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室山房笔丛卷一

译确定于一个宗旨。现在稍微搜集各家的说法，概括其主要大意，来著录在篇章中。论述分类条例第二。

译夏商以前，经就是史，《尚书》《春秋》就是如此。到了汉代，人们不再胜任经学，于是作史书来继承它。魏晋时期，经学的事业逐渐衰微，而史书的著作逐渐兴盛，史书于是从经学中分离出来，而经学的地位则禅让给了佛道二教。周秦之际，子书就是文集，孟轲、荀况就是如此。到了汉代，人们不再专攻子书，于是有文集来继承它。唐宋时期，文体更加完备，而体制更加繁杂，子书于是分离而并入文集，而子书的体制则等同于诗骚了。

《尚书》是经中的史，《春秋》是史中的经，《中庸》是孟子的子书，但其道理属于经，所以升格为经；《道德经》《冲虚经》是经，但其道理属于子，所以降格为子。这三者都可以互相命名，只是根据实际内容而定，文集则完全不同了。

史书的体制源远流长。董狐、南史，是史官；《晋乘》《楚梼杌》，是史书的撰作。然而没有流传下来。《春秋》之前，只有《左传》《国语》《国策》三家而已。文集的名称始于楚国吗？屈原、宋玉、唐勒、景差，都是楚国人。没有骚赋就没有文集。

历朝的书目，像谢客、王亮、谢朏、任昉等人，史书只说他们编纂修撰，而不记录他们的分类条例，大概的数目尚且存在。到了李充、殷钧、祖暅、萧绎等人，就连卷数，都不能知道了。只有刘氏的《七略》，大概保存在《汉书》中，荀勖、王俭、阮孝绪的分类条例，都记载在各史中，大致可以考证。观察他们的分类条例，四部的盛衰始末，也可以大概看到了。

刘歆的《七略》一曰六艺，一曰诸子，一曰诗赋，一曰兵书，一曰术数，一曰方伎，而首篇为辑略，以总集诸书的要点，则分列品题，实际上是六略。班固的《艺文志》增入五家，而省去十家，共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刘歆原来的数目是三万三千九十卷，班固删节其冗杂，仅得十之三四。大概是因为新莽之乱，焚毁散失之后，所以如此。然而《七略》原书二十卷，《班氏艺文》仅一卷者，班固只保存其目录罢了。刘向、刘歆每校勘一书，就撮取其旨意，记录并奏报。近世所传的《列御寇》《战国策》，都是刘向的题辞，其余可以概见。因此将论奏之言，附载在各书之下，像马氏《通考》之类，所以篇幅颇为繁多。可惜现在漫无考证，详述其义例：六艺是经，诸子、兵书、术数、方伎四略都是子，诗赋一略则是文集名称的由来。而司马氏的书尚附在《春秋》之后，此时史籍甚微，不足以成为一类（郑玄认为《史记》不当入经，大概没有深入考证这一点罢了）。

王俭的《七志》一、经典；二、诸子；三、文翰；四、军书；五、阴阳；六、术艺；七、图谱。前六志都本于刘氏的《六略》，只是更改了名称，而增加了图谱及佛道二家。名称虽然叫七，实际上是九志。然而不是阐述作者的意图，只是在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在卷首。大概也是辑略的意思。按经不叫六艺，而叫经典，那么史书确实逐渐完备了。隋志说其文义浅近，远非刘歆、刘向的同类。我认为王俭是齐相，辅佐皇帝，百事堆积，所以无暇顾及，只是浮夸其名罢了。

阮孝绪的《七录》一、经典；二、纪传；三、子兵；四、文集；五、伎术；六、佛；七、道。又本于王氏而增加纪传，并将诸子兵书合并为“子兵”；阴阳术艺合并为“伎术”。又增加佛、道二家的史书。至此逐渐兴盛，与经、子并列，而佛、道二家的言论在中国大行其道了。

书分为四部，实际上是魏国荀勖开始的。一曰甲部，记载六艺、小学等书；一曰乙部，记载诸子、兵术等书；一曰丙部，记载史记、皇览等书；一曰丁部，记载诗赋、图赞等书。此时史、集二部尚且稀少，所以王、阮二目更从刘氏分七类。到了唐代大盛，于是史居子上，次经，佛老附子次史，而终于集，定为四部。宋代以来，递相沿袭，而作者的意图没有明确。马氏开始仿效刘向、刘歆的先例，论述其大旨体制，渐渐完备了。

