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只麈谭卷上

译这样说是对的，但用木棉来解释就不对了。书中说“用竹子做小弓，长四五寸”，现在的弓长五六尺，用羊肠做弓弦，弹射时声音如同晴天打雷。朱以真有一首《弓绷歌》可以证明，现在的棉弓胜过旧时的了。邱濬认为棉花是元代才传入中国的，这大概是没有考证史照的说法。唐代李商隐的诗说：“木棉花开鹧鸪飞。”又有王叡的诗说：“纸钱飞出木棉花。”南方的木棉树粗大得需要人合抱，花非常厚实，红色像山茶花，但花蕊是黄色的。这种花不是江南地区种植培育的。张勃《吴录》记载：“交趾安定县有木棉树，果实像酒杯，口中有棉，也可以用来织布。”查考这其实就是班枝花，云南阿迷州有这种树，岭南地区尤其多。汪广洋有《班枝花曲》。

译谢公墩

冶城北部有谢公墩，谢灵运曾赋诗说“眺望冶城向北延伸，怀念古人”，文辞悠远绵长。李白有《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公墩诗》，序言中说：“这墩就是晋朝太傅谢安与右军将军王羲之一同登临的地方，超然物外，怀有高出世俗的志向。当时他们在上面营造园林，所以作了这首诗。诗中有句：‘探访冶城古迹，仍有谢公墩。平视四周地势险要，高标绝俗远离人喧。想象东山谢安的姿容，缅怀右军王羲之的言论。’白鹭映照青洲，青龙显现朝墩。地占云物尚存，台倾禾黍繁茂。我来酌饮清波，在此树立名园。”城东半山寺后面另外还有一个谢公墩。查考《庆元志》记载：“城东半山寺旧名康乐坊，因为谢元被封为康乐公，到孙子谢灵运时仍袭封。如今从坊名及谢公墩名称来看，恐怕是谢元及其子孙居住的地方。”我先前正疑惑王安石“我屋公墩”的说法与冶城北相距甚远，现在根据这部志书，才知道金陵本来就有两个谢公墩，在冶城北与永庆寺南的是谢安居住的地方；至于王安石在半山寺所说的谢公墩，是谢元居住的地方，在旧内东长安门外铜井庵旁边，所谓“半山里”的地方，王安石或许误以为是太傅谢安了。

押字

古人用花押代替签名，所以用名字来画押。凡是官府公文往来，民间私人信简，都是前面书写姓名，后面只画押字。宋末士大夫才开始不在文中用花押代替签名，所以范石湖曾向省职官员解释其中的缘故。唐朝韦殷卿陟签名，自称像五朵云，当时号称郇公五云体。《桯史》中晋盆杆有押字，那么押字又并非起源于唐代，晋代就已经有了。《石林燕语》说王安石押“石”字作圆圈，常常画不圆。《容斋五笔》记载熙宁年间柳应辰常常画押字满一丈，刻在浯溪等地，让人无法识别是什么字，以怪异博取名声，实际上是“应辰”二字。又有王鲁斋栢《古贵人押字碑跋》，其中说司马光（文正）的押署名，而小花押不失制押的本源。自从唐末五代以来，众人画押无不飘荡倾斜，也可以由此看出当时的人物世变。据此可知押字必定依据名字，而变化机巧则出于个人。大抵是将真书破改为草书，取其书写方便，像柳应辰的怪异，王安石的歪斜，就太异常了。本朝押字的制度，虽然未必依据名字，但上下多使用一横画，大概是取地平天成的意思。凡是释褐入仕的人，都在吏部画字三天，用来验证日后公文往来的真伪。所以京城有卖花押字的，随人意愿，必定有宛转藏顿之妙。如果知道本源，就应当依据名字，才不违背古义。大概我听郎子辨证，有如此说法。

