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宇文枢密虚中自资政殿大学士以本职签书枢密院事，自陈职名太高，于是除去“大”称，而直以学士为之。
国朝中书、宰相、参知政事多不过五员，两相则三参，三相则两参。咸平中，吕文穆、李文靖、向文简三相也，王文正、王文穆两参也。景▯间，吕文靖、王文正曾两相也，宋宣献绶、蔡文忠齐、盛文肃度三参也。至和中，文潞公、刘丞相、沆富文忠三相也，王文安尧臣、程康穆戡两参也。熙宁中，曾鲁公、陈秀公升之两相也，王荆公、韩康公、唐质肃三参也。
父子秉政国初至靖康元年凡十二家：王惠献子安简。吕文靖子惠穆、正献。石元懿子文定。陈给事子恭公。韩忠献子献肃、持国、庄敏。范文正、子忠宣、彝叟。曹武惠子武穆。蔡丞相子懋。蔡太师子攸。韩忠献子仪公。曾宣靖子令绰。王侍郎子忠简。吕文靖之老也，以司徒监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每有军国大事，与中书、门下、枢密院同议以闻。正献之老也，复以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曾令绰之为签书，宣靖犹康宁，遂就养东府。士林尤以二家为盛事。
兄弟秉政，国初至政和凡七家：陈文忠弟文惠。三韩。二吕。二范。吴正肃弟正宪。蔡太师弟元度。邓观文弟少保。
祖孙秉政，国初至绍兴凡四家：梁丞相适孙才甫。吕正献孙舜徒。富文忠孙季申。韩仪公孙似夫。
叔侄秉政，国初至大观凡三家：吕文穆侄文靖。胡文恭侄宗愈。林文节侄摅。
初置观文殿大学士也，诏自今非尝历宰相不除，著为令。宣和七年，先公自北门召为上清宝▯宫使，忽有此授，方引故事退避，会北鄙之警，有诏复留。明年，京师解严，复召为中书侍郎，遂拜相。时前告犹寄北京左藏库，渊圣遣中使取以赐先公。先公复力辞，曰：“臣今忝备宰辅，于此告受与不受未有损益，然所以终不敢当者，盖以除授之日犹未经历，其于彝制终有所妨，重失此名于天下也。傥听臣言，使中外闻之，知朝廷于祖宗法度，无有大小率循惟谨，顾不美乎？”上终不许，先公不得已受之。谢表略曰：知章两命之兼荣，足为盛事；张说大称之获免有愧前修。盖谓是也。
唐以宰相兼太清宫使。本朝祥符间亦以首相领玉清、昭应宫使，又置景灵宫、会灵祥源观使，以次相及枢密使次第领之，执政为副使，侍从为判官。天圣初，昭应宫灾，始罢辅臣、宫观等使名。政和中，诏天下咸建神霄、玉清、万寿宫，复置□宰相使相领之，执政为副使，侍从为判官。判官惟盛章尝以开封尹领之，它未尝命。而天下郡守皆兼管句，通判兼同管句。虽前二府领州亦如之，盖欲重其事也。
辅臣既罢领宫观使，其后惟以使相、节度、宣徽使为之，无所职掌，奉朝请而已。熙宁间，又有以使居外者：王荆公以使相领集禧观使居金陵，张文定公以宣徽南院使领西太一宫使居睢阳之类，皆优礼也。元▯间，梁左丞焘罢政事，除资政殿学士，特创同醴泉观使之名以命之。梁公言故事无以学士领宫观使者，且同使之名前所未有，力辞不受。然自是，前二府往往以学士直为宫观使，而同使之名不复除矣。
故事：非宰相不为仆射，虽枢密使，必尝历宰相乃得之。天禧三年，南郊亲祠礼毕，辅臣咸进官。时丁晋公以吏部尚书参政事当迁，乃以检校太尉兼本官为枢密使，而端揆之尊不可得也。神宗即位覃恩时，王懿恪拱辰以端明、龙图两学士吏部尚书留守北京当迁，乃以为太子少保，而两学士如故。官制行，仆射为特进。崇宁间，许冲元太尉始以中书侍郎为之，其后踵之。郑太宰、邓少保皆以知枢密院为之，薛肇明以门下侍郎为之。靖康初复祖宗法度时，薛独存，因改授金紫光禄大夫。
王钅至言周世宗既定三关，遇疾而还。至澶渊，迟留不行，虽宰辅近臣问疾者，皆莫得见，中外忄匈惧。时张永德为澶州节度使，永德尚周太祖之女，以亲故独得至卧内，于是群臣
译枢密使宇文虚中从资政殿大学士以原职兼任签书枢密院事，他自陈官职名称太高，于是去掉“大”字，直接以学士身份担任。
本朝中书、宰相、参知政事大多不超过五人，两位宰相则配三位参知政事，三位宰相则配两位参知政事。咸平年间，吕文穆、李文靖、向文简是三位宰相，王文正、王文穆是两位参知政事。景年间，吕文靖、王文正是两位宰相，宋宣献绶、蔡文忠齐、盛文肃度是三位参知政事。至和年间，文潞公、刘丞相、沆富文忠是三位宰相，王文安尧臣、程康穆戡是两位参知政事。熙宁年间，曾鲁公、陈秀公升之是两位宰相，王荆公、韩康公、唐质肃是三位参知政事。
父子共同执政，从建国初到靖康元年共有十二家：王惠献之子王安简。吕文靖之子吕惠穆、吕正献。石元懿之子石文定。陈给事之子陈恭公。韩忠献之子韩献肃、韩持国、韩庄敏。范文正之子范忠宣、范彝叟。曹武惠之子曹武穆。蔡丞相之子蔡懋。蔡太师之子蔡攸。韩忠献之子韩仪公。曾宣靖之子曾令绰。王侍郎之子王忠简。吕文靖年老时，以司徒身份监修国史，兼任译经润文使，每当有军国大事，都与中书、门下、枢密院共同商议后上报。吕正献年老时，又以司空身份同平章军国事。曾令绰担任签书枢密院事时，曾宣靖依然健康安宁，于是曾令绰就在东府侍奉供养。士林中尤其将这两家视为盛事。
兄弟共同执政，从建国初到政和年间共有七家：陈文忠之弟陈文惠。三韩氏。二吕氏。二范氏。吴正肃之弟吴正宪。蔡太师之弟蔡元度。邓观文之弟邓少保。
祖孙共同执政，从建国初到绍兴年间共有四家：梁丞相适之孙梁才甫。吕正献之孙吕舜徒。富文忠之孙富季申。韩仪公之孙韩似夫。
叔侄共同执政，从建国初到大观年间共有三家：吕文穆之侄吕文靖。胡文恭之侄胡宗愈。林文节之侄林摅。
当初设置观文殿大学士时，诏令规定从此非曾任宰相者不得授此职，定为法令。宣和七年，家父从北门被召为上清宝宫使，忽然授予此职，家父正援引旧例推辞回避，恰逢北方边境警报，有诏令再次挽留。第二年，京师解除戒严，家父又被召为中书侍郎，于是拜相。当时之前的告身还寄存在北京左藏库，宋钦宗派遣中使取来赐给家父。家父再次极力推辞，说：“臣如今忝列宰辅，对于这告身受与不受并无损益，然而始终不敢接受的原因，是因为在授职之日尚未经历宰相之任，对于常制终究有所妨碍，从而在天下人面前重失此名。如果听从臣的话，让内外听闻，知道朝廷对于祖宗法度，无论大小都遵循谨慎，难道不美好吗？”皇上最终不允许，家父不得已才接受。谢表略说：知道章奏两次任命兼得荣耀，足以成为盛事；张说获免大称，对此感到愧对前代贤修。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唐代以宰相兼任太清宫使。本朝祥符年间也以首相兼任玉清、昭应宫使，又设置景灵宫、会灵祥源观使，由次相及枢密使依次兼任，执政官为副使，侍从官为判官。天圣初年，昭应宫发生火灾，才开始罢免辅臣兼任宫观使的名号。政和年间，诏令天下都建立神霄、玉清、万寿宫，再次设置宰相使相兼任，执政官为副使，侍从官为判官。判官只有盛章曾以开封尹兼任，其他未曾任命。而天下郡守都兼管勾，通判兼同管勾。即使前二府官员领州也如此，大概是想要重视此事。
辅臣既然罢免兼任宫观使，此后只有以使相、节度使、宣徽使担任，没有实际职掌，只是奉朝请而已。熙宁年间，又有以宫观使居外地的：王荆公以使相兼任集禧观使居金陵，张文定公以宣徽南院使兼任西太一宫使居睢阳之类，都是优厚的礼遇。元年间，梁左丞焘罢免政事，授资政殿学士，特别创设同醴泉观使的名号来任命他。梁公说旧例没有以学士兼任宫观使的，况且同使的名号前所未有，极力推辞不接受。然而从此，前二府官员往往以学士直接担任宫观使，而同使的名号不再授任了。
旧例：非宰相不担任仆射，即使是枢密使，也必须曾任宰相才能担任。天禧三年，南郊亲祠礼毕，辅臣都晋升官职。当时丁晋公以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应当升迁，于是以检校太尉兼本官担任枢密使，而端揆的尊位却得不到。神宗即位施恩时，王懿恪拱辰以端明、龙图两学士吏部尚书留守北京应当升迁，于是任命为太子少保，而两学士如故。官制实行后，仆射为特进。崇宁年间，许冲元太尉开始以中书侍郎担任，其后沿袭。郑太宰、邓少保都以知枢密院担任，薛肇明以门下侍郎担任。靖康初年恢复祖宗法度时，只有薛肇明还在，于是改授金紫光禄大夫。
王钅至言周世宗平定三关后，遇病返回。到了澶渊，滞留不前行，即使是宰辅近臣问病的，都不能见到，内外恐惧。当时张永德为澶州节度使，永德尚周太祖之女，因为亲属关系独自得以进入卧内，于是群臣
