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剩言卷一
不可以不示威，又曰不可以不示众。对鲁且曰：「甲车四千乘，虽以无道行之，亦可畏也[昭十三年]及景王风晋之不修职贡，惟责王之乐忧，非礼[昭十六年]前后毫无反己自修之辞，左氏每盛称之，寡识哉！
译不能不展示威严，又说不能不向众人展示。对鲁国却说：“兵车四千辆，即使以无道的方式行事，也令人畏惧。”（《左传·昭公十三年》）等到景王因晋国不修职贡而发怒，只指责晋国让周王忧虑，这是不合礼制的。（《左传·昭公十六年》）前后没有丝毫反省自身、自我修养的言辞，而《左传》却每每极力称赞晋国，见识何其浅陋啊！
子家谓季氏：「隐民多取食焉。齐之陈氏办厚施于民，奸臣未有不结民者。」
阳虎家臣耳，囚季桓子[定公五年]强孟懿子[定公六年]任其操踪，无敢拂逆，何邪？观孟孙之谓范献子曰：“阳虎若不能居鲁而息肩于晋，所不以为中军司马者，有如先君，不敢颂言。”虎恶转为之，请美官，盖以虎素与晋通，挟大国之威以制季孟，故俯首帖耳，任其困辱也。当昭公之出，士鞅、荀跞等受意如之，贿而庇其恶；当定公之时，士鞅等又受阳虎之贿，而肆其毒。故其后虎败，终奔晋也。惟贿是崇，而党恶害邻，晋为已甚矣。
伍奢之死于楚，非其罪也。太子建欲与晋灭郑，而郑杀之，可谓非其罪乎？《周礼》曰：“杀人而当者，戒勿雠；雠之则死。”伍员惟宜报楚而不报郑，明矣。何燕泉反以不为子建报仇贵员何哉？然员之报楚，自云“日暮途穷，倒行而逆施之”，又岂可以常理论哉！
卫文以邢狄之伐避位，而后师；卫灵以捘手之辱避位，而畔晋；唐明皇至马嵬辞军，独往，亦用是术；代宗陕州，德宗奉天，特踵而行耳。然平日无恩德以结其民，徒恃临乱之一激，亦危矣哉！
蒯瞶与五人舆豭强盟孔悝[哀十五年]其子疾亦使五人舆豭强盟蒯瞶。可谓以身教者，从。
孟子之贤，不可殚述，而其进退裕余，尤在不受齐君之禄，以局外谋局中之事，以无忧代他人之爱。三代后，惟李邺侯唐灵武时，彷佛似之，惜乎其后不能然也。
六国上策，莫如行仁义，孟子是也；中策，莫如合从以拒秦。从横人之计，割地赂秦，所谓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直无策矣。若苏秦，始亦欲助秦，秦不用，乃合从，皆为己谋利起见，所以见鄙于君子。
守天下之术，至秦始皇，加密乃愈密，而失愈速，何也？不能反其本也。其本柰何？亦仁义而已矣。
封建利于士，不利于民。国多官，众才无不庸，士之利也；内乱外患，兵无由弭，民之害也。
封建之地太广，是教之畔矣。此贾主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为得封建之准也。然封建利少而害多，畔则害朝廷，不畔亦害百姓。至于弒逆之惨，皆起于封建，所以必不可行也。毛仲氏曰：「秦始皇郡县救全天下，万世人伦之变，诚哉是言。」
有恒之人，无终者寡矣；无恒之人，有终者寡矣。项羽学书，不成；学剑，学剑不成；学兵法，学兵法又卒不成，则亦安有成哉？故观人，必于其所业。
苏子瞻论范增未允，谓增当去于杀卿子冠军时。按此时项羽为次将，增为末将，羽诛宋义，增无一言。其后与羽一心，是诛义必羽增同谋也。义逗留，本可诛，且义不诛，章邯不破，秦兵正强，即沛公何能乘间入关哉？论当日破秦之功，自以羽破邯之战为第一，反以诛义为罪，谓增当去之，不亦傎乎？
汉高之胜项羽，在豁达大度，知人善任，固已亦在善用闻与不吝金宝。故以四万金听陈平用之，知秦将为屠者子，则以重宝啖之而致连和；知陈豨将皆故贾人，则以金啖之，遂多降者。固胜印刓弊而不忍予者矣。虽然，此汉之必不可为三代哉？
汉高为人粗率猜诈，其短甚多，幸而遇韩信之见，小利易于牢笼；项羽之为大愚，任其鼓弄，蹈瑕抵隙，因而有成。阮藉登广武原，谓时无英雄，竟使竖子成名，放开眼界，所论原不为过。但以暴秦之后，民生涂炭已极，得一彼善于此之人，遂可以获天休而成帝业。正孟子所谓“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其时则然也。不能生汤武，生一彷佛汤武者，天之气运为之也。
沛公入关，告谕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初不言义帝也。及帝死，亦不闻有一言也。闻董公教，乃为发丧，特为讨羽之名耳。其心岂真有义帝哉？”核实论之，义帝特诸侯之长，非真有共主之实。以不学无术之项羽杀之，受恶名耳。使沛公一天下，义帝而在，其能存者几希。
史记》裁圮上老人授张良书，谓读是为王者师，不知果何书？王者师语出《孟子》，所指者教养之仁政，非兵书也。今所传《三略》，
译子家对季氏说：“隐没的百姓大多从那里获取食物。齐国的陈氏对百姓施行厚实的恩惠，奸臣没有不笼络百姓的。”
