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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梁启超文集

《梁启超文集》 上

变法通议自序

（1896年8月9日）

法律为什么一定要变革？凡是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万物，没有不改变的：昼夜交替变化而构成一天；寒暑更替变化而构成一年；大地初起时，物质流动炽热，热熔冰移，经过层层变化而形成了地球；海草、螺蛤、大树、大鸟、飞鱼、飞鼍、袋鼠、脊兽等生物，此消彼长，交替更迭变化，从而构成了世界；紫血与红血在体内流动，呼出炭气吸入氧气，时刻连续不断，一天之内发生上千次变化，从而构成了活生生的人。假如说万物不变，那么天地和人类就会同时消亡了。所以，变革是古今共同的道理：贡赋助役之法变为租庸调法，租庸调法变为两税法，两税法变为一条鞭法；并乘之法变为府兵制，府兵制变为彍骑制，彍骑制变为禁军制；学校选拔人才之法变为荐举辟召，荐举辟召变为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变为科举制。上下千年，无时无刻不在变，无时无事不在变，这是公理本来如此，并非人为刻意造成的。主张不变的人，动不动就说“恪守古法、恪守古法”，哪里知道从太古、上古、中古、近古直到今天，本来已经发生了成千上万次的变化。今天人们视为古法而坚守的东西，与古人的本意相比，相差岂止可以用道里来计算呢？

如今，自然的变革，是天的规律；有的变革带来善果，有的变革导致弊端。有人道的参与，就需要智者来审慎判断。古语说：“学习的人向上通达，不学习的人向下沉沦。”治理国家也是如此：放任自流，听任事物自然演变，就会日益趋向败坏；振奋精神整顿局面，斟酌通晓变革，就会日益趋向完善。我考察古代历史，一个朝代接受天命，创立法制，几代之后，其子孙所奉行的，必然与其祖辈有所不同。然而那些君臣上下，仍然盲目地认为今天的法制就是祖辈的法制，祖辈凭此治理天下而成功，于是死板地固守，因循守旧而不加考察，逐渐推移变化，百事废弛，最终导致疲敝不堪，无法收拾。后来兴起的人审察其弊端而加以变革，这就称为新王了。如果其子孙能明白这个道理，自己审察弊端而自己变革，这就称为中兴了。

汉朝和唐朝的中兴，正是如此。

《诗经》说：“周朝虽然是旧邦，但其天命在于革新。”意思是治理旧国必须采用新法。

这件事非常顺理成章，其道理极其明白，有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有可以借鉴的方法，有不得不推行的形势，有不容稍缓的原因。主张不变的人，仍然说“恪守古法、恪守古法”，坐视其因循废弛，内心却漠然无动于衷。唉！

这难道不是大惑不解的人吗？《易经》说：“穷尽则变革，变革则通达，通达则长久。”

伊尹说：“采用新的，去除旧的。”疾病才不会留存。夜里不点燃蜡烛就会昏暗，冬天不穿皮衣就会寒冷，渡河却乘坐陆用车子就会危险，病症已变却服用旧药方就会死亡。现在我专门标举这个义理，大声疾呼，上承土训诵训的遗风，下依矇讽鼓谏的宗旨，说话没有罪过，听到的人足以兴起，写成六十篇，分为十二类，了解我或责怪我，我都无话可说。

论不变法之害

（1896年8月19日）

现在有一座巨大的宅第，历经千年，瓦片粉刷毁坏，椽子栋梁崩折，虽然看起来依然高大，但风雨突然聚集，必定会倾覆倒塌。而屋中的人，仍然酣睡嬉闹，漠然无所闻见；有的人看到危险，只知道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比这稍好一点的，只是修补缝隙，弥合蚁穴，苟且安度时日，希望以此立功。这三种人，用心不同，但一旦动荡来临，同样归于死亡。善于管理宅第的人，去除废坏的部分，彻底清理并重新张设，招募工匠准备材料，以更新其结构，开始时虽然艰难，等到建成时，高大华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国家也是如此，按照前面的说法没有不灭亡的，按照后面的说法没有不强盛的。

印度，是大地最古老的国家，因守旧不变，沦为英国的藩属；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经千年，但因守旧不变，被六大国掌控权柄，瓜分土地；非洲广袤，面积是欧洲的三倍，内地除了沙漠地带外，植物丰富茂盛，畜牧繁盛，土著人不能开化，拱手让给强敌；波兰是欧洲西部的著名国家，政事不修，内乱日增，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相约，择其肉而食；中亚的回部，素来号称骁勇善战，但因守旧不变，被俄国人鲸吞蚕食，几乎将要吞尽；越南、缅甸、高丽，臣属于中国，沾染习气，沿袭弊政，萎靡不变，汉朝官员的威仪，如今已不存在了。如今俄国，地处苦寒之地，受蒙古管辖，前代皇帝残暴，民气凋丧，岌岌不可终日，自从彼得大帝游历各国，学习工艺，回国后变革政治，后来的君王接受其方略，国势日益强盛，开拓土地数万里；如今德国，列国分治，没有统一纲纪，被法国役使，如同奴隶，普鲁士人发愤兴办学校训练军队，于是击败强大的法国，称霸中原；如今日本，幕府专政，各藩征伐，遭受俄国、德国、美国的重创，国家几乎不存，自从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到三十年，就夺取了我的琉球，割占了我的台湾。又如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遍布天下，但因内政稍弛，随即衰落，国度沦为四等；暹罗处于缅甸和越南之间，同

译一旦力量微薄，却能稍微自我激励振作，那么依然巍然屹立。《礼记》说：“不了解未来，就观察过去。”又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要引以为戒。”天下万国，在上下百年的时光里，国家强盛或灭亡的原因，没有半点差错，大概其征兆的可畏就是如此。

译中原立国的历史与印度同样古老，土地的肥沃超过突厥，然而因为沿袭积累的弊病，不能振兴变革，所以在两国之间处于不相上下的地位。因此土地未能开发，人口过剩成为祸患。河北各省，即使年成中等丰收，道路上饿死的人仍接连不断；京城一个冬天，死亡的人以千计；一旦有水旱灾害，道路不通，运输赈济没有方法，任凭灾民堆积死亡，十户人家九户空荡；沿海的平民，无处获得食物，逃往南洋、美洲等地，卖身为奴，仍然被驱赶逼迫，最终丧命归来；驯顺的人在沟壑中辗转死去，狡猾的人流落成为盗贼，教匪、会匪，蔓延九州，等待时机而动；手工业不兴盛，商业不讲究，土产货物日渐减色，而外国人投我所好，制造各种物品，在内地畅销，漏洞日益严重，民力即将枯竭；学校不设立，学子在科举文章之外，一无所知，其中上等的人考据词章，以破碎知识相尚，谈论海外世界，瞪眼不信；又因为做官很难，谋生没有方法，习惯于无耻，懵然不知怪异；军事学问不讲究，绿营和防勇，老弱嗜好鸦片，凶悍骚扰，毫无用处，一旦战争兴起，临时募集，半数属于流浪乞丐，器械粗劣，军饷微薄，偏将裨将以上，出身低劣混杂，一字不识，不用说读地图，军营条例不熟悉，不用说兵法，以此与他人的有学问的将领、有纪律的军队相遇，百战百败，无需交战便知；官制不好，学习的不是所用的，所用的不是学习的，权力委托给胥吏，各种弊病丛生，一个官职由多人担任，一个人担任多个官职，牵制推诿，一事无成，保举奖赏蒙混，卖官鬻爵充斥，早上还是市侩，晚上登上显赫职位，仕途壅塞停滞，候补官员困顿憔悴，不钻营奔走，不能疗饥，俸禄微薄，供给繁多，不贪污卑鄙，无法自给。限制年限和格式，即使有奇才，也不能特别提拔，必须等到他体力衰退，暮气深沉，才委任他做事，所以朝廷中饱食终日的人很多，而缺乏人才成为祸患。法度弊坏到如此地步，即使敌国外患平静无声，君子尚且担忧，何况处于一群老虎中间的一只羊，抱着火放在堆积的柴草下面而睡在上面的人呢。

孟子说：“国家必定先自我削弱，然后别人才来攻伐它。”又说：“没听说过拥有千里土地却畏惧别人的。”又说：“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敢侮辱它。”中国人口众多，居世界首位；疆域辽阔，仅次于俄国、英国；矿产丰富，积累数千年未经开采；土地肥沃，各种植物都适宜生长，国家位于温带，人民材智；君权统一，想要有所兴作，不担心阻挠；这些都是欧洲各国所没有的。既然旧法不可依赖如彼，新政容易成功又如此，舍弃什么选择什么，不需要智者就可以决定了。

质疑的人说：“今天的法度并非今天才有，而是沿袭过去，五帝三王所递嬗，三祖八宗所遗谋，历代遵循，已有多年，必定说改变法度才能治理，不敢苟同。”解释的人说：不能创立法度，不是圣人；不能顺应时势，不是圣人。上观百世，下观百世，治理世界的大法，只有本朝善于变革。入关之初，就下达剃发令，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代没有的，于是改变了服饰颜色；使用达海创制国书，借用蒙古字来附满洲音，于是改变了文字；使用汤若望、罗雅谷制作历书，参用欧洲方法，以改大统历，于是改变了历法；圣祖皇帝永久免除滋生人口的赋税，并入土地赋税，自商鞅以来按人计数的方法，汉武帝以来征收丁税的方法，都没有了，于是改变了赋税制度；举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内廷营造，行在治跸，都雇佣百姓给钱，三王在农闲时使役百姓，使用百姓三天，都没有了，于是改变了徭役制度；平民死刑，分为二等，叫情实，叫缓决，还有情实而不执行的情况，做官的人罪虽至死，而子孙考试入仕如故，如前代沿袭的夷三族之刑，发乐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镇抚司狱之刑，更没有，于是改变了刑法。至于国本之说，历代所重视，自皇太子密亲王被废，世宗创制密缄之法，高宗至于九次降下纶音，编为《储贰金鉴》，作为世法戒，而愚儒才知道大计了；巡幸之典，谏臣所争，而圣祖、高宗，都多次幸临江南，木兰秋狝，岁岁举行，昧者或疑之，至仁宗贬谪松筠，宣示讲武习劳之意，而庸臣始识苦心矣；汉、魏、宋、明，由旁支入继大统者，辄议大礼，龂龂争讼，高宗援据礼经，定本生父母之称，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圣人制礼，万世不易，观于醇贤亲王之礼，而天下翕然称颂矣：凡此皆本朝变前代之法，善之又善者也。至于二百余年，重熙累洽，因时变制，未易缕数，数其荦荦大者：崇德以前，以八贝勒分治所部，太宗与诸兄弟，朝会则共坐，饷用则均出，俘虏则均分，世祖入关，始严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蹇之习，遂壹寰宇，诒谋至今矣；累朝用兵，拓地数万里，膺阃外之寄，多用满、蒙，逮文宗而兼用汉人，辅臣文庆力赞成之，而曾、

译左宗棠等公因此被誉为名将；八旗精锐部队，天下无敌，既然已经平定了前三藩和后三藩，在乾隆年间屡次西征时，仍然选拔调遣他们前往，早晨飞驰着紧急军令，晚上就传来捷报，等到宣宗（道光帝）时，才知道索伦兵已经不可用了，三十年来，剿灭流寇，多半依靠招募的勇丁才取得成功，而同治年间于是号称中兴；对内治理寇乱，起初使用坚壁清野的方法，一变成为长江水师，再变成为沿河设防圈禁；对外交往邻国，起初使用闭关绝市的方法，一变成为与十多个国家通商，再变成为向十多个国家派遣使者：这又是用本朝的方法变革本朝的方法。我听说圣人审时度势而后行动，假如圣祖（康熙帝）、世宗（雍正帝）生在今天，我知道他们变法的锐气，一定不在彼得大帝、威廉一世、睦仁（明治天皇）之下。《礼记》说：“效法先王的人，效法的是他们的意图。”

译如今拘泥于祖宗制定的法度，却违背了祖宗的本意，这怎么能算是善于效法祖宗呢？

中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大国，周围环绕的都是小蛮夷，只担忧内部的忧患，不担心外部的侵扰，所以防止弊端的意图多，而兴办利事的意图少；贪图安逸的念头重，而忧虑危局的念头轻。从秦朝到现在，将近两千年，时局并没有大的不同，所以治理国家的法度也可以不改变。清朝初年沿袭明朝的制度，稍微加以增减，赋税极轻，征发徭役几乎绝迹；选拔人才依靠科举，虽然不讲究经世致用，但足以宣扬太平盛世；选拔将领依靠行伍出身，虽然未曾学习学问，但足以威慑盗贼；任用官员讲究资历，虽然得不到特殊的人才，但足以制止奔竞钻营；皇室宗亲和外戚，不参与政事，所以没有权奸僭越放纵的担忧；总督、巡抚和监察官员，互相牵制，所以没有藩镇跋扈的祸患。假如能够闭关划界，永远断绝外敌，永远作为独立的国家，那么墨守成规，世代沿袭，稍微加以整顿，未尝不足以治理天下，无奈忽然与西方各国相遇。

西方各国并立，大小国家有几十个，狡猾地想要开启争端，互相猜忌，稍微不能自我振作，灭亡就会随之而来。所以广泛设立学校，奖励学术团体，担心人才不足，国家无法立足；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担心利源被他人夺取，国家因此穷困窘迫；将领必须懂得学问，士兵必须识字，日夜训练，如同面对大敌，船只器械采用新式制造，争相崇尚，担心兵力稍弱，一旦失败就无法振兴；其余各项政务，没有不是这样的，每天互相比较，每天互相磨砺，所以他们的才智，常常乐于互相学习，而他们的国家强盛，常常足以互相匹敌，大概除了这样做就不能谋求生存了。

而所谓独立国家的人，眼前没有见过强大的敌人，傲慢地自尊自大，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又欺压百姓的驯服软弱而欺凌他们，担心百姓的才智而束缚他们，积弱衰败，一天比一天严重，用这样的国家去对抗那样的国家，犹如用溃烂的疮口去抵挡千钧重的弩箭，所以印度、突厥的覆辙，在天地间不断出现。

诘难的人说：“法度固然随着时代而改变，也随着地域而施行。现在你所说的新法，西方人习惯并安于它，所以能取得成功，如果迁移到其他地方就不好了。”解释的人说：西方治国之道，富强的根源，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这样的，大概是从近百年以来才有的。

选拔官员的新制度，始于嘉庆十七年；民兵的制度，始于嘉庆十七年；工艺会，始于道光四年；农学会，始于道光二十八年；国家拨款兴办学校，始于道光十三年；报纸免税的提议，始于道光十六年；邮政售票，始于道光十七年；减轻刑罚，始于嘉庆二十五年；蒸汽机的制造，始于乾隆三十四年；航行海上的轮船，始于嘉庆十二年；铁路始于道光十年；电线始于道光十七年；其余一切保卫国家的经略，便利百姓的策略，相继而至，大抵都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大概自从法国皇帝拿破仑制造祸端以后，欧洲忽然产生动力，因此得以更新。

至于此之前的旧俗，比起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好多少，只是他们幡然改变，不到百年之间，就蓬勃兴起了。那么我所说新法，都不是西方人原本就有的，而是西方人改造的，改造后施行在西方，与改造后施行在东方，情形没有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

况且蓬勃兴起于东方的，还有明显因为变革而强大的日本呢。

诘难的人说：“你话说得很有道理！然而伊川被发，是君子所叹息的。用夷狄改变华夏，究竟有什么可取的呢？”解释的人说：孔子说：“天子失去官职，学问在四方夷狄之中。《春秋》的体例，夷狄进入中国，就视同中国人。古代的圣人不曾以向别人学习为羞耻。但这不足以说服你，请让我谈谈中国：有土地，测量它、绘制它、教化它、划分它，审察土壤的适宜性，教导百姓种植，神农、后稷，不是西方人；测量土地安置居民，年终制定用度，家庭人口的多少，六畜牛羊，详细记录，《周礼》《王制》，不是西方的书；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晋升爵位官职，都等待学业完成，庠序学校，不是西方的名称；谋划咨询卿士，谋划咨询庶民，国家有疑问就咨询，国家迁徙就咨询，议郎博士，不是西方的官职；流放宽恕五种刑罚，疑难案件众人共同审理，减轻刑罚的法律，陪审的人员，不是西方的法律；三老啬夫，由百姓自己推举，辟署功曹，不用其他郡的人，乡亭的官员，不是西方的秩级；你不背叛我，我不强买强卖，商业契约的条文，不是西方的历史；结交邻国有道，不辱没君主的使命，遥远地区的使者，不是西方的政治；国家有六种职事，工匠占有一种，国家有九条常道，鼓励工匠，保护工艺，不是西方的条例；在殿前站立，在屏风前站立，礼节无不回应，向士人行礼，礼经所陈述的，不是西方的制度；天子巡视四方，以观察民风，帝王的重大典礼，不是西方的仪制；大地有四种游动，地震不停止，太阳所生的为星，《毖纬》雅言，不是西方的文献；腐水离木，均发均悬，对着镜子站立影子，蜕水称为气，电因气而生，墨翟、亢仓、关尹之类，不是西方的儒者。所以法度是天下的公器，征引域外的情况就像那样，考察前代的情况就像这样，而议论的人还说‘是夷狄，是夷狄’而抛弃它，必定

译拿出我本来拥有的东西，却不把它当作自己的，反而心甘情愿地让给别人，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译诘难的人说：“您的论述确实恰当，然而中国正处于战败之后、困顿窘迫之时，恐怕没有多余的精力能够承担此举，强敌四面交逼，虎视眈眈地企图发动侵略，也未必会等待我们。”

我解释说：日本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战败，被迫开放通商，反而成就了维新的功业；法国战败于普鲁士，签订了城下之盟，赔偿五千兆法郎，割让阿尔萨斯、洛林两省，这种惨痛的创伤，比中国今天还要严重。然而不到十年，法国的强盛，反而超过了从前。那么，战败并不是国家的大患，大患在于不能自强罢了。孟子说：“国家在太平无事的时候，趁着这个时候修明政治刑法，即使是强大的国家也一定会畏惧它。”又说：“国家在太平无事的时候，趁着这个时候纵情享乐、懈怠傲慢，这是自取祸患。”西方各国，磨牙吮血、窥伺在我们旁边的固然有人；那些顾惜商务、不愿意发动战事的，也不是没有。只是因为我们昏暗蒙昧太严重，招致灾祸的根源太多，从而开启了敌人的侵略之心，急切地想伸手攫取。趁现在及早谋划，向万国展示更新的开端，订立十年保持太平的约定，亡羊补牢，还不算晚。

天下那些发表议论的人，动不动就说一劳永逸。这是误人国家的话。现在人一天吃三顿饭，假如有发表议论的人说：吃一顿饭永远饱，即使是愚笨的人也知道这不可能，因为吃饱之后过一段时间必定会饿，饿了必定会再寻求食物。现在制定法律来治理天下，也是这样。法律实行了十年，或者几十年，或者一百年必定会弊坏，弊坏了必定要寻求变革，这是自然的规律。所以吃一顿饭而追求永远饱的人必定会死，一劳永逸而追求永远安逸的人必定会灭亡。现在那些主张不变的人，实际上并不是真的看到新法对百姓有害，而是阿谀奉承的风气盛行，害怕兴办事业，只求免除过错，不求建立功业。

又因为经世致用的学问，向来没有讲求，内部没有主心骨，互相盲从附和。听他们的言论，则天天痛哭流涕；读他们的文章，则字字充满孤愤。询问他们谋求国家生存的方法，则惊愕得无所适从，回答说：只有听天由命罢了，只有靠国运罢了，没有什么可为罢了，于是顺从命运、袖手旁观，等待国家的覆亡。唉，我不明白他们的心意在哪里。

总之，法律是天下共用的工具，变革是天下共有的道理。世界既然已经互通，各国蒸蒸日上，日益趋向进步，大势所迫，不可能遏制，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主动变革的，变革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保全国家，可以保全种族，可以保全教化；被动变革的，变革的权力让给了别人，被束缚、被驱使。唉！那就不是我敢说的了。所以变革的途径有四种：第一种，像日本，是自己主动变革的；第二种，像土耳其，由别人掌握权力代为变革的；第三种，像印度，被一个国家吞并而代为变革的；第四种，像波兰，被多个国家瓜分而代为变革的。吉凶的原因，去留之间，该如何选择呢？《诗经》说：“唉，我的兄弟们，同国的朋友们，没有人肯考虑动乱，谁没有父母呢？”《传》说：“寡妇不担心自己的织布，却担忧宗周的灭亡，因为灾难将要波及到自己。”这本来就是四万万同胞共同的心意。那些犹太种族，在欧东被驱逐；非洲的奴隶，遍布大地，唉！他们难道不也是人类吗。

论变法不知本原的害处

（1896年8月29日—1897年9月17日）

诘难的人说：“中国的法律，并不是不改变，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多年，创行新政，不胜枚举，然而屡次看到战败，不能振兴挽救，难道新法真的对国家百姓没有益处吗？”我回答说：以前那些谈论变革的人，并不是真正能够变革，就是我以前所说的修补漏洞，填补蚁穴，一旦风雨飘摇，同样归于死亡，而对于去除陈旧、采用新法，改弦更张的道理，并不符合。过去同治初年，德国宰相俾斯麦对人说：“三十年后，日本将会兴起，中国将会衰弱吗？日本人到欧洲游历，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回国后实行；中国人到欧洲游历，询问某厂船炮的锋利，某厂价格的低廉，购买后使用，强弱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唉，现在虽然不幸而言中了，但惩前毖后，亡羊补牢，负有天下责任的人，还可以知道该跟随什么。

现在谈论变法的人，那些主要的大端，必定说是练兵、开矿、通商，这固然不错。然而将领不由学校培养，能懂得兵法吗？选拔士兵不用医生体检，任意招募，多半是流浪乞丐，身体瘦弱强壮不知道，是否识字也不计较，能听从命令吗？将领俸禄极薄，士兵军饷极微，受伤残废没有供养终身的规定，死亡没有抚恤家属的典章，能洁身自好、效死沙场吗？地图学不兴盛，险要关塞不知道，能取胜吗？船舰器械不能自己制造，仰赖他人，能如心愿吗？

海军不在他国海域游弋，将卒不熟悉风浪，一旦临敌，能立功吗？这样那么练兵就像没练。矿务学堂不兴盛，矿师缺乏，重金聘请西方人，尚且不可信任，能尽利吗？器械不备，化学不精，能不浪费材料吗？道路不通，从矿地运到海口，其运费比起原价甚至达到数倍，能获利吗？这样那么开矿就像没开。商务学堂不设立，很少明白贸易的道理，能保富吗？工艺不兴盛，制造不讲求，

译土产销售的场所寥寥无几，能够争夺利益吗？道路阻塞，运费高昂，能够广泛销售吗？厘金关卡遍布各地，压制勒索、拖延滞留，搜刮民脂民膏，如同虎狼一般，能够鼓励商人吗？领事不向外国通报商务情况，国家不保护侨居在外的商民，能够自立吗？像这样，通商就如同不通商。稍微进步一点的人说：“想要推行新政，必须兴办学校。”

译这可以说是懂得根本了，然而师承学问不讲究，教导学习缺乏人才，能够培养人才吗？科举制度不改变，聪明的人士，都致力于学习八股文，以获取富贵，追求与舍弃的路径不同，能够屈尊就范吗？官制不改变，学问有成却没有用处，被闲置散处，像从前出洋留学生的旧例，奇才异能，能够安心吗？既然想要省、府、州、县都设立学校，然而建立学校的各项事务，责任在于地方官员，现在的地方长官，能够执行得尽善尽美吗？

像这样，那么兴办学校就像没有兴办一样。其余的各项政务，如铁路，如轮船，如银行，如邮政，如农业，如制造，没有不类似的。因为每件事都有相互关联的起因，而万事都同出于一个根本，不抓住衣领而握住枢纽，就像治理丝线却把它弄乱，所以百般举措却没有一点成效。

现在谈论变法的人，弊端有两点：一是想要把震动古人的大事，责成于那些只知享乐的官吏之手；二是认为黄种人没有可以交谈的，完全信赖异族，有最终依赖他们的志向。当紧急时治理标症的时候，我固然不是说西方人一定不该任用，虽然如此，但怎么可以长久呢？中国推行新政，任用西方人的，事情大多成功，不任用西方人的，事情大多失败，询问其中的原因？

就说：“西方人明达，中国人固陋；西方人守法，中国人营私。”我听说日本变法之初，客卿之多，超过中国。十年以后，逐年裁减，至今各省衙门，都由日本人自己担任事务，欧洲人百分之一都不存在了。现在中国谈论变法，也已经几十年了，却仍然借材异地，才能图谋成功，这耻辱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让西方人来担任中国的事务，他们爱中国与爱他们的国家哪个更甚？

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况且我所任用的西方人，又未必是他们中的贤者呢。

至于那些只知享乐的官吏不足以担当事务，这固然如此。虽然如此，我固然不完全归咎于这些人，八股文粗劣，国家本来以此选拔他们，一旦要求他们提出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怎么可以得到呢？捐纳制度杂乱，国家本来以此买卖官职，一旦要求他们奉行公事的廉耻，怎么可以得到呢？一个人的身体，忽然要求他治理百姓，忽然要求他管理财政，又忽然要求他治理军队，想要他条理清晰，措置得当，怎么可以得到呢？处处防范弊端，责任不专一，一件事必须经过几个人，互相牵制，互相推诿，想要他有所成就，怎么可以得到呢？学校不以此教导，考核不以此选拔，担任此职的不奖赏，不担任此职的不惩罚，想要他振奋努力，勤勉图功，怎么可以得到呢？仕途壅塞俸禄微薄，长官层层叠叠，不奔走钻营就无法得到官职，不贪污就无法谋生，想要他忍受饥寒，舍弃身家，来从事于公义，除非是圣人，怎么可以得到呢？

现在人的智愚贤不肖，相差不远。一定说西方人都聪明，而中国人都愚笨；西方人都贤良，而中国人都不肖，即使是五尺高的孩童，也知道这不是事实。然而西方官员能够担当事务像那样，中国官员不能担当事务像这样，所以我说：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些人，是制度使他们这样的。立法好的，中等人的本性可以变得贤良，中等人的才能可以变得聪明，不好的则相反。堵塞他们的耳目使他们愚笨，束缚他们的手脚驱使他们成为不肖之人，所以一旦有事，就没有一个人可以任用。不改变这些，却小心翼翼地效仿西方人的一两件事，以此号称自强，难怪谈论变法几十年，利益未见，弊端已百出，反而被守旧的人，抓住空隙而肆意攻击。

我现在用一句话来概括说：变法的根本，在于培养人才；人才的兴起，在于开设学校；学校的建立，在于改变科举，而一切要取得大成，在于改变官制。难者说：“你的论述探本穷源，没有遗漏了，然而这件事体重大，不是天下的人才，恐怕不能胜任，担心听的人惊怖你的言论以为荒诞，于是连先前的一两样西法也抛弃了而不敢说，怎么办？你不如降低一点不要太高论，让现在可行。”回答说：不是这样，渡江的人泛舟中流，暴风忽然到来，握舵击桨，虽然极其疲惫，没有敢离开的，因为偷安一息，而死亡就在后面。

庸医怀疑病症，用药犹豫不决。精于审证的人，找到病源所在，知道不用这个方子不能治好这个病，即使三年积蓄艾草，也不推辞，虽然说是难，将怎么回避呢。又难道没听说东海之滨，区区三个岛屿，外受劫盟，内逼藩镇，崎岖多难，濒临灭亡，而在转圜之间，化弱为强，难道不是由这条道路吗？那么又怎么知道现在必不可行呢。有非常的人才，就足以济非常的变化。唉！这是所期望于大人君子的。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1896年8月29日—1897年9月17日）

去年李相国出使欧洲，向德国前宰相俾士麦询问治国之道，俾士麦说：“我德国所以强大，只是练兵而已。现在中国的大患，在于兵少而不训练，船械粗劣而缺乏，如果留意于这两者，中国不足以强大。”今年张侍郎出使欧洲，与德国某爵员谈话，他的话还像俾相的话。中国自几十年以来，士大夫已经很少谈论变

译所谓“法”，即使有一二条，也还是以军事为最紧要，认为外国的长处，我国急需谋求的，仅此而已。大家众口一词，无法一一辩驳，既然听到这种说法，就愈发自我夸大，声称西方的通达之人，他们的论调本来也是如此。

译梁启超说：“唉，导致天下灭亡的，必定是这种言论。我现在秉持《春秋》中‘没有正义战争’、墨翟‘反对攻战’、宋钘‘停止战争’的道理，来告诫中国人，听到的人一定会说：用这种孱弱的国家，却陈述高尚的道义来治理它，这是加速它的灭亡。不知道如果有这样一个国家，内部政治修明，工商业兴盛，学校繁荣，人才众多，即使没有军队，也依然是强大的，那美国就是这样的例子。美国的军队不过两万人，其兵力在欧洲，比不上最小的国家，而强邻虎视眈眈，谁敢侮辱它呢？如果有这样一个国家，内部政治败坏，工商业粗劣，学校闭塞，人才稀少，即使举国都是军队，也依然是灭亡的，那土耳其就是这样的例子。土耳其以陆军冠绝天下，俄土战争，五次交战土耳其胜了三次，但最终不免于今天的结局，由此可见国家的强弱在于军队，而之所以强弱的原因不在于军队，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有个病人，治疗他，一定要清除他的积滞，调养他的气血，培补他的元气，使他与没有病的人一样，然后才可以做其他的事，这是不变的道理。现在给他穿上铠甲，给他戈戟，说‘你何不从事军事呢’，我看到他高兴得跳起舞来，不到一天，死期就到了。那些西方人练兵，就像壮士披上铠甲拿着戈戟一样，如果今天的中国，是个病夫，不致力于治病，却致力于壮士所做的事，所以我说导致天下灭亡的，必定是这种言论。

那么西方人为什么容易说这种话呢？回答说：唉，狡猾地想着扩张疆土来灭人国家的，哪个国家没有？我深深疑惑我们国家所谓的开新党，为什么对西方人的话，总是深信不疑，而不敢提出一点疑问。西方人的政事，可以在中国实行的，像练兵、购置军械、修筑铁路、制造轮船、开采矿山；在中国的西方官员，在内对我国的政府吹耳边风，在外对我国的官吏吹耳边风，不是一天两天了。至于变革科举、兴办学校、改革官制、兴办工艺开设机器厂、奖励农事、拓展商务，我没有看到西方人为此说一句话。这是为什么呢？

练兵，那么将帅的人才必定要从他们那里选取；购置军械，那么船舰枪炮的价值必定要归于他们；开通轮船铁路，那么内地的商务，他们得以流通；开采矿山，那么地下的储藏，他们得以染指。而且有一项工程兴起，那么一切工料，一切工匠，无不依赖他们，他们的士民，得以供养。因此铁路开矿等事，在中国，不能说不是急务。但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说，他们为中国谋划的占十分之一，为自己谋划的占十分之九。至于科举、学校、官制、工艺、农事、商务等，这是立国的元气，而致强的根本。如果西方人利于我们的智慧且强大，理应他们披肝沥胆，天天说这些话。现在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掌握大权沾取大利，是因为我们的弱小，愚昧，而他们怎么肯把使他们智慧强大的道理，全部给予我们呢？听英国人李提摩太的话，他说：‘西方官员为中国谋划，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权利罢了。我在光绪十年回到英国，暗自想到中国人广泛学习西方学问的时期，一定不远了，因此打算拜见英、法、德等国学部大臣，请示振兴新学的方法，以储备日后传播中华之用。等到某国，递上名帖拜见其学部某大臣，叩问学校的新规，并请给一个文凭，使我得以遍游全国的大书院。大臣于是问我考察本国新学的意思，我如实回答说：‘想要把它传播到中华。’话没说完，大臣勃然变色说：‘你教华人全都通晓西方学问，那对我国怎么办？那对我各盟国怎么办？’文凭于是不能得到。’又说：‘西方人见到华官，常常用阿谀的话献媚，说：‘贵国的学问，实在是各国之首’。以此骄纵他们自以为是的心，而坚定他们藐视新学的志向，一定要使他们无法自强才罢休。现在李君，也是西方人，他必定不是用谎言来污蔑西方人，这是无可怀疑的，而他的话却是这样。

我希望我国政府官吏与西方人交往应酬的人，仔细审视这些话。

李相国出使德国，德国的官吏及各厂主人，盛设帷帐，致敬尽礼，来款待宴请，不是对相国有爱，是认为我们想要购买的船舰枪炮，利润将不可计量，而想耸肩缩足去夺取它。等到哭龙姆在席间说了一句话，大家都开始沮丧，英法各国，大声嘲笑他们。那么德国人津津乐道地用练兵购置军械来劝勉，从其他国家看来，就像看透肺肝一样。

而且他们的心思还有不可测度的，那德国本来就是欧洲新崛起的强国，又认为如果在东方不得志，就不能与俄、英、法各国竞争强弱。中国成为砧板上的肉很久了，商务的权利掌握在英国，铁路的权利掌握在俄国，边防的权利掌握在法国、日本及各国，德国作为后起之秀，跨越他国，远离故土，选择肥美的地方吞噬，其道颇为艰难，于是想掌握我国的兵权，制约全国的生死。所以中国练习洋操聘请教习，德国朝廷必定挑选懂军事而有才能的人来给予，让他们以教习而兼任统领的职务。今年湖北武备学堂聘请某德国军官，改令只任教习，不充任统领，而德国朝廷乃至发信

译总署，反复争辩，这其中的用意是想做什么呢？

译假使我们十八个行省，各自操练一套西洋军事操法，各自由德国军官统领，教导他们、训诲他们，天天与他们相处熟悉，月月渐渐、年年慢慢磨合，一旦列强瓜分中国的事情发生，我国的绿营兵和防勇，将一无所依靠，而那其中一两个可用的人，只听从德国人的号令，像这样，那么德国所获得的利益，就不在俄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国家之下，这又是德国人隐忍不发、暗中策划的阴谋，而没有人察觉到的。

当中日签订通商条约的时候，德国某家报纸说：“我国总是把制造机器等物，卖给中国、日本，日本仿行西方方法，已经掌握了制造的诀窍，现在如果任由这些机器再流入中国，恐怕德国的商务，就要扫地以尽了。”

去年《字林西报》刊登某位白人的来信说：“从前上海的外国商人，争着请求中国务必准许机器进口，欧格讷公使回国时，却说这件事不是西方国家的福气，现在考察英国所供养的水陆各军，专门是为了扩充商务、保护工业，花费巨大，现在如果把我们英国向来制造的东西，让别国都能制造，来夺取我们的利益，这是自找灾祸。”唉，西方人谈论学校商务时，嫉妒我们到了这种地步，他们谈论军事时，却喜爱我们到了那种地步，即使是抱着床的孩童也可以察知其中的缘故了。一艘铁甲舰的费用，可以支撑学堂十几年，一艘快船的费用，可以翻译西书几百卷，克虏伯大炮一尊的费用，可以设立小博物院两三所，操练一营洋操的费用，可以派遣出洋学生几十人，不致力于这些，却只图谋那些，我很惋惜把户部艰难搜刮所得的金币，安然地送给敌国，去换取那些没有用处的东西。几年之后，又成了盗取粮食。去车已经折断，来车正强劲，唯独说到开启民智、培养人才的方法，就都说款项没有出处，虚度光阴，却曾经不肯舍弃这一两项去成就那千万项。我又困惑于变通科举、工艺专利等事情，不耗费国家一分一厘的费用，却也都相继犹豫不决，坐视我们的百姓失去这生死存亡、起死回生的机会，而不肯引导他们一次。我其他不敢怨恨，不得不归罪于那帮人设计巧妙，而他们的话迷惑人很深。《诗经》说：“不要相信别人的话，别人实在是在欺骗你。”

论学会

（1896年11月5日）

道理没有比合群更好的，没有比独居更不好的。独居所以闭塞，闭塞所以愚昧，愚昧所以弱小；合群所以通达，通达所以智慧，智慧所以强大。

星辰大地相互吸引而形成世界，物质微粒相互接触而形成形体。几个人合群而形成家庭，千百人合群而形成家族，亿万人合群而形成国家，兆京陔秭壤人合群而形成天下。没有合群的，叫做鳏寡孤独，这叫做无告的百姓。虎豹狮子，象驼牛马，庞大魁梧，人们把它们关进笼子、驾驭它们，只是因为它们不能合群。非洲的黑人，印度的棕色人，美洲、南洋、澳洲的红人，所占的土地，占地球的十六七，欧洲人分割他们、控制他们，就像玩弄狮子大象、驾驭骆驼马匹一样，也说只是因为不能合群的缘故。

合群的道理，合群形体物质是下等的，合群心智是上等的。合群形体物质的，是蝗虫蚊子蜜蜂蚂蚁的合群，不是人类道德的合群，合群不停止，必定蛀蚀天下，最终被合群心智的人所制服。蒙古、回回族人，都凭借众多力量横行大地，却不得不顺从日耳曼的后裔，蝗虫蚊子蜜蜂蚂蚁的合群，不是人类道德的合群。合群心智的事情就深奥了。欧洲人知道它，而实行它的有三项：国家合群叫做议院，商业合群叫做公司，士人合群叫做学会。而议院、公司，它们的见识议论、职业技艺，没有不来源于学问的；所以学会，又是这两者的根本。学校在上面振兴它，学会在下面成就它，欧洲人，凭借心智雄踞天下，是从百年以来开始的。

学会起源于西方吗？回答说：不是的，是中国两千年的成法。《易经》说：“君子通过朋友讲习。”

《论语》说：“有朋友从远方来。”又说：“君子通过文章会友。”又说：“百工在作坊里完成他们的事情，君子在学宫里学习达到他的道。”孔子培养弟子三千，孟子跟随者几百，子夏在西河，曾子在武城，荀卿在楚、宋做祭酒，史公在齐、鲁讲学，楼次子著录九千，徐遵明会讲超过一万，鹅湖、鹿洞的盛大集会，东林、几社、复社的大观，所有这些前例，都作为左证。先圣的道之所以不绝于地，而中国种类不至于沦为蛮越，说是因为学会的缘故！

学会的消亡，起于什么？回答说：是本朝汉学家的罪过，而纪昀是他们的魁首。汉学家说：现在的人只应当著书，不应当讲学。纪昀说：“汉朝亡于党锢，宋朝亡于伪学，明朝亡于东林。”唉，这是什么话呢？这是十常侍用来倾覆李膺、范滂，蔡京、韩侂胄用来禁锢司马光、朱熹，魏忠贤、阮大铖用来陷害顾宪成、高攀龙、陈子龙、夏允彝，而说出的话。我不知道毫无顾忌的纪昀，究竟厌恶李、范等贤人什么，而甘心做十常侍、蔡京、韩侂胄、魏忠贤、阮大铖的奴隶。而举天下缀学之士，还都尊崇他，低头顺眼，做奴隶的奴隶，痛恨党派如同仇敌，视学会为贼寇。因此奸佞之人有党

译小人结党营私，而君子反而没有党派；奸邪之徒有集会，而正道之士反而没有集会。

译这是率领平民百姓去啃食君子们的血肉，驱使天下的人沦为孤苦无依的鳏寡孤独，进而堕落到如同象、驼、牛、马一般的境地，甚至还不如蜂、蝗、蚊、蚁，然后才被称为善人。唉，难道不令人痛心吗，难道不令人痛心吗！

如今天下的时局变化紧迫。稍微通晓时局的人，一定会说应当兴办矿务以获利，修筑铁路，整顿商务，训练海军。现在试问：驱使那些只会写八股文、试帖诗、考据学和辞章之学的读书人，把上述各项事务托付给他们，他们能做到吗？

于是有人说：有同文馆、水师学堂等处的学生在。现在暂且不论这些学生是否真正学到了学问，试问：凭区区这些学生，来满足全国十八行省变法的需求，够用吗？人才匮乏断绝，各项事业全都荒废，这就是中国讲求新法三十年却一无所成，最终被一孔之见的守旧言论堵住嘴巴的原因。如今海内疆域如此广大，四万万人口如此众多，其中豪杰之士，聪明才智足以通晓这些学问的，大概也是有的。然而这些学问，不像考据辞章那样可以闭门苦读、罗列资料就能获得的。比如矿务，就必须游历各省，勘察矿质，广泛寻求各国开矿、分矿、炼矿的方法，大量购买机器仪器进行试验，尽数购买矿务书籍进行翻译，汇集万国所有的矿产进行比较。训练军队，就必须汇集万国的兵法书籍来阅读，汇集万国制造枪炮弹药、修筑营垒船舰的方法来学习。学习这些方法，又不能空手学习，必须游历那些国家，观看他们的操演，遍览各个工厂，考察他们的制造，大量陈列蒸汽机，熟悉其使用方式。其余各类学问，大体都与此类似。所以，如果没有价值三十七万两白银的天文台、价值三十五万两白银的千里镜，天文学就一定不精；如果不能环游地球，即使游历了，却不能遍及各国，各省府州县都有车马足迹，地理学就一定不精。试问：一个人的力量，能承担这些吗？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有一两个有志之士，却难以成就学问，难以学以致用，最终被废弃而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的原因。

那些西方人做学问，有一门学问就有一个学会。所以有农学会、矿学会、商学会、工学会、法学会、天学会、地学会、算学会、化学会、电学会、声学会、光学会、重学会、力学学会、水学会、热学会、医学会、动物学会、植物学会、教务会，乃至至于照相、绘画、浴室等琐碎之事，没有不设有学会的。加入学会的人，上自后妃王公，下至普通百姓，会员聚集多达数百万人，会费筹集多达数百万两白银。学会中有书籍以便翻阅，有器具以便试验，有报刊以便传播新技艺，有师友以便探讨疑难问题，所以学问没有不成功的，技术没有不精通的，新法层出不穷，供百姓使用，人才日益增多，成为国家的栋梁，因此能够富强冠绝五洲，文治超过夏商周三代。

如今印度五万里之广，五十年间，安然归于英国；广州之战，割让香港，开放口岸，举动声势浩大，天下震惊，却不知道这都是他们那里的商学会所为。通商以来，西方人领取护照，游历边疆内地各省，测绘地图，考察物产矿藏，年年都有；中国人怀疑他们是奸细，却没有办法禁止，完全不知道这都是他们那里的地学会所为。

所以西方国家对各个学会，尊重保护并奖赏资助，有时君主亲自莅临，以重视其事，有时拨出国库资金补贴，以助其成功。学会日益兴盛而学问日益进步，是有原因的。

如今想要振兴中国，在于广纳人才；想要广纳人才，在于兴办学会。各类学问的分会，不能一下子建立，就先设立总会。

设立学会之日：第一，陈述学会的利益，专门上奏皇帝，以安定众人的心；第二，建立孔子庙堂，将孔子牌位供奉在学会中央，以确立至尊的地位；第三，写信给中外达官贵人，让他们都捐输财物，以雄厚物力；第四，发函招揽海内志同道合的人，都让他们加入学会，以广纳异才；第五，照会各国学会，经常互通音讯，以扩大声望和气派；第六，发函告知寓居中国的西方人士，邀请他们加入学会，以借鉴他山之石；第七，咨询获取官方机构的各类书籍，全部提取副本，以备储藏；第八，尽数购买已翻译的西方书籍，收藏在学会中，以便借阅阅读；第九，挑选购买西方各类书籍，分门别类，以供翻译；第十，广泛翻译地球各国的报纸，散布到各省，以更新耳目；第十一，精心搜集中外地图，悬挂在学会大厅，以备浏览；第十二，大量陈列各种仪器，开设博物院，以辅助试验；第十三，编纂有用的书籍，大量印刷廉价出售，以开启风气；第十四，严格规定学会成员的功课，各自专攻一门，以勉励实学；第十五，选拔聪颖子弟，开设学堂，以培育人才；第十六，公派学成的学会成员，游历中外，以资助著述。

举国之大，却只有一个学会，那就像一只蚊子一只虻虫的辛劳一样微不足道。如今在四万万人中，忧虑天下、谋求自强的士人，无处没有，所以应当到处广泛设立分会。一省有一省的学会，一府有一府的学会，一州县有一州县的学会，一乡有一乡的学会，即使是几十人的小团体，几百两白银的微薄资金，也不妨碍它成为学会。积小成大，扩大并充实它，天下就没有不能成就学问的人了。

遵循这些去做，一年之后，豪杰

译杰集，三年各类学术机构便完备，九年社会风气便形成。想要振兴农学，农学会的人才就取之不尽；想要开发矿利，矿学会的人才就取之不尽；想要振兴工艺，工艺会的人才就取之不尽；想要振兴商务，商务会的人才就取之不尽；想要寻求外交人才，法学会的人才就取之不尽；想要整顿水陆军，兵学会的人才就取之不尽；想要制造新器械、推广新法，天文、算学、声学、光学、化学、电学等学会的人才就取之不尽。用来洗雪国耻，什么耻辱不能洗雪！用来整顿各项政务，什么政务不能成功！

译如果顺从纪昀的谬论，沿袭畏首畏尾的旧习，违背乐于群居的公理，甘愿承受无助的恶名，那么非洲、印度、突厥的覆辙，将在天地间不断重演。西方人难道有爱心吗？一根木头做柱子，无法抵御横流的洪水；佩戴玉饰发出声响，不能拯救急难。《诗经》说：“趁着天还没下雨，剥下桑树皮，修补好门窗。如今这些百姓，谁敢欺侮我？”唉！各位君子，不要等到风雨飘摇之时，才口舌疲惫而无人能救。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1896年8月9日）

战国时期国家的强弱，只在于其信息是否通达。血脉不通就会生病；学术不通就会浅陋；道路不通，所以秦地与越地看待彼此的肥瘦，漠不关心；言语不通，所以闽粤地区与中原地区，遥远得像异域一样。国家也是如此。上下不通，所以没有宣扬德政、传达民情的效果，而玩弄文法的官吏，趁机作恶；内外不通，所以没有知己知彼的能力，而守旧的儒生，便鼓动舌辩。中国遭受侮辱几十年，就是坐视这种状况造成的。

消除堵塞以求通达，方法不止一种，而报馆是其中的先导。没有耳目，没有喉舌，这就叫废疾。如今万国并立，就像邻居一样；中国境内，就像同室一样。邻居的事情，我们却不知道，甚至同室所做的事，也不互相询问，这就等于有耳目而没有耳目；上面有所措施，不能告知百姓，下面有所苦难，不能告诉君主，这就等于有喉舌而没有喉舌。那些有助于耳目、喉舌的作用，从而治愈天下废疾的，就是报馆的作用。

报馆在古代有依据吗？古代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饥饿的人歌唱他们的食物，劳累的人歌唱他们的劳作，派遣使者去采访，从乡传到邑，从邑传到国，从国传到天子，这就像是民报。

公卿大夫，宣扬君上的美德，评论政治，皇帝派遣使者，在江汉记录功勋，在斯干考察宫室，在駉马记录畜牧，君以此告知臣，上以此告知下，这就像是官报。

又如诵训掌管讲述地方志，以告知观察事物；掌管讲述地方邪恶，以告知禁忌，以了解地方风俗；外史掌管四方志，将书名传达到四方；撢人掌管诵读王旨，讲述国家政事，巡视天下邦国并告知他们。凡是用来宣扬上德、通达下情的，不只是记录叙述，还兼有职掌，所以君主可以坐在一室而知晓四海，士大夫可以诵读三百篇而知晓国政。夏商周三代兴盛强大，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西方的大报，记录议院的言论，记录国家财政的收支，记录人口的生死，记录地理的险要，记录民业的盈亏，记录学会的课程，记录物产的品类，记录邻国的举动，记录兵力的增减，记录律法的改变，记录自然科学的新理论，记录工艺的新发明。

其分类报纸，谈论政务的可阅读官报，谈论地理的可阅读地学报，谈论兵学的可阅读水陆军报，谈论农务的可阅读农学报，谈论商政的可阅读商会报，谈论医学的可阅读医报，谈论工务的可阅读工程报，谈论自然科学的可阅读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的报。有一门学问就有一种报，某门学问获得一个新义理，某报就多一条新闻，内容繁杂的用图表证明，事情深奥的列为表格，早上登上一张纸，晚上就传遍万国。因此，任职者没有隔阂蒙昧的忧虑，治学者得到观摩切磋的益处。还恐怕文义太深奥，不能人人都理解，所以有妇女报，有儿童报。其出报频率，有的季报，有的月报，有的半月报，有的旬报，有的七日报，有的五日报，有的三日报，有的两日报，有的每日报，有的半日报。

国家对报馆的保护，如同鸟爱护幼子；士民对阅读报章的喜爱，如同蚂蚁聚集在膻味处。阅读报纸越多的人，他越智慧；报馆越多的国家，它越强大。说：这是因为通达的缘故。

它对国事的益处如此，所以怀才抱德之士，有昨天做主笔今天做执政官的，也有早上罢免枢府职务晚上进入报馆的，他们主张国家大政，常常与政府互通声气。如俄土战争，德奥意联盟，五洲之人，无不仰首踮脚观看《泰晤士报》的议论，文章刚脱稿，电报已飞驰，其重视程度又如此。然而英国、德国、日本，对报馆有谗谤的法律，有惩罚的条款，那又是为什么呢？记载琐碎旧事，采访奇异传闻，不是齐东野语，就是秘辛杂事，闭门造车，信口开河，无补时艰，徒伤风化，这是弊病一；军事敌情，记载不实，仅凭市虎之口，不惩夕鸡之嫌，甚至揣摩众情，臆造诡说，海外已成劫灰，纸上犹登捷报，迷惑听闻，贻误大局，这是弊病二；臧否人物，论列近事，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兵，或颂扬权贵，作为攀附的阶梯，或指斥富豪，作为贿赂的左证，行为同无赖，道义违背善言，这是弊病三；执笔发论，没有本源，蹈袭陈言，抄袭浅说，或者才尽为忧，敷衍塞责，讨论轶闻，纪述游览，义无足取，言之无文，这是弊病四；或有译

译收录的范围稍显宽泛，言论足以供人观览，剔除秽杂芜乱的内容，颇为懂得体裁的要领，然而借以阐发宗派风尚，却不超出《郑志》的范围，虽然有益处在于断章取义，却难免有诗歌与乐调不协调的遗憾，这是第五个弊端。具备这些种种端绪，这种义理于是受到束缚，致使海内一两个自爱的人士，反而把报馆视为害虫，把报章看作妖言，古道的义理不能施行，良好的制度导致弊端。唉，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吗！

译如今若在中国设立报纸，想要恢复西方报纸那种宏大的格局，其情势是做不到的。西方国家的议院议定一件事，就公布给大众，让报馆的人进入院内拿着笔记录；中国却对此讳莫如深，中枢机构的举动，真相无人知晓，更不用说外人了。西方国家的人口、物产、民生职业、商业账册，每天都有记录，翻开卷册清晰明了，抄录副本印成报纸，与众人共同知晓；中国则百姓家庭、六畜饲养，没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州县官员虽然亲近百姓，对于所辖地区的民众、物产、产业，也无法全面了解，更不用说朝廷了。西方国家在格致（科学）、制造等专门领域，有官办的学校，有士人设立的学会，讲求研究、观摩交流，新法层出不穷，所以迅速刊登在报章上，以先睹为快；中国则稍微讲求这些学问的人，已经像凤毛麟角一样稀少，哪里会有专精其业、精通其法、并创造出新制度的人呢。由于这几个原因，西方报纸的优点，都不是我们所能拥有的。那么报纸的体例应当如何呢？回答说：广泛翻译五大洲的近事，那么读者就能知道全球的大局，以及各国强盛或衰亡的原因，从而不至于像夜郎自大那样，坐在枯井里议论天地；详细记录各省的新政，那么读者就能知道新法确实有利益，以及办事人的艰难筹划，和其宗旨所在，从而阻挠的人或许会减少；广泛搜集外交交涉的重要案件，那么读者就能知道国家体制不确立，受人轻慢侮辱，法律不讲求，被人愚弄，从而可以振奋精神学习新学，思考洗刷前耻；附带刊登政治、学术技艺的重要书籍，那么读者就能知道一切实学的源流门径，以及日新月异的变化，从而不至于抱着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空虚而自大。按照这个原则实行，等待一段时间，风气逐渐开通，各种废弛的事业逐渐兴起，国家体制逐渐确立，人才逐渐涌现，十年以后，报馆的规模，也可以逐渐完备了。

唉！中国的邸报兴起于西方报纸尚未流行之前，然而历经数百年未曾推广。通商口岸开辟后，沿袭旧事，弊端滋多；劝善讽恶，补益极少；社会动荡日益加剧，昏暗蒙昧依然如故；喉舌不通，病症波及心腹。虽然像蚊虻那样微薄之力，不足以背负大山；但像精卫鸟那样的心志，未曾忘记填海。向上遵循不违背大夫道义的原则，向下附合庶人在市井进谏的条例；私下怀着救火却不敢趋赴的愚昧，被迫做出大声疾呼的举动；被了解或被定罪，全凭当权者的意愿。如果听者不体谅，视之为诽谤之言，摧残萌芽，折断嫩枝，那还有什么希望呢？

或许也有人同舟共济、共患难，念及我孤愤的情怀，提倡保护，以成就我这点微薄的心愿，那么顾亭林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罢了。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1896年10月27日）

古代圣王治理天下是出于公心，所以致力于处理政务；后世治理天下是出于私心，所以各自防范弊端。致力于处理政务的人，虽然不免有小弊端，但利益所在，常常足以掩盖弊端；致力于防范弊端的人，一个弊端未消除，百个弊端已兴起，如同修补漏水的屋子，越补越漏，如同修补破旧的僧衣，越补越破。致力于处理政务的人，用得其人则天下大治，用不得其人则天下大乱；致力于防范弊端的人，用不得其人则弊端更多，即使用得其人，事情也治理不好。从秦朝到明朝，将近两千年，法令禁令日益严密，政治教化日益衰败，君主权力日益尊崇，国家威望日益受损。上自各级官员，下自亿万百姓，游荡在文字罗网之中，习惯并安于其中，顺从并受其困扰，静止而不能行动，愚昧而不能明智。历代的民贼，自以为得计，变本加厉地推行？等到最终，有两种不受节制、超出防范范围的事情：一是夷狄，二是流寇。这两者一起，如同热水浇雪，于是导致灭亡。于是，过去用来防范别人的，恰恰成了自我败坏的工具。

梁启超说：我曾经阅读史书，鉴察古今成败兴废的痕迹，没有不忧伤悲痛的。古代长官有辅佐没有副手，所以能尽其权力，专其责任，容易考核政绩。（《王制》、《公羊传》、《春秋繁露》所记载的官制，没有不是这样的，只有《周礼》说建立正职，设立副职，所以既有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又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马、小司寇、小司空。凡是正职都是卿一人，凡是副职都是中大夫二人，这是现在制度中一个尚书、两个侍郎的来源。《周礼》是伪书，误导了万世。）

汉代九卿，还沿袭这个制度。（汉、晋之间太常等官尚且没有少卿，北魏太和十五年才开始有。）后世害怕一部之事，一人独揽大权，于是既有尚书，又有侍郎，再加上管部，计算一部有长官七人，人人无权，人人无责。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不互相掣肘，就互相推诿，没有一件事能办成。古代大国方圆百里，小国方圆五十里，各自亲近其民，而上统于天子，诸侯所治理的地方，就像现在的县令而已。汉代还用郡统领县，而郡守直接通达天子。后世害怕亲近百姓的官员权力过重，于是设置监司来防范他们；又担心监司专权，设置巡抚、巡按等来防范他们；又担心抚、按专权，设置节制、总督来防范他们。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守令竭尽心力来奉承长官，还害怕不得当，无暇顾及民事；榨取万民的脂膏，作为长官的贿赂，虽然残害百姓但职位却稳固了。

古代任用官员，各自举荐他们所了解的人

译对内不回避亲属，对外不回避仇敌。汉、魏之间，还保留着这种精神，所以左雄在尚书台任职时，天下人称颂朝廷用人得当；毛玠、崔琰担任东曹掾时，士人们都磨砺自己的名声和节操。

译后世担心选拔人才时出现请托，吏部徇私舞弊，于是崔亮、裴光庭制定了按年资资历选人的制度，孙丕扬制定了抽签选人的制度。防范确实严密了，但是奇才不能进用，庸才不能淘汰，那么考核政绩的制度就废弛了；不根据人的特点选择适合的职位，也不根据职位的需要选择合适的人，那么吏治就败坏了。古代的地方官员，全部任用本地人，《周礼》、《管子》、《国语》对此都有详细记载。汉代郡县的属官和尉，都由本地人担任，《京房传》记载：京房担任魏郡太守，自己请求允许任用其他郡的人，由此可知汉代属官没有不任用本郡人的，京房的这个请求，乃是打破常规。这是为了让耳目相近，督察容易得力。

后世担心他们舞弊，于是隋朝改革选举制度，全部任用其他郡的人，然而还是南人选拔南人，北人选拔北人。

（宋政和六年诏令，知县注选，即使距离很远，也不超过三十驿。三十驿，就是九百里。）明朝的君主和宰相，认为这还不够，于是创立了南北互相选拔的制度。防范确实严密了，但是赴任的人，动不动就要走几千里，必须借债，才能到任，不贪污就无法生存。不熟悉当地风俗，语言难以听懂，政权所依赖的，大多在狡猾的胥吏手中，而官员成了挂名的傀儡。古代公卿，自己设置室老，汉代三府，开门招纳士人，九卿、三辅、郡国，都自己任命属吏，顾炎武《日知录》说：鲍宣担任豫州牧，郭钦上奏他举措烦琐苛刻，代替二千石任命属吏。由此可知任命属吏是二千石的职责，州牧代替他，尚且被认为是烦琐苛刻。现在由天子代替他们，难道合适吗？事务繁杂而职责不能履行。这是为了让臂指相互驱使，情义相通。后世担心他们结党营私、收买人心，于是所有命官以上，都由吏部任命。防范确实严密了，但是长官和佐官不熟悉，耳目不真实，有时长官有善政，却无法推行，有时小吏有奇才，却不能自我表现。古代用人都在职位上长久任职，封建世袭的卿大夫不用说，其余的普通官员，有的一个职位终身担任，并且传给子孙。

直到汉代，还保留这种意思，所以守令称职的，用玺书褒奖勉励，有的连升九级到九卿，最终也不调动他的职位，这是让他熟悉当地情况，从而完成他的功业。后世担心他们任职久了产生弊端，于是制定了几年一任的制度，又频繁调动，适合在南方的让他去北方，懂礼法的让他掌管刑法。防范确实严密了，但是有时想办一件事，没完成就离任了，那么这件事就废弛了；每换一任，必须经营多年，才再办一件事，事情没完成就离任，像当初一样，所以人人不能任事。而那些盘踞不去，世代从事这一行的，却是胥吏，那么吏有权而官无权。古代国家有大事，与庶民商议，汉代也有议郎、议大夫、博士、议曹，不隶属具体事务，不值班，以下士的身份议论国政，我另有《古议院考》。这是为了沟通下情，巩固国家根本。后世担心百姓讥讽自己，蔑视这种制度，废除这些官职。防范确实严密了，但是上下隔绝，民气散漫软弱，外患一到，没有人能挽救。古代三公坐而论道，他们的权力重大，他们的地位尊严。（三公指一相、二伯。）汉代制度丞相用人行政，无所不统，大概君主是世袭的，而宰相是传贤的，用宰相行政，用来补救家天下制度的困境。后世担心他们专权对抗君主，逐渐收回他们的权力归给尚书，逐渐收回归给中书，归给侍中，归给内阁；逐渐改变他们的名称为尚书令，为侍中，为左右仆射，中书侍郎，门下侍郎，为平章政事同三品，为大学士；逐渐增加他们的人数为二人，为四人，乃至十人；逐渐设立他们的副职为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为协办大学士。他们的地位日益卑微，他们的权力日益分散，于是宰相就成了天子的私人。防范确实严密了，但是政令没有出处，官员充斥朝廷，只是供人画诺，推诿拖延，百事杂乱。古代科举都出自学校，教育他们就是老师，任用他们就是君主，汉、晋以后，还采纳虚名声望。后世担心士人沽名钓誉，官员徇私舞弊，于是用帖括诗赋来禁锢他们，进而锁院，搜检，糊名，誊录，回避。至于试官，本来是天子近侍亲信的臣子，在朝廷亲自考试，然后派出的，但是命令一下，就严密封锁他们的住宅；所到之处，严密封锁他们的寓所；出行时，严密封锁他们的舟车，像囚禁重犯一样。防范确实严密了，但是暗中摸索，像探筹赌戏，驱使人们不学习，引导人们无耻，而关节请托的弊端，终究没有断绝。古代的学者，以文章会友；师儒的官员，以道义得民心。后世担心他们聚集众人而持清议，于是警告会党的罪名，严禁讲学。防范确实严密了，但是儒生不谈道，独自学习孤陋寡闻，人才凋零，士气不昌盛，只是让无忌惮的小人，借这个名义陷害君子，作为一网打尽的计策。古代疑难案件，广泛与众人共同商议，悬挂法律在象魏，百姓都阅读它，这是为了让百姓知道而不犯法，冤屈得以伸张。后世担心百姓狡辩抵赖，端坐大堂以震慑他们，陈列榜文以胁迫他们。

防范确实严密了，但是刁悍豪强更加借此吓唬小民，善良软弱的人常常因此丧命，狡猾的胥吏附会案例，上下其手，冤气充塞，而不能救正。

译古代天子按时巡视，与百姓交往，君主对于臣下，即使地位低微也会回拜。汉代丞相拜见天子，天子在座位上会起身，在车舆上会下车，郡县的小吏，也常能得以召见。后世恐怕天恩与下泽的界限不够严整，于是深宫重重紧闭，不是执政大臣就无法得见天子。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生长在深宫之中，听不到外面的事情，见到贤良士大夫的时候少，亲近宦官宫妾的时候多，那么君主的德行必定昏乱。上下隔绝孤立，君主看待臣下如同犬马，臣下看待君主如同路人。所有各项政务，没有不与此类似的，即使更换几个仆从，也全都难以做到。

译漫长的两千年间，纷繁的十几个姓氏更迭，出谋划策的大臣比比皆是，记载典章制度的书籍堆满屋栋，探究其立法的根本，都不出这防范弊端的一念。错误的观念流传下来，竟成了通行的道理，把缜密谨慎、安分守己当作美德，把热心做事、追求功业当作恶行，圆滑苟且的人被认为有功，刚直方正的人必定遭到缺陷，做官的人把保住俸禄和地位作为第一要义，做学问的人把约束自身、洁身自好作为第一流。根本的大道既然已经颠倒，末节也随之败坏，所以谈到开辟铁路，一定说恐怕妨碍舟船车辆的利益；谈到兴办机器，一定说恐怕夺取平民百姓的生计；谈到振兴商务，一定说恐怕败坏淳朴的风气；谈到设立学会，一定说恐怕诱导结党营私的习气；谈到改革科举，一定说恐怕打开浮躁进取的门路；谈到铸造纸币，一定说恐怕重蹈宋、元的覆辙；谈到开采矿产，一定说恐怕成为晚明的延续；谈到改变武科，一定说恐怕百姓携带兵器作乱；谈到减轻刑罚，一定说恐怕百姓轻视法纪而惹事。因为这一种念头，各项事业都无法开展。

这就好比忧惧的病，自己惊吓自己，以至于废寝忘食；又好比痿痹的病，不痛不痒，僵卧在床上，等待死期。难道不奇怪吗？难道不令人悲伤吗？

防范弊端的心思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回答说：产生于自私。请让我谈谈公与私的道理。西方的学说认为：人人都有自主的权利。

什么是自主的权利？各自尽到自己应当做的事，各自得到自己应有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公的了，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防范弊端的人想要让统治的人有权力，而被统治的人没有权力，收回人人自主的权利，而归于一个人，所以说是私。虽然如此，权力是兼管事务和利益而言的。假使一个人能够承担天下人应当做的事，那么就让一个人独享天下人应当得到的利益，君子也不认为过分。先王知道这是做不到的，所以说：“不担心财富少，而担心分配不均。”又说：“君子有推己及人的道理，说的是公的美德。”土地是由人积累而成的，国家是由权力确立的，所以拥有完整权力的国家强大，权力残缺的国家遭殃，没有权力的国家灭亡。什么是完整权力？国人各自行使他们固有的权力；什么是权力残缺？国人中有的有权力，有的不能拥有自己的权力；什么是没有权力？不知道权力在哪里。没有权力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回答说：起初，想要用一个人来夺取众人的权力，然而众人权力的繁杂和巨大，不是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承担的，既然不能承担，那么他的权力就会糜烂消散，最终不能自己拥有。虽然如此，从前众人失去的权力，也不能像原来那样恢复了，于是乎不知道权力在哪里。所以防范弊端的人，开始于争夺权力，最终于推让权力。什么是推让权力？天下有事，上报给天子，天子说讨论后上报，这是把权力推让给部院；部院讨论认可，发文给地方长官，这是把权力推让给督抚；督抚颁布给所属部门，这是把权力推让给州县；州县下达给官吏，这是把权力推让给吏胥。

一部的事，尚书、侍郎互相推让；一省的事，总督、巡抚互相推让；一君的事，君主和国民互相推让。争夺固然不可以，推让也不可以。争夺者损害别人的权力，推让者损害自己的权力。争夺者占一半而推让者占一半，这就叫权力残缺；全国都推让，这就叫没有权力。自私到了极点，以至于没有权力。

那么防范弊端有什么用呢？我请用一句话概括它：因为怕噎住而废掉吃饭的人必定死亡，因为防范弊端而废掉做事的人必定灭亡！

论君主政治与民众政治相互更替的道理

（1897年10月6日）

《春秋》提出的三世义理真是博大啊。治理天下的人有三个时代：一是多君执政的时代，二是一君执政的时代，三是民众执政的时代。多君时代的区别又有两种：一是酋长的时代，二是封建及世卿的时代。