《马怀素传》说：“开元年间，秘书省典籍散落，条理无序。马怀素上疏说：‘南齐以前，坟典旧编；王俭《七志》以后，著述数量繁多。隋《志》所书，也不详细。有的古书新近出土，前志缺失而未编入；有的近人相传，浮词鄙陋而犹记录。如果没有编录，难以辨别淄渑。希望检括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续王俭《七志》，藏于秘府。’皇上于是召涉学之士尹知章等，分部撰录。又《褚无量传》说：‘无量认为旧库内书，自高宗代即藏在宫中，逐渐导致遗失。奏请缮写刊校，以弘扬经籍之道。玄宗令在东都干元殿前施架排次，引公卿以下入殿前，令纵观焉。开元六年驾还，又敕无量于丽正殿以续成前功。’又《元行冲传》说：‘秘书监马怀素集学者续王俭《七志》，右散骑常侍褚无量于丽正殿校写四部’

译编撰书籍，事情尚未完成，怀素、无量便去世了。皇帝下诏让行冲总领并代替他们的职务，于是行冲上表请求通撰古今书目，命名为《群书四录》，任命学士毋煚、韦述、殷践猷、余钦等人分部门进行编修查检。一年多后书编成，奏呈给皇帝。以上三则记载都是《旧唐书》和《通考》所没有的。凭借一部目录的微小，历经三位贤才之手，积累十年的辛劳，才最终完成，难道容易吗？（这类体例各传不记载，考查《唐艺文志》都是按照经、史、子、集的次序排列的。）

译前代史书所记载的魏晋各家书目分类，仅仅列举了次序，并不详细。只有阮孝绪的《七录》始末记载完备，我在《弘明集》中，看到了他分门别类、创立义例，对前代规范有所增删，综合考核的功夫，勤勉而用力。《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大体沿袭此例，节录如下：《经典录》（一）易（二）书（三）诗（四）礼（五）乐（六）春秋（七）论语（八）孝经（九）小学（共四千七百一十卷）；《纪传录》（一）国史（二）注历（三）旧事（四）职官（五）仪典（六）法制（七）伪史（八）杂传（九）鬼神（十）土地（十一）谱状（十二）簿录（共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卷）；《子兵录》（一）儒道（二）阴阳（三）法（四）名（五）墨（六）纵横（七）杂（八）农家（九）小说（十）兵家（十一）（共三千八百九十四卷）；《文集录》（一）楚辞（二）别集（三）总集（四）杂文（共一万七百五十五卷）；《伎术录》（一）天文（二）纬谶（三）历算（四）五行（五）卜筮（六）杂占（七）刑法（八）医经（九）经方（十）杂艺（共三千七百五十六卷）；《佛法录》（一）戒律（二）禅定（三）智慧（四）疑似（五）论记（共五千四百卷）；《仙道录》（一）经戒（二）服饵（三）房中（四）符图（共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上述分类的大概与《文献通考》相符，只是将伎术类析出置于四部之外，而兵家尚且半附于诸子。因为秦汉时期军书最为兴盛，所以刘向、王俭特意列出兵家，而术数、方技类条目繁衍，于是析为两类。梁代稍减，因此将子兵同条，伎术共贯。唐宋以后更加微弱，于是都统归于子部了（隋、唐、宋的经籍志都记载在各史中，此处不详录）。

宋代各家虽然都有书目记载于《文献通考》，但其分类体例都不能详述。即使《通考》也只是依据晁公武、陈振孙两家的志录，未必完全出自马端临本人。只有邯郸的李淑、莆田的郑寅，这两家的分类体例大体可以考证，一并记述如下。李淑字献臣，《邯郸图书志》记载他家所藏图书五十七类，经史子集总计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万三千三百八十六卷。此外又有《艺术志》《道书志》《书志》《画志》，总共为八目十卷，号称《图书十志》。考察李氏的分类体例，在四部之外更列出四目，也是阮氏外篇的意思。然而书画一类分为二门，有道书而没有释典，令人不可理解。

郑氏书目七卷，莆田郑寅字子敬，将所藏图书列为七录，曰经，曰史，曰子，曰艺，曰方伎，曰文，曰类。考察唐代以后不分四部，而仍用七录之名的，只有郑氏一家。伎术阮氏已经合并，而郑氏仍然分开。大抵李、郑两家，只是根据所藏图书的多少来分类，不追求与前人相合（宋公垂、叶少蕴都笃好藏书，但没有书目，大概是只收集而不阅读。叶少蕴在经学上最精博，此外未见其他记载）。