阳虎不过是家臣罢了，囚禁季桓子（定公五年），胁迫孟懿子（定公六年），掌控他们的行动，没有人敢违逆，这是为什么呢？看孟孙对范献子说：“如果阳虎不能在鲁国立足而到晋国休息，如果不让他担任中军司马，我敢以先君发誓，不敢说假话。”阳虎怎么能转而为他效力，请求美好的官职呢？大概是因为阳虎向来与晋国相通，挟持大国的威势来制约季孙和孟孙，所以（季孙和孟孙）俯首帖耳，任由他困辱。当昭公出逃时，士鞅、荀跞等人接受了意如的贿赂而庇护他的恶行；当定公在位时，士鞅等人又接受了阳虎的贿赂，而让他肆意施毒。所以后来阳虎失败，最终逃奔到晋国。只崇尚贿赂，而结党作恶危害邻国，晋国做得太过分了。
伍奢死在楚国，并非他的罪过。太子建想要联合晋国消灭郑国，而郑国杀了他，这可以说是没有罪过吗？《周礼》说：“杀人得当的，告诫不要报仇；报仇的就会死。”伍员只应该向楚国报仇而不应该向郑国报仇，这是明显的。为什么何燕泉反而以不为太子建报仇来推崇伍员呢？然而伍员向楚国报仇，自己说“日暮途穷，倒行而逆施”，又怎么可以用常理来评判呢！
卫文公因为邢国和狄人的征伐而避位，然后出兵；卫灵公因为捘手之辱而避位，而背叛晋国；唐明皇到了马嵬坡辞别军队，独自前往，也是用这种权术；代宗驻守陕州，德宗驻守奉天，只是沿袭这种做法罢了。然而平时没有恩德来笼络百姓，只依靠临乱时的一时激励，也太危险了！
蒯瞶与五个人抬着公猪强迫孔悝结盟（哀公十五年），他的儿子蒯疾也派五个人抬着公猪强迫蒯瞶结盟。可以说以自身行为教导的人，跟随者众多。
孟子的贤能，无法详尽叙述，而他进退从容，尤其在于不接受齐君的俸禄，以局外人的身份谋划局中人的事务，以无忧的心态代替他人的关爱。三代之后，只有李邺侯在唐灵武时，仿佛类似他，可惜他后来不能这样了。
六国的上策，没有比施行仁义更好的，孟子就是这样；中策，没有比合纵来抵抗秦国更好的。纵横家的计谋，割地贿赂秦国，所谓抱薪救火，薪柴不尽，火不灭，真是没有策略了。至于苏秦，起初也想帮助秦国，秦国不任用他，才合纵，都是为自己谋取利益，所以被君子鄙视。
治理天下的方法，到了秦始皇，加密反而更加严密，而失去天下反而更快，为什么呢？不能回到根本。根本是什么呢？也就是仁义罢了。
分封制有利于士人，不利于百姓。国家多官员，众多人才没有不被任用的，这是士人的利益；内乱外患，战争无法平息，这是百姓的祸害。
分封的土地太广，这是教唆他们背叛。这是贾谊主张众建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力量，是掌握了分封制的准则。然而分封制利少而害多，背叛则危害朝廷，不背叛也危害百姓。至于弑君叛逆的惨剧，都起于分封制，所以绝对不可实行。毛仲氏说：“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拯救全天下的百姓，万世人伦的变化，确实是这样说的。”
有恒心的人，没有善终的很少；没有恒心的人，有善终的很少。项羽学写字，没学成；学剑，学剑没学成；学兵法，学兵法又最终没学成，那么又怎么会有成就呢？所以观察人，一定要看他所从事的事业。
苏子瞻评论范增不公允，说范增应当在杀卿子冠军时离开。查此时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项羽诛杀宋义，范增没有一句话。后来与项羽一心，这说明诛杀宋义一定是项羽和范增同谋。宋义逗留不前，本来可以诛杀，而且宋义不诛杀，章邯就不能被攻破，秦兵正强，即使沛公怎么能趁机进入关中呢？评论当时破秦的功劳，自然以项羽攻破章邯的战役为第一，反而以诛杀宋义为罪，说范增应当离开，不也很荒谬吗？
汉高祖战胜项羽，在于豁达大度，知人善任，固然也在于善于使用间谍和不吝惜金宝。所以用四万金让陈平使用，知道秦将是个屠夫的儿子，就用重宝引诱他而达成连和；知道陈豨的将领都是以前的商人，就用金钱引诱他们，于是有很多投降的。这比固守印信磨损而不肯给予的人强多了。虽然如此，这难道是汉高祖不能成为三代圣王的原因吗？
汉高祖为人粗率猜忌欺诈，他的短处很多，幸好遇到韩信这样的见识，小利容易牢笼；项羽是大愚，任由他鼓弄，蹈瑕抵隙，因而有所成就。阮籍登上广武原，说时无英雄，竟让竖子成名，放开眼界，所论原本不过分。但因为在暴秦之后，民生涂炭已极，得到一个比项羽稍好的人，就可以获得天命的休佑而成帝业。正像孟子所说的“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能生出汤武，生出一个仿佛汤武的人，是天命气运造成的。
沛公进入关中，宣告我和诸侯约定，先入关者王。我应当王关中，起初没有说义帝。等到义帝死了，也没有听说有一句悼念的话。听到董公的教导，才为他发丧，只是讨伐项羽的名义罢了。他的心里难道真有义帝吗？核实论之，义帝只是诸侯的领袖，并非真有共主的实际。以不学无术的项羽杀了他，承受恶名罢了。假使沛公统一天下，义帝如果还在，他能存活的希望很少。