澄心堂纸

李后主留意笔墨纸砚，所用的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砚三样东西为天下之冠。查考澄心堂是徐知诰担任升州节度使时的府邸，纸张极其贵重。宋朝初年还有存留的，欧阳修曾拿两轴赠送给梅圣俞，梅圣俞作诗答谢说：“江南李氏有国时，百金也不允许买一枚。当时国家破败有什么，国库藏宝空竭生出莓苔，只留存图书及此纸，弃置在大屋墙角堆，幅面狭窄不堪作诏命，姑且备粗用供銮台。”相传《淳化阁帖》都是此纸所拓，欧阳修《五代史》也用此纸起草。

稊稗

孟子说：“五谷不熟，不如稊稗。”《说文解字》：“稊是稗。”《庄子》说：“稊米在太仓中。”郭璞说：“稊像稗，铺地生长，是秽草。”《庄子》又说：“道在稊稗。”《吕氏春秋》：“饭中美味的是阳山的穄。”高诱注说：“关西称为糜，冀州称为穄，都是同一物。”《广雅》解释说：“像黍，黑色一种，黄白一种，紫黑的是芑，有毛，北方人叫作乌禾，人们不是很珍视，农家种植它，以备其他谷物不熟时食用。”综合几种解释来看，把稷当作穄，珍贵而为五谷之长，尊贵而配太社之神。转而解释诂训以为乌禾、黑稗是孟子、庄子所轻视的，农人所不甚珍视的，也是由形色相似而误认。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君子小人的不同，往往因面貌而误判，何况对于事物呢？

（朱青川说：现在人见人家子弟性格虽然聪明，而外表似能做事，所作所为实际不对，名叫败子。殊不知乃是稗草的稗，盖似苗而非苗也。《宝积经》说僧之无行者曰：譬如麦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别是也。愚以此质之元峯，元峯亦以为然，命采而存之）

新人传代

乡间习俗在新人进门初出彩轿时，先请有儿子的人几个，用蓝布袋两口铺在轿外交换，引导至洞房，叫做传代。查考《芥隐笔记》《辍耕录》都说：如今新妇到门，则传席而入，不让她踩地。唐人已然，白居易《春深娶妇》诗云：“青衣捧毡褥，锦绣一条斜，按如传席。”如毡褥都不让新人脚踩平地。然而按其意义，固然不如传袋的俚俗而雅，俗而古了。

吵新房

杨升庵说：《抱朴子·疾谬篇》说：“世俗有戏妇之法，于稠众之

译在亲属面前，用粗俗下流的话去询问，用轻慢随意的态度去应答，这种鄙陋亵渎的行为，简直不可容忍。有的人甚至用鞭子抽打，或者把脚绑起来倒吊起来。那些酗酒无度的酒客，不知道节制，以至于造成流血受伤、肢体折断的情况，实在令人感慨叹息。古人因为感伤离别而不熄灭蜡烛，因为悲痛代替亲人守丧而不奏乐，对于婚礼，认为应当庄重而不宜庆贺。现在既然不能遵循旧有的典章制度，那么对于德行被乡里敬重、言语被士人信任的人，应当严肃地纠正并呵斥这种风气，为什么要随波逐流呢？这种败坏的习俗，世间还有很多。娶媳妇的人家，新郎躲藏起来，一群男子竞相做戏弄调笑的事情来捉弄新娘，这叫做“谑亲”。有的撩起裙摆用针扎她的皮肤，有的脱掉鞋子描画她的脚。把已经拜见宗庙的媳妇，等同于倚靠市门卖笑的妓女，这确实是所谓的败坏习俗。然而用《抱朴子》来考证，晋代就已经这样了。历经一千多年而不能改变，真是奇怪啊！我们徽州、宁国一带的乡俗，娶媳妇的人家，亲朋好友聚会，大多在早晨，名叫“暖房”，也叫“吵新”。但有的在堂前宴饮，有的在房内下棋唱歌，不过是取新娘进门，竞相制造热闹气氛的意思。而新郎陪坐，新娘的一切都由嫂子代为应答，很少有开口回答或出声的。既没有像《抱朴子》所痛恨的那样恶劣，也不至于像杨慎所讥讽的那样不堪。然而坚守正道的士人目睹此景内心却反对，仍然嫌其言语没有伦理，事情不雅正，还想着尽力挽回颓废的风气，突然加以改变，却苦于少数人敌不过多数人。记下这些，以表明近代的习俗风尚，也不无淳朴接近古代的地方。