尤袤字延之，《遂初堂书目》凡经九类，史十八类，子十二类，集六类。现在全部载于陶宗仪《说郛》中，晁公武、陈振孙、马端临三家义例，大体同此。只是尤袤时失之疏漏，而三家较为精密罢了。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都全部载于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所持论点各有可观之处。

郑樵字渔仲，《艺文略》凡十二类：一、经类九家八十八种；二、礼类七家五十四种；三、乐类十一种；四、小学十二种；五、史类十三家九十种；六、诸子十一家四十八种；七、星数三家十五种；八、五行三十家三十三种；九、艺术一家十七种；十、医方一家二十六种；十一、类书一家二种；十二、文三家六十六种。共一百家四百六十二种，十二万余卷。考察郑樵的分类，颇极苦心。只是自唐代以后，四部卷数相当，总之经史子集，而细分之，才为得体。现在艺术等书，仅数百卷，也作为一类，可以吗？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经史子集仍分四部：经十二类：一、易；二、书；三、诗；四、礼；五、春秋；六、论语；七、孟子；八、孝经；九、乐；十、谶纬；十一、仪注；十二、小学。史十三类：一、正史；二、编年；三、起居注；四、杂史；五、传记；六、故事；七、职官；八、地理；九、刑法；十、时令；十一、谱录；十二、史钞；十三、史评。子二十类：一、儒家；二、道家；三、法家；四、名家；五、墨家；六、纵横家；七、杂家；八、小说家；九、农家；十、天文家；十一、历算家；十二、五行；十三、占筮；十四、刑法；十五、兵书；十六、医家；十七、神仙；十八、佛家；十九、类书；二十、杂艺。集四类：一、别集；二、

译诗集；三、歌集；四、总集。

译陆文裕在《藏书目序》中说：我年轻时求学，喜欢收集书籍，但琐碎细碎，不能全部拥有。壮年时游历两京，多见典籍，但受限于财力，不能全部聚藏。偶尔有残本卖不出去的，往往低价买下，所以我的书大多残缺不全。残缺少的，有时亲手修补；残缺多的，指望日后偶然凑齐，却未必能实现。正德戊辰年夏六月，我寓居安福里，旧病初愈，命书童把书拿出来晾晒。随后依次排列在寓所的楼上，多年积累的书，以及一时老友旧交所赠的书，历历在目，看着很高兴。我是四方漂泊之人，又担心散失，所以记录下来保存，各注明所得来源，如果日后有增加，将按类别续入其中，请深识之士鉴察。

书籍没有比经书更尊贵的，经书是圣人的著作。后世有著作，凡是切合经义的，都可以附列其中。所以把经书列为第一。阐述义理的书在宋代兴起并盛行，但它是经书的支流。所以把义理书列为第二。俗话说：“经书载道，史书载事。”所以把史书列为第三。书作于经史之间，又不能附属于经史的，统称为古书。所以把古书列为第四。圣人足迹已逝，诸子百家竞相驰骋。所以把诸子列为第五。质朴逐渐趋向华丽，文集因此兴起。所以把文集列为第六。《诗经》四部分类确立后，体裁更加繁衍，按照世代，考辨高下。所以把诗集列为第七。山包海汇，各自适合其用，但美丑混杂，这就是类书。所以把类书列为第八。记载见闻，编排时事，而官职不在官府，通称为史也可以。所以把杂史列为第九。山经地志，详述险易，叙述贡赋，寄托王政。所以把各种志书列为第十。声音的道理，与天地相通，是礼乐产生的根源。所以把韵书列为第十一。不从小教育就不能成就，不早医治就不能迅速痊愈，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把小学和医药列为第十二。方技技艺，所以有专门的著作。孔子说：“虽然是小道，也一定有可观之处。”所以把杂流列为第十三。圣人创制万物，一代的彰明就显现了。宣圣遵循周礼，是遵循一统的缘故。特别编为一类，以排列朝廷的篇章，法令甲令显示不敢亵渎。目录称为制书（陆氏所分类的书各家大致完备，只是没有包括《二典》，难道把它归入诸子中吗？考察文裕书目，杂史尚且区别于正史，决不会把《二典》归入诸子中，或许是此时尚未得到罢了）。