《史记》记载圮上老人授予张良书，说读这本书是王者之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书？王者之师的话出自《孟子》，所指的是教养的仁政，不是兵书。现在所传的《三略》，
托名黄石公授良者，皆兵家言。然良未尝将兵，所决策在峣关击秦将，鸿门救沛公，烧绝栈道，示项羽无复东意，劝以齐王封韩信，沮封六国后，及急击项羽，皆决几于事先。智谋之士所见皆同，特遇汉高知言如石投水，故获成功，非有布阵攻敌之劳。奇门遁甲之术，必藉黄石之秘书也。苏子瞻亦知此意，故作论谓其意不在书，犹谓有隐君子托以授良。今考其实，圮上老人恐亦当时谰言，所谓见我于谷城山下语，尤荒诞。史迁好奇而载之。良晚岁谓欲从赤松子游，实未见其人，黄石公亦其类也。
译那些托名黄石公传授给张良的，都是兵家的言论。然而张良未曾统领军队，他所出的计策在于峣关攻打秦将、鸿门宴上救刘邦、烧毁栈道以向项羽表示不再东进的意思、劝刘邦封韩信为齐王、阻止分封六国后裔，以及紧急攻打项羽，都是在事情发生前就做出了决断。有智谋的人看法都相同，只是张良恰逢汉高祖对他言听计从，如同石头投入水中般顺畅，所以能够成功，并没有布阵攻敌的辛劳。奇门遁甲这类术数，必定是借助了黄石公的秘传书籍。苏轼也懂得这个意思，所以写文章说黄石公的本意不在书中，还说是有一位隐士借黄石公之名传授给张良。现在考察实际情况，圯上老人恐怕也是当时的谣言，所谓在谷城山下见到他的话，尤其荒诞不经。司马迁因为喜好奇异之事而记载下来。张良晚年说想要跟随赤松子云游，实际上并没有见到这个人，黄石公也是这一类传说人物。
张耳劝陈涉立六国后，为秦树敌也。郦生劝汉高立六国后，则为己树敌矣。然此为汉计失，为六国计得矣。使张良真为韩也者，宜赞成之；而乃力沮之。吾故曰，良为汉，非为韩也。
陈平劝汉高伪游云梦以擒韩信，特信不反耳。如果反，游以好出，适为信擒矣。事有幸成者，诸此类也。
季布与朱家无素，而家救之。锺离昧与韩信相善，而信负之。家以侠名，而信以枉死，宜哉！然信之不敢庇昧，恐灾己也，益征信不反矣。为信计，远宗范蠡，近效张良，或可以免；而以耻与哙等伍之，骄气凌人，独何哉？
以伍胥之知，前不能保其父于楚，后不能保其身于吴，明有所亏也。以韩信之知，前不能获其养于穷，后不能获其安于达，见有所累也。夫必无亏与累，而后谓之知。若二子，皆不自顾其睫者也。
苏明允论高帝之欲斩樊哙，为欲削吕氏之党，以损其权，最为卓见。又谓哙死于惠之六年，天也在，则吕禄不可绐，太尉不得入北军矣。又谓椎埋屠狗之人，见其亲戚乘势为帝王，有不欣然从之邪，皆深切事情。储在陆谓为已甚。按哙纵不叛，吕禄不可绐，太尉不得入北军，此必然之势。且陈平素畏哙，必多牵制，欲说哙诛吕，殊费周张。况吕禄弃军，哙妻吕嬃出其珠玉重宝于堂下曰：“无为他人守也”，显有明征，而谓哙能与其妻异邪？
古今圣人之下有贤人，贤人之下有妙人。越之范蠡，秦之蔡泽，汉之陆贾，是也。不忘富贵名节，亦无亏焉；不及圣贤，出处亦无愧焉。曷妙乎？尔妙其急流而勇退也。是一节可取也。
人动谓今不如古，只汉文帝除肉刑一事，今胜于古多矣。或者犹欲唱议复之，岂非不仁之甚者哉？
汉法禁夜行，李广犯之，是犯法也。霸陵尉有巡徼之责，呵而止之，固宜。其言曰：“真将军尚不得夜行，何言故也？”使吏尽强项不顾，藉如尉，则天下且治。李广为国大将，外举不避仇，擢而用之可也；否则度外置之耳。杀之不已甚乎？尉奉法成仇，广骫法报怨，卒戹于卫青，死宜哉。
后汉书·刘玄传》：「王莽首传诣宛，更始视之，曰：『莽不如是，当与霍光等』。按此语虽骇，而实慧，凡奸臣之被恶名者，皆可深长思矣。」
刘恭系刘盆子兄，先事更始，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系诏狱。闻更始败，乃出。更始遣恭请降赤眉，赤眉将杀更始，恭欲自刎，乃赦之。后更始为谢禄缢杀恭，见赤眉众乱，知其必败，自恐兄弟俱祸，密教盆子归玺绶，习为辞让之言，得免害。后乃遣恭乞降光武。盆子对光武曰：「罪当死，犹幸上怜赦之。」帝笑曰：「儿大黠，宗室无蚩者，度亦恭教之耳。」帝怜盆子，赏赐甚厚，以为赵王郎中。后病失明，赐荥阳均检官地，以为列肆，使食税终其身。恭为更始报杀谢禄，自系狱，赦不诛。按《后汉书》未为恭立传，事散见更始、盆子二传中。今观其崎岖祸变之中，保全盆子犹易，不负更始尤难。光武称赤眉将徐宣为「铁中铮铮，佣中佼佼」，宣何足当之？若恭真其人也，可不谓义士哉！传又称恭少习《尚书》，略通大义，随樊崇等降更始，封式侯，以明经数言事，拜侍中。盖立身具有本末云。
