾经像那样独自任用宰辅，便又偏信直言之臣到这种地步，所以把两方面都疏远了吗？由此诡异荒诞的人和奇邪的方术乘隙而入，没有正直之人挽救，所以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则大肆营造宫室，外则经营四夷；相信并迷惑于邪怪之事，巡游没有节制，于是才有哀痛自责的诏书。臣听说仁宗治理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的盛美而不停止，难道有别的原因吗？他不强作、不固执，没有偏私和党同，像天道运行而不积滞，所以民心归附、四海臣服。看他任用谏言之臣，起初因范仲淹属于朋党而治罪，后来很快醒悟，便都重用他们；唐介因弹劾文彦博而被贬，不久又恢复官职；因众人言论而想罢黜欧阳修，后来由于范镇一句话而留下他。他应变圆融、方法精妙，难道可以不努力学习吗？臣私下观察陛下即位以来，独自任用宰辅，计策得到推行，言论得到听从，没有人敢于抗拒；提拔引进党羽，朝廷上沸沸扬扬。臣恐怕他们暗中玩弄威权，而陛下因此厌弃宰辅，以致再次改变方针；又恐怕陛下偏信直言之臣，陷入汉武帝的过失。如果不走这两条路，却把心腹托付为内外耳目，祸患就会更加急迫。难道能不谨慎吗？考察古制 臣听说，尧舜之道载于《尧典》《舜典》，其中条目虽然很多，但总括其最大的美德，都不过是“如此考察古代”罢了。傅说告诫高宗，也说：“不以古训为师，拿什么作为训诫？”诗人歌颂成王，也说：“日日进步、月月增长，学问不断光明。”帝王凭一人之身应对万事万物，如果不能广泛通晓古今，深入探究明君贤臣修身治国的要旨、伟大功业和宏远谋略的施行，以及昏庸暴虐、奸乱祸患的根源和罪魁，取正确而舍错误，执守古道来驾驭今日，又怎能担当得起呢？所以尧舜之所以反复顺从考察古道，高宗之所以以古训为师，成王之所以勤于学习，道理就是如此。至于轻视经典古籍的大道，却喜好雕琢辞章的细小技巧，争一个韵脚的奇特，竞逐一个字的工巧，这是腐儒所做的事，而积蓄德行、立志建功立名的人都鄙视它。何况帝王每天有万般机务，却把心思放在花草树木之间，把全部意趣寄托在云霞之外，这又有什么用呢？隋炀帝尤其擅长文章，不愿别人超过自己。薛道衡被诬陷处死时，隋炀帝说：“你还能再作出‘空梁落燕泥’吗？”王胄被杀时，又说：“你还能再作出‘庭草无人随意绿’吗？” 他又说：“假如让我同士大夫一起参加高等选拔，也应当能够做天子。”梁武帝父子尤其把心思用在文学上，甚至阴阳卜筮、骑射、音律、草书隶书、围棋，无不精妙；但这对于治理又有什么补益？恰恰足以导致祸乱罢了。为什么呢？既然把这些本领施展出来当作智慧才能，就必然凭借这些而骄傲轻慢天下，于是贤能之人因此离心，小人争相学习，也因此助长媚态。这样一来，先前所谓的智慧才能反而成为毁灭自身的工具，留下后世的怜悯和嘲笑。臣听说陛下当年隐居藩邸时，就已经留心翰墨。即位以来，喜欢写诗曲赏赐亲近宠幸之人，又刻石镂板，使之传播远近。臣愚昧而过分忧虑，恐怕天下人不能完全知道陛下这是天纵之能，不假思索便能得到，挥笔便能写成，反而妄自拿它同前代帝王耗尽心力从事雕虫篆刻相比，并且说：“天下政事还没有治理，却把心思游移到这些事情上，难道不是盛德的瑕疵吗？”臣又担心陛下任用小人的才华，这样一来士风就会随之败坏。臣愿陛下痛下决心屏弃浮华无用的文章，不让它黏滞于心术，只专心切磋磨砺治国之道；听政之余，亲自阅读书史，取其中关于国家兴衰、百姓休戚的道理，成功的继承它，失败的反思改正，以此增益圣明的治理之道，勉励考察古制的德行，难道不是伟大的事吗？修养自身

译臣听说《诗经》说：“鹤在九皋鸣叫，声音传到天上；宫中敲击钟鼓，声音传到外面。”《易经》说：“行动从近处开始，却能显现于远方。”这大概就是修身所产生的感应。纵观古代开创基业的君主和中兴的君主，他们承接离乱之后的局面，当时的风俗和百姓早已安于无所治理；逼迫他们就会怨恨，放纵他们就会偷惰；奖赏不能使他们奋发，刑罚也不能使他们改变。在这种时候，却能够开创天命，平定清理九州，拓展宇宙，使治理成效可以指日而待，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大概是明白人心可以用诚意感动，却难以挨家挨户说服，于是先端正自己的心，再推及端正自身；端正自身，再推及端正国家，所以道德由此彰明，风俗由此变美。为什么呢？君主凭借而拥有天下的，无非是天命使百姓归附、贤能之人依附罢了。上天亲近有德之人，百姓怀念宽厚仁慈之人；国家无道，贤能之人就收敛才德而自守。这三件事，如果不修养自身就没有一件能够达到；否则，明白昭著的鉴照，难道能靠伪装行为欺骗吗？亿万百姓的心，难道能用抬着黄金、载着宝物来招致吗？有道之士，难道能用高爵厚禄来诱惑吗？从未听说过。何况君主是百姓的师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内心所发必定显现于外，百姓就会如影随形地响应。如果想要振兴礼义、厚待人伦、改善教化，难道可以只用言语来率领百姓吗？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君主仁爱，百姓没有不仁爱的；君主守义，百姓没有不守义的”。所以尧时代的百姓家家都可以封赏，桀时代的百姓家家都可以诛杀，难道百姓的习性不同吗？使他们归正的人不同罢了。魏武帝喜好法律，天下便重视刑名；魏文帝仰慕通达，天下便轻视守节，难道士人的崇尚不同吗？使他们归正的人不同罢了。这些都是前事的验证，怎么可以忽视呢？仁宗曾把《无逸》写在迩英阁的屏风上，年代久了屏风破旧，便命王洙重新书写，并且说：“朕不愿背对圣人的言语。”于是把它放在左边；又取《孝经》中“天子以孝治理天下，圣治广大的要道”四章，命蔡襄书写，放在右边与之相对，希望圣人的言语时时存在于顾盼之间。即使以声音为律、以自身为尺度的君主，又有谁能超过这样呢？他兴办事业、建立功业，所制定的制度和遗留下来的文章，独自超越历代百王之上，是理所当然的。臣愿陛下追法仁宗和英宗，谨慎修养自身，每天更新德行，使百官有司互相警戒说：“圣德如此，怎么可以自己懈怠？”山林岩谷中的士人互相勉励说：“圣德如此，怎么可以自暴自弃？”百姓告诫自己的子弟说：“圣德如此，怎么忍心冒犯上位者？” 盗贼率领党羽说：“圣德如此，我们哪里敢猖狂。”这样一来，成王、康王时代的太平之治就可以立刻期待了。仁爱百姓【按：大典原本缺少《仁民》《崇俭》两篇，今据《历代名臣奏议》增补】臣听说，上天的视听以百姓的意愿为依据，国家的存亡系于天命。君王之所以能够得到天下，是因为百姓归附他，上天降命于他；之所以失去天下，是因为百姓背叛他，上天降祸于他。因此，百姓归附于有一统之德的人，上天便授命于商汤；百姓像儿女归父母一样归附周王，上天便授命于周；百姓不能忍受夏桀的暴政，上天便命令诛灭桀；百姓无不希望商朝灭亡，上天便终止了商的国命；百姓忧愁叹息，天便使秦朝的祭祀断绝；百姓怨恨不满，天便剪除隋朝的暴虐。古人以水能覆舟、朽烂的绳索不能驾驭马匹来警戒君主，难道只是想到百姓的艰难吗？他们是担心强者成为盗贼、弱者成为荒野上的尸骨吗？实在是害怕君主因此不能保全自身，反而遭受毁辱，连宗庙也陷于困穷，妻子儿女也受到牵连。