按照子渊的目录，也以经史子集为次序，而特别尊崇本朝圣制，分门另叙，似乎也合适。但宋代的义理之书，自有儒术类，列在子部，各种志书都是史部，杂技都是子部，韵书就是经部，似乎不应该再单独分类。小学就是韵部，医学就是技艺部，两者绝不相关，尤其不应该混列一类。可惜我生得晚，没能唤醒前辈来质问。只有类书单独记录，最恰当，与《余山房书目》相同。

子渊另录古书不过《三坟》《汲冢》之类，应当分析附在经史子之下，真书按写作时间排序，伪书按出土时间排序，似乎不必单独分类。我生平喜欢收集经子，但受限于财力，收集残篇轶文，大体与渊序中所说相似，文裕是贵人，尚且如此，何况我这样的寒士呢？然而良工苦心，不是同好的人不容易理解。

《阴符经》的文字，高古简练，不是先秦汉代人不能做到。《三坟》的文字，浅陋，不是晚唐宋人不能做到。郑氏把《三坟》列在六籍之首，固然非常可笑。各家认为《阴符经》是李筌所作，而列在唐代，也是不详其文体。况且《阴符经》言论有的像兵家，有的像道家；《三坟》文体有的像《易经》，有的像《尚书》，更难确定体例。我打算把这类书以及纬候等书，亢仓、鹖冠等子，总归为伪书一类，另附在四部之末，这也是千古经籍家的一件快事。只是前人绝无此目，恐怕好古之士不免顾惜。《逸周书》《穆天子传》等，虽然多夸诞，但文字特别古，而且未曾有所依托，自然应当入传注中（《穆传》旧列在起居注中）。

凡是著述，最忌讳有成见。成见着于胸中，就会颠倒是非。即使是丘山那样巨大，目睫那样近，也有不知不觉的人。郑渔仲平生不喜欢班固，他的议论已经过分，不止于此就诋毁他的《古今人表》也就罢了。至于说班固胸中全无伦类，不当取扬雄《太玄》《法言》《乐箴》三书，总列儒家。我考察班固《艺文志》，扬雄之前，刘向六十七篇，就是《七略》旧目。下面注《新序》《世说》《说苑》《列女传》四家，也不分析。班固正是沿袭其旧罢了。于是认为班固步趋刘氏，尚可搀入《七略》所无，便失之。然而刘向书《新序》《说苑》，是子类；《世说》《列女》，是史类。一定要诋毁其失，应当归咎于刘歆班固，有什么关系呢？

凡是经籍缘起都至简，而其最终归于至繁。经解始于毛、韩、马融、郑玄，逐渐盛行到梁武帝《三礼质疑》一千卷极矣。编年始于《春秋》，荀悦、袁宏，逐渐盛行到李焘《长编》一千六十三卷极矣。世史始于《尚书》，司马、班固，逐渐盛行到托克托《宋史》五百卷极矣。实录始于周穆、魏晋，逐渐盛行到开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极矣。谱牒始于《世本》，梁、唐，逐渐盛行到王僧孺《十

译《八州谱》七百十二卷，已是极致。地理志书始于《山海经》、陆澄、任昉，逐渐兴盛至萧德言等人所撰五百五十五卷，已是极致。文字学始于《三仓》、许慎、周研，逐渐兴盛至颜真卿《字海镜源》三百六十五卷，已是极致。书法始于四体书，晋代卫恒撰述，周越、袁昂继之，逐渐兴盛至唐太宗《晋人书迹》一千五百一十卷，已是极致。医方之书始于张机、葛洪、褚澄，逐渐兴盛至隋炀帝《类聚方》二千六百卷，已是极致。文选始于挚虞、孔逭、虞绰，逐渐兴盛至许敬宗《文馆词林》一千卷，已是极致。文集始于屈原、萧衍、沈约，逐渐兴盛至樊宗师《总集》二百九十三卷，已是极致。小说始于燕丹、东方朔、郭宪，逐渐兴盛至洪迈《夷坚志》四百二十多卷，已是极致。类书始于《皇览》、欧阳虞氏，逐渐兴盛至孟利贞《碧玉芳林》四千五十卷，已是极致（孟利贞的书在《旧唐书·经籍志》中作四百五十卷，较为接近，如今依据《通志》，然而《三教珠英》同一时期也有一千三百卷）。