后汉书《冯异传》李轶初与光武首结谋约，加相亲爱。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虽知长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因异致书。遂报书与连和。光武故宣露轶书，令更始将朱鲔知之。鲔遂使人刺杀轶。《东观记》曰：「上报异曰：轶多诈，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领。令移其书。」按此足报伯升之仇。可见光武不以幸功而忘其兄，而无信之不可行，亦于是昭昭矣。
华阳国志《昭烈》年十五，母遣行学，与宗人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卢子干。德然父元起，常资给昭烈与德然等。元起妻谓曰：「各自一家，何能常尔？」起曰：「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鲁国孔融为黄巾贼所围，使太史慈求救于昭烈。昭烈曰：「孔文举闻天下有刘备乎？」以兵救之。陈登元龙曰：「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
译张耳劝陈涉拥立六国后裔，是为秦国树立敌人。郦食其劝汉高祖拥立六国后裔，则是为自己树立敌人。然而，这对汉朝来说是失策，对六国来说却是得计。假如张良真的是为了韩国，应当赞成这个建议；但他却极力阻止。所以我才说，张良是为了汉朝，而不是为了韩国。
陈平劝汉高祖假装巡游云梦泽来擒拿韩信，只是韩信没有反叛罢了。如果韩信真的反叛，高祖带着善意出游，正好会被韩信擒获。事情有侥幸成功的，大抵都是这类情况。
季布与朱家素不相识，而朱家救了他。锺离昧与韩信交好，而韩信辜负了他。朱家以侠义闻名，而韩信却枉死，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韩信不敢庇护锺离昧，是害怕灾祸降临到自己身上，这更加证实了韩信不会反叛。为韩信着想，远学范蠡，近效张良，或许可以免祸；但他却因耻于与周勃、灌婴等人同列，骄气凌人，独自如此，又是为什么呢？
凭伍子胥的智慧，先前不能在楚国保全他的父亲，后来不能在吴国保全他自己，说明他的明智有所欠缺。凭韩信的才能，先前不能在困窘时获得供养，后来不能在显达时获得安宁，说明他的见识有所拖累。必定没有欠缺和拖累，才能称为明智。像这两个人，都是连自己眼前的事都顾不到的。
苏洵论述汉高祖想斩樊哙，是为了削弱吕氏的党羽，以损害他们的权势，这是最卓越的见解。又说樊哙死在惠帝六年，这是天意，否则吕禄就不会被欺骗，周勃就不能进入北军了。又说那些埋尸屠狗的粗人，看到自己的亲戚凭借权势成为帝王，难道有不欣然顺从的吗？这些论述都深切符合实际情况。储在陆认为这种说法太过分了。考察一下，即使樊哙不反叛，吕禄也不会被欺骗，周勃也不能进入北军，这是必然的趋势。况且陈平向来畏惧樊哙，必定会受到很多牵制，想要说服樊哙诛杀吕氏，非常费事。何况吕禄抛弃军队，樊哙的妻子吕嬃把珠玉重宝放在堂下说：“不要为别人守着”，明显有证据表明，难道能说樊哙能和他的妻子不同吗？
古今圣人的下面有贤人，贤人的下面有妙人。越国的范蠡，秦国的蔡泽，汉朝的陆贾，就是这类人。他们不忘富贵名节，也没有亏欠；虽不及圣贤，但在出仕或隐退时也没有愧疚。为什么称为妙呢？妙就妙在他们能在急流中勇退。这一点是可取的。
人们常说现在不如古代，仅就汉文帝废除肉刑这一件事来说，现在比古代好多了。有的人还想提议恢复肉刑，难道不是最不仁义的人吗？
汉法禁止夜间行走，李广违反了，这是犯法。霸陵尉有巡逻警戒的职责，呵斥并阻止他，本来就应该。霸陵尉说：“真正的将军尚且不能夜间行走，何况你是以前的将军呢？”如果官吏都像这样刚直不阿，像霸陵尉一样，那么天下就会大治。李广是国家的将领，对外举荐不避仇人，提拔任用他是可以的；否则就置之度外罢了。杀他不是太过分了吗？霸陵尉奉法而结下仇怨，李广枉法而报复私怨，最终被卫青陷害，死得活该。
《后汉书·刘玄传》：“王莽的头颅被传到宛城，更始帝看着他说：‘王莽不像这样，应当和霍光等人一样。’考察这句话虽然惊人，但实际上很智慧，凡是奸臣背负恶名的，都值得深思。”
刘恭是刘盆子的哥哥，先前侍奉更始帝，因为赤眉军拥立他的弟弟刘盆子，他自己被关进诏狱。听说更始帝失败，才出来。更始帝派刘恭向赤眉军请降，赤眉军将要杀更始帝，刘恭想自刎，于是被赦免。后来更始帝被谢禄缢杀，刘恭看到赤眉军混乱，知道他们必定失败，自己恐怕兄弟都会遭祸，秘密教刘盆子归还玺绶，练习推辞让位的话，得以免祸。后来才派刘恭向光武帝乞降。刘盆子对光武帝说：“我罪当死，幸好皇上怜悯赦免我。”光武帝笑着说：“这孩子真狡猾，宗室中没有愚蠢的人，估计也是刘恭教他的。”光武帝怜悯刘盆子，赏赐很丰厚，任命他为赵王郎中。后来因病失明，赐给他荥阳均检的官地，让他开设店铺，靠收税终老。刘恭为更始帝报仇杀了谢禄，自己投案入狱，被赦免不杀。考察《后汉书》没有为刘恭立传，事迹散见于更始、刘盆子两传中。现在看他在祸乱变故中奔波，保全刘盆子还算容易，不辜负更始帝尤其困难。光武帝称赞赤眉将领徐宣为“铁中铮铮，佣中佼佼”，徐宣哪里配得上？如果刘恭真是这样的人，难道不称得上是义士吗！传记又说刘恭年轻时学习《尚书》，大致通晓大义，跟随樊崇等人投降更始帝，被封为式侯，因为通晓经学多次进言，被任命为侍中。大概他立身行事都有根本和末节。
