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十二）
眞、虔礼、彦逺、九成，博于评。总之，杨、许、顾、陆，核字之源者也；张、李、米、黄，研字之用者也。杨、许不明八法，张、李靡逹六书，米、黄罔会七音，顾、陆罕窥四体。至征竒辩怪，若嵇康、束晳，又自名家。即小学一端，门径十数，古今博洽，蔑能相兼，其可易哉？
译真、虔、礼、彦远、九成，在评论方面广博。大而言之，杨、许、顾、陆，是考究文字本源的人；张、李、米、黄，是钻研文字应用的人。杨、许不通晓八法，张、李不精通六书，米、黄不了解七音，顾、陆很少探究四体。至于征引奇闻、辨析怪异，像嵇康、束晳那样，又各自自成一家。即使是小学这一门类，也有十几种不同的门径，古今学识渊博的人，也没有能够兼通的，这难道容易吗？
史之繁重而难悉者，莫大于诸志。诸志之中，又有博于星歴者，方舆者，氏族者，职官者，礼乐者，刑法者，钱赋者，艺文者。张衡、崔浩、刘炫、祖晅，博于星歴；郭璞、陆澄、贾耽、李昉，博于方舆；王弘、僧孺、李守、林寳，博于氏族；张说、蒋乂、杨侃、李焘，博于职官；蔡邕、徐坚、荀朂、陈旸，博于礼乐；杜预、牛弘、髙颎、窦仪，博于刑法；桓寛、刘晏、田况、洪遵，博于钱赋；刘向、王俭、任昉、柳■〈巬，言代夫〉博于艺文。总之，又有博于古者，博于今者。如郑樵五畧，苐述前朝；张说六官，特详近典。君卿贵与庶几兼得之矣。
子之浮夸而难究者，莫大于众说。众说之中，又有博于怪者，妖者，神者，鬼者，物者，名者，言者，事者。齐谐、夷坚，博于怪；虞初、璅语，博于妖；令升、元亮，博于神；之推、成式，博于鬼；曼倩、茂先，博于物；湘东、鲁望，博于名；义庆、孝标，博于言；梦得、务观，博于事；李昉、曽慥、禹锡、宗仪之属，又皆博于众说者也。总之，脞谈隐迹，巨细兼该，广见洽闻，惊心夺目，而淫俳间出，诡诞错陈。张、刘诸子，世推博极，此仅一班。至郭宪、王嘉，全构虚词，亡征实学，斯班氏所以致讥，子玄因之絶倒者也。
集之靡冗而难周者，莫大于类书。类书之中，又有博于名物者，典故者，经史者，词章者。刘峻之类苑，徐勉之华林，博于名物；杨亿之元龟，李昉之御覧，博于典故；乐天之六帖，景卢之法语，博于经史；敬宗之玉彩，李峤之珠英，博于词章。总之，则玉彩、珠英、六帖、法语之属，博于文；御覧、元龟、类苑、华林之属，博于事。欧、虞、祝、谢，兼载事文；杜、郑、马、王，独详经制。大抵书以类称，体多沿袭，创造之力，刘、徐实难；考究之功，马、郑为大。至纎微曲尽，毫末咸该，即陆澄、王摛并操觚翰，未必亡憾也。
夫小学，经也，而子错焉。诸志，史也，而经错焉。众说，子也，而实史，且经集错焉。类书，集也，而称子，又经史错焉。故其学各有专门也。
总之，史出于春秋礼乐，史则经也；子出于大易论语，子亦经也；集出于尚书毛诗，集又经也。百家之学，亡弗本于经也。一以贯之，古今仲尼而已。
三代下儒术之显，有出荀况、仲舒、王通、韩愈乎？然荀述礼乐，董究天人，王拟六经，韩起八代，其学皆极博也。文章之显，有出左氏、屈原、司马、杜甫乎？然左穷九丘，屈罗万彚，马探千古，杜总百家，其学皆极博也。至于宋文，盛于辞儒，壹于道矣（左氏或云非倚相，然《左传》《国语》之宏富，春秋博学之士当为首称）
老氏所贵，虚无静默。然周室耼为藏史，特富典坟。至庄、列诸篇，恣谈百氏，抑何浩瀚亡际也？释氏扫除文字，一切俱空，而西天经教品目之繁，不可亿举。阿难独以多闻为佛上首，其人岂遂出唐、宋诸儒下哉？世恒以儒术寡要少功，即今中国二藏之文，总踰万卷，彼其所谓无所谓空，顾安能离博也？第吾儒所博者实，二氏所博者虚，弗可同年语矣。
道之博于经方，且饶论述者，汉河上公、张道陵、阴长生、王方平、于吉、宫崇、刘政、茅盈、司马季主、淳于叔通，晋葛玄、鲍靓，宋陆修静，齐陈显明，梁章处玄，魏寇谦之，后秦王嘉，唐司马承祯、张果、张氤、叶静能、罗公逺、王逺知、徐灵府、成玄英、文如海、锺离权、胡慧超、吕岩、马湘、蜀杜光庭，宋陈抟、张伯端、薛道光、白玉蟾、林灵素、王中孚，元马珏、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方平，汉时孝亷，显于唐世）
释之博于经典，且富辩才者，汉摄摩腾、竺法兰，呉康僧会，晋支道林、道安、惠逺、法护、法深、世友，宋惠通、僧愍、求■〈冉阝〉跋摩，齐僧嵓，梁宝志、传翕、法畅，四公惠皎、僧佑、惠敏、宝唱、法云，陈洪偃、眞观，秦鸠摩罗什、昙无懴、昙摩懴、佛陀耶舍、僧肇、道融、昙摩流支、智猛、僧伽提婆，周静霭、卫元嵩，隋智果、
译史书中繁重而难以穷尽的部分，没有比各种志书更大的了。在各种志书中，又有精通星历的、地理的、族谱的、职官的、礼乐的、刑法的、财政赋税的、艺文的。张衡、崔浩、刘炫、祖晅，精通星历；郭璞、陆澄、贾耽、李昉，精通地理；王弘、僧孺、李守、林宝，精通族谱；张说、蒋乂、杨侃、李焘，精通职官；蔡邕、徐坚、荀朂、陈旸，精通礼乐；杜预、牛弘、高颎、窦仪，精通刑法；桓宽、刘晏、田况、洪遵，精通财政赋税；刘向、王俭、任昉、柳恽，精通艺文。总之，又有精通古代的，精通近代的。如郑樵的《五略》，只叙述前朝；张说的《六官》，特别详细记载近代的典章。君卿的著作，大概能兼得古今之长。
子书中浮夸而难以探究的部分，没有比各种杂说更大的了。在各种杂说中，又有精通怪异事的、妖异事的、神仙事的、鬼怪事的、万物事的、名物事的、言语事的、事迹事的。《齐谐》、《夷坚志》，精通怪异事；《虞初》、《琐语》，精通妖异事；刘义庆、陶渊明，精通神仙事；颜之推、李复言，精通鬼怪事；东方朔、张华，精通万物事；萧纲、陆龟蒙，精通名物事；刘义庆、刘孝标，精通言语事；刘禹锡、陆游，精通事迹事；李昉、曾慥、白居易、宗仪等人，也都精通各种杂说。总之，琐碎的谈论和隐秘的事迹，无论巨细都兼收并蓄，见闻广博，令人惊心动魄，但其中也夹杂着淫靡俳谐的内容，荒诞怪异的说法交错陈列。张华、刘义庆等人，世人推崇他们博学至极，这仅仅是其中一类。至于郭宪、王嘉，完全虚构言辞，没有实证之学，这就是班固讥讽他们、刘知几因此绝倒的原因。
