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破，止斋笑云：“又休了。”举第二场《勉强行道大有功论》，破云：“天下岂有道外之功哉？”止斋笑云：“出门便见哉，然此一句却有理。”又举第三场策，起云：“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斋云：“此番得了。”既而果中榜。
译（他）刚写出破题，止斋笑着说：“又落榜了。”他举出第二场《勉强行道大有功论》的破题说：“天下难道有超出道之外的功业吗？”止斋笑着说：“出门就能见到，然而这一句却很有道理。”他又举出第三场策论的起句说：“天下大势所趋向，天地鬼神都不能改变，而能改变它的，是人。”止斋说：“这次考中了。”不久果然金榜题名。
韩▯胄当国，欲以水心直学士院，草用兵诏，水心谢不能为四六。易彦章见水心，言：“院吏自有见成本子，何难？”盖儿童之论，非知水心者。既而卫清叔被命草诏云：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清叔见水心，举似误以“为墟”为“成墟”，水心问之，卫惘然。他日，周南仲至，水心谓清叔文字近颇长进，然成墟字可疑。南仲愕曰：“本为墟字，何改也？”水心方知南仲实代作，盖南仲其姻家也。水心因荐南仲宜为文字官，遂召试馆职。
陈自强本太学服膺斋生，既当国，斋中为立碑，刻魁辅二大字。雷参政孝友，时为学官，作记称颂以谄之，刻大字之下。陈改，雷欲磨去，以泯其迹，诸生不从。一日，诸生赴公试，雷遣人急磨去之。嘉定更化，雷复显用，反攻他人为附韩，而欲自表其非韩党，可叹也。
和平之言难工，感慨之词易好。近世文人能兼之者，惟欧阳公如《吉州学记》之类，和平而工者也。如《丰乐亭记》之类，感慨而好者也。然《丰乐亭记》，意虽感慨，辞犹和平。至于《苏子美集序》之类，则纯乎感慨矣。乃若愤闷不平，如王逢原悲伤无聊；如邢居实，则感慨而失之者也。
唐之古诗，未有杜子美，先有陈子昂。唐之古文，未有韩退之，先有元次山。陈、元盖杜、韩之先驱也，至杜、韩益彬彬耳。
东坡言：妄论利害，搀说得失，为制科习气。余谓近世词科亦有一般习气。意主于谄，辞主于夸，虎头鼠尾，外肥中枵，此词科习气也。能消磨尽者，难耳。东莱早年文章，在词科中最号杰然者。然藻缋排比之态，要亦消磨未尽，中年方就平实，惜其不多作，而遂无年耳。
文字之雅澹不浮，混融不琢，优游不迫者，李习之、欧阳永叔、王介甫、王深甫、李太白、张文潜。虽其浅深不同，而大略相近。居其最，则欧公也。淳熙间，欧文盛行，陈君举、陈同甫尤宗之。水心云：“君举初学欧不成，后乃学张文潜，而文潜亦未易到。”
刘原父，文醇雅有西汉风，与欧公同时，为欧公名盛所掩，而欧、曾、苏、王亦不甚称其文。刘尝叹：“百年后，当有知我者。”至东莱编《文鉴》，多取原父文，几与欧、曾、苏、王并。而水心亦亟称之，于是方论定。
铭诗之工者，昌黎、六一、水心为最，东坡《表忠观碑铭》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为东。”只此四句，便见钱Α忠勇英烈之气闪烁乾坤。《上清储祥宫碑铭》云：“于皇祖宗，在帝左右。风马云车，从帝来狩。阅视新宫，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孙。”读之俨然如画，悚然如见，而天帝与祖宗所以念下民、眷子孙之意，又仁蔗恻怛如此。后之为文者，非不欲极力摹写，往往形貌虽具，而神气索然矣。
《大序》云：亡国之音哀以思。退之论魏晋以降以文鸣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近世诗人争效唐律，就其工者论之，即退之所谓魏晋以降者也。而况其不能工者乎？
范睢、蔡泽者，侥幸之尤耳。若泽诡说睢而代之相，无分功寸谋于秦，而迁于二子，皆称其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又曰：二子不因困厄，其能激乎！迁之缪如此，非所谓退处士而进奸雄者哉？
边人叛服不常，以恩信结之，犹惧其变，而况以诈先之乎？汉武帝建元六年，匈奴请和亲，王恢议请击之，韩安国以为不如和亲便，群臣多附安国，帝乃许和亲。然不三载，复从王恢之策，欲诱致以利，而伏兵击之。是不以恩信结之，而以诈先之也。匈奴安得而不叛？自是而后，入上谷，入雁门，入代杀太守，杀都尉，杀掠吏民，汉无一日不被其扰。而帝亦耻初谋之不遂，命将出师无虚岁，而海内耗矣，盖自王恢之谋始也。初，帝命恢与韩安国击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谏，而安国无一语，知其事虽可已，而名义犹正也。至是，则力争不可
