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室山房笔丛卷三
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第其直至重，诸方所集者，毎一当呉中，二道远故也。辇下所雕者，毎一当越中，三纸贵故也。
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适东南之会，文献之衷，三呉七闽典籍萃焉。诸贾多武林、龙丘，巧于垄断，毎瞷故家有储蓄而子姓不才者，以术钩致，或就其家猎取之（此盖海内皆然）楚、蜀、交、广，便道所携，间得新异；关、洛、燕、秦，仕宦橐装所挟，往往寄鬻市中。省试之岁，甚可观也。
呉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絶寡，虽连楹丽栋，搜其竒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至荐绅博雅胜士，韵流好古之称，藉藉海内，其藏蓄当甲诸方矣。
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毎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毎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毎朔望并下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
凡徙，非徙其肆也。辇肆中所有，税地，张幕列架而书置焉。若綦绣错也。日昃，复辇归肆中。惟会试，则税民舍于场前月余。试毕，归地可罗雀矣。
凡武林书肆多在鎭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敎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已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自余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
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呉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余二方皆未尝久寓，故不能举其详。他如广陵、晋陵、延陵、檇李、呉兴，皆间値一二。歙中则余未至也。
凡刻之地有三：呉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呉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呉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锦，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箧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
近闽中则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异于常，而其坚数倍于昔，其边幅寛广亦远胜之，价直既廉，而卷轴轻省，海内利之，顺昌废不售矣。
余他省各有产纸，余弗能备知。大率闽、越、燕、呉所用刷书，不出此数者。燕中自有一种纸，理粗龎，质拥肿而最弱，久则鱼烂。尤在顺昌下，惟燕中刷书则用之。
惟滇中纸最坚，家君宦滇，得张愈光、杨用修等集，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疎慢苍杂，远不如越中高丽蠒絶佳，纯白滑腻，如舒雪，如匀粉，如铺玉，惟印记用之。
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
凡本刻者，十不当钞一；钞者，十不当宋一。三者之中，自相较，则又以精粗、久近、纸之美恶、用之缓急为差。
凡刻闽中，十不当越中七；越中七不当呉中五；呉中五不当燕中三（此以地论，即呉越闽书之至燕者，非燕中刻）也。燕中三不当内府一。五者之中，自相较，则又以其纸，其印，其装为差。
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双印者，有单印者。双印与朱，必贵重用之。凡板漶灭，则以初印之本为优。凡装，有绫者，有锦者，有绢者，有护以函者，有标以号者。呉装最善，他处无及焉。闽多不装。
有装印纸刻
译燕京刻印的书籍，自从希然以来，天下舟车汇聚，箱笼奔走，大商人携带的、旧家族收藏的，交错出现其中，所以特别兴盛于其他地方。只是它的价格昂贵，各地汇集的书籍，每一部相当于吴中的两部，是因为路途遥远的原因。京城雕印的书籍，每一部相当于越中的三部，是因为纸张昂贵的原因。
越中刻印的书籍也稀少，但那里恰好是东南的交会之地，文献的中心，三吴七闽的典籍都聚集在这里。许多商人来自武林、龙丘，善于垄断，每当窥探到旧家族有藏书而子孙不成材的，就用手段勾引获取，或者直接到他们家中搜取（这大概天下都是如此）。楚、蜀、交、广等地，顺路携带的，偶尔能得到新奇罕见的；关、洛、燕、秦等地，官员行装中夹带的，往往寄放在市场上出售。省试的年份，景象非常可观。
吴会和金陵，以文献著称，刻印的书籍极多，大部头的类书，都汇聚在这里。天下商人所依赖的，这两地占十分之七，闽中占十分之三，燕京和越中不算在内。然而除了本地刻印的外，其他省份运来的极少，虽然屋舍相连，搜求其中的奇书秘籍，百部中也不超过两三部，大概是书籍出产的地方而不是聚集的地方。至于那些博学高雅的士大夫，以风雅好古著称，名声传遍天下，他们的藏书应当居各地之首了。
凡是燕京的书肆大多在大明门的右边，以及礼部门的门外，以及拱宸门的西边。每当会试举子时，书肆就排列在考场前。每当花朝节后三天，就移到灯市。每当初一、十五以及下旬的五日，就迁到城隍庙中。灯市在最东边，城隍庙在最西边，都是白天交易的地方。灯市每年三天，城隍庙每月三天。到了期限，各种货物都聚集在这里，书籍是其中之一。
凡是搬迁，不是搬迁书肆本身。而是把书肆里的东西搬出来，租地，张挂帐幕排列书架，把书放在上面。就像刺绣交错一样精美。太阳西斜时，又搬回书肆中。只有会试时，则在考场前租用民舍一个多月。考试结束后，地方空得可以落雀了。
凡是武林的书肆大多在镇海楼外，以及涌金门内，以及弼教坊、清河坊，都是四通八达的大道。省试时偶尔迁到贡院前，花朝节后几天迁到天竺大士诞辰的地方。上巳节后一个多月迁到岳坟，因为游人逐渐增多。佛经大多在昭庆寺出售，书商都是僧人。其余在小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能遇到，但并不常有。
