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译人才确实不容易得到。”宣仁皇后说：“皇亲中聪明的人确实聪明，只是不知道他们的德行如何，不如再稍等一等。”于是这件事就停止了。建炎年间，我避乱居住在饶州的德兴县，县令〇当时也在那里，他是这样说的。

译本朝制科最初沿袭唐代制度，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明吏理达于教化共三科，应考的内外职官、前资官、现任官、黄衣人、草泽人，都允许由诸州及本司解送吏部，当面对皇帝策试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年间，又下诏让文臣在内外幕职、州县官及草泽人中各举荐贤良方正一人。景德年间，又下诏设立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详明吏理达于从政等六科。大圣七年，夏朝下诏应内外京朝官，不带台省馆阁职事、不曾犯赃罪及私罪且情理轻者，都允许少卿监以上官员奏举，或自行进呈状文，请求应考前六科，仍须先呈交所作策论十卷，每卷五道。等到呈交后，下发两省审阅，如果文辞义理优长，符合制科要求，具名上奏。派遣官员考试，策论六首。合格者，即当面对皇帝策试一道。又设立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才异等三科，应考的草泽及贡举人，非工商杂类者，都允许由本处转运司、各州长官奏举，或在本贯投状请求应考，州县考察其品行无玷污犯罪者，即交纳所作策论十卷，每卷五道，审阅后，文辞义理稍优的即上报转运司，审查乡里名誉，在辖区内选有文学的官员再审阅，确实有文行可称道的，即将文卷送交礼部委主判官审阅，选文辞义理优长者的具名上奏。其余如贤良方正等六科，熙宁年间全部废除，而让进士廷试，废除三题而只试策一道。建炎年间下诏恢复贤良方正一科，然而没有应诏的人。

哲宗起初对范忠宣公最厚待，元祐末年再次拜相。恰逢宣仁太后去世，范公以旧臣惯例请求退职，皇上再三坚决挽留，他不同意，于是以观文殿大学士身份知陈州。辞别皇帝时，皇上当面告诫说：“有什么想说的，附在驿递中上报。”到陈州很久。当时元祐执政大臣被贬谪到江湖，都已超过一年，范公即上章恳切论述请求全部放还，其言辞大略说：“我见吕大防等被贬谪到江湖，已更迭年岁，未蒙恩旨，长久困于拘囚。这些人有的年岁衰老残弱，有的素来缠身疾病，不熟悉水土，气血趋向衰弱，骨肉分离，举目无告。恐怕先朝露而殒命，客死异乡，不仅使圣心忧虑，也恐怕有伤和气。恭惟陛下圣心仁厚，天纵慈明，岂有股肱近臣，簪履归物，肯忘记怜悯，常使他们流离？只恐一二执政大臣记其往事，嫉妒太甚，认为今日的过错都是他们自取。进言之际不详细陈述，殊不思吕大防等获罪的原因，只因持心失恕，好恶任情，把异己之人当作仇敌，把疑似之言当作诽谤，违背老子‘好还’的告诫，忽视孟子‘反尔’的言论。误国害公，覆车可鉴，岂可尚遵前辙，不顾效尤呢！”奏章上呈后，即收拾行装计算路程。刚到，且有命令，即在大会僚佐中，果然被贬，削职知随州。拜受任命后，交接州事给通判主持，又就坐终宴而罢，第二天遂行。

王侍郎涣之常说：乘车常以颠坠处之，乘舟常以覆溺处之，仕宦常以不遇处之。无事矣。

东坡起初想为富韩公写神道碑，很久，没有意思。一天昼寝，梦见伟丈夫，称是寇莱公来访。已共语久之，既即，下笔首叙景德澶渊之功以及庆历议和，顷刻而就。以示张文潜，文潜曰：“有一字未甚安，请试言之。盖碑之末，初曰：‘公之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轻重，然一赵济能摇之。’窃谓‘能’不若‘敢’也。”东坡大以为然，即更定焉。

王文安公尧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始隶军籍，王公唱名自内出，传呼甚宠，观者如堵，狄公与侪类数人立于道傍，或叹曰：“彼为状元，而吾等始为卒，穷达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顾才能如何尔。”闻者笑之。后狄公为枢密使，王公为副，适同时焉。

唐诸镇节度使皆有上佐、副使、行军长史、司马之类是也，名位率与主帅相亚，往往代居其任。董晋以故相在宣武，陆长源以御史大夫为之司马，裴晋公以宰相领彰义节度，马总以刑部侍郎为之副使，其后皆因补其处。国朝咸平中，张文定公齐贤以右仆射为〇宁、环庆等州经略使兼判〇州，而奏请户部员外郎直史馆曾致尧为判官。庆历中西边用兵，始用夏英公以宣徽南院使为陕西经略招讨使，而韩魏公、范文正公皆以杂学士为副使，又别置判官，皆唐之上佐类也。其后逐路设经略安抚使，亦置判官一员，兵罢皆省。熙宁中，吕汲公

