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二

何博士备论 兵家类

提要

【臣】等谨案：《何博士备论》二卷，宋代何去非撰写。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人。元丰五年，凭借特奏名在廷试中及第，被任命为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博士。元祐四年，因苏轼推荐改任承奉郎，元祐五年出任徐州教授。苏轼又上奏推荐他所撰写的《备论》，举荐他担任馆阁职务，但未获批准。这部书就是苏轼所奏荐的。苏轼在行状中说有二十八篇，这个本子只有二十六篇，大概遗失了两篇。何去非原本凭借对策论述兵法而获得官职，所以这部书都是评论古人用兵的作品。他的文章雄健明快、气势凌厉，如风发泉涌，风格接近苏轼父子。苏洵写《六国论》，指责六国贿赂秦国；苏辙写《六国论》，指责四国不救援。何去非的论述兼有这两种意思，主旨尤其相近，所以苏轼屡次称赞他。卷首只收录了苏轼的两篇荐状，用来记载这本书的缘起。卷末有明代归有光的跋文，极力讥讽这部论著的谬误，并且将元符、政和年间的战败归咎于何去非。宋朝的祸患源于用兵，而导致祸患的原因，则起于习惯于安逸，废弛武备，驱使不能作战的军队去打仗，所以一尝试就失败，再尝试就灭亡。南渡以后，最终积弱以至于无法振作。归有光不指责宋朝的溃乱是由于士大夫不懂兵法，却指责何去非谈论兵法。明代通儒的见识如此，明朝之所以也走向衰弱灭亡，难道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何博士备论荐状

元祐四年正月【缺】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右，臣伏见左侍禁何去非，原本以进士身份六次参加省试，元丰五年凭借特奏名在御廷唱名，先帝看到他在廷试对策中词理优长丰富，擅长论述兵法，于是询问何去非是否愿意担任武臣官职，何去非不敢违背圣意，于是被任命为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后来升任博士，到现在已经八年了。臣曾经看到他的著述，才力有余，识度高远，他论述历代兴废成败的原因，都出人意料，对世道有益。何去非虽然喜欢谈论兵法，但本质上是儒者，不喜欢做武吏，而且他的其他文章无处不宜。希望圣上慈爱，特别给他换一文官资职，仍然让他担任太学博士，以激励学者，稍加振兴文风，或许能接近古法。如果后来不如所举荐，臣等甘愿接受朝廷法典的惩处。谨录奏闻，伏候敕旨。奉圣旨，特授承事郎，依旧担任武学博士。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右，臣自揣虚薄，蒙受恩宠担任侍从之职，常寻求胜过自己的人来报国。恭敬地追思先皇帝道德配得上周公孔子，言论成为典谟，如云汉般的光辉，藻饰万物，而臣子不能符合他的心意。曾经当食不下咽，发出人才难得的感叹。伏见承事郎、徐州州学教授何去非，文章议论确实有过人之处，笔势雄健，得到秦汉间的风力。元丰五年，凭借多次举荐免解答策在廷中，极力论述用兵的利害，先帝阅览后认为奇异，特授

译右班殿直，让他教授武学。不久就担任博士。臣揣度圣意，必将长期培育成就他，以等待任用，难道只是以博士一职来期望何去非吗？然而何去非立志强毅，不随便迎合当时的公卿，所以没有人替他推举成就。臣担任翰林学士时，曾经详细将此奏闻，请求换一文官资职，安置在太学。虽然蒙恩换为承奉郎，但现在却出任徐州教授，比起博士，似乎像是降职。不仅是因为臣人微言轻不足以取信，也担心朝廷看不到他的文章议论，无法衡量他的才能。谨缮写何去非所著的《备论》二十六篇，附在驿递中进呈，请求下发给三省执政官员考览。如果臣的话没有错误，请求授予一个馆阁职务，这不仅是为了搜罗逸才，晓谕士人，也是为了彰显先帝知人的英明。一经题署，决无虚士，记载在史册上，足以增添光彩。如果后来不如所举荐，臣甘愿接受朝廷法典的惩处。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钦定四库全书

《何博士备论》卷上 宋何去非撰 六国论

秦国获得了兼并天下的形势，天下于是就到了必然可以被兼并的地步。六国有可以抵抗秦国的态势，而秦国于是就到了不可抵抗的地步，难道是因为秦国善于消灭六国吗？祸患在于六国的君主自己与亲近的国家作战，而忘记了可以仇恨的国家啊。秦国的国家，只有一个罢了；而关东的国家，有六个。计算秦国的土地，占六国的五分之一；比较秦国的兵力，占六国的十分之一。凭借五分之一的土地、十分之一的兵力，却常常独占其雄强，来控制天下的命运，是因为它占据形势便利的地方，俯视扼住天下的咽喉，而将敌人的胸背踩在脚下的缘故。假使六国的君主知道国家的真正祸患在秦国，而互相真诚缔结盟约，合力排斥秦国，那么即使秦国确实善于攻战，又怎么能鞭笞六国，使它们并排向西侍奉秦国呢？又何况得以一两个一两个地消灭它们呢？大概他们不知道考虑这些，凡是早朝晚退所做的，都是他们自相残杀的计谋，这就是秦国得以收集他们的弊病，而最终被擒获的原因。大概六国的态势，没有比合纵更有利的，没有比连横更有害的。合纵联合就安定，连横结成就危险，这是必然的趋势。当初苏秦实行合纵时，秦国人不敢窥视函谷关十五年。后来张仪实行连横，而山东诸侯每年遭受秦国的祸患，每天割地以求取侍奉秦国的欢心，最终到了土地耗尽而国家成为废墟的地步。六国固然曾经收取合纵的利益，然而最终败于连横的危害，祸患在于自己与亲近的国家作战，而忘记了可以仇恨的国家啊。所谓与亲近的国家作战，忘记可以仇恨的国家，是指秦国稍微蚕食六国而兼并消灭它们，那么关东诸侯都是盟国，应该情势亲合以谋划抵抗秦国。然而齐楚自恃强大，有兼并燕赵韩魏的志向，而缓和秦国的祸患；燕赵韩魏自惩其弱，有怀疑厌恶齐楚的心思，而胁迫秦国的威势，因此连横的人得以趁机，散败合纵的盟约。秦国用气势恐吓而用势力胁迫他们，所以人人震惊逼迫，争相入朝购求秦国，唯恐自己落后。曾不知道齐楚虽然强大，不足以让秦国畏惧

