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溪之源，南至于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句法亦祖《史记?西南夷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
译向南直到楚、越交界的地方，其中有名山大川且称为州的数以百计，永州最为美好。环绕永州治所百里之内，北到浯溪，西到溪水的源头，南到泷泉，东到黄溪、东屯。其中有名山大川且称为村的数以百计，黄溪最为美好。”句法也源自《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的君长以十为单位计算，夜郎最大，从滇国以北的君长以十为单位计算，邛都最大。”
柳子厚《祭吕衡州文》云：“呜呼！化光今复何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岂荡为大空，与化无穷乎？将结为光耀，以助临照乎？岂为雨为露，以泽下土乎？将为雷为霆，以泄怨怒乎？岂为凤为麟，为景星为庆云，以寓其神乎？将为金为锡，为圭为璧，以栖其魄乎？岂复为贤人，以续其志；将奋为神明，以遂其义乎？”后秦少游《吊▯钟文》全仿此，云：“呜呼！钟乎！今焉在乎？岂复为激宫流羽，以嗣其故乎？将凭化而迁改，易制以周其用乎？岂为钱、为▯、为钅至、为釜，以供耕稼之职，将为鼎鼐，以效烹饪之功乎？岂为浮图、老子之像，巍然瞻仰于缁素乎？岂为麟趾、马蹄之形，翕然为玩于拜国乎？岂为于越之剑，气如虹霓，扫除妖氛于指顾之间乎？将为百炼之鉴，湛如止水，别妍丑于高堂之上乎？”然子厚又仿《楚辞?卜居篇》耳。
饮酒谓之食酒，《于定国传》：“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如淳曰：“食酒，犹言喜酒。”师古曰：“若依如氏之说，食字当音嗜，此说非也。食酒者，谓能多饮费尽其酒，犹云食言焉。今流俗书辄改食字作饮字，失其真也。然食酒至数石不能乱，可谓善饮，古今所罕有也。柳子厚《序饮》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蜀主衍，荒淫，惑于宦人王承休，遂决秦州之幸。诏下，中外切谏，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绝食，衍皆不从。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叩马泣血，上表累千五百余言，且曰：“望陛下以名教而自节，以礼乐而自防，循道德之规，受师傅之训，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穑之艰难，惜高祖之基局，似太宗之临御，贤贤易色，孜孜为心，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听五音而受谏，以三镜而照怀，少止息于诸处林亭，多观览于前王书史，别修上德，用卜远图，莫遣色荒，勿令酒惑，常亲政事，勿恣闲游。”又曰：“陛下与唐主方申欢好，信币交驰，但虑闻道圣驾亲行，别怀疑忌，其或专差使命，请陛下境上会盟，未审圣躬去与不去。”又曰：“陛下纂承以来，率意频离宫阙，劳心费力，有何所为？此际依然整跸，又拟远别宸宫，昔秦王之銮驾不回，炀帝之龙舟不返。”又曰：“忍教置却宗桃，言将道断，使蒸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辜？若不虑于危亡，但恐乖于仁孝。”又曰：“刘禅俄降于邓艾，李势遽归于桓温，皆为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信王道，不念生灵，以至国人之心无一可保，山河之险无一可凭。”衍竟不从。行至绵谷，唐师已入其境，狼狈而归，遂降魏王继岌。当五代时，忠义之士落落如晨星，欧公作史，尝有五代无全人之叹，幸而有焉，则又为之咨嗟叹息，反覆不置。如蒲禹卿之忠谏，非特蜀之所少，亦天下所希有也。然史中曾不少概见，但云：衍幸秦州，群臣切谏而已。岂欧公偶失此耶？予于《太平广记》得此事，故表而出之。
太史公言：离骚者，遭忧也。离训遭，骚训忧，屈以此命名，其文则赋也。故班固《艺文志》有屈原赋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选》，不并归赋门，而别名之曰骚，后人沿袭皆以骚称，可谓无义，篇题名义且不知，况文乎？
世俗误以录囚为虑囚，按《隽不疑传》：每行县录囚徒还，师古曰：省录之，知其情状有冤滞与否。今云虑囚，本录音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讹其文，遂为思虑之虑。然则录误为虑，自唐已然矣。
《庄子》内篇《德充符》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东坡《赤璧赋》云：盖将自其变者观之，虽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盖用《庄子》语意。
