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中
梦。未几，其父卒。后数年乃登第，后坐元符末上书论时事编入党籍，仕宦连蹇不进。先公领裕民局，辟为检讨官。未几局罢，后以宿州通判终。
译梦见。不久，他的父亲去世。几年后他才考中进士，后来因为在元符末年上书议论时事而被列入党籍，仕途坎坷，不得升迁。先父掌管裕民局时，征召他担任检讨官。不久裕民局被撤销，他最终在宿州通判任上去世。
宗室士▯东字明发，少好学，喜为文，多技艺。尝画韩退之、皇甫持正访李长吉事为《高轩过图》，极萧洒，一时名士皆为赋之。又尝学书于米元章，予尝见所藏元章一帖曰：“草不可妄学，黄庭坚、钟离景伯可以为戒。”而鲁直集中有答僧书云：“米元章书公自鉴其如何，不必同苏翰林玄论也。”乃知二公论书素不相可如此。
程嗣真字儒臣，文简公之子也。少喜学书，自谓独得古人用笔之妙，尝评近代能书者曰：“苏才翁书笔势迟怯，吴越人无识颇学之，自余为辨之后，此间人亦知非也。蔡君谟但能模学前人点画，及能草字而已。周子发书妙出前辈，至于草书殊未得自悟之意。古人自悟者，惟张旭与余而已。”钱塘关氏蓄其书数卷，信为高古，今世不复见矣。
张友正字义祖，退傅邓公之子。自少学书，常居一小阁上，杜门不治他事，积三十年不辍，遂以书自名，神宗尝评其草书为本朝第一。予顷在馆中，与其族孙巨山同舍，尝出所藏义祖家书数卷，每幅不过数十字便了，词语皆如晋宋间人。盖阅古书之久，不自知其然也。
杜岐公既致仕，还家。年已七十，始学草书，即工。余尝于其孙鼎家见一帖论草书曰：“草书之法当使意在笔先，笔绝意在为佳耳。”笔势纵逸有如飞动，纸尾书“时年七十八”字。又见有少时所节《史记》一编，字如蝇头，字字端楷，首尾如一。又极详备，如《禹本纪》九州所贡名品，略具苏子瞻作《李氏山房记言》，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读诵，惟恐不及，正此类邪。
苏丞相子容留守南都。刘丞相莘老签书判官事时年尚少，苏公大器爱之。元▯中，刘公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公为尚书左丞，同秉政。尝因祠事各居本省致斋，刘公有《夜直中书省寄左丞子容公诗》曰：“膺门早岁预登龙，俭▯莫中间托下风。敢谓弹冠烦贡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论文青眼今犹在，报国丹心老更同。夜直沉迷坐东省，斋居清绝望南宫。”苏公和曰：“五年班缀望夔龙，曾托▯▯庇雨风。末路自怜黄发老，早时曾识黑头公。升沉不改交情见，出处虽殊趣舍同。谩扣芜音答高唱，终惭下管应清宫。”苏门下子由时为右丞，亦和曰：“雷雨年年起卧龙，穆然台阁有清风。一时画诺虽云旧，晚岁吁俞本自公。松竹经寒俱不改，盐梅共鼎固非同。新诗和遍东西府，律吕更成十二宫。”时朝廷和此诗者甚众，往往见于名士文集中。
神宗患本朝《国史》之繁，尝欲重修《五朝正史》，通为一书，命曾子固专领其事，且诏自择属官。曾以彭城陈师道应诏，朝廷以布衣难之，未几撰《太祖皇帝总叙》一篇以进，请系之《太祖本纪》篇末，以为《国史》书首。其说以为大祖大度豁如、知人善任使，与汉高祖同，而汉祖所不及者其事有十。因具论之，累二千余言。神宗览之，不悦曰：“为史但当实录以示后世，亦何必区区与先代帝王较优劣乎！且一篇之赞已如许之多，成书将复几何？”于是书竟不果成。
祖宗时，诸路帅司皆有走马承受公事二员，一使臣一官者，属官也，每季得奏事京师。军旅之外，他无所预。徽宗朝，易名廉访使者，仍俾与监司序官，凡耳目所及皆以闻，于是与帅臣抗礼而胁制州县无所不至，于是颇患苦之。宣和中，先公守北门，有王褒者，宦官也，来为廉访使者，在辈流中每以公廉自喜，且言素仰先公之名德，极相亲事。会入奏回，传宣抚问毕，因言比具以公治行奏闻，上意甚悦，行召还矣。先公退语诸子，意甚耻之，故《谢表》有曰：“老若李庸阝，久自安于外镇；才非萧傅，敢雅意于本朝。”长兄▯义之文，盖具著先公之意也。
方王氏之学盛时，士大夫读书求义理，率务新奇，然用意太过，往往反失于凿。有称老杜《禹庙》诗最工者，或问之，对曰：“‘空庭垂橘柚’谓厥包橘柚
译宗室士〇，字明发，年少时喜爱学习，喜欢写文章，精通多种技艺。曾经将韩愈、皇甫湜拜访李贺的事情画成《高轩过图》，画面极其潇洒，当时的名士都为此题诗。又曾向米芾学习书法，我曾见过他收藏的米芾一封信，信中说：“草书不可以胡乱学习，黄庭坚、钟离景伯可以作为警戒。”而黄庭坚的文集中有回复僧人的信说：“米芾的书法，您自己鉴定他的水平如何，不必赞同苏东坡的高论。”由此可知两位先生对于书法的评论向来不互相认可，到了这种地步。
程嗣真，字儒臣，是文简公的儿子。年少时喜爱学习书法，自认为独自领悟了古人用笔的妙处，曾经评论近代擅长书法的人说：“苏才翁的书法笔势迟缓怯懦，吴越一带没有见识的人颇为学习他，自从我为此辨明之后，这里的人也都知道不对了。蔡君谟只能模仿前人的点画，以及能够写草书罢了。周子发的书法妙处超出前辈，至于草书却完全没有领悟自我感悟的意趣。古人能够自我感悟的，只有张旭和我罢了。”钱塘关氏收藏了他的书法数卷，确实显得高古，如今世间不再见到了。
张友正，字义祖，是退休的邓公的儿子。从小学习书法，常常住在一间小阁楼里，闭门不处理其他事情，坚持三十年不停止，于是凭借书法闻名，神宗曾经评价他的草书为本朝第一。我从前在馆阁中，与他的族孙张巨山同住，他曾拿出收藏的义祖家书数卷，每幅不过几十个字就完了，词语都像晋宋之间的人。大概是因为阅读古书久了，不知不觉变成这样。
杜岐公退休之后，回到家中。年龄已经七十岁，才开始学习草书，立即就精通了。我曾经在他的孙子杜鼎家中见到一封信论及草书说：“草书的方法应当让意在笔先，笔断意连才是最好的。”笔势放纵飘逸如同飞动，纸尾写着“时年七十八”字样。又见到有他年轻时编撰的《史记》一部，字像苍蝇头一样小，字字端正楷书，从头到尾一致。又极其详细完备，比如《禹本纪》中九州所贡的名品，大致具备苏子瞻所作《李氏山房记》中所述，我还来得及见到。老儒先生自己说他年轻时想要寻求《史记》、《汉书》却得不到，有幸得到之后，都亲手抄写，日夜诵读，只怕来不及，正是这类情况吧。
苏丞相子容留守南都。刘丞相莘老担任签书判官事时年龄尚轻，苏公非常器重喜爱他。元〇年间，刘公担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公担任尚书左丞，共同执政。曾经因为祭祀事务各自在本省斋戒，刘公有《夜直中书省寄左丞子容公诗》说：“膺门早岁预登龙，俭〇莫中间托下风。敢谓弹冠烦贡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论文青眼今犹在，报国丹心老更同。夜直沉迷坐东省，斋居清绝望南宫。”苏公和诗说：“五年班缀望夔龙，曾托〇〇庇雨风。末路自怜黄发老，早时曾识黑头公。升沉不改交情见，出处虽殊趣舍同。谩扣芜音答高唱，终惭下管应清宫。”苏公门下的子由当时担任右丞，也和诗说：“雷雨年年起卧龙，穆然台阁有清风。一时画诺虽云旧，晚岁吁俞本自公。松竹经寒俱不改，盐梅共鼎固非同。新诗和遍东西府，律吕更成十二宫。”当时朝廷中和这首诗的人很多，往往见于名士的文集中。
神宗担忧本朝《国史》过于繁杂，曾经想要重修《五朝正史》，合并为一本书，命令曾子固专门统领此事，并且诏令他自行选择属官。曾子固因为彭城人陈师道应诏，朝廷认为平民难以胜任，不久陈师道撰写《太祖皇帝总叙》一篇进献，请求附在《太祖本纪》篇末，作为《国史》的开头。他的说法认为太祖大度豁达、知人善任，与汉高祖相同，而汉高祖不及他的地方有十项。于是详细论述，累计两千多字。神宗阅览后，不高兴地说：“编写史书只应当如实记录以昭示后世，也何必拘泥于与先代帝王比较优劣呢！况且一篇的赞语已经这么多，成书之后又将有多少？”于是这本书最终没有完成。
