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汉书》记载：“御史将要把朱云拉下殿，朱云攀住殿前的栏杆，栏杆被折断了。”颜师古注释说：“槛，是殿前的栏杆。”这显然不是指门上的门槛。如今的大殿都有长窗来充当门户，这种形制大概是从魏晋以后才开始的。

译阙

古代天子在门两侧设立两座观楼，中间留出空缺，所以称为阙。鲁国也有这种建筑，《礼器》中所说的“天子诸侯台门”就是指的这个。现在的门楼是建在门上的，不在两侧，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看到汉代画像石的拓本，画的是汉代函谷关的样子，关上有两座观楼，下面都有门，一共两扇门。韩愈的诗“日照潼关四扇开”，说明唐代还是这样，这实际上是古代两观和现在门楼之间的过渡制度。

栌

汉代武梁祠画像中所画的柱子，上面都有三层圆木，层层叠加而上，越往上越大，用来承托栋梁，这就是所谓的欂栌。《说文解字》说：“欂栌，是柱子上的方木。”《释名》说：“卢在柱子顶端，像都卢（矮人），承受屋子的重量。”都卢是矮人的称呼，那么卢的短小就可以知道了。又王延寿《灵光殿赋》中写道“层栌高耸而险峻”，画像柱上的东西有三层，它是欂栌无疑，现在很少使用了。

司命与灶

南方人家敬奉鬼神，称之为东厨司命，这实际上是将古代五祀中的司命与灶神合二为一了。古代司命的祭祀有两种。《周礼·大宗伯》中“用樽燎祭祀司中司命”，大概就是《史记·天官书》中“文昌六星，第四星叫司命”，这是天神。《楚辞》中所说的大司命就是这种。《祭法》中的“七祀”“五祀”都是司命排在首位。郑玄注说：“这是小神，居于人间，督察小过错并加以谴责告戒的。”又说：“司命主管督察三命。”这与户、灶等神，都是小神。《楚辞》中所说的小司命就是这种。根据《祭法》，庶士设立一种祭祀，或者祭户，或者祭灶，没有祭祀司命的规定。只有《士丧礼》中记载，“生病时祭祀五祀”，只是在有事时偶尔使用罢了。到了汉代就不是这样了，《说文解字》“秕”字条说“用小猪祭祀司命”，引用《汉律》说“祭祀秕命”。《风俗通》则说：“现在民间祭祀司命，刻木头长一尺二寸作为人像，出行的人放在箱子里，居家的人另外做小屋子，齐地特别尊重它，汝南等其他郡也有很多，都用小猪祭祀，通常在春秋两月。”可见汉代司命的祭祀非常兴盛，与今天祭祀灶神没有区别，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与灶神合为一个神了。按照俗传的《太上感应篇》，这本书的创作应当在唐宋之间，而其中已经称司命灶君之神。《东京梦华录》也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灶上贴灶马，用酒糟涂抹灶的凹陷处，叫做醉司命。那么北宋时确实已经称灶神为司命了。然而追溯其混合的开端，应当在汉晋之交。《抱朴子·内篇》：灶神，每月的最后一天，就上天报告人的罪状。大的过错剥夺寿命，纪，是三百天；小的过错剥夺寿命，算，是三十天。这已经与郑玄《礼注》中督察三命的说法相似了。郑注又说现在祭祀司命，行神、山神，门户、灶在旁边，那么汉代已经并将五祀合而为一，习惯久了就忘记了，反而把灶神配为主神了。

古之灶神

古代的灶神，《淮南子》认为是炎帝，戴圣以及贾逵、许慎都认为祝融。郑康成根据《礼器》的记载认为灶是老妇人的祭祀，他注《礼器》说“老妇人是先做饭的人，按照礼意来推求”。郑玄的说法比较接近。然而臧文仲在厨房烧柴，郑玄说“当时的人认为是祭祀火神才烧柴”。那么周代已经有祭祀火神的人了，到了后世祭祀司命，大概已经变化了三次。看李少君凭借祭祀灶神、修道、却老的方法被汉武帝接见，那么汉初的方士或许已经这样说过了。

盟誓之祀

古代盟誓，虽然普遍告知天地四方及人鬼，但有专门主管盟誓的祭祀，《周礼·司盟职》中所说的“北地诏明神”就是这种。《左传》襄公十一年，亳地的盟誓，载书说“如果有违背这个命令的，司慎司盟。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的祖先，明神惩罚他，司慎司盟。”《说文解字》“宀”部引作“司慎司命”。盟、命两字，古音同部，或许能通假使用。归安吴氏所藏齐侯壶铭文中有云“誓于大司命”，那么“司命”就是《左传》中的“司盟”，也就是《周礼》中的“明神”了，它的形象就是觐礼中的方明。方明的形象，虽然兼有天地四方，但实际上以司命为主。因为用方木制作，所以称为方。因为它主管盟誓，所以称为明。后世小司命的祭祀虽然兴盛，但大司命在汉代以后民间就没有听说过了。至于近代，于是将司中、司命、司录三者合为文昌之神，而以张恶子这个人来充当了。

中釆

城隍的祭祀，以城隍为名，意义在于土，就是古代的社神，《祭法》中所说的“诸侯为百姓立社，叫做国社”。又城乡土地祠也是这样，所谓“大夫以下成群立社，叫做置社”。现在大江以南，人家宅神，也称为家堂土地。这个神大概相当于古代的中霤，也是社神一类。《礼记·郊特牲》说：“家主中霤，而国主社。”那么一家之中霤，就与一国一邑之社相当，其

译神也相当于一个人。《左传》中晋国史官蔡墨说：五行之官，实际上就是五官，“他们确实分列并承受氏姓，被封为上公，被祭祀为贵神。社稷的五种祭祀，是尊崇并奉祀他们。木正名叫句芒，火正名叫祝融，金正名叫蓐收，水正名叫元冥，土正名叫后土。”（又说“后土就是社神”。）那么社神与五祀之神就是这五位官神。所以贾逵注释《左传》说：“句芒在户祭祀，祝融在灶祭祀，蓐收在门祭祀，元冥在井祭祀，后土在中霤祭祀。”杜预在“后土”下也注释说：“土是万物的主宰，所以称为后，它的神是句龙。在家里就祭祀中霤，在野外就是社。”都说社神与中霤是同一个神。按：中霤，是指雨水滴落的地方。原本是从地来说的，那么这种说法似乎可信。现在祭祀公宅神和冢墓之神，都称为土地，其道理是一致的。可知现在的宅神，实际上是古代的中霤，它的神是后土，它的名字是句龙。

译瓜皮小帽是古代弁帽遗留下来的制度。

如今的瓜皮小帽，在明代就已经有了。刘若愚《酌中志》记载：“皇子尚未行冠礼时，佩戴元青色绉纱制成的六瓣有顶圆帽，名叫瓜拉冠。”这与现在的小帽没有细微的差别。然而这种帽子也不始于明代，实际上是古代弁帽遗留下来的制度。《周礼·弁师》记载：“天子的皮弁，缝合处装饰五彩玉饰，象牙底座，玉簪固定。”郑玄注解说：“‘会’，读音如同‘大会’的‘会’。指缝合之处，每处贯穿结上十二颗五彩玉作为装饰，称为‘綦’。”那么皮弁就是用各个瓣片缝合而成的，就像现在的小帽一样。郑玄注又说：“‘邸’，就是下部的底座，用象牙制成。”贾公彦疏解说：“‘下柢’的意思，是说在弁帽内部的顶部用象牙做底座。”那么‘邸’就是现在帽顶的结饰了，它的形制确实与现在的小帽没有不同，只是所用的材料不同罢了。

刘海是古代子女侍奉父母的装饰。

十多年来，南北方的年轻人，无论男女，都盛行留刘海。剪短前面的头发，垂在额头上，长的往往遮住眉毛，大概是因为市井画师所画的仙人刘海蟾的头发类似这样，所以称为前刘海。实际上这是古代子女侍奉父母的装饰。《诗经》说：“剃去两边的头发，留下中间的长发。”髦，就是头发垂到眉毛，是子女侍奉父母的装饰。幼小时大概是用真发做的，然而成年后父母还在的，仍然保留这种装饰。《礼记注》说：“已经入殓后，主人脱去髦发。”《丧大记》说：“小敛时，主人脱去髦发。”大概是用假发做的，所以可以脱去，都是因为父母已经去世，不需要这种装饰了。

《诗经》记载制度风俗。

古人作诗，直接记载当时的制度风俗，没有虚构夸张，没有增减修饰，不是随便应付的。比如《小雅·瓠叶》一篇咏叹宴饮之事。第一章说“斟酒品尝”，这是泛泛而言，第二章说“斟酒进献”，第三章说“斟酒回敬”，第四章说“斟酒酬答”。古人饮酒的礼仪，主人向宾客进酒，宾客向主人回敬，众人向宾客酬酒，献、酢、酬各一杯而礼仪完成。礼经所记载的，没有不是这样的，这首诗的次序也相同。又如《行苇》和《宾之初筵》两篇，叙述宴饮射礼的次序，与《燕礼》及《大射礼》相符。《楚辞》叙述祭祀之事，与《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大致相同，只是尊卑有别，而仪节没有差异。由此可知古人用语，没有一个字是虚设的。

棺椁考证。

古代入殓用棺，埋葬用椁。椁的制度，经传中没有详细记载。《檀弓》说：“天子的柏木椁，题凑式，每块木板长六尺。”郑玄注说：“‘以端’，就是题凑，每块木板大约宽一尺。”根据《檀弓》中“有子说夫子在中都制定制度，棺厚四寸，椁厚五寸。”孟子认为古代棺厚七寸，椁与之相称。孔子所制定的，是庶人的礼仪，孟子所提及的，是大夫的礼仪，以此类推。那么庶人椁厚五寸，士六寸，大夫七寸，卿八寸，诸侯九寸，那么天子大概是一尺了。所以六尺，是指木板的长度，五寸到一尺，是指木板的宽度（即直径）。至于整个椁的大小，则没有文献记载。世人将棺椁连称，怀疑椁与棺的大小差别不大，或者认为椁就是大棺。其实不是这样。根据《广雅》：椁，就是廓，而且它的字以‘郭’为声旁，应当取义于城郭。椁对于棺，就像郭对于城，它们的大小差别，通常是一倍左右。《丧大记》说：“棺椁之间，国君能容纳柷，大夫能容纳壶，士能容纳甒。”郑玄注《礼器》说：“壶容量一石，甒容量五斗。”大概是用叔孙通汉代器物的制度来推演。那么大夫和士的棺椁间的大小，大致可以知道了。柷的大小，郭璞注《尔雅》说“二尺四寸”，然而《周礼·春官·司几筵》说：“柏席用萑草编织，饰以黼纹，诸侯用纷纹。”郑玄注说：“‘柏’，是‘椁’字磨灭后的残余。席，是藏于椁中神位前的席子。”根据古代席子，通常宽三尺三寸多，所以《文王世子》说“凡侍坐于大司成者，远近间隔三席，可以问话。”《曲礼》记载讲学时间隔的席子，就说“席间函丈”。天子诸侯的椁中都有神位前的席子，那么棺椁之间，至少必须有三尺多，根据所藏的明器来推测，这也是最小的尺度了。天子以下，明器不能知道详细情况，只根据士的礼仪来说，则有包裹两具，羊豕肉；筲三只，黍稷麦；饔三具，醢醯屑；癢两具，醴酒；都有木桁庪覆盖。此外还有用器，弓矢耒耜两敦两杅盘匜；役器，甲胄干笮；燕器，杖笠翣；乐器，不详；而涂车刍灵之类，尚且不在此列。下棺后，将器物藏在旁边，又看见藏在旁边的苞筲。这些物品中，以甒最大，自然非容纳甒不可。大夫以上，明器越多，那么棺椁间的差别也随之增大，至于《檀弓》说“宋哀公埋葬他的大夫，醢醯百饔”，其他物品也应当与之相称。《左传》成公二年，“宋文公去世，开始厚葬，使用蜃炭，增加车马，开始使用殉葬，加重器物配备。”那么末世奢侈之事，又不是尺余之地所能容纳的。这样棺的两侧，既然得到三尺多，而古代的棺制，也不得不过小。《檀弓》说“天子的棺有四重，大棺厚八

