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经籍会通

（明）胡应麟 撰

●经籍会通一

（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一）

典籍的起源，始于伏羲、黄帝，兴盛于周、汉，沿袭于梁、晋，极盛于隋、唐，在秦朝遭遇一次焚毁，在王莽时遭遇第二次厄运，在石勒时遭遇第三次灾难，在黄巢时遭遇第四次荡涤，宋朝广泛搜求，努力加倍而功效只有一半，元朝人不加搜集，事迹散失言论湮没，典籍的聚散废兴，大抵可以知晓了。这是叙述源流的第一篇。

六经经过孔子删修传授，孔门弟子的卷轴篇章，大多崇尚简要。《三坟》《五典》等古书，已湮没不传。拿《周易》《尚书》来比较，它们的体制大致可以辨识。因为古文峻洁，与浮华靡丽截然不同，圣人的笔法渊深玄妙，无需借助辞藻修饰。所以书卷装不满箱箧，却扩展开来涵盖乾坤。春秋以后，诸子百家兴起，道术分裂。楚汉以来，骚人墨客创作，文学兴盛。这是典籍数量增减的大致情况。然而泰山封禅，文字多达万家，合雒禅通，沿袭十代，大致符合这个例子，那么古人的文籍不一定比现在少。只是世代流传下来的很少，实在是因为从洪荒时代开始，纸张墨汁尚未普及，竹简皮绳，本来就不容易得到，灵秘的文献，又大多难以窥见。再加上秦始皇的烈火，在灰烬之中，仅存一线。汉代诸儒，稍加搜集，刘向的《七略》，于是达到三万多卷。考察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西汉时期的著作，才占十二三罢了。世人说皋、夔、稷、契，有什么书可读？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

历代史书中的《艺文志》有五家，即《前汉书》《旧唐书》《新唐书》《隋书》《宋史》。班固的规模依据《七略》，刘昫沿袭《隋书》，《新唐书》对《旧唐书》有所损益，而《宋史》所依据的则是《崇文总目》《四库书目》等目录。刘向、刘歆父子世代青史纪例编摩，所以应当深密。只是遗书极少，考订无从依据；《隋书·经籍志》简编也大多散佚，但分类次序可观，论辩大多美好。《旧唐书》的记录对本朝大为疏略，《新唐书》间或增补所缺，颇为精详；欧阳修《宋史》志书紊乱错杂，元人的著作不值得深加讥讽。大抵史家的精神全寄托在纪传论序中，其次是表志之类，便落入两义，至于经籍，尤其不是首要的，况且人没有博览极深，学业不专门，只是具备故事而已。

自其余正史之外，奉命纂修的类例，足以证明卷轴可考。像刘歆的《七略》，荀勖的《中经新簿》，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都已散失不传。宋朝自从庆历、淳熙、嘉定诸目录外，荐绅文士，宋尤、李、叶都富有青缃（指书籍）。现在只有文简目存在，也多有阙漏。郑樵的《艺文略》，概括甚大，剖析核实更加精当，确实值得省阅。只是《通志》前朝失标本，代有无多寡，混为一途。《文献通考》以四部分门，实因旧史而支流派别，条理井然，且究极旨归，推明得失，百代坟籍，了如指掌。倘若更能依据当时所有，创及亡篇，都着品题，稍存故实，那就差不多尽善了。

历代典籍积蓄之多，没有像隋朝那样的。篇目之盛，仅见于唐朝。按向、歆《七略》卷三万余，班固《汉书》仅见其半。王莽、董卓之乱，尺简不存。晋荀勖、李充相继搜集。宋元嘉年间，谢灵运校雠至六万卷。齐王俭、王亮、谢朏，梁殷钧、任昉、阮孝绪等相继造目录，率不过三万卷。大概宋初秘阁所藏重复相糅，谢灵运概加裒录，诸人颇事芟除，虽其数仅半于前，或其实反增于旧。隋文帝父子笃尚斯文，访辑搜求不遗余力，名山奥壁捆载盈庭，嘉则殿书遂至三十七万余卷。书契以来，特为浩瀚。寻其正本，亦止三万七千。《隋书·经籍志》近九万卷。至开元中，累叶承平，异书间出，一时纂集及唐学者自着八万余卷，古今藏书莫盛于此。赵宋诸帝雅意文墨，庆历年间《崇文总目》所载三万余卷，累朝增益卷不盈万。宣和北狩散亡略尽，至淳熙、嘉定间书目乃得五万余卷。盖历代帝王图籍兴废聚散之由，大都具矣。夫以万乘南面之尊，石渠东观之富，通都大邑之购求，故家野老之献纳，而古今辑录不过如此。盖后人述作日益繁兴，则前代流传浸微浸灭，增减乘除，适得此数，理势之自然也。

