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读史剩言 清 秦笃辉
读史剩言卷一
清 汉川秦笃辉着
历观全史，大抵于国家之利减一分，则于百姓之利增一分。其实利国家者也，于国家之利增一分，必于百姓之利减一分，似利国家而实害国家者也。尧之戒舜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所谓执中者，不使四海困穷而已矣。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诚千古之炯鉴哉！
晏婴身为齐相，知陈氏有尾大之虞，公室席不测之祸，则当思所以救之。夫救之之术，亦曰为国得人而已。当时以孔子之圣，景公欲以尼溪封之，使其得国行权，百陈氏乌能为？而婴躬自沮之，终成田齐之祸。谓齐亡于婴可矣，徒与叔向为楚囚之泣，何哉？楚令尹子西谓昭王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帅，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小人未尝不知君子之胜人，而乃不躬行之，又于胜己者辄嫉焉，是谓自暴自弃。晏婴、子西类也，皆自败其国而已，乌足以戹圣人？
史记》谓太公就封，因逆旅之言而疾行，莱侯果与之争。齐《说苑》谓郑桓就封，因逆旅之言而疾行，厘何果与之争？郑不必有其事也，而趣时者宜若是矣。《说苑》载太公诛华士，《家语》载孔子诛少正卯，亦不必有其事也，而立政者宜若是矣。
孔子之赞管仲曰：「如其仁，曰一匡天下，称齐桓为正而不谲，亦许管仲之辞也。」而其短在器小，在焉得俭，在不知礼，人品较然矣。曾西及孟子专以其短言之，已不如孔子之允至。宋儒则深文周内，凡管仲之长，皆必以至坏之心术测之，其刻核不肯，亦已甚矣。
召陵之师，非真欲伐楚也，特以服楚为名耳。是时子文为政，楚国无隙可乘，伐之亦未必胜，故因侵蔡之便，藉之盟楚以为名，此桓公、管仲之志也。志出于此，所以为师之名，必使楚为可受，以示不深责之意，乃可一盟而退，楚亦何必不盟而为不可？正胜之战乎？此知己知彼，两得所欲之至计也。夫使其可受，乃故为一小一大之诘：小者，仅包茅不入，俾之受以为盟；大者，为南征不服，便其辞以免战。若直以僭王、猾夏之罪伐之，则至大而无可辞，势将必出于战。战而胜则已，不胜则举数十年之霸业，一朝隳之，此桓公、管仲所深避者也。吕东莱不识霸者权谲之心，于其问“南征”也，讥其甚恶宽、恶多罪、薄罪于其不责僭王也，讥其心切于求、目眩于视，皆非事情之实也。
小白先驱以入，卉重耳缓，圆而得晋，势不同也。盖小白力能制子纠，重耳不能制夷吾也。所谓剡不可犯也。使夷吾当其剡，亦为贤者驱除难耳。
秦昔相构，自围郑[僖十三年]以前，皆晋失也。围郑一举，秦有三失焉：助晋私憾，围郑一也；听郑独为退兵，二也。退兵亦当与晋讲解，和晋郑而去之可也。私遣三戍，市己之恩，激晋之怒，三也。三戍既遣，又开袭郑之隙，于是乎有殽祸。然则秦穆反复无常，展转自贼，不有秦誓之悔，亦殆矣哉！
齐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文十八年]而卒以弒君继位。是以财收众人之心，为窃国之术也。乃以争田宿愤，刖歜父而启弒萌。前以惠成，后以贪败，岂两人哉？彼特藉小惠以遂大贪。所谓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尽一国之财，获一国之富，而贪根辗转，卒被戕夷。孰非自作之孽哉？
却克聘楚[成二十年]嘉礼也。子反曰：“两君相见，无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遗。”至晋楚战于鄢陵，而射其王中目[成十六年]子反之言，非先为之谶乎？书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伊戾欿用牲加书，陷太子痤。宋平公徐闻其无罪也，烹伊戾[襄二十六年]其后，寺人柳用牲埋书，陷华合比。平公遂逐华合比[昭六年]独不思其为伊戾之故智哉？疑之生闇，有不可穷诘者矣。
晋之叔向以博洽闻，知道则未也。明知晋之失德，平邱之会，乃曰
译读史剩言 清代 秦笃辉
读史剩言卷一
清代 汉川秦笃辉著
纵观全部史书，大抵对于国家的利益减少一分，那么对于百姓的利益就增加一分。这其实是利于国家的；而对于国家的利益增加一分，必定对于百姓的利益减少一分，看似利于国家而实际上却有害于国家。尧告诫舜说：“真诚地执守中正之道。”如果四海百姓困苦穷乏，上天赐予的禄位就会永远终结。所谓执守中正，就是不使四海百姓困苦穷乏罢了。四海百姓困苦穷乏，那么天禄就会永远终结，这确实是千古的明鉴啊！