身为百姓的父母，却使生灵涂炭；身为子孙的先人，却使宗庙遭到毁辱；尊贵如天子，尚且不能保全自身以及妻子儿女，这难道是可以忍受的吗？所以，盛德的君王兢兢业业地谋求治理天下，确实是害怕这种后果。正因为知道害怕这种后果，所以他们穿粗劣的衣服、吃简朴的食物，减轻徭役和赋税，使百姓家家富足、人人丰足，懂得崇尚礼义廉耻，从而使天下安定快乐。近年以来，水灾旱灾屡次发生，疫病尤其严重，而两河地区的百姓服役、承担科派，烦扰破费，忧愁困苦；官府催征赋税急迫得如星火燃烧，贪污的官吏又趁机额外搜刮。我私下担心，缴纳的人有限，而索取的人没有满足；用有限的供给满足无止境的索取，天下一旦动荡，变乱就会无从预料。这正是臣痛心疾首、战战兢兢而深感危险恐惧的原因。陛下虽然屡次发布诏命，充分陈述至诚恳切、忧虑百姓疾苦的心意，使恩泽如同驿站传递命令一样迅速下达，如今却竟然公然废弃阻格。这是朝廷的恩德被州县夺去了，难道不可痛心吗？自古以来令人忧虑的，是君主的恩泽被阻塞，不能下达到百姓；百姓的情况郁结，也不能上达君主，以致君主勤勉体恤百姓而百姓不感念，百姓愁苦而君主不知道，最终相继发生离叛和危亡。臣愿陛下申明敕令，命台谏官和监司经常切实纠察，严明刑法和罪名，坚决杜绝这种情况，就像救援陷于火灾和溺水的人一样，以保全国家。崇尚节俭 臣听说，禹使宫室低下简陋，穿粗劣衣服，在家中能够节俭，因此得以拥有天下。传了两代到太康时，便已经沉溺于声色和田猎了。到了夏桀本人，竭尽百姓的财力建造倾宫，天下因此灭亡。唐明皇初年，车驾服饰、金银器物和珍玩，命有关部门销毁，用来供给军国之用；珠玉锦绣在前殿焚毁。到了晚年，穷尽天下的奢侈之物也不足以满足他的欲望。由此看来，开国君主彰明节俭以示范给子孙，后来仍会流于淫靡；开始能够节俭的人，最终尚且会达到骄奢的地步，何况不能启迪后人、起初就不谨慎的人呢？天下习惯于安享奢侈靡费，已经很久了，如今尤其严重。贵族和兼并土地的富家，他们宴饮所用的东西、歌舞所需的器具，都极尽奇异精巧，互相攀比胜负。耗费金钱、装饰翠玉，十天一变、每月不同。一件衣服的细薄布料，竟有价值千钱的。这种风气难道可以长久下去吗？臣愿陛下以道德作为华丽，以仁义作为光彩，把珍玩奇货看作亡国的斧斤，把珠玉锦绣看作迷乱心志的鸩毒，铲除并深埋这些积聚的奢靡之物，断绝其根本，严厉地自我约束来禁止它。褒奖并提拔朝士中节俭朴素、清正自守的人，贬黜斥退淫逸荒怠、骄横奢侈的人，用来敦厚浅薄的风俗，难道不是很美好的事情吗？从前汉孝文帝爱惜百金，不肯建造露台，于是天下的衣食生产日益繁盛。晋武帝焚烧雉头裘，于是士人崇尚敦厚朴素。唐太宗以隋朝灭亡为鉴，因此公私都富足充裕。对于失去节操的感叹，愚人和智者都同样厌恶，只是因为害怕比不上同类，所以勉强去做，以此互相夸耀罢了。君主如果能够亲自节俭来率领他们，那么他们趋向节俭，谁能阻挡呢？臣听说，伪蜀曾用珍珠装饰溺器，太祖命令把它打碎，并且说：‘用这样的东西供养自身，不亡国还等待什么？’唉，圣人的考虑真是深远。这难道只是改变当时的风气，使人知道应当崇尚什么吗？任用人才

译臣曾经向农夫学习耕种。凡是播种、栽培是否适宜，耕作、锄草的功夫是否相等，收获就相等，没有什么不同。如果阴阳调和、雷风发动、雨露滋润不能按时而来，就和农夫一同遭受饥荒；时令适宜，就和农夫一同获得丰收。由此便知道，天地之所以能够成就它的伟大，难道不是因为它无私吗？所以先王效法天地，在任用和舍弃人才时，能够激励天下不善之人，使他们退缩惭愧；勉励天下的良才，使他们乐于进取。这样达到天下大治，也正是效法天地的无私，所以能够成就伟大功业。后世那些不能兼听、不能周遍考察的君主，很少能够遵循这个道理。他们在任用和罢黜人才时，有的抬高权势地位而压抑寒门，有的任用亲近之人而抛弃疏远之人，有的采信虚名而废弃卑微之士，有的喜欢才华而略过实际历练，有的重视朝廷而轻视四方，有的则全然反过来，因而更加混乱。这是什么缘故呢？君子和小人的形成，不在于是否世代享有禄位，而在于言论和行为；判断人也不是一件事就能概括，出仕与退处也不是一个方面就能看出，这些连愚人和智者都知道。可是，怎样才能有方法地树立贤能呢？难道认为人才必定出自权势地位和亲近之人吗？而膏粱子弟甚至连菽麦都分辨不清，却乘坐高车、骑着大马而成为百姓之上，那么像版筑的老者、渭水边的渔夫，又从哪里得到呢？难道认为人才必定出自寒门和疏远之人吗？而碌碌无为的腐儒手持一尺见方的纸，写着歪曲鄙陋的文章，却享有万钟俸禄，那么伊尹的伊陟、周公的鲁公，又从哪里得到呢？至于采信虚名而废弃卑微之士，喜欢才华而略过实际历练，在内外任官之间交替轻重，这些都是昏君的作为，尤其应当深以为戒。君王应当一视同仁，只要德义值得尊重，即使是挑担贩卖的人也不应舍弃。因此，管仲举荐两个盗贼，秦穆公任用由余，齐威王因为左右近臣的赞誉而烹杀阿大夫；他们当时成就功业，后世声名显著，可以说是明智极了。即使圣明如舜，在接受天命之初，尚且经历各种艰难来考验人才，何况其他人呢？近古的汉宣帝，也可以说是急于求贤的君主了；萧望之、杜延年大概是他尤其厚待的人，有时出任治理百姓的官，有时出任边地官吏。这不只是频繁任使他们来观察人才，也是为了维持四方局势，使内外势力均衡。他的治理优于汉文帝、汉景帝，不正是这样吗？给一个不才之人俸禄、给一个无功之人爵位，开始未必损害国家，但最终会造成祸害；这不只是因为他们嫉妒贤者进用、妨害能者任职，也因为贤能之士以和他们同列为羞，或者以居于他们之下为耻，这就是它造成祸害的原因。自古君主进用贤能，从不区分亲疏贵贱，也没有个人的爱憎，只考察他是否贤能罢了。所以，丁公对于汉高祖有救活他的恩德，汉高祖却不只是不用他，还加以诛杀。唐太宗也不顾秦王府官吏的怨言，说：‘朕和你们每日穿的衣服、吃的食物，都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的。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是为了百姓，应当选择贤能的人来任用，难道能以新旧关系来排定先后吗？’臣愿陛下考察古代先王，效法天地的无私，以汉高祖、唐太宗的公正为鉴，不论布衣、寒士，还是公卿子弟，只要贤能就任用；不要顾及私情，不作偏袒徇私，或许贤能之士就会汇集而来，以光耀陛下左右。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上奏。上奏徽宗论修复常平法等事【案：徽宗即位后，陈次升升任御史，在朝廷任职只有一年，以下各疏都作于同时】臣私下认为，朝廷修复常平、免役、坊场、保甲等法，实在是想使百姓便利，以巩固国家的根本。臣听说远方官吏还没有明白朝廷的旨意，仍然沿袭过去的弊端：常平钱粮反而散给州县时，有的拘泥于旧有的散俵数额，即使有所增减，也不敢减少太多；前来请求的人未必都愿意，有愿意请求的人，官府又不给发放，以至免役、坊场、保甲等法也有违背和错误。大概是远方官吏不懂朝廷的美意，含混推行，即使知道不恰当，也不敢上报。法令刚开始施行时，如果有阻碍，立即查究纠正，便容易办成；等到已经确定之后，即使想要更改，也难以成功。