一君时代的区别又有两种：一是君主的时代，二是君民共主的时代。民众时代的区别也有两种：一是有总统的时代，二是无总统的时代。多君，是据乱世的政体；一君，是升平世的政体；民众，是太平世的政体。

这三世六种区别，与地球自从有人类以来的年限有相关的道理，没有到那个时代，不能超越它；已经到了那个时代，不能阻止它。

酋长的时代，起源于什么呢？人类最初战胜万物，然而没有车马舟船的便利，一座山、一条河、一片林、一个沼泽的阻隔，就不能相通。于是乎截然划分为一个国家，那些狡猾的人或者强壮有力的人就随之统治他们。所以老子说：“古代邻国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互相听到，他们的百姓老死不相往来。”大禹在涂山会合诸侯，拿着玉帛的有一万个国家。那禹统治的区域之大，还没有达到今天的一半，而国家有一万个，这大概是酋长的时代。现在的蒙古、回疆、苗族、黎族、生番、土司、非洲、南洋、美洲、澳洲的土著人，都是我们夏后氏以前的世界。凡是酋长的时代，战斗最多，为什么呢？因为地域隔绝，所以百姓不互相熟悉，而感情不互相亲近，加上凡是有血气的，都有争心，所以互相残杀没有停止的时候。

封建时代既然有一个天子来统率众多诸侯了，却仍然称为多君，为什么呢？

封建，是天子和诸侯都占据土地而治理，有不纯臣的意义（见《公羊》何注），从《周

译《礼》只治理王畿以内，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自为政，由此可以看见封建时代的世俗状况了。

译那时诸侯与天子都拥有无限的权力，所以称为“多君”。封建制度下的诸侯也不过是大的酋长罢了，他们互相残杀也很惨烈，战争也很多。

世卿制度也称为“多君”，为什么呢？《礼记·丧服》传中说：“公、士、大夫的众多臣属为他们的主人服丧。”传文说：“‘君’指的是拥有封地的人。”大概古代凡是拥有采邑的人都称为君，而在其封邑任职、居住并隶属于其地的人，都成为他的臣民。君主对待他们，也拥有无限的权力，所以也称为“多君”。世卿的国家，也多发生战斗，比如鲁国的季孙氏、郈氏，晋国的韩、魏、范、中行氏，都是这样。所以世卿也可以称为小封建。

凡是多君的时代，百姓都极其痛苦，争城夺地，因战争而糜烂不堪，这不用说了。那些做君主的，又必定穷奢极欲、残暴无度，赋税的苛刻，徭役的劳苦，刑罚的严酷，都令人难以置信。

看看汉朝的诸侯王，以及现在的土司，还可以大概了解这种情况。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拯救百姓，所以确立了“大一统”和“讥讽世卿”这两个大义，这两者，是用来将多君变为一个君主的。

将多君变为一个君主，称为小康。从前秦、楚、吴、越互相仇视杀戮，流血的人，不知有几千万，请问现在有陕西人和湖南人争强，江苏人和浙江人结怨的吗？没有。从前互相仇视杀戮的，都是两方的君主造成的，如果没有君主，没有国家，重新归于统一，就能让百姓休养生息，这就是大一统的功效。在世卿的时代，如果不是贵族后裔，就不能担任卿、孤等高官，既然讥讽世卿，就设立选举制度，只要通晓经义、品行端正，即使是贫寒之士，也可以参与天下大事，这样贤才众多，天下大事有所依靠，这就是讥讽世卿的功效。

虽然如此，在变革的时候，大概也是很难的。秦汉以后，奉行《春秋》作为经世致用的学问，也已经实现了大一统。

然而汉初有吴楚七国之乱，汉末有州牧之乱，晋朝有八王之乱，唐朝有藩镇之乱，乃至明朝有燕王朱棣和宁王朱宸濠之乱，这种祸害还没有停止。过了两千年，直到我们清朝，规定宗室从亲王以下到奉恩将军共九等，功臣从一等公以下到恩骑尉共二十六等，全都采用汉朝关内侯的制度，不分封土地，不分割百姓，于是封建的多君制度才开始废除。汉朝虽然确立了选举制度，但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寒门与贵族界限分明，这还略微带有世卿的意思。虽然如此，我们中国两千年免于多君之害，已经很多了，这都是得益于素王（孔子）的恩赐。凡是将多君变为一个君主的国家，必定迅速强大。从前美国有三十七个邦，德国有二十五个邦，意大利有二十四个邦，日本有九十二个诸侯，当它们没有合并时，这几个国家都不能在地球上自立；当它们合并后，就各自在三大洲称雄。为什么呢？因为它们过去正疲敝百姓，忙于互相争斗，自毁元气，消耗财力，以满足各自君主的私欲；合并为一个君主，就免除了这种灾难，这就是一个君主时代之所以称为小康的原因。可惜各国采用《春秋》大义太晚，百年前的糜烂局面，实在令人哀叹。

世卿的多君制度，地球各国，除了中国以外，很少有能改变的。日本受毒害最久，藤原氏以后，政权下移，大将军和诸侯王的权力，超过天皇，直到明治维新，经历了一千多年，才终于革除。现在俄罗斯的皇族，世代占据要职；英国的世袭贵族，主持上议院；乃至法国已经实行民政，但前朝的爵位后裔，仍然暗中窥探，逐渐转移国家权力；可见变革之难啊！

封建世卿与奴隶制度，事情是相互关联的。将天下的土地分给诸侯，那么凡居住在那里的，都不敢不做臣子；将天下的田地聚集在贵族手中，那么凡耕种那些田地的，都不敢不做奴隶。所以多君的时代，百姓必定分为几个等级，而奴隶遍布天下。孔子的制度，则是从天子以外，士、农、工、商（天子的嫡长子也属于士），编为四民，每人授予百亩土地，都能自主。六经中没有提到奴隶，（《周礼》中有提到，但不是孔子所定的制度。）

汉朝多次下诏释放奴婢，是实行孔子的制度。

后世不再讨论这个议题，直到今天满蒙还有包衣望族，达官贵人还有世袭仆人，大概还是多君时代的旧习。

西方则俄罗斯的田地，还全都归贵族掌管；法国的田地，全是教士和世袭贵族的公产。凡是平民想要耕种的，不得不租种他们的田地，而租种田地的人，不得不为他们服役。其余各国，也多类似这样。日本将人分为几个等级的风气尤其盛行，甚至有秽多、非人等名号，凡列入这些类别的，不被视为人类。而南北美洲甚至因为贩卖奴隶一事，战争持续了将近十年。这些都是多君时代的弊政，现在大概将要全部革除了。这也是《春秋》施行于蛮夷地区的一个方面。

（我另有“孔制禁用奴婢考”。）欧洲自希腊列国时期就有议政院，议论的人认为就是现在的民政。然而我私下怀疑这一点。他们的议政院，都是由王族世袭贵族主持事务，像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晋国的六卿，楚国的屈、景二氏，父子兄弟，世代占据要职，相继相

译也就到此为止了。至于平民百姓，岂止是不能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甚至被视作奴隶，整个家族都不能获得官籍。这种政治状况，说君主没有权力是可以的，说百姓拥有权力则是不可以的，这实际上是一个世袭贵族众多、君主分散的世界。

译推想当时的制度，大概像英国现在的上议院，而不像英国现在的下议院。周厉王无道，被流放到彘地，于是由共和行政；滕文公实行三年的丧礼，而父兄百官都不高兴，这实际上是上议院的制度，不能称之为民政。如果说这是民政，那么我们清朝在天聪、崇德年间，八位贝勒并坐商议政事，难道也能称之为民政吗？

俄国史书称俄国原本有议事会，由贵族主持，很有权势，各种事情都可以斟酌决定。一千六百九十九年，彼得大帝废除了它，改立新会，增减其规制，使权力操于自己手中（见《俄史辑译》卷二）。俄国的旧会，大概还像希腊、罗马各国的议院，还是多君主的政治。俄国由多君主变为一君主，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

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由简单发展到繁复，由质朴发展到文明，由恶发展到善，有固定的等级，有固定的时间，就像地质学中各层的石头，它们的次序不能混乱。现在说在中国多君主的时代，国家已经有了民政，既然有了民政，却又很快退回到君主政治，这于公理不顺，通晓几何学的人，一定能辨别出来。

严复说：欧洲的政治制度，向来分为三种：叫作满那弃的，是一君主治理百姓的制度；叫作巫理斯托格拉时的，是世族贵人共和的制度；叫作德谟格拉时的，是国民执政的制度。德谟格拉时，又名公产，又名合众，在希腊、罗马两国的史书中，清清楚楚可以查考，与前两种制度交替兴衰。虽然那时的法制不像现在这样美好完备，但确实是后来民治的源头。

而且天演的事情，始于胚胎，终于成体，西方有今天的民主，那么在夏、商时代就含有种子作为起点；而专行君主政治的国家，即使演化亿万年，也不能由君主政治进入民治。

你的话不太恰当。

梁启超说：我既然没能阅读西方书籍，事事依赖翻译，那么对于西方历史所了解到的就很浅薄了。至于他所怀疑的，则是根据虚理比例来推测，认为那个国家既然能实行民政，必定是百姓的智慧很开化，百姓的力量很雄厚，既然使一国的百姓都智慧了，都强大了，那么必定不会再退回到君主专制的道理，这就像金刚石层之下，不可能再有煤层，煤层之下，不可能再有人迹层一样。至于希腊、罗马两国的历史，所称说的或许还像火山地震喷出的石汁，而加在地层之上，那么不是我所敢知道的，但我终究怀疑那是偶然的事情，而且不是整体，所以代兰得常常能夺取它，（西方史书称借民权之名来夺取君位的人，叫作代兰得。）

它与现在的民政大概相差很远。至于怀疑西方有胚胎，而东方没有起点，这大概不对吧。

日本是两千年一君主治理的国家，它的君权之重，超过我国，而今天民义的伸张，不亚于英国、德国，那么民政不必等待数千年前的起点是显而易见的。大概地球的运转，将进入太平盛世，本来不是西方所能独占，也不是东方所能避免，我知道不到百年，将举五洲而全都顺从民意，而我们中国，也未必能独立而不改变，这也是事理无可奈何的。

世上贤明智慧太过的人，或许怀疑孔子何必说小康，这是大错特错了。凡是由多君主的政治进入民政的，其间必须经过一君主的政治，才能到达。不同的是，西方人多君主的运势长，一君主的运势短；中国则多君主的运势短，一君主的运势长。（这是就三千年内而言的。）至于从今以后，同归于民政，所谓最终成功是一样的。这就像佛法有顿悟有渐修，而同一法门。至于我们中国奉行一君主的制度，而使两千年来杀机少于西方国家的，那么小康的功德无数了，这是孔子确立三世的微意。

问今天的美国、法国，可以算是太平了吗？回答说：不，怎么可以！今天的天下，从美国、法国等国家来说，可以称为民政的时代；从中国、俄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来说，可以称为一君主的时代；然而合全局来说，则仍然是多君主的时代而已。各自私有其国，各自私有其种族，各自私有其土地，各自私有其物产，各自私有其工匠，各自私有其商人，各自私有其财富，财政的额度，一半充作养兵，全国的百姓，全都隶属军队，互相窥视，互相仇视，龙蛇起陆，杀机正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冤亲谁问？唉，五洲万国，简直是一个大酋长的世界啊！《春秋》说：“没有比尧舜知道君子更快乐的了。”《易经》说：“见群龙无首吉。”

这大概是为千百年以后的天下说的吧？

说动

（1898年2月11日）

合声、光、热、电、风、云、雨、露、霜、雪，摩擦激荡，而形成地球，叫作动力；合地球与金、水、火、木、土、天王、海王以及无数小行星、无数彗星，绕太阳快速旋转，互相吸引，而形成世界，叫作动力；合这个世界中的太阳，统领行星与月亮，绕昴星快速旋转，凡得恒河沙

译那些星辰构成天河中的星圈，相互吸引，从而形成大千世界，这称为动力；将这个大千世界中昴星绕日运行，连同行星、月亮，乃至天河中的星圈，又各自有所环绕而快速旋转，数量多得如同恒河沙数，像星团、星林、星云、星气等，相互吸纳气息，相互吸引，从而形成一个世界海，这也称为动力。假如太空中没有这种动力，那么世界海就会毁灭，而我们所在的八颗行星绕日运行的这个世界，不知早已毁坏多少千万年了。由此说来，没有事物是不具备动力的，没有动力是不根源于那数以百千万亿恒河沙数计的世界自然公理的，而电、热、声、光，尤其用来贯通那无量无边的动力以发挥其功用。

译小到人体，血液、神经、灵魂，其内在机制的精妙，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否则就会变成聋哑、麻木瘫痪，身体随之僵硬。再小到一滴水、一粒微尘，无不有万千微生物在其中浮动，否则空气就会因此失去灵性。因为运动就能通达，通达就能体现仁爱，有了仁爱，所有痛痒相关的事情，自然不能像秦越两地的人那样对彼此的肥瘦漠不关心，而必定会思考如何震荡它、疏通它，使其不断更新不止。这就是动力的根源。

谭嗣同说：“日日更新的本源在哪里？回答说：不过是‘以太’的发动机制罢了。”“王船山是深研《易经》的人，对于带有‘雷’卦的卦象，解说必定更加精微深入。屯卦之所以充满充盈，豫卦之所以奋发，大壮卦之所以强盛，无妄卦之所以没有虚妄，复卦之所以显现天心，震卦之所以不丧失匕鬯（祭祀用的酒器）而再次陷入泥泞，没有不是由于‘动’的缘故。”因此，“君子的学问，恒常在于运动。吉凶悔吝，都取决于运动。《易经》抑制阴而扶持阳，那么柔弱的阴与刚健的动是不同的。”

可悲啊，有老子这样的人出现，“主张静而告诫动，主张柔而告诫刚，乡野的读书人，供给稀粥，观察难养的豚肉，以此养育子孙，用来自我满足并苟且呼吸生存，这固然是技艺高超的方法了。哪里知道天子用这种方法，士大夫用这种方法，诸侯王也用这种方法，最终使得数千年来形成了看似忠信、看似廉洁，毫无瑕疵的乡愿天下。谈论学术就说宁静，谈论治国之术就说安静。处理事情不考虑是非，首先禁止变革；‘浮躁妄为、喜欢多事’的名声树立起来，各种事务从此废弛了。用人不问贤能与否，而多方压制，‘少年意气’的议论兴起，掌握权柄的都是老朽之人。陈述意见的人，被称作希望恩泽；考核功绩的人，被称作显露才华、抬高自己。既然用糊名（匿名）的方式来选拔，却又限制其途径；既然用资历来任用，却又严格其等级。财政上害怕开辟利源，军事上不崇尚朝气。”

“他们早晚孜孜不倦所做的，不过是每天压制四万万人的动力，以形成一种固定不变的乡愿格式。”悲哀啊！那些西方人哀叹我“中国死于静”，说：“这是不痛不痒、顽固迟钝、不知羞耻的人。”梁启超说：不通达就会堵塞，不前进就会后退，从古至今、中外之间，没有可以划定中道而止步的道理。孔子对颜渊说：“我只见他前进，没见他停止。”又说：“流逝的时光像这河水一样，日夜不停。”曾子说：“把仁作为自己的责任，到死才停止。”这些都是圣贤拯救世界、度化众生的宏大愿力，日日更新不止，所以悲悯。他们运动的心志，忙碌不安，足迹遍布九州。他们运动的痕迹，与那种柔静无为的宗旨相比，大概有大小乘的区别。即使是佛教的教化，众人把佛、老一并诋毁。然而其精义所在，说是威力，说是奋迅，说是勇猛，说是大无畏，说是大雄，概括这几个含义，甚至取象于狮子。而对于柔静无为者，则斥为顽空、断灭、九十六种外道。即使他们所说的静的主旨，也不过是为了完善运动，从而普遍度化众生，与《大学》中以静生虑、太极中以静根动，是同样的智慧与勇力。

而且即静即动，本来没有对立的名称可以界定。杨朱是阐述老子思想的人，他的意思专门主张为我。孔子告诫不要自私，而杨朱主张为我，这是仁与不仁的分界线。然而今天天下人营营役役于科举科目，孜孜不倦于权利，在国土被瓜分之日，不过是一个“我”字横亘胸臆。而对于一两个任侠之士，想要联合大群，联结大力，怀着血泪孤心，商议改革各种政务，以拯救时局艰难，则必定以喜欢多事来诋毁他们，以曲解利益来维护守旧不变的私心。这真是老子和杨朱的嫡传，孔孟的害虫，佛教的罪人，充分施展柔静的祸害，足以残害种族、毁灭世界了。可以叹息痛恨的，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唐才常说：“西方人凭借动力横绝五洲。通商传教，寻找土地播种，这是粗浅的迹象。他们政治学问的精进不止，迅速超过升平盛世。没有什么可恐惧的，没有什么可惊骇的，这是上天日日更新地球运行的规律，从而激发出我们中国的动力。”梁启超说：这固然如此，但就我所看到的中国而言，别说精深的，连粗浅的也得不到。为什么呢？科举不改变，士人想要运动，却被平庸浅陋的时文束缚；铁路不修建，商人想要运动，却被淹滞迂回的舟车束缚；机器不兴起，工人想要运动，却被笨拙粗疏的刀锯束缚；电气化不讲求，农民想要运动，却被勤苦胼胝的耒耜束缚。生一个人就给他一个束缚，束缚一个人就防止一种弊端。所以我听到西方人的话，认为中国防止弊端的方法，极其精密，即使他们千思万虑，也不能达到这种境地。他们的意思似乎有所讽刺，似乎自苦于民智难以控制，反而羡慕我们中国。所以法国在越南，仍然用越南的法律治理它；俄国在朝鲜，仍然用朝鲜的法律治理它。

他们并非喜爱越南、朝鲜，而是暗中使用我们中国防止百姓的旧智慧，束缚他们使其不产生动力。虽然如此，我特别奇怪我们四万万人被士农工商的旧法束缚。提起他们的耳朵使他们聪明，用力打开他们的门闩使他们解脱，他们却必定脸色愤怒，

译众人惊骇哗然，认为我安于束缚，为何要解脱我的手脚，打破我的牢笼呢？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事情一旦涉及求新，就会产生阻力，法度图谋稍有改变，必然招致诸多业障。凡是那些少年意气、妄图变革、沽名钓誉等言论，都不惜加以钳制，使海内豪侠任气之士一同归于消亡。老杨柔静是我的门徒，可以像尸体一样静居以养望，坐享老成持重的美名。唉！以全球极热、极涨、极速来更新其动力，而我们的士大夫却粉饰墙壁，坐在漆室之中，丧失灵魂，只剩躯壳，悠悠忽忽度过一年。用正比例来推算，谁生谁灭？谁存谁亡？不待智者便可知晓。

译如今看那些鸟，大鹏鸟盘旋九万里高空，乘着旋风向上飞；凤凰吞吐云霞、吸饮露水，栖息在云霄之外；而鷃雀却终身被困在篱笆之中，成为弓箭和网罗的猎物。如今看那些兽，麒麟和驺虞，往来于开通教化的国家，以彰显仁德；狮子、大象和狻猊，纵横于万壑之间，使虎豹畏惧臣服；而羊和猪却终身蜷缩在圈栏里，供人宰杀捆绑。那么，有动力与没有动力的存在与消亡，可以用一句话来决断了。我又听公理学家说：凡是生物生存的道理，其动力大而快的，劣等种族可以进化为优良种族；其动力小而迟缓或没有动力的，就会由文明人沦为土著、猿猴，直至生理灭绝。起初我不以为然，后来观察到獞、猁、猓、猺等族，他们饮食起居，与猿猴没有区别；他们柔顺安静、无为，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他们距离生理灭绝还有多远呢？那么，怎么忍心让我们党中聪明杰出的人士，天天被压制得柔顺、安静、愚昧，而不毅然以慈悲的愿力，去震荡他们的脑筋呢？

如今压力的沉重，必定从独揽君权开始；动力的产生，必定从参用民权开始。

虽然如此，我看罗马的衰败，教皇倚仗权力的私欲，残害平等的道义，宗旨荡然无存，于是路德的动便产生了；法国世家势力的横行，残酷虐待平民，惨无人道，于是拿破仑的动力产生了；英国人苛捐杂税，美国百姓疲惫不堪，于是华盛顿的动力产生了；日本大将军专权，君统和民统，危如累卵，于是各藩烈士的动力产生了。这是以压力产生动力的，事情看似相反，实则相互依存。至于中国却不是这样，压力的沉重，已经不如从前的欧美和日本，而柔顺安静、无为的毒害，已经深深侵入人心，于是压力和动力，逐渐消解到两者都没有，从而形成了今天既无君权、又无民权的世界。所以想要收回君权，必须像彼得大帝、睦仁天皇那样降低尊贵身份才可以；想要参用民权，必须像德国、意大利、希腊那样联合民众议会才可以。而且尤其必须先废除愚弄百姓、柔化百姓的科举科目，首先奖赏多事、好事的豪杰，广泛网罗隐居山野、勇敢任侠的志士仁人，以激发成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那种愤世嫉俗、不惜身命的精神，以及俾斯麦那种艰难处置的魄力，然后动力的产生、国权的巩固，才可以谈论。

论湖南应办之事

（1898年4月5日—4月7日）

现在谋划中国的人，必定说兴办民权。兴办民权固然不错，然而民权不是朝夕之间就能成就的。权力产生于智慧，有一分智慧，就有一分权力；有六七分智慧，就有六七分权力；有十分智慧，就有十分权力。因此，国家即使灭亡了，如果国人的智慧，与灭亡我国的人相等，那么他们虽然灭亡了我国，却不能灭亡我们的权力，爱尔兰被英国兼并就是如此。如今英国人应享有的利益，爱尔兰人没有不均匀沾受的。即使我们百姓的智慧，不能与灭亡我国的人相等，但只要使他们的智慧日益进步，那么他们的权力也会日益进步，印度就是如此。印度最初属于英国时，印度人只能从事第六、第七等事业，第五等以上的事业，都由英国人从事；（凡是公事、私事都是如此，比如一个衙门，五品以上的官员都是英国人；一个公司，总办、帮办及高等职员都是英国人。）近来第二等以下的事业，都由印度人从事了。智慧完全闭塞的人，那么权力就完全丧失，非洲的黑人、美洲的红人、南洋的棕人就是如此。这几类人，只看到他们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一天天、一月月地削弱，几十年后，种族灭绝于天地之间，再也没有可以自立的时候了。假如印度在未灭亡的时候，而其民众的智慧就能像今天这样，那么他们早就成为第二等人了；假如比今天更高，那么他们成为第一等人也早就了。

因此，权力与智慧，是相互依存的，过去想要抑制民权，必定以堵塞民智为第一要义；今天想要伸张民权，必定以广开民智为第一要义。

湖南的官员和绅士，认识到民智的重要性，于是设立了时务学堂，用意非常美好，然而在广开民智的方法上，却还不够完善。学堂学生，只有一百二十人，即使一人有一人的用处，其成就也仅仅如此。何况这些人中西兼习，教导他们应当厚植根基，培养大器，不到五年以后，不希望他们出来参与天下大事。那么在这五年中，虽然竭尽心力去教导他们，而其风气仍然不能超出一个学堂之外，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学生应当分为两类：一类以成就远大，各有专长，各有根基为主，这一百二十人就是如此；另一类则成就不必远大，只要对政治和学问的根本，略有所知，对中外的情形，没有蒙蔽，可以广开风气，消除阻力，像这样就可以了。按照前一种说法，是要求精深；按照后一种说法，是要求广泛。

大局的祸患，已如眉毛着火般紧急，不想要湖南自我保全就算了，如果想要保全，那么必须使六十多个州县的风气，同时开启，民智同时启发，人才同时成就，像万支毫毛一起用力，万匹马一起嘶鸣，三年之间，议论全部改变，或许才有救，而绝不是省会一地，几十上百人的局面所能做到的。

译凭借支持，局面便会有决断。那么必须怎样做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从上层方面来说：一是朝廷大幅改革科举制度，二是在州县普遍设立学堂。这两件事如果实行，顷刻间就能彻底改变现状，然而这不是当今所能谈论的。有官员和士绅力量所能触及，且成效之迅速可与这两件事相差无几的：一是全省书院的官方考核、教师考核，将考核内容改为时务。

译凭借岳麓书院求贤章程的改良，以及孝廉堂改为学会，士人阶层都毫无异议，那么改革科举考试也应当不会有反对的声音了。

官课、师课全部改革，使人耳目一新，加上学政所到之处，提倡新学，两管齐下，那么这种力量几乎不亚于变革科举制度。有人怀疑各府、州、县全都改变，恐怕没有阅卷的人。这并不难，只要专门聘请一两个人驻扎在省会，而各地的考卷都归他们评阅，不过是邮寄稍微需要些时日罢了，对事情没有损害。如果太偏僻遥远的州、县，那么可以将两三个月的题目同时发出，考卷同时收取，这样邮寄的繁杂困难，也可以稍微节省一些。

更有进一层的建议，莫过于童试中的县考、府考，命令州、县，除了第一场外，全部考试时务。

府、县考共有六七场，法令所载，并没有必须考试八股文的条例，那些支床架屋式的僵化格式，实在令人厌恶，扫除旧制、进行更张，真是件痛快的事。

然而这件事还有不能完全实行的地方，就是担心各府、县没有阅卷的人。现在应当命令他们自行物色聘请，或者由省会推荐人前往，这只需要长官一纸公文罢了，不花一分钱，而全省的士子，都会顺从风向。

第二，学堂广泛设立外课，各州、县都调人来学习。州、县普遍设立学堂，无论款项难以筹措，即使教习也无从觅聘，教习不得其人，讲授不得法，劳而无功，有也如同没有一样。据我所见，各地书院的学生，讲习多年，而成就通达的，寥寥无几。大概为了开启风气，首先须要扩大他们的见识，破除他们的愚昧谬误，只与他们反复讲明政治法律之所以然的道理；国家凭什么而强，凭什么而弱；百姓凭什么而智，凭什么而愚；让他们恍然明白中国种种旧习绝对不可以用来立国。然后授予他们东西方的史志书籍，使他们知道维新有功；授予他们内外公法书籍，使他们明白公理值得珍视；再折衷于古经古子的精华，略览格致各学的流派。大概读书不过十种，用时不过数月，而其见识已经非常明澈了。接着激发他们的热情，鼓舞他们的忠愤，使他们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己任，以大局的糜烂为一身的耻辱愧疚。用这种方法来教导他们，每隔一天必有讲论，运用禅门一棒一喝的意味；读书必有札记，仿照胡瑗经义治事的规矩。

半年以后，所教的人才，可以拔十得五。这里如学堂的学生，开蒙不过一个多月，又加上每天的努力，学习西文占十分之六，然而他们的见识议论，已经很有可观之处，那么外课成就之快，更可以期望了。大体上想要夯实根基，学习专门之业，则以年纪幼小为宜；想要广开风气、观察大略，快速取得成就，则以年纪稍长为善。因为如果在二十岁以上，对中国诸学曾略有所窥的人，那么他的脑筋已经逐渐开通，与他谈论政治的道理，都能听受，然后容易有所收获。所以外课生，总以不限年龄为恰当。先前在此间招考的告示，仅考两次，已迫近岁末，来者一百多人，可取的也有三十人。然而设立外课的意图，全在广开风气，其所重视的是外府、州、县。所以必须由学政按临所到之处，挑选其高才且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人，每县自三人至五人，咨送前来学习，风气才开始广开。

然而各府遥远，寒士携带书籍路费，固然不容易，我的意思认为不如现在各州、县为考生准备路费咨送到省，每年三五人的费用，数目不多，即使是贫瘠困苦的县，也不至于计较这点区区之费。到省以后，首先须要谋求一座大厦，使大家聚集在一起讲习，如果学堂有余力，则普遍供给膏火，否则只给奖赏而已。（如果不给膏火，则须问他们是否愿意来，才可以咨送。）这些学生，快的话半年，慢的话一年，即可遣散，另招新班。挑选其学成的人，授予凭记，可以担任各县小学堂的教习，一年之后，风气稍成，就可以命令各州、县，每县务必改一所书院为学堂。三年之间，如果说湘人还有嫉恨新学如仇敌、与新学为难的人，那也太稀罕了。

想要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想要兴绅权，宜以学会作为起点。

这确实是中国未曾有过的事，而实在是千古不可改变的道理。那些数千里外渺不相干的人，却替人料理饮食、诉讼之事，即使是不世出的才俊，他能做到的又有多少呢？所以三代以上，全部使用乡官；两汉的郡守，得以本郡人担任，而功曹掾史，都不可以使用其他郡的人，这是古代最好的制度。现在的西方人，没有不是这样的。唐宋以来，防弊日益严密，于是全部大权操在有司手中，而百姓看待地方公事，就像秦越人看待别人的肥瘦一样漠不关心。现在想要更新各种制度，必须从沟通上下之情开始；想要沟通上下之情，则必须恢复古意，采纳西法，重视乡权。然而也有两点顾虑：一是担心他们不能胜任事务，二是担心他们借此舞文弄法。想要挽救前一种弊端，则宜开启绅士的智慧；想要挽救后一种弊端，则宜确定权限。确定权限是什么？西

译人们将议事与行事分为两件事，议事的人，有制定章程的权力，却没有办理事务的权力；行事的人，有办理事务的权力，却没有制定章程的权力。将要办理一件事时，议员们聚集在一起商议其可行与否；既然认为可行，便商议其章程；章程草拟确定后，交给有关部门去执行，有关部门不能擅自更改。

译如果推行过程中遇到阻碍，就向议员报告，由议员讨论并修改。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之所以时刻都在变革，每次变革后，法律就变得更加严密，对百姓也更为便利，这是因为参与议事的人是由民间推举出来的。因此，凡是有应当革除的弊端，没有不知道的；凡是有应当兴办的利益，没有不闻知的。

如果有一县或一乡的公共利益，但财力不足以承担，议员可以筹措款项来办理，估算所需费用的多少，然后向民众分摊筹集。等到事情办成后，就将支出的款项列出清单，让众人共同查看，没有谁不愿意的。比如一条街中，不能没有打更的人，于是这条街的住户集会商议，各自出资若干来雇佣一人担任；一个乡中，想要修筑一座桥、修建一条路，于是这个乡的住户集会商议，有的按田亩、有的按人丁，各自出资若干来动工修建，没有谁不愿意的。推而广之，一县、一省乃至一国，没有不是这样的。西方人就是凭借这种方法来治理国家的，（我们中国并非不知道这种方法，只是仅用它来治理一乡、一条街，未能推广罢了。）所以每当有应当筹措的款项，都等待下议院的命令；下议院则向民众筹措，即使征收极重，百姓也不认为这是对自己有害，这是因为用百姓的钱来办百姓的事，而且得到百姓的信任。百姓也知道这件事对自己有益，又不是自己单独力量所能办到的，所以无不乐意缴纳，等待上级为自己完成。（比如一条街有四十户，每户每月缴纳一百，就能得到四千，可以雇佣一个打更的人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如果不是由一人总揽其事，那么即使每户每月自行拿出二百，仍然无法雇佣一人。）所以只要有乡绅参与议事，就没有什么事不能办，没有哪笔款不能筹，而他们的权力不过在于商议这件事是否应当办理以及办理的方法而已。等到具体办理时，仍然责成官府执行，这样哪里还能容许他们玩弄权术呢？至于诉讼等事务，则完全委托给官府，乡绅只能进行调解，或者担任陪审员，而不能判决案件，这样又哪里会有玩弄权术的情况呢？西方人举国推行这种方法，没听说有弊端，这也是因为权限划分明确罢了。

为什么要开启乡绅的智慧呢？因为民间向来不知道地方公事是什么，所有的条理规则，都不明白，如果突然把权力交给他们，让他们自行办理，这就像把杯筷交给还在吃奶的婴儿，让他自己饮食，那必定会失败。所以必须先让民众中的优秀者，每天熟悉公事，然后推举出来处理事务就能从容不迫。现在中国的绅士，如果让他们办理公事，有时还不如官府办理得好。为什么呢？凡是任用绅士，是因为他们熟悉民间情况，可以沟通上下级之间的气息罢了。现在他们既没有学问、没有智慧，与官员相同，而对人情世故的了解还不如官员周全，那么任用他们做什么呢？所以想要任用绅士，必须先教育绅士。教育他们什么呢？

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归入学会。先由学会的绅董，各自推举所知道的品行端正、才识开敏的绅士，每州、县各数人，都聚集到省会进入南学会。学会中广泛收集书籍、图籍器物，规定讲学的日期，规定功课，长官时常亲临以鼓励；多聘请通达事理的人，担任会长，阐明中国危亡的原因，西方强盛的缘由，考察政治的根本，讲解办事的条理。如果有电报传来，或者奉有部里的公文，只要不是极秘密的，就交给学会，让他们学习议事；一切将要举办的新政，都交给学会商议是否可办，其次商议办理的方法，再次商议筹措款项的方法，再次商议任用人员的方法。天天读书，天天处理事务，一年之后，学会中的人可以担任议员的就超过一半了。

这些学会成员，一年后，除了酌情留任为总会议员外，就可以分别遣散，回到各州、县分会担任议员，再另外选拔新的一批人在总会学习。乡绅的智慧既已开启，权限也确定了，人人既然知道危亡的原因，就人人各自思考自保的方法，汇聚全省人的聪明才智，处心积虑，千方百计，以求办理一省的事务，消除一省的祸害，抵御一省的灾难，没有不能成功的。

乡绅的权力固然当务之急，但日后办理一切事务，非官员莫属。即使今天想要开启民智、开启绅智，而借助于官府力量的，尚且不知有多少，所以开启官员的智慧，又是万事的起点。官员贫穷就不能期望他们爱民，官员愚昧就不能期望他们治理事务。听说黄按察使思考如何供养候补官员，优厚他们的薪水的办法，这必定应当迅速办理。

既然供养他们，就要教育他们。那些官员不能治理事务，难怪如此，他们胸中从未有过地球的形状，从未有过欧洲各国的国名，不知道学堂、工艺、商政是什么事情，不知道修道、养兵是什么政事，而国家又不以此考核政绩，大吏又不以此评定优劣，那么他们又何必知道呢？何必学习呢？把一省的事务，委托给这些未曾学问、毫无知识的人手中，却希望事情有成，这就像用添柴来止沸，倒退着行走却想前进一样。然而不办事则罢了，如果办事，那么形势不能不委托给这些人，又不可以因为他们不能办而不办。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教育他们罢了。

教育官员比教育士人难，

译那些官员年纪已经老了，视力模糊头发花白，旧习气极深，做官的欲望炽热熏心，让他们拿着书本伏在案头读书，比起学究教导愚顽的儿童，困难还要厉害得多；然而教官看待教导士人却容易，那些官员把长官看得如同天帝，把空缺的差事看得像九鼎那样珍贵，像楚王好细腰那样迎合上级，像四方之人为了吃饭而死那样拼命，只要在接见的时候，稍微表示褒贬，在委派差事的时候，略微暗示意向，即使强迫他们做不合情理的事，他们也会赴汤蹈火去迎合，何况是用学问来引导他们呢？所以课吏堂不能不赶快建立，而且必须由巡抚担任校长，司道担任副校长。那学堂就设在靠近巡抚衙门的地方，每天或者隔一两天，巡抚一定要便装到堂里，检查功课，随时教诲。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废除堂属的礼节，以师生相待。堂中陈列书籍，张挂地图，各位官员所读的书，都有规定，大概各国的条约章程，各国的历史志书，以及政治、法律、农业、工业、商业、军事、矿业、行政方面的书籍，都在必读之列，多准备报刊，以供研究探讨，各自设立札记，完全依照学堂的规矩。聘请通达事理的人做教习，评阅功课。校长和副校长，随意谈论，随意阅览札记；或者阅览地图，而谈论那地方的事务；或者指定读一本书，而谈论那本书的好坏；听取他们的议论，就可以了解他们的为人了。

译而那些官员，恐怕功课不及格而获罪，恐怕被问话不能回答而失意，无不争着自我磨砺，勉强学习学问。教导得既熟练，必定有议论明达、神气坚定的人出现。有的因为好学而特别给予优差，有的因为能办事而委派到繁重的缺额，几个月之后，家中弦诵、人人吟咏的风气就形成了。

听说曾国藩每天必定有一小时与幕府人员纵情谈论，如果有事需要商议，就召集幕府僚属，让他们各自提出意见，互相辩论。曾国藩则不发一言，回去后采纳他们的意见，这样既可以在这件事上集思广益，又可以观察这些人的议论见地。骆秉章则每次召集司道官员坐在圆桌旁，现在用笔墨各自陈述所见。岑毓英、丁日昌办事，就像私塾一样，聚集十几个幕友在一个厅堂，摆放十几张桌子，规定时间办事，随到随办，案头没有积压的公文，这确实是处理事务的好方法。

今天的中国，也很苦于礼节，整天的时间，消磨在衣冠应酬迎送之间，不知有多少，双方都受其劳累，而对事情毫无补益，天天议论变法，如果这些不变，哪里还有多余的日子去办理应该办理的事情呢？因此应该每天规定时间，在课吏堂办事，一切都穿便服，凡是来汇报事情的人，站着谈论片刻，不迎不送，除了新到省城穿官服见一面外，其余衙门的例行日期，全部停止免除，有事都按照规定时间，在堂中相见，这样身体更加舒适，而处理的事务更多，这确实是两全其美的方法。至于实缺各官，关系尤其重要，既然不能全部选取来考核，也一定要限制他们的功课，指明某本书，让他们取来阅读。必须设立札记，读书和处理事务，两方面都要体现。

必须将他们读书的所有心得，以及本县的人情、物产、风俗，都写在札记中。必须亲笔书写，查发现有代笔的人严厉责罚。（难者必以为实缺官身任繁剧，安能有此休暇？不知古人仕优则学，天下断无终年不读书而可以治事之理。每日苟定出时刻以一两点钟读书，未必即无此暇晷也。）频繁颁布手谕，谆谆教诲，像张居正与各疆臣的书信，胡林翼示属员的各谕，有的以严厉执行，有的以诚恳发出，没有不能教诲的。吏治的懈怠散漫已经很久了，参劾则无人可用，也参劾不完。

那些没有过错也没有赞誉，躺着治理，没有大恶可指出的，也常常占十分之六七。在庭院立木偶，连水都不喝，他的廉洁可以说到了极点，然而不能做官吏。官吏是治理事务的人，官吏不治理事务，就应当罢黜，哪里等到扰民呢？虽然如此，治理事务的人，必须见识与才能兼备，然后才可以这样说。如果并不知道有这件事，不知道这件事应当办理，那么从哪里治理呢？不曾讲求这件事的办法，那么从哪里治理呢？西方国家治理一件事，就有一件事的学堂；既学成而后授予事务，然而他们每天办事的闲暇，不曾有一天废弃书本的。（不读书就看报，贵到君主，贱到皮匠，没有不是这样的。）现在我国人士，从他们开始求学起，就已经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等到一旦进入仕途，就没有不与书卷长别的。《传》说：“你有美丽的锦缎，不让人学习制作。”一个官职一个县邑，是身体所庇护的，却让人学习制作，更何况终身不学习的人呢？中国一切糜烂，都起于此，而在位的人却浑然不觉。今天兴办一种新法，明天兴办一种新法，而对于执行新法的人有没有，漠然不关心，这真可以痛哭流涕了！

以上三点，一是开民智，二是开绅智，三是开官智。我私下认为这三者，乃一切的根本，三者都举荐，那么对于全省的事务，就像握着皮衣的领子一样容易了。至于新政的条理，则多有湖南已经办理的，如矿务、轮船、学堂、练兵之类；或者很快开办的，如学会、巡捕、报馆之类；或者将要办理而尚有阻力的，如铁路之类；或者已经办理而尚须变通扩充的，如钞票制造公司之类；现在不必叙述。

而我私下认为还有极重要的两件事：一是开马路，通全省的血脉，那么全省的风气可以通畅，全省的商货可以输出；二是设劝工博览场，取各府、州、县天产人工的货物，聚集比较，工艺精妙的优加奖励。长沙古称贫国，而五代马氏，就依靠工商立邦。现在想要由贫变富，那么不广泛鼓励工商就没有办法。现在全省无论已办、将办、未办的各事，除绅士协办外，如果经过官员之手，则几乎没有一件事不责成于一二人。事情极繁，形势极散，一个人的精神，有万不能供给之势，然而舍此则又无可倚仗。我的意见认为应该设立一个新政局。（各省有洋务局之称，其名最不雅驯，不可用。）一切新政，都总括其中，而让一司道大员为总办，让他自己举荐帮办以下的人，事情归于一线，有条不紊，或许稍微容易用力。

（新政局即设于课吏堂，尤为两益。）

政变原因答客难

（1899年

译（1月12日）

古语说：忠臣离开故国，不洗刷自己的名声。大丈夫以身许国，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以至于惨败，流落他乡，就应当闭口不言，任凭世人侮辱他、嘲笑他、唾骂他，这就罢了；却还要喋喋不休地想要为自己辩白，这难道是大丈夫所为吗？虽然如此，事情关系到君父的生命，关系到全国舆论的，本来就不可以沉默不语。

译评论的人说：中国应当进行改革，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次的改革，恐怕是不是操之过急，失于急躁激烈，从而给自己招来挫折失败的忧患呢？辩驳说：中国应当改革，已经三十年了，然而看不到改革的成效，反而增加了弊端，这是什么原因呢？凡是改革的事情，必须去除旧弊和推行新政，两者所下的功夫相等，然后才能有效。如果不致力于去除旧弊而只谈论推行新政，其势必将旧政的积弊，全部转移并纳入新政之中，而新政反而增加了危害。这就好比病人一样，他的积痞正横塞在胸腹之间，必须一方面服用泻利的药剂，以去除积块，另一方面服用温补的药剂，以培养元气，或许才能奏效。如果不攻治他的病，而每天给他吃人参茯苓，那么人参茯苓就可以成为加重病情的媒介，而这个人的死亡应当更加迅速了。我们中国自从同治以后，所谓的变法，比如练兵、开矿、通商、设立总理衙门和使馆来处理外交、设立同文馆方言馆及各中西学堂来兴办教育，都是过去的人所说的改革。拿练兵来说，将帅不是从学校培养出来的，能懂得兵法吗？选拔士兵没有标准，任意招募，一半属于流浪乞丐，身体是否强壮不知道，是否识字也不计较，能听从命令吗？将领的俸禄极薄，士兵的饷银极微，武官的地位极贱，读书人以从军为耻，而无赖之徒才填补空缺，能廉洁自身效死疆场吗？地图学不兴盛，险要关塞不了解，能取得胜利吗？船舰器械不能自己制造，仰赖他人，能实现志向吗？海军不在其他国家海域巡航，将帅不熟悉风浪，一旦临敌，能建立功勋吗？

警察不设立，户籍不稽查，所训练的士兵，每天都有逃亡，能发挥作用吗？像这样，练兵就像没练一样。而且，任用外国将领统领训练的，就把权力授予了外国人，国家每年花费巨额国库资金，为他人养兵来自食其果；任用本国将领的，就像董福祥之类，凭借人多闹事，损害侮辱国家体面，动不动招致边境争端，否则就是骚扰百姓罢了，不能保卫国家，只能拖累百姓；又向外国购买船舰器械，那么经手的官员商人，借此中饱私囊，花费重金却得到劣质物品，像这样，练兵反而不如不练。拿开矿来说，矿务学堂不兴盛，矿师缺乏断绝，花费重金聘请西方人，尚且不可信任，能充分利用地利吗？机器不齐全，化学分析不精细，能不浪费材料吗？道路不通畅，从矿地运到海口，运费比起原价甚至达到数倍，能有利可图吗？像这样，开矿就像没开一样。而且，西方人承揽，各国要挟，地利完全丧失，拱手送给他人；否则奸商胡闹，贪官串通舞弊，各省矿局，只是作为候补人员领取干薪的手段，白白浪费国家钱财，像这样，开矿反而不如不开。拿通商来说，经济学不讲究，很少明白商业政治的道理，能保持财富吗？手工业不兴盛，制造不讲究，土货销售市场，寥寥无几，能争夺利益吗？道路阻塞，运费笨重，能广泛销售吗？厘金关卡遍地，压制勒索逗留，剥削百姓如同虎狼，能鼓励商业吗？领事不考察外国商务，国家不保护侨居海外的商民，能自立吗？像这样，通商就像不通一样。而且，外国商品日益输入，国内货币日益输出，池枯鱼竭，百姓没有活口，像这样，通商反而不如不通。拿外交来说，总理衙门十几个老头，每天坐在大堂，连外国的名字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国际事务，连自己国家的条约都没看过，更不用说公法，各国公使领事等官，都是通过奔走钻营得到的，毫无学识，公使除了呈递国书之外没有其他事情，领事随员等除了游观饮食之外没有其他职业，为什么要供养这些坐吃山空的人呢？像这样，有外交官就像没有外交官一样。而且，使馆等人在外国的，有的狎昵邪僻无赖，有的鄙吝无耻，自甘从事低贱职业，污秽难堪，被外人嘲笑，损害侮辱国家体面，那些领事等不仅不能保护本国商人，反而欺凌压迫他们，像这样，有外交官反而不如没有外交官。拿教育来说，只教方言以供翻译，不讲授政治学科，不修习学术技艺，能培养人才吗？科举不改变，荣耀仕途不出自士大夫家庭，聪明子弟都以入学为耻，能得到高材吗？像这样，有学堂就像没有学堂一样。而且，学堂之中，不从事道德教育，不讲爱国，所以学堂中的学生，只沾染欧洲下层人的恶劣风气，不再知道有本国，贤能的人就去做洋人的佣工以求衣食，不肖的人甚至做汉奸来倾覆国家根基，像这样，有学堂反而不如没有学堂。

凡是这类事情，随便举出几项，其有弊端而无成效，本来就是这样。其余各项，也没有不是这样的。那么，以前所谓的改革，所谓的温和主义，其成效本来就可以看到了。

这些事情，是三十年来名臣曾国藩、文祥、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竭尽全力才完成的，然而其效果却是这样。那么，不改变根本，不改变风俗，不确立规模，不筹划全局，而依然像以前那样支离破碎地变革，那么即使让各省得到许多像李鸿章、张之洞那样才识的督抚，又给予十年太平无事的环境，听任他们像李鸿章、张之洞那样作为，对于中国的衰弱灭亡，能

译稍微能挽救吗？我知道这必然不能。为什么呢？因为国家赖以成立的基础，其要素非常繁杂，所以政治的体制也非常复杂，枝节之中有主干，主干之中又有总主干，它们互为原因，互为结果。所以谈论变法的人，想要改变甲，必须先改变乙；等到改变乙时，又应当先改变丙，像这样相互牵引，以至无穷无尽，如果非要全体并举，合力齐作，就一定不能成功，反而徒增弊端。好比有一座千年的老屋，瓦片毁坏，梁柱崩折，即将倒塌，而屋里的人，有的却酣睡嬉闹，漠然没有听见看见；有的则修补缝隙漏洞，填补蚁穴，希望支撑住：这两种人，用心虽然不同，但总之风雨一来，屋子必然倒塌，人必然一同死亡，是一样的。那酣睡嬉闹的人，就是满洲党人；那修补弥缝的人，就是李鸿章、张之洞之类的人。谚语说屋子漏了去修补，越补越漏；衣服破了去打结，越结越破，这种形势本来不是另建新房，另制新衣，怎么可以呢？如果知道世上所谓的温和改革，没有谁比李鸿章、张之洞更合适的了，没看见李鸿章训练海军的西式操练，所设立的水师学堂、医学堂吗？没看见张之洞所设立的实学馆、自强学堂、铁政局、自强军吗？李鸿章用三十年所改变的如此，张之洞用十五年所改变的如此，那么再给他们十五年，让像李、张这样的人拿出温和的手段，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也不过是多几个这样的学堂和西式操练罢了。一旦有事，也不过像甲午战争那样，望风溃败，对于国家的灭亡，能稍微挽救吗？既然不能救亡，那么与不改革有什么不同呢？

译李鸿章、张之洞的才能像那样，李鸿章、张之洞的声望像那样，李鸿章、张之洞被信任并身负大权像那样，李鸿章、张之洞遇到太平无事之时，从容不迫地用了十多年进行部署像那样，他们所谓的改革竟然仅仅如此。

何况朝廷中守旧势力强大，平庸昏老的人充斥朝堂，凭借资历担任高官，依靠贿赂获得美差，大臣之中哪里还能得到像李鸿章、张之洞那样的人呢？而外患紧迫，每月每年都在变化不同，又哪里还能得到十多年的从容岁月呢？那么，除了束手待亡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了，不知道所谓的温和主义者，打算如何应对。或者世上所谓的激进派，难道不是因为疑惧交织，怨恨诽谤像云一样兴起，是改革党人自己招致的吗？古语说：“非常变故的根源，百姓感到恐惧。”又说：“大凡百姓可以乐于享受成功，难以参与谋划开始。”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何况今日中国的官员、士人、百姓，智识未开，茫然不知天下大事，他们见到改革而感到惊讶，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李鸿章先前所办的事，不过是西方事物皮毛中的皮毛而已，尚且因此背负天下的重大诽谤，何况官位远在李鸿章之下，而想要改革的事情，其重大又超过李鸿章所办的事数倍呢？

不除去弊端就不能推行新政，前面已经说过了，而除去旧弊端这一件事，最容易触犯众人的忌讳而激起众人的愤怒，所以保全性命、保住职位、爱惜名声的人，往往不肯去做。现在暂且不谈其他事情，就像八股取士禁锢堵塞人才的弊端，李鸿章、张之洞何尝不知道，何尝不痛心疾首而厌恶它。张之洞甚至常常对我说，把废除八股作为变法的第一件事，却没听说他上疏请求废除，大概是害怕触犯数百名翰林、数千名进士、数万名举人、数十万名秀才、数百万名童生的愤怒，害怕他们合力诽谤自己、排挤自己。现在所谓的爱国之士，如果事情对国家有利，即使败坏自己的身子、损害自己的名声，也应当去做。现在既然自称爱国，却又爱惜自己的身子，又爱惜自己的名声，等到三者不能兼得时，就舍弃国家而爱惜身子和名声；等到两者不能兼得时，又将舍弃名声而爱惜身子；我看世上所谓的温和派，就是这样罢了，就是这样罢了！吉田松阴说：“观望持重，号称正义的人，到处都是，这是最大的下策，哪里比得上轻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后慢慢占地布石更好呢？”唉！世上所谓的温和派，不被松阴先生所唾弃的很少啊。就拿日本来说，幕末的藩士，哪一个不是激进的人，吉田松阴、西乡隆盛，尤其是激进的巨头。试问如果没有这些激进的人，日本能够维新吗？当积弊疲玩已经很久，没有雷霆万钧、霹雳般的手段，怎么能唤起并振救它。日本尚且如此，何况今日我们中国的积弊，比日本幕末时期更深，而外患内忧的急迫，比日本剧烈百倍呢！现在所谓的温和主义者，还希望把维新的事业，寄托在井伊直弼、安藤信正等老臣身上。所以康先生给皇帝的上书说：“守旧不可以，必须变法；缓慢变法不可以，必须迅速变法；小范围变法不可以，必须全面变法。”

又说：“改变事情而不改变法律，改变法律而不改变人，那就和不变一样。”所以康先生所条陈的章奏，统筹全局的，总共上了六七次，其大要在请求在太庙发誓以告诫群臣，开设制度局以确定规模，设立十二局以治理新政，设立民政局以实行地方自治；其他如迁都、兴办学校、更改税法、裁撤厘金、修改律例、提高俸禄、派遣游历、派学生游学、设立警察、训练乡兵、选拔将帅、设立参谋部、大规模建设海军、经营西藏、新疆等事，都主张齐心协力并举，不能支支节节地去做。而我们皇上也深知这个意思，只是因为没有权力不能立即实行，所以多次将康先生的奏折交给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会议，严厉责备他们不得用空话搪塞，大概是因为受制于慈禧太后，所以想借助群臣的意见来定夺。无奈下面有老迈守旧的大臣，多次经过诏书责备也不顾惜；上面有揽权猜忌的慈禧太后，一切请示命令都不执行。所以皇上和康先生想要改革的，百分之一都得不到。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在这三个月中，旧弊端应当已经全部革除，新政应当已经全部实行，制度局的规模应当已经大体具备，十二局的条理应当已经全部详细，律例应当已经修改，巨额军饷应当已经筹措，警察应当已经设立，民兵应当已经训练，南部应当已经迁都，参谋部应当已经建立，头绪略微列举，而天下肃然归向风气了。现在因为无权的原因，一切所行的，都不是本意，皇上和康先生正且日日自责温和得太过分了，而世人却用激进来责备他们，多么相反啊！唉！局中人的曲折困难之苦衷，不是局外人所能知道的已经很久了。以谭嗣同的忠勇明达，当他刚被征召入京，告诉他皇上无权的事，尚且不深信。等到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想要开设懋勤殿，设立顾问官，命令谭嗣同查考历代圣训的成案，将据此向慈禧太后请求。至此谭嗣同才恍然明白皇上的苦衷，知道几个月以来改革的事，不足以满足皇上的愿望。谭嗣同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

译皇上与康先生身处极其艰难的境地，其苦衷未能被天下人共同谅解，这又有什么妨害呢？但我特别担心的是，此后我国国民不审察大局，只凭成败来评判，说这是激进派的罪过，是激进派的教训，因而相继以此为戒，相继对什么事都不做，束手等待灭亡，却自以为温和。其中上等的人则相继去修补漏风的屋子，缝补破烂的衣服，做事支离破碎、畏首畏尾，却自以为温和。这样我国终究没有振兴的时候，而我们四万万同胞沦为奴隶的命运，终究无法挽救了。这才是我最大的忧虑，所以不能不加以辩驳。

译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

（1899年3月22日）

自甲午战争以前，我国民众并不自知国家处于危境，不知国家危急却仍然傲慢自大，安然高卧，所以当时谈不上什么保全国家的说法。自甲午战争以后，形势显露，国力不足，东三省的铁路权随之丧失，广西的土司权随之丧失，胶州湾随之丧失，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随之丧失，各省的铁路权、矿务权随之丧失，长江左右不让与他国的特权，山东、云贵、两广、福建不让与他国的条约纷纷随之丧失，于是瓜分的局面遂成，而保全中国的议论也不得不兴起。丙申、丁酉年间，忧国之士，汗流浃背地奔走天下，议论此事并探求方法的，杂乱众多；然而未得其下手的方法，疾呼狂号，东西奔走，却不知何处可以依托。当时，四万万人没有知道皇上圣明的。自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保全中国的事情，才开始有所着落，海内百姓翘首期盼，向往维新。仅仅过了三个月，大变突然发生，圣君被囚禁，新政全部废除，于是保全的希望几乎断绝。

见识细微的人士，扼腕叹息；虎狼般的邻国，瞪大眼睛注视着，都说：这确实不能再保全了。哀时客说，唉！

有这样的说法吗？有这样的说法吗？

哀时客说，我听说议论家们为今日的中国谋求保全的说法，大概有三种：甲说认为，指望西太后、荣禄、刚毅等人日后或许能变法，那么中国就可以保全。

乙说认为，指望各省督抚中有能变法的人，或者这些人进入政府，那么中国就可以保全。

丙说认为，指望民间有革命军兴起，效仿美国、法国的国体以独立，那么中国就可以保全。

然而我说，发表这些言论的人，都是不明中国内情的人，现在可以一一取来辩驳。

甲说的意思，是说西太后与荣禄等人虽然现在守旧，但日后接受友邦的忠告，或者再遇到艰难，必定会幡然改变计策。辩驳说：龟不能长毛，兔不能生角，雄鸡不能孵蛋，枯树不能开花，是因为没有那种本性。所以必须有忧国之心，然后才可以谈论变法；必须知道国家危亡，然后才可以谈论变法；必须知道国家衰弱是由于守旧，然后才可以谈论变法；必须深信变法可以导致强大，然后才可以谈论变法。

现在西太后所知道的，只是娱乐罢了，荣禄等人所知道的，只是权势罢了，难道曾有一毫以国事为念吗？告诉他们国家将要危亡，他们却说，这是危言耸听，这是坏话扰乱政治。

即使外受外侮，内生内乱，但他们也不认为是守旧所导致的，反而归咎于维新的人，说他们助长了敌人的志气，涣散了国内的民心。听到友邦忠告的话，就怀疑是新党指使的。他们愚昧迷乱，至死也不醒悟，即使土地全部割让，宗庙立刻倾覆，难道还会有改变计策的时候吗？所以想要指望当今政府变法自强，好比指望法国的路易十四兴起民权，指望日本幕府的大臣成就维新一样。况且他们正倚仗强大的俄国来自我巩固，得以做一个小朝廷的君主终老其身，心愿已经满足，哪里还顾及其他。这种心思人人共知。然而发表甲说的人，大概不是出于本心的议论，否则就是极其愚蠢的人罢了，大概不值得辩驳。

乙说的意思，是说政府的大臣虽然不足道，但各省督抚中如某某、某某等人，号称通晓时务，一向主张变法，日后保全的机会，或许依赖于此。

辩驳说：这是道听途说的言论。像某某等人，担任地方长官已经几十年，他们所办的事情，难道曾有一项成效吗？

他们对各国政体，毫无所知，对富强的根本，茫然未察，胸中全是八股文的习气，又不想失去新党的声誉，于是拾取皮毛，修补漏洞，而在众人面前自称，我通晓西学。变法不改变根本而只改变枝叶，不改变整体而只改变一端，不仅无效，只会增加弊端罢了，某某等人，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即使知道，又恐怕失去旧党的声誉，难道肯承担吗？人必须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承担大事，像某某等人，我不敢说他们不爱国，但爱国之心终究不如爱名之心，爱名之心又不如爱爵位之心，所以如果那件事对国家、名声和爵位都有利，某某必定去做。如果不得已要舍弃，在这三者中先舍弃哪个？

回答说，舍弃国家。如果不得已要舍弃，在这两者中先舍弃哪个？回答说，舍弃名声。现在担任国事的人，是众口诽谤所归，众怨所集，名声和爵位都受损，智者不会去做。冯道的大圣，胡广的中庸，明哲保身的才能，世间偶尔出现一个，太平盛世润色，正依赖这类人。可惜啊，生不逢时，遭遇这种危局，想要指望他们补救，宁可束手待亡罢了。此外其余的人平庸无能，更不值得说。凡是有见识的国民都知道，也不必辩驳。

丙说的意思，认为政府腐败，不再可以挽救，只应当从民间倡导自主独立的说法，重新建立新国家，或许才能痊愈。辩驳说：这是殷忧愤激者的言论，这件事

译虽然这些制度在欧美屡有实行，却不切合我们中国今日的事势。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民政，是因为民智已经开启，民力已经雄厚。人人拥有自主的权利，虽然属于公义，但在孩童时期，则不得不依靠父母的保护。

译现在中国还处于幼童阶段，在幼童时期就强行让他们自主，这叫拔苗助长，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所以今天在中国提倡民政，只会招致混乱。百姓都愚昧无知，伏莽遍地，一旦某地出事，家家揭竿而起，户户自称帝号，无法统一，只是白白地鱼肉百姓；而外国借平定叛乱的名义，趁机掠夺土地，这是促使瓜分局面到来的做法，是想保全中国反而导致其灭亡的做法。

所以今天讨论保全中国，只有一条策略，就是尊崇皇帝罢了。今天的变故，是数千年所未有的；皇上的圣明，也是数千年所未有的（圣德的记载，详细见于别篇）。

上天降生圣人，来拯救华夏，我们所有同胞，得到了这位慈父，《易经》说：“内里文明而外表柔顺，以此承受大难，周文王就是这样。”现在虽然被幽禁废黜，但幸好还活着，这是上天没有断绝中国的气运吧！

我们所有同胞，各自磨砺志向，各自竭尽力量，解救君父的危难，等待日后的用途，扶持国家的弊政，杜绝强敌的阴谋。不要说一筐土很小，积累起来将形成丘陵；不要说一滴水很微小，汇聚起来将形成江海。人人都怀此心，天天做此事，中国将依赖它，四万万同胞将依赖它。

论近世国民竞争的大势及中国前途

（1899年10月15日）

第一节 国民与国家之异

中国人不知道有国民，数千年来通行的说法，只有将“国家”二字并称的，没听说过将“国民”二字并称的。国家是什么？国民是什么？国家，是把国家当作一家私产的称呼。古代国家的起源，必定来自家族。一族中的长者，或者勇者，统率本族与其他族群相争，久而久之，家变成了国，其权力无限，奴役驱使各族，鞭打呵斥，一家失去权势，另一家取代它，以暴易暴，没有停止的时候，这就叫国家。

国民，是把国家当作人民公产的称呼。国家是由民众积累而成的，除了民众之外，就没有国家。

用一国的民众，治理一国的事情，制定一国的法律，谋求一国的利益，抵御一国的祸患，这样的民众不可被侮辱，这样的国家不可被灭亡，这就叫国民。

第二节 国民竞争与国家竞争之异

有国家之间的竞争，有国民之间的竞争。

国家竞争，是国君糜烂其民众以与其他国家争夺；国民竞争，是一国的人各自为了性命财产的关系而与其他国家争夺。孔子所说的没有正义的战争，墨子所说的反对攻伐，孟子所说的率领土地去吃人肉，罪不容于死，都是针对国家竞争而言的。

近代欧洲大家的论述说：“竞争是进化的母亲；战争是文明的媒介。”

这是针对国民竞争而言的。国家竞争力量薄弱，国民竞争力量强大；国家竞争时间短暂，国民竞争时间长久。

如今那秦始皇、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是古今东西史书所称武功最盛的人，他们的战争，都出自像大猪长蛇那样的野心，席卷囊括的异志，贪婪追逐，不再可以控制，于是毫不吝惜驱使一国的人去殉葬。他们的战争，是个人的战争，不是一国的战争。因为是个人的战争，所以跟随作战的人都迫于号令，不得已而前往，如果可以规避的话，就侥幸免死，因此军心容易涣散，士气容易低落，所以说力量薄弱；因为是个人的战争，所以那个人一旦失败，或者一旦死亡，战争就烟消瓦解，不留影响，所以说时间短暂。如果是国民竞争则相反。凡是负责国事的人，遇到国难来临，应当看待敌国是国家竞争呢？

还是国民竞争呢？然后才可以谈论抵御的方法。

第三节 今日世界之竞争力与其由来

唉，世界竞争的运势，到今天达到了极点！其原动力发端于欧洲，辗转战斗突进，盘旋如旋风，迅疾如闪电，忽然叱咤，而遍布全球。试着展开地图，世界六大洲，白色人种已经占据了五洲，剩下的只有亚洲而已。而这亚洲，其面积的二分之一，人口的十分之四，已成为白人肘腋间的物品。大概从亚洲中部到北部全体，已被俄国人占有，里海几乎像俄国的内湖。南部中央的五印度全境，是英国的奴隶，印度西邻的阿富汗、俾路芝，也是英国的保护国，归其势力范围之内。法国在距今四十年前，才开始染指亚洲东南；同治元年，占领交趾，灭亡柬埔寨；光绪十年，于是灭亡安南；十九年，打败暹罗，割去其三分之一的土地。英国人在光绪十一年，灭亡缅甸，擒获其国王。而波斯因为英、俄均势，仅留残喘。高丽因为俄、日协议，聊保余生。计算欧洲人竞争力量所及之处，除了其余四大洲外，而在亚洲所得的领地，则是：

面积 日本里 人口

亚细亚洲 2,880,000方里 835,000,000人

俄属 1,100,000方里 20,

译英国属地三百三十万平方里，人口三千万；法国属地四十四万七千平方里，人口二千万；葡萄牙属地一万三千平方里，人口一百万；欧洲属地总计一百四十七万六千平方里，人口三千四百万。其竞争力之强悍与过去成绩之宏伟，竟至于此。如今他们调转兵锋向东，万马齐力，集中指向我们中国。然而，他们力量的来源及其最终的归宿，不可不怀着戒惧之心加以留意。

译自从上个世纪以来，学术日益兴盛，机器不断涌现，资本日益增加，工业日益繁荣，于是整个欧洲便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祸患，其生产的产品不得不寻找销售的市场。先前哥伦布开辟美洲，称之为新世界，认为足以调剂欧洲的膨胀；然而数百年间，美洲既然已经自行成为产品产地，昔日欧洲人殖民的地方，如今正谋求向其他地方殖民。其次如印度、如澳洲，欧洲人全力经营，打算依靠它们作为消费产品的场所，不到几十年，不仅不能消费而已，而且当地所产的物品，又正急切地谋求在其他地方销售市场。于是欧洲人大感困窘，不得已而分割非洲，举洲疯狂，如今即使在撒哈拉大沙漠中的一粒沙子，也有主权者了。虽然如此，以欧洲人的工商业，想要向非洲人寻求主顾，即使费尽心血去开化他们，其收效必定在百年之后，而他们生产过剩的状况，几乎无法维持到第二天。于是欧洲人更加困窘，于是急切地向四周张望，茫茫大地，不得不瞪起鹰眼，流着虎口之涎，暗中吸取、公开吞噬我拥有四千年文明、二万万里肥沃土地的天府之国——中国。

第四节 当今世界的竞争是国民的竞争。由此看来，当今欧美各国的竞争，不像秦始皇、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之流那样逞其野心，以发动战争为乐；也不像封建割据时代，各国奸贼因一时的私怨，谋取一时的私利，而兴兵构怨。其原动力乃起于国民争取生存。以天演学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公理推论，大概是有想要停止而不能停止的情况。所以他们的竞争，不属于国家之事，而属于人群之事；不属于君主宰相之事，而属于民间之事；不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使用日本名称，现在翻译为资生）之事。所以，过去的竞争属于国家、君主、政治，未必是人民所共同希望的；现在则是人人为了性命财产而竞争，万众如同一条心。过去的竞争属于国家、君主、政治，过了那个时期就可以平息；现在则是时时为了性命财产而竞争，从古至今没有停止的时候。唉，危险啊，危急啊！处在冲击之下的人，用什么来抵御呢？

