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司马仲达论

过去君臣相互选择、相遇，在天下动荡不安的时候，君主没有不希望臣子有才能的，臣子没有不希望君主英明的。臣子既然有了才能，而君主却常常对他产生极大的猜忌；君主既然英明，而臣子却常常对他产生极大的恐惧。这是为什么呢？君主并不是厌恶臣子而猜忌他，而是猜忌他的权谋智略足以让自己产生二心。臣子并不是背离君主而恐惧他，而是恐惧他的刚毅残忍足以让自己无法被容纳。这就是猜忌和恐惧产生的原因。虽然如此，君主本来也有不猜忌的时候，因为他得到了不值得猜忌的臣子；臣子本来也有不恐惧的时候，因为他遇到了不值得恐惧的君主。从前蜀汉先主刘备与诸葛亮，前秦苻坚与王猛，就是这样的例子。至于曹操与司马仲达，那么猜忌和恐惧之情就不得不产生了。如果不是司马仲达，不足以引起曹操的猜忌；如果不是曹操，也不足以引起司马仲达的恐惧。天下士人不响应曹操命令的很多，而司马仲达一旦不肯出仕，曹操就打算逮捕并惩治他。司马仲达不肯出仕，本来就怀疑曹操不能容纳自己；曹操想要惩治他，本来就怀疑司马仲达不肯为自己所用。这种在起初相互期望的情况，本来就没有尽到君臣间的诚意，那么猜忌和恐惧从哪里不产生呢？虽然如此，司马仲达处理得当，最终达到曹操对他没有特别猜忌，司马仲达对曹操没有特别恐惧的地步，这正是他成为豪杰的原因，从而成就了夺取魏国政权的资本。人挟持权术，像荀彧那样的，几乎没有了。荀彧本来是曹操防范士人而倚重如蓍龟（占卜决疑）的人。曹操想要取代汉朝帝位，当这个念头刚在心中萌发时，司马仲达启发他，正中他的欲望；当这个念头已经显露于行动时，荀彧阻止他，挫伤了他的情绪。不久荀彧因为直言进谏，而不能挽救自己被杀的命运，司马仲达最终成为曹操的心腹，从而消除了曹操的猜忌。当曹操鞭笞天下，谋求完成大业时，将领们四处出征，没有一天脱下铠甲，而司马仲达唯独凭借自己的身份从容处理政务罢了，不曾一次请求统领军队。即使曹操也不认为他有能力而要求他带兵，等到曹操去世，司马仲达才开始统领军队，出奇应变，迅速如神，无往不胜，即使是曹操也有所不及。魏文帝本来就没有猜忌，司马仲达本来就没有恐惧，天下开始非常畏惧他，就像曹操还在世时一样。由此看来，司马仲达用权谋智略来保全自己，可以窥见一二吗？为什么诸葛亮想要凭借至诚大义的胸怀，多次出兵，寻求与他决一死战，以决定魏蜀的存亡呢？司马仲达、诸葛亮都是所谓的人杰。渭南之战，人们都惋惜诸葛亮的死，认为没有看到这两个人在此一举决出胜负。诸葛亮率军远征，利于速战。司马仲达持重，不应当用老练的军队消耗他，而寻求乘其疲惫。诸葛亮送给他妇女的头巾，想激怒他应战。司马仲达上表请求决战，魏君于是派遣辛毗持节制约他。诸葛亮认为司马仲达无意于作战，他向君主请求，只是向众人显示武力罢了。

译唉！说司马仲达请求作战是为了向众人显示武力，或许有这种情况；说他有始终的畏惧而无意于决一死战，也不是事实。虽然如此，假如辛毗不来，那么司马仲达本来就不会作战。司马仲达所追求的，只是战胜敌人罢了。现在因为一次侮辱，不等待可以作战的时机，就愤然轻率地使用军队，成为愤怒的军队，哪里配得上是司马仲达呢？晋朝的朱伺，号称善于作战，有人问他，朱伺说：“别人不能忍耐，而我能忍耐，因此战胜他们。”难道司马仲达没有朱伺那样的气量吗？观察他诛杀曹爽的原因，足以看出他能忍耐并等待时机。所以他分析诸葛亮说：“诸葛亮志向远大而看不出时机，计谋多而决断少，好兵而无权变，虽然率领十万士兵，已经落入我的圈套，打败他是必然的。”这是司马仲达的志向。诸葛亮刚出兵时，司马仲达对众将领说：“诸葛亮如果是勇者，应当从武功出来，依山向东；如果向西上五丈原，那么各军就没事了。”从前曹操攻打邺城，袁尚率兵救援，众将领都认为归师不要阻挡，应当避开他。曹操说：“袁尚从大道来，暂且避开他；如果沿着西山，那么就会成为俘虏。”袁尚果然沿着西山，一战就被擒获。卢循反攻建业，宋武帝分析他说：“贼兵如果从新亭直上，暂且避开他；如果回泊蔡洲，那么就会成为俘虏。”卢循果然泊在蔡洲，一战就被击退。诸葛亮趋向五丈原，与袁尚沿着西山、卢循泊在蔡洲是一样的。大概锐气已经丧失，本来就会畏惧而避开别人，不足以成为别人所畏惧避开的。这三位君主，所以轻易地吞并了他们。诸葛亮常年出兵，他的军队不过数万，不因为战败而回，就因为饥饿而退。现在千里运粮，供养十万军队，坐着求战已经一百天了。司马仲达率领秦雍的精锐士兵，用不应对来消耗他的军队，难道是徒然的吗？将要追求一次全胜。然而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而司马仲达不穷追不舍，大概是不料诸葛亮会死，他的士兵还吃饱，军队没有变故，蜀道险阻而容易埋伏，怀疑他是假装撤退来引诱我。假使诸葛亮不死，而在相持中疲惫，那么司马仲达的志向就实现了。有人说司马仲达的权谋诡诈不足以抵挡诸葛亮的节制，这是腐儒固守常理的谈论，不值得对懂得权变的人说。

邓艾论

事物的道理，可以用情理去通达，而不可以用迹象去拘泥。用情理去通达，就有办法适应变化而符合圣人所赞许的权变；用迹象去拘泥，就没有办法因地制宜而陷入圣人所厌恶的固执。因此天下事功的成功，常常出于权变，而其失败，常常在于固执。认为别人是对的而寻求效仿，不知道所效仿的，在今天却是错的；认为别人是错的而寻求纠正，不知道所纠正的，在今天却是对的。这都是不寻求用今天的情理去通达，而用过去的迹象去拘泥，所以所效仿与纠正的，恰好成为祸患悔恨的资本。从前卫青攻打匈奴，他的副将苏建全军覆没。按照法令应当斩首，卫青因为不敢在外擅自诛杀，囚禁苏建送交朝廷。人们都称赞卫青不擅权，得到了作为臣子和统帅的顺道。皇甫嵩讨伐梁州的贼寇