臣恭敬地看到，近来朝廷修立了先帝派遣官员巡按察访的制度，伏望圣上早日降下明旨，派官员巡按察访，宣谕皇上的意旨，询问考察下情，讲求利弊，以成就一代的良法，或许可以使后世不留弊端，使百姓蒙受福泽，臣不胜庆幸。请陛下裁决。上奏徽宗论中都费用事 臣私下考察《易经》说：‘圣人的大宝是君位，怎样守住君位？靠仁；怎样聚集人民？靠财。’古代圣人并不是以谋利为志，也不是以拥有财货为乐，而是认为治理财货的道理如果不讲求，国家用度就会不足；即使想聚集百姓、守住君位，也无法做到。臣听说元丰库过去积存的财帛很多，近年在边关支用，几乎已经耗尽。榷货务完全依靠卖钞来取得收入，听说卖钞所得的钱也已经困乏。都商务近来商旅稀少，年度课税不能完成。况且国家对外有戎狄的军费，对内有黄河防务的忧患，还有百官俸禄、军队衣粮以及各种无法计算的用度；财利来源缺乏，府库空虚到了这种地步，不能不深思。伏望朝廷早日讲求利弊，疏通财货流转，充实仓库，不要使仓促之间无钱可用，给国家留下祸患。上奏徽宗论收复湟州事 臣私下认为，国家今日的忧患，在于财用不足、府库空虚、仓廪匮乏，各路都是如此，而陕西、河北尤其严重。去年秋天虽然丰收，谷价却没有下降；戎兵虽然已经裁减，粮食储备却接续不上。正当休兵无事的时候尚且如此，万一戎虏侵犯边境，费用增加百倍，将怎样抵挡？听说陕西新路修筑城寨，每年耗费不可计数，而湟州一年自行负担二百八十余万，不知哪里有粮储可以供给，又有什么钱物可以应付？臣曾请求筹划可守可弃的方略，却没有听说如何施行。河北路黄河决口泛滥以后，百姓大多流离迁徙，地方十分残破。北方君主新近即位，听说喜好用兵、嗜好杀戮，盟誓未必可靠，边境很难保证没有忧患。这两件事都是当今的忧患，应当深思熟议，不能忽视。古人有话说：‘处于存续时不要忘记灭亡，处于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这样国家才能保全。’伏望圣上顾念古人的话，思考今日的忧患，命大臣治理财赋，严格要求边吏谨慎守御，不要让戎虏乘我方空虚，猖狂冲突，给朝廷留下忧患。臣不胜庆幸。上奏徽宗请求拜谒太妃园寝事

译臣恭敬地想，皇太妃承受上天所赐的美善资质，生下圣明的君主，以福泽天下，恩泽流传无穷。陛下即位执政之初，永远怀念报答她恩德的心意，于是下诏增修坟茔，营建地基和建筑，修筑的高度、宽度、丈尺都无不合乎规制。园陵的制度已经完成，奉祀崇敬的诚意虽然极为充分，但没有听说讲求亲自酌酒祭奠的礼仪，情意和礼文尚不完备，这不是足以相称的做法。伏望陛下降下明旨，命有关部门考察参照典礼，斟酌时宜，等将来圣驾到景灵宫恭敬致谢礼毕之日，亲自前往已故太妃的园寝，举行酌献之礼，或许可以彰明圣上的孝心，以此教化天下。请陛下裁决。上奏徽宗请求灵驾发引时出售熟食事 臣听说，去年哲宗皇帝的灵驾在路上行进时，沿途出售的熟食非常缺乏，力士等人没有食物，饥饿困顿。如今大行皇太后以及追尊的故皇太后将要发引灵驾，逐渐接近暑月，正是饮食难以保存的时候。如果经过的地方缺少熟食出售，力士恐怕会饥饿困乏，难以承担抬负灵驾的重任。伏望陛下降旨给开封府界和京西路，预先安排，多方招募百姓出售熟食，避免临时缺少而误事。请陛下裁决。上奏徽宗请求保留河西软堰事 臣私下听说，大名府黄河西岸有一道金堤，用来坚固保护府城。东岸地面与水面相平，常常被水浸泡，一概遭到淹没，百姓很是失去生业。自绍圣二年起，百姓自己准备粮食、工役以及梢草，留宽河道于东岸之上，从南乐、元城界以下接到冠氏县，又协助扫筑了一道软堰，高、宽三二尺以来；只要不是河水暴涨的时候，也能够拦挡水势，使一方数百里内的百姓勉强能够生存。近来听说都水北监丞司下令拆毁，百姓不得安宁。臣切实担心水官不把百姓的事情放在心上，公人又会因此兴动骚扰。臣想请求下令本路转运司及本府县官吏，会同北监丞司共同审察。如果这道河西软堰确实能够削弱小水，遇到暴涨自然会被水漫过，并不会在金堤处造成堵塞、形成灾害，就应当保留下来，或许可以使一方百姓不至于失去生计。请陛下裁决。上奏徽宗请求为边防赏赐有功者事 臣听说，鄜延路相比其他地方，军队稍多，财用稍足，朝廷又选拔有谋略、熟悉边事的大臣担任将帅。如今戎人竟敢首先侵犯，围攻延安最强的路分，攻破寨堡后离去，仿佛进入无人之境。其他地方必然也有轻视我方的心思，边患恐怕还没有结束。臣根据舆论考察，认为沿边州军的兵甲很少，财赋不足。他们知道我国防备尚未完备，便倾尽全国大举出动，以众击寡，强弱悬殊。如今他们既已攻破寨堡而回，气势更加锐利，又以所掠粮储充作军用。我方边境既失去城寨，士气已经沮丧，万一他们再次来扰乱边境，怎样抵挡？今日之事不可轻视，关键在于预先筹虑。伏望陛下命左右大臣精心思考、详加议论，早日谋划边防，在事变尚未发生前制胜，千万不要轻率行动而给日后留下祸患。对于这次有功以及阵亡的人，应当厚加赏赐，以激励其余将士，或许可以振作边境威势，使戎人不敢侵犯。上奏徽宗请求修理战船事 臣听说，京东路的青、密、登、莱、潍五州靠近大海，历来各州沿海巡检司都拥有入海捕盗、刀鱼战棹船；但因循日久而损坏，长久没有修理，士兵也不训练乘驾。若海滨盗贼突然发生，乘船入海，或者归附境外的人乘船进入本朝作乱，那么船只既不完好，士兵又不熟悉驾船，临时便无法追捕，必然误事。臣请求陛下降旨，命本路转运司核查各州沿海巡检司原有的入海捕盗刀鱼战棹船，对损坏的迅速修缮完毕，依旧训练水战；仍命监司从各处因便巡察。这样或许可以使平时有急事时有所准备，也不至于借此张扬惊扰、制造事端。请陛下裁决。上奏徽宗请求宽免陈瓘罪责事 臣听说右司谏陈瓘因言事不当而获罪，虽然不知道详情，但臣恭敬地看到天禧元年二月七日申明敕令给台谏官的诏书说：‘即使言论有过失，也一定要表示曲意保全。’如今陛下即位之初，访求遗贤，任用人才唯恐来不及，听从谏言就像转动圆环一样容易，尚且担心万机政务不能全部察看，所以上至百官卿士，下至平民百姓，都允许直言，无所避讳。那道诏书又说：‘言论即使失当，朕也不加罪。’诏令刚刚下达，众口一词，都认为这是正当而不避讳的朝廷，并且不用担心触犯皇帝的威严，谁不激昂奋发、勇于进言，希望竭尽自己微小的愚见，来谋求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何况身负官职、承担言责的人，怎么可以闭口不言呢？陈瓘既以进谏为职责，又被允许根据传闻论事，偶然有不实之处，陛下应当依照上面诏旨宽容怜悯、加以宽免。如今突然施行重责，很使群臣听闻后惊骇。臣私下担心，内外传闻之后，人人都会闭口不言，把言论看作禁忌，忠诚正直的进言道路就会堵塞，蒙蔽壅塞的风气便会形成。伏望圣上顾念天禧年间申敕台谏官的本意，以及陛下求取直言的诏书，特别宽免陈瓘的罪责，或许可以养成士大夫敢于进言的气节，这对于圣明的治理不是小小的补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谠论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谠论集》卷三 （宋）陈次升撰 上奏皇太后论陈瓘书

