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畧直解卷下
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
舍近而图谋其远者，则劳而无功，如秦越韩魏而攻齐是也。舍远而图谋其近者，则佚而有终，如范雎说秦“远交而近攻”是也。佚政则国多忠荩之臣，劳政则下多怨怼之民。
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故曰：务广求土地者，必荒而不能治；务广施德惠者，必强而无敌。能有自己之当有者，则国安；贪人之有而强取之者，则国残。如东胡贪冒顿千里马、阏氏，智伯贪赵氏臯狼之地，皆为所灭，是也。残灭之政，使子孙累世受患。造作过其制度，虽成而后必败。如秦造阿房，过制，二世而亡，是也。《素书》引「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二句，以足第五章之义。
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
舍己之身以教人者，其事逆；正己之身以化人者，其理顺。逆者乃乱之招，顺者乃治之要。正己化人，即董子所谓「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之义。己身不正而欲化民，其可得乎？《素书》引此二句于末章，而増「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四句，以广其义耳。
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亲；义者，人之所宜；礼者，人之所体。不可无一焉。
道德仁义礼五者，原于天而具于心，其体则一也。然大用之流行，则各有异耳。道者，事物当然之理，人之所践行者也。德者，行道而有所得也。仁者，爱之理，亲亲、仁民、爱物，皆人之所亲，但有厚薄之不同也。义者，处物而得其宜也。礼者，节文度数，人之所体而行之也。五者不可无一焉。然仁义礼智，德也。道散之万事，德备于一心。分而言之，各有体有用；统而论之，其原皆出于天，而体则归于一也。素书引此一节，而推广其意以成文耳。
故夙兴夜寐，礼之制也。讨贼报讐，义之决也。恻隠之心，仁之发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故早兴夜寐，不失其节，皆礼之制也。讨贼虐之人，报君父之讐，皆义之决也。恻怛隠痛之心，仁之发见者也。既有得于己，又有得于人，乃德之路也。得己者，得之于心也。得人者，得人心之归也。使人均平如一，而不失其所，乃道之化也。道之化，谓政敎化人之道也。此亦以其大用之流行者言之，若论其体，则微妙而难见耳。
出君下臣名曰命，施于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出于君，下于臣，名曰命；施之于竹帛，名曰命；百官奉而行之，布于四海，名曰政。
夫命失，则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不立；政不立，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邪臣胜，则主威伤。
命王言也。王言有所失，则施于竹帛之令亦不能行。令既不行，则百官奉行之政亦不能立。政既不立，则三纲五常之道亦不能通。道既不通，则邪臣由是而胜。邪臣既胜，则人主威权亦伤矣。
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功。尚人而下，尽力。
千里迎贤，其路甚远；招致不肖之人，其路甚近。言贤者难求，而不肖易致也。是以明君舍不肖之在近，而迎贤者于千里之远，故能全功。尚人而在下者，务尽其力。
废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善者得其祐，恶者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至。