译韩侂胄掌权时，想任命叶适（水心）为直学士院，起草用兵的诏书，叶适推辞说写不好四六骈文。易彦章见到叶适，说：“院里的吏员自有现成的底本，有什么难的？”这大概是孩童般的浅见，是不了解叶适的人。不久，卫泾（清叔）奉命起草诏书，写道：“百年基业化为废墟，谁承担众人的责任？一日放纵敌人，就留下几代人的忧患。”卫泾见到叶适，举出例子，误把“为墟”当作“成墟”，叶适问他，卫泾茫然不解。后来，周南仲到来，叶适对卫泾说你的文字近来颇有长进，但“成墟”二字值得怀疑。周南仲惊讶地说：“原本就是‘为墟’二字，为什么要改呢？”叶适这才知道周南仲实际上是代笔，因为周南仲是他的姻亲。叶适因此推荐周南仲适合担任文字官，于是召试馆职。
陈自强原本是太学服膺斋的学生，掌权后，斋中为他立碑，刻上“魁辅”两个大字。雷孝友当时担任学官，写了一篇记来称颂他，刻在大字下面。陈自强修改了内容，雷孝友想磨去碑文，以消除痕迹，学生们不听从。一天，学生们去参加公试，雷孝友派人急忙磨去了碑文。嘉定年间政治变革，雷孝友再次被重用，反而攻击别人是依附韩侂胄，而想表明自己不是韩侂胄党羽，真是可叹。
平和之言难以写得精工，感慨之词容易写得美好。近世文人能兼有这两点的，只有欧阳修，如《吉州学记》之类，是平和而精工的。如《丰乐亭记》之类，是感慨而美好的。然而《丰乐亭记》，意思虽然感慨，言辞仍然平和。至于《苏子美集序》之类，则是纯粹感慨了。至于愤闷不平，像王逢原那样悲伤无聊；像邢居实那样，就是感慨而失之偏颇了。
唐代的古诗，在杜甫之前，先有陈子昂。唐代的古文，在韩愈之前，先有元结。陈子昂、元结大概是杜甫、韩愈的先驱，到了杜甫、韩愈，文章更加美好。
苏东坡说：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是制科考试的习气。我认为近世词科也有一种习气。意思主于谄媚，言辞主于夸张，虎头鼠尾，外表肥硕内里空虚，这是词科的习气。能完全消磨掉这种习气的，很难。吕祖谦（东莱）早年的文章，在词科中最杰出。然而藻饰排比的姿态，终究没有完全消磨尽，中年后才趋于平实，可惜他不多作，而且寿命不长。
文字雅淡不浮华，浑融不雕琢，从容不急促的，有李翱、欧阳修、王安石、王雱、李白、张耒。虽然他们的深浅不同，但大致相近。其中最好的，是欧阳修。淳熙年间，欧阳修的文章盛行，陈傅良、陈亮尤其推崇他。叶适说：“陈傅良起初学欧阳修没学成，后来才学张耒，而张耒也不容易达到。”
刘敞，文章醇雅有西汉风格，与欧阳修同时，被欧阳修的名声所掩盖，而欧阳修、曾巩、苏轼、王安石也不怎么称赞他的文章。刘敞曾感叹：“百年后，会有了解我的人。”到了吕祖谦编《文鉴》，多取刘敞的文章，几乎与欧阳修、曾巩、苏轼、王安石并列。而叶适也极力称赞他，于是才论定。
铭诗写得精工的，韩愈、欧阳修、叶适最为出色，苏东坡《表忠观碑铭》说：“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为东。”仅这四句，便可见钱镠忠勇英烈之气闪烁乾坤。《上清储祥宫碑铭》说：“于皇祖宗，在帝左右。风马云车，从帝来狩。阅视新宫，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孙。”读之俨然如画，悚然如见，而天帝与祖宗所以眷顾下民、恩泽子孙的意思，又仁爱恻隐如此。后来写文章的人，不是不想极力摹写，往往形貌虽然具备，而神气索然。
《大序》说：亡国之音哀怨而思念。韩愈论魏晋以来以文章闻名的人，他们的声音清越而浮泛，节奏急促，言辞淫靡而哀伤，意志松弛而放纵。近世诗人争效仿唐代律诗，就其中精工的来说，就是韩愈所说的魏晋以来的人。何况那些不能精工的？
范睢、蔡泽，是侥幸之尤。如果蔡泽用诡辩取代范睢为相，没有为秦国立下分毫功劳，而司马迁对这两个人，都称赞他们羁旅入秦，相继取得卿相之位，垂功天下。又说：这两个人不因困厄，能激发吗！司马迁的错误如此，不是所谓退却处士而进用奸雄吗？
边境之人叛服不常，用恩信结交他们，还怕他们变节，何况用欺诈在先呢？汉武帝建元六年，匈奴请求和亲，王恢建议攻击他们，韩安国认为不如和亲便利，群臣多附和韩安国，皇帝于是答应和亲。然而不到三年，又听从王恢的策略，想引诱他们以利，而伏兵攻击他们。这是不用恩信结交他们，而用欺诈在先。匈奴怎么能不叛变？从此以后，匈奴进入上谷，进入雁门，进入代地杀害太守，杀害都尉，杀掠官吏百姓，汉朝没有一天不受其骚扰。而皇帝也耻于最初的谋划没有成功，命令将领出兵没有一年空闲，而海内耗损了，大概从王恢的谋划开始。起初，皇帝命令王恢与韩安国攻击闽越，淮南王刘安上书劝谏，而韩安国没有一句话，知道这件事虽然可以停止，而名义上还是正当的。到了这时，则力争不可