凡是金陵的书肆大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凡是姑苏的书肆大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籍大多精美整齐，但大都是当地刻印的。其余两地我都没有久住，所以不能列举详细情况。其他如广陵、晋陵、延陵、檇李、吴兴，都偶尔遇到一二。歙中则我没有去过。
凡是刻书的地方有三处：吴地、越地、闽地。蜀本宋代最称善，近代很少。燕、粤、秦、楚现在都有刻印，种类自然可观，但不如这三处兴盛。其精美，吴地为最；其数量多，闽地为最；越地都次于它们。其价格昂贵，吴地为最；其价格低廉，闽地为最；越地都次于它们。
凡是印书，永丰绵纸为上等；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再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等。绵纸贵在白且坚韧，柬纸贵在润泽且厚实。顺昌纸坚韧不如绵纸，厚实不如柬纸，只是以价格便宜著称。闽中纸短窄黑脆，刻印又多错讹，品质最下，但价格最廉。我箱箧中收藏的，十之八九是这种，即使稍微有点财力的人也不屑一顾。
近来闽中则不然，把向来制造的方法推演并加以精进，其厚度不异于往常，而其坚韧度是过去的数倍，其幅面宽广也远远胜过从前，价格既低廉，而卷轴轻便，天下人认为有利，顺昌纸就废弃卖不出去了。
其他各省各自出产纸张，我不能全部知晓。大抵闽、越、燕、吴所用刷印书籍的纸，不出这几种。燕京自有一种纸，纹理粗糙，质地臃肿而最弱，久放就会像鱼一样腐烂。尤其在顺昌纸之下，只有燕京刷印书籍时使用它。
只有滇中的纸最坚韧，家父在滇中做官，得到张愈光、杨用修等人的文集，其坚韧竟能与绢帛匹敌，但色泽纹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高丽茧纸绝佳，纯白滑腻，如舒展的雪，如均匀的粉，如铺开的玉，只用于印记。
凡是书籍价格的等级，差别要看它的底本，看它的刻工，看它的纸张，看它的装帧，看它的印刷，看它的缓急，看它有无底本，看它是抄本还是刻本，看它是讹误还是校正，看它是精纸还是粗纸，看它是美装还是恶装，看它是工印还是拙印，看它是初印还是终印，看它的时局，又看它用途的远近，看它的年代，又看它的地方。综合这七项，参伍错综地衡量，天下书籍的价格等级就确定了。
凡是刻本，十部抵不上一部抄本；抄本，十部抵不上一部宋本。这三者之中，互相比较，又以精粗、久近、纸张的美恶、用途的缓急为差别。
凡是刻于闽中的，十部抵不上越中的七部；越中的七部抵不上吴中的五部；吴中的五部抵不上燕中的三部（这是以地方论，即吴越闽的书籍运到燕京的，不是燕京刻印的）。燕中的三部抵不上内府的一部。这五者之中，互相比较，又以它的纸张、印刷、装帧为差别。
凡是印刷，有朱印的，有墨印的，有靛印的，有双印的，有单印的。双印与朱印，必定贵重使用。凡是版片模糊磨灭，则以初印的本子为优。凡是装帧，有绫装的，有锦装的，有绢装的，有函套保护的，有标号的。吴装最好，其他地方比不上。闽中大多不装帧。
有装印纸刻
絶精，而十不当凡本一者，则不适于用。或用而不适于时也。有摧残断裂而直倍于全者，有模糊漶灭而价增于善者，必代之所无，与地之远也。夫不适于时者，遇遇则重；不适于用而精焉，亦遇也。噫！
译断绝了精妙之处，而十件之中没有一件符合原本标准的，就不能适应实际用途。或者虽然使用了，却不适应当时的时势。有的器物虽然摧残断裂，价格却比完整的还要高出一倍；有的字迹模糊漫漶，价值反而比完好的还要增加。这一定是因为替代之物所没有，以及产地遥远所致。那些不适应时势的，一旦遇到赏识之人，价格就会昂贵；那些不适应实用却极为精妙的，也是遇到了赏识之人。唉！
叶少蕴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书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刋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此论宋世诚然，在今则甚相反。盖当代板本盛行，刻者工直重巨，必精加雠挍，始付梓人。即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钞录之本往往非读者所急，好事家以备多闻，束之高阁而已。以故谬误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钞本价十倍，刻本一出，则钞本咸废不售矣（今书贵宋本，以无讹字，故观叶氏论，则宋之刻本患正在此，或今之刻本当又讹于宋耶？余所见宋本讹者不少，以非所习，不论）
叶又云：“天下印书，以杭为上，蜀次之，闽最下。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诸方与宋世同（叶以闽本多用柔木，故易就而不精。今杭本雕刻时义，亦用白杨木，他方或以乌桕板，皆易就之故也）
叶少蕴云：「世言雕板始自冯道，此不然，但监本始冯道耳。」柳玭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所鬻字书小学，率雕本，则唐固有之。」陆子渊《豫章漫抄》引《挥麈录》云：「毋昭裔贫时尝借《文选》不得，发愤云：『异日若贵，当板镂之，以遗学者。』后至宰相，遂践其言。」子渊以为与冯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玭后也。载阅陆河汾《燕闲录》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废像遗经，悉令雕板，此印书之始。」据斯说，则印书实自隋朝始，又在柳玭先，不特先冯道、毋昭裔也。第尚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本矣，唐文皇胡不扩其遗制，广刻诸书？复尽选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馆钞书，何耶？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经像，盖六朝崇奉释敎，致然未及槩雕他籍也。唐至中叶以后，始渐以其法雕刻诸书，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于今而极矣（活板始宋毕升，以药泥为之，见沈氏《笔谈》十八卷，甚详）
徧综前论，则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此余参酌诸家，确然可信者也。然宋盛时刻本尚希，苏长公《李氏山房记》谓国初荐绅，即《史》《汉》二书无刻本，《挥麈录》谓当时仕宦多传录诸书，他可见矣。
