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园丛説卷中

译东园丛说卷中

钦定四库全书

东园丛说卷下 宋李如箎撰 杂说

赤壁赋

东坡先生《赤壁赋》说：“七月十六日，月亮从东山上升起，在斗宿和牛宿之间徘徊。”按照《月令》的记载，孟秋之月，太阳在翼宿，黄昏时建星位于中天。建星大概在斗宿和牛宿之间，中星在斗宿和牛宿，那么月亮应当在室宿和壁宿之间，距离斗宿和牛宿非常远。从秦汉到现在，虽然有岁差，但黄昏和清晨的中星不可能相同。大致来说，月亮也只应该在危宿和室宿之间，没有理由在斗宿和牛宿。又有人把黄州的赤壁当作周瑜击败曹操的地方，这都不对。赤壁大概在今鄂州蒲圻县境内，周瑜曾经对孙权说，请求三万兵马，进驻夏口，保证为将军击败敌人。夏口就是鄂州。我曾经说，宗师大儒以传承先圣之道为己任，著书立说以教导后学。至于天文地理，所谓末节之学，他们起初并不深入探究。比如孟子说“疏通汝水、汉水，排除淮水、泗水而注入长江”，泗水大概从兖州经过郓州，直达徐州，在下邳流入淮河，汝水也从汝州到蔡州汝阳县西北流入淮河。这两条水都流入淮河，而淮河向东注入大海，从未到达长江。孟子是邹国人，距离淮水、泗水不远，所说的话尚有差错，就知道对于大贤宗师，不应当在这方面苛责他们。

韩信自当项羽

伊川先生的语录说：“可惜项羽、韩信、司马懿、诸葛亮没有在中原交战，如果交战几场，才值得观看。”这话大概是有感而发。这四个人在当时，亲眼看见的人尚且不能决断胜负，后人根据纸上的文字，出于主观推测，就断定谁胜谁负，各执一词，非常没有意义。伊川的话大概是厌恶后世纷纷的议论。按照班固、陈寿两部史书的记载，司马懿、诸葛亮、韩信、项羽确实没有交战。而司马迁记载垓下之战说：“淮阴侯率领三十万军队亲自抵挡，项羽战败。”司马迁的史书称为实录，这一项是最大的事件，必定不会虚写。班固的史书不记载，也有别的说法。伊川说没有交战，只是偶然没有查考清楚罢了。

荀卿史迁作文之体

诗人用古人的意思造语，叫做脱胎。著书作文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尚书》说“甲子日黎明，到达商都郊外，前面的士兵倒转兵器，攻击后面的军队而向北溃逃”。荀子却说“早晨在戚地吃饭，晚上住在百泉，黎明时到达牧野，击鼓进攻而纣王的士兵改变方向”。说“黎明时到达牧野”，就是“黎明到达商都郊外”的意思；说“击鼓进攻而纣王的士兵改变方向”，就是“前面的士兵倒转兵器”的意思。这是脱胎的方法。荀子这一篇，从周公辅佐武王讨伐纣王这一段，文章极佳。又《尧典》说“把两个女儿下嫁到沩水弯曲处，嫁给虞舜。帝尧说：‘要恭敬啊。’”司马迁《史记》却说“两个女儿不敢尊贵骄横，侍奉舜的亲戚，非常有妇道”，这就是《尧典》“嫁给虞舜”的意思。大概将“嫁给虞舜”三个字扩展为十几个字，来阐发其旨意，也很好。

学者自出己见

本朝熙宁年间，太子右赞善大夫吴安度被召试舍人院，考试赋列入第三等，论列入第四等。只因为《竹青青》诗不依照注解作《王蒭篇竹》，于是定为第五等。因此改任一官后罢免。宰臣富弼说：“仔细考察安度的用意，必定认为《王蒭篇竹》柔嫩易脆，普通的草不足以兴起对武公德行的咏叹，注解迁就，不是诗人的本意。”又查《史记·河渠书》说：“淇园的竹子”，就知道淇澳的竹子只是竹箭的竹子。又查陆德明《释文》：“青音菁，茂盛的样子”，于理很通顺，不算不识题意。请求再次取安度所试三题详定，下达学士院看详，并准许合格，只有诗不合，自出己见，也不是完全错误。于是赐给安度进士出身。我曾经说，注疏之学，固执而不通达的地方，固然很多。前辈读书，往往想要有师承，务必遵守其说法，明确有所依据。那些自出己意，像吴安度这样的人，道理很恰当，再加详定，尚且以不合自出己见为过错。如果不是宗工巨儒，作为世人的师表，有发明经典旨意、奥义的人，就不敢轻视传注，而使用自己的臆说。所以学者有所传授，而士风淳厚。时世日趋浮薄，学者看书不务求本源，传注虽然存在，却未曾省视阅览，就用己见立说，反而说先儒所不能达到，非常可叹。近来有朝士，平时以大儒自居，一天对仆人说《礼记》有“儒者防句之误”。《曲礼》说：“席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且如现在的屋宅，面向北得以西方为上；向南怎么得以西方为上呢；面向西得以南方为上；向东怎么得以南方为上呢。原来作四句防，现在应当作六句防。应当以“席东向西”为一句，“向”又为一句，“以南方为上”为一句，“南向北”为一句，“向”又为一句，“以西方为上”为一句。这是以屋宅坐东向西，坐南向北为言。粗俗讹谬，有如此者。既不详正经之文，又不观