卫青，一奴虏也。然贵为大将军，日见尊宠，汲黯与之抗礼不拜，而青愈贤之，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公孙宏号为儒者，反怨黯之面折，而阴欲挤之死地，曾一奴虏之不若也。哀哉！
余读《何蕃传》，朱Г之乱，太学诸生举将从之，来请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馆之士不就乱！”，尝疑六馆之士如此其众，岂能守节义者独蕃一人而已乎？至读柳子厚《与太学诸生书》云：仆少时，常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植志持身焉。当时说者咸曰：太学诸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陵傲长上而谇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然殊异者无几耳。乃知当时太学风俗不美如此，其欲从Г无疑。
宋玉《讽赋》载于《古文苑》，大略与《登徒子好色赋》相类，然二赋益设辞以讽楚王耳。司马相如拟《讽赋》而作《美人赋》，亦谓臣不好色，则人知其为诬也。有不好色而能盗文君者乎？此可以发千载之一笑。
梁何思澄终日造渴，每宿作名纸一束，晓便命驾，朝贤无不悉狎，名纸盖起于此。今人谓之名贽，非也。
子厚《乞巧文》与退之《送穷文》绝类，亦是拟杨子云《逐贫赋》，特名异耳。
绍定之末，史相薨，圣上亲政。即日，梁成大、李知孝出国门。西山在泉，闻之喜甚，曰：“二凶去矣。闽特犬豕，越乃虺蛇。”盖梁闽人，李越人也。未几，并除洪公咨夔、王公遂为察官，西山尤喜，曰：“四十年无此矣。”余尝叹息，此二事与石徂徕所颂庆历何以异？盖进贤退不肖固难，而决裂迅疾如此者尤难。此非特圣主英断，追踪尧舜，亦是天理人心，终无泯灭时节。特其一晦一明，各关气数，而气数未尝不回，世人但随气数以为变迁者，真冥愚无知者也。余《贺西山起废再知泉州启》云：弊事万端，终有转旋之理。仁心一点，本无歇息之期。”时绍定五年之冬也。至六年之冬，果验。又云：“百转穷通，吾何荣以何辱，一番用舍，世有重而有轻。”西山颇称赏。
太史公《循吏传》文简而高，意淡而远，班孟坚《循吏传》不及也。
曩见曹器远侍郎称止斋最爱《史记》诸传赞，如《贾谊传》赞尤喜，为人诵之，盖语简而意含蓄，咀嚼尽有味也。
张守节为《史记正义》云：班书与《史记》同者五十余卷，少加异者，不弱即劣。《史记》五十一万六千五百言，序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汉书》八十一万言，序二百二十五年事。迁引父致意，班书父修而固蔽之，优劣可知矣。余谓此言，止论才未论识也。尧、舜典，当时史官在也。形容尧、舜盛德，发挥尧、舜心术，铺序尧、舜政教，不过千余言，而坦然明白，整整有次第，详悉无纤遗。后世史官，曾足窥其藩哉。曾子固谓不特当时史官不可及，凡当时执笔而随者，意其亦皆圣贤之徒也，要之，论后世史才，以迁为胜，然视古已霄壤矣。按：班固《序传》称叔皮惟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尊其父至矣，谓之蔽其父者，非也。
司马贞云《史记》十二纪，象岁星一周。八书，法天时八节。十表，仿刚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传，取悬车之暮齿。百三十篇，象闰余而成岁。张守节亦云。而独以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举全数也。余二日，象闰余也。余按：迁书本无此语，盖后人穿凿臆说也，亦可谓缪
悦斋李季允和王仲宣《登楼赋》，不特语言工，其爱君恋国，感事忧时，忠操过仲宣矣。
水心之门，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徐玑致中、翁卷灵舒工为唐律，专以贾岛、姚合、刘得仁为法，其徒尊为“四灵”，翁然效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广纳后辈，颇加称奖，其详，见徐道晖墓志，而末乃云：尚以年不及乎开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盖虽不没其所长，而亦终不满也。后为王木叔诗序，谓木叔不喜唐诗，闻者皆以为疑。夫
译卫青，原本只是一个奴仆囚犯。然而他显贵成为大将军，日益受到尊崇宠爱，汲黯却与他平等相待而不跪拜，卫青反而更加认为他贤德，多次向他请教国家朝廷中令人疑惑的事，对待汲黯的态度比平时更加恭敬。公孙弘号称是儒者，反而怨恨汲黯当面驳斥他，暗中想把他置于死地，连一个奴仆囚犯都不如。可悲啊！