因永德言曰：“天下未定，根本空虚，四方诸侯惟幸京师之有变，今澶、汴相去甚迩，不速归以安人情，顾惮朝夕之劳而迟回于此，如有不可讳，奈宗庙何？”永德然之。承间为世宗言，如群臣旨。世宗问曰：“谁使汝为此言？”永德对群臣之意皆愿如此。世宗熟视久之，叹曰：“吾固知汝必为人所教，独不喻吾意哉！然吾观汝之穷薄，恶足当此。”即日趣驾归京师。呜呼！天命方有所属，固非人谋之所能间也。
译于是向永德说道：“天下尚未平定，朝廷根基空虚，各地的诸侯只盼着京城发生变故。如今澶州与汴京相距很近，如果不迅速返回以安定人心，反而畏惧早晚的辛劳而在此迟疑徘徊，万一发生不幸，那宗庙社稷该怎么办？”永德认为他说得对。永德趁世宗空闲时，按照群臣的意思向世宗进言。世宗问道：“是谁让你说这些话的？”永德回答说这是群臣的共同意愿。世宗注视他很久，感叹道：“我本来就知道你一定是受人指使，难道不明白我的意思吗！然而我看你处境困窘、地位卑微，哪里配得上承担这样的重任。”当天就催促车驾返回京城。唉！天命既然已经有所归属，本来就不是人的谋算所能离间的。
五代之乱，天下无复学校。皇朝受命，方削平四方，故于庠序之事亦未暇及。宋城富人曹诚者，独首捐私钱建书院城中。前庙、后堂，旁列斋舍，凡百余区。既成，邀楚丘戚先生主之。先生名同文，生唐天▯中，历五代入本朝，皆不仕，以文学行义为学者师。及是四方之士争趋之，曹氏益复买田、市书以待来者。先生乃制为学规：凡课试、讲肄、劝督、惩赏莫不有法，宁亲归沐与亲戚还往莫不有时，而皆曲尽人情，故士尤乐从焉。由此，书院日以浸盛。事闻京师，有诏赐名应天府书院。先生没，门人私谥为正素先生。其子纶复以儒学显，历事太宗、真宗两朝，官至枢密直学士。先生之规后传于时，及建太学，诏取以参定学制，予幼时犹及见之。书院，即今之国子监也。
唐节度使初皆领一道，故以本道为名，若河西、河南、剑南、关内之类是也。厥后分镇浸多，所领不能尽有一道，则以其地为名，若安西、朔方、渭北、陇右之类是也。又有合数州以为名者，若魏博、淄青、泽潞、徐泗之类是也。或因其有功则赐军号以旌之，若振武、镇国、天雄、定难之类，不可悉数。由五代以还至于国朝，所锡益多，凡曰节镇皆曰某军某军，而孟州曰河阳三城，襄阳府曰山南东道，太原府曰河东，凤翔府曰凤翔，扬州曰淮南，江陵府曰荆南，成都府曰剑南西川，潼川府曰剑南东川，兴元府曰山南西道，总九州府，独因旧以为名，亦出于偶然。本不以地望有所轻重，然凡建节者反以是数州为重，非亲王尊属与勋望重臣莫或得之。故韩魏公以司徒领淮南，曾鲁公以司空领河阳三城，文潞公以太师领河东，皆以为重也。
唐之方镇得专制一方，甲兵、钱谷、生杀、予夺皆属焉，权任之重自宰相之外它官盖无与比，故其始拜也，降麻告廷与宰相同，而赐节铸印之礼又为特异，诚以其任重故宠之。本朝既削方镇之权，节度使不必赴镇，但为武官之秩，间以宠文臣之勋旧，内则为宫观使，外则别领州府而已。至宗室戚里又止于奉朝请，无复职掌，而告廷、赐节、铸印之礼犹踵故事。至于今，循之不革。诸路经略安抚使，虽非唐方镇之比，然亦大将之任也，而命之与列郡守臣略等。间命宣抚使，盖古之元帅也，直以敕授，尤为失之。
国初节度使犹有赴治所者，谓之“归镇”，以为异礼。仁宗朝，夏郑公以平章事领三城节为西京留守，以洛阳地当孔道，日有将迎之劳，表请“归镇”，略曰：凡叨建节之行，颇以“归镇”为重。盖谓是也。
苏子容丞相始为南都从事时，杜正献公方致仕居南都，见苏公，大器之，为道其平生出处本末甚详，曰：“子异时所至亦如老夫，愿勉旃自爱。”苏公唯唯谢之。先是正献公既罢政出知兖州，未几请老，遂以太子少师致仕，复三迁为太师而薨，享年八十。其后苏公更践中外，其先后早晚多与杜公相似。至免相也。亦出知扬州，未几请老，复召为中太一宫使，请不已，乃以太子少师致仕，迁太保而薨，享年八十有二，年寿官品又略同焉。又熙宁间，苏公以集贤院学士守杭州时，梁况之左丞方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钱唐，苏公一见异之，留连数日待遇甚厚。既别，复遣介至津亭手简问劳，且以一砚遗之曰：“石砚一枚，留为异日玉堂之用。”梁公莫喻其意，亦姑谢而留之，自尔南北不复相见，亦忘前事矣。元▯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将行而常所用砚误坠地碎，仓卒取他砚以行，既至则面授旨：尚书左丞苏某拜右仆射。梁公受命，退归玉堂，方杼思命词涉笔之际，视所携砚则顷年钱塘苏公所赠也，因恍然大惊。是夕，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会政事堂，语及之，苏公一笑而已。世谓贵人多识贵人，盖以谓阅人多而识之然。穷达寿夭则或有可知之理，而能纤悉如是二事者，殆不可测也。
刘器之待制对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谈至于终日，客意甚倦，或请去，辄不听，至
译五代时期天下大乱，全国不再有学校。宋朝承奉天命，正忙于削平四方割据势力，所以对兴办学校的事也来不及顾及。宋城有个富人叫曹诚，独自带头捐出私钱，在城中建立书院。前面是庙，后面是堂，旁边排列着斋舍，总共有一百多间房屋。建成后，邀请楚丘的戚先生主持书院。戚先生名同文，生于唐天祐年间，历经五代进入本朝，都不做官，凭借文学和道义成为学者们的老师。等到这时，各地的士人争相前往拜师，曹家又进一步购买田地、购置书籍来接待来者。戚先生于是制定了学规：凡是考核、讲习、劝勉督促、惩罚奖赏，没有不有法度的；即使是回家探亲、休假以及亲戚往来，也没有不有定时限的，而且都细致地合乎人情，所以士人尤其乐于遵从。因此，书院日益兴盛。事情传到京城，皇帝下诏赐名为应天府书院。戚先生去世后，门人私下谥号为正素先生。他的儿子戚纶又以儒学显赫，先后侍奉太宗、真宗两朝，官至枢密直学士。戚先生制定的学规后来流传于世，等到建立太学时，皇帝下诏选取它来参定学制，我小时候还曾见到过。书院，就是现在的国子监。
唐朝节度使起初都统领一道，所以用本道的名称命名，像河西、河南、剑南、关内之类就是这样。后来分设的镇逐渐增多，所统领的区域不能完整包含一道，就用当地的地名命名，像安西、朔方、渭北、陇右之类就是这样。又有合并几个州来命名的，像魏博、淄青、泽潞、徐泗之类就是这样。有的因为立下功劳就赐给军号来表彰，像振武、镇国、天雄、定难之类，不能全部列举。从五代以来直到本朝，所赐给的军号越来越多，凡是称为节镇的都叫某军某军，而孟州叫河阳三城，襄阳府叫山南东道，太原府叫河东，凤翔府叫凤翔，扬州叫淮南，江陵府叫荆南，成都府叫剑南西川，潼川府叫剑南东川，兴元府叫山南西道，总共九个州府，唯独沿用旧称命名，也是出于偶然。本来不是根据地望的轻重来区分的，然而凡是建立节镇的反而认为这几个州府重要，如果不是亲王尊属和有功勋威望的重臣，没有人能得到这些职位。所以韩魏公以司徒的身份统领淮南，曾鲁公以司空的身份统领河阳三城，文潞公以太师的身份统领河东，都认为这是重要的职位。
唐朝的方镇能够专断一方，军队、钱粮、生杀、予夺都归他们管辖，权力责任之重在宰相之外其他官员大概没有能相比的，所以他们初次拜官时，颁布诏书告知朝廷与宰相相同，而赐予符节、铸造印信的礼仪又特别不同，确实是认为他们责任重大所以宠信他们。本朝既然削弱了方镇的权力，节度使不必前往驻地，只是作为武官的等级，偶尔用来宠信文臣中的勋旧，在宫内则担任宫观使，在外则另外统领州府罢了。至于宗室和皇亲国戚则只限于参加朝会，不再有职掌，而颁布诏书告知朝廷、赐予符节、铸造印信的礼仪还沿袭旧例。直到今天，遵循旧制而不改变。各路经略安抚使，虽然不是唐朝方镇可比，但也是大将的职务，而任命他们与列郡的守臣大致相等。偶尔任命宣抚使，大概是古代的元帅，直接用敕书授予，尤其失当。