《后汉书·冯异传》李轶起初与光武帝首先结下谋约，更加相亲相爱。等到更始帝即位，反而共同陷害刘伯升。虽然知道长安已经危急，想投降又不自安，于是通过冯异送信。冯异就回信与他连和。光武帝故意泄露李轶的信，让更始帝的将领朱鲔知道。朱鲔就派人刺杀了李轶。《东观记》说：“光武帝回复冯异说：李轶多诈，不信任人，不能得到他的要害。让他转移书信。”考察这足以报刘伯升的仇。可见光武帝不因侥幸成功而忘记他的兄长，而无信不可行，也在这里彰明了。
《华阳国志·昭烈》十五岁时，母亲派他去求学，与同宗的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一起，拜九江太守卢子干为师。刘德然的父亲刘元起，常常资助昭烈和刘德然等人。元起妻子对他说：“各自是一家，怎么能经常这样？”元起说：“宗族中有这个孩子，不是普通人。”鲁国孔融被黄巾贼围困，派太史慈向昭烈求救。昭烈说：“孔文举听说天下有刘备吗？”派兵救了他。陈登元龙说：“雄姿杰出，有王霸的谋略，我敬重刘玄
孙权闻昭烈在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使大中大夫南阳宗玮报命。是在虢亭既败之后，权犹见惮如此。
宋袁燮《絜斋集》刘璋本以奸逆据蜀，国汉贼，孔明为汉除残，虽诛之可也。按此最可破昭烈不当取蜀之说。
抱朴子魏武帝欲用诸葛孔明，孔明自陈不乐出身武帝谢遣之曰：『义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也。』按此事正史不载，葛洪不知何由知之。」
孙夫人在荆州，权可大遣舟船迎妹。异日白衣摇橹之谋，已兆于此。《易》曰：「履霜，坚冰至。」荆州曾不力为之备，何哉？
苏明允《权书·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汉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乌事夫不可措足如剑门者而后曰险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布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夫明允之论蜀是，而论孔明则非也。当日秦汉故都，已为曹操所有，孔明安从而得之？荆州且与孙权争无已时，舍蜀无插足之地。隆中一对，了然明白，所谓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何尝欲弃荆州而终守西蜀？若夫事之不成，则天也。汉之高祖，何尝非由蜀而兴者？明允岂忘之邪？但历来僭国居蜀者，每不久辄亡，蜀险之不可恃，明允固确论也。
苏子由《三国论》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按昭烈不如曹操、孙权，在时势，非智勇不足也。能用孔明，何所不足乎？三苏于昭烈、孔明率多异议，皆成败之论，未可凭也。然谓因所不足以求胜，却为名言。盖善处所短，即是善用所长。”
杨升庵曰：「宋儒讥孔明写申韩教后主，吾子西曰：『人君以制略为贵。』后主襟量有余，权略不足，识者咸以为忧。药无高下，对病为宜，此孔明之微意也。」《古文苑》载先主临终勑后主曰：「申韩之书，益人意智，可观诵之。」是亦先主遗命也。《三国志》载孟孝裕问却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门所有，吾欲知其权略，知调何如耳。」孝裕之见，非即孔明之见哉？难与不达时务者言矣。《中庸》谓：「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可见临天下以聪明睿知为先，而宽裕温柔次之。
汉焦先字孝然，《皇甫谧高士传》：汉室衰，先乃自绝，不言。及魏受禅，常结草为庐于河之湄，独止其中。冬夏恒不着衣，卧不设席，以身亲土。或数日一食。按先之节，更苦于管幼安矣。《魏志·管宁传》注：鱼豢《魏略》：先自作一瓜牛庐。裴松之曰：瓜当作蜗。《魏略》又云：嘉平中，大发卒伐吴，有窃问先讨吴何如，先不应，而谬歌曰：「祝衂祝衂，非鱼非肉，更相追逐。本心为当杀牂羊，更杀其羖<羊历>邪？」人疑牂羊谓吴，羖<羊历>谓魏。曹操篡汉，实荀彧首赞成之。以操穷凶极恶，卒移汉祚，似无天道。详考其事，而知天道不爽，有三快焉。操手毒，荀彧以逆臣杀逆臣，一快也。曹丕纳父妾，以逆子污逆父，二快也。司马师弒髦，司马炎灭魏，以逆臣篡逆臣，三快也。且曹叡之子芳，乃乞养他人子，不知所从来，实非曹氏子孙。则芳立，魏已亡矣。名为蜀亡于魏前，实魏亡于蜀前，更见天道昭然，尤大快也。
