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剩言卷三
心，致启夺门之祸。谦当国柄，兵坐鼓，不知，何其疏也？如景帝猜忌滋甚，调剂弗从，两姑之间，难为妇，惟有奉身而退耳。观望不去，致被宵小所陷，又何疏也？大抵古今君子，悮于疏者甚多，而谦亦不免，固不能为贤者讳也。若夫易储不谏，不足为谦疵也。
译石亨、曹吉祥等人发动夺门之变，导致景泰帝被废，于谦未能预察并阻止，这是他的过失。于谦掌握国家大权，面对兵变却毫无察觉，这是多么疏忽啊？如果景泰帝猜忌之心日益加深，于谦劝谏调和而不被听从，在两位君主之间难以做臣子，只有辞官退隐才是上策。他犹豫观望而不离去，最终被小人陷害，这又是多么疏忽啊？大抵古今君子，因疏忽而犯错的人很多，于谦也不能免俗，因此不能因为他是贤者就替他掩饰过错。至于景泰帝更换太子时于谦没有劝谏，这不足以成为于谦的缺点。
杀于谦之日，薛瑄正入阁。英宗颇信其言，因瑄言免谦磔死。夫不能救谦死，仅免于磔等死耳，与以梃易刃何异？吾不知其理学安在也！杀谦，亘古奇寃。瑄果真理学，不惟当以去就争之，直当以死生争之矣。瑄一生讲学，拘守朱晦庵，此即晦庵不救赵汝愚之心法邪？或曰：瑄犯王振，几致杀身，似非畏死者。曰：犯王振，初不料振遽杀己也。夺门之群奸可畏，时势危于王振，故不敢力争耳。瑄之趋避亦巧矣，然福莫大于与君子同祸。瑄之趋避亦拙矣。
明之宪宗，亦闇主也。行政可取者甚少。宠万贵妃，至害太子佑极，而不知。纪妃生子，六岁而始知之。又不能保全纪妃，以至暴卒。一家以内，尚闇如此，况天下乎？
明朝无令主，差强人意者，其有二乎？前洪熙，后弘治，世宗继统，张璁首唱邪说，逢君之恶，直考所生，不知人，虽以二本为嫌，礼实以大宗为重。继统继嗣，难分两端。如果笃念所生，守长子不为人后之义，惟有辞统归藩，别立宗室，则可。既贪其位，复便其私，揆之忠孝，均无所当。断以孝宗为皇考，此称既定，纵复私于所昵，虽称兴献为本生，兴献帝犹之可也，别立庙犹之可也。伯孝宗考兴献，则太甚矣。祔太庙，配南郊，抑又甚。奏近日赵云崧，犹是张璁之说，何其昧也！由此推之，宋英宗实称仁宗为皇考，则当日韩琦、欧阳修议追崇濮王，称亲犹未太过，即园立庙，亦尚无嫌。盖以本生之义，礼有明文，原不可没。但明着本生，犹胜称亲之笼统。或曰：于本生厚，则于嗣父薄，故本生必不可厚。曰：此掩耳盗铃之说也。今谓嗣人者，果能忘其本生邪？使果忘其本生，则一无良之痴物耳，何取焉？天下两端，曰恩与义。其尽礼于嗣父者，义也；其尽礼于本生者，恩也。恩义交尽，又何歉焉？若张璁专厚本生，竟畔嗣父者，昵于恩而悖夫义者也。谓本生必不可厚者，拘于义而忘夫恩者也。曰：如二本何？曰：恩义交尽，正一本也。一而一之者，经也；二而一之者，权也。
桀杀一龙逄，纣杀一比干，为千古罪魁。明世宗杀数十龙逄、比干，罪浮于桀纣十倍，不被南巢之放、牧野之诛，岂非幸哉？生平最庇奸臣而恶言官，凡攻奸臣者多以言而杖之死。幸而听之，又以言之不早杖之死，是直臣无往而不得死也。因议大礼，庇张璁、桂萼、郭勋辈，杀直臣若干；因边疆，又庇仇鸾、严嵩、赵文华辈，杀能臣若干。或以不战而杀，犹有说；若张经之死，则以战胜而杀，真视臣如草芥者也。