译某月某日，具位臣陈次升谨慎斋戒后写信，冒死上奏皇太后殿下：臣私下认为，哲宗病危之时，殿下奋发施展独断的明察，斥退排除异端，援立真主，上合天心，下顺人望，功德施及社稷，流传无穷。皇帝继承帝位之初，殿下谦恭退让，不把圣明功业据为己有。皇帝勤恳请求，继而哭泣，殿下才与皇帝共同听政，暂时帮助渡过艰难，并仍以皇帝祔祭太庙为期限。到了因山安葬即将举行、安宁神灵的礼仪尚未完毕之时，殿下又下亲笔书信，先行恢复皇帝亲自执政。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都知道殿下参与国政并非本意，实在是出于不得已。近来谏官陈瓘根据传闻而未加审察，仍以殿下参与政务为言。皇帝再次将他贬黜，以表明他的说法荒诞。贬谪命令刚下，又改任他镇守军垒。内外相传，都说圣恩深厚，臣下将用什么来报答呢？陈瓘的话虽然非常没有根据，但臣考察舆论，私下认为皇帝恭敬地实行仁孝，在早晚向殿下问安之际，或许只是把万机政务中需要考虑的事情告诉殿下；难道殿下是想参与议决政务吗？臣私下担心，宫省中办事的人，有的只听到这些话却不知道详细情况，有的想夸大事情而不考察事实，妄加传播，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而陈瓘的话既然只是来自传播中的妄言，哪里足以成为殿下盛德的累赘呢？况且殿下从共同听政之初直到恢复皇帝亲自执政之日，屡次亲笔下诏，至诚恳切，明白如日月，怎么可以诬蔑呢？伏望圣上不要把陈瓘的话放在心上，而以接受忠直之言、安定社稷为心，从容居于宫禁之中，纯正地涵养天和；是非不足以扰乱您的思虑，万般事务也不要使之劳累您的心神，每天增加抚育皇帝的恩德，享受尊荣奉养的乐趣。这样不但可以保全圣寿于亿万年，也会使余光流泽，足以成为宗族的庆幸，难道不是善美之事吗？臣狂妄浅陋，冒犯天听，实在战栗惶恐到了极点。上奏徽宗请求在致斋日不奏乐札子 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十五日是致斋之日。这一天圣驾游幸寺观，虽说是烧香为百姓祈福，但因为回来后必定奏乐，还要登楼观灯，以便与百姓同乐。这样做对于昭明地侍奉上帝、保持斋戒庄严清洁的要求，恐怕还不足以尽到心意。况且本月五日也是因祭祀而致斋的日子，御宴于是移到六日举行，这在礼制上是适宜的。上元节游幸，恐怕也应当这样办理。臣的浅见如此，不敢闭口不言。伏望圣上详细斟酌施行。请陛下裁决。上奏徽宗论选举第一状 臣恭敬地想，神宗皇帝礼遇大臣，以诚信相待。至于进用人才、选拔士人，权力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轻易交给别人。监司以上的官职，如果缺少一员，宰执便列出数名资历和任职条件适合的人选，由皇帝亲自选择。如果不合圣意，便由皇帝另行下旨任命，诏令发布后，三省只负责奉行而已。至于寺监丞以下的官职，则一概交给吏部，按照选格差注；如果有不当之处，台察便弹劾查办。在那个时候，威权和福赏都专在皇帝，任命极为公正，人人没有异议，寒门困顿的士人也都激昂自奋，因此得到的人才很多。后来宰执想要任意施行自己的私意，独自窃取威福之权。若有拟议任命，只指定一个人，任命与否都不出于皇帝的意旨。至于寺监丞以下以及州郡的缺额，多数归入堂除。大公至正的道路很少听闻，私下请托、奔走竞争的风气逐渐炽盛。攀附宰执的人升迁迅速，特立独行、坚持操守的人却有久被滞留的叹息。任命名单一下达，士人舆论便沸腾。这种弊端不能不革除。伏望圣上继承神宗皇帝的志意，监司以上的任命都由皇帝亲自选择；寺监丞以下一概交给吏部，按照选格差注。这样，大公至正的道路就会开启，私下请托和奔走竞争的风气就会平息，实在是社稷无穷的福分。第二状 臣恭敬地看到，先帝修立官制，使百官各司其职；除监司、省郎、府推、判官、大藩知州以上的官职属于朝廷选任外，从寺监丞以下直到州县官的任命，一概交给吏部。又制定了选格次序，其中各等级有可以优先、便利注授的规定，必须凭功劳和能力晋升，不能靠权势者取得；已经授命的人，必须按照命令赴任，不能由中书门下另行任命，从而改变孤寒之士、未依附权贵之人的任职。由于这样，人人都能奋发自进，任命全出于至公，而不因私情徇曲。元祐以来，执政大臣想要专擅国权，扰乱官制；从寺监丞直到主簿，既然改由堂除，吏部原本注授的州县缺额，又被朝廷收回。那些已经授命的人，等候缺额一等就是一两年，又被堂除另行任官，改换差遣，处境十分狼狈。当时，奉公朝之命，却要到私宅拜谢；那些职任较好的职位，没有寒门之士能够得到，全都归于权势之家，士大夫都发出不公平的叹息。如今朝廷修复先帝的政事，任命仍然沿袭从前的弊端，还不足以实现先帝的良法美意。伏望圣上特别降下指挥，从寺监丞以下完全依照元丰官制初行时的办法办理，不归堂除，也不由州县自行差注，朝廷更不要收回缺额，或许可以使有功有能的人才不被寒微出身所限制，使职任不被权势者转移。第三状 臣近来上疏论列，请求寺监丞以下的任命依照官制和选格，一概交给吏部，按选格差注，至今还没有得到施行。臣私下认为，神宗皇帝办事必定有法，立法必定有用意，并不是随意制定而已。当初谋划官制时，必先计算过去官吏俸禄所需的费用是多少；官制施行后，俸禄的高低便以过去为标准。因此，省郎以上由堂除任命，发给全俸；寺监丞以下交给吏部，发给折俸。如今寺监丞以下既然改为朝廷注授，却都发给全俸，支出既然增多，国家用度更加匮乏，京师财赋困窘，这也是财力被侵耗的一个原因。况且立法还不只是这个用意，大概还要借此分割宰执的权力，摧抑奔走竞争的风气，使寒门困顿的士人都能够自我奋进。吏部的缺额既然安排得当，人人便没有久被滞留的叹息，至公之道也由此开启。如今三省竟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把缺额收归朝廷，只想增加和加重自己的权柄而已；说是为官职选择人才，实在看不出实际成效。伏望圣上特别降下明旨，命令寺监丞以下的差注一概送交吏部，以保存官制中的良法。上奏徽宗谨慎对待名器

译臣听说，天下即使安定，也有可能转危的道理；天下即使危乱，也有可以转安的方法。安危的关键不在别人，而只在君主所掌握的权柄。福赏和威刑，是君主掌握的权柄。权力归于君上而不转移到臣下，这是掌握权力得当；得道就安，失道就危。考察过去，事实清楚可见。汉武帝对外勤于用兵，对内耗损百姓，并没有深厚的德行来结纳民心，而五十年间内外无事，只是因为威权和德望都归于君上，奸臣不敢专擅国命。唐明皇初年并没有失德，也没有特别严重的过错，最终却遭遇播迁之祸，是因为李林甫专权。汉武帝和唐明皇的德行相差并不太远，安危却如此不同，难道不是因为掌握权力的方式不同吗？从前陈夷行曾回答唐帝说：‘不要把权力交给别人。’又谈到用人时说：‘如果由圣上亲自选择，就没有不恰当的。’确实，天下大治的关键就在这里，是拥有天下的人应当首先考虑的。臣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去除过分之举，采用中道；远离声色，崇尚节俭；进用忠良，斥退奸佞；放松兵革，宽减刑罚；撤除无用的台榭，停止不急迫的工巧；免除旧日拖欠来体恤穷困百姓，减少侦察告发来防止冤枉滥刑。治理天下的措施，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些呢？