译，而秦国所非常忌惮的唯独在于韩魏。韩魏，实在是诸侯的西面屏障，势力能限制秦国而使其不能向东。秦国如果有办法越过它们，我得以控制它的后方，这是秦国所忌惮的。假使齐楚燕赵审察国家的真正祸患在秦国，而知道韩魏是作为我的屏障，委托国家重任而亲近它们，固守合纵盟约，并力一心以仇恨像虎狼一样的秦国，使其一旦出兵于六国，那么六国的军队全部合纵跟随它，那么秦国的甲士不敢轻易越过函谷关，而山东就安定了。有人说：韩魏，是秦国的交错疆界。秦国的军队加于韩魏，在百里之内作战；加于四国，在千里之外作战。韩魏招致秦国军队，近在一天之间，而他们等待诸侯的救援，却在三个月之外。秦国攻打韩魏，已经回国休兵，那么四国的边境哨兵尚未及知道。现在徒然拿着空契役使韩魏，那么秦国本来就会急速攻打而尽力摧毁它们，这是使两国迅速遭受实祸

译秦论

用兵有进攻和防守，善于用兵的人，必定知道进攻和防守各自适宜的情况。所以进攻就能攻克，防守就能稳固。应当进攻时却防守，应当防守时却进攻，都是导致失败的道理。当天下诸侯拱手顺从而侍奉强大的秦国时，秦人出兵攻打诸侯，目的是要夺取他们的土地。谋划进攻以夺取别国领土的军队，叫做兼并敌人的军队。等到天下人捋起袖子相继背叛秦国的混乱局面时，秦人集结士兵抵抗诸侯，目的是要击退他们。谋划抵抗以击退敌人军队的，叫做挽救败局的军队。兼并敌人的军队，利于转战；挽救败局的军队，利于固守。这是用兵的常规态势。秦国占据崤山和函谷关的险阻，以此俯视崤山以东的地区，从穆公以来，常常在诸侯中称雄，最终至于兼并天下而称王。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君主世代贤明吗？也是因为得到了地形便利的居处啊。秦二世时发生动乱，天下人共同起事灭亡秦国，没几年秦国就化为废墟。因为秦二世无道，秦国本来也就足以灭亡。然而如果让他知道舍弃背叛的崤山以东地区，严密兵力据守关隘，作为自救的计策，即使以无道的方式行事，山西千里之地，还是可以保全几年的。不知道考虑这一点，竟然出动全国的军队，交给章邯、李由等人，越过关隘千里去搏杀敌寇，而像往日那样堂堂正正地作为兼并敌人的军队，也太违背常理了。当陈胜首先起事，天下豪杰争着向西诛灭秦国时，大概振臂一呼，披甲之士就有百万，举起旗帜一号召，攻下的城池就有几十座。而且这些人大多是从山林中崛起的平民，他们存亡胜败的关键，取决于一次战斗。他们的锋芒极其锐利，而章邯等人不知道固守来消耗敌人的锐气，竟然率领孤军，放弃大的险要，渡过漳水越过洛水，左冲右突，去迎击四面合围的锋芒，最终导致失败。而沛公的军队，挥袖而下，轻松通过了空无一人的函谷关。虽然秦二世的动乱足以使宗庙覆灭，天下的形势足以平定秦国，但秦国的灭亡竟然如此急迫，这是用兵的错误造成的。秦国役使百姓，从事于天下的日子很久了，而百姓遭受秦二世的毒害还不深，勇于为公家战斗、乐于保卫君主的风气习俗还在。而章邯带兵，用来进攻则不足，用来防守则有余。周文曾经率领百万大军，逼近城下。章邯三次出击三次击退他，最终杀死了周文。如果他不随即放纵兵力去搏杀敌人，而是坐在关隘固守，作为挽救败局的军队。关东的土地虽然已经分裂，但整个秦国还没有崩溃。有人说，七国反叛汉朝时，议论的人归罪于吴、楚，认为他们不知道堵住成皋的关口，而汉将一天之内通过成皋的有几十批。于是导致败亡。现在豪杰反叛秦国，却归罪于秦二世越关出战，为什么呢？唉！只谈论用兵的人，不考察逆顺的情势，以及利害的形势，那么对于用兵也就疏略了。秦国有可以灭亡的形势，而天下的民众也急于灭亡秦国，所以豪杰的兴起，是顺应民心。关东不再为秦国服役。汉朝没有可以反叛的祸端，而天下的百姓没有背叛汉朝的意愿，那么七国的兴起，就不符合民心。天下都作为汉朝的服役者。因为关东不再为秦国服役，那么秦二世怎么能在那片土地上迅速与那里的百姓作战？因为天下正为汉朝服役，那么汉朝怎么能不奔赴那片土地迅速诛杀那里的君主？这就是作战和防守之所以采用不同策略的原因。从前贾谊、司马迁都说：假使子婴有平庸君主的才能，仅仅得到中等水平的辅佐，那么山西之地就可以保全并拥有。最终被后世讥讽为失言。那两位先生，本来不是不懂事机的人。也是惋惜秦国有可以保全的形势罢了。虽然如此，他们只知道秦国有可以保全的形势，却不知道到了子婴时，秦国的事情已经完了。即使有姜太公这样的辅佐，又能把秦国怎么样呢？

