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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藏两同书二

理乱第六

子藏 · 笔记 · 已译 · 第 4–6 段

。故人问田子方曰:富贵者骄人、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道、言不合同,则去之楚越,若脱弊屣。奈何同之,是以虎豹坠谷,顿为齑粉;蝼蚁随风,无伤丝发。轻重之理,不同年而语也。故周公,文王之子,握吐为劳;驭者,晏婴之仆,骄矜自若。岂非君子小人之道,敬慢殊途者乎!夫尺蠖求伸,亦因其屈;鸷鸟将击,必先以卑。以贵下贱,大得人也。故老氏曰后其身而身先,其是之谓欤!

译有人问田子方说:“是富贵的人傲慢待人,还是贫贱的人傲慢待人呢?”田子方说:“诸侯如果傲慢待人就会失去国家,大夫如果傲慢待人就会失去封邑,贫贱的人如果行为不合道义、言语不合时宜,就会离开这里前往楚国或越国,就像脱掉破旧的鞋子一样轻松。怎么能把两者等同看待呢?因此,虎豹落入山谷,立刻变成碎肉;蝼蚁随风飘动,毫发无伤。轻重的道理,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周公是文王的儿子,却因吐哺接待贤士而辛劳;车夫是晏婴的仆役,却傲慢自满、安然自得。这难道不是君子与小人的处世之道,在恭敬与轻慢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途径吗!尺蠖想要伸展身体,也要凭借它的屈曲;猛禽将要搏击猎物,必定先降低姿态。地位高贵的人能谦卑地对待地位低下的人,就能极大地赢得人心。所以老子说‘把自己放在后面,反而能走在前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厚薄第五

  夫大德曰生,至贵唯命。故两臂重於四海,万物少於一身。虽禀精神於天地、托质气于父母,然亦因于所养,以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柏者有凌云之操也,若壅之以粪壤,沃之以咸流,则不及崇朝,已见其憔悴矣;冰雪者无逾时之坚也,若藏之於阴井,庇之於幽峰,则苟涉盛夏,未闻其消解也。夫松柏之性非不贞矣,终以速朽;冰雪之性非不液矣,竟以遐延。此二者岂天使之然哉,果以养之所致也。况夫人者,异乎松柏之永矣。养之失其所,则安可以不朽乎?岂徒冰雪之倏忽也!养之得其道,则安可以不延乎!故寿之有长短,由养之有厚薄也。悲夫,饮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人皆莫不恶其为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昔信陵孝惠,为纵长夜之娱、淫酒色之乐,极情肆志,此不自厚也,然卒逢夭折之痛,自殒于泉垅之下,是则为薄亦已甚矣;老氏彭公,修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魂制魄,此非不自薄矣,然克保长久之寿,自致於云霄之上,是则为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养生之具也,苟以养,过其度则亦为丧生之源也。是故火之所宜者膏也,木之所宜者水也。今以江湖之水清其尺蘖,斛庾之膏沃其皇烛,则必见坏灭也。故性命之分,诚有限也。嗜欲之心,固无穷也。以有限之性命,逐无穷之嗜欲,亦安可不困苦哉!是以易存饮食之节,礼诫男女之际,盖有由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之至贵也,有亿兆之众,此天下之至富也,苟以养生之不存,则五藏四支犹非我有,而况身形之外安可有乎。夫美玉投蛙、明珠弹雀,舍所贵而求所贱,人即以为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轻于嗜欲之下,岂得为不惑乎!是故土能浊河而不能浊海,风能拔树而不能拔山,嗜欲者适足以乱小人,不足以动君子。故鲁仲尼渴而遇盗泉之水,义而不饮;郑子公则染指以求羹;柳下惠与女子同寝,终不为乱;宋华父则危身以窃色;周公遗酒诰之旨,殷纣沈湎而致亡;婕妤辞同辇之嫌,姜氏逊滛而无耻。岂非贞滥有异、厚薄不同者欤?夫神大用则竭,形大用则劳,神形俱困,而求长生者,未之闻也。为人主者,诚能内宝神气,外损嗜欲,念驰骋之诫,宗颐养之言,永保神仙之寿,常为圣明之主,岂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谓乎!