如果能够不停止地实行这些措施，始终不倦怠，就可以说是完全的善政了。然而今日最急迫的事情，在于收回威福的权柄，以树立君主的威严，尊崇君主的正道。臣蒙受错误的恩遇，被提拔到谏省，冒昧地引述这些道理作为借鉴。伏望陛下留心，不要让大臣干预权力，任凭他们以个人喜怒行事，从而损害大公之义；这实在是天下的福分，也是社稷无穷的祥瑞。又 臣私下认为，君主是制定命令的人，臣下是执行君主命令的人。君主在上面倡导，臣下在下面应和，然后君臣的名分才算端正。君主倡导而臣下不应和，上面施行而下面不跟随，那么名分就会紊乱，纲纪就不能建立，危亡的根基，实在就从这里开始。箕子所以垂训警戒说：‘只有君主可以制造福，只有君主可以施行威；臣下不可以制造福、施行威。臣下若制造福、施行威，就会危害你的家族，给你的国家带来凶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听说近来皇帝的诏旨任命三省多有差除，三省却用各种办法坚持上奏阻止，肆意阻格不行。三省想要提出任命人选，指望圣意必定听从、任命诏书必定下达，君臣关系颠倒到这种地步，臣私下对此忧虑。比如前任给事中龚原获罪离开京城那天，御批曾说他触犯了贪赃徇私之罪，每当议论政事，便应当重责；但他还没到贬所，就改任寿州，没过多久又授为待制，改任知杭州。前一天皇帝的批语墨迹还未干，今天的任命却如此迅速猛烈，拿什么向天下显示信用呢？又如中大夫王说，年纪已经七十多岁，历来任职之处都没有良好政绩，如今却特意转任太中大夫，调任青州统帅。龚原等人的升迁，究竟有什么名义？听说都出自三省的拟议，并不是陛下的意旨。臣听说，太阳属阳，象征君道。君道在这里端正，天就在那里有所感应，所以太阳常常明亮。臣下侵凌君主，就如阴气侵凌阳气，太阳便有被侵蚀亏损的灾患。近来太史预先奏报四月初一将有日食，臣私下认为，三省的权力过于强盛，君上的命令多被阻止而不能施行，日食的天应，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伏望圣上收回乾刚之权，以端正君臣名分。皇帝降下的旨意，关键在于必须施行；三省提出的人选，可以同意也可以否决，完全由圣上裁断。龚原、王说的任命，应当特别改正。这样，日食的灾异自然消除，太平的基础也可以建立。又 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的道理，只在于端正名分。名分端正，君道就尊崇，不会形成可以凌驾君上的苗头；臣道就卑下，也不会产生逼迫君上的势力。如果失去正道，尊卑次序就会混乱，上下区别就会被破坏，这是不能不谨慎的。如今三省专擅威福的权柄，侵夺君主的权力；皇帝的旨意便阻格不行，三省的拟议却坚持一定要下达。乾刚坤柔的道理没有端正，朝堂上下尊卑的形势没有分明，忠臣义士日夜以此忧虑，奸诈机巧、谄媚巧佞之徒却乘机谋取私利。大臣的权力既然过重，宾客便纷纷聚集到他们门下，围坐在他们的马厩周围却不以为辱，像奴仆一样侍奉他们的子弟却不以为羞，实在可叹。况且龚原升任职秩后调任钱塘，王说转升官阶后调任青州。他们既属于两省从官，事情关系到国家大体，任命下达之日，众人听闻都惊骇，连三尺高的儿童都知道这是错误。如果不改正，那么制造福、施行威的权力就专在臣下，陛下孤立无援，还有谁肯为国家效力呢？伏望圣上查考臣前次奏章，早日赐予施行，以端正上下之分，以平息奔走竞争的风气。又 臣近来曾上奏议论，三省大臣专擅威福，皇帝的旨意和任命便阻格不行，三省的拟议却坚持一定下达；上下名分没有端正，请求收回威福，以确定名分。臣听说近来三省大臣每天肆意施行诡计，只是躲避专权的名声；每当陛下有任命，他们表面上装作奉行，如果不是他们所想要的，便暗中示意属官驳回，向上侵凌君主之道，向下窃取玩弄国家权力，朋比为奸的风气逐渐形成，威福的权柄发生倒置。如果不在早期辨明，正如《易经》所说，刚刚踩到薄霜，坚冰的祸患就会到来。伏望陛下掌握乾刚之威，振奋神明的决断；每发布一道命令，就要畅通无阻地发出，每作出一项任命，就要审慎而后坚决施行。凡有不顾名分、肆意发表横议的人，特别加以贬黜责罚。这样，君主的威严可以树立，朋比之风可以去除，宰执专权的弊端也可以革除。上奏徽宗论盗贼劫发保州仓事 臣私下认为，北方人同我国通好已有一百多年，朝廷没有北顾之忧，边境防备因此松弛。如今辽主新近即位，喜欢用兵、嗜好杀戮，人心还没有归服，国内也没有安定。万一他们发动冲突、侵犯我国边疆，守边大臣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仓促之间难免发生败事。臣听说近来保州军粮仓被盗贼劫掠，盗贼搬运物资越城而出，其中多是两属人户以及草场上遗漏的焚烧草料，积草多达数万，数量不少。虽然没有查出盗贼首领的姓名，臣私下担心是奸细。本州竟然毫无察觉，这样的守倅怎么能够守卫边境？又担心其余州军的守倅也有类似的失职，难以担当事务，都应当罢免，选择勇武有智略的人来替代他们，或许可以在事变未发生前制胜，在祸患尚未显露时消除，这就是天下的福分。伏望圣上特别降下指挥施行。请陛下裁决。上奏徽宗论强盗法第一状

译臣私下认为，祖宗施行仁政，惠及天下十分广泛；刑罚由重改轻的很多，只有强盗之法特别加重，大概是为了禁止奸邪、惠及良民。施行了一百多年，天下安定。近来朝廷修改法令，强盗按赃物数额应当处绞刑的，赃额一律增加一倍；赃物数额已满但没有伤人，以及虽然伤人但情节较轻的，交由皇帝裁决。听说法令施行以后，受害人家认为盗贼有可以活命的机会，并非必死，因此往往不敢告官，旁人也不敢收捕，害怕盗贼回来后另行报复。贼徒因此更加肆无忌惮，聚集成群，适用重法的地区越来越多。臣私下担心，日久之后会逐渐养成大盗，给国家留下祸患。伏乞陛下恢复施行强盗旧法，前面所说新改的条法不再施行，或许可以使良民安居。请陛下裁决。第二状 臣近来上奏，强盗按赃物数额应当处绞刑的，赃额一律增加一倍；赃物数额已满但没有伤人，以及虽然伤人但情节较轻的，交由皇帝裁决。自从上条法令颁下以后，受害人家认为盗贼有活命的机会，并非必死，便不敢告官，旁人也不敢收捕，害怕遭到报复；盗贼因此充斥各地，人民不得安居，请求依照旧条改正。臣听说，朝廷向尚书刑部索取各州军申报的强盗总数，比较上条法令施行以前的数字，发现数目减少，于是认为盗贼已经减少，刑罚可以减轻，便不再施行旧法。这正好与臣前面所论事情的本意相反。凡是有盗贼就上报，刑部的数字自然多；害怕遭到报复，不敢上报，刑部的数字自然少。如今只是不上报、不捕捉罢了，难道真的是盗贼减少了吗？臣恐怕从此盗贼充斥而朝廷反不知道。因此，从官和御史台也曾上奏论列，并不只是臣个人的见解。这件事关系到的利害十分广泛，所以臣再次冒犯天听，伏望圣上广泛询问事实，特别加以删改，或许可以使盗贼知道畏惧，使良民安居。请陛下裁决。上奏徽宗论京师强盗事 臣私下认为，京师是繁盛富庶之地，人口众多，盗贼相当多。前后捕获盗贼后，官府审讯推究，都不仔细追查；赃物只追缴一两部分，窝藏盗贼的人家全都略过不问，已经习以为常，安然不觉得奇怪。盗贼依靠窝家而有容身之处，窝家又依靠赃物获利，所以盗贼越来越猖獗，良民不能安居。臣听说盗贼各有活动地盘，窝家也都有主犯姓名。