第五节 中国的前途。哀时客说：悲哀啊，我们中国不知道有国民。不知道有国民，于是误认国民的竞争为国家的竞争，所以得不到对待它的方法，最终被它所控制。对待它的方法是什么？回答说：以国家来侵犯的，就可以用国家的力量来抵抗；以国民来侵犯的，就必须用国民的力量来抵抗。国民的力量，是各种力量中最强大而坚韧的！欧洲国民力量的发达，也不过是百余年间的事情罢了，然而凭借它来挥斥八方，毒害全球，游刃有余，箭能射穿七层铠甲。虽然如此，他们力量所能达到的国家，必定是那些没有国民力量的国家。

如果遇到有国民力量的国家，那么欧洲人的锋芒固然不得不停顿，他们的航向固然不得不转变。

用什么来证明呢？过去除了白种人以外的国家，拥有这种力量的很少，而三十年前在日本遇到一次，近来又在菲律宾遇到第二次，第三次在德郎士哇儿（即南非共和国，最近与英国商议开战的国家）。以三十年前的日本和今天的菲律宾、德郎士哇儿，与欧美强国相比，其强弱之差不可用里程来计算，然而欧美的锋芒为之停顿而航向为之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用国民的力量，抵抗他人国民竞争的侵犯，所采取的措施得当，而收效容易。

如今我们中国的国土，是一家人的私产；国际（即交涉事件），是一家人的私事；国难，是一家人的私祸；国耻，是一家人的私辱。人民不知道有国家，国家不知道有人民，用这种状况去与以前国家竞争的世界相遇，或许还可以图谋生存，现在正处于国民竞争最激烈的时期，将怎么承受得住呢！

将怎么承受得住呢！欧洲人知道我们的病源，所以常常用猛力威慑我们的国家，而常常用暗力侵犯我们的国民。威慑国家为什么用猛力？知道国家的力量必定不足以抵抗我们，而且国事不是人民所能过问的，人民没有爱国心，即使摧残侮辱他们的国家，也没有人愤怒。侵犯国民为什么必须用暗力？知道政府不爱民，即使侵犯他们也必定不足以打动他们的心，只是恐怕人民一旦知道，他们的力量将爆发而不能控制，所以用阴险的手段施行，用柔和的态度接受。唉！现在的铁路、矿务、关税、租界、传教之事，不都是用暗力施行的吗？充分运用暗力的极限，必定会完全寄托其力量于今天的政府和各省官吏，挟持他们来压制我们的国民，于是我们的国民永远没有觉悟的时候，国民的力量永远没有发达的时候，然后他们所谓的生产过剩、急切地争取生存，才能长久地把我国作为外库，而没有再忧虑了，这是欧洲人的志向。

唉！我们的国民有知道这些的吗？如果不知道，我希望他们思考如何知道；如果已经知道，我希望他们思考如何实行。实行

译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仍然在于国民的力量罢了。国民为什么能够有力呢？

译力量这种东西，不是别人能给予我的，而是我自身拥有、自身发扬、自身追求并自身获得的。

那些欧洲国民之所以能够拥有力量，大概不知道抛掷了多少头颅、洒下了多少鲜血才换来的。国民啊，国民啊，你们那争取生存的心志，难道还不如菲律宾和德郎士哇儿吗？

少年中国说

（1900年2月10日）

日本人称呼我们中国，第一句说是老大帝国，第二句还是老大帝国。这话，大概是沿袭翻译了欧洲人的说法。唉！我们中国难道真的老迈了吗？梁启超说：不对，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我的心目中有一个少年中国。

想要谈论国家的年轻与衰老，请先谈论人的年轻与衰老：老年人常常思念过去，少年人常常思考未来。因为思念过去，所以产生留恋之心；因为思考未来，所以产生希望之心。因为留恋，所以保守；因为希望，所以进取。因为保守，所以永远陈旧；因为进取，所以日日更新。

因为思念过去，凡事都是他已经经历过的，所以只知道照老规矩办事；因为思考未来，凡事都是他未曾经历过的，所以常常敢于打破常规。老年人常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常喜欢行乐。因为多忧虑，所以灰心；因为行乐，所以意气风发。因为灰心，所以怯懦；因为意气风发，所以豪壮。

因为怯懦，所以苟且偷安；因为豪壮，所以敢于冒险。因为苟且，所以能毁灭世界；因为冒险，所以能创造世界。老年人常常讨厌做事，少年人常常喜欢做事。因为讨厌做事，所以常觉得一切事情都无可作为；因为喜欢做事，所以常觉得一切事情都无所不可为。老年人像夕阳，少年人像朝阳；老年人像瘦弱的牛，少年人像哺乳期的老虎；老年人像僧人，少年人像侠客；老年人像字典，少年人像戏文；老年人像鸦片烟，少年人像白兰地酒；老年人像别行星的陨石，少年人像大洋中的珊瑚岛；老年人像埃及沙漠中的金字塔，少年人像西伯利亚的铁路；老年人像秋后的柳树，少年人像春前的野草；老年人像死海积聚成的沼泽，少年人像长江的源头：这就是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的大致情况。梁启超说：人本来如此，国家也应当是这样。

梁启超说：可悲啊，老迈！浔阳江头的琵琶女，在明月环绕船边、枫叶瑟瑟作响、被子冷如铁、似梦非梦之时，追忆洛阳尘世中春花秋月的美好情趣；西宫南内的白发宫娥，在灯火如豆、三五成群对坐时，谈论开元、天宝年间的往事，谱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的人，左边对着妻子，看着逗弄孩子，回忆侯门似海、珠履杂沓的盛大场面；拿破仑流放到厄蔑，阿刺飞被囚禁在锡兰，与两三个看守官吏或前来探访的好事者，讲述当年单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的丰功伟绩，起初拍案叫绝，接着抚摸大腿，最后揽镜自照。唉！面容皲裂、牙齿掉光，白发一把，颓然老矣。

像这样的人，除了幽郁之外没有心事，除了悲惨之外没有天地，除了颓唐之外没有日月，除了叹息之外没有声音，除了等待死亡之外没有事业，美人和豪杰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平庸碌碌的人呢？生平亲友，都在坟墓之中，起居饮食，听命于人，今天且过今天，哪里知道明天，今年且过今年，哪里顾惜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的事情，没有比老迈更严重的了。

对于这样的人，却想要期望他们拥有凌云的手段、回天的大事功、挟山超海的意气，能做到吗？不能！

唉！我们中国难道真的老迈了吗？立足于今天，指向过去，唐虞三代，是多么的治理完善；秦皇汉武，是多么的雄杰；汉唐以来的文学，是多么的隆盛；康乾年间的武功，是多么的显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哪一样不是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的遗迹呢。而现在却颓然老迈，昨天割让五座城，明天割让十座城，处处雀鼠尽绝，夜夜鸡犬惊扰，十八省的土地财产，已成为别人怀中之肉，西百兆的父亲兄弟子弟，已成为别人注籍之奴，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老大嫁作商人妇”吗？

唉！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家成为等待死亡的国家，一国的民众成为等待死亡的民众，万事付之无可奈何，一切任凭人作弄，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梁启超说：我们中国难道真的老迈了吗？这是今日全地球的一大问题。如果中国老迈了，那么中国就是过去的国家，即地球上从前本来有这个国家，而现在渐渐消亡，日后的命运大概将要完结；如果中国不老迈，那么中国就是未来的国家，即地球上从前未曾出现这个国家，而现在渐渐发达，日后的前程而且方长。

想要判断今日的中国是老迈还是少年，就不能不先明白“国”字的意义。

所谓国家是什么东西呢？有土

译土地；有人民；凭借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来治理他们所居住的土地的事务；自己制定法律并自己遵守，拥有主权，也有服从，每个人都是主权者，每个人也都是服从者。像这样，这才被称为完全成立的国家。地球上出现完全成立的国家，是从近百年以来开始的。完全成立，是壮年的事情；未能完全成立但正逐渐走向完全成立的，是少年的事情。所以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断定：欧洲各国在当今是壮年国，而我们中国在当今是少年国。

译古代的中国，虽然已有国家的名称，却尚未形成国家的形态。有的属于家族式的国家，有的属于酋长式的国家，有的属于诸侯封建式的国家，有的属于一王专制式的国家。虽然种类不同，但总之，在国家体制方面，它们只具备一部分而缺失另一部分。这正像婴儿从胚胎到成长儿童，身体的某些器官先长好，其余部分虽然大体具备，但还不能发挥作用。所以唐尧虞舜以前是胚胎时代，殷商周代是哺乳时代，从孔子到现在是儿童时代，逐渐发展，现在才开始进入成童以上的少年阶段。之所以成长得这么迟缓，是因为历代的民贼阻碍了它的生机。好比童年多病，反而显得老态，甚至让人怀疑死期将至，却不知道这都是因为身体尚未完全、尚未成立所致。这不是说过去，而是说未来。

况且我们中国往昔，何曾有国家呢？不过只有朝廷罢了。我们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在这地球上已经几千年，但问起国家的名字，却没有。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都是朝廷的名称。朝廷，是一家人的私产；国家，是人民的公产。朝廷有朝廷的老少，国家有国家的老少，朝廷与国家既然是不同的事物，那么就不能用朝廷的老少来指代国家的老少，这是显而易见的。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是周朝的少年时代；幽王、厉王、桓王、赧王，则是其老年时代。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是汉朝的少年时代；元帝、平帝、桓帝、灵帝，则是其老年时代。其余历代朝廷，莫不如此。这些，说是一个朝廷的老迈是可以的，说是一个国家的衰老则不可以。一个朝廷的老迈将死，好比一个人的老迈将死，与我所说的中国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我们中国，以前尚未出现在世界上，现在才开始萌芽罢了。天地广大，前途辽阔，美好啊，我们少年中国！

玛志尼，是意大利三杰中的魁首。他因国事获罪，流亡异国，于是创立一个社团，名叫“少年意大利”。全国志士，如云涌雾集般响应他，最终光复旧物，使意大利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国。意大利，本是欧洲第一的老大国，自罗马灭亡后，土地隶属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地利，几乎可以说是老迈濒死的状态，而得到一个玛志尼，尚且能使全国变得年轻，何况我们中国实际上正处于少年时代呢？堂堂四百余州的国土，凛凛四百余兆的国民，难道就没有一个玛志尼那样的人吗？

龚自珍的文集中有一首诗，题为《能令公少年行》，我曾经喜爱诵读，并体味其中用意的深存。如果我国民自己认为他们的国家衰老，那国家果真就衰老了；如果我国民自己知道他们的国家年轻，那国家就年轻了。西方谚语说：“有三岁的翁，有百岁的童。”那么国家的老少，并没有固定的形态，而是随着国民的心力而增减变化的。我看到玛志尼能使国家年轻，我又看到我国官吏士民能使国家衰老，我为此感到恐惧！拥有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的少年中国，却让欧美、日本人称我们为衰老，为什么呢？因为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都是老朽之人。不读几十年的八股文，不写几十年的白摺，不当几十年的差，不熬几十年的俸禄，不递几十年的手本，不唱几十年的诺，不磕几十年的头，不请几十年的安，就一定不能得到一个官职，升迁一个职位。那些在内任卿贰以上、在外任监司以上的人，一百人当中，五官不全的，大概有九十六七人，不是眼盲，就是耳聋，不是手颤，就是足跛，否则就是半身不遂。

他们自身的饮食、行走、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理，需要三四个人在左右扶持搀扶，才能过日子，在这种情况下却想让他们治理国家大事，这与设立无数木偶让他们治理天下有什么区别呢？况且这些人，自从少壮之时，就已经不知道亚洲、欧洲在什么地方，汉高祖、唐太宗是哪朝的皇帝；还嫌他们顽钝腐败没有达到极点，又一定要搓磨他们，陶冶他们，等到他们脑髓已干，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的时候，然后把我国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的性命，一举托付给他们。唉！老大帝国，确实衰老啊。而这些人，积累了几十年的八股、白摺、当差、熬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才得到这红顶花翎的服饰，中堂大人的名号，于是拿出全部精神，竭尽毕生力量，来保持它。就像乞丐捡到一块金子，即使雷霆在头顶盘旋，双手还紧紧抱着钱袋，其他事情顾不上，不知道，也听不见。在这种情况下告诉他们国家灭亡、国土瓜分，他们怎么能听得进去，怎么能相信呢？即使果真灭亡了，果真瓜分了，而我今年既

译七十岁了，八十岁了，只希望在一两年内，洋人不来侵扰，强盗不起祸乱，我就算是快活地过了一辈子了。

译如果迫不得已，那就割让几个省的土地，去奉献申贺敬意，来换取我们几个官职；出卖几百万百姓做仆从奴隶，来赎回我这条老命，有什么不可以，有什么难办。唉！如今所谓的老成持重、老臣、老将、老吏，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全都具备在这里了。“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让无常鬼当医生，拿着催命符来祝寿，唉，多么悲痛啊！用这样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怎么能不老且死，而且我恐怕它还没到一年就夭折了。

梁启超说：造成今天老大中国的，是中国老朽们的罪业；造就将来少年中国的，是中国少年的责任。那些老朽们有什么值得说的，他们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日子不远了，而我们少年却是新来与这个世界结下缘分。就像租房子的人一样，他们明天就要搬走，而我们今天才刚搬进这间屋子。要搬走的人，不爱护窗户，不打扫庭院，这是世俗常情，也不足为怪。至于我们少年，前程远大，身后茫茫，中国如果沦为牛马、奴隶、隶役，那么烹煮割肉、鞭打抽打的惨酷，只有我们少年来承受；中国如果称霸天下，主宰地球，那么指挥顾盼的尊荣，只有我们少年来享受，对于那些气息奄奄、与鬼为邻的老朽们，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漠不关心，还可以说得过去；我们漠不关心，就不可原谅了。如果全国的少年果真都是少年，那么我们的中国就是未来的国家，其进步不可限量；如果全国的少年也都变得老朽，那么我们的中国就是过去的国家，其灭亡可以翘首以待。所以今天的责任，不在别人，而全在我们少年。少年智慧国家就智慧，少年富裕国家就富裕，少年强大国家就强大，少年独立国家就独立，少年自由国家就自由，少年进步国家就进步，少年胜过欧洲国家就胜过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国家就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黄河从地下涌出，一泻汪洋。潜龙从深渊腾起，鳞爪飞扬；幼虎在山谷咆哮，百兽震恐。鹰隼试飞，风尘吸张；奇花初孕，光彩辉煌。干将剑刚磨好，锋芒毕露。头顶苍天，脚踏黄土。纵贯千古，横亘八荒。前途像海一样广阔，来日方长。美啊，我的少年中国，与天同寿；壮啊，我的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这是岳武穆《满江红》的词句，作者从六岁时就口授记忆，至今喜欢诵读不衰。从今以后，抛弃“哀时客”的名号，改自称“少年中国的少年”。

作者附记。

呵旁观者文

（1900年2月20日）

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的人，莫过于旁观者。

旁观者，就像站在东岸，观看西岸的火灾，望着红光以为快乐；就像站在这条船，观看那条船的沉没，看着人们凫水以为欢乐。像这样的人，说他们阴险也不可以，说他们狠毒也不可以，这种人无法命名，就称他们为无血性。唉，血性，是人类赖以生存、世界赖以建立的根本；无血性，那就是无人类、无世界。所以旁观者，是人类中的害虫，世界中的仇敌。

人生在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道责任，是大丈夫的开始；履行责任，是大丈夫的终结；自放弃责任，就是自放弃做人的资格。所以人，对于一家就有一家之责任，对于一国就有一国之责任，对于世界就有世界之责任。

一家的人各自放弃责任，家必定败落；一国的人各自放弃责任，国家必定灭亡；全世界的人各自放弃责任，世界必定毁灭。

所谓旁观，就是放弃责任的意思。

中国词章家有两句警语，说：“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

中国寻常人有两句熟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这几句话，实在是旁观派的经典，口号。

而这种经典口号，深入全国人的脑中，拂之不去，涤之不净。直白地说，就是“旁观”二字代表了我国人的性质，也就是“无血性”三字为我国人所专有。唉，我为此感到恐惧！

旁观者，是站在客人位置的意思。天下事不能有客而无主，比如一家，大到教训子弟，综核财产；小到开关门户，洒扫庭院，都是主人的事。主人是谁？就是一家的人。一家的人，各尽主人的职责而家得以成立。如果一家的人各自站在客人的位置，父亲推给儿子，儿子推给父亲；哥哥推给弟弟，弟弟推给哥哥；丈夫推给妻子，妻子推给丈夫；这就是没有主人的家

译没有主人的家庭，其败亡是可以立刻等待到的。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国家的主人是谁？就是这个国家的人。

译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没有别的原因，只不过全国的人各自尽到主人的职责罢了。

中国却不是这样，进入这个国家，问谁是主人，没有人承认。要说百姓是主人吗？百姓说：这是官吏的事，我参与什么？要说官吏是主人吗？官吏说：我占据这个职位，是为了我的权势，为了我的利益来源，其他的事我哪里知道呢。像这样，一个国家虽然广大，竟然没有一个主人。没有主人的国家，奴仆就跟着玩弄它，盗贼就跟着掠夺它，这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诗经》说：“你有庭院，却不洒水打扫；你有钟鼓，却不敲击演奏。你悲惨地死去，却由他人来保全。”这是天理所必然不会达到的地步，又能责怪人什么呢？

对于别人的家、别人的国家而在一旁观看，还可以说得过去。为什么呢？因为我本来就是客人。（侠义的精神，即使是面对他国、他家也不应当旁观，现在暂且搁置不论。）对于自己的家、自己的国家而在一旁观看，就说不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本来就是主人。我还在一旁观看，还指望谁来代替我承担责任呢？大概家国的兴盛衰亡，常常以家中、国中旁观者的有无多少作为差别。国人没有一个旁观者，国家虽然小也必定兴盛；国人全都是旁观者，国家虽然大也必定灭亡。现在我看中国四万万人，全都是旁观者。说我不信，请列举他们的流派：第一类叫浑沌派。这一派的人，可以称为没有脑筋的动物。他们不知道有所谓的世界，不知道有所谓的国家，不知道什么是可忧虑的，不知道什么是可恐惧的，直白地说，就是不知道人世间有应该做的事。饿了就吃，饱了就游荡，困了就睡，醒了就起，门户以内就是他们的小天地，为争一文钱可以丢掉性命，他们既然不知道有事，还说什么办与不办？既然不知道有国家，还说什么亡与不亡？好比游鱼处在将要沸腾的鼎中，还误以为是水暖的春江；巢燕处在半烧着的厅堂，还疑惑是照屋的日出。他们的活着，像用机器制成的一样，能运动却不能知觉；他们的死去，像被电击毙的一样，有坠落却没有痛苦，只是蠕动着度过几十年的寒暑罢了。

他们虽然是旁观者，然而自己却不知道自己是旁观者，我称他们为旁观派中的天民。四万万人中属于这一派的，大概不止三万五千万人。然而这又不仅仅是那些不识字、不谋生的人。天下本来有不识字、不谋生的人却不浑沌的，也有号称能识字、能谋生的人而实际上非常浑沌的。大概京城内外几十万个大小官吏，参加乡试、会试、岁试、科试的几百万士子，遍布天下的商人，其中十有八九都属于这一派。

第二类叫为我派。这一派的人，俗语说是遇到雷打还要按住荷包的人。

事情应当办理，他们不是不知道；国家将要灭亡，他们不是不知道。虽然如此，办理这件事对我没有益处，那么我就只是旁观罢了；灭亡这个国家对我没有损害，那么我就只是旁观罢了。像冯道在五代战乱时期，早上朝见梁朝，晚上朝见晋朝，还以五朝元老自夸；张之洞自己说瓜分之后，还不失为小朝廷的大臣，都是这类人。他们在世界中，似乎常常站在主人的位置而不是客人的位置。虽然如此，不过是用公众的事业，来计较自己一人的利害；至于公众的利害，他们始终都是旁观者。我从前看到日本报纸中有一段话，最能描绘这类人的情形，它说：我曾经游历辽东半岛，看到沿途的人民，观察他们的情态，他们对国家存亡的危机，好像自己不知道一样；他们对待日本军队，不看作是敌人，而看作是商店的顾客；他们心目中，不知道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与否的问题，只知道日本银元与纹银兑换补水多少的问题。

这实在写出了鬼怪的情状，就像禹鼎铸造奸臣一样。推究为我派的弊端，割让几千里的土地，赔偿几百兆的款项，来换取他们衙门咫尺之地，却曾经无所顾惜，为什么呢？我现在已经六七十岁了，只求目前几年无事，等到一瞑之后，即使天翻地覆也不去问了。明明知道官场积习应当改正却必定不肯改正，因为那是我的衣领饭碗所在。明明知道学校科举应当变革却不肯变革，因为那是我的子孙出身的途径。这一派的人，以老子为先圣，以杨朱为先师，一国之中无论为官、为绅、为士、为商，那些占据要津、掌握重权的人都是这类人，所以这一派有左右世界的力量。一国聪明才智之士，都聚集在他们的旗帜下，而正在萌芽孵化阶段的少年子弟，反而率性效仿他们，就像麻风病、肺病患者把病种传给子孙，所以遗毒遍布天下，这是旁观派中最有魔力的。

第三类叫呜呼派。什么叫呜呼派？他们把咨嗟叹息、痛哭流涕当作独一无二的事业。他们的脸上常有忧国的神情，他们的口中不少哀叹时局的言语，告诉他们事情应当办理，他们就说确实应当办理，无奈无从办起；告诉他们国家已经危急，他们就说确实极其危急，无奈已经无可救药；再进一步追问，他们就说

译这只是国家的运势罢了，上天的意志罢了。“无可奈何”这四个字是它的口诀，“束手待毙”这一句话是它的真传。就像看见火灾发生，不去致力于扑灭，反而叹息火势的猛烈；就像看见有人溺水，不去考虑拯救援助，反而痛恨波涛的汹涌澎湃。

译这一派人，他们自己固然声称不是旁观者，然而别人的旁观是用眼睛看，他们的旁观是用嘴巴说。他们并非不关心国家大事，却是把国事当作写诗的素材；并非不喜欢谈论时事，却是把时事当作谈话的资粮。我们读波兰灭亡的记载、埃及惨状的史实，何尝不为之感叹，但对波兰、埃及毫无益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旁观者。我们看见菲律宾与美国血战，何尝不为之起敬，但对菲律宾毫无帮助，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旁观者。所谓的“呜呼派”，与这有什么不同呢！

这一派似乎对世界没有补益，也没有害处，虽然如此，他们消磨国民的志气，阻碍未来的进步，其罪过实在不轻。这一派，一国中号称名士的人全都归入其中。

第四类是笑骂派。这一派人，与其说是旁观者，不如说是后观者。因为他们常常站在别人的背后，用冷言冷语或热语来批评人。他们不仅自己充当旁观者，还要逼迫别人不得不成为旁观者；既骂守旧派，也骂维新派；既骂小人，也骂君子；对老一辈则骂他们暮气沉沉，对年轻人则骂他们急躁冒进、好事多端；事情成功了，就说“竖子成名”；事情失败了，就说“我早就预料到了”。他们常常把自己置于无可指摘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不办事所以无可指摘，因为旁观所以无可指摘。自己不办事，却站在办事者的背后，拿着绳子批根来嘲讽抨击，这是最狡猾奸诈的手段，也是让勇敢者气馁、怯懦者灰心的原因。这哪里仅仅是使人灰心气馁而已，那些将要成功的事，他们必定用笑骂来阻挠；已经成功的事，他们能用笑骂来败坏。所以他们这些人，是世界的阴险小人。

排斥别人并非不可以，自己有主义想要伸张，从而排斥别人的主义，这是西方政党所不避讳的。然而那笑骂派究竟有什么主义呢？譬如孤舟在大洋中遭遇风浪，他们骂风、骂浪、骂大洋、骂孤舟，甚至遍骂同舟的人，如果问这船应当用什么方法才能到达彼岸，他们瞪着眼睛无言以对。为什么呢？他们借着旁观来进行笑骂，失去了旁观的地位，就没有笑骂了。

第五类是暴弃派。呜呼派，认为天下没有可做之事；暴弃派，认为自己是无可作为之人。

笑骂派，常常责备别人而不责备自己；暴弃派，常常指望别人而不指望自己。他们的想法是，一国四亿人，其中三百九十九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才智不知有多少，英杰不知有多少，我这一人哪里足以轻重。推究这一派的极端弊端，必定导致四亿人，人人都把自己排除在外，而把国事指望给其余的三百九十九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统计起来互相抵消，那么四亿人，最终实际上等于没有一人。国家大事，是国民人人各自有其责任的，越贤明智慧的人责任越大，即使是愚笨不肖的人也不过责任稍小而已，不能说没有责任。他人虽然有极大的智慧、极大的能力，只能尽他本身分内的责任，怎么能有丝毫代替我？譬如想不吃饭而让善于吃饭的人替我吃，想不睡觉而让善于睡觉的人替我睡，能行吗？我虽然愚笨不肖，但既然为人，就是人类的一个分子；既然生在这个国家，就是国民的一个成员。我抛弃自己一身，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污蔑人类的资格，损害国民的体面，是说不通的。所以暴弃者实在是人道的罪人。

第六类是待时派。这一派人，有旁观的实质却不自居旁观者的名号。所谓等待，是得与不得尚未确定的说法。我等到可以办事的时候然后再办，如果始终没有那个时机，那就是始终不办。寻常的旁观是旁观人事，他们的旁观则是旁观天时。况且必须怎样才算可以办事的时机，哪有固定的形态呢？办事的人，无时无刻不是可以办事的时候；不办事的人，无时无刻不是不可办事的时候。所以有志之士，只是创造时势罢了，没听说过有待于时势的。所谓待时，是想窥探风潮所向，而从旁拾取剩余的利益，风向东就跟着向东，风向西就跟着向西，这是乡愿的本色，而也是旁观派中最狡猾的。

以上六派，我们中国人的性质尽在其中了。他们所属的派别不同，但作为旁观者则是相同的。像这样，我们中国四万人，果然没有一个不是旁观者；我们中国虽然有四万人，果然没有一个主人。以没有一个主人的国家，而立于世界生存竞争最剧烈、万鬼环视、百虎虎视眈眈的大舞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六派之中，第一派是不知道责任的人，以下五派是不履行责任的人，知道而不履行，与不知道是一样的。

况且那些不知道的人还有希望，期望他们日后知道了就立即行动。如果知道而不行动，那就是自我断绝于天地之间了。

所以我责备第一派的人尚浅，责备以下五派的人最深。

虽然如此，用阳明学知行合一的说法来论，那些知道而不行动的人，终究还是不知道罢了。

如果知道

译道理极其明白，那么行动就一定极其果敢。猛虎在后面追赶，即使是跛脚的人或许也能跳跃数丈宽的深涧；大火蔓延到邻居那里，即使是体弱的人或许也能举起千钧的重物。

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确实知道，猛虎和大火一旦到来，我们的性命必定无法幸存。国家灭亡、种族灭绝的惨酷，又岂止是猛虎和大火那样而已。我认为，全国那些旁观的人只是不知道罢了，或者只知其一二而不知道其究竟罢了。如果真的知道了，如果彻底知道了，我的意思是，即使钳住他们的手、封住他们的嘴，也不能让他们沉默不语、呆坐不动。哪有在悠悠岁月里，歌舞升平，把这如此江山拱手送给异族，袖手旁观，像捆着手脚一样等待死期到来，像今天这样做的呢？唉！

现在那些身居高位、享受厚禄，以及号称先达名士在当时有名望的人，都是一国中过去的人。就像已经退院的僧人，就像已经闭门的妇人，他们自己顾念这具身体寄居在这个世界，不知道还能活几年，所以对于国家抱着过客的心态，苟且偷安以追求安逸快乐，袖手旁观以度过余生，这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至于那些青年，正是一国将来的主人，与这个国家结缘的日子正长。前途茫茫，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国家兴盛，我们这些人实在亲身享受它的荣耀；国家灭亡，我们这些人实在亲自品尝它的惨痛。想躲避无处可躲，想逃跑无处可逃，它的荣耀不是别人所能抢夺的，它的惨痛也不是别人所能替代的。想到这些，难道可以旁观吗？难道可以旁观吗？我难道喜欢说深文刻薄的话来骂尽天下人吗？不过也是出于不忍心旁观的区区苦心，不得不大声疾呼，来告诉我的同胞四万万人。

反对旁观的人说这叫“任”（担当）。孔子说：“天下有道，我就不参与改变它了。”孟子说：“如果想平治天下，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说的就是这种担当精神。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1901年5月28日）

第三节 积弱源于政术的 那么当权者就没有罪过吗？回答说：唉，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即使成为今天的官吏，也是今天的国民；造成今天的国民，则是昔日的政术。数千年来民贼既然把国家当作他们一姓的私产，于是所有的经营，所有的措施，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私产而设立的，这实在是中国数千年来政术的总根源！保护私产的方法是什么呢？那些私产，固然都是通过压榨国民，夺取他们的公产作为自己的东西得来的，所以他们最害怕的，是原主人一旦起来把它夺回去。原主人是谁？就是国民！国民怎样才能夺回公产？一定要有勇气才可以，一定要有智慧才可以，一定要有力量才可以，一定要有群体才可以，一定要有行动才可以。

只要能够挫败他们的勇气，堵塞他们的智慧，消减他们的力量，离散他们的群体，控制他们的行动，那么原主人就永远不能再起来，而私产就会像磐石和苞桑一样稳固而没有忧患。那些民贼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他们施行的政术，没有一项不是以这五点为目标，千条万绪而不乱其纲领，千变万化而不离其宗旨，多经历一年，他们的网就愈密，多变更一件事，他们的术就愈精。所以今天的政术，不知道经过几百千万个枭雄险恶、敏捷干练、桀骜狡诈的民贼，运算谋划，斟酌损益，现在才集其大成。我曾经遍读二十四朝的政史，遍历现今的政界，在参伍错综之中，考察得到要领所在。大概他们治理的成绩有三项：叫作愚弄百姓，柔化百姓，涣散百姓。而能够收到这些成绩的，他们持有的方法有四项：叫作驯服的方法，叫作引诱的方法，叫作役使的方法，叫作监视的方法。

所谓驯服的方法是什么呢？上天生人而赋予他们追求智慧的性情，赋予他们独立的性情，赋予他们合群的性情，这是民贼最不利的，所以必须先使人失去他们的本性，然后才能纳入我的范围。没看见花匠吗？凭借松柏的健壮强劲，却能使其盘曲缠绕，使之像盘子、像梯子、像窗户、像站立的人、像卧着的兽、像盘绕的蛇，为什么呢？

从它们萌芽茎叶生长的时候就开始摧残它们。没看见驯兽的人吗？凭借马的骏马，猴的狡猾，狮的暴戾，象的迟钝，却能让他们在庭院中趋步起舞，应弦合节，整齐有序，为什么呢？从哺乳幼小的日子就开始驯服它们。历代政治家用来驯服百姓的方法，与此类似。法国大儒孟德斯鸠说：“凡是半开专制君主之国，其教育的目的，只在于使人服从罢了。”日本大儒福泽谕吉说：“支那旧教，没有比礼乐更重的了。礼，是使人柔顺屈从的；乐，是用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在民贼之下恭顺的。”用这些来归罪于礼乐，我虽然不敢完全同意，但总之中国数千年来，用来教化百姓的，其宗旨不外乎这些，这是毫无疑问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愚弄百姓，是帮皇的拙劣计策，把焚坑当作焚坑，哪里比得上把不焚坑当作焚坑。宋太祖开馆辑书，却说：“天下英雄，都在我的彀中。”明太祖定制科举取士，却说：“天下没有人能危害我。”本朝雍正年间，有上谕禁止满人学习八股，

译然而说：“这类学问，不过是用来笼络控制汉人的。”他们的手段和方法，都远远超过秦始皇，这是因为统治的权术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精妙。试看当今作为教育方法的是怎样的？难道除了八股文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吗！认为八股文还不够，又设立割裂拼凑、连上犯下等禁令，让人陷入其中，耗费数十年的精神，还未能穷尽其中的技巧，哪里还能顾及别的事情。认为这样还不够，禁止使用后世的事例、后世的言语，务必驱使这数百万勤奋求学的读书人，让他们束之高阁不读书，胸中毫无学识，连中国过去的事情都不认识，更不用说外国了；连日常交往应酬都不懂，更不用说治理国家了？

译还觉得不够，又加上试帖诗，让他们习惯于做歌匠；加重楷书法的考核，让他们学习做抄写员。还觉得不够，担心那些聪明杰出的人才，仅仅凭借八股文、试帖诗和楷书法不足以耗尽他们的脑力，从而向其他途径溢出，于是提倡所谓的考据、词章、金石、校勘之学，来涵盖笼罩他们，使上下四方，都落入我的罗网。还觉得不够，有假托道学的人出现，援引经传中的一两句话，说“只有君主才能赐福，只有君主才能施威”；说“天下有道，百姓就不议论”；说“地位低下却议论高位之事，是罪过”；说“生在这个时代，服务于这个时代，善良就可以了”；说“既明达又智慧，以保全自身”。大概圣经贤传中有千言万语，可以开启民智、增长民气、厚植民力的，他们一概抹杀而不征引，只拾取一两句话足以便利自己私图的，从而推波助澜，变本加厉，谬种流传，成为义理。所以愤慨时局、忧念国家的人就被斥为多事，聚合群体、讲求学问的人就被视为朋党，把对事物一无所知的人当作谨慎老实，把完全没有心肝的人当作善良。这种见解，深入人心，于是使全国都呈现盲人般的状态，所有人都表现出妾妇般的容貌。奴性、愚昧、自私、好伪、怯懦、无动于衷，都是天下最可耻的事情。现在不仅不以之为耻，如果遇到一个没有奴性、不甘愚昧、不专为自己、不太好伪、不安于怯懦、不乐于无动于衷的人，那么全国的人，都视他为怪物，视他为大逆不道。是非颠倒，憎爱反常，人丧失本性，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观察到此，而感叹那几千年来民贼之所以能驯服我国百姓，其用心极其苦毒，其方法极其严密，其手段极其狠辣。就像妇女缠足一样，从小就开始缠，历经几十年，等到长大了，即使放开她，她也无法正常行走了，因为脚的本性已经丧失了。曾国藩说：“今日的中国，竟然成了一个不痛不痒的世界。”唉，是谁造成的？而今我国国民竟然到了这种极点！

所谓诱饵之术是什么呢？孟德斯鸠说：“专制政体的国家，之所以能够长久维持而不破裂，有一种方法。大概有一种矫饰虚伪的风气，深入臣僚之心，那就是以爵位赏赐为荣的念头。那些专制国家，臣僚都怀有这个念头，于是各自在职位上竞争，勤勉不敢懈怠，以官阶的高低、俸禄的多寡，互相夸耀，往往盼望贵人的一颦一笑，如同天帝、鬼神一般。”这话，大概说尽了我国几千年来用来诱饵百姓的工具。他们之所以能驯服我国百姓，已经能使百姓像妾妇、像禽兽了，对待妾妇、禽兽的方法，又有什么难的呢？现在养狗见到主人，摇头摆尾，前趋后随，是为了求食；现在妓女遇到所爱的人，涂脂抹粉，眉目传情，是为了缠头钱。所以如果用一块肉来诱饵畜犬，那么任凭它如何跳跃、如何回旋，没有不称心如意的；用千金缠在腰上来诱饵妓女，那么任凭她如何献媚、如何送情，没有不称心如意的。民贼诱饵我国百姓，也是这样罢了。齐桓公喜欢紫色，全国人都穿紫色；汉高祖厌恶儒生，群臣没有敢戴儒冠的。曹操在国内号令说：“有跟随我游历的人，我能使他富贵。”

大概那些占据要津、掌握重权的人，使出小小手段，就足以让全国的人，颠颠倒倒，如狂如醉，争先恐后，奔走趋附了。

而趋附得最巧妙、获得得最快捷的，必定是一国中聪明最高、才力最强的人。

既然已经诱饵得了这些最有聪明才力的人，都落入他们的圈套，那么比这更平庸琐碎的人，还有什么呢？直接鞭打他们、圈禁他们罢了。蚂蚁在蚁穴里，从我们看来，觉得它们极其微贱、极其渺小而可怜；但其中有大的称王，有小的称侯，群蚁营营逐逐地企望仰望这无量的光荣，没有人肯退让，没有人敢懈怠。越南沦陷于法国，一切政权、土地权、财权，都掌握在他人手中，本国人没有一个能参与，从我们看来，觉得他们局促不安，没有生人的乐趣；但不知道越南仍然有其所谓的官职，仍然有其所谓的科举，每三年开科取士，状元的荣耀，与往昔无异，越南人企望而争趋的，至今仍然像追逐一样。在顺治、康熙年间，天下人心思明朝，反侧不安，圣祖仁皇帝，一开博学鸿词科，再设明史馆，搜罗遗佚，征召入京，给予一个清闲的职位、一个空名，而天下就帖帖然、戢戢然了。大概诱饵百姓的方法得其道了。这种术数，此前地球上各专制国家，没有不使用的，而其中最娴熟精巧且著有成效的，就是中国了！

所谓役使之术是什么呢？那些民贼既然把国家攘夺为自己一家的私产了，但国家之大，不是一家子弟数人，可以督治而管辖的，不得不求助于我，于是官吏设立了。文明国家的

译设置官吏，是为了替国民管理公共财产，所以官吏的职权都来自国民；专制国家设置官吏，是为了替一家一姓保护私有财产，所以官吏的职权都来自君主。这源头一旦不同，末流的千差万别，都由此产生。所以专制国家的官员，不必考察他贤良与否、有才能还是无才能，只以安静、谨慎、朴实，能够遵守旧规、服从命令的人为贵。中国任用官员，首先限制其晋升的途径，使贤才没有自我表现的机会；又高悬一种极其荣耀、极其清贵的标准，来奖励那些极无用的学问，使得举国无论贤愚，都不得不低头去走这条路，以此消磨他们的聪明才智。消磨得差不多了，然后再任用他们，任用他们时又并非看重他们的才能，也必定让他们屈居下位。为什么呢？如果不经过几十年的磨砺陶冶，恐怕他们的英气没有完全消除，服从的本性没有完全坚定；恐怕一个英才得志，无数英才就会仰慕并效仿；英才多了，旧法就不能束缚他们了。所以从前明朝的太祖、本朝的高宗，他们驾驭群臣的方法，有奇妙得令人难以想象的，简直就像在手掌上玩弄婴儿，在戏台上戏耍猴狗，使得站在朝廷上的人，不再知道廉耻是什么，道义是什么，权利是什么，责任是什么，只是屏住呼吸、蜷缩伏拜在一位君王之下。既然没有国家大事和民间事务需要办理，那么任用豪杰做官吏，和任用木偶做官吏是一样的；而驾驭豪杰，终究不如驾驭木偶那样容易。

译那些历代祸害百姓的统治者对此早已深思熟虑，所以中国使用官吏，就像西方人使用机器一样，有固定的位置，有确定的行动，整盘机器，其零件不下千百万，由一人转动枢纽便绰绰有余了。全国官吏，人数不下千百万，由一人驾驭便井然有序了。而他们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驾驭臣民的方法得当。机器是没有头脑、没有骨骼、没有血液、没有气息的死物，如今全国的官吏都变成了没有头脑、没有骨骼、没有血液、没有气息的死物，作为驾驭的计策是成功了，但怎么能立足于当今文明竞争进步的世界呢？

所谓监视的方法是什么呢？既然已经掌握了驯服、引诱、役使的方法，那么全国臣民落入其圈套的，十之八九了。虽然如此，一个国家那么大，怎么保证没有一两个非常杰出的豪杰，不甘心做奴隶、做妾妇、做机器呢？又怎么保证没有一两个不得志的人，利用其漏洞，而效仿陈胜在田垄间停止耕作，效法石勒在东门倚啸呢？这是不可以不监视的。因此有官吏、有军队、有法律，都是监视百姓的工具；向百姓征收租税，是用来充实监视百姓的经费；设立科举，开通仕途，则是从百姓中选出若干人让他们自己监视同辈。所以其他国家的军队是用来抵御外侮的，而中国的军队是用来抵御其百姓的。从前有个西方人对某位亲王说：“贵国的军队太糟糕，不足以与列强在疆场上驰骋，何不整顿一下？”某亲王说：“我国的军队，是用来防备家贼的。”唉！这三个字，大概将数千年来祸害百姓者的肺腑之言，全盘托出了！既然把国民当作家贼，那么防备的方法，固然不得不严密。假意尊崇六艺，排斥百家，是用来监视百姓的心思，使他们不敢研究公理；严厉禁止结社，互相告诫不要讲学，是用来监视百姓的聚集，使他们不能联通声气；仇视报馆，兴起文字狱，是用来监视百姓的耳目，使他们不能见闻异端；犯罪者株连家属，邻里连坐，是用来监视百姓的举动，使他们不能独立而无惧。所以今日文明各国所最尊重最重视的，如思想自由、信教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著述自由、行动自由，都被一一严密监视而紧紧束缚。监视束缚既久，贤能智慧的人无处发泄愤懑，桀骜狡诈的人无处逞凶作恶，就只有灰心丧气，随波逐流，仍然进入奴隶、妾妇、机器的队伍中，或者甚至争着谋取利益，摇尾乞怜，以苟且取得富贵，在同类中称雄罢了。所以国民并非生来就具备这种恶劣的资质，也并非人人都愚钝无耻。那些不能驯服的，就进而引诱他们；那些不服役使的，就进而监视他们；全国的人，哪有能逃脱的？今日中国国民腐败到如此地步，都是由此造成的。

观察这些，中国积弱的大根源，就可以知道了。其成就者在国民，而孕育者仍在政府。

那些祸害百姓者呕尽心血，遍布罗网，难道不以为算无遗策，天下人莫能逃其毒吗？但我又曾听孟德斯鸠的话：“专制政体，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虽然美其名曰和睦万民，实则斫丧元气，必至将其立国的根本全部丧失。”

从前有个野蛮的路易沙奴人，看见果实累累挂在树上，攀爬折取不到，竟用斧头砍树来捋取果实。专制政治，大概与此类似。然而百姓在专制统治下，动不动就说，只要国运还有几十年，我还可以苟且偷生度日，等到我死了，即使大乱发生，我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那么专制国民的苟且偷安，不考虑后患，也与那野蛮人砍树无异了。所以专制国家所谓的和睦，其中常隐含着扰乱的因素。”唉！

孟德斯鸠这话，简直像是专门为我中国而发的。历代祸害百姓者用这种方法来驯服百姓、引诱百姓、役使百姓、监视百姓，数千年直到今天！其方法精巧完备如此，理应永远保有私产、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但为什么刘兴项亡，甲夺乙取，数千年来，杂乱而没有一姓长久呢？孟子说：“天下存在很久了，一治一乱。”以我看来，那么数千年来所谓的治，难道真是治吗？不过是偶然趁着人心厌乱到了极点，又加上杀人过半，户口骤减，谋生较易，大家相安无事苟且偷安罢了！实际上其中所含的扰乱因素，正多且剧烈。国家是由百姓积聚而成的，哪有把百姓当作奴隶、当作妾妇、当作机器、当作盗贼而可以成就国家的。中国积弱的原因，大概导源于数千年以前，日积月累，愈久愈深，而到今天承受其极端的弊病罢了。但其极端弊病的现象，为什么到今天才大大显现呢？

从前是一个统一独治的国家，内患虽然多，外忧并不剧烈，所以扰乱的因素，常常得以弥补，即使有一姓的兴亡，无关全种的荣枯。现在不是这样，全地球人种的竞争，越来越剧烈。万马的足，万锋的刃，相继向我支那而来，即使合

译衡量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来应对时局，尚且担心不得当，如今却让一群无脑、无骨、无血、无气的同类，安然高坐，酣然长睡在这个世界中，这该怎么办呢？那些昔日的民贼，起初没想到会有今天的时局，所以务必以驯服百姓、欺骗百姓、役使百姓、监视百姓作为独一无二的秘传，就像居家开店的人，担心子弟伙伴偷窃自己的财物，于是将他们一一戴上枷锁，捆绑起来，或者关在暗室里。像这样，我固然相信他们不能偷窃了，但家务店务荒废了怎么办？荒废尚且可以补救，一旦有外来的盗贼，轰然撞坏大门，闯入厅堂，搜刮货物，搬走重器，那时那些子弟伙伴，虽然想救援，无奈被枷锁捆绑而不能行动，暗室仍然关闭而无法打开，那就只能瞪大眼睛说不出话，听任外盗进入室内，或者长啸一声离去罢了。

译今天我国的情形，与此类似。那些负有治理国民责任的官员，他们知道吗？

或者我国国民，他们知道吗？

立宪法议

（1901年6月7日）

拥有土地和人民，立足于大地之上的，称之为国家。世界的国家有两种：一是君主国，二是民主国。

设立制度、发布号令来治理其土地和人民的，称之为政治。世界的政治有两种：一是拥有宪法的政治（也称为立宪政治），二是没有宪法的政治（也称为专制政治）。采用一定的政治方式来治理国民的，称之为政体。世界的政体有三种：一是君主专制政体，二是君主立宪政体，三是民主立宪政体。今天全地球号称强国的有十几个，除了俄罗斯是君主专制政体，美国、法国是民主立宪政体外，其余各国都是君主立宪政体。君主立宪，是政体中最优良的。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的策略，变更过于频繁，选举总统时，竞争过于激烈，对于国家的幸福，未尝不偶尔产生阻碍。君主专制政体，朝廷看待百姓如同草芥，防备他们如同防备盗贼；百姓畏惧朝廷如同畏惧狱吏，憎恨他们如同仇敌。因此百姓极其痛苦，而君主和大臣也极其危险，像那个俄罗斯，虽然一时拥有虎狼般的威势，但其国内实际上动荡不安，难以维持长久。

因此君主立宪，是政体中最优良的。地球各国既然实行它而有效，而对照中国自古的风俗和今天的时势，又采用它而没有弊端。（三种政体，旧译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名称含义不合，所以更改为现在的名称。）宪法是什么东西呢？是确立万世不变的根本法典，而一国的人，无论是君主、官吏还是百姓，都共同遵守它，是国家一切法度的根源。此后无论颁布什么命令，更改什么法律，千变万化也不允许背离其根本。

西方语言原字为THE CONSTITUTION，翻译其意犹如元气。大概说宪法，是一国的元气。

立宪政体，也称为有限权的政体；专制政体，也称为无限权的政体。

所谓有限权，就是君主有君主的权力，权力有限；官吏有官吏的权力，权力有限；百姓有百姓的权力，权力有限。所以各国宪法，都首先说明君主统治的大权及皇位继承的惯例，明确君主的权限；其次说明政府及地方政治的职责，明确官吏的权限；再次说明议会的职责及人民自由的事项，明确百姓的权限。我国学者，突然听到君权有限的道理，大多变色而惊骇，他们的意思好像是说，君主，是一国中最尊贵没有第二个人的，臣民都是他的下属；只听说君主能限制臣民，哪里听说臣民能限制君主？臣民限制君主，不近乎叛逆吗？不知道君权有限，不是臣民限制他，而是宪法限制他。况且中国本来也有这个意思。君王即位，在郊外祭天并推荐给他；他去世，称颂上天并给他谥号；这不是以天为限制吗？说话必定称引先王，行事必定效法祖宗，这不是以祖宗为限制吗？那么自古以来的圣师、哲王，没有不以君权有限为最恰当不可改变的道理的；即使历代的君主，如果不是像秦始皇、隋炀帝那样残暴强悍，也断然不敢以君权无限自居。那么几千年来，虽然有这个意思却没有实行它的实际做法，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没有宪法的缘故。以天为限制，而天不说话；以祖宗为限制，而祖宗的法度不过是沿袭前代的旧规，未曾采纳天下的公理，顺应国民的愿望，而制定为至善没有弊端的大典。因此中国的君权，不是无限的，是想有限却不知如何限制的方法。

现在国内有爱民如子、励精图治的圣明君主，国外有文明先导、可师可法的友好国家，借此制定百世可知的大宪章，确立万年不拔的长远谋略，难道不是在这个时候吗！难道不是在这个时候吗！

各国宪法，既然明确了君主与官吏的权限，而又必定明确百姓的权限，为什么呢？民权，是用来拥护宪法而不使其败坏的工具。假使天下古今的君主，其仁慈智慧，都像我们当今皇帝，那么求助于百姓也可以，不求助于百姓也可以。虽然如此，以夏禹、商汤的圣明，也不能保证子孙中没有夏桀、商纣；以汉高祖、汉光武的英明，也不能保证子孙中没有汉桓帝、汉灵帝。

这实在是千古的通则，不值得忌讳了。假使不幸出现像夏桀、商纣那样的人，滥用大权，放纵其暴戾，来践踏宪法，将用什么来对待他？假使不幸出现像汉桓帝、汉灵帝那样的人，旁落大权，奸雄窃取，来践踏宪法，又将用什么来对待他？所以如果没有民权，那么即使有极其优良美好的宪法，也不过是一纸空文，毫无补救作用，这件事极易明白。不仅如此，即使世代的君主，圣明都像商汤、夏禹，英明都像汉高祖、汉光武，然而一国之大，不是能由一人独自治理的，必定要借助于官吏。官吏又不是区区少数人而已，而是达到千万、亿兆之多。天

译下等和上等的人少，中等资质的人多，所以勉励行善很难，跟随作恶很容易。他们之所以不敢做坏事，是因为有法律来限制他们罢了；他们之所以不敢不遵守法律，是因为有人来监督他们罢了。然而中国并非没有法律来限制官吏，也并非没有设置人员来监督官吏守法，最终却没有效果，这是为什么呢？

译那么用来监督他们的方法就不是正确的了。担心州、县不遵守法律，于是设置道、府来监督他们；道、府不遵守法律，又将怎么办？担心道、府不遵守法律，于是设置总督、巡抚来监督他们；总督、巡抚不遵守法律，又将怎么办？所谓的法律，既然不能全部施行，而监督的人，又未必比被监督的人贤能，牵制掣肘则无所不能，补救弊端则毫无成效，监督的人越多，而政治体制越混乱，有法律如同没有法律，法律就走到尽头了。因此监督官吏的事情，其形势不得不责成于人民，因为利害关系切身，必定不肯有所徇私庇护；耳目都归属于众人的舆论，更没有地方容许他们玩弄文字舞弊。因此想要君权有限，不可不用民权；想要官权有限，更不可不用民权。

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分离，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也是各国通过经验而得出的结论。

孟子说：“天下生存的时间很久了，一个治世接着一个乱世。”这是针对专制国家而言的。至于立宪国家，则一旦治理好就不会再陷入混乱。专制国家，遇到英明的君主就治理得好，遇到平庸的君主就衰败，遇到暴君就混乱；即使不遇到暴君，而平庸的君主接连出现，因循守旧、废弛政事的时间久了，也足以导致混乱；因此治世的日子常常很少，而乱世的日子常常很多。纵观中国数千年导致混乱的原因，有混乱来自君主的，如嫡庶争夺皇位、母后专权、暴君无道等；有混乱来自臣下的，如权相篡位弑君、藩镇跋扈等；有混乱来自百姓的，或是被暴政所逼迫，或是被饥荒所驱使。总之，都是朝廷先混乱然后百姓才混乱。如果是立宪国家，则不必担心这些。君位的继承，主权的归属，都有确定的规定，哪里会有奸人趁机作恶呢？大臣的任免，完全由议院支持的多寡决定，君主观察民心所向，然后授予官职，哪里会有曹操、王莽、安禄山、史思明之徒，能坐大其中呢？况且君主发布一项政令、施行一道命令，必定咨询百姓，顺应国民的愿望，经过议院的协助赞同，如果有百姓尚未理解的，则由大臣在议院反复宣布，必须求得多数人的共同赞同后才施行。民间有疾苦之事，都可以向议院申诉，改革使之便利，哪里会有百姓怨恨上级呢？所以立宪政体，是永远断绝混乱萌芽的政体。馆阁颂扬的通论，动不动就说“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如果是立宪政体，真可以说是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了！就像今天的英、美、德、日等国，我敢保证它们从今以后，直到天荒地老，国内必定没有内乱的忧患！那么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又何必害怕而不采用这种政体呢？

我们大声宣扬民权，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当权者担忧它、嫉妒它、畏惧它，如同洪水猛兽一样。这也不奇怪，大概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民权与民主的区别，而认为谈论民权的人必定与他们所拥戴的君主为敌，那么他们担忧、嫉妒、畏惧也就理所当然了。不知道有君主立宪，有民主立宪，两者都属于民权，而达到民权的路径，也是有缘由的。凡是国家变为民主制，必定有迫使它不得不如此的情况。如果英国人没有虐待美国殖民地，那么今天的美国，还像澳洲、加拿大一样；如果法国国王没有压制他的百姓，那么今天的法国，还像波旁王朝的朝廷一样。

所以想要拥戴君主的人，不如振兴民权。不看看英国吗？

英国是世界上最盛行的民权国家，而百姓爱戴他们的皇帝如同父母一样，如果英国朝廷用过去对待美国殖民地的态度对待它的百姓，那么英国成为美国的后续者早就已经很久了。不看看日本吗？日本是亚洲民权发源的国家，而百姓敬重他们的皇帝如同敬重天帝一样，如果日本天皇像法国路易十四那样对待他的百姓，那么日本成为法国的后续者早就已经很久了。一得一失，一荣一枯，做君主的应该如何选择呢？

爱戴君主的人应该如何选择呢？

况且今天的世界，实在是专制、立宪两种政体新旧交替的时候。按照公理，凡是两种相反的事物相互交替必定有争斗，争斗则旧的必定失败而新的必定胜利。所以地球各国，必定全部归于立宪然后才停止，这是道理和形势所必然达到的。用人力想要与道理和形势对抗，譬如以卵击石，以蜉蝣撼动大树，只是显示出他们不知轻重罢了。

过去距今百年以前，欧洲各国，除了英国以外，都是专制的。压迫既已到了极点，法国大革命忽然爆发，声音震动天地，怒涛于是波及全欧。民间要求立宪的，各国都是如此。俄、普、奥三国的皇帝，结成同盟来压制他们的百姓，有内乱就互相援助，而奥地利宰相梅特涅，凭借阴险狡诈的才能，执掌欧洲大陆牛耳四十年，每天以压制民权为事，最终不能抵挡，身败名裂。距今五十年左右，而全欧洲都立宪了。还剩下一个土耳其，则各国视之为病夫，每天想着瓜分它；还剩下一个俄罗斯，虽然国威在外赫赫有名，然而它的帝王被刺杀的已经三代了，至今仍然刺客遍地，寝食不安。

做君主的艰难，竟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快乐呢？所以百年以来，地球各国的转变，大略有四类：其一，君主

译顺应时势而建立宪法的，那么他们的君主就能安享尊荣，国家就能安宁太平，像普鲁士、奥地利、日本等国就是这样。第二种情况，是君主不肯立宪，民众被迫自行立宪，于是转变为民主立宪政体，像法国以及南美洲各国就是这样。第三种情况，是民众想要立宪，君主不允许，而民间又没有力量进行革命，于是天天以谋刺君主和宰相为事，像俄罗斯就是这样。第四种情况，则是君民都不知晓立宪的好处，全国上下愚昧无知，各项政务荒废松弛，最终被其他种族夷灭，像印度、安南等国就是这样。这四种情况中，哪种吉利哪种凶险，应该选择哪条道路，不需要有智慧的人来决断也就明白了。像普鲁士、奥地利的君主和宰相，起初认为立宪对自己有很大害处，所以拼死力争；等到立宪之后，才知道不仅没有害处，反而大有好处，应当恍然大悟地失笑，后悔先前自寻烦恼了，但这仍然胜过法国的路易十六，想后悔却来不及了。如今西方政体的更替，已经确定了，其风潮于是席卷而来波及东方。日本得风气之先，向善如饥似渴，元气一旦确立，于是号称强国。中国则日益昏醉，衰败微弱，情势显露而力量不足，到现在已经到了极点。甲午中日战争的一棒，胶州湾、旅顺口的警报的一喝，义和团之祸的一拶，有识之士已经知道国家的元气是片刻不可延缓的。大概今日实在是中国立宪的时机已经到了！当权者即使想要阻止，又从哪里去阻止呢？近来当权者既然已经知道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了，学校中多一个少年，国民中就多一个立宪党，为什么呢？那些人如果有爱国心并且略微知道西方人富强的由来，没有不把这作为第一要义的。

译因此，中国最终必然与地球上的文明国家一同走向立宪，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如果今天就实行立宪，那么国民蒙受福祉的时间会更早，而各位先辈将承担这份功劳；如果今天阻碍立宪，那么国家的进步会稍显迟缓，而后来者将承担这份艰难。仅此而已！如果真正有爱护君主、热爱国家之心的人，不能不仔细审视我的这番话。

提问者说：“那么中国今天就可以实行立宪政体吗？”回答说：“这是不能的。”

立宪政体，必须是民智稍有开启之后才能实行。日本维新始于明治初年，而宪法实施却在二十年后，这就是证明。中国最快也需要十年或十五年，才可以谈论实行立宪。提问者说：“既然今天不能立即实行，而你却急切地论述它，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实行在十年以后，那么确定（政体）就应当在十年以前。一个国家好比一个人的身体，人刚开始求学时，必须先确定自己将来要从事什么职业，然后所有的学识、所有的材料，都储备起来作为这一职业的用途。

所以医生必须在行医之前数年就自我确定为医，商人必须在经商之前数年就自我确定为商，这是极其浅显的道理。国家也是如此，必须先确定我国将来采用何种政体，然后所有的布置、所有的预备，都由此产生。如果不这样做，就像航海没有罗盘，缝衣没有量尺，在乱流中渡河，不知道方向，到处修补，不成片段，没有能够成功的。所以确定政体，决意实行立宪，实在是开宗明义的第一件事，不容稍有延缓！

既然确定了立宪，那么实行的次序应当如何呢？回答说：宪法是万世不变的，是一切法度的根源，所以在它最初确立时，不能不精密详细、审慎小心，务必达到至善的境界。

日本实行宪法，是在明治二十三年；颁布宪法，是在明治十三年；而草创宪法，是在明治五年。在草创之初，特别派遣五位大臣，游历欧洲，考察各国宪法的异同，斟酌其得失；回国之后，才设立机构来制定宪法。大概他们谨慎再谨慎、预备再预备，就是这样的。现在中国想要实行立宪，我认为办理的次序应当如下：第一，首先请皇上颁布明确的诏书，普遍告知臣民，确定中国为君主立宪的帝国，万世不改变。

第二，应当派遣三位重臣，游历欧洲各国以及美国、日本，考察其宪法的异同得失，哪些适宜于中国，哪些应当增加，哪些应当舍弃。带领通晓英、法、德、日语言文字的随员十余人一同前往，这些人必须有学识，不仅仅是懂得方言的人，并允许随时向各国聘请通达之人作为参赞，以一年为期期满回国。

（另外，这次所派去考察宪法的重臣和随员，应当对各种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类都悉心考究。）第三，所派的人员回国后，就应当在宫中开设一个立法局，草拟宪法，随时进呈皇上阅览。

第四，各国宪法的原文以及解释宪法的著名著作，应当由立法局翻译出来，颁布天下，使国民都知道它的来由，也能增长学识，作为建言献策的辅助。

第五，草稿完成后，不立即作为定本，先颁布于官报局，让全国士民都能辨析辩论，或者著书，或者刊登在报纸上，或者演说，或者向立法局上书，逐条分析辩论，像这样经过五年或十年，然后增减制定成定本。定本颁布后，以后除非经过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自更改宪法。

第六，从下诏确定政体的那一天开始，以二十年作为实行宪法的期限。

这篇文章论述的是宪法应当迅速确立以及其实施办法，至于各国宪法的异同得失以及中国宪法应当如何，我略有一些浅见。但现在论述这些，时机尚未成熟，希望留待日后再说。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1901年6月16日、7月6日）

《中庸》说：“万物共同生长而不互相妨害，大道并行而不互相违背。”多么伟大的言论啊！

野蛮时代所谓的道德，其旨趣非常简单而常常不能相容；文明时代所谓的道德，其性质非常繁杂而各自呈现其作用。

而我们最应当研究并受益的，是所有的道德，都有一种奇妙的现象，即从形质上看，截然立于反对的两端；从精神上看，纯粹出于同体的一贯。比如数学，有正必有负；比如电学，有阴必有阳；比如冷热两股暗潮，互相冲击而互相调和；比如轻重两股空气，互相迫近而互相调剂。善于学习道的人，能够具备其繁杂的性质并利用它，如同佛教华严宗所说的相是无碍、相入无碍。如果对此有所领悟，那么用它来独善其身，自身就会完善；用它来兼善天下，天下就会完善。

朱子说：“教导学者就像搀扶醉汉，扶得东来西又倒。”凡是我们有志于自我治理，有志于觉悟天下的人，不能不重视这句话。天下固然有极好的义理，极好的名目，而提倡者不得其法，于是就成了极大的流弊。

译这样的流弊尚且可以言说，然而因为这种流弊的缘故，竟使得世俗之人以此为口实，将这种义理、这种名目视为耻辱；即使是热情诚恳、见识通达的人士，也或许怀疑其害多利少而不敢再谈论。那么这对于公理的传播，反而产生了阻力，而文明进化的契机，因此受到极大的阻碍。庄子说：“事物开始时简单，将要结束时却变得巨大。”这难道不值得警惕吗？这难道不值得慎重吗？所以我们这些人讨论公理，一定要心境平和，度量公正，不可迎合世俗而自我局限，不可以惊世骇俗来自我满足。迎合世俗而自我局限，这叫做奴性；以惊世骇俗来自我满足，这叫做虚浮之气。

译我现在凭借读书思考所得，觉察到有十种德性，它们形态质地相反，精神内涵却相互成就，是凡人类应当具备、缺一不可的。现在试着分别论述：

其一，独立与合群

独立是什么？不依赖他人的力量，而常常昂首挺胸独自往来于世间。《中庸》所说的“中立而不倚”，就是这个意思。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文明人之所以不同于野蛮人，都在于此。我们中国之所以不能成为独立国家，是因为国民缺乏独立的德性罢了。谈论学问就依赖古人，谈论政治就依赖外国。官吏依赖君主，君主依赖官吏。百姓依赖政府，政府依赖百姓。乃至一国之人，各自放弃责任，只致力于依赖。推究到极点，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依赖。

好比一群盲人结伴同行，甲扶着乙的肩膀，乙拉着丙的衣袖，推究到极点，实际上不过是盲人依赖盲人。

一国的腐败，都根源于此。所以今天救治的策略，只有提倡独立。人人各自断绝依赖，如同孤军陷入重围，怀着人人各自为战的心态，做出背水一战的举动，或许可以扫除以往数千年奴性的壁垒，可以脱离此后四亿奴种的沉沦。当今谈论独立的人，有的说“拒绝列强干涉而独立”，有的说“摆脱满洲的束缚而独立”；我认为不担心中国不能成为独立国家，只担心中国现在没有独立的民众。所以今天想要谈论独立，应当先谈论个人的独立，才能谈论全体的独立；先谈论道德上的独立，才能谈论形势上的独立。危险啊微妙啊！独立在于我们国家吗？

所谓合群，是结合多数个体而成为群体。用物竞天择的公理来衡量，那么合群的力量越坚固强大，就越能在世界上占据优胜权，这是稍懂哲理的人所能知道的。

我们中国能说没有群体吗？它本来就有庞大的四亿人口，经过数千年聚族而居。不仅如此，其地方自治的发展颇早，各省中包含无数小群体；同业联盟的组织颇密，四民中包含无数小群体。然而终究难免遭受一盘散沙的讥讽，是因为没有合群的德性。合群的德性，是以个体面对群体，常常肯委屈自身以顺应群体；以小群体面对大群体，常常肯委屈小群体以顺应大群体。这样然后才能结合内部固有的群体，来抵御外部来犯的群体。然而我们中国的现状，却与此不同了。那些不懂群体意义的人不必说，即使有号称求新的人士，天天向天下呼喊合群，而甲地设立一个会，乙徒建立一个党，起初互相轻视，接着互相嫉妒，最终互相残杀。力量薄弱的，兴起又消灭，等于没有；力量强大的，将要酿成内讧，令世道担忧。这其中的缘故，也不全出于各人的私心，大概国民没有合群的德性，想要集合无数不能合群的人强行命令他们，只有群体的形态，没有群体的精神。所以今天我们所最应当讲求的，在于培养群德这一件事。

独立与合群，是相对的名词。人人断绝依赖，这依赖群体难道不可耻吗？常常委屈自身以顺应群体，这主张独立难道不可羞吗？因为这种间隙，于是出现了误解者与托名者两派。

那些老朽腐败的人，以和光同尘作为合群的不二法门，以至于完全放弃独立，像阉人一样谄媚于世；那些年少气盛的人，为了避免奴隶的微小称号，便专门以排斥同辈、唯我独尊为主张。按照前一种说法，合群是独立的贼；按照后一种说法，独立是合群的贼。

像这样两者终究不能并存。现在我们迫切应当说明的有两句话，说独立的反面，是依赖，不是合群；合群的反面，是营私，不是独立。虽然人人各自为战，但军令自然联络而整齐，不过是用独立来扶持群体罢了；虽然全身运动，但轮轴各自分担劳苦而遵循节拍，不过是用群体来扶持独立罢了。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没有借口可托，也不必有所回避。臂如物质一样，结合无数“阿屯”而成为一个整体，这是合群的意义；每一个“阿屯”中，都具备本体所含原质的全分，这是独立的意义。像这样的，称为合群之独立。