祖宗时期，各路帅司都有走马承受公事二员，一员使臣一员官员，是属官，每季度可以奏事京师。除了军务之外，其他事情都不参与。徽宗朝，改名为廉访使者，仍然让他们与监司排列官位，凡是耳目所及都上报，于是与帅臣平起平坐而胁迫控制州县无所不至，于是人们颇为患苦。宣和年间，先父守卫北门，有个叫王褒的人，是宦官，来担任廉访使者，在同辈中常常以公正廉洁自喜，并且说一向仰慕先父的名德，极其亲近侍奉。恰逢入京奏事回来，传达皇帝抚慰问候完毕，于是说最近已经将先父的治绩奏闻，皇上非常高兴，即将召还。先父退下后告诉诸子，心里非常羞耻，所以《谢表》中有说：“老若李庸阝，久自安于外镇；才非萧傅，敢雅意于本朝。”长兄〇义的文章，大概完全表达了先父的意思。
当王氏之学兴盛时，士大夫读书探求义理，大多追求新奇，然而用意太过，往往反而失之于穿凿附会。有称赞老杜《禹庙》诗最工巧的，有人问他，回答说：“‘空庭垂橘柚’是指厥包橘柚
崇宁初，蔡太师持绍述之说。为相，既悉取元▯廷臣及元符末上书论新法之人，指为谤讪而投窜之。又籍其名氏刻之于石，谓之“党籍碑”，且将世世锢其子孙。其后再相也，亦自知其太甚而未有以为说。叶左丞为祠部郎，从容谓之曰：“梦得闻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今举籍上书之人名氏刻之于石，以昭示来世，恐非所以彰先帝之盛德也。”蔡大感寤，其后党禁稍弛而碑竟仆焉。胡尚书直孺闻之，叹曰：“此人宜在君侧。”
祖宗时，有官人在官应进士举谓之“锁厅者”，谓锁其厅事而出。而后世因以有官人登第谓之“锁中”，甚无义理。
《汉书食货志》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鬻盐，官与牢盆。”注苏林曰：“牢，价直也，今世言顾手牢。”如淳曰：“盆，鬻盐盆也。鬻，古煮字，今煎盐之器谓之盘，以铁为之，广袤数丈，意盆之遗制也。”今盐场所用皆元丰间所为，制作甚精，非官不能办。然亦有编竹为之而泥其中者，烈火然其下而不焚，物理有不可解至如此。
韩忠献公罢相，初授守司徒兼侍中、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公引故事，以为祖宗旧制惟宗室近属方授两镇，臣若逾越常制，是开迩臣希望僭忒之源。神宗不从，固辞，至于再三，乃改授淮南节度使。元丰间，文潞公加两镇，亦不敢拜。
陈正字无已，世家彭城，后生从其游者常十数人。所居近城，有隙地林木，间则与诸生徜徉林下，或愀然而归，径登榻，引被自覆，呻吟久之。矍然而兴，取笔疾书，则一诗成矣。因揭之壁间，坐卧哦咏，有窜易至月十日乃定。有终不如意者，则弃去之，故平生所为至多，而见于集中者才数百篇。今世所传率多杂伪，唯魏衍所编二十卷者最善。
魏衍者字昌世，亦彭城人，从无已游最久，盖高弟也。以学行见重于乡里，自以不能为王氏学，因不事举业，家贫甚，未尝以为戚，唯以经籍自娱。为文章操笔立成，名所居之居曰“曲肱轩”，自号“曲肱居士”。政和间，先公守徐，招置书馆，俾余兄弟从其学，时年五十余矣，见异书犹手自抄写，故其家虽贫而藏书亦数千卷。建炎初死于乱，平生所为文今世无复存者，良可叹也。
魏昌世言无已平生恶人节书，以为苟能尽记不忘固善，不然徒废日力而已。夜与诸生会宿，忽思一事必明烛翻阅得之乃已。或以为可待旦者，无已曰：“不然，人情乐因循，一放过则不复省矣。”故其学甚博而精，尤好经术，非如唐之诸子作诗之外他无所知也。
刘待制安世晚居南京，客或问曰：“待制闲居何以遣日？”正色对曰：“君子进德修业，唯日不足，而可遣乎！”
曾尚书▯喜理性之学，中年提举淮西学事，游五祖山，凭栏忄兄若有所得者，因为偈曰：“四大本空，五荫皆蕴。灵台一点，常现圆明。”
旧制：辅臣典藩，监司客位下马，就厅上马。先公顷在北都时，诸使者守此制甚谨，每相访，将起，必牵马就厅，索轿再三乃敢登轿。
韩献肃公再相，其弟黄门公在翰苑当制。其后曾丞相子宣拜相时，其弟子开为翰林学士当制。初子开除吏部郎中，子固掌外制，告祠子固为之。近岁中书舍人当制而兄弟有除授，多引嫌，俾以次官行。
《新唐书》初成时，韩忠献公当国，以其出于两人，文体不一，恐惑后世，遂建请诏欧阳文忠公别加删润以一之。公固辞，独请各出名，从之。王钅至云。
刘羲仲字壮舆，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学自名，羲仲世其家学，尝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缪，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
译崇宁初年，蔡太师秉持“绍述”的主张。他担任宰相后，将元祐时期的朝臣以及元符末年上书议论新法的人，全部指为诽谤朝廷而流放。又登记他们的姓名刻在石碑上，称为“党籍碑”，并且打算世代禁锢他们的子孙。后来他再次拜相，也自知做得太过分，却找不到理由来解释。叶左丞当时担任祠部郎，从容地对他说：“我听说天下政治清明，百姓就不会议论；如今把上书人的姓名刻在石碑上，昭示给后世，恐怕不是彰显先帝盛德的做法。”蔡太师大为感动醒悟，此后党禁稍微松弛，石碑最终也倒下了。胡尚书直孺听说后，感叹道：“这个人应该侍奉在君主身边。”
祖宗时代，有官员在任期间参加进士考试，称为“锁厅”，意思是锁住厅事门而出。后世因此把有官职的人考中进士称为“锁中”，这很不合义理。
《汉书·食货志》记载，盐铁丞孔仅、咸阳说：“山海是天地储藏财富的地方，应当归属少府，陛下不据为己有，而交给大农令来辅助赋税。希望招募百姓自备费用，利用官府提供的器具煮盐出售，官府提供牢盆。”注家苏林说：“牢，指价格，现在世人说‘顾手牢’。”如淳说：“盆，是煮盐的盆。鬻，是古时的‘煮’字，现在煎盐的器具叫盘，用铁制成，宽长几丈，大概是盆的遗留制度。”现在盐场使用的都是元丰年间制造的，制作非常精良，不是官府不能办到。但也有用竹子编成而在其中涂泥的，在烈火下燃烧却不焚烧，事物的道理不可理解竟到了这种地步。
韩忠献公罢免宰相后，最初授予守司徒兼侍中、镇安、武胜军节度使，韩公引用旧例，认为祖宗旧制只有宗室近亲才授予两个节镇，臣子如果逾越常规制度，是开启近臣希望僭越的根源。神宗不听从，韩公坚决辞让，直到再三，才改授淮南节度使。元丰年间，文潞公加授两个节镇，也不敢接受。
陈正字无已，世家彭城，后生跟随他求学的常有十几人。他居住的地方靠近城墙，有空地和林木，闲暇时便与学生们在林下徘徊，有时神情严肃地回来，径直登上床榻，拉过被子盖住自己，呻吟了很久。突然精神振奋地起来，拿起笔快速书写，就成了一首诗。于是把它贴在墙壁间，坐卧吟咏，有修改到十天半个月才定稿的。有始终不满意的作品，就丢弃它，所以他平生所作很多，而收入文集的才几百篇。现在世间流传的大多混杂伪作，只有魏衍编集的二十卷最好。
魏衍字昌世，也是彭城人，跟随无已求学时间最长，大概是高足弟子。凭借学问品行被乡里敬重，自认为不能成为王氏学派的人，因此不从事科举学业，家里非常贫穷，不曾为此忧愁，只以经籍自娱。写文章提笔立成，命名住所为“曲肱轩”，自号“曲肱居士”。政和年间，先父守徐州，招他进入书馆，让我和兄弟跟随他学习，当时他五十多岁了，见到异书仍然亲手抄写，所以他家虽然贫穷但藏书也有几千卷。建炎初年在战乱中死去，平生所作的文章现在世间没有再保存的，实在令人叹息。
魏昌世说无已平生厌恶别人分段抄书，认为如果能够全部记住不忘固然好，否则只是白白浪费时日罢了。夜里与学生们聚会住宿，忽然想起一件事，一定要点亮蜡烛翻阅找到才罢休。有人认为可以等到天亮，无已说：“不行，人情喜欢因循，一旦放过就不再省察了。”所以他的学问非常广博而精深，尤其喜好经术，不像唐代那些文人除了作诗之外其他什么都不懂。
刘待制安世晚年居住南京，客人有人问：“待制闲居如何打发日子？”他严肃地回答说：“君子增进道德修养学业，唯恐日子不够，怎么能打发呢！”
曾尚书〇喜欢理学，中年提举淮西学事，游览五祖山，凭栏怅惘好像有所领悟，于是作偈语说：“四大本空，五荫皆蕴。灵台一点，常现圆明。”
旧制：辅臣掌管藩镇，监司在客位下马，到厅堂上马。先父以前在北都时，各位使者遵守这个制度非常谨慎，每次来拜访，将要起身时，一定牵马到厅堂，再三索要轿子才敢上轿。
韩献肃公再次拜相，他的弟弟黄门公在翰林院当值起草诏书。后来曾丞相子宣拜相时，他的弟子开担任翰林学士起草诏书。起初子开除任吏部郎中，子固掌外制，告祠由子固起草。近年中书舍人当值起草诏书而兄弟有除授，多引嫌，让次官代行。