梁任▯有《文章缘起》一卷，著秦汉以来文章名目之始。按：论之名，起于秦汉以前，荀子《礼论》、《乐论》，庄子《齐物论》，慎到《十二论》，吕不韦《八览》、《六论》是也。至汉，则有贾谊《过秦论》。▯乃以王褒《四子
译柳宗元《祭吕衡州文》说：“唉！吕公啊，如今你又将去往何处呢？是停留，还是前行？是昏暗，还是光明？难道要消散为巨大的虚空，与造化一同无穷无尽吗？将要凝聚为光辉，来辅助日月照耀吗？难道要化作雨露，来滋润下方的土地吗？将要化作雷霆，来宣泄怨恨愤怒吗？难道要化作凤凰、麒麟，化作景星、庆云，来寄托你的神灵吗？将要化作金锡，化作圭璧，来安歇你的魂魄吗？难道要再成为贤人，来延续你的志向；将要奋发成为神明，来成就你的义举吗？”后来秦观《吊〇钟文》完全模仿这篇，说：“唉！钟啊！如今你在哪里呢？难道要再发出激越的宫羽之音，来继承你过去的样子吗？将要凭借造化而改变，更换形制以周遍其用途吗？难道要化作钱币、〇、钅至、釜，来供给耕种收割的职责，将要化作鼎鼐，来发挥烹饪的功效吗？难道要化作佛、老子的塑像，让僧侣和俗人巍然瞻仰吗？难道要化作麟趾、马蹄的形状，让拜国之人翕然玩赏吗？难道要化作于越的剑，剑气如虹霓，在指顾之间扫除妖氛吗？将要化作百炼的镜子，清澈如静止的水，在高堂之上辨别美丑吗？”然而柳宗元又是模仿《楚辞·卜居篇》罢了。
饮酒称为食酒，《于定国传》：“定国食酒至数石，不醉。”如淳说：“食酒，就是说喜欢酒。”颜师古说：“如果依照如淳的说法，食字应当读作嗜，这种说法不对。食酒，是说能大量饮酒费尽其酒，就像说食言一样。现在世俗书籍往往把食字改为饮字，失去了它的真意。然而食酒至数石而不醉，可以说是善于饮酒，古今都很少见。柳宗元《序饮》也说：‘我患有痞病，不能食酒，到了这里却醉了。’
蜀主后主衍，荒淫无度，被宦官王承休迷惑，于是决定前往秦州。诏书下达，朝廷内外极力劝谏，母亲皇后哭泣着阻止他，甚至绝食，衍都不听从。前任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拉住马缰绳哭泣流血，上表陈述一千五百多字，并且说：“希望陛下用名教来约束自己，用礼乐来防范自己，遵循道德的规范，接受师傅的教诲，知道社稷不易，想到耕种收获的艰难，爱惜高祖打下的基业，像太宗那样治理国家，尊重贤人而轻视美色，勤勉为心，不查考的话不要听，不咨询的谋划不要用，听取五音而接受劝谏，用三镜来照察内心，少在各处林亭休息，多阅览前代君王的书史，另外修养高尚的品德，用来谋划长远的图景，不要沉溺于女色，不要让酒迷惑，经常亲近政事，不要放纵闲游。”又说：“陛下与唐主正申述欢好，信使往来频繁，只担心听说圣驾亲自出行，另生怀疑忌妒，如果专门派遣使者，请陛下在边境会盟，不知道圣躬去还是不去。”又说：“陛下继承皇位以来，随意频繁离开宫阙，劳心费力，有什么作为？此时依然整顿仪仗，又打算远离皇宫，过去秦王的銮驾没有回来，炀帝的龙舟没有返回。”又说：“忍心让宗庙祭祀断绝，言语将要道断，让百姓依靠什么？让慈母承担什么罪过？如果不考虑危亡，只怕违背仁孝。”又说：“刘禅不久投降邓艾，李势迅速归顺桓温，都是因为不采纳直言，不关心政事，不相信王道，不念及生灵，以至于国人之心没有一个可以保全，山河之险没有一个可以凭借。”衍最终不听从。走到绵谷，唐军已经进入他的境内，狼狈而归，于是投降魏王继岌。在五代时期，忠义之士稀少如晨星，欧阳修作史，曾有五代没有全人的感叹，幸好有这样的人，就为他叹息感慨，反复不止。像蒲禹卿的忠谏，不仅是蜀地所少，也是天下所稀有的。然而史书中曾没有一点记载，只说：衍前往秦州，群臣极力劝谏罢了。难道欧阳修偶然遗漏了这个吗？我在《太平广记》中得到这件事，所以表而出之。
太史公说：离骚，是遭遇忧愁。离解释为遭遇，骚解释为忧愁，屈原以此命名，他的文章则是赋。所以班固《艺文志》有屈原赋二十五篇，梁昭明太子编《文选》，不把它归入赋类，而另外命名为骚，后人沿袭都以骚称呼，可以说没有意义，篇题名义尚且不知道，何况文章呢？
世俗错误地把录囚当作虑囚，查《隽不疑传》：每次巡视各县录囚徒回来，颜师古说：省查记录，知道他们的情状是否有冤屈滞留。现在说虑囚，本来是录字的去声，音力具反。而近代俗人讹误其文，于是成为思虑的虑。那么录误为虑，从唐代就已经这样了。
《庄子》内篇《德充符》说：从它们不同的方面看，肝胆也像楚国和越国那样遥远；从它们相同的方面看，万物都是一体的。苏轼《赤壁赋》说：如果从变化的方面看，即使天地也不能在一瞬间保持不变；从不变的方面看，那么万物和我都是无尽的。又羡慕什么呢？大概是用了《庄子》的语意。
梁代任〇有《文章缘起》一卷，记载秦汉以来文章名目的起源。查：论这种文体，起源于秦汉以前，荀子《礼论》、《乐论》，庄子《齐物论》，慎到《十二论》，吕不韦《八览》、《六论》就是。到汉代，则有贾谊《过秦论》。〇却说王褒《四子