建国初期节度使还有前往治所的，称为“归镇”，作为特殊的礼遇。仁宗朝，夏郑公以平章事的身份统领三城节度使任西京留守，因为洛阳地处交通要道，每天有迎来送往的劳顿，上表请求“归镇”，大致说：凡是蒙受建立节度使的恩宠，很以“归镇”为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苏子容丞相起初在南都任职时，杜正献公刚退休住在南都，见到苏公，非常器重他，向他详细讲述自己平生出处始末，说：“你将来所达到的地位也会像我一样，希望你努力自爱。”苏公连连答应并感谢他。在此之前，正献公罢免政事出任兖州知州，不久请求退休，于是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又三次升迁为太师后去世，享年八十岁。后来苏公辗转任职于朝廷内外，他先后早晚的经历大多与杜公相似。到罢免宰相时，也出任扬州知州，不久请求退休，又召为中太一宫使，请求不停止，于是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升迁为太保后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年龄寿命和官职品级又大致相同。又在熙宁年间，苏公以集贤院学士的身份任杭州知州时，梁况之左丞正以朝官的身份任明州通判，赴任途中经过钱塘，苏公一见就认为他非凡，挽留他住了几天，待遇非常优厚。分别后，又派使者到渡口亲手写信问候慰劳，并且送给他一方砚台说：“石砚一方，留作日后在玉堂使用。”梁公不明白他的意思，也就暂且感谢并收下，从此南北不再相见，也忘记了前事。元祐六年，梁公在翰林院任职。一天晚上，宣召非常紧急，将要出发时常用的砚台误掉在地上摔碎了，匆忙中拿其他砚台带着走，到了之后当面接受旨意：尚书左丞苏某拜右仆射。梁公接受任命，退回到玉堂，正在构思起草诏书动笔之际，看所带的砚台正是当年钱塘苏公所赠的，于是恍然大悟大吃一惊。这天晚上，梁公也有左丞的任命。后来，在政事堂聚会，谈到这件事，苏公一笑而已。世人说贵人多识贵人，大概是认为阅人众多所以能识别。穷困显达、长寿短命或许有可以预知的道理，但能像这两件事这样细微详尽的，大概不可测度了。
刘器之待制面对客人大多沉默坐着，往往整天不交谈一句话，客人心里很疲倦，有时请求离去，总是不答应，直到
留之再三。有问之者，曰：“人能终日矜庄危坐而不欠伸欹侧者，盖百无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贵人也。”盖尝以其言验之，诚然。
译挽留他再三。有人问他，他说：“人能够整天庄重严肃地端坐而不打哈欠、不歪斜侧身的，大概一百个人中也难有一两个，能做到这一点的必定是尊贵的人。”我曾经用他的话去验证，确实如此。
韩康公、王荆公之拜相也，王岐公为翰林学士，被召命词。既授旨，神宗因出手札示之曰：“已除卿参知政事矣。”国朝以来，因命相而遂用草制学士补其处，如此者甚多，近岁亦时有之，世谓之“润笔执政”。
本朝节度使虽不赴镇，然亦别降敕书宣谕本镇军民。而为节度使者亦自给榜本镇，谓之布政榜。亲王，亦翰苑为之，近不复见矣。
元丰官制虽以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为三省长官，然未有为之者。元▯初，既召文潞公还朝，以其名位已崇，难所以处之者，时司马温公已拜左相，而右相韩玉汝适去位，宣仁后遂欲以潞公为右相。谋之温公，公曰：“文某历事累朝，年逾八十，且其再为相时臣犹为小官，今顾居其上不可。”因请自为右相而请以潞公为左相，宣仁复难之。于是用吕许公故事，以本官同平章军国重事，且诏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执政商量事，如遇有军国机要事即不限时，并令人预参决其余公事，只委仆射以下签书发遣。其后吕申公为右相，请退甚力，宣仁欲坚留之，顾怜其老，欲以为摄太保同平章军国事，手札以问范忠宣。忠宣以为摄字从来止施于祠祭，非所为官称，若别更一字，而使每至都堂不限时出，东府执政有议事，于便门过就之；若议事迟久，令堂厨具食，如此则事皆曲尽，称国家尊贤优老之意矣。宣仁复手札，谓以吕某德望欲使兼一保、傅官，务要外协人望实益劝讲，然其官去保、傅甚远，欲以为行太保事如何？忠宣复对曰：“谨按国朝典故，天禧中宰臣王旦元是太保平章事，以病乞退，加太尉侍中令。公著官是光禄大夫，职是右仆射，若以仆射加司空则与王旦相近，于典故不远。若欲有益，劝讲，则平章事乃是执政，自当十月一赴经筵，不必带‘行太保事’四字矣。”于是始定议云。
国朝宰相、枢密使必以侍郎以上为之，若官旧尊则守本官，官卑则躐迁侍郎。官制行，初相止除大中大夫，崇宁后必超进数官，政和以后至有径迁特进者。靖康初，吴少宰敏初相自中大夫躐迁银青光禄大夫，引故事自言，于是改大中大夫就职。
庆历间，贾文元为昭文相，陈恭公为集贤相。会久旱，引东汉策免三公故事自言。是时，吴正肃为参知政事，与文元不协，数争议上前及此。中丞高若讷以为大臣不肃，故雨不时若而。文元亦自请，故与正肃偕罢，而恭公进位昭文，犹申前请，乃降授给事中，而辅政如故。二参宋元宪自给事中降谏议，丁文简自工部侍郎降中书舍人，数月而复云。
国朝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必以谏议大夫为之，权御史中丞亦然。熙宁中，始有本官带待制权中丞者。官制后，初拜执政迁中大夫，而中丞不复迁官矣。
祖宗时，侍从官或被寄任，往往优进职名，不复计资望之浅深。庆历中，欧阳文忠公为知制诰才数月，出为河北都转运使，即拜龙图阁直学士。其有既命而以事不行者，则随亦改授他职，绍圣间犹如此。彭器资尚书自权吏部尚书授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辞行，乃改待制知江州。权尚书补外，正合得待制故也。
按欧阳文忠公《庆历制草》序曰：“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时已迫丞相出，故不得专一思虑工文字，以尽道天子难喻之意，而还诰命于三代之文。”又《刘原甫侍读墓志》称其文章尤敏赡。尝直紫徽阁，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将下直为之，立马却坐，一挥九制，凡数千言，文辞典雅，各得其体。由是言之，则是除目既下，必用是日草词，且不得从容下直而为之也。元▯初，林子中枢密除中书舍人，言者论其非，因及张邃明中书曰：“昨日闻主者督撰希告词甚急，意ロ之为谋，欲希早受命成其奸党也。”则命词之限，当元▯时已不得如前者之迫矣。翟公巽资政居政和间，词命独为一时之冠，然文思迟涩，尤恶人趣之。有趣之者，辄默志其旁，凡一趣则故迟一日，有迁延至旬余者，其后人稍闻之，
译韩康公、王荆公被任命为宰相时，王岐公担任翰林学士，受命起草诏书。刚接受旨意，神宗便拿出亲笔手札给他看，说：“已经任命你为参知政事了。”本朝以来，因为任命宰相而随即任用起草诏书的学士填补其空缺，像这样的情况很多，近年也时有发生，世人称之为“润笔执政”。
本朝节度使虽然不去镇守驻地，但也另外颁发敕书向本镇的军民宣谕。担任节度使的人也自己发布榜文给本镇，称为布政榜。亲王也是如此，由翰林院的人起草，近来不再见到了。
元丰年间实行官制，虽然以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作为三省长官，但没有人担任这些职位。元祐初年，朝廷召文潞公回朝，因为他名望地位已经很高，难以安排他的职位，当时司马温公已经拜为左相，而右相韩玉汝恰好离任，宣仁太后就想让文潞公担任右相。她向司马温公征求意见，温公说：“文某历经侍奉多朝，年纪超过八十，况且他再次担任宰相时我还是小官，现在反而位居他之上是不可以的。”于是请求自己担任右相，并请求让文潞公担任左相，宣仁太后仍觉得为难。于是沿用吕许公的先例，让文潞公以原官职同平章军国重事，并且下诏每月两次参加经筵，每六天入朝一次，顺便到都堂与执政商量事情，如果遇到军国机密要事就不限时间，并让人预先参与决断其余公事，只委托仆射以下官员签书发遣。后来吕申公担任右相，极力请求退职，宣仁太后想坚决挽留他，顾念他年老，想让他代理太保同平章军国事，用手札询问范忠宣。忠宣认为“摄”字历来只用于祠祭，不是官职名称，如果另换一个字，让他每次到都堂不限时间出席，东府执政有议事，他在便门经过时就去参加；如果议事时间长久，让堂厨准备饮食，这样事情就都考虑周全了，符合国家尊重贤者、优待老人的心意。宣仁太后又用手札说，因为吕某德行威望，想让他兼任一个保、傅官，务必要求对外协调人心期望，对内切实有益劝讲，但他的官职离保、傅很远，想让他代理太保事务怎么样？忠宣又回答说：“恭敬地查考本朝典故，天禧年间宰臣王旦原本是太保平章事，因病请求退职，加封太尉侍中令。吕公的官职是光禄大夫，职事是右仆射，如果用仆射加封司空，就与王旦相近，与典故不远。如果想要有益劝讲，那么平章事本身就是执政，自然应当每月一次参加经筵，不必带上‘行太保事’四个字了。”于是才定下这个议决。