董卓既诛，王允秉政，汉几复兴。以不赦李傕、郭泛，激成祸变。然傕、泛欲逃，贾诩曰：“倘释兵一校尉，可擒矣。不如将兵攻京师，败而后逃。”遂不可制，则诩实亡汉之贼。其后复为曹操谋，诩之罪可胜诛哉？
傕泛之乱，汉室之亡已决。曹操再造，使其不为篡逆之谋，其功当驾乎伊、周，为千载一人矣。思作文王
译孙权听说刘备在白帝城，非常恐惧，派遣使者请求讲和。刘备派大中大夫南阳人宗玮回复。这是在虢亭战败之后，孙权仍然如此忌惮刘备。
宋代袁燮在《絜斋集》中说：刘璋本以奸邪叛逆占据蜀地，是汉朝的贼寇，诸葛亮为汉朝铲除残暴，即使诛杀他也可以。按此观点最能驳倒刘备不该夺取蜀地的说法。
《抱朴子》记载：魏武帝想任用诸葛亮，诸葛亮自称不愿出仕，魏武帝谢绝对他说：“道义上不能让高出世俗的士人受辱于昏庸君主的朝廷。”按此事正史没有记载，葛洪不知从何得知。
孙夫人在荆州时，孙权曾派大船去迎接妹妹。日后白衣渡江的阴谋，在此时已露端倪。《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荆州方面却不为此做准备，为什么呢？
苏洵在《权书》中说：古代夺取天下的人，常常先谋划所守之地。诸葛亮放弃荆州而前往西蜀，我知道他无所作为了。他未曾见识过大的险要之地。他认为剑门关可以确保不灭亡。我曾观察蜀地的险要，其防守难以出击，出击难以持续，小心翼翼只求自保，尚且不够，又怎么足以控制中原呢？至于秦汉的旧都，肥沃的土地千里，黄河大山，真正可以控制天下，又何必非要像剑门关那样无处立足才叫险要呢？现在的富人，一定居住在四通八达的都市，让他们的财富流通于天下，然后才能收取天下的利益。有个小气的人，得到一个金盒子藏在家里，关上门守着，这是求不丢失，不是求富有。大盗来了，抢劫拿走，又怎么知道它果然不丢失呢？苏洵论蜀地是对的，论诸葛亮则是错的。当时秦汉旧都已被曹操占有，诸葛亮怎么能得到它？荆州且与孙权争斗无休，舍弃蜀地就没有立足之地。隆中对时，诸葛亮说得清清楚楚，所谓任命一位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指向宛、洛，将军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出秦川，何曾想要放弃荆州而最终只守西蜀？至于事情不成功，那是天命。汉高祖，何尝不是从蜀地兴起？苏洵难道忘了吗？只是历来僭越称帝居于蜀地的人，往往不久就灭亡，蜀地险要不可依赖，苏洵确实是确论。
苏轼在《三国论》中说：刘备只是智谋短浅而勇气不足，所以有不如曹操、孙权的地方。却不知因为自己的不足而寻求胜利，那就太糊涂了。按刘备不如曹操、孙权，在于时势，并非智勇不足。能任用诸葛亮，还有什么不足呢？三苏对刘备、诸葛亮大多持异议，都是成败论，不可凭信。然而说因为不足而寻求胜利，却是名言。大概善于处理短处，就是善于发挥长处。
杨慎说：宋代儒者讥讽诸葛亮写申不害、韩非子的著作教导后主，我儿子杨慎说：“君主以权略为贵。”后主胸襟有余，权略不足，识者都为此担忧。药无高低，对症为宜，这是诸葛亮的深意。《古文苑》记载刘备临终遗诏给后主说：“申韩之书，能增进人的智慧，可以观诵。”这也是刘备的遗命。《三国志》记载孟孝裕问却正太子的情况：“却正以虔敬仁恕回答。”孝裕说：“如你所说，都是家门常有的，我想知道他的权略，知道如何调遣罢了。”孝裕的看法，不就是诸葛亮的看法吗？难以与不通时务的人谈论。《中庸》说：“天下至圣，能够聪明睿智，足以临御天下。”可见临御天下以聪明睿智为先，而宽裕温柔次之。
汉代焦先字孝然，《皇甫谧高士传》记载：汉室衰微，焦先于是自我隔绝，不说话。等到魏受禅，常在河边结草为庐，独自住在其中。冬夏常不穿衣服，睡觉不设席，身体直接接触泥土。有时几天吃一顿饭。按焦先的节操，比管幼安更苦。《魏志·管宁传》注引鱼豢《魏略》：焦先自己造了一个瓜牛庐。裴松之说：瓜当作蜗。《魏略》又说：嘉平年间，大规模发兵伐吴，有人偷偷问焦先讨伐吴国如何，焦先不回答，却胡乱唱歌说：“祝衂祝衂，非鱼非肉，更相追逐。本心为当杀牂羊，更杀其羖<羊历>邪？”人们怀疑牂羊指吴，羖<羊历>指魏。曹操篡汉，实际上是荀彧首先赞成的。以曹操穷凶极恶，最终移换汉朝国运，似乎没有天道。详细考察此事，才知道天道不差，有三件痛快事。曹操手毒，荀彧以逆臣杀逆臣，一快。曹丕纳父妾，以逆子污逆父，二快。司马师弑杀曹髦，司马炎灭魏，以逆臣篡逆臣，三快。而且曹叡的儿子曹芳，是乞求收养他人的孩子，不知从哪里来，实在不是曹氏子孙。那么曹芳即位，魏已灭亡了。名义上蜀亡于魏前，实际上魏亡于蜀前，更见天道昭然，尤其痛快。