集书中繁冗而难以周全的部分，没有比类书更大的了。在类书中，又有精通名物的、典故的、经史的、词章的。刘峻的《类苑》、徐勉的《华林》，精通名物；杨亿的《元龟》、李昉的《御览》，精通典故；白居易的《六帖》、王应麟的《法语》，精通经史；敬宗的《玉彩》、李峤的《珠英》，精通词章。总之，《玉彩》、《珠英》、《六帖》、《法语》之类，精通文章；《御览》、《元龟》、《类苑》、《华林》之类，精通事迹。欧阳修、虞世南、祝穆、谢维新，兼载事迹和文章；杜佑、郑樵、马端临、王应麟，单独详细记载经制。大抵书籍以类别著称，体裁多沿袭前人，创造的功力，刘峻、徐勉确实艰难；考究的功夫，马端临、郑樵最为宏大。至于细微之处都详尽无遗，毫末都包含在内，即使陆澄、王摛都执笔写作，也未必没有遗憾。
小学属于经学，而子学夹杂其中。各种志书属于史学，而经学夹杂其中。各种杂说属于子学，而实际上是史学，而且经学和集学也夹杂其中。类书属于集学，而称为子学，而且经学和史学也夹杂其中。所以它们的学问各有专门。
总之，史学出于《春秋》和礼乐，史学也就是经学；子学出于《大易》和《论语》，子学也是经学；集学出于《尚书》和《毛诗》，集学也是经学。百家之学，没有不根本于经学的。一以贯之，古今只有孔子而已。
三代以后儒术的显赫，有超过荀况、董仲舒、王通、韩愈的吗？然而荀况阐述礼乐，董仲舒探究天人，王通模拟六经，韩愈振兴八代文风，他们的学问都非常广博。文章的显赫，有超过左丘明、屈原、司马迁、杜甫的吗？然而左丘明穷尽九丘，屈原罗列万汇，司马迁探索千古，杜甫总括百家，他们的学问都非常广博。至于宋代文学，兴盛于辞章和儒学，统一于道了。（左丘明有人说不是倚相，然而《左传》《国语》的宏富，春秋时期博学之士应当首推他）
老子所珍视的，是虚无静默。然而周王室原本就是藏书之所，特别富有典籍。至于《庄子》、《列子》等篇，肆意谈论百家，又是多么浩瀚无边呢？佛教扫除文字，一切皆空，而西天经教的品类繁多，不可数计。阿难独以多闻为佛的上首弟子，这个人难道就比唐、宋诸儒差吗？世人常认为儒术简要而功效少，如今中国二藏的文章，总共超过万卷，他们所谓的空，怎么能脱离广博呢？只是我们儒者所广博的是实学，佛道二家所广博的是虚学，不能相提并论了。
在经方方面广博，且富有论述的道家人物，汉代的河上公、张道陵、阴长生、王方平、于吉、宫崇、刘政、茅盈、司马季主、淳于叔通，晋代的葛玄、鲍靓，宋代的陆修静，齐代的陈显明，梁代的章处玄，魏代的寇谦之，后秦的王嘉，唐代的司马承祯、张果、张氤、叶静能、罗公远、王远知、徐灵府、成玄英、文如海、钟离权、胡慧超、吕岩、马湘、蜀地的杜光庭，宋代的陈抟、张伯端、薛道光、白玉蟾、林灵素、王中孚，元代的马珏、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方平，汉代孝廉，显赫于唐代）
在经典方面广博，且富有辩才的佛教人物，汉代的摄摩腾、竺法兰，吴国的康僧会，晋代的支道林、道安、慧远、法护、法深、世友，宋代的惠通、僧愍、求那跋摩，齐代的僧岩，梁代的宝志、传翕、法畅，四位的惠皎、僧佑、惠敏、宝唱、法云，陈代的洪偃、真观，秦代的鸠摩罗什、昙无谶、昙摩谶、佛陀耶舍、僧肇、道融、昙摩流支、智猛、僧伽提婆，周代的静霭、卫元嵩，隋代的智果、
彦琮，唐玄奘、法林、惠琳、玄琬、玄祎、一行、宗密、道宣、道世、慧忠、智玄、窥基、流志、玄觉、志升、澄观、神邕、杜顺、法藏、智顗、法海、义净、务静、慧旻，五代义楚、赞寜，宋惟白、道通、宗杲、了元、克勤、契嵩、延寿、道成、慧邃、正受、道显、宗永、智圆、道济、元、明本、眞觉、如意、念常（诸方外士，但据传记中有著述或以博洽名者，惠能、希运、从谂、义玄等，虽或有经觧，以禅故不列，诗词显者亦载别条）
译彦琮，唐代的玄奘、法林、惠琳、玄琬、玄祎、一行、宗密、道宣、道世、慧忠、智玄、窥基、流志、玄觉、志升、澄观、神邕、杜顺、法藏、智顗、法海、义净、务静、慧旻，五代时期的义楚、赞寜，宋代的惟白、道通、宗杲、了元、克勤、契嵩、延寿、道成、慧邃、正受、道显、宗永、智圆、道济、元、明本、眞觉、如意、念常（以上各位方外之士，仅依据传记中记载有著作或以学识渊博著称者列入；惠能、希运、从谂、义玄等人，虽然偶尔也有经义解说，但因专修禅宗故不列入；诗词成就显著者，则另载于其他条目）
文士儒流，博通二典者，汉淮南王东方朔，魏伯阳，徐景休，刘向，王褒，严遵，襄楷，魏何晏，王肃，徐邈，任嘏，晋羊祜，锺会，向秀，嵇康，王弼，王烈，王衍，王戎，郭象，郭璞，孙绰，孙澄，张湛，张凭，谢安，谢尚，乐广，卫玠，刘惔，葛洪，齐张融，顾欢，梁陶弘景，周弘正，唐孙思邈，王方庆，颜眞卿，张志和，樊宗师，陆希声，施肩吾，王松年，李泌，李荃，罗隐，沈汾，刘商，王叡，宋欧阳修，王安石，郭忠恕，张君房，苏辙，王旉，曽慥，彭晓，乐史，刘泾，吕惠卿，叶梦得，林希逸，程大昌，诸人皆综贯道书者也（诸人多据史传及著述行世者，下仿此）
汉傅毅、牟融、桓谭、竺融；晋许询、殷浩、孙绰、习凿齿；宋范、王僧孺、刘义宣；齐张融、周颙、萧子良、明僧绍；梁沈约、刘勰、裴子野、阮孝绪、刘之遴、徐孝克；元魏崔敏；北齐颜之推、周甄鸾、王巾；陈徐陵、江总；隋卢思道、虞世南；唐禇亮、萧瑀、王维、王缙、梁肃、李蘩；白居易、柳宗元、李通玄、李师正、裴休、房融、刘轲、李俨；宋杨亿、杨杰、王古、王随、晁迥、井度；苏轼、李邴、王安石、黄庭坚、张方平、李遵最、张商英、张九成；诸人皆覃研释教者也。
歴世文人学士有功经术者，汉刘向、刘歆、杜钦、杜邺、匡衡、谷永、班固、蔡邕、三国王、粲、刘桢、何晏、谯周、韦昭、陆绩；六代嵇康、陆机、戴逵、孙绰、千宝、傅玄、葛洪、徐广、何承天、裴松之、顾埜王、萧子显；唐王勃、颜籒韩愈、李翱、卢仝、刘轲；宋欧阳修、司马光、三王（安石、回、旉）三苏（眉山）二刘（敞、攽）二叶（梦得、适）李觏、呉棫、宋祁、陆佃、郑樵、董逌、陈傅良、杨万里；元呉澄、呉莱、刘因、柳贯、黄溍、赵汸、胡长孺、呉师道等，虽浅深纯驳，造诣各殊，皆著述可征，有功经学者也（汉唐宋世文士通经术者尚众，此但据其名字烜赫、著述盛行者，丘明、仲舒辈虽文章名世，而经术专门，故不槩列，他率仿此）
古今人主才美之盛，盖无如梁武者。阴阳筭歴，奕射琴书，靡不冠代。而赋诗谭道，征事缀文，毎出一长，輙与专门名世并驱。至著述之饶，尤为惊絶。经则九经义疏二百余卷，三礼断疑一千余卷；史则歴朝通史六百卷；子则二氏经觧数百卷；集则自制诗文百二十卷。其富皆古今未有。而所命诸儒篹辑《华林遍略》六百卷，弗与焉。可谓学总三涂，业兼七録，而表章六籍，有功圣门。世但讥其事佛，而闳才博识，絶口无称。余惜而志之（余尝疑为诸臣代笔，然梁武素称忌前，寜肯事此？惟《三礼断疑》出羣下，帝析其疑。今诸书无一传者，湘东之亡，付煨烬矣）