《旧唐书·经籍志》序云：贞观中，令狐德棻、魏征相次为秘书监，上言经籍亡逸，请行购募，并奏引学士校定群书，大备。开元三年，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经籍，玄宗曰：“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至七年，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及四部书成，上令百官入干元殿东廊观之，无不骇其广。九年十一月，殷践猷、王惬、韦述、余钦、毋煚、刘彦贞、王湾、刘仲等重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右散骑常侍元行冲奏上之。自后毋煚又略为四

译共十卷，名为《古今书录》。总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安禄山叛乱时，长安、洛阳两京沦陷，乾元年间的旧有典籍散失殆尽。唐肃宗、唐代宗崇尚儒学，多次下诏收购征集。唐文宗时，郑覃在宫中担任侍讲，认为经籍之道衰微，屡次进言，于是皇帝下诏命令秘阁搜访遗存的文献，四部书籍达到五万六千四百七十二卷。到了唐懿宗咸通初年，黄巢扰乱纲纪，连一尺长的简册也没有留存。唐昭宗即位，立志弘扬文雅之风，收集残存的典籍，尚有两万余卷。迁都洛阳后，便彻底荡然无存。右边是刘昫所记载的唐代经籍之事颇为详细，因为《文献通考》没有收录，所以摘录在此（《龙城录》说：开元年间文籍最为兴盛，达到七万卷，当时掌管典籍的学士有四十七人，张说、郑覃、裴煜之、侯行果、康子玄都参与其中）

译唐太宗刚即位时，就设立了弘文馆，聚集图书二十多万卷，选拔天下有文学才能的人，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人，以原官职兼任学士，轮流值宿，直到深夜才结束。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根据当时的情况，尚未更改武德年号。太宗刚平定内部祸乱，就如此留意经籍，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唯独遗漏了这件事，所以详细记载它。查考弘文馆藏书达到二十万卷，那么自隋朝三十七万卷之外，仅再次看到罢了。《唐艺文志》序言称武德年间收集隋朝遗书，仅有八万多卷，大概是一时搜集增益的书籍，校勘其正本，在兵火战乱之后，决不能超过三万卷（这条记载于《资治通鉴》，陆氏所序《通考》也不收录，大概只依据《经籍考》）。

唐太宗初年，似乎也留意经籍。贞观年间，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相继担任秘书监，请求购买天下的书籍，选拔五品以上官员子孙中擅长书法的人抄写，收藏在内库，让宫人掌管。因为唐太宗在上面总领，虞世南、魏征在下面督管，响应的人应当很多。然而直到贞观年间，没听说增加书籍，各位大臣也完全没有编修目录。为什么呢？大概太宗所施展志向的是文辞，所钟爱嗜好的是翰墨，对于经籍，大概是浮泛地仰慕，未必像隋、宋那样竭力搜访。所以贞观年间，百事超越前代，这件事反而令人惭愧。《文思博要》多达一千二百卷，欧阳询、虞世南又各自有类书，而秘府中王羲之、王献之的墨迹独冠千古，当时君臣所用力之处可见了（《续考新书·元行冲传》，虞世南、魏征等人最终编缉未成，显庆年间各位人员都被罢去）。

《旧唐书》志后序说：“三代时期的书籍，经过秦朝几乎灭绝。汉武帝、河间王开始重视儒术，在灰烬之余，搜集编纂散失的篇卷，仅仅得以保存。刘歆的《七略》，在《汉书·艺文志》中的，才三万三千九百卷。后汉兰台、石室、东观、南宫等儒生撰集，部帙逐渐增加。董卓迁都，载船西上，遭遇寇盗，沉入河中，保存的只有几船而已。等到曹操父子采集遗亡，到晋朝总括群书，才二万七千九百四十五卷。等到永嘉之乱，洛阳都城覆没，没有剩余。江东所存的官书，共三千一十四卷。到宋朝谢灵运制作四部书目，共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后来王俭又制作书目，共一万八千一十卷。齐、宋兵火延烧秘阁，书籍焚毁。梁元帝平定侯景，收集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共七万多卷，大概佛老之书混杂其中。等到周军进入郢州，全部自行焚毁。周武帝保定年间，才满万卷。平定齐国所得，数目只有五千。等到隋朝平定陈朝，南北统一，秘书监牛弘奏请搜访遗逸，制定书目，共三万多卷。”查考此序记载历代藏书卷轴，大多与《隋书》不同，大概应当以此为准。《通考》对于各史艺文序目编纂辑录没有遗漏，唯独这不收录，大概《旧唐书》或者宋少传、端临没有看到（《通考》各部之首，也只收录汉、隋、新唐，都不涉及旧唐）。