译梅雨

《碎金集》说：芒种节后遇到壬日进入梅雨期，夏至节后遇到庚日结束梅雨期。《神枢经》说：芒种节后遇到丙日进入梅雨期，小暑节后遇到未日结束梅雨期。人们不知该遵从哪一种说法，我推测写书的人各自根据当地的风土气候来这样说罢了。看杜甫的诗说：“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大概唐人把成都称为南京，那么蜀地的梅雨在四月就开始了。柳宗元的诗说：“梅实迎时雨，苍茫觉晚春。”这是柳宗元在岭南所作的诗，由此又可知南粤地区的梅雨在三月就开始了。苏轼在吴中的诗说：“三旬过久黄梅雨，万里初来舶越风。”又《埤雅》说：“长江、湘江、两浙地区在四五月间有梅雨，使人的衣服发霉变色。”我也曾戏作诗说：“千里风不同，百里俗各异，也知天地本不相同。江南五月黄梅雨使衣物发霉，人处在鱼盐卤水之中。”因此知道天地时节本来就有这样的不同。如果就如今江南目前的风俗，参考老人们的传闻，那么宁国一带以《神枢经》所说的“芒种后逢丙日进入，小暑后逢未日结束”为准，姑苏一带又以《碎金集》所说的“芒种逢壬日进入梅雨，夏至后逢庚日结束梅雨”为准。即使在同一省份内风俗时节不同，也各自依从方便罢了。记得从前鲁有诗信，又唐兄说：“黪黯兼旬梅雨候，衣衫不奈麦秋时。”

