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剩言卷二
读史剩言卷二
唐太宗征高丽，高丽兵十五万。太宗自将步骑四千为奇兵，使高丽有能将以十五万之众，取四千人如拾芥耳。太宗斯时可不谓危哉？其胜亦幸耳。乘危势而邀幸胜，人谓太宗智，吾不信也。
李绩劝高宗立武氏，后灭其族者，即武氏奸人自败，亦可鉴哉。
史称李淳风对唐太宗预言武氏之祸，或者谓系好事者事后附会之词，殊有卓见。且犹有说焉：天象历数，即真如此。使太宗不渔武氏之色而选之入宫，高宗不为聚麀之行而援之立后，彼武瞾亦安得而肆其毒乎？故瞾之祸，自术士言之，似为天作孽；而事稽其实，仍太宗、高宗之自作孽也。变不虚生，乱由自取。故从古圣帝明王，不问天道之不可知，而惟期人事之务自尽也。惜淳风术士，见不及此，不能启迪太宗谨身教子，以杜乱本而回天心，安受燕啄皇孙之祸，可不惜哉！
魏征，巧伪人也。高祖使辅太子，太子被人杀矣，可谓不负高祖乎？先劝太子杀秦王，秦王，高祖有功之子也，又可谓不负高祖乎？己身出处如转辘轳，既事窦建德，复事李密，复事唐高祖，既事太子，复事秦王，等于无耻之长乐老，安其后？事太宗所立之功名，半出于迎合揣摩，其直谏尤沽名之尤者。征之心术，真千古巧伪之极者也。余详袁简斋论，不具及。
玄宗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有所长。按六者之中，法、直为上，通、俭次之，吏、文又次之。
玄宗舍张九龄不用，求风度如九龄者用之，此犹不好真龙，而好画龙也。
玄宗欲废太子，杀二王，召宰相谋之。李林甫对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预。」上意乃决。夫徐绩以家事一言，致酿武氏之祸，殷鉴不远。使明皇善听，即林甫之言而思之，未有不悚然惧，翩然反者。盖是时其祸将作，其心已昏，遂不复有瞻前顾后之虑矣。
白起甘抽杜邮之剑，不肯兴无益之师，所以为名将。无益尚不为，况必败乎？哥舒翰辈愧白起多矣。然有将欲战而无功者，未有将不欲战而有功者。催战，何其愚哉！
安禄山反，哥舒翰守潼关。是时，依翰固守不战，贼进无所得，退则为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张[巡]所扼，不数月必有土崩之势。乃以催战为贼所乘，遂破潼关，直逼京师。殆明皇种毒极恶，天必欲使其丧国奔亡，故不极其败不止也。幸而不至死亡者，或其初定祸乱，实有功于天下，而开元之善政有以维持，系属而未尽绝于天意与？
关宠之见围于匈奴也，第五伦以为不宜救，鲍昱以为宜救。救之是也，公孙瓒之不救，别将果何如哉？至卫青之于李陵，王侁之于杨业，贺兰进明之于张巡，又其甚焉者矣。
广德元年，史朝义既诛，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请以降将薛嵩、田承嗣、李怀仙等为河北诸镇节度，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唐世藩镇之祸遂不可制。
以郭令公之盛德，人宜无不爱之。而前既见恶于鱼朝恩，后复见恶于程元振。盖小人之不容君子，其性然也。
代宗为太子，亲受李辅国之祸，而身更宠程元振，复为程元振所误，见逼吐蕃，再失长安，几于亡国。及覩柳伉之奏，元振竟不加诛，仅放归田里。身始反国，复宠鱼朝恩，而大用之，超于辅国、元振之上，可谓下愚不移矣。
代宗昏愚，惟礼重；郭子仪慰安，李光弼保全；仆固怀恩母，差强人意。
以代宗昏愚，能诛李辅国、鱼朝恩、元载，贬程元振，似胜终身比匪者。但四恶相继，虽克诛之，害已多矣。
李晟攻朱泚，其家在泚掌中而不害，天之庇荫忠臣也。然岂晟所及料哉？可谓纯忠矣。予尝以狄梁公、郭令公、李西平为唐再造三忠，而西平所处尤难。
泾原兵乱，京师，陆贽已先料之，而德宗不备，必奉朱泚为主。姜公辅已先料之，而德宗不从。天下未尝无知者，奈人主之闇何哉？
李泌之入相也，德宗谓之曰：「朕与卿有约，卿慎勿报仇。」其不知泌亦甚矣。泌乃曰：
译读史剩言卷二
唐太宗征讨高丽，高丽出动十五万军队。太宗亲自率领四千步兵骑兵作为奇兵，如果高丽有能干的将领，凭借十五万人的兵力，消灭这四千人就像拾取小草一样容易。太宗此时难道不危险吗？他的胜利也是侥幸罢了。趁着危险的形势而求得侥幸的胜利，人们说太宗有智慧，我不相信。
李绩劝说唐高宗立武氏为后，后来灭掉李绩全族的，正是武氏。奸人自取败亡，也可以作为鉴戒啊。
史书记载李淳风对唐太宗预言了武氏的祸乱，有人说这是好事者事后附会的话，这见解非常卓越。况且还有话说：天象历数，即使真的如此。假如太宗不贪恋武氏的美色而选她入宫，高宗不做出聚麀（父子共妻）的丑行而扶立她为皇后，那个武瞾又怎能肆意施展她的毒手呢？所以武瞾的祸乱，从术士的角度说，似乎是上天降下的灾祸；而考察事情的实质，仍然是太宗、高宗自己招致的灾祸。变故不会凭空产生，祸乱是自己招来的。所以从古以来的圣帝明王，不询问天道那不可预知的部分，只期望在人事上务必尽到自己的责任。可惜李淳风作为术士，见识达不到这个地步，不能启发太宗谨慎修身、教育儿子，以杜绝祸乱的根源而挽回天心，安然承受燕啄皇孙的祸患，这难道不可惜吗！
魏征，是个巧诈虚伪的人。高祖让他辅佐太子，太子被人杀了，这可以说没有辜负高祖吗？先前劝说太子杀掉秦王，秦王是高祖有功劳的儿子，这又可以说没有辜负高祖吗？自己身处的位置像转动的辘轳一样变化，既侍奉过窦建德，又侍奉过李密，又侍奉过唐高祖，既侍奉过太子，又侍奉过秦王，等同于无耻的长乐老，哪里安顿他的后事？侍奉太宗所建立的功名，一半出于迎合揣摩，他的直言进谏更是沽名钓誉中最突出的。魏征的心术，真是千古巧诈虚伪的极致。我详细赞同袁简斋的论述，不再赘述。
唐玄宗所用的宰相，姚崇尚通达，宋璟崇尚法治，张嘉贞崇尚吏治，张说崇尚文治，李元纮、杜暹崇尚节俭，韩休、张九龄崇尚正直，各有所长。考察这六种之中，法治、正直为上，通达、节俭次之，吏治、文治又次之。
唐玄宗舍弃张九龄不用，寻求风度像张九龄的人来任用，这就像不喜欢真龙，却喜欢画中的龙一样。