柳子厚云：夫文为之难，知之愈难耳。是知文之难，甚于为文之难也。盖世有能为文者，其识见犹倚于一偏，况不能为文者乎！昌黎《毛颖传》，杨诲之犹大笑以为怪，诲之盖与柳子厚交游，号稍有才者也。东坡谓南丰编《太白集》，如《赠怀素草书歌》并《笑矣乎》等篇非太白诗而滥与集中。东莱编《文鉴》，晦庵未以为然。以诸有识者，所见尚不同如此，则俗人之论易为纷纷，宜无足怪也。故韩文公则为时人笑且排，下笔称意，则人必怪之。欧公作《尹师鲁墓铭》，则或以为疵缪。欧公初取东坡，则群嘲聚骂者，动满千百。而东坡亦言张文潜、秦少游，士之超轶绝尘者。士骇所未闻，不能无异同，故纷纷之论，亦尝及吾与二子。吾策之审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作《太息》一篇，使秦少章藏于家三年，然后出之，盖三年后当论定也。往时，水心先生汲引后进，如饥渴然。自周仲南死，文字之传未有所属，晚得篑窗陈寿老，即倾倒，付嘱之。时士论犹未厌，水心举《太息》一篇为证，且谓他日之论，终当定于今日。今才十数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窗卓然为学者所宗，则论定固无疑。然水心之文，世犹深知之者少，则于▯窗之文，宜亦未必尽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后，以俟作者，然后论益定耳。
水心少与陈龙川游，龙川才高而学未粹，气豪而心未平，水心每以为然也。作《抱膝轩》诗，镌诮规责，切中其病。是时，水心初起，而龙川已有盛名，龙川虽不乐，亦不怒，垂死犹托铭于水心。曰：“铭或不信，吾当虚空中与子辩。”故水心《祭龙川文》云：“子不余谬，悬俾余铭。”且曰：“必信视我如生，畴昔之言，余岂敢苟哀哉。此酒能复饮否？”水心既尝为铭而病耗失之后，乃为集序，精峭卓特，叹其才不为世所知，世所知者科目耳。又谓同甫之学惟东莱知之，晦庵不予又不能夺，而予犹不晓，皆所谓必信者。后诸子再求铭，水心遂以陈同甫、王道甫合为一铭，盖用太史公老子、韩非及鲁连、邹阳同传之意。老子非韩非之比，然异端著书则同。鲁连非邹阳之比，然慷慨言事则同。陈同甫之视王道甫，虽差有高下，而有志复仇、不畏权幸则同。其言大义、大虑、大节，以为春秋战国之材无是，称扬同甫至矣。末后微寓抑扬，其论尤正，又与昌黎评柳子厚略相类。水心于龙川，自少至老、自生至死，只守一说，而后辈不知本末，或以为疑，此要当为知者道也。
西山初守泉南，士民爱之如父母。后师隆兴，颇抑强扶弱，谤誉几相半。改帅潭，士民爱之复如泉南。后西山退居，书于册云：“洪之政驳，任气为之也。湘之政醇，任理为之也。”若公可谓知过进德者矣。
《国史?章得象传》闽中谣云：南台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时，沙涌可涉。台州旧有谣云：下渡沙涨出宰相。至谢子肃为相，果验。
为文，须遇佳题伸直笔。不然，则文虽工，不足贵矣。今世以掌制为儒者至荣，夫不能堪其任者，固不足为荣矣。就能堪其任，而朝廷或缪于升黜，不必遇佳题。朝廷或牵于忌讳，不能伸直笔。则掌制乃儒者之至辱也。开禧间，庙堂欲以水心直北门，水心辞不能，且云：“某作一语，当用十日半月，恐不及事。”盖是时，国论已非，水心正虑堕此二者，故设辞耳。▯窗初入馆，史相极倾慕。未几，意向不合，语人曰：“陈寿老好一台谏官，只太执耳。”后又遣所亲谕意，欲以为权直学士院。▯窗答云：“某不能以文字与人改，不可为权置。”史闻之，不乐。▯窗遂久不迁，盖史当国，凡代言者必进稿本，史或手自涂抹，或令馆人删改。如辛卯火灾，陈立道卓草《罪己求言诏》，有云：朕为人子孙，而不能保守宗庙；为人父母，而不能安全井邑。尽有意味。史恶其太直，不用。再具稿，复不用。至三具稿，复不付出。叩之，则曰：“今敷文窜改矣。”敷文，其子宅之也。
译柳子厚说：写文章很难，懂得写文章更难。由此可知，懂得文章的难处，比写文章的难处还要严重。世上有能写文章的人，他们的见识往往还偏执于一隅，何况那些不能写文章的人呢！韩愈的《毛颖传》，杨诲之还大笑认为它怪异，杨诲之大概与柳子厚有交往，号称稍有才华的人。苏东坡说曾巩编《李白集》，像《赠怀素草书歌》和《笑矣乎》等篇不是李白的诗却混入集中。吕祖谦编《古文关键》，朱熹不以为然。因为有见识的人，所见尚且如此不同，那么俗人的议论容易纷纷扰扰，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韩文公被当时的人嘲笑并排斥，下笔称心如意，人们必定觉得怪异。欧阳修作《尹师鲁墓铭》，有人认为是瑕疵错误。欧阳修起初提拔苏东坡，群起嘲笑辱骂的人，动不动就满千百。而苏东坡也说张文潜、秦少游，是超脱尘俗的士人。士人惊骇于未曾听闻的事，不能没有异议，所以纷纷的议论，也曾波及我和这两个人。我对此考虑得很审慎了，士人好比良金美玉，市场有定价，难道可以凭爱憎口舌来定贵贱吗。作《太息》一篇，让秦少章在家中收藏三年，然后才拿出来，大概三年后议论就会定下来。过去，水心先生汲引后进，像饥渴一样迫切。自从周仲南死后，文字的传承没有归属，晚年得到篑窗陈寿老，立刻倾心相待，托付重任。当时士人的议论还不满足，水心举《太息》一篇作为证据，并且说日后的议论，终究应当在今天定下来。现在才十几年，世上的文章日益衰落，而篑窗卓然成为学者所尊崇的对象，那么议论定下来固然是无疑的。然而水心的文章，世上深知的人少，那么对于篑窗的文章，大概也未必完全了解。再过一二百年，等待后来的作者，然后议论更加确定。