本朝宰相、枢密使必须由侍郎以上官员担任，如果原官职尊贵就保留原官职，官职低微就越级升迁为侍郎。官制实行后，起初宰相只授予大中大夫，崇宁以后必定越级晋升数个官阶，政和以后甚至有直接升迁为特进的。靖康初年，吴少宰敏初次拜相，从中大夫越级升迁为银青光禄大夫，他引用旧例自己陈述，于是改为大中大夫就职。
庆历年间，贾文元担任昭文相，陈恭公担任集贤相。恰逢长期干旱，他们引用东汉策免三公的旧例自己陈述。这时，吴正肃担任参知政事，与贾文元不和，多次在皇帝面前争论此事。中丞高若讷认为大臣不严肃，所以雨水不按时降下。贾文元也自己请求退职，所以与吴正肃一起被罢免，而陈恭公晋升为昭文相，仍然重申之前的请求，于是降授为给事中，但辅佐朝政如故。两位参知政事宋元宪从给事中降为谏议大夫，丁文简从工部侍郎降为中书舍人，几个月后又恢复原职。
本朝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必定由谏议大夫担任，代理御史中丞也是如此。熙宁年间，才开始有以本官职带待制代理中丞的情况。官制之后，初次拜为执政升为中大夫，而中丞不再升迁官职了。
祖宗时代，侍从官员或被寄托重任，往往优厚地晋升职名，不再计较资历声望的深浅。庆历年间，欧阳文忠公担任知制诰才几个月，出任河北都转运使，就拜为龙图阁直学士。那些已经任命但因事未能成行的，随即改授其他职事，绍圣年间还像这样。彭器资尚书从代理吏部尚书授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辞别出行，于是改任待制知江州。代理尚书外放，正合适得到待制，所以如此。
查考欧阳文忠公《庆历制草》序言说：“除目下达，通常不一两个时辰就逼迫丞相发出，所以不能专心思考精心撰写文字，以尽表达天子难以言喻的心意，而将诰命恢复到三代的文风。”又在《刘原甫侍读墓志》中称赞他的文章尤其敏捷丰富。他曾经直紫徽阁，一天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刚要下班去起草，立马退坐，一挥而就九篇诏书，共数千字，文辞典雅，各自符合体制。由此说来，那么除目既已下达，必定要在当天起草诏词，而且不能从容下班去起草。元祐初年，林子中枢密除中书舍人，言官议论他的不对，因而涉及张邃明中书说：“昨天听说主管的人督促撰写希告词非常紧急，意思是口头谋划，想希图早日受命成就他的奸党。”那么起草诏词的期限，在元祐时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紧迫了。翟公巽资政居于政和年间，词命独为一时之冠，但文思迟缓涩滞，尤其讨厌别人催促。有人催促他，他就默默记在旁边，凡是一次催促就故意拖延一天，有拖延到十多天的，后来人们渐渐听说此事，
莫敢复趣矣。
帝者之女谓之“公主”，盖因汉氏之旧，历代循焉，未之有改也。政和间，始采周之王姬之称而改公主曰“帝姬”，郡主曰“宗姬”，县主曰“族姬”。议者谓姬盖周姓，犹齐女曰齐姜，宋女曰宋子，皆因其姓而系之国，不曰周姬而曰王姬者，盖别于同姓诸侯鲁姬、卫姬耳。国家赵氏，乃当曰帝赵，不得曰帝姬，若以姬为妇人之美称则尤不可。《汉书高五王传》：“诸姬生赵幽王友。”颜师古注曰：“诸姬，总言众妾之称。”又非所以称帝女也。命妇封号亦政和间所改，始因夫人之名，而凡谓之人。独孺人者，本称妇人之名，其它则见于书传者，皆通谓男子，至“硕人俣俣，执辔如组，有力如虎，又非所以为妇人之号也。小君之称稽据甚明，设欲多其等级者，莫若采魏晋间乡君、亭君之目而增之，则犹为有据也。公主之号建炎初已复之，予在司封，欲援此为例，并复命妇封号，而或者以谓非事之急，故止。
译没有人敢再趋向前去了。
皇帝的 daughters 称为“公主”，大概是沿袭汉朝的旧制，历代都遵循这一制度，未曾有过更改。政和年间，才开始采纳周代“王姬”的称呼，将公主改称为“帝姬”，郡主改称为“宗姬”，县主改称为“族姬”。议论的人说，“姬”本是周朝的姓氏，就像齐国的女子称为齐姜，宋国的女子称为宋子，都是依据其姓氏而冠以国号；不称“周姬”而称“王姬”，大概是为了区别于同姓的诸侯国如鲁姬、卫姬。我朝国姓为赵，应当称为“帝赵”，而不能称为“帝姬”；如果认为“姬”是妇女的美称，那就更加不可取了。《汉书·高五王传》记载：“诸姬生赵幽王友。”颜师古注释说：“诸姬，是总称众多妾室的称呼。”这又不是用来称呼皇帝女儿的。命妇的封号也是在政和年间更改的，起初依据“夫人”的名称，而凡是都称为“人”。唯独“孺人”这一称呼，原本就是妇女的名称，其他见于典籍的称呼，都是通用于男子的，至于“硕人俣俣，执辔如组，有力如虎”，这也不是用来作为妇女封号的。对小君的称呼考证依据非常明确，如果想要增加等级，不如采纳魏晋时期乡君、亭君的名目来加以增补，这样还算是有所依据。公主的称号在建炎初年已经恢复，我在司封任职时，想要援引这个例子，一并恢复命妇的封号，但有人议论说这不是紧急的事务，所以作罢了。
旧制：谏议大夫积十一转而至仆射，二府乃七转。及官制行，大中大夫七转至特进，而不分庶官与二府。元▯中始令正议光禄、银青光禄、金紫光禄大夫并置左右，分为二资，于是复十一转而至特进，绍圣以后因之不改。政和中增置通奉、正奉、宣奉三阶而罢分左右，止十转至特进，而庶官、二府并循此制。盖祖宗以来二府不磨勘，故每优迁。《绍兴新书》乃并二府有《磨勘法》，然亦未尝举行也。
石林公言吴中俚语：若等人易得久，▯人易得丑，虽鄙亦甚有理。
祖宗时，凡官仆射及使相以上领州府则称“判”。元符末，章仆射罢相，以特进守越州，止称“知”，盖谪也。宣和中，余太宰深以少傅、节度使守福州，复称“知”。靖康初，白太宰时中守寿春府、李太宰邦彦守邓州，始复故事称“判”。建炎中，吕仆射顾浩以使相守池、守潭、守临安，皆称“知”，赵丞相鼎官本特进再罢相，初以节度使守绍兴，后改本官守泉，皆称“知”。近岁孟郡王忠厚以使相守镇江亦称“知”，后改婺州。会高开府世则亦守温州，称“判”，而孟亦改判婺州云。
国朝翰林学士多以知制诰久次而称，以职闻者为之。刘原甫居外制最久，既誉望高一时，故士论咸以为宜充此选，而刘亦雅自负，以为当得之。然久▯尼不得进，逮出典两郡，还朝，复居旧职且十年矣，终不用。久之，复请外补，于是以翰林侍读学士知永兴军，颇怏怏，不自得。一日，顾官属曰：“诸君闻殿前，挥使郝质乎？已拜翰林学士矣。”或以为疑者，徐笑曰：“以今日之事准之，固当如此耳。”
国朝之制：食邑满万户乃封国公，惟见任宰相与官为三公者，则通计实封，满万便封国公。杜正献公既致仕，因郊祀当加恩，而食邑未满万户，特诏封祁国公，盖异礼也。其后遗表有曰：“非万户而忝赐履之封，自三少而席司成之重。”盖谓是云。
杨文公亿初入馆时年甚少，故事，初授馆职必以启事谢先达，时公启事有曰：“朝无绛灌，不妨贾谊之少年；坐有邹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时称之。
故事，臣僚封赠母、祖母不问生没，并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间，待制刘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尊称也。封母而别之，所以致别于其妇。既没，并祭于夫，若加之尊称，则是以尊临其夫也。以尊临夫，于名义疑若未正。”自是，始诏命妇追封并除去“太”字。逮《绍兴新书》，复仍旧制。晏尚书敦复领吏部，援刘待制之言申明，且引《汉文帝纪》：“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无得擅征捕。”注谓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复为列侯，仍得称太夫人，盖此义也。于是追封始不复称“太”云。按：帝者之祖母称太皇太后，既升▯，皆止称皇后，正此比也。