译一寸，属于六寸，椑有四

译“寸，水兕革客三寸”，计算起来是二尺四寸，两旁合计四尺八寸。中间容纳棺木的地方，也应当有三四寸，那么棺木的直径，至少应当有八尺，连同两旁各三尺左右计算，应当有十四五尺，其纵向的长度也大致如此。这就是椁的大小尺度。椁的制度，只有四周而上面空缺，这是因为有抗木、抗席以及折木的缘故，况且古代只有天子使用隧道，棺木从羡道进入，诸侯以下，都从上面下葬棺木，所以只有四周的椁，先在墓穴中树立，而折木和抗木，一定要在下棺之后加上。然而四周的椁，必须与抗木结合才成为一个整体，所以抗木等也属于椁的解释。《左传》成公二年所说的“椁有四阿”就是这个意思。诸侯以下，椁上面都是平的，士在下棺后加上折木，才凿连木制作，纵向的三根，横向的五根。抗木则是横向三根纵向两根，每五根为一层，士一层，大夫两层，诸侯三层，上公四层，只是增加层数罢了，上面都是平的俎形。只有天子五层，则是四角向下倾斜，用木头的端头汇聚在上面而修整下面，像屋子的形状，这就是所谓的四阿。杜预注：“四阿，就是四注椁。”孔颖达疏说：“《士丧礼》下篇，抗木纵向两根横向三根用来承受泥土。”那么士的椁上面是平的。现在这椁上面四角向下倾斜，那么它的上面是方形而尖端。《礼》说：“天子的椁用题凑，诸侯不用题凑。不用题凑，就没有四阿。”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檀弓》所说的“柏椁以端长六尺”，应当是用六尺长的木头，纵向连接两层，做成四注屋形。六尺再椁，每旁得一丈二尺，而四角的木头又应当加长，然后才能覆盖在椁上。椁的四周的大小，既有一丈四五尺，用一丈二尺的东西，交叉覆盖在一丈四五尺的上面，这就是四注屋的斜度。那么椁的制度，天子使上面高耸，诸侯以下使上面平坦，而看棺木的大小，就像外城看内城的大小，就可以决定了。古代的椁都用木头，《檀弓》说“天子柏椁”，《丧大礼》说“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就是这样。那么天子就用石头来包裹。《周礼·夏官·方相氏》：“到了墓地进入墓穴，用戈击打四角，驱赶方良。”郑玄注：“墓穴，就是挖地的中间。方良，就是罔两。天子的椁用柏木，黄肠为里而外面用石头包裹。”《国语》说：木石之怪是夔和罔两。郑氏这个注释是用汉朝的制度来推测，周朝时果真如此，实在不可知。然而《檀弓》称“宋桓司马自己制作石椁，三年而没有完成”，那么周朝末年已经有这样做了。秦始皇的葬礼，石椁作为游馆。（《汉书·刘向传》）汉文帝也说“以北山石为椁，用絮剒陈漆其间。”（《张释之传》）那么自从秦以后，确实使用石椁，然而里面或许仍然用木头制作。刘向说秦始皇墓发掘后，“牧童丢失了羊，羊进入了墓穴，牧人拿着火把照看寻找羊，失火烧了藏椁。”那么石椁之下，还有木椁，《汉书》所说的“黄肠题凑”，就是如此。《续汉书·礼仪志》：皇帝去世，“制作油缇帐来覆盖墓坑，方形石头整治黄肠题凑如礼。”《汉书·霍光传》：“赐给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套。”苏林说：“用柏木黄心层层垒在棺木外面，所以叫黄肠。木头头都向内，所以叫题凑。”如淳说：“《汉仪注》天子陵中明堂高丈二尺四寸，周长两丈，里面放梓宫，其次是楩椁，柏黄肠题凑。”那么黄肠题凑最居外面，与郑康成所说的“用柏木，黄肠为里而外面用石头包裹”的话，可以互相印证，大概是用它来支撑石头的。看文帝说石椁时，用絮剒陈漆其间，那么当时整治石头的工匠，大概不是很精巧，或许需要用木头支撑。然而《霍光传》说“黄肠题凑一套”，那么又似乎与梓宫、便房等一同放在墓穴中，不再是支撑墓穴的东西了。罗氏唐风楼收藏汉墓石拓本五块，其中一块铭文说：永建五年二月某日董某石，宽三尺，厚尺五，长二尺；第二块说：某伯石，宽三尺，厚二尺，长三尺二寸第（下阙），阳嘉元年十一月省（下阙）；第三块说：第九百二十五，宽三尺，厚尺五寸，长三尺九寸二分，熹平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更黄肠椽三条主；第四块说：四百四十三，宽四尺，厚尺五寸，长尺九寸五分，某平三年八省椽陈某主；第五块说：某石，宽三尺，厚尺二寸，长三尺。又《陶斋藏石记》所录还有一块石头，说：阳嘉元年三月某日冷攸石，宽三尺，厚尺五寸，长四尺五寸，第三十二。而罗氏所藏熹平元年墓石拓本，其石头也在端氏，这块石头独说更黄肠椽三条主，那么是石椁的石头大概无可怀疑。说董某石、某伯石、冷攸石的，大概是系以死者姓名。说黄肠椽三条主（三条疑主条之泐）椽陈某主的，则是主吏姓名。第九百二十五、四百四十三、第三十二等，则是记录石头的次第，用

译石料多达九百多块，其棺椁的巨大，可以想象。按：这种墓石，古代已有出土的记录。《水经注》济水条记载：汉灵帝建宁四年，在敖城西北，垒石为门，用来堵塞渠口（后仪渠），称为石门，世人也称其为石门。水门宽十余丈，距离西边的黄河三里，石铭上写着“建宁四年十一月黄肠石”，而主管官吏的姓名，已磨灭无法再辨认。魏太和年间，又再次修缮，拆除旧的增加新的，石上的文字沦落无存了等等。这一节所记载的，未免有些小错误，大概建造水门时，实际上是发掘汉代建宁年间的旧墓石来使用的，郦道元直接说水门是建宁四年建造的，那就误把修墓的年份当作造门的年份，而没有领悟水门的铭文不应该称为黄肠石。又郦道元所说的黄肠石，不知石上的文字果真如此吗？还是铭文原本作“更黄肠椽某某主”，而“椽”字以下断裂剥落，于是便称为黄肠石呢？又熹平元年的墓石，所说的“肠”字，怀疑是“更”字的替代，意思是说用石头代替黄肠。那么郑玄“柏木黄肠为内层而外层用石头”的说法，或许不能完全相信，或者到了后世，舍弃木材使用石头，而石头就蒙受了黄肠的名称呢？如果不多见古冢墓的内部形状，大概不能凭空臆断。汉代天子的墓穴称为方中，《汉书·张汤传》所说的“治方中”就是此意。如淳说：“《汉仪注》陵墓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二丈”，《皇览》说：“汉代葬制，方中百步”（《续汉书·志》注引），这是指所挖掘的全部土地。其中放置棺木的地方，则称为明中。《汉书·霍光传》注：“如淳说：《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长二丈。”《续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说：“天子即位第二年，将作大匠营造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放梓宫、柏木黄肠、题凑，依次百官陪葬完毕。共设四通羡门，容纳大车六马”等等。那么明中在方中的中间而小于方中，正是藏棺之处。然而明中又有前后两处，《帝王世纪》记载：“献帝禅陵，不堆坟，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水经注》济水条说金乡山有冢，称为秦王陵，山上二百步，找到冢口，壕沟深十丈，两壁峻峭，宽二丈；进入行走七十步，找到埏门，门外左右都有空室，可容纳五六十人，称为白马空；埏门内二丈找到外堂，外堂之后，又找到内堂。观看的人都执烛而行，虽然没有其他雕饰，但石工非常精细，有人说这是汉昌邑哀王的冢，尚未详实。王隐《晋书·地道记》也记载此事，则说“金山山北有凿石为冢，深十余丈，隧道深三十丈，旁边退入形成三个堂室，传说得到白兔，没有安葬。改葬南山”等等。这里说“形成三个堂室”，应当是把内外堂算作一个，加上左右两室计算，这两室应当是用来安葬后妃宫人的，只是没有完工罢了。上述两座冢的规制，皇甫谧所记载的则距离献帝安葬不远，其言论应当可以依据。郦道元所记载的金乡山古冢，则应当是根据亲眼所见记录的，只是记录中说隧道的深度，与《晋书·地道记》不合；又说壕沟深十丈，又说行走七十步找到埏门，也自相矛盾，大概是文字有讹误脱漏。只有内外两堂的规制，则两座冢相同。去年日本滨田耕作先生，在旅顺发掘的汉冢，也有内外两堂，那么《汉旧仪》明中四周二丈的说法，只是指一个堂而言。《抱朴子》说：吴景帝时，“戍将在广陵挖掘各冢，取版木来修城，毁坏很多。又发掘一个大冢，内有重阁，门扇都有轴转动，可以开闭，四周设有徼道通车，其高度可以骑马。”所谓重阁，恐怕也是指前后两堂，所说四周设有徼道，则又与《汉旧仪》所说设四通羡门相合。这徼道，应当与妃妾葬处相通，《汉旧仪》说营造陵墓剩余的土地为西园后陵，剩余的土地为婕妤以下。《霍光传》所说的“赐枞木外藏椁十五具”，那么这徼道应当是通往外藏的地方了。地下之事，考证核实不易，所以详细记录如上。关于便房的话，苏林说：“便房，是藏中的便座。”颜师古说：“小曲室。”《汉书·陈汤传》说：“昌陵卑下改为高，积土为山，估计便房还在平地上。”那么便房似乎在建陵之时就造好了，苏、颜二人的说法可能是对的。然而如淳引《汉仪注》，认为是梗椁，那么楩乃是梗字的假借。梗房的话，与梓相对，梓可以称为宫，那么梗也可以称为房。如果认为是藏中的便座，那么《霍光传》就不能说“便房一具”了。《续汉书·礼仪志》所载帝后陵中的明器，除挽车九乘外，其余都用士礼，与《既夕礼》吻合。其赠币且用帷记，比《既夕礼》更加俭省。大概是谢忱书所说的太尉胡广等人制定的吧？乡党中没有议论其失礼的，实在不可理解。

译磬折的古义

《考工记》中凫氏铸造钟的职官记载，郑玄的注疏错误极大。程易畴先生的《考工创物小记》才首次纠正了它。郑子尹于是代作《凫氏为钟图说》，仍然申述郑玄的说法，真可谓是不辨黑白。我曾取上虞罗氏所藏的楚公孙班钟、避父钟、卿钟这三件钟，以及各家著录中有尺寸可依据的共十三件钟来校勘，都不与凫氏的制度相合。而且这十三件钟，彼此之间也不相合。这是因为古代铸造钟，不一定完全遵循凫氏的制度。或许凫氏的职官只奉行大概的原则，铸造钟的时候，仍然必须根据声律来确定。然而根据《考工记》的原文，必须像程氏的解释那样，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像程氏的《磬折古义》，用安阳出土的商代石磬来校勘也不相合，这也是因为商周的石磬制度，本来就不相同。至于程氏对磬折的解释，不仅优于郑康成，实在是千古不可推翻的说法。

追蠡

罗氏收藏的三件周代钟，它们的钟乳都做成旋螺形状，其他钟像这样的也很多，这大概就是孟子所说的“追蠡”。古书中多假借“蠡”字为“螺”字。《汉书·东方朔传》中的“以蠡测海”就是如此。《风俗通》解说门户上的铺首，引用《百家书》说：“公输班看见水里的螺，每天看见你的形状，螺刚好露出头，公输班用脚在地上画出它的形状。螺缩回壳里关闭门户，终究不能打开。公输班于是把它用在门户上，说人闭藏就像这样，确实严密。”徐陵《玉台新咏序》所说的“铜蠡画静”，也是门户上的东西。查考：门户上所安装的铜乳，其排列与钟乳相似，而且都做成螺形。大概成列的物品使用螺形，是古代的通例，未必是闭藏的意思。赵岐注《孟子》把“追”解释为“钟钮”，把“蠡”解释为“蠡蠡，快要断绝的样子”。追作为钟钮，古代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而蠡在古钟上确实有这种东西，只是追作何解释，我不敢擅自定论。