唐玄宗想废掉太子，杀掉二王，召来宰相谋划这件事。李林甫回答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臣等应当参与的。”玄宗的心意于是决定。徐敬业因为“家事”这一句话，导致酿成武氏的祸乱，殷鉴不远。假如明皇善于听取意见，听到李林甫的话而思考，没有不惊恐害怕、幡然醒悟的。大概是因为那时祸乱将要发作，他的心已经昏乱，于是不再有瞻前顾后的顾虑了。
白起甘愿在杜邮自刎，不肯发动没有益处的战争，所以成为名将。没有益处的战争尚且不发动，何况必定失败的战争呢？哥舒翰等人比起白起来羞愧多了。然而有将领想要作战却没有功劳的，没有将领不想作战却有功劳的。催促作战，是多么愚蠢啊！
安禄山反叛，哥舒翰镇守潼关。当时，如果依照哥舒翰固守不战的策略，贼军前进得不到好处，退却则被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张巡所遏制，不到几个月必定有土崩瓦解的形势。却因为催促作战被贼军乘虚而入，于是潼关被攻破，贼军直逼京师。大概是明皇种下的毒害极其恶劣，上天必定要让他丧国逃亡，所以不让他彻底失败不停止。幸好没有导致死亡，或许是因为他起初平定祸乱，确实对天下有功，而开元年间的善政有所维持，牵连而天意尚未完全断绝吧？
关宠被匈奴围困时，第五伦认为不应该救援，鲍昱认为应该救援。救援是正确的，公孙瓒不救援，别的将领又会怎么样呢？至于卫青对待李陵，王侁对待杨业，贺兰进明对待张巡，就更加严重了。
广德元年，史朝义已经被诛杀，仆固怀恩担心贼军平定后自己的恩宠衰落，请求让降将薛嵩、田承嗣、李怀仙等人担任河北各镇的节度使，朝廷也厌恶疲于兵事，姑且希望无事，于是授予他们官职，唐代藩镇的祸乱于是不可控制。
凭借郭令公（郭子仪）的盛德，人们应该没有不喜爱他的。然而先前被鱼朝恩厌恶，后来又被程元振厌恶。大概小人不能容忍君子，是他们的本性如此。
代宗做太子时，亲身遭受李辅国的祸害，而自身又宠信程元振，再次被程元振误导，被吐蕃逼迫，再次失去长安，几乎亡国。等到看到柳伉的奏章，程元振竟然没有被诛杀，只是被放归田里。自身刚刚返回京城，又宠信鱼朝恩，并且大力任用他，地位超过李辅国、程元振之上，可以说是下愚不移了。
代宗昏庸愚昧，只有礼数厚重；郭子仪慰问安抚，李光弼保全；仆固怀恩的母亲，稍微让人满意。
凭借代宗的昏庸愚昧，能够诛杀李辅国、鱼朝恩、元载，贬谪程元振，似乎胜过终身亲近奸邪的人。但是四个恶人相继出现，虽然能够诛杀他们，危害已经很多了。
李晟攻打朱泚，他的家人在朱泚手中却没有受害，这是上天庇护忠臣。然而这难道是李晟所能预料到的吗？可以说是纯粹的忠诚了。我曾经把狄梁公（狄仁杰）、郭令公（郭子仪）、李西平（李晟）作为唐代再造的三个忠臣，而李西平所处的环境尤其艰难。
泾原兵变，京师，陆贽已经事先预料到，而德宗没有防备，必定奉朱泚为主。姜公辅已经事先预料到，而德宗不听从。天下没有不知道的人，无奈君主昏暗啊！
李泌入朝为相时，德宗对他说：“朕与你有个约定，你千万不要报仇。”他不知道李泌也太厉害了。李泌于是说：
「臣亦愿与陛下有约，愿勿害功臣。」由是李晟、马燧辈得全终始。长源一言，不惟保全功臣，亦延唐室数十年之命，真宰相也。
译臣也希望能与陛下立下约定，希望不要加害功臣。因此李晟、马燧等人得以保全，善始善终。长源这一句话，不仅保全了功臣，也延续了唐朝几十年的国运，真是宰相之才啊。
李长源于肃德两朝皆值太子遭谗，两次危言于昏主之前得以保全，故论唐之贤相，决以长源为首。盖房、杜、魏征幸遇太宗之明盛，姚、宋、九龄犹当玄宗之未昏，惟长源之遇肃德，皆以昏主而信谗言，长源独能善全父子之恩，故所处为难也。
韩昌黎《韦丹碑》称其举明经，第选授陕州远安令，以让其庶兄。入紫阁山，事从父熊，通五经登科，历校书郎。是科名爵位，可以让其所亲而己仍可别为进取。又载故事，使外国常赐州县官十员，使以名上，以便其私，号私觌官。韦使新罗，独不肯具疏上陈云云。是朝廷之爵，听人鬻卖以为惠，皆可骇人听闻。
晋书》以孟嘉附桓温传，《唐书》以柳宗元附王叔文传。嘉之高标，谅不以温累；柳之晚盖，又岂得以王牵乎？后世讲道学者，每以苛刻论人，而不惟其实，不求其允。今子集矢于子厚者，盖犹万口一声。不知孔子谓“无咎者善补过”也。如子厚晚年之政绩，真善补过者。且其始附叔文，固有躁进之失，然意在行道，故其所拔皆善类，与小人之朋邪害正者迥殊。孔子曰：“观过斯知仁矣。”安得不原其本心，一例贬之哉？胡致堂谓唐臣以封禅为非者，唯柳子厚一人而已。然则子厚之识，岂可尽非哉？
李绛为相于宪宗朝，可谓忠矣。而屡以疾辞位。大抵君子难进易退，其去位恒轻；小人固宠希荣，其居位恒久。此治日所以常少，乱日所以常多也。
郑注、李训之谋诛宦官也，使韩约为金吾卫大将军，又以郭行余镇邠宁，王璠镇河东，使多募壮士为部曲。及时训召行余、璠受敕，时二人部曲数百，皆执兵立丹凤门外。训召之入，仇士良等至，约变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风吹幕起，见兵甚众，士良等惊走。夫事机间不容发，是时约既有兵，宜亟执士良斩之，然后按诛其党，自易与耳。后人不责其怠缓以失事机，概谓诛宦官失策，岂通论哉？
李德裕之相武宗，削平泽潞，驾驭河朔，几于中兴。宣宗初立，谓左右曰：“适近我者，非太尉[德裕官此]邪？每顾我，毛发洒淅。此如霍光之骖乘也，不贬，何待？”德裕去，而唐不振矣。
甚矣！唐昭宗之不幸也。先逐于黄巢，中制于宦者，后扼于李茂贞，卒弒于朱温。乃区区华州之韩建，亦从而困之。微其父叔丰之言，早见弒于建矣。建初不知书，使人题其所服器皿、床榻，为其名目，以视之。久乃渐通文字，见《玉篇》，喜曰：“吾以类求之，何所不得也。”因通音韵声偶，暇则课学书史。是时天下已乱，独建抚辑其民，与荆南郭成汭号“北韩南郭”，似有可取者。然先既困天子，后复党朱温，成梁之篡，直乱贼耳，卒为乱兵所杀，宜哉！夫以建识字之艰苦勤劳，独不求识一“忠”字，以致身败名裂，学可不知务哉！