其二，自由与制裁

自由，是权利的表征。人之所以为人的两大要件，一是生命，二是权利。二者缺一，那就不是人。所以自由，也是精神界的生命。文明国民常常不惜牺牲多少形体界的生命，来换取这精神界的生命，因为它重要。我们中国能说没有自由吗？那么交通的自由，官吏不禁止；住居行动的自由，官吏不禁止；置管产业的自由，官吏不禁止；信教的自由，官吏不禁止；书信秘密的自由，官吏不禁止；集会、言论的自由，官吏不禁止。

（近来虽然禁止了一部分，但比起前世纪的法国、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相差还很远。）各国宪法所规定的形式上的自由，几乎都有

译这样。虽然如此，我不敢称其为自由，为什么呢？因为有自由的习俗，却没有自由的德行。自由的德行，不是别人能够给予或剥夺的，而是我自己获得并独自享有的。所以文明国家能够享有自由，其权力不掌握在官吏手中，而通常来源于国民。中国却不是这样，现在之所以有幸得到这种习俗上的自由，是依靠官吏不禁止罢了，一旦有人禁止，那么自由就会忽然消灭而不再有任何踪迹。而官吏之所以不禁止，也不是专门重视人权而不敢禁止，不过是他们的政治手段拙劣，事务荒废懈怠，没有空闲顾及这些罢了。官吏没有哪一天不可以禁止，自由没有哪一天不可以消亡，像这样的叫做奴隶式的自由。至于思想自由，作为各种自由的母亲，政府虽然不禁止，但社会却自行禁止。因此我们中国四万万人民，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完美的人，因为他们只有形体层面的生命，而没有精神层面的生命。所以今天想要拯救精神层面的中国，除了自由美德之外，没有别的途径！

译所谓制裁，是自由的对应物。有制裁的主体，就一定有服从的客体。既然说是服从，还能算拥有自由吗？然而我曾观察各国的成例，凡是尊重自由权最甚的民族，往往就是制裁力最丰富的民族。

这是什么原因呢？自由的公理说：“人人自由，但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界限。”

制裁，就是确立这个界限；服从，就是顺从这个界限。所以真正自由的国民，其经常需要服从的要点有三：一是服从公理，二是服从本群体自行制定的法律，三是服从多数的决议。因此，文明人最自由，野蛮人也最自由，自由是等同的，而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完全在于是否有制裁力。没有制裁的自由，是群体的祸害；有制裁的自由，是群体的珍宝。孩童未到成年，不允许享有自由权，是因为他们不能自我治理，缺乏制裁力。

国民也是如此，如果想要享有完全的自由权，就不能不先建立巩固的自治制度。而且文明程度越高，其法律往往越繁密，而服从法律的义务也往往越严整，几乎只见有制裁而不见有自由。却不知道这样一个群体中，没有一个人能侵犯他人的自由，也就没有一个人被他人侵犯自由，这才是所谓的真正自由。否则，胡乱窃取一两句口头禅，暴戾放纵，不服从公律，不顾及公益，却随意向众人宣称：“我是自由的。”

那么自由的祸患，将比洪水猛兽还要猛烈。从前美国一度建立共和政体，其基础于是牢固不可动摇，日益发达，不断增高，直到今天；法国则自1789年大革命以后，君主派与民众派，互相起落，将近半个多世纪，而至今民权的兴盛程度仍不及英美，这是因为法兰西民族的制裁力，远远低于英吉利民族的缘故。那么，如果自治的德行不具备，却空谈自由，这将想要加速反而延缓了；想要有利反而有害了。所以自由与制裁二者，不仅不互相违背，而且是相互依存而形成的，片刻也不能分离。

谈论自由主义的人，不能不在此处再三留意。

其三 自信与虚心

自信力，是成就大业的根源。西方哲人有话说：“凡是人都能站在自己希望站立的地方，所以想成为豪杰，就成为豪杰了；想成为奴隶，就成为奴隶了。”孟子说：“自己认为不能的人，是自我残害的人。”又说：“自我暴弃的人不能和他说话，自我放弃的人不能和他一起做事。”天下人固然有见识想法和议论超越寻常，而所做的事不能对大局有益处的，一定是他的自信力不足。有的人起初持有一个宗旨，承担一项事业，等到受到外界毁誉的刺激，或者半途变更废止，不能达到目的地的，一定是他的自信力不足。

处在今天的中国，对上不能不冲破两千年来顽固荒谬的学理，对内不能不与四亿民众的盲目习俗激烈斗争，对外不能不抵抗五大洲万国猛烈侵略、温柔笼络的策略，如果没有极大的气魄，极大的胆量，怎么能在这四面楚歌中，打开一条血路，引导我国民走向新世界呢？

伊尹说：“我是天下百姓中先觉悟的人，我将用这个道理来唤醒这些百姓，不是我唤醒他们，还有谁呢？”孟子说：“上天不想平治天下罢了，如果上天想平治天下，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这话说得多么大而夸张啊，自信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国民如果自以为国权不能保全，那就不能保全了；如果人人都用自信力来奠定国权，强邻谁能侮辱我们？国民如果自以为民权不能兴起，那就不能兴起了；如果人人都用自信力去争夺民权，民贼谁能压制我们？而想要求得国民全体的自信力，必须先从志士仁人的自信力开始！

有人问：我看见有顽固保守的人，抱持中国一两个经典古义，说可以排斥外国、震慑全球，像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有自信力吗？我看见有少年学子，拾取一两个新理新说，就自以为满足，荒废学业高谈阔论，目中无人，像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有自信力吗？按照前面的说法，那么中国人中富于自信力的，没有比端王、刚毅更甚的了；按照后面的说法，那么像格兰斯顿年老还向学，牛顿自视谦逊，难道不是他们的自信力不足吗？

回答说：唉，这是什么话！自信与虚心，是相反而又相成的。人之所以能有自信力，一定是他气象阔大，胆识雄远，既然确定了一个目的地，就必定要求贯通达到它才停止。而在他开始寻求这个目的地时，必定要比较众人的长处来选择；在他接着实行这个目的地时，必定要聚集众人的力量来谋划。所以越是自重的人越不敢轻视天下人，越是坚忍的人越不敢轻视天下事。大海容纳百川，任重道远，大概是形势必然如此。那些固守成见自我封闭、有一点收获就自我欢喜的人，这是在天下人面前表明他器量狭小容易满足的迹象。就像河伯见到海若，最终必定望洋兴叹而气馁；就像辽东的猪到了河东，最终感到惭愧而不敢前进；没

译（这是）相信自己能够善始善终的人。因此，自信与骄傲不同：自信的人常常沉着稳重，而骄傲的人常常轻浮张扬；自信的人立足于内在的主宰，而骄傲的人依附于外在的虚浮之气。所以，豪杰之士，在从他人那里汲取长处时，常以“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为心态；在确立自身立场时，常以“等待百世后的圣人到来也不感到迷惑”为目标。这就叫做虚心的自信。

译第四 利己与爱他

利己，也就是自利，也就是私心，中国传统的观念认为这是恶德。这真的是恶德吗？回答说：是恶德，这是什么话！

天下的道德和法律，没有不是从利己出发而建立起来的。面对禽兽而提倡自贵知类的道理，不过是利己罢了，而人类之所以能够主宰世界，依靠的就是这一点；面对其他种族而提倡爱国保种的道理，也不过是利己罢了，而国民之所以能够进步繁荣，依靠的也是这一点。所以人如果没有利己的思想，就一定会放弃自己的权利，推卸自己的责任，最终导致无法自立。

那芸芸众生，在自然演化的世界中平等地竞争生存，那些能够利己的必定优秀而胜利，那些不能利己的必定低劣而失败，这确实是生命存在的普遍规律。西方有句话叫：“天助自助者。”所以人生最大的祸患，没有比不自助而指望别人来帮助我，不自利而想要别人来利我更严重的了。既然称为人，哪有肯帮助我、利我的人呢？

又哪有能够帮助我、利我的人呢？国家不自强而指望列国为我保全，百姓不自治而指望君主宰相为我兴利除弊，像这样的人，都是缺乏利己的品德罢了。从前中国的杨朱以“为我”立教，说：“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就治理好了。”我过去非常怀疑他的话，非常厌恶他的话，等到阅读了英德等国哲学大家的著作，他们所标榜的名目与杨朱相吻合的，不胜枚举；而且他们的理论非常完备，确实足以帮助人群的发达，促进国民的文明。因为西方政治的基础在于民权，而民权的巩固，源于国民竞争权利，寸步不肯稍让，也就是用人人不拔一毫的心去利己，从而利天下。看了这些，才知道中国人号称利己心重，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利己。如果真是利己，为什么别人剥夺自己的权利，掌控自己的生命，却安然接受，安然退让，毫不在意呢？所以今天不仅阐发墨翟的学说足以救中国，即使阐发杨朱的学说也足以救中国。

有人问：那么爱他的道理，可以抛弃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利己心与爱他心，是一而不是二的。近代哲学家说，人类都有两种爱己心：一种是原本的爱己心，一种是变相的爱己心。变相的爱己心，就是爱他心。人不能以单独的身体独立存在于世界，于是有了群体。处于一个群体之中，与同伴共同谋求生存，势必不能独自享受利益而不顾同伴是否受害，如果这样做，自己的利益还没见到，祸害就先看到了。所以善于利己的人，必定先利于群体，然后自己的利益也就随之增进。以家庭来说，我的家庭兴盛，我必定蒙受福泽；我的家庭衰败，我必定遭受祸患；以国家来说，国家强大，生长在这个国家的人没有不强大的；国家灭亡，生长在这个国家的人没有不灭亡的。

所以真正能爱己的人，不得不推展这种心去爱家、爱国，不得不推展这种心去爱家人、爱国人，于是爱他的道理就产生了。凡是爱他的原因，也是为了自己罢了。所以如果深深明白这两者名称不同但根源相同，固然不必夸谈“兼爱”来博取名声，也不必忌讳说“为我”来欺骗自己。只要实行利己的实质，自然会成为爱他的行为；扩充爱他的分量，自然能收到利己的效果。

第五 破坏与成立

破坏也可以称为德吗？破坏就像药一样。药是用来治病的，没有病而吃药，那么药的害处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病而吃药，那么药的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所以谈论药的人，不能泛泛地讨论药性的好坏，而必须根据病的有无以及病与药是否相适应，提出来一并讨论，然后才能谈论药性。破坏本来不是德，无奈从古至今的世界，蒙受污垢积存污秽的时候常常很多，如果不时时摧毁清除，就不能进步，于是破坏的效力就显现出来了。今天的中国，又积存了数千年的沉疴，集合了四亿人的痼疾，盘踞在膏肓之地，命在旦夕。如果不除去疾病，那么一切调理、滋补、护卫的方法，都没有用处。所以破坏这剂药，就成了今天的第一要件，就成了今天的第一美德！世上有深仁博爱的君子，害怕破坏剧烈而猛烈，于是私下里想要修补弥补而侥幸避免。

我并非不害怕破坏，但我更害怕今天不破坏，而以后的破坏终究不可避免，而且会更加剧烈猛烈。所以与其听任自然的破坏而最终不可救药，不如加以人为的破坏而尚可为。自然的破坏，好比因病致死的比喻；人为的破坏，好比用药攻病的比喻。所以破坏主义在今天，实在是万无可避的。《尚书》说：“如果药不让人头晕目眩，疾病就不能痊愈。”西方谚语说：“文明不仅仅用价值购买，还要用痛苦购买。”破坏主义，实在是冲破文明进步的阻力，扫荡鬼怪邪神的巢穴，而救国救种的第一着棋。处在今天还忌讳谈论破坏的人，这毕竟是保守之心太盛，想要布新而不想要除旧，没见他们能

译济者也。

破坏与成立，难道不是相互排斥的吗？回答说：并非如此。与成立相互排斥的，是自然的破坏；与成立相互促进的，是人为的破坏。我们之所以急切地倡导人为的破坏，是害怕人们随波逐流、听任事物自行腐败败坏，最终将没有建立新秩序的希望，所以不得不运用破坏的手段来达到建立的目的。凡是进行破坏，都是为了建立，因此主张破坏主义的人，不能不先认清这个目的。如果不这样，那么满朝奴颜婢膝的官吏，举国醉生梦死的百姓，他们的力量足以承担破坏的任务还有余，又何必需要我们急切地去做呢？所以今天谈论破坏，应当怀着不忍之心，去做不得已之事。那法国十八世纪末的破坏，是为了造就十九世纪近年的建立；那日本明治七、八年以前的破坏，是为了造就明治二十三年以后的建立。破坏与建立，是一分为二、二合为一的关系。虽然如此，天下的事情成功难如登天，失败却易如入海。所以如果不确立目的，只是把破坏当作快意的事、发泄怨气的途径，恐怕难免成为没有建立目的的破坏。这就好比药不能治病，反而加速死亡，将使天下人谴责药物，从此讳疾忌医的风气将更加盛行。

译这也是有志之士不可不警惕的！

结论

唉，老朽之人不值得多说了！如今以天下为己任、被天下人所期望的，实在只有中国的少年。

我们少年既然将所研究的新理新说公之于天下，旨在洗刷数千年的旧毒，甘愿成为那四万万安坐等待亡国者的公敌，那么就一定不要以新毒代替旧毒，不要让敌视我们的人找到借口，不要让旁观者产生更大的疑惑，不要让后来的同志反而因我们而产生阻力。

那么，其途径何在？也就是：懂得有合群的独立，就能独立而不互相倾轧；懂得有制裁的自由，就能自由而不混乱暴虐；懂得有虚心的自信，就能自信而不骄傲自满；懂得有爱他的利己，就能利己而不偏私；懂得有成立的破坏，就能破坏而不危险。修身之道在于此，救国之道也在于此！天下广大，前途遥远，行百里者半九十，这重任在于少年！

在于我们这一党！

过渡时代论

（1901年6月26日）

一、过渡时代的定义

今日之中国，是过渡时代的中国。

过渡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从广义来说，人世间无论何时何地，没有不是过渡时代的。

人群的进化，一级一级地更替，譬如水流，前波后波，相续不断，所以进步没有止境，也就是过渡没有终结的时候，一旦停止过渡，人类或许就要灭绝了。从狭义来说，一个群体之中，常有停顿与过渡两个时代。互相兴起又互相潜伏，波波相续的形态，是过渡相；各波具足的形态，是停顿相。在停顿时代，膨胀力（即涨力）的现象显现；在过渡时代，发生力的现象显现。欧洲各国自二百年以来，都是过渡时代，而现在则是停顿时代。中国自数千年以来，都是停顿时代，而现在则是过渡时代。

二、过渡时代的希望

过渡时代，是希望的涌泉，是人世间最难遇到而又最珍贵的。有进步就有过渡，没有过渡也就没有进步。在过渡之前，停留在这一岸，动机尚未发动，其永远静止的状态何时开始改变，难以预料；在过渡之后，到达那一岸，踌躇满志，其是否还有余力可施展，也难以预料。只有在过渡时代，则如同鲲鹏图谋南飞，九万里而一息；如同江汉奔赴大海，经历百千曲折以归向宗主；大风浩荡，前途坦荡；生气郁勃苍劲，雄心辉煌壮丽。其现在的势力范围，箭能穿透七层铠甲，气势能吞并万头牛，谁能抵挡？其将来的目的地，是黄金世界，锦绣生涯，谁能限制？所以过渡时代，实在是千古英雄豪杰的大舞台，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落而恢复、由奴役而自主、由贫瘠而肥沃所必经之路。美啊，过渡时代！

三、过渡时代的危险

然而，过渡时代，又是恐怖的时代。青黄不接，就会遭受饥饿；道路崎岖难行，就会显得狼狈；风势猛烈无法停泊，难道没有灭顶之灾的恐惧；马匹狂奔无法制止，实在有跌倒于山丘土堆的忧虑。摩西在广漠中彷徨，哥伦布在太平洋上漂流，赌上万死以求一生，断绝后路以面对前敌，天下的险恶景象，难道还有超过这些的吗？况且国民整体的过渡，与个人身世的过渡相比，其利害关系的关联，更为重大且剧烈：所指向的目标如果错误，或许会自投罗网以致自杀；所引导的道路如果偏差，或许会迷失路途而无法到达。所以过渡时代，又是国民可生可死、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的界线，而所争之处细微到容不下一根头发！

四、各国过渡时代的经验

船头咚咚作响的，是自由的鼓吗？船尾缓缓前进的，是独立的旗吗？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中，相互衔接、相互追逐、相互提携，乘着长风冲撞怒涛以过渡到新世界的人，不是远西各国吗？顺流而渡的，是英国吗？逆流而渡的，是法国吗？方舟联队而渡的，是德国、意大利、瑞士吗？捋起袖子涉水而渡的，是美国、匈牙利吗？借风附帆而渡的，是门内哥、塞尔维亚、希腊吗？

维也纳温和会议所不能遏制，三帝国神圣同盟所不能禁止，拿破仑席卷囊括的战略所不能阻挠，梅特涅饲狙豢虎的政治权术所不能防范。有的渡一次就到达了，有的渡两三次才到达；有的渡过一个关口就停止了，有的渡过两三个关口还未停止；有的中途遭遇大敌，血战突围而径直渡过；有的发端遭遇挫折，卷土重来而最终渡过。

我读《水浒传》，宋公明为何能攻破祝家庄？我读《西游记》，唐三藏为何能到达西域？我由此知道过渡并非容易，我由此知道过渡也并非困难。我登上高丘，我眺望彼岸，乐土乐土，先鞭已属他人！回去吧回去吧，座位尚且容得下你们！号角声震动大地，提耳以唤醒灵魂；巾影漫天，招手而邀请我们渡河。银河清澈且浅，相隔又有多远呢？

盈盈一

译隔着秋水，含情脉脉却无法言语。对着大门大嚼美食，我如此辛劳又为了什么！

译五、过渡时代的中国

当今世界最有作为的国家，正处于过渡状态的有两个。第一个是俄罗斯。俄国自彼得大帝和亚历山大二世以来，多次严厉推行改革，引入西欧文明，国民头脑中逐渐产生了所谓“世界公理”的观念，日积月累，传播越来越广，不可遏制，而其核心力量实际上在于各学校的学生。当今洞察细微的人士说，俄罗斯到达彼岸的日子不远了。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中国自数千年来，常常处于固定不变的状态，寸步不进，半步不移，从未知道过渡是什么样子。然而，受到五大洋惊涛骇浪的冲击，受到十九世纪狂风飞沙的驱赶，于是自古以来祖宗遗传、根深蒂固的根据地，渐渐崩塌失守，而全国民族，也无不惨淡经营，跋涉艰辛，相继走上过渡的道路。所以今天中国的现状，实在如同驾着一叶扁舟，刚离开海岸线，放入江流之中，即俗语所说的“两头不到岸”的时候。

说大的方面，人民既愤恨独夫民贼愚民专制的政治，又未能组织新的政体来代替它，这是政治上的过渡时代；士人既鄙视考据词章庸俗恶劣的学问，又未能开辟新的学术领域来代替它，这是学问上的过渡时代；社会既厌恶三纲压抑、虚文繁节的习俗，又未能研究新的道德来代替它，这是理想风俗上的过渡时代。

说小的方面，条例案例已经烧毁，却没有新的法典；科举制度议定变革，却没有新的教育；元凶已经受刑，却没有新的人才；北京已经残破，却没有新的都城。

几个月以来，各种举措，无论属于自发动力，还是属于他发动力，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处于过渡时代的。所以今天我国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老朽之徒，死守旧阵地，是过渡的大敌，然而受到有形无形的逼迫，不得不流泪哭泣地走上过渡之路；另一类是青年之徒，大张旗鼓，是过渡的先锋，然而受到外界内部的刺激，却未能切实把握以开辟过渡之路。总之，中国从今以后，日益进入过渡的界线，离旧步伐日益遥远，冲击漩涡日益急促，望彼岸日益亲近，这是事势必然到达的，丝毫不能怀疑！

以第二节的现象来说，可爱啊，今天的中国！以第三节的现象来说，可惧啊，今天的中国！

六、过渡时代的人物与其必要的德性

时势造就英雄呢，还是英雄造就时势呢？时势与英雄，互为因果呢？我们虽然不是英雄，但日日思念英雄，梦见英雄，祈祷求取英雄。英雄的种类不一，而以适合时代之用为贵。所以我不想论述旧世界的英雄，也不敢谈论新世界的英雄，只希望有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英雄。

我私下认为，这种英雄不可缺少的德性，有三点：第一是冒险性，这是过渡时代初期所不可缺少的。过渡，意味着改进。凡是革新者不能保持其旧形态，犹如进步者必须抛弃其旧步伐。想要登上高楼，先要离开平地；想要到达异国，先要离开故乡；这是事势中最容易明白的。然而，保守恋旧，是人的常性。《传》说：“一般民众可以共享成功，难以共同开创事业。”

所以想要开创一个堂堂正正的过渡局面，这件事正是不容易的。因为凡是过渡的利益，在于将来。然而当过去已去、将来未来之际，是人生最狼狈不堪的境遇。譬如有一千年老屋，不更新它，就不能再居住，然而想要更新它，不得不先暂时抛弃旧的。当旧的已破、新的未成之时，往往瓦砾狼藉，器物散乱，其景象的凄凉，有十倍于从前。寻常的人，只看眼前的小害，不察后来的大利，有的出死力阻挠其进行；即使一两个稍有见识的人，有的胆力不足，长远考虑而退缩，不敢轻易发动。

这是前代各国之所以进步少而退步多的原因。所以必须有大刀阔斧的力量，才能取得筚路蓝缕的功绩；必须有雷霆万钧的能力，才能造成鸿鹄千里的声势。像这样，除了冒险别无他法。

第二是忍耐性，这是过渡时代中期所不可缺少的。过渡，是可以前进而不可以后退的，又是难进而易退的。摩西率领犹太人离开埃及迁往迦南，在沙漠间漂泊踯躅四十年，与天气作战，与猛兽作战，与土著蛮人作战，辛苦停滞，未曾安宁，同行同伴，怨恨诽谤，大业未成，鬓发已白。这是寻常豪杰之士，最扼腕叹息而气短的地方。况且志向越大，成就越难；行程越远，归宿越迟，这是事物的公例。所以倡导国民经历这过渡时代的人，其间常常遇到内部外部、无量无数的阻力，一挫再挫三挫，经历数十年、百年，而

译等到自身未能亲眼见到成果的人，比比皆是。不仅看不到成果，有时甚至遭受唾骂，虽然有嘴有舌，却无法为自己辩解。因此，如果没有超过常人的忍耐性，很少有不半途而废、退缩转回的人。俗话说：“走一百里路，走了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

译挖掘井深达九仞，仍然是一口废井；堆山只差一筐土，终究无法成功；危险与细微之处，其间不容一根头发。

所以忍耐的品性，是用来贯彻过渡时期目标的。

第三种是选择辨别的能力，这是过渡时代末期所不可缺少的。凡是国民所看重的过渡，不仅仅在于能够离开所厌恶的旧境界，更在于能够到达所希望的新境界。所以冒着万千危险、忍受万千屈辱而不推辞，是因为将来所获得的幸福，足以补偿这些损失还有余。所以倡导率领国民走上这条道路的人，如果不为他们选择一个最优良合适的归宿地，那么他对国民的辜负实在是很严重的。

世界的政体本来有多种途径，国民所适宜的也有多种途径。天下的事情，确实有在理论上不能不实行，但在事实上万万不可实行的；也有在其他时间、其他地方能获得极好的结果，而在此时此地反而招致不良结果的。开始时简单，将要结束时却巨大复杂。

所以坐在宽敞的房屋、细密的毡毯上谈论名理，与亲身进入惊涛骇浪中应对事变，其道必然截然不同。所以过渡时代的人物，应当以军人的魄力，辅佐以政治家的灵魂。政治家以灵魂指的是什么？就是选择辨别的能力。

这三种德性，能由一个人全部具备的是上等；一群人中，各自具备一种德性，组成团体，互相补充，这是次一等的。唉！是英雄创造时势呢？还是时势创造英雄呢？

时势时势，难道不是现在吗？英雄英雄，在哪里呢？又听说，凡是一个国家的进步，其主动力量在于多数国民，而驱使一两个代表人物作为辅助力量，那么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其主动力量在一两个代表人物，而强行要求多数国民作为辅助力量，那么事情很少有不失败的！所以我所思所想所祈祷的，不在于轰轰烈烈、独自突出的英雄，而在于众多平等的英雄！

灭国新法论（节录）

（1901年7月16日—8月24日）

今日的世界，是新世界：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凡是全世界有形无形的事物，一一都开辟出前古所未有的局面，而另立一个新的天地。美啊新法！盛啊新法！人人都知道，人人都羡慕，无需我再论述。我所不能不论述的，是有灭国的新法存在。

灭国，是天演论的公理。凡是人生活在世间，必然争夺生存，争夺生存就有优劣，有优劣就有胜败。劣而败者，其权利必然被优而胜者所吞并，这就是灭国的道理。自从世界初有人类以来，就遵循这个天然法则，互相搏斗吞噬，互相更替取代，直到今天，存在于全地球的国家，仅仅一百多个罢了。灭国有新法，也是由进化的公理所导致的。过去把国家看作一人一家的国家，所以灭国的人必然俘虏他们的君主，填平他们的宫殿，毁坏他们的宗庙，迁走他们的重器。所以一人一家灭亡而国家灭亡。现在不是这样，学理大明，知道国家是一国人的公产，它与一人一家的关系很浅薄，如果真想要灭别人的国家，必然要灭其全国，而不与一人一家为难。

不仅如此，常常借助一人一家的力量，来辅助灭国的手段。所以过去灭别人的国家，是用鞭打讨伐来灭它；现在灭别人的国家，是用安抚呵护来灭它。过去灭别人的国家是突然的，现在灭别人的国家是渐进的。过去灭别人的国家是明显的，现在灭别人的国家是隐蔽的。过去灭别人的国家，使人知道而防备它；现在灭别人的国家，使人亲近而引导它。过去灭国的人像虎狼，现在灭国的人像狐狸。有的用通商来灭它，有的用主债来灭它，有的用代练兵来灭它，有的用设顾问来灭它，有的用通道路来灭它，有的用煽动党争来灭它，有的用平定内乱来灭它，有的用援助革命来灭它。其精华已枯竭、机会已成熟时，或者一举而改变其国名，改变其地图的颜色；其未枯竭未成熟时，虽然袭用其名仍其色，也可以维持百数十年。唉，泰西列强用这种新法施加于弱小国家的，不知有多少啊！

说我不信，请举出例子：第一，征引埃及。……（编者删）第二，征引波兰。……

（编者删）第三，征引印度。……（编者删）第四，征引波亚。……（编者删）第五，征引菲律宾。……（编者删）以上所列，略举数国，数不尽，语不详。虽然，近二百年来，所谓优胜人种，其灭国的手段，略见一斑了。莽莽五洲，被灭的国家，大小大约一百多个，大率都落入这个圈套中，有去无回。由此看来，哪里能看到所谓的文明呢？哪里能看到所谓的公法呢？哪里能看到所谓爱人如己、视敌如友呢？西方哲人有言：“两个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两个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

那些欧洲各国与欧洲各国相遇时，常常以道理为权力；其与欧洲以外诸

译国家之间相互交往，总是以权力和利益作为准则。这是自然演化的必然结果，是万物竞争的本来面貌，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译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最难忍受的是，那些在优胜劣汰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却依托于一个岌岌可危、处于劣势的国家，在这国家即将灭亡而尚未灭亡之际，他们内心将作何感想呢？他们又怎能停止议论呢？

天下的事情没有中立的，不是灭亡就是兴盛，不兴盛就是灭亡，何去何从，其间不容许有丝毫的犹豫。

然而我们四万万同胞不讲究振兴国家的策略，却私下里希望免于灭亡，这就是导致灭亡的第一个根源。别人爱护我们，怎比得上我们爱护自己呢？天下哪有牺牲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为其他国家谋求利益的人呢？然而我们四万万同胞，听到列强议论瓜分中国，就惊恐地担忧；听到列强议论保全中国，就放心地安定；听到列强协助中国，就高兴地欢喜。

这又是导致灭亡的第二个根源。我现在不想用危言耸听的空论来惊骇世俗，我且列举近来的几件事，与各亡国的先例进行比较论述。

埃及之所以灭亡，不是由于国债吗？中国自二十年前，无所谓国债；自光绪四年，才开始有向德国借款二百五十万圆，年息五厘半的事情；五年，又向汇丰银行借款一千六百十五万圆，年息七厘；十八年，向汇丰银行借款三千万圆，十九年，向渣打银行借款一千万元，二十年，向德国借款一千万元，都是年息六厘；二十一年，向俄国、法国借款一万万五千八百二十万元，年息四厘；二十二年，向英国、德国借款一万万六千万元，年息五厘；二十四年，向汇丰、德华、正金三家银行借款一万万六千万圆，年息四分五厘。大概这二十年间（除此次义和团和议赔款未计入），外债的数目，已达五万万四千六百余万元。大致总计，每年须偿还利息银三千万圆。如今国库枯竭，是众人所共知的。甲午战争以前，所有借款，本息合计，每年仅能偿还三百万，所以只有第一次德国借款，曾偿还本金七十五万，其他没有听说偿还本金的。自乙未和议以后，无论是新债还是旧债，都不偿还本金，而其利息也必须每年支出三千万。南海何启先生曾将还债快慢的数目，列一表如下：债务五万万元，年息六厘，一年不还，其利息为三千万元，合本息计，共为五万万三千万元。假如以五万万三千万元，再积一年不还，则其利息为三千一百八十万元，本息合计五万万六千一百八十万元。

再以五万万六千一百八十万元，积八年不还，则其利息为三万万三千三百余万元，本息合计，为八万万九千五百余万元。

再以八万万九千五百余万元，积十年不还，则其利息为七万万零八百余万元，本息合计，为十六万万零三百余万元。

再以十六万万零三百余万元，积十年不还，则其利息为十二万万六千八百余万元，本息合计，为二十八万万七千一百余万元。

然而不过三十年，利息超过本金的几乎五倍，合本金计算，则是现在的六倍。自从光绪五年至十八年，不能偿还一千六百余万元的本金，那么中东战争后三十年，其不能偿还五万万元本金是明显的。在三十年以前的今天，不能偿还三千万元的利息，那么三十年后，其不能偿还二十三万万元的利息又是明显的。加上此次新债四万万五千万两，又增加旧债的三分之一有余，若按前表的例子计算，那么三十年后，中国新旧债本息合计，当在六七十万万以上。即使外患不生，内忧不起，而三十年后，中国将成什么局面，难道还要占卜吗？又岂必等到三十年，大概数年以后，本息已盈十万万，不知现在的顽固政府，将如何应对？

假如外国借债给我，而没有大的欲望在后面，那么何必互相争夺这个权利，像蚂蚁附在膻味上，像狗争夺骨头，而彼此寸毫不相让呢？试问光绪二十一年的借款，俄罗斯为何替我作中保？试问二十四年的借款，俄英两国为何发生大冲突，几乎动武相见？中国政府，财政困难，而无力负担此重债，天下万国，谁不知道？既然知道却还像鸭子一样争相追逐，希望忧国的志士想一想其中的缘故。

现在即使以关税、厘税作抵押，或许不至于如何启先生所预算的那样，中国庞然大物，精华未竭，西方人不会立刻拿出对待埃及的方式来对待中国。但总之，债主的权力，一天比一天重，那么中央财政的事务，必定要全部移到他们手中才满意，这是埃及覆辙无可逃避的。而庸俗腐朽奸险、表面上假托维新的地方大员如张之洞者，还沿用去年开督抚自借国债的先例，向英国借款五十万，购置军备以残害同胞，又以铁政局的名义，向日本借外债。他的意思难道不是只求外人信任我，骤然得到这笔额外的巨款，以供目前的挥霍，等到我死后，

译有人辞去官职，难道他的责任就不再由我承担了吗？哪里知道这给将来留下的祸患，是有不可收拾的呢？假如各省的总督巡抚都效仿张之洞，各自滥用他们现有的职权，私自向外国借贷，那些外国难道会有所忌惮而不敢答应吗？虽然政府的官吏千变万化，但民间的财富依然存在，他们扼住我的咽喉、刺入我的胸膛，难道还会担心本金和利息不能收回吗？这边乐于借贷，那边乐于给予，一省五十万两，二十个省难道不就达到千万两了吗？一年千万两，十年以后难道不就达到万万两了吗？这件事如今才刚刚开端，议论国事的人都熟视无睹，却不知道仅凭这一端，就足以使中国灭亡还有余，而始作俑者的罪过，真是拔下头发来数都数不尽了。

译中央政府背负外债，是将中央的财政权力赠送给他人；各省团体背负外债，是将地方的财政权力一并赠送给他人。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京城户部、内务府，以及各省的市政使司、善后局，那些大臣长官的位置，都空着左边尊位，等待那些碧眼虬髯的外国人来坐。

唉！哪里能希望我的话侥幸不中呢？我阅读埃及近代史，不禁吓得两腿发抖。

不仅如此，国家借款，尚且可以说是战败之后，被敌人逼迫，不得不如此。然而近来地方大吏的政策，又有人把借款来办理维新事业当作好计策，铁路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开设铁路，是为了兴办利业，既然关系到求取利益，势必不能不精打细算，计较到极细微之处。而凡是借款，实际收到的数目，不过只有九折，而货币涨价，偿还时往往还要增加一二成。就算只按一成来计算，借入时，十两只能得到九两；偿还时，十两必须还十一两。这一来一去之间，已经损失了两成，那么借一亿两就短少了二千万两。这还是指望金价平稳，没有大幅上涨，才能做到的。

如果每到偿还期限，外国大商人抬高金价，那么不难像光绪四、五年时的借款那样，借一百万两几乎要还两百万两。这样借款就永远没有还清的日期，而铁路的前途，哪里值得设想呢？

铁路所占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借洋债来修筑铁路，非以铁路作为抵押不可；铁路是中国的铁路，非由国家承担债务不可。即使现在暂时不这样，但日后稍有嫌疑，债主就会以拥有物主的名义来主张权利，而国家的赔偿，实际上是不能避免的。因为土地是中国的土地，又假如现在的债主不侵犯路权，但将来一旦发生矛盾，债主又会借口办理不善，而占据铁路收取利息，这是势所必然的。因为债务是外国的债务，这样看来，凡是借款所办的铁路，其路权必定辗转落入外人之手才会停止。铁路归了外人，而铁路所经过的地方及其附近地区，难道还能是中国所能拥有的吗？（以上一段，多采纳何氏《新政治基》的议论，作者自注。）试看苏伊士运河的股份，其关系到英国及埃及主权的更替是怎样的情形？

唉，这真可以说是自求祸患啊！这就是为什么芦汉铁路由华俄道胜银行经理借款，而英国出全力来对抗；牛庄铁路向汇丰银行借款，而俄国以死命相争的原因。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多开一条铁路，就多一条亡国的引线。又不只是铁路，凡是各种事业，都应当这样看待。现在全国各地的督抚，也竞相谈论变法。即使按照他们所说的，怎样疏通道路，怎样训练陆军，怎样扩大制造，怎样开发矿务，等到追问他们凭借什么来开始事业，估计公私财力都枯竭的时候，其势又将走向借款。如果是这样，那么文明事业遍布全国，而国家就随之灭亡了。唉，往事不可追悔，我还希望此后谈论维新的人，千万不要学习张之洞、盛宣怀的政策来毒害天下。

俄国灭亡波兰，不是俄国人能灭亡它，而是波兰的贵官豪族，三次作揖三次谦让，请求俄国人来灭亡它。

唉，我看中国近来的事情，多么相似啊！拳匪事变兴起，东南地方大吏，有与各国订立互保条约的举动，中外人士，交口称赞，却不知道这实际上是列强确定势力范围的基础。

张之洞害怕被政府忌恨，甚至发电报乞求各国，请求保全他两湖总督的职位；又倚仗互保的功劳，蒙蔽迷惑各领事，以发泄他仇杀异党的意气；同僚中与他不合的人，就以恐怕伤害互保为名，借外人的力量来排除他们。难道有别的原因吗？不过是为了暂时的私利，一己的私益罢了。却不知道在冥冥之中，已经将长江一带选举、升降、生杀的大权，全部移到了外国人的手中。于是扬子江流域的督抚，生活在英国的庇护之下，就像印度的酋长一样，大概是从这次事件开始的。第四次惩治罪魁名单，荣禄等人凭借广大神通，借俄法两使的力量，以免除罪责。于是京城、西安的大吏，生活在俄国人的庇护之下，就像高丽的弱王一样，也是从这次事件开始的。一个国家之中，纷纷扰扰，有的属于英日党，有的属于俄法党，能够依附于大国，成为它的奴隶，就飘飘然自以为得计。唉，我恐怕不到像俄国人筑炮台来威胁波兰议院的时候，那些高官们，终究不会醒悟。别人不能瓜分我们，而我们自己先瓜分自己，为群雄开启了利用我们的法门。那些官吏为自己眼前的利益打算倒是得到了，却使得我国民从今以后，将成为奴隶的奴隶而万劫不复。官吏们安于这种状况了，但我国民能安于这种状况吗？

唉！我看天下最奇特最危险的现象，没有比拳匪之役更甚的了。列强商议瓜分中国，已经有十多年了。事机相迫，妖孽交作，无缘无故地出现了义和团的事情，作为借口。只看表面的人，谁不认为瓜分的议论将在今天实行呢？而哪里知道不仅不实行，而且全球政治家的议论

译局势反而发生巨大变化，保全中国的呼声，每天都在报纸上广泛传播；而北京公使会议，也没有不彻底改变此前威吓胁迫的旧手段，转而全部采取温柔安抚的策略。唉，我不知道列强经过这次事变以后，究竟对中国有什么爱护，方针的转变竟然如此迅速？一方面辱骂我们民众野蛮无人性，绘制图画，编写小说，尽情丑化诋毁，变本加厉，唯恐不够用力；另一方面却抚摸抚慰我们，表面上厚道，情感上柔和，比过去更加殷勤。义和团是政府所指使、西太后所主持，这已经众目共睹，众口一词了，然而列强仍然承认共主，尊崇正统，与仇敌为友，隐藏怨恨与之交往，欢迎其谢罪的使者，如同侍奉天神，代为筹划赔款的办法，如同保护婴儿。唉，这是什么缘故呢？养猴人喂养猴子，早晨给三颗晚上给四颗，猴子就愤怒；早晨给四颗晚上给三颗，猴子就欢喜。中国人的性情，欧洲人是了解的，与其说是瓜分，不如说以不瓜分的名义来瓜分？追求实际利益的人不追求虚名，想要大取的人必须先小予。他们认为如果今天实行瓜分，就会使我国民陷入破釜沉舟的境地，从而增强其独立排外之心，而日后用来钳制和镇抚的手段，将有所不及。今天不实行瓜分反而宣称保全，那么我国民会自觉像死囚获得赦免，将感激再造之恩，兴起复苏之叹，自然化解此前积蓄的怨恨愤怒，而畏惧折服、羡慕、感谢这三种心理，依次同时产生，于是中国就成为欧洲的中国，中国人也随之成为欧洲的国民。我曾经阅读赫德新著的《中国实测论》（Robert Hart的《关于中国访问的论文》，去年十一月出版，因义和团之事论述西方人将来对待中国的方法），其大意是说：这次中国的问题，应当以什么为基础来达成和议呢？大致不外乎三种策略：一是分割其国土，二是变更其皇统，三是扶植满洲政府。然而变更皇统的策略，终究难以实行，因为今天中国人没有一人有君临全国的资历声望，如果强行采取此策，那么骚扰将接连不断，直到天下安宁为止。最容易实行的策略，莫过于扶植满洲朝廷；但漫不经心地扶植，也不能断绝后来的祸根。所以论及中国最终的处置，瓜分之事，实在无法逃避，但无奈瓜分政策，又不可立即在今天实行。因为中国人数千年处于沉睡之中，如今大梦将醒，逐渐有了“中国是中国人自己的中国”的思想，所以义和团的运动，实在是由其爱国之心所激发，以强盛中国、拒绝外人为目的的。虽然这次初起时，没有人才，没有器械，一败涂地；然而起初檄文一出，四方响应，并非没有缘故。从今以后，这种精神，必定更加深入人心，弥漫全国。日后必定会有义和团的后继者，搬运格林炮，肩扛毛瑟枪，去实现今日义和团未竟的志向。

译因此，对于当下的计策，列强应当以反对中国分裂作为最终确定的目标，而目前应当一方面设法顺应中国人的情感，使他们逐渐忘却军事思想，转而心服于我们欧洲人，这样将来所谓的“黄祸”（西方人深深畏惧中国人，向来有“黄祸”之说互相警示）就可以烟消云散了。等等。（这是概括翻译全书大意，并非选择翻译某一章某一节。作者自注。）

唉，这虽然是赫德一个人的私下言论，但实际上无异于欧洲各国的共同心声。由此看来，那么今天纷纷谈论保全中国的人，他们爱护我们中国的程度究竟有多少呢？不仅如此，那些西方人深知民权与国家权力是相互依存而存在的，假如我们四万万人民能够自行奋起组织一个政府，整顿内部治理，充实国家实力，那么白人将永远不能对亚洲大陆染指。又知道民权的兴起，是由于原动力与反动力两者相互激荡，所以必须强力压制全国的动机，保持其数千年的永久静止状态，然后才能束手就擒任其摆布，因此以维持和平局面为第一要义。

又知道中国民族有奴事一姓、崇拜民贼的性质，与其取而代之，不如顺势利用，让中国人自己欺凌中国人、自己控制中国人，那么大家就会俯首帖耳，说我们的祖先以来都是这样，习惯并安于这种状态，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使残暴束缚十倍于欧洲人，民气依然安定。所以尤其以扶持现政府为独一无二的方法。

我现在请用一句话正告四万万同胞说：你们不要担心他人颠覆社稷、改换朝廷。凡是存有谋害别人之心的人，一定利于别人的愚昧，不利于别人的明智；利于别人的弱小，不利于别人的强大；利于别人的混乱，不利于别人的治理。如今中国最愚昧最弱小足以导致混乱的，没有比得上现政府的了。

假如稍微有所变革，无论其文明开化的程度如何，必定有胜过现政府的地方；而他们之所以谋害我们，必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容易。列强虽然笨拙，难道会做出这种蠢事吗？况且同样是压制，同样是凌辱，出自自己之手，则自己非常劳累而且还要承受恶名；借他人之手，则自己非常安逸而且借此施恩。各国政治家，他们的计谋已经非常成熟了。

假如以列强的力量直接虐待我们的百姓，百姓有抵抗的，就称之为抵抗外敌，称之为义士、爱国者，而镇压扶持他们也没有名义；假如使用本国政府的力量间接治理我们的百姓，百姓有抵抗的，就称之为抵抗政府，称之为乱民、叛逆，而讨伐他们也有理由。

所以只以政府官吏作为登场的傀儡，而列强隐藏在幕后，操控并舞动他们。政府是外国的奴隶，却是人民的主人。主人既然已经被人奴役，那么主人的奴隶，又算得了什么呢？

印度的酋长，是印度人的主人；英国国王，则是印度主人的主人。安南（越南）的国王，是安南人的主人；法国总统，则是安南主人的主人。我们中国有主人，主人的尊严令人敬畏，这是我国国民所能知道的；主人还有他们的主人，主人是借他们主人的尊严作为自己的尊严，这不是我国国民所能知道的。如今议论的人动不动就担忧成为外国的奴隶，却不知道外国曾经不屑于让我们做奴隶，而一定要让我们做他们奴隶的奴隶。

做奴隶尚且或许能知道，尚且或许会担忧，尚且或许会拯救；做奴隶的奴隶，则冥然无知，安然相处，欣然自得。唉！这真是九死未悔、万劫不复了。灭国的新法巧妙入神，至此达到了极点。虽然如此，只有蝍蛆才能甘食粪便，只有砧臼才能承受辛辣，那些列国又有什么值得责备？又有什么值得奇怪？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实行自己的政略，理应如此，而唯独异乎那四亿愚昧的百姓，偏偏生成了这种特别的性质，以恰好供给其政略的利用，而到了今天，已经奔走相告庆贺，争先恐后，认为列强爱护我们、体恤我们、抚慰我们、养育我们，不瓜分我们，而我们得以保全，我们中国亿万年有道之长，定在今天了。这正是魔鬼所为掀髯大笑，而天帝所为爱莫能助的。

凡是谈论保全支那（中国）的，必定接着说要开放门户（OPEN THE DOOR IN CHINA，译意谓将全国尽开为通商口岸）……开放门户，难道不是美事吗？

英国确实是门户全开的国家。无奈我们中国没有治外法权，凡是西方人商业力量所及的地方，就是其国家力量所及的地方。上海、汉口等号称租界的地方，是租界吗？那是殖民地罢了！举全国作为通商口岸，就是举国作为殖民地。西方人保全殖民地，有不尽力的吗？他们尽力以保全支那，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保全支那，必定要整理其交通机关。

如今内河已经允许外国通行小轮船，而列强所承诺修筑的铁路，必将实施速办，而此后更会日益扩充。他人出资以

译替我们修建应当修建的铁路，难道不是很好的事吗？然而无奈路权掌握在别人手中，铁路与土地有着紧密的关系，铁路延伸到哪里，兵力就能到达哪里。如果二十个行省的铁路全部贯通，那么二十个行省的领土，就已经都不属于我们了。想要保全中国，就必须维持其社会秩序，承担其治安责任。和约签订之后，必定会有人替我们建立警察制度。

译警察是统治的重要工具，过去没有现在有了，难道不是值得庆幸的事吗？然而这种权力委托给外国人，借由顽固的政府之手，施行德政则毫无成效，挫伤民气却无所不能。

从前在波兰境内，俄国警察的力量最为周全，这究竟是波兰的福分还是祸害呢？又如现在俄国本土警察严密，冠绝全球，俄国政府用来防范内贼的方法确实得当，但全俄百姓在专制暴政下呻吟，沉沦深渊而无法自拔。俄国百姓永远被禁锢，俄国政府又怎能立足于天地之间呢？更何况那些法制严明、主权确定的程度远不如俄国的国家。所以用警察力量来保全中国，这就好比给强盗提供锋利的刀刃一样。保全中国，必须整顿财政。中国的财富，堆积在地面上、填满在地下的，天下没有能比得上的。

挖掘出来，流通并分布开，就可以操纵万国，傲视五洲了。然而商业权、工业权、政权，已经全部掌握在别人手中，此后富源越开发，我们百姓想要谋求衣食，就越不得不仰仗那个民族的鼻息。没看见今天欧美社会的情况吗，大公司日益增多，于是资本家与劳动者截然分为两类，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中间再也没有余地容纳中等小康之家。现在试问中国资本家的力量，能与西方人竞争吗？既然不能成为资本家，势必不得不成为劳动者，从前小康之家遍布天下，从此以后，恐怕不得不低声下气、手足生茧，去各省洋行的经理那里谋求一份劳役罢了。保全中国，必须振兴教育。教育本来是国民的元气，但我听说几个月以来，京城及各省都会，翻译通事的人，身价骤然增高，势力极盛，于是都市人士都羡慕向往，从前想望科举功名的人，如今都改行从事这一行当。而那些高官贵族，有拿出自己的娇妻爱女，侍奉外国将官的脸色，以此为荣幸的了。我知道此后外国教育的风气日益高涨，这种风气也日益开放，用来偿还义和团损失的，就是这样罢了。教育虽然一样，但国民教育与奴隶教育，其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而奴隶的奴隶教育，更有言语思虑所不能及的。唉，列国用来保全中国的方法，就是这样罢了！

中国用来自我保全的方法，就是这样罢了！谁知道瓜分政策，或许置之死地而后生；谁知道保全政策，实际上是让它鱼烂自亡呢！新法啊，新法啊，前车屡遭挫折，后来的车辙正强劲；喝毒酒如同吃糖，灰飞烟灭也不后悔。我又能责怪谁呢！我又能责怪谁呢！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1901年10月12日，10月22日）

思想是事实的母亲。想要建造什么样的事实，必须先养成什么样的思想。

世界上有完全的国家，是从近代开始的。以前为什么没有完全的国家？因为国家思想不完全。

现在西方人所称述的国家思想，究竟是否完全呢？我不敢知道。虽然如此，与以前相比，其进化的痕迹显然可见。获得这种思想，不是一朝一夕突然达到的，不是一双手一只脚侥幸成功的，或者来自外界的刺激，或者来自内部的启发。虽然说这是天演日进的公理，不得不如此，但是讲求发明并提倡它的人，又怎么可以迟缓呢？所以现在略述其变迁异同的大体，让我们的国民比较并自省。如果思想普及，那么我们国家的成立，大概就不远了。

德国大政治学者伯伦知理所著的《国家学》，列举了欧洲中世纪与近代国家思想变迁中特异的特点，共有若干条，现在翻译记录如下：

甲 中世纪 乙 近代

一、国家，其生命与权利受于上帝。

国家的组织，皆由天意，受天命。

一、国家，本于人性，成于人为。其所组织，乃共同生活的实体，由百姓自己构成，由百姓自己处理。

二、“国家”二字的理想，全部来自教门的学说，王者代替上帝君临国家，王国即神国。天主教主持教令与国家两大权力，说教界的权与世俗的权，都是上帝所赋予的，其一归于教皇，其一归于罗马皇帝。即使是耶稣新教，虽然知道教令干预政权不可，但其论述国家权力，仍带有宗教上的思想。

二、以哲学及史学，确定国家的原理。所以近代的政治学，全从国家与我们人的关系如何来着想。有人说：国家，是由人人各自追求安宁追求自由，商议合意而结成的。有人说：国家，是同一国民，自然发生的团体。总之，近代国家的理想，不全滞留于宗教，也不全脱离宗教。至于政治学所从事的，不在于求合于天理，而在于求合于人事。

三、中世纪国家的理想，虽然不像东洋古国（指埃及、

译犹太等直接的神权政体，尚且不免成为间接的神权政体。因为君主是神的副代理人。

译三、神权政体与近世政治思想不相容。近世的国家，是由民众依据宪法而构建的。其统治权力，受公法的制约。其行政运作，遵循人生的道理，采用人为的方法，以谋求国民的幸福。

四、国家由教徒团体组成，因此以教派的统一为最重要。凡异教徒和无宗教信仰者，不允许拥有政权，且遭受虐待。

四、宗教没有特权，无论公法还是私法，都与教派无关。国家有保护……

五、耶稣教国，将教令视为形而上的事物，因此看得尊贵；将国家视为形而下的事物，因此看得卑贱。教主的地位在国王之上；教士的地位在平民之上，常享有特权，免除日常事务。

五、国家自有精神（国民的元气），有形体（宪制），从而成为一个法人（法人，是指从法律角度看，与一个人同等对待）。对于教令拥有独立的地位，且能以权力管辖教会。依据旅行法律，一切阶级皆平等，教士不能享有特殊的优待权力。

六、教育少年的事务，都由教会管理；各专门学科，也归于宗教势力的范围。

六、国家委托给教会的，仅限于宗教教育。至于学校，则是国家的学校。一切专门学科，都摆脱宗教的束缚，国家保护其自由。

七、没有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属地所行的……

七、公法与私法的区别极分明，公权与公务的主权，几乎如同私人管理的财产。君权，是一家族的权力。

八、由于封建制度的缘故，国家权力破碎分离，从神到王，从王到侯、伯，从侯、伯到士，从士到市府，逐渐推移，法律的组织极散漫。

八、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但中央统制的权力仍存在于国家。国家以国民为基础，其范围日趋广大。法律也以国家统一的精神，平等地施行于全体。

九、代议选举的权利，因身份而异，贵族及教士占据非常大的势力，法律也因阶级而有所区别。

九、选举权普及于全体人民，其根基即是民政。法律通全国而为一。

十、诸侯各自保全其家国，因此盛行保护政略。国家主权仅偏于一方，平民不能享受自由。

十、全体人民，各自伸张其共有的自由，又各自服从其自我集合的权力。

十一、国家没有意志，没有精神，只依据天性与趋势来决定行为，如同天然的生物一般。其法律以习俗为根基。

十一、国家自有知觉，遵循至善的道理来施行其法律，以公众议论的选择为根基。

我现在略仿其例，推演扩展，列举欧洲旧思想、中国旧思想与欧洲新思想，试作比较，列表如下：

甲 欧洲旧思想 乙 中国旧思想 丙 欧洲新思想

一、国家及君主、人民，都是为神而设立的，因此神是国家的主体。

一、国家及人民，都是为君主而设立的，因此君主是国家的主体。

一、国家是为人民而设立的。君主是国家的一个肢体，其为人们而设立，更不必说。因此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国家主义，也颇言国家为人民而设立，但与旧思想有绝异之处，另详。）

二、人民的一部分，与国家有关系。国家是半公私之物，可以据为己有，而不能一人独有。

二、国家与人民，全然分离。国家是死物，是私物，可以一人独有，其获得方式，依靠强权与优先权。因此人民的盛衰，与国家的盛衰无关。

二、国家与人民一体。国家是活物（因为人民不是死物），是公物（因为人民不是私物），因此没有一人能据有它。人民的盛衰，与国家的盛衰，如影随形。

三、治人者为一级，被治于人者为一级，其地位生来即定，永不得相混。

三、治人者为一级，治于人者为一级，其级别并非永远固定，人人都可以成为治人者。但既成为治人者，即失去治于人的地位；既成为治于人者，即失去治人者的地位。

三、有治人者，有治于人者，但没有等级之分。全国民皆为治人者，亦皆为治于人者。一人之身，同时为治人者，亦同时即为治于人者。

四、帝王代天临民，帝王之权即神权，几乎与神为一体。

四、帝王不是天的代理者，而是天所委任者，因此帝王对于天负有责任。

四、帝王及其他统治权，不是天的代理，而是民的代理；不是天所委任，而是民所委任

译因此，统治者对民众负有责任。

五、政治是宗教的附属物。

五、宗教是政治的附属物。

五、政治与宗教各自拥有独立的位置，互不隶属。

译六、公众教育，权力掌握在教会手中。

六、没有公众教育。六、公众教育，权力掌握在国家手中。

七、立法权掌握在少数人（君主及贵族）手中，其法律以神的意志为标准。

七、立法权掌握在一人（君主）手中，其法律以古代为标准。（或者依据先哲的言论，或者沿袭前朝的法制，或者遵循旧社会的习惯。）

七、立法权掌握在众人（全国民众）手中，其法律以民间的公共利益为标准。

八、与中国的旧思想大致相同。

八、没有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国家对于人民，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人民对于国家，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

八、公法与私法，界限极其分明。国家对于人民，人民对于国家，人民对于人民，各自都有相应的权利与义务。

九、全国人都受法律管辖，但法律有种种等级，每个人因其身份不同而有特殊的法律。

九、只有君主一人立于法律之外，其余人都受法律管辖，一切平等。

九、全国人都受法律管辖，一切平等，即使是君主也不能违背国家制定的宪法。

十、政权分散，或在国王手中，或在诸侯手中，或在豪族手中，或在市府手中，没有统一。

十、政权表面上看似统一，但国家中央实际上分裂成无数小团体，有的按地域划分，有的按血统划分，有的按职业划分。中央政权，说它弱小也不恰当，说它强大也不恰当。

十、政权统一，中央政府与团体自治，各有权限，互不侵犯。

如今考察欧洲国家思想过去、现在、未来变迁的痕迹，列举其显著的大致如下：过去的已经逝去，如同死灰不能复燃；未来的尚未到来，如同谈论食物不能获得饱足；现在暂且不论，只取现在通行且有力的来论述。

今日的欧美，是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交替的时代；今日的亚洲，是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交替的时代。单就欧洲而言，民族主义在十九世纪达到全盛，而其萌芽发展在十八世纪下半叶；民族帝国主义在二十世纪达到全盛，而其萌芽发展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今日的世界，实际上不过是这两大主义活剧的舞台。

在现今学界，有割据称雄的两个大学派，各种理论都由此产生，而国家思想是其中之一端。

一是平权派，卢梭的门徒作为民约论者代表之；二是强权派，斯宾塞的门徒作为进化论者代表之。

平权派说：人权是上天赋予的，所以人人都有自主权，人人都是平等的。国家是由人民合意缔结契约而成立的，所以人民应当拥有无限的权力，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原动力。它的功效，能增强个人自立的气概，以助长人群的进步；它的弊端，会陷入无政府主义，以破坏国家的秩序。强权派说：天下没有上天赋予的权利，只有强者的权利而已，所以众生有天然的不平等，自主权应当通过血汗去获取；国家是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抗外敌而形成的，所以政府应当拥有无限的权力，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这就是新帝国主义的原动力。它的功效，能确立法治（以法律治理国家称为法治）的主体，以保障团体的利益；它的弊端，会陷入侵略主义，蹂躏世界的和平。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是民族主义飞跃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开创了自古未有之伟业，其《人权宣言》说：“凡是愿意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的国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又该国的全体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给外国。因为国民是独立而不可分割的。”

等等。这一大主义，以万丈的气势，磅礴冲激于全世界每个人的头脑中，顺从它的兴盛，违背它的灭亡。凭借拿破仑旷世的才华，气吞地球八九成于胸中而毫不介意，最终却一蹶再蹶，身为囚虏，十年的壮志，如泡影般破灭，也只是因为反抗这一主义。拿破仑失败之后，这一主义也如同皎洁的太阳被遮蔽，风雷虽然停歇，残云未尽。于是比利时合并于荷兰，荷尔士达因（日耳曼族的一个都府）被丹麦管辖，意大利的大部被奥地利统治，匈牙利及波希米亚也都被奥地利掠夺，波兰被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瓜分，巴尔干半岛各国被土耳其掩盖。一时国民独立的原理，似乎将要中断。没过多久，希腊反抗土耳其而独立了，比利时从荷兰分离了，荷尔士达因后来回归德国了，数百年憔悴于教政、帝政之下的德意志、意

译巨大的利益，使得新建立的国家在地球上称雄，匈牙利也获得了特别自治的宪法，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都得以扬眉吐气，爱尔兰的自治法案也通过了。

译到了公元1900年左右，这股风潮直接驰骋卷涌，溢出欧洲之外的天地。以区区荒岛菲律宾，一度与百年羁绊的西班牙抗争，从而摆脱其束缚；再度与富源无敌的美国抗争，虽然暂时受挫，但其气势并未衰退。

以崎岖山谷的杜兰斯哇儿，其人口曾不及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区，致使堂堂大英三十余万雄兵劳师动众，至今仍然深受其苦。近百年来种种壮烈剧变，难道有别的缘故吗？也是由于民族主义磅礴冲激于每个人的胸中，宁愿粉身碎骨，以血染地，也绝不肯在异族人的压制下苟且偷生。英雄啊，应当像这样！

国民啊，也应当像这样！今日欧洲的世界，一草一石，哪样不是得益于民族主义的恩赐。阅读十九世纪的历史，就知道发明这种思想的人，功劳不在大禹之下。

民族主义，是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的主义，不让他族侵犯我的自由，我也不侵犯他族的自由。它在本国体现为人的独立；在世界体现为国家的独立。假如能遵循这种主义，各自明确界限直到永远，岂不是天地间的一大快事！然而，正理与时势，也常常不能并存。自从天演以来，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优劣，有优劣就有胜败，于是强权之义，虽然并非公理，却不得不成为公理。民族主义发展到极致，为了增进本族幸福而不知满足，内力既已充实，就不得不向外伸展。所以说：两个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就是权力；两个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就是道理。从前一种说法，是民族主义得以实行的原因，欧洲各国之间的交往就是如此；从后一种说法，是帝国主义得以实行的原因，欧洲各国与欧洲以外各国的交往就是如此。于是，厚集国力、扩张属地的政策，不知不觉间就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蔓延开来。

然而，他们自我辩解也有说辞。他们的话说：世界的大部分，被掌握在无智无能的民族手中，这些民族，不能开发其天然资源（如矿地、山林等）以供人类使用，只是让它们废弃；而其他地方的文明民族，人口日益稠密，供给缺乏，无处补充，所以势必要让这种劣等民族，接受优等民族的指挥监督，务必使适宜的政治普及于全世界，然后可以随地投资本，以谋求事业的发达，以增加天下的公益。这是他们借口的大致内容。不仅如此，他们竟敢明目张胆地说，世界是有力人种世袭的财产，有力的民族，排斥微弱的民族，而占据其土地，实在是上天授予的权利。

不仅如此，他们说优等国民以强力开化劣等国民，是应当尽到的义务，如果不这样做，就是放弃责任。这种主义既已盛行，于是种种无道的外交手段，随之而起。

所以德国以杀害两名教士为借口在支那掠夺口岸，英国以旅民权利为借口在波亚兴师动众，其余互相猜忌、互相欺蔽的事情，往来于列强外交家头脑中的，大概是一天比一天多了。最终，像美国一向恪守门罗主义，超然立于别世界之外，也于是狡猾地改变方针，一举摧毁夏威夷，再举割取菲律宾。大概新帝国主义，像疾风，像迅雷，呼啸轰鸣震撼全球，如此迅速。

新帝国主义既已实行，不仅对外方略一变，即使对内思想，也随之大变。因为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依靠人民而存在，所以宁愿牺牲各种利益来成全人民；帝国主义者，说人民依靠国家而存在。所以宁愿牺牲各种利益来成全国家，强化主干而削弱枝节，重视团体而轻视个人。于是前者视政府为调停人、为累赘的，在一瞬间，政府万能的说法，就遍布大地。更甚者，像俄罗斯的专制政体，反而得以机敏活泼，成为万国所羡慕，而人权、民约的旧论，几乎门庭冷落无人问津了。世事变幻，循环无端，其现状之奇特竟有如此者。现在尝试演绎孟子的话，以证明国家思想的变迁如下：

十八世纪以前，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

然而，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与十八世纪前的帝国主义，其外形虽然混杂相似，其实质却大不相同。为什么呢？过去的政府，以一位君主为主体，所以它的帝国，是独夫帝国；现在的政府，以全国民为主体，所以它的帝国，是民族帝国。

凡是国家没有经过民族主义阶段的，不能称之为国家。

譬如人一样，民族主义，是从胚胎到成童所必

译这是不可或缺的材料；由民族主义转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是成年后谋生立业所应当从事的事情。如今欧美列强都凭借他们正盛的精力，来与我们竞争，而我国对于所谓的民族主义，尚且没有萌芽。那些顽固守旧的人，拘泥于十八世纪以前的思想，想要用它来与公理相抗衡，其势如以卵击石，不值一提。我尤其担心未来的所谓政治学者，轻信新说，不审时度势，贸然将十九世纪末的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认为欧洲各国既然实行且有效，便想把政府万能的说法移植到中国，那么我国将永远没有成为独立强国的日子了。

译知道他人凭借帝国主义来侵略的可怕，因而迅速培养我们固有的民族主义以抵制它，这正是当今我国民所应当急切从事的！

《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的责任及本馆的经历（节录）

（1901年12月21日）

第四 《清议报》的性质

《清议报》可以称为好报吗？回答说：哪里可以呢。

《清议报》与其他报纸相比，就像一百步与五十步的区别一样。虽然如此，但它有自己的宗旨，有自己的精神。好比幼儿，虽然皮肤肌肉尚未丰满，四肢躯体尚未长成，然而灵魂清澈明亮，这难道也是进化的一种原动力吗！《清议报》的特色有几点：一是倡导民权。始终抱定这一原则，作为独一无二的宗旨，虽然说了种种方法，开辟了种种途径，千变万化却不偏离这个根本。海可以干枯，石头可以腐烂，这一原则如果不普及于我国，我们这一党人绝不罢休。二是阐发哲理。

阅读东西方各位大学者的著作，务必阐发他们的学说以输入中国，虽然不敢自认为有什么收获，但得到一寸就贡献一寸，得到一尺就贡献一尺。《华严经》说：“自己未能度脱，却先度脱别人，这是菩萨发心。”以此作为尽国民责任的万一罢了。三是阐明时局。

戊戌年的政变，己亥年的立嗣，庚子年的纵容义和团，其中的阴谋毒手，祸国殃民，本报发掘细微之处，阐明幽深之理，探得其真相，指责权奸，毫不留情。四是激励国耻。务必使我国民知道我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知道东西列强对待我国的政策，借鉴观察过去，熟察现在，以谋求将来。对内凝聚国家，对外看待各国，一概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公理，大声疾呼并棒喝警示，以期望同胞们一旦醒悟。这四点，实在是我《清议报》的脉络与精髓，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广开民智、振奋民气罢了。

其中内容重要的，有谭浏阳的《仁学》，以宗教的灵魂，哲学的精髓，发挥公理，出乎天然，入乎人心，冲破重重罗网，造就劫劫慧果，其思想是我们所不能达到的，其言论是我们所不敢说的，实在是华夏大地未曾有过的书籍，也是众生无价之宝。这部著作出现在世界上，大概是以本报为首。

有《饮冰室自由书》，虽然只是东鳞西爪，不见全牛，然而其愿力所集中注重的，不在形质而在精神，以精锐的笔触，阐述微妙的道理，谈言微中，听者足以兴起。

有《国家论》、政治学案，叙述近世政学的大原则，培养我们的国家思想。有章氏的《儒术新论》，阐释教旨，精微独到。有《瓜分危言》、《亡羊录》、《灭国新法论》等，陈述天下大势，唤醒东方的顽梦。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创文章的新体，激发民气的暗潮。

有《埃及近世史》、《扬子江》、《中国财政一斑》、《社会进化论》、《支那现势论》等，都是东西方的名著巨构，可以借鉴。

有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以稗官的异才，描写政界的大势，美人芳草，别有会心，铁血舌坛，多少健者，一读击节，每每移情，千金国门，谁无同好。