楚汉论

统治天下的人，凭借的条件有三种：有的凭借道德得到它，有的凭借武力兼并它，有的凭借智慧夺取它。凭借道德得到天下的，夏商周三代就是这样；凭借武力兼并天下的，秦人就是这样；凭借智慧夺取天下的，刘汉就是这样。大概凭借武力不如凭借智慧取胜，凭借智慧不如凭借道德周全。至于项羽争夺天下，他所凭借的是什么条件呢？道德不是项羽所能谈论的，他在智慧和武力这两个条件上又都丧失了。而后世的议论却说：“项羽也是不幸遇到了汉朝作为对手，于是失去了天下。”唉！即使防备汉高祖，项羽对于天下本来也将失去。汉王对于智慧大概是疏略的，因为他能够找到真正智慧所在的地方，这就是他称王的原因。项羽对于武力曾经很强，因为他不知道真正武力所在的地方，这就是他灭亡的原因。那项羽以百战百胜的气势，大概在当时亲手分裂天下以称王于豪杰并宰制他们，自认为天下没有人能抵抗。看他所依赖作为凭借的，大概有类似武力的样子。虽然如此，他所说的武力，对内依靠自身的勇猛，叱咤震怒足以威慑平民；对外依靠军队的强劲，搏斗决战足以吞并敌人罢了。至于阻挡山河，占据地形便利，低头向东俯瞰，控制天下，保持王业的稳固，遗留后世的强盛，所谓真正的武力，他本来不知道。因此轻易舍弃关中的天险形势，焚烧屠杀以逞其暴虐，最终拱手让给了两三个投降的将领，反而怀念小小的故楚并认为回去很荣耀，于是说：“富贵了不回到故乡，就像穿着锦绣衣服在夜里行走，谁能知道呢？”这只是浅薄男子的度量，哪里值得对有志于天下的人说呢！后来数落项羽罪过的人，都说：“夺取汉王的关中，在天下人面前违背信义，这就是他灭亡的原因。”唉！假使项氏没有称王的意图，只是夺取汉王的关中，那么说他得罪于小小的信义是可以的；如果他有意称王而夺取关中，这是得计的。只是他知道夺取而不知道拥有，这就是他灭亡的原因。古代创业造国的君主，做这种事的，可以尽数归罪吗？韩信还没有脱下垓下的铠甲，高祖就夺取了他的兵权，不久又夺取了他的齐地。然而智者不非议，义者不归罪，因为对于天下为重，而辜负个人为轻的缘故。因此不顾意气的小节，而保全社稷的大计。汉高祖凭借自己手中的智术，本来不足以安定天下而称王，然而天下最终归附他，大概是因为能够收取别人的智慧并任用而不怀疑。能够依靠别人的智慧并任用而不怀疑，那么天下的智慧，都是他的凭借。这就是所谓的真正智慧。又他所具备的，是帝王的度量。所以在他西迁时，就说：“我也想要向东啊，怎么能郁郁不乐长久住在这里呢？”这他与项羽不同了。虽然如此，假使没有智术之士主持谋略，那么天下的事情也就完了。当他进入关中时，封存秦朝的府库，退军霸上，他的谋划是委婉的。于是被妄议所惊动，一旦据守关隘不接纳东边的军队，以逆抗众人聚集的锋芒，几乎不免于项氏的暴虐。假使随即谦卑而骄纵他，应当能够从容拱手作揖，以得到项羽的欢心，高枕无忧地称王关中，安抚他的部众，慢慢为后来的图谋，那么天下不足以安定了。幸好还获得了迁往汉中的机会，依靠思念归乡的士兵，兼并三秦，平定齐赵，收编韩信和越人，与项王亲自角斗了几年，才勉强得到天下。假使项羽占据关隘称王，驱赶向东出击，让韩信、彭越、田荣、黥布等人分疆错壤，以削弱他的势力，那么关东的土地还能兼并吗。确实啊，王者的兴起，本来有所谓的驱除障碍的人。