我读《何蕃传》，朱泚叛乱时，太学众学生都打算跟随他，来请何蕃起兵，何蕃神色严肃地斥责他们：“六馆的士人不参与叛乱！”我曾疑惑六馆的士人如此众多，难道能坚守节义的人只有何蕃一人吗？等到读柳宗元《与太学诸生书》说：我年轻时，曾有意游学太学，接受老师的学说以树立志向、约束自身。当时议论的人都说：太学众学生，聚集成为朋党，侮辱老人、轻慢贤人，有懒惰荒废学业却靠巧言谋生的，有粉饰恶言而肆意争斗诉讼的，有欺凌傲慢长辈而辱骂官吏的，那些谦退自持、特别出众的人寥寥无几。这才知道当时太学的风气如此不好，他们想要跟随朱泚是毫无疑问的。
宋玉的《讽赋》收录在《古文苑》中，大致与《登徒子好色赋》类似，然而这两篇赋都是设置言辞来讽谏楚王罢了。司马相如模仿《讽赋》而作《美人赋》，也是说臣子不好色，那么人们就知道这是谎言了。有不好色却能偷窃文君的人吗？这足以让人笑上千年。
梁朝的何思澄整天制造口渴（的借口），每晚制作一捆名纸，早晨就驾车出门，朝廷贤臣没有不与他亲近的，名纸大概就是从这时兴起的。今人称之为名贽，是不对的。
柳宗元的《乞巧文》与韩愈的《送穷文》极其相似，也是模仿扬雄的《逐贫赋》，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绍定末年，史弥远去世，皇上亲自执政。当天，梁成大、李知孝被逐出京城。真德秀在泉州，听说后非常高兴，说：“两个奸凶被赶走了。福建只是犬猪，越地却是毒蛇。”因为梁成大是福建人，李知孝是越地人。不久，又任命洪咨夔、王遂为监察官，真德秀更加高兴，说：“四十年没有这样的事了。”我曾叹息，这两件事与石介所颂扬的庆历新政有什么不同呢？大概举荐贤才、罢黜不肖之人本来就难，而像这样决断迅速更是难。这不仅是因为圣明的君主英明决断，追随尧舜的步伐，也是因为天理人心，终究没有泯灭的时候。只是有时昏暗有时光明，各自关乎气数，而气数未曾不回转，世人只是随着气数变迁的，真是冥顽愚昧无知的人。我在《贺真德秀起复再知泉州启》中说：“弊端万端，终究有转机的道理。仁心一点，本来没有停歇的时候。”当时是绍定五年冬天。到六年冬天，果然应验。又说：“百转穷通，我何荣何辱，一番用舍，世有重有轻。”真德秀颇为赞赏。
司马迁《史记·循吏传》文字简练而高妙，意味平淡而深远，班固《汉书·循吏传》比不上它。
从前见到曹器远侍郎称止斋最爱《史记》各传的赞语，如《贾谊传》的赞语尤其喜爱，为人诵读，大概是因为语言简练而意蕴含蓄，细细品味很有味道。
张守节为《史记正义》说：班书与《史记》相同的有五十多卷，稍微不同的，不是不强就是劣。《史记》五十一万六千五百字，叙述二千四百一十三年的事。《汉书》八十一万字，叙述二百二十五年的事。司马迁引用父亲司马谈的遗意，班固的父亲班彪修史而班固掩盖了他，优劣可知了。我认为这话，只论才能不论见识。尧、舜的典章，当时史官在。形容尧、舜的盛德，发挥尧、舜的心术，铺陈尧、舜的政教，不过千余字，而坦然明白，整齐有序，详尽无遗。后世史官，曾足以窥见其藩篱吗。曾巩说不仅当时史官不可及，凡是当时执笔跟随的人，我想也都是圣贤之徒，总之，论后世史才，以司马迁为胜，然而与古代相比已如天壤之别了。按：班固《序传》称班彪只有圣人之道然后尽心，尊重他的父亲到了极点，说掩盖他父亲的，是不对的。
司马贞说《史记》十二纪，象征岁星一周。八书，效法天时八节。十表，模仿刚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拟月有三旬。七十列传，取悬车之暮齿。百三十篇，象征闰余而成岁。张守节也说。而唯独以列传七十，象征一行七十二日。说七十，是举全数。余二日，象征闰余。我按：司马迁本没有这话，大概是后人穿凿臆说，也可以说是谬误。
悦斋李季允和王仲宣《登楼赋》，不仅语言工巧，其爱君恋国，感事忧时，忠操超过王仲宣了。
叶适的门下，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徐玑致中、翁卷灵舒擅长唐律，专以贾岛、姚合、刘得仁为法，他们的门徒尊为“四灵”，纷纷效仿，有“八俊”的名目。叶适广泛接纳后辈，颇为称奖，详情，见徐道晖墓志，而末尾却说：尚以年不及乎开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大概虽然不埋没他们的长处，而终究也不满意。后来为王木叔诗序，说木叔不喜唐诗，听者都以为疑。夫