夏书孥戮

《史记·本纪》写作“予则帑僇汝”，查考《诗经》“乐尔妻帑”，《朱浮传》赞语“鲂用妻帑”。注解说：帑，就是俘虏，所以“孥”与“帑”通用。《王莽传》禁止私藏奴婢，引用《夏书》“予则奴戮女”，颜师古注解说：“杀了他，把他的妻子儿女作为奴隶。”《汉文帝纪》废除连坐收捕妻小的法令，颜师古注解说：“帑读作奴。”《周礼》司厉一职规定“其中的男奴编入罪隶，女奴编入舂藁”，郑司农说：“现在的奴婢，就是古代的罪人。”引用《尚书》也写作“予则奴戮女”，与《王莽传》相同，又引用《论语》“箕子成为奴隶”，来证明这个意思，所以古本写作“奴戮”是毫无疑问的。“奴”、“孥”、“帑”虽然都通用，但从意义上来讲，应当以写作“奴”的为最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启在《汤誓》中一并说到“孥戮”，解说的人认为“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杀掉”，这都是因为误解了“孥”字。《孟子》称颂文王治理岐地“罪人不连坐妻小”，秦朝设立夷三族的酷刑，到了汉朝就废除了，汉文帝下诏说：“现在犯法的人已经判决，却让无罪的父母、妻子、兄弟连坐受罚，我很不赞同。”夏商周三代的盛世君王，见识一定不在汉文帝之下，那么“孥戮”一定不是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杀掉，这就明白了。解说的人认为军法崇尚严厉，不能与平常的刑罚相比，不知道军正的法律，罪行只限于斩首，如果不是叛逆怎么会族诛？晋国杀了颠颉和舟之侨，楚国杀了得臣和公子侧，没听说诛杀到他们的妻子儿女。令狐之战，先蔑逃奔秦国，晋国人还送他的妻儿回去，何况在三代盛世，一定不会用军法来施行夷三族的残酷刑罚，这也明白了。然而“孥戮”的说法，自古就有。《春秋左传》士会说：“臣死，妻子被杀。”《吴语》越王“巡行军队说：‘我斩首，妻子儿女被卖’”。《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括的母亲说：“我难道不跟着受连坐吗？”《秋官·司厉》“其中的男奴编入罪隶，女奴编入舂藁”，大概是为了牵累他们的心，使他们重视犯死罪，然而只说到“妻子被卖”、“跟着连坐”、“成为罪隶舂藁”罢了，并不是必须一起杀掉才叫“戮”。司厉注《王莽传》都写作“奴戮”，大概是诛杀他们本人，而把他们的妻子儿女作为奴隶，可以称之为“奴戮”，也可以称之为“孥戮”，正是《周官》所说的“罪隶舂藁”，《越王》所说的“妻子被卖”，然而这已经算是非常刑了，所以说“予则奴戮女”，是加重语气。“奴”这一字，确实对经典有功，对百姓性命有造益，不能因为出自王莽就忽视它，何况又有《周礼》注的明文呢？现在应当遵从它。解说的人又说上面既然说了“戮于社”，不应该一个“戮”字有两种意义，这又不对。赏赐有厚薄，杀戮也有轻重，像传中所说“鞭打七人，贯穿三人耳朵”的，都可以称为“戮于社”，难道一定要杀人才能叫“戮”吗？钟繇质问毛玠说：“古代的圣帝明王，罪及妻子。”《尚书》说：“予则孥戮汝。”司寇的职责，男子编入罪隶，女子编入舂藁。汉朝法律：“罪人的妻子儿女没入官府成为奴婢。”又说：“一来宽免良民的生命，二来宽恕连坐的罪过。”那钟繇想要恢复肉刑的人，尚且不把“戮”当作杀，所以古代的解说没有不同的意义。解说经典一个字错了，将招致无穷的祸患，不可以不辨明。大概我的亡友戴敬咸博士，曾经编纂《尚书协异》一书，也极力主张这个说法。

三国正统

三国鼎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本于陈寿；朱熹的《通鉴纲目》以蜀为正统，本于习凿齿。然而考察天文，火星守心宿，魏文帝去世，而吴、蜀没有异象，这是黄权对魏明帝说的话。如果这样可以以魏为正统吗？月亮侵犯心宿大星，这是王者厌恶的，汉昭烈帝去世，

译况且魏国和吴国没有别的说法，孙权将用什么言辞来应对呢？又据何屺瞻说：《宋书·天文志》记载：“查考三国史书，都没有‘荧惑守心’的记载，黄初六年正月十六日壬戌，火星进入太微垣，到二十七日癸酉才离开，怀疑是火星进入太微垣罢了。”懂得天文的人，不妨再详细考证一下。

译《周礼》记载了九种拜礼。

查考《周礼》辨别九种拜礼的仪节：一、稽首；二、顿首；三、空首；四、振动；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肃拜。

注解说：稽首，是头触地；顿首，是头叩地；空首，是头触手；振动，是两手相击；奇拜，是拜一次；褒拜，是拜两次；肃拜，只是俯身下手，就是现在的作揖。

可见古代的拜礼，并非只有头触地才叫拜，凡是低头、屈膝、动手都称为拜。

比如大禹听到善言就拜，像作揖之类就是如此，哪里是那种卑躬屈膝的样子呢？

现在的人有的把顿首用于对卑下的人，不知道头叩地，难道是卑下的人所能安受的吗？

现在元峯老了，又患有半身不遂的病，对于所谓稽首、顿首的礼仪，都不能凭借筋力行礼了，而在九拜中的空首拜，所谓头触手的，还勉强能做到，只是用于朋友之间，站着说话行拜礼，别人很少能理解这个，所以详细记载在谈话中。