译晁错论

古代治理国家、担当重任有四种臣子。在祸患尚未显露征兆时就加以杜绝，在灾祸尚未形成时就予以消除的，是贤臣。当祸患已经结成而能排除它，使国家安定；当危难已经确立而能平定它，使局势平稳的，是功臣。国家安定了，却将其置于险境；乱世治理好了，却将其推入混乱的，不是愚臣就是奸臣。大概奸臣所缺乏的是忠诚，愚臣所缺乏的是智慧。忠诚与智慧都不足却去治理国家、担当重任，这就是灾祸的根源。从前晁错曾经对汉朝忠诚，但他的智慧不足以承担天下的大权。因此他轻率地引发了七国之乱，而他本人先因一人的进言而被杀，这难道不算是愚昧吗？那晁错，研习申不害、韩非的法家学说，意气锐盛而缺乏防备，喜欢谋划而喜好功名的臣子。自从汉景帝还是太子居住在东宫时，晁错就用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来游说他，当时就已经知道受宠了。等到景帝即位，就把天下政事都听任于他。他凭借君主把天下政事都听任于他的权势，想要实现他所谓权术的效果，因此轻率行事而不怀疑，决断发动而不顾后果，最终导致君主忧虑、国家危殆，几乎酿成刘氏的大祸。而后世的士人有的还了解这一点，只有扬雄却称他为愚昧。扬雄认为晁错愚昧，不是因为他的智慧不足以保全自身而认为他愚昧，而是因为晁错不能杜绝七国尚未爆发的祸患，反而故意促使他们作乱。东方诸侯的势力确实强大，强大就骄傲，骄傲就违背常理。然而约束他们使他们不骄傲，驾驭他们使他们不反叛，难道本来就没有办法吗？而晁错的策略说：“削藩与不削藩，诸侯都将反叛。削藩则反叛得快而祸患小，不削藩则反叛得慢而祸患大。”这是晁错的权术没有其他办法，只是促使他们迅速反叛罢了。晁错所说的祸患小，是因为我们朝廷早上削去他们的土地，晚上就能得到他们的百姓的缘故。哪有几十年安抚治理的百姓，一旦之间就不为他们效力的呢？吴王所发动的五十万军队，都是那些被削去郡县的百姓。联合七国百万军队向西进发图谋危害关中，却说祸患小，真是愚昧啊。那七国的国王，只有吴王刘濞年轻时曾经历军旅，是老奸巨猾，所以厌恶他的其他六王都骄傲。那些懦弱幼稚的，没有高才绝世的器量，凭借智谋权术足以成就大计的，他们的谋划又不是事先缔结而长期合谋的。现在一旦犹豫观望互相示意而起兵，都是吴王实际上逼迫他们，想要一并作为称帝东方的资本罢了。在汉文帝时期，刘濞不朝见，起因于他儿子死亡的间隙，而反叛的端倪已经显露了。贾谊本来曾经为此痛哭流涕。然而汉文帝一概包容隐匿，不追究他的奸恶，而用恩惠礼遇来牵制他，因此直到汉文帝在位的三十多年间，刘濞没有其他变故。刘濞在汉景帝三年反叛，而他称王吴国，已经四十三年了。牙齿头发固然已经衰老，而以前的勇猛决断之气，以及骄傲强悍的情态，窥探觊觎的奸心，都已经消解了。现在一旦奋起倾尽全国兵力向西进发，计谋不考虑后路，刘濞难道是不得已吗？有晁错在后面鞭策催促他来起兵啊。从前高祖封刘濞为王，拥有三郡，而且面向南方治理他的国家，四十多年了。晁错担当重任，一旦之间就削去他的两个郡。楚、赵、齐等诸侯国都因为暗中隐藏奸恶，被夺去封国的一半。他们本来知道土地尽失，而性命随之，所以出于计策穷尽，做一决死战罢了。假使景帝沿袭文帝的宽厚假借，而恩惠礼遇更加优厚，而晁错采用主父偃的策略，让诸侯都能用他们的封地分封支系庶子，来削弱他们的势力，那么刘濞又有什么事呢？白发苍苍地起兵，希望得到非分的愿望，而楚、赵、齐等诸侯不安于面向南方称王的快乐，而甘愿为刘濞效力呢？吴王是反叛的俘虏，本来是天人所共同抛弃的，没有不到失败灭亡的。但也幸亏他不精通兵法。如果他真的精通兵法，那么关东就不是汉朝所有，而晁错的罪过难道可以尽数诛杀吗？当刘濞起兵时，他向老将谋划说：“必须先夺取梁国。”他向新将谋划说：“必须先占据洛阳。”这两种策略都是必胜的策略。而吴王昏昧于所用，所以失败灭亡随之而来。那说“必须先夺取梁国”的，梁王是景帝同母弟弟，国家大而强盛，北边抵御泰山，西界高阳。现在如果放弃梁国不攻下，而军队就向西进发，那么汉朝军队冲击他的胸膛，梁国军队扼住他的咽喉，不战就能擒获他。这是老将认为先夺取梁国为功劳的，是保全大局的策略。所谓以正面对抗啊。洛阳凭借山河的险固，扼守西向军队的要冲，积聚武库的器械，丰富敖仓的粮食。现在如果不迅速占据，而缓慢行进停留攻打，那么汉朝骑兵奔腾进入梁、楚的郊外来逼迫他们，失败可以立刻等待。这是新将认为先占据洛阳为功劳的，是出奇制胜的策略。所谓以奇兵取胜啊。这两种策略都是必胜的策略，即使是反叛国家的俘虏，没有依靠的，也是兵家的至理。幸亏当时没有同时并举而一并施行来教导他，所以吴王采用攻打梁国的策略而不采用占据洛阳的策略，这就是迅速失败的原因。所谓同时并举而一并施行的，是精锐部队卷起铠甲奔赴洛阳，重兵快速攻打以覆灭梁都，虽然不能进入关中，但山东就平定了。知道夺取梁国而不知道夺取洛阳，那么汉朝军队得以向东进发；知道占据洛阳而不知道夺取梁国，那么梁国军队得以跟踪其后。假使精锐部队占据洛阳而重兵攻打梁国，洛阳已经占据那么汉朝军队不能立即向东，汉朝军队不向东那么必定攻取梁国，梁国攻取，而山东就平定了。幸亏他不采取这种做法，于是屯聚兵力而不分散，来压制梁国的壁垒。梁国还没有来得及攻下，而周亚夫之类的人驰入荥阳，而在昌邑筑垒了。求战不得，想要离去不可，彷徨无所适从，而坐以待擒。所以说：幸亏他不精通兵法啊。假使吴王同时采用两种策略，而又借给田禄伯偏师统领，来奔赴武关，周亚夫的军队长驱直入，于是经过阳城的北面，反叛虽然不迟，但祸患确实大了。唉！谁说晁错不是真正的愚昧者呢？