大房

传世的古器物，乐器如钟、磬，兵器如戈、矛、剑、戟，盥洗器如盘、匜，酒器如彝、壶、尊、勺、爵、觚、觯、角、单、盉，煮食器如鼎、鬲，盛黍稷的器皿如簠、簋、敦，现在都有实物。笾豆虽然没有存留，但还有瓦豆存在，可以知道它们的形制。只有俎是什么形状，则不可知。《诗经·鲁颂》说“笾豆大房”，《毛传》说：“大房，是盛放半具牲体的俎。”郑玄笺注则说：“大房，是玉饰的俎。它的形制足间有横木，下面有跗，好像堂屋后面有房间。”然而《少牢馈食礼》说：“肠三，胃三，长度都达到俎的拒。”郑玄注：“拒，读为介距的距。俎距，是胫骨中间当横节的地方。”《明堂位》说：“俎，有虞氏用梡，夏后氏用嶡，殷商用椇，周代用房俎。”郑玄注：“梡，是砍断木头做成四足而已。嶡的意思是蹷，是说中足做成横距的样子，《周礼》称之为距。椇的意思是枳椇，是说弯曲桡折的样子。房，是说足下的跗，上下两间，有似于堂房。”根据郑君对《诗》、《礼》的三种注疏，那么俎这种东西，下面用四足，足间有木料相连相抵，距或者在中足，或者在足胫，距下面的跗叫做房。然而有不通顺的地方。查考《国语》说：“禘郊祭祀之事，就有全蒸；王公举行立饮，就有房蒸；亲戚宴饮，就有肴蒸。”韦昭注：“全蒸，是完整牲体而升上俎。房，是大俎，是说半解其体，升上房俎。肴蒸，是升上体解节折的俎。”那么房蒸实际上与全蒸相对。大概升上半具牲体的俎，应当有两房，把半具牲体放在一房，合两房而牲体完整，所以叫做房。毛公说：“大房，是半具牲体的俎。”意思正是如此。少牢馈食，虽然是肴蒸，但也使用房蒸的俎，所以有俎拒。拒就是两房的隔断，所以制作肠胃的长短，以俎拒为节度，不能取俎足作为节度。由此推论，那么有虞氏的梡，梡的意思是完，殷商的嶡，嶡的意思是具，都是全蒸的俎。周代才开始有半具牲体的俎，因为它像宫室有左右房，所以叫做房俎。如果是足跗，就不具备房的形状。郑君关于堂房的说法，实在迂远不通。

斯禁

浭阳端氏所藏的斯禁，出土于凤翔府宝鸡县，从它的形制文字来看，它是商周之间的器物，自不待言。今年日本某杂志刊登了它的照片，颇为接近汉代的器物，主持杂志的某君，是深通考古的学者，却把这当作汉代器物，大概是误会了《礼器》郑玄的注疏。《礼器》说“大夫士棜禁”，注疏说：“棜，就是斯禁，叫做棜的原因，是没有足有似于棜，或许是因为名字而称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禁，禁就像现在的案几，隋长局足，高三寸。”那么郑注“如今方案”，自然是说士用的禁像这样，不是说斯禁，而且方案与禁，也不是同一件东西。郑玄认为汉代的方案像禁，所以举出它来作比喻。某君大概因此，误把这斯禁当作汉代器物，而且不知道汉代没有这种形制。

秦阳陵虎符跋

罗氏唐风楼收藏铜虎符一件，长约汉尺四尺许，左右二符，胶固为一，金错篆书，文字各十二个，说“甲

译兵符的右半在皇帝手中，左半在阳陵，这实际上是秦代的虎符。查《汉书·景帝纪》记载：“葬于阳陵。”《地理志》说：“左冯翊有阳陵县。”班固原注：“原为弋阳，景帝时改名为阳陵。”那么使用阳陵这个名称，到汉景帝时才开始。这枚虎符怀疑是汉代器物，然而与汉代虎符不符之处有五点：第一，《史记》及《汉书·文帝纪》记载：“二年九月，初次与郡国守相颁发铜虎符、竹使符。”如今传世的汉符，其文字都说“与某某太守为虎符”，与此符文字完全不同。况且阳陵是县名，并非郡国名，没有与之颁发虎符的道理。这是与汉制不符的第一点。汉符的数量，应劭说铜虎符从第一到第五。如今传世的汉符，往往说“某某某某为虎符左符或右符”，又在肋下注明“左某右某”。其左符右符，都记录数字，不记录甲乙。此符说“甲兵之符”，这是与汉制不符的第二点。传世的汉符，其文字刻在脊背上，合在一起才能阅读，如同《周礼》中傅别的制度。此符左右文字相同，都在脊背上，如同《周礼》中质剂的制度。这是不符的第三点。《史记正义》引用崔豹《古今注》说：“铜虎符，用银错书之。”（如今《古今注》无此条）崔豹是魏代人，所记载的应当是汉魏的制度。又如今传世的汉符，都是刻字。此符独用金错。这是不符的第四点。此符字画颇为肥厚，而所错之金极薄，几乎与用湿金书写者相等。若是汉代所错，如王莽货泉“一刀平五千”中的“一刀”二字，则是字细而金厚。其他器物也是如此。这是不符的第五点。如果说这是秦符，则有四点证据。阳陵虽说是汉景帝所置，然而秦的先君有葬于阳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德公居雍，建大郑宫，葬于阳。宣公居阳宫，葬于阳。”而秦先王的葬处往往称陵，如惠文王葬于公陵，悼武王葬于永陵，孝文王葬于寿陵。那么秦自称王以后，因为阳是两位先公的葬地，称之为阳陵，其理或许存在。又《史记》、《汉书》侯表，高帝时有“阳陵侯傅宽”，如今出土的封泥之中，有阳陵邑丞印。邑丞，是侯国的丞，那么高帝时已有阳陵，并非从景帝才开始。其为秦邑，更加无可怀疑。这是第一点证据。此符字数，左右各十二字，共二十四字，都是六的倍数。查《秦始皇本纪》称“数以六为纪”，所以用六的倍数。若汉以五为纪，所以印都用五的倍数，如说“与某某太守为虎符左某”即是。这是第二点证据。文字谨严宽博，与李斯所书刻石者相似，非汉时人所能模仿。这是第三点证据。如果说这是秦符，那么其左右二符合并的原因，也可以说得通。查：秦汉虎符，右符常在内，左符常在外。《秦始皇本纪》及《高祖本纪》都说“秦王子婴，捧着天子玺符，在轵道旁投降。”大概是在投降汉之时，收敛左符而合在一起。秦玺进入汉室，既为传国之器，此符虽不再使用，也必藏在内府，作为国家重宝，合置既久，中间生出锈涩，于是无法打开。否则右符既不常在外，左符也无进入京师的道理，二符无从胶固。这是第四点证据。只是其长短，颇与《秦本纪》所说“符、法冠长六寸”者不符。然而六寸之符，当指竹使符，汉竹使符亦长六寸，同于秦制。若虎符则发兵之事，贵在慎密，短则易藏而难觅，所以仅长四寸左右。这又是求之事理而可通的。此符说“甲兵之符”，那么此外尚有乙丙丁等。查：汉制铜虎符第一至第五，若秦制亦然，则虎符当有自甲至戊五枚，或许以止于戊为疑。然而秦汉间制度名物，颇有止于戊的。如卫宏《汉书仪》说：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郑玄注《周礼·司寤氏》也说：“夜时，谓夜早晚，若今甲乙至戊。”那么兵符五亦自甲至戊，固然不足怪也。李斯书法存于今者，仅有泰山十字，琅邪台刻石，则破碎不复能成字矣。即以拓本言之，泰山刻石，亦仅存二十九字，琅邪虽有八十五字，而漫漶过半。此符乃秦重器，必用李斯所书，而二十四字，字字清楚，谨严浑厚，经不过数分，而有寻丈之势，当为秦书之冠。可惜系金错为之，不能拓墨耳。此符“在”字作“十”，犹用古文，不用小篆。若泰山刻石“维初在昔”之“在”，则作“在”字。其铸符时或犹在巡峄山之前也。行文半阙之式，古金文中无有也，惟琅邪台刻石，则遇始皇帝成功盛德，及制曰可等字，皆项顶格书，此为抬头之始。秦虎符左右十二字，分为二行，每行六字，皇帝二字，适在第二行上，亦抬头之意也。可知此事自秦以来然矣。古代文字颇难作伪，

译像峄山刻石的文字，虽然《史记》中没有记载，但一读它的文字，就可以断定它是李斯所作的。秦国的符节虽然刻有十二个字，但像“右在皇帝”这四个字，难道是汉朝以后的人所能写出的吗！秦代泰山、芝罘、会稽山的刻石，都是三句押一个韵，每句四个字，三句共十二个字，也就是六的两倍。琅邪台刻石，其颂文是两句押一个韵，共二百八十八个字，也就是六的四十八倍。后面的序文是三句押一个韵，每句字数不等，共一百二十个字，也就是六的二十倍。由此可见，秦代的文字，都是以六为计算单位。后世流传的秦玺文字，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八个字，与秦代文字的体例不合，怀疑是后人假托的。

译隋铜虎符跋

兵符的制度，古代都是右半留在内部，左半发给外部，而且左右两边的数目各自相同。夏商周三代的情况已无法考证。《曲礼》说：“进献粟米的人拿着右半边的券契。”郑玄注解说：“契，是券约，右边为尊。”券契以右边为尊，那么符节的情况也可以推知。尊贵的一方在内部，卑下的一方在外部，这也是可以推知的。秦朝的符节，右半在皇帝手中，左半在阳陵，大概也是沿用古代崇尚左边的制度。汉朝则在文帝二年，开始给郡国、守相颁发铜虎符、竹使符。颜师古说：“给郡守颁发符节，右半留在京师，左半交给他们。”那么左边在外、右边在内，与秦朝的制度相同。魏国赐予孙权的九锡文中说：“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齐、梁、陈的九锡文也是如此。而竹使符上面都冠以“左”字，怀疑金虎符是左右两边都赐予的。大概因为虎符用来征发军队，当时兵权都在受九锡的人手中，所以左右两边都赐予，以表示不敢有征发之事。竹使符用来传达命令，事情常有变动，所以只赐予左半，而把右半收藏在天子所在的地方。由此可知，左边在外、右边在内，从秦朝直到南朝末期，未曾改变。另外，汉魏郡太守虎符（嘉定瞿氏收藏）、东莱太守虎符（潍县陈氏收藏）、广阳虎符（诸城刘氏收藏）、玄兔太守虎符（海丰吴氏收藏），符节背脊上都有“左”二字字样。汉朝制度左符在外，现在左符都有两个，这也是左右数目相同的证据。只有潍县陈氏所藏的汉上郡太守符，则无法解释。此符左右两边都保存下来，其背脊文字十字，写着“上郡太守为虎符第一”，右背脊上有“上郡右三”四字，左背脊有“上郡左二”四字。如果是这样，那么虎符第一至第五，每个符节又各自有左右若干。那么一个郡的符节，恐怕多达数十个，这恐怕不合情理。汉常山太守虎符背脊文字说“常山左三”，渔阳太守虎符（吴氏收藏）背脊文字说“渔阳左二”，长沙太守虎符相同。

晋王台太守虎符。

又查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所载的一个符节，背脊文字说“与五原太守为虎符第一”，背脊文字说“五原左一”。嘉善谢氏收藏的晋丞邑男虎符，背脊文字说“晋与丞邑男为铜虎符第一”，背脊文字说“丞邑男左一”。潍县陈氏收藏的晋驺男虎符，背脊文字说“与驺男为虎符第五”，背脊文字则说“驺男右五”。这三个符节，背脊文字所记的数字，与背脊文字所记的没有不相同的。那么上郡符背脊文字作第一，而背脊文字左作左二，右作右三的，恐怕不足相信。汉阳叶氏收藏的晋始平虎符，背脊文字作第二十，而背脊文字作左二，也值得怀疑。这两个符节未见原器及拓本，无法断定其真伪，如果是真品，那么仅一个郡国的符节，多达数十个，是很奇怪的。至于左右数目相同的说法，不仅不互相妨碍，反而足以互相印证。隋朝的符节也是如此。吴县蒋氏收藏的隋虎符八个，此外传世者，还有三枚，共十一枚。其中右符六个，曰右御卫相原四，曰右御卫永昌二，曰右御卫美政五，曰右翊卫天井一，曰右翊卫石桥二。左符五个，曰右屯卫温阳一，曰右御卫安昌四，曰右武卫白松二，曰右屯卫清湖四，曰左屯卫赤城五。左右哪边在内哪边在外，虽然不可知，但左右两个符节，各有第四第五，那么左右的数目也相等，如同秦汉以来的制度。只有唐朝的制度则大不相同。《唐六典》记载：铜符，王畿之内，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边的进入内部，右边的在外。不仅左边在内右边在外，左右的数目也各不相同。只有木契则左右数目相同，还沿用古代制度。宋朝的符节则兼用古代制度和唐朝制度。《玉海》卷八十二，记载康定元年八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学士李淑等人进言，参酌古代制度，确定铜符形制。上面刻篆字，曰某处发兵符，下面铸虎豹御，而从中分开。右符五个，左边作虎豹头四个，左符一个，右边为四个孔窍，令可契合。又以篆文相同，侧面刻十千字为号。右五个符节留在京师枢察院，左符降发给各处。庆历元年废止。宋朝符节右边在内左边在外，则效法秦汉，以十千为号，也与秦朝相同，只有内五外一，则采用唐朝制度。那么宋朝以前兵符形制，都可以知晓。唯独元朝时代最近，又贵人皆赐虎符，现在实物没有存留的，而史书也不记载其形状，实在奇怪。