捕盗人员和审讯官吏往往知道他们的巢穴，只是平时彼此有交往，不肯用心彻底查究罢了。伏望圣上严令在京官府审理盗贼，必须追查赃物并彻底查究窝家，依法判决发遣，或许可以使盗贼衰减平息。请陛下裁决。上奏徽宗论永安县强盗事 臣听说御史中丞赵挺之上奏河南府永安县盗贼之事，现已下令本路调查。臣私下认为，盗贼危害良民，就像稂莠危害禾稼一样。国家严定盗贼之法，加重告发和捕捉盗贼的赏赐，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永安县靠近陵寝，盗贼公然横行，杀人毫无顾忌；州县放纵松弛而不查问，监司忽视而不察看，尸体暴露，沿路喧传。赵挺之上奏后，朝廷虽然已经下令本路调查核实，但监司、州县失职而不纠察，依法本来就应当获罪。调查报告上报时，如果又隐瞒情节、回避事实，不如实上报，那么杀人的强盗就无法捕获，怠慢法令的官吏也无法惩戒，危害日益加重，难道是小事吗？臣请求特别降下明旨，等本路调查到具体案情后，如果与赵挺之所奏不同，就交给御史台和大理寺彻底追究事实，严加处理，或许可以使朝廷法令不致废弛，使死者的冤屈得到伸张。请陛下裁决。上奏徽宗论陕西群盗事 臣私下听说，陕西各路群盗聚众呼啸，起初才一二百人，却没有听说官府派人救护。何况陕西的军民一向十分强悍，擅长战斗；如果不早日加以扑灭，本路遭受灾伤，臣私下担心流离迁徙的人又会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其势必然更加炽盛。去年秋天已经过去，如果余党仍然存在，西戎乘此时机，一定会来作乱。外有寇敌的忧患，内有群盗的扰乱，危害不可小看。又听说群盗多是逃军，大概因为近来筑寨、浅攻时偶然失去主将，士兵害怕获罪，不敢返回军营，所以流散成为盗贼。伏望陛下降旨，特别命令本路监司、安抚司调查上述军中盗贼；如果是并非怯敌、而是没有杀死主将、只是偶然失利的人，特别允许招降；如果情状不可宽恕，就请求严令捕盗官府迅速收捕，早日使局势完全平静。请陛下裁决。上奏徽宗请求停止修建兴德院事 臣听说兴德禅院正在修建。我私下认为，阴阳之书明示吉凶，用来指导百姓行事。出现休祥之兆，就有吉事随之而来；出现灾咎之兆，就有凶事随之而来。古代圣王凡有营造，必定趋向休祥、避开灾咎，舍弃凶方而遵从吉方，因此使天下获得万世长久的安定。本朝治平、熙宁年间，想在英宗皇帝潜邸修建禅院，术士说那里宅基地位于壬方，在国音上有所不利，于是便停止了此事。元祐、绍圣年间也同样如此。何况如今不只是国音不利，还听说与陛下的本命也有相妨，怎么适宜大兴土木、广泛营造呢？阴阳所忌，普通人家尚且要避开，陛下贵为天子，是宗庙、社稷和百姓所托付的人，怎么能忽视而不避呢？伏望圣上慈心明察休祥与灾咎，特意停止兴德禅院的修造，以顺应阴阳之理，作为国家无穷的福祉。请陛下裁断。第一状：奏劾钱遹 臣听说御史中丞丰稷弹劾新任殿中侍御史钱遹，说他曾冒用曾肇的名义替豪强人家撰写墓志，又冒用曾肇的书信，收取豪强人家的润笔钱。臣不敢断定确有此事，也不敢断定没有此事。如今曾肇正任翰林学士，可以查究事实。如果确实没有这件事，也足以替钱遹辨明；如果确有其事，就是明目张胆地欺骗他人、获取财物。何况国家任用御史，最重视的就是不得贪赃。一旦犯了这一条，就会成为终身的牵累。依法律，欺诈取财等同于盗窃。这样一个有盗窃、欺诈行为的人，能够担任天子的耳目之官吗？臣请求乞请圣明旨意，交付有关部门办理。请陛下裁断。第二状

译臣近日上奏新任殿中侍御史钱遹冒用曾肇名义替豪强人家撰写墓志，又冒用曾肇书信收取豪强人家钱财一事。本月初四日，臣亲自承受圣旨，圣上说的是冒用曾肇名义替其父撰写墓志一事。臣私下认为，御史的职责，是把纠察官员的邪曲作为自己的责任；只有忠诚诚实、不欺骗人，才能做到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而不辜负陛下的任用。如今钱遹的父亲去世，侍奉亡父应当如同父亲在世时一样，钱遹却不请曾肇撰写，反而冒用曾肇的名义替父亲撰写墓志，这就是欺骗父亲。又冒用曾肇收受钱财的书信向外传播，这是欺骗亲戚、乡亲和同党。仅从这些行为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替父亲撰写墓志，本来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他尚且要欺诈；将来议论朝廷政事，其中的利害有大于此事的，能保证他不欺诈吗？伏望圣上慈心，特意撤销钱遹的任命，以警戒欺诈妄为之人。请陛下裁断。第三状 臣近日弹劾殿中侍御史钱遹欺诈，请求撤销他的任命，却没有得到允准。臣私下想到，臣明知钱遹欺诈却不说，是臣的罪过；既然明知而上言，且事实确实如此并非诬陷，朝廷就应撤销钱遹的任命，采纳臣的意见。如果认为臣的话不可采用，臣怎么还能继续担任言官呢？况且钱遹如今已经与臣同在御史台，显然难以共事。伏望圣上慈心，特意罢免臣的台职，授予臣一个清闲迟缓的差遣，使臣得以安守愚分。请陛下裁断。奏劾曾布 臣私下认为，正直而不屈挠，才可以承担天下重任；公正而不徇私，然后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如果反其道而行，怎么能符合天下人的瞻望？臣看右仆射曾布，禀性奸邪，心怀凶险。他从前任枢密府官员时，迎合宰臣，提拔任用不当之人，大大制造边患，花费财物如同粪土，轻视人命如同草芥。如今只归罪于章惇，不知曾布所负的职责是什么？玉在匣中毁坏，究竟是谁的过错？陛下怜悯宽容、曲法赦免他，仍然加以擢升，承受天地间无法计量的恩德，臣子按道义应当怎样报答？曾布却不图报效，只一味徇私。自从登上宰相之位，便独自专擅国权，轻视同僚，擅自施加恩惠和威势，提拔亲信故旧，罗列在京官员作为耳目；任用门生，把他们安置在台谏之职，作为心腹。不以人才是否可用为标准，只把爵位赏赐当作徇私工具；亲近的人就提拔，疏远的人就罢退；喜爱的人就留在京师，厌恶的人就命令到外地任职。《尚书》说“疾恶而相亲比德”，《诗经》讥刺不公平，说的不正是曾布吗？曾布既然这样任意行事，他的子弟也大肆招权纳贿，结交宾客，他家门庭像集市一样喧闹。况且旁枝一旦壮大，必然伤害根本；私家一旦兴盛，必然危及公室，这是古人引以为戒的，陛下难道能不考虑吗？另外，曾布在绍圣初年，确实与蔡卞交结，于是上奏请求采用王安石的《日录》来修撰神宗皇帝的国史，导致史官观望风色、篡改事实，多称誉王安石的长处，掩盖神宗皇帝的美德。近来谏官已经论列此事，陛下也已命令审查详议，但经过春冬两季，仍未见施行处理。臣听说曾布想掩盖自己的过错，又想替史官开脱，恐怕外甥女婿叶涛等人也会获罪，所以故意拖延，不肯将结果进呈。他这样专擅，实在使群臣震惊。何况曾布被任用才满一个月，凶威气焰已经熏灼朝廷内外；如果再拖延日久，使其根基盘结牢固，必将给国家留下祸患，那时将怎么办？《易经》以履霜而知坚冰将至，《诗经》以桃虫化为鸱鸟作警戒，都是要在祸患初起时辨察；如今正是时候。伏望圣上慈心，特意依法惩处曾布，以向天下谢罪，作为社稷万世无穷的谋划。请陛下裁断。第二状 臣看右仆射曾布奸邪凶暴、专擅国政，臣已经在前一疏中详尽陈述。