云间陆子渊家中藏书很多，所著别集中有一篇统论，说：“自古典籍兴废，隋朝牛弘说孔子之后，共有五次灾难，大略说是秦火为一次灾难，王莽之乱为一次灾难，汉末为一次灾难，永嘉南渡为一次灾难，周军入郢为一次灾难。虽然经史都保存下来，与孔壁、汲冢再次出土，见于刘向父子所辑略的，书籍共三万三千九十卷，孔氏的旧藏大概未曾灭亡。到隋朝嘉则殿，才有书三十七万卷，可谓富有了。柳顾言等人所校定的，才七万七千多卷，那么是重复杂乱，夸大其数罢了。《七略》之外，所增加的才一倍，而各史群撰都具备了。南朝兴盛时，梁武帝时期，公私典籍七万多卷，尚有重本，那么传世的书籍只保存旧数而已，散亡到极点，还不失万卷。唐朝分为四库，开元年间著录的有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晋所增加的与释老之编混杂其中，也不过三万多卷，而唐朝的学者自己写的书，又有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从此每天都有增加。安史之乱后，加倍搜采，而四库之书再次完整。黄巢之祸，两京荡然无存。宋朝建隆初年三馆有书一万二千多卷，此后削平各国，尽收图籍，加上购募，太平兴国初年，六库书籍正副本共八万卷，固然是半实而已。庆历年间《崇文总目》之书三万六百六十九卷，与《七略》相比还有不及，参互乘除，所亡益的是什么书呢？洪容斋说《太平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书，十亡八九，而姚铉所类文集也多不存，因此感叹。然而经史子集的旧藏，宋朝也未尝缺失。宣和年间访求，一天之内三道诏书并下，四方奇书由此间出，见于著录的溢出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馆阁。高宗渡江，书籍散逸，加意访求，淳熙年间类次见书共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数虽然超过崇文，而新籍兼之。到绍定之灾，而书又缺失了。”

译右边是子渊所记载的古今书籍概况，颇为简明，大体上是依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载的内容加以节略而成。然而《隋书》记载有三十七万卷，柳顾言等人剔除重复冗余后，只剩下三万七千卷，《文献通考》对此记载得很详细，而这里却说是七万多卷，（这数字）与梁代任昉、阮孝绪等人的目录大致不超过三万卷（的情况）不符。虽然说是佛教典籍未计入在内，但总数也不过两万多卷。皇帝收集战火之余的残存书籍，才得到七万卷，未必没有重复之处。《唐书》记载开元年间著录的书籍，有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代学者自行编纂的，有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总共八万多卷。文中所说的佛道杂编三万多卷，终究不清楚具体指什么。考证新旧《唐书》，都不相符合。宋代嘉定年间，又续得一万八千多卷，陆氏也未来得及记载。随意记录在篇末。

译牛弘所论述的书籍五厄，都是六代以前的事情。隋朝开皇年间极盛，不久却在广陵化为灰烬。唐朝开元年间极盛，顷刻间又在安史之乱中化为灰烬。肃宗、代宗两朝接连遭受祸患，又聚集了黄巢之乱，再次导致荡然无存。宋朝的图籍，第一次兴盛于庆历年间，第二次兴盛于宣和年间，而金人的祸患便形成了。第三次兴盛于淳熙年间，第四次兴盛于嘉定年间，而元末的军队便到了。那么，书籍自六朝之后，又有了五厄：大业是一厄，天宝是二厄，广明是三厄，靖康是四厄，绍定是五厄。连同前面的五厄，一共是十厄了（广陵之事见于《通考》，叶少蕴所引用的《杜宝大业幸江都记》，此外没有其他可考证的）。