歴朝诸史，各有儒林、文苑二传。儒林以纪经术，文苑以畜艺文，轻重本自较然。然古今烜赫之士，恒得之文苑；至儒林所列，类有不能举名氏者。盖务华贱实，今古共然。政犹唐世用人，进士显列，明经下僚耳。则实学胡以弗衰，而靡文胡以弗盛也？
唐制，以明经为孝亷，词赋为进士。凡仕宦清华，率进士得之，孝亷冗散而已。以故唐人诗歌极盛，而经学式微，间有一二兼通，盖不数见。唐初，孔颖逹、徐文逺等各为儒宗，自是隋世之遗耳。时继起，若三秦、二盖，彬彬足数。中髙嗣运，尚闻祝、郭诸人，此后顿寥寥也。
唐语林》云：大歴已后，学士蔡广成《周易》强蒙《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丐《毛诗》袁彝《仲子》陵韦彤裴■〈艹洍〉讲礼章庭珪薛伯髙徐阂通经地里则贾仆射兵赋则杜太保故事则苏冕蒋乂歴筭则董纯天文则徐泽氏族则林宝，此所载中唐后经术士，皆史所略者。中惟啖、赵、贾、杜、苏、蒋稍见《唐书》，余大抵没没也。汉、魏、六朝诸人，儒林自有传，此不録。宋初邢昺等，尚多以注疏显，至洛闽谭理，而经学迥别前代矣（贾仆射耽也，杜太保佑也）
隋刘炫遍直三省，竟不得官。县司责其赋税，炫自陈于内史吏部尚书韦世康，问
译文士儒生中，广博通晓《易》《老》二典的，有汉代的淮南王刘安、东方朔，魏伯阳，徐景休，刘向，王褒，严遵，襄楷，魏国的何晏，王肃，徐邈，任嘏，晋代的羊祜，锺会，向秀，嵇康，王弼，王烈，王衍，王戎，郭象，郭璞，孙绰，孙澄，张湛，张凭，谢安，谢尚，乐广，卫玠，刘惔，葛洪，齐代的张融，顾欢，梁代的陶弘景，周弘正，唐代的孙思邈，王方庆，颜真卿，张志和，樊宗师，陆希声，施肩吾，王松年，李泌，李荃，罗隐，沈汾，刘商，王叡，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郭忠恕，张君房，苏辙，王旉，曾慥，彭晓，乐史，刘泾，吕惠卿，叶梦得，林希逸，程大昌等人，都是贯通道家典籍的人（这些人多是根据史传及流传于世的著述而列举的，下文仿照此例）。
汉代的傅毅、牟融、桓谭、竺融；晋代的许询、殷浩、孙绰、习凿齿；宋代的范泰、王僧孺、刘义宣；齐代的张融、周颙、萧子良、明僧绍；梁代的沈约、刘勰、裴子野、阮孝绪、刘之遴、徐孝克；北魏的崔敏；北齐的颜之推、周甄鸾、王巾；陈代的徐陵、江总；隋代的卢思道、虞世南；唐代的褚亮、萧瑀、王维、王缙、梁肃、李蘩、白居易、柳宗元、李通玄、李师正、裴休、房融、刘轲、李俨；宋代的杨亿、杨杰、王古、王随、晁迥、井度、苏轼、李邴、王安石、黄庭坚、张方平、李遵最、张商英、张九成等人，都是深入研习佛教教义的人。
历代文人学士中对经学有贡献的，汉代的刘向、刘歆、杜钦、杜邺、匡衡、谷永、班固、蔡邕，三国时期的王粲、刘桢、何晏、谯周、韦昭、陆绩；六朝时期的嵇康、陆机、戴逵、孙绰、干宝、傅玄、葛洪、徐广、何承天、裴松之、顾野王、萧子显；唐代的王勃、颜籒、韩愈、李翱、卢仝、刘轲；宋代的欧阳修、司马光、三王（王安石、王回、王旉）、三苏（眉山三苏）、二刘（刘敞、刘攽）、二叶（叶梦得、叶适）、李觏、吴棫、宋祁、陆佃、郑樵、董逌、陈傅良、杨万里；元代的吴澄、吴莱、刘因、柳贯、黄溍、赵汸、胡长孺、吴师道等人，虽然造诣深浅、纯正驳杂各不相同，但都有著述可考，是对经学有贡献的人（汉唐宋三代通晓经学的文士还有很多，这里只列举那些名声显赫、著述广为流传的；左丘明、董仲舒等人虽然文章闻名于世，但他们是经学专家，所以不在此一概列举，其他情况仿照此例）。
古今帝王中才德之美盛，大概没有比梁武帝更强的了。阴阳历算，奕棋射箭琴书，没有不冠绝当世的。而且赋诗谈道，征引典故撰写文章，每展现出一项特长，就足以与专门名家并驾齐驱。至于著述之丰富，尤为惊人。经学方面有《九经义疏》二百多卷，《三礼断疑》一千多卷；史学方面有《历朝通史》六百卷；子学方面有佛道二家经义解说数百卷；集部方面有自己创作的诗文一百二十卷。其丰富程度古今未有。而且他命令诸儒编纂的《华林遍略》六百卷，还不包括在内。可以说他学问总括儒释道三教，学业兼通各类典籍，表彰六经，对圣门有功。世人只讥讽他信奉佛教，而对于他宏大的才学和广博的知识，却闭口不提。我对此感到惋惜并记录下来（我曾怀疑这些书是臣下代笔，但梁武帝向来忌妒别人超过自己，怎肯做这种事？只有《三礼断疑》出自群臣之手，由皇帝分析疑难。如今这些书没有一部流传下来，梁元帝败亡时，都付之一炬了）。
历代史书，都有《儒林传》和《文苑传》。《儒林传》用来记载经学，《文苑传》用来收录文学艺术，轻重本来就很明显。然而古今名声显赫的人，常常被列入《文苑传》；至于《儒林传》所列的人，大多连名字都举不出来。大概追求浮华而轻视实质，古今都是如此。这就像唐代用人，进士显贵列位，明经只能担任低级官吏一样。那么实质性的学问为何不衰退，而浮靡的文风为何不兴盛呢？
唐代的制度，以明经科为孝廉，以词赋科为进士。凡是仕途清要显贵的职位，大都是由进士获得，孝廉则冗杂散漫而已。因此唐代的诗歌极其兴盛，而经学衰微，偶尔有一两个兼通的，大概也不多见。唐初，孔颖达、徐文远等人各自成为儒学宗师，这只是隋代遗留下来的罢了。当时相继兴起的人，如三秦、二盖等，文雅可观，足以称数。中唐以后，还听说有祝、郭等人，此后就顿时寥寥无几了。
《唐语林》说：大历年间以后，学士蔡广成精通《周易》，强蒙精通《论语》，啖助、赵匡、陆质精通《春秋》，施士丐精通《毛诗》，袁彝精通《仲子》，陵韦彤、裴洍讲解礼制，章庭珪、薛伯高、徐阂通晓经学地理，贾仆射精通兵赋，杜太保精通故事，苏冕、蒋乂精通历算，董纯精通天文，林宝精通氏族，这些所载的中唐以后经学之士，都是史书所略写的。其中只有啖助、赵匡、贾耽、杜佑、苏冕、蒋乂稍见于《唐书》，其余大多默默无闻。汉、魏、六朝诸人，儒林自有传记，这里不收录。宋初邢昺等人，尚多以注疏显名，到了洛闽学派谈论义理，经学就与前代截然不同了（贾仆射即贾耽，杜太保即杜佑）。