董卓被诛杀后，王允执政，汉朝几乎复兴。因为不赦免李傕、郭汜，激成祸变。然而李傕、郭汜想逃跑，贾诩说：“如果释放兵力，一个校尉就可以擒获他们。不如带兵攻打京师，失败后再逃跑。”于是不可控制，那么贾诩实在是亡汉的贼。他后来又为曹操谋划，贾诩的罪过岂止可诛？
李傕、郭汜之乱，汉室的灭亡已定。曹操再造汉朝，假如他不进行篡逆的谋划，他的功劳当超过伊尹、周公，成为千载一人。想着作文王
曹孟德聘虞翻，翻曰：“孟德欲以盗贼余职污人邪？”孙权劝孟德称帝，孟德怀是儿，欲置我于火炕上邪？夫孟德欲避火炕而甘为盗贼，所谓不能充其类者也。要知能避火炕乃真为盗贼，所谓小人喻于利者也。祖逖行军不禁剽掠，其弟约后遂为乱，亦逖有以致之也。
景略之不从桓温，犹孔明之不从曹操也。然景略以其师教之，师曰：「君岂与桓温并世哉？」一言而出处定。师史失其名，盖隐君子。
谢安之破苻坚，非幸也。指授将帅，各当其任。緃不能胜，必不可败。
苻坚之败，闻风声鹤唳，疑为晋军。齐高世辨觇周师，见群鸟飞起，以为旌旗，即驰还，不能返顾。盖心之怯者，物皆敌也。
苏子由论苻坚欲灭晋，当效左出右入，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误之，虽韩、白不能御，何况谢玄？此论诚然，千古无如此计之毒。吴之败楚，隋之灭陈，皆由于此。而静以守之，不为其所疲且误，如李牧之御匈奴，廉颇之御白起，可也。
杨升庵于南朝人物首推韦叡，予于北朝首推高允。叡犹一时之杰，允则千古之英也。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其才不可及也。事君尽忠不欺，一言临难守义不图苟免，其德不可及也。终身不见喜愠之色，其养不可及也。时百官无禄，允恒使诸子樵采自给，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其清不可及也。姻媾徒步造门，允散财给产以相赡，振其惠不可及也。内文明而外柔顺，于宗爱之威势则执礼抗之，于焦母之贫老则竭力保之，其不畏强御、不侮矜寡不可及也。兴学则首立规模，断狱则务期平允，机务悉周于明察，志气不衰于期颐。举孔子所谓知、廉、勇、艺、文之礼乐、思义、授命、久要、不妄、好古、敏求、知乐、仁寿者，一人而兼有之。三代后当与孔明相伯仲，他非其伦也。
元魏以高欢除尔朱氏，而欢遂反；避欢就宇文泰，而泰弒逆。善乎裴侠之言曰：「宇文泰已操戈矛，岂肯授人以柄？投之无异避汤入火。」又曰：「图欢有立至之忧，西行有将来之虑。」呜呼！观此当日之为君者，不诚难哉！善建不拔，亦惟慎其始耳。
元魏主恭为广陵王时，因元乂擅权，阳得瘖疾，闭口八年，为羣臣所立。后为高欢所废，旋见弒于魏主。惜其以八年之瘖，而死于一朝之立也。然乱世之君，亦可哀也哉！庄子曰：「厉怜王，信矣。」
侯景畏慕容绍宗，闻其来，曰：“谁敢？鲜卑儿[指高澄]解遣绍宗来？若然，高王定未死邪？亦可谓死高欢走生侯景矣。”宗制景，欢为澄早策之。澄遣宗、陈元康教之，元康亦杰矣哉！高欢使彭乐追宇文泰，泰曰：“痴男子！今日无我，明日岂有汝耶？”乐遂归侯景。谓慕容绍宗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纵之，养寇者信有罪矣！而兔死狗烹，亦可鉴哉。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梁无萧正德之引，侯景乌能为哉？正德为梁主之侄，既叛入魏，而复归，是一反侧子也。复使将兵讨贼，引景深入。甚矣，梁武之闇也！
侯景叛梁，自八月至十一月，遂入台城。西魏伐梁，自十月至十二月，遂入江陵。亡国之易，未有如梁者。
晋《载纪》慕容农谓慕容垂曰：「取果于未熟，与自落，不过旬日之间，然其难易美恶，相去远矣。」《北齐书·陆法和传》：「侯景渡江，朱元英问法和曰：『景今围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时，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劳问也？』按：『宜待熟时』，此言虽小，所喻至大。凡人为善，无报善未熟也；为恶，无报恶未熟也。熟则善无不兴，恶无不亡。自勉者宜审其几，观时者宜俟其定。」
隋高祖代陈，作舰投柹于江，曰：“若彼惧而能改，吾复何求？”此盖度陈人已困，有必取之势，愈示形以恐之，即李靖散舟于河之意，而特谬为大言耳。不然，前何听高颎？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及纵火烧其积储之秘，计乎？
李密尚有山东旧地，虽败于隋，非穷无所归者，且有徐绩代为之守，而其麾下王伯当、魏征之流，皆人杰也，何遽降唐？既降，又