至于雕虫小技，余事诗人，那么卷末所录的各章，大都以诗界革命的神魂，为这一道别辟新土。

所有这些方面，都是我《清议报》不同于其他报纸的地方。

虽然如此，要说它是好报，那么前途遥远渺茫，不敢说，也不敢期望。没有原始的椎轮，哪里有大辂；没有萌芽，哪里有森林。想以此作为中国报界进化的一个征验罢了。祝它祝它，不是祝椎轮，而是祝大辂；不是祝萌芽，而是祝森林。

第五 《清议报》时代的中外历史

《清议报》在中国，不过是沧海中的一粒粟米罢了！《清议报》在世界，不过是大千世界中的一粒尘埃罢了！

虽然如此，它的寿命固然横跨新旧两个世纪，没有舌头却发出声音；它的踪迹固然遍布纵横五大洲，没有胚胎却自行奔走。

现在请允许我和阅报的各位说句戏言，这也算是文字界中得天最厚者了吧？暂且不论。总之，《清议报》时代，实在是中国与世界最有关系的时代，读者如果能研究这个时代的歷史，而有所心得，有所感奋，那么对于天下事，思考也就超过一半了。

请先说中国。《清议报》兴起于戊戌年十月，那时正值政变之后，今上皇帝百日维新的志向，忽然遭受重大挫折，举国失望，群情鼎沸。从此以后，中国便封闭在沉沉的妖雾之中，其反动力量，一起再起而没有停止。第二年己亥年春秋之间，刚毅南下江南、岭南，搜刮民脂民膏，百姓不堪忍受。

那年冬天十二月，于是有了废黜君主、立伪储的事，本朝二百年来

译内部的祸乱，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

不久之后，臣民冒犯天颜，友邦侧目而视，（朝廷）志向不能得逞，于是积累羞耻化为愤怒，大兴党狱；积累愤怒化为疯狂，自己挑起兵戎，奖赏群盗为义民，在朝市之上陈尸邻国使节。庚子年八月，十国联军，如同群虎搏杀一只羊，不到五十天就推翻了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皇帝车驾流亡，京城沦陷，天坛成为放牧牛羊的场所，官署充作军营的帐篷，中国数千年来，外侮的耻辱，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反动的浪潮，到此达到极点，过了这个极点，反动力量的反动力就产生了。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汇的那一刹那，正是中国两种性质的大动力相互搏击、相互冲射，短兵相接，新旧更替的时候。今年以来，伪装的维新诏书屡次颁布，科举竟然废除，捐纳制度竞相停止，动力在上方微微萌动；俄国人的密约，士民集会商议，去日本游学，持伞拄杖的人纷纷而来，动力在下方萌芽生长。所以二十世纪的中國，有断然不能长睡不醒的道理，其中的征兆，稍有见识的人都能参透。《清议报》虽然不能成为主动的力量，但想要依附于辅助的动力，也不敢多推让。

译请再谈谈世界局势。《清议报》时代世界的大事，除了北京八国联军入侵之外，最大的有三件：一是美国与菲律宾的战争，二是英国与布尔人的战争，三是俄国沙皇召开万国和平会议。其次重要的有五件：一是日本政党内阁两次失败，二是意大利政府更迭，三是俄国学生骚动，四是美国总统被刺杀，五是南美洲的争乱。美国吞并菲律宾，是它向东方扩张权力的第一步，也是它将来在二十世纪腾飞的基础。英国迫使布尔人屈服，是殖民政策的后果，其根源在几十年前，而收获却在几十年后。凡是在英国势力范围内的国家，都不得不引以为前车之鉴。俄国沙皇倡导和平会议，是为了保持欧洲的和平；只有欧洲和平，才能合力去在欧洲以外实现其野心。

意大利政府的更迭，是因为索取三门湾未果；索取未果，政府便不能安坐其位，意大利人的野心并未熄灭。日本政党内阁屡次失败，是东方民主政治思想尚不成熟的证明；如果不加以完善的教育，培养民族的公德，那么文明的实质是不容易期待的。日本尚且如此，我们中国更怎能不兢兢业业呢？俄国学生的骚动，是革命的先声。

专制政体，在当今世界没有能够立足的，中国的君民，不可不自己做出选择。美国总统被刺杀与南美洲的争乱，是由于贫富两级差距太大，而社会党人趁机而起。这件事将成为二十世纪的第一大事，而我们中国人受其影响，将会非常严重；而现在北美华侨被工党排斥，南美华侨被乱党掠夺，还只是小事罢了。总之，二十世纪世界的大问题有三：一是处置中国的问题，二是扩张民权的问题，三是调和经济革命（因贫富不均所起的革命，日本人译为经济革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各国直接针对中国，第二个问题中国自己应当从事，第三个问题各国间接针对中国，也是中国自己应当从事的。况且今日的世界与过去不同，轮船、铁路、电线四通八达，不同大洲的国家，如同邻居一样居住，不同国家的人，如同并肩而立，所以一国有事，其影响没有不及于他国的。所以今日有志之士，不仅应当把国事当作家事，还应当把世界之事当作国事。于是报馆的责任愈发重大，像《清议报》则是有志于此却未能达到。

第六结论：有个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

以个人或公司的利益为目的的，是个人之报；以一党的利益为目的的，是一党之报；以国民的利益为目的的，是一国之报；以全世界人类的利益为目的的，是世界之报。中国过去虽有个人之报，却没有一党之报、一国之报、世界之报。日本现在有一人报、一党报、一国报，却没有世界之报。像以前的《时务报》、《知新报》，大概脱离了个人报的范围，而进入了一党报的范围。

请问《清议报》在这四种中，处于什么位置呢？回答说：在党报与国报之间。现在用什么来祝它呢？回答说：祝它完全脱离一党报的范围，而进入一国之报的范围，并且更加努力渐进以达到世界之报的范围。于是祝曰：报啊报啊，你的生涯，跨越两周啊；你的声名，遍布五洲啊；你的责任，重大且深远啊；你要自爱，不要蒙羞啊！祝你长寿，与国民同休戚啊！再次祝曰：《清议报》万岁！中国各报馆万岁！

中国万岁！

论公德

（1902年3月10日）

我们国民最缺乏的，公德是其中之一。公德是什么？人群之所以成为人群，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依靠这种德行才能成立。人，是善于群居的动物（这是西方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话）。人如果不群居，与禽兽有什么区别。但并非空谈高论说群居群居，就能有所成就；必须有一种东西贯穿并联络大家，然后群居的实质才能体现，这样的东西叫做公德。

道德的本体只有一个，但它表现在外面，就区分出公私的名称。人人独自完善自身叫做私德，人人相互完善群体叫做公德，这两者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要素。

没有私德就不能立足，集合无数卑劣、虚伪、残忍、愚懦的人，无法组成国家；没有公德就不能团结，即使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洁谨慎、善良虔诚的人，仍然无法组成国家。我们中国道德的发展，不能说不早，虽然，偏重于私德，而公德几乎缺失。试看《论语》、《孟子》等书，是我们国民的警钟，也是道德的源头。

其中所教导的，私德占十分之九，而公德不到十分之一。如《皋陶谟》中的九德

译《洪范》中的三德，《论语》所说的温良恭俭让、克己复礼、忠信笃敬、寡尤寡悔、刚毅木讷、知命知言，《大学》所说的知止慎独、戒欺求慊，《中庸》所说的好学力行知耻、戒慎恐惧、致曲，《孟子》所说的存心养性、反身强恕，凡是这一类关于私德的论述，几乎把内涵都阐发得淋漓尽致，对于培养私人（私人是相对于公人而言，指一个人不与他人交涉时的状态）的资格，可以说是完备了。然而，仅仅具备私人的资格，就足以构成完全的人格吗？这显然是不够的。

译现在试着将中国传统的伦理与西方新兴的伦理进行比较：传统伦理的分类，称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新兴伦理的分类，称为家族伦理、社会（即人群）伦理、国家伦理。

传统伦理所重视的，是一个私人对另一个私人的事务；（一个私人独自完善自身，固然属于私德的范畴，即一个私人与其他私人交往的道义，仍然属于私德的范畴，这可以用法律上公法、私法的范围来证明。）新兴伦理所重视的，是一个私人对一个团体的事务。（用新兴伦理的分类来归纳传统伦理，那么属于家族伦理的有三项：父子、兄弟、夫妇；属于社会伦理的有一项：朋友；属于国家伦理的有一项：君臣。然而朋友这一伦常，决不足以涵盖社会伦理；君臣这一伦常，更不足以涵盖国家伦理。为什么呢？凡是人对社会的义务，绝不仅仅在于相识的朋友而已，即使断绝踪迹不与任何人交往的人，在社会上仍有不可不尽的责任。至于国家，尤其不是君臣所能独占的，如果只谈论君臣之义，那么以礼相待、以忠事君，全属于两个私人感恩效力的事情罢了，与国家大局无关。那些所谓隐居不仕王侯的人，难道不在此伦常范围之外吗？人必须具备这三项伦理的义务，然后人格才算完整。如果像中国的五伦，那么只有在家族伦理方面稍为完整，至于社会、国家伦理，缺失太多。这是必须弥补的缺憾，都是由重视私德而轻视公德所产生的结果。）一个私人如何安身立命，以及一个私人对待其他私人，其间必然需要有道德存在，这何须多言！虽然如此，这只是道德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全部，是兼顾公私而共同完善的。

私德与公德，本来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然而提倡者既然有所偏颇，其末流或许就会互相妨碍。像微生亩讥讽孔子为巧言令色，公孙丑怀疑孟子喜好辩论，这些外道浅学之徒，不知道公德，是不待言的；而大圣大贤，也往往难免。我现在固然不想拾取古人那些有为而发的片言只语，来互相攻讦。总之，我们中国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主义，实在是德育的中心点。范围既然日益缩小，其间有言论行事超出此范围之外，想要为本群体、本国家的公共利益尽力的人，那些迂腐浅陋的儒生，动不动就援引“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偏颇之义，来非笑、排挤他们。谬种流传，习非胜是，而国民更加不知道公德是什么了！现在人生活在群体之中，安享本群体的权利，就有应当尽于本群体的义务；如果不这样，那么简直就是群体的蛀虫罢了。那些持“束身寡过”主义的人，认为我虽然对群体无益，也对群体无害，哪里知道无益就是有害呢？为什么呢？群体有恩惠于我，而我无恩惠于群体，这是我拖欠群体的债务而不偿还。一个私人与其他私人交往，而拖欠其所应偿还的债务，在私德上必定是罪过，因为说他的危害将波及他人。而拖欠群体债务的人，反而得以冒用善人的名声，为什么呢？如果一个群体的人，都相继拖欠债务，那这个群体的资本，能有几何？

而这些无穷的欠债者，日夜蛀蚀并瓜分它，只有消耗，没有增补，怎么可以长久呢！那么，这个群体必定会被欠债者拖垮，与私人受累的结果相同，这是情理势之所必然。现在我们中国之所以日益衰落，难道有别的原因吗，不过是“束身寡过”的善士太多，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都视其所负于群体的债务如同没有一样，人虽然多，却不能为群体谋利，反而成为群体的拖累，怎么能够不日益困顿呢！

父母对于子女，生养他们，保护教育他们，所以子女有报答父母恩情的义务。

人人都尽此义务，那么子女越多，父母越顺遂，家族越昌盛；反之就是家族的祸害。

所以子女拖欠父母债务的，称为不孝，这是私德上最大的义理，人人都知道。

群体对于人，国家对于国民，其恩惠与父母相同。

大概没有群体没有国家，那么我的性命财产就没有依托，智慧能力就没有依附，而这身躯将不能一天立足于天地之间。

所以报答群体、报答国家的义务，是有血气的人所共同具备的。如果放弃此责任的人，无论其在私德上是善人、是恶人，而都是群体与国家的害虫。譬如家中有十个儿子，有的剃度出家，有的赌博饮酒，虽然一个求道，一个无赖，其善恶的性质截然不同，总之不顾父母的奉养，为名教的罪人则是一样的。明白此义理，那么凡是独善其身以自足的人，实在与不孝同列。用公德来审判，即使说他对本群体犯了大逆不道的罪，也不过分。

某部小说寓言，有官吏死后冥王审理其罪行的，他的灵魂说：“我无罪，我做官很廉洁。”冥王说：“立木偶于庭，并水不饮，不

译难道还胜过您吗！除了廉洁之外，对您一无所知，这就是您的罪过啊。”

译于是用炮烙之刑处死他。

那些想要以约束自身、减少过失作为独一无二的高尚品德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这种律令之中而无法被赦免。近代官场箴言中，最广为流传的是三个字，即清、慎、勤。清、慎、勤，难道不是私德中的高尚表现吗？虽然如此，那些官吏是接受群体的委托来处理事务的人，既然有自身对群体的义务，又有对委托者的义务，难道清、慎、勤这三个字，就足以承担这两重责任吗？这都是因为只知道有私德，而不知道有公德。所以政治不能进步，国家荣耀日渐衰败，都是由此造成的。那些处于公职地位的官吏尚且如此，民间的普通人就更不用说了。

我国国民中没有一个人把国家大事当作自己的事，都是因为公德的大义尚未被阐明的缘故。

况且讨论的人也知道道德是从哪里产生的吗？道德的建立，是为了有利于群体。所以根据群体文明与野蛮的差异，其所适宜的道德也往往不同，但总之，以能够巩固群体、改善群体、进步群体为归宿。英国宪法，将侵犯君主者视为大逆不道（各君主国都是如此）；法国宪法，将谋划建立君主制者视为大逆不道；美国宪法，甚至将妄立贵族爵位者视为大逆不道（凡是违宪者都是大逆不道）。它们道德的外在形式如此相反，但其精神则是一致的。一致的是什么？回答说：是为了群体的公共利益罢了。乃至古代野蛮人，有的以妇女公有为道德，（群体中的妇女为群体中的男子所公有，没有婚姻制度。古代的巴达时期尚未摆脱这种风气）。有的以奴隶非人为道德，（不把奴隶视为人类，古代贤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不认为这是错的；南北美洲战争以前，欧美人不认为这是恶德。）而当今的哲学家，还不能说这不是道德。

大概是因为在当时的情状下，有利于群体的，只有这样做才适宜。，然而道德的精神，没有不是从群体的利益中产生的，如果违背了这种精神，即使是至善的，有时也会变为至恶。

（例如自由制度，在今天是最美好的，但如果移到野蛮未开化的群体中，就是最恶劣的；专制统治，在古代是最美好的，但如果移到文明开化的群体中，就是最恶劣的。这就是例证。）所以公德是各国的根源，有利于群体的是善，无益于群体的是恶，（无益且有害的是大恶，无害也无益的是小恶。）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等待百世而不迷惑。至于道德的外在形式，则随着群体的进步而按比例变化，群体的文明与野蛮不同，那么其认为利益的东西也不同，而其作为道德的东西也自然不同。

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我这话颇惊世骇俗，但所说的是道德的条理，不是道德的本原，其本原固然万古不变。读者请不要误会。本原是什么？也是说有利于群体罢了。）不是数千年前的古人能制定一定的格式来规范天下万世的。

（私德的条目，变迁较少，公德的条目，变迁更多。）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群体中，生活在这个群体的今天，应当纵观世界的大势，静察我们族群所适宜的，而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巩固我们群体、改善我们群体、进步我们群体的方法，不可以前代君王先哲很少谈论的，就以此自我限制而不敢前进。知道了公德，新道德就出现了，新民也就出现了！（当今士大夫谈论维新的，诸事都敢言新：唯独不敢言新道德，这是因为学界的奴性未去，爱群、爱国、爱真理之心不真诚。大概认为道德是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从无始以来，不增不减，先圣昔贤，已经揭开了其奥秘，以昭告后人，哪里有所谓新与旧的区别。殊不知，道德这种东西，出于天然的占一半，出于人事的也占一半，有发达有进步，遵循天演的大例。前哲不生于今天，怎么能制定完全符合今天的道德？假如孔孟复活，他们不能不有所损益也是明显的。今日正当过渡时代，青黄不接，前哲深微的意义，有的湮没而未彰显，而流俗相传简单的道德，势必不足以规范今后的人心，而且将有厌恶其陈腐而一切抛弃的人。抛弃陈腐，还可以说，如果连道德也抛弃，那么泛滥的祸患，哪有尽头！

现在这种祸患已经见端倪了。老师宿儒，有的担忧，勤勉地想要持守宋元以来的余论来遏制这种潮流，哪里知道优胜劣败，固然无法逃避，捧一把土去堵塞孟津，倒一杯水去救救薪火，即使竭尽我的才能，哪里能恰当呢。

如果不趁现在急急斟酌古今中外，发明一种新道德并提倡它，我担心今后智育越兴盛，则德育越衰败，泰西物质文明全部输入中国，而四万万人将相继成为禽兽。唉！道德革命的言论，我知道一定会被举国所诟病，但我特别恨我的才能不够罢了，至于与一世的流俗人挑战决斗，我不惧怕，我不推辞

译世上有没有以热诚之心爱群体、爱国家、爱真理的人呢？我愿意为他执鞭驾车，来研究这个问题。公德最大的目的，既然在于有利于群体，那么万千条条理便由此产生。本论以下的各个子目，大概都可以用“利群”二字作为纲领，来贯穿始终。

译所以本节只论述公德的急务，而实行这种公德的方法，则另外记载在下面。

论自由

（1902年5月8日、22日）

“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实在是十八、十九世纪中，欧美各国人民立国的根本原则。

自由的意义，适用于今日的中国吗？回答说：自由是天下共同的真理，人生必备的条件，没有哪里不适用的。虽然如此，有真自由，有伪自由，有完全的自由，有片面的自由，有文明人的自由，有野蛮人的自由。如今“自由啊自由啊”的话，已渐渐成为青年人口中的口头禅了。

新民子说：我国民如果想要永远享受完全、文明、真正的自由之福，不能不先知道自由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样的。请论述自由。

自由，是相对于奴隶而言的。总观欧美自由发展的历史，他们所争取的不外乎四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自由，二是宗教上的自由，三是民族上的自由，四是生计上的自由（即日本所说的经济上的自由）。政治上的自由，是人民对于政府而保持其自由。宗教上的自由，是教徒对于教会而保持其自由。民族上的自由，是本国对于外国而保持其自由。生计上的自由，是资本家与劳动者相互而保持其自由。而政治上的自由，又分为三类：一是平民对于贵族而保持其自由，二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而保持其自由，三是殖民地对于母国而保持其自由。

自由在实践中的表现，不外乎这些了。

凭借这种精神，它所造就的结果，有六个方面。（一）四民平等问题：在一个国家中，无论何人都不允许有特权（与平民不同的特别权利），这是平民对于贵族所争得的自由。（二）参政权问题：凡生活在一个国家中的人，只要成年就具有公民的资格，可以参与国家政事，这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的自由。（三）属地自治问题：凡人民自行开拓居住在其他土地上的，可以任意建立自己的政府，享有与在本国时相等的权利，这是殖民地对于母国所争得的自由。

（四）信仰问题：人民想信仰什么宗教，完全由自己选择，政府不得以国教束缚干涉，这是教徒对于教会所争得的自由。（五）民族建国问题：一个国家的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允许其他国家或民族掌握其主权，也不允许干涉其丝毫的内政，侵夺其寸土，这是本国人对于外国所争得的自由。（六）

劳工问题（日本称之为劳动问题或社会问题）：凡劳动者自食其力，地主与资本家不得像对待奴隶一样役使他们，这是贫民对于富有者所争得的自由。试遍览近世三四百年的史书，那些智者竭尽口舌在朝廷辩论，那些勇者抛头颅洒热血在荒野，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兴起，屡次失败而不后悔，不获得胜利就不停止，他们所争取的难道不是这几个方面吗？

他们所得到的难道不是这几个方面吗？试略述其大概：从前在希腊罗马的初期政治中，凡是各种措施，都咨询平民。共和自治的制度，发展得很早。然而希腊完全是贵族政体，所谓公民，不过是国民中的一小部分，而其余的农民、工匠、商人及奴隶，不能同等看待。

罗马所谓的公民，不过是其都城中的拉丁民族，而其攻取所得的属地，也不能同等看待。

所以政治上的自由，虽然远起源于希腊，然而贵族对平民、母国对属地、本国人对外国人、地主对劳动者，种种侵夺自由的弊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等到基督教兴起，罗马帝国建立，宗教专制、政治专制于是大行其道。

中世纪的开端，蛮族横行，文化遭到践踏，不必说了。到了中世纪末期，罗马皇帝与罗马教皇，分别掌管全欧人民的肉体与灵魂两界，人们生活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而不能自拔。

所以中世纪的历史，实在是西方的黑暗时代。等到十四、十五世纪以来，马丁·路德兴起，一举打破旧教的藩篱，思想自由的大门打开，新天地才开始出现。此后二三百年间，各国或内部争斗，或对外征伐，荒野饱食血肉，溪谷填满鲜血，天日暗淡，神鬼变色，都是为了这一件事罢了。这是争取宗教自由的时期。到了十七世纪，克伦威尔在英国兴起；十八世纪，华盛顿在美国兴起；不久法国大革命兴起，狂风怒潮，震撼全欧，各国相继而起，云涌水涌，于是使得地中海以西，直到太平洋东岸，没有一个不是立宪的国家，加拿大、澳洲等殖民地，没有一个不是实行自治的政治，直到今天，其势头仍未停止。这是争取政治自由的时期。自十六世纪起，荷兰人寻求摆脱西班牙的压迫，奋战四十余年，其后各国相继

译兴起，到了十九世纪，民族主义磅礴于大地。意大利、匈牙利对于奥地利，爱尔兰对于英国，波兰对于俄、普、奥三国，巴尔干半岛各国对于土耳其，以至于当今波亚对于英国，菲律宾对于美国，那些前赴后继、死而无悔的原因，都说“非我种族不得有我主权”。

译罢了。虽然他们追求的目标，有的达到了，有的没有达到，但其精神是一致的。这是争取民族自由的时期。（民族是否自由，大半源于政治，因此这两者的界限常常混淆。）自十九世纪以来，美国颁布废除奴隶制的命令，俄国废除农奴制度，经济领域受到巨大影响，而近二三十年来，同盟罢工的事件，到处纷纷兴起，工厂条例，陆续颁布，从今以后，这个问题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案。这是争取生计自由的时期。所有这些方面，都是西方四百年以来改革进步的重大方面，而他们想要去除的弊端，也十之八九已经消除了。

唉，这是遵循什么道路呢？都是“不自由毋宁死”这一句话，惊动他们，鼓舞他们，使他们从泥土中升起至云霄，使死者复生，使白骨生肉。唉，自由之花多么璀璨！唉，自由之神多么庄严！

现在将近代史中争取自由的大事，列出一个年表如下：1532年旧教徒与新教徒缔结条约，允许信仰自由——宗教上的自由；1524年瑞士信奉新教的各城市开始联合实行共和政体——同上；1536年丹麦国会开始确定新教为国教——同上；1570年法国国内战乱暂时平息，新教徒开始获得自由——同上；1598年法国允许新教徒拥有参政权——同上；1648年荷兰与西班牙经过四十年的苦战，终于获得独立——民族上的自由，也因宗教原因；1618年至1648年——西班牙、法兰西、瑞典、日耳曼、丹麦等国连年战争不止，最终确定新旧教享有平等权利——宗教上的自由；1649年英国人民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实行共和政体——政治上的自由；1776年北美合众国宣布独立——同上（殖民地关系）；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同上（贵族与平民的关系）；1822年墨西哥独立——同上（殖民地关系）；1819年至1813年南美洲各国独立——同上；1832年英国修正选举法——同上；1833年英国在殖民地颁布废除奴隶制的命令——生计上的自由；1848年法国第二次革命——政治上的自由；同年奥地利维也纳革命——同上；同年匈牙利开始建立新政府，次年奥匈开战——民族上的自由；同年意大利革命爆发——同上；同年日耳曼谋求统一未成——同上；同年意大利、瑞士、丹麦、荷兰颁布宪法——政治上的自由；1861年俄国解放农奴——生计上的自由；1863年希腊脱离土耳其获得独立——民族上的自由；同年波兰人反抗俄国暴乱兴起——同上；同年美国因废奴问题南北交战——同上；1867年北德意志联邦成立——民族上与政治上的自由；1870年法国第三次革命——政治上的自由；1871年意大利统一成功——民族上与政治上的自由；1875年至1878年——土耳其所属的黑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国都起来倡导独立——民族上与宗教上的自由；188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将颁布宪法，随即被虚无党刺杀——政治上的自由；1882年美国大同盟罢工兴起，此后各国都有，年年不断——生计上的自由；1889年巴西独立，实行共和政体——政治上的自由（殖民地关系）；1893年英国颁布爱尔兰自治法案——民族上的自由；1899年菲律宾与美国交战——同上；同年波亚与英国交战——同上；1901年澳洲自治联邦成立——政治上的自由。由此看来，数百年来世界的大事，哪一件不是以“自由”二字作为原动力的呢？那些人民追求这种自由，时间不同，国家不同，所需的种类不同，所以其来源也往往不同，总之，他们用于实际事务而非空谈，施加于公敌而非私利，这一点是一致的。试着用前面所列的六大问题，来对照中国，第一条四民平等问题，中国没有，因为我国自战国以来，就废除了世卿制度，而阶级陋习，早已消灭了。第三条属地自治问题，中国没有，因为我国在境外没有殖民地。第四条信仰问题，中国更没有，因为我国不是宗教国家，数千年没有宗教纷争。第六条工群问题，将来或许有，但现在还没有，因为经济领域尚且停滞，而竞争不剧烈。那么，今天我国最紧急的，只有第二项参政问题，与第四项民族建国问题而已。这两件事本来同源，如果得到其中

译那么甲就会不求而自来；如果得到了甲，那么乙即使没有得到也无妨。像这样，我们所说的自由，以及追求自由的方法，就可以明白了。

译自由的定义说：“人人享有自由，但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界限。”既然不允许侵犯他人的自由，那么这种不自由也就很严重了。然而却称这是自由的最高准则，这是为什么呢？所谓的自由，是团体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在野蛮时代，个人的自由占优势，而团体的自由消亡；在文明时代，团体的自由强大，而个人的自由减少。这两者之间大概有一定的比例，分毫都不能有差错。如果以个人的自由作为自由，那么天下享受自由幸福的人，应该没有比今天的中国人更甚的了。绅士在乡间专横跋扈，受其欺压的人无法抵抗；奸商拖欠债务不还，受其欺骗的人无法追究。既然人人都可以成为绅士，人人都可以成为奸商，那么每个人的自由也就很大了。

不仅如此，在首都这样的地方，男女竟然把官道当作厕所，这是多么自由啊；在城市之中，老幼竟然把鸦片当作粮食，这是多么自由啊。如果在文明国家，轻则罚款，重则服劳役。这类事情，如果全部列举出来，就算写满十卷书也不能穷尽。由此说来，中国人自由呢，还是外国人自由呢？

然而有见识的人树立自由的旗帜，不在此处而在那处，这是为什么呢？野蛮的自由，正是文明自由的祸害。文明的自由，是在法律之下的自由，其一举一动，像机器的关节一样协调，其一进一退，像军队的步伐一样整齐。

从野蛮人的角度来看，则认为天下的不自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之所以必须这样，是因为什么呢？天下没有内部不整齐，而能与外部竞争的。外部的竞争没有止境，那么内部用来团结竞争力量的手段也没有止境。

如果滥用自由，侵犯他人的自由，侵犯团体的自由，那么其群体本来就不能自立，而将成为其他群体的奴隶，又怎么能接近自由呢？所以真正的自由者必定能够服从。服从是什么呢？服从法律。法律，是由我制定的，用来保护我的自由，同时也用来约束我的自由。英国人就是这样。天下民族中，最具有服从性质的莫过于英国人，最享受自由幸福的也莫过于英国人。怎么知道服从就是自由的母亲呢。唉！现在的年轻人，无不喧嚷着谈论自由，那些谈论的人自认为有文明思想，却不明白西方所谓的自由，在以前的大问题中，没有一次不是为了团体的公共利益，而绝不是私人放纵傲慢者可以借以藏身的。现在不利用它向上寻求宪法，不利用它排斥外侮以伸张国权，而只是耳食一二手学说的片面之词，谋取私利，破坏公德，自己回归到野蛮的野蛮，有人规劝他，还敢傲慢地抗辩说：“我的自由，我的自由。”我非常担心“自由”二字，不仅成为专制党的借口，而且实际上成为中国前途的公敌！

“爱”主义，是天下的良好主义。有个人在这里，急切地追求爱自己，却说我在实行爱主义，可以吗？

“利”主义，是天下的良好主义。有个人在这里，勤勉地追求利自己，却说我在实行利主义，可以吗？

“乐”主义，也是天下的良好主义，有个人在这里，安适地追求乐自己，却说我在实行乐主义，可以吗？

所以凡是古代贤人现代哲人树立一种宗旨来改变天下的，都不是为了一个私人打算。自身与群体相比，群体大自身小，委屈自身伸张群体，是治理人世的大原则。

当两者不能兼顾的时候，往往有不爱自己、不利自己、不乐自己，以达到爱群体、利群体、乐群体的实际效果的人。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佛的说法，难道不是想让众生脱离地狱吗？

而他下手必须从亲自进入地狱开始。像这样有志之士，必定要憔悴他的形体，衡量他的内心，终身栖息在不自由的天地中，然后能使他所爱的群体和国家获得自由，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在谈论自由的人，不致力于使群体、国家进入自由之道的方法，而只在琐碎小事、日常饮食中，争辩不休地主张个人的自由，这有什么不同于一碗豆子里看到颜色，就说我通晓功利派的哲学；饮酒赌博无赖，就说我遵循快乐派的伦理呢。《战国策》说：“有学习儒学三年，回家却直呼母亲名字的人。”我看到误解自由意义的人，类似这种情况。

那么自由的意义，竟然不能在个人身上施行吗？回答说：唉，这是什么话！团体自由，是个人自由的积累。人不能离开团体而独自生存，团体不保持其自由，那么将有其他团体从外部侵犯它、压迫它、夺取它，那么个人的自由又还有什么呢！比如一个人，任凭嘴巴自由，不选择食物而吃，大病逐渐兴起，而嘴巴固有的自由也就失去了；任凭手自由，拿着棍棒杀人，大惩罚逐渐到来，而手固有的自由也就失去了。所以一饮一食、一举一动，都像节制严明的军队一样，正是全身各部分各自永远保持自由的方法，这还只是与他人他体相交往的情况。我请再

译这里谈论的是个人自由的问题。

所谓个人自由，就是我自身的自由。然而，人没有不拥有两个“我”的：其一，是与众生相对待的“我”，即那堂堂七尺之躯立于人世间的形体；其二，则是与这七尺之躯相对待的“我”，即那晶莹一点存于心灵深处的精神。

（孟子说：“事物相互接触，就会互相牵引罢了。”这里的“物”，是指与我相对待的对象，上面的“物”指众生，下面的“物”指七尺之躯即耳目等感官，总之，这些都是外物而不是真正的“我”。那么什么是“我”呢？是心的主宰。先确立那大的方面，那么那小的方面就不能侵夺它了。只有“我”是大的，而这两个境界中的外物都是小的。小的不侵夺大的，就达到了自由的极致境界了。）

因此，别人奴役我，不值得畏惧，最痛苦的莫过于自己奴役自己；自己奴役自己，还不足以畏惧，最悲惨的莫过于我的精神被我的形体所奴役。庄子说：“悲哀没有比心灵死亡更大的了，身体的死亡排在其次。”

译我也说：耻辱没有比心灵做奴隶更大的了，而身体做奴隶不过是末节罢了。那些强迫我做奴隶的人，我不乐意，可以一下子起来挣脱他们的束缚，十九世纪各国的民变就是如此。那些身体上被人做奴隶的人，别人或许出于仁慈，或许迫于正义，还可以把我从水火中救出来让我复苏，美国解放黑奴就是如此。唯独到了心中的奴隶，它的形成，不是外力所能施加的；它的解脱，也不是外力所能帮助的。就像蚕在茧中，层层自我束缚；就像油膏在锅里，天天自我煎熬。如果有想要追求真正自由的人，一定要从去除心中的奴隶开始。

我请说说心中奴隶的种类，接着论述去除它的方法。

第一，不要做古人的奴隶。古代的圣贤、古代的豪杰，都曾对群体有大功德，我们爱戴尊敬他们是应该的。虽然如此，古人是古人，我是我。那些古人之所以能成为圣贤、成为豪杰，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能拥有自我吗？如果不这样，那么就有先圣没有后圣，有一个豪杰没有第二个豪杰了。比如孔子诵读效法尧舜，我们诵读效法孔子，曾想过孔子之所以能成为孔子，他大概有立于尧舜之外的地方吧。如果孔子做了尧舜的奴隶，那么百代之后一定不会再有孔子存在了。听的人对我的话感到惊骇吗？何不思考呢，世道运行是前进而越来越上，人的智慧是挖掘而越来越明，即使有大哲，也不过是说法来匡正一时的弊病，规划当世的利益，而决不足以规范千百万年以后的人。西方有基督教，它在中古时期，曾经不是一世文明的核心点，等到末流，束缚驱使不胜其弊端。如果没有路德、培根、笛卡尔、康德、达尔文、弥勒、赫胥黎这些贤人，起来补充它、匡救它，那么西方哪里会有今天呢！中国却不是这样，对于古人的言论行事，不仅不敢说出辩难的话，而且不敢在心中萌生怀疑的念头。心本来是我所有的，听到一句话，接受一个义理，就说我思考我思考，这个我相信，那个我怀疑，难道后面有刑罚杀戮吗。然而世上的人，没有敢这样做的。我没有什么可以比喻的，比喻为义和团。义和团法师披发、持剑、独步、念念有词，听的人如果一旦运用思考，那么其中自然必有可疑的地方，而相信的人竟然遍布数省，这一定是有所震慑，而不敢涉及其他想法了；否则就是有所假借，自欺欺人来逞显其狐威了。总之，做义和团的奴隶是一样的。

我作这个比喻，不敢把古人比作义和团，总之，四书六经的义理，它们不是每一条都适合今天的用处，那么即使把刀锯鼎镬临到我身上，我仍然敢断言而不害怕。

而世上那些委身嫁给古人，为他们荐枕席、奉箕帚的人，我不知道他们与那些义和团的信徒究竟有什么区别。我有耳目，我观察事物探究其理，我有心思，我穷究道理，在高高山顶站立，在深深海底行走，对于古人，我有时以他为师，有时以他为友，有时以他为敌，没有私心，以公理为衡量标准罢了。自由怎么样呢！

第二，不要做世俗的奴隶。人性的软弱太严重了！“城中喜欢高髻，四方就高一尺，城中喜欢广袖，四方就用全幅的帛。”古人已经谣传过了。然而说乡下愚民无知，还可以说，至于所谓的士人群体，大概更严重。

在晚明时，全国谈论心学，整个学界都是野狐禅了；在乾嘉年间，全国谈论考证，整个学界都是蛀虫一类了。然而说岁月渐渐变迁，还可以说，至于像近数年来，丁戊之间，全国羡慕西学像追逐膻味，己庚之间，全国躲避西学像躲避瘟疫，现在瘟疫又变成膻味了。同一个人，同一种学问，而几年间可以变异到如此地步，没有其他原因，俯仰随人，不自由罢了。

我见过耍猴戏的，跳则群猴跳，掷则群猴掷，舞则群猴舞，笑则群猴笑，哄则群猴争吵，怒则群猴骂。谚语说：“一只狗对着影子叫，百只狗对着声音叫。”

悲哀啊！人秉承天地清淑之气而生，所以不同于群兽的地方在哪里呢？为什么自污自蔑而与猴犬为类呢！能铸造新时代的是上等，即使不能而不被旧时代所吞噬所沉沦，也是次等的，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这是大丈夫的事。自由怎么样呢！

第三，不要做境遇的奴隶。人凭一身立于物竞界，凡是围绕在我旁边的境遇，都日夜与我相斗而没有停止过。所以战胜境遇而胜之的则立，不战而被境遇所压的则亡。像这样的，也叫作天行的奴隶。天行的暴虐，逞威于一群是这样，逞威于一人也是这样。谋国的人如果安于境遇，那么美国可以没有独立之战，匈牙利可以没有自治之师，日耳曼、意大利可以长久地华离破碎作为虎狼奥地利的附庸了。如果谋身的人安于境遇，那么贱族的迪斯累里，（英国前宰相，与格兰斯顿齐名者，本

译犹太人，在英格兰被视为最卑贱的族群，他们怎敢期望能成就挫败俄罗斯的伟绩；林肯（前美国总统，渔夫之子，少年时极度贫困）怎敢企及解放奴隶的大业；而西乡隆盛本应因时局艰难而改变节操；玛志尼本应因流亡贬谪而心灰意冷。我看见当今那些所谓识时务的俊杰，开口就说：这是阳九之灾劫、劫灰之命运，上天要灭亡中国，无可奈何。至于他们自我处身的方式，不是因贫贱而改变志向，就是因富贵而放纵欲望，其中最好的也不过是遇到威武权势就屈服罢了。一事受挫，一时潦倒，此前那些权奇磊落、不可一世的豪气，便消磨殆尽了。呵，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竟然能让我心像转蓬一样被其操纵摆布？《墨子·非命》中的话说得好：“主张有命论的人，是颠覆天下的道义，而用来欺骗百姓的。”天下善于谈论命运的人，没有比中国人更甚的了，而全国的人，却奄奄一息地等待死亡。有力量却不使用，只听从命运的安排，那么人也就是天道运行中的草狗罢了，自动的机器罢了，曾没有一丝自主的权利，来实现自己的志向，那么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有什么快乐呢？

译英国学者赫胥黎说：“如今想要治理国家有所成效，不跟自然抗争是不行的，必须沉着坚毅、刚强有力，展现出大丈夫的锋芒锐气，坚强独立而不屈服，对于可以争取、可以获取的东西绝不投降。遇到好的境遇，固然要珍视并维系它；遇到不好的境遇，也不必惊慌失措。”陆九渊说：“利、害、毁、誉、称、讥、苦、乐，这八种情况叫做‘八风’。不受这八风的影响，就能进入禅定的境界。”邵雍的诗说：“卷舒之间是一代兴亡的手笔，出入之中是千重云水的身体。”这样的境遇，还不足以损伤豪杰的一根脚趾，又怎么会落入它的牢笼呢？自由是怎样的啊！

第四点，不要做情欲的奴隶。人丧失本心，难道是因为别人吗？

孟子说：“从前有人宁死也不接受（不义之财），现在却为了宫室的华美、妻妾的侍奉、所认识的穷困者感激自己而去做（不义之事），这难道不可以停止吗！”如果确实可以停止，而能够停止的人百中无一，情欲毒害人的程度真是深重啊。古人有句话：心被形体所役使。

形体被役使，还可以治愈；心被役使，该怎么办呢？心被外物役使，还可以摆脱；心被形体役使，该怎么办呢？形体没有一天不与心产生关联，那么这一生都将战战兢兢地屈从于六根六尘之下，而自由权的萌芽也就全部断绝了。我常常见到一些年轻而杰出、卓越的人才，他们的志向和才气，都足以开创千古基业，压倒一时众人，然而过了几年就气馁了，再过几年更加气馁。没有别的原因，凡是拥有过人才能的人，必定有过人的欲望；拥有过人的才能和过人的欲望，却没有过人的道德心来自主控制，那么他的才能正好成为他欲望的奴隶，没过多久，就消磨殆尽了。所以西方近几百年来，那些做出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往往是有宗教思想的人。迷信宗教而成为其奴隶，固然不值得推崇，然而借助宗教来克制情欲，使我的心不被粗陋的身体和浑浊的外壳所困扰，然后才能独自往来，这种作用确实不可否认。日本维新运动，倡导并成就它的人，不是从王阳明心学中有所得，就是从禅宗中有所得。

在中国近代，功勋名声显赫、众人皆知的人，没有比曾国藩更突出的了。试着读读他的全集，看看他困而知之、勉力而行、磨砺意志、克制自己的功夫如何？天下本来没有不修养身心就能安定大难、成就大业的人。否则，天天嘴上说着“我自由，我自由”，实际上却被五贼（佛经也用五贼来指代五官）所驱遣，劳苦奔走，为他们借兵送粮罢了，我不知道所谓的自由在哪里？孔子说：“克制自己，回归礼制，就是仁。”己，相对于众生称为己，也就是相对于本心而称为物。所克制的是己，而克制它的又是另一个己，用己克制己，叫做自胜，自胜叫做强。自胜的源头，强大起来，自由是怎样的啊！

唉，自由的含义，西方古今哲学家，写了数十万言来剖析，还不能穷尽。

学问浅薄的我，想要用寥寥数语来阐明它，哪里知道是否可行呢？虽然如此，精微的义理和宏大的道理，当代学者已经略有论述。所以我从团体自由和个人自由两个方面，选取其中浅显直接的内容，演绎出来献给我们的学界。世上有热爱自由的人吗，要谨慎啊，不要以毒害自由来毒害天下！

论进步

（又名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1902年6月20日、7月5日）

西方某部小说记载，西方人初次航行到中国，听说罗盘针的技术是从中国传来的，又听说中国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有了罗盘针，暗自揣想这种物品传入西方，不过几百年，而改良如此频繁，效用如此广泛，那么母国几千年的增长，应当更加如何呢？登岸后顾不上其他事情，先入市场购买一个，于是询问所谓最新式的罗盘，却发现与历史课本中记载的十二世纪时阿拉伯人传来的罗盘图，没有丝毫差别，那人于是失望地返回了。

这虽然是讽刺的寓言，实际上却描写了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状态，言语微妙而切中要害。

我以前读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很喜欢它，认为根据这本书可以完全了解日本新国家的情况了。到了京城见到日本公使矢野龙溪，偶然谈论起这件事，龙溪说：“这无异于根据《明史》来谈论今天中国的时局。”我生气地质问他原因，龙溪说：“黄遵宪的书成书于明治十四年，我国自维新以来，每十年的进步，虽然比不上过去百年，然而二十年前的书，不是《明史》一类又是什么呢？”我当时还怀疑他的话，自从东游以来，用所见到的事实验证，确实相信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元代时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回国后著书，叙述中国国情，与今人的游记相比，几乎没有多少差异。”我认为岂止是马可·波罗的作品，即使是《史记》、《汉书》这两部两千年的旧籍，它们所记载的内容，与今天相差能有多少呢？同在东亚之地，同为黄种人，为什么一个进步一个不进步，差别如此之大呢？

中国人动不动就说太平盛世在古代，而近代则是衰败末路，这种含义与西方哲学家的进化论最相反。虽然如此，这不是胡说，中国的现状确实如此。

译罢了。试看战国时代，学术蜂拥而起，有的阐明哲理，有的阐释技术，而在此之后就没有了；两汉时代，治理的器具井然有序，宰相负有责任，地方设有乡官，而在此之后就没有了；其余各种方面，类似这样的情况不可枚举。进化是天地间的普遍规律，好比流水，本性必然向下；好比抛出的物体，趋势必然向心，如果不是有其他人去推它，有其他物体去吸它，就不会改变它原有的常态。既然这样，那么我国违背那进化的大规律，而演出这种停滞的现象，大概一定有原因，寻求得到这个原因并加以讨论、阐发，就知道病症所在，而药方也就在这里了。

译评论的人必定会说：“这是因为保守的性质太强了。”这固然不错，然而，我们中国人的保守性质为什么特别强，这也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况且，英国人以善于保守闻名于天下，而各国进步的速度，几乎没有比英国更快的，又怎么能看出保守一定是群体的祸害呢？我思考，我反复思考，其原因出于天然方面的有两个，出于人为方面的有三个：

第一，大一统导致竞争断绝：竞争是进化的母亲，这个道理几乎已成定论了。西方在希腊列国时期，政治和学术都达到极盛；等到罗马分裂，散为各国，又形成了近代的治理，直到今天，这都是竞争的明显效果。各国并立，不竞争就无法生存。所竞争的，不仅仅在国家层面，也在于个人层面；不仅仅在于强力，更在于道德和智慧。分头并进，人人各自为战，于是进化便充沛而不可阻挡。所以，一个国家有了新式枪炮，其他国家就争先恐后地抛弃旧式的，不这样就不能在战场上取胜；一个工厂有了新式机器，其他工厂也争先恐后地抛弃旧式的，不这样就不能在市场上获利。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不仅以落后于人为耻，而且常常追求超越他人，昨天乙优于甲，今天丙胜过乙，明天甲又胜过丙，互相傲视，互相嫉妒，互相学习，就像赛马、斗走、竞漕一样，前面有阻挡，后面的人自然不敢不努力；后面有追赶，前面的人也不敢就安于现状，这实在是进步的原动力产生的原因。

中国只有在春秋、战国那几百年间，分立的时间最长，而社会治理的进步，确实以那个时期为极点；自从秦朝以后，统一的局面形成，而呈现退化状态的，已经有一千多年了。难道还有其他原因吗？

是竞争力衰竭造成的。

第二，周围环绕蛮族导致交通困难：凡是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接触，就一定会产生新现象，而文明就会进一步，上古时期的希腊殖民，近代的十字军东征，都是成功的例子。那么，统一未必是进步的障碍，如果内部统一，而对外交通，那么飞跃或许更快。中国周围排列的都是小蛮夷，他们的文明程度，没有一个不比我低几个等级，一与他们相遇，就像热水浇雪一样，纵横四顾，常常觉得有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气概，开始是自信，接着是自大，最后是自我局限。到了自我局限的地步，进步的道路就断绝了。不仅如此，所谓的诸蛮族，常常凭借他们的牛羊之力、水草之性，来破坏我们的文明，于是用来抵抗他们的，没有比保守我们固有的东西更紧迫的了，中原的文献，汉朝的官制威仪，确实是我们黄族数千年来战胜其他族群的精神所在。既然外面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作为损益的资源，内部又不得不谨慎保持作为自卫的工具，那么他们长久如此也是理所当然的。

以上是出于天然的原因。

第三，言文分离导致人的智慧局限：文字是发明道理和器物最重要的条件，它的繁简难易，常常与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低成比例。各国的文字，都起源于象形，等到进步了，就变为表音。人类的语言逐渐差异，经过千百年后必定大大远离其本源，这是形势使然。所以表音的国家，语言文字常常可以相合，象形的国家，语言文字必定日益分离，社会的变迁日益繁杂，新的现象和新的名词必定每天出现，有的从积累中得到，有的从交换中来，所以几千年前一个乡、一个国家的文字，必定不能全部记载几千年后万流汇聚、族群纷乱时代的名物意境，这是无可奈何的。言文相合，那么语言增加，文字也随之增加，一个新的名物、新的意境出现，就有一个新的文字来对应它，新新相引而日益进步。言文分离，那么语言每天增加而文字不增加，或者接受了新的东西而不能理解，或者理解了而不能表达，所以虽然有崭新的契机，也不得不阻塞。这是危害之一。言文相合，那么只要通晓现代文字的人，就可以获得普通的知识，那古文字的学习，如西方的希腊罗马文字，留给专门名家去探讨罢了，所以能说话的人就能读书，而人生必需的知识，可以普及。言文分离，那么不大量阅读古书通晓古义，不足以谈论学问，所以近几百年来学者，往往耗尽毕生精力于《说文》、《尔雅》之学，没有余力去从事实用，这也是不得不然的。这是危害之二。而且言文相合而主要表音的，认识二三十个字母，通晓它们连缀的法则，看到文字就能得到它的读音，听到读音就能理解它的意义。言文分离而主要象形的，那么《苍颉篇》三千字，这就是三千个字母，《说文》九千字，这就是九千个字母，《康熙字典》四万字，这就是四万个字母，学习二三十个字母与学习三千、九千、四万个字母，难易相差多少呢？所以西方、日本妇孺可以执笔写字，车夫可以读新闻。而我们中国有的人就学十年，而迂腐的头脑依然如故。这是危害之三。社会治理的进步，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互相摩擦而迁善，互相牵引而更加长久，得

译拥有独特见识的一两个人，不如拥有常识的百千万亿人，因为人数越多力量越大，效果也就越显著。我国民众既然不得不耗费精力去学习难以掌握的文字，学成的人本来就不到十分之一，即使学成了，对于当代应用的新事物、新学理，大多也感到隔阂，这就是人的灵性不能敏锐发挥、思想传播特别迟缓的原因。

译第四，专制时间长久，导致民性浇薄：上天创造人类，赋予他们权利，并且赋予他们扩充这些权利的知识和保护这些权利的能力，所以让民众自由、自治，那么社会治理必定蒸蒸日上；如果有束缚他们、残害他们的人，起初是窒息他们的生机，接着是使他们丧失本性，那么人道就几乎灭绝了。所以在野蛮时代，团体尚未稳固，人的智慧尚未完备，有一两位豪杰兴起，代替他们承担责任，承担他们的辛劳，这是群体的利益。超过这个时期以后，长期借用而不归还，那么利益哪里足以弥补它的弊端呢？

比如在一个家庭或一个店铺之中，家长对待子弟，店主对待伙计，都各自归还他们的权利而不互相侵犯，自然能各自勉励履行义务而不互相懈怠，像这样而不蓬勃兴起，我没有听说过；如果不是这样，役使他们像奴隶，防备他们像盗贼，那么他们也就以奴隶盗贼自居，有可以让自己安逸、让自己获利的事情，即使牺牲家庭和店铺的公共利益去做，也不推辞，像这样而不萎靡衰败，我没有听说过。所以中国社会治理不能进步，是因为人民不顾公共利益造成的；人民不顾公共利益，是因为他们自居于奴隶盗贼造成的；他们自居于奴隶盗贼，是因为霸主把天下当作一姓的产业，而把我们的百姓当作奴隶盗贼造成的。立宪国家的政党政治好啊，那些政党人物，固然不一定都秉持公心、禀受公德，固然未曾不为自己谋取私名私利。虽然如此，专制国家中追求权势利益的人，是谄媚一个人；立宪国家中追求权势利益的人，是谄媚大众。

谄媚是一样的，而民众的进步或不进步，在这里就分开了。政党治理，凡是国家必定有两个以上的政党，其中一个在朝廷执政，其他的在野，在野党想要倾覆执政党并取而代之，于是自己公布政策，来抨击执政党的政策，说如果我的政党执政，那么我所施行的措施是这样的，某件事为民众消除公共祸害，某件事为民众增加公共利益。民众喜欢他们，从而在议院中占据多数，果然与之前的执政党交换位置，那么执政党不得不实行自己公布的政策，以符合民众的期望而保住大权，于是社会治理前进了一级。之前的执政党，既然转而处于在野地位，想要恢复已经失去的权力，又不得不勤勉地体察民间疾苦，全心全意地谋划，寻求更新更美的政策并公布说：那个政党所说的消除公共祸害、增加公共利益，还未尽善尽美。如果我的政党再次执政，将会是这样的，然后国家的前途更加向上。民众喜欢他们，从而再次在议院中占据多数，再次与新兴的执政党交换位置，也必然不得不实行自己公布的政策，以符合民众的期望而保住大权，于是社会治理又前进了一级。像这样互相竞争、互相倾轧，互相增进、互相增长，以至无穷，竞争越激烈，进步就越快，欧美各国政治变迁的大势，大体上由此而来。因此无论他们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他们对国民的造就已经很大了。至于专制国家，即使有一两位圣君贤相，顺应公义废弃私欲，为国民全体谋求利益，但国家太大，鞭长莫及，他们的恩泽真正能普遍惠及的，本来就已经很少了。即使能做到，而所谓的圣君贤相，百年难遇一次，而像桓帝、灵帝、董卓、秦桧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接踵而至，所以中国常语说一治一乱，又说治世的日子少而乱世的日子多，难道没有萌芽吗？无奈这接连不断的狂风暴雨怎么办？进步以寸计，而退步以尺计，进步以一计，而退步以十计，所以历经千百年而每况愈下。

第五，学说狭隘而思想窒塞：凡是一国的进步，必定以学术思想作为母亲，而风俗政治都是它的子孙。中国只有战国时代，九流杂兴，道术最广，自有史以来，黄种人的名誉，没有比那时更兴盛的了。秦、汉以后，孔教统一。孔教的优良，固然如此。虽然如此，如果强行让一国人的思想出于一条途径，对进化的危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自从汉武帝表彰六艺，罢黜百家，凡是不在六艺科目中的坚决不予进用，从此束缚驱策，一天比一天严重，外强中干，霸主借它作为护身符，社鼠城狐，卑劣的儒生凭借它来谋取衣食，变本加厉，而全国的思想界沉沦到了极点。叙述欧洲历史的人，没有不把中世纪史看作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史是罗马教权最兴盛的时候，全欧洲的民众，他们的肉体世界，糜烂于专制君主的暴威之下，他们的灵魂世界则匍匐在专制教主的束缚之下，所以不仅没有进步，而且与希腊、罗马的兴盛时期相比，已经一落千丈了。

现在试着阅读我们中国秦汉以后的历史，它比起欧洲中世纪史怎么样？我不敢怨恨孔教，而不得不深恶痛绝那些粉饰孔教、利用孔教、欺骗孔教的人，他们自残并残害国民。

以上是出于人为因素的。

天然的障碍，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而世界风潮的簸荡冲激，已经能使我国改变数千年来旧有的状况。进步啊！进步啊！

应当就在今天了！虽然如此，所改变的是外界，不是内界。内界不改变，即使每天从外部鞭策它，也没有进步的路径。天下的事没有没有结果的因，也没有没有原因的结果，

译我们这一代人积累了数千年的恶因，从而在今日承受恶果，有志于改良世道的人，不要急于责备未来的结果，而应先改良今日的因由罢了。

译新民子说：我不愿再讲那些表面上的客套话，我愿以古今万国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的公理，郑重告知我国国民。这个公理是什么？就是破坏罢了。

破坏之事多么不祥啊！破坏之言多么不仁啊！古今万国的仁人志士，如果不是出于万不得已，怎么会喜好做出怪异刻薄、愤世嫉俗的行为，为了逞一时意气而从事破坏之事、发表破坏之言呢？这是因为当破坏的运势迫近时，破坏也是破坏，不破坏也是破坏，破坏既然终究无法避免，早一天破坏就早一天得福，迟一天破坏就多一天受害。早破坏的人，他所破坏的虽然不能较少，但所保全的却自然较多；迟破坏的人，他所破坏的反而更加严重，而所保全的却更加稀少。用人力去破坏，是有意识的破坏，那么随着破坏同时进行建设，一次破坏，就可以永远断绝第二次破坏的根源，所以将来的利益，足以补偿目前的痛苦还有余；听任自然去破坏，是无意识的破坏，那么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一次破坏不止而至于第二次，第二次不止而至于第三次，像这样的情形可以经历数百年上千年，国家和人民共同遭受其弊病，直到像鱼烂一样自我灭亡。

唉！破坏多么痛苦啊！唉！不破坏多么艰难啊！

听的人怀疑我的话吗？我请他们去阅读中外历史。中古以前的世界，是一个脓血的世界。英国号称近代文明先进国，自1660年以后，至今二百多年没有破坏。之所以如此，实际上是从长期国会的一次大破坏而来的；如果它畏惧破坏，那么怎么知道后来的英国，不会成为18世纪末的法兰西呢。美国自1865年以后，至今五十多年没有破坏。之所以如此，实际上是从抗英独立、解放奴隶战争这两次大破坏而来的；如果它畏惧破坏，那么怎么知道后来的美国，不会成为今天的秘鲁、智利、委内瑞拉、阿根廷呢。欧洲大陆各国，自1870年以后，至今三十多年没有破坏。之所以如此，实际上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绵延七八十年空前绝后的大破坏而来的；如果它们畏惧破坏，那么怎么知道今天的德国、意大利不会成为波兰，今天的匈牙利及巴尔干半岛各国不会成为印度，今天的奥地利不会成为埃及，今天的法国不会成为昔日的罗马呢。日本自明治元年以后，至今三十多年没有破坏。之所以如此，实际上是从勤王讨幕、废藩置县的一次大破坏而来的；如果它畏惧破坏，那么怎么知道今天的日本，不会成为朝鲜呢。我说二百年来、五十年来、三十年来没有破坏，不过是从现在来说罢了。其实这些国家，从今以后，即使数百年上千年没有破坏，我也敢断言。

为什么呢？凡是破坏必有破坏的根源。孟德斯鸠说：“专制国家，其君主宰相动不动就说要安抚万民，实际上国家中常常隐然含有扰乱种子，这是苟且偷安。”一次大破坏，铲除这些种子，断绝其根本而不让它繁殖。所以这些国家，从今以后，如果有战争流血之事，也只是为了国家权力的缘故，在国外构兵，或许还有可能，至于国内互相残杀、糜烂鼎沸的惨剧，我敢断定它将永远断绝而与天地长久。现在我国号称识时务的俊杰，无不羡慕那些国家，他们社会治理的光华美满像那样，他们人民的和睦亲爱、安康快乐像那样，他们政府的安富尊荣像那样，然而哪里知道这都是由以前的仁人志士，挥洒破坏的泪水，绞尽破坏的脑汁，敞开破坏的舌头，秃尽破坏的笔毫，沥尽破坏的鲜血，填塞破坏的尸体，才换来的呢。唉！破坏多么痛快啊！唉！破坏多么仁义啊！

这还只是就政治一端来说罢了，实际上人群中一切事物，大到宗教、学术、思想、人心、风俗，小到文艺、技术、名物，有哪一样不经过破坏的阶段而上升到进步的途径呢？所以路德破坏旧宗教而新宗教才兴起，培根、笛卡尔破坏旧哲学而新哲学才兴起，斯密破坏旧政治经济学而新政治经济学才兴起，卢梭破坏旧政治学而新政治学才兴起，孟德斯鸠破坏旧法律学而新法律学才兴起，哥白尼破坏旧天文学而新天文学才兴起，推及所有各种学问，没有不是这样的。而在路德、培根、笛卡尔、斯密、卢梭、孟德斯鸠、哥白尼之后，又有破坏路德、培根、笛卡尔、斯密、卢梭、孟德斯鸠、哥白尼的人，那些被破坏的人，又有接踵而起破坏他们的人，随着破坏，随着建设，甲乙相互牵引，而进化的运势，就不断地衍生于无穷。凡是凭借铁和血进行破坏的，破坏一次，就损伤元气一次，所以真正能破坏的人，一次之后，就不再出现了。凭借脑和舌进行破坏的，虽然屡次摧弃旧观念，只享受其利益，而不遭受其害处，所以破坏之事无穷无尽。

译前进发展的事情也是无穷无尽的。又如机器兴起，手工劳动者的利益不得不遭到破坏；轮船兴起，帆船的利益不得不遭到破坏；铁路和电车兴起，马车马匹的利益不得不遭到破坏；公司兴起，小资本家的利益不得不遭到破坏；“托拉斯”（Trust）兴起，普通小公司的利益不得不遭到破坏。当新旧交替过渡的时候，难道没有造成妇女叹息、儿童哭号的惨状，达到极度混乱不安的局面吗？等到建设的新局面已经确定，享受其利益的是国家，是天下，是百年之后，而此前遭受破坏损害的人，也往往在直接或间接方面获得意想不到的新利益。好啊！西方人常说：“追求文明，不仅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还要忍受其中的痛苦。”全国国民的生计，是根本上不能轻易动摇的，而当破坏的运势相继出现在面前时，尚且不能因为顾惜小害而舍弃大利，何况那些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呢？所以，欧洲各国自从宗教改革以后，教会和教士的利益遭到破坏；自从建立民选议会以后，暴君和豪族的利益遭到破坏；英国在1832年改正选举法，旧选举区的特别利益遭到破坏；美国在1865年颁布废除奴隶制的命令，南部世袭富豪的利益遭到破坏。这与我们中国废除八股文，八股文家的利益遭到破坏；革除胥吏，胥吏的利益遭到破坏；改革官制，官场中人的利益遭到破坏，事情正是相同的。他们所谓的那些利益，其实是偏袒极少数人的私利，而实际上却是陷溺大多数人的公敌。

译谚语说：“一家哭怎比得上一路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说不破坏、不破坏，我认为这是没有人心了。中国今天的事情，哪一件不是损害大多数人而使他们陷入困境的呢？而八股、胥吏、官制不过是其中较小的方面罢了。

想要走远路的人不能不抛弃旧有的步伐，想要登高山的人不能不离开低处，如果整天粘滞呆立在一个地方，只是远远望着而羡慕，高高仰望着而向往，我知道这终究没有用处。像这样的情形，在毫无阻力的时候，毫无阻力的地方，进步的规律本来就应该如此；如果有阻碍，那么就必须开凿荆棘丛生的荒地来开辟道路，焚烧山林沼泽来清除障碍，这本来就是不得已的。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即使想前进也没有路可走。谚语说：“毒蛇咬住手，壮士斩断手腕。”这话太对了！不看看善于治病的人吗？肠胃有症结，如果不投以剧烈的吐泻药物，就绝对不能治愈；疮痈肿毒，如果不施加割剖洗涤的手段，就绝对不能疗治，像这样的，就是所谓的破坏。如果害怕它，而每天进补参苓来谋求滋补，涂抹珍珠琥珀来寻求消毒，疾病没有不日益加重、每月加剧的。

他们之所以不敢用吐泻药，是担心损耗亏空；之所以不敢施行割剖，是畏惧痛苦。但他们哪里知道，不用吐泻药，后来的损耗亏空将会更多；不施行割剖，后来的痛苦将会更剧烈。照这样下去，非到死亡不停止。那么，是忍受片刻的痛苦来保全百年，还是苦了一部分来养护整体呢？况且同样是损耗亏空，同样是痛苦，早治疗一天，那么创伤必定较轻；晚治疗一天，那么创伤必定较重，这又是极其浅显容易看见的道理。而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却对此不明白，这是我不理解的。大体上，今天谈论维新的人有两种：下等的，则是拾人牙慧、蒙着虎皮，借此作为晋升的途径，西学成了另一种八股，洋务成了另一种贿赂，游历成了另一种幕僚生涯，像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值得谈论；上等的，则是确实曾经憔悴了面容，焦灼了内心，小心翼翼地思考如何使国家长久、兴办乐利的事，至于询问他们的方法，最初是外交、练兵、购买器械、制造器物，稍进一步则是商务、开矿、铁路，再进一步到最近，则是训练将领、警察、教育，这些显著的大端，难道不是当今文明国家最重要不可或缺的事情吗？虽然如此，但枝枝节节地实行，步步趋趋地模仿，难道就可以进入文明了吗？难道就可以使国家处于不败之地了吗？我知道这必定不能。为什么呢？给丑女穿上绮罗，只增加她的丑态；给劣马配上金鞍，只加重它的负担；在朽木上雕刻山龙，只加速它的腐朽；在松软的土壤上建造高楼，只加速它的倾塌，没有能够成功的。现在不必一一详细论述，请专门谈谈教育。一个国家有公共教育，是为了培养将来的国民。而现在谈论教育的人怎么样呢？各省纷纷设立学堂，而学堂的总办、提调，大率都是最善于钻营奔竞、能迎合长官心意的候补人员；学堂的教员，大率都是八股名家、窃取功名、在乡间专横跋扈的大绅；那些学生去求学，也不过说是当时的时尚罢了，这是终南捷径罢了，与其从事于闭门苦读的诗云子曰，不如从事于当时得令的ABCD，考选入学，就张灯结彩燃放爆竹以示宠荣，我们广东最近考取大学堂学生的都是这样。资助派遣留学，就通过贿赂请托来谋求中选。像这样的，都是今日教育事业开宗明义的第一章，而将来成为一个国家教育的源泉。试问照这样下去，所培养出来的人物，可以具备成为一个国家国民的资格吗？可以担任将来一个国家的主人翁吗？可以立于今日民族主义竞争的漩涡中吗？我知道这必定不能。不能，那么有教育如同没有教育，对于中国的前途有什么挽救呢？请再拿商务来证明。生计界的竞争，是今天地球上最大的问题，各国之所以灭亡我们在于此，我国之所以争取自存也应当在于此。商务应当整顿，人人都知道。虽然振兴商务，不可不保护本国工商业的权利。想要保护权利，不可不颁布商法。仅有一部商法不足以独立，那么不可不颁布各种法律来相辅佐。有法律而不执行，与没有法律一样，那么不可不规定司法官的权限。立法而不善，弊端更甚于没有法律，那么不可不规定立法权的归属。破坏法律的人没有惩罚，法律刚建立就废除，那么不可不规定司法官的责任。推究到极致，不制定宪法，开设议会，建立责任政府，商务终究不能兴盛。现在谈论商务的人，漫然地说我振兴它我振兴它罢了，我不知道他们用来振兴的方法是什么。就拿一两个方面来说，已经这样了，推及到各个方面，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才知道今天所谓的新法必定无效。为什么呢？不破坏的建设，没有能够建设成功的。今天朝野上下，之所以急切地崇拜新法，难道不是因为不这样国家就将危亡吗？而新法对危亡没有挽救作用像这样，有国家责任的人应当如何选择呢。

然而

译挽救危亡、谋求进步的方法应当是怎样的呢？回答说：一定要将几千年来横暴混浊的政治体制，彻底打碎并化为齑粉，让那几千万像虎狼、蝗虫、蝻虫、蜮虫、蛆虫一样的官吏，失去他们作为社鼠城狐的倚仗，然后才能涤荡社会的污浊，走上进步的道路；一定要将几千年来腐败柔媚的学说，彻底廓清并加以驳斥，让那数百万像蠹鱼、鹦鹉、水母、家犬一样的学子，不能再摇笔弄舌、舞文弄墨，成为祸国殃民者的后盾，然后才能耳目一新，切实推行进步的举措。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无血的破坏，二是有血的破坏。无血的破坏，就像日本那样；有血的破坏，就像法国那样。