《新唐书》刚完成时，韩忠献公当权，因为书出自两人之手，文体不统一，恐怕迷惑后世，于是建议请诏欧阳文忠公另外加以删润以统一之。欧阳公坚决辞让，只请求各自署名，听从了他。王钅至云。
刘羲仲字壮舆，是道原的儿子。道原以史学自名，羲仲继承家学，曾经摘取欧阳公《五代史》的讹误写成《纠缪》，给东坡看，东坡说：“往年欧阳公著此书刚完成，王荆公对我说：‘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不对，你何不为之？’我坚决辞让不敢当。做史书的人，网罗数十百年的事以成一书，其间怎么能没有小的得失呢！我之所以不敢当荆公的托付，正
乾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吕余庆、薛居正并本官参知政事。先是已命赵普为相，欲命居正等为之副而难其名称，诏问翰林承旨陶谷，下丞相一等者有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政事，参加机务故以命之，仍令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殿庭别设砖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俸杂给半之。”盖帝意未欲居正等名位与普齐也。史臣钱若水等曰：“按唐故事，裴寂为右仆射参知政事，杜淹为御史大夫参议朝政，魏征为秘书监参议朝政，萧▯为特进参议政事，刘洎为门下侍郎参知政事，刘幽求为中书舍人参知机务，然并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尝欲用郭待举等参知政事，既而谓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未可与卿等同称。’遂令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亚于参知政事矣。今▯不能远引汉御史大夫亚丞相故事为对，翻以参知政事为下丞相一等，▯失之矣，议者惜之。”余以谓凡此官称皆唐一切之制，非有高下、等级著为定令也，亦何常之有。至唐中叶以后，虽左右仆射不兼平章事皆不为宰相，则平章之重也久矣，故本朝因之。既政事自中书门下出，则平章事固中书门下之长官也。御史台自为风宪之地，今一旦以御史大夫厕于中书门下之列，独不为紊乱乎？如必用汉制者，则丞相以下举易其名可也，史臣之论亦未为允。
凡带职诸学士结衔皆在官上，待制、修撰乃在官下。宣和间，薛太尉昂罢节度使改授资政殿大学士，时寄禄官已至特进，故特结衔在官下，其后遂为故事，特进授学士结衔皆在下云。
诗人之盛莫如唐，故今唐人之诗集行于世者无虑数百家，宋次道龙图所藏最备，尝以示王介甫，且俾择其尤者。公既为择之，因书其后曰：“废日力于斯良可叹也，然欲知唐人之诗者，只此足矣。”其后此书盛行于世，《唐百家诗选》是也。
陈参政去非少学诗于崔▯▯德符，尝请问作诗之要，崔曰：“凡作诗工拙所未论，大要忌俗而已。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有意于用事。”去非亦尝语人，言本朝诗人之诗有慎不可读者，有不可不读者。慎不可读者，梅圣俞；不可不读者，陈无已也。
滕龙图达道布衣时，尝为范文正公门客。时范公尹京，而滕方少年，颇不羁，往往潜出狭邪纵饮，范公病之。一夕至书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烛观书以俟，意将愧之，至夜分乃大醉而归，范公阳不视以观其所为，滕略无慑惧，长揖而问曰：“公所读者，何书也？”公曰：“《汉书》也。”复问：“汉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刘丞相莘老初拜右仆射，表略曰：命相之难为邦所重，惟皇盛世尤慎，此官君臣赓歌今百三十载，勋业继踵裁五十二人。刘公拜相实元▯五年庚午，距今绍兴十年庚申五十年矣，继踵为相者又二十有八人，通前凡八十人焉。
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朝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时目为“嘉▯四友”。
吕太尉惠卿赴延安帅道出西都时，程正叔居里中，谓门人曰：“吾闻吕吉甫之为人久矣而未识其面，明旦西去必经吾门，我且一觇之。”迨旦，了无所闻，询之行道之人，则曰：“过已久矣，而道旁多不闻者。”正叔叹曰：“夫以从者数百人马数十行道中，而能使悄然无声，驭众如此可谓整肃矣。其立朝虽多可议，其才亦何可掩也！”
太仆寺总诸马监斥卖粪土，岁入缗钱甚多，常别籍之以待朝廷不时之须。绍圣间，宗室令铄为太仆卿，性勤吏事，检核出纳未尝少怠，吏不能欺，居数年积钱倍于常时，至数十万缗。一日与其贰以职事同对哲宗，问：“闻马监积钱甚多，其数几何？”令铄唯唯，再问，则对曰：“容契勘别具奏闻。”既退，其贰怪之，问曰：“公平时钩校簿书如此其勤，今日上问奈何不以实对？”令铄叹曰：“天子方富于
译乾德二年，任命兵部侍郎吕余庆、薛居正以原官职兼任参知政事。在此之前，已经任命赵普为宰相，想要任命薛居正等人作为副手，却难以确定官职名称，于是下诏询问翰林承旨陶谷，比丞相低一级的官职是什么？陶谷回答说：“唐朝有参知政事，因为参与机要事务，所以用这个名称，并且规定不宣读诏命、不排班、不掌管印信、不升政事堂，只令其在宣徽使厅办公，在殿庭另设砖位排在宰相之后，敕令末尾署名比宰相少写几个字，月俸和杂项供给减半。”这是因为皇帝心中不想让薛居正等人的名位与赵普平齐。史臣钱若水等人说：“查考唐朝旧例，裴寂任右仆射参知政事，杜淹任御史大夫参议朝政，魏征任秘书监参议朝政，萧〇任特进参议政事，刘洎任门下侍郎参知政事，刘幽求任中书舍人参知机务，然而这些都是宰相的职责。又高宗曾经想任用郭待举等人参知政事，随后对崔知温说：‘郭待举等人任职资历尚浅，不能与你们同称。’于是令其在中书门下共同承受进止平章事，由此说来，平章事低于参知政事。现在〇不能远引汉朝御史大夫仅次于丞相的旧例来回答，反而以参知政事为低于丞相一级，〇失之矣，议论的人为此感到惋惜。”我认为所有这些官职名称都是唐朝一时的制度，并没有高低、等级明确制定为法令，又有什么常理可言呢。到了唐朝中叶以后，即使左右仆射不兼任平章事都不算是宰相，那么平章事的重要性已经很久了，所以本朝沿袭了它。既然政事出自中书门下，那么平章事固然是中书门下的长官。御史台本来是监察机构，现在一旦让御史大夫混迹于中书门下的行列，难道不是扰乱体制吗？如果一定要采用汉朝制度，那么丞相以下全都改换名称就可以了，史臣的议论也不够恰当。
凡是带有职名的各位学士，结衔都在官职之上，待制、修撰则在官职之下。宣和年间，薛太尉昂罢免节度使改授资政殿大学士，当时寄禄官已经升到特进，所以特意将结衔放在官职之下，此后便成为惯例，特进授学士结衔都在下面了。
诗人之兴盛没有比得上唐朝的，所以如今唐朝人的诗集在世上流传的不下数百家，宋次道龙图收藏的最为完备，曾经拿给王介甫看，并且让他挑选其中特别优秀的。王介甫挑选之后，因此在后面写道：“耗费时日精力于此实在令人感叹，然而想要了解唐朝人的诗歌，只看这些就足够了。”后来这本书在世上盛行，《唐百家诗选》就是它。
陈参政去非年轻时向崔〇〇德符学习作诗，曾经请教作诗的要领，崔德符说：“凡是作诗工巧拙劣暂且不论，大抵忌讳俗气而已。天下的书虽然不可不读，然而千万不可有意于用典故。”去非也曾对别人说，本朝诗人的诗有千万不可读的，有不可不读的。千万不可读的是梅圣俞；不可不读的是陈无已。
滕龙图达道在平民时，曾经做范文正公的门客。当时范公任京兆尹，而滕达道正值少年，颇为放荡不羁，常常偷偷出去到妓院纵情饮酒，范公对此感到忧虑。一天晚上滕达到了书室中，滕达道已经出去了，范公于是点亮蜡烛看书等待，意在使他感到羞愧，直到半夜滕达道大醉而归，范公假装不看以观察他的行为，滕达道毫无畏惧，长揖问道：“公所读的，是什么书？”范公说：“《汉书》。”又问：“汉高祖是怎样的人？”范公迟疑片刻后让他进入。