译郑氏的注解，是采用了他个人的臆测之说。殊不知礼经并非以房屋的朝向来说事，而是以席子相对摆放来说事。如果是南向北向，那么席子的前端应当从西边依次向下排列，两席相对，这就意味着西方为上。如果是东向西向，两席相对，那么席子的前端应当从南边依次向下排列，这就意味着南方为上。这大概是指宾客和主人等就座的人，铺席相对而坐，东向西向则南方为席端，南向北向则西方为席端。经文首先将“席”字提在前面，所以郑氏以“铺席”“席端”来解释，可以说是恰当的了。至于朝士的说法，实在是因为读书马虎，而且固执己见、自以为是造成的。我当时听他的说法，差点忍不住发笑，因此领悟到熙宁年间有关官员贬黜吴安度并不算过分，大概是担心这种学说的流弊最终会发展到这一步。

译李照论述音乐，认为十龠为一合。

在二帝三王的时代，没有不把律、度、量、衡作为首要事务的。所以虞舜巡狩视察四方，必定以统一律、度、量、衡为先。而夏禹的训诫，也把关石和钧看得很重。这是治理国家的既定规范，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怎么可以忽视呢？本朝李照修定大乐，耗费朝廷的财物不计其数。在度量方面，有很多疏漏错误。黄钟律容纳一千二百颗黍，这是一龠。合龠就是一合。李照却说十龠为一合，他的错误太大了。大概他是依据书坊中的刻本而言的。

纳音

《礼记》说：“十二律循环互为宫调。十二律对应十二个月，每个月各自为宫，各自有商、角、徵、羽，共五声，作乐称为一均。所以十二月有十二种宫声，十二种商声，十二种角声，十二种徵声，十二种羽声。它们的清浊高低，各自不同。总计十二个月为六十音，称为纳音，就是把这六十音纳入六十甲子之中。比如甲子、乙丑，海中金，是十一月、十二月的商声。丙寅、丁卯，炉中火，是正月、二月的徵声。戊辰、己巳，大林木，是三月、四月的角声。庚午、辛未，路傍土，是五月、六月的宫声。甲寅、乙卯，大溪水，是正月、二月的羽声。以此类推，不必全部列举。”这就是纳音。

感生帝

五行之帝居于太微垣中，受命称君的君主必定感应其精气而生。东方木帝叫灵威仰，西方金帝叫白招拒，北方水帝叫叶光纪，南方火帝叫赤熛怒，中央土帝叫含枢纽。所以以木德受命拥有天下的人，就祭祀灵威仰；以金德受命拥有天下的人，就祭祀白招拒；以水德受命的就祭祀叶光纪，以火德受命的就祭祀赤熛怒，以土德受命的就祭祀含枢纽。这叫做感生帝。所以周人祭祀灵威仰，本朝祭祀赤熛怒，就是这样。

韩愈诗文

韩文公，是唐代的大儒，学者至今传承先圣之道，推崇他说先圣之道，自孟子之后，只有韩愈得其真传，荀子、扬雄等人不在其列。我看韩愈的书，他的文章纯粹典雅，司马迁、扬雄大概也不超过他，他的行为也正中，可以作为后人的模范。然而他的文章也有大大不能让人满意的地方，比如《读书城南》诗，现在士人家家诵读；《盘谷序》举世称好。但我认为这两篇文章是韩文公的失误，如同美玉上的瑕疵，而人们没有察觉。君子读书，为了求取仕途进取，本是为了践行道义、通达大道，以实现自己的志向，起初并不是为了富贵荣名打算。像公孙衍、张仪操弄纵横之术，当时的君主奉承他们还来不及，苏秦系着六国的相印，张仪的地位堪比王者，而孟子视这些人如同妾妇，他自己说：“后面跟着千辆车子，侍妾几百人，我即使得志也不做。”那么他平日所涵养的品德就可以知道了。现在韩文公这两篇文章，竟然把深邃的府第、粉黛罗列的房屋，当作大丈夫得志的事，多么浅陋啊！我每次读到他的这两篇文章，就感到情绪厌恶，很长时间不能释怀。现在的人用这些来训导后生，不担心吗？这难道不是用锦绣覆盖陷阱吗！

韩柳

韩退之、柳子厚都是唐代的文宗。儒者的议论，以退之为首，而子厚次之。两人平时互相推崇赞许。退之评论子厚的文章，就说：“雄浑深沉、雅正刚健，像司马迁，崔瑗、蔡邕之类的人不值得多提。”子厚评论退之的文章，就说：“退之所敬重的是司马迁、扬雄。司马迁的文章与退之本来不相上下，至于扬雄的《太玄》《法言》，退之只是不写。如果写了，会更加瑰奇详实。”两位先生的议论，都不是过分的赞美。只是退之的文章，其中也有小瑕疵。至于子厚，则无论投笔何处，无不如意。比如退之的《元和圣德诗序》，描写刘辟与其儿子临刑受戮的样子，读起来让人毛发凛然，风雅之中哪有这种体裁？至于子厚的《平淮雅》，读起来像清风袭人，温和可爱，与吉甫等人所作没有区别。