或谓李克用曾迎昭宗矣，使其投之，可保乎？曰：恐亦去虎投豺耳。盖国运已绝，无可托足处矣。
朱温遣寇彦卿逼迁昭宗于洛阳。昭宗彷徨，为俚语曰：「干干山头冻死雀，何不飞向生处乐？」呜呼，可哀矣哉！
周德威勇而多知，能望尘以知敌数。小字阳五，当梁晋之际，周阳五之勇闻天下。梁骁将陈章者，号野夜叉，常乘白马，披朱甲以自异，出入陈中，求周阳五，必欲生致之。德威戒其步兵，佯走，微服杂卒伍中，伺章已过，挥铁锤击之，中章堕马，遂生擒之。夫乃知，盛自表暴者，未有不为人所败者也。若威名大着，足以慑敌，又当别论。
赵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时人称其方直温润，谓之玉界尺，然腼颜事梁，何方直之有？
敬翔为朱温谋主，后唐兵入，自经死；从贼者，亦可鉴矣。
郭崇韬为庄宗画策，从郓州入袭汴州，八日而灭梁。实由康延孝来降，尽得梁之虚实，知其为天亡之时也。
朱晦翁《纲目》谬误不一而足，未有甚于以梁为正统者。予尝有诗云：「王莽为贼臣，朱温为正统，不知朱紫阳如何分轻重。」阅宋既庭[实颖]作《黜梁纪年图论》，不禁大快，有云：「王莽不得为新，安禄山不得为燕，全忠岂得为
译李长源在肃宗、德宗两朝，都正值太子遭受谗言陷害，他两次在昏庸的君主面前直言进谏，从而保全了太子，因此评论唐代的贤相，必定以长源为首。因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有幸遇到太宗的英明盛世，姚崇、宋璟、张九龄尚且处于玄宗尚未昏庸之时，只有长源遭遇肃宗、德宗，都是昏庸君主且听信谗言，长源却能独自妥善保全父子之恩，所以他所处的环境最为艰难。
韩愈在《韦丹碑》中称韦丹考中明经科，选拔授任陕州远安县令，以此让位给庶出的兄长。他进入紫阁山，侍奉叔父韦熊，精通五经而考中进士，历任校书郎。这说明功名爵位，可以谦让给亲近的人，而自己仍然可以另寻途径进取。碑文又记载旧例，出使外国常赏赐十名州县官员，让他们上报名字，以便谋取私利，称为“私觌官”。韦丹出使新罗，唯独不肯上疏陈述这类事情等等。这说明朝廷的爵位，听任人们买卖以作为恩惠，真是令人震惊。
《晋书》将孟嘉附在桓温的传记中，《唐书》将柳宗元附在王叔文的传记中。孟嘉的高洁品格，想必不会因桓温而受累；柳宗元晚年的功业，又岂能因王叔文而受牵连呢？后世讲道学的人，常常苛刻地评论别人，而不考察实际情况，不追求公正。如今众人将箭靶对准柳子厚，大概是众口一词。他们不知道孔子说过“没有过错的人善于弥补过错”。像柳子厚晚年的政绩，真是善于弥补过错的人。况且他起初依附王叔文，固然有急躁求进的过失，但本意在于推行道义，所以他提拔的都是善良正直的人，与小人结党营私、危害正道的行为截然不同。孔子说：“观察一个人的过错，就能知道他的仁德了。”怎么能不推究他的本心，一概贬低他呢？胡致堂说唐代大臣中认为封禅是错误的，只有柳子厚一人。那么柳子厚的见识，难道可以完全否定吗？
李绛在宪宗朝担任宰相，可以说是忠诚了。但他屡次因病辞去相位。大体上君子难以进取容易退让，他们离任往往轻易；小人固守恩宠希求荣耀，他们居位往往长久。这就是治世的日子常常稀少，乱世的日子常常众多的原因。
郑注、李训谋划诛杀宦官时，任命韩约为金吾卫大将军，又让郭行余镇守邠宁，王璠镇守河东，让他们多招募壮士作为部曲。等到李训召见郭行余、王璠接受诏令时，当时两人的部曲有数百人，都拿着兵器站在丹凤门外。李训召他们进来，仇士良等人到来，韩约脸色大变流汗。仇士良觉得奇怪，不久风吹起幕布，看见士兵很多，仇士良等人惊恐逃走。事情的关键不容有丝毫迟疑，这时韩约既然已有军队，应该立刻抓住仇士良斩首，然后按次序诛杀他的党羽，自然容易对付。后人责怪他懈怠迟缓而失去事机，一概说诛杀宦官是失策，这难道是通达的论断吗？
李德裕在武宗朝担任宰相，削平了泽潞，驾驭了河朔，几乎达到中兴。宣宗刚即位，对身边的人说：“刚才靠近我的，不是太尉（德裕曾任此官）吗？每次看着我，我都毛发悚然。这就像霍光陪乘一样，不贬谪他，还等什么？”李德裕离去后，唐朝就衰败不振了。
唐昭宗太不幸了！先被黄巢驱逐，中间受制于宦官，后来被李茂贞扼制，最终被朱温弑杀。就连微不足道的华州节度使韩建，也跟着困迫他。如果不是他父亲韩叔丰的话，他早就被韩建弑杀了。韩建起初不识字，让人把他所穿的衣物、使用的器皿、床榻，写上名称，让他观看。久了才渐渐通晓文字，看到《玉篇》，高兴地说：“我按照类别去寻求，有什么得不到的呢？”于是通晓音韵声偶，闲暇时就督促学习书法史书。这时天下已经大乱，只有韩建安抚辑理他的百姓，与荆南的郭成汭号称“北韩南郭”，似乎有可取之处。但他先前既困迫天子，后来又勾结朱温，促成后梁的篡位，简直是乱贼罢了，最终被乱兵所杀，真是活该！韩建识字如此艰苦勤劳，却不去认识一个“忠”字，以致身败名裂，求学难道可以不知道要务吗！
有人说李克用曾经迎接昭宗，如果昭宗投靠他，可以保全吗？回答说：恐怕也是离开老虎投入豺狼罢了。因为国运已经断绝，没有可以托付立足的地方了。
朱温派遣寇彦卿逼迫昭宗迁都洛阳。昭宗彷徨无措，说了一句俚语：“干干山头冻死雀，何不飞向生处乐？”唉，多么可悲啊！
周德威勇敢而且多智，能望尘知敌人数。小名阳五，在梁晋交替之际，周阳五的勇猛闻名天下。梁朝骁将陈章，号称野夜叉，常骑白马，披朱甲以显示与众不同，出入阵中，寻找周阳五，一定要活捉他。德威告诫他的步兵，假装逃跑，自己微服混在士兵中，等陈章经过后，挥铁锤击打他，击中陈章使他落马，于是活捉了他。由此可知，盛气凌人自我炫耀的人，没有不被别人打败的。如果威名极大，足以震慑敌人，又当别论。
赵光逢在唐朝以文章品行知名，当时人称他方正刚直温和润泽，称他为玉界尺，但他厚颜无耻地侍奉后梁，哪里还有方正刚直呢？
敬翔是朱温的谋主，后唐军队攻入时，他自缢而死；追随叛贼的人，也可以引以为戒了。
郭崇韬为庄宗出谋划策，从郓州进入袭取汴州，八天就灭掉了后梁。实际上是因为康延孝来投降，完全掌握了后梁的虚实，知道那是天亡之时。
朱熹的《纲目》谬误不一而足，没有比以梁为正统更严重的了。我曾有诗说：“王莽为贼臣，朱温为正统，不知朱紫阳如何分轻重。”阅读宋既庭（实颖）所作《黜梁纪年图论》，不禁大为痛快，其中有云：“王莽不得为新，安禄山不得为燕，全忠岂得为