旧制：执政以上始服球文，带佩鱼；待从之臣止服遇仙带，世谓之“横金”。元丰官制，始诏六曹尚书、翰林学士并服遇仙带、佩鱼。故东坡《谢翰林学士表》曰：“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盖谓是也。然武臣节度使班翰林学士上、六曹尚书下，至今止“横金”。迨拜太尉，则球文、佩鱼，盖恩礼视执政故也。
元丰官制：侍从官给事中以上乃服金带，中书舍人以下皂带、佩鱼，与庶官等。大观间，始诏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待制皆许服红▯呈犀带、佩鱼。建炎间，复置权六曹侍郎，亦如之。
旧制：借服不佩鱼，故系衔止称“借紫”、“借绯”。政和中，王诏延康始建请借服皆佩鱼如赐者，从之。然差敕止仍旧云：可特差某职任，仍“借绯”或“借紫”而已。而其后系衔者多自称“借紫金鱼袋”，若“借绯鱼袋”，然终无所据也。
凡知州军、通判、提点刑狱、转运判官、知三京赤县，皆“借绯”；知州、提点刑狱自服绯者，仍“借紫”；转运使副、知节镇州虽不服绯，亦“借紫”，谓之“隔借”；自节镇转运副
译旧制规定：谏议大夫需累积十一次升迁才能升至仆射，而二府官员只需七次升迁。等到官制改革实施后，大中大夫七次升迁即可至特进，不再区分普通官员与二府官员。元〇年间，才开始命令正议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都设置左右之分，分为两种资历，于是又恢复为十一次升迁才能至特进，绍圣年间以后沿袭此制没有改变。政和年间增设通奉、正奉、宣奉三个阶位，并取消左右之分，只需十次升迁即可至特进，普通官员与二府官员都遵循这一制度。大概是因为自祖宗以来，二府官员不进行考课审核，所以每次升迁都格外优待。《绍兴新书》将二府官员纳入《磨勘法》，但也没有真正实行。
石林公说吴中的俗语：像等人容易得到长久，〇人容易得到丑陋，虽然粗俗但也很有道理。
祖宗时期，凡是官居仆射及使相以上职位，兼领州府事务的，都称“判”。元符末年，章仆射罢免宰相职务，以特进身份守越州，只称“知”，这大概是贬谪的缘故。宣和年间，余太宰深以少傅、节度使身份守福州，又改称“知”。靖康初年，白太宰时中守寿春府、李太宰邦彦守邓州，开始恢复旧例称“判”。建炎年间，吕仆射顾浩以使相身份守池州、守潭州、守临安，都称“知”，赵丞相鼎原本官职是特进，再次罢免宰相后，起初以节度使身份守绍兴，后来改以本官身份守泉州，都称“知”。近年孟郡王忠厚以使相身份守镇江也称“知”，后来改守婺州。恰逢高开府世则也守温州，称“判”，而孟郡王也改称判婺州。
本朝翰林学士大多由知制诰任职时间长久者担任，以职务闻名的人才能担任。刘原甫在外朝任职时间最长，既然声誉威望在当时很高，所以士人舆论都认为他应当充任此选，而刘原甫也一向自负，认为应当得到这个职位。然而长期〇阻不能晋升，等到出任两郡长官，回到朝廷，又担任旧职将近十年，始终没有被任用。过了很久，又请求外放任职，于是以翰林侍读学士身份知永兴军，心中颇感不快，不得意。一天，他对下属官员说：“各位听说殿前指挥使郝质了吗？已经拜为翰林学士了。”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他慢慢笑着说：“以今天的事情来推测，本来应当如此。”
本朝制度：食邑满万户才封为国公，只有现任宰相与官居三公者，则通算实封户数，满万户便封为国公。杜正献公已经退休，因为郊祀应当加恩，但食邑未满万户，特别下诏封为祁国公，这是特殊的礼遇。他后来的遗表中写道：“并非万户却愧受赐履之封，自三少之位而居司成之重任。”说的就是这件事。
杨文公亿刚入馆任职时年纪很轻，按旧例，初次授予馆职必须写启事感谢前辈，当时他的启事中有这样的话：“朝廷没有绛侯、灌婴那样的权臣，不妨碍贾谊这样的少年得志；座中有邹阳、枚乘那样的文士，也不妨害司马相如这样的后起之秀。”当时人们都称赞他。
旧例，臣僚封赠母亲、祖母，不论生死，都加“太”字，称为“太夫人、太君”。政和年间，待制刘安上建议说：“太”是事奉生者的尊称。封赠母亲而加以区别，是为了对其妻表示区别。既然去世，都祭祀于丈夫，如果加上尊称，那就是以尊位凌驾于丈夫之上。以尊位凌驾于丈夫之上，在名分义理上似乎不太正当。从此，开始下诏命妇追封都去掉“太”字。等到《绍兴新书》，又恢复旧制。晏尚书敦复掌管吏部，援引刘待制的话加以申明，并且引用《汉文帝纪》：“七年冬十月，命令列侯的太夫人、夫人不得擅自征捕。”注解说列侯的妻子称夫人，列侯死后，儿子继承为列侯，仍然可以称太夫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于是追封开始不再称“太”。按：皇帝的祖母称太皇太后，一旦升〇，都只称皇后，正是这个类比。
旧制：执政以上官员才开始服用球文带，佩戴鱼袋；侍从之臣只服用遇仙带，世人称为“横金”。元丰官制，开始下诏六曹尚书、翰林学士都服用遇仙带、佩戴鱼袋。所以东坡《谢翰林学士表》中说：“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说的就是这个。然而武臣节度使班次在翰林学士之上、六曹尚书之下，至今只“横金”。等到拜太尉，则服用球文带、佩戴鱼袋，大概是因为恩礼视同执政的缘故。
元丰官制：侍从官中给事中以上才服用金带，中书舍人以下服用皂带、佩戴鱼袋，与普通官员相同。大观年间，开始下诏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待制都允许服用红〇呈犀带、佩戴鱼袋。建炎年间，又设置权六曹侍郎，也如此。
旧制：借服不佩戴鱼袋，所以系衔只称“借紫”、“借绯”。政和年间，王诏延康开始建议借服都佩戴鱼袋如同赐服一样，朝廷听从了。然而差敕仍然沿袭旧例：可特差某职任，仍“借绯”或“借紫”而已。而后来的系衔者多自称“借紫金鱼袋”，或者“借绯鱼袋”，但最终没有依据。
凡是知州军、通判、提点刑狱、转运判官、知三京赤县，都“借绯”；知州、提点刑狱自己服用绯色者，仍“借紫”；转运使副、知节镇州虽然不穿绯色，也“借紫”，称为“隔借”；自节镇转运副
旧制：凡特赐绯，章服皆服涂金、宝瓶带三日。职事官唯侍御史初除则例赐绯，余非特恩未有赐者。
本朝封爵徒为虚名，户累数万。虽号实封者，亦初无其实，故有司亦不甚以为轻重。若非自请，则文臣例封文安，武臣例封武功，宗室例封天水，名号重复不可稽考。予以为虽异于古之裂地而封者，然驭贵之意则均也。谓宜略依古制，非有功不封，已封之县不再以封，则庶几其稍重矣。故事，文臣官至卿监官、武臣官至横行，而勋加至上柱国乃加封邑。其后罢勋官，而寄禄才至奉直大夫、横行以上，便加封邑，则宜其众也。
集贤院学士初无班，品与诸直馆颇同，然自执政、侍从皆通为之。如吴正肃公肓自资政殿大学士改授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刘原父自翰林侍读学士改集贤院学士、判南京留司御史台，皆以职闲无事故也。其后，李周自权侍郎罢，徐集贤院学士，始有旨：曾任六曹侍郎者，立班在大中大夫之上，奏荐、班列并同待制。绍圣元年，又诏：曾任权侍郎以上者，立班、杂压、封赠在中散大夫之上，其余恩数仪制并依中散大夫；余人立班、杂压在中散大夫之下，荫补依朝议大夫，官高者从本条。二年，罢馆职，易为集贤殿修撰。政和中，改集贤殿为右文，今右文殿修撰是也。
许少伊右丞宣和间初除监察御史，夜梦绿衣而持双玉者随其后。未几，刘希范资政珏继有是除。靖康初，为太常少卿，复梦绯衣而持双玉者随其后。未几，刘亦继为奉常。时刘以渊圣登极恩，初易章服也。
旧制：宰相官仆射以上敕尾不书姓，盖用唐故事也。元丰官制：仆射为宰相，故不计寄禄官之高下，皆不书姓云。
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见于择婿与辟客。盖赵参政昌言之婿为王文正旦，王文正之婿为韩忠宪亿、吕惠穆公弼，吕惠穆之婿为韩文定忠彦，李侍郎虚巳之婿为晏元献殊，晏元献之婿为富文忠弼、杨尚书察，富文忠之婿为冯宣徽京，陈康肃尧咨之婿为贾文元昌朝。曾宣靖公亮、王文正曾守郓，辟庞庄敏籍为通判，庞庄敏守并辟司马温公为通判。范文正公为陕西招讨使，辟田枢密况、孙威敏沔并为判官，欧阳文忠公为掌书记，欧阳公辞不就，复请张文定公方平，亦辞。富文忠公守并，请韩黄门维为属。王文安公尧臣安抚陕西，辟蔡枢密挺自随。如此之类甚多，不可悉数，皆拔于稠人之中，而其故居位风节往往相似，前代所不及也。