刘丞相莘老初次拜为右仆射，表文大略说：任命宰相之难是国家所重视的，只有皇朝盛世尤其谨慎，这个官职君臣唱和至今一百三十年，勋业相继的才五十二人。刘公拜相实在是在元〇五年庚午年，距离现在绍兴十年庚申年五十年了，相继为相的又有二十八人，连同前面的共八十人。
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朝同在从班，特别互相友善，闲暇时日多在僧院聚会，往往谈宴终日，其他人很少能参与，当时称为“嘉〇四友”。
吕太尉惠卿赴延安任帅道经西都时，程正叔住在乡里，对门人说：“我听说吕吉甫的为人很久了但没见过他的面，明天早晨西去必经我家门，我且去窥探一下。”等到早晨，毫无动静，询问路过的人，则说：“经过很久了，而道旁多有不闻者。”正叔感叹说：“凭着随从数百人马数十匹在道中行走，而能使悄然无声，驾驭众人如此可谓整肃了。他在朝中虽然多有可议之处，他的才能也是不可掩盖的！”
太仆寺总辖诸马监出售粪土，每年收入缗钱很多，常常单独登记以备朝廷不时之需。绍圣年间，宗室令铄任太仆卿，性情勤于吏事，核查出纳未曾稍懈，官吏不能欺骗，任职几年积钱比平时多一倍，达到数十万缗。一天与其副职因职事一同面对哲宗，哲宗问：“听说马监积钱很多，数量多少？”令铄唯唯应答，再问，则回答说：“容我核查后另行奏报。”退下后，其副职怪问他，说：“你平时钩校簿书如此勤勉，今天皇上问为何不以实相告？”令铄感叹说：“天子正富于
春秋，以区区马监而闻积钱如此，其多谓天下之富称是，吾故不对，惧启上之侈心也。”贰谢非所及。此事先公言之。
译春秋时期，凭借小小的马监而听说积蓄钱财如此之多，如果认为天下的富足都达到这种程度，我因此不回答，是害怕诱发君主奢侈的念头。”贰谢说这不是他所能做到的。这件事是父亲曾经说过的。
政和中，杜相充以列卿使辽时，新更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既至虏馆，伴者问：“南朝新定宰相官名亦有据乎？”杜曰：“曾读《周礼》否？”虏不悦曰：“《周礼》岂不尝读正！以周官太宰卿一人则天官之长也，小宰、中大夫二人其属耳，安得相抗而为二宰哉！”杜无以应，及还，以失言被黜。
近岁使相节度使惟加检校，封邑则降麻。若除知判州府，止舍人命词领宫观，又止降敕。
唐中叶以后，宰相兼判度支最为重任。国朝开宝五年，尝命参知政事薛居正兼提点三司淮南、江南诸路水陆转运使，吕余庆兼提点三司荆湖、广南诸路水陆转运使。明年薛拜相，仍领转运使事。又命平章事沈义伦兼提点剑南转运使，盖袭唐之遗制也。仁宗朝司马温公为谏官，以天下财用不足建请置总计使，用辅臣领之，以总天下之财。绍兴初，孟观文庚以参知政事兼总制户部财用，然不入衔。
？宣和中，三公三孤皆具。太师三人：蔡京、童贯、郑绅；太傅一人：王黼；太保二人：郑居中、蔡攸；少师一人：梁师成；少傅一人：余深；少保二人：邓洵武、杨戬。
景德四年，诏皇侄武信军节度使惟吉立班在镇安军节度使石保吉之上。惟吉、保吉俱带平章事而保吉先拜，真宗令史馆检讨故事，准唐武德中诏宗姓宜在同品官之上，从之。今职制令叙位以国姓为上，虽非宗室而同姓皆居庶姓之右。
余顷见史院《神宗国史稿富韩公传》，称少时范仲淹一见以王佐期之，蔡太师大书其旁曰：“仲淹之言，何足道哉！”
宣和中，王鼎为刑部尚书，年甫三十，时卢枢密益、卢尚书法原俱为吏部侍郎而并多髯，王嘲之曰：“可怜吏部两胡卢，容貌威仪总不都。”卢尚书应声曰：“若要少年并美貌，须还下部小尚书。”闻者以为快。
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经，惟杜正献公家用其远祖叔廉书仪四时之亭。以分至日不设椅桌，唯用平面席褥，不焚纸币，以子弟执事，不杂以婢仆，先事致斋之类颇为近古。又韩忠献公尝集唐御史郑正则等七家祭仪，参酌而用之，名曰《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其法与杜氏大略相似而参以时宜，如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废，以为虽出于世俗，然孝子之心不忍违众而忘亲也，其说多近人情，最为可行。
张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尝不衣冠而食，尝暑月与其婿王巩同饭，命巩褫带而已，衫帽自如，巩顾见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诸生遭遇至此，一饭皆君赐也，享君之赐敢不敬乎？予自食某之食，虽衩衣无害也。”
范忠宣公守许昌，邹侍郎志完为教授，尝因宴集吏请乐语，公命邹为之，邹辞以为备官师儒而为乐语，恐非所宜，公深引咎谢焉，自是大相知。元符中，邹以谏官论立后事，由是知名，然世所传疏其辞诋讦，盖当时小人伪为之以激怒者也。其子柄后因赐对首辨此事，且缴《元疏》副本上之，诏以付史馆。予尝得见之，缓而不迫、薰然忠厚之言也。
李修撰夔，丞相纲之父也，政和中除守南阳，迓者至，问帑廪所积几何？吏对尚可支半年，夔惊曰：“吾闻国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今止半年，何可为哉！”即日上章请宫祠。
赵▯字德进，宋城人，少治《易》。时龚深甫《易解》新出，世未多见，▯闻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则徒步往见，独携饼十数枚以行。既至其门，求见主人，问以借书之事，意颇以为难而命之饭，▯辞曰：“所为来者欲见《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方许就传因馆之一室中。▯阖户昼夜写录，饥则啖所携之饼，数日而毕，归书主人，长揖而还。先公应举时与之同场屋，其被黜之明日往唁之，叩门久方应。窥其何为，则抄书如平时，其励志如此。后数年始登科，然迄以刚故寡所合。先公初秉政，荐为敕令所删定官，方改京秩。晚节益不喜仕，筑室南都城北，杜门不交人事，有园
译政和年间，杜充以列卿身份出使辽国时，宋朝刚刚将左右仆射改称为太宰、少宰。杜充到达辽国馆驿后，陪同人员问：“南朝新定的宰相官名，也有依据吗？”杜充说：“你读过《周礼》吗？”辽人很不高兴地说：“《周礼》难道我没读过吗？根据周朝官制，太宰是卿一人，是天官的首长，小宰、中大夫二人是他的属官，怎么能并列成为两个宰呢！”杜充无法回答。等到回国后，杜充因失言被贬黜。
近年，出使的宰相、节度使只加检校官衔，封邑则降麻制书。如果任命为知州、判府，只舍去任命诏书中的“命词”而领受宫观职务，又只降敕书。
唐朝中叶以后，宰相兼判度支是最为重要的职务。本朝开宝五年，曾任命参知政事薛居正兼任提点三司淮南、江南诸路水陆转运使，吕余庆兼任提点三司荆湖、广南诸路水陆转运使。第二年薛居正拜相，仍然兼领转运使事务。又任命平章事沈义伦兼任提点剑南转运使，这是沿袭唐朝的旧制。仁宗朝，司马光担任谏官，因为天下财用不足，建议设置总计使，由辅臣兼任，以总揽天下财政。绍兴初年，孟庾以参知政事兼任总制户部财用，但不在官衔中体现。
宣和年间，三公三孤的职位都设置齐全。太师三人：蔡京、童贯、郑绅；太傅一人：王黼；太保二人：郑居中、蔡攸；少师一人：梁师成；少傅一人：余深；少保二人：邓洵武、杨戬。
景德四年，下诏皇侄武信军节度使惟吉在朝班中排在镇安军节度使石保吉之上。惟吉、保吉都带有平章事衔，但保吉先受拜，真宗命令史馆检讨旧例，参照唐武德年间诏令宗室应在同品官之上的规定，依从了。如今职制令叙位以国姓为尊，虽然不是宗室，但同姓都排在庶姓的右边。
我从前在史院看到《神宗国史稿富韩公传》，称韩琦年轻时，范仲淹一见就以王佐之才期许他，蔡京在旁边大书道：“范仲淹的话，哪里值得称道！”
宣和年间，王鼎担任刑部尚书，年纪刚满三十，当时卢益、卢法原都担任吏部侍郎，而且两人都胡须浓密，王鼎嘲笑他们说：“可怜吏部两个胡卢，容貌威仪全都不端庄。”卢尚书应声答道：“如果想要少年并美貌，还得下部小尚书。”听到的人认为很痛快。