废一善而退之，则众善皆衰；赏一恶而进之，则众恶皆归。若善者得其为善之福，恶者受其为恶之诛，则国家安宁，而众善皆至。
众疑无定，国众惑无治，民疑定，惑还，国乃可安。
众人皆疑，则无安定之国；众人皆惑，则无平治之民。众疑皆定，众惑皆回，国家乃可安也。
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防民，则令行而无怨。
一令既逆，则百令皆失；一恶既施，则百恶遂结。故国家之善令，施于顺服之民；恶令，施于防顽之民。则君令行而下无所怨。善令如饮射、读法之类；恶令如鞭朴、械系之类。
译舍弃近处而图谋远方，就会劳苦而毫无功效；舍弃远方而图谋近处，就会安逸而善始善终。安逸的政治多忠诚的臣子，劳苦的政治多怨恨的百姓。
舍弃近处而图谋远方，就会劳苦而毫无功效，比如秦国越过韩国、魏国去攻打齐国就是如此。舍弃远方而图谋近处，就会安逸而善始善终，比如范雎游说秦国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就是如此。安逸的政治，国家就多忠诚尽力的臣子；劳苦的政治，百姓就多怨恨不满。
所以说：致力于扩张土地的国家会荒废，致力于广施德惠的国家会强大。能安守自己所有国家的会安定，贪图他人所有国家的会残暴。残暴毁灭的政治，会使子孙后代世代遭受祸患。营造建造超过制度的工程，即使建成也必定失败。所以说：致力于扩张土地的人，必定荒废而不能治理；致力于广施德惠的人，必定强大而无敌。能安守自己应当拥有的，国家就安定；贪图他人所有而强行夺取的，国家就残破。比如东胡贪图冒顿的千里马和阏氏，智伯贪图赵氏的皋狼之地，都被对方所灭，就是如此。残暴毁灭的政治，使子孙后代世代遭受祸患。营造建造超过制度的工程，即使建成后来也必定失败。比如秦国建造阿房宫，超过了制度，二世就灭亡了，就是如此。《素书》引用“能安守自己所有国家的会安定，贪图他人所有国家的会残暴”这两句话，来补足第五章的含义。
舍弃自身修养而去教导别人，是违背常理的；端正自身而去感化别人，是顺应常理的。违背常理的，是动乱的招致；顺应常理的，是治理的关键。
舍弃自身修养而去教导别人，事情就违背常理；端正自身修养而去感化别人，事情就顺应常理。违背常理的是动乱的招致，顺应常理的是治理的关键。端正自身感化别人，就是董仲舒所说的“端正自身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的含义。自身不端正却想要感化百姓，怎么可能做到呢？《素书》在末章引用这两句话，并增加“违背常理的难以顺从，顺应常理的容易实行；难以顺从就会动乱，容易实行就会治理”四句话，来扩展其含义罢了。
道、德、仁、义、礼这五者是一个整体。道，是人所践行的；德，是人所获得的；仁，是人所亲近的；义，是人所适宜的；礼，是人所体现的。这五者缺一不可。
道、德、仁、义、礼这五者，源于上天而具备于人心，它们的本体是统一的。然而它们大用的流行，则各有不同。道，是事物应当如此的道理，是人所践行的。德，是践行道而有所获得的。仁，是爱的道理，亲近亲人、仁爱百姓、爱护万物，都是人所亲近的，只是有厚薄的不同。义，是处理事物而得其适宜的。礼，是节制文饰的度数，是人所体现并践行的。这五者缺一不可。然而仁、义、礼、智，都属于德。道散在于万事，德完备于一心。分开来说，各有本体和作用；统合来说，它们的本源都出自上天，而本体都归于一。《素书》引用这一节，并推广其意思来形成文章罢了。
所以早起晚睡，是礼的制度。讨伐贼寇、报仇雪恨，是义的决断。恻隐之心，是仁的发端。自己有所得、别人也有所得，是德的途径。使人们均平，不失去他们的本分，是道的教化。
所以早起晚睡，不失去节度，都是礼的制度。讨伐暴虐的贼寇，报答君父的仇恨，都是义的决断。恻隐痛惜之心，是仁的发端。自己有所得，别人也有所得，才是德的途径。自己有所得，是指内心有所得；别人有所得，是指得到人心的归附。使人们均平如一，而不失去他们的本分，才是道的教化。道的教化，是指政治教化百姓的道理。这也是从它们大用的流行来说的，如果论它们的本体，则微妙而难以看见。
出自君主、下达给臣下的叫做命，颁布在竹帛上的叫做令，奉行执行的叫做政。出自君主，下达给臣下，叫做命；颁布在竹帛上，叫做令；百官奉行执行，遍布四海，叫做政。