唐代武则天尊崇妇人，才开始改变现在的拜礼而不屈膝，可见古代拜礼，男女都是跪着的。

古词“长跪问故”，引用这个可以证明女子也是跪着的。

不仅如此，《吴越春秋》说：“女子知道伍子胥不是普通人，长跪着把饭给他。”这正是妇人长跪的事。

长洲吕种玉《言鲭》说：“时宪书上的白、黑、绿、黄、赤、紫、碧，这是洛书的数。洛书的数，踩着一戴着九，一为白，九为紫；左边三右边七，三为绿，七为赤；二、四是肩，二是黑，四是碧；六、八是足，都是白。所以阴阳家认为一、六、八为白，三为绿，四为碧，五为黄，七为赤，九为紫。上面有紫、黑、赤，下面则出现三个白了。”

孟子所说的“置邮传命”，古注说“置是驿站，邮是驲”。有人问驿站和驲有什么区别吗？回答说：查考《说文解字》“驲，是传车；驿，是置”。置缓慢而邮迅速，驿迟慢而驲快速。置有安置的意思，像现在的制度说“每天走一程”；邮有经过不停留的意思，像现在的制度说“加倍赶路”。《左传》中楚子乘驲在临品之上会师，又祁奚乘驲去见范宣子，又子木派驲去王那里禀告，又说“我将派驲快跑去晋国询问”。以上《左传》中出现的“驲”字四条，都是说快速奔驰的意思。后世不理解“驲”字的含义，而官吏文书俗书又把驲当作驿的省写，即使《春秋大全》也认为驲是俗写，把《左传》中的四个驲字全改为驿，作者的精妙用意就埋没了。汉代制度，四匹高足马为置传，都是君主和大夫乘坐的，他们行进安适舒缓，所以不得不慢；一匹马、两匹马为轺传，用于军书使命，所以不得不快。汉文帝从代地来乘坐六传车，也是取其快速。驿和驲在文义上差别不大，然而混淆不分，那么解释经书就都错了。许白云说：“马递叫置，步递叫邮。”大概是想象妄说，起初没有根据。不想在注中“邮”解释为驲，如果是步递的字，为什么从马旁呢？

上元县学尊经阁下面有三段石头，黑黝黝的，高耸盘曲。说是孙吴时星化成的[碑顶有两个角缺处，像断纽一样]上面刻有皇象书的《天发神谶》碑文。曾经查考金石文字记说：石头四面，背面宽阔书写，各八行；两旁狭窄书写，四行。文字写满三面，而空出一面[元佑跋刻在碑左旁空处，崇宁跋刻在碑面上空处，嘉靖跋刻在碑背后空处]文辞虽然不可读，能认识的有一百八十余字。现在宫詹钱辛楣，名大昕的，掌管钟山教学，就石刻翻译它，得到一百九十余字。我在上元执教时，反复考核，认为这碑自从孙吴当时假托神谶，借托天意，本来属于荒谬虚妄。历年久远，残缺就多。它的文字既零落，它的字迹未模糊，所以不传文字而传书法。大概因为它的文字本来不值得传，而皇象的书法则足以超越前人而超越后人。所以说，这碑是因为皇象的书法而流传的。金陵古迹，应当推这个为第一，也只有这个最古老了。但我曾经有事在栖霞山下，在古庙中休息脚，看见供佛前有一个香炉，形状像古鼎，而又与鼎不同。上面刻有篆文，有数百字，都不可识。铜像铁色，纯黑而细腻发光。我抚摸很久，不忍放手。庙内只有一个老僧，驼背重听，问了几次，就说历代祖传多代，记得说是周鼎，是造庵掘土时出来的。省吾四弟看它的底部刻有“周鼒”二字，我惊讶为三代法物，比三段石碑更古老，叮嘱珍重而别。于是因为一场病跛脚，就离开金陵。而那所谓三段石者，虽然有诗有记，以永远流传，也不能广泛传播。至于所谓“周鼒”者，竟然扔在道旁，一转眼到现在，梦寐徒劳，想象已不可复识。天下物所遇有幸有不幸，大概如此了，可胜叹哉！