今世欲急于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笔谈》云：「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厯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毎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冐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待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巳自布字，此印者纔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毎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毎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毎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竒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播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絶不沾污。升死后，药印为其羣从所得，至寳藏之。右俱《笔谈》所载，今无以药泥为之者，惟用木，称活字云。
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书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简，冗重艰难，不可名状。秦汉以还，浸知钞录楮墨之功，简约轻省，数倍前矣。然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一纸表里，常兼数番。且毎读一卷，或每检一事，紬阅展舒，甚为烦数。收集整比，弥费辛勤。至唐末
译叶少蕴说：“唐以前，所有的书籍都是手抄本，没有雕版印刷的方法。人们以藏书为珍贵，拥有书的人不多，而藏书的人精于校对，所以往往都有善本。学者因为传抄录写的艰难，所以他们的诵读也精详。五代时，冯道才开始奏请官府雕版印行。本朝淳化年间，又把《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交给有关部门雕版印刷。从此书籍雕版印刷的越来越多，士大夫不再把藏书放在心上，学者容易得到书，他们的诵读也因此粗疏。然而雕版初刻时没有校正，难免有讹误。世人既然都以雕版为准，而藏书本日渐消亡，那些有讹误的地方于是就无法校正，非常可惜。”这个论断在宋代确实如此，在今天则完全相反。因为当代雕版盛行，刻书的人工费用昂贵，必定精心校对，才交付刻工。即使未必都是善本，也还能达到十之六七，而抄录的本子往往不是读者所急需的，好事者为了博闻强识，把它束之高阁罢了。因此谬误相沿，大大不如刻本。凡是书市中，没有刻本时抄本价格十倍，刻本一出，抄本就都废弃不卖了。（现在书籍以宋本为贵，因为宋本没有讹字，所以看叶氏的论述，宋代刻本的弊端正在于此，或许今天的刻本比宋本讹误更多呢？我见到的宋本讹误的不少，因为不是我所熟悉的，就不讨论了）
叶氏又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最好，蜀地次之，福建最差。我所见到的当今刻本，苏州、常州为最好，金陵次之，杭州又次之。近来湖州刻本、歙县刻本突然变得精良，于是与苏州、常州争价。蜀地刻本流传于世很少，福建刻本最差。各地情况与宋代相同。（叶氏认为福建刻本多用软木，所以容易加工但不精良。现在杭州刻本雕刻时，也用白杨木，其他地方有的用乌桕木板，都是容易加工的缘故）
叶少蕴说：“世人说雕版始于冯道，这不是事实，只是官刻本始于冯道罢了。”柳玭《家训序》说：“他在蜀地时，曾经看到书肆所卖的字书小学，大多是雕版，那么唐代本来就有雕版。”陆子渊《豫章漫抄》引用《挥麈录》说：“毋昭裔贫穷时曾经借《文选》不得，发愤说：‘日后如果显贵，应当雕版印刷，留给学者。’后来他做到了宰相，于是实践了他的话。”子渊认为这与冯道不知谁先谁后，总之都出在柳玭之后。查阅陆河汾《燕闲录》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下诏废弃佛像遗留的经典，全都命令雕版，这是印书的开始。”根据这个说法，那么印书实际上从隋朝开始，又在柳玭之前，不只是在冯道、毋昭裔之前。只是还有可疑之处，隋代既然有雕版了，唐太宗为什么不扩大他的遗制，广泛刻印各种书籍？反而全选五品以上子弟进入弘文馆抄书，为什么呢？我认为隋代所雕的只是佛教经像，大概是六朝崇奉佛教，导致这样，没有来得及全面雕印其他书籍。唐代到中叶以后，才开始逐渐用这种方法雕刻各种书籍，到五代时流行，到宋代兴盛，到今天达到极致。（活版始于宋代毕升，用胶泥制作，见沈括《梦溪笔谈》十八卷，记载很详细）
全面综合前面的论述，那么雕版始于隋代，流行于唐代，扩大于五代，精良于宋代，这是我参酌各家说法，确实可信的。然而宋代兴盛时刻本还稀少，苏轼《李氏山房记》说建国初年的士大夫，即使《史记》《汉书》两书也没有刻本，《挥麈录》说当时做官的多传抄各种书籍，其他可见一斑。
现在世人急于印行的有活字。然而从宋代就已露出端倪。《梦溪笔谈》说：“雕版印书，唐人还没有大规模做，自从冯道开始印五经，以后典籍都是雕版。”庆历年间有平民毕升，又发明了活版。他的方法是用胶泥刻字，薄如铜钱的边缘，每个字为一个印，火烧让它坚硬。先设置一个铁板，上面用松脂、蜡和纸灰之类覆盖。要印时就把一个铁框放在铁板上，于是密布字印填满铁框，做成一板，等到在火上烤它，药物稍微熔化，就用一个平板按压它的表面，那么字就平如磨刀石。如果只印两三本，不算简便；如果印几十几百几千本，就极为神速。常做两个铁板，一个板印刷，一个板已经自行排字，这个板刚印完，第二个板已经准备好，交替使用，瞬息就可完成。每个字都有几个印，如“之”“也”等字，每个字有二十多个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的，不用时就用纸贴上。每个韵部为一贴，用木格贮存。有平时没有准备的生僻字，随即刻它，用草火烧，瞬息可成。不用木头做的原因，是木理有疏密，沾水就高低不平，而且与药物相粘，无法取下。不如用胶泥，用完再火烤让药物熔化，用手拂去，字印自然落下，绝不沾污。毕升死后，胶泥字印被他的同族所得，当作珍宝收藏。以上都是《梦溪笔谈》所载，现在没有用胶泥做的，只用木头，称为活字。
现在人做事事事不如古人，固然如此。也有事半功倍的情况，书籍就是如此。夏商周三代漆写竹简，冗长笨重艰难，不可名状。秦汉以来，渐渐知道抄录纸墨的功效，简约轻便，比前代好数倍。然而从汉代到唐代，还用卷轴，卷必须重装，一张纸正反两面，常兼用数次。而且每读一卷，或每查一事，翻阅展开，非常繁琐。收集整理，更加耗费辛勤。到唐末