争妍斗巧，极外物之意态，唐人所长也。及要其终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又跋刘潜夫诗卷，谓谢显道称不如流连光景之诗，此论既行，而诗因以废矣。潜夫能以谢公所薄者自鉴，而进于古人不已，参雅颂、轶风骚可也，何必四灵哉？此跋既出，为唐律者颇怨，而后人不知，反以为水心崇尚晚唐者，误也。水心称当时诗人可以独步者，李季章、赵蹈中耳。近时学者歆艳“四灵”，剽窃摹仿，愈陋愈下，可叹也哉。
译争奇斗艳，极力表现外在事物的意态，这是唐代诗人的长处。但究其根本，不足以坚定心志的操守，这是唐代诗人的短处。木叔的评论，难道可以忽视吗？
又在刘潜夫诗卷的跋文中，提到谢显道称那些流连光景的诗不如（其他），这种论调一旦流行，诗歌因此就衰败了。刘潜夫能以谢公所轻视的作为自我鉴戒，从而不断向古人看齐，参合《雅》《颂》、超越《风》《骚》是可以的，何必局限于“四灵”呢？
这篇跋文出来后，写唐律诗的人颇为怨恨，而后人不知内情，反而认为叶水心崇尚晚唐，这是错误的。叶水心称赞当时可以独步一时的诗人，只有李季章、赵蹈中罢了。近来的学者羡慕“四灵”，剽窃模仿，越来越鄙陋低下，真是令人叹息啊。
山谷《答洪驹父书》云：骂犬文虽雄奇，不作可也。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切勿袭其轨也。往时，永嘉薛子长有俊才，至老不第，文字颇有骂讥不平之气。水心为其集序，微不满焉。余少时未涉事，亦颇喜为讥切之文，▯窗袖以质水心。水心曰：“隽甚，吾乡薛象先端明，其初声名满天下，特少隽耳。然当吴之年，未有吴之笔也。吴年少，笔先脱似王逢原，但好骂，气未平，亦似王逢原耳。”后二年，余以新稿见，水心曰：“此番气渐平，宜更平可也。”余因是知好骂乃文字之大病，能克去此等气象，不特文字进，其胸中所养益宏矣。
水心旧为监司，有一举员未发，批付书吏令搜检，僚属通启内有两句云：气禀天下之至清，品列人间之最上。吏既检呈，即日剡荐，惜不记其姓名耳。
止斋ヘ福州，年正盛，聪明果决，帅梁丞相一委听之。有富人诉仆窃盗，仆辞连其主之女，止斋必欲逮女以问，诸寓公营救不获，于是有得银之谤，未几论去。后止斋历郡守，部使者，死之日，囊橐枵然，仅余白金数十两以殓。其子贫困，谒先友黄文叔尚书于建康，颇周之。止斋得谤如此，至今犹有未尽知者，可叹也。
苏云卿，广汉人。身长七尺，美髭髯，寡言笑，与张丞相德远为友。靖康蜀扰，避地豫章东湖之南，包巾布褐，治圃种蔬，耘植溉注，皆有法，视他圃独胜。夜则织履，履坚致，涉远难败，人争取之，名曰“苏翁草鞋”。德远入相，贻书，致厚币，属帅漕曰：“云卿，管、乐流亚也。闻今灌园东湖，斯人非折简可招，为我诣其庐，必致之。”帅、漕更野服，作游客入圃。翁方运锄，客揖与语良久，延入坐土炕，汲泉煮茗，案无他物，惟西汉史一册。客问翁乡里，曰：“广汉客”。乃问张德远亦广汉人，尝识之否？翁为言德远家世历历。客曰：“德远之才可为宰相否？”翁掉头不可。客问何以？翁曰：“惜其长于知君子，短于识小人。”二客徐拱立，出书币，谓某等非游客，承乏帅漕，张丞相命屈先生，共济大业。翁色变，喉间隐隐有声，似怨张暴己踪迹。帅漕呼舆隶，约同载，翁谢以翌日当纳谒。晨兴侯之，户闭，阒无人声。抉而闯焉，则书币不启，翁已遁矣，人莫知所之。帅漕复命，德远抚几叹曰：“求之不得，实怀窃位之羞。”作《箴》以识之云：云卿风节，高于傅霖。予期与之，共济当今。山潜水杳，邈不可寻。弗力弗早，予罪曷针。”其圃，今属郡人宋自适正父，赵章泉名其室曰“灌园庵”。云卿今入《国史?遗逸传》。
永嘉木尚书待问，少从学于郑敷文。敷文，大儒也。名伯熊，字景望。其弟名伯英，字景元，负气尚义之士也。登甲科第四名，以母老不肯仕宦，奉岳祠养母不出者二十年。绍兴末，上《中兴急务书》十篇，极言秦桧之罪，文亦豪健浩博，诸公忌而畏之。孝庙朝，无人为提拔，景元亦不屑求用，晚自号归愚翁，有《归愚集》。其婿蔡行之帅闽，为之锓版三山。永嘉称敷文为“大郑公”，景元为“小郑公”，一时英俊皆推尊之。敷文死后，木尚书造宅侵郑氏地界，景元不平，往与木詈诟，而手击之。景元亦大为木之子弟所棰。明日，木诉之郡，逮景元。时，景元待次教官，扶其母以出，木惭悚退缩而止。木素无闻望，止以大魁为从官尔。因此事，永嘉人薄之。
绍熙末，光庙有疾。嘉王之立，起于水心先生与徐子宜之谋。赵忠定令水心草诏，序孝庙大渐，所以立嘉王之故云：病无尝药之人，崩乏居丧之主。忠定不肯用，别为之。水心曰：“祸将作矣，吾当亟去。”盖为立君大事，不明言其故，必有小人造谤兴谗，以祸诸君子者。水心竟不言功，随即去国。徐子宜本为都司，以功进从官。末几，▯胄果造谤，忠定贬死，而子宜亦远窜，水心既不言功受赏，亦不因功受祸。若水心，可谓知机卓识之君子矣。此事游丞相语余，谓得之于先忠公之说如此。又云：先