欧文

欧阳永叔的文章纯正典雅、婉转熟稔，使人读起来津津有味而不厌倦。然而与韩、柳的作品相比，雄浑深沉、道劲有力则不及。虽然各自有各自的风格，但也因为助词太多而受损。比如《醉翁亭记》，是文章中的佳作，也有可以删去的助词。比如：“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那么“其”字可以删去。“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那么“而”字可以删去，“泻”字也可以删去。“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然而”二字可以删去。像这样平常的字删去，文章就会更加刚劲有力了。大概写文章，必须做到移动一个字都不行，才好。

钓台记

听前辈说，范文正公作《严子陵钓台记》，文章已经写成，召来能改一字的人，当有厚赠。有一个士人请求改一字，记中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请求把“德”字改为“风”字。公大喜，于是改作“风”字，因而厚赠他。改“德”字为“风”字，虽然只改一字，

译其中的意蕴深远悠长，文章因此更加增色生辉。

东坡词

译苏轼的词《卜算子》。黄庭坚曾说：“如果不是胸中装有万卷诗书，笔下没有一丝尘俗之气，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父亲曾经与王子家同在秘阁值班，一起讨论诗文。王子家谈到苏东坡年轻时常常夜间读书，邻居豪强家的女儿常常偷听。有一天夜里，那女子来私奔，苏东坡没有接纳，但约定考取功名后聘娶她为妻。等到苏东坡考中进士，已经另娶了妻子。做官多年后，苏东坡打听那女子嫁给了谁，结果那女子为了坚守之前的约定，不嫁人而死。词中有时出现“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的句子，正是指这个人。“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吴江冷”的句子，是说这个人不嫁人而死。他的情意如此缠绵，如果是别人来写，怎么能摆脱脂粉气的轻浮新奇呢？黄庭坚的话不是轻易说出的。而俗人因为词中有“鸿影”二字，便认为是鸿雁，将后一句改为“寂寞沙洲冷”，意思是沙洲是鸿雁栖息的地方。我每次拿这件事告诉别人，没有人认为是对的。这只能与深谙辞章翰墨的人谈论，难道是流俗之人所能理解的呢？王子家名俊明，官至中大夫，直秘阁，与父亲说这些话时是在绍兴三年，寓居在婺州兰溪县的西安寺。王公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是苏辙的女婿，文章书法与苏东坡相似。父亲曾说他的书法是从苏东坡那里传下来的。王公说：“苏东坡本来学习徐浩的书法，我也学习徐浩的书法，偶然相似罢了。”他讲述三苏的故事很多，我年幼不能记住。

论诗

作诗有与古人偶然相似的，我常在初夏时节作诗，其中一联说：“缫车篱落桑隂尽，土鼓乡亭稻叶青。”吴江知县黄济卿见了说：“这是王安石的意思。”王安石曾有诗说：“缫成白雪桑重緑，割尽黄云稻更青。”其构思措辞，都大致相似。然而我作诗时，起初并不知道王安石有这一联，实在是偶然相似罢了。

唐赞

唐文宗的赞语称赞他勤于政事，其中有说：“唐朝制度规定在单日视朝，于是命令停止视朝或放朝都使用双日，读者有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大概唐朝制度视朝不使用双日，比如一月一日有旨意停止视朝三日，那么就停止初一、初三、初五，因为双日本来就不使用。初六日应当放朝，又是双日，直到初七日才放朝。那么停止视朝五日，双日不使用，实际上是停了六日。现在都使用双日，那么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日就放朝，由此可知他勤于政事。”

鵩赋注

解释古人的文章，是最困难的事。失之毫厘，则谬以千里。比如贾谊《鵩鸟赋》中有说：“释智遗形，超然自丧。”注释说：“绝圣弃智，绝之弃之，用力甚劳，岂能超然自丧也哉？”

诸葛孔明

诸葛亮出兵，司马懿率军抵御。司马懿说：“诸葛亮确实是勇猛的人，如果依山向东，暂且应当避开他。向西登上五丈原，各军就没事了。”诸葛亮果然向西登上五丈原。司马仲达对他的辅佐说：“诸葛亮志向远大却看不出时机，多谋略而少决断，率领十万士兵，已经落入我的计策中，打败他是必然的。”当时的人与后来读史书的人，都认为诸葛亮已经被仲达预料到了，却不知道诸葛亮出兵，原本打算先夺取陇右，然后夺取关中，所以魏延请求用三万人作为奇兵，防备关中而诸葛亮不允许。他确定的计划就是这样，所以必须向五丈原进军。司马仲达都是通晓兵势的人，他的智谋足以预先料到诸葛亮必然经过五丈原，所以这样说以欺骗众人并鼓舞士气，这是仲达的狡诈计谋。如果真足以制胜，怎么会坚守营垒而不进攻呢？行兵的道理，鼓舞将士的士气是首要的，不可在未战之前就让士气受挫。所以宋武帝征讨慕容超，军队越过太岘山而旗杆折断，军中都变了脸色。武帝高兴地说：“以前征讨卢循，旗杆折断而打败了他，现在旗杆也折断，军队处于险境士兵必有死战的意志，余粮留在田里，人们没有匮乏的忧虑，打败他是必然的。”这都是为了鼓舞士卒的士气。李晟平定朱泚时，彗星出现，各军都高兴，请求迅速进军。李晟认为星象的变化不可预测，忽然有退舍，那么我军不战而士气先懈怠了。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一定以鼓舞士气为首要，不可不知道。