梁乎？」其时移檄兴复唐者，有晋、岐、蜀、淮南四国，或为唐之臣子，或为唐之赐族，则唐实未尝亡也。当以晋、岐、淮南之称「天佑」者为主，始「天佑」四年，至后唐庄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书「公在干侯」之义也。
译梁朝吗？”当时发布檄文复兴唐朝的，有晋、岐、蜀、淮南四个国家，有的本是唐朝的臣子，有的是唐朝赐予姓氏的宗族，那么唐朝实际上并未灭亡。应当以晋、岐、淮南使用“天佑”年号的政权为主，从“天佑”四年开始，到后唐庄宗同光元年为止，这也符合《春秋》记载“公在干侯”所蕴含的意义。
以袁绍、刘表不乘虚袭许，则可惜。以王擅虽乘虚袭晋阳，亦无成。故计在人用也。然梁人之围晋阳，成陷者数矣，实赖安金全帅子弟却之于内，石君立引昭义兵破之于外。庄宗以策非己出，赏皆不行。又何侍一夫夜呼，而始决其必亡哉？
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以避暑，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熟，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剙业之艰，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获清凉。」按崇韬此论，真万世人主之金鉴也。
唐家人传：庄宗以好言劳军士，曰：“得蜀金银五十万，当悉给尔等。”对曰：“陛下与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观此，出纳之吝者，亦可以鉴矣。
五代史书《李嗣源反》纲目多恕辞。观于嗣源监国，魏王继岌至长安自杀。嗣源之反，乃不可得而掩矣。盖乱兵之逼，可恕；绍荣之遏，可恕；洛阳之据，不可恕。洛阳之据，纵可恕，继岌之杀，必不可恕。且嗣源不据洛阳，郭从谦亦无由倡乱而弑庄宗。庄宗既弑，果无叛心，何不求其子继岌立之，而使其自杀乎？嗣源之为君，甚有可取，究无以解于「反」之一字也。后其子从原为李从珂所杀，遂至于亡，亦天道也。
明宗谓李金全曰：「卿患马多邪？何进献之数也？且卿治状如何？无乃以马为事乎？」范延光对明宗曰：「一马之费，可养步卒五人，三万匹马，十五万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战马而瘠吾人，此吾所愧也。」明宗闻言，谷帛贱长，无疾疫，则欣然曰：「吾何以堪之？当与公等作好事以报上天。」若明宗亦可谓令主矣。
自宋以来，禅主得善终者，始见于故吴主杨溥，则徐知诰之厚也。
徐知诰本姓李，故复姓李，名昪。自谓唐后，故国号唐。虽其世系无考，然亦无据谓非唐后也。则其得国较诸人为正，况其受吴禅，尊奉让皇，亦与篡弒者迥殊。惜作史者未表而出之。
晋高祖石敬塘因帑藏不足，欲敛于民。皇后李氏谏曰：“方今起事，号为义兵，民未知惠，而欲敛于民，殆非新天子救民之义也。今后宫所有，请悉出之，虽其不足，垭亦不以为怨也。”高祖改容谢之。按此与唐庄宗后贪财吝赏，致失军心，正相反。一兴一亡，宜哉！
人当朱全忠八州之师，众寡殊绝，而卒以胜者，扼淮以拒敌，而不延敌以入淮也。
五代史》死节传三人：一王彦章，梁臣；一裴约，后唐臣；一刘仁赡，南唐臣。彦章最知名，若裴、若刘，知之者鲜矣。然视彦章之党贼而死，尤正。
孙晟长于诗，少为道士，尝画唐诗人贾岛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为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谈辩风生。为南唐主李昪相，轻冯延己曰：“金椀玉杯盛狗屎，可乎？”家益富骄，每食不设几案，使众妓各执一器，环立而侍，号“肉台盘”。后使周守节不对江南事，为世宗所害。按：晟骄侈似无可取，而能完节不辱君命，人可一节论哉？
杨升庵曰：「五代人才，王朴为冠。其平边策，攻取先后，宋兴之后，先平江南，晚定河东，次第不能易也。其论星历，宋定钦天历，不能易也。其论乐律，宋作大晟乐，不能易也。内修文治，外事征伐，其言曰：『彼民与此民之心同，是与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则无不成之功，近乎知道矣。』按王朴不死，宋太祖必不能代周。其视范质、王溥，犹松柏之于蒲柳耳。天欲祚宋，必先亡朴。」
曲洧旧闻》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刺以为兵，什伍相制，束以军法，厚禄其长，付以生杀，使不得动，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也。按此原良法，然苦养兵无资，现列军籍者多方冒滥，朝廷惜费，屡从裁减，又安从广招而安辑之乎？此开剙与守成形势不同，而守成之法有倍难于开剙者也。又曰：艺祖养兵止二十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
译认为袁绍、刘表不趁虚袭击许昌，这是可惜的；认为王擅虽然趁虚袭击晋阳，也没有成功。所以计谋在于人的运用。然而梁人围攻晋阳，成功攻陷的有好几次，实际上依靠安金全率领子弟在内抵御，石君立率领昭义军在外攻破。庄宗因为计策不是自己出的，奖赏都没有实行。又何必等到一个士兵夜间呼喊，才断定他必然灭亡呢？
庄宗担心宫中暑热潮湿不能居住，想找到高楼来避暑，派人问郭崇韬说：“从前我和梁军在黄河上对峙，即使是严寒酷暑，披甲骑马，也不觉得劳累；现在住在深宫，有宽敞的屋舍遮蔽，却受不了炎热，为什么呢？”郭崇韬回答说：“陛下从前以天下为心，现在以一身为意，艰难与安逸，考虑的方面不同，这种形势是自然的。希望陛下不要忘记创业的艰难，常常像在黄河上那样，那么就可以使盛夏坐着也能获得清凉。”按：郭崇韬这番议论，真是万世君主的金镜。