译中国如果能够实现不流血的破坏吗？我虔诚地祈祷。中国如果不得不进行流血的破坏吗？我披麻戴孝地哀悼。虽然如此，哀悼归哀悼，但想要让我在这两者之外，另外寻找一条可以救国的道路，我实在无法回答。唉！如果中国果真能实行第一种方式，那么今天就应该实行了，既然不能，那么我所说的第二种方式终究不可避免。唉！我又怎么忍心说呢！唉！我又怎么忍心不说呢！

我阅读宗教改革的历史，看到两百年间战火纷飞，整个欧洲没有安宁的地方，我没有不皱眉叹息的。我阅读1789年的历史，看到杀人如麻，一天死亡的人数以十万计，我没有不双腿发抖的。虽然如此，我思考，我反复思考，如果国家内部没有破坏的种子，那也就罢了，如果有的话，又怎么能躲避呢。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是以自然的破坏开始和结束的。远的不必细说，请说说近百年来的事情：乾隆中期，山东有所谓教匪的王伦等人起事，三十九年平定；同时有甘肃马明心的叛乱，占据河州、兰州，四十六年平定；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事，各位将领出征，都没有功劳，历经两年（五十二年），有福康安、海兰察统帅军队才平定。而安南的战事又起，五十三年才平定。廓尔喀又入侵内地，五十九年才平定。而五十八年，皇帝下诏在全国大肆搜捕白莲教首领未果，官吏以搜捕教匪为名，肆意施行暴虐，动乱的契机遍布天下。

五十九年，贵州苗族的叛乱于是爆发。嘉庆元年，白莲教于是大规模在湖北兴起，蔓延到河南、四川、陕西、甘肃，而四川的徐天德、王三槐等人，又各自率领数万人起事，直到七年才平定。

八年，浙江海盗蔡牵又起事，九年，与广东的朱濆联合，十三年才平定。十四年，广东郑乙又起事，十五年才平定。同年，天理教徒李文成又起事，十八年才平定。没过几年，回部的叛乱又起，总共历经十多年，直到道光十一年才平定。

同时湖南的赵金龙又起事，十二年平定。天下凋敝到了极点，刚开始稍微恢复生机，而鸦片战争又爆发了。道光十九年，英国军舰开始进入广东；二十年，随即逼近乍浦，侵犯宁波；二十一年，夺取舟山、厦门、定海、宁波、乍浦，于是进攻吴淞，攻下镇江；二十二年，签订南京条约才平定。

而两广地区的伏兵，已经遍地出没，没有安宁的岁月。到了咸丰元年，洪秀全、杨秀清于是乘势而起，践踏了天下的一半。而咸丰七年，又有英国人进入广东掳走总督的事情，九年又有英法联军侵犯北京的事情。而洪氏占据金陵总共十二年，直到同治二年才平定。

而捻党仍然逼近京城，危险迫在眉睫，七年才平定。而回部、苗疆的叛乱还没有停止，又流血厮杀了好几年，等到全部平定，已经是光绪三年了。自从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开始，此后民众与教民的冲突，连绵不断。光绪八年，于是有法国安南的战事，十一年才平定。二十年，日本战事爆发，二十一年才平定。二十四年，广西李立亭、四川余蛮子起事，二十五年才平定。同年山东义和团起事，蔓延到直隶，几乎导致亡国，被十一国所挟制，二十七年才平定。现在二十八年过去的时间，不过一百五十天罢了，而广宗、钜鹿的灾难，用袁世凯军队的全部力量，历经两个月才刚刚平定；广西的灾难，至今仍然蔓延三省，不知何时结束；而四川又报告发生了动乱。由此说来，这一百多年间，我们十八行省的公共土地，哪里不是被血染红，我们四百多万的同胞，哪一天不是被肉磨碎，以前既然已经这样，何况往后，其剧烈程度将千倍百倍而没有止境。古人说：“因为一次羞愧而不忍，就会终身羞愧吗？”我也想问：因为一次破坏而不忍，就会永远以破坏告终吗？

我国民试着抬头远望，看到欧洲、美国、日本用破坏来治理破坏，从而永远断绝内乱的萌芽，不知道是否也曾触动他们的心而让他们产生临渊羡鱼的想法呢？

况且害怕破坏的人，难道不是因为爱惜民命吗？暂且不说天然无意识的破坏，如前面列举的内乱各种祸患，必定不是小心翼翼所能消除的，即使消除了，而以今天的国家体制，今天的政治，今天的官吏，那些直接或间接杀人的人数，每年的数量，又哪里比法国大革命时代少呢？十年前山西一次旱灾，死亡的就有一百多万人了；郑州一次决堤，死亡的就有多万人了；冬春之交，北方地区的百姓，死于冻饿的，每年以十万计；近十年来，广东人死于瘟疫的，每年以数十万计；而死于盗贼以及迫于饥寒自沦为盗贼而死的，举国之大，每年又何止十万。这些虽然大部分关乎天灾吗？然而人们喜欢有群体，喜欢有政府，难道不想用人治来战胜天灾吗？有政府而不能为百姓抵御灾难祸患，那么还要这个政府做什么

译吗？天灾之事与政府责任的关系，我另有论述。唉！中国人沦为被杀戮的百姓已经很久了，上天杀戮他们，他人杀戮他们，暴君杀戮他们，贪官污吏杀戮他们，异族杀戮他们；那些用来杀戮他们的工具，则是饥荒杀戮他们，严寒杀戮他们，天灾杀戮他们，瘟疫杀戮他们，刑罚狱讼杀戮他们，盗贼杀戮他们，战争杀戮他们。在文明国家中，只要有一人非正常死亡，无论是因为冤屈惨痛还是罪有应得，死者的名字必定会在报纸上出现三五次乃至上百次，所谓尊重人道、珍视民命，不应当是这样的吗？如果是中国又怎么样呢？不过是像割草一样，像打猎一样罢了。

译即使每天死掉千人、万人，又有谁知道呢？又有谁来收殓他们呢？

也幸好这个最精通传种学的国民，像野火无法烧尽，春风吹拂又重生，那林林总总的民众依然如故。如果稍微珍视生命的人，我恐怕《诗经》中“周余孑遗”的诗句，早就在现实中应验了。然而，这还只是在没有外部竞争的时代才如此罢了。从今往后，十几个国家的饥鹰饿虎，张牙舞爪，呐喊践踏，闯入我的家门挑选我的血肉。几年或几十年后，能否让我像埃及那样，把口中尚未咽下的饭挖出来献给债权人，还不足以偿还债务；能否让我像印度那样，每天在他族膝下行三跪九叩首之礼，才仅仅得到半饱。那些不知爱惜民命的人，将如何对待他们？如何拯救他们？

我国民一想到这些，应当能相信我所说“破坏也是破坏，不破坏也是破坏”并非过激之语了。而在吉凶取舍之间，我国民将如何选择呢！将如何选择呢！昔日日本维新运动中最具动力的人物吉田松阴，曾对他的门徒说：“如今号称正义之人，观望持重者比比皆是，这是最大的下策。不如轻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后再慢慢谋划占地布石，这样不是更好吗？”日本之所以有今天，都依靠这种精神，都遵循这种方略。吉田松阴是日本长门藩的武士，因反抗幕府被捕而死。维新元勋山县、伊藤、井上等人，都是他的门生。今日中国的弊病，比起四十年前的日本又严重数倍，而国内号称有志之士，除了吉田松阴所说的最大下策之外，没有人敢思考，没有人敢言说，没有人敢实行，我又怎能知道前途的终极归宿呢。

虽然如此，破坏又岂是轻易可以说出口的呢？玛志尼说：“破坏，是为了建设而破坏，不是为了破坏而破坏。如果是为了破坏而破坏，那么为什么要破坏呢？而且也将无法完成破坏的事业。”

我请再进一步解释说：“没有不忍心破坏的仁人贤者，不可以谈论破坏的话；没有能够挽回破坏后果的手段者，不可以从事破坏的事。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带着牢骚不平之气，稍有才气却未闻大道，把天下的万事万物，不论精粗美恶，想要一举粉碎消灭，以供自己快意一笑，最终导致自己建楼自己烧毁，自己种花自己砍伐，喧哗着对众人说，我能割舍，我能决断，这样的人简直就是人妖。所以，破坏，是仁人君子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诸葛亮在街亭挥泪，伍子胥在关塞泣血，他们难道是忍心让朋友死去、让父亲遗恨吗？

《梁启超文集》 下

论私德（节录）

（1903年10月4日、11月2日）

我自从去年撰写《新民说》，心中想要发表的条目不下数十个，而以《公德篇》作为开端。论述道德而特别提出公德，并不是说私德可以废止。我认为私德，应当早已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并能践行的，况且古代圣贤对此论述已经圆满详尽，不需要后学晚辈多费口舌。然而近年来，全国上下喧嚣萎靡，所谓有利于国家、促进群体团结的事业，一件也没见到，而末流所趋向的，反而给顽固愚钝的人留下口实，说新的理想是危害人子、毒害天下的。唉，我还能沉默不语吗！于是作《论私德》。

一、私德与公德的关系

私德与公德，不是相对立的名词，而是相关联的名词。斯宾塞说：“凡是群体都是由个体积累而成的，所以构成群体的道德，自然是由个体的道德决定的。群体称为拓都，个体称为么匿。拓都的性质形态，由么匿决定，么匿原本没有的，不能因为拓都而变成有；么匿共同具备的，不能因为拓都而忽然消失。”（按：以上见于候官严复所译《群学肆言》。其中所说的拓都，是东洋翻译所称的团体；所说的么匿，是东洋翻译所称的个人。）这话确实啊，所谓公德，从它的本体来说，是指一个团体中人们共同的德性；从构成这个本体的作用来说，是指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出的德性。聚集一群盲人不能成为一个离娄（视力极好的人），聚集一群聋人不能成为一个师旷（听力极好的人），聚集一群怯懦的人不能成为一个乌获（力气极大的人），所以一个私人如果没有私人所应有的德性，那么聚集这百千万亿个私人，就一定不能形成公共的德性，这个道理极其容易明白。盲人不会因为与众人一起看而忽然变明，聋人不会因为与众人一起听而忽然变聪，怯懦的人不会因为与众人一起战斗而忽然变勇，所以我对我不信任，却希望他信任待人，一个私人对于另一个私人的交往不忠诚，却希望他忠诚于团体，没有这样的事，这个道理又极其容易明白。

像这样，如今的学者，天天谈论公德，却看不到公德的成效，也不过是因为国民的私德有重大缺陷罢了。因此，要塑造国民，必须以培养个人的私德为第一要义；要从事于塑造国民的人，必须以自我培养个人的私德为第一要义。

况且公德与私德，难道曾经有一条界线，将它们划分为不同

译事物啊！道德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有了交往。（假如像《鲁滨逊漂流记》中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独自生活在荒岛上，那么既无所谓道德，也无所谓不道德。）而对于少数人的交往与对于多数人的交往，对于私人的交往与对于公众的交往，虽然对象不同，但主体却是相同的。

译因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所谓的道德，都是指那些有利于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行为；所谓不道德，都是指那些损害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公与私，不过是人为设立的名词，作为实践和践行的准则。从广义上讲，德只有一种，无所谓公私之分；从狭义上讲，虽然可能存在私德纯美而公德尚不完善的情况，但绝不可能私德卑劣而公德却能凭空获得。孟子说：“古人之所以远远超过常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善于推广他们的行为罢了。”

公德是私德的推广。知道私德而不知道公德，缺少的仅仅是一个推广的过程；轻视私德而错误地寄托于公德，那么连推广的工具都不存在了。所以，培养私德，德育的事情就完成大半了。

二、私德堕落的原因。私德的堕落，在当今的中国达到了极点。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非常复杂，无法一一列举，应当推论其主要的五个方面：（一）由于专制政体的塑造。孟德斯鸠说：“凡是专制的国家，偶尔会有贤明的君主，而有德行的臣民却很少。试从历史上征引，那些号称大臣近臣的人，大抵都是庸劣、卑屈、嫉妒、阴险之人，这是古今东西共同的。不仅如此，如果在上位的人多行不义，而在下位的人坚守正道不阿谀，贵族专门崇尚欺诈，而平民独自推崇廉耻，那么下层的百姓将更加被官员欺诈和欺压。所以在专制的国家，无论上下贵贱，全都以欺诈和巧诈相待，大概是有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的因素。由此可见，在专制政体之下，本来就没有德义的用武之地，这是非常明显的。”既然自然选择的公理是只有适应者才能生存，我们民族在数千年的专制氛围中生存，如果想要进取，就必须依靠欺诈虚伪；如果想要保全自己，就必须依靠卑躬屈膝。那些最具备这两种性质的人，就是在社会上占据最优越位置的人；而那些稍微缺乏这两种性质的人，则因劣败而消亡，不能再将他们的种族传承给后代。因此，先天的遗传盘踞在社会中，成为其公共性，种子相互熏染，一天比一天兴盛，即使有豪杰，也几乎难以自拔，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仅如此，那些在专制之下局促不安，只求保全身体、希求宠幸以满足自己的人，不必说，即使有一两个见识通达、热情真诚的人士，如果想要挺身而出为百姓请命，有时也不得不使用诡秘的手段，有时也不得不采取偏激的行为。如果这些人确实是至诚的，或许可以因此而不被污染，然而习惯使用这些手段，德性的淡薄已经很多了。如果根性稍微薄弱的人，有多少不随波逐流而沉沦呢？那些所谓见识通达、热情真诚、想要为百姓请命的人，难道不是一国中不可多得的英才吗？如果让他们在自由的国家，他们就会成为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慈善家，以纯全的德性、温和的手段来造福群体。而现在却迫使他们不得不走这条路，因而堕落的人十有八九。唉，这大概不足以完全归咎于这些人！

（二）由于近代霸者的摧残。既然他们从数千年遗传中受到的影响已经如此，而在这数千年间，也时常有小小的兴衰升降，那么帝王主持并左右局势，是最有力的。西方哲人说：“专制国家，君主万能。”这不是虚言。顾亭林评论世风，认为东汉最美，北宋次之，并将功劳归于光武帝、明帝、章帝，以及宋太祖、真宗、仁宗。（《日知录》卷十三说：“汉朝自从汉武帝表彰六经之后，虽然师儒兴盛但大义未明，所以新莽居摄时，歌颂功德、献符瑞的人遍布天下。光武帝鉴于此，于是尊崇节义，敦励名实，所举用的人没有不是精通经术、行为修善的士人，而风俗因此大变。到了东汉末年，朝政昏暗，国事日益败坏，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没有比得上东京的。”又说：“《宋史》说士大夫忠义之气，到了五代几乎变化殆尽。宋太祖首先褒扬韩通，其次表彰卫融，以显示意向。真宗、仁宗时期，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等贤人以直言、正论在朝廷倡导，于是中外士大夫知道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完全去除了五代的陋习。所以靖康之变，士人投袂而起勤王，临难不屈，到处都有。等到宋朝灭亡，忠节之士相望。）并且进而论述说：“看哀帝、平帝时期可以变为东京，五代可以变为宋朝，就知道天下没有不可改变的风俗。”这话虽然在民德兴衰的总原因上，或许有所未尽，但不得不说是重要关系的一个方面。曾经依次考察三千年来风俗的差异，三代以前，遥远得无法深入考察，春秋时还有先王的遗民，从战国到秦再到西汉，而美好的风俗突然改变的，集权专制的趋势，当时的君主对待百姓另有方法。战国虽然混浊，但还有任侠尚气的风气。到了汉初而摧抑豪强，朱家、郭解之类的人，逐渐被时俗所嘲笑，所以新莽之

译世俗中，进献符瑞、谄媚权阉的人遍布天下，这是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播下的恶种所致。到了东汉，风气进一步恶化，顾炎武所论述的，对此深明其缘故。等到曹操占据冀州后，推崇奖赏放荡不羁之士，于是权谋欺诈相继出现，奸邪虚伪滋生萌芽，（建安二十二年八月曹操下令：寻求那些背负污辱名声、行为被人耻笑、不仁不孝，但拥有治国用兵才能的人。）光武帝、明帝、章帝留下的恩泽，被扫荡殆尽，情况每况愈下，到了五代时期达到极点，千年间民俗的萎靡不振，也是由于君主的淫乱放荡推波助澜所致。到了宋代，风气才有所好转。宋太祖赵匡胤凭借检校官的身份成为天子，颇用专制手段，挫抑名节之士以巩固自身。（君臣坐着讨论大道的制度，到宋代才废除。大概是因为范质等人与宋太祖一同在后周做官，地位在宋太祖之上；等到进入宋朝担任宰相，为了避嫌而自降身份。）而宋真宗、宋仁宗遵守成法，颇知大体，提倡士气。宋代风俗的美好，其根本原因固然不在君主，但君主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胡人元朝篡位，士大夫阶层遭受涂炭，纯粹以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本性驱驰我民，所以九十年间，黑暗无天日。

译等到天明，便向前迈进了一步。明代的进步，并非依靠君主的力量。明太祖以刻薄凶狠的本性，摧残压抑民众的士气，杀戮羞辱臣僚，他制定的法律甚至设立“不为君主所用”的罪名，让士人百姓无法凭借名节来保全自身。被这种专制力量所挫伤压抑，按理说其恶果应当比西汉更为猛烈，然而东林党、复社成员却舍命不渝，朝代更迭之后，忠义之士相继涌现，这其中的原因另有缘故（详见下节）。

下至本朝，顺治、康熙年间，首先开设博学鸿词科来拘束隐居不仕的遗民，又编写《贰臣传》来羞辱他们。晚明的士气，逐渐被摧残殆尽。到了雍正、乾隆时期，最高统治者凭借悍勇阴险的奇才，施行操纵驯服的妙术，搜集文字上的小过失来制造冤狱，在朝廷上羞辱大臣和老成宿儒以蔑视廉耻（乾隆六十年间，大学士尚侍供奉，各位大员没有一人不曾遭到罢黜羞辱的）。又大举编撰《四库全书提要》、《通鉴辑览》等书，排斥理学，贬绝节义，自曹操以来，没有谁敢明目张胆地颠倒黑白像这样严重的。然而他们尚且直接师从商鞅、韩非以及六蝨的学说，人人都能明白其错误；这却是暗中假托儒家视儒术如刍狗般的言论，使一代人随之迷失了信仰。唉！怎料那百炼的钢，竟化作了绕指的柔。百余年前所种下的恶果，如今正茂盛滋长、成熟，而我们民族正在收割它，这秽恶的德行超越千古、绝于五洲，难道是偶然的吗？难道是偶然的吗！

（三）由于屡次战败的挫伤和沮丧。国家的战乱，与民族的品性最有关系，而因为战乱性质的不同，其结果也不同。现在先列举其类别如下：内乱，是最不吉祥的事物。凡是内乱频繁的国家，必定没有优美纯洁的民众。在内乱发生时，民众必然产生六种恶性：一是侥幸性。有才智的人，不致力于造福群体，只想着用险恶狠毒的心术，攫取机会以图一时之快和地位。

二是残忍性。像割草杀禽一样杀戮久了，司空见惯，竟然不足以触动他们的心。

三是倾轧性。彼此互相仇视，都想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酒宴之上与刀枪相向，顷刻间祸福相依。这三种是狡猾奸诈之民所具有的本性。四是狡伪性，早上躲避猛虎，晚上躲避长蛇，不经营三个洞穴，就不能保全自己。五是凉薄性。自身尚且不能保全，何况眷恋妻子儿女，对至亲之人尚且来不及爱护，又怎么能爱护别人，所以仁爱的品质被研磨消耗直至灭绝。六是苟且性。

知道我是这样，不如不生，晚上不能保证早晨，借假日偷取快乐，人人自危，不再有长远打算，以至于与不知道未来的野蛮人没有什么区别。这三种是柔弱善良之民所具有的本性。在内乱之后，民众也会产生两种恶性：一是恐怖性。痛定思痛，梦魂犹惊，胆汁已破，勇气完全销蚀。二是浮动性。长久失去职业，无所依归，秩序完全破坏，难以恢复常态。所以内乱，是最不吉祥的事物。

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这是有史以来惊天动地的一大事业，而其结果竟使全国民众互相在腹部刺刀，其影响竟使数十年后的国民失去常态。

史学家波留说法国至今不能形成完全的民政，实在是因为革命战争摧残元气太过，这大概不是虚言。

内乱的影响，不论胜负。为什么呢？因为胜负都在本族内部，所以恢复和平之后，无论是新政府还是旧政府，乱后民德的差异，只看他们用来安抚招徕、恢复安定、补救陶冶的手段如何。而短暂的、偶发的战乱，影响小且容易补救；长久的、频繁的战乱，影响大且难以补救。这是大概的情况。

至于对外的战争则不同。如果是主动出兵攻打别人，那么命运完全掌握在军队手中，而境内安宁，只发扬尚武的灵魂，振奋自尊的念头。所以西方哲人说：战争是国民教育的一个条件，这是可喜而非可悲的。如果是被动而被别人攻打，其影响虽然与内乱极其相似，但可以将侥幸性转变为功名心，将残忍性转变为同仇敌忾之心，将倾轧性转变为自觉心，甚至将狡伪性转变为谋敌之心，将凉薄性转变为敢死之心，将苟且性转变为自保之心。为什么呢？内乱则已无处可逃于国内，只期望乱后恢复安定；外争则生死决于一发，且恐惧于事后无可挽回。

所以有利用敌国外患作为国家之福的，虽然可悲但并非最糟。对外战争而自己成为征服者，那么多打一次仗，民德就可以提高一级。德国经历奥地利之战，爱国心有所增加；经历法兰西之战，爱国心更加增加。日本人在朝鲜之战、中国之战也是如此。这都是例子。如果是战败而成为被征服者，那么其国民固有的品性，可以骤然改变、忽然堕落而无复痕迹。以斯巴达强武的精神照耀史册，而为什么屈服于波斯之后，竟永远成为他族的藩属，而所谓军国民的纪念，竟再也看不到了。

波兰在十八世纪以前，气势宏大几乎称霸全欧，为什么一经瓜分之后，就没有了种民固有的特性。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如今则过于其市

译顺民旗在风中飘扬。

询问昔日那些屠狗的人，却寂静无声了，这是为什么呢？自从五胡、北魏、安史之乱、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以来，经历了数百年间六七次征服，（百姓反抗的）本能已经彻底湮灭了。

译在专制政体之下，既然已经以卑屈和诈伪作为保全自身、谋求进取的唯一途径了，更何况专制者又并非与我同族之人。因此，内乱与被征服这两者，只要存在其中一种，国民的人格就会日益卑下。而中国积累了数千年来内乱的惯常局面，用脓血充塞了历史，天天被人征伐却从未征伐过别人，屡次被征服而不能自我征服，这种反复变化、日益低下的种种遗传恶性，已经弥漫于社会之中。而今天又恰好承接了洪杨起义十余年惊天动地的大内乱之后，自从欧洲势力东渐以来，那些征服者自身又有他们的征服者，而且不止一两个，而是五六个，时刻注视着我们，国民丧失人性，大概是有原因的。

（四）由于生计困苦的逼迫。《管子》说：“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充足就知道荣辱。”孟子说：“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就没有坚定的恒心；没有坚定的恒心，就会放纵邪僻、违法乱纪，连救活自己都来不及，哪里还有闲暇讲求礼义！”唉，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在当今世界，人格最完善的国民，首推英美，其次是日耳曼，这三个国家都在全球生计领域中占据最高的位置。西班牙、葡萄牙人，在数百年前，具有强武活泼、沉稳严整的气度，现在却完全相反，这都是由于生计日益窘迫造成的。其中最劣下的，如东亚的朝鲜人、安南人，是生计最为穷迫不堪的民众。俄罗斯政府以鹰视虎顾的态势震慑五大洲，而其人民被称为罪恶的渊薮，黑暗无天日，（日本人有《露西亚亡国论》，对此描绘得淋漓尽致。）这也是生计沉困窘迫的影响。虚无党凭借多年游说煽动的力量，却不能获得多数人的同情，于是不得不采取孤注一掷、凶险的手段，也是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日本的政术几乎匹敌欧美，而社会道德却百不及一，也是由于其财富的进步与政治的进步不相适应。世间无论哪个时代，地方无论哪个国家，固然都有少数特异绝俗的人士，既不受专制魔力的束缚，也不被恒产困乏所消磨。但是，不能用他们来衡量众人。大多数人民必须在赡养父母、抚养子女之外，稍微有些余裕，才能自重而珍惜名誉，博爱而喜好慈善；他们的脑力有余力从事学问，以培养稍高尚的理想；他们的时间有余暇顾及身外之事，以发扬顾念团体的精神。如果不是这样，早晨刚吃完早饭，就担忧晚上的晚餐，秋风还没来，就哭泣没有衣服穿，即使有仁爱的本质，难道能让自己挨冻受饿去思念众生吗？即使有长远的考虑，难道能舍弃现在去谋划将来吗？西方群学家说，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在于公共思想的有无，以及未来观念的丰缺。而这两者产生差异的原因，生计的宽裕或窘迫，是最显著的。

因此，贪婪鄙陋的本性，狭隘的本性，凉薄的本性，虚伪的本性，谄媚的本性，暴弃的本性，苟且偷生的本性，大半都是由生计困苦造成的。生计与民德的关系，如此密切。

我国民数千年来，困于徭役，困于灾病，困于战火，能够安居乐业的人，已经很少见到；所谓虚伪、狭隘、贪婪鄙陋、凉薄、谄媚、暴弃、苟且偷生的恶德，已经经过数十世纪，从祖先和社会的教育中接受下来；到了现在，国家的母财，每年不增加，而宫廷土木的费用，官吏贿赂的费用，常常是政府岁入的数倍，国民财富的统计，每人平均额不过七角一分多一点，（据日本横山雅男的统计调查，是日币七十钱多一点。）而外债所负的，已经将近十万万两（利息除外），以至于有限的物力，都变成了不可恢复的母财，这样怎么能让百姓勉强维持生活呢！何况世界生计竞争的风潮席卷而来，而现在才开始起步。民国的腐败堕落，每况愈下，唉，我不知道它的最终结局会怎样！

（五）由于学术匡救的无力。那四种因素，是养成国民大多数恶德的源泉。然而自古以来移风易俗的事情，其目的虽然在多数人，其主动者常在少数人，如果缺少那方面而在这方面有所补充，那么即使败坏也不会达到极点。东汉节义盛行，光武、明、章三帝的功劳，虽然占十分之三，而儒学的效果，实际占十分之七。唐朝和宋朝，其专制的能力相当，其君主的贤能与否也不相上下，而士风习俗却判若天渊，这是因为唐儒崇尚词章浮薄，宋儒以道学廉节为规范。魏晋六朝腐败的原因，虽然很复杂，而老庄清谈宗派，承担了一半的罪责。明太祖刻薄寡恩，挫抑廉隅，达到极点，而晚明士气，冠绝前古，王学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那么近两百年来民德污下的主要原因，就可以看出来了。康熙博学鸿词各位贤人，大多以老成望重为海内宗仰，却都自污贬损。这次事件以后，百年来支配人心的王学，扫荡殆尽，船山

译黄梨洲、孙夏峰、李二曲等人，怀抱绝学，终老于山林岩穴之中，儒学的正统于是断绝了。而李光地、汤斌，却凭借朱子之学闻名于世。李光地忘恩负义、背弃朋友，官职上奸佞阿谀，（李光地曾向郑成功提供情报以颠覆明朝宗庙祭祀，前人未曾讥讽，直到全谢山才开始揭露他。）汤斌则柔顺谄媚以取悦权贵，欺骗蒙蔽世俗之人，（汤斌虽然身居高位，但吃饭不吃烤鸡，帷帐不过是用粗麻布制成，他曾在上朝奏对后出来，对人说：我生平从未说过如此欺人之语。）

译后来被圣祖察觉，大概也是公孙弘那一类人罢了。）却把他当作一代开国的大儒，配享孔庙，受后世风气熏陶而成，难道还需要问吗？此后则有陆陇其、陆世仪、张履祥、方苞、徐乾学等人，以优柔寡断、卑屈逢迎的学术，文饰奸邪，他们的人格几乎还在元代的许衡、吴澄之下，所谓《国朝宋学渊源记》所记载的，大抵就是这样了。

而乾嘉以后，阎若璩、王鸣盛、段玉裁、戴震等人，竟然标榜所谓的汉学来互相夸耀，排斥宋明理学，不遗余力。

宋明理学，何尝没有缺点可以指摘，但我唯独不允许粗疏浅陋的汉学家插嘴。那汉学算什么学问？从前乾隆年间宫廷演戏，大部分戏曲都是教人作乱、教人淫乱的，都因为触犯忌讳，遭到斥责，不敢进献，于是专门演出神怪幽灵、牛鬼蛇神的事情，既借以消遣，也没有过错。我看见本朝二百年来学者所学习的，都是牛鬼蛇神一类罢了，而他们的用心也正与那些演戏的人相同。大概王学的激昂奋发，是当时君主最厌恶的，于是改而趋向朱学；朱学的严正忠实，还不是当时君主非常喜欢的，于是又改而趋向汉学。

至于汉学，则是立于人间社会之外，与两千年前地下的僵石为伍，虽然著述多达数百卷，但绝没有一句伤害时政的话；虽然辩论多达千万言，但都不是出自本心的言论。

保全自身，没有比这更巧妙的了。才智之士，既然得到这个作为迎合世俗、窃取名声的秘密钥匙，于是名节操守，完全不再顾及。所以宋学的弊端，还有伪善的人；汉学的弊端，连伪善都没有了。为什么呢？他们看见那些名声显赫的前辈，明目张胆地做乡里自爱之人所不做的事，而他们受到社会的崇拜、享受学界的祭祀依然如故，那么又何必自讨苦吃去勉强做出大禹行走、舜帝趋步的样子呢？从前王鸣盛（著有《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等书，是汉学家的巨擘）曾经对人说：“我贪污的恶名，不过五十年；我著书的盛名，可以流传五百年。”这两句话，直接代表了全部汉学家的用心。庄子说：“悲哀没有比心死更大的了。”汉学家就是率领天下人走向心死的人。这种谬种，与八股文同样毒害，盘踞在二百多年学界的中心，直到甲午、乙未年以后，他们的气焰才开始衰落，而这个不痛不痒的世界，既然已经造成，现在正在承受它的报应，真是衰败可悲啊！

五年来，海外的新思想，随着列强侵略的势力进入中国，起初由一两个人倡导，接着千百人和声响应。那些倡导的人，固然不一定都轻视旧学，而是因为旧学简单而不适应时势，想用来补助它，并且广泛陈述各种道理，促进思想自由的发展，以求学者自己选择。却不料这久经腐败的社会，竟然不是文明学说所能迅速移植的。于是自由的说法传入，不拿来增加幸福，反而用来破坏秩序；平等的说法传入，不拿来承担义务，反而用来蔑视制裁；竞争的说法传入，不拿来对抗外敌，反而用来瓦解内部团体；权利的说法传入，不拿来谋求公益，反而用来文饰私见；破坏的说法传入，不拿来治疗重病，反而用来毁灭国粹。斯宾塞有话说：“衰败的时代虽然有变革，弊端在这里消除，必然在那里爆发；祸害在甲处消失，将在乙处滋长。

综合整个社会来考察，弊政祸害的根源，常常依旧存在。因此民质不团结，祸害可以改变形式，但无法禁止绝迹。”

唉！我观察近年来新学说对我青年界的影响，我不得不信服斯宾塞实际经验的话，而更加为我国国民增添无穷的沉痛。难道不是拔除十个只得到一个，能够享受新思想利益的人，用来补偿其弊端都仅仅够了吗。

《礼记》说：“甘味接受调和，白色接受采色，忠信的人，可以学习礼。”又说：“橘子在江南是橘子，过了江北就变成枳。”谁料到那些最高尚醇美、利于群体进步风俗的学说，一进入中国，就被其伟大的同化力淹没而去。总之，魏晋间的清谈、乾嘉间的考据，以及现今学子口头上的自由、平等、权利、破坏，它们所持的观点截然不同，但性质相同。而现在受害更深的原因，是因为用最新最有力的学理，依附于他们最近或久远受到的恶性恶习，拥护并灌溉它们，所以清朝二百年间民德的变迁，在朱学时代，有伪善的人，还知道作恶是可耻的；在汉学时代，连伪善都没有了，因为认为作恶无可耻。到现在如果不挽救，恐怕以后在欧洲学问时代，必将有以作恶为荣的人，现在已经在小部分青年中萌芽了。到了以作恶为荣的地步，那么洪水猛兽，足以比喻这种惨状吗？君子想到这些，皮肤战栗，大腿发抖了。

中国历代民德升降表（略）

中国历代民德升降原因表（附）

国势 君主 战争 学术 生计 民德

春秋

列国并

立， 贵

族专

制。

译权力并不很重，影响也很少。虽然数量多，但

译不十分

激烈。

各宗派虽然萌芽但

未甚发达，多承袭先王遗风。

交通初开，

竞争不十分

剧烈。

淳朴忠实。

战国

列国并

立，集

权专制

逐渐巩固

大体以尚

武精神、

外交手段

两者，奖励甚烈。

自由思想大发达，

儒、墨、道、法、

纵横诸派互相角力，纵横家最握实权。

商业渐兴，兼并大起，

因苛税及

兵乱，民困

其长处在于任侠

尚气，其短处在

狡诈伪、破

坏秩序。

坚固。严厉臣下。殊甚。

秦

中央集

权，专

制力甚

强。

以堵塞民

智、挫伤民

气为主。

继续。

屏弃群学，稍任法家。

大窘。卑屈浮动。

西汉同。

高祖承用

秦法，专挫任侠，

刻薄寡

恩。

少。儒老并行。

文、景间家

给人足武、

昭以后稍

困。

卑屈甚于秦

时。

东汉同。

光武、明、

章，奖厉名节。

少。

儒学最盛时代，收孔教之良果。

复苏。

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

三国

本族分

裂。

魏武提倡

恶风，吴、

蜀亦奖厉

权术。

烈。缺乏。颇艰。污下。

唐

本族恢

复中央

集权，

旋即复分

裂。

骄汰。

上半期

平和，

下半期

大乱。

儒者于词章外无

所事，佛学稍发达。

上半期颇

苏，下半期大困。

上半期柔靡

卑屈，下半期混浊。

五季

不成

国。

无主。

战败于

外族。

无。民不聊生。最下。

宋

主权微

弱，外

族频

侵。

真、仁爱

民崇礼。

战败于

外族。

道学发达最盛，

朱、陆为其中心

点。

稍苏。

尚节义而稍

文弱。

元

外族主

权，专

制力甚

强。

以游牧性

蹴踏本

族。

本族全

败，战

争与国

民无

与。

摭朱学末流，而精神不存。

困。

卑屈，寡廉耻。

明

本族恢

复，专

制力甚

强。

太祖残忍

刻薄，挫抑民气。

战胜

后，平

和时代

稍长。

王学太兴，思想高尚。

稍苏。

发扬尚名节，几比东汉。

清

外族同

化主

权，专

制力甚

强。

雍正、乾

隆谿以刻

阴险威群

下。

战败

后，平

和时代

稍长。

士以考据、词章自

遁，不是知学，其黠者，以腐败矫伪之朱学文其奸。

颇苏。

庸懦，卑怯，狡诈。

现今

文明

［明］

四十年

来，主权

内乱未

已，外旧学澌灭，新学未成，青黄不接，谬漏巵既甚，

而世界生

混浊达于极

点，诸恶俱

之外族

侵入，

主权无

存。

者以压制

敷衍为

事，近而益甚。

患又

作，数

败之

后，四

海骚

然。

想重迭。计竞争风潮侵来，全国憔悴。

备。

三私德之必要私德者，人人之粮，而不可须臾离者也。虽然，吾之论著，以语诸大多数不读书不识字之人，莫予喻也；即以语诸少数读旧书识旧字之人，亦莫予闻也。于是吾忠告之所得及，不得不限于少数国民中之最少数者。顾吾信夫此最少数者，其将来势力所磅礴，足以左右彼大多数者而有余也。吾为此喜，吾为此惧，吾不能已于言。

今日踸踔俊发有骨鲠有血性之

译读书人中最令人目眩神迷、心醉神往的，难道不就是破坏主义吗？破坏主义是否必定能立足于当今的中国，这是另一个问题，暂且不必详尽讨论。然而现在那些走向极端的人，似乎认为只有建设才需要道德，而破坏则不需要道德，我私下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古今以来建设的伟大事业，固然没有不含有破坏性质的；古今以来破坏的伟人，也没有不充满建设精神的。实际上，破坏与建设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而它们所需要的能力，两者也是完全相等的。如果有所缺失，那么不仅建设无法期待，就连破坏也无法指望。

现在谈论破坏的人，动不动就引用经济学上分工的例子，说凭我渺小的身躯，终究不能把天下的事情全部承担下来，我宁可顺应时势专门负责破坏。既然破坏之后，建设的责任就留给君子们去做，不需要我过多忧虑。这种心态难道不是心胸开阔、大公无私吗？但我认为，不仅在破坏之后应当有建设，即使在破坏之前也应当有建设。如果不这样，那么即使天天谈论破坏，破坏的目的终究无法达到。为什么呢？社会学的普遍规律是，内部稳固才能对外竞争。一个社会与其他社会竞争，一个国民与其他国民竞争，如果本国本社会的机体没有确立、防卫体系没有完善，那么一旦遇到敌人就必然失败，或者还没遇到敌人就先自行败亡。而破坏主义的特性，是凭借本国本社会中新生的、力量薄弱的少数人，悍然去对抗那些长期占据优势、力量雄厚的多数人。所以，不必担心敌人强大，只须担心自己弱小。我们依靠什么来战胜敌人呢？在于能够团结成一个坚固有力的机体罢了。然而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中，凭借多年世代积累的遗传习惯，其机体是自然发展形成的，所以建立起来还比较容易。在一个党派中则相反，前者没有可以凭借的基础，同时代也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其机体完全依靠人为努力发展，所以建立起来最为困难。所谓破坏之前的建设，指的就是建设这个机体罢了。

译如果想要得到它，除了道德还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谈论破坏的人，动不动就说要一切破坏。这是骗人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谈破坏？回答说：是为了去除那些危害我们社会的东西罢了。如果说要一切破坏，那就是连社会本身也要一起破坏了。这就好比人的身体一样，重病在身，固然不得不用药石治疗，但如果不管生病的部位在哪里，全都进行针灸、攻下泄泻，那简直就是自杀罢了。我也深知那些谈论破坏的仁人志士，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破坏社会，但他们不知道，“一切破坏”这句话既然已经习惯挂在嘴边并印在脑海里，那么道德的约束力就已经无法再施行了，社会必然走向灭亡。我也深知那些谈论破坏的仁人志士，实在是鉴于当今全社会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分没有病态，愤慨到了极点，一定要从根本上改造它。

这当然是对的。然而治病的人无论使用多么猛烈的药剂，必须依靠所谓的“元神真火”作为驱除病邪的根本，如果不这样，那么一种病还没治好，另一种病又来了，后来的病一定比前面的病更难治。所以“一切破坏”的说法，弊端成千上万，而最终收效却得不到一点。为什么呢？如果有破坏的部分也有不破坏的部分，那么那些应该破坏的部分，还可以享受到破坏带来的好处；如果一切都要破坏，那么不仅将来应该建立的东西不能建立，就连目前应该破坏的东西最终也无法破坏，这是我敢断言的。我过去认为中国的旧道德恐怕不足以规范今后的人心，因而渴望发明一种新道德来辅助它（参见第五节《论公德》篇），现在想来，这完全是理想化的言论，绝不是今天能够付诸实际的。谈论群体治理的人，一定会说德、智、力，然而智和力的成就很容易，只有德最难。现在想要用一种新道德来改变国民，绝不是仅仅依靠区区西方的学说所能做到的，即使读遍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的书，说他们有“新道德学”是可以的，说他们有“新道德”则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道德是行为，而不是言论。如果只是谈论道德，那么它的本源出自良心的自由，无论古今中外，没有不同一的，这是没有新旧之分的。如果要实行道德，那么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各自有所承受，先哲的微妙言论，祖宗的美好足迹，随着这冥冥中的躯壳，遗传到我身上，这才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根本。一旦突然想要用其他社会赖以生存的根本来养育我们，谈何容易呢？我曾列举西方道德的根本要素并加以分析，发现其中有多少是来自宗教的约束，有多少是来自法律的约束，有多少是来自社会名誉的约束。而这三者，在当今的中国能够具备吗？我知道一定不具备。不具备却还说想要用新道德来改变国民，这就是所谓的磨砖作镜、煮沙求饭。我固然知道谈论德育的人，最终不能不寻求西方的新道德来辅助，虽然如此，这一定要等到国民教育大举兴起之后，绝不是朝夕之间所能获得的，而在今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即使天天听人谈论美食，自己终究还是不能饱腹。况且现在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作为过渡，那么“国民教育”这一说，也不过是空谈，真正实行的日子，终究无法期待，因此新道德的输入，由此也就绝望了。那么今天依靠什么来维持我们的社会于一线生机呢？也就是我们祖宗遗传固有的旧道德罢了。（道德与伦理不同，道德可以包含伦理，伦理却不能穷尽道德。伦理或许会因为时势而稍微改变其解释，道德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等待百世而不惑的。比如要求君主是有罪的，多妻是不道德的，这些伦理是不适合今天的；至于忠的品德，爱的品德，则是贯通古今中西而为一的。诸如此类，不可枚举。所以说中国谈论伦理有缺点是可以的，说中国谈论道德有缺点则是不行的。）而“一切破坏”的论调兴起，势必会将旧道德也一起摧毁抛弃。唉，开始时简单，结束时巨大。看见伊川河畔有人披发，就知道百年后将成为戎狄之地。

不要说“我只是说说以图一时痛快”这样的话。你的言论如果没有力量，那么多说有什么用；你的言论如果有力量，那就将毒害天下。我希望那些有言论责任的人深思熟虑。

读者不要说：今天救国都来不及，啰啰嗦嗦地谈论性理做什么。各位如果不承认救国的责任，那么四万万人的腐败，本来就已经很久了，难道还争得赢区区少数几位先生吗？正因为中国的前途悬于各位，所以各位重视道德还是蔑视道德，乃是国家存亡所系。现在就拿破坏事业来说，各位知道二百年前英国革命的豪杰是什么样的人吗？

那位克伦威尔实际上是最纯洁的清教徒。也知道一百年前美国革命的豪杰是什么样的人吗？那位华盛顿所率领的都是最质朴正直善良的市民。也知道三十年前日本革命的豪杰是什么样的人吗？那位吉田松阴、西乡南洲等人，都是朱学、王学的

译这是大儒啊。所以，没有极大不忍人之心的人，不可以谈论破坏；没有高尚纯洁之性的人，不可以谈论破坏。虽然如此，像这样的人，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实在很难。我知道它难，却每天勤勉不懈，战战兢兢地自我约束，在困境中勉励自我，以忠信之心对待他人，并向朋友要求善行，希望这样或许能有所成就。如果连用来作为破坏工具的所持之物也一并破坏了，我不能为破坏的前途感到庆幸。我看到世上的议论者，因为革命热情过于旺盛，以至于将神圣的洪秀全和英雄张献忠相提并论，我也知道这是为了有所作为而发出的言论。

译然而这种种恶因，可以随意多造吗？造因之时虽然痛快，但承受果报时，却有经受不住那痛苦艰辛的人啊。那张献忠更不必说了，就像洪秀全，有人因为他所标举的旗帜，似乎符合民族主义，便一起颂扬他。究竟洪秀全是否真的为了民族主义而行动，即使是评论者也不敢为此作保证。王莽何尝不自称效法伊尹、周公，曹丕何尝不效法禹、舜，这也要看那个人本身怎么样罢了？大抵评论人，一定要考察其心术的细微之处。那个人如果是小人，不能因为他与我们的宗旨偶然相同，就称他为君子。比如韩侂胄主张讨伐金国，这是我们最赞赏的，但赞赏他的言论不能赞赏他这个人。那个人如果是君子，不能因为他与我们的宗旨偶然抵触，就斥责他为小人。王猛辅佐前秦苻坚，这是我们最鄙视的，但鄙视他的事情不能抹煞他这个人。

如果评论者忽略心术，认为无关紧要，那又能阻止谁呢？但只要他的言论在社会上受到重视，我不知道对社会整体的心术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不仅如此，鼓吹革命，不就是为了救国吗？想要救国的人，谁不比我更急切，但国家终究不是靠这种“瞎闹派”的革命所能救得的，不仅救不了，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这不能不心平气和地深入考察。评论者的意思，一定又会说：如果没有瞎闹派开其先，那么实力派就不能收其成。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属于另一个问题，这里不深入辩论。现在只问评论者的意思，是想自己成为瞎闹派，并且让听从我言论的人都成为瞎闹派吗？恐怕您虽然想贬低自己，但您的地位本来就不允许这样做，即使您愿意，全国中能瞎闹的人本来就很多，现在和未来的瞎闹举动也不少，哪里需要您加入其中画蛇添足，又哪里需要您在旁边劝诱呢？况且您的言论，都是对那些没有瞎闹资格的人说的，而那些有瞎闹资格的人，又不是您的笔墨势力范围所能触及的。那么我们今天，也应当致力于真正救国的事业，并且培养能够真正救国的人才罢了。

如果真的这样，那么我认为这种利口快心的言论，可以停止了。从前曹操下达教令，寻求不仁不孝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他的意思，难道不也是说为了救一时之急吗？

却不知道疾风所吹拂，致使晋朝以后，廉耻之道丧失，五胡相继入侵，北魏凭陵中原，黄帝子孙势力的衰败，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其中的因果关联，大概就像铜山在西边崩塌，洛水的钟声在东边应和，感召的机制，毫厘不差。

唉，能不深深恐惧吗！能不深深恐惧吗！父亲抢夺金子，儿子必定会杀人；高昌城中流行高髻，四方必定高出一尺。现在以一国中最少数量的先觉者，号称得风气之先，后进的英豪，都仰望着他们，如果所提倡的方向一旦走错，我恐怕功劳远远不足以弥补其罪过。古代哲人不是说：“两军相对，心怀哀痛的一方胜利。”今天稍有知识、稍有血性的士人，对于政府有一个重大敌人，对于列强又有一个重大敌人，他们兢兢业业蓄养势力的态度应当如何？实力在哪里？我认为学识的开通、运动的预备，都是次要的事情，只有道德才是根本。没有道德观念来相处，两个人尚且不能结成群体，更何况其他事情可以图谋呢。

自己建造楼阁又自己摧毁焚烧，自己种植又自己践踏，要说能破坏确实有，只是可惜所破坏的，终究是在我们自己而不在敌人。曾文正公，是最近排满派最唾骂的人，而我却是经历世事越多越崇拜这个人。我认为假如曾文正公生在今天且正值壮年，那么中国必定会由他的手而获得拯救。他因为天性极其纯厚，所以即使进行破坏也可以；因为修行极其严谨，所以即使使用权变也可以。所以他说：“扎硬寨，打死仗。”

说：“多条理，少大言。”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事业的成就，有自我修养的基础；他能够率领激励群贤共同图谋事业的成就，有使人信服且善于引导人的基础。我们政党不想要澄清天下也就罢了，如果有这个志向，那么我说《曾文正集》，不可不每日反复诵读。用英、美、日本的豪杰来验证是如此，用我们祖国的豪杰来验证也是如此，承担救国责任的人，可以由此找到老师了。

我说破坏家所破坏的，往往在我们自己而不在敌人，听的人或许不以为然。大概倡导破坏的人，从开始就绝对没有立意想要自我破坏，但形势所趋大多如此。这不仅在不同党派中有这种情况，即使在同一个党派中也是如此。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曾经论述过。共同学习与共同做事，其道往往相反，这是有志于结群的人不可不谨慎对待的。当共同学习时，境遇相同，志趣相同，思想相同，言论相同，彼此没有猜忌，说将携手改变天下。

等到一旦出来共同做事，那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地位，一到实际交涉，意见必定不能完全相同，

译行事的方法必定不能完全相同。起初互相劝诫，接着互相争执，随后互相怨恨，最终互相仇视，这种情况往往是这样的。

译这确实是中西历史上常见，而英雄豪杰也难以避免的现象。谚语说：“见面时好相处，住在一起就难了。”

在家庭之中，父子、兄弟、夫妇之间尚且如此，朋友之间更是尤其严重。

在这个时候，只有彼此道德情感深厚的人，才能互相劝勉向善而不致分离。看看曾国藩与王璞山、李次青二人交往的历史，就可以明白其中的缘故了。读者如果还怀疑我的话，请留待你实际承担事务的那一天，一定会感慨万千。当今的志士，显然不可能个个孤立分离就能挽救这个濒临灭亡的国家。他们必须协同行动，组成一个分工精密、团结巩固的有机整体，才或许有成效。我反复思考，这个有机体之所以能够成立，除了道德情感之外，还能靠什么呢？还能靠什么呢？

况且，承担事务的人，最容易使人德性沦丧，而从事破坏事业的人，更是尤其严重。

当今天下人心腐败达到极点的时候，权谋机变层出不穷，互相试探，太行、孟门那样的险峻，难道还能阻挡吗？曾国藩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我自信也是个诚实的人，只是因为阅历世事，饱经变故，稍微掺杂了一些权谋手段，反而把自己学坏了。”以曾国藩的贤德，尚且不能避免，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学校里讲道德还容易，在社会上讲道德最难。至于那些持破坏主义的人，更是时刻有大敌当前，一举手、一投足，动不动都要用军事策略来应对，而所谓的军事策略，又不是像两国军队交战那样简单。敌人挟着无穷的威力压过来，我方则需暗中约定、灵活应变，如果不极其机巧，势必归于失败。因此，破坏者的地位和性质，往往与道德最不相容。所以亲身从事这种事业的人，起初或许本来是一个极其朴实、极其光明的人，但因为所处的地位和所习染的性质，不知不觉间逐渐同化，不到一两年，就变成刻薄寡恩、机关算尽的人，这是确实存在的。这实在是最可怕的试验场。然而究其根本，凡是走上刻薄机诈这条路的人，肯定没有能成就一番事业的。这不是我拾取《宋元学案》上空洞的理论，而是根据实际事务中我所见所历来证明，确信结果必定如此。既然承担事务者修养道德如此艰难，而承担事务又如此急需道德，那么处于这种关键位置的人，能不战战兢兢吗？能不勤勉努力吗？《诗经》说：“不要教猴子爬树。”就像泥巴涂在泥上那样紧密依附，时刻自我克制，还担心不能挽救万一，稍微放纵自己，稍微自我掩饰，就会一落千丈。

有人问：当今国内种种老朽的社会，其道德上的黑暗程度令人难以想象，现在你的论述，反而偏重于责备新学的青年，新学青年虽然偶尔有不道德的行为，不还是比他们好吗？回答说：不是这样。那些人，是没有希望也没有资格责备的，而且又不是我的笔墨所能影响的范围。中国已经亡在他们手里，而只希望新学的青年，能让他们死而复生，如果青年稍微不慎，以至于与他们同等，那么中国就不可救药了。

这就是我苦口婆心的微意。

论学术的势力左右世界

（1902年2月8日）

贯穿万古，遍布九州，自从天地开辟直到今天，在我人类所栖息的世界中，寻求一种最广泛且最持久的势力，是什么东西呢？

难道是威力吗？亚历山大的狮吼在西方，成吉思汗的龙腾在东方，我没有看到他们的流风余烈，至今还有存在的。难道是权术吗？梅特涅在奥地利执掌牛耳，拿破仑三世在法国弄权，当他们兴盛时，炙手可热，威震全球，一旦失败之后，他们的政策也随着名声一起消亡了。那么天地间独一无二的大势力，在哪里呢？说是智慧罢了，学术罢了。

现在暂且不谈远古的，请列举近代史中文明进化的痕迹，略加证明。凡是稍微研究历史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近代文明先导的两个原因，即十字军东征和希腊古学复兴。十字军东征，前后共七次，历时两百年，（从1096年到1270年。）最终没有成功。然而他们获得的不在这里而在那里。

因为这次战役，欧洲人得以与其他民族接近，学习他们的学问技艺，增长他们的知识，数学、天文学、理化学、动物学、医学、地理学等，都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成立的；而拉丁文学、宗教裁判等，也因此兴起。这是远因。中世纪末期，罗马教皇的权力日益兴盛，哲学领域，被安士林（Anselm，罗马教的神甫。）派所垄断，等到十字军停止作战以后，西欧与希腊、阿拉伯各国，往来日益便利，于是大力从事于希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用翻译，就能阅读亚里士多德等贤者的书籍，思想

译思想大门大开，当时的学者不再被宗教迷信所束缚，最终促成了路德新教的兴起，整个欧洲的精神面貌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其近因。其间，因为找到了印刷书籍的方法，文明普及的道路得以打开；因为找到了航海的方法，环游世界的事业得以完成。凡是我们今天所穿所吃、所用所乘、所闻所见，一切便利前人的事物，哪有不是从学术中来的呢？这还只是说其普遍的影响，请让我举出一两位凭借个人力量左右世界的人物，来详细论述一下。

译一曰哥白尼（1473年生，1543年卒）的天文学。西方上古的天文学家所言，也如同中国古代一样，认为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罗马教会主持这一理论，凡有倡导异说者，便以非圣无法的罪名治罪。当时哥伦布虽然发现了美洲，但并不知道那是西半球，只认为不过是亚洲东岸的一个海岛罢了。等到哥白尼提出地圆学说之后，麦哲伦（1519年开始航行太平洋并环绕一周）才找到太平洋的航海路线，新世界才开始开辟。今日的美利坚合众国，辉煌灿烂地成为世界文明之首，且迅速掌握全球的霸权，这都是哥白尼促成的。

不仅如此，天文学兴起之后，从前宗教家种种凭空捏造的谬论，不再足以欺骗天下，而种种格致实学从此产生。即使说天文学是宗教改革的强力援助，是各种格致学的鼻祖，也不算过分。哥白尼对世界的关系如何啊！

二曰培根、笛卡尔的哲学。中世纪以前的学者，只崇尚空谈，喋喋不休地争论宗派，争论名目，口头上尊崇希腊古贤，实则严重歪曲他们，他们的心智被种种旧习所束缚，而不能自拔。等到培根出现，专门倡导格物之说，认为谈论道理必须经过事物的验证且有证据，才开始相信。等到笛卡尔出现，又倡导穷理之说，认为论学必须反求诸己内心且自信，才开始遵从。这两派学说推行之后，将数千年来学界的奴性，彻底扫除，毫无遗留，全欧思想的自由，骤然发达，日益光大，于是有了今日的盛况。所以哲学家常说，这两位贤人，是近代史的母亲。培根、笛卡尔对世界的关系如何啊！

三曰孟德斯鸠（法国人，1689年生，1755年卒）所著的《万法精理》。十八世纪以前，政法学的基础很薄弱，完全听任君主宰相摆布，任由其自行腐败或自行发展。等到孟德斯鸠出现，才开始区分三种政体，论述其得失，使人们知道所应追求的方向。又发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的学说，后来的各国，纷纷跟随，政界焕然一新，逐渐发展到今日。又极力论述听讼的制度，认为应当废除拷问，设立陪审，欧美法庭，于是发生巨变。又说贩卖奴隶的行业，大大违背人道，攻击它不遗余力，实在是后世美、英、俄等国释放奴隶善政的先声。其他所发表的议论，被法兰西及欧洲各国所采用，从而推进文明的，不胜枚举。孟德斯鸠实在是政法学的天使。他对世界的关系如何啊！

四曰卢梭（法国人，1712年生，1778年卒）倡导天赋人权。欧洲自古以来，有阶级制度的习俗，一切政权、教权，都被贵族掌握，平民则被视为奴隶。等到卢梭出现，认为人生来就有平等的权利，即生来就应当享受自由的幸福，这是上天赋予我的，无论贵贱都是一样的，于是著《民约论》，大力倡导这一义理。说国家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人民合群结约，以众人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事，自己订立契约并遵守，自己制定法律并遵循，所以一切平等。如果政府的首领及各种官吏，不过是众人的奴仆，而被委托处理事务罢了。自从这一学说推行，欧洲学界，如同旱地响起一声霹雳，如同黑暗世界放出一道光明，风驰云卷，仅仅十余年，就发生了法国大革命。从此以后，欧洲各国的革命，纷纷相继而起，最终成就了今日的民权世界。《民约论》是法国大革命的原动力；法国大革命，是十九世纪全世界的原动力。卢梭对世界的关系如何啊！

五曰富兰克林（美国人，1706年生，1790年卒）的电学，瓦特（英国人，1736年生，1819年卒）的汽机学。十九世纪之所以不同于前一个世纪，是因为什么？十九世纪有缩短距离的方法，前人依靠马力行走，每天不能超过一百英里，如今四千英里的路程，走海路的十三天就能到达，走陆路的三天就能到达，这都是轮船和铁路促成的。过去制作帽子、靴子、纺纱、织布等工艺，用多少时间才能制成一件，如今同样的时间，能制成一万件以上。伦敦一家报社一年所用的纸张，比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这四百年间所用的还要多，这都是制造机器促成的。美国总统下一道教书，仅仅一个时辰左右，就可以传达到中国，上午在印度买货，下午可以在伦敦银行取钱，这都是电

译回报是因为有所作为。凡是这几位，能够使全世界的政治、商务、军事，乃至学问、道德，完全焕然一新。而创造这个世界的人，竟然是因煮沸水而悟出蒸汽机原理的瓦特，以及因放风筝而验证电学原理的富兰克林。这两位贤人对世界的关系是多么重大啊！

译第六是亚丹·斯密（Adam Smith，英国人，生于1723年，卒于1790年）的理财学。西方评论家常说，理财学诞生的日子是哪一天呢？就是1576年。为什么呢？因为亚丹·斯密的《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此书由侯官严复翻译）在这一年出版。这本书的问世，不仅使学术界为之震动，而且对人际交往和国家政治的影响，更是数不胜数。1846年以后，英国决意实行自由贸易政策（Free Trade），完全免除关税，以至于今日商业的繁盛，都是斯密《原富》中的理论奠定了根基。近代所谓的人群主义（Socialism），专门致力于保护劳动者，使他们共同享受利益，其方略逐渐成为今后最大的问题。这也是从斯密开始发端，而他的门徒马尔萨斯大力倡导，亚丹·斯密对世界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啊！

第七是伯伦知理（Bluntschli，德国人，生于1808年，卒于1881年）的国家学。伯伦知理的学说，与卢梭正好相反。然而，卢梭立足于18世纪，成为19世纪的母体；伯伦知理立足于19世纪，成为20世纪的母体。自从伯伦知理出现，才确定了国家的定义，知道了国家的性质、精神、作用是什么，于是国家主义在世上大为兴盛。以前所说的国家为人民而生，现在则转变为说人民为国家而生，使国民都把爱国作为第一义务，强大的国家于是建立，19世纪末世界的政治就是这样。而从今往后，这种理念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原动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伯伦知理对世界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啊！

第八是达尔文（Darwin Charles，英国人，生于1809年，卒于1882年）的进化论。前人认为黄金时代在于过去，而末世日益堕落，自从达尔文出现，才知道地球人类，乃至一切事物，都遵循进化的公理，日益趋向文明。前人认为天赋人权，人生来都有自然应得的权利，等到达尔文出现，才知道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如果不谋求自强，就绝对不足以自立。达尔文，实际上是彻底革新了19世纪以后的思想。因此，凡是人类智识所能见到的现象，没有一种不可以用进化的大道理来贯通。政治法制的变迁，是进化；宗教道德的发展，是进化；风俗习惯的改变，也是进化。数千年的历史，是进化的历史；数万里的世界，是进化的世界。

所以进化论一出，以前宗派迷信的理论，就完全失去了依据。教会中人，极其厌恶达尔文，说有一个魔鬼住在他脑子里，这并非没有原因。这个道理一旦明白，于是人人不敢不自我勉励成为强者、成为优秀者，然后才能立足于这个物竞天择的世界。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都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就是近代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民族自增植其势力于国外，称为民族帝国主义）兴起的原因。

这种主义如今才刚刚萌芽，将来将会磅礴充塞于本世纪而不会停止。即使说达尔文以前是一个天地，达尔文以后是另一个天地，也是可以的。他对世界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啊。

以上所列的十位贤人，不过是举出其中显著的大者。至于牛顿（Newton，英国人，生于1641年，卒于1727年）创立重学，嘉列（Guericke，德国人，生于1602年，卒于1686年）、怀黎（Boyle，英国人，生于1626年，卒于1691年）制造排气器，连挪士（Linneus，瑞典人，生于1707年，卒于1778年）开创植物学，康德（Kant，德国人，生于1724年，卒于1804年）开创纯全哲学，皮里士利（Priestley，英国人，生于1733年，卒于1804年）研究化学，边沁（Bentham，英国人，生于1747年，卒于1832年）倡导功利主义，黑拔（Herbart，生于1776年，卒于1841年）研究教育学，仙士门（St. Simon，法国人），喀谟德（Comte，法国人，生于1795年，卒于1857年）倡导人群主义及群学，约翰·弥勒（John Stuart Mill，英国人，生于1806年，卒于1873年）

译诸如理学、政治学、女权论，以及斯宾塞（英国人，生于1820年，至今仍在世）的群学等，都是他们凭借广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思考所独自获得的见解。审视这些学说在当今和未来时势中的应用，它们不像前代学者那样，将学术视为逃避现实、脱离世界的事业，正如程子所说的“玩物丧志”一样。因此，他们的学说一经提出，往往能够震撼当世，并惠泽后人。

译唉，今天这光明灿烂、如茶如锦的世界是从哪里来的呢？实际上，这是各位贤人的脑髓、心血、口沫、笔锋所组织并使之庄严起来的。

也有不必自出新说，而以其诚恳的气度、清高的思致、美妙的文辞，能够运载他国文明的崭新思想，移植到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的，这种力量，也是伟大而不可思议的。比如法国的伏尔泰（生于1694年，卒于1778年）、日本的福泽谕吉（去年去世）、俄国的托尔斯泰（Tolstoi，现在尚在人世）等贤人就是这样。伏尔泰在路易十四全盛时期，忧心地担忧法国的前途，于是用极其流丽的文笔，书写极其伟大的思想，寄托在诗歌、院本小说等作品中，援引英国的政治来讥讽时政，多次被囚禁、被放逐，几乎濒临死亡，最终成为法国革新的先锋，与孟德斯鸠、卢梭齐名。大概他对法国人民的贡献，功劳并不在两人之下。福泽谕吉在明治维新以前，没有老师传授，自学英文，曾亲手抄写《华英字典》一遍，又独自创立一所学校，名叫庆应义塾，创立一家报馆，名叫《时事新报》，至今仍是日本私立学校、报馆中的巨擘，著书数十种，专门以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为宗旨。

日本人知道有西学，是从福泽开始的；其维新改革的事业，也向福泽咨询的占十之六七。

托尔斯泰，出生在地球上最专制的国家，却大力倡导人类同胞兼爱平等的主义，他的论述大概别有心得，并非完全凭借东欧诸贤的说法。他所著的书，大多是小说，思想高深透彻，文笔豪放跌宕，所以俄国全国的学界，因此发生巨变。近年来，各地的学生都不满于专制的政治，屡屡集结，有所要求，政府逮捕他们、囚禁他们、流放他们、驱逐他们，却禁止不了，这都是托尔斯泰的精神所鼓舞造就的。

由此看来，伏尔泰在法兰西，福泽谕吉在日本，托尔斯泰在俄罗斯，都是必不可少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人，那么他们的国家或许不能进步，即使进步也未必像这样迅速。那么，像这样的人，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想恭敬地告诫我国的学者说：你们都有左右世界的力量，却不用它，为什么呢？你们即使不能成为培根、笛卡儿、达尔文，难道不能成为伏尔泰、福泽谕吉、托尔斯泰吗？即使不能左右世界，难道不能左右一个国家吗？如果能够左右我国，这就是使我国左右世界的方法。唉，山啊，多么崇高；唉，水啊，多么浩长。我听到脚步声咚咚作响，我想逆流而上跟随他们，我想献上馨香祝祷他们！

中国之旧史

（1902年2月8日）

在当今泰西通行的各种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的，只有史学。史学，是学问中最博大而又最切要的，是国民的明镜，是爱国心的源泉。今日欧洲民族主义之所以发达，列国之所以日益文明，史学的功劳占了一半。那么，只担心国家没有这种学问罢了，如果有了它，那么国民怎么会不团结，群治怎么会不进化呢。

虽然如此，我国这种学问兴盛如彼，而其现象却如此，这又是为什么呢？

现在请列举中国史学的派别，表示出来并略加论述：总共分为十种、二十二类。

试着翻阅一下四库全书，那些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书籍，不是史学书籍占十之六七吗！

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闻名的不下数百人，这种学问的发达，已经有两千年了。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没听说有谁能开辟史界的新天地，从而使这种学问的功德普及于国民的，为什么呢？我推测其病根，有四个方面：一是，知道有朝廷而不知道有国家。我们常说。二十四史不是史，只是二十四姓的家谱罢了。

这话似乎稍有过分，但考察作史者的精神，其实际情况确实不假。我国史家认为，天下是君主一人的天下，所以他们写史，不过是叙述某个朝代如何得到天下，如何治理天下，如何失去天下罢了，除此之外就不是他们所关注的了。前人曾说《左传》是“相斫书”，岂止《左传》，如果二十四史，真可以说是地球上空前绝后的一大相斫书了。即使是司马温公那样贤能，他作《通鉴》，也不过是为了供君王浏览。

（他的“论”语，没有一句不是忠告君主的。）大概历来作史的人，都是为朝廷上的君臣而作，从未有一本书是为国民而作的。其最大的弊病在于不知道朝廷与国家的区别，认为除了朝廷之外没有国家。于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的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的笔法。如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朱子的《

译《通鉴纲目》等书，今天说他们是盗贼，明天又说他们是圣明之神；甲被尊为受命于天，乙却被斥为僭越叛逆。这就像一群蛆虫啃食粪便，至今也无法振作起来一样。几千年来，史学家们难道能推卸掉他们的罪责吗！