译建议说：“如今沿边的经略使独自担任一人，而没有僚属、谋议的辅佐，虽然有副总管、钤辖之类的人，都只奉命准备行军布阵，并没有在中间预先筹划折冲决胜的策略。朝廷每次任命一位主帅，幸运地得到有才能的人，那么一路的兵民确实蒙受恩赐；不幸得到无才之人，那就是把三军大众听任庸人所为。请求各路经略使各自设置副使或判官一人，由朝廷选派向来有才能谋略、职司以上的人充任。参谋一人，委托经略使奏请辟用了解边事、有谋略的知县以上的人充任。大概自古以来设置官职必定设置副手，是为了缓解危难而适应时务，聚集聪明才智而弥补不足。这样那么可用的人才不会因为地位低微而被遗弃，中等才能的主帅又因为众人的谋划而获得成功，并且得以广泛观察已经验证的效果，以备缓急之用。”朝廷没有答复。建炎三年，下诏在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各自设置安抚大使，浙西驻镇江府，江东驻池州，江西驻洪州。又设置参谋、参议各一人，从此以后各路往往都有设置了。

译西京有一座僧院，后面竹林非常茂盛，僧人打开窗子正对着竹林，极其潇洒，士大夫们大多喜欢在那里游览聚会。一天，文潞公也去拜访，非常喜爱这里，僧人于是准备了匾额请求他题写名字，文潞公欣然答应，带着匾额回去了，几个月没有消息，僧人去询问，文潞公说：“我在为你想一个好听的名字，还没有想到，暂且稍等。”后来过了半年才把匾额送回来，题写的是“竹轩”。我看士大夫给亭堂起名字，合乎情理且没有瑕疵的极少，文潞公的话虽然质朴，但却是无可辩驳的。

苏东坡起初为赵清献公作《表忠观碑》，有人拿着碑文给王荆公看，荆公读后沉吟道：“这是什么话啊！”当时有客人在旁边，急忙指摘并诋毁这篇碑文，荆公不回答，读了两三遍后，又拿着碑文站起来，边走边读，忽然感叹道：“这是《三王世家》啊，可以说是奇妙了。”客人非常惭愧。

熙宁、元丰年间，有个叫化成的僧人凭借占卜之术在京城闻名，蔡元长兄弟刚开始参加省试，一同去拜访他。当时问命的人挤满了门庭，整天才得以上前，告诉僧人出生年月后，僧人随口对蔡元长说：“这是武官大使臣的命，将来衣食不缺罢了，其余的不可指望。”对蔡元度说：“这个命很好，今年就应当考中，十几年间可以担任侍从之职，再过十年可以担任执政官，但绝不会成为宰相，晚年应当以大使相的身份终老。”两人退下后，蔡元长大病不起，不说话，蔡元度说：“看他推算如此粗疏，哪里值得相信！再等十天再去拜访他，就可以验证了。”十天后又去，僧人已经记不起来了，再次告诉他出生年月，随口所说的话和之前完全一样，兄弟俩相视大惊。然而这一年他们果然一同考中，从此相继显贵。对于蔡元长来说大错特错，而蔡元度终身没有一句差错，由此可知世上所谓的占卜之术，大都不能相信，那些符合的不过是偶然猜中罢了。

钱龙图昂性格刚正耿介，最讨厌别人过分称呼他的官职，说：“近年士大夫的惯例是福薄。”有人疑惑地问他，他回答说：“自己有官职不自称，却胡乱取用别人的官职来称呼自己，难道不是福薄吗？”

翟资政公巽喜欢开玩笑，起初担任秘书郎，同僚大多被他嘲笑。当时俞尚书桌也在省中，曾经一起饮酒。第二天早上，翟从外面回来，高声问道：“俞桌在哪里？”众人很惊讶，俞桌自己也感到失落，翟慢慢说：“我问的是昨晚剩下的酒，想再喝一点罢了。”众人才大笑起来。有一天有人劝他停止这样做，翟说：“同僚互相开玩笑，是三馆的旧例。我想恢复旧例罢了，怎么能停止呢？”平时谈论喜欢用文言，即使对仆役也是这样。担任中书舍人时，后省有个厨师，技艺很精湛，翟多次称赞他，后来厨师变得懈怠，众人责怪翟说：“这是小人，您多次称赞他，所以他才这样，您自己管管他。”翟不得已叫厨师上前责备说：“你凭借刀匕的一点微末技能，多次受到称赞，却敢如此疏慢，让众人把骄横灌夫的罪名归到你身上，你心安吗？”左右的人都暗笑，而厨师最终也不明白这是什么话。

先父以前有个小吏叫柴援，自称是周朝的后裔，很会写诗。曾经有《寄远诗》说：“分别时指着堂前的柳树，柳色青青时盼望你回来。今天柳絮吹得快要尽了，还凭借书信去诉说相思。”又有客舍诗说：“孤影寄居在空馆，萧然如饥鹤的姿态。秋风从北窗吹来，问我何时归来？”他美好的诗句令人喜爱，大多像这类。先父多次想给他官职，没来得及他就去世了。世人说诗能使人困顿，这尤其严重。