如果命有失误，那么令就不能实行；令不能实行，那么政就不能确立；政不能确立，那么道就不能通达；道不能通达，那么邪臣就会得势；邪臣得势，那么君主的威严就会受损。
命是君王的言语。君王的言语有失误，那么颁布在竹帛上的令也不能实行。令既然不能实行，那么百官奉行的政也不能确立。政既然不能确立，那么三纲五常的道也不能通达。道既然不能通达，那么邪臣就因此得势。邪臣既然得势，那么人主的威权也就受损了。
千里之外迎接贤才，路途遥远；招致不肖之人，路途很近。因此英明的君主舍弃近处的不肖之人而选取远方的贤才，所以能成就大功。崇尚贤人而在下位的人，务必竭尽全力。
千里之外迎接贤才，路途非常遥远；招致不肖之人，路途非常近。意思是贤才难求，而不肖之人容易招致。因此英明的君主舍弃近在咫尺的不肖之人，而到千里之外迎接贤才，所以能成就大功。崇尚贤人而在下位的人，务必竭尽全力。
废弃一个善人，那么众善就会衰败；奖赏一个恶人，那么众恶就会归附。善人得到他们的福佑，恶人受到他们的诛罚。那么国家就安宁，而众善就会到来。
废弃一个善人而贬退他，那么众善都会衰败；奖赏一个恶人而提拔他，那么众恶都会归附。如果善人得到行善的福佑，恶人受到作恶的诛罚，那么国家就安宁，而众善都会到来。
众人怀疑就没有安定，国家众人迷惑就没有治理，百姓怀疑安定，迷惑消除，国家才可以安宁。
众人都有怀疑，就没有安定的国家；众人都有迷惑，就没有太平的百姓。众人的怀疑都安定，众人的迷惑都消除，国家才可以安宁。
一道命令违背常理，那么百道命令都会失误；施加一个恶政，那么百种恶行就会结怨。所以善政施加于顺服的百姓，恶政施加于防范的百姓，那么命令就能实行而没有怨恨。
一道命令既然违背常理，那么百道命令都会失误；一个恶政既然施加，那么百种恶行就会结怨。所以国家的善政，施加于顺服的百姓；恶政，施加于防范顽劣的百姓。那么君主的命令就能实行而下面没有怨恨。善政如饮酒射礼、宣读法律之类；恶政如鞭打、拘禁之类。
使怨治怨，是谓逆天；使讐治讐，其祸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则民得其所，而天下宁。
使怨者治怨，人是谓逆天之理。使讐者治讐人，其祸遂不可救。如秦二世使赵髙治李斯之狱，是也。治民要使之平均。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诗》云：「赫赫师尹，不平谓何？」故治民必欲使之平均也。致民之均平，当清其心，而无纎毫私欲之染，则民得其所，而天下安宁。
犯上者尊，贪鄙者富，虽有圣主，不能致其治。
干犯在上者，反尊之以爵；贪残卑鄙者，反富之以禄。虽有圣主在上，不能致天下之治。
犯上者诛，贪鄙者拘，则化行而众恶消。
干犯在上者，以刑诛之；贪残卑鄙者，以法拘之。则敎化行，而众恶皆消矣。
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士之志行清白者，不可以爵禄得，如齐之鲁仲连、汉之严光、周党是也。士之有节义者，不可以威刑胁，如乐毅之于王蠋、白公之于宜僚是也。
故明君求贤，必观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节义之士，修其道。然后士可致，而名可保。
故明君征求贤士，必观视其所以致之之术。欲致清白之士，当修其礼；欲致节义之士，当修其道。然后贤士可致之来，而名可保于成也。
夫圣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知去就之节。
夫圣人君子，明乎盛衰之源，通乎成败之端，审乎治乱之机，知乎去就之节。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君子，才德出众之称。源，如水之源，国家将盛将衰，必有本源。端者，端倪也，国家将成将败，必有端倪之先见者也。机者，国家将治将乱，必有发动之机。节，限量也，士之去就，必有节，不可妄为之也。四者，惟圣人君子能明之、通之、审之、知之，所谓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者是也。曰源，曰端，曰机，非至诚前知，其孰能之？《素书》引此语，更为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理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其义深矣。