隋代的刘炫遍任三省直官，最终没有得到官职。县衙催逼他缴纳赋税，刘炫向内史、吏部尚书韦世康陈述，韦世康问
其所能。炫自为状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麤，并堪讲授。《周礼》《仪礼》《榖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诵于心。天文律数，穷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吏部竟不详试。然在朝知名之士十余人保明，炫所陈不谬，于是除殿中将军。余读史至此，未尝不嗟异其能也。三代以下，穷经之士，兼该融贯，有若是乎？而且泛滥羣籍，综核九流，撰造典坟，修明法律，自古经籍子史、学问文章，蔑能合一，炫悉有之。传称其眸子精明，视日不瞬，强记默识，莫与为俦。左画圆，右画方，目数耳听，口诵五事仝举，无所遗失信异人也。考之炫史学絶少发明，文笔仅堪鼓吹，要终以经术胜，然亦岂易得哉？同时刘焯亦博通五经，算术九章，《周髀》《七曜》推步星辰，量度山海，靡所不精。二人俱生周时，俱仕隋世，俱刘姓，俱北人，非兄弟而名相类，非邑里而同室读书，闭户十年，宇宙竒事也（二人同应隋召仝得罪，事尤可笑。焯先卒，炫以馁终，惜哉）
译他所能做到的。刘炫自己写了一份陈述说：“《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传》《左传》《孝经》《论语》以及孔安国、郑玄、王弼、何休、服虔、杜预等人的注解，共十三家，虽然义理有精粗之别，但都足以用来讲授。《周礼》《仪礼》《谷梁传》花费的功夫稍少，史书、诸子文集、嘉言善行、历史故事，全都熟记于心。天文历律数理，穷究其精微奥妙。至于公私文书，从未假手于人。”吏部最终没有详细考核他。然而朝中十多位知名人士担保证明，刘炫所陈述的没有虚假，于是任命他为殿中将军。我读史书读到此处，没有不赞叹惊异他的才能的。夏商周三代以后，研究经学的士人，能够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有像他这样的吗？而且他广泛涉猎各类典籍，综合考核九流学术，撰写经典著作，修明法律条文，自古以来的经籍子史、学问文章，很少有人能集于一身，刘炫却全都具备。传记称他眼神精明，直视太阳而不眨眼，记忆力强且默识于心，无人能与之相比。左手画圆，右手画方，眼睛计数，耳朵倾听，口中诵读，五件事同时并举，没有遗漏失误，真是奇异的人啊。考察刘炫，他在史学上极少有创见，文笔仅够用来宣扬鼓吹，终究是以经学取胜，然而这也难道是容易得到的吗？同时期的刘焯也博通五经，精通《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七曜历》，推算星辰运行，测量山海距离，没有不精通的。两人都生于周朝，都在隋朝做官，都姓刘，都是北方人，不是兄弟但名字相似，不是同乡却同室读书，闭门苦读十年，这是宇宙间的奇事（两人一同应隋朝征召，一同获罪，事情尤其可笑。刘焯先去世，刘炫饿死，可惜啊）
文人以博雅名古今，莫过刘氏。盖代不乏人矣。録其尤灼灼者：汉刘向、刘歆，魏刘劭，晋刘沈、刘实，宋刘瓛、刘琎、刘湛，齐刘虬，梁刘显、刘逖、刘峻、刘杳、刘敲、刘吁、刘霁、刘祥、刘昭、刘绳、刘臻、刘谅、刘之遴，北朝刘芳、刘昼、刘兰、刘懋，隋刘焯、刘炫、刘善经，唐刘孝孙、刘知几、刘仁轨、刘允济、刘轲、刘邺、刘蜕，五代刘希古，宋刘载、刘琦、刘易、刘敞、刘攽、刘恕、刘羲仲、刘弇、刘清之，元刘因、刘霖。此外诗文之士，如梁刘孝绰，一时羣从七十余人，亦古今絶异，而博雅不着二三，殆各有天授也。六代文人类耽载籍，故该洽之士往往有闻。晋则张华、郭璞，宋则袁豹、陆澄，齐则王摛、何宪，陈则虞荔、姚察，魏则崔浩、髙允，齐则邢劭、魏収，周则庾信、王褒，隋则刘炫、苏绰，皆其著者。余人晋齐尚伙，陈颇寥寥，大都入北矣。
梁自武帝好学，诸子彬彬继之，故博洽之士弥众。任昉、沈约、江淹、顾恊僧孺、子野、孝绪、之遴、二周（弘正、弘襄）二张（纉、绾）诸刘（峻、显、杳、吁）诸贺（玚、琛）肩摩毂接，竞爽一时，殆古今所罕也。此外，淹通经术，又十数人。盛哉（六代经学盛于梁，以武帝究心儒术故也）
魏兴和二年，遣崔敏、阳休之来聘。敏，字长谦，清河武城人，博学赡文，当朝第一，与太原王延业齐名。加以天文、歴律、医方、药品、卜论，既至，帝选硕学沙门十人，并百寮与谈，多屈于敏。四公进曰：「敏学问疎浅，不足上轸冲襟，臣■〈棨，目代木〉敌之，必死。」帝从之。初，江东论学，有十二沙门论，以条疏征核；有中观论，以乘寄萧然，言名理者宗仰其术。北朝有如实论，质定宗礼；有回诤论，借机破义。敏总南北二业，皆精。又桑门所专，唯在释氏，若儒之与道，蔽于未闻。敏兼三教，擅之，颇有徳色。■〈棨，目代木〉公尝于五天竺国，以梵语精理问论中分别论、大无畏论、因明论，皆穷理尽妙。其日，■〈棨，目代木〉公与敏谈论至苦：三光、四气、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风云、气候、金丹、玉液、药性、针道、六性、五藴、阴阳、歴数、韬略、机权、飞伏、孤虚、鬼神、情状，始自经史，终于老释，凡十余日，辩扬六艺、百氏，与敏互为主客，立谈絶倒，观者莫不忘归。然敏词气沮于■〈棨，目代木〉不自得，舆疾北归，未逹而卒。按敏之学业，总兼三教，咸极其精，殆古今所未有，虽广记未足深信，要不为尽诬也（南北史儒林传悉不録，敏因记此）
自昔博学而擅文辞者，公孙侨、左丘明、东方朔、司马迁、刘向、扬雄、曹植、王勃、杜甫、韩愈，十数人耳。陆澄、李善辈，咸负书簏之讥，与作者几絶辔矣。汉桓谭、蔡邕，魏王粲、刘桢，晋郭璞、张华，梁任昉、沈约，齐邢邵、魏収，周庾信、刘炫，隋许善心、李徳林，唐虞世南、许敬宗，五代徐铉、徐锴，宋刘攽，南渡洪迈、尤袤，元虞集、呉莱，叅之前人，盖其次也。