晏婴身为齐国宰相，知道陈氏有尾大不掉的隐患，公室有难以预测的灾祸，就应当思考用来挽救的方法。那挽救的方法，也不过是为国家得到人才罢了。当时凭借孔子的圣明，齐景公想要把尼溪封给他，假使他得到国家行使权柄，那众多的陈氏族人怎么能有所作为呢？而晏婴亲自阻挠这件事，最终酿成了田氏取代姜氏的祸患。说齐国亡于晏婴是可以的，他仅仅和叔向一样为楚国沦为囚徒而哭泣，这是为什么呢？楚国令尹子西对楚昭王说：“大王出使诸侯，有像子贡那样的人吗？”昭王说：“没有。”“大王的辅佐宰相，有像颜回那样的人吗？”昭王说：“没有。”“大王的将帅，有像子路那样的人吗？”昭王说：“没有。”“大王的官吏，有像宰予那样的人吗？”昭王说：“没有。”小人并非不知道君子胜过别人，却不去亲身实行，又对胜过自己的人总是嫉妒，这就叫做自暴自弃。晏婴、子西这一类人，都是自取国家的败亡罢了，哪里足以困住圣人呢？
《史记》说姜太公前往封地，因为旅店主人的话而快速前行，莱侯果然和他争夺。齐国的《说苑》说郑桓公前往封地，因为旅店主人的话而快速前行，厘何果然和他争夺？郑国不一定有这件事，但顺应时势的人应当像这样。《说苑》记载姜太公诛杀华士，《家语》记载孔子诛杀少正卯，也不一定真有此事，但建立政令的人应当像这样。
孔子称赞管仲说：“他的仁德，在于匡正天下，称许齐桓公为正道而不诡诈，这也是赞许管仲的话。”而他的缺点在于器量狭小，在于哪里算得上节俭，在于不懂礼，人品就很明显了。曾西和孟子专门拿他的缺点来说，已经不如孔子的公允恰当。宋代儒者则深究文辞、罗织罪名，凡是管仲的优点，都必定用极坏的心术去揣测，他们苛刻刻薄不肯宽容，也太过分了。
召陵的军队，并非真正想要讨伐楚国，只是以臣服楚国为名罢了。这时子文执政，楚国没有空隙可乘，讨伐它也不一定胜利，所以趁着侵犯蔡国的便利，借会盟楚国为名，这是齐桓公、管仲的意图。意图出于此，所以作为军队的名义，必定要使楚国能够接受，以显示不深加责备的意思，这样就可以一次会盟而退兵，楚国又何必不结盟而做出不可接受的样子呢？正胜之战吗？这是了解自己也了解对方，双方都得到所想要的最佳计策。那使楚国能够接受，就故意提出一大一小两个责问：小的，只是包茅没有进贡，让楚国接受以作为会盟的条件；大的，是南方征伐不服从，方便他们推辞以避免战争。如果直接用僭越称王、扰乱华夏的罪名讨伐它，那么罪名太大而无法推辞，形势必将走向战争。战争如果胜利就算了，如果不胜利就会把几十年的霸业，一朝毁掉，这是齐桓公、管仲深深避免的。吕东莱不了解霸主权变诡诈的心思，在他询问“南方征伐”时，讥讽他非常厌恶宽厚、厌恶多罪、在责备僭越称王时显得罪责轻微，讥讽他内心急切于求取、目光眩惑于观看，都不是事情的真实情况。
小白抢先进入，重耳迟缓，圆滑而得到晋国，形势不同啊。大概小白有能力制服子纠，重耳不能制服夷吾。所谓锐利不可侵犯啊。假使夷吾处于那锐利的位置，也不过是为贤者驱除困难罢了。
秦晋两国过去互相构陷，自从围困郑国[僖公十三年]以前，都是晋国的过失。围困郑国这一举动，秦国有三个过失：帮助晋国的私怨，围困郑国，这是第一；听从郑国独自退兵，这是第二。退兵也应当和晋国讲和，和解晋郑两国然后离开也可以。私自派遣三座戍守的军队，购买自己的恩惠，激怒晋国，这是第三。三座戍守的军队已经派遣，又开启了偷袭郑国的空隙，于是就有了殽山的祸患。那么秦穆公反复无常，辗转自我伤害，如果没有《秦誓》的悔恨，也危险了啊！
齐国公子商人突然在国内施恩，而多聚集士人。耗尽家财借贷给公家官吏来延续[文公十八年]，最终因此弑君继位。用财物收买众人的心，是窃取国家的方法。于是因为争夺田地的旧恨，砍断歜的父亲而开启弑君的萌芽。以前用恩惠成功，以后用贪婪失败，难道只是这两个人吗？他们只是借小恩惠来实现大贪婪。所谓想要夺取它，必定先给予它。耗尽一国的财物，获得一国的财富，而贪婪的根源辗转，最终被杀害。谁不是自作自受呢？
却克出使楚国[成公二十年]是嘉美的礼仪。子反说：“两国的君主相见，难道只是用一支箭互相赠送吗。”等到晋楚在鄢陵交战，而射中晋王的眼睛[成公十六年]，子反的话，不是事先的预言吗？《尚书》说：“百姓所想要的，上天必定顺从。”伊戾用牺牲和书信，陷害太子痤。宋平公慢慢听说他无罪，烹杀了伊戾[襄公二十六年]。后来，寺人柳用牺牲和埋藏书信，陷害华合比。平公于是驱逐华合比[昭公六年]，难道不思考这是伊戾的旧计谋吗？怀疑产生昏暗，有无法穷尽追问的了。
晋国的叔向以博学多识闻名，懂得道却未必。明知晋国失德，平邱的会盟，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