欧阳文忠公担任滑州通判时，有个秘书丞孙琳签书判官事，自称以前被差遣与崇仪副使郭咨均分肥乡县税，曾经创立千步方田法，公私都受益，简便恰当容易实行。不久，被召入朝担任谏官，恰逢朝廷正商议均税，于是推荐孙琳、郭咨试用这种方法，诏令听从了他的请求。从蔡州一个县开始，用方田法均分税赋，刚施行而议论的人大多说不方便，于是停止。后来执政时恰好又有旨意设置均税司，命令官员分别均分陕西、河北的税赋。命令下达，两路骚动，百姓争着砍伐桑枣逃匿，又群聚到三司申诉的达到数千人。文忠公再次上疏请求停止，并且说：“均税一事本来是臣先提出的建议，听说现在事情有不方便的地方，臣固然不敢沉默。”事情也随即停止。

吕大尉惠卿在元〇年间被贬到建州，绍圣初年又被起用，对人说：“我在贬谪名单中九年，虽然冷水也不敢喝，如果有疾病，那么好事的人一定会说是我忧愁所致。”

汪彦章说从前有个士人，忘了他的名字，起初以进士考中，后来担任法官直到刑部侍郎，曾经有表文说：“臣本来确实是儒生，起初不是法吏。清朝夺走了我平素的操守，白头被困于丹书。”即使是自命以文辞著称的人，也没有超过他的。

旧制召试馆职，诗、赋各一篇。治平年间苏东坡被召，自称久离考场，不能写诗赋，于是特别诏令试论两篇。神宗时，御史吴申说：“试馆职只限于诗赋，不是经国治民的急务，请求废除诗赋，试策三道，问经史时务，每道问十件事以上，以通否决定高下去留。”于是诏令从今以后试馆职，论一首，策一道。建炎年间再次复试

译治法，只有鞭策这一种途径。

苏东坡被贬谪到黄州后，又因为先前在徐州任职时未能察觉妖贼之事而被追究查办，不久皇帝下旨赦免了他的罪过，于是苏东坡上表谢恩，神宗读到“没有官职可以削夺，抚摸着身体已知危险，”笑着问：“是害怕挨打吗？”

译张舍人说，柳子厚平生写文章，专门学习《国语》，读得既精通，于是能够摘取其中的差错失误，著论来非议它，这正是世俗所说的“没前程”的人。又说子厚《感遇》两首诗始终用太子的典故，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陕人薛公度说：年轻时还来得及见到司马温公从洛阳来到夏县上坟，乡人都聚集在一起，父老中有人请求说：“希望听资政讲书，作为乡里的训诫。”温公欣然为他们讲解《孝经·庶人章》。

元〇年间，蔡太师以侍制的身份任永兴知府，正值上元节阴雨，连续三天不能出游。十七日雨停，想再挂灯两晚，但官吏说长安大府常年挂灯所用的膏油极多，都预先准备，现在用尽了。临时去筹措，肯定办不到。蔡太师坚持要这样做，有人说：“只有城库中贮存的油很多，但按法令不能随意动用。”急忙命令取用，后来被转运使弹劾。当时吕汲公任宰相，看到奏章说：“帅臣随意动用几千斤油，哪里值得治罪呢？”压下奏章不批复。

柳永耆卿在仁宗朝以歌词闻名，官职是屯田员外郎，所以世人称他“柳屯田”。他的词虽然极其工巧精致，但多夹杂鄙俗的语言，所以流俗人特别喜欢传诵。后来欧阳修、苏轼等人相继出现，文风一变，至于写歌词，体制高雅，柳氏的作品几乎不再被文士提及，但流俗人喜好它依然如故。刘季高侍郎在宣和年间曾在相国寺的智海院吃饭，于是谈论歌词，极力诋毁柳氏，旁若无人。有个老宦官听到后，沉默着站起来，慢慢取来纸笔，跪在刘季高面前请求说：“您认为柳词不好，何不自己写一篇给我看呢？”刘季高沉默着无法回答，后来才知道在人多的大众中谨慎不可随意褒贬。

王保和革任开封尹，专门崇尚威猛，凡是偷一文钱都杖责发配流放。一天在闹市中杖责，有人扔下一册书在旁边，急忙拿来看，却是他卧室中的物品，于是大惊，追捕追赶，最终没抓到。宣和末年，河北盗贼起事，选拔他出任大名知府，残酷更加厉害，抓到盗贼就杀，但盗贼更加猖獗。王革自认为杀人众多，且因开封的事受惩，常怕人图谋自己，所住的地方总是用甲士环绕，但每次接待客人必定焚香。吕本中舍人当时被征辟为师属，私下说：“这正可以说是‘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啊。”

往年吴中多诗僧，他们的名字往往出现在前辈的文集中。我渡江之初，还见到有规者，颇以诗闻名，他为人坦率，他的徒弟称他“规方外”，当时七十多岁了。谈论萧散可喜，临终前几天有诗说：“读书已觉眉棱重，就枕方欣骨节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残日已无多。”叶左丞非常喜爱。