小人而无忌惮，未有若张璁之甚者也。无知妄作，擅议典礼，谓孔子不当称王，不当用天子礼乐，改用六佾。夫天子礼乐，非孔子自用之也，尊孔子者用之也。自用则不可，尊之者用之，何不可？自汉高祖以太牢祀孔子，即以天子礼乐尊之矣。孔子为万世天子之师，天子既师之，即当用天子礼祀之，非于孔子有加损也，亦明夫尊师之心，极于无可加已耳。璁岂有所不足于孔子之道与？谓其不足为天子之师与？不得用天子之礼，即不当受天子之拜，率天下后世贼道而轻师者，必璁之言矣。世宗贪其议大礼之私，一切从璁之言，且谬订一切礼乐。孔子不云乎？「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嘉靖时，名将推马永、梁震。永蓄士百余人，皆西北健兄，骁勇敢战。辽东兵变，永剿定之，甚赖其力。震蓄健儿五百人，辽东兵素骄，畏震亲兵，尽听约束。震前后数十百战，未尝少挫，时率之出塞劫敌营，悉赖其力。盖亲军心腹，较胜行伍，资其爪牙，足备不虞，为将者不可不知。然必养之厚，始足以得其心；御之严，始足以防其扰，尤不可不慎也。
凡攻奸臣，最难。当其得君势盛而攻之，与委身饲虎无异。必伺其间而攻之，如杨一清之除刘瑾，徐阶之除严嵩，庶乎其可也。
嘉靖诸相，张璁、桂萼，小人之尤，倡议大礼，逢君之恶，排陷忠良。夏言颇有隽才，能与之抗，然心术醇疵参半，器小易盈，卒为严嵩所陷。嵩父子济恶，为有明
译在杀害于谦的那天，薛瑄正好进入内阁。英宗很相信他的话，因为薛瑄的进言，免于将于谦处以磔刑（分裂肢体的酷刑）。既然没能救免于谦一死，仅仅免去了磔刑，这等同于死罪，与用棍棒代替刀斧杀人有什么不同呢？我不知道他的理学体现在哪里！杀害于谦，是千古奇冤。薛瑄如果真是理学家，不仅应当以去职或留任来抗争，更应当以生死来抗争。薛瑄一生讲学，拘泥固守朱熹的学说，这就是朱熹不救赵汝愚的心法吗？有人说：薛瑄冒犯王振，几乎招致杀身之祸，似乎不是个怕死的人。回答说：冒犯王振时，起初没料到王振会立刻杀他。夺门之变中的那群奸臣更可怕，当时的形势比王振时期更危急，所以不敢极力抗争罢了。薛瑄的趋利避害也算巧妙了，然而福气没有比与君子同遭祸难更大的了。薛瑄的趋利避害也算笨拙了。
明代的宪宗，也是个昏庸的君主。施政中值得称道的很少。宠爱万贵妃，以至于害死太子朱佑极，却不知道。纪妃生了儿子，过了六年才知道。又不能保全纪妃，导致她暴死。家庭内部尚且如此昏庸，何况治理天下呢？
明朝没有贤明的君主，稍微能让人满意的，大概只有两位吧？前是洪熙帝，后是弘治帝。世宗继承皇位，张璁首先鼓吹邪说，迎合君主的恶行，直接追尊他的生父，不识大体。虽然以“二本”（两个根本）为嫌，但礼制实际上是以大宗（皇统）为重的。继承皇统与继承宗嗣，很难分为两端。如果真心思念生父，恪守长子不为他人后嗣的道义，只有辞让皇位回到藩邸，另外拥立宗室成员，这才可以。既然贪恋那个位置，又便利自己的私欲，衡量忠孝，都不恰当。断定以孝宗为皇考，这个称呼一旦确定，纵然再对生父有所偏爱，即使称兴献王为本生父，称兴献帝也还可以，另外立庙也还可以。但将孝宗尊为皇考，将兴献王尊为皇伯，就太过分了。将兴献王祔入太庙，配享南郊祭祀，更是过分。近日赵云崧的奏议，还是张璁的那套说法，多么昏昧啊！由此推论，宋代英宗确实称仁宗为皇考，那么当时韩琦、欧阳修议论追尊濮王，称其为亲，还不至于太过分，即使在园寝立庙，也没有可非议的。因为尊崇本生父的道义，礼制有明文规定，原本不可埋没。但明确标示本生父，胜过笼统地称其为亲。有人说：对本生父厚待，就会对嗣父薄待，所以本生父绝对不能厚待。回答说：这是掩耳盗铃的说法。现在说那些继承皇位的人，果真能忘记自己的本生父吗？如果真能忘记本生父，那就是毫无良知的痴物罢了，有什么可取的呢？天下有两个方面，一是恩，一是义。对嗣父尽礼，是义；对本生父尽礼，是恩。恩义都尽到了，又有什么遗憾呢？如果像张璁那样只厚待本生父，竟然背离嗣父，那是溺爱私恩而违背大义。说本生父绝对不能厚待的人，是拘泥于大义而忘记了私恩。问：那“二本”（两个根本）怎么办？回答说：恩义都尽到了，正是“一本”（一个根本）。坚持一个根本的，是常道；将两个根本统一为一个的，是权变。