译凡是道家的书籍，始于周代，兴盛于汉代，极盛于晋代和唐代。凡是佛教的书籍，始于汉代，兴盛于梁代，极盛于隋唐，而在宋代南渡之后都稍有衰落。而佛教的教义在元代又极为兴盛，道家也大致如此。到了明代，两者又都退居次要地位了。刘歆的《七略》中没有所谓的佛教，王俭、任昉的《释典》都各自成为一类。阮孝绪的《七录》也另外记录释、道两家，隋代目录大致相同。只有《新唐书·艺文志》附在子部，未加通盘考订便沿袭了这种分类。大概是因为道家本列于九流，佛典不宜再单独列出。我认为这两部藏经篇幅既多，且本是方外之说，分门别类单独记录，似乎也没有不可。只是像《唐志》、《通考》那样分类，也未尝不合适（《旧唐书》不记录佛典）。

唐代开元年间，道藏共有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后来残缺不全，宋代王钦若等人刊刻补全。洞真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一千零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真部一千零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总共四千三百五十卷（七部共三百一十一帙）。

佛藏在唐代开元年间为五千零四十八卷，此后屡次增加了几千卷。陆子渊说现在的藏经不应还保持旧有的数量，大概是因为其间有所增删损益。然而与西天经目相比，才不过是千分之一、百分之一罢了。只是隋代目录有六千多卷，现在反而比从前减少，足以证明佛教在六朝至唐宋之间最为兴盛，禅宗学说盛行而经典稍显退居其次（这两部藏经我都没有，仅有单行的释道书数千卷，因此依照《通考》的体例附在子部末尾。子渊的书目似乎也没有得到这两部书）。

古今书籍的盛衰绝不相同。班固所记录的九流，曰儒、曰道、曰墨、曰名、曰法、曰杂、曰农、曰阴阳、曰纵横、曰小说。而在道家之外另分出神仙、房中、阴阳，在阴阳之外另分出天文、五行，在纵横之外另分出兵家，而兵家又自己分为四类。大概是汉代这几家极为兴盛，才导致这样，实际上原本是一体的。后世杂家以及神仙小说日益繁多，所以神仙家自与佛典并列，小说、杂家几乎占了九流的一半。儒、道两家互相增减，不失旧有的面貌。兵家逐渐减少，于是合并入纵横家，比起旧时不足十分之三。阴阳家与五行、天文合并入技艺家，比起旧时不足十分之七。名家、法家偶尔见到一两种，墨家就绝迹了。

神仙家本属道家，似乎不应单独分出。然而老子、关尹、庄子、列子都是谈论义理的书，自从张道陵、寇谦之、杜光庭等人大力宣扬其教义，想要与佛藏抗衡，所以以柱下史为道君，又创立元始天尊而姓乐名静。不用说太始以前，即使是汉、秦之间姓名也极少，这类大概是魏晋六朝假托之作。现在读《度人》《大洞》《灵宝》《太清》等经，大体上是模仿佛教的形式，用荒诞虚妄来欺骗世俗。玄妙的旨意和微妙的论述，遥远得难以企及。《道德》《冲虚》《南华》之外，谈论炼养、服食的，《黄庭》《参同》足以充当案头的祖本。其他如葛洪、陶弘景尚且难以完全相信，何况寇谦之、杜光庭等人呢？

研究典章制度的学者，唐代的杜佑，宋代的郑樵，元代的马端临，这三本书都与经史相互关联，不是其他类书可比。然而《通典》仅涵盖唐代以前，不够详细完备；《通志》特别有独到之处，但持论过于偏激，能力不足以支撑言论；《通考》既全面又严谨，规模体制，足以称为完书，但遗漏和出入，有时也难以避免。时代久远，涉猎广泛，确实不容易。作者固然自苦其心。

郑樵的《艺文略》，另外有图谱一略，大概是因袭王俭的《七志》而加以扩充。他的论述也精到可喜，说隋代书籍富甲古今，而图谱无所归属，于是荡然无存。图谱本来就难以流传，不是因为无所归属。宋代尚存一二，现在漫无考据了。马端临的《通考》将谱录归入子类，图存者偶尔也附在其中，似乎也没有不可。