本朝旧例：叙班以宰相为首，亲王次之，枢密使又次之。乾兴年间，王沂公拜同平章事，曹利用以枢密使兼侍中充景灵宫使，而沂公充会灵观使，于是排在利用之下，朝廷内外深以为失。天圣二年，王冀公去世，沂公迁玉清昭应宫使，张文节公知白以平章事兼会灵观使，等到告谢，都聚集在门庐等候阁门定班次。沂公应当居首，利用沉默不言但愤怒表现在脸上，阁门久不能决定，皇上不想特别下旨，所以只让有关部门裁定，派遣内侍监督。过了很久，承明殿已坐下请班首姓名想先启奏，沂公于是高声说：“只说宰臣王曾以下告谢。”班次才定。熙宁初年，陈秀公升之拜相时，文潞公以司空节度使兼侍中为枢密使，神宗因潞公是三朝旧老，想优待他，所以特诏排在秀公之上。潞公引用曹利用的事极力推辞，并且说：“臣忝列文臣，粗知义理，不敢扰乱朝廷尊卑的次序。”恰逢王荆公也说不对，说：“宰相之上岂能容有其他官职，霍光功烈权势虽盛，但仍排在宰相之下。”皇上于是听从潞公的请求。宣和年间，王黼以太傅秉政，蔡攸以太保领枢密院，都以真三公居位。不久，白、李二相拜太、少宰，于是诏令二公排在蔡攸之下，后来王黼罢相，又诏令二相排在蔡攸之上，还是沿用旧例。

旧制：进士第三人以上及第人任职一任回来，都召试馆职。制科第三等人任职一任回来也这样，并且都升通判资序。熙宁初年，诏令厘革，都令审官院依例给予差遣。

姚舜明侍郎初任华亭令，百姓中有做商人的，与一个仆人同行，逾期不归。他的家去探访，则已被人杀害，仆人也逃走了。他的家以为是仆人所为，抓到仆人，执诉于官，仆人无法自明，舜明追问原因而不能说，就把他枷锁系在廊下。一天早晨起来听讼，囚犯忽然大哭，舜明心中怀疑，但没空顾及。讼者离开，叫囚犯问说：“刚才为什么哭？”囚犯说：“刚才见讼者，是杀我主人的人。”问怎么知道，说：“见他还穿着主人的衣服，现在失去这个人，我必定滥死了，所以

译哭罢了。”舜明听了心中怜悯，想寻找这个人，却不知他的所在。这天晚上，舜明恰好与同僚宴饮聚会，酒宴结束后，几位负责监督酒务的宗室成员一起登上后园的高亭休息。有个妓女不知道亭上有人，便在亭下小便，宗室的人开玩笑用东西扔她，这时草丛中突然站起一个穿白衣的男子，众人非常惊恐，急忙命令抓住他。那人被带到后，惶恐地自称死罪，说：“杀害商人的就是我，早上到县衙申诉事情时忽然心里一动，因此惊悸得无法行走而趴在这里，正好看见东西掉在前面，以为是来抓我的，如今果然被抓获，我本来就该死。”第二天把他送到县里，全部追回了被抢劫的物品，于是将他依法处置，仆人这才得以释放。

译苏京，字世美，是丞相苏子容的儿子。他曾经担任许州观察判官，当时韩持国任许州知州，非常器重喜爱他，向朝廷推荐他，推荐的辞语说：“我私下看到某人读书通晓义理，处理事务有刚正的风骨。”前辈不随意称誉人，就是这样的。

在外地的州府宫观，过去只有西京崇福宫、南京鸿庆宫、舒州灵仙观、凤翔府上清太平宫、兖州仙源县景灵宫、太极观，设有提举管勾官。熙宁初年，才下诏在杭州洞霄宫、永康军丈人观、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府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太原府兴安王庙都设置此职。又增加了三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的判官名额，大概是为了优待年老多病不能任职的士大夫，而王安石也打算用这些职位安置持异议的人。

旧制规定：各路监司的属官称为“勾当公事”。建炎初年，为了避当今皇帝的嫌名，改称为“干办”。当时战事兴起，所有设置的机构，官府数量比平时多几倍，而且都有属官，所设机构纵横交错，有人在旅舍题写道：“北去的将军少，南来的干办多。”

宰相、使相的妻子封为国夫人，执政、节度使、光禄大夫的妻子封为郡夫人，但这并不依附于丈夫的封爵。有丈夫的爵位只是郡公、郡侯，而妻子却封为国夫人的；有丈夫的爵位只是县伯、子男，而妻子却封为郡夫人的。又每逢重大典礼，就会加封，有丈夫只是小郡公、小国公，而妻子却是大郡夫人、大国夫人的，恐怕都不妥当。

翰林学士，在祖宗时代大多另外兼任其他官职，如开封府尹、三司使之类，不再回翰林院履行起草诏令的职责。所以皇帝在内廷时，必定要带知制诰衔，才是掌管诏命的人。官制改革后，虽然不再兼任其他职务，但仍然像过去一样带知制诰衔，遇到空缺时，就由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近年有以尚书兼任权翰林学士的，却不带知制诰衔，议论的人认为不如只称直学士院。

文臣换授武职，诸司使以下都有固定的制度，正任以上则临时取旨决定，相比旧官大多不升迁，所以庆历年间范仲淹、韩琦、王安石、庞籍四位公都只以杂学士的身份换得观察使。熙宁初年，王懿敏向来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也换得观察使。建炎初年，孟郡王孟忠厚以徽猷阁直学士换承宣使，邢开府邢焕以待制换观察使，这不符合旧制。