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大多苟且不经，只有杜正献公家使用其远祖杜叔廉的《书仪》四季之亭。在分至日不设椅桌，只用平面席褥，不焚烧纸钱，由子弟执事，不混杂婢仆，事先斋戒之类颇为接近古礼。又韩忠献公曾汇集唐御史郑正则等七家祭仪，参酌而使用，名为《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其方法与杜氏大致相似而参以时宜，如分至之外，元旦、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的祭祀都不废除，认为虽然出于世俗，但孝子之心不忍违背众人而忘记亲人，其说法多近人情，最为可行。
张文定公张安道平生未曾不衣冠整齐而进食，曾暑月与其婿王巩同吃饭，命令王巩解带而已，衫帽如常，王巩看见不敢。张公说：“我自从布衣诸生遭遇至此，一饭都是君赐，享受君之赐敢不敬吗？我自从吃某之食，虽衩衣无害也。”
范忠宣公守许昌，邹侍郎邹志完为教授，曾因宴集吏请乐语，范公命邹志完为之，邹志完推辞认为备官师儒而为乐语，恐怕不是所宜，范公深引咎谢焉，自是大相知。元符中，邹志完以谏官论立后事，由是知名，然世所传疏其辞诋讦，盖当时小人伪为之以激怒者也。其子邹柄后因赐对首辨此事，且缴《元疏》副本上之，诏以付史馆。我尝得见之，缓而不迫、薰然忠厚之言也。
李修撰李夔，丞相李纲之父也，政和中除守南阳，迎接者至，问帑廪所积几何？吏对尚可支半年，李夔惊曰：“吾闻国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今止半年，何可为哉！”即日上章请宫祠。
赵德进，字德进，宋城人，少治《易》。时龚深甫《易解》新出，世未多见，赵德进闻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则徒步往见，独携饼十数枚以行。既至其门，求见主人，问以借书之事，意颇以为难而命之饭，赵德进辞曰：“所为来者欲见《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方许就传因馆之一室中。赵德进阖户昼夜写录，饥则啖所携之饼，数日而毕，归书主人，长揖而还。先公应举时与之同场屋，其被黜之明日往唁之，叩门久方应。窥其何为，则抄书如平时，其励志如此。后数年始登科，然迄以刚故寡所合。先公初秉政，荐为敕令所删定官，方改京秩。晚节益不喜仕，筑室南都城北，杜门不交人事，有园
数亩，杂植花木，日居其间，乡人目之为“独乐园”。然晚复再娶，年颇相悬，刘待制器之戏曰：“岂谓‘独乐园’中乃有‘少室山人’乎？”建炎初，乡人竞为迁徙计，▯独留乡里自如，及刘豫僭号起为郎官，闻命不食数日而卒，时年七十余矣。
译几亩地，混杂种植着花草树木，（他）每天居住其中，乡里人把他叫做“独乐园”。然而晚年又再次娶妻，年龄相差很大，刘待制器之戏弄他说：“难道‘独乐园’中竟然有‘少室山人’吗？”建炎初年，乡里人争相谋划迁徙，（他）独自留在乡里安适自如，等到刘豫僭越称帝起用他为郎官，（他）听到任命后几天不吃东西而死，当时年龄七十多岁了。
国朝应差遣多结衔在官上，内则如枢密使、副使、三司使，外则如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皆然。官制后悉移在下，惟奉使外国者犹如故。近岁皆在下矣。
吴少宰敏政和间为中书舍人，年方二十八，后为给事中，罢。宣和末年复召为给事中，内禅之夕骤拜门下侍郎，未几迁知枢密院，明年遂拜少宰，时三十八。数月之间周历三省、枢密院，顷所未有也。
范仆射宗尹为参知政事时年三十一，拜相时三十二，卒时三十九，然有五子，皆已娶妇，兼有孙数人。论者谓其享年虽不永，而人间之事略备，岂物理亦有乘除也欤！
刘贡甫旧与王荆公游甚Ы，荆公在从班，贡甫以馆职居京师，每相过必终日。其后荆公为参知政事，一日贡甫访之，值其方饭，使吏延入书室中，见有稿草一幅在砚下，取视之，则论兵之文也。贡甫性强记，一过目辄不忘，既读复置故处。独念吾以庶僚谒执政，径入其便坐非是，因复趋出待于庑下。荆公饭毕而出，始复邀入，坐语久之，问贡甫近颇为文乎？贡甫曰：“近作《兵论》一篇，草创未就。”荆公问所论大概如何？则以所见稿草为己意以对。荆公不悟其尝见己之作也，默然良久，徐取砚下稿草裂之。盖荆公平日论议必欲出人意之表，苟有能同之者，则以为流俗之见也。
苏黄门子由南迁既还，居许下，多杜门不通宾客。有乡人自蜀川来见之，伺候于门，弥旬不得通。宅南有丛竹，竹中为小亭，遇风日清美或徜徉亭中。乡人既不得见，则谋之阍人，阍人使待于亭旁。如其言。后旬日果出，乡人因趋进，黄门见之大惊，慰劳久之曰：“子姑待我于此。”翩然复入，迨夜竟不复出。
范忠宣谪居永州，客至必见之，对设两榻，多自称老病不能久坐，径就枕，亦授客一枕，使与己对卧。数语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觉，有至终日迄不得交一谈者。
先公守南都时，有直秘阁张山者，开封人，判留司御史台事，年八十余矣。视听、步履、饮食悉如少壮，或问何术至此？曰：“吾无他术，但顷尝遇异人授一药服之，数十年未尝一日辍耳。其法用香附子、姜黄、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汤点，辰起空心服三四钱，名‘降气汤’。以为人所以多疾病者，多由气不降，故下虚而上实，此药能导之使归下尔。乡人有效之者，或返致虚弱，盖香附子、姜黄泻气太甚，而然不知山何以独能取效如此？意其别有他术，特托此药以罔人。及渡江，见一武官王升者，亦七十余矣，康强无疾。问何所服食，则与山正同，而后知人之于药各有所宜，不可强也。
《唐史》载姚崇为相与张说不协，他日朝崇曳踵为有疾状，帝召问之，因得留语。又蒋伸为翰林学士，宣宗雅爱伸，一日因语合旨，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复独对卿矣。”伸不喻，未几以本官同平章事。以此言之，则唐宰相不得独对矣。本朝宰执曰“同进呈公事”，遇欲有所密启，必先语阁门使奏知，进呈罢乃独留，谓之“留身”，此与唐制颇异。
赵康靖公概既休致，居乡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几上一贮黄豆，一贮黑豆，一空。又间投数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亲问之，曰：“吾平日兴一善念则投一黄豆，兴一恶念则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则黑多于黄，中则黄多于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复投矣。”
仁宗一日语辅臣曰：“闻富弼在青州以赈济流民为名，聚众十余万人，且为变，如何？”众未及对，时王文安公尧臣为参知政事，越次进曰：“陛下何以知之？”仁宗曰：“姑言何以处，无问所从得也。”公固请不已，仁宗曰：“有内臣出使回言之。”公曰：“富弼本以忠义闻天下，岂应有此！但内臣敢诬大臣而罔主听如是，不治则乱之道也。”仁宗寤，立黜宦者。
功臣号起于唐德宗时，朱Г之乱既平，凡从行者悉赐号“奉天元从定难功臣”，其后凡有功者咸被赐，浸相踵为故事。本朝循此制
译本朝应差遣的官员，大多将官衔列在本职官名之上，内朝如枢密使、副使、三司使，外朝如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都是如此。官制改革后，全都移到下面去了，只有奉命出使外国的还像以前那样。近年也都移到下面去了。
吴敏政和年间任中书舍人，年仅二十八岁，后来任给事中，被罢免。宣和末年再次被召任给事中，内禅那晚突然拜为门下侍郎，不久升任知枢密院，第二年就拜为少宰，当时三十八岁。几个月之间周历三省、枢密院，这是近来所未有的。
范宗尹任参知政事时三十一岁，拜相时三十二岁，去世时三十九岁，然而有五个儿子，都已娶妻，还有几个孙子。议论的人说，他虽然寿命不长，但人间的事都经历过了，难道事物的道理也有盛衰交替吗！