深入论述起来，古今书籍盛大聚集的时候，大厄降临的时机，各有八次。春秋时期、西汉时期、萧梁时期、隋文帝时期、开元时期、太和时期、庆历时期、淳熙时期，都是盛大聚集的时候。秦始皇、王莽、萧绎、隋炀帝、安史之乱、黄巢之乱、金人、元末，都是大厄降临的时机。东汉末年，编纂辑录默默无闻（班固《汉书·艺文志》主要记载西汉，东汉很少，其他没有校勘辑录的人）。魏晋之间，采集搜罗不够完备。董卓、袁绍等凶徒，摧毁了剩余的灰烬。对于聚集和灾厄，都不足以称道。

古今典籍的灾厄，秦朝固然首当其冲，王莽紧随其后。因为秦朝所焚烧的，大多是三代以上的书籍，西汉渐渐聚集，王莽又接着焚烧，所以没有一尺竹简留存。唐朝的灾厄，在于叛贼；宋朝的灾厄，在于流离迁徙。他们并非有意焚烧，战火所到之处，玉石俱焚，何况书籍是易燃之物。只有湘东王萧绎以文人的身份甘心焚书，罪过超过了政治上的过失。隋炀帝虽然崇尚文雅，最终因为无道，祸延百姓罢了。

大致历代典籍，唐以前的大致见于《隋书·经籍志》，宋朝兴起以后《通考》最为详细。但它们的卷帙数量往往不同。因为各家辑录，有的只记载当时，有的贯通一代，有的沿袭重复，有的删略繁杂。所以刘向、班固相继著述，繁简截然不同；王俭、谢灵运同时兴起，多寡悬殊极大。即使是博学洽闻的人，勤于论辩考核，而疑似的痕迹也不容易精详。现在梳理群言，旁参各代，推寻事势，考定异同，记录那些确凿无疑的如下。

西汉三万三千九十卷，刘歆《七略》总目，旧《唐书》九十作九百，不对。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删减的十家三百余篇，而所增加的又数十篇，仅得后数，与此不合，然而其他无可考证。

东汉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班固《艺文志》本于刘氏《七略》，收入刘向、扬雄等儒术三家（此据原注，然而尚有杜林并蹴鞠二三家），删减伊尹、墨子兵类十家（亦据原注，然而所删减又有刘向、太史公及淮南王数家），东汉没有增加的。

晋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荀勖四部总目书不存，见于《隋志》序，旧《唐书》作二万七千九百四十五卷。

东晋三千一十四卷，李充校定。止于此，是因为惠帝、怀帝之乱。

东晋孝武帝增加三万余卷。徐广校定，见于《崇文总目》序。

宋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谢灵运所校。《隋志》以为六万。按六代间书尚难得，晋渡江才得三千，孝武时三万，恐怕也是重复。宋初怎么能这样？应当以旧《唐书》为准。阮氏《七录》数同。

齐万五千七十四卷，至王俭校修《隋志》作一万五千七百四卷（阮作《宋元徽目》与旧书《齐目》正同）。

齐永明增加一万八千一十卷。谢朏、王亮修，诸家皆同。

梁二万三千一百六卷。任昉部集，凡释氏书不与。

梁晋通增集三万余卷。阮孝绪《七录》总目，大概梁世荐绅家藏，都在其中。秘书则或因任昉之旧，然而释道二典并存其间，则所增也才数千。而梁世之书尽于此了（此据《隋志》，按阮本录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六卷，释道与焉，然而亦非七万也，见《弘明集》）。

隋初一万五千余卷，见牛弘进书表。此时合正副本仅三万余，湘东煨烬所存，并平陈所得也。

隋大业中，三万七千余卷，柳顾言等校定，总三十七万卷，正本进御，仅此。然而《隋志》总目八万九千余卷，大概柳氏校定之后，或有所增，或唐诸人据前代旧目，芟除猥杂，会为此编也。诸史艺文皆草草，惟《隋志》盛，欲备一家言，追刘、王、阮氏诸书序意，可见大都。

唐开元中，八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新唐书·序》总旧唐书止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大概释、道二家不与，及唐人自着不全入也。

唐开成中，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旧唐志》序所载，是时搜录，未必如前之盛，大概释道本朝具录矣。

宋庆历中，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王尧臣《崇文总目》，后屡增至四万余卷。

宋淳熙中，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陈骙等《四库书目》，后屡增益，至五万九千余卷。