  理乱第六

  夫家国之理乱,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圣人之造书契以通隐情、剡弓矢以威不伏,二者古今之所存焉。然则文以致理,武以定乱,文虽致理不必止其乱,武虽定乱不必适其理。故防乱在乎用武,劝理在乎用文。若手足之递,使舟车之更载也。是以汉祖矜功,陆贾谕以为学;鲁公赴会,仲尼请其设备。盖有由也。然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内诚,不在乎夸饰者也;武者示之以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强名也。苟以强名,则吴虽多利兵,适足彰其败也;苟以夸饰,则鲁虽尽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筑长城修战伐,劳役不休,人不堪命,遂使陈涉之流,坐乘其弊,祸起於强名也;王莽构灵台兴礼乐,赋敛无度,人不聊生,遂使圣公之徒,行收其利,败始於虚饰也。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也,若陶者之埏器,虽务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之所以反脆也;王莽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斫材,虽志在矜其妙而不知细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以理之终以为乱也。此未得其大体也。且夫文者示人有章,必存乎简易,简易则易从,将有耻且格;武者示人有备,必在乎恬淡,恬淡则自守,恒以逸而待劳。恒以逸而待劳则攻战无不利,有耻且格则教化无不行。化行而众和,战利而寇息,然后澄之以无事,濡之以至仁,此圣主所以得其理也。然二子不求之於内而索之於外,不抚之以性而纵之以情,烦文以黩下,暴武以困众,此不可得意於天下也。虽然,犹有其弊,何者?昔伯益凿井、燧人钻木,水火之利于今赖之,然智伯因之以灌赵城,董卓因之以焚汉室,是乃

译厚薄第五

大德叫做生,最珍贵的只有命。所以两条手臂比四海还重,万物比一个人的身体还少。虽然精神禀受于天地,形体依托于父母,但也因为后天的调养,才能顺应其天然之理。况且松柏有凌云的节操,如果用粪土堵塞它,用咸水浇灌它,那么不到一个早晨,就已经看到它憔悴了;冰雪没有超过一时的坚硬,如果把它藏在阴冷的井里,庇护在幽深的山峰下,那么即使到了盛夏,也没听说它融化了。松柏的本性不是不坚贞,最终却迅速腐朽;冰雪的本性不是不融化,竟然得以长久保存。这两者难道是上天让它们这样的吗?确实是调养的结果造成的。何况人呢,不同于松柏的长久。如果调养不得其法,怎么能不朽呢?难道只是像冰雪那样短暂吗!如果调养得其道,怎么能不延年呢!所以寿命的长短,取决于调养的厚薄。可悲啊,饮食和男女之事,是人最大的欲望所在。人们没有不想让自己厚实的,却不知道厚实的做法反而导致薄弱;人们没有不厌恶薄弱的,却不知道薄弱的做法反而导致厚实。怎么说呢?从前信陵君和孝惠帝,放纵长夜的娱乐,沉溺酒色的快乐,尽情放纵意志,这不是不自爱,但最终遭遇夭折的痛苦,自己死在坟墓之下,这就是薄弱也太严重了;老子和彭祖,修习延年的方法,遵守不吃火食的规定,约束魂魄,这不是不自薄,但能够保持长久的寿命,自己达到云霄之上,这就是厚实也太大了。外物是养生的工具,如果用来调养,超过限度也就成为丧生的根源了。所以火适宜的是膏脂,木适宜的是水。现在用江湖的水去清洗尺长的嫩枝,用斛庾的膏脂去浇灌皇烛,那么一定会看到毁坏灭亡。所以性命的分限,确实有限;嗜欲的心,本来无穷。用有限的性命,去追逐无穷的嗜欲,又怎么能不困苦呢!所以《易经》保存饮食的节制,《礼记》告诫男女的界限,大概是有原因的。况且身居九五之尊,这是天下最尊贵的;拥有亿兆民众,这是天下最富有的,如果养生之道不存在,那么五脏四肢尚且不属于我,何况身形之外的事物怎么能拥有呢。把美玉投给青蛙,用明珠弹射麻雀,舍弃珍贵的而追求低贱的,人们就认为这是迷惑了。现在以至尊性命的贵重,却在嗜欲之下自我轻视,怎么能说不迷惑呢!所以土能浑浊黄河而不能浑浊大海,风能拔起树木而不能拔起大山,嗜欲只足以扰乱小人,不足以动摇君子。所以鲁仲尼口渴时遇到盗泉的水,因为不合道义而不喝;郑子公却伸手指去蘸汤喝;柳下惠和女子同睡,最终没有发生淫乱;宋华父却危害自身去偷取美色;周公留下《酒诰》的旨意,殷纣王沉湎酒色而导致灭亡;婕妤推辞同辇的嫌疑,姜氏退让淫乱而无耻。难道不是贞洁与放荡有差异、厚薄不同吗?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使用就会疲劳,精神形体都困顿,却想求得长生,没听说过这样的。作为君主,如果真的能内在珍视神气,外在减少嗜欲,念及驰骋的告诫,尊崇颐养的话,永远保持神仙般的寿命,常常成为圣明的君主,难道不美好吗!所以老子说“外其身而身存”,说的就是这个吧!