坚壁

廉颇坚守营垒不战，以抗拒白起；司马懿坚守营垒不战，以抗拒诸葛亮，都是深晓兵势的人。苏先生所说的“与智将战则持之者”，就是这个意思。

以少败众

用兵固然有以少胜多的，比如周瑜用三万人在赤壁打败曹操，谢玄用八千人在淝水打败苻坚，就是这样。然而不可以作为常法。兵法说：十倍于敌就能包围它，一倍于敌就能作战。所以王翦攻打楚国，一定要用六十万人。垓下之战，淮阴侯用三十万军队对抗项羽，都是以全面优势控制局面的。仁宗朝西边用兵，刘平、任福、葛怀敏等都破军杀将，然而五路之地不至于陷落失守，是因为鄜延、环庆、泾原、凤翔等路都屯驻重兵，那些当敌要冲的地方不下数万人，足以控制局势的缘故。绍兴初年，金人的势力正盛，伪齐父子竭力作乱，每年成为边患。然而两淮、荆襄、四川都足以防御

译伪齐最终因无功而被废黜，是因为韩世忠驻守淮阴，刘光世驻守合肥，岳飞驻守夏口，吴玠驻守河池，各自拥兵不下二三十万人，足以控制扼守他们。王彦守卫兴势，绍兴二年，敌军将要入侵，当时刘子羽在兴元，吴玠、杨政在河池，事先告诫王彦不可轻敌。王彦因为剿灭草寇获胜居多，想要独断专行。等到乌珠率领刘益等人侵犯金州，王彦率领五千人背靠城池作战，果然导致失利，退逃到达州。吴玠、杨政、刘翚等人共同守卫饶丰岭，以遏制敌军锋芒。敌军攻打饶丰岭超过一个月，无法攻上。岭旁有一座松门关，地势险峻不可攀登。吴玠等人担心敌军冒险出击以出其不意，于是派郭仲率领五千人守卫，以防不测。敌军果然从松门关出击，攀爬树木沿着悬崖上升，郭仲无法支撑，于是丢失了松门关。敌军绕到饶丰岭后方，吴玠等人大惊，急忙率领军队退守定军山扎营等待敌军。当时张魏公的官署设在阆州，商议想要将官署迁往成都，四川大为震动。如果不是张魏公威信显明，吴玠等人的重兵能够制伏敌军，几乎就丢失了四川。辛巳年，金人全部动员北方军队，倾尽国力逼近淮甸。刘锜因顺昌之战以八千人获胜而习以为常，不再用重兵压境，反而将兵力分散部署在各郡。王权守卫钟离，抵挡敌军正面冲击，所统领的只有三万人。金军刚集结时，思虑精专，而兵力是数十倍，长驱南下，气势如雷霆。王权怎能不焚烧积聚的物资而采取夜间逃跑的计策呢？辛巳年两淮失守，是刘锜的罪责。

译记载时事

绍兴六年间，既然诛灭了杨么，平定了李成等人，四方没有忧患，百姓安宁。高宗谋划收复中原，张魏公极力赞成。当时吴玠镇守蜀地，岳飞镇守鄂渚，韩世忠、刘光世分别守卫两淮。岳飞暗中结交宛州一带的豪杰，以及招诱太行山的勇猛之士，有请求军号而去的人。岳飞慷慨激昂，有扫清河朔的志向，而韩世忠也率领全部军队攻打下邳，以图谋山东，国威非常震动，金人稍微畏惧。又因为伪齐的刘璘等人连年入侵，丧失军需物资很多，知道进取没有益处，因此有了请求和议的说法。秦桧在北庭时，已经熟知金人的情况，既然从北方脱身归来，在朝廷中枢参与政事，于是极力主张和议。此后南北安定，北边没有烽火警报，将近三十年，人们都归功于秦桧，却不知道秦桧所依赖以促成和议成功的，是高宗的神武，以及各位将领挽起袖子为国效命的功劳居多。和议之前，朝廷有亲征的举动，诏书宣布。我的先人曾经有三首欢喜口号，恭敬地记录在左边。词说：诸将宣威正此时，一人神武万军知。无烦司马诛庄贾，共笑隋侯侈少师。又说：要将孝友求张仲，莫把魁梧望子房。神略庙筹归变化，帝图王业本雄强。这篇主要是为张魏公而作。又说：吴岳川襄百万兵，韩刘淮甸两长城。颇闻时雨苏诸路，更看壶浆走四京。当时国势正强盛，各位将领往往不喜欢和议，岳飞极力争辩，父子被诛杀，而和议才开始坚定。

石米

建炎年间，发生饥荒。严州的寿昌县缺乏粮食，尤其严重。县官每天吃汤饼，小百姓哀号无处申诉。有挖地的人得到土极细且白，那人取来吃，也能止住饥饿。县里人于是相继争取吃它，称之为石米。用热水调和像米粉一样制作，市井卖糕饼的人也制作来卖。我小时候曾经买来吃，味道甘酸，稍带土气，吃了脏腑也没有妨碍。小百姓贪得无厌，取用过多，土就坍塌，有被压死的人。到那年秋天稍获丰收，那土就变得粗劣，不能再吃了。这件事极其奇异，又是我亲眼所见，因此记录它。