译，董卓作为副将。贼寇平定，诏令董卓把军队归属皇甫嵩，董卓不接受诏令，挟持军队窥伺。人们都劝皇甫嵩诛杀董卓，皇甫嵩不想在外擅自诛杀，而把情况上报。董卓于是遂行凶逆，最终因为没有被控制。皇甫嵩放过董卓，不是出于其他原因，大概是因为卫青不杀苏建，获得了恭厚的声誉，于是拘泥于迹象而寻求效仿，不知道放过董卓在今天就是纵容寇贼。邓艾伐蜀，出于万死不顾一生的计策，乘危决命，最终俘虏刘禅，可以说是立功了。然而他心气阔略，认为统帅在外，应当制定威赏，于是大肆擅自封官授爵，甚至想要自立为王，刘禅防备西边不派遣使者。虽然司马文王用顺从的道理晓谕他，仍然不被听从，因此钟会得以介入其中，以至于被诛杀而不醒悟。邓艾专制，不是出于其他原因，大概是因为皇甫嵩常常求全责备而失于董卓，所以蹈入后悔，于是拘泥于迹象而寻求纠正，不知道纠正皇甫嵩在今天就是招致祸患。这都是不寻求用今天的情理去通达，而专门拘泥于过去的迹象，所以不知道自己祸患悔恨的聚集。观察邓艾作为将领，急于智名而锐于勇功

译**吴论**

古代的豪杰，怀有建立功业的宏大志向，他们的才能和力量虽然足以达成目的，但如果没有谋士策士汇聚奇谋智略来辅助他们弥补不足，使他们在事机变化的关头不致失误，那么往往功败垂成，成为徒然发端的人，都是这种情况。从前东汉董卓作乱，豪杰在中州相互观望而兴起的，如袁术、曹操、刘备、吕布，都凭借奸雄豪强的资质，想趁着时势变化来实现自己的欲望。只有孙坚因忠勇之气激发，从偏僻的下级郡县奋起，立志诛杀董卓，连董卓也独自畏惧而避开他。可惜他三次错失重大机遇，功业未能成就，最终因轻敌而丧命，这是因为没有谋士策士来启发他智力所不及的地方，所以如此。

起初，孙坚率领义从之士从长沙起兵，北上到南阳，部众已有数万。南阳太守不及时调拨供给，孙坚以延误义师为由，按军律将他诛杀，众人震惊信服。南阳户籍人口近数百万，兵强粮足，但孙坚不趁机占据它来治理军队、整顿士卒，命令一名偏将向西直趋武关以震慑三辅，自己扼守成皋以安定巩洛，迎接天子并奉戴他，仗义讨逆以实现自己的志向，反而弃之而去，让袁术得以在流离困顿中收编他，作为自己的资本，于是变得骄横放肆，这是孙坚的第一次失误。

董卓的强盛，天下人都畏惧他。袁绍、曹操等人歃血起兵的，共有十一位将领，都占据州郡，部众合计数万，但没有敢先发制人进攻董卓的。只有曹操与他的偏将相遇，随即战败北逃，而孙坚独自率领军队进击，在阳人交战，大破董卓军队，斩首其精锐将领，董卓深深震惊畏惧，于是派遣心腹到孙坚处求和亲近，凡是孙坚疏表中提到胜任职务的子弟，都上表任用。假使孙坚表面答应而暗中图谋，将那些宗亲中胜任职务的都列疏推荐，让他们各自占据土地掌握兵权以扩大势力，慢慢从四面围困董卓，那么夺取董卓易如反掌。孙坚不知道出此计策，反而怒辱董卓使者，发誓一定要诛杀董卓，使董卓愤恨恐惧，于是残害污秽洛阳，劫持天子向西进入函谷关以避开孙坚的锋芒，而穷尽其毒辣，这是孙坚的第二次失误。

军队因正义而行动的，其气势足以独立，那么何至于依附他人？如果不能独立而有所依附，一定要依附那些德行道义足以成为天下归往的人，然后跟随他。袁术徒然凭借世家资历来役使天下，他骄横豪强而不威武，不是可以托付身心的君主。孙坚已经驱赶董卓并修复洛阳的残破，不能凭借山河的险固，利用形势的便利来观察天下的变化，反而退军到鲁阳，听从袁术的役使，为他崎岖转战，去搏杀黄祖，最终在襄汉之间丧命，与普通士卒无异，这是孙坚的第三次失误。

一举事而三次失误随之，那么他的功业就违背了。孙策壮烈威武，谋略超过他的父亲，又有周瑜、鲁肃这类人来辅助他兴起，可惜孙坚不善打基础，使得孙策不能在中原奋起以争夺天下。然而孙策一举收复江东，作为鼎足三分的资本，假使他不死，应当成为魏国的大患。孙策不能在中原兴起，不是他的智力不够，大概是袁绍已经占据河北，曹操已经收服河南，没有空隙可以

译投身的缘故。凭借刘备在关山之间转战，直到白发苍苍，未能获得中州一块土地来安身，而孙策却能以千余残兵，渡江转战，不几年就席卷江东，这远远超过刘备了。孙权的勇猛决断进取，比不上他的父兄，但审察时机、洞察变化，持守保全江东，孙权是有此能力的。三国的形势，虽然号称鼎足，但其雌雄强弱，本来有所定论。魏国虽然不能最终兼并天下，大概不失为雄强；吴蜀虽然能各自占据国家，但不免为雌弱。孙权正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对内加强安抚，对外加强防备，只是有时出兵动众，以显示威势警戒敌人，北不过合肥，西不过襄阳，未曾大举轻发以求侥幸战胜魏国，而魏国加兵于我，也曾有所抵御，未曾困顿折损，所以终孙权之世而江东安宁。由此看来，那么孙权的谋略，比诸葛亮在蜀国的运用更为审慎。

**蜀论**

有人说：“刘备争夺天下，不凭借中原而向西进入巴蜀，这是占据非其地而最终不振的原因吗？”回答说：“确实如此。刘备并非特意放弃中原而趋向巴蜀，也是争夺不可得，然后才放弃而向西进入罢了。刘备向西，是因为智穷力竭，大概是晚年才出于形势的不得已。当豪杰并起时，刘备已经与他们周旋于中原了。起初得到徐州，而被吕布夺取；中间得到豫州，而被曹操夺取；晚年得到荆州，而被孙权夺取。刘备将兴复刘氏的大业，他的志向未曾一天忘记中州。然而最终没有地方暂时安身，放弃而向西进入，是因为有曹操、孙权的军队压迫他。刘备既失去豫州而南依刘表时，开始在困窘穷迫之际得到孔明，而孔明开始引导他夺取荆州、益州，作为自己的资本。孔明难道认为中州不足以兴起，而区区荆、益的一隅足以有为吗？也是因为魏国控制中原，吴国独占江东，天下未属吴、魏的，只有荆、益罢了。考虑到刘备不夺取这里，就没有归宿，所以一次击败曹操就收复荆州，接着驱逐刘璋就夺取益州，这是孔明的谋略。