退下后思考，曾布擅自调换台谏官这一件事，尤其令人寒心。臣日夜不得安宁，不能不再次冒犯圣听。臣私下认为，御史中丞、谏议大夫，是天子的耳目之官，是朝廷所委托的权力所在，关系最为亲切重要。他们的选任、除授，关系国家政局的轻重。自祖宗以来，每逢差除，执政大臣不得干预，哪里敢擅自决定他们的进退？何况君主，是制定命令的人；臣下，是执行君主命令的人。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名分才会端正；臣下强横而凌驾君上，君主的威严就不能树立。如今曾布所忌恨的人，就调走；曾布所亲近的人，就任用。取舍全由自己决定，不出自圣意，提拔这个、罢退那个，易如反掌。擅自施恩作威，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幸而还有祖庙的威灵和陛下的神圣，能够洞察内情。近来因为有人进言，陛下立即改了任命，但曾布仍然安然主持国政，对人毫不惭愧，得意洋洋、若无其事，竟不曾引咎自责吗？他不仅不足以作为百官的表率、成为四方的典范，反而已经显露出凶悍之心和跋扈的苗头。今天不在开始时谋划遏制，日后就难以控制其结局。国家安危的根基，实在就在这次举措。伏望圣上慈心果断施行，特意治曾布的罪，以警戒在位官员，这是天下的幸事。请陛下裁断。第三状 臣私下认为，朝廷之上，万般政务，主持施行的人在于宰相。如果有失当之处，台谏官可以论列。假如容许宰相选用自己的亲近之人，把他们遍布在言职上，暗中互相依附呼应，那么忠直正论就会被堵塞，蒙蔽上听的风气就会形成。臣看右仆射曾布近来荐举门生王觌为御史中丞、贾易为右谏议大夫、张廷坚为右正言。张廷坚已经被罢去，但王觌、贾易仍掌握着言路的重权。如果他们暗中结纳，放纵形成朋党，陛下孤立无援，还能有谁来帮助？如果政事不公，又有谁敢议论？另外，修撰国史时，宰相是史院的长官，必须与史官相见。如果彼此交通，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何况台谏官不得与执政官相见，这是明文规定，是祖宗之法，怎么可以不遵守？伏望圣上慈心，特赐施行。请陛下裁断。第四状 臣看曾布自从登上宰相之位，首先罢免丰稷的御史中丞，引用门生王觌代替，终于导致有人进言而冒犯圣听。如今虽然改了任命，又升为翰林学士。采纳士大夫的议论，众人都说不适宜。大家认为，丰稷是陛下任用的人，在职数月，多次提出忠言正论；他入内奏告，曾布就忌恨他，于是改任权工部尚书。王觌是曾布所引用的人，在职十多天，没有听说有任何报效。如今因为有人进言，却下达了内相的任命。这样除授，岂不是陛下所任用的人恩数反而薄，曾布所引用的人恩数反而更加优厚吗？爵位，是天下的公器；君主掌握爵赏的权柄。厚薄颠倒到这种地步，凭什么使人心满意服？伏望圣上慈心，追改王觌的任命，另行授予官职，以符合朝廷的期望。请陛下裁断。第五状

译臣近日论列，王觌任御史中丞才刚满十天，就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兼侍讲；曾肇按旧例应当出补外郡，却没有得到施行。臣私下认为，宰相总理万般政务，掌握施加恩威的权柄，地位尊崇，权力重大。如果任用自己的至亲和亲善之人，把他们安置在要害位置，彼此内外呼应，势力就会不断强盛，最终必至于凌驾君上。所以圣人作《易经》，在坤卦初爻说“履霜”，上爻说“龙战”，正是为了防微杜渐，给万世留下警戒。如今王觌是右仆射曾布所亲善的人，虽被罢去御史中丞，仍居翰林院；曾肇是曾布的至亲，虽被罢去翰林学士，仍在经筵侍读。名义上是改任，实际上仍是极其重要而接近君主的职位。何况王觌任中司不久，不应有这样的升迁。曾肇出补外郡，自有旧例；如果不施行，怎么能算妥当？另外，王觌等人认为任命不当，已经分别具疏辞免。如果按照他们的请求，特赐诏书准许，不仅可以彰显陛下优厚特殊的恩典，也足以削弱宰臣结党营私的势力，可谓一举两得，十分符合大公之道。伏望圣上慈心，查考臣前次奏疏，早日赐下指示。请陛下裁断。第六状 臣看右仆射曾布近来充任钦圣宪肃皇后、钦慈皇后山园陵使，返回后，引荐的属官蒙等已经分别得到除授。臣私下认为，自祖宗以来，山园陵使引荐属官，虽然有旧例可以推恩，但从未有贤者和不肖者同时如此众多地升任官职，臣实在不知道有这样的先例。何况如今祔庙才刚满十天，一天之内任命全部下达，舆论喧腾，都认为陛下过去每逢三省提出特别差除，有时还会受到阻挠而不能施行；如今曾布所荐之人，三省除授却如此迅速，这岂不是宰相的权力超过陛下了吗？如果从被荐人员的才能资历说，其中确有可以升擢的人；然而如果不是出于圣上亲自选择，恩宠却独归于权臣门下，就会使奔走竞争之徒更加奉承依附，这不可不考虑。另外，钦圣皇后的虞主事务有遗忘之处，御史台正在推问治罪；山园陵使司的属官既然分别主管相关事务，其中恐怕有所牵涉，等御史台狱案审结后再推赏，也不算晚。伏望圣上慈心特赐指示，所有新近的任命暂且停止，等御史台审结案件后，查考旧例，类比施行，这样才大致符合公议。请陛下裁断。第七状 臣私下认为，避亲的法令载于甲令，凡有官守的人都必须遵守，更何况贵近之臣呢？如今曾布、曾肇是亲兄弟。曾布任右仆射，曾肇任翰林学士，却不实行回避，怎么能算妥当？宰相承担天下重任，掌握施加威福的权柄，负责施行命令；翰林学士地位亲近，所处之地接近君主，朝廷命令都从这里起草。如果命令不合规度，按理应当执奏议论。顾念亲属而不议论，就会伤害私亲之恩；因为是亲属而不发言，就会损害公共议论。祖宗设立避亲之法，正是因为这个道理。陛下如今正处于保持盈满、守成不失的时候，应当遵守此法，不要有所损失，以此奠定太平基业，作为社稷无疆的福祉。伏望圣上慈心，特令二人回避，以遵守祖宗之法。请陛下裁断。第八状 臣看曾布掌握宰相权柄主持国政，他的弟弟曾肇又居于翰林院，确有亲属嫌疑，按法应当回避。近来因有人进言，曾肇已经被罢去翰林学士之职，却仍在经筵侍读，并兼修国史。士大夫的议论也没有得到允准。比如富弼、韩绛任宰相时，富弼的女婿冯京、韩绛的弟弟韩维，都因亲属关系而主动避嫌，分别出补外郡，这是祖宗旧例，也是朝廷近来的先例。今天正应当遵守，不能废弃。而曾肇仍居要职，每日侍奉圣上，怎么能算妥当？伏望圣上慈心，特令曾肇出补外郡，以保存旧典，区别嫌疑，臣将不胜庆幸。请陛下裁断。第九状 臣私下认为，宰执大臣一有举动，就是百官的表率、四方的准则；施行法令必须从他们开始，这样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如果不奉行法令，怎么能逃脱天下人的议论呢？臣看右仆射曾布援用恩例提出请求【下文缺失】。况且元符令已经规定不许陈乞。吏部明知这件事不应当办理，却畏惧曾布的权势，擅自援引绍圣敕条，又援引元丰年间吕希述的先例，请求朝廷下达指示。何况元符所立法令在绍圣之后，前一时期的敕令自然已经改易，不应再施行；吕希述又只是主管仪鸾司，并非掌管刑狱事务，怎么可以拿来作为先例？吏部既然徇私枉法，三省又随声附和，不敢追究，相互内外援助，完全按照曾布的请求办理。朝廷之上法度不守、纲纪不正，却想治理天下，怎么可能办得到？伏望圣上慈心，特赐改正施行，以保存法令的遵守，清理刑狱，显示大公之道，臣将不胜庆幸。