宋初，钞录一变而为印摹，卷轴一变而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四善具焉。遡而上之，至于漆书竹简，不但什百，而且千万矣。士生三代后，此类未为不厚，幸也（又前代篆隶与今楷书工，亦有难易也）
译宋朝初年，抄写一变而为印刷，卷轴一变而为册页，容易制作而难以毁坏，节省费用且便于收藏，这四种好处都具备了。追溯上去，直到漆书竹简的时代，其耗费不仅相差百倍，甚至相差千倍万倍。读书人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后，这类书籍的积累不能说不丰厚，这是幸运的事（况且前代的篆书、隶书与现在的楷书相比，在书写上也有难易之分）。
洪景卢云：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荡，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能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此论未然，《太平御览》盖因袭唐诸类书《文思博要》《三敎珠英》等，仍其前引书目，非必宋初尽存也。亦有宋世不存而近时往往迭出者，又以钞拾类书得之。此皆余所自验，故知之最眞。洪以博洽名，而早列清华，或未晓此曲折，诸家亦鲜论及，漫尔识之。
博洽必资记诵，记诵必藉诗书。然率有富于青缃而贫于问学，勤于访辑而怠于鑚研者。好事家如宋秦、田等氏，弗论。唐李邺侯，何如人？天才絶世，挿架三万，而史无称，不若贾耽辈之多识也。扬雄、杜甫诗赋咸征，博极而不闻畜书。雄犹挍雠天禄，甫僻居草堂，拾橡栗，何书可读？当是幼时父祖遗编，长笥胷腹耳。至家无尺楮，藉他人书史成名者甚众。挟累世之藏而弗能读，散为乌有者，又比比皆然，可叹也。若刘氏父子、张、陆诸人，庻几兼之矣。
画家有赏鉴，有好事。藏书亦有二家：列架连窻，牙标锦轴，务为观美，触手如新，好事家类也。枕席经史，沈湎青缃，却扫闭关，蠧鱼岁月，赏鉴家类也。至收罗宋刻，一卷数金，列于图绘者，雅尚可耳，岂所谓藏书哉？
陆文裕深着《史通会要》，辨论甚该。独谓经籍不必志于义，未尽经籍朝廷之大典，累朝人主无不究心，岂容无志？但作史者当专记本朝所有，前人亡逸则宜阙之。四代史俱有志，余不然者，六朝、五季、偏闰、劻勷、野史、稗官，恣为诞妄，不事诗书，故应尔尔。可为法哉？
郑渔仲曰：古之书籍，有上世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呉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而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自是一种古书，至熈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呉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仪》十卷，《京房易抄》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呉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不胜计，求之未至耳。按渔仲之言，其意甚美。然《三坟》自是毛渐伪作，《师春》是宋人集《左传》卜筮事为之，《甘氏星经》要亦天官家后人所补。《正训》自是辛德源作，宋人因其自补之，而谬题以陆机。盖藏书者好事之过，务多得以侈异闻，而伪者得乗隙欺之，不可不辩。
渔仲论求书之道有八：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谓曲尽求书之道，非沈湎典籍者不能知。然可藉以求唐宋以下之书，秦汉而上亦难致也。今唐人书亦难得，宋元差足访求。
中和堂随笔云：「隋炀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选文章自楚辞迄大业，共五千卷。」此恐未然。自六朝《文选》靡过五百卷者，非必当时选择之严，实以文字尚希故也。至唐许敬宗《文馆词林》一千卷，可谓古今极盛。《宋文苑英华》加以唐一代文，亦不能过千卷。隋炀以前，何得如许之多？唐类书惟孟利贞《碧玉芳林》四千五十卷，类书事迹本繁，非文章比。然余犹疑非一人所办。旧唐孟书止四百五十卷，盖郑氏《通志》之误。今世南所选，不见诸《艺文志》中，大率纪载之讹也。
胡鸿胪侍墅谈云：近代士大夫积书之富，莫过于尤延之；嗜书之笃，亦莫过于尤延之。尝谓：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余博雅，虽远不及延之，而亦酷有嗜书之癖。三世之积书颇不少，辛未之夏不戒于火，皆为煨烬。迄今勤搜徧括，尚未半于旧藏。关中非无积书之家，往往束置庋阁以饱蠧鱼，既不假人，又不触目，至畀之灶下以代蒸薪。余每自恨蠧鱼之不若也（鸿胪关中人，此论积书莫过尤延之，盖尚循世俗之见，而所自称嗜书之
译洪景卢说：国家初建，承接五代战乱之后，各地书籍印版极少，理应焚毁散失，毫无遗留。然而太平兴国年间编撰《太平御览》，引用了一千六百九十种书，其目录都记载在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未能全部收录。以现在考证，没有流传下来的占十分之七八。这种说法不对，《太平御览》大概是沿袭唐代各类类书如《文思博要》《三敎珠英》等，仍然采用它们前面的引书目录，并非一定是宋初这些书都还存在。也有宋代不存在而近来往往相继出现的，又是通过抄录类书得到的。这些我都亲自验证过，所以知道得最真实。洪景卢以博学多识闻名，且早年就位列清要显职，或许不了解这些曲折，各家也很少论及，我随意记下这些。
博学多识必须依靠记忆背诵，记忆背诵必须借助诗书。然而往往有藏书丰富而学问贫乏，勤于访求辑录而怠于钻研的人。好事者如宋代的秦氏、田氏等，不论。唐代的李邺侯，是什么样的人？天才绝世，藏书三万卷，而史书没有称颂，不如贾耽等人见识广博。扬雄、杜甫的诗赋都征引广博，极尽博识，却没听说他们蓄积藏书。扬雄还在天禄阁校勘书籍，杜甫僻居草堂，拾取橡栗，有什么书可读？应当是幼年时父祖遗留的书籍，长大后储存在胸中罢了。至于家中没有一张纸，借他人的书史成名的，很多。凭借累世藏书而不能阅读，散失得一无所有的，又比比皆是，可叹啊。像刘氏父子、张、陆等人，差不多兼而有之了。
画家有赏鉴家，有好事家。藏书也有两类：书架排列连接窗户，象牙书签锦缎卷轴，务求观感美观，触手如新，这是好事家一类。枕席间都是经史，沉溺于书籍，闭门谢客，岁月在蠹虫中度过，这是赏鉴家一类。至于搜罗宋刻本，一卷价值数金，陈列在图绘中的，雅致尚可罢了，哪里称得上是藏书呢？