《唐家人传》记载：庄宗用好听的话慰劳军士，说：“得到蜀地金银五十万，将全部给你们。”军士回答说：“陛下给得太晚了，得到的人也不会感恩。”看这个，对于出纳吝啬的人，也可以引以为鉴了。
《五代史》中关于《李嗣源反》的纲目多有宽恕的言辞。看李嗣源监国时，魏王李继岌到长安自杀。李嗣源的谋反，于是就不可以掩盖了。大概乱兵的逼迫，可以宽恕；绍荣的阻挡，可以宽恕；占据洛阳，不可以宽恕。占据洛阳，纵然可以宽恕，杀害继岌，必不可宽恕。况且李嗣源不占据洛阳，郭从谦也没有理由倡乱弑杀庄宗。庄宗既被弑杀，如果真的没有叛心，为什么不寻求他的儿子继岌立为皇帝，而让他自杀呢？李嗣源作为君主，很有可取之处，终究无法解释“反”这个字。后来他的儿子李从厚被李从珂所杀，于是导致灭亡，这也是天道啊。
明宗对李金全说：“你担心马多吗？为什么进献的次数这么多？况且你的政绩如何？莫非是以马为事吗？”范延光对明宗说：“一匹马的费用，可以养活五个步兵，三万匹马，就是十五万士兵的粮食。”明宗说：“使战马肥壮而使我们的人瘦弱，这是我感到惭愧的。”明宗听说谷物丝帛便宜且增长，没有疾病瘟疫，就高兴地说：“我怎么能承受这样的恩赐？应当与你们做好事来报答上天。”如果明宗也可以称为贤明的君主了。
自从宋朝以来，禅让的君主得到善终的，开始见于前吴主杨溥，这是徐知诰的厚道。
徐知诰本来姓李，所以恢复姓李，名昪。自称是唐朝后裔，所以国号唐。虽然他的世系没有考证，然而也没有证据说不是唐朝后裔。那么他得到国家比其他人更正统，况且他接受吴的禅让，尊奉让皇，也与篡弑者截然不同。可惜作史的人没有表彰并指出这一点。
晋高祖石敬塘因为国库不足，想向百姓征收。皇后李氏劝谏说：“当今起事，号称义兵，百姓不知道恩惠，却想向百姓征收，大概不符合新天子救民的道义。今后宫所有的财物，请求全部拿出，虽然不足，百姓也不会怨恨。”高祖改变脸色感谢她。按：这与唐庄宗皇后贪财吝赏，导致失去军心，正好相反。一个兴起一个灭亡，是应该的啊！
人当朱全忠八州之师，众寡悬殊，而最终取胜的原因，是扼守淮河来抵御敌人，而不让敌人进入淮河。
《五代史》死节传有三人：一是王彦章，梁的臣子；一是裴约，后唐的臣子；一是刘仁赡，南唐的臣子。彦章最知名，至于裴约、刘仁赡，知道的人很少了。然而看彦章依附贼人而死，裴约和刘仁赡尤其正直。
孙晟擅长诗歌，年轻时做过道士，曾经画唐朝诗人贾岛的像，放在屋壁上，早晚侍奉。他口吃，遇到人不能说寒暄的话，但坐下后，谈吐辩论风生。作为南唐主李昪的宰相，轻视冯延己说：“金碗玉杯盛狗屎，可以吗？”家里更加富裕骄横，每次吃饭不设几案，让众妓女各执一器，环绕站立侍候，号称“肉台盘”。后来出使后周守节，不回答江南的事，被世宗所害。按：孙晟骄奢似乎无可取之处，但能保全节操不辱君命，人可以用一节来论断吗？
杨升庵说：“五代人才，王朴为冠。他的平边策略，攻取的先后顺序，宋朝兴起之后，先平江南，晚定河东，次序不能改变。他论星历，宋朝制定钦天历，不能改变。他论乐律，宋朝制作大晟乐，不能改变。内修文治，外事征伐，他说：‘彼民与此民之心同，是与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则无不成之功，近乎知道矣。’按：王朴不死，宋太祖必定不能取代后周。他看待范质、王溥，就像松柏看待蒲柳一样。上天想要保佑宋朝，必定先让王朴死去。”
《曲洧旧闻》记载：艺祖平定天下，全部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刺字作为士兵，什伍相互制约，用军法约束，厚禄他们的长官，付予生杀大权，使他们不得轻动，保卫养育良民，各自安于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安定，而没有叛民。按：这原本是良法，然而苦于养兵没有资金，现在列入军籍的人多方冒滥，朝廷吝惜费用，屡次裁减，又怎么能广泛招聚并安抚他们呢？这是开创与守成形势不同，而守成的方法有加倍难于开创的。又说：艺祖养兵只有二十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的兵力足以控制诸道
，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按此亦揣合之说，夫欲以外兵制内事，不可为矣。此何进招董卓，卒以致乱，而早发孟德之笑者也。
译如果这样，就没有外部的叛乱；联合各道的兵力足以抵挡京师的军队，就没有内部的变故。按照这也是一种迎合时势的说法，想要用外部的兵力来控制内部的事务，是行不通的。这正是何进招引董卓，最终导致动乱，而早就被曹操所讥笑的原因。
王氏挥麈录》云：「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旧臣，或宣怨言。太宗收置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广其帙，厚其廪，以役其心，乃卒老于文字之闲。」按此，以修书为牢笼之计，亦巧矣。然不独此，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唐太宗已为进士举言之矣。
宋王性之铚默记：神宗谓滕章敏曰：“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人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按此，则宋太宗不为善终矣。以彼之负兄杀侄，卒以兵死，天道真不爽哉！此事《宋史》多粉饰，阅此所载，不禁快然。汉高祖饮黥徒之箭而终，明永乐为榆木之寃所杀，皆古今痛快事也。