虽穷不处亡国之位，虽贫不食乱邦之粟。
虽穷困不处亡国之爵位，虽贫乏不食乱国之谷禄即孔子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者也。
潜名抱道者，时至而动，则极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则建殊絶之功。故其道髙而名▯于后世。
潜名者，不沽名者也。潜名抱道之士，时至而动，则能极人臣之位；君之德与己相合，则能成絶代之功。故其道隆髙，而名誉称▯于后世。如伊尹、傅说，躬耕版筑，潜名抱道，及遇成汤、髙宗，德与己合，功成名遂，后世无比。《素书》引此语，改为“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絶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也。是以其道足髙，而名▯于后世，此盖有益于功名矣。
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
圣王之用兵，非喜而好之也，将以诛暴君，讨乱臣也。
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坠其克必矣。
夫以义而诛不义，若决长江大河之水，而灌溉爝火；临不测之渊，而挤欲坠之人，其克必矣。
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
圣王所以优游恬淡，不肯刚勇而进者，重伤害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专主杀伐。天道好生，故恶之。圣人不得已而用兵，是亦天道也。天道春生，夏长，物盛而极，故秋冬严霜凛雪，亦用收敛杀伐之耳。
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惧，而不敢失道。
夫人在道中，若鱼在水中。鱼得水而能生，失水而必死。喻人不可无道。有道则存，无道则亡。故君子常常戒惧，而不敢失道。此即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之义。
豪杰秉职，国威乃弱；杀生在豪杰，国势乃竭。豪杰低首，国乃可久；杀生在君，国乃可安。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
豪杰之人，秉持百官之职，国之威势乃衰弱而不振矣。杀生之权在豪杰，国之威势乃穷竭矣。如鲁三家、晋六卿之类，豪杰低首而不敢专权，将势顺而国可长乆。杀生之权在人君，国家乃可安宁。士、农、工、贾，谓之四民。四民之用空虚，国家之储亦竭矣。四民之用丰足，国家乃安而且乐矣。
译让怨恨的人去治理怨恨，这就叫做违背天理；让仇敌去治理仇敌，其灾祸便无法挽救。治理百姓使之公平，达到公平依靠清明，那么百姓就能各得其所，天下也就安宁了。
让怨恨的人去治理怨恨，这是违背天理的。让仇敌去治理仇敌，灾祸就不可挽救。就像秦二世让赵高审理李斯的案件，就是这样的例子。治理百姓要使他们公平。孔子说：“不担心财富少，而担心分配不均。”《诗经》说：“显赫的太师尹氏，不公平该怎么办？”所以治理百姓一定要使他们公平。要使百姓公平，应当使内心清明，没有丝毫私欲的沾染，那么百姓就能各得其所，天下也就安宁了。
干犯上级的人反而被尊崇，贪婪卑鄙的人反而被富贵，即使有圣明的君主，也不能实现天下大治。
干犯上级的人，反而授予他们爵位；贪婪卑鄙的人，反而给予他们俸禄。即使有圣明的君主在上，也不能实现天下大治。
干犯上级的人被诛杀，贪婪卑鄙的人被拘禁，那么教化就能推行，各种恶行就会消失。