伪周二鬼符跋

吴清卿中丞十六金斋中所藏各符，以新莽厥戎虎符为最好，形制文字，精美绝伦。但也有伪造的，如太和门外左龙武军第二及鹰扬卫左紫辉第四两个龟符就是。查宋敏求《长安志》说：大明宫东面一门，叫太和门。又说：太和门外从东第一曰左羽林军，第二曰左龙武军，第三曰左神策军，与此符合。但龟符是武后时的物品，那时还没有龙武军。《旧唐书·职官志》说：“起初，太宗挑选飞骑中特别勇健的人，另编百骑，作为翊卫的防备。天后

译起初，增设千骑，中宗时增设万骑，分为左右两营，设置将领统领。开元二十七年，改为左右龙武军。《新唐书·兵志》则说：“等到玄宗凭借万骑平定韦氏之乱，改为左右龙武军。”《唐会要》卷七十一也说，开元二十六年十一月，分设左右羽林军，建立龙武军，将左右万骑隶属其中。注解说：有的记载是开元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这件符牌如果是武则天时期的物品，就不应该有左龙武军。又考证《唐六典》成书于开元二十四年，当时北军只有左右两军，没有龙武军。杜甫《曲江对雨》诗云：“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漫焚香”，这首诗作于天宝年间，而军队改制在开元末年，所以称为新军。如果武则天时期已有此军，就不能称为新军了。这件符牌一定是仿照九仙门外右神策军的龟符伪造的。至于鹰扬卫左紫辉第四龟符，鹰扬卫之上没有左右字样，而且鹰扬卫靠近皇城，此符系左符，按照唐代制度不应有第四符，（《唐六典》记载：“兵符，王畿之内左三右一。”）这也是伪造的。吴氏鉴赏精到，为近世所罕见，却收藏了这些物品，确实可见鉴古之难啊。

译王复斋《钟鼎款识》中晋尺跋

古尺留存至今的，以曲阜孔氏所藏的汉建初尺最为著名。此尺有仿制者，比原尺长约二分，世间拓本，以仿制之本居多。然而还有元延铜尺，不知藏在谁家。我在唐风楼见过它的拓本，比建初尺原本又约短二分。据此，前后汉的尺度，大致可以知道了。蜀尺方面，上虞罗氏收藏的章武二年弩机，其望山上有金错小尺，与仿制之尺长短略同。（此弩机后被端忠敏索取，记载于《陶斋吉金录》。然而图中失摹其尺，实在可惜。）又收藏魏正始弩机，也有尺度，比建初尺度长，大概即是《隋书·律历志》所说的“杜夔尺”。晋尺没有流传下来的，世间所传的晋前尺拓本，都出自宋代王复斋的《钟鼎款识》。本朝各位大家，如沈果堂、程易畴、阮伯元等，都认为这是真尺。然而其铭文说：“周尺，汉志铸歆铜尺，后汉建武铜尺，晋前尺并同”，共十九字，与《隋志》所载晋前尺铭文不合，况且此尺如果是荀勖所制，必定没有自称晋前尺的道理，所以罗叔言参事怀疑是宋人仿造。我考证《宋史·律历志》，知道这正是宋高若讷所造的《隋志》十五种尺之一。《宋志》说“若讷用汉货泉长尺寸，考依《隋书》定尺十五种上之，藏于太常寺：一、周尺，与《汉志》刘歆铜斛尺、后汉建武中铜尺、晋前尺同”等等，与传世晋前尺铭文只差三字，那么此尺为若讷所造就非常明白了。程易畴却说用莽布校之，毫发不爽，于是定为晋前尺。不知道若讷此尺，正是用莽布所造，自然没有不合的道理。以程氏的聪明尚且被欺骗，实在不可理解。然而王复斋《款识》已收录此拓本，宋人已以此为真晋尺，这也如同政和礼器，南渡后即误以为是刘宋器物。那么晋前尺世间没有此物，也没有拓本，虽然可以用元延、建初二尺及钱布、弩机尺等约略推算，也仅能得其近似。高若讷所造，复斋所藏，也是所谓得其近似者，遽然以此作为真晋尺，那就大错了。《隋志》所载前尺以下十四种尺，现在也没有一种留存，不能互相校定。又晋前尺与建武尺同，未必同于建初尺。所以晋前尺的真面目，终究不可见，假如后世作史者，都效法《隋志》的方法，那么最近的尺，必定有存留的。一尺存留则众尺皆存留，何至于无可考证呢？

唐用开皇官尺

汉尺传世者虽然有两种，有唐一代之尺，反而没有存留，史书也不言唐尺与前代尺的比例，余认为即是用开皇官尺。凭什么证明呢？《唐六典》金部郎中职言：“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等等，“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而《隋志》说开皇尺，即后周市尺，当后周铁尺一尺二寸。周、隋时，以铁尺调律，以市尺当官尺供公使用。唐制即出于此。这是第一证。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古秤三斤为一斤。唐量未闻权衡，那么也以三两为一大量，分明出于隋制。权既如此，度也应当如此。这是第二证。后用铁尺，据达奚震牛弘校之以上党羊头山大黍，累百满尺，谓为合古，那么《六典》所云“累黍之尺”，虽然语出《汉志》，而事本宇文。又开皇官尺，当铁尺十二寸，唐大尺亦当黍尺十二寸。这是第三证。《宋史·律历志》载翰林学士丁度等上议：“今司天监影表尺，和岘所谓西京铜望臬者，以其洛都故物也。（原注：晋荀勖所用西京铜望皋，盖西汉之物，和岘谓洛阳为西京，乃唐都耳。）今以货泉、错刀、货布、大泉等校之，则景表尺长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论之，铜斛、货布等尺寸，照然可验。有唐享国三百年，其间制作法度，虽未逮周汉，然亦可谓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欲尺之中，当依汉泉分寸。若以太祖膺图受禅，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合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用景表旧尺”等等。如是则丁度等以宋司天监景表尺为唐尺，其尺当汉泉尺一尺六分有奇。后用铁尺，则当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故丁度等谓唐尺略合于周隋之尺。这是第四证。（此宋司天监景表尺，丁度等以为唐尺，然而《宋史·律历志》又说“今司天监圭表乃石

译“晋时天文参谋赵延所造”，那么实际上就不是唐代的东西。然而五代时期无暇制作，那么也应当使用唐代的尺子。）《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通宝钱，直径八分”，罗振玉参事依据这来制作唐钱尺。查开元通宝，在唐代一代，大多铸造这种钱币，其大小也不相等。现在挑选其中轮廓完好者进行测量，得到建初尺一寸零六毫多一点。如果开元通宝钱十二枚正好等于唐尺的九寸六分，那么相当于建初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假如建初尺与晋代以前的尺子相同，那么累加十二枚钱币正好等于开皇官尺一尺。）那么唐尺与假定的开皇官尺，仅相差四分。而开元通宝钱，铸造于武德三年，必定使用隋尺无疑。所以适宜用它来校定隋尺，不适宜因为建初尺而怀疑唐尺与隋尺不合。这是第五个证据。听说日本奈良正仓院有一把尺子，相传是唐尺，将来应当摹写它，以证实我的说法。

译宋代三司布帛尺

宋代三司布帛尺，世间流传有仿制的版本，不知其出处。明代尺也罕见，只有近年出土的大明宝钞。《明史·食货志》说它“高方一尺，宽六寸”，与清朝量地用的潜尺正好相同，大约相当于工部营造尺的一尺一寸。

度量衡变迁的定例

度量衡，从古至今，都是由短变长，由小变大，这大概是定例。汉代的建初尺，比元延尺长约二分。魏代杜夔的尺，又比汉尺长五分。晋代前期的尺虽然与汉尺相同，但晋代后期的尺则比晋前期尺长一尺六分二厘。宋代的尺比晋前期尺长一尺六分四厘。梁朝民间俗用的尺比晋前期尺长一尺七分一厘。北魏前期的尺比晋前期尺长一尺二寸七厘，中期的尺比晋前期尺长一尺二寸一分一厘，后期的尺比晋前期尺长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后来使用的市尺与开皇官尺，都与北魏后期尺相同。唐代也是如此。而增长速率最快的是两晋到北魏之间，三百年间，几乎增加了十分之三。在此之前，周尺、汉尺、晋前期尺，虽然不一定像《隋书·律历志》所说的那样完全相符，但它们的增加率不过几分。探究魏晋以后尺法骤然增加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当时中原征收户调，开始征收绢布，官吏害怕损耗，又想多从百姓那里索取，所以增加的比率既大又快。查考《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九年，诏令政长尺大斗”。而《杨津传》说：“延昌末年，杨津任华州刺史。在此之前，征收调绢布，尺度特别长，在任官员借此因缘，互相勾结，百姓深受其苦。杨津于是命令依照公家的尺度。”那么从太和末年到延昌，不到二十年，弊端依然如故。又《张普惠传》：“神龟年间，天下征收民调，幅度的长宽，尚书计算奏报，又征收绵麻。张普惠上疏说：‘绢布，每匹超过规定的丈尺，尚且不计算它的宽度；丝绵，每斤多出百铢，没听说依照法律惩罚州郡。如果一匹多了，一斤差了，就鞭打户主，连累三长，这就是所谓教百姓贪婪。现在百官请求俸禄，人人都喜欢长宽，并且想要厚重，没有标准极限。得到长宽厚重的，就说那个州善于征收调绢，绢布精良宽大且长，横生美誉；没听说嫌弃长恶广，请求计算归还官府的。这是百官所经历的，蒙蔽圣明。’”等等。看这篇奏疏，当时增加尺度的道理，就非常清楚了。而且那时不仅增加尺法，还增加匹法。从周汉以来，布帛都以四丈为一匹。《北史·卢同传》记载：“北魏熙平年间，卢同多次升迁至尚书左丞。当时相州刺史奚康生征收百姓岁调，都长七八十尺，以博取奉公守法的名声，部内百姓以此为患。卢同在岁禄中，官府供给长绢。于是举案控告奚康生额外征收调绢。文书奏上，诏令惩处奚康生的罪。”又《北史·崔暹传》也说北齐天保年间，“调绢以七丈为一匹，崔暹进言，于是恢复旧制。”由此看来，一尺的增加，在历代征收调绢中是非常明显的。调法除了绢布之外，还征收丝麻，都以斤计算。租法用粟，则以石计算。权衡这两样东西，从汉到隋，增加到三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征收调绢的事来看，大概是可以相信的。现在世间流传的宋代三司布帛尺，比隋唐官尺短，似乎超出了前面的定例。然而从古到唐，绢的定制，都以四丈为一匹，宋代以四丈二尺为一匹，尺法所减少的，用匹法来补偿还有余。宋尺稍短，就是这个缘故。元明以后，没有绢布的调征，明代虽然有布缕的征收，但都用米折算，而明尺反而极大，又似乎与前面的定例不合。然而明尺之长，应当从宋元之际就已经这样了，看宋初布帛，幅度二尺五分，元代则仅一尺四寸至一尺六寸（见《元典章》），其尺度之长，可以想见。自元代以后，不征收绢布，所以清朝工部营造尺，反而短于明尺，只有量地的藩尺独与明尺相同。大概因为清丈土地之事，最容易扰民，所以特意用长尺来优待他们。这与古代征收调绢增加尺度的原因，大不相同。古代每年征收绢布，都记录年月日郡县及输纳者姓名，看《魏书》张普惠的奏疏与《北史·卢同传》所记载议论奚康生的事可知。大概不记录郡县年月日，就无法知道征收调绢的长官是谁，又不记录输纳者姓名，那么鞭打户主连累三长的事也不能实行。至于汉代的任城国元父紬，则连丈尺价值都记录，却不记录年月日。查考《后汉书·光武十王传》：顺帝时，羌虏多次反叛，任城王崇就上缴钱帛资助边防费用。这紬出自古长城下，大概就是当时资助边防费用的，是国王所献，不是民间