宰执的生日礼物，过去多派遣亲属押送赏赐，惯例是有书信送物就赴阁门缴还书信，申报枢密院取旨，发出札子允许收受，才下发榜子谢恩，即使是子侄也是这样。王安石任宰相时，因为生日派遣他的儿子〇押送赏赐，于是上言说：“父子财产共有，按理没有馈赠，取旨谢恩都是虚伪做作，私下担心君臣父子之间的礼节不应该这样，请求从今以后凡是派遣子孙弟侄押送赏赐，都不采用这个惯例。”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宣和年间，童贯以太师身份领枢密院事，担任河北东路等路宣抚使，有所陈请，即使是本院也用申状。靖康年间，李丞相李纲以知枢密院事身份出任河北、河东宣抚使，起初认为既然以辅臣身份出使，不应当再有所屈从，于是只用关文。关文，大概是都省和枢密院互相往来的文书名称，其体例与札子大同小异。

枢密院承旨，本是吏人的名称，各房又另外设置承旨、副承旨，过去可以逐级升迁至承旨。太平兴国七年，任命翰林副使杨守一为西上阁门使、枢密都承旨，加上“都”字，以及任用士人，都从这时开始，后来又只任用吏人。熙宁三年，才又任命皇城使、端州团练使李绶充任副都承旨，并且下诏见枢密使副时如同阁门使的礼节，大概是因为历年不任用士人，接待以及所领职务都没有可考核的缘故。不久，又请求铸造印信，下诏只允许印在院内的文书，不得另外使用，以“枢密承旨司印”为印文。五年，曾枢密曾孝宽从尚书比部员外郎、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升任起居舍人充任史馆修撰兼枢密都承旨，任用文臣从这时开始，后来多由此升迁为同知或签书院事。

刘资政刘珏在靖康年间任太常少卿，因为检视礼器库，看到有很多旧的祭服，打算建议将其作为战士的衲衣。有老吏劝谏说：“祭器破旧了就埋掉，祭服破旧了就烧掉，这是礼制。怎么能把它作为战士的衣服呢？”刘珏沉默不语，没有杂Α？

邵博公济说吕文靖公任宰相时，他的夫人马氏因时节朝见宫中，慈圣太后对她说：“今年难得糟淮白，夫人家里有吗？”回答说：“有，容妾回家进献。”回家后，索取家中所有的得到二十合，排列在廊下。文靖公回来问有什么用处？夫人用中宫的话回答，文靖公命令只进献一合，其余的都留下，夫人说：“臣庶之家互相馈赠尚且想要丰厚，怎么吝啬呢？”文靖公说：“这虽然是微小的东西，但宫中偶然缺乏而我家里却有这么多，可以吗？我不是吝啬。”

《汉书陈胜传》：“陈胜攻打陈县，陈县的郡守、县令都不在，只和守丞

译“战谯门中。”晋灼说：“谯门，意义不明。”颜师古说：“谯门，是指在门上建造高楼以便瞭望。”楼又称为谯，所以称华丽的楼为丽谯。谯也被称为巢，所说的巢，也是在兵车上建造瞭望台以观察敌军。现在流传的俗本在谯字下面有城字，这是错误的，因为谯城已经在前文出现过了。刘贡甫认为：“谯，是陈国的旁邑，这是通往谯邑的门罢了，就像现在京城有宋门、郑门之类一样。”又《田横传》记载：“高祖说：‘田横如果来，地位高的封王，地位低的封侯。’”颜师古说：“地位高的是指田横本人，地位低的是他的部众。”刘贡甫认为：“者，就是则的意思，古人的语言大多如此。是说田横如果来，地位高就封王，地位低就封侯罢了。当时，跟随刘邦起事的汉朝功臣还没有全部受封，哪里会有土地来封赏田横的部众呢？”大概刘原甫和刘原甫的儿子刘仲冯都精通《汉书》，每次读书都随所得进行解释，后来编成一书，名叫《三刘汉书》，他们纠正前人错误的大多属于这一类。

译金人刚开始入侵时，朝廷下诏派遣路允迪出使河东割让土地。有个平民叫王亢，与路允迪有旧交，便拉着他一同前往。王亢这个人眼睛深陷、鼻梁高挺、胡须浓密，穿着毛皮衣服，戴着斗笠，独自骑马走在后面。当时各地的村民大多自行聚集保卫，见到王亢，以为他是金兵，便将他抓住。王亢自己辩解，但没人听，村民打算把他捆绑送到州县，王亢不肯服从。旁边有个人说：“你不肯受缚，我就砍断你的手臂。”王亢仰头说：“那就砍断我的左臂吧。”有人问为什么，王亢说：“右臂妨碍我抓痒。”众人都笑着说：“这是个伶人。”于是将他释放。

范纯粹，字德孺，是文正公范仲淹的小儿子。他担任延安知州时，曾经举行大规模阅兵，百姓进入教场观看的都被禁止。不久骑兵出动，两翼包围，命令观看的人排列坐下，五人结成一个保甲，后来有十几个人没有保甲，叫他们上前询问缘故，他们磕头说：“我们是西夏国的人。”又问：“你们国家派你们来窥探我们吗？”回答说：“是的。”于是命令他们坐在帐前，然后检阅士兵技艺。等到傍晚结束，又呼叫他们问：“我们的士兵不也很精锐吗？”回答说：“是的。”范纯粹说：“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我在这里有所等待，想要侵犯的人希望早点来。”给他们吃喝后遣送他们回去。世人说范仲淹三个儿子各自继承了父亲的一方面，大概长子范纯仁继承了父亲的德行度量，中子范纯礼继承了父亲的文学，范纯粹继承了父亲的将帅谋略，边境的人至今仍然畏惧信服他。