夏桀杀了一个关龙逄，商纣杀了一个比干，成为千古罪人。明代世宗杀了数十个关龙逄、比干，罪过超过夏桀、商纣十倍，却没有遭受被放逐到南巢、在牧野被诛杀的惩罚，难道不是侥幸吗？他生平最庇护奸臣而厌恶言官，凡是攻击奸臣的人大多因为进言而被杖责致死。侥幸被听信了，又因为进言不及时而被杖责致死，正直的臣子无处可逃而不死。因为议定大礼，庇护张璁、桂萼、郭勋等人，杀了若干正直的臣子；因为边疆事务，又庇护仇鸾、严嵩、赵文华等人，杀了若干有才能的臣子。有的因为不战而败被杀，还有说法；像张经的死，是因为打了胜仗而被杀，真是把臣子看得如草芥一般。
小人没有忌惮，没有比张璁更严重的了。无知妄为，擅自议论典礼，说孔子不应当称王，不应当使用天子的礼乐，改用六佾（六行舞队）。天子的礼乐，不是孔子自己使用的，而是尊崇孔子的人使用的。自己使用不可以，尊崇他的人使用，有什么不可以？自从汉高祖用太牢（牛、羊、猪三牲）祭祀孔子，就是用天子的礼乐尊崇他了。孔子是万世天子的老师，天子既然以他为师，就应当用天子的礼仪祭祀他，这不是对孔子有所增减，而是表明尊师的心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张璁难道是认为孔子的道义有所不足吗？认为他不足以做天子的老师吗？认为不能用天子的礼仪，就不应当接受天子的拜礼，率领天下后世的人败坏道义而轻视老师的人，一定是张璁的话了。世宗贪图他议定大礼的私利，一切都听从张璁的话，并且错误地订定了一切礼乐。孔子不说过吗？“人如果不仁，礼制有什么用？人如果不仁，乐制有什么用？”
嘉靖年间，名将推崇马永、梁震。马永蓄养士兵一百多人，都是西北的健卒，骁勇善战。辽东发生兵变，马永剿灭平定了它，非常依赖他的力量。梁震蓄养健儿五百人，辽东的士兵向来骄横，畏惧梁震的亲兵，全都听从约束。梁震前后经历几十上百次战斗，未曾稍有挫败，时常率领他们出塞劫掠敌营，全都依赖他的力量。大概亲军心腹，比正规军队更强，凭借他们的爪牙，足以防备不测，做将领的不可不知道。然而必须厚待他们，才能足以得到他们的心；严格驾驭他们，才能足以防止他们骚扰，尤其不可不慎重。
凡是攻击奸臣，最难。当奸臣得君宠信、权势正盛时去攻击他，与投身喂虎没有不同。必须等待他们的间隙去攻击，像杨一清铲除刘瑾，徐阶铲除严嵩，大概才可以。
嘉靖年间的各位宰相，张璁、桂萼，是小人中的尤物，倡议大礼，迎合君主的恶行，排挤陷害忠良。夏言颇有杰出才华，能与之抗衡，然而心术纯正与瑕疵参半，器量狭小容易自满，最终被严嵩陷害。严嵩父子助长恶行，在明朝
奸臣之冠，朝野元气斫丧几尽。徐阶以练达之才，深远之识，锄奸于不觉，消患于将成。除嵩之后，独相数年，弥缝猜主，默挽颓纲。世宗之晚节稍清，阶之力也。求于明之贤相中，未知谁与比数。
译奸臣的魁首，使朝廷和民间的元气几乎被摧残殆尽。徐阶凭借老练通达的才能、深远的见识，在不知不觉中铲除奸佞，在祸患即将形成时将其消除。严嵩被罢黜之后，他独自担任宰相数年，弥补和安抚多疑的君主，默默挽回衰败的朝纲。世宗晚年政治稍显清明，这是徐阶的功劳。在明朝的贤相中寻求比较，不知道谁能与他相提并论。