刘贡甫过去与王安石交往很密切，王安石在从班任职，贡甫以馆阁职务住在京城，每次相访必定整天在一起。后来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一天贡甫去拜访他，正赶上他在吃饭，派官吏请贡甫进入书房，看见砚台下有一幅草稿，取来一看，是论述军事的文章。贡甫记忆力强，看一遍就忘不了，读完又放回原处。只想着我以普通官员拜见执政，直接进入他的便坐不合适，于是又快步出去在廊下等待。王安石吃完饭出来，才再次邀请他进去，坐下交谈很久，问贡甫最近是否写文章？贡甫说：“最近写了一篇《兵论》，草稿尚未完成。”王安石问所论大概如何？贡甫就把看到的草稿当作自己的意思来回答。王安石不知道他曾经看过自己的文章，沉默了很久，慢慢取出砚下的草稿撕碎。因为王安石平时议论一定要超出常人的想法，如果有能与他相同的，就认为是流俗之见。
苏辙南迁回来，住在许昌，大多闭门不见宾客。有个同乡从蜀地来见他，在门口守候，十多天不得见面。宅子南边有丛竹，竹中建有亭子，遇到风日清美有时在亭中徘徊。同乡既然见不到，就向守门人商量，守门人让他等在亭旁。按照他的话去做。十多天后苏辙果然出来，同乡于是快步上前，苏辙看见他大吃一惊，慰劳很久说：“你暂且在这里等我。”轻快地又进去，直到夜里竟然不再出来。
范纯仁被贬居永州，客人来必定接见，对面设两张榻，多自称老病不能久坐，直接躺下，也给客人一个枕头，让他与自己相对而卧。几句言语之外，往往鼾声如雷，客人等他醒来，有等到整天最终不能交谈一句的。
先父任南都太守时，有个直秘阁张山，开封人，判留司御史台事，八十多岁了。视听、步履、饮食都像年轻人，有人问什么方法达到这样？说：“我没有其他方法，只是以前曾遇到异人传授一种药服用，几十年没有一天停止过。其法用香附子、姜黄、甘草三物一起磨成粉末用沸水冲服，早晨空腹服三四钱，名叫‘降气汤’。认为人之所以多疾病，大多因为气不降，所以下虚而上实，这药能引导它使气归下。同乡有试用的，有的反而导致虚弱，大概香附子、姜黄泻气太厉害，然而不知道张山为什么独能取得这样的效果？猜想他另有其他方法，只是借这药来欺骗人。等到渡江，见一个武官王升，也七十多岁了，健康无病。问吃什么药，与张山正好相同，然后知道人对药各有所宜，不可强求。
《唐史》记载姚崇任宰相与张说不和，后来上朝姚崇拖着脚装作有病的样子，皇帝召问，因此得以留语。又蒋伸任翰林学士，宣宗很喜爱蒋伸，一天因为言语合旨，三次起身三次挽留，说：“以后不再单独与你对话了。”蒋伸不明白，不久以本官同平章事。由此说来，那么唐朝宰相不能单独对话了。本朝宰执叫“同进呈公事”，遇到想要有所密启，必须先告诉阁门使奏知，进呈完毕才单独留下，叫作“留身”，这与唐朝制度很不同。
赵概退休，住在乡里，闲居的房间必定放三个器具：几上一个装黄豆，一个装黑豆，一个空的。又偶尔投几颗豆在空器中，人们不明白他的意思，亲近的人问他，说：“我平时兴起一个善念就投一颗黄豆，兴起一个恶念就投一颗黑豆，用来自我警戒。开始时黑多于黄，中间黄多于黑，近来两种念头都忘了，也不再投了。”
仁宗一天对辅臣说：“听说富弼在青州以赈济流民为名，聚集十几万人，将要作乱，怎么办？”众人还没来得及回答，当时王文安公尧臣任参知政事，越次进言说：“陛下怎么知道的？”仁宗说：“姑且说怎么处置，不要问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公坚持请求不停，仁宗说：“有内臣出使回来说的。”公说：“富弼本来以忠义闻名天下，怎么会有这种事！只是内臣敢诬陷大臣而蒙蔽主上听信如此，不惩治就是乱政之道。”仁宗醒悟，立即罢黜宦官。
功臣号起源于唐德宗时，朱泚之乱平定后，凡是随从的人都赐号“奉天元从定难功臣”，后来凡是有功的都受赐，逐渐相沿成为惯例。本朝沿袭这个制度
，宰相、枢密使初拜，赐焉；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初除或未赐，遇加恩乃有之，刺史以上止加阶勋，勋高者亦或赐。中书、枢密赐“推忠协谋同德佐理”，余官则“推诚保德奉义翊戴”，掌兵则“忠果雄勇宣力”，外臣则“纯诚顺化”，每以二字协意，或造或因，取为美称。宰臣初加即六字，余并四字，其进加则二字或四字，多者有至十余字，又有“崇仁佐运守正忠亮保顺宣忠亮节”之号，文武迭用焉。中书、枢密所赐若罢免或出镇则改，亦有不改者。其诸班直、禁军将校赐“拱卫供奉”之号，遇加恩但改其名，不过两字。元丰中，神宗既累却群臣尊号之请，大臣将顺因请并罢功臣之名，诏从之。近岁始复以赐大将，皆创为之名，非复旧制矣。
译宰相、枢密使初次拜官，便赐予美称；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初次授职或未赐予，遇到加恩时才会有，刺史以上只加官阶勋爵，勋爵高的有时也赐予。中书、枢密院官员赐予“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其余官员则赐“推诚保德奉义翊戴”，掌管兵权的赐“忠果雄勇宣力”，地方官员则赐“纯诚顺化”，每取两个字配合意旨，或新造或沿用，取作美称。宰相初次加恩即赐六字，其余均为四字，其进级加恩则二字或四字，多的有达到十余字的，又有“崇仁佐运守正忠亮保顺宣忠亮节”这样的称号，文武官员交替使用。中书、枢密院所赐若被罢免或出镇地方则更改，也有不更改的。那些诸班直、禁军将校赐予“拱卫供奉”的称号，遇到加恩只更改其名，不超过两个字。元丰年间，神宗既然屡次拒绝群臣请求尊号的提议，大臣顺承旨意于是请求一并废除功臣之名，诏令听从了。近年才开始恢复赐予大将，都是新创的名号，不再是旧制了。
元丰官制既罢馆职，独置秘书监少监，丞郎、著作郎、佐郎、校书郎、正字，谓之“秘书省职事官”，然不兼领他局，专以校仇、著撰为职。元▯间复置馆职，又诏辅臣悉举所知策试于学士院，已乃随官秩资序或授以秘阁集贤校理，或领内外职任，不必专在馆中。校书郎、正字凡试中者，满二年乃授校理。绍圣初，复罢之。建炎间，张参政守建请复召试馆职，然既试止除秘书省职事官，而校理直院之职迄不复置，盖考之不详也。
元▯执政大抵欲参用祖宗官制，既复馆职，又俾侍从官咸带职为之。任尚书二年乃除直学士，御史中丞至谏议大夫满一年除待制，而以职为行、守、试。时议者多以为无益事实而徒为紊乱。然余观元丰官制，既职事官各有杂压，则既上者不可以复下，故自六尚书、翰林学士而除中丞，六曹侍郎而除给舍谏议，非不美而不免为左迁，若使带职而为之，则无此嫌矣。如苏黄门自翰苑除中丞带龙图阁学士，郑闳中穆尝为给事中，后复以宝文阁待制为国子祭酒，及前执政入为尚书，皆带殿学士之类。既近于为官择人之义，且于人品秩无伤，此则带职为便，其余自依官制可也。
在京局务各随其类有所隶，给事中本通进银台司之任，则进奏院隶焉。谏官以言为职，所以通天下之壅塞，则登闻鼓院检院隶焉。秘书省著作局掌书日历，则太史局隶焉。太常礼乐之司，则教坊隶焉。
包孝肃公之尹京也，初视事，吏抱文书以伺者盈庭。公徐命阖府门，令吏列坐阶下，枚数之，以次进。取所持案牍遍阅之，既阅，即遣出数十人，后或杂积年旧牍其间，诘问辞穷。盖公素有严明之声，吏用此以试且困公，公悉峻治之，无所贷。自是吏莫敢弄以事，文书益简矣。天府虽称浩穰，然事之所以繁者亦多吏所为，本朝称治天府以孝肃为最者，得省事之要故也。
元▯初再复制科，独谢▯中格特赐进士出身补大郡职官，▯具状辞免云：“所有告敕未敢衤氏受。”而以“衤氏”为“衤氐”，以“受”为“授”，士大夫间传以为笑。谏官刘器之疏论之曰：“昔唐之省中有伏猎侍郎，为严挺之所讥而罢，今陛下方当右文之代，初复制举，岂容有‘衤氏授’贤良乎？”▯字公定，希深之孙，亦有文采，“衤氏授”盖笔误也。
熙宁间苏丞相奉使契丹，道过北京，时文潞公为留守。燕会Ы，文公因问魏收有“逋峭难为”之语，人多不知“逋峭”何谓，苏公曰：“闻之宋元宪公云《事是本经》，盖梁上小柱名，取有折势之义耳”。苏公以文人多用近语而未及此，乃用是语为一诗纪席上之事献文公曰：“高燕初陪听拊鼙，清谭仍许奏挥犀。自知伯起难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舞奏未终花十八，酒行先困玉东西。荷公德度容狂简，故敢忘怀去町畦。”