水心年轻时与陈龙川交往，龙川才华高但学问不纯粹，气魄豪壮但内心不平，水心常常认为这样。作《抱膝轩》诗，讥讽规劝责备，切中他的毛病。这时，水心刚起步，而龙川已有盛名，龙川虽然不高兴，也不发怒，临死还托付铭文给水心。说：“铭文如果不真实，我应当在虚空中与你辩论。”所以水心《祭龙川文》说：“你不认为我谬误，悬挂着让我写铭文。”并且说：“一定要真实看待我像活着一样，从前的话，我怎敢苟且哀伤呢。这酒还能再喝吗？”水心既然曾经写了铭文而在生病失忆之后，于是写了文集序言，精辟峭拔卓越独特，感叹他的才华不被世人所知，世人所知的只是科举科目罢了。又说同甫的学问只有吕祖谦知道，朱熹不认可又不能剥夺，而我尚且不理解，都是所谓一定要真实的人。后来诸子再次请求写铭文，水心于是把陈同甫、王道甫合为一篇铭文，大概是用太史公老子、韩非以及鲁仲连、邹阳同传的意思。老子不是韩非可比，但异端著书则相同。鲁仲连不是邹阳可比，但慷慨言事则相同。陈同甫看待王道甫，虽然略有高下，但有志复仇、不畏权幸则相同。他谈论大义、大虑、大节，认为春秋战国的人才没有这样的，称扬同甫到了极点。最后略微寓含抑扬，他的议论尤其公正，又与韩愈评价柳子厚大致相似。水心对于龙川，从少到老、从生到死，只坚持一种说法，而后辈不知本末，有的产生怀疑，这应当对了解情况的人说。
西山起初守泉州，士民爱戴他像父母一样。后来驻军隆兴，颇抑制强权扶持弱小，毁誉几乎各半。改任潭州主帅，士民爱戴他又像泉州一样。后来西山退居，写在册子上说：“洪州的政令驳杂，是凭意气做的。湘州的政令纯正，是凭道理做的。”像他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知过能改、增进德行的人了。
《国史·章得象传》闽中谣谚说：南台江合出宰相。到章得象当宰相时，沙洲涌出可以涉水。台州旧有谣谚说：下渡沙涨出宰相。到谢子肃当宰相，果然应验。
写文章，必须遇到好题目才能伸直笔。不然，那么文章虽然工整，也不值得珍贵了。现在世人把掌管制诰当作儒者最大的荣耀，那些不能胜任这个职位的人，固然不值得荣耀。即使能胜任这个职位，而朝廷在升降黜陟上或许谬误，不一定遇到好题目。朝廷或许受忌讳牵制，不能伸直笔。那么掌管制诰就是儒者最大的耻辱了。开禧年间，朝廷想让水心直学士院，水心推辞说不能，并且说：“我作一句话，应当用十天半月，恐怕来不及办事。”大概是这时，国家舆论已经不对，水心正担心陷入这两种情况，所以设辞推托。篑窗刚入馆，史相极其倾慕。不久，意向不合，对别人说：“陈寿老适合做台谏官，只是太固执罢了。”后来又派亲近的人传达意思，想让他做权直学士院。篑窗回答说：“我不能用文字给人修改，不能做权置。”史相听说后，不高兴。篑窗于是久不升迁，大概是史相当权时，凡是代言的人必须进呈稿本，史相有时亲手涂抹，有时让馆中人删改。比如辛卯年火灾，陈立道起草《罪己求言诏》，有说：我作为人的子孙，却不能保守宗庙；作为人的父母，却不能安全井邑。很有意味。史相厌恶它太直率，不用。再准备稿子，又不使用。到第三次准备稿子，又不发出。询问他，就说：“现在敷文已经窜改了。”敷文，是他的儿子史宅之。
陈但饮气而已。所谓儒者之至辱，又不止于无佳题，枉直笔而已。当时代言之人，犹不自知耻，可叹也！
译陈但只是靠喝西北风度日罢了。所谓儒者最大的耻辱，又不止于没有好的题目、枉费直笔而已。当世那些代人执笔的人，尚且不知羞耻，真是可叹啊！
本朝四六，以欧公为第一，苏、王次之。然欧公本工时文，早年所为四六，见《别集》，皆排比而绮靡。自为古文后，方一洗去，遂与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见二苏四六，亦谓其不减古文，盖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也。然二苏四六，尚议论，有气焰，而荆公则以辞趣典雅为主，其兼之者欧公耳。水心于欧公四六，暗诵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顾其简淡朴素，无一毫妩媚之态，行于自然，无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难识也。水心与▯窗论四六，▯窗云；“欧作得五六分，苏四五分，王三分”。水心笑曰：“欧更与饶一两分可也。”水心见▯窗四六数篇，如《代谢希孟上钱相》之类，深叹赏之。盖理趣深而光焰长，以文人之华藻，立儒为之典刑，合欧、苏、王为一家者也。真西山尝谓余四六颇淡净而有味，余谢不敢当，因言本得法于▯窗，然才短，终不能到也。