席书亦为小人，其推荐王守仁，独有可取。守仁讲学之得失，姑置无论，其经济实三代后超群绝类者也。惜所遇暗主，又为张璁辈羣奸所阻，不得大用以尽其材，殊可惜也。
隆庆初，高拱之相，略有可称，独其扼徐阶一节，罪无可逭。后见逐于冯保、张居正，螳蜋黄雀，覆辙相寻，天道好还，殊可畏也。
张居正为明之能相，万历初政实属中兴，勉延数十年国脉，居正力也。我圣祖仁皇帝推服居正，允为定论。但其骄气殊所未免，故遭身后之祸。海瑞谓其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亦切论也。忠义之心，天实鉴之。曾孙同敞高节殉国，丕振家声，其即厚报居正也与？
明大臣如夏原吉、杨士奇、周忱、李贤辈，皆居亲丧起复视事，详载《明史》各传，亦初不因军旅，盖以其任大责重，或经手未完，或民情久安，易人则必败事，故夺情以济，所谓权也。张居正当万历初政方殷，夺情视事，正合此例。乃吴中行辈持柄而摇，吠影吠声，哓哓成党，遂成后来台阁相攻，万不可解之祸，流毒以至于亡国，皆由一时争名客气所致，非果有公道为持典礼、安国家起见也。后之君子可不戒哉！
吴中行以门生劾座主张居正，蒋键亦以门生劾赵南星，后乃率以为常。情事虽分，悖德则一也。丰点争大礼，丰坊乃请以兴献入太庙，配郊祀。时人谓以子攻父。然高<氵房>先已劾父铨，以媚刘瑾。大约世变至明而极，君子则不近人情，小人则灭绝天理。虽以孔子生其时，不能不受攻击也，况下焉者乎？
明之学术，每以良知攻王阳明，不知他人之良知不可恃，阳明之良知，正明体达用之根源也。阳明死，明无通儒矣。明之治术，每以揽权攻张太岳，不知他人之揽权不可行，太岳之揽权，正尊主庇民之要务也。太岳死，明无宰相矣。要之，二公皆可独为，而不可以共为，学者当择而取之，攻之则妄矣。
范文正公闻韩魏公好水川之败，叹曰：“当是时，难置胜负于度外也。”熊襄愍覩王化贞败兵，而泣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何如姑就其言而反之？而兵之宜慎，可知矣。”
明之守辽东也，熊廷弼主守，王化贞主战。后以战败，则廷弼之主守者，非惟不当诛，直当赏矣。乃任意诛戮，当日言事之臣，责其不死于兵败之时，后来咏其事，犹有“不死右屯，死西市”之讥，皆腐儒不达时务之苛论也。廷弼于当时，非所当十世宥之者哉？且奸臣之杀廷弼，欲陷杨、左原，非为封疆起见，可谓奇冤矣。明之用廷弼，每于边疆残破之后，及稍稍整理，辄又罢之。其后内扼于张鹤呜外犄于王化贞，而卒至寃死。我高宗纯皇帝特赐谧襃崇真，快千古人心也。
邹元标之主杀熊廷弼，为张鹤鸣所使也。吾尝谓小人或以君子攻君子，此类是也。小人之戾气为患国家，显而易见；君子之客气为患国家，隐而难知。正气稍涉意见之偏，皆客气也。客气，唐以前犹未甚着；宋以后则寝寝炽盛，至明之末造而极矣。势不至亡其国不止也。夫以君子而祸国如此，犹得为君子哉？
叶向高亦党，王化贞沮熊廷弼，误国之罪，乌得而辞？魏忠贤当国，中旨频出，朝端以为可忧。李鲁生谓：「执中者帝用，中者王旨，不从中出，而谁出？」内阁缺人，诏举老成干济者。冯铨年未四十，鲁生欲令入阁。言成即为老，而非必老乎？年干乃称济，而即有济于国。铨果柄用，竟用时文假借字义之法行文，以济其私，可笑极矣。
袁崇焕亦建魏忠贤祠于宁前，凡建祠者皆入逆党。崇焕他日之诛，虽寃，未必非此媒其孽也。祸有不可料者，有可料者。建祠媚阉，不待智者知其祸也。当时甘心为之，遍于天下。小人只顾目前之福，不计将来之祸，大都如此。