陆文裕深著《史通会要》，辨析论述非常详尽。唯独认为经籍不必在史志中记载，未尽到经籍朝廷的大典，历代君主无不尽心研究，怎么能没有记载？但修史的人应当专门记录本朝所有的，前人亡佚的就应当空缺。四代史都有志，其他没有的，是因为六朝、五代、偏安政权、动荡时期、野史、稗官，肆意妄为，不从事诗书，所以应当如此。这可以作为法则吗？
郑渔仲说：古代的书籍，有上古所没有而出现在当今民间的。古文《尚书》音，唐代和宋代都没有，现在出现在漳州的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两代目录都没有，而现在出现在荆州的田氏。《三坟》自是一种古书，到熙宁、丰年间才出现在野堂村校。查考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类有几件古书，都是三馆四库所没有的。臣已经收入《求书类》了。又有《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仪》十卷，《京房易抄》一卷。现在世间所流传的，都出自吴氏。应当知道古书散落在人间的不可胜数，只是寻求不到罢了。查考郑渔仲的话，他的意思很好。然而《三坟》自是毛渐伪作，《师春》是宋人收集《左传》卜筮之事编成的，《甘氏星经》也大概是天官家后人补缀的。《正训》自是辛德源所作，宋人因其自补，而错误地题署为陆机。大概是藏书者好事过度，务求多得以夸耀奇闻，而伪书得以乘虚而入欺骗，不可不辨明。
郑渔仲论述求书的方法有八种：一、按类别寻求；二、旁通类别寻求；三、根据地点寻求；四、根据家族寻求；五、向公家寻求；六、向私家寻求；七、根据人物寻求；八、根据时代寻求。可以说穷尽了求书的方法，不是沉溺于典籍的人不能知道。然而可以借此寻求唐宋以下的书，秦汉以上的也难以得到。现在唐人的书也很难得，宋元时期的稍微足以访求。
《中和堂随笔》说：“隋炀帝命令虞世南等四十人，选取文章从楚辞到大业年间，共五千卷。”这恐怕不对。自从六朝《文选》不超过五百卷，并非一定是当时选择严格，实在是因为文字尚少。到唐代许敬宗《文馆词林》一千卷，可以说是古今极盛。《宋文苑英华》加上唐代一代文章，也不能超过一千卷。隋炀帝以前，怎么能这么多？唐代类书只有孟利贞《碧玉芳林》四千五十卷，类书记载事迹本来繁多，不是文章可比。然而我还怀疑不是一个人所能办到的。旧唐书孟书只有四百五十卷，大概是郑氏《通志》的错误。现在虞世南所选，不见于《艺文志》中，大抵是记载的错误。
胡鸿胪侍墅说：近代士大夫藏书之富，莫过于尤延之；嗜书之笃，也莫过于尤延之。曾说：饥饿时读它当作肉，寒冷时读它当作皮衣，孤寂时读它当作朋友，忧愁时读它当作金石琴瑟。我博学雅正，虽然远远不及延之，但也酷爱嗜书的癖好。三世积累的书籍不少，辛未年夏天不慎失火，都化为灰烬。至今勤奋搜求，尚未达到旧藏的一半。关中并非没有藏书之家，往往束之高阁让蠹虫饱食，既不借给别人，又不入眼，直到给灶下当作蒸柴。我常自恨不如蠹虫（鸿胪是关中人，此论藏书莫过尤延之，大概还遵循世俗之见，而自己所称嗜书之
司马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余卷，率公晨夕所翻阅者，虽累数十年，皆完好若未触手。尝谓其子公休曰：「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吾毎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清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羣书其上，以曝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毎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捻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毎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犹知尊敬其书，岂以吾儒反不如乎？汝当谨志之。」赵子昻书跋曰：「聚书藏书，良匪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右二公之言，眞谓先得我心，非良工胜流未易识也。因并录此，以贻世之仝余好者。涑水语见《梁溪漫志》，赵语盖祖述之，见杨用修集中。
国初之博学者，无如宋文宪。且该通内典，自云“青罗山房有书万余卷”。盖胜国兵火，致书故不易也。文宪于诸史百家，靡不淹贯。至虫鱼草木脞说稗官，似不甚究心。昔茂先、景纯并以名世，此学恐未可全弃也。
成弘间，馆阁巨公颇尚该洽。北地诸君嗣起，一切扫除诗文之盛，光絶前后，而博雅之风稍稍沦谢矣。中间惟王子衡核经术，何子元治子史，杨用修特号多闻云。多宋元秘籍，第不知他书若何。陆子渊最为好古，江东藏书目类例可见，惜卷轴无从考也。
嘉隆间，冯汝言辑《诗纪》甚精详。时李伯华号畜书人，有谈者，冯笑曰：「是尝假吾书八部，今未归也。」陈晦伯亦嘉隆间人，所为《正杨》殊博核可观。
王长公小酉馆在弇州园凉风堂后，藏书凡三万卷，二典不与，构藏经阁贮焉。尔雅楼庋宋刻书，皆絶精。余毎读《九友歌》，輙泠然作天际眞人想。
次公亦多宋梓。一日燕汪司马，尽出堂中并诸古帖畵卷，列左右。坐客应接不暇。司马谓：“此山阴道上行也。”司马公尤好古彚刻坟雅诸书，今盛传于世云。
邺下宗正灌父最蓄书，饶著述，宾客倾四方。尝饷余秘籍数种，并五言八韵寄余。余时尚十五六，今廿载余，愧不能万一，副也。顷闻已逝，因录其诗，志余感云（北郡词林冠申杨，艺苑英，斯人谁继？美之子独成名气。掇香山秀才如瀔水清，铿然仝谢眺。邈矣续商彭，绮丽风应逺，沈冥思更精建安。那用数大歴，讵堪评。著作千秋事，流传四海情。吾惭下里调，焉敢应仝声）
黎惟敬博雅好古，尝罄秘书俸入，刻刘梦得集，中多是正，较他传本为精。余有元人陈君采《柳文》《肃二集》，黎过瀫水，并携去，约刻成寄余。余以二集刻本漶灭，因举赠俾完此举不三载，惟敬下世，遂并二书失之。
龙丘童子鸣家藏书二万五千卷，余尝得其目，颇多秘帙，而猥杂亦十三四。至诸大类书，则尽缺焉。盖当时未有雕本，而钞帙固非韦布所办，且亦不易遇也。
里中友人祝鸣皋束发与余仝志书无弗窥，每燕中朔朢日拉余往书市竞录所无，卖文钱悉输贾人。诸子啼号冻馁，罔顾惜，年仅四十而夭，每念辄损神也。
右四君俱余生平仝志，余筐筴所藏，往往与互易者。今相率游岱，故稍记其略，以识余怀。自余交亲中雅尚甚众，幸俱匕箸，未敢槩及云。
国朝开基绍统，大纲万目，靡不度越前朝。至表章六籍，统壹圣真，则巍然上揖夏商，埒周而四汉唐以降，无足云也。惟是储畜一端，前代英君哲弼，往往系心，似亦右文之世，不容后者。国初髙皇帝首命颁刻六经，继之文皇帝躬修《永乐大典》。草创之晨，勤思载籍，尚尔，矧今日綦隆之极耶？近年楚试发策，以搜集遗书为问，一时雅士多韪其言。窃惟我国家奠定山河，肇建区宇，文明之象，际地极天，中秘所蓄简编，固应倍蓰往昔。重以累朝史局，鸿巨肩摩，讵乏刘、班、