童贯既败，籍其家赀，得“剂成理中丸”几千斤，它物称是。此与“胡椒八百斛”者亦何异邪！
旧制：进士登科人初官多授试秘书省校书郎，故至今新擢第人犹称秘校。祖宗朝，进士上三名皆授将作监丞通判，故至今犹称状元为监丞。
唐东都有尚书省留守，兼判其余百司，略如京师。居其官者谓之分司，大抵皆闲秩，故当时有诗云：“犹被妻孥教渐退，莫求致仕且分司”是也。
本朝三京虽置御史台国子监，执政、侍从庶官迭居之职，事甚简。御史台则行香拜表日押班，国子监则出纳钱粮而已。故未置宫观时，士大夫多自请以为休息之地。官制行后，士大夫犹有自请分司者，近岁唯责降而已。然不必居本京，盖无供职之所故也。
旧制：文臣丁忧起复，必先授武官，盖用“墨▯从戎”之义，示不得已也。故富郑公以宰相丁忧起复，初授冠军大将军，余官多授云麾将军。近岁起复者直授故官。
国朝创立诸阁以藏祖宗御制，每阁皆置学士、直学士、待制，谓之侍从官。然学士、直学士例以阁名为官称，惟天章难以为称，初置时尝以王贽为直学士，其后不复有，止除待制而已。初，诸阁唯龙图有直阁，馆职之久次与帅臣、监司之有勤劳者乃得之，然初无班缀也。其后，诸阁例置始编入杂压与诸修撰，通谓之“贴职”，为之者众矣。
范文正公为陕西招讨使也，以边兵训练不精，盖无专任其责者
译旧制规定：凡是特别恩赐穿绯色官服的，章服都穿着涂金的，佩戴宝瓶带三天。职事官中只有侍御史初次任命时按例赐绯，其余没有特别恩赐的，都没有赐绯的。
本朝封爵只是虚名，户数累计达数万。虽然号称实封的，起初也没有实际内容，所以主管部门也不很看重。如果不是自己请求，那么文臣按例封文安，武臣按例封武功，宗室按例封天水，名号重复无法查考。我认为虽然不同于古代裂土分封，但驾驭贵族的用意是一样的。说应该大致依照古制，没有功劳不封，已经封过的县不再用来封，那么或许能稍微重视一些。按惯例，文臣官至卿监官、武臣官至横行，而勋位加至上柱国才加封邑。后来废除勋官，而寄禄官才到奉直大夫、横行以上，便加封邑，那么人数众多是理所当然的。
集贤院学士起初没有班列，品级与各位直馆差不多，然而自从执政、侍从都通任此职。如吴正肃公肓从资政殿大学士改授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刘原父从翰林侍读学士改集贤院学士、判南京留司御史台，都是因为职事清闲无事。后来，李周从权侍郎罢免，徐集贤院学士，才开始有旨意：曾任六曹侍郎者，立班在大中大夫之上，奏荐、班列都同待制。绍圣元年，又下诏：曾任权侍郎以上者，立班、杂压、封赠在中散大夫之上，其余恩数仪制都依照中散大夫；其余人立班、杂压在中散大夫之下，荫补依照朝议大夫，官职高的按本条规定。二年，废除馆职，改为集贤殿修撰。政和年间，改集贤殿为右文，就是现在的右文殿修撰。
许少伊右丞宣和年间初次任命为监察御史，夜里梦见穿绿衣手持双玉的人跟在他后面。不久，刘希范资政珏继任此职。靖康初年，任太常少卿，又梦见穿绯衣手持双玉的人跟在他后面。不久，刘也继任奉常。当时刘因渊圣皇帝登基恩赏，初次更换章服。
旧制：宰相官至仆射以上敕尾不写姓，大概是沿用唐代旧例。元丰官制：仆射为宰相，所以不论寄禄官的高低，都不写姓。
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表现在选择女婿和征辟宾客上。赵参政昌言的女婿是王文正旦，王文正的女婿是韩忠宪亿、吕惠穆公弼，吕惠穆的女婿是韩文定忠彦，李侍郎虚巳的女婿是晏元献殊，晏元献的女婿是富文忠弼、杨尚书察，富文忠的女婿是冯宣徽京，陈康肃尧咨的女婿是贾文元昌朝。曾宣靖公亮、王文正曾守郓，征辟庞庄敏籍为通判，庞庄敏守并征辟司马温公为通判。范文正公任陕西招讨使，征辟田枢密况、孙威敏沔并为判官，欧阳文忠公任掌书记，欧阳公推辞不就职，又请张文定公方平，也推辞。富文忠公守并，请韩黄门维为属官。王文安公尧臣安抚陕西，征辟蔡枢密挺随自己。像这样的很多，无法全部列举，都是从众人中选拔出来的，而且他们居位风节往往相似，前代所不及。
童贯败落后，抄没他的家产，得到“剂成理中丸”几千斤，其他物品与此相当。这与“胡椒八百斛”有什么不同呢！
旧制：进士登科的人初任官多授试秘书省校书郎，所以至今新考中的人还称秘校。祖宗朝，进士前三名都授将作监丞通判，所以至今还称状元为监丞。
唐代东都有尚书省留守，兼判其余百司，大致如同京师。居其官的人称为分司，大抵都是闲职，所以当时有诗说：“犹被妻孥教渐退，莫求致仕且分司”就是这个意思。
本朝三京虽然设置御史台国子监，执政、侍从庶官轮流担任其职，事务很简单。御史台则在行香拜表日押班，国子监则出纳钱粮而已。所以未设置宫观时，士大夫多自己请求作为休息之地。官制实行后，士大夫还有自己请求分司的，近年只有责降而已。然而不必居本京，大概是没有供职的地方所以。
旧制：文臣丁忧起复，必须先授武官，大概是用“墨缞从戎”的意思，表示不得已。所以富郑公以宰相丁忧起复，初授冠军大将军，其余官多授云麾将军。近年起复的人直接授原官。
国朝创立诸阁以藏祖宗御制，每阁都设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称为侍从官。然而学士、直学士按例以阁名为官称，只有天章难以作为官称，初置时曾以王贽为直学士，后来不再有，只除待制而已。起初，诸阁只有龙图有直阁，馆职中资历深的与帅臣、监司中有功劳的才能得到，然而起初没有班列。后来，诸阁按例设置开始编入杂压与诸修撰，通称为“贴职”，担任的人很多了。
范文正公任陕西招讨使时，因为边兵训练不精，大概没有专门负责的人
。又部署、钤辖等权任相亚，莫相统一。故每有事宜，职卑者付以懦兵，逼逐先出；位高者各据精兵，逗遛不进。是以屡致挫败。于是，首分▯延路兵，以为六将，将各三千余人。选路分都监及驻泊都监等六人，各监教一将兵马。又选使臣指挥使十二人，分隶六将，专掌教阅。每指挥选少壮勇健者二十五人，先教之以弓弩短兵，俟其技精则补为教头。每人却俾分教十人，以次相授，一季之后尽成精兵。遇有寇警，少则路分都监将所部先出，多则钤辖、都署领两将或三将以出，更出迭入。约束既定，总领不贰，劳逸又均，人乐为用，边备浸修，寇不敢犯矣。其后诸路皆用此制。《熙宁将法》，盖本范公之遗意也。
译又因部署、钤辖等职权地位相当，无法相互统辖。所以每当有军务需要处理时，职位低下的将领被派去率领怯懦的士兵，被迫率先出击；而职位高的将领各自占据精锐部队，拖延徘徊不肯前进。因此屡次导致战败。于是，首先将延州路军队分为六将，每将三千余人。选拔路分都监及驻泊都监等六人，各自监督训练一将兵马。又选拔使臣、指挥使十二人，分别隶属于六将，专门掌管军事训练。每个指挥队挑选年轻力壮、勇猛强健的二十五人，先教他们使用弓弩和短兵器，等到他们技艺精熟后，就补任为教头。每人再让他们分别教导十人，依次传授，一个季度之后全部成为精锐士兵。遇到敌寇警报，敌人少时，由路分都监率领所属部队率先出击；敌人多时，则由钤辖、部署率领两将或三将出征，轮番出击，交替进退。军纪既定，统一指挥不再分歧，劳逸又分配均匀，士兵乐于效命，边防逐渐修固，敌寇不敢侵犯了。此后各路都采用这种制度。《熙宁将法》，大概就是秉承范公的遗意。
唐之政令虽出于中书门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别号曰“政事堂”，犹今之都堂也。故号令四方，其所下书曰：“堂帖”。国初犹因此制，赵韩王在中书，权任颇专，故当时以谓堂帖势力重于敕命，寻有诏禁止。其后，中书指挥事，凡不降敕者曰“札子”，犹“堂帖”也。至道中，冯侍中拯以左正言与太常博士彭惟节并通判广州，拯位本在惟节之上。及覃恩迁员外郎，时寇莱公为参知政事，知印，以拯为虞部，惟节为屯田。其后广州又奏，仍使冯公系衔惟节之上，中书降“札子”处分，升惟节于上，仍特免勘罪。至是，拯封中书“札子”奏呈，且论除授不当，并诉免勘之事，太宗大怒曰：“拯既无过，非理遭降资免勘，虽万里之外争肯不披诉也！且前代中书有‘堂帖’指挥公事，乃是权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太祖已令削去，因何却置‘札子’？‘札子’与‘堂帖’乃大同小异耳！”张洎对曰：“‘札子’是中书行遣小事文字，犹京百司有符牒关剌与此相似，别无公式文字可指挥常事。”帝曰：“自今但干近上公事，须降敕处分；其合用札子，亦当奏裁，方可行遣。”至元丰官制行，始复诏尚书省已被旨事许用“札子”，自后相承不废，至今用之。体既简易，给降不难。每除一官，逮其受命，至有降四、五“札子”者。盖初画旨而未给告，先以札子命之，谓之“信札”；既辞免而不允或允，又降一札；又或不候受告而俾先次供职，又降一札；既命其人又必俾其官司知之，则又降一札，谓之“照札”。皆宰执亲押，欲朝廷之务简，难矣。然予观近代公卿文集中凡辞免上章止云：“准东上阁门告报”，则是犹未有“信札”也。今诸路帅司指挥所部亦用“札子”，其体与朝廷略同。然下之言上，其非状者亦曰“札子”，名同而实异，不知其义何也。