考诸史

译《艺文志》往往与当时的书目记载相左。隋代有三万七千卷，而《隋书·经籍志》却记载为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唐代有八万二千卷，而《旧唐书·经籍志》后序却记载为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卷；宋代《崇文总目》有四万卷，《中兴馆阁书目》有五万卷，而《宋史·艺文志》却记载为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大概是因为史书有时会荟萃一代的典籍，而志书仅记录一时的情况，所以难免存在差异。然而《宋史》的记载则令人深深怀疑。

译前代的书籍，只是计算卷帙，重复而未加区分的，隋朝嘉则殿有三十七万卷，唐朝弘文馆有二十万卷，开元年间有十二万卷，唐武德初年、宋兴国初年各有八万卷，梁朝湘东王所收藏的有七万卷，宋朝谢康乐所校勘的有六万卷，士大夫中只有叶少蕴称有十万多卷，那么这些记载都是实录了。

古今的书籍，人们知道它们遭受火灾的厄运，却不知道它们遭受水灾的厄运有两起。隋朝嘉则殿的书籍，因战乱而散失。武德初年，尚存八万卷。平定王世充后，命令司农少卿宋遵贵用船装载这些书，船行经过砥柱山时，被风浪漂没，十卷中仅存两三卷。《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后序，都说存留的书籍无几。《新唐书·艺文志》认为这些书全部亡佚，大概是信笔写来、不加考证的过错。其次则是汉朝兰台、石室的各类书籍，董卓迁都时，用车船向西运送，因遭遇寇盗，沉没在河中，仅存几船。这件事，其他书籍没有记载，只有《旧唐书·经籍志》后序记录了此事。考察光武帝迁都时，书籍两千多辆，各家认为比前代多三倍，这固然不是实录。而当时没有编纂整理，连一尺竹简都没有流传下来，可惜啊。

凡是前代书籍的厄运，史书都详细记载。唯独隋朝篇籍最兴盛，而各种志书却不说明它们的最终结局。考察隋朝的各种书籍，都在东都。隋炀帝巡幸广陵，东都的防守唯独完好。自从王世充投降唐朝，唐朝全部接收了他的图籍史书，仅有八万卷。中间未曾遭受火灾，先前那样盛大的收藏，究竟在哪里呢？只有杜宝《大业江都记》说：“隋朝书籍三十七万卷，全部焚毁于广陵。”这应当是实录。大概隋炀帝酷爱经典，既然想迁都广陵，必定会装载所有书籍，跟随自己，而洛阳的八万卷，大概是当时的副本。宋朝书籍在绍定年间又遭火灾，所存留的还很多。德祐年间航海南逃，蒙古的灾难，又使书籍荡然无存了。看这些，那么图籍的废兴，大体关系着国家的气运，难道是小事情吗！

世人共同传说刘歆的《七略》、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以及荀勖、谢灵运、任昉、殷钧的四部分类之外，各史《艺文志》所载，还有晋义熙以来新旧目录三卷，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四卷，梁东宫四部目录四卷，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四卷，陈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四卷，陈德教殿四部目录四卷，陈承香殿五经史记目录二卷，隋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四卷，开皇八年四部目录四卷，开皇二十年书目四卷，香厨四部目录四卷，隋大业正御书目九卷，唐群书四录二百卷，古今书目四十卷，唐集贤书目一卷，唐四库搜访图书目一卷，开元四库书目四十卷，唐秘阁书目四卷，伪蜀王建书目一卷，紫微楼书目一卷，崇文总目六十六卷，秘阁四库书目十卷，史馆书目二卷，太学书目一卷。据此可知前代目录很多，不止盛唐的一两种，现在都不流传了，然而前史所载，只有谢、王、任、阮等人的目录尚存全数，其余的多少一概无法详细得知了。

前代悬赏征求遗书，都写明条目。隋朝有《阙书目》，唐朝有《访书录》，宋朝有《求书录》。不同时代的君主如此留意。隋文帝父子之所以能在一时之间聚集三十七万卷书，大概是因为民间献书无所不纳的缘故。

书目只记录书名、卷轴，大都不能广泛。唐群书四录竟然达到二百多卷，为什么如此浩繁呢？大概各书之下必有论述，就像刘歆、刘向所编纂的那样。宋朝王尧臣的总目六十六卷，也是如此。然而只有经、史两部，子、集两部则缺失了。董逌的《广川书跋》，则又特别侧重于解说经书。其余各家，仅存卷数。尤袤的书目，连卷数都不存。尤袤在宋朝，颇自负博洽，称其疏略竟至于此，或许是陶宗仪《说郛》所节略的缘故。唐朝毋煚有《古今书录》四十卷，又是节略群书四录而成的，其体制依然可见。可惜都不存在了。郑樵有刘歆《七略》七卷，又有《七略别录》二十卷。难道七卷的是目录，别录则是论述吗？