《墨庄漫录》考：妇人弓足起于李后主。查考《乐府》“双行缠”说：“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

译别人不说它好，唯独我觉得它可怜。”可知六朝时已有这种鞋。张岱说：“临淄女子弹弦缠屣。”又说：“摇修袖，捻和履。”意思是秦汉以前就已经如此了。再考察《襄阳耆旧传》记载：“盗墓者发掘楚王墓，得到宫人的玉屐。”张衡赋中写道：“金华之舄，动趾遗光。”又说：“履蹑华英。”又说：“罗袜蹑蹀而容与。”曹植赋中写道：“罗袜生尘。”《焦仲卿妻诗》中写道：“足蹑花文履。”梁武帝《莫愁歌》中写道：“足下丝履五文章。”卞兰《美人赋》中写道：“金蕖承华豆。”陶潜赋中写道：“愿在足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崔豹《古今注》记载：“晋代鞋子有凤头、重台、分梢的形制。”唐诗中写道：“便脱高鞋出翠帷。”又《丽情集》记载章仇兼琼镇守成都有“真珠之惑”，有人作诗讽谏说：“神女初离碧玉阶，彤云犹拥牡丹鞋。”应当知道曹植怜惜罗袜，顾盼步移，撩起衣服拾起掉落的钗。李商隐诗写道：“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钧。”陶宗仪说：“唐人题咏题辞略微没有涉及它，大概也是没有广泛考证的缘故。”唐代杜牧诗写道：“钿尺裁量减四分，碧琉璃滑裹春云。”五陵年少欺负她喝醉，笑着在花前脱下画裙。段成式诗写道：“醉袂几侵鱼子缬，彯影长戛凤凰钗。”知道你想作《闲情赋》，应当愿意将身子脱去锦鞋。《花间集》词写道：“慢移弓底绣罗鞋。”那么这种鞋饰不始于五代，是显而易见的。有人说起源于妲己，也是不对的。

译朱青川说：我读《随园诗话》，其中记载杭州赵钧台买妾，苏州有个姓李的女子，容貌美丽但脚没有缠裹。赵钧台说：“像这样的风姿，可惜脚太大。”（“土重”是杭州谚语，指脚大。）媒婆说：“李女会作诗，可以当面测试。”赵钧台想戏弄她，就用“弓鞋”作为题目。李女当即写下诗句：“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赵钧台听后惊恐地退下。按：这首诗极大地为缠足洗刷了冤屈，足以推翻那些赞美缠足如“行缠玉钩”之类的说法。况且出自才女之口，正不妨冒犯西施般的佳人。

《南齐书》中有记载：五月不可到任就职，触犯此忌的人不能终其职位，由此可知这种禁忌沿袭已久。但大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含义。然而看西汉张敞担任山阳太守时，上奏说：“臣在地节三年五月到任”，由此可知西汉的风俗并不忌讳五月。又看东汉朔方太守碑文说：“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诏书调任，令五年正月到任”，由此可知拘忌的说法不过是兴起于两汉之后罢了。然而又看独孤及文集中有《为舒州到任表》说：“九月到州完毕”，由此可知唐代也有不忌讳九月的人。因此考证各州唐人的题名，发现不避讳正月、五月、九月的人也很多，由此可知拘忌的说法乃是后世穿凿附会的言辞，实在毫无意义。曾查考《发微历》记载：“窦萍《唐书音训》注高祖纪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引用《释氏智论》说：‘天帝释用大宝镜照看四大部洲，每月移动一次，察视人的善恶，正月、五月、九月照看南瞻部洲，所以在这三个月察恶修善，禁止刑罚和屠宰。士大夫在这三个月不到任，是因为有断屠的命令。’后人于是沿袭将其视为凶月而忌讳，这更是街谈巷议，不值一提。近来读郎仁宝说：‘正月建寅，五月建午，九月建戌，这三个建月都属火。臣音商，商属金，这是担心火被金克制，所以忌讳。’这也是寻求说法而不得，所以编造说法来圆通，尚且喜欢他的说法接近情理。因此采集登载于此篇。