虽然如此，孔明对于这两州，知道如何夺取，却失误于如何使用，以至于最终丧失荆州而劳用蜀民，功业也因此未能成就，确实有原因。荆州的土地，介于吴、蜀之间，是两国必争之地。从形势来说，以吴国争夺荆州，则近而顺；以蜀国争夺荆州，则远而难。蜀国不能拥有荆州，就像魏国不能拥有汉中一样。所以先主早上得到益州，而孙权晚上就索要荆州。孙权索要，不是因为刘备得到蜀国而对荆州无事，也是因为他从蜀国争夺，不如吴国周全的缘故。所以直接索要，是为了显示我有能力收回。大概刘备一旦不听，而孙权已经夺取三郡，刘备无法争夺，而中分给他，以分裂不全的荆州而拥有孙权在后窥伺镇抚，则安；动则危。孔明不察此，而倚仗关羽的勇猛，让他率领部众向北侵犯魏国的襄阳，所以孙权起兵紧随其后，斩杀关羽而尽夺荆州，这是孔明失误于使用荆州。

然后刘备所有的只有岷、益罢

译了。虽然如此，地僻而固，魏人不敢轻易加兵，而鼎足之形遂成。假使刘备不向西，而只在中原徘徊，那么也不知道停在哪里了。刘备死后，举国托付给孔明。孔明有立功的志向，而没有成功的度量；有合众的仁德，而没有用众的智慧。所以曾经多次调动部众，急于立功。功业每每不成，而部众已经疲惫。这是孔明失误于使用蜀国。

蜀国作为国家，险僻而坚固，不是图谋天下者必争之地，然而也未曾不忌其动，因为它有窥探天下变化，出来乘机的能力。虽然如此，蜀与魏，其大小强弱之势，大概可见。曹操虽死，而魏国未有变故，又有司马仲达以制其兵。孔明在此不能因刘备之亡，深自抑制示弱，以充盈懈怠其心，使其无意于我，励兵储粟，伺其一旦之变，因河渭之上流，裹粮卷甲，起而乘之，则莫不得志。反而以区区新造的蜀国，倡导仁义之师，强天下以思汉，日日引兵向北，以求吞魏而恢复刘氏，所以常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不以败还，即以饥退。这是急于有功而亡其度量以待之

译陆机论

动员全国百姓并将军队交给将领，凭借疏远之身去统领别人的军队，在君臣交接权力的时刻，都是充满危机的。善于任用将领的君主，不会轻易将兵权托付给人；善于做将领的人，也不会轻易接受这种重任。君主必须有办法深深赢得臣下的信任，才让他带兵；臣下必须有办法深深赢得君主的信任，才去做他的将领。这样，军事才能建立，战功才能获取，君臣都能获得美好的名声于天下。古代有人这样做的，孙武对于吴王阖闾，田穰苴对于齐景公，周亚夫对于汉文帝，就是这样。当初孙武用兵法求见吴王，吴王用妇女来试验他，孙武就顺着吴王用来试验我的方式，探究他的内心并加以判断，他的意图已经在二姬的头上了。二姬是吴王非常宠爱的人，孙武本来就知道深宫中的妇人，况且正受吴王的宠爱，哪里曾经知道战鼓的约束和将军严厉的军令呢？然而一定要斩首而不释放，并不是对二姬有怨恨，而是借她们的首级来试探吴王的诚意，看他信任我的程度是否坚定。吴王果然不吝惜二姬的死，而知道孙武善于用兵，于是最终让他带兵。孙武也知道吴王任用我的意图坚定而安稳，才去做他的将领，所以能够向西攻破强大的楚国，向北威慑齐国和晋国，从而使吴国称霸。齐景公任命田穰苴为将军，在接受斧钺之初，田穰苴请求宠臣庄贾来监军。田穰苴难道真的因为防备权力轻小而依赖庄贾吗？他的意图本来就在诛杀庄贾上了。庄贾虽然只延误了顷刻的约定，可以因情有可原而免罪，但最终没有免除他的死刑，并不是对庄贾残忍，而是暂借他的死来试探齐君的诚意，并判断齐君任用我的程度是否笃实。景公果然认为他贤能而任用他不怀疑，所以能够大败燕国和晋国的军队，并收回被侵占的土地。汉文帝严格部署三位将军的驻防，以抵御匈奴，亲自慰劳军队，到了细柳营的周亚夫那里，即使是天子的诏令，也屈从于将军的命令。在这个时候，细柳的士兵只知道亚夫的威严，而不知道汉文帝的尊贵。难道亚夫在这里违背君臣的名分而做出不可侵犯的样子吗？也是用来试探孝文帝的诚意，以判断他对待我的态度是否达到极致。汉文帝果然推崇他的才能，托付给景帝，认为可以承担重任，而亚夫也凭借关外之事自行专断，所以七国之乱时，他统制军队，于是能够坚决拒绝救援梁国的诏令，而平定关东的变乱。世俗眼光浅薄的人，只看到这三个人顺从众意树立威严的方法，却不知道这是一种权术，这权术不仅仅在于顺从众意树立威严而已，至于君臣之所以能够相互契合的开端，牢固地结同心，不可被离间破坏；而凭借功勋名声保全自己的人，都出于这个原因。陆机太不讲求为将的权术了！陆机以亡国流亡之身，委身侍奉大国，在权术上没有把握，在气度上没有修养，只是矜持才华傲视万物，触怒众人。司马颖骄横放肆不像君主，发动违背顺理的军队，哪里值得托付身心呢？陆机以怨恨仇敌的聚集地，一朝身先士卒，都督军队，而军队多达数十万，汉魏以来出师的盛况，未曾有过。他既然失去了所任用的君主，而陆机内部没有权术来试探君主任用我的心意，外部没有权谋来成就君主托付我的事情，反而激昂自比管仲、乐毅。临战之初，孟超以偏将的身份违抗他的命令并侮辱他，如同对待奴仆俘虏，而陆机不认为该杀而放过了他。用这样的方式带兵，用这样的方式作战，即使率领百万军队，谁能挽救他的失败呢？所以鹿苑溃败，死者堆积如山，众人的毁谤因此产生，

译最终导致他被杀，成为天下的笑柄。竟然不知道才华不足以胜任所托付的重任，智慧不足以报答所了解的人，一举一动，跌倒随之而来，却把祸责归咎于三代以来的将领，难道不荒谬吗？有人说：陆机虽然是世袭将领，但是个儒生，军旅之事，不是他平素擅长的，于是丧失军队。这是王衍、房琯之类的人，都因此招致失败。唉！以儒生身份带兵，以至于丧失军队的，是因为才华不足以胜任将领的缘故。如果说儒生果然不可以带兵，将领果然不可以用儒生，那是不对的。才华所在的地方，不厌恶他是儒生，如果儒生懂得为将之道，那么世袭将领有所不能窥测的。至于像陆机这样的人，只足以杀死他的身体罢了，哪里值得谈论呢！