杀杨、左诸公者，固魏忠贤、许显纯为之主，而首劾者则霍维华也。教之坐纳杨镐、熊廷弼贿，杀始有名者则徐大化也。票拟五日一追比，致死者则顾秉谦也。三贼之恶，更甚魏、许。
魏忠贤于朱国祯之罢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恶，可令其善去。」王绍徽
译席书也是小人，但他推荐王守仁，这一点值得肯定。王守仁讲学的得失，暂且不论，他在经世济民的才能上，确实是夏商周三代以后超群出众的人物。可惜他遇到的君主昏庸，又遭到张璁等一群奸臣的阻挠，不能得到充分任用以施展他的才华，实在令人惋惜。
隆庆初年，高拱担任宰相，略有可称道之处，唯独他压制徐阶这一件事，罪责无可推卸。后来他被冯保、张居正排挤驱逐，如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覆辙相继，天道好还，实在令人畏惧。
张居正是明朝有能力的宰相，万历初年的政绩确实属于中兴，勉强延续了数十年的国运，这是张居正的功劳。我圣祖仁皇帝推崇信服张居正，这确实是定论。但他骄横之气实在未能避免，所以招致身后的灾祸。海瑞说张居正善于谋国，拙于谋身，这也是切中要害的议论。忠义之心，上天确实鉴察。他的曾孙熊明遇（注：此处原文“曾孙同敞”疑为误植或特指某支系，按文意应指其后代高节殉国者，如熊明遇或相关后人，此处依原文直译）高节殉国，大大振兴了家族声望，这或许就是对张居正的厚报吧？
明朝大臣如夏原吉、杨士奇、周忱、李贤等人，都在为亲人守丧期间被起复任职，详细记载在《明史》各人的传记中，起初并不是因为军事紧急，而是因为他们的责任重大，或者经手的事务未完，或者民情长期安定，换人必定败事，所以夺情任职以济事，这就是所谓的权变。张居正当万历初年政务正繁忙时，夺情任职，正符合这个例子。然而吴中行等人持柄动摇，吠影吠声，吵吵嚷嚷结成党羽，于是造成了后来台阁互相攻讦、万难化解的祸患，流毒以至于亡国，都是由一时的争名好胜之气所致，并不是真正出于维护公道、持守典礼、安定国家的考虑。后来的君子能不引以为戒吗！
吴中行以门生身份弹劾座主张居正，蒋键也以门生身份弹劾赵南星，后来竟然成为惯例。事情虽然不同，违背道德则是一样的。丰点争辩大礼，丰坊却请求将兴献王入太庙，配享郊祀。当时人说这是以子攻父。然而高拱先前已经弹劾父亲高铨，以讨好刘瑾。大概世道变迁到明朝达到了极点，君子就不近人情，小人就灭绝天理。即使是孔子生在那个时代，也不能不受攻击，何况不如孔子的人呢？
明朝的学术，常常用良知来攻击王阳明，不知道别人的良知不可依赖，王阳明的良知，正是明体达用的根源。王阳明死后，明朝就没有通儒了。明朝的治术，常常用揽权来攻击张太岳，不知道别人的揽权不可行，张太岳的揽权，正是尊主庇民的要务。张太岳死后，明朝就没有宰相了。总之，这两位都可以独当一面，但不可以共同合作，学者应当择善而从，攻击他们就是妄为。
范文正公听说韩魏公好水川战败，叹息说：“在那时，难以将胜负置之度外。”熊襄愍目睹王化贞兵败，哭着笑着说：“六万大军，一举荡平。如果姑且顺着他的话而反过来做呢？由此可知用兵应当谨慎。”
明朝防守辽东时，熊廷弼主张坚守，王化贞主张作战。后来因为作战失败，那么熊廷弼主张坚守，不仅不应该被杀，反而应当奖赏。却任意诛杀，当时议论的臣子，责备他不死在兵败之时，后来咏叹此事，还有“不死于右屯，死于西市”的讥讽，都是腐儒不通时务的苛论。熊廷弼在当时，难道不是应当十世宽恕的人吗？况且奸臣杀害熊廷弼，是想陷害杨镐、左光斗，并不是为了边疆着想，可谓奇冤。明朝任用熊廷弼，总是在边疆残破之后，等到稍稍整理，就罢免他。后来内部受张鹤鸣掣肘，外部受王化贞牵制，最终冤死。我高宗纯皇帝特别赐谥褒崇为“真”，快慰了千古人心。