公卿三品以上既薨，其家录行状上尚书省请谥，考功移太常礼院议定，博士撰议。考功审覆刺都省集合省官参议，具上中书门下，宰臣判准始录奏闻，敕付所司即考功录牒以未葬前赐其家，省官有异议者，听具议以闻。然故事集议日请谥之家例设酒馔，厥费不赀，或者惮此因不复请。景▯中，宋宣献公判都省，建言：“考行易名用申劝沮，而飨其私馈，颇非政体，请自今官给酒食。”从之。然亦有其家不自请而人为之请而得谥者，若杨侍读徽之既卒，久之，其外孙宋宣献公为请而谥“文庄”；宋尚书祁既薨，张安道为请而谥“景文”；张公既薨，遗命毋得请，而苏黄门子由援此二例为言，遂谥“文定。”兵兴以来，请谥之礼几废，张悫中书卒，汪翰林藻为之请，遂谥“忠穆”，然有司自定而已，非复集官参议。
国朝以来，凡谥者多褒其善而已，未有贬其恶者，惟钱文僖惟演初请谥，博士张环议以为惟演尝坐党附外戚及妄议▯庙，为宪司所纠左降偏郡，位兼将相而贪慕权要，因合“敏而好学”、“贪以败官”二法，谥曰“文墨。”其子暧诉于朝，礼
译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废除了馆阁职务，只设置了秘书监、少监，以及丞郎、著作郎、佐郎、校书郎、正字，称为“秘书省职事官”，但他们不兼任其他机构的职务，专门以校对、撰写为职责。元〇年间恢复设置馆职，又下诏让辅政大臣全部举荐所知之人，在学士院进行策试，随后根据官阶资历，有的授予秘阁、集贤校理，有的兼任内外职务，不一定专门在馆阁中任职。校书郎、正字凡是考中的人，满两年才授予校理。绍圣初年，又废除了这一制度。建炎年间，参知政事张守在建康请求恢复召试馆职，但考试后只授予秘书省职事官，而校理、直院的职务最终没有再设置，大概是因为考核不够详细。
元〇年间执政大臣大体想要参照祖宗的官制，既然恢复了馆职，又让侍从官都兼带职衔任职。任尚书两年才授予直学士，御史中丞到谏议大夫满一年授予待制，并用职衔作为行、守、试的依据。当时议论的人大多认为这无益于实际事务，只是徒增混乱。但我观察元丰官制，既然职事官各有高低压制，那么已经升迁的人不可以再降下来，所以从六尚书、翰林学士任命为中丞，从六曹侍郎任命为给事中、舍人、谏议大夫，虽然不算是坏事，但难免被视为左迁（降职），如果让他们兼带职衔任职，就没有这种嫌疑了。比如苏黄门从翰苑任命为中丞兼带龙图阁学士，郑闳中穆曾经担任给事中，后来又以宝文阁待制的身份担任国子祭酒，以及前执政入朝担任尚书，都兼带殿学士之类的职衔。这既接近为官职选择合适人才的道理，而且对人员的品级没有损害，这就是兼带职衔的便利之处，其余的依照官制即可。
在京的局务各自按照类别有所隶属，给事中本是通进银台司的职责，那么进奏院就隶属于它。谏官以进言为职责，用来疏通天下的壅塞，那么登闻鼓院、检院就隶属于它。秘书省著作局掌管书写日历，那么太史局就隶属于它。太常礼乐的机构，那么教坊就隶属于它。
包孝肃公担任开封府尹时，刚开始处理政务，官吏抱着文书等待的挤满了庭院。包公慢慢命令关闭府门，让官吏列坐在台阶下，逐个点数，依次进来。他取来他们手中的案卷全部阅览，阅览完毕，就遣散了几十人，后来有人把积压多年的旧案卷混杂其中，包公追问，他们理屈词穷。原来包公一向有严明之声，官吏用这种方法来试探并困住包公，包公全部严厉惩治，没有宽贷。从此官吏不敢拿事情来玩弄权术，文书更加简少了。开封府虽然号称事务浩繁，但事情之所以繁杂，也多是由官吏造成的，本朝治理开封府以包孝肃公最为出色，是因为他掌握了省事的要领。
元〇年初再次恢复制科，只有谢〇中格特别赐予进士出身补任大郡职官，〇上状辞谢说：“所有告敕不敢衤氏受。”把“衤氏”写成“衤氐”，把“受”写成“授”，士大夫之间传为笑谈。谏官刘器之疏论说：“过去唐朝省中有伏猎侍郎，被严挺之讥讽而罢免，现在陛下正当崇尚文治的时代，初次恢复制举，难道能容忍有‘衤氏授’贤良吗？”〇字公定，是希深的孙子，也有文采，“衤氏授”大概是笔误。
熙宁年间苏丞相奉命出使契丹，路过北京，当时文潞公担任留守。燕会结束后，文公趁机问魏收有“逋峭难为”的话，很多人不知道“逋峭”是什么意思，苏公说：“听宋元宪公说《事是本经》，大概是梁上小柱的名字，取有折势的意思罢了”。苏公因为文人多用近语而没有提到这个，于是用这句话写了一首诗记录席上的事献给文公说：“高燕初陪听拊鼙，清谭仍许奏挥犀。自知伯起难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舞奏未终花十八，酒行先困玉东西。荷公德度容狂简，故敢忘怀去町畦。”
公卿三品以上去世后，其家属记录行状上报尚书省请求谥号，考功司移文太常礼院议定，博士撰写议定意见。考功司审核复查刺都省集合省官参议，详细上报中书门下，宰臣判准后才录奏闻，敕令付给有关部门即考功司录牒在安葬前赐给其家属，省官有异议的，听任具议上报。然而旧例集议日请求谥号的家属惯例设酒馔，费用巨大，有的人害怕这个因此不再请求。景〇年间，宋宣献公判都省，建议说：“考核品行更改名号用来申明劝诫，而享用他们的私馈，颇不符合政体，请求从今以后官方供给酒食。”朝廷听从了。但也有家属不自己请求而别人代为请求而得到谥号的，比如杨侍读徽之去世后，很久，他的外孙宋宣献公代为请求而谥号“文庄”；宋尚书祁去世后，张安道代为请求而谥号“景文”；张公去世后，遗命不得请求，而苏黄门子由援引这两个例子进言，于是谥号“文定。”战争兴起以来，请求谥号的礼仪几乎废弛，张悫中书去世，汪翰林藻代为请求，于是谥号“忠穆”，但有关部门自行决定而已，不再集合官员参议。
本朝以来，凡是谥号大多褒扬其善而已，没有贬斥其恶的，只有钱文僖惟演初次请求谥号，博士张环议定认为惟演曾经因党附外戚及妄议〇庙，被宪司纠举左降偏郡，位兼将相而贪慕权要，于是合并“敏而好学”、“贪以败官”两条法则，谥号曰“文墨。”他的儿子暧上朝申诉，礼
官议以为惟演自左降后能率职自新，应“追悔前过”之法，宜谥曰：“思。”其后暧等复诉不已，竟改“文僖”。陈执中丞相初请谥，韩持国黄门时为博士，合“宠禄光大”、“不勤成名”二法，谥之曰“荣灵”。张文定公疏论其非，因诏太常再议，众礼官议应“不懈于位”之法，曰“恭”，考功杨南仲请谥曰“恭襄”，何剡密直请谥为“厉”，屯田员外郎黄师旦乞谥为“荣”，尚书省众议从“恭”，诏从众议。
译朝廷议论认为，惟演自从被贬官后能够恪尽职守、改过自新，符合“追悔前过”的谥法，应当谥号为“思”。后来王暧等人不断申诉不止，最终改谥为“文僖”。陈执中任丞相时初次请求赐谥，韩持国（韩维）当时任黄门侍郎，兼掌博士之职，依据“宠禄光大”、“不勤成名”两条谥法，谥他为“荣灵”。张文定公上疏驳论说这不恰当，于是皇帝下诏让太常寺重新商议，各位礼官商议认为符合“不懈于位”的谥法，应谥为“恭”，考功郎中杨南仲请求谥为“恭襄”，密直学士何剡请求谥为“厉”，屯田员外郎黄师旦请求谥为“荣”，尚书省众人商议赞同“恭”，皇帝下诏听从众人的意见。
凡侍从官以上乞致仕者，虽优进官资而不许带职。熙宁中始许致仕者仍带旧职，于是王懿敏公素首以端明殿学士致仕。未几，欧阳文忠公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会韩魏公寄诗贺之，公和篇曰：“报国勤劳已蔑闻，终身荣遇最无伦。老为南亩一夫去，犹是东宫二品臣。侍从籍通清切禁，啸歌行作太平民。欲知贪旧君恩厚，二者难兼始两人。”盖谓是也。官制行，职事官致仕仍许带职事官，著为令。
唐制：礼部郎官掌百官笺表，故谓之“南宫舍人”。国朝常择馆阁中能文者同判礼部，便掌笺表，有印曰“礼部名表之印”。王文恭▯初以馆职为之，其后就转知制诰，又就迁学士，仍领，辞不受曰：“御史中丞岁时率百官上表，而反令学士、舍人掌诏诰之臣主为缮辞定草，既轻重不伦，亦事体未便。今失之尚近，可以改正，欲乞捡会旧例，以礼部名表印择馆职中有文者付之，则名分不爽矣。”议者是之。及官制行，遂复唐之旧云。