张方平之论屯田曰：「唐氏府兵就田，天下相望。今淮阳、许昌、汝南之域，人希土旷，地力不尽；东平、巨野，率多闲田，民力不赡。置屯之地，无便于此。江淮之境，人稠土狭，田无休易，难以布屯。或虑军簇久骄，耕耘弗便。不知昔之屯田，多在师旅解甲执耜，释耒秉戈，出死入劳，曾莫之憾，惟所御用之而已。又况四万无事，疆边无役，衣食足而起居时，室家安而妻子聚，使趋南亩，各食其力，又何慊焉？」「汉氏之屯田也，发弛刑焉；曹氏之屯田也，募百姓焉；晋氏之屯田也，置营卒焉；后魏之屯田也，借民力焉；唐氏之屯田也，以府兵焉。或兵或民，惟所用者。今天下浮户依强家而为佃客者，取分末之利，输大半之租，由无以自业也。倘优制招来，艳之以利，宽其赋役，复其它徭，则愿屯之人襁负而至矣。」「为置典农之官，专司力穑之事，功劳报赏为期必信。因使冬隙简其强锐，教之角射，赏其精力，是募屯夫得屯兵也。不衣库帛，不食廪谷，骄卒可放，省屯仓可待益。虽有凶荒水旱之变，而军不乏乎储峙，民不增乎横赋。建屯之利，其亦博矣。」「按国家糜费无过养兵，徒生其骄，无益于用，岁耗巨万，上下空虚。故屯田之利，百世皆然，不独宋也。何知其利而不行哉？或率以久则生弊为解。夫弊至养兵亦已亟矣，乃不虑此有形之弊，转先虑彼无形之弊，何哉？知其弊而防之，斯无弊矣。若养兵之弊虽知之而无可防，何也？为其坐耗也。」「且今之兵亦苦矣，常饩之外，不谋艺则不能生。一旦导之归农，积谷未有不如水赴壑者。纵其不愿，招佃屯田，使习战有成，乃于营兵缺额勿补，十年之后，营悉变屯，然后轻徭薄赋以苏黎民，潴水筑防以备旱潦，岂非万世太平之业哉？」「何知其利而不行也？因循为患，岂浅哉！」
唐张说变府兵之制，兵民分而为二，民出食以养兵，兵出力以卫民，使天下安堵，诚万世之利也。惟朝廷有坐耗之弊，诚力讲屯田以调剂之，斯尽善矣。一县屯田，则兵足卫一县；一郡屯田，则兵足卫一郡。何至郡县无兵，一旦不逞，势如破竹哉？县屯必以知县主之，郡屯必以知府主之，平日抚循练习，缓急可臂使。
言何贵？有用为贵。又何贵？有验为贵。明允论审敌，北宋亡国之形，如烛照数计，可谓大验矣。使其言见之施行，宋必不亡，可谓大用矣。或槩以为权术，屏之则必取无用不验之言，拘守以待亡，然后为圣贤之绝学，斯道之真传邪？圣贤之道，五谷与百药皆有。谷以养生，药以救病，不可偏废也。今日食谷以救病，至死而谓药不可服，岂理也哉？或曰：孔子固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曰此孔子为不得已言之也。明允所论，正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道，岂有当得已之日，可为之时，而自隳其兵食，待死以为信者哉？至于足之之道，万有不齐，在与时为变通，未见孔子处北宋之时，不以明尤之言为是者也。
明允谏论，于龙逄、比干则取其心，不取其术；于苏秦、张仪则用其术，不取其心。语似可验，不知实本诸孔子也。孔子论五谏曰：“吾从其讽谏焉。”即明允之指也。拘者之论，每使孔子之道偏落而不完美，执滞而不淹通，此其
译《王氏挥麈录》说：“太平兴国年间，各降王的旧臣，有的发泄怨言。宋太宗将他们收编安置在馆阁，让他们编修群书，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扩大书籍的篇幅，丰厚他们的俸禄，以此来役使他们的内心，于是他们最终在文字工作中老死。”据此来看，把编修书籍作为牢笼之计，也是巧妙啊。然而不仅于此，天下的英雄都落入我的掌控之中。唐太宗已经对进士科考试说过这话了。
宋代王性之（王铚）《默记》记载：宋神宗对滕章敏说：“宋太宗自从燕京城下，军队溃败，北方人追击他，仅仅得以逃脱。凡是行在的服饰、御用珍宝器物，全部被掠夺；随从人员、宫嫔，全部陷没。大腿上中了两支箭，每年必定发作。他驾崩，最终是因为箭疮发作。”据此来看，那么宋太宗没有善终了。因为他辜负兄长、杀害侄儿，最终死于兵祸，天道真的没有差错啊！这件事《宋史》多有粉饰，阅读此处的记载，不禁感到痛快。汉高祖因饮下黥徒的箭而终，明成祖被榆木之冤所杀，都是古今痛快的事。
张方平论述屯田说：“唐代府兵就地屯田，天下相望。如今淮阳、许昌、汝南一带，人少地广，地力未尽；东平、巨野，大多空闲田地，民力不足。设置屯田的地方，没有比这里更便利的了。江淮地区，人口稠密土地狭小，田地没有休耕，难以布置屯田。有人担心军队长期骄纵，耕作不便。不知道过去的屯田，大多是在军队解甲后拿起农具，放下农具拿起兵器，出生入死，曾经没有怨恨，只是听凭驱使罢了。何况现在天下无事，边疆没有战事，衣食充足且起居有时，家庭安定且妻儿团聚，让他们走向农田，各自依靠自己的劳力生活，又有什么不满呢？”“汉代屯田，征发弛刑之人；曹魏屯田，招募百姓；晋代屯田，设置营卒；后魏屯田，借用民力；唐代屯田，使用府兵。无论是兵还是民，只取所用。如今天下流民依附强家成为佃客，获取微薄的利益，缴纳大半的租税，是因为没有自己的产业。如果优待招揽，用利益吸引他们，减轻赋役，免除其他徭役，那么愿意屯田的人就会背负着孩子而来。”“设立典农官，专门负责农耕之事，功劳报赏必须守信。趁冬季农闲挑选强壮精锐者，教他们角射，奖励他们的精力，这样招募屯田夫就得到了屯田兵。不穿仓库的帛，不吃粮仓的谷，骄兵可以裁减，节省屯仓可以期待增加。即使有凶荒水旱的变故，军队也不缺乏储备，百姓也不增加横征暴敛。建立屯田的利益，确实广大。”“考察国家耗费没有超过养兵的，白白滋生骄纵，对使用没有益处，每年消耗巨万，上下空虚。所以屯田的利益，百世都是如此，不仅仅在宋代。为什么知道它的利益却不实行呢？或许都以久了会产生弊端为借口。弊端到了养兵也已经很严重了，却不考虑这种有形的弊端，反而先考虑那种无形的弊端，为什么呢？知道弊端而防范它，就没有弊端了。如果养兵的弊端虽然知道却无法防范，为什么呢？因为它坐吃山空。”“况且现在的士兵也很苦，除了常规的供给，不谋求技艺就不能生存。一旦引导他们回归农业，积蓄粮食没有不像水流入沟壑那样的。即使他们不愿意，招募佃户屯田，使他们习战有成，于是对于营兵缺额不再补充，十年之后，军营全部变为屯田，然后轻徭薄赋以安抚百姓，蓄水筑堤以防旱涝，难道不是万世太平的事业吗？”“为什么知道它的利益却不实行呢？因循守旧成为祸患，难道轻微吗！”