历代中秘所收藏的，以及外间士大夫的文献，有名的藏书家，代代都有其人。汉朝则有刘向、桓谭，晋朝则有张华、束皙，南齐则有王俭、陆澄，梁朝则有任昉、沈约，唐朝则有李泌、苏弁，都是显赫的，其余还有很多，而世人不太称道。宋朝则有李淑、宋绶、尤袤、董逌、叶梦得、晁公武等人，大抵人间所藏的卷轴不过三万卷，像任昉的四万卷，已经是极限了。宋朝又有濡须秦氏、莆田郑氏、漳南吴氏、荆州田氏，都著录目录，兴盛于前朝，大概是因为印本容易得到，所以储藏的人多，其数量因此不能超出极限。《通志》有吴兢《西斋》、杜信《东斋》等目录，那么唐朝并非没有编录，只是不存罢了（《通志》又有蒋彧《目录》、都氏《目录》各一卷，也应当是唐人。又有李正议、沈少卿、吴良嗣、李卫公、欧阳参政都有目录，那么都是宋人了）。

叶少蕴说：本朝公卿中著名的藏书家，如宋宣献、李邯郸，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饶州吴氏、荆州田氏等，我都见过他们的目录，大多只有四万多卷，其中颇有不必观看的。只有宋宣献家选择得非常精当，只有两万多卷，而校勘详细审慎，都胜过各家。我旧日所藏的，仅与宋

译像这些姓氏的人，而宋氏喜爱书籍，其中世人未曾见过的，我不能全部获得。查考叶氏所记载，各家的书目都在世间流传，并载入《文献通考》，如今却都不存在了。从这些大概情况可以看出，他评论各家藏书大多杂乱不纯，不致力于筛选抉择，切中历代朝廷馆阁的弊病，不只是宋代如此。我的话都是如实记录，记录下来。

译《挥麈录》说：承平年间士大夫藏书，像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鄱阳吴氏，都在当世有名，如今都散失流落了。近来所到的郡府，大多收藏文籍，而且容易得到抄录的副本。做官稍微显达的人，家里必定有数千卷书，然而大多失于校对。据此，那么在叶氏列举之外，又有这五家。宋代文献的兴盛，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挥麈录》又说：叶少蕴年轻时显贵盛大，平生喜好收集书籍，超过十万卷，放置在霅川的山居，建造书楼来安置它们，极为华丽辉煌。丁卯年，他的宅第和书籍都毁于大火。李泰发家中原有万余卷书，也在这年遭遇火灾，难道是厄运所遭遇的吗？（庐山李氏就是苏东坡作记的那家，藏书仅九千卷，那么我所列举的不一定都是藏书大家，只有叶少蕴的话可以凭信。）

唐代冯贽《云仙散录》序说：“家中收藏九代的书籍，二十多万卷。”查考唐代雕版印刷很少，所以苏弁家藏二万卷，就等同于秘阁的藏书。开元年间的盛世，仅八万卷。唐太宗二十万卷，自然是重复的。然而唐代即使是重复的书籍，也不容易得到。冯贽是什么人，竟然能有这么多书？世人称《云仙散录》多荒诞，这是开篇的一大笑料。（宋元时代想要达到这个数量，就不算困难，但必定是不计重复才可以。如果正本虽然三万卷以下，能够容易得到吗？唐代士人百姓藏书，终究没有超过三万卷的。）

《玉堂逢辰录》说：“祥符八年四月，荣王宫发生火灾，一天两夜，烧毁房屋二千多间，三馆的图籍一时全部烧尽。大风有时把灰烬吹到汴水以南，惟演献出礼贤宅来安置诸王。”陈振孙说：“唐末五代仅存的书籍，又遭受这场火灾，令人叹息。”

魏了翁为《遂初堂书目》作跋说：江元叔合并江南、吴越的藏书，总共数万卷，被藏书的仆人偷去，市井之人撕碎用来垫东西。那些流入安陆张氏家的，传承不久，一箱的藏书，只够供一顿饭用。王文康、李文正、庐山刘庄舆、南阳井氏，都是藏书的人，都未能长久保有就失去了。宋宣献兼有毕文简、杨文庄两家的书，不少于皇家秘阁，而在元符年间化为烟灰。晁文元累世所藏，自从中原无事时已有火灾之厄，到政和甲午年的灾难，连一尺素纸都不留存。这种道理，大概有不可理解的地方。查考这篇记载宋代各位藏书家，尤其详细而都不能长久保有，实在令人感慨。