国朝之制：凡降敕处分，事皆有词，其体与诏书相类，知制诰行，皆用四六文字。元丰官制行，罢之。
富韩公之薨也，讣闻，神宗对辅臣甚悼惜之，且曰：“富某平生强项，今死矣，志其墓者亦必一强项之人也，卿等试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强项者莫如韩维，必维为之矣。”时持国方知汝州，而其弟玉汝丞相以同知枢密院预奏事，具闻此语，汗流浃背。于是，亟遣介走报持国于汝州曰：“虽其家以是相嘱，慎勿许之，不然且获罪。”先是，书未到，富氏果以墓志事嘱持国，既诺之矣。乃复书曰：“吾平生受富公厚恩，常恨未有以报，今其家见托，义无以辞。且业已许之，不可食言，虽因此获罪所甘心也。”卒为之。初，持国年几四十犹未出仕，会富公镇并门，以帅▯莫辟之，遂起。其相知如此。
国朝故事：文臣必带直学士职，乃服金带。熙宁中，薛师正枢密方以商利被眷，自天章阁待制权三司使，始特膺是赐。未几，韩庄敏丞相以龙图阁待制为枢密都承旨，继得之。政和、宣和之间至有以庶官被赐者，纷纷甚多，不可殚纪，名器之滥于是为极云。
傅献简公在英宗朝，以谏官与吕献可诸公论濮园称号事甚切，章凡十余上未止。会出使契丹，既还，而诸公皆已坐异议谪去，而公独迁侍御史知杂事。公固辞曰：“臣今不独不能与建议者同列于朝，至如苟随妄计者，臣且不忍张目视之，况与之同台共职哉！”于是出知和州。后数年，丁忧服阕，至京府，时王荆公用事，素善公，谓公曰：“方今纷纷俟公来久矣。”方议以待制、知谏院还公，公谢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如是当力论之，平生未尝欺，敢以告。”荆公大怒，乃以为直昭文馆判流内铨。未几，补外。再阅岁，凡六徙，困于道涂，知不为时所容，遂自请提举西京崇福宫。未几，复坐事夺官，稍复监黎阳仓，公日视事必亲，不以尝清显自待，虽家人不见其忧愠色。任满，管勾中岳庙，筑室济源盘谷，莳竹木，游咏其间，一时名士为之赋诗者甚多，许、洛旧老与之往来，悠然自适若将终身者。再任管勾崇福
译唐朝的政令虽然出自中书门下，但宰相处理政务的地方另称“政事堂”，就像现在的都堂一样。所以向四方发布号令，所下达的文书称为“堂帖”。建国初期还沿袭这种制度，赵韩王在中书省任职，权力很大，因此当时人们认为堂帖的效力比敕命还重，不久就有诏书禁止。此后，中书省指挥事务，凡是不降敕命的称为“札子”，这就相当于“堂帖”。至道年间，冯侍中拯以左正言的身份与太常博士彭惟节一同担任广州通判，冯拯的职位本来在彭惟节之上。等到朝廷施恩升迁员外郎时，当时寇莱公担任参知政事，掌管印信，任命冯拯为虞部员外郎，彭惟节为屯田员外郎。后来广州又上奏，仍然让冯拯的官衔排在彭惟节之上，中书省下达“札子”处理，将彭惟节升在冯拯之上，并且特别免予追究冯拯的罪责。到了这时，冯拯将中书省的“札子”封好上奏呈递，并且论述任命不当，一并申诉免予追究罪责的事，太宗大怒说：“冯拯既然没有过错，却无理地被降职免究，即使远在万里之外，难道肯不申诉吗！况且前代中书省有‘堂帖’指挥公事，那是权臣借这个名义来威福天下，太祖已经下令废除，为什么又设置‘札子’？‘札子’与‘堂帖’是大同小异罢了！”张洎回答说：“‘札子’是中书省处理小事的文书，就像京城各官署有符牒关牒与此相似，没有别的正式公文可以指挥日常事务。”皇帝说：“从今以后，凡是涉及重要公事，必须降敕处理；那些应当使用札子的，也应当上奏裁决，才可以执行。”到了元丰官制实行，才又下诏允许尚书省已被旨意的事使用“札子”，从此沿袭不废，至今还在使用。体式既然简易，颁发就不难。每次任命一个官员，等到他接受任命，甚至有下达四、五道“札子”的。大概最初画旨而没有颁发告身，先用札子任命他，称为“信札”；已经辞免而不被允许或者被允许，又下达一道札子；又或者不等接受告身而让他先任职，又下达一道札子；已经任命那个人又一定让他的官署知道，则又下达一道札子，称为“照札”。都由宰相和执政亲自签署，想要朝廷事务简省，难了。然而我看近代公卿文集中凡是辞免的上章只说：“依据东上阁门告报”，那就是还没有“信札”的时候。现在各路帅司指挥所属也用“札子”，体式与朝廷大致相同。然而下级对上级，不是状子的也称为“札子”，名称相同而实质不同，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本朝的体制：凡是降敕处理，事情都有文辞，体式与诏书类似，知制诰执行，都用四六骈文。元丰官制实行，废除了。
富韩公去世时，死讯传到朝廷，神宗对辅臣非常痛惜，并且说：“富某平生刚直，现在死了，为他写墓志铭的人也一定是个刚直的人，你们试着揣测一下。”过了一会儿自己说：“现在刚直的人没有比韩维更甚的，一定是韩维写的。”当时持国正任汝州知州，而他的弟弟玉汝任丞相，以同知枢密院的身份参与奏事，详细听到了这话，汗流浃背。于是，急忙派使者跑去告诉汝州的持国说：“虽然富家以此相嘱托，千万不要答应，不然将要获罪。”在此之前，书信还没到，富家果然以墓志铭的事嘱托持国，已经答应了。于是回信说：“我平生受富公厚恩，常恨没有报答，现在他家相托，道义上无法推辞。况且已经答应了，不能食言，即使因此获罪也心甘情愿。”最终为他写了墓志铭。起初，持国将近四十岁还没有出仕，恰逢富公镇守并门，以主帅的身份征辟他，于是起用。他们相知到了这种地步。
本朝旧例：文臣必须带直学士职，才穿金带。熙宁年间，薛师正任枢密使，正因为经商获利受到宠幸，从天章阁待制权三司使，才特别获得这个赏赐。不久，韩庄敏丞相以龙图阁待制任枢密都承旨，接着也获得了。政和、宣和年间甚至有以普通官员获得赏赐的，纷纷很多，无法详尽记载，名器的滥用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极点。
傅献简公在英宗朝，以谏官的身份与吕献可等公讨论濮园称号的事非常急切，奏章共上了十多次没有停止。恰逢出使契丹，回来时，各位公都已经因为持异议被贬谪，而傅公独自升迁侍御史知杂事。傅公坚决推辞说：“臣现在不仅不能与建议的人同列在朝廷，至于那些苟且随顺妄计的人，臣尚且不忍心睁眼看他们，何况与他们同台共职呢！”于是出京任和州知州。几年后，丁忧服丧期满，到京府，当时王荆公执政，一向与傅公交好，对傅公说：“现在纷纷等待您来很久了。”正商议以待制、知谏院召回傅公，傅公谢辞说：“新法世人不认为便利，如果真是这样应当极力论辩，平生不曾欺骗，敢以此告知。”荆公大怒，于是任命他为直昭文馆判流内铨。不久，外放任职。又过两年，共调任六次，困顿于路途，知道不被当时所容纳，于是自己请求提举西京崇福宫。不久，又因事被夺官，稍后恢复任黎阳仓监，傅公每天处理事务一定亲自过问，不因为曾经清贵显赫而自待，即使家人也没见他忧愁恼怒的神色。任期届满，管勾中岳庙，在济源盘谷建屋，种植竹木，在其中游历吟咏，当时名士为他赋诗的很多，许、洛的老辈与他往来，悠然自得好像要终身如此。再次任管勾崇福
皇▯初，胡文恭公宿为知制诰，封还杨怀敏复除内侍副都知词头不草。翊日，上谓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潞公对曰：“唐给事中袁高不草卢杞制书，近年富弼亦曾封还词头。”上意乃解，而改命舍人草制。已而台谏亦论其非，其命遂寝，而舍人封还词头者自尔相继，盖起于富成于胡也。
左右史虽日侍上侧，然未尝接语，欲有所论必奏请得旨乃可。元丰中，王右丞安礼权修《起居注》，始有诏许直前奏事，左右史许直前奏事盖自此始。
苏黄门子由熙宁二年以前大名府推官上书论事，神宗览而悦之，即日召对便殿，访问久之，面擢为条例司属官。故事：选入未得上殿者，自此遂为故事云。