魏略》云：颍川邯郸淳，博学有才。章太祖常遣诣临菑侯植。植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鍜，跳丸，击劔，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诗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抗者。及暮，淳还，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按植本传，但称少能诵文赋数十万言，不谓博洽若此，且事尤俊爽可喜，録之（史称植经籍未尝去手，世以敏捷类以为不读书者，故余特详焉）
学问在赋中最为本色，故屈、宋、司马、班、张皆冠古今，以其繁硕也，而入诗最易误人，古今惟老杜能耳。宋人不以学为赋而为诗，六朝不以学为赋而为文，故皆失之。然赋中又自有本色
译文人以博学雅正闻名古今，没有超过刘氏家族的。大概每个时代都不缺乏这样的人。记录其中特别杰出的：汉代的刘向、刘歆，魏代的刘劭，晋代的刘沈、刘实，宋代的刘瓛、刘琎、刘湛，齐代的刘虬，梁代的刘显、刘逖、刘峻、刘杳、刘敲、刘吁、刘霁、刘祥、刘昭、刘绳、刘臻、刘谅、刘之遴，北朝的刘芳、刘昼、刘兰、刘懋，隋代的刘焯、刘炫、刘善经，唐代的刘孝孙、刘知几、刘仁轨、刘允济、刘轲、刘邺、刘蜕，五代的刘希古，宋代的刘载、刘琦、刘易、刘敞、刘攽、刘恕、刘羲仲、刘弇、刘清之，元代的刘因、刘霖。此外像梁代的刘孝绰这样的诗文之士，一时同宗族七十多人，也是古今绝异，但博雅之名不显于二三，大概各自有天赋吧。六朝的文人大多沉迷于典籍，所以广博通达之士往往有名声。晋代有张华、郭璞，宋代有袁豹、陆澄，齐代有王摛、何宪，陈代有虞荔、姚察，魏代有崔浩、高允，北齐有邢劭、魏收，北周有庾信、王褒，隋代有刘炫、苏绰，都是其中著名的。其余的人晋齐尚多，陈代颇为寥寥，大都进入北朝了。
梁代自武帝好学，诸子文雅相继，所以博洽之士更多。任昉、沈约、江淹、顾协、僧孺、子野、孝绪、之遴、二周（弘正、弘襄）、二张（纉、绾）、诸刘（峻、显、杳、吁）、诸贺（玚、琛）肩摩毂接，一时争胜，大概是古今罕见的。此外，淹通经术的，又有十数人。兴盛啊（六代经学在梁代最盛，因为武帝究心儒术的缘故）。
魏兴和二年，派遣崔敏、阳休之来聘问。崔敏，字长谦，清河武城人，博学善文，当朝第一，与太原王延业齐名。加上天文、历律、医方、药品、卜论，到达后，皇帝选拔十位高僧，连同百官与他谈论，多被崔敏折服。四位公卿进言说：“崔敏学问疏浅，不足以劳烦圣上，臣愿与他较量，必死无疑。”皇帝听从了。起初，江东论学，有十二沙门论，以条理疏证考核；有中观论，以乘寄萧然，言名理者宗仰其术。北朝有如实论，质定宗礼；有回诤论，借机破义。崔敏总括南北二业，都精通。又僧人所专，只在释氏，若儒与道，蔽于未闻。崔敏兼通三教，擅名，颇有自得之色。那位公卿曾在五天竺国，以梵语精理问论中分别论、大无畏论、因明论，都穷理尽妙。那天，那位公卿与崔敏谈论至苦：三光、四气、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风云、气候、金丹、玉液、药性、针道、六性、五蕴、阴阳、历数、韬略、机权、飞伏、孤虚、鬼神、情状，始自经史，终于老释，凡十余日，辩扬六艺、百氏，与崔敏互为主客，立谈绝倒，观者莫不忘归。然而崔敏词气沮于那位公卿，不自得，带病北归，未到达而卒。按崔敏的学业，总兼三教，咸极其精，大概是古今所未有，虽广记未足深信，要不为尽诬也（南北史儒林传悉不录，敏因记此）。
自昔博学而擅文辞者，公孙侨、左丘明、东方朔、司马迁、刘向、扬雄、曹植、王勃、杜甫、韩愈，十数人耳。陆澄、李善辈，咸负书簏之讥，与作者几绝辔矣。汉桓谭、蔡邕，魏王粲、刘桢，晋郭璞、张华，梁任昉、沈约，齐邢邵、魏收，周庾信、刘炫，隋许善心、李德林，唐虞世南、许敬宗，五代徐铉、徐锴，宋刘攽，南渡洪迈、尤袤，元虞集、吴莱，参之前人，盖其次也。
《魏略》云：颍川邯郸淳，博学有才。章太祖常遣诣临菑侯植。植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鍜，跳丸，击劔，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诗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抗者。及暮，淳还，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按植本传，但称少能诵文赋数十万言，不谓博洽若此，且事尤俊爽可喜，录之（史称植经籍未尝去手，世以敏捷类以为不读书者，故余特详焉）。
学问在赋中最为本色，故屈、宋、司马、班、张皆冠古今，以其繁硕也，而入诗最易误人，古今惟老杜能耳。宋人不以学为赋而为诗，六朝不以学为赋而为文，故皆失之。然赋中又自有本色。
陆澄著书，力殚于经年，文为学困也。任昉属辞，才尽于晩岁，诗为学困也。束晳、刘昼作赋，并见讥艺士，蹭蹬词场，是又禀赋所拘，非必学问之累。
王俭，何宪齐之博者也？而毎屈于陆澄。沈约、任昉，梁之博者也？而恒咨于刘杳。此专门之说也。至茂先得竹简以问广微，世南谈姓谱而畏李守。乃一日之偶长，或一曲之偏至。执此以言，张不如束，李可并虞？岂笃论哉！
齐之有陆澄，梁之有刘峻也，铁中铮铮矣。然澄为左丞，坐以纠劾免官。澄上章自理，诏内外详核。褚彦回检宋兴以来类例甚众，竟以肤见謏闻，白衣领秩。峻作《山栖志》序，以黄初平为雨师，盖坐赤松子误耳。则刘于往事有所未详，而陆于近典愦愦甚矣。博古通今，儒名岂易称哉？
子产、台骀、中垒、贰负、窦攸、鼮鼠、敬叔、彭矦、元逊、傒囊、贾逵、神雀、张华、海鳬、沈括、天禄，虽覩记殊常，而简籍具在，按图即事，往往足征，多繇人不能读，不能详耳。苐非洞彻心胷，安得逢原？左右三冬万卷，良不可诬。至东方命酒，怪哉！灭诸葛、伐薪、元绪烹，未必尽属见闻，要当得诸触类。若夫敬宗奸徒，赞寜诡释，间操一得，曷槩他长？叚成式报时铁，不明出自何书，亦难信也。
曹冲刻舟以称巨象，悬镜以舞山鸡，此类皆性识所锺，靡闗学习，可名夙慧，不属多闻。
茂先燔枯木，班狸现形；元逊伐老桑，巨龟溃体。二事絶类四妖，语同或有一讹，非必皆实。余谓狸既博识，龟亦灵明，张葛爱才，何至相苦，遂令二木并丧天年，惜哉！漫书发读者一笑（括地志载：陈仓人猎得兽似彘，遇二童子，名之曰蝹，亦名二童曰陈宝，与此颇同）