邹元标主张杀熊廷弼，是受张鹤鸣指使。我曾经说小人有时用君子攻击君子，这类就是。小人的戾气危害国家，显而易见；君子的客气危害国家，隐蔽而难以察觉。正气稍微涉及意见的偏颇，都是客气。客气，唐以前还不显著；宋以后就逐渐炽盛，到明朝末年达到了极点。势必要亡国才停止。以君子而祸国如此，还能算是君子吗？
叶向高也是党人，王化贞阻挠熊廷弼，误国的罪责，怎么能推辞？魏忠贤当权，中旨频繁发出，朝廷认为可忧。李鲁生说：“执中者帝用，中者王旨，不从中出，而谁出？”内阁缺人，诏令举荐老成干练的人。冯铨年纪不到四十，李鲁生想让他入阁。说成就是老成，而不一定是老？年纪干练才称济，而就有济于国。冯铨果然掌权，竟然用时文假借字义的方法行文，以济其私，可笑极了。
袁崇焕也在宁前建魏忠贤祠，凡是建祠的都列入逆党。袁崇焕日后被杀，虽然冤屈，未必不是由此酿成孽障。祸患有的不可预料，有的可预料。建祠媚阉，不待智者就知道其祸患。当时甘心为之，遍布天下。小人只顾眼前的福，不计将来的祸，大都如此。
杀害杨涟、左光斗等公的，固然以魏忠贤、许显纯为主，而首先弹劾的则是霍维华。教唆他们坐实收受杨镐、熊廷弼贿赂罪名，使杀害有名目的则是徐大化。票拟五日一追比，致人死地的则是顾秉谦。这三个贼的恶，更甚于魏忠贤、许显纯。
魏忠贤对朱国祯被罢免说：“这个老家伙也是邪人，但不作恶，可以让他善终离去。”王绍徽
于杨左之死曰：「天眼开，杨涟、左光斗死矣。」大抵小人亦实见君子为恶，方极力害之，不可以常理论，以常情度也。王钦若谓：「吾不知世上何者为君子、小人，但与我善者即为君子，与我恶者即为小人。」张瑞图对策曰：「从古用人，初不设君子、小人之名，分别起于仲尼，是其意并怨孔子之分别也。若辈所见，固应如此。」
译对于杨涟、左光斗的死，（有人）说：“天眼开了，杨涟、左光斗死了。”大体上，小人确实认为君子在做坏事，才极力去陷害他们，这不能用常理来推论，也不能用常情来揣度。王钦若曾说：“我不知道世上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只是对我友善的就是君子，对我有恶意的就是小人。”张瑞图在对策中说：“自古以来用人，起初并没有设立君子、小人的名目，这种分别是从孔子开始的，这是他们连孔子对君子小人的分别都怨恨。这类人的见识，本来就应该如此。”
明之君子，名心太甚，好为危言激论，假公议而逞偏见，于贤者亦甘心焉。庄子所谓“无私乃私”也。明之小人，利心太甚，不惜苟贱卑污，媚权奸而毒善良，其至极亦得祸焉。谚语所谓“害人终害己”也。
崔呈秀为魏忠贤谋主，凡忠贤之恶，皆呈秀嗾之。忠贤既败，呈秀自知不免，乃尽取其宝器玉杯，痛饮。每饮一杯，则碎其一。碎毕，乃缢。情事亦何可笑！党恶者，当为明鉴矣。
杨椒山之攻严嵩，杨大洪之攻魏忠贤，皆在其势正盛之时，此与以身饲猛虎何异？二公何不姑俟其熟乎？苏明允所谓“取其心，不取其术”，正此类也。
追赃，公令也；而明之奸臣，即以追赃诬陷正人。讲学，美事也；而明之端士，转以讲学大兴朋党。虽有清浊之殊，其误国则一也。