译山谷在《答洪驹父书》中说：“骂人的文章虽然雄奇，不写也可以。东坡的文章妙绝天下，他的短处在于喜欢骂人，千万不要沿袭他的路径。从前，永嘉人薛子长有出众的才华，直到年老也没有考中进士，他的文章颇有讥讽不平之气。叶水心为他文集作序，对此略微表示不满。我年轻时未涉世事，也颇喜欢写讥切的文章，〇窗袖拿着文章去请教水心。水心说：‘非常俊逸，我们同乡的薛象先端明，起初声名满天下，只是缺少俊逸罢了。然而在吴起那个年代，还没有吴起的笔法。吴起年轻，笔法先脱胎于王逢原，只是喜欢骂人，气度不平，也像王逢原一样。’过了两年，我拿着新写的文章去见水心，水心说：‘这次气度渐渐平和了，应当更加平和才好。’我因此知道喜欢骂人是文章的大毛病，能够克服这种气象，不仅文章会有进步，而且胸中涵养的格局也会更加宏大。
水心以前担任监司，有一位举人尚未被提拔，他批示交给书吏去搜检，僚属们联名呈递的启文中两句说：‘气质禀受天下最清正的，品格位列人间最上等。’书吏已经检举呈报，当天就推荐了他，可惜不记得他的姓名了。
陈止斋到福州任职，正值壮年，聪明果断，帅臣梁丞相完全委托他处理事务。有个富人控告仆人偷盗，仆人的供词牵连到主人的女儿，止斋一定要逮捕女儿来审问，各位寓公营救未果，于是有了收受银两的诽谤，不久就被弹劾免职。后来止斋历任郡守、部使者，去世那天，行囊空空，只剩下几十两白银用来入殓。他的儿子贫困，在建康拜见先前的朋友黄文叔尚书，黄尚书颇为周济他。止斋遭受这样的诽谤，至今还有人不了解真相，令人叹息。
苏云卿，广汉人。身高七尺，胡须漂亮，很少言笑，与张丞相张浚（字德远）是朋友。靖康年间蜀地动荡，他避居豫章东湖之南，头包巾帕，身穿布衣，整治园圃种植蔬菜，耕耘种植灌溉，都有方法，比其他园圃特别好。晚上就编织草鞋，鞋子坚实细密，走远路也不容易坏，人们争相购买，名叫‘苏翁草鞋’。张德远入朝为相，写信给他，送去丰厚的礼物，嘱咐帅臣和漕臣说：‘云卿是管仲、乐毅一类的人物。听说现在在东湖灌园，这样的人不是送个简帖就能招来的，替我到他家去，一定要请他来。’帅臣和漕臣换上便服，装作游客进入园圃。老人正在挥锄耕作，客人作揖和他交谈很久，请他进入土炕坐下，汲泉水煮茶，案上没有其他东西，只有一册西汉史书。客人问老人家乡在哪里，老人说：‘广汉客。’于是问张德远也是广汉人，曾经认识吗？老人把德远的家世说得清清楚楚。客人说：‘德远的才能可以做宰相吗？’老人摇头说不行。客人问为什么，老人说：‘可惜他擅长了解君子，短于识别小人。’两位客人慢慢拱手站立，拿出书信和礼物，说我们不是游客，是暂代帅臣和漕臣职务，张丞相命令委屈先生，共同成就大业。老人脸色变了，喉咙里隐隐有声，似乎怨恨张德远暴露了自己的踪迹。帅臣漕臣叫来车夫仆人，约定一同乘车，老人推辞说第二天当去拜见。早晨起来等候他，门紧闭，寂静无人声。撬开门闯进去，书信和礼物没有开启，老人已经逃走了，人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帅臣漕臣回报，张德远拍着桌子叹息说：‘求而不得，实在怀着窃取职位的羞耻。’作《箴》来记录这件事说：‘云卿的风骨节操，高于傅霖。我期望与他，共同治理当今。山深水远，遥远不可追寻。不努力不早行动，我的罪过怎么弥补。’他的园圃，现在属于郡人宋自适正父，赵章泉给他的房间取名叫‘灌园庵’。云卿现在被列入《国史·遗逸传》。
永嘉木尚书待问，年轻时跟随郑敷文学问。敷文是大儒，名叫伯熊，字景望。他的弟弟名叫伯英，字景元，是负气尚义的人。考中甲科第四名，因为母亲年老不肯做官，奉命管理岳庙供养母亲，二十年不出门。绍兴末年，上《中兴急务书》十篇，极力陈述秦桧的罪过，文章也豪迈健劲、广博，各位公卿忌恨且畏惧他。孝宗朝，没有人提拔他，景元也不屑于求取任用，晚年自号归愚翁，有《归愚集》。他的女婿蔡行之任福建帅臣，为他刻版印刷于三山。永嘉人称敷文为‘大郑公’，景元为‘小郑公’，当时的英俊之士都推崇尊敬他们。敷文死后，木尚书建造住宅侵占郑氏地界，景元不平，前去与木尚书辱骂，并动手打他。景元也被木尚书的子弟们殴打。第二天，木尚书向郡府告状，逮捕景元。当时，景元等待补任教官，扶着母亲出来，木尚书惭愧恐惧退缩而停止。木尚书向来没有声望，只是以大魁身份做从官罢了。因为这件事，永嘉人轻视他。
绍熙末年，光宗有病。嘉王被立为太子，起于水心先生和徐子宜的谋划。赵忠定让水心起草诏书，叙述孝宗病危，所以立嘉王的原因说：‘病中没有尝药的人，崩逝后缺乏居丧的主人。’忠定不肯用，另外起草。水心说：‘祸患将起，我应当赶快离开。’大概因为立君是大事，不明确说出原因，必然有小人造谣兴谗，来祸害各位君子。水心最终不居功，随即离开朝廷。徐子宜本来担任都司，因功晋升为从官。不久，〇胄果然造谣，忠定被贬死，而子宜也被远窜，水心既没有因功受赏，也没有因功受祸。像水心，可以说是知机卓识的君子了。这件事游丞相告诉我的，说从先忠公那里听说如此。又说：先