晋论上

国家宝位的重大，有自己归附然后接受的，有力取然后得到的。自己归附然后接受的，是三代以上的事情；力取然后得到的，是秦汉以下的事情。归附我然后接受，与我夺取然后得到，本来有区别了，而夺取的方法，又有非常大的不同。那么享有天下的人，也要观察夺取的方法如何。魏夺取汉朝，不同于汉夺取秦；晋夺取魏，不同于魏夺取汉朝。魏看待晋用夺取汉朝的踪迹，晋沿袭魏用夺取魏的权柄，这是晋夺取魏，是魏开启的。晋将要沿袭踪迹而夺取魏，所以急切地寻求掌握魏的权柄。魏只看到权柄离开我而在晋，就像从前离开汉而在魏一样，所以安于所夺取的而把天下输送给晋，于是自认为理所当然。所以晋在得到魏的踪迹上，没有不同于魏得到汉的，而在夺取魏的方法上，最为没有名分，大概类似于王莽盗窃汉朝。虽然如此，晋室的祸患，也是魏遗留下来的。唉，难道也是天意吗？从前秦无道，天下百姓唯恐秦不灭亡，所以豪杰一起兴起诛杀秦。秦灭亡而汉得到它，这是汉没有辜负秦。东汉自从董卓之乱，天下痛恨他祸害汉朝之深，一起建议流血兴起诛杀董卓的，都是为汉朝。董卓已经诛杀了，而曹操、二袁才开始连兵互相吞噬，以争夺天下而谋求取代汉朝。曹操先得到挟持汉朝的策略以号令天下，最终汉朝不自亡而曹操夺取它，这是魏还辜负汉朝。汉朝的灭亡，不是天下灭亡它，是曹操夺取它。虽然如此，假使没有曹操，那么汉朝的天下不得不灭亡，因为有二袁窃取它。曹操在二袁窃取之中收回天下，这是汉朝曾经丧失天下，而曹操收回它，那么魏还算是有名分的。所以说：魏夺取汉朝不同于汉夺取秦。至于晋，就不是这样。自从司马仲达已经在曹操的时代隐藏祸心奸谋，曹操曾经觉悟但不能决断，把它传给曹丕，而曹丕昏庸软弱，更加全力保护并倚任他，所以他在曹操死后，才逐渐建立盗窃权柄的功劳，于是收回权柄而私自掌握。所谓盗窃权柄的功劳，大概是东面平定辽东，而西面夺取孟达，南面摧毁王凌，而内部诛杀曹爽。没有保存已经灭亡、延续已经断绝的大功勋，像魏对于汉朝那样。大概知道魏夺取汉朝其道由此，所以急切寻求沿袭踪迹。而窃取收回权柄，经过四代而固执掌握，直到一旦在安然无事之间夺取魏，而天下人也安于无可奈何，这是最为没有名分而类似。王莽盗窃汉朝，等到晋的宗室内叛，戎夷外攻，直到衰败而不可胜叹的，也是魏遗留下来的。魏灭亡，公族的防备虽然号称加封侯王，而没有一尺土地一个百姓的供奉，晋人取而代之，矫正没有枝叶庇护的弊端。于是大肆繁殖宗室，假借他们制兵专国的权力，一旦八王内部互相屠杀，直到祸患结聚不可胜解，而戎羯乘虚而入。关右秦川

译，是帝王居住的地方。魏武帝大规模迁徙戎夷种落而交错居住，以抵御蜀寇，直到近在肘腋不可胜救，以造成永嘉之祸。由此看来，那么凡是晋室的大变，都是魏遗留下来的。唉，难道也是天意吗？

译**晋论下**

天下的祸患，不担心那些有可见迹象而在近期爆发的，而担心那些没有可窥探形态而在迟后爆发的。有迹象可见，即使非常愚笨怯懦的人，也一定会加以警戒防备，而在近期爆发的，其毒性通常较浅；没有形态可窥探，即使非常智勇的人，也会疏忽于防范，而在迟后爆发的，其毒性通常很深。从前五胡乱晋的祸患，它的兴起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探究其根基并积累起来，竟然在于数百年的漫长迟缓。国家历经三代而君主有数十位，在平常日子里看不到它有可窥探的形态，所以一旦爆发就无人能够支撑。这并不是没有形态，大概是因为祸患的形态常常隐藏在福祸之中，福祸的形态常常隐藏在祸患之中。人们只看到它是今日的祸福罢了，不顺着它所隐藏的地方去预先窥探，所以在其未爆发时，都看不到它明显的形态，这就是祸患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原因。先王在边远荒僻之地制定对夷狄的政策，非常厌恶他们扰乱华夏，未曾不想驱逐排斥并将他们排斥在外。周公在明堂朝见诸侯，夷蛮戎狄的君主站在四门之外，使他们不能参与完备盛大的礼仪观瞻。后世的君主庆幸他们衰败而乐于他们归顺，于是将他们内迁并亲近他们。这件事始于汉宣帝，逐渐发展于汉光武帝，而在魏武帝时达到极盛。有的让他们国家空虚而撤除边境要塞的警戒，有的征用他们的兵力作为抵御寇敌的屏障。既然消除了他们的侮辱，又役使他们的力量，可以说是当世君主的大欲望，国家的盛大福分。不知道积累久了大祸所潜伏，一旦汹涌如同决堤的洪水，无人能够遏制。晋朝不幸正好遭遇，因为平常日子里看不到它明显的形态的缘故。从前汉宣帝乘着汉武帝击退匈奴的威势，令五个单于内部争斗，开始接纳呼韩邪单于的朝见。元帝时请求撤除边境防备，依靠侯应的策略，认为自从汉武帝将他们驱赶至漠北，夺取了阴山，匈奴失去了遮蔽隐藏的地方，每次经过阴山没有不哭诉失去它的。现在撤除边塞防备则显示给他们巨大的利益，元帝虽然回复致谢，从此胡人也逐渐向南窥视，汉朝也非常高兴他们的到来而不拒绝他们。汉光武帝趁着匈奴日逐王的到来，于是建立南庭来安抚接纳他们，逐渐让他们居住在西河美稷，而他们的各部落于是屯守在北地、朔方、五原、代郡、云中、定襄、雁门这七个郡，而河西之地沦为胡虏的区域，加上迁徙叛乱者错杂安置在三辅地区。魏武帝又大举迁徙武都的氐人来充实关中，用来抵御蜀寇，而匈奴五部都居住在汾晋地区而近在肘腋之间。在晋朝兴起时，大致中原一半是夷狄居住。刘渊，是匈奴人；而居住在晋阳，石勒，是羯族人；而居住在上党，姚氏，是羌族人；而居住在扶风，苻氏，是氐族人；而居住在临渭，慕容氏，是鲜卑人；而居住在昌黎。种族日益繁