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吾闻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虚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夫孔子以礼问聃，则聃非不知礼者，而聃之言如此，亦岂非礼之意，然而独讳言礼，顾以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盖聃之于礼，尚其意不尚其文，然使文而可废，则意亦不能以独立矣。此老子鉴文之弊，而矫枉过正之言也。或谓有二老子：绝灭礼乐之老子与孔子问礼之老子，不同兼。太史公《老子传》多疑词，既称莫知其所终，又称百六十余岁，或二百余岁。既称太史儋即老子，又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意者有二子，而太史公不能断耶？余谓老子所答问礼之旨，即是道德五千言之旨，其论礼之意则是，其废礼之文则非耳。太史公虽不能断，然亦卒断之曰“老子，隐君子也。”既曰隐，则其年莫得详亦宜矣。且太史公去周近，尚不能断，后二千余年，将何所据而断耶？
欧公记菱溪石，虑后人取去，则以刘氏子孙不能长有此石为戒。东坡记四菩萨画，虑后人取去，则既以父母感动人子，而亦以广明之贼不能全子孙，而有此画为戒。以仆观之，石虽奇，画虽工，要皆外物耳。欧公之移置二石，虽非取为己有，其为取一也。东坡既知舍此画矣，而犹汲汲恐他人之取，其为不能舍亦一也。石与画，自二公不能不恋恋，而欲使他人不恋恋，得乎？中人以上不待戒，中人以下，苟萌贪机，虽刑祸立至，尚不知戒，况身后盛衰乎？且东坡之舍此画曰：为父母也，安知他人取之者，不亦曰为父母乎？然则二公之见，犹不免于痴矣。（余云：米元章临终焚所玩法书、名画，即是此意。）
台之谚称水母以虾为目，盖非虚语。《广韵》言：▯它即水母也，以虾为目。
文虽奇，不可损正气；文虽工，不可掩素质。
为文，大概有三：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
前辈为文，虽或为流俗嗤点，然不肯辄轻改，盖意趣规模已定，轻重抑扬已不苟，难于迁就投合也。欧公作《范文正公神道碑》，载吕、范交欢弭怨始末，范公之子尧夫不乐，欲删改，公不从。尧夫竟自删去一二处，公谓苏允明曰：“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本移动，使人恨之。”荆公作钱公辅母墓铭，钱以不载甲科通判出身，及诸孙名，欲有所增损。荆公答之甚详，大略谓：一甲科通判，苟粗知为词赋，虽闾巷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铭以谓，闾巷之士以为夫人荣明天下，有识者不以置悲欢荣辱于其心也。七孙业文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儿童，贤不肖未可知，列之于义何当也？又云：“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而别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耳。”东坡作《王晋卿宝绘堂记》，内云：“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而国，凶而身，此留意之祸也。”王嫌所引用非美事，请改之。坡答云：“不使则已，使即不当改。”盖人情喜谀而多避忌，虽范、钱、
译本朝的四六文，以欧阳修最为第一，苏轼、王安石次之。然而欧阳修原本擅长工丽的时文，早年所作的四六文，见于《别集》中，都是排比对仗而华丽繁缛的。自从他写作古文之后，才彻底洗去了这种风格，于是与早期的作品截然不同。后来他看到苏轼、王安石的四六文，也认为它们不亚于古文，大概是因为四六文与古文有着相同的关捩点。然而苏轼、王安石的四六文，崇尚议论，气势旺盛，而王安石则以辞藻意趣典雅为主，能够兼有二者之长的是欧阳修。叶适对于欧阳修的四六文，能背诵如流，而他的创作也很像欧阳修。不过叶适的文风简淡朴素，没有丝毫妩媚的姿态，行文自然，没有堆砌典故和套用句式的癖好，这更是世俗之人难以理解的。叶适与陈傅良讨论四六文，陈傅良说：“欧阳修的作品占五六分，苏轼占四五分，王安石占三分。”叶适笑着说：“欧阳修还可以再让出一两分呢。”叶适看到陈傅良的几篇四六文，如《代谢希孟上钱相》之类，深深赞叹欣赏。这是因为其中理趣深远而光彩长远，以文人的华丽辞藻，树立儒者的典范，将欧阳修、苏轼、王安石融合为一派。真德秀曾经对我说我的四六文颇为淡净而有意味，我推辞不敢当，于是说这原本是向陈傅良学习的，然而才力短浅，终究达不到他的境界。