译**汉武帝论**

用兵有必须使用的情况，即使是虞舜、太王那样不喜战事的人，也应当发动战争；有不必使用的情况，即使是蚩尤、秦始皇那样不厌倦战争的人，也应当停止战争。古代的君主，有忘记战备而厌恶用兵的，其弊端是天下人都能欺凌他，所以他的国势因衰弱而窘迫，无法振作；有喜好战事而穷兵黩武的，其弊端是天下人都能趁其虚弱而攻击他，所以他的国势因强盛而不知收敛。那么，对于国家来说，用兵有因使用而陷入危险的，也有因不使用而面临危殆的。西汉兴起，历经五位君主才到汉武帝。自从高帝起兵，以平民身份诛灭强秦，逼退暴楚，随后平定叛乱，征讨不服，直到他去世，天下伏尸流血长达二十多年。吕后、惠帝、文帝趁着天下初定，让百姓休养生息，秉持柔顺仁德而不加防备的态度，对于用兵，本来就不敢提及而厌恶使用，这可以说是懂得天下的形势了。孝景帝在位时，汉朝的威望足以抗衡外敌，兵力也足以展示形威。然而他即位不久，突然遭遇七国之乱的喧嚣，所以他的志气受到创伤和教训，也就姑且安于天下无事，来不及为天下的长远形势做打算。然而汉朝的形势，也因此逐渐趋向衰弱了。孝武帝凭借雄才大略，继承了三代帝王涵养培育的恩泽，知道天下形势即将衰弱而无法振作，正是应当用威强来补救、用武节来抗衡的时候。当时，国内没有奸邪叛变的臣子，国外没有强大的逼迫之国，世代成为汉朝祸患的只有匈奴罢了。匈奴自从楚汉相争时起，趁着秦朝混乱，再次践踏河南之地，他们的势力开始强盛。高帝曾经率领三十万大军，被困在白登之围，士兵七天没有食物，最终解围而归，不再考虑如何报复，于是开始商议和亲。吕后受到匈奴傲慢书信的侮辱，临朝听政时震怒，最终却用委婉顺从的言辞和礼节，来抚慰匈奴桀骜不驯的情绪。这些做法，都是想要让百姓卸下重担，姑且把外患放在一边而不计较。孝文帝即位，用来顺从取悦匈奴的馈赠甚至更多，特意派遣宗室女子以巩固欢好，可是送亲的车队还没返回，匈奴已经大举深入，侦察骑兵到达了雍地和甘泉宫。此后匈奴时而亲近时而断绝关系，更加成为寇患，以至于接近严霸上、棘门、细柳的驻军，来保卫京城。凭着孝文帝宽厚仁德、谨慎安静的性格，也曾经整衣发愤，亲自驾车驱驰两次，甚至到了停止吃饭、拍着大腿思念廉颇、李牧那样良将的地步。孝景帝时期，用来取悦供奉匈奴的情意和馈赠的数量，又更加多了，然而匈奴侵扰的暴行，像狗叫一样不止。由此看来，汉朝对于匈奴，如果不深刻惩戒并大力治理，那么它作为后患，难道能防备得尽吗？因此孝武帝激发他的英特之气，选拔士兵练习骑射，挑选任命将帅，先发制人而大举诛伐。军队出征十年，斩杀掠夺殆尽，名王贵人，俘虏数以百计。单于捧着头颅，穷困逃遁到漠北，于是收回两河之地并设立郡县隶属汉朝，洗刷了四代受到的侵辱，给后代留下了安强。到了宣帝、元帝、成帝、哀帝时期，单于叩头，臣服顺从，按期朝见听从命令，位次比肩内地的诸侯。虽然说是劳师费财，但功业的影响深远啊。假使没有孝武帝，那么汉朝世代遭受胡人祸患，戍守服役、转运粮饷以忧虑拖累朝廷的情况，可以预先估计吗？太严重了，那些糊涂人的议论，不知道探求天下形势强弱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却随意说：“文帝、景帝做得对

译，慈爱节俭爱护百姓，而武帝滥用兵师，祈祷祭祀甚至与秦始皇同日而语，非难诋毁他，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假使孝武帝不沉溺于文成、五利这两个奸人的邪术，从而严重消耗天下财力，抗击匈奴的战役在卫青、霍去病死后就停止，而不穷尽李广利（贰师将军）的兵力，那么他的功业就可以与周宣王相提并论了。

**李陵论**

善于统率将领的人，不把将领交给敌人。善于做将领的人，不把自身交给敌人。君主把将领交给敌人，而将领不推辞，这是控制将领。将领把自身交给敌人，而君主不禁止，这是听从君主。所以听从君主而没有决断，控制将领而没有权变，这两种过失是相等的。汉武帝召见李陵，想让他为李广利（贰师将军）运送辎重，而李陵厌恶隶属于别人，自认为所率领的都是荆楚地区的勇士、奇才、剑客，愿意独自担当一队，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单于庭，而不需要骑兵。所谓骑兵，是匈奴的优势兵种和长技。在广阔的沼泽和平原上，奔驰冲击践踏，出没千里，不是中国步兵所能抵挡的。凭借匈奴强大的骑兵众多，占据安全之地等待安逸，作为诱使敌人来攻的主方，而我们想要用数千士兵穿着铠甲背着粮食，徒步深入，指挥调度，作为奔赴敌阵的客方，这是李陵轻易地把自身交给敌人了。而汉武帝不禁止他，反而非常赞赏他而听任他行动。上面没有统帅，旁边没有援军，让他耗尽数十日的力气，跋涉数千里的土地，与敌人角力，而希望他成功。李陵确实勇敢，虽然他失败的原因足以昭示天下，最终因为众寡不敌，自身成为投降的俘虏，侮辱国家败坏家族，被天下人嘲笑，这是汉武帝把李陵交给了敌人。所以说这两种过失是相等的。兵法说：小股军队如果坚持硬拼，就会成为大股军队的俘虏。李陵率领五千士兵，孤军独出，面对单于十万大军，转战万里，怎么能不被他们所擒呢？因此古代善于作战的人，不侥幸取胜而有恒定的功效，计算必定胜利而后作战，这是胜利不能侥幸得到的。估量有功效而后行动，这是功效可以经常期待的。秦国将领要攻取楚国，问将领李信说：“估计多少兵力才足够？”李信说：“二十万足够了。”又问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不可。”秦国君主非常赞赏李信而畏惧王翦，于是让李信率领二十万大军出发，大败而归。秦国君主大怒，亲自驾车去请王翦，王翦说：“一定要用我，只是非六十万兵力不可。”秦国君主说：“谨受命。”王翦于是率领军队，最终攻破楚国并灭掉了它。冒顿单于侮辱吕后，汉朝君臣在朝廷商议要斩杀匈奴使者，于是举兵攻击。樊哙请求说：“希望得到十万军队，在匈奴中横行。”季布说：“樊哙可以斩首。从前高祖率领三十万大军被困在平城，樊哙怎么敢想用十万军队在匈奴中横行呢？”吕后大悟，于是停止了这个提议。假使王翦顺从秦国君主把将领交给敌人而不推辞，吕后听从樊哙把自身交给敌人而不禁止，那么两位将领的祸患难道能后悔得尽吗？李广、李陵都是山西地区的英杰将领，材能勇武善于作战，能得到士兵拼死效力，然而轻率暴烈容易轻视敌人，可以隶属于别人，难以独立统帅。世上的君主，如果能根据他们的材能任用他们，让他们振奋气节，如雷霆击打、猛禽搏击，那么前面没有坚不可摧的敌人，而功业可以期待。汉武帝都违背了他们的任用之道，这两个人最终倾覆而不能