宪衔起源于唐朝中期以后，《职官志》记载其缘由非常简略，说：“至德以后，各道使府的参佐都由御史担任，称为‘外台’。”查《李光弼传》：“王承业担任河东节度使，政令松弛荒谬，侍御史崔众主持太原军队，经常轻慢侮辱王承业，李光弼向来不平。等到朝廷下诏让崔众把军队交给李光弼，崔众向来狂妄傲慢，见到李光弼只是长揖，不立即交兵，李光弼愤怒地将他逮捕关押。恰逢使者到来，任命崔众为御史中丞，李光弼说：‘崔众有罪已经先前关押，现在只斩侍御史，如果使者宣读诏书，也斩中丞。’”那么在天宝年间，各道参佐本来就有御史的名号，不能说至德以后才有的。我曾经考证，在开元年间，宇文融由监察御史陈述有利国家的建议，请求核查天下户籍，征收隐匿户口和多余田地以补助用度。玄宗任命宇文融为覆田劝农使，核查账目符契，查出逃亡的丁口很多，提拔他为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于是奏请慕容琦等二十九人担任劝农判官并假借御史身份，分赴州县巡查，怀疑这是宪衔的开始。大概从此以后，凡是其他官员被委任想要加重其事权的，都假借御史的名号，又用来赏赐功劳，从方镇到宾佐幕职，下至士兵头目，无不担任中丞、大夫、御史的名号，名器的滥用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本朝初期仍然沿袭，所以至今中丞还有“端公”的称呼，说的就是这个。元丰官制实行后，全部废除，然而封拜蕃夷君长至今仍然如此。

湖州铜官庙的偶像衣冠非常古老，其中的妇女都像世间收藏的周昉画的人物，大概是唐人的遗迹。翟公巽尤其喜爱，闲暇时多次到庙中观看，往往徘徊整天。又曾经制作大铜香炉施舍给毗陵天宁寺塔下，在炉上刻铭文说：“公巽父亲制作香炉焚烧香料供奉觉皇。”

韩忠宪公平时经常对子弟说：“进取在于知足，宠禄不可过度，年纪如果到了六十岁可以退身谢事，回家守护父母坟墓，这样就是忠孝两全了。”等到韩公去世，他的儿子韩康公服丧期满，将要入朝，在墓前发誓说：“做官到六十岁一定要请求归隐田园，洒扫坟墓，希望不违背父亲的教诲。”到了熙宁年间，以观文殿学士的身份担任南阳知州，年纪五十九岁了，急忙想要谢事，又因为向来大臣请求退休往往不立即批准，只是奏章多次上呈随即又复职，所以先亲手写奏疏详细陈述父亲的遗诫以及在墓前发誓的事情给皇上，并且说：“从前晋朝王羲之担任会稽太守，离任后不再做官，也曾自誓于父母墓前，朝廷因为他发誓恳切，不再召见他。臣现在的志愿虽然与王羲之颇有不同，但在先臣墓前发誓是一样的。东晋固然不足以比肩圣朝，所以保全臣下一节，这也是可以崇尚的。臣微小的志向，朝廷内外士大夫大多知道，并不是臣今天轻易决定去留，妄图退隐闲居。”然而奏章屡次上呈，最终不批准，始终不能实现他的志愿。等到元祐初年，才退休，当时年纪七十五岁了，所以士大夫认为退休很难。

官制实行后，凡是重大典礼仍然遵循唐朝旧例，设置五使：大礼使由首相担任，礼仪使由礼部尚书担任，仪仗使由兵部尚书担任，卤簿使由御史中丞担任，桥道顿递使由京尹担任。只有顿递司惯例酿酒分送给近臣，京城人称顿递司的酒为最美。徽宗朝五使都用执政官依次担任，大观元年明堂大礼，先父以尚书右丞的身份担任桥道顿递使。

宣徽使本来是唐朝宦官的官职，所以他所掌管的都是琐碎的事情，本朝改用士人，品秩仅次于二府，有南北院，南院资历声望比北院更优，然而他的职权仍然大多沿袭唐朝旧制。赐给群臣新火，以及各机构使臣到崇班内侍供奉各机构工匠兵卒的名籍，以及三班以下迁补假故审讯春秋，以及圣节大宴节

译度支、迎授恩命、上元张灯、四时祠祭、契丹朝贡内庭、学士赴上督其供帐、内外进奉名物、教坊伶人岁给衣带、郊御殿朝谒圣容、赐〇甫国忌、诸司使下别籍分产、诸司工匠休假之类，武臣多以节度使或两使留后担任，又或兼任枢密使。文臣则必须是前二府官员，以及侍从官中年资高、资历久且有功勋劳绩的人才能担任，他们在藩府任职则称为“判”，其地位之尊贵如此。元丰官制施行后，罢免宣徽使一职不再设置，当时担任此职的有两人：张文定公与王君贶。特别命令他们领受使职如旧，后来君贶自己请求依照执政官的规格设置坟寺，下诏特别准许，此后不得作为常例。