李才元大临仕仁宗朝为馆职，家贫甚，僮仆不具，多躬执贱役。一日，自秣马。会例赐御书，使者及门适见之，嗟叹而去。归以白上，上大惊异，他日以语宰相，遂命知广安军。刘原甫为赋诗美其事。熙宁中为知制诰，坐封还李定除御史词头，与宋次道、苏子容俱得罪，于是名益重。云：“待诏先生穷巷居，箪瓢屡空方晏如。自探井臼秣羸马，却整衣冠迎赐书。王人驻车久叹息，天子闻之动颜色。饱死曾不及侏儒，牧民会肯输筋力。诏书朝出蓬莱宫，绣衣还乡由上衷。君今已作二千石，亦复将为第五公。”右原甫赠才元诗也。
●卷下
京城士大夫自宰臣至百执事皆乘马出入，司马温公居相位，以病不能骑，乃诏许肩舆至内东门，盖特恩也。建炎初，驻跸扬州，以通衢皆砖▯霜滑不可以乘马，特诏百官悉用肩舆出入。
范文正公自京尹谪守鄱阳，作堂于后圃，名曰“庆朔”。未几易守丹阳，有诗曰：“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如今忆着成离恨，▯氐托春风管句来。”予昔官江东，尝至其处，龛诗壁间，郡人犹有能道当时事者，云：“春风，天庆观道士也，其所居之室曰‘春风轩’，因以自名，公在郡时与之游，诗盖以寄道士云。”
汪彦章言：顷行淮西一驿舍，中壁间有王荆公题字曰：“邮亭桥梁不修，非政之善；饣希厨傅以称过使客，又于义有不足。”如此足矣。
欧阳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转运谪守滁州，于琅邪山间作亭，名曰：“醉翁”，自为之记。其后王诏守滁，请东坡大书此记而刻之，流布世间，殆家有之，亭名遂闻于天下。政和中，唐少宰恪守滁，亦作亭山间，名曰“同醉”，自作记，且大书之立石亭上，意以配前人云。
东坡既南窜，议者复请悉除其所为之文，诏从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祸，所在石刻多见毁。徐州黄楼东坡所作，而子由为之赋，坡自书，时为守者独不忍毁，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楼名“观风”。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时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见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适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数千本，忽语僚属曰：“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立碎之，人闻石毁，墨本之价益增。仲先秩满，携至京师，尽鬻之，所获不赀。
国朝财赋之入，两税之外多有因事所增，条目其繁，当官者既不能悉其详，吏因得肆为奸利，民用重困。仁宗朝，或请凡财赋窠名宜随类并合，使当官者易于省察，可以绝吏奸。论者皆以其言为然。时程文简公琳为三司使，独以为不可，曰：“今随类并合，诚为简便，然既没其窠名，莫可稽考，他日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则病民益甚矣。”于是众莫能夺。
宗室令▯少有俊名，一时名士多与之游。元▯间执政荐之帘前，欲用以为馆职，曰：“令▯非特文学可称，吏能亦自精敏，其为人
译凡是侍从官以上请求退休的人，虽然优待晋升官阶，但不允许保留职名。熙宁年间才开始允许退休的人仍然保留原来的职名，于是王懿敏公王素首先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退休。不久，欧阳文忠公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恰逢韩魏公寄诗祝贺他，欧阳公和诗说：“报国勤劳已蔑闻，终身荣遇最无伦。老为南亩一夫去，犹是东宫二品臣。侍从籍通清切禁，啸歌行作太平民。欲知贪旧君恩厚，二者难兼始两人。”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官制实行后，职事官退休仍然允许保留职事官名，定为法令。
唐代制度：礼部郎官掌管百官的笺表，所以称为“南宫舍人”。本朝常选择馆阁中擅长文章的人共同判理礼部事务，以便掌管笺表，有印信叫“礼部名表之印”。王文恭公最初以馆职担任此任，后来转任知制诰，又升迁为学士，仍然兼任，推辞不接受说：“御史中丞在岁时率领百官上表，反而让学士、舍人这些掌管诏诰的臣子主持撰写辞草，既轻重不伦，也事体不便。现在失误尚且轻微，可以改正，请求查考旧例，将礼部名表印交给馆职中擅长文章的人，那么名分就不会错乱了。”议论的人认为他说得对。等到官制实行，于是恢复唐代的旧制。
李才元大临在仁宗朝做馆职，家里非常贫穷，连仆人都没有，大多亲自做卑贱的杂役。一天，亲自喂马。恰逢按规定赐给御书，使者到了门口正好看见他，感叹着离去。回去后禀报皇上，皇上非常惊异，后来把这事告诉宰相，于是任命他做广安军知军。刘原甫为此赋诗赞美这件事。熙宁年间他做知制诰，因为封还李定担任御史的任命文书，与宋次道、苏子容一起获罪，于是名声更加显重。诗云：“待诏先生穷巷居，箪瓢屡空方晏如。自探井臼秣羸马，却整衣冠迎赐书。王人驻车久叹息，天子闻之动颜色。饱死曾不及侏儒，牧民会肯输筋力。诏书朝出蓬莱宫，绣衣还乡由上衷。君今已作二千石，亦复将为第五公。”这是刘原甫赠给李才元的诗。
京城士大夫从宰相到百官都骑马出入，司马温公担任宰相时，因为生病不能骑马，于是下诏允许他坐轿子到内东门，这是特别的恩宠。建炎初年，皇帝驻跸扬州，因为通衢大道都铺着砖，霜滑不能骑马，特别下诏百官全部用轿子出入。
范文正公从京兆尹被贬为鄱阳太守，在后园建了一座堂，名叫“庆朔”。不久改任丹阳太守，有诗说：“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如今忆着成离恨，托春风管句来。”我从前在江东做官，曾经到过那里，诗刻在墙壁间，当地的人还有能讲述当时事情的，说：“春风，是天庆观的道士，他所住的房间叫‘春风轩’，因此以此自称，范公在郡时与他交往，这首诗大概是寄给道士的。”
汪彦章说：从前经过淮西的一个驿站，中间墙壁上有王荆公题字说：“邮亭桥梁不修，不是政治的善政；用粗劣的饭菜来款待过往使客，又在道义上有所不足。”这样就可以了。
欧阳文忠公最初从河北都转运使被贬为滁州太守，在琅邪山间建了一座亭子，名叫“醉翁”，自己写了记。后来王诏守滁州，请求东坡大字书写这篇记并刻石，流传世间，几乎家家都有，亭子的名字于是闻名天下。政和年间，唐少宰恪守滁州，也在山间建了一座亭子，名叫“同醉”，自己写了记，并且大字书写刻在亭上的石头上，意思是要与前人相配。
东坡被贬南窜后，议论的人又请求全部删除他所写的文章，诏书听从了。于是士大夫家里所藏的既不敢拿出，而官吏害怕祸患，所在地的石刻大多被毁坏。徐州黄楼是东坡所作，子由为之作赋，东坡自己书写，当时做太守的人唯独不忍心毁坏，只是把石头投到城壕中，而改楼名为“观风”。宣和末年，禁令稍微松弛，而一时权贵以收藏东坡的文章相尚，卖的人大获其利，所以工匠渐渐到城壕中摹刻这块石头。有个叫苗仲先的人恰好做太守，于是命令取出石头，日夜摹印，得到几千本后，忽然对僚属说：“苏氏之学还在法禁之中，这石头怎么独自留存！”立刻打碎它，人们听说石头被毁，墨本的价格更加上涨。苗仲先任期届满，带到京城，全部卖掉，所得不计其数。
本朝财政赋税的收入，两税之外有很多因事增加的，条目繁多，当官的人既不能全部了解详情，官吏因此得以肆意谋取私利，百姓更加困顿。仁宗朝，有人请求凡是财赋的名目应当按类合并，使当官的人易于省察，可以杜绝吏奸。议论的人都认为他的话是对的。当时程文简公程琳做三司使，唯独认为不可以，说：“现在按类合并，确实简便，但是既然没了名目，无法查考，将来有兴利之臣，必定再次增加，那么祸害百姓就更严重了。”于是众人不能改变他的意见。
宗室令少有俊才的名声，一时名士多与他交往。元年间执政在帘前推荐他，想任用他为馆职，说：“令少不仅文学可称，吏能也自精敏，他的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