唐太宗

唐太宗诛杀建成、元吉而拥有天下，与齐威公杀死公子纠而得到国家，事情足以相比。齐威公因为匡合之功，被孔子称赞，因为他对百姓有大德，不能因为过错而掩盖他的功劳。太宗虽然有诛杀建成、元吉的过错，但他亲自平定祸乱而治理达到升平，对百姓有大德，又不是齐威公能比的。假使他处在孔子的时代，那么诛杀兄弟的过错，也可以略去不论。在诛杀建成的时候，让尉迟敬德入侍高祖，高祖惊惶失措，最终不得已而退位。假使在春秋之前，应当如何书写呢？又太宗对于唐朝，有人臣不能做的功劳，固然是天命所归。探究兄弟之争，起初由房玄龄与建成家人争道有嫌隙，酿成祸患，以至于同胞被诛杀，高祖被逼迫，这些事情都出于房玄龄。所以史臣称赞房玄龄善于决断：窃取金子的是盗窃，窃取国家的是诸侯。这话确实可信。

二帝三王之乐

有虞氏的音乐以箫为主，《尚书》说“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是以箫为主。商人的音乐以磬为主，《诗经》说“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是以磬为主。周人则以钟为主，《周礼》说“钟师以钟鼓奏九夏”，是以钟为主。在八音之中，一是钟，匏土革木，特别用来和应，作为音乐纲领的，是金石丝竹这四种。四种之中，一是钟，而磬次之，箫又次之，琴瑟又次之。根据伶州鸠说：“古代神瞽考察其中声，用来衡量，用来制定量均钟。”司马迁《史记》只保存了生钟的法则，知道钟是八音之首。所以周人以钟为主。根据十二月钟磬都有特悬，各种乐器都用钟磬来调音。又石声难调，石声和谐则钟声都和谐。《虞书》说：“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那么磬在八音中应当次于钟，而与钟同为众音之首。所以商人以磬为主。又声音本于律，律本是用断竹做的，后来有的用铜，有的用玉做。所以箫这种乐器，也可以用来度量音调。所以有虞氏以箫为主。旧说认为《韶》乐称箫，是因为细乐完备，不对。

五行避忌

避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周家祭祀天神、地祇、人鬼，都不用商声，因为金克木，周是木德忌它。如洛阳有时从水，有时从佳，汉朝都城在洛，汉朝是火德，忌水，所以去掉水从佳。魏继承汉朝的基业，也都城在洛，魏是土德，水是土的母亲，水得到土而流动，土得到水而柔和，所以去掉佳从水。说法见于《魏略》。

氏号占两地

尧起初封在陶，又封在唐，所以叫陶唐氏。季札起初封在延陵，又封在州来，所以叫延州来季子。

秦楚皆三迁国都

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赐给他秦地。根据秦水出自陇山秦谷，流经秦川，川中有故秦亭，是秦仲所封

译（秦）这里是现在的秦州之地。德公开始在雍地建都，到献公时迁居栎阳，孝公时又建立并治理咸阳。从秦亭算起，一共三次迁移国都。楚国的熊绎最初被封在丹阳，那地方在现在荆南的枝江县。到楚文王时从丹阳迁都到江陵，平王在那里筑城，这就是郢都。襄王二十一年，秦国攻取了鄢、郢，楚国迁都到陈。考烈王二十二年，又迁都到寿春，历经三世二十年，被秦国兼并。从丹阳算起，也三次迁移国都。

译范增

汉高祖曾说：“项羽有范增却不能用，所以被我擒获。”高祖这样说，也是因为在鸿门、荥阳、成皋那些危急关头，险些丧命，出于恐惧才说这样的话。我看范增为项羽谋划，主要在于杀害汉王这一件事罢了；至于深谋远虑、图取天下的完整策略，范增大概是不懂的。刘备、关羽都曾处于曹操的控制之中，而曹操没有杀害他们的意图，是因为曹操有制约他们的手段。由此我知道曹操有夺取天下的气量，这与范增的见识不同。况且英雄崛起，想要成就当世的大业，其道有三，而残害敌人不在其中。一是顺应民心所向，作为自己的凭借；二是占据有利的地势，作为根本；三是寻求当世的奇才，加以任用。舍弃这三者，即使侥幸得到天下，也会很快失去。范增辅佐项氏，在这三者中不能占有一项，只是急切地致力于杀害汉王。假如按照范增的计谋，可以杀掉汉王，但也终究不能拥有天下。当秦朝灭亡六国时，楚国自从怀王被俘后，楚人仇恨秦国的意志，痛入骨髓，所以谚语说：“楚国即使只剩三户人家，灭秦的必定是楚人。”可见人心所向。刘邦、项羽起兵时，推举怀王的孙子熊心为主，所以豪杰们像风吹草伏一样争相归附。如果范增有谋略，应当教导项羽辅佐义帝以号令天下。大业尚未成就，却先放逐并杀害他。范增没有一句话劝谏项羽，这是范增的第一条罪状。关中是形势险要之地，周公营建洛邑时如此急切，还重视迁移，不肯轻易向东，是因为那里的地势足以依靠。项羽进入关中，如果能占据它作为根本，向天下展示形胜之势，那么英雄们就知道该归向谁了。然而项羽思念东归，焚烧屠杀，肆意施暴，这只是一个大盗的行为，哪里能有帝王的度量呢？而范增没有一句话提及此事，这是范增的第二条罪状。韩信、陈平是当世的奇才，都曾处在项羽麾下，范增不能进一言推荐他们，让项羽任用，最终都归顺了汉朝。陈平成为汉朝的谋臣，韩信率领汉军猎取群雄，如同猎取孤豚一般，最终以三十万大军在垓下击败楚军，成就了大业。这是范增的第三条罪状。范增有三条罪状，都足以导致亡国。所以我才说：“高祖的话，是因为在鸿门、荥阳、成皋的危急中，免于被杀才说这样的话。”像范增这样的人，难道是天下的真正人才吗？