理乱第六

家国的治理与混乱,在于文武之道。从前圣人创造书契以沟通隐情,削制弓矢以威慑不服的人,这两者是古今都存在的。然而文用来达成治理,武用来平定混乱,文虽然能达成治理不一定能停止混乱,武虽然能平定混乱不一定能达成治理。所以防止混乱在于使用武,劝勉治理在于使用文。就像手脚交替,使舟车更替承载一样。因此汉高祖夸耀功劳,陆贾劝谏他学习;鲁公赴会,孔子请求他设防。大概是有原因的。然而文是用道德来引导,道德在于内在的真诚,不在于夸饰;武是用威严来展示,威严在于自我保全,不在于强求名声。如果强求名声,那么吴国虽然有很多锋利的兵器,正好彰显它的失败;如果夸饰,那么鲁国虽然都穿儒服,不足以挽救它的衰弱。所以秦始皇修筑长城进行战伐,劳役不停,人民不堪忍受,于是让陈涉之类的人,坐享其弊,祸患起于强求名声;王莽建造灵台兴办礼乐,赋税无度,人民无法生活,于是让圣公之类的人,行收其利,失败始于虚饰。所以秦始皇在天下使用武力,就像陶工抟土制器,虽然致力于追求大而不知道薄的反而脆弱;王莽在天下使用文治,就像工匠砍削木材,虽然志向在于夸耀其妙而不知道细的反而容易折断。这两者都以治理的终结导致混乱。这是没有掌握大体的缘故。况且文是向人展示章程,必须存在于简易,简易就容易遵从,将有羞耻之心且归服;武是向人展示防备,必须存在于恬淡,恬淡就自我坚守,常常以逸待劳。常常以逸待劳那么攻战没有不利的,有羞耻之心且归服那么教化没有不行的。教化施行而众人和谐,战利而寇贼平息,然后用无事来澄清,用至仁来滋润,这是圣主所以能达成治理的原因。然而这两个人不从内在寻求而从外在索求,不用本性安抚而用情欲放纵,用繁琐的文治来亵渎下属,用暴力的武治来困顿众人,这不能在天下得逞。虽然如此,还是有弊端,为什么呢?从前伯益凿井、燧人钻木,水火的利益至今依赖它们,然而智伯凭借它来灌赵城,董卓凭借它来焚汉室,这是

为害亦以甚矣。然则文武者理国之利器也,而盗窃者亦何尝不以文武之道乱天下乎?故章邯以军旅而分秦地,田常以仁义而篡齐国。则有理不能无其乱,唯人主之所制也。是故牧马者先去其害,驱羊者亟鞭其后。后之不鞭羊之所失也,害之不去马之所亡也。鲁不能去三家之害,国之所叛也;晋不能鞭六卿之后,地之所分也。苟亦不能,则虽有简易之文,恬淡之武,适足助其乱也。安可得其理乎!故圣人不得文武之道不理,贼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乱,非文武有去就之私,盖人主失其柄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其是之谓乎!

译造成的祸害也已经非常严重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本是治理国家的利器,而盗贼们又何尝不是利用文武之道来扰乱天下呢?所以,章邯凭借军队瓜分了秦国的土地,田常凭借仁义篡夺了齐国的政权。这就说明,有治理之道就不能没有混乱,关键在于君主能否掌控局势。因此,牧马的人首先要除去害群之马,赶羊的人要不停地鞭打落后的羊。不鞭打落后的羊,是羊群散失的原因;不除去害群之马,是马匹死亡的原因。鲁国不能除去三家的祸害,是国家背叛的原因;晋国不能鞭打六卿的落后,是土地被分割的原因。如果君主做不到这些,那么即使有简化的礼乐、恬淡的武力,也恰好足以助长混乱。哪里还能得到治理呢!所以,圣人如果不掌握文武之道就无法治理国家,贼臣如果不掌握文武之道就无法扰乱天下,这并不是文武之道本身有取舍的私心,而是君主失去了权柄。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