所纳。（汉代除了变夷课宾布外，还没有征收绢布的制度。）所以只记载其地点及大尺价值吗？

考订古尺当以实物为本

孔东塘尚任《建初尺跋》所载建初尺与诸尺的比例，多不足信。孔说建初尺相当于汉末小尺八寸，已与《隋志》不合。又说与开元尺相同，也与我所考定的唐尺大不相同。而且这两者

译没有流传下来的实物，不知东塘凭什么知道这些。我认为考订古代的尺制，应当以实物为根本，比如元延、建平二年的二尺、王莽时期的十布五泉与货布货泉、契刀错刀，以及唐代的开元通宝钱、蜀地的弩机尺，这些才是根本的材料。此外各家的说法，除了《隋书·经籍志》之外，都应当谨慎采信。近来只有吴清卿中丞《古玉图考》中的圭和二尺，虽然不能立刻视为周代的尺制，但终究比各家凭空推测的说法更值得依据。

译用累黍来定尺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用累黍定尺的说法，始于《吕览》，刘歆、班固都采用这种说法，这是最没有根据的。历代的尺，大多以累黍为名，但长短各不相同，后人寻求不得，于是有了纵黍、横黍、斜黍种种说法，实际上都是以尺来求黍，不能用黍来定尺，以此作为度量衡的标准，实在大错特错。这不仅是因为黍有大小之差，年成有丰歉之别，就像《隋书·律历志》所说的那样。即使假设黍的大小，从古至今不变，但一粒一粒地累积，到了石（容量单位）必然会有误差；一寸一寸地测量，到了大的尺度必然会有失误。累积分成为尺，道理也是如此。这是事理中最容易明白的，但人们却多为此辩解。这有什么不同呢？

现存世的秦权量

现在世上所存的秦权，浭阳端氏一家，收藏多达数十件，合起来全国，数量将近百件。至于铜量，也还有存在，大抵刻有秦始皇一道诏书、秦二世一道诏书。秦始皇的诏书，是制器时所刻，本来应当每件器物都有。至于二世的诏书，是因为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想要让人明白，所以下达这道诏书，才能使民间使用的器物，一一追刻上去。亡国的一两年间，法令的执行竟然如此，这也是历代所未有的。

齐鲁封泥集存序

癸丑年深秋，罗叔言参事将要刊印他所收藏的封泥拓本，嘱托我为其编排次序，并写序言说：自从宋人开始研究金石之学，欧阳修、赵明诚、黄伯思、洪适，各自依据古代遗留的文字，来考证经史，都有开创性的收获。然而虽然开启了途径，但流派尚未宏大，近两百年，才开始更加光大，于是三代古物，顺应时势而涌现。金石从坟墓洞穴中出土的，已经比过去多了数十倍，此外如恒水的甲骨，燕齐的陶器，西域的简牍，巴蜀齐鲁的封泥，都出现在近几十年中。而金石之名，已经不足以概括它们了。这些器物，其数量之多，与年代之古，与金石相同，其足以考证经史，也与金石相同，都是古人所不及见的。癸卯年，罗叔言先生已经刊印敦煌古佚书，以及所藏恒水甲骨文字为《殷虚书契前编》，又因为所藏封泥拓本，足以补充潍县陈氏、海丰吴氏《封泥考略》的缺漏很多，于是嘱托王国维就《考略》所没有的，依据《汉书》的表志，为其编排次序，得到四百多种，付诸精印，以流传于世。我私下认为封泥之物，与古玺印互为表里，而官印的种类，尤其比古玺印多，其足以考证古代官制地理的，作用极大。暂且就这本所录，列举其显著的大者。以官制来说，那么汉诸侯王的官属与汉朝没有不同。《汉书·诸侯王表》说藩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百官公卿表》说诸侯王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贾谊的书也说天子与诸侯，臣同，御同，宫墙门卫同。起初怀疑这是充类之说，并非完全实录，但这本所载齐国属官，除丞相御史大夫外，则郎中相当于汉朝的郎中令，大匠相当于汉朝的将作大匠，长秋相当于汉朝的大长秋，下至九卿所属令丞，如太祝祠祀园寝诸官，是奉常的属官，中厩丞是大仆的属官，内官丞是宗正的属官，大仓大官乐府居室谒者御府永巷宦者诸官，是少府的属官，武库丞是中尉的属官，食官是詹事的属官，钟官是永衡的属官。才知道贾生《等齐》之篇，孟坚同制之说，确实有证据。这是关于官制的第一点。至于班氏的表，司马的志，成书较晚，颇有缺漏，这本所录，则汉朝官，如雒阳宫丞、宫司空、私官丞、中私官丞；王侯属官，如齐武士丞、齐昌守丞、齐中右马、齐中左马、齐司空长、齐司宫丞、齐左工丞、菑川郎丞、载国大行；郡属县官，如水丞、平丞、陶丞；其余官如司空、祠官、牧长、橘监、发弩兵府、冶府，都是班表、马志所未记载的。其余如桐马五丞中有农丞，乐府中有钟官（这是乐府铸钟的官，不是水衡掌铸钱的钟官），钟官中有火丞，技巧中有钱丞，班表也仅列官府之目，未详分职之名。这是关于官制的第二点。至于考证地理，所裨益尤多，以建置来说，则这本中郡守封泥，有临菑、济北二郡；大守封泥，有河间、即墨二郡；都尉封泥，有城阳一郡，都是《汉志》所没有的。按《汉书·高帝本纪》：“以胶东、胶西、临菑、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以齐之城阳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那么汉初及全齐之时，有临菑、城阳、济北三郡。《楚元王世家》：取赵之河间郡，立赵王遂弟辟疆为河间王。是赵国有河间郡。且济北建国，自兴居国除之后，安都侯未封之前，中为汉郡者

译十一年。城阳共王徙封淮南之后，中间担任城阳郡守四年，都在孝景帝将郡守改为大守、郡尉改为都尉之前。那么济北、城阳的郡守和郡尉两方印，本来就应该存在。只有临菑郡守这一方印，齐国建立之后，应当称为内史，齐国废除之后，又应当称为齐郡太守，这方印称临菑守，必定是在高帝初年，悼惠王尚未受封之时，而且“临菑”二字，还应当是秦郡的名称。秦始皇既然灭掉了六国，所设置的各郡，没有直接用该国名称命名的。东郡不称为卫郡，颍川不称为韩郡，邯郸不称为赵郡，为什么唯独临菑却称为齐郡？那么汉初，郡名必定沿袭秦朝旧名，班固认为齐郡是秦朝设置的，而不说它是原来的秦临菑郡，这是错误的。河间、即墨两方大守封泥，都是孝景帝中元十二年以后的物品。即墨是胶东国的属县，而河间、胶东两国，从孝景帝到孝平帝，都没有纪年，光武帝中兴，才将河间并入信都，把胶东封给贾复。那么这两郡大守的印，应当是在新室之后、建武初年，与《封泥考略》中的胶东大守、胶西大守两方印，都足以弥补《汉书·地理志》的缺漏。此外县邑的封泥，如卢丘丞、卢平丞、梧里丞、稷丞等，前后两《汉书·地理志》都没有记载这些县。这是关于地理建置的第一点。《汉书·百官公卿表》称列侯所食邑的县为“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邑为“邑”。现在这编封泥中有邑丞封泥二十九方，除琅邪、某二邑未见封国外，其余二十七个，都是列侯所食邑。只有载国大行一方封泥，才称为“国”。这是关于地理称号的第二点。又县邑的名称，往往有歧误，如齐哀王舅舅驷钧所封的国，《史记·孝文本纪》作“清郭”，《汉书》作“靖郭”，《史记》表作“清都”，《汉书》表作“邬”，徐广注《史记》表，又说“一作枭”。现在封泥有“请郭邑丞”，就知道这五个名称都是“请郭”的讹误。华母害所封的国，《史记》表作“绛阳”，《汉书》表作“终陵”，现在有“绛陵邑丞”封泥，那么《史记》错了一次，《汉书》错了两次。秘彭祖的国，《史记》、《汉书》两表都作“戴”，《索隐》注“音再”，现在有“载国大行”“载丞”两方封泥，那么读音不错而字形错了。其余如临淄写成临菑，剧写成嗀，莱芜写成来无，临辕写成临袁，字有通假，字形有增损，如果没有实物，谁能纠正呢？这是关于地理的第三点。至于两书记载不同，无所适从，如《汉书》表“校夷侯周舍”，《史记》表“校”作“郊”；“郁根侯骄”，《史记》表作“郁狼”，现在封泥有“郊侯邑丞”“郁狼乡”印，那么《史记》对而《汉书》错。济南著县，前后两《汉书·地理志》都作“著”字，韦昭读为“蓍龟”的“蓍”，颜师古反对他。但后魏济南还有蓍县，现在封泥又有蓍丞的印，那么韦昭对而颜师古错。东莱掖县，两《汉书·地理志》都从手旁，只有《战国策·齐策》“封安平君以夜邑万户”及“东有夜邑之奉”，都作“夜”字，现在封泥有“夜丞之印”“夜印”，那么《齐策》对。前《汉书·地理志》平原郡的漯阴，后《汉书·地理志》作“湿阴”，现在封泥有“湿阴丞印”，那么后《汉书·地理志》对。齐悼惠王子罢军所封的侯国，《史记》、《汉书》都作“管”，只有《水经注》认为是济南菅县，现在封泥有“菅侯丞印”，那么《水经注》对。琅邪不其县，《淮南子·地形训》作“弗其”，现在封泥有“岪其丞印”，那么《淮南子》接近正确。历数与地名中的“历”，自汉代以后，都作“癤”字，只有《周礼》“遂师之抱癥”，《战国策·秦策》及《史记·春申君列传》的“濮癥”，《史记》侯表的“癥侯”，《乐毅列传》的“癥室”，《礼记正义》引《易通卦》“验之律癥”，意义虽然是历，但字都作癥，转讹作磨。现在封泥有“城丞印”，其字从癦从石，可知作历固然不对，作磨也是错的。《颜氏家训》说《世本》“容城造历，以历为碓之癥”，那么历的正字，自当从癦从石，六朝之际，还这样写。转讹作磨，事出有因，然而如果没有这方印，凭什么确定呢。这是关于地理的第四点。以上这几点，都足以阐明一代的旧制，揭开千年的覆蔽，决断聚讼的疑案，纠正沿袭的错误，对于史学，裨益补充不少。至于书法的妙处，冶铸的精良，千里之外的润泽，施及艺苑，又是这本书的余事，无需赘言了。至于封泥的由来及其运用，详见我的《简牍检署考》。其出土源流，罗叔言先生序中已详细论述，也不赘述。古代的书简，用木头制作，两牍相合，用绳子缠绕，上面刻出绳道以容纳绳子，又刻方孔以容纳封泥，绳子从绳道交错于方孔中，然后放置封泥并加盖玺印。《论衡》所说的“简绳检署”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古玺字从土

译《说文解字》土部：“玺，是帝王的印信。因为主管土地，所以从土，玺声，籀文从玉。”段玉裁注说：“籀文从玉，由此可知从土的是古文。”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只是许慎认为因为主管土地所以从土，这就很不正确了。古代上下各级所用的印信，通称为玺，玺并非掌管土地者所专有。大概是因为玺印的使用，离不开封泥。所以它的字形，从玉的“玺”与从金的“𧟄”，是从其材质来说的；从土的“玺”，则是从其用途来说的。古代书写用竹木简，如果没有封泥，玺印就没有施展的地方。《吕氏春秋·离俗览》说：百姓对于上级，就像玺印对于泥土一样，按压成方形就是方形，按压成圆形就是圆形。《淮南子·齐俗训》也说：“就像玺印按压粘土，端正就随它端正，倾斜就随它倾斜。”古人使用玺印都施加在土泥上，没有施加在丝帛上的。考查《续汉书·百官志》，少府属官中有守宫令，“掌管御用纸笔墨，以及尚书府的财物和封泥。”所以封禅用的玉检，经过水银和金粉混合成泥，石检则用磨碎的石头和方色土混合成泥。天子的诏书用武都山的紫泥封缄，平民有时用青泥。（《太平御览》引用《东观汉纪》邓训的事迹）其实一切粘土都可以使用。自从废弃简牍而改用纸张后，封泥也随之废弃。到了后世，看待古代的玺印，好像施加在丝帛上一样，大概是不了解封泥这种东西了。所以道光年间，四川才开始挖掘得到数十枚封泥，被刘燕庭方伯所得，吴荷屋中丞的《筠清馆金文》与赵捃叔司马的《读寰宇访碑录》，都著录了几枚，称之为印范。后来齐鲁之间，出土的越来越多，大多归陈寿卿编修与吴子苾阁学所有，这才知道是古代的封泥，于是有了《封泥考略》这部著作。然而世人还是有人认为这是古人包裹馈赠物品所用的泥土，即使知道是封缄书信的东西，也不能详细知晓其用法。自从我观看匈牙利人斯坦因在和田获得的古代书牍后，才领悟汉代中原的书牍制度大致相同，用古籍来验证，一一都符合，详细的话见《简牍检署考》。由此可见，古代遗物，需要数十年以及数十人的努力才能弄明白，考古之艰难竟至于此啊。