译第二点，是知道有个人而不知道有群体。历史是英雄的舞台；除了英雄，几乎就没有历史。即使是西方优秀的史书，又怎么能够不重视人物呢！虽然如此，善于写史的人，是把人物作为历史的材料，没听说过把历史当作人物的画像；是把人物作为时代的代表，没听说过把时代当作人物的附属。中国的史书，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像海岸边的石头，杂乱堆砌，错落无序。

简而言之，不过是把无数篇墓志铭合在一起罢了。史书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能叙述一群人相互交往、相互竞争、相互团结的道理，能描述一群人休养生息、共同进化的状况，使后来的读者热爱群体、完善群体的心意，油然而生！如今史学家多得像鲫鱼一样，却没听说有一个人有眼光能看到这一点。这就是我国民众的群体力量、群体智慧、群体道德之所以永远无法产生，而群体最终不能成立的原因。

第三点，是知道有陈迹而不知道有当下的事务。凡是著书都贵在宗旨。写史的人，是要为许多死去的古人建立纪念碑吗？还是要为许多过去的事情编排歌舞剧吗？

恐怕不是这样。而是要让当今的人，借鉴它、裁断它，作为治理世务的用途。所以西方的史书，越是接近现代，记载就越详细。中国却不是这样，如果不是朝代更替之后，一个朝代的史书就不能问世。而且不只是正史如此，各种体例的史书都是这样。所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从战国开始，到五代结束。

如果真的像这样，假如某个朝代从今以后，永远不改变姓氏，那么史书不就要中断了吗？假如像日本那样数千年一脉相承，难道连史书这种东西都没有了吗？司马迁写《史记》，一直写到《今上本纪》，而且他的记述，并不少隐讳，这是史家的天职。后世的专制政体日益进步，民气和学风日益腐败，其末流终于在今天达到了极点。推究病根从哪里产生，实在是因为认为历史是朝廷所独有的东西，除了朝廷之外没有什么可记载的缘故。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即使对朝廷有所忌讳，而民间的事情，值得记载的不是很多吗，为什么连这些都没有呢？今天我们想要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来的事实，竟然没有一本书可以凭借，如果不是官方文书中铺张循例的话，就是口碑传闻中似是而非的说法罢了。有时借外国人的著述，窥探其片鳞残甲。然而甲国人论述乙国的事，惯例本来百中不得一，何况我国向来闭关不与人相通呢？

于是我们就陷入困境。俗话说：“知道古代而不知道现代，叫做陆沉。”陆沉是我国民众的罪过，史学家实在要承担主要责任！

第四点，是知道有事实而不知道有理想。人的身体，是由四十多种原质构成的，

是由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管、精管等构成的。然而如果把四十多种原质采集起来，做成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管、精管，无一不备，像这样的，能称为人吗？绝对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精神。史的精神是什么？就是理想。大群体中有小群体，大时代中有小时代，而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接，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延续，其间有征兆，有原理，写史的人如果能够勘破这些，知道因为那样的原因，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借鉴过去的大例，预示未来的潮流，然后他的书才对世界有益。如今中国的史书只是呆板地说：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于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它的远因在哪里，近因在哪里，都不能说。这件事对其他事情或未来的影响如何，应当得到善果，还是应当得到恶果，都不能说。所以汗牛充栋的史书，都像蜡人馆里的偶像，毫无生气，读了白白耗费脑力。因此中国的史书，不是增进民智的工具，而是消耗民智的工具。

以上四点，实在是数千年来史学家学识的程度。由于这四种弊病，又产生了两种毛病。

第一种，能铺陈叙述而不能甄别裁断。英国学者斯宾塞说：“有人告诉我说，邻家的猫，昨天生了一只小猫。

作为事实，确实是事实；但谁不知道这是无用的事实呢。为什么呢？因为它与其他事情毫无关联，对我们生活中的行为，毫无影响。然而历史上的事迹，这类情况正多，如果能推演这个例子来读书观察万物，那么思考就超过一半了。”这是斯宾塞教人写史、读史的方法。西方旧史家，固然免不了这种毛病，而中国大概更严重：某日日食，某日地震，某日册封皇子，某日某大臣去世，某日有某诏书。

满纸填塞，都是这种“邻猫生子”的事实，往往有读完整卷而没有一个字有进入脑海的价值的时候。其中如《资治通鉴》一书，起草十九年，甄别最称精善，然而今天用读西史的眼光来读它，觉得有用的，也不过十分之二三罢了。（《通鉴》记载奏议最多，大概这本书是专为规劝君主而作的，我们今天读它实在嫌它冗长。）其他更不用说了！至于像《新五代史》之类，

译自命为甄别裁汰，实际上却是将重大事件都删去，只保留“邻猫生子”之类的话，其令人厌恶的程度不是更加严重吗？所以今天想要研究中国史学，真有不知从何下手的感慨。《二十四史》也好，《九通》也好，《通鉴》、《续通鉴》也好，《大清会典》、《大清通礼》也好，十朝实录、十朝圣训也好，这些书都是万万不可不读的。不读其中任何一种，遗漏就会很多；然而要把这几部书全部读完，即使每天读十卷，也不是三四十年的功夫所能完成的！况且仅仅读这几部书，绝对不够用，势必要对前面所列的十种二十二类书籍一一涉猎。（杂史、传志、札记等所记载的内容，常常有比正史更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常常记载民间风俗，不像正史只是专门为帝王编写家谱。）

译人的寿命有多长，怎么能承受这种状况呢！所以我国史学知识不能普及，都是因为没有一部善于剪裁的良史的缘故。

其二，只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万事，都采取“述而不作”的主义，而史学是其中的一方面。

细数两千年来史家，稍微有创作才能的，只有六个人：第一是太史公，确实是史界的造物主。他的书也常有国民思想，比如把项羽列入本纪，把孔子、陈涉列入世家，为儒林、游侠、刺客、货殖作传，都有深意存在。

他所立传的人，大抵都是与时代极有关系的人。而后世那些效颦的人，又为什么呢！第二是杜君卿。《通典》的写作，不记载事件而记载制度。制度对于国民全体的关系，比事件更重要。以前所没有而由杜氏创立的，虽然其完备程度不及《通考》，然而创作的功劳，司马迁怎么敢望杜氏项背呢！第三是郑渔仲。郑氏的史识，卓绝千古，但史才不足以匹配。他的《通志·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实在为中国史界放出一道光明。可惜他被太史公的范围所困，用纪传占了全书的十分之七八，填塞全书，如同支床叠屋，成为大体的瑕疵。第四是司马温公。《通鉴》也是天地间的一大文章，其结构宏伟，取材丰富，使得后世想要著通史的人，势必不得不以它为蓝本，而至今终究没有能超过它的。温公也是伟人啊！第五是袁枢。今天的西方史学，大抵都是纪事本末体，而这种体裁在中国，确实只有袁枢创立，他在史界的功劳也不少。但他写《通鉴纪事本末》，并不是因为看到事件与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而想要探求其原因结果，不过是为了读《通鉴》的方便法门，写这个来代替抄录罢了。虽然是创作，实则是无意识的创作，所以他的书不过是《通鉴》的一个附庸，不能使学者读后有特别的益处。第六是黄梨洲。黄梨洲著《明儒学案》，是史家未曾有过的盛业。中国数千年只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于是创立了学史的格式，使后人能师法他的意图，那么中国文学史可以作了，中国种族史可以作了，中国财富史可以作了，中国宗教史也可以作了。

诸如此类的，数量有多少呢！梨洲既完成了《明儒学案》，又写了《宋元学案》，没完成就去世了。如果给他十年时间，或许还有汉唐学案、周秦学案等宏著，也未可知。

梨洲确实是我国思想界的雄杰！至于这六位君子以外（袁枢实在不能在此列。）

都是所谓“你们这些人平庸无能，依靠别人才做成事情。”《史记》以后，二十一部正史都刻画模仿《史记》；《通典》以后，八部政书都摹仿《通典》；怎么奴隶性到了这种地步呢！如果琴瑟只弹奏一种声音，谁能听得下去呢？因此每次阅读都唯恐睡着，而思想所以不能进步。

综合这六种弊端，它们给读者带来的恶果，有三方面：一是难读。浩如烟海，穷尽一年也无法读完，前面已经说过了。二是难选择。即使有空闲时间，有耐心，遍读应该读的书，但如果不是有极敏锐的眼光、极高的学识，不能选择出哪些条目有用、哪些无用，白白浪费时日脑力。三是无感触。虽然读完了全史，却没有足以激发爱国之心、团结合群之力，以应对今日时势而立于万国之间的内容。

那么我国史学，外貌虽然极其发达，但不能像欧美各国人民那样实际受益，原因就在这里。

今天想要提倡民族主义，使我们四万万同胞强立于这个优胜劣败的世界吗？那么本国史学这一科，确实是无论老少、男女、智愚、贤不肖都应当从事的，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也不能延缓。然而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的著录，其资格能够滋养我想要的、供给我所求的，几乎没有一个。唉，史界革命不兴起，那么我国就不可救药。悠悠万事，只有这个最大！《新史学》的写作，我难道是喜好标新立异吗？我是不得已啊。

史学的定义

（1902年3月10日）

想要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白史学的定义；想要知道史学的定义，不可不先明白历史的范围。

现在请分析其条理而论述它。

第一，历史，是叙述进化的现象。现象是什么？事物的变化。宇宙间的现象有两种：一是呈循环状态的，二是呈进化状态的。什么叫循环？

它的进化有一定的时期，到期就周而复始，比如四季的变迁、天体的运行就是这样。什么叫进化？它的变化有一定的次序，生长啊，发达啊，比如生物界及人间世的现象就是这样。循环的，去了又来的，停止而不前进的；凡学问属于这一类的，叫做“天然学”

译进化，是向前发展而不返回的，是不断前进而没有极限的；凡是属于这一类的学问，叫做“历史学”。天下万事万物，既存在于空间，又存在于时间，（空间、时间，是佛经中的译语，日本人沿用下来。如果依据中国古义，空间就是“宇”，时间就是“宙”。因为这种说法并不普遍通行，所以使用译语。）而自然界与历史界，实际上分别占据了这两者的范围。研究自然界的学问，是研究空间现象的；研究历史界的学问，是研究时间现象的。从自然界来观察宇宙，就看见它一成不变，万古不易，所以它的本体是完美的，它的形态像一个圆圈；从历史界来观察宇宙，就看见它生长不止，进步没有尽头，所以它的本体是不完美的，而且它的进步又不是直线式的，有时前进一尺后退一寸，有时大涨小落，它的形态像一个螺旋线。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历史的真相了。

译由此看来，凡属于历史领域的学问，（诸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等，都接近历史学的范畴。）其研究通常较为困难；凡属于自然领域的学问，（诸如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等，都属于自然学的范畴。）其研究通常较为容易。

为什么呢？自然领域是已经完备的，现象反复出现，可以进行推算，状态固定不变，可以进行实验。历史学则是尚未完备的，如今仍处于不断生长发展之中，除非等到宇宙的终结，否则历史便没有终点。我们的生命有限，而这门学问却无边无际。这就是为什么自然科学起源很早，如今已成就斐然；而关于历史的各门学问，出现得很晚，且难以期待其完备的原因。

这个界定一旦确定，就知道凡是事物有生长、有发展、有进步的，就属于历史的范畴；反之，则不能属于历史的范畴。又如在一定时期内，虽然有生长发育，但达到那个时期的顶点后，又回归到初始状态，这仍然不得不被视为循环。比如动植物，比如人类，虽然按照一定的次序生长成熟，但或是一年，或是十年，或是百年，便达到了极限，又回到了初始。一生一死，实际上是循环的现象。

所以物理学、生理学等，都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不属于历史学的范畴。

孟子说：“天下百姓生存的时间很久了，有时治理得好，有时混乱。”这是误解历史真相的话。

如果治乱交替没有止境，那么历史的表象就应该是循环的，与自然现象相同，而历史学将无法成立。孟子的这句话大概是被螺旋状的形态所迷惑，误以为是圆形的，未曾综合观察自有人类以来数万年来的大势，去考察其真正的方向所在；只是观察某一个时代或进或退、或涨或落的现象，就认为历史的真实状况是这样的。好比江河向东流去以归于大海，这是大势；但如果所见局限于局部，偶尔看到有倒流的地方，有弯曲的地方，因而认为江河的流向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北一会儿向南，这难道能了解江河的本性吗！

（《春秋》学派的言论中，有三统说，有三世说。三统说，是循环的现象，所谓三王之道如同循环，周而复始，说的就是这个。三世说，是进化的现象，所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随着时代逐渐进步，说的就是这个。三世说才是历史的真实状况，三统说则不是历史的真实状况。

三世说的含义是，既然已经治理好了，就不会再混乱，假使有小规模的混乱，也必定不同于之前的混乱。

如果一会儿治理好，一会儿又混乱，那么所谓的治理好，必定不是真正的治理好。所以研究历史学的人，应当遵循孔子的义理，不应当遵循孟子的义理。）我们中国之所以数千年没有好的史学家，是因为对进化的现象，认识得不够明确。

第二，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现象的学问。进化的含义已经确定了。虽然如此，进化的大道理，不仅人类如此，就连动植物乃至无机世界，也常有进化的存在。

而通行的历史所记载的，常常局限于人类，这是为什么呢？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自私地偏爱自己的同类罢了。人是进化的极致，其变化千姿百态而无穷尽。所以从广义上讲，历史如果不包罗万象并加以记载，就不能完成；至于从狭义上讲，则只以人类为界限。

虽然如此，历史的范围可以局限于人类，但人类的事实并不能全部纳入历史。人类也不过是一种动物罢了，其一生一死，固然不免于循环，即使其日常饮食、言论行事，也大致相同，而没有进化的可言。所以想要寻求进化的痕迹，必须在人群中寻找。如果每个人都分离而独立，那么进化终究无法期待，而历史终究无法产生。所谓人类进化，是指群体的进步，而不是个人的进步。如果以个人而言，那么今人必定没有什么远远超过古人的地方。论其体魄，四肢五官，古代和现在是一样的；血液细胞，古代和现在也是一样的。论其性灵，古代周公、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智慧能力，必定不亚于今人，这是举世公认的。然而往往有周公、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不能知道的道理，不能做到的事情，而今天乳臭未干的小孩却知道并能做到的，为什么呢？没有别的原因，是得益于群体的福气，享受群体的利益，借助群体力量的相互接触比较、相互竞争学习、相互摩擦激荡、相互维系关联、相互传承演变，从而使智慧进步，才力进步，道德进步。所谓进步，是指人格化的群体，而不是普通的个人。（人类天性的能力，能否随着文明进化的趋势而逐渐增长，这个问题很难确定。试想文明国家的一个小孩，不让他受教育，不让他受到社会感化，沐浴文明的恩泽，那么他长大后，能有什么不同于野蛮国家小孩的地方吗？恐怕不能。

大概从动物进化为人，已经是生理上进化的极点。

从小儿进化为成人，已经是生理上进化的极点。那么，一个人，几乎没有进化：进化，是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另一种人格罢了。）

译，也就是人群罢了。）那么，历史中最应当注意的，只有人群的事情。如果事情与人群无关，即使言行奇特怪异，也必定不足以纳入历史的范围。

译从前史学家，往往把历史当作人物传记来看待。人物与历史的关系固然存在，但之所以有关联，也只是说他们对群体有影响罢了。所重视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人。

然而中国写史的人，完全违背了这个宗旨，动不动就把为某人立佳传作为对他的荣耀。以至于连篇累牍，罗列那些与世运无关的人的言论和行为，让读者想睡想吐，即使读尽数千卷书，仍然不能了解本国大势，这是因为不知道历史的定义局限于群体之故。

第三，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现象，并寻求其公理公例的学问。凡是学问必然有客观、主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是指所研究的事物；主观方面，是指能研究此事物的心灵。也称为“所界”、“能界”、“能”、“所”二字，这是佛典译语，常用作名词。将这两种观念结合，然后学问才产生。史学的客体，是过去和现在的事实；其主体，则是作史、读史者心中所怀有的哲理。

有客观而无主观，那么这部史书有魄无魂，称它不是史书也可以。（偏于主观而忽略客观的，即使有佳作，也不过是一家之言，不能称之为史。）因此善于写史的人，必定研究人群进化的现象，并寻求其公理公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现。历史与历史哲学虽然门类不同，总之，如果没有哲学的理想，一定不能成为良史，这是肯定的。虽然如此，寻求史学的公理公例，本来就不容易。像自然科学那样，材料完备，范围有限，所以其理例也容易获得。如天文学、物质学、化学，已经求得不可磨灭的公理公例，已经很多；而政治学、群学、宗教学等，则落在后面，都是因为现象繁杂深奥而尚未到达终点。

但这件事虽然艰难，而研究这门学问的人不可不努力。大致以前史家在这方面没有收获，弊端有两点：一是只知道局部之史，而不知道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或者局限于一地，或者局限于一个时代。如中国的史书，其地位仅仅叙述本国罢了，对于我国以外的现象，并不了解（以前其他国家的史书也是如此）。其时代，则上起书契以来，下至清朝末代为止；在此之前，在此之后，都不知晓。想要寻求人群进化的真相，必须合并人类全体进行比较，贯通古今文野的界限进行观察。

内从乡邑的法团，（凡是民间结集而成具有人格的团体，称为法团，也称为法人。法人，在法律上视之与一个人无异。一州的州会，一市的市会，乃至一学校、一会馆、一公司，都统称为法团。）外到五洲的全局；上自远古的石史，（地质学家从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进化的痕迹，称为石史。）下到昨日的新闻，哪一样不是客观应当取材的对象。综合这些来寻求其公理公例，虽然不能完备，而所得必定已经很多了。请问以前的史家，有能做到的人吗？二是只知道有史学，而不知道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即日本所谓的经济学），都与史学有直接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的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以及自然科学范围所属的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也常与史学有间接关系，哪一样不是主观应当凭借的。取各学科的公理公例而参验推求，虽然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定很多了。请问以前的史家，有能做到的人吗？

之所以必定寻求其公理公例，并非想要作为理论的美观而已，而是要将其应用于实用，要将其留给后人。历史，是用过去的进化，引导未来的进化。

我们享受今日文明的福泽，这是对古人已得的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繁殖此文明，又是对后人不可不尽的义务。而史家尽此义务的方法，就是求得此前进化的公理公例，而使后人遵循其理、按照其例以增加幸福于无穷。史啊史啊，其责任极重，而其成就极难。中国此前没有真正的史家，又有什么奇怪呢！而没有真正的史家，也就是我国进化迟缓的一个原因。

我愿与同胞国民，披荆斩棘以开辟此途。

以上说完“界说”。作者初研究史学，见地极浅，自觉其界说尚有未尽未妥之处，待我学日后之进化，再补正之。著者识。

论正统

（1902年7月5日）

中国史家的错误，没有比谈论正统更严重的了。谈论正统的人，认为

译天下不能一天没有君主，因此就有了统绪；又认为天上没有两个太阳、百姓不能有两个君王，因此就有了正统。

译所谓“统”，大概是指上天所确立、百姓所尊崇的；所谓“正”，大概是指一个是真实的，其余都是虚假的。

一千多年来，浅陋的儒生在这件事上固执地争辩，捋起袖子瞪大眼睛，笔战舌争，支离破碎，蔓延扩散，无法穷尽诘问。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他们自己被奴隶根性所束缚，又反过来煽动后人的奴隶根性罢了。

这是不能不辩驳的。

“统”这个名词是从哪里起源的呢？大概滥觞于《春秋》。《春秋公羊传》说：“为什么说‘王正月’，是为了强调大一统。”这就是后来儒生论述正统者所援引的依据。哪里知道《春秋》所谓的大一统，是相对于三统而言的，《春秋》的大义不止一个，而贯通三统确实是其重要端绪。贯通三统，正是为了阐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某一姓氏所能私有的，这与后来儒生所说的“统”，其本义已经完全相反了。所以那所谓的“统”，始于霸者私自占有天下，又害怕百姓不承认自己，于是制造这种说法来钳制百姓说：这是上天赐给我的，我生来就有特殊的权利，不是别人所能企及的。于是文饰这种说法说：“真正聪明的人，做百姓的父母。”说：“辨别上下，安定百姓的心志。”“统”既已确立，然后任凭他们作威作福，恣意妄为，野蛮粗暴，而不能称之为不义；而百姓中稍有刚强不屈的人，就被扣上不忠不敬、大逆无道等各种恶名，来铲除他们、摧折他们。这就是“统”这个名目得以确立的原因。《礼记》说：“得到百姓拥护的人成为天子。”如果是这样，没有“统”就算了，如果有“统”，那么开创基业并继承它的人，除了百姓还能是谁呢！所以西方优秀的史学家，都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的由来，以及其发展进步、盛衰兴亡的原因结果为主，实在是因为百姓有统而君主没有统。假如说君主有统，那也不过是一家的谱牒，一人的传记，而不能冒用整个历史的名号，让史学家们喋喋不休地争论。那么把国家的统系归属于君主，这本来就是把全国的人民视同无物，而国民的资格之所以永远坠入深渊而不能自拔，都是这一义理的错误造成的。

所以不扫除君主有统的错误见解，而想要写史，史书即使堆满屋子，也只是百姓的毒药罢了。

“统”的意义已经谬误，而正与不正，更不值得谈论。虽然如此，既然已有这种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已经深入人心，那么驳斥它，确实是不得已的。正统的辨析，始于晋代而在宋代盛行。

朱熹《通鉴纲目》所推定的正统，则是秦、汉、东汉、蜀汉、晋、东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本朝乾隆年间御批《通鉴》接着补充，则是宋、南宋、元、明、清。所谓的正统，就是这样。而他们作为理论依据来衡量正与不正的，大约有六件事：第一，以所得土地的多寡来决定正与不正。凡是统一天下的人，无论是什么人，都奉为正统，如晋、元等就是。

第二，以在位时间的长短来决定正与不正。虽然统一天下，但享国不久的人，都称为不正统，如项羽、王莽等就是。

第三，以前代的皇族后裔为正统，其余都为伪统。如蜀汉、东晋、南宋等就是。

第四，以前代的旧都所在地为正统，其余都为伪统。如因为汉而正统魏，因为唐而正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就是。

第五，以后代所承继者的来源为正统，其余为伪统。如因为唐而正统隋，因为宋而正统周等就是。

第六，以中国种族为正统，其余为伪统。如宋、齐、梁、陈等就是。

这六点互相矛盾，通于此则窒于彼，通于彼则窒于此。而根据《朱子纲目》及《通鉴辑览》等所定的正统，前后互相歧异，进退失据，没有一处是可行的。

请彻底清理它。如果以所得土地的多寡来决定，那么统一天下的人固然无可争辩，那些不能统一天下的人，自然应当以土地最多的为最正统。那么苻秦强盛时，南到邛僰，东到淮泗，西到西域，北到大碛，比司马氏的版图多出数倍；而在宋金交争的时代，金的疆域也有天下的三分之二，那么究竟谁为正统而谁为伪统呢？如果以在位时间的长短来决定，那么像汉唐等数百年，不必论了。至于拓跋氏的国运，超过宋、齐、梁、陈；钱镠、刘隐的世系，远长于梁、唐、晋、汉、周；而西夏李氏，始于唐乾符年间，终于宋宝庆年间，共三百五十余年，几乎与汉唐相当，土地也广袤万里，又谁为正统而谁为伪统呢？如果以前代的皇族后裔来决定，那么杞宋应当二日并出，而周朝就不能不退居为篡位者；而明李槃以宇文氏所臣属的萧岿为篡贼，萧衍保全了萧岿的性命而让他统治陈朝，以沙陀夷族朱邪存勖不知出处的徐知诰冒充李唐宗室而让他统治分裂的天下，这将被视为特识了。

而顺治十八年

译然而，南明的弘光、隆武、永历政权，尚且保留正统历法，却被视为闰位，这是为什么呢？究竟谁才是正统，谁又是伪朝呢？如果依据前代旧都所在地来判定正统，那么刘渊、石勒、慕容氏、苻坚、姚苌、赫连勃勃、拓跋氏所占据的土地，都是五帝三王的故地；女真所安抚的百姓，都是汉唐的遗民，那又该说谁为正统，谁为伪朝呢？如果依据后朝所继承、所源自的政权来判定正统，那么晋朝既然已是正统，而晋朝所源自的魏朝，为何就不是正统呢？先前既已认定蜀汉为正统，后来却又认定东晋为正统，而晋朝本是篡夺魏朝建立的，难道算是继承汉朝而兴起的吗？

译唐朝既然已经确立为正统，并且借由唐朝而确立了隋朝的正统，那么隋朝所由来的宇文氏，以及宇文氏所由来的拓跋氏，为什么不能算作正统呢？

先前确立陈朝为正统，后来又确立隋朝为正统，难道隋朝是因为灭掉了陈朝才开始拥有帝号的吗？又怎么知道谁才是正统，谁又是伪朝呢？如果以中原的种族来判定，这确实是爱国的公理、民族的精神，虽然混淆了“统”的意义，但尚且不违背“正”的名义。可惜几千年来，没有人将此作为目标。

李存勖、石敬瑭、刘智远，凭借沙陀三个小部落，窃取巴掌大的一块土地，却俨然被奉为共主；从宋朝到明朝的百年间，黄帝子孙没有一寸土地，而史家所说的正统，仍然像往常一样不断绝，那么究竟谁才是正统，谁又是伪朝呢？于是，那些坚持正统论的人，果然无法自圆其说了。

大体上，正统之说之所以兴起，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当时的君臣为了私利本国。司马光所说的：“自宋、魏以来，各国都有国史，互相排斥贬黜，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称南朝为岛夷，朱温取代唐朝，四方分裂，朱邪进入汴京，将朱温比作有穷篡夏、新室篡汉，废弃不列入历法纪年。这些都是出于私心的偏颇之辞，并非大公无私的通论。”（《资治通鉴》卷六十九。）

这确实是知言之论。自古以来的正统之争，没有比蜀汉与曹魏的问题更多的了。主张以都城为标准的，认为曹魏是真正的天子；主张以血统为标准的，认为蜀汉是宗室正统。而议论的变迁，往往取决于当时的境遇。陈寿主张曹魏，习凿齿主张蜀汉，陈寿生于西晋，而习凿齿生于东晋。西晋占据旧都，并且有所承继，如果不主张都城说，那么晋朝就是僭越了，所以陈寿确立曹魏为正统，是为了确立晋朝的正统。习凿齿当时晋朝已经南渡，如果不主张血统说，而仍然沿用都城说，那么刘渊、石勒、苻坚、姚苌就是正统，而晋朝就是僭越了。习凿齿确立蜀汉为正统，也是为了确立晋朝的正统。

后来司马光主张曹魏，而朱熹主张蜀汉，司马光生于北宋，而朱熹生于南宋。宋朝篡夺后周并定都汴京，与晋朝篡夺曹魏并定都许昌是同源的，司马光主张都城说，确立曹魏为正统，是为了确立宋朝的正统。

南渡后的宋朝与江东的晋朝处境相同，朱熹主张血统说，确立蜀汉为正统，也是为了确立宋朝的正统。

大概没有不是为了当时君主着想的！至于五代也被视为正统，更是宋人的谎言。那五代凭什么称得上是朝代？朱温是强盗，李存勖、石敬瑭、刘智远是沙陀犬羊的首领。朱温可以取代唐朝，那么侯景、李全也可以取代宋朝；沙陀三族可以取代中华之主，那么刘聪、石虎也可以取代晋朝。郭威不是夷狄也不是强盗，稍微接近正统，但他以黥面士卒突然崛起，功业默默无闻，趁人孤寡，夺取其巢穴而篡位自立，比起能平定寇乱的陈霸先，还如同奴隶一般。

况且他们五人掠夺的土地，不到禹域二十分之一，所享有的国运，合计只有五十二年，却可以用圣仁神武某祖某皇帝的名号来供奉他们吗？

供奉他们，是从宋人开始的。

宋朝取得天下名不正言不顺，推崇柴氏作为自己的受命之源，因而追溯上去，允许朱温取代唐朝，于是五代的名称就确立了。（以上采纳王船山的说法。）他们确立五代为正统，也是为了确立宋朝的正统。

至于本朝，以异域兴起，入主中原，与辽、金、元之前的事情相似，所以顺治二年三月，商议历代帝王祭祀典礼时，礼部上奏说，辽朝宋朝曾向其纳贡，金朝宋朝曾称其为侄，帝王庙祀，似乎不能遗漏，渐渐想要否定宋朝而确立辽、金为正统。后来虽然忌惮清议，不敢公然如此，但最终增加了祭祀辽太祖、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金太祖、太宗、世宗、章宗、宣宗、哀宗，后来又增加了祭祀北魏道武帝、明帝、孝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兔死狐悲，厌恶伤害同类吗？由此说来，几千年来喋喋不休地辩论正统与伪朝的人，都是当时的霸者以及霸者的奴隶，粉饰附会，以保全他们一家私产的谋略罢了！而在时过境迁之后，修史的人还慷慨激昂地替别人操心，在鸡虫得失上争辩不休，我不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

其二，是由于浅陋的儒生误解经义，煽扬奴性。浅陋儒生的说法，认为帝王是圣人神人。浅陋儒生的意思，认为一个国家那么大，不可能一时没有一个圣人神人，也不可能同时有两个圣人神人。当没有圣人神人时，那么无论他是乱臣、贼子、大盗、狗贼、仇敌、夷狄，都必定选取一个人或一个姓氏，将其偶像化并像祭祀尸祝一样供奉，说：这是圣人神人，这是圣人神人。当有多个圣人神人时，就在众多圣人神人中，抽签、下棋，选择其中一个人或一个姓氏来膜拜，说：这才是真正的圣人神人，而其余的都是乱臣、贼子、大盗、狗贼、仇敌、夷狄。不仅如此，同一个人，甲书称他为乱贼、偷盗、仇敌、夷狄，而乙书则称他为神圣。更甚者，同一个人，同一本书，今天称他为乱贼、偷

译盗贼、仇敌、夷狄，到了第二天就称颂他们为神圣了。

译圣人神人自是圣人神人，乱臣贼子自是乱臣贼子，小偷盗贼自是小偷盗贼，蛮夷狄人自是蛮夷狄人，他们人格上的差距，无法用里程来计算，一眼就能分辨清楚，不可能相互混淆，也绝对没有一个人能同时兼具两种身份。这是极其明显、浅显、通行、平正的道理，却偏偏不能施加于帝王身上！谚语说：“成功了就是王，失败了就是寇。”

这真是那些秉持正统论的史学家所奉为评判标准的准则。众人归附拥戴的称为王，窃取权力、祸害百姓的称为寇。

既然成了王，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绝不会堕落成寇；既然成了寇，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绝不会升格为王，两者之间绝无可能相互印证转换。比如美国人反抗英国而独立，这是王，不是寇，这是成功的例子。即使不成功，像菲律宾反抗美国、波亚反抗英国，也没听说有人把他们称为寇的。元人入侵日本，这是寇，不是王，这是失败的情况。

即使不失败，像蒙古蹂躏俄罗斯，掌控其主权数百年，也没听说有人肯承认他们是王的。中国却不是这样。兀术、完颜亮，在《宋史》中被称作贼、虏、仇敌，在《金史》中却是某祖某皇帝，而这两部史书都是由中国人编写的，同列为正史。至于诸葛亮被称作“入寇”、丞相被称作“出师”这样的差异，更不必说了。朱温、燕王朱棣，起初被称为叛贼、盗匪，忽然间就成了某祖、某皇帝。而曹丕、司马炎由名号变为公，由公变为王，由王变为帝，更不必说了。依据这些来谈论，我不能不为匈奴冒顿、突厥颉利之类的人感到悲哀，我不能不为汉代的吴楚七国、淮南王刘安、晋代的八王、明代的宁王朱宸濠之类的人感到悲哀，

我不能不为上官桀、董卓、桓温、苏峻、侯景、安禄山、朱泚、吴三桂

之类的人感到悲哀，我不能不为陈涉、吴广、新市、平林、铜马、赤眉、黄巾、

窦建德、王世充、黄巢、张士诚、陈友谅、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之

类的人感到悲哀。他们与圣人神人的差距不过寸许罢了，假如他们稍微有点天幸，能在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何愁千百年后那些才学广博、言论正直、倡导天经地义的史学家，

不奉上“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钦明文思、睿哲显武、端毅

弘文、宽裕中和、大成定业、太祖高皇帝”这样的尊号呢！而有内心非议的人就被称为大不敬，有直接指责的人就被称为逆不道。这不是我过激的言论。试想朱元璋的德行，哪里比得上窦建德？萧衍的才能，哪里比得上王莽？赵匡胤的功绩，哪里比得上项羽？李存勖的强盛，哪里比得上冒顿？杨坚传国的长久，哪里比得上李元昊？朱温略地的广阔，哪里比得上洪秀全？而他们都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巍巍然成为圣人了、神人了！

我没法给他们命名，只能称之为幸运与不幸罢了。像这样，史书不过是赌博罢了，儿戏罢了，鬼蜮伎俩的府库罢了，势利之人的丛林罢了。用这种态度来写史，怎么不会率领天下人沦为禽兽呢。而浅陋的儒生还嚣嚣然地说：这是天的常道，地的正义，人的伦理，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堤防。我不得不深深厌恶并痛恨那些浅陋儒生毒害天下竟然如此严重！

那么，如果不讨论正统也就罢了，如果讨论正统，我敢推翻数千年的定案而大声说：自周秦以后，没有一个朝代配得上这个名号。第一，蛮夷狄人不可以作为正统，那么胡元以及沙陀三小族必然被排斥，而后魏、北齐、北周、契丹、女真更不必说了。第二，篡夺不可以作为正统，那么魏、晋、宋、齐、梁、陈、北齐、北周、隋、后周、宋必然被排斥，而唐也不能免于被排斥。第三，盗贼不可以作为正统，那么后梁与明必然被排斥，而汉也像唯唯诺诺一样（意指同样不当正统）。那么正统应当在哪里寻求呢？回答说：正统在于国家而不在于君主，在于众人而不在于一人。舍弃国家而向君主寻求，舍弃众人而向一人寻求，必然没有正统可言。更没有正当可言。实在不得已的话，就像英、德、日本等立宪君主国家，用宪法来规定君位继承的法律，他们即位时，以敬守宪法的誓言向大众宣誓，而民众也公认他们，像这样的，大概还不违背“得丘民为天子”的道理，而对于正统或许接近了。虽然如此，我们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哪里有这样的情况？然而还在百步与五十步之间争辩不休，说什么统不统、正不正，我不得不认为他们愚昧而厌恶他们的虚妄！

以后如果有好的史学家，何不在我们国民系统的盛衰、强弱、主奴之间，再三留意呢。

论立法权

（1902年2月22日）

立法、行政、司法，各种权力分立，在欧美日本，已经成为陈旧的言论，妇孺都知道了。然而我们中国立国数千年，对于这些政治学原理，还没有发明的人。所以现在用粗浅平易的文字，略微阐释演绎一下，以期政治思想普及国民。篇中虽然偶尔祖述西方学说，然而所

译那些议论，大体上都是西方人不必论述便已明白的道理，从稍微通晓这门学问的人看来，大概就像辽东的猪、宋国人晒太阳那样，只觉得言辞多余罢了。然而在我们四万万同胞中，连这种极其粗浅的道理都不理解的，大概十个人中就有八九个，我又怎敢为了避免言辞多余而沉默不语呢。如果学者因此更加追求精微深奥的知识，那么我的言论被当作菅草蒯草一样抛弃，本来就是我所愿意的。

译第一节论述立法部门不可或缺。国家是具有人格的实体。（具备人的资格称为人格。）人必定先有意志然后才有行为，没有意志却有行为的，一定是患有疯病的人，否则就是他在说梦话的时候。国家的行为是什么？是行政。国家的意志是什么？是立法。

西方政治优于中国的方面不止一端，但探究其根本原因，则立法部门早已发达，确实是最为显著和重要的。西方自上古希腊时期，就有所谓的“长者议会”，由君主召集贵族，制定法律，颁布给民众；又有所谓的“国民议会”，凡是君主和贵族所制定的法律，必须向这个议会报告，让民众各自发表意见来决定是否同意，然后才施行。后来雅典的梭伦、斯巴达的来喀古士，都是伟大的立法家，成为国家的栋梁。罗马也是如此，起初有所谓的“百人会议”，由军人组成，每逢大事，都由他们议决；等到王统断绝之际，有所谓的“罗马元老院”和“罗马平民议会”，双方对峙，争夺立法权，久而久之终于相互调和，合并为“国民评议会”，所以后来虽然变为帝制，但罗马法的发展却独称完备，直到今天各国都尊崇它。等到条顿人与罗马交替兴起，就有所谓的“人民总会”和“贤人会议”，都是集合民众，由国王监督，来进行立法事务，逐渐进化，遂成为今日的国会，即所谓的“巴力门”。十八世纪以来，各国互相仿效，制度愈发完善严密，立法事业，更加成为政治上的第一关键，决定国家盛衰强弱的，都在这里。虽然立法权的归属及其范围的宽窄，各国有所不同，但总之，上自君主宰相，下至国民，都知道此事是立国的根本和源头，这一点是一致的。

可悲啊，可叹啊，我们中国建国数千年，而在立法事业上，竟然没有一个人留意。

《周官》一书，颇有立法的意味，每年正月悬挂法律于象魏，让民众阅读，虽然不是由民众自己制定，但仍有与民众共同知晓的意图。汉朝兴起，萧何制定律法，虽然那部书现在失传了，不知道制定的是什么样的，但即使从散见于群书中的汉朝制度来看，其沿袭秦朝旧制，没有大的增减，是可以断言的。魏明帝时，曾商议大规模召集朝臣，审定法制，也没有实行。北周宇文氏时期，苏绰得到君主信任，斐然有考察制度、修订文辞的意思，但所致力于的只是表面文章，不切实际。大概自周公到现在三千多年，只有王安石创设制置条例三司，能在行政之外另立法规，自成一部，实在可以说是中国立法权闪现一瞥的时代。可惜他所任用的人不对，而顽固虚伪傲慢的人，又成群结队地牵制他，所以这项事业一旦坠失千年，再也没有人过问。唉！荀子“有治人无治法”这一句话，误导了天下，于是使我们中华数千年，国家成为没有法律的国家，民众成为没有法律的民众，连立法部门都没有，至于它的权力属于谁就更不用说了；连法律都没有，至于法律的好坏就更不用说了。

立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就一个人来说，昨天的意志与今天的意志，今天的意志与明天的意志，常常不能相同。为什么呢？或者是因为内心的认知想法发生了变化，或者是因为外界的环境遭遇有所不同，人不能用几年前或几十年前的意志来束缚今天，这是很明显的。国家也是如此。所以必须常设立法部门，根据事态的发展，顺应民众的愿望，来建立制度、改变法度，以利于国民。各国设有议会，有的每年召开，有的隔年召开，实在是因为事态每天都有不同，所以法度也屡次修改。而我们中国，今天的法律沿袭明朝的法律，明朝的法律沿袭唐宋的法律，唐宋的法律沿袭汉朝的法律，汉朝的法律沿袭秦朝的法律。秦朝距离现在，两千年了，而法律还是这样。这有什么不同于三十岁的壮年人，却穿着婴儿用的锦缎绷带衣服，引导他跳婴儿用的象勺舞呢。这种弊端都产生于没有立法部门。君主和宰相既然因循苟且，害怕改变措施，又见识狭隘浅陋，不能长远规划；民间则不在其位，不敢代为谋划。

像涂抹胶水一样，日复一日，这真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腐败的根源就由此产生。

那些推崇荀子学说的人说：只要得到合适的人就可以了，何必执着于立法。

不知道一个人的时代很短，而法律的时代很长；一个人的范围很窄，而法律的范围很广；依赖人而不依赖法律，那个人死了，他的政令也就停止了。法律能够建立，贤明智慧的人固然能灵活运用法律来增加公益，愚昧不肖的人也能被法律束缚而不犯大错。

不论我们中国缺乏人才，即使人才众多，而二十多个省份的地方，一切民生国计的

译治理国家的事务，不是几十万上百万人不能分担承担的，哪里能找得到几十万上百万的贤良智慧之人来熏陶教化他们呢？

译既然没有人，又没有法，却想要把事务办好，怎么可能得到呢？人们将要建造一间房屋，尚且必须先画出它的图纸，估算它的材料，然后才动手去做。难道治理一国的政事，反而还不如建造一间房屋吗？

近年来，我们中国变法的议论屡次兴起，却没有看到成效，是因为没有设立立法部的缘故。

如果到现在还不致力于这件事，我知道再过几年、几十年，看不到成效的情况，仍然和以前一样。

今天上一道奏折，明天下一道谕旨，没有见识的人欢欣鼓舞，认为维新的治绩可以立刻见到，却不知道这些都是纸上的空文，毫无事实根据。不仅如此，条理错乱，脉搏跳动异常（比喻局势动荡不安），应该保留的却被革除，应该革除的却被保留，应该紧急处理的却被拖延，应该缓办的却被急办，还没看到好处，先遭受了弊端。没有其他原因，只是看到了西方政治效果的美好，却不知道使其美好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立法部罢了。

第二节 论立法与行政分权的道理

立法与行政分权的事情，西方早已实行，等到法国学者孟德斯鸠，更加阐明了其中的道理，确定了其范围，各国的政治，于是更加进化了。

这两者应该分开而不应该合并，这件事本来很容易明白。人有心魂来主管意志，有官肢来主管行为，两者各有职责而不能混淆。那个具有人格的国家，难道唯独不是这样吗？虽然如此，其利害所在，还不止于此。孟德斯鸠说：“如果想要得到良好的政治，必须政府中的各部门，不超越其职责才可以。但是担任其职务的人往往超越职责，这也是人之常情，是古今共同的弊病。所以设置官员、分配职责，各自管理自己的事务，必须让他们互相牵制，不让他们互相侵越。”

又说：“立法权和行法权，如果同归于一个人，或者同归于一个部门，那么国民一定不能保全其自由权。为什么呢？两种权力相合，那么有人可能借立法权来设立苛刻的法律，又借行法权来施行这些苛刻的法律，其弊端何止说得完！比如政府中一个部门拥有行法权，想要夺取国民的财产，就先依靠立法权，预先制定法律，命令各人的财产，都可以归给政府，再借其行法权来夺取，那么国民即使想起来抗争，也力量不能敌过，无可奈何罢了。”等等。这是孟氏分权学说的大概。

孟氏的这个论述，确实抓住了建立政治的根本。我们中国的官制，也最讲究牵制防弊的方法，但都是同一职责而互相掣肘，并不是能够厘清职责而使之均平。比如一个部门有七个堂官，一个省有总督、有巡抚、有两司、有诸道，都是为了防备侵越、互相牵制。却不知道只是互相掣肘，互相推诿，一事办不成，而弊端终究不能防止。西方人不是这样。凡是行政的事情，每一个职位必定专门由一人担任，授予他全权，让他竭尽才能来治理事务，功劳罪过都归属于他，这就叫做有责任感的政府。至于用来防备的方法，则是用立法权、司法权两权作为犄角之势。

（司法权另外论述。）立法部议定的法律，经过元首批准，然后下达给各司其职的行政官，让他们遵循执行。行政官如果想要有所兴办，必须向立法部陈述意见，得到其决议，才能施行。那些对于未定的法律而任意妄为的，叫做侵职，是侵职的罪；那些对于已定的法律而奉行不力的，叫做溺职，溺职也是罪。只要立法权确定，所立的法律良好，那么行政官断没有可以祸国害民的道理，所谓源头清澈的，其水流必定澄清，何必这样一一去防备呢。所以两者分权，确实是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根本。

我们中国本来连立法的事情都没有，那么其没有分权，更不用说了。但是古人还有话说：“坐着谈论道理，叫做三公，起来执行事务，叫做有司。”

似乎也稍微知道两种权力的界限了。汉朝制度有议郎，有博士，专门负责讨论商议，但他们的品级低下，权力微弱了。所谓分立，必定是彼此的权力，互相均平，行政者不能强迫立法者顺从自己。比如宋朝的制置条例司，虽然可以叫做有立法部，但不能叫做有立法权。为什么呢？其立法部不过是政府所设立的，是行政官的附庸，而分权对峙的态度，一点都没有存在。唐朝的给事中，常常有封还诏书的权力，其用来对抗行政官使其不能专断威柄的做法，好极了美极了；但是其所掌管的是非立法权，只能搜集一二小事，补救其末流，而不能改善其根本。至于近代遇到大事，也常常下诏让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督抚、将军会议，然而各自都有权，各自又都无权，既不是立法，也不是行政，名实混淆，不可思议。所以今天想要兴办新的治理，不划清立法权而着重思考它，是不能成功的。

第三节 论立法权的归属

立法权不可不分，已经听说了，那么这权力应当归属谁呢？归属于一个人吗，归属于众人吗，归属于官吏吗，归属于百姓吗，归属于多数吗，归属于少数吗？这些问题，应当用政治学的理论来说明。

英国学者边沁论述政治

译认为应当以求取国民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为正确目标。这种观点，近代研究政治学的人大多推崇它。立法是政治的根本，所以国民能否获得幸福，获得幸福的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都不可不在立法时加以决定。追求私利是人的本性，所以掌握立法权的人，必定致力于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这是情理和形势所无法避免的。

译那么，如果让一个人掌握权力，他所制定的法律必定有利于这个人；如果让众人掌握权力，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必定有利于众人。官吏与百姓的关系也是这样，少数与多数的关系也是这样。这件事本来就不能用公或私来论断善恶。一个人的自利固然算是私，众人的自利又何尝不是私呢？然而善恶之所以分明，是因为遵循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正确目标，众人的利益重于一个人，百姓的利益重于官吏，多数的利益重于少数，这是非常明显的。

那些禁止私下议论、随意诽谤的人被处死示众，谋反的人被诛灭三族，这不用问就知道是专制君主制定的法律；妇女可以被丈夫以七种理由休弃，一个丈夫可以有多个妻子，这不用问就知道是男子制定的法律；奴隶不能成为公民，农业雇工随同土地一起被买卖（俄国旧制就是这样），这不用问就知道是贵族制定的法律；信仰宗教不允许自由，祭司拥有特殊的权利，这不用问就知道是教会制定的法律。用今天文明的眼光来看，这些是恶法，本来不用多说。虽然如此，也不过是立法者只顾自己的利益罢了。如果像当今世人所称的文明法律，如人民的参政权、做官的权利，以及言论、集会、出版、迁徙、信仰等各种自由权利，又何尝不是由立法者只顾自己的利益而来呢？而一者野蛮一者文明，差别如同天渊，是因为前者的私利与政治的正确目标相违背；而后者的私利与政治的正确目标相符合罢了。

所以今天各个文明国家，都将立法权归属于多数国民。

那么，即使由一两个人掌握立法权，难道一定没有贤明的君主和智慧的宰相，能够忘记私利而谋求国民的公共利益吗？回答说：期望确实如此。但是谈论事情的人只谈常规不谈变数，依赖这种千年难遇的贤明君主和智慧的宰相，显然不如百姓依靠自己来得可靠。

况且《老子》不也说：“代替高明的木匠去砍木头，一定会伤到自己的手。”即使有贤明的君主和智慧的宰相代替百姓谋划，他们必定不能像百姓自己谋划得那样周密和完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立法权归属于百姓，不仅仅是为了国民个人的利益，实际上也是为了国家根本的利益。为什么呢？国家是由百姓聚集而成的，国民的幸福，就是国家的幸福。国家贫困的百姓多，必定是贫困的国家；国家富裕的百姓多，必定是富裕的国家，推而广之到各种事情，没有不是这样的。美国学者斯达因说：“国家发展的程度，取决于一个人发展的程度。”所以多数人共同谋求私利，而大公就出现了；合并多数人私利的法律，而公益的法律就存在了。

立法者代表国家的意志。过去认为国家是君主私有的，那么君主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立法权专门归属于君主本来是适宜的。现在政治学说已经非常明白，知道国家是一国人的公共财产了。而且内外时势越来越紧迫，从今以后，那种一个人私有的国家，终究无法在优胜劣败的世界中立足。

那么今天寻求国家意志所在的地方，除了国民还能归属谁呢！况且把立法权交给国民，实际上对君主的尊严并没有损害。英国、日本，就是明显的证据。君主依靠国家而获得尊严，国家依靠国民的幸福而获得幸福。

所以今天的君主，不仅为了公共利益考虑，应当把立法权交给国民，即使为了私利考虑，也应当这样做。如果不交给国民，那么百姓终究会有知道这权力是他们应该拥有的一天。等到他们自己知道了而自己去争取，那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覆辙，就让人寒心了。这就是欧洲、日本的明智君主，之所以急切地把这件事作为要务的原因。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1902年2月22日）

这篇文章与我几年前的论述相反对，所谓拿着我的矛来攻击我自己。现在是对的过去是错的，不敢保持沉默。

这是思想的进步呢，还是退步呢？我想用读者思想的进退来决定。

绪论

近十年来，忧国忧世的人士，往往高举三色旗帜在国内疾走呼号，一是保国，二是保种，三是保教。他们提出的义理不能说不高尚，他们的用心不能说不苦。像我这样不才的人，也是这旗帜下的一名小卒。虽然如此，以今天的脑力眼力观察大局，我私下认为我们从现在起，所应当努力的，只有保国而已，至于保种和保教，并不是最急迫的。为什么呢？他们所说的保种，是保护黄种人呢？还是保护华种人呢？界限很不分明。如果说保护黄种人，日本也是黄种人，现在已经勃然兴起了，难道还等待我们来保护吗；如果说保护华种人，我们华夏四万万人口，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即使沦为奴隶牛马，也没见能够灭绝。国家能保全，种族自然强大；国家不存，即使保护这些奴隶牛马，让他们繁殖十倍于今天，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保种这件事，就纳入保国的范围中，不能另外设立名号了。至于提倡保教的议论，他们的蒙蔽有几点：一是不了解孔子的真相，二是不了解宗教的定义，三是不了解今后宗教势力的变迁，四是不了解列国政治与宗教的关系。

现在试着逐一论述。

第一论：教不是人力所能保的

宗教与国家不同。国家是由百姓聚集而成的，舍弃百姓

译这之外便没有别的国家了，所以国家必定要依靠人力来保全它。教化则不是这样。

译教育的作用，在于保全人自身，而不是依赖他人来保全。按照优胜劣败的普遍规律来推论，如果一种教义是优良的，它必然能够战胜外来的邪说，越磨砺越晶莹，越压制越伸展，越束缚越传播得深远，其中自有一种所谓“灵感”的力量，通过呼吸般自然地影响人的意识，使人不得不追随它，哪里还需要等待别人来保全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像波斯的拜火教、印度的婆罗门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虽然一时借助人力达到了极盛，最终却不能在文明世界中存续，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不必保全”的说法。

再说所谓“保全”，必须是保全者的智慧能力远远超过被保全者，就像慈爱的父母保全婴儿，专制的英明君主保全百姓一样。（保全国家不在此列。国家是没有意识的，保全国家实际上是每个人自我保全罢了。）那些教主，是世间罕见的圣贤豪杰，是人类导师。我们自问自己的智慧能力，比起教主来如何？却轻率地说要保全他们，这是多么狂妄啊！

这难道不是自信力太大，而亵渎了教主吗？这就是“不应当保全”的说法。那么所谓“保教”，其名称首先就不符合逻辑，它不能成立也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论 孔教的性质与各宗教不同

现在主张保教的人，听到西方人说中国没有宗教，就勃然大怒，认为这是诬蔑我们，侮辱我们。这是因为不知道宗教究竟是什么。西方人所说的宗教，专指迷信和宗仰而言，其权力范围在肉体世界之外，以灵魂为基础，以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槃天国为终极，以来世的祸福为法门。各教虽然有精粗大小的不同，但大体是一致的。所以信奉宗教的人，最重要的是产生信仰，（基督教受洗时，必须通晓所谓十信经，即相信耶稣的各种奇迹。佛教有《起信论》。）最急切的是降伏邪魔。产生信仰，就是禁止人怀疑，窒息人的思想自由；降伏邪魔，就是坚守门户以排斥外人。

所以宗教并不是使人进步的工具，在人类进化的第一期，虽然有大功德，但在第二期以后，其弊端往往超过了功德。孔子则不然，他所教导的，专门是关于世界国家的事务，伦理道德的根本，没有迷信，没有礼拜，不禁止怀疑，不仇视外道，孔教之所以不同于各宗教，就在于此。直白地说，孔子是哲学家、经世致用的人、教育家，而不是宗教家。西方人常把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而不把他与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相提并论，确实抓住了真相。不做宗教家，对孔子有什么损害呢！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大概孔子立教的根基，完全与西方的教主不同。我并非一定要压制各宗教来赞扬孔子，只是孔教即使拥有其他宗教的势力，也不至于产生其他宗教的流弊。

那么以我们中国人的人物来看，像张道陵（即现在所谓张天师的初祖），可以称为宗教家；像袁了凡（专门提倡《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的人），可以称为宗教家。（宗教有大小，有善恶。埃及的拜物教，波斯的拜火教，可以称为宗教，那么张、袁就不能不称为宗教家。）而孔子则不能称为宗教家。宗教的性质，就是这样。

主张保教的人，往往想要设立教会，建立教堂，制定礼拜的仪式，著立信仰的规条，事事摹仿佛教、基督教，惟恐不像。这且不论它能否成功，即使能成功，诬蔑孔子不是太严重了吗！孔子不曾像耶稣那样自称为化身的帝子，孔子不曾像佛那样自称统领天龙，孔子不曾让人认为除了我的话之外都不可信，除了我的教之外都不可从。孔子是人，是先圣，是先师，不是天，不是鬼，不是神。强迫孔子去学佛、耶，以此来号称保全，那么所保全的必定不是孔教了。没有别的，只是误解了宗教的定义，而羡慕别人以至于忘记了自己本来面目罢了。

第三论 今后宗教势力衰颓的迹象

保教的言论从何而来呢？是害怕基督教的侵入，而思考抵制的方法。

我认为这种担忧，也太过分了。那些宗教，是与人类进化第二期的文明不相容的。

科学的力量日益兴盛，那么迷信的力量就日益衰退；自由的界限日益扩大，那么神权的界限就日益缩小。

今天基督教势力在欧洲，比起数百年前，不过只有十分之一二罢了。从前各国君主，都仰赖教皇的加冕来作为尊荣，现在则自己称帝；从前教皇拥有罗马的天府，指挥全欧洲，现在则成为意大利的寓公；从前牧师、神父，都有特权，现在则不允许参与政治。这在政界已经如此了。在学界，从前教育的事，全权属于教会，现在则改归国家。哥白尼等人的天文学兴起，教会多了一个敌国；达尔文等人的进化论兴起，教会又

译多出一个敌对国家。即使耗尽全部力量去排挤它，终究也无法做到，以至于到现在不得不迁就它的说法，改变自己的面貌来暂时弥补局面。像这样，耶稣教的前途就可以知道了。它汲取的精华多，使用的资源广，确实有那种“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情况，凭借千百年的势力，必定不会一下子就被消磨殆尽，这本来是不用说的。

译但从今以后，即便耶稣教能够保全其残余势力，也必定不再是数百年前的面貌，这是可以断言的。而我今天却想要模仿它衰败时的仪式，采取这种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下策，难道不是大可不必的吗！

有人说：那宗教虽然在欧洲逐渐衰微，但在中国却逐渐兴盛，我们怎么能不抵制它呢？这也不对。耶稣教传入中国有两个目的：一是真正的传教者，二是各国政府利用它来侵犯我国权利的人。中国人信奉耶稣教也有两种类型：一是真正信教的人，二是利用外国教士来对抗官吏、在乡间横行霸道的人。那些真正传教、真正信教的人，对中国有什么害处呢？耶稣教的长处，又怎么能诬蔑呢？我们中国胸怀宽广，如同千顷波涛，佛教容纳了，伊斯兰教容纳了，乃至张道陵、袁了凡的教派也容纳了，难道却对耶稣教有所吝惜吗？况且耶稣教传入我国数百年了，而上层人士信奉它的很少，它的力量必然不足以改变我国，这是显而易见的，却把它看得像老虎一样可怕，这是为什么呢？至于各国政府和乡间的坏人利用这个宗教来侵犯我国主权、扰乱我国政治，这又绝不是开设孔子会、提倡保护孔教就能抵抗得了的。只要政治清明，国家能够自立，那么学习格兰斯顿给予爱尔兰教会平等权利是可以的，学习俾斯麦、加富尔给予山外教徒限制也是可以的，主权掌握在我们手中，谁能侵犯它！所以那些主张保护孔教、抵制耶稣教的人，我看他们进退都没有依据。

第四，论述法律上信教自由的道理。那些主张保护孔教的人，自认为见解比普通人高出一等，却不知道这与近代文明法律的精神恰恰相反。现在这个理论固然不过是一句空话，而且如果这种理论日益盛行，而主张者掌握了一国的最高权力，怎么能保证他们不实行所怀抱的想法，而设立所谓的国教来强迫民众服从呢？果真如此，那么我国将从此多事端了。欧洲因为宗教派别的缘故，战争数百年，流血数十万，至今读史，还让人毛骨悚然、双腿发抖。

经过多次讨论，多次妥协，才将信教自由的条款写入国家宪法，直到今天，各国没有不是这样的，而因争教引发的祸患也几乎平息了。信教自由的道理，一是为了使国民品性趋向高尚，（如果特别设立国教，不信奉这个教派就不能享有完整的权利，那么国民中有人心里信奉其他教派，却因形势所迫，勉强自欺欺人地顺从，这是国家引导民众抛弃他们的诚信。信教自由的理论，这一点最为重要。）二是为了使国家团体归于统一，（从前信教自由的法律没有确立，国家中有两个以上教派时，常常互相敌视。）而尤其重要的是，划定政治与宗教的权限，使它们不相侵犯。政治属于世间法，宗教属于出世法。教会不能以其权力侵犯政府，这不用说，而政府也不能滥用其权力来干预国民的心灵。

（自由的道理：凡是任何一个人的言论、行为、思想，不致有害于他人的自由权，那么政府就不应干涉。我想信奉保护孔教，其利害都由我自己承受，对别人没有损害，所以别人和政府都不得干预。）因此这个法律实行后，治理教化大大进步。我们中国历史有一件事优于其他国家，就是数千年没有因争教引发的祸患。欧洲数百年的政治家，他们的心血和手段，有一半耗费在调和宗教、恢复政权这一件事上，其在近代史上的痕迹，历历可考。我们中国幸运而没有这种纠葛，这就是孔子留给我们的天然幸运。而现在却更想遵循西方的覆辙来制造这种界限，为什么呢？现在主张保护孔教的人，他们的力量固然不能使从今以后，耶稣教不进入中国。过去还是孔子是孔子，耶稣是耶稣，各自行使自由，两两并存而没有猜忌，无缘无故地划出鸿沟，树立门户，两者日益互相敌视，于是教争就兴起，而政争也将随之兴起。这是国民分裂的祸根。主张保护孔教的人不能不深思熟虑。

第五，论述保护孔教的说法束缚国民思想。文明之所以进步，其原因不止一端，而思想自由，是总的根源。

欧洲之所以有今天，都是因为十四五世纪时，古学复兴，摆脱了教会的束缚，洗刷了思想界的奴性，其进步于是充沛得无法阻挡，这是稍微研究历史的人所能知道的。我们中国学界的辉煌，人物的伟大，没有比战国时期更盛的，这是思想自由的明显效果。等到秦始皇焚烧诸子百家的言论，坑杀方术之士，思想就受到一次阻塞；等到汉武帝表彰六艺，罢黜百家，凡是不在六艺科目中的都坚决不予录用，思想又受到一次阻塞。自从汉朝以来，号称实行孔子教两千多年了，各种人都把所谓表彰某某、罢黜某某，作为一贯的精神，所以正统学问与异端有争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有争论。谈论考据就争论师承法度，谈论性理就争论道统，各自认为自己是孔教，而排斥他人认为不是孔教，于是孔教的范围日益缩小。渐渐地孔子变成了董仲舒、何休，渐渐地孔子变成了马融、郑玄，渐渐地孔子变成了韩愈、欧阳修，渐渐地孔子

译于是孔子变成了程伊川、朱晦庵，再进一步，孔子变成了陆象山、王阳明，再进一步，孔子变成了纪晓岚、阮芸台。这都是因为思想被束缚在一点上，不能自己开辟新的局面，就像一群老妇人得到一只果子，跳跃争抢；又像一群老妇人得到一枚铜钱，辱骂争夺，那种情状多么可怜啊！天地如此广大，学界如此广阔，谁能限制你们所到达的境界，而你们果真有所作为吗？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安于现状，固守一位先生的言论，那些稍微超出这个范围的东西，不仅不敢说，甚至也不敢想，这是两千年来保教派所造就的结果。难道孔子竟然会是这样吗？

译孔子撰写《春秋》，评判夏商周三代的兴衰，匡正历代君王的得失，甚至那些非常奇特、怪异难解的议论，也充溢在篇章之中。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正是因为他思想的自由。而那些自命为孔子门徒的人，却反而违背了他的精神来行事，这难道是孔子的罪过吗？唉，在当今学术日新月异、思潮泛滥的时代，如果还以保护孔教来尊崇孔子，这难道不应该停止吗！

况且当今提倡保护孔教的人，他们的方法也与过去稍有不同。他们想要扩大孔教的适用范围，于是拿近代的新学问、新道理来牵强附会，说某某是孔子已经知道的，某某是孔子曾经说过的。他们的一片苦心，我也敬重，但可惜他们严重歪曲了孔子，反而更加阻碍了人们思想自由的道路。孔子生活在两千年前，他不能完全知晓两千年后的事理学说，这有什么值得为孔子减损尊严的呢？苏格拉底不曾坐过轮船，但制造轮船的人不得不尊敬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不曾使用电线，但发明电线的人不敢轻视亚里士多德；这是事理和形势所必然的。凭借孔子的圣明智慧，他的见解与当今新学问、新道理暗中契合的地方一定很多，这不必多说。

如果一定要一一加以比附，把它们纳入孔教之中，那么这就不是因为这些新学问、新道理显然符合我的心意而遵从它们，只不过是因为它们暗中契合我的孔子而遵从罢了。这样看来，所爱戴的仍然是孔子，而不是真理。

万一在四书、六经中遍寻，最终找不到可以比附的内容，那么即使明知是铁案如山、不可改变的真理，也不敢遵从了；万一我所比附的内容，有人加以驳斥，说孔子不是这样说的，那也不敢不抛弃它了。像这样，真理终究无法馈赠给我们的国民。

所以我极其厌恶那些舞文弄墨的浅薄儒生，动不动就用西学来牵强附会中学，他们名义上是开创新局面，实际上却是保守，煽动并滋长了思想界的奴性。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活在今天文明灿烂的世界，罗列中外古今的学术，坐在堂上判断它们的对错，可以的就采纳，不可以的就抛弃，这难道不是大丈夫最痛快的事吗！一定要以古人为虾，而自己作为水母，那么你们究竟是想干什么呢？那么，用这种手段来保护孔教的人，不是诬蔑就是愚蠢，总之对国民绝对没有好处，这是可以断言的！

第六论：保护孔教的说法有害于外交。保护孔教妨碍思想自由，这是本论最大的目的。

其次，是说有害于外交。中国现在处于积贫积弱的时期，又正值外人利用教会的时候，而国民向来有仇视宗教的性质，所以自从天津教案直到义和团，几十年间，种种外交上极其艰难险恶的问题，起因于民众与教民争斗的几乎占十分之七八。虽然，那不过是无知小民挑起争端罢了。如今博学多识的士大夫，高高树立起“保护孔教”的旗帜，那么他们所写的文章、发表的演说，都不得不大声宣扬为什么一定要保护某种宗教的原因，那么他们痛骂基督教是必然的了。

争斗必然会有很多过激恶毒的言语，保护孔教的人难免会抑扬其词，修饰其说，以耸人听闻，这是恐怕小民仇视宗教不够有力而更加推波助澜。我说这些话，并不是劝国民去讨好外国人，只是举出一件事一定要计算它有利还是无利，有害还是无害，并且权衡利害的轻重。现在孔教的存亡，不是靠一个“保”字就能决定的；基督教的进入与否，也不是靠一个“保”字就能拒绝的；它的利益不可依赖就是如此。而万一因为我们的叫嚣，引起他人的叫嚣，将来再有像天津教案那样，因为一座教堂而索要知府、知县的脑袋；像胶州教案那样，因为两名教士而失去百里土地，丧失一省的权力；像义和团案件那样，因为几十个西方人的性命，而调动十一国的军队，赔偿五万万银元；那么为国家担忧，又会怎样呢？唉！天下的事情，开始时简单，结束时巨大。坚持保护孔教论的人，不要把我当作杞人忧天。

第七论：孔教没有灭亡的道理。虽然，保护孔教党的用心，我固然深深体谅并敬重。他们非常爱护孔教，越是爱护，就越担忧，害怕它将要灭亡，所以不再权衡利害，不再揣测力量，想要拿出移山填海的精神来保护它。但我认为抱有这种隐忧的人，才是真正的杞人忧天。孔教如同悬挂的日月，充满天地，万古不能消灭。其他宗教只以仪式为重，所以自由昌盛而仪式消亡；以迷信为归宿，所以真理明了而迷信替代。

它们与将来的文明绝对不相容，这是天演论的公理。孔教则不同，它所教导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人群之所以为人群的道理，国家之所以为国家的道理。凡此种种，文明越是进步，对其研究就越重要。近代大教育家多倡导人格教育的理论。