杨修、黄绢、李彪、金钟，虽捷冠一时，而义非玄妙；至贾渊之辩，墟墓；束晳之诵，古文，则又无假思维，但凭考质而已。惟郑钦悦推绎铭记，异哉！渊思睿测，一至是乎？考之当时，任昉、沈约、刘杳诸人，世称博洽，积数十年不觧何语，而郑以顷刻征之，眞古今絶识也。
天寳中，商洛隐者任升之贻右补阙郑钦悦书曰：「升之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初任南阳王帐下，于钟山悬岸圯圹之中得古铭，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锺，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虽剥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后纔堕而获，即梁武大同四年。数日遇盂兰大会，从驾同泰寺録示史官姚■〈巬，言代夫〉并诸学官详议数月，无能知者。筐笥之内遗文尚在，足下学乃生知，前贤不及，近古未闻。愿采其旨要，着之遗简，以成先志，深所望焉。」数日，钦悦即复书曰：「使至，忽辱简翰，属在途路，无所披求。据鞍运思，颇有所得。发圹者未知谁氏之子，卜宅者实为絶代之贤。藏往知来，有若指掌。契终论始，不差锱铢也。谨稽诸歴术，测以微词，试一探言，庶会微旨。当梁武帝大同四年，岁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黄锺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从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汉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岁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于钟山也。七中己，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堕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浃辰十二也。从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总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毎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浃辰交也。二九为十八，重三为六，末言四百，则六为千，十八为万可知。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计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说年月日数耳。据年则五百一十一，会于甸服黄锺；言月则六千三百一十二，会于六千三百浃辰交；论日则一十八万六千四百，会于二九重三四百圯。从三上庚至于七中己，据歴计之，无所差也。所言年岁月日，但差一数，则不相。」照会原卜者之意，当待仆言之。吾子之问，契使然也。从吏已乆，艺业荒芜，古人之意，复难
译陆澄著书，耗费精力长达多年，这是因为文章被学问所困。任昉写文章，晚年才思枯竭，这是因为诗歌被学问所困。束晳、刘昼作赋，都受到文人的讥讽，在文坛上坎坷不顺，这又是天赋所局限，不一定是学问的拖累。
王俭、何宪是齐朝博学的人吗？却常常被陆澄折服。沈约、任昉是梁朝博学的人吗？却经常向刘杳请教。这是专门之学的说法。至于张华拿着竹简去问广微，虞世南谈论姓氏谱系却畏惧李守。这是一时的偶然长处，或是某一方面的偏至。拿着这些来说，张华不如束晳，李守可以比肩虞世南吗？这难道是确切的论断吗！
齐朝有陆澄，梁朝有刘峻，都是铁中铮铮有声的人。然而陆澄担任左丞，因为纠劾别人而被免官。陆澄上章为自己辩白，诏令内外官员详细核查。褚彦回查考宋朝兴起以来的类似案例很多，最终陆澄因为见识肤浅、听闻琐碎，以白衣身份领取俸禄。刘峻作《山栖志》序，把黄初平当作雨师，大概是误把赤松子当作雨师了。那么刘峻对往事有所不详，而陆澄对近代的典籍糊涂得很了。博古通今，儒者的名声难道容易称许吗？
子产、台骀、中垒、贰负、窦攸、鼮鼠、敬叔、彭矦、元逊、傒囊、贾逵、神雀、张华、海鳬、沈括、天禄，虽然记载奇异，但简册典籍都在，按照图录就能查证，往往足以证明，大多是因为人们不能阅读，不能详究罢了。如果不是内心透彻明白，怎么能触类旁通？身边有三年万卷书，确实不可欺骗。至于东方朔命令酒，奇怪啊！消灭诸葛亮、砍柴、元绪烹煮，未必全属于见闻，应当是触类旁通得来的。至于敬宗的奸徒，赞寜的诡辩僧，偶尔有一点心得，怎能概括其他长处？段成式说报时铁，不知道出自什么书，也难以相信。
曹冲刻舟来称量巨象，悬挂镜子来让山鸡起舞，这类都是天性识见所钟爱，与学习无关，可以称为早慧，不属于多闻。
张华焚烧枯木，斑狸现形；元逊砍伐老桑树，巨龟溃体。这两件事极像四种妖怪，言语相同或许有一处错误，不一定都是事实。我认为斑狸既然博学，巨龟也灵明，张华、葛洪爱惜人才，何至于互相折磨，致使两棵树都丧失天年，可惜啊！随意书写让读者一笑（《括地志》记载：陈仓人打猎得到一只像猪的野兽，遇到两个童子，名叫蝹，也叫两个童子为陈宝，与此颇为相似）
杨修、黄绢、李彪、金钟，虽然敏捷冠绝一时，但意义并非玄妙；至于贾渊辩论墟墓，束晳诵读古文，则又不假思索，只凭考证而已。只有郑钦悦推演铭记，真奇怪啊！深思睿测，竟然达到这种地步吗？考察当时，任昉、沈约、刘杳等人，世称博洽，积累几十年不知道什么话，而郑钦悦顷刻间就征引出来，真是古今绝识。