译《齐鲁封泥集存》跋

《齐鲁封泥集存》中，有清河大守、河间大守、即墨大守三枚印章，文字精妙绝伦，从其形制来看，也应当是汉初的器物。我在前面的序言中认为，将郡守改称为大守，是在汉景帝中元二年七月，《汉书·景帝纪》及《百官公卿表》都有明确的记载。而河间国是在孝景帝前元二年四月封立的，胶东国治所在即墨，是在孝景帝中元二年三月封立的，从此直到王莽篡位，这两个地方未曾作为汉代的郡存在。因此，西汉时期不可能有这两个郡的大守，所以我断定这些印章是光武帝初年的器物。然而仔细考察其形制和文字，终究不像东汉时期的风格，而且考证东汉初年，也没有设置即墨郡的道理。即墨在西汉，是胶东国的都城，但是王莽废除胶东国改为郡，改名为郁秩。郁秩本是胶东国的属县，那么王莽时期的郁秩郡，应当治所在郁秩，而不治所在即墨。光武帝只是恢复了胶东国的名称，而郡治仍然沿袭旧制，所以建武十三年，封贾复为胶东侯，食邑郁秩、壮武、下密、即墨、梃胡、观阳六县，以郁秩为首。到了汉肃宗时期，贾复的孙子贾敏有罪被废除封国，改封贾复的小儿子贾邯为胶东侯，贾邯的弟弟贾宗为即墨侯，各自食邑一个县，将胶东与即墨分为两个县。胶东以前没有这个县，大概就是郁秩，这又是恢复汉初胶东国，不治所在即墨，而治所在郁秩的一个证据。所以光武帝初年，决没有设置即墨郡的道理，而景帝中元二年后，胶东国又未曾作为汉代的郡存在，那么这些印章如果不是汉初的器物，又是什么呢？如果说这是汉初的器物，那么即墨自战国时期已经是重地，与临淄并列，所以张仪游说齐王时说“临淄、即墨的富饶，不是大王所有的”，田肯游说汉高帝也说“齐国东边有琅邪、即墨的富饶”，所以田市称王胶东，实际上都城就在即墨。汉高帝将胶东等郡，封给儿子刘肥为齐王，汉文帝分割齐国另设郡，设置胶东国，也仍然沿袭其旧治，而中间胶东郡的称呼，有时称为即墨，就像菑川郡有时称为剧郡一样，都是以所治的县名来命名的。所以即墨作为汉初的郡，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汉书·高五王传》说“齐悼惠王可以自行设置二千石官员”，这枚印章还应当是悼惠王所铸造的。河间大守、清河大守两枚印章，形制相同，也可以因为这枚印章而断定它们是汉初的器物。说汉初已经有大守的称呼，似乎与《景帝纪》及《百官公卿表》不合，然而战国时期已经有这个称呼。《墨子·号令篇》说“拿着大守的符节作为使者”，又说“勇士的父母亲戚妻子住所必须靠近大守”，又说“望气者的住所必须靠近大守”。凡是大守的称呼出现了三次。《赵策》说“请用三万户的都城封大守，千户封县令”，《史记·赵世家》也引用了这段文字，那么战国时期已经有大守了。即使说《墨子·号令》等篇多是秦汉之间的制度，或者是汉代墨家学者所作，《战国策》的文字也是后人增删的，然而上文所陈述的地理沿革上的证据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反而可以由此封泥，来证明汉初郡守已经名为大守。至于景帝二年改为大守、都尉，不过是因为七国之乱已经平定，大规模开启郡县，那时守土的官员，有的称郡守，有的称大守，只是统一规范罢了。唉！这封泥，不过是一团泥土，而在地理官制上关系如此重大。确实啊，古物是珍贵的。封泥中又有齐昌守丞封泥，这也是齐悼惠王时期的器物。查《汉书·地理志》没有昌郡，只有琅邪郡有昌县，又千乘郡博昌下有应劭注说“昌水出自东莱昌阳”。那么昌郡如果不是从琅邪郡分置，必定是东莱郡的旧名，这与即墨郡都是悼惠王所设置的。这昌守丞印上冠以齐字，更是明确显示了这一事实。

俄国人获得西夏刻书

十多年前，俄国人在甘肃某地的古塔中，获得了西夏人所刻的书，有西夏文字书，前面列出西夏文，并用汉文注音。去年秋天，圣彼得堡大学助教伊凤阁氏，携带其中一页来到京都，我亲眼见到了。全书共五十多页，字体古朴拙讷，大致模仿北宋末年的刊本。又有一种戏曲，不知叫什么名字，当时正观看罗振玉参事所藏的元刊杂剧，伊君就说版式与此大致相同。不久日本狩野直喜博士到俄国亲眼见到了那本书，怀疑是宋代的杂剧。狩野回国时，应当会带照相本来，这件事很值得研究。

内阁大库书籍的发现

敦煌古写本书发现之后两年，内阁大库的书籍才开始闻名于世，后来这些书归入了京师图书馆。其中的宋元刊本及善本书，已经详细记载在缪荃孙秘监的《学部图书馆书目》中了（在《古学汇刊》中）。此外地方志一类，已经整理完毕，也有目录。然而内阁旧有的书目当册，是光绪十年间清点保存的。庚子之乱，被日本某君所得。我得以见到其传抄本，凡是《图书馆书目》所载的书，杂乱地见于其中，还有明末清初的重要公文书籍。有关史事争议者，不胜枚举，其珍贵程度比起所藏的宋元本书，或许还要超过。内阁既不重视这些物品，

译学部图书馆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现在不知这些书在哪里，即使没有被焚毁，恐怕也在废纸堆中了。内阁大库藏书的发现，是在宣统元年。当时正商议摄政典礼，寻找开国初期的典章故事，没有找到。于是到库中搜寻，才知道书架后面，还有藏书的地方。然而光绪十年间，这个库曾清理过一次，后来就被人遗忘了，大概是因为参与此事的内阁官员都已死亡或调任了。到了这时才重新整理，将书归入图书馆，但流散到外面的也有。又在那时，乾隆以前的黄本、题本堆满了库房，某位宰相认为日久无用，奏请焚毁，已经得到谕旨，于是露天堆积在庭院中。当时罗叔言参事到内阁，拿起一束观看，是管松崖干贞督理漕运时的奏牍，又看了一束，则是阿文成桂西征时的奏牍，都按年月排列，颇为整齐。于是他对学部说，这种题本都是史料，焚毁可惜，可以放在京师图书馆中。经过学部尚书侍从辗转商议，过了一个多月才去取。幸好还没有焚毁，但已经露天放置了一个多月，淋了好几次雨了。书送到学部时，图书馆还未建成，于是放在国子监南学。想必现在还完好无损，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了。内阁大库清理时，历科殿试卷，连同黄本、题本，都堆在庭院中，其中名人的试卷多被人取走。后来也归入学部，放在大堂后面，现在还在。曹君直舍人说内阁库中，向来有库神，做成一只乌龟的样子，供奉得很谨慎，外面垂着黄幔，没人敢揭开看。等到清理时，君直揭开观看，是一个包裹得很严密的东西，打开后是一具猴骨，仔细审视则是枯树根。那东西想必还在库中。内阁大库所藏的地图共有两大架，背面记着纸张数，用阿拉伯数字，大概是康熙年间西洋人测绘的。起初内阁认为旧图无用，想焚毁。罗叔言参事见到，便对学部说，放在京师图书馆。乾隆十三排地图铜板，铜质很厚，图呈凹凸形，必须用机器重压，才能印刷。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已经没人知道它的印刷方法了。当时铜价很贵，有人提议销毁铸钱，有人劝阻，才作罢。现在应当还在内府。它的印本流传很少，只有经星伯先生松曾有过。

译斯坦因所得长城故址汉简

斯坦因博士第二次游历中亚细亚时，在敦煌西北的古长城遗址，获得了数千枚汉代木简，其中文字尚可辨识的将近千枚。他将其带回英国后，立即寄给法国的沙畹教授，委托他进行考订。早有出版的说法，但至今未能实现。这是因为简牍数量太多，完全失去了原有的编排顺序，想要整理次序，恢复原貌，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因此迟迟未能出版，并非没有原因。长城古简中有字书，但不是《急就篇》，推测应当是《仓颉》、《凡将》、《训纂》、《磅喜》等书。考察汉代版牍，仅用于奏事、公文往来和通讯，而书写书籍都使用竹简或丝帛。这里却使用木简，大概是因为西北地区竹子稀少，所以用木头代替吧。斯坦因这次行程，又在长城遗址下挖掘出两条汉代丝帛。一条宽约一汉尺，长约一寸，上面有二十八个字，写着：“任城国古父绸一匹，幅宽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价值六百一十八钱”。另一条宽二汉尺二寸，长约一寸，绸面有波纹。这是三年前我的朋友从巴黎来信如此告知。然而“古绸”并非帛的名称，怀疑原文应当是“紬”。又汉代任城国辖任城、樊、亢父三县。“古父”在原文中，应当是“亢父”。至于这匹紬所记载的长度、宽度、价值都与古书记载紧密吻合，我另有《古代布帛修广考》一文，因篇幅繁多不再收录。

斯坦因三访古

斯坦因第一次访古，以于阗地区为主，他所著的《古代和阗》一书，实际上就是公开他访古成果的作品。第二次访古，则横跨新疆全境及甘肃西北边境，其中以横渡塔里木河穿越达马干大沙漠的行动最为壮举。后来在昆仑山麓的高地，或许是因为遭受严寒，失去了一根脚趾。但他获得的古物，以在敦煌边塞及罗布泊北岸发现的为多，他所著的《沙漠中之契旦》（西方人称中国之名），则是他第二次访古的成果。根据最近的消息，斯坦因去年又从事第三次访古，目前正身处新疆，此次所得详情尚不清楚，但对世界学术的贡献必定不小。我们既然简要陈述了斯坦因历次的功绩，又祝愿他此次行程平安，我国学者也应当因此受到激励而奋起了。

敦煌石室古写本书

敦煌千佛洞石室中的古写本书籍，其中梵文、波罗蜜文、回鹘文、吐蕃文的书籍，大半被斯坦因带走。法国人伯希和博士随后到达，便取走了所有优秀的汉文书籍回国。留下的还有六千卷，大多是佛教经典，也时常流出，在西陲游历做官的人，往往能得到。当时罗振玉参事在学部建议，认为这些书籍应当归入京师图书馆。甘肃总督于是派遣委员某斋将其送往京师。委员到达北京后，寄住在甘肃藩台某方伯家中，共同侵吞了一部分，近年来京师市场上流传的写本经卷都是这些。狡猾的人又割裂出售，或者添加年号、书写者姓名，流传在外部的不下数百卷。只有刘师培祭酒得到了《盐铁论》残卷而珍视秘藏不示于人，罗振玉参事得到了《春秋后语》、《秦语》残卷、《大公家教》一卷以及唐代《姓氏书》残卷和《开元律疏》第二卷残卷，在京师图书馆的杜正伦《百行章》一卷、唐代《姓氏书》残卷及《开元律疏》第二卷，属于四部书籍。其余的都是佛教经典。京师图书馆的敦煌佛经中，也有其他宗教的经典，其中有一卷摩尼教经，失去了前后的题字，完全模仿佛教风格，颇为宏大华丽，也是当时文士润色过的。罗振玉参事千方百计求得副本，印在《国学丛刊》中。伯希和博士将其翻译成法文，并列原文，刊登在《通报》中。日本学者羽田亨也有考订，与伯希和的书同时出版，都确证为摩尼教经典。摩尼教的汉文经典，只有这一卷和之前伯希和带走的断片而已。伯希和博士所得敦煌古写本书，当他滞留京师时，罗振玉参事等人影印出版的，有《古文尚书·顾命》残卷、《沙洲志》一卷、《西州志》一卷、唐刊本《一切如来尊胜陀罗尼青》、术天福刊本《金刚经》各一卷、《老子西升化胡经》二卷、《景教三威蒙度赞》一卷、《摩尼教残经》一卷；石刻则有唐初拓本太宗御残《温泉铭》、唐拓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一纸、柳公权《金刚经》全卷，都有印本流传于世。又《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有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的笺注本。此外小品汇编为《敦煌石室遗书》，颇为流行。此后伯希和又先后寄来照片，几乎达到千枚，其中佚书，如《郑注论语》四卷（从《自述》到《乡党》）、无名氏《穀梁经传解释》一卷、无名氏《晋纪》一卷、晋代孔衍《春秋后语》、《魏语》一卷，又有节本《赵语》、《韩语》