译成功，自身受辱名声败坏，难道可惜吗？将军卫青大举攻击匈奴时，让李广做前将军，卫青让李广改出东道，稍微绕远，缺乏水草。李广向皇上请求说：“我的部队是前将军，命令我出东道，我自从束发就与匈奴作战，现在终于有机会面对单于，我愿意居前先行，先死于单于之手。”而卫青暗中接受皇上的旨意，因为李广多次遭遇奇异之事，不让他面对单于，恐怕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李广于是出东道，最终因为失期而自杀。凭着李广的材能勇武，能跟随大将军全军出击，他的胜气已经加倍了，又获得居前面对单于的机会，他的志向得以施展，应当有所效命，不再有平日的不得志。为什么偏偏摧残排斥他，让他走弯路另出，最终死于忧郁之中，而天下人都深深哀悼他。至于李陵，又听任他把

译李广论

先代圣王的政令，不追求迎合个人的私情，而追求符合天下的正义。正义的确立，在国家表现为法制，在军队表现为纪律。治理国家而放松法制的人会灭亡，统领军队而废弃纪律的人会失败。法制并非人情所安于接受的，但我必须驱使人们去遵从，这是为了使万民整齐划一。纪律并非士兵内心所乐意接受的，但我必须督促他们去遵循，这是为了使三军严肃整饬。从前李广担任将军，他的才气超绝，汉朝的边将没有能超过他的。自从汉朝军队进攻匈奴以来，李广没有不参与其中事务的。他率领军队驻守郡县四十多年，以将军身份出塞征战，年年相继。大小战役七十多次，凭借汉武帝对赏赐功劳的厚待，自卫青、霍去病出征以来，斩杀敌人而获得侯爵封号的有几十上百人。李广的部将和士兵中获得侯爵的也有好几个人，而李广每次遇到战败或获罪，没有尺寸之功来获取封爵，最终因违反军纪而自杀，以承担幕府的责罚。当时和后世的士人，没有不共同惋惜他的才能，而深深哀叹他命运不济的。我私下曾探究这件事，认为李广凭借这样的才能却落到这步田地，是因为他治理军队不使用纪律。这就是他功勋爵赏都得不到的原因，并且接着又导致他死亡的原因。士兵有愿意为将帅的恩德而死的心，也有愿意为将帅的命令而死的义务。只知道为恩德而死而不知道为命令而死，常常导致骄横；只知道为命令而死而不知道为恩德而死，常常导致怨恨。善于带兵的人，使士兵既有为我的恩德而死的理由，又有为我的命令而死的理由，这样可以百战百胜。虽然如此，为恩德而死属于私情，为命令而死属于职责。士兵没有用来回报私情却有用来履行职分的，可以作战；没有用来履行职分却有用来回报私情的，不可以作战。因为私情在于士兵，而职分在于将帅。在于士兵的难以倚仗，在于将帅的可以确信，就是这个原因。部队的行列、营垒的驻扎，以及昼夜的警戒森严、符节名册的管理控制，这些都是所谓的军队纪律。即使是统领百人的小官，也不可一天就废弃，而放松申明和严格约束。所以防守时整齐而不被侵犯，作战时严肃而服从命令。现在李广治理军队，想要让每个人自己图谋安逸利益，至于部队的行列、驻扎、警戒、管理控制，一切都松弛忽略以便顺从私情而专门施恩，所谓的军队纪律从未使用过。所以当时人称他宽缓不苛刻，士兵都喜爱他，而程不识却说士兵虽然安逸快乐，愿意为他拼死作战，但敌人突然侵犯时无法禁止。这就是他的恩德不附加命令，所以功劳难以确定的原因。士兵确实乐于为他效死了，然而纪律不戒备，这也是导致失败的原因。所以说，厚待而不能命令，就像骄纵的儿子一样不可使用。从前司马穰苴突然从平民中提拔，率领齐军。一次向庄贾申明军令，三军将士没有不奋勇争先为他赴战的，于是举一举就摧毁了燕国和晋国的军队。彭越起于群盗，聚集百人，他所率领的都是平日的同等之人。一旦号令斩杀了迟到的人，众人都不敢抬头看，于是凭借他的军队起兵成为侯王，最终辅佐高祖平定天下。这两个人，哪里是得到了所谓一向抚慰训练的军队呢？因为他们掌握了治理军队的纪律，能使三军将士必定为命令而死。李广不在这方面寻求，却听从妄人的言论，而深深自责悔恨于杀死已投降的人以为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错误了，也太疏忽了。

霍去病论

上天所给予的，不可强求，而非常高超的，是才能；本性所接受的，不可学习，而非常明智的，是智慧。因为天下没有不可强求的才能，没有不可学习的智慧，所以凡是才能智慧大大超过常人的，都是上天所私下赋予的。天下的事情，没有比用兵更神妙的；天下的能力，