人格教育是什么？考察人之所以为人的资格，从而教育少年，使他们具备这种资格。东西方古今的圣哲，他们所说的符合人格的内容不一，但最多的莫过于孔子。

孔子实在将在未来世界的德育领域中，占据一个最重要的位置，这是我敢预先断言的。孔子对我们这一辈人的期望，并不是想要我们称他为救主，礼敬他为世尊。如今因为别人有救主、世尊的……

译名号，而我却没有，于是人们就因孔教将要灭亡而相互惊惧，这怎么能算是了解孔子呢！梭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比不上孔子也远了，而梭氏、亚氏的学说，却越是久远越是彰显，难道孔子反而要害怕这个吗！我敢断言说：世界如果没有政治、没有教育、没有哲学，那么孔教就会灭亡。如果有这三者，孔教的发扬光大，正没有止境呢！主张保护孔教的人，何不安心高枕而卧了。

译第八论：应当采纳各宗教的长处，以光大孔教。我之所以忠于孔教，自有其特殊的用意。那就是：不树立一个“我教”的界限，而是敞开门户，扩大领域，吸纳各宗教的长处融入其中，以此来滋养和壮大我们的孔子之道。那些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乃至古今各种宗教，都没有容纳其他宗教教义的度量。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以建立信仰为根本，以降伏异端为手段，追随者几乎就像妇女不能侍奉两个丈夫一样。所以佛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基督说：“独一无二，上帝真子。”它们的范围都是确定的，不能增减。孔子则不然，鄙陋之人可以穷尽事物的两端，三个人同行就可以从中找到老师，这是因为孔教的精神不是专制的，而是自由的。我们如果真正尊崇孔子，就应当直接继承他的精神，不要拘泥于他的外在形式。孔子创立教义，是针对两千年前的人而言的，是针对统一且闭关自守的中国人而言的。其中那些万世不变的普遍道理固然很多，但那些随时代推移而变化的具体教义也不少。孟子不说过吗：“孔子，是顺应时势的圣人。”假使孔子生活在今天，我知道他的教义一定会更有增减。现在我国国民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了，而是二十世纪的人；不仅仅是一乡一国的人，而且将成为世界的人。那么，我们师承孔子的意旨、接受孔子的恩赐，必定有新的所在。

所以，像佛教的博爱、大无畏、勘破生死、普度众生，基督教的平等、视敌如友、杀身成仁，这些意义虽然孔教本来就有，我选取其中特别广博、深切、明白的部分来互相阐明；如果孔教所没有的，我急忙取来全部包容，不敢吝啬；如果其中相反且对方更优的，我舍弃自己而顺从对方，不必吝惜。这不仅仅对于各宗教是这样，即使是古代希腊、近代欧美的哲学学说，有哪一样不可以兼容并包呢！像这样对孔教是有益还是有害？不用等待智者就能决断。孔子特意区别于狭隘的各宗教，为我们这些尊崇孔教的人开辟了这种法门，我们应当为此自喜，不可辜负这种天大的幸运。伟大啊孔子，伟大啊孔子！海阔让鱼跃，天空任鸟飞，用这种方式尊崇孔子，孔子的真谛才得以显现；用这种方式演绎孔子，孔子的道统才得以长久。

又何必小心翼翼地自我贬损，树立门户，划清界限，而说“保护孔教”呢！

结论：唉，唉！我这个渺小的人，过去是保孔教派的骁将，现在是保孔教派的大敌。唉，我的先辈，唉，我的故人，难道不会厌恶我的反复无常，讥讽我的模棱两可，而认为我有罪吗？虽然如此，我爱孔子，但我更爱真理！我爱先辈，但我更爱国家！我爱故人，但我更爱自由！我又知道孔子爱真理，先辈、故人爱国家、爱自由，比我更甚。

我因此自信，我因此忏悔。为两千年翻案，我不惜；与四万万同胞挑战，我不惧。我以此报答孔子对我的恩德，我以此报答各宗教教主对我的恩德，我以此报答我国民对我的恩德。

论政府与人民的权限

（1902年3月10日）

天下没有没有人民而可以称之为国家的，也没有没有政府而可以称之为国家的。政府与人民，都是构成国家的重要要素。所以说政府属于人民是不可以的，说人民属于政府更是不可的。因为在政府、人民之上，另有被称为“人格”（人格的意义在其他篇章中多次提及）的国家，来团结和统领他们。国家掌握唯一最高的主权，而政府、人民都生存于其下。重视人民的人，认为国家不过是人民的集合体，国家的主权就在个人（指一个人）身上。这种说法的极端，使得人民的权力无限，其弊端是，陷入无政府主义，带领国民回归野蛮。重视政府的人，认为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是灵活运用国家意志并使之实现的人，所以国家的主权就在政府。这种说法的极端，使得政府的权力无限，其弊端是，陷入专制主义，使国民永远无法进入文明。所以，构成一个完全至善的国家，必须以明确政府与人民的权限为第一要义。

因为人民权力无限而危害国家的事，在西方近代，偶尔也有，比如十八世纪末德国革命初期就是。然而，这种事非常罕见，纵观数千年的历史，大多是由于政府滥用权限，侵犯人民，从而导致衰败和动乱的，大概十之八九。中国又是其中最突出的。所以本论的宗旨，以政府对人民的权限为主要着眼点，以人民对政府的权限为附属。

政府之所以成立，其原理在哪里？回答说：在于民约。（民约的意义，由法国大儒卢梭倡导，近代学者常常驳斥其错误，但说这个意义违背国家起源的历史是可以的，说它违背国家成立的原理则不可以。即使憎恶卢梭的人，也无法反驳。）人如果不结成群体，就不能使内在精神发达，人如果不结成群体，就不能与外界

译因为竞争，所以一方面成为独立自营的个人，另一方面成为通力合作的群体。

译有人说，从独立自营发展到通力合作，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因为人是能够群居的动物，从最初就具有群居的本性，并不是等到国家群体成立之后才开始合作。既然已经合作，仍然常有独立自营的人存在，他们的独立本性并没有消失。所以，既独立又群居，既群居又独立，这正是人比万物宝贵的原因。这是进化论的普遍法则，不得不如此。既然已经形成了群体，那么群体事务的责任自然应当共同承担。然而，如果每个人都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群体事务上，那么他们个人自营的途径，必然会有所不足。于是人们互相商量说：我正从事农业，我正从事工业，我正从事商业，我正从事学问，没有空闲的时间，也没有多余的力量来治理群体事务，我们不如在群体中选出若干人，把事务全部委托给他们，这就是政府的意义。政府是代替人民承担群体治理责任的人，因此，想要确定政府应当尽到的义务和应当得到的权利，都不能不依据这个原理来判断。

那么政府的正当目标在哪里呢？回答说：在于公共利益。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法不止一种，但关键在于能够对内发展，对外竞争。所以，有一件事力一个人所不能做的，就由政府来做；有一个人的行为妨碍到他人的，就由政府来制止。政府的义务虽然千头万绪，但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帮助人民做到个人能力所不及的事情，二是防止人民的自由权受到侵犯罢了。

遵循这个原则并以此作为纲领，这就是政府值得宝贵的原因。如果不这样，那么有政府就像没有政府一样；更严重的，不仅不能帮助人民发挥自营能力，反而阻碍它；不仅不能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反而自己侵犯它，那么有政府还不如没有政府。几千年来，人民生活之所以艰难，政府之所以不能与天地同久，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政府的正当目标是不变的，至于它的权限，则随着民族文明与野蛮程度的差异而变化，变化是为了适应当时正当目标的需要。

比如父兄对待子弟，以引导他们成为完善的人为正当目标。当子弟年幼时，父兄的权限极大，一言一行，一饮一食，都要干涉，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他们成长。

子弟的智慧、道德、才能和力量，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那么父兄干涉的范围，也就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如果子弟已经到了成年和壮年，父母还像对待婴儿时期那样，一一加以干涉，那么对于子弟的前途，必定会造成巨大的危害。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国民也是如此。在人群幼稚的时代，人民的力量还不足以自营，如果没有人来督促他们，就会散漫无序，而利用资源、造福生活的方法就不能兴起；人民的道德还不足以自治，如果没有人来约束他们，就会互相侵犯越界，而欺凌杀戮掠夺的祸患就会无穷无尽。

在这个时候，政府的权限不能不强大。等到从动乱进入太平盛世，人民已经能够自营、自治了，如果还用野蛮时代政府的权力来对待他们，那么风俗强悍勇武的人，必定会愤怒激变，想要作乱，使政府岌岌可危，难以维持；风俗柔弱怯懦的人，必定会萎缩衰败，毫无生气，而其他群体就会趁机夺取他们的权力、占领他们的土地、奴役他们的人民，政府也随之化为灰烬。

所以，政府的权限与人民的进化成反比例，这边扩大那边就缩小，而它的缩小，正是为了扩大那边。

为什么呢？政府依靠人民的富裕而富裕，依靠人民的强大而强大，依靠人民的利益而利益，依靠人民的权力而权力。那些文明国家的政府，对于本国人民的权力，虽然每天都在让步，但与野蛮国家的政府相比，它们的尊严和荣光，却超过千万倍。

现在地球上除了棕色、黑色、红色三种野蛮种族外，大体上都是开化的人民了。那么他们的政府权限应当如何呢？

回答说：凡是人民的行为，有侵犯他人自由权的，政府就加以干涉；如果不是这样，就任凭人民自由，政府不应当过问。所谓侵犯他人自由，有两种：一是侵犯个人的自由，二是侵犯公众的自由。

侵犯个人自由的，用私法来制裁；侵犯公众自由的，用公法来制裁。私法、公法，都是由一国的主权制定的，（主权或在君主，或在人民，或君民共同拥有，根据国体的归属而产生差别。）而执行这些法律的，是政府。最文明的国民，能够自己立法并自己遵守，他们侵犯他人自由的情况越来越少，所以政府制裁的事情，花费的力气更少。史书上称尧舜无为而治，像今天立宪国家的政府，才真正可以说是无为而治。如果不是这样，政府正每天禁止人民互相侵犯自由，而政府自己先侵犯了人民的自由，这是政府自己犯了天下最大的罪恶。（西方哲学家常说：天下的罪恶，没有比侵犯他人自由权更大的了。）却想要以此命令人民，怎么可能做到呢！而且人民互相侵犯，有制裁的人；而政府侵犯人民，却没有制裁的人；这样人民的罪恶有望日渐减少，而政府的罪恶却将日渐增加。所以确定政府的权限，不仅仅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实际上也是为了政府的利益。

英国学者约翰·弥尔所著的《自由原理》

译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

译有人说：纵观古代希腊、罗马、英国的史册，人民常常与政府争夺权力。

那些君主，无论是世袭而来还是通过征服获得，凭借政府的权势，他们所施行的统治，不仅不顺应人民的喜好，反而加以压抑和蹂躏。人民无法忍受，于是爱国的义士挺身而出，认为人民的不安是由于君权无限，此后自由的义理才得以昌盛。人民用来保持自由的方法，不外乎两种：一是限定统治者的权力，与君主约定并获得其承诺，此后君主如果违背约定，就是违约失职，人民出力争抗，不能被视为叛逆；二是人民能够各自表达意见，体现在言论中，确立在律令里，以保障整体的利益。这第一种方法，欧洲各国早已实行；第二种方法，则是近代才开始发展，也逐渐有席卷天下的趋势了。

有人问：过去实行专制政治时，君主只知自己不知百姓，那么限制他的权力，确实是不得已。如今民政逐渐昌盛，一国的元首（元首，兼指君主国的君主和民主国的大统领），几乎都是由人民公选推举的，可以让他顺应人民的愿望、利于人民的利益，暴虐的事情，应当不会发生。既然如此，即使不限制权力也可以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即使是民政国家，如果政治权力界限不明确，人民终究得不到自由。为什么呢？民政国家，虽然号称人人自治而不受他人统治，其实绝非如此。一个国家中，不可能人人都拥有行政权，必然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别。他们施行的政令，虽然说是顺从人民的愿望，但所谓的民愿，并非全国人的共同愿望，实际上只是多数人的愿望罢了。

（按：民政国家必然有政党，能在议院占据多数的政党，就掌握了政府权力，所以政治，实际上是顺从国民多数的愿望。过去的政治学家认为政治应当以谋求国民全体幸福为目标，直到大儒边沁，才改称为以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为目标，因为事情的发展终究只能如此。）如果没有限制，那么多数中的一半，必然压抑少数中的一半，那些势力弱小的少数人民，将要失去自由，而这种多数的专制，比起君主的专制，其危害有时更加严重。所以政府与人民的权力界限，无论何种政体的国家，都不可以不明确分辨。

由此看来，即使在民权极盛的国家，权力界限的不可或缺尚且如此，何况民治尚未开化的国家呢？

《记》不也说吗：“上天生育百姓并设立君主，让他们管理百姓，难道是让一个人肆意凌驾于百姓之上吗？”

所以文明的国家，没有一个人可以肆意妄为，百姓如此，君主如此，少数如此，多数也如此。

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各有权利，每种权利各有界限。所谓权限，就是用来限制人不使其滥用自由。滥用自由，必然侵犯他人的自由，这叫做野蛮的自由；没有一个人能滥用自由，那么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自由，这叫做文明自由。

得不到文明自由，国家就没有能够成立的。

中国先哲谈论仁政，西方近代儒者倡导自由，这两者形式相同而精神截然不同，精神不同而目标仍然相同。为什么呢？仁政必然强调保护百姓，必然强调管理百姓。所谓管理和保护，其权力是无限的，所以谈论仁政的人，只能论述应当如此，却没有办法使其必然如此。即使是孔孟这样的至圣大贤，苦口婆心地教导，也不能禁止两千年来暴君奸臣相继出现，鱼肉百姓，为什么呢？因为统治者有权，而被统治者无权，施行仁政时，常有鞭长莫及、有名无实的担忧，而且不久就会熄灭；施行暴政时，则穷凶极恶，无法限制，流毒全国，历经百年也没有止息。圣明的君主贤良的宰相，既然千年难遇一次，所以太平的日子少而混乱的日子多。至于重视自由、确定权限的，国家事务的责任不专在一两个人身上，分工合作事情就容易成功，如果有善政，无不普及，想要行暴的人，随时随地都受到牵制，不仅不敢，而且不能，因此一旦治理好就不再混乱。

所以说谈论政府与人民的权限，是指政府与人民处于平等的地位，约定并确定其界限，而不是说政府赋予人民权力。（凡是人必须自己拥有这个东西，然后才能给予别人，民权不是政府原本就有的，从哪里给予呢？孟子说：“天子不能把天下给别人。”也是因为天下不是天子所能拥有的缘故。）赵孟所尊贵的，赵孟也能使之卑贱，如果政府能赋予民权，那么也能剥夺民权，我所说的形式相同而精神截然不同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先圣先贤所留下的教诲，竟然比不上西方的糟粕吗？这又不对，因为时代不同。我固然说政府的权限，要根据人民文明与野蛮的程度来决定比例差异。

在两千年前，正值人群进化的第一期，如同扶着床沿学步的孩童，事事都需要依靠父兄的照顾，所以孔孟以仁政为独一无二的大义，那时政府所应有的权力，

译对于应当尽到的责任，本来就应该如此。政治的根本目标，在于公共利益罢了。如今将自由视为公共利益的根本，过去将仁政视为公共利益的途径，这就是所说的精神不同但根本目标仍然相同的情况。但我们既然生活在今天，经过两千年的浸润与进步，已经显然地抛弃童稚之心成为成年人，摆脱野蛮习俗而进入文明境界了，怎么能不寻求自我供养和自主治理的方法，却还像哇哇啼哭的幼儿一样，仰赖保姆的喂养呢？或者掌握政府权力的人，又怎么能始终把我们的百姓当作玩弄的孩童呢？明确权力的界限吗？这是建立国家的根本，实现太平的源头，除了这个，还有什么途径呢！

译政治学学理摘录

（1902年9月2日、10月16日）

近代欧美各国宪法及其他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条件，大多应用最新最确切的学理。乍一看，其言辞简练，不必多言。然而我国人士，知晓此理者极少，我不揣冒昧，根据涉猎所及，便引申如下进行解释。

内容杂乱不一，首尾不齐全，不足以称为著述，所以命名为“摭言”。

君主无责任论

凡是立宪君主国的宪法，都特别规定一条：君主无责任，君主神圣不可侵犯。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这是过渡时代的绝妙法门，这是防止革命的首要措施。

君主是一国的元首，处于行政机关的核心位置。凡是行政者不可不承担责任。行政者如果不负责任，那么即使有立法机关，也是虚设，所公定的法度，终必有被践踏的一天，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终究无法和谐，这是立宪国家的大忌。既然如此，作为行政首长的君主，反而明确其无责任，让他得以随心所欲，岂不是与立宪精神相矛盾吗？然而哪里知道立宪政体之所以美妙的地方，全在于此。

宪政的源头，就是英国。英国人有句常说的话：“君主不能作恶。”

从表面来看，这可以说是极其无理的话。君主也是人，人性中既然可能使人做不善之事，难道他登上皇位就有所不同吗？虽然如此，考察英国今日的实际情况，这话确实可信。用什么来证明呢？所谓君主的恶行，一是任用不孚众望的大臣以祸害百姓，二是百姓所希望的善政而不施行，三是百姓所厌恶的弊政而强行推行。英国又是怎样的呢？英国宪法都是不成文的，所以各种权力范围的消长，其沿革不得不从历史中考证。

现在考证英国任命大臣的先例，自1689年威廉三世采纳桑达兰的建议，命令下议院中占多数党派的领袖组织政府，以后沿袭成为定例。

凡是得不到议院多数赞成的人，不得在政府任职。到了安妮女王时代，这个先例更加确定。当时首相马尔博罗，本是保守党领袖，等到战事爆发，保守党虽然反对，而进步党赞成，政府最终没有更换，这就是证据。到了詹姆斯三世时，虽然想独揽政权，任用私人，最终被议会抵制，不能实现其志向。到詹姆斯四世、威廉四世时，王权的限制更加严格，等到前皇维多利亚在位的六十年间，这个先例更加铁案如山，不可动摇。此后格兰斯顿、迪斯雷利两强对峙时代，每当大选时，执政党察视议会上不如反对党的多数，就不等召开国会而自行辞职。

由此看来，英国政府各大臣，不是由君主的意思任免的，其任免之权，都在国民手中。

因此，君主不能任用失民望的大臣以祸害百姓，这是确定的，这是君主不能作恶的第一点。英国在查理二世、威廉二世时代，凡是政府会议，君主也列席并发表意见。

詹姆斯一世以后，这个先例就废除了，一切政略，由大臣执行，君主绝不过问。

大臣办理政务，不经君主批准不能施行，这固然没错；然而，如果大臣因为不能实行其政略的缘故，想要辞去职务，而国会赞成大臣，一定要要求其实行，乃至各选举区都赞成国会的这一要求，那么君主便不得拒绝。所以名士安逊曾说：“英国自1714年以后，君主与大臣，其实权易位；以前是君主经大臣之手来治国，此后则是大臣经君主之手来治国。”由此看来，英国君主不能阻挠百姓所希望施行的善政，这是确定的，这是君主不能作恶的第二点。

自亨利八世以来，君主屡次独断办理外交事务。到了詹姆斯三世以后，直到今天，凡是君主接见外国使臣，必须由外务大臣陪席，其与外国君主往来的书信，不经首相或外务大臣过目，不能发出，而君主特权的自由，几乎都丧失了。

不仅仅在外交方面如此，在内政方面也是如此。詹姆斯四世时，曾有爱尔兰人被判死罪的公开审判，国王想自行行使特权，命令爱尔兰总督赦免他，首相罗伯特·皮尔反对，说不经责任大臣之手，不能行使此权，此事于是停止。

从此以后，国王更加不敢随心所欲了。由此看来，英国君主不能强行百姓所厌恶的弊政，这是确定的，这是君主不能作恶的第三点。直白地说，英国君主岂止是不能作恶，即使是善事也不能做。然而称此不称彼，是因为恶行归咎于大臣，善行则归于君主罢了。虽然如此，那位君主既然肯完全委托其权力给国民所信任的大臣，而不与他们争权，这就是最大的善了，那么即使说英国君主能行善不能作恶，谁说不对呢！

译人如果到了既不能行善、也不能作恶的地步，那么他对万事就毫无责任可言，这难道还需要问吗！所以英国国民，无论贵贱、贫富、老幼、男女，没有谁是没有责任的，只有君主才是真正没有责任的。英国的宪政，是各国宪政的源头，因此凡是实行宪政且拥有君主的国家，没有不把“无责任”这一条刻写在宪法条文中的。虽然君主行使特权的范围，确实有宽窄的不同，但其精神实质，都是从英国来的。所谓君主无责任，就是这样罢了，就是这样罢了。

译君主之所以一定要让君主没有责任，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是为了避免革命。（这个道理本来非常浅显，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而在实行立宪君主制的国家里的学者，大多不肯揭穿来说明。日本人尤其忌讳这一点，于是给它美化说，因为君主神圣所以没有责任，因为有特权所以没有责任。）凡是负有责任的人，如果不尽到责任就应当离职，如果不尽到责任又不离职，那么处于监督地位的人，按照惯例就可以判他的罪并放逐他，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儒家关于君主政体的言论，是主张君主负有责任的，所以说：“残暴害人的独夫，称为‘一夫’，只听说诛杀‘一夫’，没听说弑君。”所以说：“君主看待臣下像泥土草芥，那么臣下看待君主就像仇敌。”所以说：“商汤周武的革命，顺应天命而符合人心。”（《春秋》的大义，凡是君主被孔子所谴责的，不胜枚举，谴责他们，都是因为他们不尽责任。孟子关于责任的意义，尤其深刻明显。他对齐王说：“朋友让妻子儿女挨饿受冻怎么办？狱官不能治理案件怎么办？全国境内治理不好怎么办？”这都是用来唤醒责任观念的。又说：“寻求牧人和草料而得不到，是返回给那个人呢，还是站着看他们死去呢？”这都是责任的意义。）这些都是用来显示监督人所应该行使的权利。那代表一个国家而处于行政核心地位的人，他的责任不像寻常的责任那样，十件事中九件尽责而一件不尽责，就已经不可以占据那个职位了。而那位君主，终身都处于这个核心地位，短的几年，长的几十年，即使是舜禹再生，怎么能保证没有百分之一的失误呢？有了失误而百姓隐忍，今天可以隐忍那一次，以后就可以隐忍那百次，那么政治就会紊乱、国家就会衰败了。有了失误而百姓不隐忍，那就是革命永远没有止境了。一个人的身体，几十年之久，其责任难以完全履行，本来就是这样，何况是以世代继承为礼制，预测世数可达几十代，预测年数可达几百年的呢？

像这样，君主与责任，在势态上本来就不能并行。重视君主，就不能不牺牲责任；重视责任，就不能不牺牲君主，而孔孟却想两者都获利而同时存在，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君主，有负责任的名义，却没有负责任的实质，而革命的祸患，也在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原因。

西方百姓知道是这样，认为凡是掌握一个国家行政实权的人，不可以不负责任；既然负责任，就必须随时可以罢免或留任，而不能让一个人一个姓氏永远占据那个职位。而所谓的实权，或者在元首那里，或者在元首的辅佐那里。如果在元首那里，那么那位元首就必须确定一个任期，到期就替换，像古罗马的“执政官”，现在美国、法国的“总统”就是这样；如果想要元首不频繁更换，那么其实权就不能不移交给元首以下的一个职位，当今世界立宪君主国所说的责任大臣就是这样。所以一个国家的元首，只有没有实权才可以有固定的位置，只有没有固定位置才可以有实权，两者任选其一，都可以建立国家；混合两者兼而有之，国家没有能够建立的，即使建立了，也没有能够在今天物竞天择的场合长久存在的。君主没有责任真是好啊，君主没有责任真是狡猾啊！

君主没有责任，所以责任都在大臣身上。凡是君主制定一项法令，颁布一项命令，如果没有大臣的副署（在君主之后署名），就不能实行。所以那些不符合民意的法令，百姓可以攻击诘难，说：我们的君主本来不能做坏事，现在做了坏事，都是副署的人助长迎合造成的。所以即使指责他们的政治也不算不敬，罢免安置那些人也不算犯上。而那些副署的人，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众人的目光和指责之下，自我检点自我勉励，而一国的政务才得以完善。

好到了极点，君主没有责任使得这样。

有人说：汉朝的制度，有灾异就策免三公。（孔子的意义，凡是君主都对上天负有责任，所以有灾异，君主应当恐惧修省。）这不是责任大臣的意思吗！它与欧洲现在的制度难道相同吗？回答说：不是这样。

必须君主没有责任，然后才可以责成大臣。像汉朝的制度，是把对待世子的方法施加给伯禽之类的人。周公辅佐成王，成王有过错，就鞭打伯禽，伯禽并没有力量禁止成王的过错，假使成王不贤明，那么伯禽将整天被鞭打，伯禽真是冤枉啊！汉朝的制度，君主在上独裁，宰相不过是出纳命令的喉舌，到了衰微时期，连这出纳的权力，都移给了尚书，移给了中书，而三公还像李代桃僵那样代人受过，真是冤枉到了极点！如果立宪国的责任大臣，那么君主不仅不能阻止他，也不能帮助他。那宪政最完善的英国不用说了，就像德国，君权比较兴盛（德国任免宰相不以议会的多数少数为进退标准），而在1882年8月，宰相俾斯麦请求德皇下诏书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反对党首领波因氏，就在议院斥责他推卸责任，而把皇室当作怨恨的对象，后来俾斯麦就失去了民心，而不得不让位给贤能的人。日本以皇统统一为夸耀，人民尊王的心最盛，而去年

译三月份，伊藤内阁因为贵族院反对议院法案，请求天皇下达手谕进行劝解，全国舆论哗然，指责他违犯宪法，借皇权来维护自己，不久伊藤便请求退休。这都是君主不允许协助大臣的惯例。至于英国议院，则惯例不允许提及君主的名号，也不允许陈述君主的意图来表决议案，如果有这样做的人，就被视为大不敬，这种防范的措施可谓极其严密了。如果不这样，那么责任内阁制的实际效果，就没有能够实现的。

译说：像这样，立宪国家的君主，其作为虚位元首的性质就十分明显了。然而，为什么还保留这种制度而不加以废除呢？回答说：这是过渡时代的实际情况。天下为公，选拔贤能，这固然是百世不变的根本原则。

虽然如此，但各个民族的性质和境遇，千差万别，有的适合民主，有的还不能立即适合民主。既然不适合，那么君主就不可以不设立；君主既然设立了，那么想要他安定而不危险，想要他治理而不混乱，除了这样做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况且，责任内阁制有时确实比民主制更优越！（我另有论述。）君主没有责任，君主神圣不可侵犯，这两者不过是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罢了。正因为君主没有责任，所以可以不侵犯；正因为不可侵犯，所以不可以有责任。《易经·文言》解释“亢龙”时说：“地位尊贵却没有实权，高高在上却没有民众，因此行动就会有悔恨。”这大概是立宪君主的写照，没有行动就没有悔恨，没有责任就不受侵犯。如果不是这样，要么损害君主，要么损害国家，不损害国家就损害君主。唉，危险啊，岌岌可危啊！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今日欧美所谓的文明，这都属于过渡时代的文明。其证据不一，其中最通行的政治学说，即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是其中之一端。

如果像佛家所说众生全体的最大幸福，像孔子、耶稣所说人类全体的最大幸福，那当然更好，但即使做不到，像卢梭等先辈所说国民全体的最大幸福，也是次一等的，无奈今日都不可行。今日的世界，是一个利害矛盾的世界，对此有利，必然对彼不利，或者此方的利益增加，彼方的利益就不得不稍微减少。于是双方常常相互搏斗，而制胜者只依靠强权。在野蛮时代，强权常专属于少数人，所以幸福也常在少数人手中，而获得幸福者的多数或少数，就是文明程度的正比例。所以纵观数千年的世运，幸福的范围，总是竞争得越激烈就越广阔，从最少数人进展到次少数人，从次少数人进展到次多数人，从次多数人进展到大多数人，再进展到最大多数人。将来果真能有国民全体、人类全体都获得最大幸福的一天吗？我不敢断言。但在今天，“最大多数人”这一说法，我相信是无法替代的。

日益趋向于多数人，这是天演论的公例，不可逃避。虽然如此，也依靠人力。所以学理正确，其进展必然迅速；学理错误，其进展必然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的情况也有。西方人正因为领悟了这种学理，所以数百年来，常常顺应自然的趋势而前进。在中世纪末期，贵族与国王争夺政权，贵族是多数，国王是少数。

（英国宪法原本就是贵族与国王争夺而得来的。）十六七世纪，人民与教会争夺政权，人民是多数，教会是少数。十八九世纪以来，平民与贵族争夺政权，平民是多数，贵族是少数。从今以后，劳动者将与资本家争夺政权，劳动者是多数，资本家是少数。凡是多数与少数争夺，起初必定受挫，最终必定伸张，这虽然是进化之理不得不如此，但常常依靠学理来左右。因为有学理，多数的弱者敢于争斗，而少数的强者不得不退让。今日欧美的政治，都是这一争一让所形成的结果，将来或许能将这幸福的范围越扩越大，以至于达到世界大同的境界，也是一争一让所形成的结果。

有宗教言论来劝导退让，有哲学言论来劝导争斗，两者相辅相成，世运才得以日益进步。

西方的政治，确实很依赖这一点。中国儒家的言论，都是教导退让的言论。对于在上位有权力的人，教导他们保护百姓，教导他们养育百姓，教导他们利于百姓，都是引导他们退让而不让他们滥用强权；对于在下位无权力的人，则教导他们恭敬顺从，教导他们服从，也是引导他们退让而不让他们触犯强权的锋芒。假如上下能够互相退让，不也很好吗？无奈只有退让而没有争斗，那么弱者必定越来越弱，强者必定越来越强，而世界终究无法得到公平。我过去著《饮冰室自由书》，其中有一条论述放弃自由的罪过，其中说：“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是天演学的公例。人人各自谋求生存，就谋求胜利，谋求胜利就谋求优秀，谋求优秀就扩充自己的自由权而不知满足，不知满足就必然侵犯他人的自由。谈论自由的人，必定说人人自由，但以他人的自由为界限。自由为什么有界限？假设有两个人在这里，各自谋求胜利，各自谋求优秀，各自扩充自己的自由权而不知满足，他们的力量线各自向外伸展，伸展不停，两条线相遇，两种力量互不相让，于是界限就出现了。

如果两人的力量有一个是弱者，那么强者所伸展的力量线，必定侵入弱者的界限，这是必然的趋势，是不必忌讳的事情。”

所以假如多数的弱者能够善于进行争斗，那么少数的强者自然不得不退让。如果说只有退让罢了，弱者退让而强者不退让，又将怎么办？那么

译那些权力和幸福，势必会被那些不肯退让的人全部夺走。因此，中国的教义，虽然以全人类的幸福为目的，但其政治的结果，实际上却让豪强和民贼独占幸福，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译幸福产生于权利，权利产生于智慧。所以《诗经》说：“自己谋求多福。”

幸福这种东西，一定是自己谋求而自然得到的，不是别人能够给予的。在一个群体中，有智慧的人是少数，那么享受幸福的人就是少数；有智慧的人是多数，那么享受幸福的人就是多数；有智慧的人是绝大多数，那么享受幸福的人也就是绝大多数。它们之间的比例大概有一定的规律，丝毫不能差错。所以谈论治国的人，决不能随意地说：我给予国民以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罢了。如果使民众不能自己拥有幸福的源泉，而想要强行给予他们，没有不双方都遭受弊害的。所以德国人祭志埃氏近著中，极力强调多数愚昧的人压制少数智慧的人，是当今社会治理的弊病。而俄国宗教总监坡鼈那士德夫氏，也著文极力抨击政党及议院政治的弊端，他们的言论都极大地震动了学界。多数幸福优于少数幸福，这是天经地义，无可辩驳的。而这类异端言论，为什么能插嘴议论呢？

为什么能打动人心呢？这是因为智慧的程度没有达到大多数，而想要幸福的程度达到大多数，没有不百弊丛生，从而给反对者留下借口的。西方尚且如此，何况今天的中国呢！那么，我们最大多数的国民想要得到最大幸福，也应该思考自我处世的法则。法国的儒波流氏写了一本书，名叫《今世国家论》，也驳斥代议政体的弊端，但他的论旨与德国的奈氏、俄国的坡氏不同。波流的意思，认为代议政治是多数人的专制。少数人专制多数人固然不可以，多数人专制少数人也不可以；为了少数人的幸福而牺牲多数人的幸福固然不可以，为了多数人的幸福而牺牲少数人的幸福也不可以。这固然是太平大同的理想言论，无奈当今世界文明的程度，还不足以谈论到这个境界。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除了最大多数最大幸福这一原则，还能有什么呢？所以说：今日欧美所谓的文明，是过渡时代的文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则是连过渡时代都未能达到的。可悲啊！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1902年11月14日）

想要革新一个国家的民众，不可以不先革新一个国家的小说。所以想要革新道德，必须革新小说；想要革新宗教，必须革新小说；想要革新政治，必须革新小说；想要革新风俗，必须革新小说；想要革新学术技艺，必须革新小说；乃至想要革新人心，想要革新人格，必须革新小说。为什么呢？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支配着人道。

我现在且提出一个问题：人类的普遍性，为什么喜欢其他书籍不如喜欢小说呢？回答的人一定会说：因为小说浅显容易理解，因为小说快乐而多趣味。这固然不错。

虽然如此，还不足以完全说明其中的情由。文章浅显容易理解的，不一定是小说；寻常妇女儿童的信函，官方的文书，也不是有艰深难读的内容存在，可是谁喜欢它们呢？不仅如此，那些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士人，能够阅读上古经典，能够注解虫鱼草木，他们看待渊深古奥的文章与平易浅显的文章，应该没有选择，可是为什么唯独喜欢小说呢？这是第一种说法有所未尽。小说以赏心悦目为目的的固然很多，然而这类小说并不很被世人看重，那些最受欢迎的，一定是那些令人震惊、惊愕、悲伤、感动的，读了之后产生无数噩梦，抹去无数眼泪的作品。如果说因为想要快乐而喜欢这些，那么为什么偏偏选取这些相反比例的东西来自我折磨呢？这是第二种说法有所未尽。我深思熟虑，穷究推究，大概有两个原因：凡是人的本性，常常不能以当前的境界而自我满足；而这蠢蠢的躯壳，所能接触、所能感受的境界，又顽固狭隘短浅而至有限；所以常常想要在其直接以接触、以感受之外，间接有所接触、有所感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这种识想，不仅利根众生有，即使钝根众生也有。

而引导其根器，使其日渐趋于钝，日渐趋于利的，其力量没有比小说更大的。小说，常常引导人游历于其他境界，而变换其常接触、常感受的空气。这是其一。人的恒常情态，对于自己所怀抱的想像，所经历过的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以为常而不察觉的。无论是哀、是乐、是怨、是怒、是恋、是骇、是忧、是惭，常常好像知道是这样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要摹写其情状，心里不能自我理解，口中不能自我表达，笔下不能自我传达。有人出现了，和盘托出，彻底揭露，于是拍案叫绝说：好啊好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感动人的深，没有比这更甚的。这是其二。这两者实在是文章的真谛，笔舌的能事。

如果能够批开此窾、引导此窍，那么无论是什么等的文章，都足以移人。而在各种文章之中能够极其妙而神其技的，没有比小说更过的。

所以说：小说是文学的最上乘！由前面的说法，则理想派小说被崇尚；由后面的说法，则写实派小说被崇尚。小说种类虽然很多，未

译有能够超出这两派范围之外的人。

译况且小说支配人心的力量，还有四种：第一种叫“熏”，所谓熏，就像进入云烟之中被其烘烤，靠近墨汁朱砂之处被其沾染，《楞伽经》所说的“迷智为识，转识成智”，都依靠这种力量。人读一部小说，不知不觉之间，眼识为之迷乱，脑筋为之摇荡，神经为之专注，今天变化一二，明天变化一二，刹那之间，相断相续，久而久之，这小说的境界，就进入人的心灵并占据它，成为一种特别本质的种子。因为有这种种子，日后又有所触动和感受，天天熏染它，种子越发茂盛，又用它去熏染他人，所以这种种子就可以遍布世界。一切物质世界、生命世界之所以形成、之所以存在，都以此为因缘。而小说则高高在上，具备这种威德来操纵众生。第二种叫“浸”，熏是从空间来说的，所以它力量的大小，取决于范围的广狭；浸是从时间来说的，所以它力量的大小，取决于时间的长短。所谓浸，是进入其中与之共同变化。人读一部小说，往往在合上书本后，几天甚至几十天还不能释怀。读完《红楼梦》的人，必定有余恋，有余悲；读完《水浒传》的人，必定有余快，有余怒。为什么呢？是浸的力量造成的。同样是佳作，但篇幅越繁复、事实越多的，它浸染人的程度也就越深！就像酒一样：喝十天的酒，就会醉百日。我佛从菩提树下起身，就宣讲了那么一大部《华严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三种叫“刺”，刺，是刺激的意思。熏、浸的力量，利用的是渐进；刺的力量，利用的是顿悟。熏、浸的力量，在于让感受者不知不觉；刺的力量，在于让感受者突然觉察。所谓刺，就是能在刹那间忽然产生异样的感觉而不能自制。我本来和蔼温和，但读到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飞云浦受困，为什么忽然怒发冲冠？我本来愉悦快乐，但读到晴雯被逐出大观园、黛玉死在潇湘馆，为什么忽然泪流满面？我本来严肃庄重，但读到王实甫笔下的琴心相挑、酬简传情，侯方域笔下的眠香、访翠，为什么忽然情动？像这样的，都是所谓的刺激。大体上，脑筋越灵敏的人，他受到的刺激就越迅速且剧烈。但归根结底，必定以书中所含刺激力的大小为比例。禅宗的一棒一喝，都是利用这种刺激力来度化人的。这种力量的运用，文字不如语言。然而语言所能覆盖的范围，不能广、不能久，于是不得不求助于文字。在文字中，文言不如俗语，庄论不如寓言，所以具备这种最大力量的，非小说莫属！第四种叫“提”，前三种力量，是从外部灌输使其进入；提的力量，是从内部解脱使其出来，这实在是佛法的最上乘。凡是读小说的人，必定常常好像把自己化作书中人——进入书中，成为书的主人公。读《野叟曝言》的人，必定自比文素臣；读《石头记》的人，必定自比贾宝玉；读《花月痕》的人，必定自比韩荷生或韦痴珠；读梁山泊故事的人，必定自比黑旋风或花和尚；即使读者自己辩解说没有这种心思，我也不相信。既然把自己化作书中人进入书中了，那么当他读这本书时，这身体已不再属于自己，截然离开这个世界而进入那个世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网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达到极致！那么，如果书中的主人公是华盛顿，读者就会化身为华盛顿；主人公是拿破仑，读者就会化身为拿破仑；主人公是释迦、孔子，读者就会化身为释迦、孔子，这是毫无疑问的。度化世人的不二法门，难道有超过这个的吗？这四种力量，可以笼罩一世，养育群伦，教主之所以能建立教门，政治家之所以能组织政党，无不依赖于此。文人能得到其中一种，就是文豪；能兼具四种，就是文圣。拥有这四种力量而用于善，就可以造福亿万万人；拥有这四种力量而用于恶，就可以毒害千万年。而这四种力量最容易寄托的，只有小说。可爱啊小说！可畏啊小说！小说作为一种体裁，它容易进入人心已经像那样，它的作用容易感动人又像这样，所以人类的普遍习性，喜欢其他文章不如喜欢小说，这大概是心理学自然的作用，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这又是天下万国凡是有血气的人无不如此，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百姓。既然已经喜欢它了，而且普遍喜欢它了，那么小说在一个群体中，已经像空气像粮食一样，想躲避无法躲避，想排斥无法排斥，而每天与之呼吸、咀嚼。在这里，如果空气中含有污秽物质，如果粮食中含有毒性，那么生活在这里的人，必定憔悴，必定生病，必定惨死，必定堕落，这不用占卜就能断定。在这里如果不洁净空气，不挑选粮食，那么即使每天用参苓喂养，每天用刀圭施治，而这一群体中人的老、病、死、苦，终究

译无法挽救。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国社会治理腐败的总根源，就可以认清了。我们中国人那种追求状元宰相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小说。我们中国人那种迷恋佳人才子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小说；我们中国人那种崇尚江湖盗贼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小说；我们中国人那种相信妖巫狐鬼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小说。像这样的情况，难道曾经有人提着他们的耳朵去教导他们，或者通过口耳相传去传授给他们吗？然而下至屠夫、厨师、商贩、士兵、老妇、孩童，上至达官贵人、高才博学之士，所有这些思想必定占据其中一种。没有人刻意驱使，却好像有人驱使一样。这是因为上百种小说的力量直接或间接地毒害人们，竟然严重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有不喜欢读小说的人，而这些小说既然已经逐渐侵蚀社会，形成了一种风气；那些未出生的人，固然已经承受了这种遗传；那些已经出生的人，又再次受到这种感染。即使是贤明智慧的人，也无法自我超脱，所以称之为间接影响。

译如今我国的百姓，迷信风水堪舆，迷信面相命理，迷信占卜算卦，迷信祈祷驱邪，因为风水而阻挠铁路修建、矿山开采，为了争夺坟地而全族械斗，杀人如割草般容易，因为迎神赛会每年耗费百万金钱，浪费时间、滋生事端，消耗国家实力，人们都说这都是因为小说的缘故。如今我国的百姓，羡慕科举功名如同追逐腥膻之气，追求官爵俸禄如同竞逐猎物，奴颜婢膝，寡廉鲜耻，只想着用十年苦读、深夜行贿，来换取回家向妻妾炫耀、在乡里横行霸道那一日的快感，以至于名节大防扫地以尽，人们都说这都是因为小说的缘故。

如今我国的百姓，轻易背弃信义，权谋诡诈，反复无常，苛刻凉薄，以至于人人都有机心，举国如同荆棘丛生，人们都说这都是因为小说的缘故。如今我国的百姓，轻浮薄行，沉溺于声色犬马，缠绵于床笫之间，在春花秋月间吟风弄月、缠绵悱恻，消磨了少壮年活泼的生命力；青年子弟，从十五岁到三十岁，只把多情、多感、多愁、多病当作一件大事，儿女情长多了，风云气概少了，甚至做出伤风败俗的行为，毒害整个社会，人们都说这都是因为小说的缘故。如今我国的百姓，绿林豪杰遍地都是，天天有桃园结义，处处有梁山盟誓，所谓“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斥在下层社会的脑海中，于是形成了哥老会、大刀会等组织，最终导致义和拳兴起，京城沦陷，招致外敌入侵，人们都说这都是因为小说的缘故。唉！小说对人群的陷溺，竟然到了如此地步！竟然到了如此地步！圣人大哲数万字的谆谆教诲尚且不足，而文人书商的一两本书却足以败坏人心！这件事既然越发被高雅君子所不屑提及，那就越发不得不专归文人书商之手。而它的性质、地位，又如同空气、如同粮食一般，是社会中无法回避、无法摒弃的东西，于是文人书商，竟然掌握了一国的主权并加以操纵。

唉！如果长久这样下去直到永远，那么我国的前途，还可以问吗？还可以问吗？

所以，今天想要改良社会治理，必须从小说界革命开始！想要革新国民，必须从革新小说开始！

新民议

（1902年11月30日、12月30日）

叙论：天下必定先有理论，然后才有实事，理论是实事的母亲。凡是理论都是为了造就实事，即使高尚如宗教的理论，深远如哲学的理论，其目的和结果，在于改良人格，增进人道，无一不是为了实事着想；至于政治家、法律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言论，更不用说了。所以，理论如果对实事没有益处，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理论。

虽然如此，理论也有两种：一种是理论的理论，一种是实事的理论。理论的理论，又是实事的理论的母亲。这两者的范围，不能截然分开。

比较而言，宗教、哲学等，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可以称为实事的理论。虽然如此，其中又有等级差别。仅以经济学这一部分来说，有所谓经济学原理，有所谓应用经济学，有所谓经济政策。将第一类与第二类比较，前者是理论的理论，后者是实事的理论；将第一、第二类与第三类比较，前两者都是理论的理论，后者是实事的理论。推及其他学科，无不如此。

理论的理论，与实事的理论，两者也有先后吗？回答说：两者互为先后。

民智程度尚低的时候，人们没有归纳综合的思想，只选取眼前最近的各个问题，研究其利害得失，所以实事的理论在先，而理论的理论在后。虽然如此，这类理论，错误的常常十之八九。等到民智稍有进步，便事事寻求其公例，各学科探求其原理，公例原理一旦获得，便推广并依据它来审视社会治理的各种现象，以破除弊端而寻求正确，所以理论的理论在先，而实事的理论反而在后。这是各国学界共同经历的阶段。

我国从今以前，都是最狭隘、最混杂、最谬误的种种“实事理论”的时代；直到今天，所谓的理论的理论，才开始萌芽；至于正确的实事的理论，还远远没有达到。

两者也有优劣吗？回答说：没有。理论的理论，范围广远，目的高尚，然而如果没有实事的理论，就无法付诸应用；实事的理论，范围繁密，目的切实，然而如果没有理论的理论，就无法衡量其真伪。两者相互依存才能成就，缺一不可。想要用理论来改变天下的人，不可不在这两者上同时推进。

我撰写《新民说》，想要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的根源，并以他国之所以发达进步的情况进行比较，使国民知道生病所在，从而自我警戒、自我鞭策进取，这实在是理论的理论中最粗浅、最空泛的部分，况且我国民今日还不足以谈论实事界。虽然如此，从事理论的人，最终不可不追求其实用效果。

译（若只有空谈）；而没有关于实际事务的理论，那么实际事务终究无法实现。如今只是对我国腐败堕落感到痛心疾首，但用来拯救和治理国家的途径又在哪里呢？

译仅仅艳羡别国的发达进步，而想要追随并达到同等水平的途径在哪里？这正是我们国民今天最迫切紧要的问题。以我浅薄的学识，对于中外各大哲学家高尚广博的理论，未能窥见万一，加上中国地大物博，国民性情的复杂，历史传承的深远，外界感受的日日变化，而国内又没有统计，没有比例，现在想要选取群体中的种种问题进行研究和论定，谈何容易，谈何容易？虽然如此，国民的责任，不能不自我勉励；报馆的天职，不能不自我承担。不揣浅陋，想要提出一些基于实事的理论，来与热爱群体、爱国的人士相互商讨、相互激励，这就是《新民议》写作的原因。

我思考，我反复思考，今日中国群体治理的现象，几乎没有哪一样不应当从根本处摧毁清除，破除旧习而建立新制。天演物竞的道理，民族如果不适应时势，就不能自我生存。我国数千年来，凭借锁国主义立足于大地，与之竞争的，仅限于本群体内部，优劣的比例，大致相等，虽然其中甲胜乙败，乙胜甲败，但遭受其弊端的，不过是本群体中的一部分，而其他部分，也常常有所偏进而足以相互补偿。

所以综合整个群体来统计，觉得它仍然遵循进化的公例，日积月累，而比过去稍好一些，国人因此相互安于现状，认为这种群体治理的组织，不足以成为弊病。一旦与优秀的其他民族相遇，形势显露而处于劣势，处处失败，处处困顿，国人于是惊愕相视，知道是这样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些稍有见识的人，说这都是因为政府的腐败、官吏的束缚造成的。政府、官吏的无状，是一国退化的重要根源，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但是如果说除了这一点以外，其余的都尽善尽美，可以不用改革，而能存立于五大洲竞争的场所，我认为这是太早做打算了！我国以开化最古老闻名于天下，在三千年前欧洲野蛮之时，我国的文明文物，已经足以与欧洲的中世纪相媲美。

由于自满自足，墨守旧习，至今过了三千多年，而所谓的家族组织、国家组织、村落组织、社会组织，乃至风俗、礼节、学术、思想、道德、法律、宗教一切现象，仍然理所当然地与三千年前没有区别。这些旧组织、旧现象，在以前进化的初级时代，何尝不是群体治理的大效？但哪里知道顺应于昔日的，不能顺应于现在，顺应于本群体的，不能顺应于世界，以至于今天千疮百孔，被天行大圈所淘汰，无处不失败。导致衰弱的原因复杂而非单一途径，所以救治的方法，也是药方繁重而非单一术数。唉，这难道可以专门归咎于一两个人，专门寻求于一两件事吗！所以我现在从种种方面，普遍进行观察，将病根所在，搜集剔除，并参考今日文明国家通行的事实，对照我国历史的传承与现今的情况，寻求可行的方法，期望渐进，作《新民议》。

禁早婚议。谈论群体的人必定从家族开始，谈论家族的人必定从婚姻开始，婚姻确实是群体治理的第一位。中国婚姻的习俗，应当改良的不止一端，而最重要的就是早婚。

凡是越野蛮的人，其婚姻越早；越文明的人，其婚嫁越迟。

根据统计学家的说法，历历在目，不可诬蔑。婚嫁的迟早，与身体成熟及衰老的迟早，有密切关系，互为因果。（因为早熟早老，所以不得不早婚，那么乙是因而甲是果；因为早婚的缘故，所遗传的种族愈发早熟早老，那么甲是因而乙是果。）社会学公理，凡是生物适应进化的程度，而成熟的时期，长短各异。进化者达到成熟，所经历的岁月必定多，以人与鸟兽比较，其迟速显然不同。虽然同为人类，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劣者速熟，优者晚成，而优劣的比例，常与婚嫁的迟早成比例。印度人结婚最早，十五岁生子视为平常，而其衰落也特别快。欧洲人结婚最迟（其中条顿民族尤其严重），三十岁未娶视为平常，而其民族强健，老而益壮。中国、日本人的结婚，迟于印度而早于欧洲，所以其成熟衰老的期限，也在两者之间。所以想要观察民族文明野蛮的程度，也只看其婚嫁而已。即使是同一民族中，那些居住在偏僻山野的人，婚嫁的年龄，必定比城市居民早，而其文明程度，也常常低于城市居民一等，这是因果相应的道理，丝毫不容假借的。

我现在请极力陈述早婚的危害：（一）危害养生。少年男女，身体都未成熟，而让他们同居，妄自斫丧其元气，危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不仅如此，年纪较长的人，情欲稍减，自我控制的能力稍强，常能有所节制，而不至于损害本性；如果年少

译这些人，他们的智力尚且幼稚，他们的经验又很浅薄，往往沉溺于一时肉欲的快乐，而忘记了终身痼疾的痛苦，因此自我残害，这样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我听说伦理学家说：“每个人对于自己都有应当尽到的义务。”

译大抵因为人的生存，今日的利害往往与明日的利害相违背，放纵一时的情欲，就是日后堕入苦海的祸根。

所以人生平均寿命六十年，分析开来，共有二万一千九百一十五日，既然每天的利害各不相同，那么一天就可以看作是一个人。这样看来，六十年中，恰如有利害各异的二万余人，互相接续，前后排列居住，其现象与二万余人同时居住在一个社会中相同，只不过他们是横向排列而这是纵向计算罢了。这二万余人中，如果有一人纵欲过度，损伤身体，那么排在后面的，必定亲身承受他纵欲所带来的祸患，严重的中途夭折，次等的也半生萎靡废弛。中途夭折，就是今天的我杀死了明天的我；半生萎靡废弛，就是今天的我侵犯了明天的我的自由。如果一个人杀死一个人，一个人侵犯另一个人的自由，在法律上尚且要按危害群体的罪行严厉惩处，何况是用今天的我一个，去杀死未来的成千上万个我，侵犯未来的成千上万个我的自由，其罪行之重大，哪里是精于计算的人所能算尽的呢。一群人中，互相残杀，互相侵犯自由，那么这群人必定无法成立，这是所有人都明白的道理。由此说来，如果一群人中每个人都自杀，每个人都侵犯自己的自由，那么这种群体效应的结果，又该是多么可怕呢。谁知道早婚这件事，正是自杀的利刃，和侵犯自身自由的专制政体。我们中华民族，没有活泼的气象，没有勇敢的精神，没有深沉雄健强毅的魄力，其原因虽然不止一端，但早婚也确实难辞其咎。一个人如此，就成为废人；积累众人成为国家，国家也就成为废国。中国之所以弱于天下，都是由此造成的！

（二）危害于传种。中国人以善于传种闻名于天下。综合世界的人口数量，我国占三分之一，这也足以自豪了。然而，可以依赖吗？

根据生物学家的说法：天地间每天所产出的生物，其数量实在像恒河沙一样无量无数，不可思议，如果出生的就能长成，那么一雄一雌所产的（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类），不到一千年，它们的子孙就会充满全球，没有剩余立足之地。那么今天在这世界上萌芽、游泳、飞翔、奔跑、蠕动、行走、制作的各种生物，不过是它们所产卵、所怀胎、所生育的同类亿万京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孵化的有亿而养育的只有一，养育的有亿而活着的只有一，活着的有亿而成长的只有一，这种淘汰的残酷祸患，如此难以避免。所以人之所以贵于万物，文明人之所以贵于野蛮人的原因，不在于善于孵化、善于养育，而在于善于使他们存活，善于使他们成长。传种的精义，就是这样罢了。使他们存活、成长的方法不止一端，而体魄的健壮，养育教育的得当，尤其重要。所以想要对国家尽到传种义务的人，（第一）必须年龄具备为人父母的资格；（第二）必须有能力承担为人父母的责任。像这样的人，才能为国家获得优良的种子；不然的话，只是白白消耗传种的力量于无用之地。不仅如此，而且会使一国的种子腐败，国家没有不衰退的。我们中国是以家族为本位的（西方人以个人为本位，中国以家族为本位，其中的道理很深长，容待另文论述）。古代贤人的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全国的人都对此兢兢业业。有子女的人，刚离开襁褓，长辈就孜孜不倦地把替他们谋划结婚当作头等大事。甚至有三十岁就抱孙子的，亲戚族人视为家族喜庆，社会认为是人瑞。他们的意思难道不是说：这将昌盛我们的后代吗。

然而哪里知道这种开花不结果的种子，有它反而不如没有它更好。根据统计学家的说法：各国中人民的废人、病人、夭折者、弱者、愚钝者、犯罪者，大多是早婚父母所生子女占多数。（美国玛乐斯密、日本吴文聪所著的统计书籍，列表非常详细，现在为避免繁琐不全部引用。）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身体和神经都未发育完全，其资格不足以养育优良的子女。

（有人或许反驳这个观点，举出古今名人中也有属于早婚者子女的例子作为证据。不知道这只是偶尔出现的例外罢了，凡是论事总不能举例外，必须以多数为依据。比如那些主张女权的人，举出妇女中一两个优秀的人，作为妇女脑力不亚于男子的证据；又如中国维护科举的人，说科举中也往往有人才，从而认为科举没有弊端，都不是确切的论断。加藤弘之《天则百话》曾著论《答客难》，现在不全部引用。）所以那些早婚者的子女，在他们初婚时代所生的，既然已经因为资格不足，无法得到优良的种子；等到婚后十年或二十年，男女已经成熟，似乎所生的应该优良了，然而在这十年、二十年中，已经犯了第一条危害养生的公例，摧残殆尽，父母都变得衰弱，

译并且又因此将衰弱的体质遗传给晚生的子女，这样从头到尾都是衰弱的。既然我因为早婚而生了虚弱的孩子，那么孩子就比我身体虚弱；孩子又因为早婚而生了虚弱的孙子，那么孙子又将比孩子身体虚弱。

译像这样代代相传，越来越衰弱，每况愈下，即使我们的祖宗有雄健活泼、虎视天下的气概，又怎能承受得住几代之后就消亡灭绝呢？况且，衰弱的后代，不仅对父母的前途毫无益处，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拖累。

如果一个家庭的子弟衰弱，那么这个家庭必定衰败；如果一个国家的子弟衰弱，那么这个国家必定灭亡。从前斯巴达人有了孩子，必须经过政府检验，如果认为孩子的体魄不符合斯巴达公民的资格，就将其丢弃在狭窄巷道的寒冰之中，毫不顾惜，这难道是因为残酷残忍吗？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的种族就无法在世界上竞争优胜。而中国人只把多生孩子看作人生最大的幸福，不再过问所生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人，秉持这种宗旨，那么早婚难道不是符合策略的吗？中国人口之所以在世界上独占鳌头，说是早婚的恩赐；中国民力之所以在世界上特别衰弱，说是早婚的报应。民族之所以能够立足于天地之间，难道是因为人多吗？是因为人强啊！谚语说：“凶猛的鸟即使有上百只，也不如一只鹗。”凭借数万英国人（现在英国驻印度的常备兵仅有八万人），驾驭三万万印度人，却显得从容不迫。我国旅居外国的人不下数百万，却沦为别人的牛马；外国人旅居我国不过一万，却掌握着我们的主权。种族的繁多难道值得依赖吗？过去处于没有外部竞争的环境，优劣胜败，只取决于本族，何尝不可以自我生存？无奈那些膨胀而来的人天天紧贴着我们。所以从今以后，如果不淘汰弱种，只传承强种，就无法再延续我们祖宗即将断绝的祭祀。

古代贤人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是这个意思。一个家族没有后代，尚且被视为罪过；一个国家没有后代，又该怎么办呢？想要国家有后代，必须从禁止早婚开始。

（三）有害于启蒙教育。国民教育的开端，家庭教育占有一席之地。儿童在怀抱中、在膝下时，最富有模仿的天性。父母给他们展示值得效法的人格，顺着他们智识的萌芽加以引导，那么将来学校的教育、社会的教育，就能事半功倍。这个道理，稍微研究过教育学的人，都能说出来。人一定要学业完成，经验丰富，然后他的言论举动，才能成为后辈的模范，所以必须二十五岁或三十岁以上，才具有做父母的能力。那些早婚的人，自身还带着童心，却突然担当起为一国教育子弟的责任。难道没有一两个早慧的人，不辜负这个责任吗？然而因为不熟悉教育正道而耽误了婴儿的，本来就有十分之八九。自己耽误了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可惜的，却不知道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所能独自占有的，他们实际上是国民的一员，是一个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一个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如果都被今天昏庸的人所残害，国家还能有什么指望吗？所以不禁止早婚，国民教育就将无处施展。

（四）有害于求学。早婚不仅对未来的教育有害，而且对现在的教育也有害。各国教育的通例，大致小学七八年，中学五六年，大学三四年，所以想要接受完全教育的人，所经历的时间必须在十五六年以上。

普通人大概七八岁才开始拜师学习，那么他一门专门学业的成就，不能不等到二十二三岁以后。在此之前，都是所谓的求学年龄。在这个求学年龄中，一生的升降荣辱，都在这里决定了。如果有荒废、有废弃，那么他的智、德、力三者，必定有不如他人的地方，从而不足以在自然选择的竞争中获胜。一个人荒废了、废弃了，那么他在本群体中就是劣等者；一个群体的人都荒废了、废弃了，那么这个群体在世界上就是劣等者。早婚的人把他们求学年龄中最重要的部分，突然投入到春花秋月、缠绵歌泣、床第缠绵的领域，消磨了他们风云进取的气概，耗损了他们寸阴尺璧的时光，即使有聪慧的资质，也没有空闲从事高等事业，于是不得不改而就下等劳力来自我供养。这类人的子孙日益增多，就是一个群体中下等民族日益增加的原因。国民的资格逐渐趋向卑下，都是由此造成的。

（五）有害于国家生计。政治经济学的公理，一定是生利的人多，分利的人少，然后国家才不会衰败。所以必须让一个国家的人，都独立自营，不依赖别人，不拖累别人，这样人民各自尽自己的力量，而享受自己所尽力量的报酬，一个国家中常常绰绰有余，这就是国力得以舒展的原因。依据这个公理，人一定要估量自己一年的收入，在自我供养之外，还足以抚养妻子儿女，然后才可以结婚。人在二十岁以前，谋生的能力，未能充实，形势使然。

所以必须等到求学年龄已经结束，确实掌握了一门自营自活的职业，不拖累别人，不拖累自己，然后才可以谈论婚姻之事。现在早婚的人，他们自身还仰食于父母，一旦娶妻，不到几年，儿女成行，在这里不抚养他们吗？那就是对未来的群体不尽责任；在这里抚养他们吗？我自己谋生的能力，尚且不足，形势不得不仍然仰给于我的父母。我自身直接仰给

译对于我的父母，他们累赘先辈已经非常严重了；甚至连带我的妻子儿女，也间接依靠我的父母供养。我父母的生产力虽然极大，他们怎么能凭一人的力量承担十几口人的责任呢？我们中国的民俗，大抵都是凭一人之力承担十几口人的责任，所以所生产的利益，不足以补偿所分配消耗的，因而一国的总财富日益微薄。然而这过错不在被拖累的人，而在拖累他人的人。没有能力养活妻子儿女却胡乱结婚，这是以拖累他人为职业，是一群中的蛀虫，无耻到了极点。不仅如此，谚语说：“贫穷的人往往孩子多。”贫穷的人孩子多，并不是生理学上的普遍规律。他们因为早婚的缘故，男女同居的时间太长，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只以生养小孩为职业，所以孩子越多，孩子越多就越贫穷。贫穷，不是孩子多的原因，而是孩子多的结果。贫穷且孩子多，势必即使想安于贫困也做不到，强悍的人会成为盗贼，狡猾的人会成为无赖骗子，软弱的人会成为乞丐，他们的子女也是如此。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一定没有力量接受教育，这难道还需要问吗？

译既然已经出生而承受了孱弱的体质，又缺乏教育来开启他们的智慧、培养他们的品德，再加上被饥寒所迫，找不到维持生存的方法，于是男子沦为流氓，女子沦为娼妓。那么，其影响难道仅仅在生计方面吗？整个群体的道德和法律，都将彻底毁灭。

谁知道早婚的祸害竟然如此剧烈而猛烈！

根据统计学家调查的报告，凡是越文明的国家，其民众结婚越晚；越野蛮的国家，其民众结婚越早。所以在现代各国中，结婚平均年龄最早的是俄罗斯，其次是日本；（我们中国没有统计，无法考证，大概一定比日本更早。）

最晚的是挪威，其次是普鲁士，再次是英国。

（根据玛乐斯密的报告，普鲁士平均男子二十九岁多，女子二十六岁多；英国平均男子二十八岁多，女子二十六岁多；挪威平均男子三十岁多，女子二十七岁多。）而各国逐渐推迟的比率，一天比一天严重，现在常常与过去不同，英国尤其显著。（英国在1880年，初婚男子平均年龄二十五岁零八个月，初婚女子平均年龄二十四岁零四个月。到了1890年，男子平均年龄二十六岁零四个月，女子平均年龄二十四岁零八个月。近十年来，推迟的比率更加增加。

而且英国人二十一岁以下结婚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在1874年，计算一百人中男子未成年（二十一岁为成年）结婚的，只有八人，女子只有二十二人。

1890年男子只有五人多，女子只有十九人。）而普鲁士早婚的风气，几乎将要完全断绝。（1891年，普鲁士统计男子未成年而结婚的，不过一百人中的一人零二分六厘，女子不过一百人中的十六人零五分。）由此说来，这件事关系到国家兴衰，难道是很轻微的吗？不仅如此，在一个国家中，凡是职业越高尚的人，结婚越晚；职业越卑贱的人，结婚越早。大致矿工、印刷工人、制造工人等结婚最早，文学家、技术家、政治家、教士、军人等结婚最晚。（根据英国1884年的统计，矿工、工人等的结婚，男子平均二十四岁多，女子平均二十二三岁。那些自由职业、独立的人，男子平均三十一岁多，女子平均二十六岁多。各国比例都是如此。）那么，结婚早晚的比率，从个人来说，可以判断其人格的高低；从国家来说，可以判断其国运的荣枯。唉，能不思考吗？能不警惕吗！

社会学家说：早婚的弊端固然很多，而晚婚的弊端也不少。（其一）夫妻之间年龄相差太远，所以他们的结婚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基于肉欲，将会发生有伤伦理、败坏风俗的事情；（其二）男女共同生活的岁月更加缩短，所生的子女越少，甚至实行避孕的方法，使人口繁殖的途径将要断绝，近代的法国，就是例子；（其三）单身独居，不是常人感情所能长久忍受的，其中能够自我节制的人很少，男女都酿成种种恶德，因而伤害健康、败坏风俗。这三种弊端中，前两种，不是我们中国今天所应该考虑的，第三种，则也取决于教育的方法如何？如果德育不兴盛，那么即使像今天的早婚，这种弊端又怎能避免？所以我以为今天的中国，想要改良社会政治，一定要从禁止早婚开始！

《礼经》说：“男子三十岁娶妻，女子二十岁出嫁。”唉！先圣制定的精妙意旨，多么深远啊！

这些问题，在今天忧国的士大夫中，或许认为是不急之务。虽然如此，一个国家的兴衰，其原因必定不仅仅在一两个人、一两件事上，一定要使全国国民，都能立足于这个竞争的世界，而具备优胜的资格。所以它的方法，一定要以改良社会风俗为根本。日本政治上的形式，与欧美相比，几乎具体而微，但文明程度，仍然落后，这是因为社会风俗不能迅速改变。我们国家即使政治革新的目的已经达到，但此后谋求进步，固然不能不在此类问题上殚精竭虑。何况社会风俗不进步，那么连政治上的目的，也看不到能够实现。所以我们国民不必等待，认为我们先从事于那方面，而暂时把这方面放置为缓图。看到它是好的，就迁移它唯恐不及；看到它是弊端，就克服它务必取胜。天下应尽的义务多了，我们难道有所选择吗？况且这类问题，不必借助政府的力量，人人自己认识到并实行，久而久之也足以感动政府。几年前禁止缠足的议论，就是明显的效果。

所以现在写《新民议》，对于这类事情常常再三强调。忧时的士人，或许能鉴察吧！

不然，难道没看到今天的日本，开始大力提倡风俗改良、社会改良，但末流的滔滔之势，仍然没能改变。

这件事如此艰难，我们应当预先谋划

译了。著者附记。

《饮冰室文集》原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