刘备

曹操将要征讨乌桓，荀彧认为刘备在荆州，一定会教唆刘表袭击许都，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曹操不听从，决意北伐。刘备果然想趁许都空虚，对刘表说这话，刘表没有听从。等到曹操北伐归来，兵势大盛，出兵逼近江汉。刘表非常恐惧，对刘备说：“没有采用您的话，才到了这个地步。”刘备说：“当今天下纷乱，机会的来临，哪有尽头？如果能事后应对，这也算不上遗憾。常人的情感，稍微得到一点就自满，稍微失去一点就沮丧；英雄处理事情则不然，在东方失去，就想在西方收回，哪里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挫伤意志呢？所以高祖百战百败而气势丝毫不减。刘备起初得到豫州而被曹操夺走，中间得到徐州而被吕布夺走，他的气势从未稍微衰减，最终能够夺取荆州、益州，成就鼎足之势。如果不是天下的英雄，谁能做到这样呢？刘备的英雄气概，我在他对刘景升说的话中看到了。”

天雨

天将要下雨，必定先有湿气蒸腾，云气聚集凝结，然后才降雨。又说龙出现就会下雨，必定很快到来。这是因为雨由龙主宰吗？那么为什么还要等待湿气蒸腾才下雨呢？又有薄云然后下雨的情况，况且龙所汲取的江河之水，曾有多少能成为泛滥？造成洪水灾害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两种说法，大概没有定论。俗谚说：“人能变火，龙能变水。”这虽然是俗语，仔细推敲，也很有道理。天下的道理，不能无中生有，有了根本，也必定有所依赖然后才能显现。木头的本性，火确实存在于其中，然而火无法自行显现，人用一点火种去点燃它，那么木头就都变成了火，以至于焚烧山丘，燎烧原野，无所不能，这是借助人的力量达到的。云的气态，水确实存在于其中，然而水也无法自行显现，可以形成细雨，但不能造成暴雨。龙用一点水去变化它，那么云就都变成了水，以至于涨满江河，充盈山谷，也无所不能，这是借助龙的力量达到的。火与木、云与龙，是两者相互依赖而成就的。俗谚虽然有这种说法，但不能推究其道理所在，因此我作此解说。

唐太宗

唐太宗打算立晋王为继承人，担心大臣不顺从，对着长孙无忌等人拿着佩刀指向自己，于是晋王的地位就确定了，这就是高宗。后来武则天专权，唐室几乎断绝祭祀。帝王为万世考虑，应当选择贤能的继承人作为宗庙社稷的主人。如果没有贤能的继承人，就应当效法尧舜为天下打算，推举贤者并将政权托付给他。哪里会任随私情而传给自己所最爱的人呢？像唐太宗引佩刀指向自己的举动，是家庭里妇孺之所为。没想到创业的英武君主会这样做，为什么呢？汉高祖想立戚夫人的儿子如意，一见商山四老跟随惠帝出游，就立刻改变了主意。叫来戚夫人对她说：“吕

译之后，她才是你的君主。”汉武帝既然立昭帝为继承人，担心出现母亲年轻、儿子年幼体弱的祸患，当天就召来钩弋夫人将她处死。虽然这过于残忍，但他为后世考虑的确实深远。汉高祖、汉武帝可以说是洞察事理明澈而果断决断的人，不称他们为英明的君主可以吗？这与唐太宗不可相提并论了。