唐代张说改变府兵制度，兵民分为两类，百姓出粮食来养活士兵，士兵出力来保卫百姓，使天下安居，确实是万世的利益。只是朝廷有坐吃山空的弊端，确实应当大力讲求屯田来调剂，这就完美了。一个县屯田，那么士兵足以保卫一个县；一个郡屯田，那么士兵足以保卫一个郡。怎么会到郡县没有士兵，一旦有人作乱，形势如破竹般不堪呢？县屯田必须由知县主管，郡屯田必须由知府主管，平日安抚训练，紧急时可以像手臂指挥手指那样自如。
言论什么可贵？有用可贵。又什么可贵？有验证可贵。苏洵论述审察敌情，北宋亡国的形势，像烛光照射、数数计算那样清晰，可以说是大验证了。如果他的话得以施行，宋朝必定不亡，可以说是大用场了。或许一概认为是权术，摒弃它，那就必定采取无用且无验证的言论，拘泥固守等待灭亡，然后才是圣贤的绝学，大道的真传吗？圣贤之道，五谷和百药都有。谷物用来养生，药物用来治病，不可偏废。今天吃谷物来治病，直到死还说药物不可服用，难道合乎情理吗？有人说：孔子固然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说这是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说的。苏洵所论述的，正是孔子“足食足兵，民信”的道理，哪有在应当有所作为的时候，却自毁兵食，等待死亡来体现信用的呢？至于充足的方法，万有不齐，在于与时变通，没见孔子处在北宋之时，不认为苏洵的话是对的。
苏洵的谏论，对于龙逄、比干则取他们的忠心，不取他们的权术；对于苏秦、张仪则用他们的权术，不取他们的忠心。话语似乎可以验证，不知道实际上本于孔子。孔子论述五种谏言说：“我采用讽谏。”就是苏洵的意思。拘泥者的议论，常常使孔子的道偏颇而不完美，执滞而不通达，这
一也。
仁宗之弊，患在废弛，故子瞻策之以振作；神宗之弊，患在纷更，故子瞻策之以养安。此正因时起义，变动不居之道。后儒反讥其矛盾，又谓子瞻本欲变法，因安石之误，乃自觉其非而改说，皆扣盘扪烛之见也。其上仁宗策中有「果于任人」一条，后神宗以果于任安石而败，然则欲任人，务先知人；而上神宗策中又力言知人之难，必合观而义始尽。
译这是第一点。仁宗朝代的弊端，在于政令废弛，所以苏轼用振作精神来对策；神宗朝代的弊端，在于政令频繁变更，所以苏轼用安定休养来对策。这正是顺应时势而确立主张、变化无常的道理。后来的儒生反而讥讽他自相矛盾，又说苏轼本来想要变法，因为王安石搞错了，才自己发觉不对而改变说法，这都是像敲击盘子、抚摸蜡烛那样片面浅陋的看法。他在给仁宗的策论中有“果断地任用人才”这一条，后来神宗因为果断地任用王安石而失败，那么想要任用人才，务必先要了解人才；而他在给神宗的策论中又极力强调了解人才的困难，必须将两者合起来看，道理才完备。
子瞻生平所论，亦未尽允。其人实君子也。朱晦翁以其忤程伊川，极丑诋其心术，必以小人诬之，岂公论哉？近犹有申朱说以诋苏者，视其自立，不敌子瞻之万一，尤可笑，不自量也。《宋史》称轼：「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为之也。」允为定论。
王安石讥孟尝君收鸡呜狗盗，不能得士以制秦。然安石纵百万虎狼，逞毒新法，以亡宋。责人无难，自责惟艰。信哉！
安石论馆职剳子，盖人主之患，在不穷理。不穷理，则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则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则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则治道何从而兴乎？按：以极执拗无理之人言之，凿凿当理如此。穷理之说，乃道学执以傲千古者，实自安石发之。可见必于其人之性、术、行、能而通观之。其人而平正通达也者，则所谓穷理必真理也，其有误焉者鲜矣。其人而刚愎自用也者，则所谓穷理必强辞夺理者也，其有当焉者鲜矣。
神宗问曾巩：“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勇于有为，吝于改过。”按此为安石总断。其弟安国谓：“臣兄心本无他，但多执拗耳。”执拗故吝，心无他，犹周旋语也。果无他，不执拗矣。
能视病，必善立方，始可谓之良医；能知弊，必善立法，始可谓之良相。安石上仁宗书，指陈天下之弊，至明且切矣。而更以学术乱天下，岂非知弊易而立法难哉？
家语》曰：「心达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安石辈真其人也。」《大戴礼》曰：「有人焉，容色辞气，其入人甚愉，进退周旋，其与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丁谓、吕惠卿辈真其人也。」
亡国之君必愚，未有若楚怀王、齐王建、宋徽、钦之甚者也。数君皆有可胜之势，而甘以其身陷虎狼之敌。夫鱼不脱于渊，其智直不如鱼矣。怀王有一屈原，不能用；王建有一即墨大夫，不能用；徽、钦有一李纲，不能用。是谓下愚不移。
围棋靖变者三，费祎以度胜，谢安以识胜，宗泽以谋胜。泽优矣哉！
汪立信边兵之策，既阻于前；文天群分镇之谋，复扼于后。宋事愈不可为矣。
读史剩言卷三
明燕王之篡，人归咎于齐、黄之削藩，非也。彼即不削，亦反。误在建文之小不忍，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一语佐其成功也。不然，平安等歼之易易耳。
燕王与盛庸战，尝以十余骑迫庸营，野宿。明旦引马鸣角，穿营而去。诸将相顾，不敢发一矢。以上有旨：「无使朕负杀叔父之名也。」夫建文之愚惴，固天夺其魄。然诸将何不生缚而献之？且将在外，君命固有所不受也。观铁铉在济南，绐燕王入城，下铁板，几中。是欲得而杀之矣。盛庸，真庸奴也。