译陈无己曾经把熙宁、元丰年间的事情编成编年体史书，书成之后，收藏在庞庄敏家中。无己的母亲，是庞氏。绍圣年间，庞氏的儿子中有担心这书会给自己带来祸患的人，偷了那本书把它烧掉了，世间没有别的副本，无己终身对此感到遗憾。

“彩选格”这种游戏起源于唐代的李邰，本朝沿袭这种游戏的有赵明远、尹师鲁。元丰年间实行新的官制，有宋保国都采用当时的官制来制作这种游戏，到了刘贡父却独自依据他的方法，采用西汉官职升降的次序来制作，又选取本传中关于升降原因的话注释在下面，游戏结束时就可以把这些话分类编排成一篇传记，在博戏中最为典雅纯正。起初贡父写这本书时，年龄才十四五岁，正跟从他的哥哥原父求学，奇怪的是从几天前开始他的功课稍有拖延，查看他所做的事情，就得到了这本书，非常高兴，因此为他作序放在篇首，并把它当作自己的作品。贡父晚年又稍微增加了一些内容并在后面题署自己的名字，现在这本书在世上广泛流行。

司马温公编修《资治通鉴》，征召刘贡甫、范纯夫、刘道原作为属官，两汉的事情则委托给贡甫，唐代的事情则委托给纯夫，五代的事情则委托给道原，其余则由温公亲自撰写，并且润色全书的大纲。书完成后，道原又把上古到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以前的事分类编成《通鉴前纪》，又将选取本朝的事编成《后纪》。《前纪》完成后他生了病，自己估计《后纪》不能再完成了，就把《前纪》改名为《外纪》。

《史记》记载秦始皇和秦二世巡视郡县，立石刻辞。世人传说泰山上的篆字可以阅读的，只有秦二世的诏书五十个字左右，而秦始皇的刻辞都说已经亡失了。宋丞相莒公镇守东平的时候，派遣工匠到泰山拓印得到墨本，在庆历戊子年另外刻了新石碑，亲自作了《后序》，只有四十八个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也说友人江邻几在奉高做官时亲自到碑下，只有这几十个字而已。后来东平刘斯立曾经登上泰山绝顶寻访秦篆，在碑下徘徊，那石碑埋植在土中，高度不过四五尺，形状像方形却不是方形，四面宽窄都不相等，顺应自然不加打磨。所谓五十个字左右在南面稍微平坦的地方，人们经常抚摸拓印，所以士大夫大多能看见它。那三面尤其残缺昏暗，人们不注意，隐隐约约好像有字痕，刮磨侵蚀后，试着让人用纸张墨拓，渐渐可以辨认，大概四面以东方、北方、南方为次序，四面周围都有刻字，总共二十二行，每行十二个字。字从西面开始以东方、北方、南方为次序，西面六行，北面三行，东面六行，南面七行，末尾有“制曰可”三个字，又转在西南棱上。那十二行是秦始皇的刻辞，那十行是秦二世的刻辞，用《史记》来验证，文意都具备，计算缺失的字数恰好相同，于是泰山的篆字就成为完整的一篇。像“亲巡远黎”，《史记》作“亲巡远方黎民”，“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听”作“圣陲”，“体”作“礼”，“昆”作“后”，则是史家的差错，都应当以石碑为准。那说“御史大大”的，是“大夫”的意思。庄子说：“况且你把它交给那个人。”卫宏说：“古文一个字有两个各，就顺着注释它。”斯立名攽，是丞相莘老的儿子，擅长写文章，晚年把他居住的屋子题榜为“学易堂”，把他的文章编类为二十卷，号称《学易集》，在世上流传。

漏泽园的办法起源于元丰年间，起初我的外祖父以朝官身份担任开封府界使者，曾经巡视辖区住在陈留的佛寺里。夜将过半，听到墙外喧嚷好像有人声，起来点燃蜡烛四处张望，堆积的尸骨遮蔽原野，都是贫穷无力安葬的人把骨头丢在这里，心里悲伤哀怜他们，就把所见所闻详细禀报，请求划出几顷官地来安葬他们，当天就批复同意。神宗仍然命令外祖父总管这件事，总共得到遗骸八万多具，每三十具为一个坑都挖了沟渠，以十人为伍五人为什编成队列，有总表、有图规，那地方的一角用来建佛寺，每年轮流派寺里的一名僧人掌管名册。外祖父姓陈名向，字适中，是睦州人，出身平民，凭借才能显露自己，多次出使各路，有能干的名声。官制刚开始实行时，担任度支员外郎。元祐初年，出任江西转运副使，调任楚州，不久去世。

贾魏公平生历任官职多有创制，景祐元年开始设置崇政殿说书，他从都官员外郎首先担任这个职务。四年，设置天章阁侍读，他和赵希言、王崇道首先担任这个职务。等到直龙图阁参与内朝起居，班次在本官之上，轮流在迩英、延义二阁侍讲，在崇政殿庭院廊下。皇祐元年，设置观文殿大学士以优厚待遇对待旧宰相，他从使相首先担任这个职务。