孔子到周地去，向老子问礼。老子说：“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深藏不露好像空虚，君子德行盛大，容貌却显得愚钝，去掉你的虚浮之气与过多的欲望，去掉你的做作神态与放纵的心志，这些对你的身心都没有益处，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样罢了。”孔子以礼来问老子，那么老子并非不懂礼，而老子的话如此，难道不是礼的本意吗？然而他却唯独忌讳谈论礼，反而认为礼是忠信衰薄的表现和动乱的开端。大概老子对于礼，崇尚其精神而不崇尚其形式，然而如果形式可以废弃，那么精神也就不能独立存在了。这是老子鉴于形式上的弊端，而矫枉过正的说法。有人说有两个老子：一个是灭绝礼乐的老子，一个是向孔子问礼的老子，二者不能兼得。司马迁的《老子传》中多疑词，既说不知道他的最终结局，又说他活了一百六十多岁，或者二百多岁。既说太史儋就是老子，又说不是。世人不知道究竟是这样还是那样。大概是有了两个老子，而司马迁不能断定吧？我认为老子回答问礼的宗旨，就是《道德经》五千言的宗旨，他关于礼的看法是对的，但他废弃礼的形式则是错的。司马迁虽然不能断定，然而最终也断言说：“老子，是隐君子。”既然说是隐士，那么他的年龄无法详知也是应该的。况且司马迁距离周朝很近，尚且不能断定，后世两千多年，将依据什么来断定呢？
欧阳修写《菱溪石记》，担心后人取走石头，就以刘氏子孙不能长久拥有此石作为告诫。苏轼写《四菩萨画记》，担心后人取走画作，既以父母感动儿子，又以广明之贼不能保全子孙而拥有此画作为告诫。以我看来，石头虽然奇特，画作虽然精巧，终究都是身外之物。欧阳修迁移安置这两块石头，虽然不是据为己有，但这也是一种占有。苏轼既然知道舍弃这幅画，却仍然急切地担心别人取走，这也是一种不能舍弃。石头与画作，两位先生自己尚且不能不眷恋，却想要让他人不眷恋，能做到吗？中等以上的人不需要告诫，中等以下的人，如果萌生贪念，即使刑罚祸患立刻降临，尚且不知道警戒，何况身后的盛衰呢？况且苏轼舍弃这幅画说是为了父母，怎么知道取走它的人，不也是说是为了父母呢？那么两位先生的见解，还是不免有些痴愚。（我说：米芾临终焚烧所收藏的法书、名画，就是这个意思。）
台州谚语说水母以虾为眼睛，大概不是虚话。《广韵》说：〇它就是水母，以虾为眼睛。
文章虽然奇特，不可以损害正气；文章虽然精巧，不可以掩盖质朴的本质。
写作文章，大概有三点：以道理为主干，以气势为张扬，以法度为约束。
前辈写作文章，虽然有时被流俗之人讥笑指点，然而不肯轻易修改，大概是因为意趣格局已经确定，轻重抑扬已经不苟且，难以迁就迎合。欧阳修作《范文正公神道碑》，记载吕夷简、范仲淹交好和解的始末，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不高兴，想要删改，欧阳修不听从。范纯仁竟然自行删去了一两处，欧阳修对苏舜钦说：“范公的碑文被他的子弟擅自在石刻上移动，让人遗憾。”王安石作钱公辅母亲的墓铭，钱公辅因为不记载甲科通判出身，以及诸孙的名字，想要有所增删。王安石回答得很详细，大略说：一个甲科通判，如果稍微懂得写词赋，即使是市井小人也可以得到，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所以墓铭中说，市井之士认为这是夫人的荣耀显赫于天下，有见识的人不把悲欢荣辱放在心上。七个孙子从事文学有值得称道的，固然不应该省略，如果都是儿童，贤与不贤还不可知，列在墓铭中合乎道义吗？又说：“我的文章自有意义，不可以修改。应该把它还给我，而另外寻求能符合你心意的人来写罢了。”苏轼作《王晋卿宝绘堂记》，其中说：“钟繇甚至因此呕血发掘坟墓，宋孝武帝、王僧虔甚至因此互相猜忌，桓玄的逃跑船只，王涯的夹壁，都是因为儿戏而危害国家，招致凶险而毁灭自身，这是留意收藏的祸害。”王晋卿嫌所引用的不是美事，请求修改。苏轼回答说：“不用就不写，用了就不应当修改。”大概人情喜欢阿谀而多避讳，即使范仲淹、钱公辅、
王，闻人犹不免，何怪流俗之纷纷乎？而作者之文，固不肯谀，固不肯避忌，虽与范、钱、王厚善，亦终不为改也。水心作《汪参政勃墓志》，有云：佐佑执政，共持国论。执政，盖与秦桧同时者也。汪之孙浙东宪纲不乐，请改。水心答云：凡秦桧时执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独以先正厚德，故勉为此，自谓已极称扬，不知盛意犹未足也。汪请益力，终不从。未几，水心死。赵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门下有受汪嘱者，竟为除去“佐佑执政”四字，碑本亦除之，本非水心之意也。水心答书，惜不见集中。退之云：吾之为此文，岂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词。通其词者，本志于古道者也。古之遭，不苟毁誉于人，则吾之为斯文，皆有实也。然则妄改以投合，则失其实矣。穆伯长贫甚，为一僧寺记，有贾人致白金，求书姓名。伯长掷金于地曰：“吾宁饿死，终不以匪人污吾文也。”夫求书姓名且不可，而肯妄改以投合乎？前古作者所为墓志及他文，后多收入史传，使当时苟务投合，则已不能自信，岂能信世乎。水心为《▯窗集》字末云：趋舍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此二句，最有味，学文者宜思焉。故凡欺诳以为文者，文虽工，必不传也。