译衍，他们的居住饮食都趋向华美；而他们逞凶暴、贪婪强悍、好斗、喜乱的心态，却也没有什么时候改变。所以刘渊一倡导，并州和雍州的胡人乘时四起，自长淮以北不再有晋朝的领土，而成为战国局面将近二百年。这就是所说的在迟后爆发而毒性深重的情况。虽然如此，他们内迁而听从役使，也是迫于制服的威势；而他们的情意未曾不怀念故土而想返回，本来非常怨恨中原的羁縻拘束和轻贱侮辱。所以刘猛发愤而在晋朝反叛，事情虽然不成功，而刘氏各部落未曾有一天忘记这件事。自魏朝以上，其间并非没有明智的君主足以察究防范渐变的苗头，为子孙后世考虑；然而都安于他们的内附，或者乐于使用他们的力量，只担心他们不能聚集而收归役使，虽然有祸患的形态，都不为此深思远虑，顺着它所潜伏的地方去消除厌弃它。从晋朝以下，自武帝平定东吴后，遍抚天下，本来不借助夷狄的帮助了。如果在这个时候有能探求它所潜伏的祸患而预先制约的人，趁着他们怀念返回的情意，加上恩意来引导他们的行为，假借建立名号并供给资财，让他们各自率领种族返回旧土，他们将会乐于轻易离去，而唯恐落后。然后严厉斥退边塞，使有华夷内外的界限，以后即使有警报，也不会发展到在肘腋之间爆发，而遭受不可言说的祸患了。虽然如此，如果不是明智英果的君主为子孙后世考虑，就不能决断有所作为来挽救那未爆发的深祸。晋武帝自从平定东吴后，正以奢侈的欲望显露于天下，他怎么能顾及到这里呢？虽然郭钦上疏，江统著论，他们的言论反复切中要害，都漠然不省察，正抱着老虎熟睡罢了。唉，治理天下的人不要倚仗它是平日里的福分，而忽视所隐藏的祸患啊！

**苻坚论上**

军队以正义兴起，而以智慧取胜；作战以顺理结合，而以奇计获胜。苻坚进行这次战役，对照义理和顺理，则是违犯；考察奇计和智慧，则是屈辱。违背他所兴起的有三点，玩忽他所使用的有两点，这就是他败亡而无法挽救的原因。所谓违背他所兴起的三点：不惩戒魏人两次举兵退败的教训，而想在天命未改的晋朝实现自己的欲望，这是第一点；忘记自己氐羌的卑贱族类，想袭取正统而干预天命授予，这是第二点；沉溺于鲜卑在中间制造祸害，而忘记他们是社稷的仇敌，这是第三点。三点都违背了，而又玩忽所使用的两点：势力重大不分散而趋向一条道路，首尾失去联系，没有其他奇变，这是第一点；骄傲于自己的强盛足以必胜，抛弃大军容易对付敌人而轻率前进，这是第二点。这是兵家的大忌。吴王胁迫七国百万军队向西，不采用田禄伯的建议，于是专力于梁地以至于失败，是厌恶权力的分散。安禄山举范阳数十万军队向南，不采用何千年的计策，仍然合并军队缓慢行进，最终没有

译成功，是可惜势力的分散。虽然是苟延残喘的反虏，败亡随之而来，也是不明白用兵的至理。赵括谈论用兵很精巧，即使他的父亲赵奢也无法驳难他，然而唯独担心他会打败赵军，是因为他说话太容易。王邑耻于不活捉敌人而只是经过昆阳，最终大败，是因为他使用太容易。厌恶权力的分散，就不把军队交给别人，不把军队交给别人，是自疑的表现。可惜势力的分散，就不把军队假借给别人，不把军队假借给别人，是自孤的表现。说话容易的，有所不将而将必败；使用容易的，有所不战而战必溃。大概军队众多而厌恶分散，就与寡少相同；强大而容易对付敌人，就与弱小相同。出于众多强大的名义，而处于寡少弱小的实际，他们的将领都可以被覆灭而夺取。东南所倚仗以为坚固而抗衡中原的，是因为他们有长淮大江千里的险阻。然而吴朝在前灭亡，而陈朝在后灭亡，是因为他们的行动符合义理与顺理，所出的是智慧与奇计。晋朝攻取吴朝，只有二十万人，而所出的道路有六条；隋朝攻取陈朝，只有五十万人，而所出的道路有八条。因为所出的道路多，那么他们所受的敌人就多，是他们千里的江淮坚固与我们共有了。现在苻坚所率领的是百万的强兵，而前后千里，作为前锋的二十五万，而专向寿春。

译苻坚论下

荆扬二州虽然地处天下的一角，但有长淮和大江作为天然屏障，当地风俗轻捷勇猛，好勇斗狠，喜欢争夺战乱。自周朝以来，为了防备吴、越、楚的僭越强盛，常常征调他们的军队服役于天下。然而从形势上看，这并不是图谋天下者首先必须争夺的地方，所以后世的豪杰大多趁着中原动荡，趁机占据此地。自从孙氏建立东吴，后来晋、宋、齐、梁、陈相继兴起，虽然不能遍抚两州的疆域，但都以帝号自娱，与北方抗衡而不臣服。如果不是中原大定而其国失政，即使率领重兵压境，也很少能得逞。所以曹操趁着夺取荆州的声势，以数十万大军被困在乌林；曹丕继位后，大举单独临江，叹息而返；苻坚凭借秦雍百万大军的强盛而逼近淮河，淝水一战便溃败。只有后世君主懦弱昏庸、骄横暴虐，上下离心背叛，而中原君主作为讨伐罪人、慰问百姓的军队，那么即使有江淮的险阻，也不足以凭借依仗了。然而陈叔宝还认为周朝的统帅曾在五至退败，因此不以为虞，所以晋武帝俘虏孙皓，隋文帝俘虏陈叔宝，都容易得像拾取遗失之物一样。而苻坚不吸取魏人不能渡江的教训，反而想要向天命未改的晋朝显示威风，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虽然如此，自古以来夷狄的强大，没有能够最终统一天下的，这就是姚弋仲之所以郑重训诫子孙，让他们务必不要忘记归附晋朝，而苻融恳切告诫苻坚的原因，都是出于这个考虑。而苻坚不能正确估量自己，常以正朔不能覆盖四海为耻，而急于兼并东南，违背忠臣智者的言论，采纳奸佞侥幸的计策，一举而大损其师，仇敌因此灭亡了他的国家，不仅是失去了上天的辅助，也是他自己招致灭亡太快了。起初苻坚以豪壮的姿质在氐羌中奋起，获得王猛的才能以辅佐成就他的志向，于是能从三秦的强盛，平定燕代，吞灭梁蜀，九州之地而控制其七，可谓强盛了。然而东晋虽然防备众多人才，任事的主上没有失德，而苻坚却违背众意图谋它，他的廷臣戚属相与力争而不能成功。只有慕容垂以失国之仇，想要以此祸害中伤他，请求乘其弊病而恢复燕朝祭祀，于是极力赞成他起兵，苻坚非常高兴而不怀疑，认为只有与自己合意，于是倾国大举，而在一战中失败，返回还未到边境，而鲜卑叛羌共同起事而乘虚而入，身为俘虏，于是灭亡了他的国家，唉，能不说是昏庸悖乱吗？从前智者多能中伤人以祸患，使之喜悦奔赴而不怀疑，而愚昧者常安于投其祸患，虽死而不悟。汉世祖正在集结河北，更始的将领谢躬以数万兵力来屯驻于邺。光武帝忌恨他，于是好言对他说：“我出击青犊，必定破敌；而尤来在山阳的，势必溃逃。如果用您的威力攻击他们，就能擒获。”谢躬认为他的话好，于是率领军队离开邺而趋向尤来。世祖立即命令吴汉袭