译奸佞

本朝太宗时期，西夏围困灵武非常紧急，朝廷派遣军队救援，耗费巨大。皇上打算放弃灵武，而大臣们认为如果失去灵州，边境的祸患将不会停止。皇上的心意也醒悟过来，命令两府侍从官集会商议。当时吕端、向敏中担任宰相，张洎在政府任职。张洎预先知道皇上有放弃灵武的意图，却不知道皇上心意已经改变。在集会商议的场合，张洎当面指责两位宰相，说他们不能推心置腹、为国效忠。吕端说：“张洎哪里能进献切直之言，不过是揣摩人意罢了。”不久张洎上疏，援引贾捐之放弃朱崖的言论来进谏。皇上说：“你上奏的内容，朕一个字也不懂，还是把它退还给你。”张洎羞愧地退下。皇上说：“张洎果然被吕端料中了。”大臣迎合心意、顺从旨意以谋取利禄的人，自古以来就有。近世的士大夫又有依附权势，毫无顾忌的人。绍兴年间，秦桧掌握大权，士大夫争着以取悦秦桧为能事。甲戌年廷试，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在其中。科举条制已有官员不做状元的规定，当时有学官上札子，说朝廷选拔人才应当符合公议，不应该以有无官职为限制，这大概是想为秦埙铺路，以取悦秦桧。秦桧认为这种说法形迹太露，没有答复。又在秦桧生日时，有一名士作《九韶》献上，其序言说：“《九章》《九辨》，是乱世之音。《九韶》的创作，是用治世之音来改变乱世之音。”其中篇章有秦赵的言语，推究秦嬴与造父同宗，并且指秦桧为圣师圣相，又以无疆祝其长寿。如此等语言奸邪不轨到了极点。秦桧接受而不回复，不能揭露此事，明正典刑，他的意图在哪里呢？这个人有文章，曾经考中甲科，与我同年，以名声闻名于当时。这篇文章写成后，他的族人曾经拿出来给我看，我看完就扔掉了，至今谈到他的姓名，视他如蛇蝎一样。假使他处在两汉之间，撰造符命以作为动乱的阶梯，这个人就是首恶了。富贵利达，谁不愿意呢？但也必须通过正当的途径，非正当途径得到的，又有什么荣耀可言呢？当时士大夫像这类的人很多，姑且记下其中最突出的几个。

筹边

在疆域之中，上天用来区分内外、隔绝南北的地方有三处。中间的是大河，南边的是大江，北边的是大漠。这三者，两个在中国，一个在戎狄。大漠虽然没有深险重阻，但那里空旷遥远，绵延数百里，没有谷粟水草，所以匈奴畏惧汉朝时常居住在漠北。这大概是上天用来作为夷夏界限的。五帝三王的时代，北边不过幽都、朔方、涿易的境地。古代圣王不夸耀远略，对于戎狄，大概是振奋文德来安抚他们，积蓄威武来防备他们，如此而已。下至战国，燕赵之地与狄人相邻，各自致力于扩大自己的封域。燕国有辽东、乐浪，赵国以阴山、高阙为塞。秦国兼并天下，驱逐匈奴戎人，割取榆中、北假之地，西北边疆比前代更加遥远。汉朝中期，大将军、骠骑的军队疾战穷追，边骑远遁，王庭变成废墟。大概自漠以南实际上成为内地了。魏晋以后，直到隋唐，大体上幽燕的土地未曾不在中国。自从石晋起，并门借契丹的军队以成就大业，于是割让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灵、应、寰、翔、蔚十六州给他们。从此函夏北边逼近雄霸之地，历代设置的险要、襟喉、扃钥的坚固，被剪除抛弃而不拥有。大河的险阻虽然在中国，但北边的土地大多平坦，没有高山深谷的限制，戎马奔突开始难以控制。太宗皇帝筹划安边之计，端拱年间常下诏，其大略说：“长久之计在于设置险阻。如果决开大河、修筑长城，又只是自示弱，被后世嘲笑。朕现在立法令，沿边作方田，可以限制戎马而利于我的步兵。即使他们众达百万，也无法施展他们的勇力。方田大概类似古井田、沟洫纵横，像棋局一样，所以用来隔绝代马，抑制他们的长技。”太宗皇帝神机妙略，急于使用这个方法，真可以垂立永制以昭告后人。仁宗皇帝时，又常种植榆柳为塞，以防备边骑的奔突，这也是设置险阻的一个方面。后来林木长成，北人对此感到忧虑，于是派间谍游说雄州张昭远说：“杨树可以做长梯、炮梢。”张昭远于是砍伐它们来使用。庆历年间，上封事的人有人对此进言，于是下诏开始禁止采伐。这两种作为边塞之利的做法，难道可以不知道吗？自从中原失守，又失去大河的险阻，所依靠的只有长江了。长江以北，淮甸地区，那里的土地也多平坦，缺乏岩堑的险阻，也如同从前雄霸的北边一样，近来曾见有关部门筑堰，储存石梁的水，自天长以北，颇为泥泞，虽然稍微损害民田，也符合设置险阻的意思。后来听说已经决堤了。难道是张昭远长梯炮梢的间行吗？假使今天在真扬以北，看那空旷之地，推行两位宗主的良法，讲求石梁、瓦梁的水利，以限制北邻，扼制他们长驱直入的势头，先做到不可战胜，以等待敌人可战胜的机会，大概差不多吧？