景帝于正统陷没之后，信用于谦，内抚外捍，巩固苞桑，明之不亡，端赖于此，厥功伟矣。独惜顾位之念重，爱兄之意微。诸臣议迎英宗，已多阻抑，而于迎归礼仪太简，复置之南内，朝见悉无形，同禁锢易太子，伐宫树，天性太薄，乖气日积，又不能防微杜渐，寝成夺门之变，皆处之不善，有以致之也。夫天位既定，有何嫌疑，自应厚礼迎銮，同宫以处，朝夕尽事兄之道，家庭友爱，和气熏蒸，使英宗有太上之乐，羣小无觊觎之嫌。不幸疾笃，或仍请英宗复辟，或命传位宪宗，均无不可，则孝弟之道隆笃，庆之恩普矣。计不出此，使群小挟以为资，几成倾覆贻患。一有功无罪之于谦，岂不重可悼哉？
唐高祖于初起事，谓太宗曰：「今日化家为国，由汝；破家亡身，亦由汝。其辞犹缓徐。」有贞建夺门之策，出门谓家人曰：「济则人，否则鬼矣。」殆哉！岌岌行险，侥幸者不可思乎？
于谦之功，不世之功也。其忠，亦不世之忠也。然而处成功，不能无憾焉。英宗误信王振，陷身土木，虽还，决无复位之理。既奉为太上皇，则宜迎归大内。景帝朝夕与处，以尽弟道，则和气致祥，灾隙自消。乃露处南内，使宵小生
译子瞻生平所发表的议论，也并非完全恰当。他这个人确实是君子。朱晦翁因为子瞻违背了程伊川的学说，极力丑化诋毁他的心术，一定要把他诬蔑为小人，这难道是公正的评论吗？近来还有沿用朱晦翁的说法来诋毁苏轼的人，看看他们自己的立身行事，连子瞻的万分之一都比不上，尤其可笑，是不自量力。《宋史》称赞苏轼说：“言语足以表达他的谋略，行为足以成就他的作为，道义足以坚定他的操守，这都是由他的志向和气节所决定的。”这确实是定论。
王安石讥讽孟尝君收留鸡鸣狗盗之徒，不能得到贤士来制服秦国。然而王安石纵使百万虎狼之众，施行毒害的新法，导致宋朝灭亡。责备别人容易，责备自己却难。这话真是可信啊！
王安石论述馆职的选拔，认为君主的祸患，在于不穷究事理。不穷究事理，就不足以懂得言辞；不懂得言辞，就不足以了解人；不了解人，就不能任用官员。不能任用官员，那么治国之道从哪里兴起呢？考察：以极其固执无理的人所说的话来看，却如此凿凿有据、合乎道理。穷究事理的说法，本是道学家用来傲视千古的资本，实际上是从王安石这里发端的。可见一定要对一个人的本性、权术、品行、才能进行全面的观察。如果这个人平正通达，那么他所说的穷究事理必定是真理，出现错误的情况很少。如果这个人刚愎自用，那么他所说的穷究事理必定是强词夺理，符合道理的情况很少。
宋神宗问曾巩：“王安石是个什么样的人？”曾巩回答说：“王安石的文学品行道义不亚于扬雄，因为吝啬所以比不上扬雄。”神宗说：“王安石轻视富贵，哪里吝啬呢？”曾巩说：“他勇于有所作为，吝啬于改正过错。”考察：这是对王安石的总体评价。他的弟弟王安国说：“我哥哥心里本来没有别的想法，只是多固执罢了。”因为固执所以吝啬，心里没有别的想法，这还是委婉的说法。如果真的心里没有别的想法，就不会固执了。
能诊断疾病，必定善于开方，这才可以称为良医；能知晓弊端，必定善于立法，这才可以称为良相。王安石给仁宗皇帝上书，指陈天下的弊端，非常明确且切中要害。然而却用学术扰乱天下，难道不是知晓弊端容易而制定良法难吗？
《家语》说：“心机通达而阴险，行为邪僻而固执，言语虚伪而善辩，记忆丑事而广博，顺从错误而加以润色，王安石这类人真是这样的人。”《大戴礼记》说：“有这样的人，容貌辞气，使人感到非常愉悦，进退周旋，与人交往非常巧妙，接近人非常快，背叛人也非常容易。丁谓、吕惠卿这类人真是这样的人。”
亡国的君主必定愚蠢，没有像楚怀王、齐王建、宋徽宗、宋钦宗这样严重的。这几位君主都有可以取胜的形势，却甘愿让自己的身体陷入虎狼般的敌人手中。鱼不脱离深渊，他们的智慧简直不如鱼了。楚怀王有一个屈原，不能任用；齐王建有一个即墨大夫，不能任用；徽宗、钦宗有一个李纲，不能任用。这就是所说的下愚不可改变。
围棋靖难之变有三次，费祎凭借气度取胜，谢安凭借见识取胜，宗泽凭借谋略取胜。宗泽更优秀啊！
汪立信关于边防军队的策略，在前面被阻挠；文天祥分镇各地的谋略，在后面又被扼制。宋朝的事情更加无法挽回了。
读史剩言卷三
明朝燕王篡位，人们归咎于齐王、黄王被削藩，这是不对的。他们即使不被削藩，也会反叛。错误在于建文帝的不能忍，那句“不要让朕背负杀害叔父的名声”，助长了燕王的成功。不然的话，平安等人消灭燕王是很容易的。
燕王与盛庸作战，曾经率领十几名骑兵逼近盛庸的军营，在野外宿营。第二天早晨，牵着马鸣着号角，穿过军营离去。众将面面相觑，不敢发射一支箭。这是因为上面有旨意：“不要让朕背负杀害叔父的名声。”建文帝的愚蠢恐惧，确实是上天夺去了他的魂魄。然而众将为什么不活捉他献上去呢？况且将在外，君主的命令本来是可以有所不接受的。看铁铉在济南，欺骗燕王进城，放下铁板，几乎击中他。这是想要抓住并杀死他。盛庸，真是庸俗的奴才。
景帝在正统皇帝被俘之后，信用于谦，对内安抚对外抵御，巩固了国家根基，明朝没有灭亡，全靠于此，他的功劳伟大啊。只是可惜顾念皇位的念头太重，爱护兄长的意思太微弱。众臣商议迎接英宗回来，已经多有阻挠抑制，而在迎接回来的礼仪上太过简略，又把他安置在南内，朝见完全没有形式，如同禁锢一样，还更换太子，砍伐宫中的树木，天性太薄情，乖戾之气日益积累，又不能防微杜渐，最终酿成夺门之变，都是处理不当，导致这样的结果。既然皇位已经确定，有什么嫌疑，自然应该以厚礼迎接皇帝回宫，同在一个宫殿居住，早晚尽到做弟弟的本分，家庭友爱，和气熏蒸，使英宗享有太上皇的快乐，群小没有觊觎的嫌疑。不幸病重，或者仍然请英宗复辟，或者命令传位给宪宗，都没有不可的，那么孝悌之道就会隆盛笃实，恩泽普及了。计策不出于此，使群小挟持作为资本，几乎造成倾覆留下祸患。一个有功无罪的于谦，难道不是非常令人哀悼吗？
唐高祖在起初起事时，对太宗说：“今天化家为国，靠你；破家亡身，也靠你。”他的言辞还比较缓和。李贞建立夺门之策，出门对家人说：“成功就是人，否则就是鬼了。”危险啊！岌岌可危地行险，侥幸的人不可以思考吗？
于谦的功劳，是世所罕见的功劳。他的忠诚，也是世所罕见的忠诚。然而在处理成功之后，不能没有遗憾。英宗误信王振，在土木堡陷入困境，虽然回来，决没有复位的可能。既然尊奉为太上皇，就应当迎接回大内。景帝早晚与他相处，以尽弟弟的本分，那么和气带来吉祥，灾祸缝隙自然消除。却让他露宿南内，使宵小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