吕申公素喜释氏之学，及为相，务简静，罕与士大夫接，惟能谈禅者多得从容。于是好进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游禅寺，随僧斋粥，谈说理情，觊以自售，时人谓之“禅钻”云。
进士以累举、推恩、特召、廷试已而唱名，次第赐进士、或同学究出身、或试监主簿、诸州文学长史、四门助教、摄诸州助教，谓之“特奏名”，自景德二年始。是岁，进士第一人李文定丞相也。其后亦有补三班借职者，逐时不同，然试而不中选罢归职也，顾怜其老而无成，而遂捐一官与之，此盖国朝忠厚之政也。故事：进士唱名，宰执、从官侍立左右，有子弟与选者，唱名之次必降阶称谢，▯绅间颇以为荣事。建炎初，车驾在扬州，会放进士，时杨中立龙图以侍读侍立，而其子▯以特奏名预唱名，中立亦降阶称谢，时▯之年已五十余，中立七十余矣，前此所无也。
●卷中
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熙宁初，议贡举、北郊犹如此，后厌其多异同，不复讲。及司马温公为相，欲增损贡举之法，复将使百官议，因自建经明、行修使朝官保任之法，欲并议之。草具将上，先与范丞相谋，范公曰：“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氵位众之义，若已陈此书而众人不随，则虚劳思虑而失宰相体；若众人皆随，则相君自谓莫已若矣，然后谄子得志于其间而众人默而退。媚者既多，使人或自信如莫已若矣，前车可鉴也。不若清心以俟众论，可者从不可者更，俟众贤议之如此，则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而责议者矣。若先漏此书之意，则谄者更能增饰利害迎于公之前矣。”温公不听卒白而行之。范氏家集载此书甚详。
故事，宰辅领州而中使以事经繇，必传宣抚问。宣和间，先公守南都，地当东南水陆之冲，使传络绎不绝，一岁中抚问者至十数。故尝有《谢表》曰：“天阙梦回，必有感恩之泪；日边人至，常闻念旧之言。”后因生日，府掾张矩臣献诗曰：“几回天阙梦，十走日边人。”盖用表语也。矩臣退傅家，好学，喜为诗。先公为相时，欲稍荐用之，已卒矣。
旧制：凡掌外制必试而后命，非有盛名如杨文公、欧阳文忠、苏端明未尝辄免，故世尤以不试为重。然故事：苟尝兼摄，虽仅草一制亦复免试。渡江后，从班多不备官，故外制多兼摄者，及后为真，皆循例得免。近岁有偶未兼摄而径除者，又特降旨免试焉。
国朝宰相执政既罢政事，虽居藩府，恩典皆杀。政和中，始置宣和殿大学士，以蔡攸为之，俸赐礼秩悉视见任二府。其后踵之者其弟修、其子行，而孟昌龄、王革、高伸亦继为之，然皆领宫观使或开封府殿中省职事，未尝居外。及革出镇大名，仍旧职以行，而恩典悉如在京师。其后蔡靖以资政殿学士知燕山府，久之亦进是职，再任恩数加之，虽前宰相亦莫及矣。
先友崔陟字浚明，年未二十举进士。待试京师，一夕梦人告曰：“汝父攘羊，恐不复见汝登科矣。”及寤，意大恶之。既果被黜还家，见有羊毛积后垣下，问何自得之，其父曰：“昨有羊突入吾舍者，吾既烹而食之矣。”陟因大惊而不敢言所
译皇祐初年，胡文恭公胡宿担任知制诰，将任命杨怀敏复任内侍副都知的诏书草稿退回，拒绝起草。第二天，皇上对宰相说：“前代有这种先例吗？”文潞公回答：“唐代给事中袁高曾拒绝起草卢杞的诏书，近年富弼也曾退回诏书草稿。”皇上这才明白，改命其他舍人起草诏书。不久，台谏官员也议论杨怀敏任职不当，这项任命于是作罢，而舍人退回诏书草稿的做法从此接连发生，这大概始于富弼，成于胡宿。
左右史虽然每天侍立在皇上身边，但从未直接交谈，想要议论事情必须奏请得到旨意才可以。元丰年间，王右丞王安礼暂代修撰《起居注》，才开始有诏书允许他直接上前奏事，左右史被允许直接上前奏事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苏黄门苏辙在熙宁二年以前担任大名府推官时上书议论政事，神宗看了很高兴，当天就在便殿召见他应对，询问很久，当面提拔他为条例司属官。按照旧例：被选拔入仕却未曾上殿的人，从此便成了惯例。
吕申公吕夷简一向喜好佛家学问，等到他担任宰相，力求简静，很少与士大夫交往，只有能谈论禅理的人多能与他从容相处。于是那些喜欢钻营的人往往头裹幅巾、身穿道袍，每天游逛禅寺，跟随僧人吃斋饭喝粥，谈论禅理，希望借此自我推销，当时的人称他们为“禅钻”。
进士通过多次科举、推恩、特召、廷试然后唱名，依次赐予进士、或同学究出身、或试监主簿、诸州文学长史、四门助教、代理诸州助教，这叫做“特奏名”，从景德二年开始。这一年，进士第一名是后来的李文定公李昉。后来也有补授三班借职的，随着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然而考试而不中选罢归的，朝廷顾念他们年老而无成就，于是捐出一个官职给他们，这大概是本朝忠厚政治的体现。按照旧例：进士唱名时，宰相执政、从官侍立在左右，如果有子弟入选，在唱到名字时必定走下台阶称谢，士大夫间颇为以此为荣。建炎初年，皇帝车驾在扬州，恰逢放榜进士，当时杨中立杨时以侍读身份侍立，而他的儿子杨�以特奏名参与唱名，杨中立也走下台阶称谢，当时杨�已经五十多岁，杨中立七十多岁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卷中
本朝以来，凡是政事有重大变革，必定召集百官商议，不然也让他们各自条陈利害，这是为了穷尽众人的谋略并通达下情。熙宁初年，商议贡举、北郊祭祀还像这样，后来厌烦意见多有不一致，就不再商议。等到司马温公司马光担任宰相，想要增删贡举之法，又打算让百官商议，于是自建经明、行修使朝官保任之法，想要一并商议。草稿写成将要上奏，先与范丞相范纯仁谋划，范公说：“朝廷想要寻求众人的长处而宰相率先提出，似乎不符合《易经》明夷卦中‘晦明’顺应众人的意义，如果已经陈述了这份文书而众人不跟随，那就白白耗费思虑而失掉宰相的体统；如果众人都跟随，那么宰相自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了，然后谄媚之徒得以在其中得志而众人沉默退避。谄媚的人多了，使人或许自信没有人比得上自己，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不如清心静待众人的议论，可行的就听从，不可行的就更改，等待众贤商议像这样，就安逸而容易成功，有害的也可以改正而责备议论的人。如果先泄露这份文书的意思，那么谄媚的人更能增饰利害迎合在您面前。”司马温公不听，最终上奏并实行了。范氏家集记载这件事非常详细。
按照旧例，宰相领州而中使因事经过，必定传达宣旨抚问。宣和年间，先父镇守南都，地处东南水陆交通要冲，使者往来络绎不绝，一年中抚问的达到十几次。所以曾经有《谢表》说：“天阙梦回，必有感恩之泪；日边人至，常闻念旧之言。”后来因为生日，府掾张矩臣献诗说：“几回天阙梦，十走日边人。”这是用了表中的语句。张矩臣退傅家，好学，喜欢写诗。先父担任宰相时，想要稍微推荐任用他，他已经去世了。
旧制：凡是掌管外制必须考试然后任命，除非有盛名如杨文公杨亿、欧阳文忠公欧阳修、苏端明苏轼未曾免除，所以世人尤其以不考试为重。然而按照旧例：如果曾经兼任代理，即使只起草一道诏书也免除考试。渡江后，从班多不备官，所以外制多由兼任代理的人担任，等到后来成为正式，都按惯例得以免除。近年有偶然未曾兼任代理而直接任命的，又特别降旨免除考试。
本朝宰相执政罢免政事后，虽然居住在藩府，恩典都削减。政和年间，才开始设置宣和殿大学士，由蔡攸担任，俸禄赏赐礼秩都视同现任二府官员。后来继任的有他的弟弟蔡修、他的儿子蔡行，而孟昌龄、王革、高伸也相继担任，然而都领宫观使或开封府殿中省职事，未曾居外。等到蔡革出镇大名，仍然带着旧职出行，而恩典都像在京师一样。后来蔡靖以资政殿学士知燕山府，很久也进升这个职务，再任恩数增加，即使前宰相也比不上。
先友崔陟字浚明，年龄不到二十岁考进士。在京城等待考试，一天晚上梦见人告诉他说：“你父亲偷了羊，恐怕不能再见你登科了。”等到醒来，心里非常厌恶这件事。果然被黜落回家，看见有羊毛堆积在后墙下，问从哪里得到的，他父亲说：“昨天有羊闯入我家，我已经烹煮吃了。”崔陟因此大惊而不敢说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