干犯上级的人，用刑罚诛杀他们；贪婪卑鄙的人，用法律拘禁他们。那么教化就能推行，各种恶行就都消失了。
清白的士人，不能用爵位俸禄来招致；有节操义气的士人，不能用威势刑罚来胁迫。志向行为清白的士人，不能用爵位俸禄来招致，比如齐国的鲁仲连、汉代的严光、周党就是这样的。有节操义气的士人，不能用威势刑罚来胁迫，比如乐毅对待王蠋、白公对待宜僚就是这样的。
所以英明的君主寻求贤才，一定要观察用什么方法才能招致他们。招致清白的士人，要修明礼制；招致有节操义气的士人，要修明道义。然后贤士才能被招致，名声才能保全。
所以英明的君主征求贤士，一定要观察用什么方法才能招致他们。想要招致清白的士人，应当修明礼制；想要招致有节操义气的士人，应当修明道义。然后贤士才能被招致而来，名声才能保全成功。
圣人和君子，通晓盛衰的根源，通达成败的端倪，审察治乱的关键，知道去留的节度。
圣人和君子，通晓盛衰的根源，通达成败的端倪，审察治乱的关键，知道去留的节度。圣人，是神明莫测的称号；君子，是才德出众的称呼。源，像水的源头，国家将要兴盛或衰败，一定有本源。端，是端倪，国家将要成功或失败，一定有先见的端倪。机，是关键，国家将要安定或混乱，一定有发动的关键。节，是限度，士人的去留，一定有节度，不可以妄为。这四点，只有圣人和君子能够通晓、通达、审察、知道，这就是所谓至诚之道可以预知未来的道理。说源、说端、说机，如果不是至诚预知，谁能做到呢？《素书》引用这段话，更加阐明贤人君子通晓盛衰的道理，通达成败的规律，审察治乱的形势，通达成败去留的道理，其意义深远。
即使穷困也不处在亡国的爵位上，即使贫乏也不吃乱国的俸禄。
即使穷困也不处在亡国的爵位上，即使贫乏也不吃乱国的俸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危险的国家不进入，混乱的国家不居住”。
隐藏名声、怀抱道义的人，时机到了就行动，就能达到人臣的最高职位；君主的德行与自己相合，就能建立绝世的功业。所以他们的道义崇高，名声在后世传扬。
隐藏名声，是不沽名钓誉的人。隐藏名声、怀抱道义的士人，时机到了就行动，就能达到人臣的最高职位；君主的德行与自己相合，就能成就绝世的功业。所以他们的道义崇高，名声在后世传扬。比如伊尹、傅说，亲自耕田筑墙，隐藏名声、怀抱道义，等到遇到成汤、高宗，君主的德行与自己相合，功成名就，后世无人能比。《素书》引用这段话，改为“潜居抱道，以待其时”。如果时机到了就行动，就能达到人臣的最高职位；得到机会就行动，就能成就绝世的功业。如果遇不到时机，终身隐居罢了。因此他们的道义足以崇高，名声在后世传扬，这大概对功名有益。
圣王使用武力，不是喜欢它，而是用来诛杀暴君、讨伐乱臣。
圣王使用武力，不是喜欢它，而是用来诛杀暴君，讨伐乱臣。
用正义去诛杀不义，就像决开江河之水去浇灌小火；面对深不可测的深渊，把想要坠落的人推下去，必定能够战胜。
用正义去诛杀不义，就像决开长江大河之水，去浇灌小火；面对深不可测的深渊，把想要坠落的人推下去，必定能够战胜。
圣王之所以悠闲恬淡而不进取，是因为重视伤害百姓。武力是不祥的器物，天道厌恶它。不得已而使用它，这也是天道。
圣王之所以悠闲恬淡，不肯刚勇进取，是因为重视伤害百姓。武力是不祥的器物，专主杀伐。天道好生，所以厌恶它。圣人不得已而使用武力，这也是天道。天道春天生长，夏天成长，万物旺盛而达到极点，所以秋冬严霜凛雪，也是使用收敛杀伐罢了。
人在道中，就像鱼在水中，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所以君子常常戒惧，不敢失去道。
人在道中，就像鱼在水中。鱼得水就能生存，失水就必定死亡。比喻人不可以没有道。有道就存在，无道就灭亡。所以君子常常戒惧，不敢失去道。这就是《中庸》所说的：道，不可以片刻离开。君子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也要谨慎，在没人听到的地方也要恐惧。
豪杰掌握职权，国家的威势就衰弱；生杀大权在豪杰手中，国家的势力就枯竭。豪杰低头顺从，国家才能长久；生杀大权在君主手中，国家才能安宁。四民财力空虚，国家就没有储备；四民财力充足，国家才能安乐。