译没有比作战更巧妙的。因为它神妙，所以温和诚信厚道的盛德君子有所不能知晓；因为它巧妙，所以凶恶欺诈不羁的小人常常有独自辨别的能力。由此看来，凡是才能智慧高明而自得于用兵妙用的人，都是上天所资助的。从前汉武帝对匈奴用兵时，世家宿将交战于塞下，而卫青起于贱隶，霍去病奋起于骄纵的少年，转战万里，没有不攻克的，声威功业震动天下，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能超过他们。这两个人的能力，难道出于平素的练习吗？也是上天所资助的。因此汉武帝想要教霍去病学习孙武、吴起的兵书，霍去病却说：“只看方略如何罢了，不必学习古代的兵法。”确实啊，用兵是不可以靠法度来传授的。从前的人没有说过这话，而霍去病把它说出来了，这足以知道他是通晓用兵的。如果用兵可以不依赖法度而人可以不用学习，大概用兵未尝不出自法度，而法度未尝能穷尽用兵。因为它必定出自法度，所以人不可以不学习；然而法度所能传授的，是粗浅的；因为它不能穷尽用兵，所以人不可以专门固守。大概法度无法传授的，是精妙的。法度有固定的论断，而用兵没有固定的形态，一天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变化无穷。移动脚跟、转眼之间，用兵的形态就显现了。固守一定的书本去应对无穷无尽的敌人，那么胜负的定数就违背了。所以古代善于用兵的人，不把法度作为固守的对象，而把法度作为运用的工具，常常能依据法度而产生法度，以及背离法度而防止法度，顺向从古人那里寻求而逆向在今人身上施行，向上从他人那里获取而向下在自己身上变化，别人因此死亡而我因此生存，别人因此失败而我因此胜利，看起来笨拙而最终精巧，观察起来愚昧而恰好智慧。运用奇谋契合变化，已经胜利了却不告诉别人，那么别人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这就是霍去病不求深学而只看方略如何的原因。归师的军队不要遏制，曹操因此打败张绣；皇甫嵩违反这一点而攻破王国。穷寇不要逼迫，赵充国因此延缓先零；唐太宗违反这一点而降服薛仁杲。奔百里去争利的人，会使主将跌倒，孙膑因此杀死庞涓；赵奢违反这一点而攻破秦军。贾诩违反这一点而攻破，叛军强大而避开它，周亚夫因此不攻击吴军的精锐；光武帝违反这一点而攻破隗嚣，石勒违反这一点而打败箕澹。兵力少而势力分散的人失败，黥布因此覆灭楚军；曹操运用这一点，抵御袁绍而斩杀颜良。临敌更换将帅的人危险，骑劫因此丧失燕军；秦君运用这一点，率领白起而攻破赵括。薛公为黥布策划三条计策，知道他必定放弃上中策而使用下策。贾诩为张绣策划用精兵追击退军而失败，用败军攻击胜卒而胜利。宋武帝先料定谯纵，我出其不意，然后攻击他不意的地方。李光弼暂时出营驻扎，忽然回来，就降服了史思明的两个将领。所有这些都不是法度所能胶着的，也不是书本所能教导的。然而善于用兵的人运用它们，巧妙到如此地步。这果然不在于继承其绪余而专门固守。赵括能读父亲的书很详细了，而蔺相如说只是能读它而不知道契合变化。所以他在谈论用兵时，虽然父亲赵奢无法驳倒他，但赵奢不认为他有才能，而预先知道他必定使赵军失败，因为书本对赵括没有益处，而精妙在于我自己，不仅不是书本所能传授的，也不是我的心能在未战之日预先确定的。从前把用兵写成书的，没有比孙武更好的。孙武所能教导人的完备了，他所不能的，即使孙武也无法预先说，而只靠人自己寻求。所以他说：“兵家的胜利不可预先传授”，又说：“奇正的变化不可穷尽”，又说：“人们都知道我所胜的形势，而不知道我所以制胜的形势”。所以他战胜不重复

译，而应对形势无穷无尽。善于学习孙武的人，依据这些而自己寻求，这就是所谓的方略。霍去病不求深学，也在于此罢了。唉，拿着孙吴的遗言来衡量人的空谈，寻求符合他们所教导的，而不寻求他们所不能教导的，于是称这为善于用兵的，也太妄想了。

译刘伯升论

古代的豪杰，遭遇天下变乱，慨然奋起，都有拯救百姓、拨乱反正的志向，他们的兵力威势，也足以成就功业，然而一旦肝脑涂地于庸人稚子之手，竟然毫不醒悟，被天下人嘲笑，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倚仗气势而轻视他人，自恃人多而忽视祸患，最终在心意不及之处突然爆发导致的。从前王莽篡夺汉朝政权时，刘氏宗族被诛杀废禁，救死尚且来不及，侥幸存活的人，都是懦弱无能之辈，习惯于谄媚苟且偷生罢了。只有刘伯升愤然怀有复兴断绝宗统的志向，招纳结交轻侠之士，起兵诛杀王莽，即使是王莽也深深忌惮他。当他起兵时，独自率领舂陵子弟八千人，又诱合新市、平林数千人的兵力，来助长他的声势，而光武的部众也在宛城起事响应，因此斩杀甄阜、梁丘赐，击破严尤、陈茂的军队，不到几个月兵力达到十万，声势震动了。于是豪杰们共同商议拥立汉室宗亲，以顺应人心所向，他们的本意本来在于刘伯升。但新市、平林忌惮他的威严英明，并且喜欢更始帝的懦弱松弛，于是定策拥立更始帝，刘伯争辩却没能成功。不久刘伯升防守宛城，光武大破王邑百万大军，更始帝君臣更加不自安，于是诛杀了刘伯升。唉！刘伯升的志向本来很大，而他死的时候，愚夫尚且能知道原因，而刘伯升却不醒悟。新市、平林的将帅，本来就是群盗罢了，当初我们起兵借他们的兵力，后来接连击退大敌，拥有十万部众，功劳在于我。人们因为我的功劳想要尊崇拥立我，新市、平林不乐意，把权力交给懦弱无能的更始帝，那么三军的权柄就不在刘伯升而在乎新市、平林了。权柄分给别人，又坚决争辩更始帝的拥立，难怪他不久就被诛杀了。从前吕后想要封吕氏为王，去问丞相王陵、陈平，王陵极力争辩而陈平赞同。王陵的争辩，是想安定汉朝而挫败吕氏，不知道陈平的赞同，才是用来安定汉朝而挫败吕氏的方法。刘伯升所拒绝更始帝拥立的，是王陵式的争辩，并不是用来保全自己的方法。虽然如此，刘伯升心里本来没有忘记新市、平林以及更始帝，可惜他掌握时机却不知道发动，反而被别人发动，这是他死而不悟的原因。宋义命令军中说道：“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唤的就斩首。”他的本意本来在于项羽。项羽知道他的本意在于我，所以先发制人诛杀了他，如果他不先发制人，项羽也会诛杀他。刘伯升因为新市、平林依附自己，所以感激他们而不忍心辜负他们吗？哪里比得上蜀先主对待刘璋，李宻对待翟氏那样呢？刘璋把整个蜀地托付给先主，先主于是夺取它，作为鼎足三分的资本。人们不非议他辜负刘璋，而赞许他得到夺取蜀地的时机。李宻起初臣服于翟氏，翟氏自认为才能不及李宻，推举他做首领。不久防备间有离间的话，李宻就诛杀了他，他的权柄于是统一，兵力大大振作。假使刘伯升乘着攻克宛城的威势，又借着世祖击破王邑的形势，勒兵誓师，诛杀新市、平林的骄横将领，废黜更始帝，那么中兴的功业就不在世祖了。唉，刘伯升的不忍心，也是妇人之仁罢了。古代谋求成就大事的人，常常不忍心辜负别人，而最终被别人辜负，是因为相互窥伺的时机，间隙不容头发那么宽的缘故。世祖连续作战决战，不如刘伯升，但深谋远虑，却远远超过他。大概刘伯升类似项羽，而世祖类似高祖，这就是能够平定天下而复兴大业的原因。起初刘