忠公尝说，如水心先生样人，若出而用于朝，时节必大好。忠公名仲鸿，后以为学，与水心同入党籍坐废者也。其谥曰忠，▯窗为谥议。
译忠公曾说，像水心先生这样的人，如果出仕在朝廷任职，当时的政局必定会大为好转。忠公名叫仲鸿，后来因为学术原因，与水心先生一同被列入党籍而遭贬废。他的谥号是“忠”，〇窗撰写了谥议。
淳熙间，永嘉英俊，如陈君举、陈蕃叟、蔡行之、陈益之六七辈，同时并起，皆赴太学补试。芮国器为祭酒，东莱为学官，东莱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者。”举访东莱，东莱语以一《春秋》题，且言破意。就试，果出此题，君举径用此破，且以语蕃叟。蕃叟，其从弟也。遂皆中榜，此盖以誉望取士，犹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实公也。
蔡行之本从止斋学，既以《春秋》为补魁，止斋遂改为赋以避之。东莱为省试官，得一《春秋》卷甚工。东莱曰：“此必小蔡也，且令读书养望三年。”以其草册，投之帐顶上。未几，东莱以病先出院。众试官入其室，见帐顶上有一草卷，甚工，谓此必东莱所甚喜，而欲置前列者，遂定为首选。此事闻之水心先生云。
止斋年近三十，聚徒于城南茶院，其徒数百人，文名大震。初赴补试，才抵浙江亭，未脱草屦，方外士及太学诸生迎而求见者如云。吴琚，贵公子也，冠带执刺，候见于旅邸，已昏夜矣。既入学，芮祭酒即差为太学举令，二子拜之斋序。止斋辞不敢当，径遁之天台山国清寺，士友纷然从之者数月。其时，止斋有《待遇集》板行，人争诵之。既登第后，尽焚其旧稿，独从郑景望讲义理之学，从薛常州讲经制之学。其后，止斋文学日进，大与曩时异。尝言：太祖肇基，纪纲法度甚正，可以继三代，所著《建隆编》是也。于成周制度，讲究甚详，有《周礼说》，尝以进光庙。绍熙间，光庙以疾，不过重华宫。止斋力谏，至牵御衣，衣为之裂。除中书舍人，不拜命而去。后谥曰“文节”。止斋之文，初则工巧绮丽，后则平淡优游，委蛇宛转，无一毫少作之态。其诗，意深义精，而语尤高。后学但知其时文，罕有识此者。蔡行之亦锓其集于三山，但水心取其学，取其诗，不甚取其文。盖其文颇失之孱弱，时文气终消磨不尽也。
宝庆初，朝贵多不敢轻接客，接亦不敢一语及时事。魏鹤山为名吏，论事方岌岌。一日，独会客，余亦在坐。鹤山言：“《易?泰卦》只说一通字，今日在上者多猜防掩蔽，而下情不通于上，在下者多料想惊传，而上情不通于下。如何得有泰之象？”他日，复上卦事，首论《泰卦》，即此意也。故相欲观诸公意向，有一从官招诸从官饮，因言：“今日之事，正如主人设醴觞客，为客者当荷主人美意。乃或指摘主人某事未是，某事未善，岂礼耶？”众唯唯无语。鹤山独谓不然，主人招客固美意，然或所言议背理，不合人情，为客者亦可强从命耶？故相闻此语，知决难两立，鹤山于是有靖州之行。
《尧典》有君道焉，犹《易》之乾也。《舜典》有臣道焉，独《易》之坤也。《诗》周南、召南亦然。
今人但知六经载义理，不知其文章皆有法度。如《书》之《禹贡》，最当熟看。《舜典》载巡狩事，云：岁一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其事甚繁。下载五月南巡守，则但云至于南岳，如岱礼一句而已。八月西巡守，但云至于西岳如初。十一月朔巡守，但云至于北岳，如西礼。不复详载望秩、协同、礼玉等语，盖文法变化，所谓如岱礼、如初、如西礼之类，语活而意尽，皆作文之法也。至于《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无逸》等篇，皆平正明白，其文多整，后世偶语，盖起于此。
典谟中，皋陶论九德，当居第一，禹议论次之，夔论乐又次之，益亦有告戒，又次之。其后伊尹言一德，仲虺言建中，傅说言学，箕子言九畴，周公言无逸，召公言敬德，此皆是道统之传，为后世所宗者也。至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则类聚，而究切之无遗谊矣。孟子论道统亦云，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莱朱即仲虺也。但孟子独不拈出箕子，岂以仅及见武王，而不及见文王耶？
《孟子》七篇，不特推言义理
译淳熙年间，永嘉郡的杰出人才，如陈君举、陈蕃叟、蔡行之、陈益之等六七人，同时崛起，都去参加太学的补试。芮国器担任祭酒，吕祖谦担任学官，吕祖谦告诉芮公说：“永嘉的新秀，是不可不加以招揽的。”芮公询问吕祖谦，吕祖谦给他一个《春秋》的题目，并且说了破题的立意。参加考试时，果然出了这个题目，陈君举直接用了这个破题，并且告诉了陈蕃叟。陈蕃叟是他的堂弟。于是两人都考中了，这大概是以声望来选拔士人，还保留着唐代的意思，看似私相授受，实际上却是公正的。