《齐东野语》说：“世间万物，没有聚集而不分散的。”而书籍更是如此。隋代牛弘上疏，请求开辟献书之路，极力论述废兴，阐述五厄之说，那么书籍的厄运，已经很久了。现在暂且选取大概来说：梁元帝在江陵蓄积古今图书十四万卷，隋代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唐代只有贞观、开元最兴盛，两都各自聚书四部，达到七万卷。宋代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御府所储存的，尤其胜过前代。现在可以考知的，《崇文总目》四十六类，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史馆一万五千多卷，我不能全部统计。南渡以来，又加以收集记录，《馆阁书目》五十二类，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续目》一万四千九百多卷。这些都是收藏在官府罢了。至于士大夫家中所藏，在前代如张华载书三十车，杜兼聚书万卷，韦述蓄书二万卷，邺侯插架三万卷，金楼子聚书八万卷，唐代吴兢西斋一万三千四百多卷。宋代承平年间，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鄱阳吴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献、晁以道、刘庄舆，都号称藏书丰富。邯郸李淑五十七类，二万三千一百八十多卷；田镐三万卷；昭德晁氏二万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万三千多卷。而类书浩大广博，像《太平御览》之类，又不包括在内。其次如曾南丰及李氏山房，也都有一二万卷。然而很少有不受兵火之厄的。至于我家乡旧族，如石林叶氏、贺氏，都号称藏书众多，达到十万卷。后来齐斋倪氏、月河莫氏、竹斋沈氏、程氏、贺氏，都号称藏书之家，各自不下数万余卷，也都散失无余。近年只有直斋陈氏书最多，他曾经在莆田做官，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达到五万一千一百八十多卷，并且仿照《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近来也散失了。至于秀岩、东窗、凤山三李、高氏、牟氏，都是蜀人，号称史家，所藏僻书尤其多，如今也已经没有剩余了。我家三代积累，先父酷爱书籍，甚至卖掉城外的田地来供给笔墨纸砚之用，深入搜索极力探讨，不惮劳苦费用，共有书四万二千多卷，以及三代以来金石刻一千五百多种，设置书种、志雅二堂，每日从事校对，竟然有像一箧黄金那样的财富，我小子遭遇时局多故，不善保藏，善和的书籍一旦扫地以尽。于是考求今昔，有感于斯文，为之流泪，因此写下这些来记录我的过错，并且用来警示子孙。右边周密所记载的宋代各位藏书家，最为详尽，继续考求得到的，因此全部录下来以显示宋代民间文献，远远超过

译汉代和唐代，总之是因为刻本容易得到。昭德晁氏、直斋陈氏，就是《通考》所引用的两家，但《通考》没有记载他们的总目录，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了。

译《豫章漫抄》记载：“元至正初年，史馆派遣属官乘坐驿马四处搜求书籍，东南地区的珍本异书大量出现。当时有蜀地统帅纽邻的孙子，倾尽家中全部财产，遍游江南，在四五年间获得书籍三十万卷，逆流而上经三峡返回蜀地，可以说极为富有了。”如今江西与江南号称是文献渊薮之邦，我前往探访，发现藏书很少，偶尔有一两本，往往也是新近从北方运来的，并没有多少奇书。而浙江地区尚且比那里好一些，至于我们吴中地区，则既有丛集又有精美的藏书了。查考这段记载以及马端临《文献通考》的序言，可知元代也曾多次下诏求书。那么第一代的典籍为何渺无踪迹呢？胡应麟说越中地区比江西稍好，大概是因为胡应麟在越中未曾久居，况且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当时的情况或许与现在不同，所以如此。至于精美之处，现在吴中仍然是最好的。他说江西的书籍都是从北方携带而来的，京城过去确实藏书很多（陶宗仪《说郛》收录杂说数百家，现在流传的仅十分之二三，那么宋代的书籍在元代尚且比现在多，然而古书中出现于今天的，元代未必全部拥有）。