译王说，听说人尚且难免（犯错），又何必奇怪世俗之人的议论纷纷呢？而写文章的人，本来就不肯阿谀奉承，也不肯避忌忌讳，即使与范、钱、王交情深厚，最终也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原则）。陈亮（水心）撰写《汪参政勃墓志铭》，其中有这样的话：“辅佐执政大臣，共同持守国家政论。”这位执政大臣，大概是与秦桧同时代的人。汪勃的孙子浙东宪纲不高兴，请求修改。陈亮回答说：“凡是秦桧时期的执政大臣，我未曾说过他们的好话，唯独因为先正（汪勃）品德高尚，所以勉强这样写，自认为已经极力称扬了，不知道您的心意还觉得不够。”汪勃的孙子请求得更加坚决，陈亮最终没有听从。不久，陈亮去世。赵蹈中正刊刻文集尚未完成，门下有接受汪勃孙子嘱托的人，竟然删去了“辅佐执政”四个字，碑文原本也删去了，这本来不是陈亮的本意。陈亮回复的信，可惜没有收录在文集中。韩愈说：“我写这篇文章，难道是取悦于那些句读不同于现在的人吗？思念古人却见不到，学习古道就想要兼通他们的言辞。通晓他们的言辞，本来志向在于古道。古人对待遭遇，不随便毁谤或赞誉别人，那么我写这些文章，都有真实的内容。既然如此，那么胡乱修改以迎合他人，就失去了真实的内容了。”穆修（伯长）非常贫穷，为一家僧寺写记，有个商人送来白金，请求写上自己的姓名。穆修把金子扔在地上说：“我宁愿饿死，终究不会用不义之人污染我的文章。”请求写上姓名尚且不可以，难道肯胡乱修改以迎合他人吗？前代作者所写的墓志铭及其他文章，后来大多被收入史传，如果当时苟且务求迎合，那么自己已经不能自信，怎么能取信于世呢？陈亮在《〇窗集》字末写道：“取舍在于内心的诚信，好坏在于百世的公正。”这两句话，最有意味，学习写文章的人应当思考。所以凡是欺骗虚妄来写文章的人，文章虽然工整，必定不能流传。
水心文本用编年法，自淳熙后道学兴废，立君、用兵始末，国势污隆，君子小人离合消长，历历可见，后之为史者当资焉。
水心与▯窗论文至夜半，曰：“四十年前，曾与吕丈说。”吕丈，东莱也。因问▯窗某文如何？时案上置牡丹数瓶，▯窗曰：“譬如此牡丹花，他人只一种，先生能数十百种。”盖极文章之变者。水心曰：“此安敢当，但譬之人家觞客，或虽金银器照座，然不免出于假借，自家罗列仅磁缶、瓦杯，然却是自家物色。”水心盖谓不蹈袭前入耳。磁瓦虽谦辞，不蹈袭则实语也。然不蹈袭最难，必有异禀绝识，融会古今文字于胸中，而洒然自出一机轴方可。不然，则虽临纸雕镂，只益为下耳。韩昌黎为樊宗师墓志，言其所著述甚多，凡七十五卷，又一千四十余篇，古未尝有，而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又以为文从字顺。则樊之文亦高矣，然今传于世者仅数篇，皆艰涩，几不可句，则所谓文从字顺者安在？此不可晓也。
相如赋云：诸蔗巴苴，注云：甘柘也。曹子建《都蔗诗》云：“都蔗虽甘，杖之必折。巧言虽美，用之必灭。”《六帖》云：张协有《都蔗赋》。
●卷二
四时异景，万卉殊态，乃见化工之妙；肥瘠各称，妍淡曲尽，乃见画工之妙。水心为诸人墓志，廊庙者赫奕，州县者艰勤，经行者淳粹，辞华者秀颖，驰骋者奇崛，隐遁者幽深，抑郁者悲怆，随其资质与之形貌，可以见文章之妙。
欧公凡遇后进投卷可采者，悉录之为一册，名曰“文林”。公为一世文宗，于后进片言只字，乃珍重如此，今人可以鉴矣。
王黄州以昌黎《祭裴太常文》“▯石之储常空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宾筵为惭笔，益不免类排。陈止斋亦以昌黎《颜子不贰过论》为惭笔，益不免有科举气。余观昌黎《祭薛中丞文》，岂亦所谓惭笔者耶？然颜子论乃少作，不足怪，二祭文皆为众人作，则稍屈笔力以略傍众人意，虽退之亦有不得已焉耳。
王德父名象祖，临海人，早从邱宗卿入蜀，有志义，力学工古文，晚为水心所知。德父尝为余言：“自古享文人之至乐者，莫如东坡。在徐州作一黄鹤楼，不自为记，而使弟子由、门人秦太虚为赋，客陈无已为铭，但自袖手为诗而已。有此弟，有此门人，有此客，可以指呼如意，而雄视百代。文人至乐，孰过于此欤？”余谓自古山水游观之处，遇名笔者已罕幸，而遇则大者文一篇，小者诗一联而止耳。未有同时三文，而皆卓伟可以传不朽者，坡之诗又未论也。盛山十二诗，唱者止如此，和者固不能无优劣。退之《滕王阁记》云：文列三王之右，与有荣焉。此特退之谦辞，如退之记固宜传，三王如勃之序，虽载人口，而绮靡卑弱乃尔，其余可知也。以同时遇三文而皆可传，自古惟黄鹤楼耳。
水心平生静重寡言，有雅量，喜愠不形于色，然能断大事。绍熙末年，光庙不过重华宫，谏者盈庭，中外汹汹，未几寿皇将大渐，诸公计无所出。水心时为司业，御史黄公庆使其婿太学生王裴仲温，密问水心曰：“今若更不成服，当何如？”水心曰：“如此，却是独夫也。”仲温归以告黄公，公大悟，而内禅之讥起于此。
晦翁帅潭。一日，得赵丞相简密报，已立嘉王为今上，当首以经筵召公。晦翁藏简袖中，竟入狱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才毕，而登极赦至。
王参预帅闽，以贵倨御僚属。正字刘公朔，时为福清宰。初至，以法不当阶墀，令吏先白之，参预怒。刘公候客位，连日不得见，竟弃去。曰：“吾不妨教学子以活。”参预使吏觇之，则已过大义渡矣。不得已，使吏挽回，批报以省元特免阶墀，他不为例。刘公在福清，每出，遇市巷小儿读书者，必下车问其读何书，为解说训诲之。市巷小儿皆相习为士，而邑之士风特盛。福清之政，至今人称之。