郑渔仲讥讽班固，说汉武帝以前都窃取司马迁的书，不以为耻，这不足以成为班固的过错。司马迁对于《左传》、《国策》，本来就有全文照录旧文的，关键在于各自成就其体例罢了。郑樵作《通志·礼略》，完全抄袭《通典》；《艺文略》大致本于《唐书》，也因此招来后人的讥讽。只是中间考索精到的地方，真有汉唐议论所不及的，不可诬蔑。

《通考》讥讽郑渔仲抄录杜氏原书，而唐代中叶以后的事情不再增入。查宋代初年李宗谔等人曾奉旨续写此书二百卷，起自唐代至德，止于后周显德末年。《通志》尚有此目录，现在不传。杜、郑、马三书，有的列入典故类，然而音韵、经籍等都算是类书（《通典》，郑樵将其归入类书，马端临归入典故，陈振孙同）。

郑渔仲对于文史考核最为精审，在《经籍略》后另外著《校雠略》一卷，都是前人未曾阐发的，后学应当仔细参究。然而他的失误往往自己也蹈入其中，例如诗集类，崔曙被置于盛唐却放在晚唐，许浑被置于晚唐却放在初唐，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又如段成式《酉阳杂俎》有《玉格》一卷，所记鬼神祥异之事，却归类于谱录中，大概是把它当作品评玉石的书。元撰《树萱录》一卷，归入草木类，大概是把它当作种树的书，都令人绝倒。他的过错在于概略地抄录前志原文，不再精审核实，所以如此。马端临的《通考》虽然多袭用晁公武、陈振孙之说，但持论折衷，都切中要害，偶尔有重复出现，或者

译分类举例还不够精当，但大体上已经把握住了要领。篇首汇集各种目录，总体论述尤其详细周密，令人欣喜。

译晏子是墨家的宗师，而刘向的《七略》却把他列在儒家的首位；董仲舒是儒家的杰出人物，而郑樵的《通志》却把他列在墨家的末尾，这都是分类体例上的大毛病。另外，《通志》中记载有崔光的《百国诗》四十三卷，查考崔光的传记，才知道那是崔光回答李彪所作的《百三郡国诗》，每国为一卷，《通志》在书名和卷数上都有错误。这可能是沿袭了前代史书的错误，然而崔光的传记失于考证，也是郑樵疏忽的地方。

郑樵还有《群书会记》三十六卷，现在已失传。陈振孙说：“《会记》大致收录了世间所有的书籍，不一定都出自他家。”我认为它或许就是《艺文略》的草稿，那么宋代未必全都流传下来。比如子部儒家一类，《唐志》仅存有曾子、子思、公孙尼，而《通志》仍存有宓子等人，这就可见一斑。

阮孝绪的《古今书录》记载《汉艺文志》中的书有五百九十六家，仅存四十四家。根据现在流传的汉代以前的书籍，大约五十多家。然而《鹖冠子》等是后世伪作，混杂其中，不下十余种。所存的数量，正好与阮孝绪的记载相符。大概汉代以前的书籍，都在东汉末年全部散失了，梁朝以后并没有再大量亡佚。

阮孝绪的《书录》中还有《后汉艺文志》目若干卷，只说八十七家亡佚而没有著录，现存的数量按范晔的《后汉书》没有艺文一类，大概是谢承的《后汉书》。晋代《中经簿》有一千零十九家，仅存七百六十家，亡佚了三分之一。到了宋代以后，书目不再记载亡佚的数量，大概是时代相近，大致都还存世。

凡是唐代以前的书都是卷轴形式，大概现在所谓的一卷，就是古代的一轴。至于装订成册，怀疑都是雕版印刷之后才有的。然而六朝时已有，《阮孝绪七录》大致五卷以上为一帙。前代书籍装帙的制度，只有这个足以证明，因此记录在左边。虽然与正文关系不大，也是博雅之士必须知道的。

经典录（七百二十帙）纪传录（二千二百四十八帙）子兵录（五百五十三帙）佛法录（四百五十九帙）文集录（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伎术录（六百六帙）仙道录（二千五百九十五帙）共八千五百五十六帙，四万四千五百多卷。

阮孝绪自己著书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二卷，附在《七录》末尾，现在没有一种流传下来，可惜他用力之勤，一并记下这些。我在《隋书·经籍志》中详细记载了《弘明集》中的内容（文字集略，正史削繁，高隐传，古今世代录，杂文，声纬，以及各序录序例，共七种，加上所编的《七录》，共八种）。