隋文帝父子动用天下之力收集书籍，仅得三十七万卷，于是冠绝古今。元代边帅的孙子倾尽一家之产，骤然获得三十万卷，也是宇宙间的奇事。然而如果只求数量多，而不计较重复，那么在今天是非常不难做到的，只是正本不知有多少罢了。古今书籍，统计一代前后所藏，往往不超过十万卷；统计一朝公私积蓄，往往不能达到十万卷。所谓上天所生的财富，只有这么多罢了。况且元代刻本尚且稀少，又不是像明代那样文化昌明的时代，纽氏子孙的三十万卷，剔除其重复部分，恐怕连三万卷都不到。

查考唐代以前藏书的目录，只有史志中记载秘阁所藏的可以考证，其余民间士大夫所储藏的，一概无法查考。如汉代梁子初、杨子林手抄万卷，梁代任昉四万卷，唐代苏弁二万卷，李泌三万卷（梁、杨两家都见于桓谭《新论》，现在收录在《困学纪闻》中。《纪闻》又说，邺侯的书是其父亲所储藏的，并非李泌才开始拥有的），都只留存总目。只有阮孝绪的四万卷，分类条例足以考证，但未必是他家所藏。宋代藏书家极多，目录大多不存。尤延之的《遂初堂书目》现在流传，我阅读它也觉得很多不完备。推想宋代叶氏等各家，应当也是如此。只有晁、陈两家的目录最有条理可观。陈氏所藏多达五万余卷，足以成为宋代藏书第一家。根据《野语》记载，他是从宦官那里得到了五姓之家的藏书，所以能达到这个数量，这难道容易吗？

濮安懿王的儿子宗绰藏书七万卷，开始与英宗一起在王府学习，每当得到异书，必定转交给他。宗绰家本来有《岳阳记》，都是英宗赏赐的。这是国史本传所记载的，宣和年间，他的儿子淮安郡王仲糜进献目录三卷。忠宣公在燕地，得到其中一帙说：“除去监本外，写本、印本书籍，共计二万二千八百三十六卷。”看这一帙的目录，如此之多，所谓七万卷的说法，并非虚妄。这是三馆秘府所没有的。盛大啊！以上见于洪迈《容斋随笔》。只是宋代三馆所藏不过四万卷以上，况且英宗时还在宋初，那时刻本尚未兴盛，即使重复计算，也不能立刻达到这个数量。《随笔》所统计的，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辍耕录》说：庄蓼塘住在松江府上海县青龙镇，曾经担任宋秘书省小史。他家藏书数万卷，而且多是手抄本。经史子集，山经地志，医卜方技，稗官小说，无所不有。书目以甲乙分为十门。蓼塘死后，子孙不知道爱惜，有的被虫鼠啃咬，有的被邻居识破盗窃，有的用于饮酒赌博的需要，有的用于糊墙覆盖之用。编帙散乱，所剩无几。至正六年，朝廷开局修撰宋、辽、金三史，下诏搜求遗书。有献书的人，授予一个官职。江南藏书多的只有三家，庄家是其中之一。接着命令某位学士一人选取其家藏书，其家担心兵遁图谶触犯禁条，全部付之一炬。等到收拾灰烬残余，存留的又无几了。他的孙子庄群玉，全部载入京城，希望领取恩泽。停留日久，仍然以布衣身份返回。书籍的不幸如此。查考元代各藏书家的传记很少记载，根据陶宗仪所说江南藏书三家，另外两家不著姓氏，可惜无从考证他们是谁。然而庄氏既已去世，后人随即又失去了藏书。古今藏书，同一感慨啊。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类非常详细严谨，必定丰富于家藏。马廷鸾传记末尾不著录端临，固然因为他入元，所以《元史》也不为他立传。以他撰述的勤奋，有功千古，却湮没如此，实在令人扼腕叹息。然而这本书自足以永久流传，何必依赖史臣呢？

凡是书籍，时代近的，势易流传，而人多弃掷；时代远的，踪迹多湮没，而世人大多珍藏。然而考察前人书目，参以我所校勘的，往往汉代多于周代，唐代多于汉代，而宋代多于唐代，为什么呢？周代崇尚韦编，汉代开始侧理，唐代尚且传抄，宋代则印刷摹刻，难易的区别啊。其详情具载于末卷中。

少室山房笔丛卷一

●经籍会通二

（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

经、史、子、集区分为四类，九流百氏都分类附属于其中，这是一定的体例。只是时代盛衰，制作繁简，分门建例，往往各不相同。唐宋以来，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