译夺他的城池，谢躬败还邺，而吴汉杀了他。孙策渡江时，庐江太守刘勋新得袁术的部众，而对孙策有二心。孙策深恶他。当时豫章上缭宗民万家保于江东，孙策对刘勋说：“上缭是我的心病。然而想夺取它，而道路不便。用您的威势临之，没有不克的。”刘勋相信而行，孙策于是以轻锐袭击庐江，而尽降刘勋的部众。这正是慕容垂所用，弊秦而复燕，祭祀于既亡也。夫与人为敌，乃受其甘言而从其所役，未有不堕其画中者也。法曰：“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传曰：“成败之机，在于善察人之言。”坚于垂之言也，虑其所以为利，而不虑其所以为害。一失其机于无以察人之言，而遂至于丧败。人之于虑察，也可得而忽哉！嗟夫！以坚之晚而昏悖自用，虽景略之尚在，固将不用其言，而亦无以救秦之亡矣。

宋武帝论

天下之事，每日发生而无穷尽，而我能够应对，无不合乎道理，在于善于运用时机。何况争夺天下的利益，处于两军交战之际，不能得其时机以决断，那么事情也就随之而去了。大时机这种东西，不可以期待，也不能以巧诈求得。突然而遇，迅忽渺茫，及其离去之疾，不容眨眼。先机而起于机，为妄赴；后机而发于机，为失应。是以御天下之事于一己，而权不移；制天下之变于无穷，而智不诎。夫机有待之百年而不至者，有居之一日而数至者。待之百年而无可乘之机，则吾未尝迟之而求于先发；居之一日而机数至，则吾未尝厌之而怠于必应。呜呼！人能知此，然后可与济天下之大业矣。昔者越王句践辱于会稽之栖，迨其返国，苦身焦思，拊循其民，求有以报于吴也。盖七年而民求奋于吴，其臣逢同、大夫种、范蠡之徒止之，以为未睹其可乘之机以发之也。于是乎敛形匿迹以伺其隙者，凡十八年。一旦吴王空国北从黄池之会，遂一举而败吴，再举而亡之。西晋自永嘉之乱，群胡四起而分中原，元帝窜身南渡，收区区之江左以续宗祀，而群胡自相搏噬，骤兴骤灭，百年之久。至于苻坚并夷略尽，乃空国大举而图江南，遂及淝水百万之败，反未及国，而慕容亡燕之裔并起而乘之，垂收陕东而冲乱关右。苻丕坐困邺城，求我粮援，既而垂以幽冀之民饥死殆尽，其党溃叛，退保中山。坚冲相持，其势俱惫。于斯时也，可谓千载一至之机也。晋人有能乘燕秦相弊之余，因淝水克敌之势，选师择将而命二军，一军北收邺城以举燕代，一军西趋咸阳而定关陇，据旧都之固，复七庙之坠，镇抚士民以殄余虏，则武帝之业一朝可复，而大耻刷矣。晋人抚机而不知发，乃方出师漕粟以慰其既来，而尺土不获，而师以丧败，此谢安以气怯而失机也。宋武帝以英特之姿，攘袂而起，平灵宝于旧楚，定刘毅于荆豫。灭南燕于二齐，克谯纵

译于庸蜀，殄卢循于交广，西执姚泓而灭后秦，盖举无遗策，而天下惮服矣。北方之寇，独关东之拓跋，陇北之赫连耳。方其入关，魏人虽强，不敢南指，西顾以议其后，而秦民大悦，以谓百年愤辱去于一朝，相与涕泣而留之，以其为汉室之裔，乃以长安十陵、咸阳宫室以动其情，使武帝因三秦悦附之民治兵搜骑而留抚之，通江淮之漕，下巴蜀之粟，举荆豫之师，发青齐之甲，以扼赵魏，从事于中原则天下之势，不劳而遂一矣。然其席不暇暖，举千里之秦，属之乳褓之儿，引兵遽还，无复顾虑，大违秦民之望。盖一举足而赫连蹑踵以收关中，如探物于怀间，此宋武以志卑而失机也。察夫宋武之心，非以秦雍为当捐，而赵