译《魏语》共一卷、唐无名氏《张延缓别传》一卷、唐《水部式》一卷、唐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一卷、残《地志》一卷、唐李筌《阃外春秋》二卷、《星经》（附立像诗）一卷、北齐祖埏《修文殿御览》一卷、唐杜嗣先《兔园策府》残卷、唐李若立《﨏金》一卷，以及残类书二卷、无名氏赞《道德经义疏》一卷、《唐人选唐诗》一卷，这些都是千余年来未曾面世的秘藏典籍。此外还有《周易王弼注》一卷、《古文尚书孔氏传》（夏商二书）、《毛诗》四卷、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三卷、范宁《榖梁传集解》一卷、陆德明《周易释文》一卷、《庄子》三卷、《文选李善注》二卷，以及无注本一卷、徐陵《玉台新咏》一卷，虽然大半残缺，但与宋代以后的刊本相比，大有异同。罗君打算全部用玻璃版精印，并加以考订，已完成一半。数百年来人们争重宋元刊本，如今得以见到六朝唐人的写本书，又能读到种种佚失的书籍，不能不说是艺林的一大快事。伯君寄来的照片中，还有《二十五等人图》、《新集文词》、《教林文词》、《九经钞》，都是唐代浅陋之人所作，粗俗鄙陋得很。还有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属于房中术一类的话本；又有一卷是唐初某僧人的行赁记录。这两本书罗君打算不予印行，而是增加他所藏的《春秋后语》、《秦语》残卷、《太公家教》一卷，并写信给伯君，嘱咐他拍摄《陈子昂集》、《唐历日》，以及唐刊《切韵》、《唐韵》等，汇集成全书。大概敦煌出土的四部书精华，大致都在这里了。汲冢出土的书籍，计有《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易系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邱藏》一篇、檄书二篇、生封二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杂诗十九篇，共七十五篇。其中七篇竹简完全折断损坏，无法识别篇名。如今保存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师春》一篇，宋代时还存在。《纪年》现在还有完整版本，但都是后人伪托，并非汲冢原本。真正出自汲冢的书籍，现存只有《穆天子传》而已。如今敦煌出土的书籍，虽然时代较近，但晋太康年间距离周末仅五百年，而今天距离唐末已有一千年，且出土数量反而更多。如今得到罗君一一考订印行，不至于像汲冢之书那样，藏于宫中秘府，随即化为灰烬，这对艺林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译简牍出土之事

简牍出土的事情，古代也屡次发生。其中最古老而又最丰富的，是晋朝太康年间从汲冢出土的书籍，现在留存下来的仅有《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两种。而《纪年》一书已经不是原本，《穆天子传》虽然没有被窜改混乱的情况，然而其中的古字不像周代的古文，反而像魏晋时期三体石经中的古文以及《伪古文尚书》，那么这本书是否真的是汲冢的原书，以及当时的荀勗、束晢等人是否真的能识别古文，并能正确书写定稿，还是一个疑问。与汲冢书同时出土的，应当有汉明帝显节陵中的册文，那不过是一根竹简。又南齐时期襄阳人发掘楚王墓，得到《考工记》十余根竹简。只有宋朝政和年间，关右地区的人挖掘土地，得到一瓮竹木简，往往散乱，只有讨羌符的文字尚且完整，后来这些竹简进入了梁师成家。《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靖康年间金人所索要的宋朝内府重器，有一项是木简，那么当时所得的竹简，后来被金人运往北方了。将几次出土的情况，与斯坦因所得相比，除汲冢外，其余都琐碎不足道。即使就汲冢书而言，《穆天子传》、《纪年》两书，都是周初或古代的事情，自然不能完全相信。斯坦因所得，都是汉晋人的簿书公牍，记载当时事情的，比起史书中由后人编纂而成的，尤其可贵。又古代没有摄影的技术，印刷的方法，流传的途径，只依赖释文。而魏晋之交，古文绝学，用隶书来推定古文，大概难以完全相信，所以原本既然亡佚，那些书也就熄灭了。现在简牍运往西方，印本来到东方，其可读可释，可久可传，几乎无异于原物。这是今日艺术的进步，而为古人所不可遇到的。

木简之长者为尺牍

木简中较长的，得到汉建初年间的一尺五寸许，其余大抵长一尺，就是所谓的尺牍。其形制不同的，有觚有簿。觚有做成三棱形的，以一面宽广的为底，而以两个狭面向上，从它的顶端望去，则成一个钝角二等边三角形。罗叔言参事根据古代盛酒的觚以及宫室的觚棱，证明觚确实为三面，以纠正颜师古认为觚是六面或八面的说法，他的论断很确切。簿则短而宽，前窄后直，与笏的形状相似，我根据《汉书·武五子传》、《蜀志·秦宓传》以及杜预的《左传注》，证明这种簿，不只是用来记事，而且用来代替手板使用，与周人用笏来书写思考应对的话意思相同。这些都足以补正我先前所作《简牍检署考》的不足之处。

简中书体

简中的书体，有小篆（仅两简），有隶书，有草隶，有章草，而天汉三年的一简，隶书极草率，笔势方折，竟似楷书。草隶向来只在汉代的陶器墓砖中略见一二，简中这种字体极多。章草则在王莽时期的简中已经见到，而草隶与章草，也没有很大的界限，也就像章草对于后世的草书一样。汉人的墨迹，自六朝末年至唐宋久已不存在，《淳化阁帖》所刻张芝等人的书法，实在是经过多次传摹的版本。我们生在千年之后，反而得见汉人的手迹，不可说不是一种奇遇。

过所

我在日本大津三井圆满院中，见到唐代的通关券两张，一张是越州都督府发给日本僧人圆珍过潼关的，一张是尚书省司门发给过蒲关的。觉得时间匆忙，来不及记录其文字。这就是《唐六典》“司门郎中”条所说的“过所”。过所二字，见于郑康成的《周礼注》，那么汉代已有此语，然而当时通称为传。汉代的传或用木，或用帛，用帛的则称为繻，见于《汉书·终军传》，用木的则称为棨，见于《说文》。现在英国皇室博物馆中，还有木传，这是十余年前印度政府派遣的斯坦因博士，在阗（今和阗）古护国寺故址得到的。斯氏《于阗游记》中所印的一种木简，我用汉建初尺量之，长六寸，宽不及一寸，上有汉文颇模糊不可辨。然而斯氏书中，叙述其他简的文字，都记载允许某人过某地之事，其地名乃是龟兹、鄯善、疏勒之类，大概就是魏晋的木传。其长六寸，与汉竹使符相同。符、传同类之物，那么这是汉晋的传无疑。《说文》“专，六寸簿也。”意专、传二字，古代或许通用吧。圆满院中还有唐人手书诗翰数十纸，都是五七言近体，略谐平仄，然而无一语通顺的，大概是当时海舶商人所为。

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书稿跋

斯坦因博士发掘罗布淖尔北废城后，日本西本愿寺法主大谷伯爵所派遣的橘瑞超氏继至其地，再次进行发掘，得到西域前凉长史李柏书稿三通，表文一通，只有两通书稿独完整，中间不可识别的只有几个字而已。其一云：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

译李柏心中始终不忘，如今奉台使来到西域，二月二日到达此处（旁注“海头”二字），不知大王的消息，想必国内平安。大王的使者迥复罗，从北虏那里与严参事一同前往，想必已经到了。现在派遣使者符太前往通报消息，书信不能详尽表达心意。李柏顿首再拜。第二封说：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阔别已久没有音讯，怀念思念，不知亲人是否想念……被见遗忘。诏家派遣……前来，慰劳各国，二月二日来到海头，不知大王的情况。这里天气炎热，想必王国上下平安。大王的使者……于是共同出发，从北虏那里与严参事一同前往，不知是否到达。现在……派遣符太前往通报消息，书信不能详尽表达心意。李柏顿首再拜。第三封说：五月七日，西域关内侯李柏共五十四字，以下无字。这三封信都写有人名、月份和日期，一一相同，而且两封信中所说的事，以及所派遣的使者也相同，应当是同一封信的草稿。又有表文三行，第一行存有“尚书”二字，第二行存有“臣柏言焉耆王龙”七字，第三行存有“月十五日”，共五字，这是李柏上给张骏的表文。日本羽田亨学士考证这些纸张，认为这是李柏上给焉耆王的书信，然而两封书信草稿是致焉耆王的，几乎无可怀疑，表文则不是。又认为两封信是东晋咸和三四年间所作，然而实际上应当在永和以后。因为今天考察前凉史事，崔鸿《十六国春秋》原本已经散佚，可以依据的只有《晋书》、《魏书》两书，而《晋书》、《魏书》的《张骏传》不是编年体史书，其叙述不一定以史事先后为次序。只有司马光撰写《通鉴》时，还能看到崔鸿的原书，那么事实虽然应当依据《晋书》、《魏书》两书，而年代自然不能不依照《通鉴》。至于伪本《十六国春秋》，只能供参考而已。查：《晋书》所记载的张骏、李柏及西域事，《骏传》说：“西域长史李柏请求讨伐叛将赵贞，被赵贞打败。议论的人认为李柏出谋划策导致失败，请求诛杀他。张骏说：‘我常认为汉世宗杀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免孟明。’最终判处减死罪。”又说：“起初，戊己校尉赵贞不依附张骏，到这时，张骏攻打擒获了他，把他的地方设为高昌郡。”这两件事《晋书》都没有记载年月，伪本《十六国春秋》则将李柏攻打赵贞的事系于咸和五年，张骏平定赵贞的事系于咸康元年。《通鉴》没有记载这两件事，只在咸康元年（张骏建兴二十三年）记载张骏派遣杨宣讨伐龟兹、鄯善一事，永和元年（张骏建兴三十三年）记载杨宣讨伐焉耆事以及张骏分别凉、河、沙三州与自称凉王事。现在仔细观察橘氏所得李柏的一表二书，实际上都是张骏称王以后的事，那么其时应当在永和以后，而不在咸和以前，大概可以决断了。用什么证明呢？李柏表中称“臣柏”，又称“尚书”，以汉代表文的惯例来看，其上当署某年某月某日，西域长史关内侯臣柏顿首死罪上尚书，而断纸丢失了。明显是张骏称王后的事。书信草稿中，一称台使，一称诏家见遣使来，台与诏家都是晋时指斥天子的用语。这时晋室偏居江左，信使不通，张骏对石勒石虎虽然偶尔称臣，然而未曾真正以上国看待他们，那么所谓的台与诏家，实指张骏，而张骏未称凉王以前，也不能有此称呼。这时张骏虽然称凉王，实际僭用天子制度，所以李柏表文称上尚书，其对外国，则称之曰台，曰诏家，也不足为怪。杨宣讨伐焉耆，在永和元年，这两封书信草稿必定是致于焉耆既服之后，事理很明白。其在永和元年以后，而不在咸和以前，也很明白了。凭这几张纸来看，李柏大概两次担任西凉长史，其开始于攻打赵贞而败，虽然以减死罪论处，自当去官。后来张骏攻打擒获赵贞，征服龟兹、鄯善、焉耆各国，李柏应当有功，所以复镇西域。关内侯的封爵，或许也是由此得到的。称天子所居为台，大概始于晋。《晋书·惠帝纪》：“永兴元年，皇帝幸长安，只有仆射荀藩、司隶刘敦、太常郑球、河南尹周馥与其遗官在洛阳，为留台，承制行事，号为东西台。”《刘曜载记》说：“在渭城设置单于台。”《石勒载记》说：“于是命洛阳为南都，设置行台。”从此以后，相承使用，六朝人谓天子所居曰台城，天子之军曰台军。李柏书称台使，也如同说台城台军了。诏家也是晋时呼天子的用语。《苻坚载记》说：“起初苻坚强盛之时，国有童谣曰‘河水清复清，符诏死新城’。”《桓玄传》说：“左右称玄为‘桓诏’。桓胤谏曰：‘诏者，施于辞令，不以为称谓也。汉魏之主皆无此言，惟闻北虏以苻坚为‘苻诏’耳’。”现在李柏书中称诏家，犹言官家，语尚可通，后略称诏，