天宝年间，商洛隐士任升之给右补阙郑钦悦写信说：“升之五代祖先在梁朝做官，担任太常。起初在南阳王帐下，在钟山悬崖倒塌的墓穴中得到古铭文，不写姓氏，小篆文说：‘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锺，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字虽然剥落，仍然分明。大雨之后才倒塌而获得，就是梁武帝大同四年。几天后遇到盂兰大会，跟随皇帝到同泰寺记录给史官姚■〈巬，言代夫〉以及各位学官详细商议几个月，没有人能知道。箱子里遗留的文字还在，您学问天生知晓，前贤不及，近古未闻。希望您采纳其主旨，写在遗留的简册上，以完成先人的志向，深切期望。”几天后，郑钦悦就回信说：“使者到来，突然受到书信，恰好在路上，无处查阅。在马鞍上思考，颇有收获。发掘墓穴的人不知道是谁的儿子，选择宅地的人确实是绝代的贤人。藏往知来，如同指掌。契合终始，不差分毫。恭敬地考察历法，推测微词，尝试探求一言，希望能领会微旨。当梁武帝大同四年，岁次戊午。说甸服的是五百，黄锺的是十一。五百一十一年而倒塌。从大同四年向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到汉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年。三上庚，是三月上旬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到庚寅，是三月初葬在钟山。七中己，是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到己巳，是初倒塌的日子，这天己巳可知。浃辰是十二。从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总共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所以说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最后说四百，那么六是千，十八是万可知。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倒塌，计算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所以说二九重三四百圯。所说的，只是说年月日数罢了。根据年则是五百一十一，符合甸服黄锺；说月则是六千三百一十二，符合六千三百浃辰交；论日则是一十八万六千四百，符合二九重三四百圯。从三上庚到七中己，根据历法计算，没有差错。所说的年岁月日，只要差一个数，就不相符合。”照会原卜者的意思，应当等待我说话。您的提问，契合使然。做官已久，艺业荒芜，古人的意思，又难
逺测，足下更询能者，报焉。李吉甫曰：「钦悦精思通玄，盖僧一行所不逮。方升之贻书钦悦，适授驾于长乐驿，得铭而绎之，至三十里，释然而悟。所云据鞍运思，颇有所得者，此也。」按钦悦，旧唐书不载，新唐书特列于传，盖异其人，而知者特寡，故详着焉。
译远测，请您再询问有才能的人，将结果回报给我。李吉甫说：“钦悦精思通玄，大概是僧一行也比不上的。方升给钦悦写信，恰好我在长乐驿驾车，得到铭文并加以推究，走到三十里时，豁然开朗而领悟。所说的‘据鞍运思，颇有所得’，指的就是这个。”按：钦悦，《旧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特意为他立传，大概是认为他与众不同，而了解他的人特别少，所以详细记载他。
酉阳杂俎》云：贾耽在滑州，境内大旱，秋稼甚损，因召大将二人，谓曰：“君可辱为健步，乙日当有两骑，衣惨绯，经市出城，可踪之，识其所灭处。”二将乃裹粮，衣皂行，寻之一如贾言，映大冡而灭，遂垒石标识而返。贾大喜，令军健偕往发之，得粟数十万。又《芝田録》云：贾相公耽退归，急召上东门卒至，戒之曰：“明日午有异色人入门，必痛击之，死无妨。”门卒禀命，至午果有二尼自东百步相序而至，施朱傅粉如倡人妇，其内服殷红，下饰亦红。卒计尼髠未之有也，因以挝痛击之，伤脑流血，返走疾如奔马，旋击之，又伤其足，狼籍毁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树，更无踪焉。门卒报耽，具述。耽曰：“死否？”对：“伤脑折足，痛楚殆极，但不死而失所在，无可寻之。”耽叹曰：“然不免有小灾矣。”翌日，东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又耽见一病者，谓：“惟饮黄龙浴水可愈。”卒如其言。亦见《太平广记》。唐三百年，惟耽博识可方东方朔、张茂先，而世絶无知者。传但称耽入相与王叔文、韦执谊不合，罢略，不言其博物。因丛辑其说于此。又一小说载：耽好地理学，毎外夷入朝，輙延致访其山川土俗，歴三十年，所得备尽，因撰次为《华夷图》。夫小说诚不足尽信，而说者辐辏如斯，岂皆妄幻哉？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二
●华阳博议下
（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十三）
汉尚经术，故学问之士在经术；唐尚词章，故学问之士在词章。六朝兼斯二者，而皆弗如也，而名物之学兴焉。两宋兼斯三者，而皆弗屑也，而义理之学出焉。世之变也，亦足观矣。
两汉以迄六朝，所称博洽之士，于术数方技，靡不淹通。如东方、中垒、平子、景纯、崔敏、崔浩、刘焯、刘炫之属，凡三辰七曜、四气五行、九章六律，皆穷极奥眇。彼以为学问中一事也。唐宋以还，词章学盛，此道顿微。王子安、刘原父诸子，稍能旁及，余遂寥寥。盖技术虽非学问所急，其业之难精，殆有甚者。信古人未易及也。
古人之学有中絶弗传者，谱牒是也。其学六朝最盛，如王弘日对千宾，不犯一讳。梁武书成千卷，仅纪数朝。至唐李守林、宝皆擅业，专门老宿，师儒莫敢与抗。五代以还，不崇门阀，谱牒之学遂絶不传。宋惟郑樵、罗泌号能究心，然率搜罗辽邈，増益见闻而已，非专门擅业者比也（郑以员半千为六朝大谬，员唐人，其父慕伍员之忠，遂易此姓，见本传中）
凡谱系之学，昉于汉，衍于晋，盛于齐，极于梁，唐稍左矣。其学故不乏也。郑氏《通志》谱系凡六种，一百七十部。端临《通考》存者不过数家。胜国以还，殆絶。此门阀之变，亦古今兴废一大端也。