译杨素论

作战必定胜利，攻城必定夺取，这是优秀将领的才能。优秀将领所凭借的，也不过是智谋和勇敢罢了。只有智谋而没有勇敢，遇到勇敢的人就会受挫；只有勇敢而没有智谋，遇到有智谋的人就会失败。智谋足以驾驭勇敢，勇敢足以辅助智谋，然后作战必定胜利，攻城必定夺取，天下谁能抵挡呢？从前杨素对于隋朝，可以说是一代名将了。然而贺若弼评价他，说他只是猛将罢了，不是所谓的谋将。贺若弼过于自负而轻易议论别人，真是厉害啊！隋朝自从平定陈朝之后，杨素已经成为统帅了。他战胜敌人斩杀俘虏，功劳谋略最多。既然俘虏了陈朝君主，而江湖海岱一带，群盗像蜂群一样兴起，大的有几万人，小的有几千人。而杨素独掌军外的大权，转战万里，穷尽越岭海之地，没有不消灭的。不久突厥侵犯边塞，宗室起兵，国家危在旦夕。杨素接受兵权专征，他所摧毁攻陷的敌人不可胜数，于是清空了突厥朝廷而肃清了内部祸乱。然而杨素的军队不曾有小败，隋朝的功臣中没有能与他比肩的，他的功业也极其显赫了。而贺若弼仍然不把杨素当作谋将看待，只说是猛将罢了。把他看作猛将而不承认他有谋略，大概认为他是只有勇敢而没有智谋的人了。考察杨素的功业如此显赫，如果他的智谋不足，那么所有用来决断战机取得胜利的人，是谁的谋略呢？自从隋文帝平定天下，所谓名将的，只有韩擒虎、贺若弼、史万岁和杨素罢了。韩擒虎、贺若弼自从平定陈朝之后，没有立下丝毫的功劳。只有史万岁跟随杨素征讨，以骁勇著称。而贺若弼却以大将自居，而看待这三个人，都认为他们不能尽展其才，也可见他不自量力，而务求用他的私言来动摇君主。杨素驾驭军队严整而喜欢杀戮，每次作战必定寻找士兵的过失斩杀他们，命令常常达到上百人。而先派几百人赴敌陷阵，不能成功而退却的，全部斩杀，再派几百人前进，期望必定陷阵才停止，因此士兵都必死，前面没有坚不可摧的敌人。这是贺若弼之所以把他看作猛将的原因。唉，杨素不是对士兵残忍，他认为士兵必死的，是用来决断生存的；必生的，是用来决断死亡的。唐朝善于用兵的，没有比得上李靖的。他的书说：“畏惧我的人不畏惧敌人，畏惧敌人的人不畏惧我。”因此古代的名将，十个士兵中杀三个的，威震敌国；杀一个的，令行三军。李靖难道认为士兵不值得爱惜吗？他认为杀一个而百人振奋，那么振奋的人可以期望胜利；放纵一个而百人懈怠，那么懈怠的人可以期望失败。振奋而战胜敌人，与懈怠而被敌人战胜，那么杀戮的，是用来保全他们的；爱惜的，是用来害他们的。善于为将的人，能审察这一点，那么就不必厌恶他的苟且残忍了。虽然如此，杨素的方法，有足以导致胜利的，不足以成为胜利的巧妙方法。兵法说：“军队没有精选的先锋，叫做失败。”《诗经》说：“元戎十乘，以先启行。”那启行的，就是精选的先锋。越王勾践讨伐吴国，他的士兵有几万人，又有君子六千人。所谓的君子，就是精选的先锋。杨素所派去陷阵的，就是精选的先锋吧？然而到了不能成功而返回，不免于被杀的人，怀疑他们不是特别精选而平时厚养之士。又曾经观察唐太宗的将领，不曾先亲自搏战，必定以骁勇的骑兵劲旅在周围经营，或者在高处俯瞰，常常好像无意于作战。军队既已交战，搏斗都尽力而未决胜负。突然率领他们振奋，士兵

译都殊死突击穿透敌人的阵型而出其背后，凡是所接触到的，没有不摧毁失败的。就像两个人搏斗，才能相等而力量相当，正相持而未决胜负。突然一个人从旁边起来帮助他，那么受助的人，没有不胜利的。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以正合，以奇胜”。假使杨素所用来作为先锋的，都精选精良，而又衡量敌人的坚脆来派遣他们，必定足以陷敌，不至于不能成功而返回。又加上杀戮，而常常出于唐太宗的奇谋，那么像贺若弼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妄加议论呢？

唐论

占据天下的形势必定有用来控制天下的权力。大概权力依赖形势而建立，形势依赖权力而巩固。有这样的形势，而权力不足以巩固它，那么形势日渐倾颓衰弱，而天下不能安定强盛。因此君主对于权力，不可一天让它离开自己而分给别人。凡是离开自己的东西，还可以收回；分出去的，还可以保全。至于权力，一旦离开就不能再收回，一旦分出去就不能再保全，而所占据的形势随之变化，能不慎重吗！从前唐太宗，以神武的谋略起兵平定祸乱，以王道统治天下，威加四海了。然而所谓巩固天下的形势以留给子孙的，大概没有建立。于是乎在府中登记士兵，在卫中设置将领，占据关隘而临制各处。兵在府中，将领就没有内部专权的权力；将领在卫中，士兵就没有外部擅权的祸患。然而还认为不够，于是大肆诛杀侵犯侮辱的四夷，攻破突厥，夷灭吐浑，平定高昌，消灭焉耆，都俘虏他们的国王，亲自驾临辽左而残破他们的国家。所有这些，不是以穷兵黩武为目的，都是用来建立权力而巩固天下的形势的。武则天以女主专制，挟持唐朝以命令天下，图谋转移神器。天下的人无不屏息，重足跟随她的制命。她得到天下的权力而逆持它，尚且如此，何况以顺守的人呢！唐明皇以英果的气概起兵平定内部祸乱，于是继承大统，可以说是义主了。然而习惯于承平晏安之久，府卫的制度一切废坏，完全把权力推给边将。安禄山虎视幽蓟，横制千里，而军中的官吏有三千人。所以范阳之变一起，天下大震，只是驱赶市人来抵挡他的锋芒。假使唐肃宗召号忠义，驾驭豪武，奋不顾身与他们从事，那么两都就不复存在了。虽然能再造王室，然而所依赖以收复天下的，都成为方镇了。天下的权力已经分给下面而不保全了。到了唐代宗，仅仅平定残盗，于是瓜分河朔以统帅寇党，于是相互成为背腹，世袭不禁，陵夷直到大历正元年间，两河方镇日益强肆。而当时的君主畏缩摧抑，常像抱着老虎，包羞含垢，媚妩不暇，以苟且旦暮的无事，而陵犯益至。虽然内设禁军统领以阉尹，然而也不足以应对天下的变故。所以泾师之乱，而神策六军召之无一至者，跟随奉天之幸的只有四百士兵罢了。等到唐宪宗兴起，天下作为方镇的有五十个，朝廷赋税收入只限于东南八道而已，而唐宪宗却能振激武烈，期于不赦，排斥众议而大治之。于是擒获刘辟于剑南，执拿李锜于浙西，捆绑卢从史于昭义，服王承宗于镇冀，诛杀李师道，淄青五世之袭，平定吴元济，淮西三世之叛，可谓盛烈了。然而到了后世，日益不振，在内部的权力而阉尹执掌，在外部的权力而方镇执掌，浸淫削弱，而终于灭亡。大概唐朝以权力夺取形势倾颓而亡天下，然而其灭亡不在僖宗昭宗之世，而在天宝年间。因为丧失用来控制天下的权力，实际上在此时已兆示了。所以后世的君主，像唐宪宗这样的，仅能自立，不为之深屈而已，何况不是唐宪宗这样