蔡行之原本跟随陈傅良学习，既然因为《春秋》成为补试第一名，陈傅良就改为考赋来避开他。吕祖谦担任省试考官，得到一份《春秋》试卷非常精妙。吕祖谦说：“这一定是小蔡（蔡行之）写的，暂且让他读书培养声望三年。”把他的草稿，投到帐顶上面。不久，吕祖谦因为生病先出院。各位考官进入他的房间，看见帐顶上有一份草稿，非常精妙，认为这一定是吕祖谦非常喜爱，想要放在前列的，于是定为第一名。这件事是从叶适先生那里听说的。
陈傅良年龄将近三十岁，在城南茶院聚集门徒，他的门徒有几百人，文章名声大震。初次参加补试，刚到浙江亭，还没有脱下草鞋，方外之士以及太学诸生迎接并请求见面的像云一样多。吴琚，是贵公子，穿戴整齐拿着名帖，在旅店等候见面，已经是黄昏时分了。进入太学后，芮祭酒立即任命他为太学举令，两个儿子在斋序拜见他。陈傅良推辞不敢当，直接逃到天台山国清寺，士人朋友纷纷跟随他达数月之久。那时，陈傅良有《待遇集》刻版发行，人们争相传诵。考中进士后，全部烧毁了旧稿，只跟随郑景望学习义理之学，跟随薛常州学习经制之学。此后，陈傅良的文学日益进步，与过去大不相同。曾经说：宋太祖开创基业，纪纲法度非常端正，可以继承夏商周三代，所著的《建隆编》就是证明。对于成周制度，研究得非常详细，有《周礼说》，曾经进献给光宗皇帝。绍熙年间，光宗皇帝因为疾病，不去重华宫。陈傅良极力劝谏，以至于拉扯皇帝的衣服，衣服因此撕裂。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不接受任命而离开。后来谥号为“文节”。陈傅良的文章，起初工巧绮丽，后来平淡优游，委婉曲折，没有一点少年作品的姿态。他的诗，意境深远义理精微，而语言尤其高超。后学者只知道他的时文，很少认识这些的。蔡行之也在三山刻印了他的文集，但叶适只取他的学问，取他的诗，不太取他的文章。大概他的文章颇为孱弱，时文的气息终究消磨不尽。
宝庆初年，朝中权贵大多不敢轻易接待客人，接待也不敢一语涉及时事。魏了翁是名吏，议论时事正处在危急之中。一天，独自会见客人，我也在座。魏了翁说：“《易经·泰卦》只说一个通字，如今在上位的人多猜忌防备掩盖，而下情不能通达于上，在下位的人多猜测惊传，而上情不能通达于下。怎么才能得到泰卦的景象？”另一天，又上奏卦象之事，首先论述《泰卦》，就是这层意思。故相想要观察各位公卿的意向，有一个从官召集各位从官饮酒，于是说：“今日之事，正如主人设酒宴请客，作为客人应当感激主人的美意。却有人指摘主人某事不对，某事不好，难道合乎礼节吗？”众人唯唯诺诺没有说话。魏了翁独自认为不然，主人招客固然是美意，然而如果所说的议论违背道理，不合人情，作为客人也可以勉强顺从吗？故相听到这话，知道决难两立，魏了翁于是有了去靖州的贬谪。
《尧典》有君道，如同《易经》的乾卦。《舜典》有臣道，如同《易经》的坤卦。《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也是如此。
现在的人只知道六经记载义理，不知道它们的文章都有法度。比如《尚书》中的《禹贡》，最应当熟读。《舜典》记载巡狩之事，说：正月东巡守到达岱山，祭祀山川，会见东方诸侯。协调时月正日，统一律度量衡，修定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作为礼物，如同五器完毕，才返回，事情非常繁杂。下面记载五月南巡守，则只说到达南岳，如同岱山的礼仪一句而已。八月西巡守，只说到达西岳如初。十一月朔巡守，只说到达北岳，如同西山的礼仪。不再详细记载望秩、协同、礼玉等语，这是文章法度的变化，所谓如岱礼、如初、如西礼之类，语言灵活而意思完备，都是作文的方法。至于《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无逸》等篇，都平正明白，文章多整齐，后世的对偶语，大概起源于此。
典谟中，皋陶论述九德，应当居第一，禹的议论次之，夔论述乐又次之，益也有告诫，又次之。其后伊尹说一德，仲虺说建中，傅说说学，箕子说九畴，周公说无逸，召公说敬德，这些都是道统的传承，被后世所尊崇的。到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则类聚，而穷究切近没有遗漏的义理了。孟子论述道统也说，像伊尹、莱朱则是见而知之，莱朱就是仲虺。但孟子唯独没有拈出箕子，难道是因为仅仅见到武王，而没有见到文王吗？
《孟子》七篇，不仅推言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