宋代王尧臣的《崇文总目》现在世间应当有传本，我寻求它还没有得到。只是看黄长睿辨驳的十七条，比如张万福是中唐名将，陆修静是东晋高流，德山、青原、沩仰、临济是同时代的人，都是世人清楚记得的。《总目》却说不知是谁，又认为《文选》李善注在五臣注之后，其疏浅不学，几乎到了王著题写《阁帖》那样的地步。然而黄长睿所驳也有可议论之处，葛仙公道家旧称葛玄，不是葛洪，非常明显，黄长睿驳斥他是可以的，但他自己却对这种说法狐疑，难道两人的称谓还没有弄清楚吗？说蔡融、来鹏都是唐人，见于《丹阳集》。查考两人都是晚唐人，蔡融的集子见于《通志略》，来鹏的集子现在世间尚存。《丹阳集》是殷璠所辑的十八人，都是盛唐高适、岑参前后的人，编次的时候，两人大概还没有出生。黄长睿是书法家的流派，对诗人谱系，本来就不熟悉。这只是几十条而已，其余考证碑帖很多，虽然辩论多美，未必一一符合规范。黄长睿又说郦炎集不应当放在后面，我曾阅《郑通志》，见五代有《郦炎集》一卷，大概认为郑樵错了。然而汉代人的集中又有《郦炎》三卷，或许是五代姓名相同的人不可知。又五代王仁裕有《西江集》百卷，《郑志》及《通考》都不收录，见于陆子渊《外集》。现在王仁裕所著《玉堂闲话》等，又间或记载他的诗，虽然卑弱，颇为清旨。陆子渊说《西江集》诗万首，古今恐怕没有这么盛大的，只有宋代陆游也是如此。

书籍有目录，体制虽然相同，详细考察其品类，实际上分为三种。吴、尤等人，只是记录一官之藏的。隋、唐诸史，《通志》是一代之有的。《古今书录》、《群书会记》，是并收往昔典籍遗存的。荐绅雅士，聚集以广见闻；馆阁词臣，校勘以存故实。目录的编纂，惯例不可没有。只是中秘尽笼天下之书，所以不是一家之力。而故家上世的传承，帐中之秘，也往往是内府所没有的。其目录可以互相查考，难以偏举。郑樵古今并载，本属大观。而读者眩于名实，时代的有无，家族的藏畜，反而不可知。然而也各有长处。

郑樵的《通志》，大概征引往昔典籍，而昔人著作的宗旨，无所发明；马端临的《通考》，只记载存世之书，而异时阙逸的篇章，无从考究。而且自胜国以后，没有涉及。我自总角之年，沉迷于此道，南北东西，访求二十多年，经史子集，分类次序超过三万编。诵读日益深入，豁然有所领会。偶尔在闲暇之日，会萃两书，并四代艺文各家目录以及儒先月旦，文士雌黄，续附胜国。

皇朝制作，稍以己意，列其指归，

译将各类书籍分门别类，汇总成一部总集，希望千年来典籍的兴衰存废，以及各家编纂校订的得失优劣，能够在一日之间大致了解清楚。然而书卷繁多杂乱，几乎达到上百卷，至今尚未能完成定稿。