译那么确实像桓胤所讥讽的那样了。《李骏传》记载李骏所设置的官僚府寺，比照王者的规格，只是略微改变名称，他不称天子而称诏家，大概也就是所谓略微改变名称吧？然而苻坚、桓玄都沿用了这个名称，恐怕也不只是从李骏开始的了。海头这个地方，各史书中都没有记载，我在考释斯氏木简时已经详细论述过，见《流沙坠简序》中，这里不再赘述。李柏信中提到的严参事，参事是参军事的简称。参军事这一官职，始于东汉。孙坚参与车骑将军张温的军事以后，便成为官名，有的称为参军，有的称为参事，都是省略了一个字。参军在六朝史书中多见，参事只见于此处而已。

译邸阁考

古代储存军粮的地方，叫做邸阁，这个名称最早见于汉魏之间。元代李治在《敬斋古今�》中，曾从《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列举了十一件事，我又从《晋书》中找出一件，从《魏书》中找出八件，从《水经注》中找出十件，从古代印章中找出两件，现在一并列举如下。

《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说：“皇帝拿出杂色丝织品二万匹，连同所卖的厩马百余匹，宣示赐给公卿以下官员以及贫困无法生存的百姓。李傕说：‘我的邸阁储备较少’，于是全部装载运送到他的军营。”这是第一件。

《张既传》记载：“酒泉苏衡反叛，张既击破了他，于是上书请求治理左城，修筑障塞，设置烽火台和邸阁来防备胡人。”这是第二件。

又《王基传》记载：“王基另外袭击夷陵的步协，步协闭门自守。王基展示进攻的形势，实际上却分兵夺取雄父的邸阁，收取大米三十多万斛。”这是第三件。

又记载：“毋邱俭、文钦作乱，王基与司马景王在许昌会合，请求迅速占据南顿，南顿有大型邸阁，计算足以供应军队四十天的粮食。”这是第四件。

《蜀志·后主纪》记载：“诸葛亮派各军运输大米，聚集在斜谷口，修治斜谷的邸阁。”这是第五件。

又《魏延传》注引《魏略》说：“横门邸阁在长安，把粮食分给散居的百姓，足以周济饮食。”这是第六件。

又《邓芝传》记载：“先主平定益州，邓芝担任郫县邸阁督。先主出巡到郫县，与他交谈后非常惊奇，提拔他为郫县令。”这是第七件。

《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孙策渡江攻打刘繇的牛渚营，全部获得了邸阁中的粮谷和作战器具。”这是第八件。

又《孙权传》记载：赤乌四年，“派遣卫将军全琮攻取淮南，决开芍陂，烧毁安城的邸阁。”这是第九件。

又赤乌八年，“派遣校尉陈勋率领屯田士兵和工匠三万人开凿句容中道，从小其到云阳西城，连通集市，建造邸阁。”这是第十件。

又《周鲂传》记载：“周鲂欺骗曹休的信中说：‘东主派遣堂弟孙奂镇守安陆，修筑邸阁，搬运资财运输粮食，作为军需储备。’”这是第十一件。

以上都是李氏所列举的。然而“邸阁”二字，不仅仅在三国时期使用，从晋朝直到北魏，还有这样的称呼。据我所知，《晋书·文帝纪》记载：“蜀将姜维侵犯陇右，扬言要攻打狄道。皇帝说：‘姜维攻打羌人，收服他们的质任，聚集粮食建造邸阁完毕，然后转运到达，这正是想要解决塞外各羌人的问题，作为来年的资用罢了。’”这是第十二件。

又《李含传》记载：“光禄勋任命李含为寿城邸阁督，司徒王戎上表说李含曾经担任大臣，难以被削减职权，不应该降任这个职务。”这是第十三件。

又《荀晞传》记载：“荀晞单人匹马逃到高平，收取邸阁。”这是第十四件。

《晋书·周�传》记载：“钱�到广陵，杀死度支校尉，焚烧邸阁。”这是第十五件。

又《刘渊载记》记载：“离石发生大饥荒，迁徙到黎亭，以便就近获取邸阁的粮食。”这是第十六件。

此外在《水经注》中还有十件事，也都是魏晋之间的遗址。

一、河水条。新台东面有小城，崎岖倾斜，台基枕着河流，俗称为邸阁城，怀疑是古代关津都尉的治所。

二、济水条。济水又流经什城北面，城墙紧挨着水边，是旧的邸阁，祝阿人孙什将家居住在这里，以躲避时世祸难，因此称之为什城。

三、清水条。清河又向东北流经邸阁城东面，城墙紧挨着清河，晋朝修筑县治，城内有县长鲁国孔明的石碑。

四、衡漳水条。衡漳又向北流经巨桥邸阁西面，现在紧挨着水边，左右方圆二里，中间形状像废墟，大概是废弃的粮仓旧窖所在地。

五、�水条。�水又向东流入汶仓城内，俗人认为这条水是汶水，所以有汶仓的名称，这是不对的。这大概是�水的邸阁。

六、泗水条。泗水又流经宿预城西面，又流经其城南，是旧下邳的宿留县（赵一清说：宿留，是公�的误写。是对的），晋元帝担任安东将军时，督运军需储备，而建造邸阁。

七、清水条。清水又向东南流经士林东面。士林，是戍守的名称，戍守处有邸阁。

八、江水条。公安县旧城紧挨着江边有大城，相传是仓储城，就是邸阁。

九、又巴�山有巴陵旧城，本是吴国的巴�邸阁城。晋太康元年，在这里设立巴陵县。

十、赣水条。“赣水又流经钧�邸阁下，度支校尉治所，太尉陶侃迁移设置在这里。”

以上十件事，一半属于魏晋时期，不一定是北魏所设置的邸阁。《魏书·食货志》说：“有关部门请求在水运之处，随意设置粮仓，于是在小平、石门、白马津、漳崖、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共八处，各自建立邸阁。”《唐书·地理志》湖州安吉县“北三十里有邸阁池”，这一定是因古代邸阁而得名。传世的古印，又有新平邸阁督、薛邸阁督两方印章，连同李敬斋所列举的，共得到三十二件事。然而这三十二处，并非没有重复，如北魏的小平邸阁，怀疑就是古印中的新平邸阁。《魏书序》记载穆皇帝“登上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于是向南一百里，

译在灅水北岸的黄瓜堆修筑新平城，晋人称之为小平城。”那么新平与小平，大概就是同一座邸阁。又后魏的漳崖邸阁，大概就是《水经注》中的巨桥，济州邸阁大概就是《水经注》中的什城，未必真有三十座之多。而那些史书未记载的邸阁，数量或许应当是此数的两倍。上述邸阁有十分之八都是临水而建，这是因为便于运输的缘故。这些邸阁大抵都有城墙，主管邸阁事务的人，三国时称为督，晋时有时由度支校尉主管，其中储藏粮食多的达到三十多万斛。古代度量衡单位很小，每人每天吃五升，三十万斛的粮食，可供十万人吃六十天。所以王基说南顿大邸阁，足以供应军队四十天的口粮，并非虚言。这件事自秦朝以来就是这样，楚汉相争时，吃敖仓粮食的有好几年，虽然关中转运艰难，但几年间粮食供应没有断绝。然而起初，仓库里的粮食足以支撑数十万人几个月的食用，到了隋朝以后，邸阁的名称虽然废止，但隋朝各仓储存的粮食极多，当时卫州有黎阳仓，洛州有何阳仓，陕州有常平仓，华州有广通仓，相互连通灌注。又命令各州各自设立义仓，关中大旱时，命令农丞王亶发放广通仓的粮食三百多万石来救济灾民，那么一座仓库的储备之丰富可想而知。所以李密一旦占据洛口仓，在十天之内，聚集民众数十万。李勣袭击黎阳仓，打开仓库任由人们取食，在十天之内，得到精兵二十多万。唐高祖的军队进入长安，也打开永丰仓来赈济饥民，承接隋炀帝奢侈、百姓流离失所之后，而储备之多尚且如此，更在魏晋六朝邸阁之上了。

译东山杂记

卷二

姐即母

我见过元代刊印的关汉卿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剧中称父亲为阿马，称母亲为阿者。阿马是女真语，至今还在使用，人们却不知道它的来源。至于阿者，恐怕是金人使用的古语。《淮南子·说山训》记载：“东家的母亲去世，她的儿子哭得不悲哀，西家的儿子看见了，回家对他的母亲说：‘母亲何必担心死得快，我必定会悲伤地哭母亲。’”高诱注释说：“江淮地区称母亲为社。”《说文解字》说：“姐，蜀地人称母亲为姐，淮南人称母亲为社。从女且声，读音像‘左’。”《广雅·释亲》说：“姐，就是母亲。社、姐读音相近，姐就是社。”所以《北齐书》中太原王绍德称他的母亲李后为“姊姊”。到了南宋时期，高宗还称呼韦后为“大姐姐”。（见《四朝闻见录》）那么金人称母亲为阿者，就是阿姐的音转，未必是女真语。

哥子

洛阳新出土的五代韩通墓志铭称他的儿子为“三哥”“七哥”。宋元人的小说中，记载韦太后对徽宗说，称呼高宗为“九哥”。（这话出自《南渡录》和《宣和遗事》，虽然是伪书，但其中的称谓应当有所依据。蔡絛的《铁围山丛谈》，也记载徽宗称他的二哥为“十哥”。）那么哥，是父亲称呼儿子的用语，就像现在称呼哥哥一样。元世祖称呼董文炳为“董大哥”，因为他是董俊的长子。成宗称呼董士选为“董二哥”，因为他是董文炳的次子。宫中称呼皇子为阿哥，意思也相同。这些都与称呼兄长无关。

祖与帝

今天仆人对主人的称呼，都是子孙对祖父、父亲的称呼，比如大人、老爷、爷、太太、奶奶、娘娘都是这样。少爷、小姐也是如此。姐是母亲的称呼，不是妹妹称呼姐姐的意思。往上推，称天为上帝，天子自称皇帝，也是祖先的称呼。古代称始祖的父亲为帝，帝就是蒂。古文的帝字，像蒂的形状。人出自帝，就像花出自蒂。君王祭祀祖先所从出的地方称为帝。帝，就是祭祀帝的意思。所以《诗经》说：“伟大的后帝，皇祖后稷。”商代鼎文说：“帝已祖丁父癸。”帝、祖、父并提，说明帝是始祖的父亲。始祖可知，始祖的父亲不可知，所以称帝。帝，就是神化他。到了《曲礼》说“安放在宗庙，树立主牌，称为帝”，这又是把始祖父亲的称呼，用来称呼已故的祖父。用来称呼神明应当是后起的名称。汉代儒生不知道这个意义，于是有了感生帝的说法；秦始皇不知道这个意义，于是自称皇帝，这就接近于预兆凶事了。

官家

汉人称天子为悬官，六朝及唐宋称为官家，宋代宫中称宫里也是，金元人则称为官里。宋人用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来解释“官家”二字，是不对的。官家，就像古代称王家、公家。唐人称州家、使家，见于韩愈的诗中。其意思与官里没有不同。

总统

西洋共和国的执政者，我国过去翻译为总统。元代有总统天下佛教道教，总统某地佛教道教等名目。然而人们很少以此称呼他们，得到这个称呼而最著名的是杨琏真伽被称为杨总统。

名有以卑为尊者

名称中有以卑贱为尊贵的，比如周朝执掌国家政事的人称为冢宰、太宰。根据《说文解字》：“宰，是罪人在屋下做事。”所以宰本来是极卑贱的称呼。自春秋以后，执掌国家政事的人，有的称为相，有的称为相国，有的称为丞相，有的笼统称为宰相，然而相的本义，是指盲人的向导，也是卑贱的。汉代中期以后，政事在尚书、中书，后代沿袭。到了唐代就把尚书令、仆射、侍中、中书令作为宰相的官职，然而这几个，都是汉代的卑官。明代以后，宰相称为大学士，然而起初也只是五品官。这些都是先卑而后尊的。有以尊贵为卑贱的，比如称秀才为相公，医生为大夫、郎中，掌礼为大夫，典伙为朝奉，剃头匠为待诏都是。然而比起五代宋初称呼小孩为太保，走卒为太尉，就不值得奇怪了。

夫人非夫对人称妻之辞

古代大夫的妻子，称为内子，就像天子的妻子称为后。诸侯称为夫人是别人尊称的称呼，不是大夫自称其妻。因为子是男子的美称，内子就是女子的美称。现在上下通用这个称呼，并且作为丈夫对别人称呼妻子的用语，与古代大不相同。

古者夫非美称

古代夫不是美称，《诗经》说“狂夫”，《春秋左氏传》说“役夫”“畔夫”，《论语》说“鄙夫”，《孟子》说“顽夫”“儒夫”“薄夫”。单独称夫的，如《诗经》的“夫也不良”，《左传》的“去之夫，其口众我寡”，《公羊传》“夫何敢，是将为乳乎？夫何敢”，《檀弓》的“夫夫也，习于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