崇政殿说书本来是用来等待资历浅薄不应担任侍讲的庶官，所以熙宁初年，吕吉甫太尉、曾子宣丞相开始改任京官就得到了这个职务。到了元祐年间，范纯夫翰林、司马公休谏议都以著作佐郎直兼侍讲。宣和年间又设置迩英殿说书，命令扬中立龙图以著作郎担任。近年，初次召尹彦明，商议授予什么官职，打算让他担任迩英殿说书，而议论中有人认为祖宗时代没有这个官职，于是改任崇政殿说书。

我所见过的藏书丰富的人，没有比得上南都的

译王仲至侍郎家中，藏书多达四万三千卷，而像《太平广记》这类卷帙浩繁的类书，都不在其中，即使是皇家秘府的藏书盛况，也没有超过他的。听他的儿子王彦朝说：他的父亲每得到一本书，必定先用废纸草抄一遍，再寻求其他版本对照校勘，直到没有差错才正式誊写，一定用鄂州蒲圻县的纸装订成册，因为这种纸的松紧、厚薄适中。每册不过三四十页，是担心书太厚容易损坏，这个本子专门用来借给别人以及子弟阅览。另外再抄写一本，尤其精美，用绢帛做衬背，称为“镇库书”，不是自己不得观看。“镇库书”并不能收尽所有藏书，才五千多卷。大概曾经与宋次道约定互相传抄书籍，各自放置一本目录，遇到缺少的就抄写寄去，所以能够聚集这么多书。宣和年间，皇帝在御前置局征集书籍时，王彦朝已经去世，他的儿子王问将“镇库书”进献，皇帝下诏特别补授他为承务郎，然而那些副本仍然都在。建炎初年王问渡江南下，书籍全部留在睢阳的宅第中，存亡不可知，真是可惜啊。

译官制刚开始施行时，李邦直担任吏部尚书，当时他的寄禄官阶只是承议郎，神宗认为这个官阶太低，下诏特别提拔他为朝奉大夫，此后没有人再沿袭这个先例。

唐庚字子西，眉山人，擅长写文章，他常认为《六经》之后就有司马迁，《诗经》三百零五篇之后就有杜甫，认为《六经》不可学也不须学，所以写文章应当学习司马迁，写诗应当学习杜甫，这两部书也必须经常阅读，所谓一天也不能没有它们。他尤其不喜欢《新唐书》，说：“司马迁敢于胡说八道却写得好，班固不敢胡说八道却写得不好，不乱道又好是《左传》，乱道又不好是《新唐书》，八识田中如果有一点《唐书》的内容，也会为来世种下祸根。”

杨绘在熙宁年间任南京知州，有惠民的政绩，我得以见到能讲述当时事情的老辈人，他们说：“春秋两季劝课农桑时，杨绘一定穿着便服，屏退随从到田野中，百姓不知道他是太守。有人献上浆水，他高兴地喝下。”因此他非常了解民间疾苦的真实情况，也由此可以看出前辈为政平易近人到了这种地步。

自古以来，君主在位的第二年改元，直到终身。汉文帝开始将即位第十年定为“后元”年，汉景帝又将即位第七年定为“中元”年，再过六年定为“后元”年。到了汉武帝初年才称“建元”年，此后屡次更改年号，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设立年号纪年始于汉武帝，但其源头大概来自汉文帝的“后元”。

韩琦喜欢营造建筑，他所到过的郡县一定有改建工程，都宏伟庄重、雄浑深邃，符合他的气度。在大名府，他在正寝后面稍偏西的地方建了一座堂，五间屋尤其宽大，中间空旷通透，不隔成房间，号称“善养堂”，大概是他平时宴饮休息的地方。

本朝既然把节度使作为武官的品秩，然而文臣中在枢密院、中书省任职时间较长的偶尔也能得到这个头衔，这是优待礼遇。那些没有经历二府而担任节度使的，从建国初到现在共有六人，但都有缘由。陈尧咨起初从翰林学士，改任宿州观察使知天雄军，特别下诏让他位阶在丞郎之上，后来从安国军留后升任武信军节度使。张尧佐从礼部侍郎、三司使升任淮康军节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言官纷纷上奏章议论他，于是罢免了宣徽、景灵两个使职，不久又加授宣徽使判河阳。王君贶从熙宁年间以侍从官资历深担任宣徽使，恰逢官制改革，废除宣徽使不设置，当时担任此职的只有王君贶和张文定两人，特别下诏让他们依旧领受使职，后来王君贶判大名府应当连任，于是升任武安军节度使。蔡攸在政和末年从宣和殿大学士、上清宝〇宫使升任淮康军节度使。靖康年间，张永锡从延康殿学士知太原府，升任检校少保某军节度使。建炎初年，杜充从端明殿学士、东京留守升任宣武军节度使。大致陈尧咨是因为依次升迁，张尧佐是因为外戚身份，王君贶是因为官制改革，蔡居安是因为恩宠，张永锡是因为守御的功劳，而杜充是因为留守，想要加重他的责任。本朝没有经历宰相而成为宰相的共有七人，钱惟演、程琳、夏竦、蔡元度、蔡居安、梁子美，而邓洵武以少保领枢密院而不兼任节度使，这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