郦食其说高祖

汉王多次被困在荥阳、成皋，打算捐弃成皋以东，屯兵巩、洛以抗拒楚军。郦生劝说汉王说：“楚人攻下荥阳，不坚守敖仓，却引

译向东，命令适卒分守成皋，这是上天用来资助汉朝的。希望您赶快再次进兵，收复荥阳，占据敖仓的粮食，堵塞成皋的险要，阻断太行的道路，把守飞狐的关口，守住白马的渡口，向诸侯展示形势上的优势，那么天下人就知道该归附谁了。”汉王听从了他的建议，再次坚守敖仓。我曾经观察汉高祖之所以能拥有天下，是因为他先采用萧何、韩信的计策，从南郑返回平定三秦，占据关中这一形势优越的地方，以此奠定王业的基础。等到楚汉对峙时，就坚守并力争荥阳、成皋之地，以遏制楚军的要冲并挫败其锐气，这就像搏斗的人，扼住对方的咽喉并搏击其胸膛，没有不成功的。我观察广野君蒯通的言论，他确实通晓地理，了解山川的险要，他的话确实关系到当时的大计。用兵，要以了解地理为先决条件，用兵却不懂地理，就像木偶人一样。诸葛孔明为蜀汉先主谋划夺取荆州、益州的计策，他对天下地理的了解如同指掌一般清楚，必须得到这样的人才，才可以共同处理天下的机要事务。现在的人对于千里之外的事物，就茫然无知，哪里值得和他们谈论四方的大事呢？查考敖仓在今荥泽县。《尚书》说：“仲丁迁都于嚣。”《诗经》说：“在嚣地搏杀野兽。”《寰宇志》说：“敖山在荥泽县西十五里。”《春秋》宣公十二年记载：“晋军驻扎在敖、鄗两山之间。”敖、鄗是两座山的名字。秦朝在这里设置粮仓，称为敖仓，也叫敖庾。《东观汉记》说：“濵水县、彭城、广阳、庐江、九江等地，运送九千万斛粮食到敖仓。”现在属于郑州。成皋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制邑，古代东虢国的土地，所以郑庄公说：“制，是个险要的城邑。”虢叔死在那里，所以又名虎牢。《穆天子传》说：“天子在郑国的猎场射鸟兽，有老虎藏在芦苇丛中，七萃之士高奔戎活捉老虎献给天子，天子命令在东虞饲养它，这就是虎牢。”虎牢的名字从此而来。晋悼公在这里筑城戍守，以防备楚国，借此使郑国臣服。《水经》说：“成皋有大坯山，地势险峻，秦朝把它作为关隘，就是《禹贡》中黄河流经的地方。”蒯通说项羽被西山阻隔而不能前进，指的就是这座山。成皋的北门叫王门，现在在孟州汜水县。太行山，《水经》说：“在河内野王县，上党关即现在的怀州河内县。”查考太行山有八条路径，第一条轵关径在盖州济源县西。孔安国说：“夏桀在鸣条战败，从安邑向东进入山中，出太行山，向东南登上河阳，于是逃奔南巢，就是走的这条路径。”又蔡邕说：“太行山上有天井高关，就是这里。”太行山是河北的大山主脉。这座山从孟州绵延直到幽州边界。飞狐口，根据《汉书》纪注说：“在今泽州青城县飞狐之口。”如淳说：“是上党壶关。”颜师古说：“壶关没有飞狐口的名字。”臣瓒说：“在代郡西南。”晋建兴年间，刘琨从代郡出飞狐口，逃奔到安次。安次是幽州的县。本朝雍熙年间，北伐时田重进在飞狐击败契丹，又在飞狐以北击败他们，重进的军队无一幸存。一箭之失，就是指这个地方。查考《寰宇志》说：“现在蔚州飞狐县的飞狐道，从县北进入妫州怀戎县界，就是古代的飞狐口。”《汉书·王霸传》注也说：“在蔚州飞狐县北，通往妫州怀戎县南，是古代的飞狐口。”白马津，《水经注》说：“黄河旧时在白马县南决口，连通济水、濮水、黄沟。”所以苏代游说燕国时说：“决开白马的口。”魏国没有黄济阳黄黄沟。现在在开封考城县西津的东南，有白马城，卫文公渡河居住在那里，就是所谓的“野处曹邑”。汉二年，卢绾、刘贾渡过白马津进入楚地，与彭越一起击败楚军。又袁绍派遣颜良在白马攻打东郡太守刘延，都是这个地方。白马有韦乡、韦城，也叫韦津，又叫鹿鸣津，现在滑州的白马就是。又《寰宇志》说：“澶州临河县也有白马城。”德清军黎阳县东，黎阳津一名白马津。《十六国春秋》记载，慕容德率领四万三千户，从邺城将要迁徙到滑台，到达黎阳津，燕鲁王派船迎接慕容德，狂风把船吹没，魏军即将到达，三军危惧，想要退保黎阳，傍晚时冰合，当夜渡河，直到天亮魏军才到，冰也融化了，好像有神帮助，慕容德非常高兴，把黎阳改为天桥津。北齐文襄帝征讨颍城，仍然把石济关移到这里，既然造了桥，改名叫白马桥。这是白马津的北防。这几处都是关东河北的咽喉之地。详细研究广野君的言论，当时游说汉王的时候，汉朝已经得到燕赵，韩信将向东攻打齐国，楚汉对峙于荥阳，他说“阻断太行的道路，把守飞狐的关口”，大概是想以此巩固燕赵之心。堵塞成皋的险要，守住白马的渡口，大概是想以此切断齐国和楚国的道路，所以我才说他的话确实关系到当时的大计。又观察郦生游说齐王，说现在汉朝已经占据敖仓的粮食，堵塞成皋的险要，守住白马的渡口，阻断太行的险隘，把守飞狐的关口，天下后归服的先灭亡。这时汉王

译已经采纳了郦生的建议，将兵力分派到各处了。这也足以看出高祖善于运用谋略且能洞察军事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