译曹操聘请虞翻，虞翻说：“曹操想用盗贼余党的职位来玷污人吗？”孙权劝曹操称帝，曹操怀着这个念头，是想把我置于火炕之上吗？曹操想避开火炕却甘愿做盗贼，这就是所谓不能充任其同类的人。要知道，能避开火炕才是真正的盗贼，这就是所谓小人只懂得利益。祖逖行军不禁止掠夺，他的弟弟祖约后来果然作乱，这也是祖逖招致的。
王猛不听从桓温，就像诸葛亮不听从曹操一样。然而王猛用他的老师教导他，老师说：“你难道要和桓温同世吗？”一句话就决定了出仕或隐居。老师史书失载其名，大概是位隐士君子。
谢安击败苻坚，不是侥幸。他指挥部署将帅，各当其任。即使不能取胜，也必定不会失败。
苻坚战败，听到风声鹤叫，就怀疑是晋军。齐高帝萧衍观察周军，看见群鸟飞起，以为是旌旗，立即驰马返回，不敢回头再看。大凡内心怯懦的人，万物都像是敌人。
苏辙评论苻坚想要灭掉东晋，应当效仿左出右入，频繁作战使其疲惫，用多种方法使其失误，即使是韩信、白起也不能抵御，何况谢玄呢？这个论断确实如此，千古没有比这更毒辣的计策。吴国打败楚国，隋朝灭掉陈国，都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安静地坚守，不被它疲惫和误导，像李牧抵御匈奴，廉颇抵御白起，是可以的。
杨慎在南朝人物中首推韦叡，我在北朝首推高允。韦叡还是一时的豪杰，高允则是千古的英雄。他博通经史、天文、术数，他的才能无人能及。侍奉君主尽忠不欺，一言既出，临难守义不图苟且免死，他的品德无人能及。终身不见喜怒之色，他的修养无人能及。当时百官没有俸禄，高允常让儿子们砍柴自给，只有几间草屋，布被絮袍，他的清廉无人能及。姻亲徒步登门，高允散财给产来供养他们，他的恩惠无人能及。内里文明而外表柔顺，面对宗爱的威势则执礼抗争，面对焦母的贫老则竭力保护，他不畏强暴、不欺侮孤寡的品质无人能及。兴办学校则首先确立规模，审理案件则务求公平允当，机要事务全靠明察周全，志向气节在百岁高龄时也不衰退。举凡孔子所说的知、廉、勇、艺、文之礼乐、思义、授命、久要、不妄、好古、敏求、知乐、仁寿者，他一人兼而有之。夏商周三代之后，他应当与诸葛亮相伯仲，其他人不是他的同类。
北魏依靠高欢铲除尔朱氏，而高欢随即反叛；避开高欢投靠宇文泰，而宇文泰弑君叛逆。裴侠的话说得好：“宇文泰已经手持戈矛，岂肯把权柄交给别人？投奔他无异于避开水汤跳进火坑。”又说：“图谋高欢有立即到来的忧患，西行有将来的忧虑。”唉！看这当时的君主，不确实很难吗！善于建立不拔的基业，也只有谨慎其开始罢了。
北魏主恭做广陵王时，因为元乂专权，假装得了哑疾，闭口八年，被群臣拥立。后来被高欢废黜，随即被北魏皇帝杀害。可惜他凭借八年的哑疾，却死于一朝的拥立。然而乱世的君主，也可哀啊！庄子说：“厉王可怜王，确实如此。”
侯景畏惧慕容绍宗，听说他来了，说：“谁敢？鲜卑儿[指高澄]怎敢派绍宗来？如果是这样，高王一定没死吧？”也可以说是死高欢走生侯景了。慕容绍宗制约侯景，高欢为高澄早就策划好了。高澄派慕容绍宗、陈元康教导他，陈元康也是杰出的人才啊！高欢派彭乐追击宇文泰，宇文泰说：“痴男子！今天没有我，明天难道有你吗？”彭乐于是归附侯景。对慕容绍宗说：“侯景如果被擒，你还有什么用？”慕容绍宗放了他，养寇的人确实有罪啊！而兔死狗烹，也可以引以为鉴。
东西必先腐烂，然后虫子才会产生。侯景如果没有萧正德的引荐，怎么能得逞呢？萧正德是梁主的侄子，既已叛逃入魏，又复归，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又让他带兵讨贼，引侯景深入。梁武帝的昏聩到了极点啊！
侯景叛梁，从八月到十一月，于是进入台城。西魏伐梁，从十月到十二月，于是进入江陵。亡国的容易，没有比梁朝更甚的。
晋《载纪》中慕容农对慕容垂说：“在未成熟时摘取果实，与等待它自然落下，不过十天之间的差别，然而其难易美恶，相差甚远。”《北齐书·陆法和传》：“侯景渡江，朱元英问陆法和说：‘侯景现在围城，事情会怎样？’陆法和说：‘凡人摘取果实，应当等待成熟的时候，不撩拨自然落下。檀越只要等待侯景成熟，何必劳烦询问呢？’按：‘应当等待成熟的时候’，这话虽然小，所比喻的道理却很大。凡人做善事，没有报应是因为善果未熟；做恶事，没有报应是因为恶果未熟。成熟了善果无不兴起，恶果无不灭亡。自我勉励的人应当审慎其端倪，观察时势的人应当等待其安定。”
隋高祖取代陈朝，造舰船将木桩投入江中，说：“如果他们害怕而能悔改，我还求什么？”这大概是估计陈朝人已困顿，有必取之势，更加示形以恐吓他们，就是李靖散舟于河的意思，而特意说大话罢了。不然，先前为何听从高颎？他们既然聚兵，我就解甲，等到纵火烧掉他们积储的秘密，是计策吗？
李密还有山东旧地，虽然败于隋朝，并非穷途末路无处可归，而且有徐绩代为防守，而且他麾下的王伯当、魏征之流，都是人杰，为何急忙投降唐朝？既然投降，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