译伯升被杀，世祖驰马前往更始帝处，犹豫退让引咎自责，深深自我责备谢罪，不表现出悲伤，因此更始帝信任并任用他，最终挫败王郎，平定河北，他的资本成就了。于是慢慢纠正自己的位号，于是率领他的军队向西攻打更始帝而平定长安。假使他于是表现出愤懑不平于刘伯升的祸事，那么也就一起被诛杀罢了。

汉光武论

军队不一定众多，而效命的人能战胜士兵；不一定都勇敢，而赴死的人能获胜。古代有人因为人多而失败，有人因为人少而胜利：王防、王邑凭借百万大军败于三千人的光武；曹操凭借八十万大军败于三万人的周瑜；苻坚凭借百万大军败于八千人的谢玄，就是这样的。率领百万大军面对数千军队的，是必胜的军队；但有时以至于失败，是因为骄傲于自己必胜的理由，而因为轻敌失败。率领数千士兵抵挡百万大军的，是必败的道理；但有时以至于胜利，是因为振奋于自己必败的理由，而因为赴死获胜。兵力多在敌人那里，是智将所贪图，而愚将所恐惧的；兵力少在我方，是愚将所危险，而智将所安心的。多固然可惧，而我贪图它，依靠我有办法颠覆他们的骄傲；少固然可危，而我安心它，依靠我有办法激发他们的振奋。率领数千士兵抵抗大敌，使他们人人自己赴死，而忘记自己是数千人的弱者，容易做到；连接百万大军面对小敌，使他们人人各自效命，而忘记自己是百万人的强者，难以做到。为什么呢？弱则思奋，而强则易懈的缘故。弱而奋，奋的是士气；强而懈，懈的是惰性。对于士气容易乘势，对于惰性难以率领。趁着容易乘势的士气而激发它，所以有以少胜多的；顺着难以率领的惰性而驱使它，所以有多而失败的。因此古代善于评论将领的人，一定知道他们胜任多寡的原因。如果不是所胜任的，即使多也是累赘。韩信凭借高祖所胜任的将领只有十万，而他自认为即使多也更能分辨。因此古代善于带兵的人，他们使用百万大军如同役使一人，分数既定，形名既修饰，节制素来明确，威赏素来显著，有办法使用他们的锋芒的缘故。赵括一次使用赵国四十万人，束手就擒于长平坑杀，失败于人多；王翦一定使用秦军六十万，然后取胜于楚国，善于处理人多。汉高祖曾经一次大用他的军队，胁迫五诸侯的兵力，合计六十万攻打楚国，而项羽犹豫以两万精锐起兵颠覆他们，濉水为之不流，这是将领超过他的限度，而韩信所担忧的。曹操对于军队，巧诈奇异变化，离合出没，应对无穷，白头于兵事，不曾不以少敌众。最终赤壁的军队，成就刘备周瑜的名声，是因为骄傲于荆州的胜利，倚仗水陆的众多而败于懈怠。当王邑百万大军压制昆阳，他们看孤城内外的人，都是案板上的肉罢了。然而光武集合数千士兵，用必死的誓言申明，用求生的振奋激发，身先士卒搏杀，那么他们反过来看王邑的军队，都是案板上的肉罢了。因此胜利。虽然这次战役，人们认为这是光武的才能，而不知道他之所以为才能的原因。只有诸将观察他的生平，看见小敌怯懦，看见大敌勇敢，都私下奇怪，而不知道光武这样做勇怯，才是所谓的才能，而都是为了求胜。对小敌怯懦，是他的真情；对大敌勇敢，是他的权术。敌人小而怯懦，怯懦而警戒，警戒而勉励，是胜利的道理；敌人大而勇敢，勇敢而决断，

译决断而振奋，也是胜利的道理。对敌人小而展示他的真情，所以不轻易胜利；对敌人而使用他的权术，所以不畏胜利。光武不仅能以少败众，而且达到多而更能分辨。唉！光武对于夺取天下，又何尝不是出于真情与权术呢？只是人们不能测度罢了。起初刘伯升结交宾客，喜好士人，以诛杀王莽复兴刘氏，而世祖却独自从事农业，勤劳耕作罢了。所以刘伯升把他比作高祖的哥哥刘仲，人们也用谨慎厚道看待他，没想到他有别的。等到他部勒宾客，穿着绛衣戴着大冠在宛城起事，那么勇决的气概，又有超过刘伯升的。光武心意之所以在于王莽，难道是一天之间吗？然而在王莽的时代做刘伯升所做的事，本来也是危险的。所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