豪杰之人，掌握百官的职权，国家的威势就衰弱不振。生杀大权在豪杰手中，国家的威势就枯竭。比如鲁国的三家、晋国的六卿之类，豪杰低头顺从而不敢专权，将帅势力顺从，国家就能长久。生杀大权在君主手中，国家才能安宁。士、农、工、商，叫做四民。四民的财力空虚，国家的储备也就枯竭了。四民的财力充足，国家才能安乐。
贤臣内，则邪臣外；邪臣内，则贤臣毙。内外失宜，祸乱传世。
自古贤臣在内，则邪臣皆屏之于外；邪臣在内，则贤臣摈挤，胥致于死地。如宋哲宗元祐间，用贤臣司马光、范纯仁、吕大防等，则邪臣章惇、安惇、蒲宗孟、王中正等，屏之于外。绍圣间，用邪臣杨畏、曽布、蔡卞、吕恵卿、张商英等，则谪贬正臣范纯仁以下三十余人，并追贬司马光等一十余人，窜吕大防、刘挚、苏轼，皆致之死地。而欲尽挤元祐诸贤，内外之职失宜，则祸乱传世，岂有安宁乎？此宋所以酿成靖康之乱，而金人之祸无已也。
大臣疑主，众奸集聚，臣当君尊，上下乃昏，君当臣处，上下失序。
大臣有疑主之心，则众奸皆集聚矣。大臣当君之尊，则上下皆昏昧矣。人君当臣之处，则上下失序矣。臣当尊，是下侵上权也；君当臣处，是上行下职也。
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故君子急于进贤，而美名彰焉。伤害贤者，殃祸及于三世；防蔽贤者，自身受其患害；嫉妬贤者，其名誉不能保全；荐进贤者，福泽流于子孙。伤贤如▯恭、石显之杀萧望之，武三思之杀五王，侯览之杀陈蕃、李膺；蔽贤如臧文仲之下展禽；嫉贤如厐防之刖孙膑；进贤如宋三司使李士衡保任才吏数百，力荐吕文靖公、陈文惠公、张邓公，后皆至宰相，是也。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泽去一利，万政乃不乱。
利一人，而害百人，则民去城郭而不守矣。利一人，而害万人，则国中思欲散乱矣。去一人，而利百人，则人人思慕恩泽矣。去一人，而利万人，国政不致于危乱矣。
三畧直解卷下
译贤臣在朝内，奸邪之臣就在朝外；奸邪之臣在朝内，贤臣就会死。内外用人不当，祸乱就会流传后世。
自古以来，贤臣在朝内，奸邪之臣都被排斥在朝外；奸邪之臣在朝内，贤臣就被排挤，全都陷入死地。比如宋哲宗元祐年间，任用贤臣司马光、范纯仁、吕大防等人，那么奸邪之臣章惇、安惇、蒲宗孟、王中正等人，就被排斥在朝外。绍圣年间，任用奸邪之臣杨畏、曾布、蔡卞、吕惠卿、张商英等人，那么被贬谪的正直大臣范纯仁以下三十多人，连同追贬司马光等十多人，流放吕大防、刘挚、苏轼，都使他们陷入死地。想要完全排挤元祐年间的各位贤臣，内外职位安排不当，那么祸乱流传后世，哪里还会有安宁呢？这就是宋朝酿成靖康之乱，而金人的祸患没有止境的原因。
大臣怀疑君主，众多奸佞就会聚集，臣子占据君主的尊贵地位，上下就昏暗不明，君主处于臣子的位置，上下就失去秩序。
大臣有怀疑君主的心思，那么众多奸佞就都聚集了。大臣占据君主的尊贵地位，那么上下就都昏暗不明。君主处于臣子的位置，那么上下就失去秩序。臣子占据尊贵地位，这是下级侵犯上级的权力；君主处于臣子的位置，这是上级行使下级的职责。
伤害贤人，灾祸会波及三代；遮蔽贤人，自身会遭受祸害；嫉妒贤人，他的名声不能保全；举荐贤人，福泽会流传给子孙。所以君子急于举荐贤人，美好的名声就显扬了。伤害贤人，灾祸波及三代；遮蔽贤人，自身遭受祸害；嫉妒贤人，他的名誉不能保全；举荐贤人，福泽流传给子孙。伤害贤人如弘恭、石显杀害萧望之，武三思杀害五王，侯览杀害陈蕃、李膺；遮蔽贤人如臧文仲压制展禽；嫉妒贤人如庞涓砍断孙膑的脚；举荐贤人如宋代三司使李士衡保举任用数百名有才干的官吏，极力推荐吕文靖公、陈文惠公、张邓公，后来他们都做到了宰相，就是这样。
使一人得利，却害了百人，百姓就会离开城郭；使一人得利，却害了万人，国家就会想要离散。去掉一人的利益，百人就会仰慕；去掉一人的利益，万种政务就不会混乱。
使一人得利，而害了百人，那么百姓就会离开城郭而不守住了。使一人得利，而害了万人，那么国内的人就想要离散。去掉一人的利益，而利于百人，那么人人就仰慕恩泽了。去掉一人的利益，而利于万人，国家政务就不会导致危乱了。
三略直解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