陈龙川自大理狱出，赴省试。试出，过陈止斋。举第一场书义
译水心的文章原本采用编年体的方法，自淳熙年间以后，道学的兴盛与衰败，确立君主、用兵的始末，国家势力的衰败与兴盛，君子与小人的聚合离散、消长变化，都清晰可见，后世撰写史书的人应当以此为借鉴。
水心与〇窗讨论文章直到半夜，说：“四十年前，曾与吕丈谈论过。”吕丈，就是吕祖谦（东莱先生）。于是问〇窗某篇文章写得如何？当时案桌上摆放着几瓶牡丹花，〇窗说：“好比这牡丹花，别人只能写出一种，先生却能写出几十上百种。”这是极力推崇文章变化多端。水心说：“这哪里敢当，只是好比人家宴请宾客，有的人虽然用金银器皿照亮座位，但难免是借来的；自己罗列的仅仅是陶罐、瓦杯，但却是自家的东西。”水心大概是说文章不沿袭前人罢了。陶罐瓦杯虽是谦辞，不沿袭前人则是实话。然而不沿袭前人最难，必须有非凡的天赋和卓越的见识，将古今文字融会贯通于胸中，然后洒脱自然地形成自己的风格才行。不然，即使对着纸笔刻意雕琢，只会更加低劣罢了。韩愈为樊宗师写墓志铭，说他的著述很多，共七十五卷，又有一千零四十多篇，古代未曾有过，而且不沿袭前人的一句话一个字，又认为文章通顺、用字恰当。那么樊宗师的文章也算高明了，然而现在流传于世的大概只有几篇，都艰涩难懂，几乎不成句，那么所谓文章通顺、用字恰当又在哪里呢？这实在令人费解。
司马相如的赋中说：诸蔗巴苴，注释说：是甘柘。曹植《都蔗诗》说：“都蔗虽然甘甜，当作手杖一定会折断。巧言虽然美好，使用它一定会败亡。”《六帖》说：张协有《都蔗赋》。
●卷二
四季不同的景色，万千花卉不同的姿态，由此可以看出自然造化的精妙；肥瘦各得其宜，美丑曲尽其态，由此可以看出画工的精妙。水心为众人写墓志铭，朝廷重臣的显赫，州县官员的艰辛勤勉，经学行者的淳朴精粹，辞藻华丽的秀美聪颖，纵横驰骋的奇特峻拔，隐居遁世的幽深，抑郁不得志的悲怆，根据他们的资质赋予相应的形象，由此可以看出文章的精妙。
欧阳修凡是遇到后进士子投递的试卷中有可取之处的，都记录在一册中，名叫“文林”。他作为一世的文坛宗师，对于后进士子的只言片语，竟然如此珍重，今人可以作为鉴戒了。
王禹偁（王黄州）因为韩愈《祭裴太常文》中“〇石之储常空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宾筵”感到惭愧，认为这类笔法难免类似排比。陈傅良（陈止斋）也因为韩愈《颜子不贰过论》感到惭愧，认为难免有科举文章的气息。我看韩愈《祭薛中丞文》，难道也是所谓感到惭愧的笔法吗？然而《颜子论》是韩愈年轻时的作品，不足为怪，两篇祭文都是为众人所作，所以稍微收敛笔力以略微迎合众人的心意，即使是韩愈也有不得已的时候罢了。
王德父名象祖，临海人，早年跟随邱宗卿入蜀，有志向义气，勤奋学习擅长古文，晚年被水心赏识。德父曾经对我说：“自古以来享受文人极致快乐的人，没有比得上苏东坡的。在徐州建了一座黄鹤楼，自己不写记，却让弟弟苏辙、门人秦观写赋，客人陈师道写铭，自己只是袖手旁观写诗罢了。有这样的弟弟，有这样的门人，有这样的客人，可以指使如意，而雄视百代。文人的极致快乐，有谁超过这个呢？”我说自古以来山水游览的地方，遇到名家题咏的已经很少，而遇到的话，大的不过一篇文章，小的不过一首诗罢了。没有同时有三篇文章，而且都卓越伟大可以流传不朽的，东坡的诗暂且不提。盛山十二诗，唱和的人也就这样，和诗的人固然不能没有优劣。韩愈《滕王阁记》说：文章列在三王（王勃、王绪、王仲舒）之右，与有荣光。这只是韩愈的谦辞，像韩愈的记固然应当流传，三王如王勃的序，虽然被人传诵，但绮丽柔弱竟然如此，其余的可以想见。以同时遇到三篇文章而且都可以流传，自古以来只有黄鹤楼罢了。
水心平生沉静庄重少言，有雅量，喜怒不形于色，然而能决断大事。绍熙末年，光宗不再去重华宫，劝谏的人充满朝廷，内外动荡不安，不久寿皇（孝宗）将病危，众公卿计无所出。水心当时任国子司业，御史黄公庆派他的女婿太学生王裴仲温，秘密问水心说：“现在如果再不穿丧服，该怎么办？”水心说：“这样，就是独夫了。”仲温回去告诉黄公，黄公大悟，而关于内禅的讥讽就从这里开始了。
朱熹（晦翁）任潭州知州。一天，收到赵丞相的密报，已经立嘉王为当今皇帝，应当首先以经筵官的身份召见您。朱熹把密报藏在袖中，竟然进入监狱取出十八个大囚犯，立刻斩首。刚完毕，登极赦免的诏书就到了。
王参预任福建路转运使，以尊贵傲慢的态度对待僚属。正字刘公朔，当时任福清县令。刚到任，按照法律不应登堂入室，让吏员先禀报，王参预发怒。刘公在客位等候，接连几天不得见面，竟然弃官离去。说：“我不妨碍教学子们以维持生计。”王参预派吏员窥探，已经过大义渡了。不得已，派吏员挽回，批复报告以省元（科举第一名）的特例免除登堂入室，其他不为例。刘公在福清，每次外出，遇到街巷里读书的小孩，一定下车问他读什么书，为他解说教诲。街巷里的小孩都相习为士，而县里的士风特别兴盛。福清的政绩，至今人们称道。
陈亮（陈龙川）从大理寺狱中出来，去参加省试。考试出来，经过陈傅良（陈止斋）处。举第一场书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