汉之为经者，仲舒、康成；为史者，马迁、中垒；为子者，子云；淮南为赋者，孟坚、平子。无非博极之士。六朝尚浮夸，故博之名在张、王、刘、陆诸子，然玩物之意胜矣。三唐尚藻绘，故博之名在王、杨、杜、韩诸子，然修词之意胜矣。
汉以前，其人其学实；唐以后，其人其学虚。汉以前，学者务博之实，而忘其名；唐以后，学者先博之名，而后其实。此古今大较也。至瓌伟絶特不羣之士，则代各有之矣。
退之云：「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似不屑屑兹途者。」乃唐之韵学，韩独为冠。又屡以竒字取称，何也？欧、苏虽不以学显然，欧于诗，苏于书、易，皆有传注，世共推之，亦前代文人所无。介甫、元晦，自是学士，不得以所长没之（韩韵学见呉棫《韵补）
古今博洽之士有称府者（傅昭、刘显俱称学府）有称库者（杜预号武库，房晖逺号五经库，谷那律号九经库）有称厨者（王俭称陆澄书厨，陈济号两脚书厨）有称簏者（李善、又傅廸）有称笥者（许懋号经史笥，任昉号五经笥）有称箧者（柳璨号柳箧子）有称神者（郑康成号经神）有称师者（曹曽弟子称曽曰曹师，为立祠）有称圣者（刘臻精汉书，称汉圣）有称癖者（杜预）有称淫者（皇甫谧、刘峻俱号书淫）
译《酉阳杂俎》记载：贾耽在滑州任职时，境内遭遇大旱，秋季庄稼受损严重。于是召来两位大将，对他们说：“你们肯屈尊充当快腿，乙日当天会有两名骑马的人，穿着深红色的衣服，穿过集市出城，你们可以跟踪他们，记住他们消失的地方。”两位将领于是带上干粮，穿着黑色衣服出发，寻找的结果正如贾耽所说，两人在一座大坟旁消失了，于是堆起石头做标记后返回。贾耽非常高兴，命令士兵一同前往挖掘，得到了数十万石粮食。
又《芝田录》记载：贾耽退隐回家后，急忙召来上东门的守卫，告诫他说：“明天中午会有神色异常的人进入城门，一定要狠狠地打他，打死也无妨。”门卫领命，到了中午果然有两个尼姑从东边相隔百步依次走来，涂脂抹粉像娼妓妇人，里面的衣服是殷红色，下身的装饰也是红色。门卫心想尼姑剃度后没有头发，于是用棍棒狠狠地打她们，打伤了头部流血，她们转身逃跑快如奔马，又追上去打，又伤了脚，狼狈不堪，衣服破损，跑过百步以上，落入草丛遮蔽在树后，再也找不到踪迹了。门卫向贾耽报告，详细叙述了经过。贾耽问：“死了吗？”回答说：“伤头断脚，痛苦到了极点，但没有死而且失去了踪迹，无法寻找。”贾耽叹息说：“这样难免会有小灾祸了。”第二天，东市报告失火，蔓延了上千家。
又贾耽见到一个病人，说：“只有喝黄龙浴的水才能痊愈。”病人照他说的做了。这也见于《太平广记》。唐朝三百年，只有贾耽学识渊博可以比得上东方朔、张茂先，而世上没有了解他的人。传记只称贾耽入相与王叔文、韦执谊不合，罢免略过，不提及他博学多识。因此在这里汇集他的事迹。又有一部小说记载：贾耽喜好地理学，每当外族入朝，就招来询问他们的山川风土习俗，历经三十年，所得资料完备详尽，于是编撰成《华夷图》。小说确实不能完全相信，但说法如此众多，难道都是虚妄幻灭的吗？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二
华阳博议下
（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十三）
汉朝崇尚经术，所以有学问的人在经术方面；唐朝崇尚词章，所以有学问的人在词章方面。六朝兼有这两者，但都不如汉朝和唐朝，于是名物之学兴盛起来。两宋兼有这三者，但都不屑一顾，于是义理之学出现。世道的变迁，也值得观察啊。
两汉直到六朝，所称道的博学之士，对于术数方技，没有不精通的。如东方朔、刘向、张衡、郭璞、崔敏、崔浩、刘焯、刘炫等人，凡是三辰七曜、四气五行、九章六律，都穷尽深奥微妙。他们认为这是学问中的一件事。唐宋以来，词章学兴盛，这门学问顿时衰微。王子安、刘原父等人，稍微能旁涉，其余就寥寥无几了。大概技术虽然不是学问所急需的，但其学业难以精通，恐怕更甚。相信古人是不容易赶上的。
古人的学问中有断绝没有传承的，谱牒之学就是。这门学问在六朝最兴盛，如王弘每天面对千位宾客，不犯一个忌讳。梁武帝书写成千卷，仅仅记载几朝。到了唐朝李守林、李宝都擅长此业，专门的老前辈，老师儒生不敢与他们抗衡。五代以来，不崇尚门阀，谱牒之学于是断绝没有传承。宋朝只有郑樵、罗泌号称能用心研究，但大都是搜罗遥远，增加见闻而已，不能与专门擅长此业的人相比（郑樵认为员半千是六朝人大错特错，员半千是唐人，他的父亲仰慕伍员的忠诚，于是改了这个姓，见本传中）。
凡是谱系之学，始于汉朝，发展于晋朝，兴盛于齐朝，极盛于梁朝，唐朝稍微偏左了。这门学问本来不乏人。郑氏《通志》谱系共有六种，一百七十部。端临《通考》保存的不过几家。元朝以来，几乎断绝。这是门阀的变迁，也是古今兴废的一大端由。
汉朝做经学的，有董仲舒、郑玄；做史学的，有司马迁、刘向；做子学的，有扬雄；淮南王做赋的，有班固、张衡。没有不是博学至极的人。六朝崇尚浮夸，所以博学的名声在张华、王弼、刘勰、陆机等人，但玩物之意胜过了。三唐崇尚藻绘，所以博学的名声在王勃、杨炯、杜甫、韩愈等人，但修饰文辞之意胜过了。
汉朝以前，人和学问实在；唐朝以后，人和学问虚浮。汉朝以前，学者致力于博学的实质，而忘记名声；唐朝以后，学者先追求博学的名声，而后才是实质。这是古今的大概情况。至于瑰伟绝特不群之士，则每个时代都有。
韩愈说：“《尔雅》注释虫鱼，肯定不是磊落的人，似乎不屑于这条路。”然而唐朝的韵学，韩愈独自居冠。又屡次以奇字著称，为什么呢？欧阳修、苏轼虽然不以学问显赫，欧阳修在诗，苏轼在书、易，都有传注，世人共同推崇，也是前代文人所没有的。王安石、朱熹，自然是学士，不能以他们的长处淹没他们（韩愈韵学见吴棫《韵补》）。
古今博学之士有称为府的（傅昭、刘显都称为学府），有称为库的（杜预号武库，房晖远号五经库，谷那律号九经库），有称为厨的（王俭称陆澄书厨，陈济号两脚书厨），有称为簏的（李善、又傅廸），有称为笥的（许懋号经史笥，任昉号五经笥），有称为箧的（柳璨号柳箧子），有称为神的（郑康成号经神），有称为师的（曹曾弟子称曾为曹师，为他立祠），有称为圣的（刘臻精汉书，称汉圣），有称为癖的（杜预），有称为淫的（皇甫谧、刘峻都号书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