译司马温公独乐园的读书堂，藏书万余卷，大抵都是他早晚翻阅的，虽然历经几十年，都完好得像未曾接触过一样。他曾经对儿子司马公休说：“商人收藏货物，儒家只靠这些书罢了，但应当知道珍视爱惜。我每年在夏至后的第一个庚日（上伏）到重阳节之间，看天气晴朗的日子，就在阳光照射的地方摆设几案，把书放在上面曝晒书页，所以虽然年月久远，终究不致损坏。至于打开书卷，必定先查看几案是否洁净，垫上茵褥，然后端正坐好阅读。如果想要边走边看，就用方板托着，未曾敢空手捧着，不仅是因为手汗会浸渍书页，也担心弄坏书页。每次看完一页，就用右手大拇指侧面衬住书页边缘，再用食指侧面捏住翻过，所以不至于揉软纸张。常常看见你们多用指甲掐起书页，非常不符合我的心意。现在佛教和道教尚且知道尊敬他们的经书，难道我们儒家反而不如他们吗？你应当谨记这一点。”赵子昂在书跋中说：“聚集收藏书籍，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善于读书的人，要凝神静虑，清洁几案，焚烧香烛，不要卷曲书页，不要折损书角，不要用指甲损伤字迹，不要用唾沫揭起书页，不要把书当枕头，不要把书夹住刺物。随坏随修，随开随合。后来得到我书的人，一并赠送这个方法。”以上两位先生的话，真可以说是先说出了我的心意，如果不是良工胜流，是不容易认识的。因此一并记录下来，以赠送给世上和我有相同爱好的人。司马光的话见于《梁溪漫志》，赵孟頫的话大概是继承他的说法，见于杨用修的集中。
开国之初的博学者，没有比得上宋文宪公的。而且他精通佛典，自称“青罗山房有书万余卷”。大概因为前朝战乱兵火，致使藏书本来就不容易。宋文宪公对于各种史书和诸子百家，没有不精通的。至于虫鱼草木的琐碎说法和野史小说，似乎不太用心研究。从前张华、郭璞都以此闻名于世，这种学问恐怕不能全部抛弃。
成化、弘治年间，馆阁中的显贵大臣很崇尚博学洽闻。北地派的各位先生相继兴起，一切扫除诗文之盛，光彩绝代，前后无人能及，而博雅的风气渐渐衰落了。中间只有王子衡考订经术，何子元研究诸子史书，杨用修特别号称见闻广博。他有很多宋元秘籍，只是不知道其他书籍怎么样。陆子渊最喜好古物，江东藏书的目录类别可见一斑，可惜卷轴无从考证。
嘉靖、隆庆年间，冯汝言编纂《诗纪》非常精详。当时李伯华号称藏书人，有人谈论此事，冯汝言笑着说：“这人曾经借了我的八部书，至今没有归还。”陈晦伯也是嘉靖、隆庆年间的人，他所写的《正杨》特别博雅考据，值得一看。
王长公的小酉馆在弇州园凉风堂后面，藏书共三万卷，不包括《尚书》和《春秋》，另外建造藏经阁来储存。尔雅楼存放宋刻书，都非常精善。我每次读《九友歌》，就清爽地产生天际真人的遐想。
次公也有很多宋刻本。一天宴请汪司马，全部拿出堂中的以及各种古帖画卷，陈列在左右。座客应接不暇。汪司马说：“这是在绍兴山阴道上行走啊。”司马公尤其喜好古书，汇编刻印《坟》《雅》等书，现在盛行流传于世。
邺下的宗正灌父最善于藏书，著述丰富，宾客来自四面八方。曾经赠送我几种秘籍，并写了五言八韵诗寄给我。我当时才十五六岁，现在二十多年了，惭愧不能报答万一。近来听说他已经去世，因此记录他的诗，以表达我的感怀（北郡词林冠申杨，艺苑英，斯人谁继？美之子独成名气。掇香山秀才如瀔水清，铿然仝谢眺。邈矣续商彭，绮丽风应逺，沈冥思更精建安。那用数大歴，讵堪评。著作千秋事，流传四海情。吾惭下里调，焉敢应仝声）。
黎惟敬博雅好古，曾经用尽秘书的俸禄，刻印刘梦得的文集，其中多是校正过的，比其他传本精善。我有元人陈君采的《柳文》《肃二集》，黎惟敬经过瀫水，一并带走，约定刻成后寄给我。我因为这两集的刻本模糊不清，于是拿出来赠送给他，以便完成这件事。不到三年，惟敬去世，于是这两本书也失散了。
龙丘童子鸣家藏书二万五千卷，我曾经得到他的目录，有很多秘籍，而杂乱无章的也占十分之三四。至于各种大型类书，则全部缺失。大概当时还没有雕版印刷，而抄写本来就不是平民百姓所能办到的，而且也不容易遇到。
同乡的友人祝鸣皋年轻时与我志趣相同，书没有不看的，每逢初一十五拉我去书市竞买所缺的书，卖文的钱全都给了书商。孩子们啼哭冻饿，也不顾惜，年仅四十就夭折了，每次想起就伤心。
以上四位先生都是我生平志趣相同的人，我的藏书，往往与他们互相交换。现在他们相继去世，所以稍微记录他们的概况，以标识我的情怀。自我交往的朋友中雅尚博学者很多，幸好都还健在，不敢一概提及。
本朝开基绍统，大纲万目，没有不超越前朝的。至于表彰六经，统一圣真，则巍然上接夏商，比肩周代，而汉唐以下，不足称道。只是收藏积蓄这一方面，前代的英明君主和贤能辅佐，往往放在心上，似乎也是崇尚文治的时代，不能落后的。开国之初，高皇帝首先下令颁刻六经，接着文皇帝亲自修撰《永乐大典》。草创之初，勤于思考典籍，尚且如此，何况今天极盛之时呢？近年楚地考试策问，以搜集遗书为题，一时雅士多赞同他的话。私下认为我们国家奠定山河，开创疆域，文明之象，遍及天地，宫中秘藏的书卷，理应比往昔多得多。加上历代史局，鸿篇巨制肩摩踵接，难道缺乏刘向、班固那样的……
王、魏等辈，而《艺文一录》尚似缺如，是眞有待于今日也。况今雕本盛行，异书迭出，较之汉唐，难易万万相悬。诚略仿前史求书遗意，稍示向方，事半昔人，功必百之。俟以三年之力，尽括四海之藏，然后大出石渠、东观、累叶秘书，分命儒臣编摩论次，勒成一代弘文之典，俾百世后知皇朝储蓄之富，冠古絶今，实宇宙之极观，生人之殊际也。时不可失，芹曝之念，恒眷眷于斯云。
译王、魏等人，而《艺文一录》尚且似乎有所缺失，这真是有待于今日来完成了。况且如今雕版印刷盛行，珍奇书籍层出不穷，与汉唐相比，难易程度相差万倍。如果确实能大致效仿前代史书征集书籍的遗意，稍微指明方向，花费的精力只有古人的半数，功效却必定是古人的百倍。等到用三年时间，将天下的藏书全部搜罗殆尽，然后大量刊印石渠阁、东观等历代秘藏之书，分别命令儒臣编纂校订，编成一代宏大的文献典籍，使百代之后的人知道本朝藏书之丰富，超越古代、绝于当今，实在是宇宙间极致的景观，人类生存的特殊际遇。时机不可错过，我这点微薄的心意，始终对此念念不忘。