宋代题名小字录》在泾邑中有两本：一本是绍兴某年状元王佐榜的录文，内有朱考亭夫子（朱熹）的名字在五甲；另一本是宝佑四年状元文天祥榜的录文，内有泾邑人包云龙的名字。包云龙的祖父包伯驺，是国子监进士。现在包氏子孙藏于家中，传为世代珍宝。那本绍兴某年的录文是被翟及三得到的。包氏又藏有宋代国子监单后书的吏部尚书韩侂胄名，国子监生包应雷也。

卷下

乾隆庚戌年万寿恩科进士一百零二名，江南三十名，安徽中十名，会元朱文翰，是徽州歙县人。大儿子先声考中第三十九名。在此之前未揭晓时，同僚聚集在翟公树编修的寓所，公树出一个“道”字，问安徽进士能中几名。先声大声说：“一定中十名，而且得到会元，而我自己也应该考中。”同僚询问原因，他说：“‘道’字中已有‘进’字，‘筐’字中首字不是‘会元’吗？首字上两点为‘八’字，中一字下‘自’字是‘自身’，合起来不就是十名吗？”第二天榜文发布，竟然如他所说。

前明卿先辈王德孚，任武昌知府时，曾夜宿官署，梦见冤魂来告冤。第二天到郊外巡视，有一条大蛇挡在路上，王德孚停下轿子，对蛇说：“你不是夜里来告冤的吗？”果然如此，于是慢慢行走，其余命令左右随从跟随它。于是蛇蜿蜒行至山寺后面，低头进入池中，不再出现。王德孚随即命令排干池水，得到枯骨，于是包围山寺抓获所有僧人审讯，得知有数名被剃度为尼的妇女，才知道枯骨就是这些妇女的丈夫，她们旅宿时夜间谋杀了丈夫，将尸体置于池中，然后又剃度了这些妇女。王德孚于是杀尽寺僧，埋葬枯骨，释放被剃度的妇女并送她们回家。当宪宗在位时，妖僧继晓擅长邪术，得到宠幸，被尊为法王，恩宠异常。他回乡祭扫，所过之处屠戮百姓，玩弄权术，两位御史不敢仰视。王德孚愤怒地拍案说：“不杀此奴，不是丈夫！”妻子流泪劝谏，他不听。然而继晓擅长法术变化，不是力士可以擒获的。王德孚用蜜酒引诱他，席间畅饮，屏风后忽然冲出健壮男子，一击斩断继晓的左臂。逮捕下狱后，奏疏已飞驰数百里了。奏疏呈上正值孝宗登基，批准了他的奏疏，立即命令锦衣卫押送法司会审，伏法被杀，天下人感到痛快。

张白云先生名怡，节义文章，天下推崇仰慕。故明崇祯年间，闯贼李自成攻陷燕京，逼迫张怡投降，张怡不屈服。李自成于是问他：“听说你擅长文章？”张怡说：“武人不解文章。”又问：“听说你擅长弓马？”张怡说：“南人不习弓马。”于是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张怡大骂。闯贼将他囚禁在夹壁墙中，他趁机逃回后，又遁迹金陵摄山的白雪峰，脚不下山将近五十年。当权者敬重他的节操，每次造访他的茅庐，他不是闭门谢绝，就是翻墙逃走。只是每日从事著述，以此终老。所著书目都载入《通志》中，其《三礼合纂》一书，在乾隆二年开设《三礼》馆时，礼馆总裁购取了张怡的《三礼》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