译的人呢？唉！后世的天下统治者，如果无意于所执掌的权力而被人执掌，那么看唐朝就知道了。

译郭崇韬论

人们说汉高祖以平民身份招揽豪杰，起兵平定祸乱，于是分割天下封赏功臣。将领韩信、彭越、英布都拥有数十座城池，南面称王，占据天下户籍的一半。等到他们卸甲受封，创伤血迹未干，就相继被诛杀。这是因为高祖封赏过度，使他们陷入骄傲叛逆，对于功臣确实有亏负。光武帝率领义从之士，平定盗贼叛逆，收回皇权。天下既定，于是借鉴高祖的过失，按功劳封爵，爵位只是通侯，大的也不过几个县，且不让他们掌管政务。因此元勋老将都能保全自身。李靖是谈论兵法的雄才，也认为光武掌握了驾驭将领的方法，比高祖高明得多。唉，这都是没有深入探究高祖、光武事迹的人。天下的事有必然的趋势，即使是圣明智慧的人也不能改变或避免。高皇以宽仁大度，役使天下的智谋勇力而成就大业，难道是那种阴险暴忍、喜欢忌恨别人功劳的人吗？秦朝无道，天下英才争相起兵搏斗，都有取代秦朝的心。彭越、英布都是人杰，持兵特别起事，并没有轻易将自己依附于人。韩信凭借百战百胜的谋略，选择君主依附，也有大志向，所以平定齐地后自立为王。当汉王在彭城大败时，随何不能在淮南劝说，英布就不会来。等到汉王被困在固陵，诸侯背弃约定不救援，凭借张良的谋划，彭越、韩信才服从。在这个时候，汉王如果不割让数千里土地来满足这三个人的欲望以招致他们的兵力，那么楚国就不会灭亡。汉王对待这三个人，好比养虎，吃饱了就不动，饿了就吃人。由此看来，封赏过度，难道是不得已的吗？是为了在片刻之间成就大业，所以才这样。虽然如此，大业成就了，但这三个人的威胁，是天下人共同寒心的。因为天下人都寒心，那么他们凭借这个威胁还能归于何处？况且高祖也能安枕而卧吗？所以疑似的祸端一爆发，大祸就聚集了。这种形势必然要等到诛灭他们之后才能安定。光武帝痛心于宗庙社稷的祸患，收编率领怀念汉朝的百姓，奋起而起，凡是所依附的多是南阳旧友，其中特别杰出的是寇恂、邓禹几个人而已。然而比较他们的才略，只足以供光武帝指挥驱使，不像韩信、彭越那样骄傲桀骜难制于高祖。天下既定，封给他们数千户，没有不志得意满、心满意足的，只担心保持不住。作为光武帝，有什么空隙去诛杀他们呢？却说光武独自掌握了保全功臣的方法，高祖对功臣有不容忍的残忍，这是不探究两位君主所遇情况的不同，以及形势道理必然如此的原因。后唐庄宗继承武皇的遗业，假借大义，挟持世仇，与梁人百战而灭掉他们，于是拥有天下，可以说是艰难且辛劳了。然而有两个大臣，一个是像韩信、彭越那样的李嗣源；一个是像寇恂、邓禹那样的郭崇韬。李嗣源居有不赏之功，挟有震慑君主的威势，掌握国家兵权，执掌不放。庄宗无法夺取，而渐渐忌恨他的威胁。郭崇韬常对国家有大功，忠诚可倚，是李嗣源所畏惧的人。庄宗如果能凭借所倚重的人来制约所忌恨的人，那么李嗣源虽然心怀不

译安，但有顾忌，不敢轻易发动。庄宗知道所忌恨的人，却不知道所倚重的人，所以郭崇韬因忠诚被疏远，忌恨日益加剧，使他谋求自救之计，于是请求率领征蜀的军队。庄宗扫尽国内军队，托付给他向西进发。郭崇韬虽然已经攻下蜀地，奏章刚上，就因忌恨被杀了。庄宗知道得到蜀地足以资助他的强盛，却不知道郭崇韬的死已经去除了李嗣源的畏惧，所以邺下的变故，李嗣源以一旅之众，西趋洛阳，如同进入无人之境，他转移皇权，易如反掌。况且内部有权臣窥伺间隙，却空出全国军队，勤于远征，本来就已经大失计策了。而又除去我所倚重的人，以及彼所畏惧的人，那么大祸的聚集，怎能挽救呢？即使得到百个蜀地，也无救于失国。假如郭崇韬不死，率领全蜀的军队，凭借东归的士兵，拥戴继岌檄告各方镇，以讨伐君父的仇敌，即使李嗣源强大，又怎能抵御呢？大概李嗣源有韩信、彭越的威胁而没有遭受祸患，是因为庄宗没有高祖的谋略。郭崇韬有寇恂、邓禹的功烈而不能保全宗族，是因为庄宗没有光武的明智。唉！人臣的祸患，起于掌握权力，而加速祸患的权力，没有比掌握兵权更重的了。郭崇韬谋划逃避祸患保全自己，却正好请求掌握兵权，这与抱薪救火有什么不同呢？

五代论

唐朝因衰微弱小，于是失去天下，而真正的君主尚未兴起，五代的君主于是相互争夺，早上获得晚上失去，合计他们的世代，不到几十年。自古有国家，成败得失，没有如此急迫的。然而我私下观察，无不都有必然如此的道理。梁太祖起于宛朐群盗之党，后来挟持听命于唐朝的势力，鞭笞天下，以收回皇权，也可以称为一时的奸雄。然而到他衰暮时，河汾李氏的基业已经大大稳固，应当气吞山河而志在灭掉他了。假如没有遭受儿子之祸，那么他的后嗣有足以对抗庄宗的吗？梁的灭亡，不待转身就发生了。后唐武皇假借平定仇敌的忠义，发迹于阴山，转战千里，占据汾晋。等到他的儿子庄宗以兵威霸业，于是灭掉梁室而称王天下，可以说是壮大了。然而天下大致平定，强臣骄卒，于是无法控制，一倡而叛，不及回头，天下就归于明宗。至于末帝失去天下的原因，与庄宗相同。以新造未安的事业，而有强臣骄兵乘其失政，他能自立于天下吗？晋人挟持震慑君主的威势，乘隙而起，以契丹为君父，假借其兵力以收取天下，易如反掌。一朝继位君主孱弱昏庸，轻率易变，而戎人骄傲恃强，耗尽天下，不足以满足其索取的欲望，于是背叛。等到他们遭受祸辱，不可胜言。看他们自我依托而起的情况如此，那么晋怎能后来才灭亡呢？汉太祖承受戎虏扰践之余，生灵无所制命，起视天下，再无英雄，慨然奋起而作的，于是建号响应。而天下之人无所归往，也都俯首听命于汉。然而一旦委弃皮裘，强臣巨室已经不服从皇子了。所以不胜其忿，起而图谋，侥幸于一决，而周人抗命，最终无法抵御，

译以至于灭亡。周的太祖、世宗，都是一时的英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而寿命不长，孺子不足以承受天的眷命，而真人德业日隆，已被天下所归戴，那么他的重负怎能不释去呢？由此看来，自梁到周，其兴亡得失，世代如此，有什么奇怪的呢？都有必然如此的道理。又曾探究，像唐的庄宗与末帝，都以雄武壮决，转战无前，摧灭强敌，最终收取天下而称王，不是孱弱昏庸不肖的人。然而明宗的军队，变于邺下；晋祖的甲兵，倡于并门。那两位君主，于是低摧悸迫，儿女悲涕，垂颐拱手以等待死期，没有平日万分之一的气概，为什么呢？有强臣骄兵控制其命运，只有到了此时，才醒悟自身孤弱，无法自救。以功成就天下者，常有强臣；以力获取天下者，常有骄兵。臣并非故意强，凭借勋赏的积累而终于强；兵并非故意骄，凭借战役的勤劳而终于骄。所以古代拨乱定倾的君主，不担忧天下大计不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