欧阳永叔《集古录》序云：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无力，虽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蛮夷山海，杀人之兽，然其齿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昆仑，流沙万里之外，经十余译，乃至乎中国。珠出南海，常生深渊，采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则下饱蛟鱼。金矿于山，凿深而穴远，篝火糇粮，而后进，其崖崩窟塞，则遂塟于中者，率常数十百人。其远且难，而又多死祸，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玑，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至也。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以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噐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字书，皆三代以来至宝、怪奇、伟丽、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远，其取之无祸，然而风霜兵火，湮没磨灭，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于斯。好之已笃，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岛、名山大泽、穷崖絶谷、荒林破冢、神僊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以谓转写失眞，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之先后。盖其取多而未已，故随其所得而录之。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目录，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庻益于多闻。或讥予曰：物多则其势难聚，久而无不散，何必区区于是哉？予对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苏子瞻《李氏山房记》略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榖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者，惟书乎？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耼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徳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茍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歳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择读书于庐山白石庵之僧舍，藏书凡九千余卷，既以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发于文词，见于行事，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庻有益乎？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右欧苏二文，皆关渉经籍，故录之。永叔谓「好而能一，则力虽不足，犹能致之」。余窃有深味焉，而犹惜公之不以金石之好聚于坟典也。子瞻所论，较之今则书愈易求，而读者愈寡矣。
李易安《金石录后序》云：予以建中辛巳归赵氏，时德甫在太学，毎月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歩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后二年，从官便有穷尽天下古文竒字之志，传写未见书，买名人书畵古竒噐。有持徐熈牡丹图求钱二十万，留宿计无所得，卷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及连守两郡，竭俸入以事鈆椠，毎获一书即日勘挍装辑，得名畵彝噐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尽一烛为率，故纸札精致，字画全整，冠于
译欧阳修《集古录》序中说：物品常常聚集在喜爱它们的人那里，而常常被强力者所得；强力者若不喜爱，喜爱者若无力，即使东西近在咫尺且容易得到，也有无法获得的。象、犀、虎、豹，是蛮夷山海中杀人的野兽，然而它们的牙齿、角、皮革可以聚集占有。玉产自昆仑山，在万里之外的流沙之地，经过十多次翻译转手，才到达中国。珍珠产自南海，常生长在深渊之中，采集者腰系绳索入水，形态神色不像常人，往往不能出来，就沉入水底饱喂蛟龙鱼鳖。金矿在山中，开凿很深且洞穴遥远，点燃火把、带上干粮，然后才进入，如果山崖崩塌、洞穴堵塞，就被埋葬在其中的，通常有几十上百人。那些遥远且艰难，而又多死亡祸患的，常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玑，世人常常兼有并聚集占有。大凡喜爱它且有力量的，就没有得不到的。商汤的盘、孔子的鼎、岐阳的鼓、泰山、邹峄山、会稽山的刻石，以及汉、魏以来圣君贤士的碑铭彝器铭文诗序，下至古文、籀文、篆书、隶书各家的字书，都是三代以来至宝、怪奇、伟丽、工妙可喜的物品。它们离人不远，获取它们没有祸患，然而经过风霜兵火，埋没磨灭，散弃在山崖废墟荒野之间，未曾被收拾，是因为世上喜爱它们的人少。幸而有喜爱它们的人，又往往力量不足，所以只能得到其中的一二件，而不能使它们聚集。力量不如喜爱，喜爱不如专一。我性情固执且嗜好古物，凡世人所贪求的，我都没有欲望，所以在这上面得到我所喜爱的。喜爱已经深厚，那么力量虽然不足，仍然能够获取。所以从周穆王以来，下经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没有不收集的，以此编成《集古录》。我认为转写失真，所以依据石刻原本卷轴收藏，有卷册次序，而没有时代先后。大概因为获取的多且没有停止，所以随着所得而记录。又认为聚集多最终必然散失，于是撮取大要，另外编写目录，因而一并记载那些可以校正史传缺漏谬误的内容，以传给后学，希望有益于广博见闻。有人讥讽我说：物品多则其势难以聚集，时间久了没有不散的，何必如此执着于此呢？我回答说：满足我所喜爱的，玩赏直到老死就可以了。象犀金玉的聚集，难道果真不散失吗？我本来就不能用这些来交换那些。