请陛下裁断。奏劾邓洵武 臣听说秘书少监邓洵武被任命为同修正史，舆论认为不妥。臣私下认为，君王的话像蚕丝，发布出来就像绶带；君王的话像绶带，发布出来就像粗绳，意思是命令一经发出便不可反复。邓洵武前些日子被留在史院，朝廷认为不合适，于是已经停止办理。如今又有这样的差除，众议纷纷，认为命令这样反复，今后凭什么明确是非、区别贤愚并取信天下？况且邓洵武的父亲邓绾从前任御史中丞，专门侍奉奸佞、求媚大臣，替王安石请求赐第，又荐举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及其女婿蔡卞担任馆职。神宗皇帝看清了其中内情，亲自批下圣语，说他“用心很是邪僻，禀性奸邪反复，议论政事、推荐人才不守本分”。如今邓洵武修史，难道能公正用心、秉笔直书，发扬神宗皇帝的盛德，同时不掩盖他父亲的罪恶吗？此外，邓洵武学问荒疏荒唐，这是众所周知的。前些日子蔡卞为了报答邓绾的私恩，又想夸饰岳父王安石的美德，所以把邓洵武安置在史院，准备充任检讨，士大夫无不指着嘲笑。如今命令他同修正史，更加不合适。伏望圣上从内心作出决断，特意停止这项任命，以符合公议。又

译臣近日弹劾奏报秘书少监邓洵武不宜同修神宗皇帝正史，却没有得到施行，不能不再次冒犯圣听。臣私下认为，史官秉笔直书，关系到万世取信；自祖宗以来，对此尤其慎重。咸平初年修撰太宗皇帝《实录》，钱若水主持其事，荐举起居舍人李宗谔等数人充任史官。真宗皇帝指着李宗谔说：“太平兴国以后，所有事情都是昉在中书任职时亲自经历的。史册本来凭借直笔，如果儿子替父亲隐瞒，今后凭什么取信于后代呢？”因此没有任用李宗谔，其余人都准许了。况且李宗谔的文学才名当时显著，议论坚定正直，朝廷也信任他。真宗皇帝在这种情况下尚且不授他史官之职，而邓洵武才能平庸，文辞笔力鄙陋，更不能相比。李宗谔的情况如此，昉又是当时的名相，并不像邓绾那样奸佞。邓绾从任御史知杂直到御史中丞，前后六七年，所议论的事情不少，其中邪僻偏曲的居多。邓洵武难道不会替父亲隐瞒吗？这样怎么能取信于天下和后世？前些日子既已罢免他，今天却又有这项差除，除了公议确实认为不妥之外，还能说明什么？伏望圣上以国史为重，特意追还并停止这项任命，不要让小臣得以实现私心。第一状：弹劾蔡京 臣看蔡京奸邪凶险，暗中加害善良之人，和群小互通声气，沟通宫内宫外。臣僚的章疏多次上奏，朝廷已经罢免蔡京翰林承旨之职。舆论认为蔡京的罪过很多，而结交皇帝近侍的罪行最大，怎么可以赦免？如今却仍宠幸他，授予端明殿学士之职，把帅府的权力交给他，显然是刑罚失当，所以必须弹劾奏报。谨按，蔡京任翰林学士承旨，身为从官，周旋于经筵，日日侍奉圣上，可以说是尊贵之臣了。然而他却卑躬屈节，亲近宦官，有时用财物相互结交，有时以书信往来，玷辱士大夫，为清议所鄙弃。蔡京得意洋洋，面有自满之色。推究他的用心，难道只是偶然吗？他实在是想让宦官窥伺陛下的起居，泄露宫禁中的事情，又让宦官替自己周旋掩护。此前他与章惇、蔡卞互相勾结作恶，虚假称誉他们的美德，以求侥幸得到进用。陛下既然已经看清内情，议定的罪罚却如此轻，怎么足以使天下公议满意？况且宫禁之中，自古以来对泄漏宫中消息的法禁都极其严密，是为了防止奸人窥伺，忧虑祸患在意外之处发生。如今蔡京与宦官交结到这种地步，宫禁中的事情必然没有不知道的；如果有人怀有奸谋，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应当预先考虑祸患并加以防范，这是古人所警戒的。伏望圣上慈心察明蔡京的罪行，重加贬黜，以警戒官员中的邪曲之人，肃清宫禁，作为国家社稷的福祉，臣将不胜庆幸。第二状 臣看新任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蔡京凶邪肆虐、残害他人，罪状已经著闻，朝廷内外互相勾结，行迹可以查验。弹劾他的奏章多次上达，天鉴难以逃避，本应鸣鼓公开声讨，彰明这个大奸臣已经被辨识。陛下特别优待禁从之臣，却只加以责骂，给他端明殿学士的荣耀，又把帅府的重大权力交给他。诏命刚下，舆论尤其喧嚣，都说奸恶之人免于诛罚，既然有典刑，究竟还依靠什么？臣听到这些议论，曾经具疏弹劾；如今已经过了十多天，仍未见公开责罚。又听说蔡京仍然心怀傲慢，不体察陛下的恩意，轻慢君命而不肯到任，请求祠禄官职，却仍安然自若。他肆意施行忿恨嫉妒之事，愚弄朝廷；这样的人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忍？伏望圣上慈心，查考臣僚前后的章疏，交付有关部门重加贬黜责罚，以符合朝廷的期望。第三状 臣认为哲宗皇帝仁爱百姓、爱惜万物，出于天性。绍圣以来，他垂拱而治，仰赖臣下成就政事，把责任交给宰执。当时蔡卞降授中大夫，任少府监，分司南京；蔡卞在政府中尸位，暗中肆行奸谋。他入朝奏对，专门谋求残忍杀害；奸计一旦施行，凶焰日益炽盛。他私自操弄赏罚，报答私恩，报复私仇。有人称誉他岳父王安石的美德，他就竭力主张，把那人安置在显要职位；有人议论王安石的短处，他就指为诽谤宗庙，置于重罪。他所提拔任用的人，如果不是妻族中的小人，就是门下的奸吏。这些人一唱一和，彼此倚仗以壮大声势，制造事端，屡屡造成冤狱。他审查申诉案件、编排章疏，专门搜寻污点和过失，中伤士大夫；罪罚或轻或重，全由自己的意愿决定，有的投置远方，有的陷入偏远困苦之地。毒害流布天下，实在令人不忍听闻。事情虽然主要由章惇主持，蔡卞实际上是始作俑者。当时人把他称作“笑面夜叉”，这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陛下即位承继大统后，辨别忠奸，看清奸凶，首先将其弃置驱逐。近来虽然已经责降，仍未能使人心满意。大家都说蔡卞的罪恶实际上与章惇相等。把他闲置并投逐荒远之地，尚且算是宽大的典刑。如今他仍然分司任职，继续居于善地，凭什么惩治奸臣？伏望圣上慈心重加窜逐责罚，以向天下谢罪。《谠论集》第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 《谠论集》第四卷 （宋）陈次升撰 第一状：奏劾吕希哲 臣近日弹劾奏报新任秘书少监吕希哲，是宰臣韩忠彦的亲属，刚刚脱离贬谪名籍，升任过于急峻，却没有得到施行。臣私下认为，兰台、秘省，是用来接待天下儒士的地方，担任副职的人选并不容易确定。每有除授，必定要有足够的学问和资历，能够充当这一职位，之后才不会有人非议。如今吕希哲只是平庸常材，文学没有可取之处，靠荫补入仕。元祐年间，吕大防与他的父亲吕公著关系非常亲厚，吕大防主持国政时，便引荐吕希哲安置在经筵，提拔为省郎。当时清议并不赞同。后来吕希哲因罪被斥退，依靠大赦才刚刚得到起复，任郡守没有多久。如今又有这样的差除，为什么？如果从人才和资历来说，显然不合适；如果从他是宰臣亲属来说，难道符合完全大公的原则吗？爵禄是君主掌握的权柄，宰臣如果能够把它用来偏私亲属，人心怎么能满意服从？众多士人又凭什么受到激励？伏望圣上慈心，特赐改正施行。请陛下裁断。第二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