译二酉山房记。王长公为我建造藏书室，如今附录此文于此。我的友人胡元瑞生性酷爱古书，年少时跟随其父胡宪使在京城。胡宪使原本俸禄微薄，而胡元瑞因为嗜书，到处购访，常常乞求每月的俸禄仍不够用，便摘下妻子的簪珥来支付；还不够，就脱下自己的衣服来变卖补充。胡元瑞的口袋没有不掏空的，唯独他装载书籍，陆路像惠子那样多，水路像米生那样多，大概十多年耗尽家产来作为书录，其余的钱财用来建造房屋来藏书。房屋共三间，上面坚固而下面隆起地基，以便避开潮湿，四周敞开以便接受阳光，设置二十四排书架，高度都接近屋梁，尺寸规格统一。所藏的书分为四部，其中第一部叫经，分为十三类，三百七十家，三千六百六十二卷；第二部叫史，分为十类，八百二十家，一万一千二百四十四卷；第三部叫子，分为二十二类，一千四百五十家，一万二千四百卷；第四部叫集，分为十四类，一千三百四十六家，一万五千八十卷。合计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胡元瑞自己说对于其他事物没有嗜好，唯独嗜好书籍，饿了把它当饭吃，渴了把它当水喝，诵读它可以代替韶濩之乐，阅览它可以代替夷施之美，忧愁凭借它得以消释，愤怒凭借它得以平息，疾病凭借它得以恢复神色。而这三间房屋没有别的储藏，所储藏的也唯独是书，书之外只有一张床、一张几案、一个博山炉、一个蒲团、一支笔、一方砚台、一个盛放丹铅的罐子罢了。他生性害怕客人，客人也畏惧他，门屏之间敲门声完全绝迹，正午深夜坐在床上靠着几案，焚香展开书卷，在砚台上磨墨，取丹铅来校勘，疲倦了就弹琴来抒发思绪，如此而已。老朋友黎惟敬用古隶书题写匾额挂在门楣上，叫作“二酉藏书山房”，并嘱托我作记。查考古书上所说的小酉山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在此学习，因而留下，所以梁朝湘东王萧绎有话说“访酉阳之逸兴，见荆州记甚详”。另一种说法是藏书的地方，大酉小酉二山在楚蜀之间，如今宣抚使的名称由此而来，而段成式的著作称为《酉阳杂俎》。黎惟敬所标榜的，应当也是这个意思。我因此感慨在七雄之前，大概不只是周朝的藏史由老聃掌管，像宛委、石篑、禹穴、洞庭之类的名山奥窟，其灵文秘简往往都有。只是既被造物主所吝惜，而人间的痕迹困于漆书竹简而难以广泛流传，大概自七雄以后，第一次焚毁于秦火，第二次溃散于王莽，第三次毁于董卓、李傕，第四次毁于湘东王，第五次散佚于黄巢，第六次窜失于宣和年间。虽然随散随聚，而周朝的藏史，所剩下的能有多少？何况市井的浅薄，却要求它守护，匹夫的力量，却期望它成就呢？凭着刘向的《七略》，仅有三万六千卷，任昉又减少了它的三分之一。隋朝嘉则殿，号称三十七万余卷，而正本也仅有三万七千卷罢了。开元年间，最为极盛，达到八万卷，然而也多是当时所著。而宋朝崇文院的目录，又减少了它的大半。后来增加的，积累几十年而增募，不过万卷。如今胡元瑞以匹夫之力，在市井中守护，仅仅十多年，就达到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不也很难吗？虽然如此，世上有勤于收集而懒于阅读的人，即使所收集的穷尽天下书籍，也如同没有收集一样。有奢于阅读而俭于辞章的人，即使所阅读的穷尽天下书籍，也如同没有阅读一样。胡元瑞既然负有高世之才，竭尽三余之时间，穷尽四部之典籍，以写成一家之言。上至皇王帝霸的谋略，贤哲圣神的蕴藏，下至九流百氏，没有不考辨核实的，以藏之名山大川之间。以余力游刃发挥于诗文，又使纸张在通邑大都昂贵，不胫而走于四方边远之地。他所付出的努力之难，大概不止比前代的藏书者百倍。大概必须像胡元瑞这样，才可以称为收集；像胡元瑞这样，才可以称为阅读。唉！胡元瑞对于书籍，收集和阅读，几乎穷尽了。屠龙之技耗尽，而世间也没有用得着你的地方了。何不舍弃而跟随我遨游呢？玉京人鸟须弥之顶，有秦始皇的火不能焚烧，而孔子的博学，暂且存而不论，我将揭示其中一二，来窥探你。即使二酉的藏书，和你从二酉所得，都是糟粕了。弇州老友王世贞撰。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

●经籍会通三

（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三）

古书历经世道兵祸多次更迭，间或有残编裂简，仅以空名寄托于载籍。辑录之家，存而不论；博雅之流，论而不议；猎奇之士，却有所取。在编摩之余，辨驳诬谬，联络遗亡，与癖好古书的人共同分享。述遗轶第三。

秦火的猛烈，真是厉害啊！皇王帝霸之道，圣神贤哲的谋略，荡然化为烟埃，所存的只有占卜术数罢了。汉朝兴起，六艺才从屋壁、冢墓中出土。刘向父子拾掇《七略》，孔氏之外，没有别的编录。其余儒、墨、兵、农、班、史、艺文所记载的，大抵是春秋战国之作。夏商以前，仅有数十种，大都是荒诞不经的，当时人都知道它们是伪作。如今都摘录分类列在篇中，即使没有耳闻目睹，其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