苏轼《李氏山房记》略说：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取悦于人耳目的，但不适合实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合实用的，但使用就会损坏，获取就会枯竭。取悦于人耳目又适合实用，使用而不损坏，获取而不枯竭的，只有书吗？自从孔子成为圣人，他的学习必定从观书开始。当时，只有周朝的柱下史老聃书最多。韩宣子到鲁国，然后才见到《易》象与《春秋》；季札聘问上国，然后才得闻《诗》的风、雅、颂；而楚国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人生活在那个时代，能看见六经的，大概没有几个，他们的学习可以说很难了。然而都习于礼乐，深于道德，不是后世君子所能比及的。自秦汉以来，著作者越来越多，纸与字画日渐趋向简便，而书越来越多，世上没有谁不有的。然而学者却日益苟且简略，为什么呢？我还来得及见到老儒先生，自称他年轻时想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到，都亲手抄写，日夜诵读，惟恐来不及。近年市人辗转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每天传播万纸，学者对于书多且容易得到，如此他们的文词学术，应当比古人多几倍，而后生科举之士都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这又为什么呢？我的朋友李公择在庐山白石庵的僧舍读书，藏书共九千余卷，既然已经涉猎其流，探求其源，采摘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发于文词，见于行事，闻名于当世了。而书本来依然如故。我已经衰老且生病，无所用于世，而庐山本来是我愿意游览却未能去的，大概将老死在那里，全部打开公择的藏书，拾取其余弃，以自我补充，希望有益吗？公择求我的文章作为记，于是写了一言，使后来的人知道过去的君子见书之难，而今学者有书而不读，是可悲的。
右边欧阳修、苏轼两篇文章，都关涉经籍，所以记录下来。欧阳修说“喜爱且能专一，那么力量虽然不足，仍然能够获取”。我私下深有体会，而又惋惜公修不把对金石的爱聚集于坟典（经典）上。苏轼所论，比较于现在则书更加容易求得，而读者更加少了。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说：我在建中靖国元年嫁入赵家，当时德甫在太学，每月初一、十五请假，当掉衣服换取半千钱，步行进入相国寺购买碑文，买回果实，相对展玩咀嚼。后二年，跟随官员便有穷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传写未见之书，购买名人书画古奇器。有人拿着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留宿计无所得，卷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等到接连担任两郡太守，竭尽俸禄收入来从事铅椠（校勘抄写），每获得一书即日勘校装辑，得名画彝器也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尽一烛为率，所以纸札精致，字画全整，冠于
诸家。毎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则举杯大笑，或至茶覆怀中不得饮而起。凡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误者輙市之，储作副本。靖康丙午，京师失守，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弃书之重大者，畵之多幅者，噐之无款识者，已又弃书之监本者，畵之平常者，噐之重大者。所载尚十五车，连舻渡淮江八月，徳甫以病不起。时六宫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书一万卷，金石刻二千，先往洪州。至冬金陷洪，所谓连舻渡江者，又散为云烟矣。独余轻小卷轴，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石刻数十幅，洎鼎鼐十数，岿然独存。庚戌春，官军收叛卒，悉取去入李将军家，岿然者十失五六，犹有五七簏。挈家寓越城，一夕为盗穴壁负五簏去尽，为呉说运吏贱价得之，仅存不成部帙残书册数种。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记始末焉。时绍兴四年也。
译每当饭后，我坐在归来堂，烹煮茶水，指着堆积的书史，说某件事在某一本书的某一卷第几页第几行，以猜中与否决定饮茶的先后顺序。猜中了就举杯大笑，有时甚至把茶水洒在怀里，无法饮用便起身。凡是诸子百家之书，只要字体没有残缺、版本没有错误的，就买下来，作为副本收藏。靖康丙午年，京城失守，既然随身物品不能全部装载，于是先丢弃那些厚重的大部头书籍、幅面多的画作、没有款识的器物；后来又丢弃了官刻本的书、平常的画作、厚重的器物。所装载的仍有十五车，接连船队渡过淮河和长江，历时八月，德甫因病去世。当时六宫前往江西，我派遣两名吏部官员，将所存的一万卷书、二千件金石刻，先送往洪州。到了冬天，金兵攻陷洪州，那些接连船队渡江的书籍，又散失得无影无踪了。只剩下轻便小巧的卷轴，手抄的李杜韩柳文集、《世说新语》、《盐铁论》，石刻数十幅，以及十几件鼎鼐，依然独立存在。庚戌年春天，官军收编叛卒，全部取走进入李将军家，那些独立存在的物品十之五六都失去了，还剩下五七个书箱。我携带家眷寄居在越城，一夜之间被盗贼挖墙偷走了五个书箱，被吴说运吏低价买下，仅存下几部不成套的残书册。忽然翻阅这本书，如同见到老朋友，因此记下始末。当时是绍兴四年。
右李氏夫妇雅尚，具见篇中。始余以明诚所癖金石而已，读此乃知其于书无弗聚，而亦无弗读也。亡轶之余，尚存万卷，则当其盛时，又何如耶？李于文稍愧雅驯，第其好而能专，专而能博，博而能读，殆有过于欧、苏两公。所谓者，因颇采摭其语，着于篇。
胡应麟曰：「夫书好而弗力，犹亡好也。故录《庐陵集古序》。夫书聚而弗读，犹无聚也。故录《睂山藏书记》。夫书好而聚，聚而必散，势也。曲士讳之，达人齐之。益愈见聚者之弗可亡读也。故录《易安金石志》终焉。」
少室山房笔丛卷四
译右边是李氏夫妇高雅的志趣，全都体现在这篇文字中。起初我以为赵明诚只是痴迷于金石器物，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他对书籍没有不收集的，也没有不阅读的。在散失遗漏之后，还存有万卷书，那么在他收藏兴盛的时候，又是怎样的景象呢？李清照的文章稍显不够典雅纯正，但她的爱好能够专注，专注能够广博，广博能够阅读，这大概超过了欧阳修、苏轼两位先生。因此我颇为采录他们的言论，写在这篇文章里。
胡应麟说：“喜欢书却不努力研读，就像没有喜欢一样。所以摘录《庐陵集古序》。收集书却不阅读，就像没有收集一样。所以摘录《眉山藏书记》。喜欢书并收集，收集后必然散失，这是常理。浅陋的人忌讳这一点，通达的人视之为平常。更加可以看出收集书籍的人不可不阅读。所以以摘录《易安金石志》作为结尾。”
少室山房笔丛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