易》坤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龙，阳也，君子也；血，阴也，小人也。阴疑于阳而战，则必见血，所以戒小人也。剥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上九「小人剥庐」，君子为小人所凭依，则床也；为小人所庇荫，则庐也。小人害君子，自剥其床与庐也，其凶决矣。是故党痼之祸兴，而宦官诛于董卓；甘露之乱炽，而内侍夷于朱温；党人之碑立，而蔡京亦亡；伪学之禁严，而侘冑竟死。明之王振、刘瑾、严世蕃、魏忠贤及其党与，毒害忠良者，转瞬皆骈首就戮，亦何乐为小人哉！
庸恶甚于暴虐。明万历、天启二君之恶，浮于桀纣矣。自古昏君，以明之万历、天启为极；自古元恶，以明之魏忠贤、许显纯为极；自古寇贼，以明之李自成、张献忠为极。
崇祯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疏请以昌平、通、易、霸四州为四辅，宿重兵以卫京师，奉旨嘉纳，下部议覆，事不果行。倘依此议，何有李闯直逼燕都之祸？
刘巨容之不穷追黄巢，曰：“国家喜负人，留此为富贵资。”及巢降高骈，骈尽遣还昭义等军，而卒为贼所败。明末之讨流寇，与此无异。
赵吉士谓洛阳福邸在焉，贼得其赀以号召中原，此兴亡之所系。按万历竭天下之力以供福王，既致民穷盗起，而其赀转为贼藉，以亡其国，膏火自焚，于斯为甚。
崇祯帝自谓非亡国之君，综其实而论之，始诛魏奄，终殉社稷，不愧英主。除此则好人所恶，恶人所好，真拂人之性，灾必逮身者也，焉得非亡国之君乎？尤不可解者，外库虽虚，内府充盈，曾不思散财自救，徒以供李贼无穷之辇载，何其愚也[详明史拟稿]
明史·流贼传》：李自成兵败，归京师，悉镕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其数不下数千万。万内藏之不虚可知，而甘心束手奉贼，先不思充饷给兵讨贼，及贼逼近，复不思给兵守城，劝诸臣助饷，百不获一，孰知取诸宫中而已足乎？此与手持金银，坐甘饿死者，奚以异！
人皆可有私财，惟天子不可有私财。天子以天下之财为财者也。有子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千古之格言也。是故《易》曰：“屯其膏，凶。”又曰：“涣，王君传。”亦谓：“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樊哙告其君曰：“沛公欲有天下邪？欲作富家翁邪？”明富家翁之不足有天下也。陆贽告其君曰：“散小储为大储，明小储之不足恃也。”卒之，汉高祖赖哙之言以奋兴，唐德宗赖贽之言以救败，其明效也。彼崇祯者，为谋为毖乱况斯削，日日忧贫之亡国，而适以贪富而亡其国也。
崇祯帝自谓诸臣所误固然，但实自误也。诸臣中非无可用之人，李自成未破洛阳以前，势未甚张，使以孙承宗为辅相，以李邦华掌本兵，以倪元璐理财赋，以卢象升为大将，统曹文诏、周遇吉、黄得功、左良玉、猛如虎、贺人龙诸将，并力剿捕流贼，实不难除。而乃使诸人或投闲不用，或用而不专，或用非其地。前后所专倚者，内则温体仁、周延儒，外则陈奇瑜、熊文灿、杨嗣昌诸人，连翩误国。其咎果谁归也？王者不借才于异代，昔贤谓世无能臣而有能君，又曰胜者所用，败者之基也
译明朝的君子，名声之心太重，喜欢发表危言耸听的激烈言论，借公众舆论来逞一己偏见，连贤能之人也甘心被他们攻击。这正是庄子所说的“看似无私，实则是私心”啊。明朝的小人，利欲之心太重，不惜苟且卑污，谄媚权奸而毒害善良之人，最终也招致祸患。这正是谚语所说的“害人终害己”啊。
崔呈秀是魏忠贤的谋主，凡是魏忠贤的恶行，都是崔呈秀怂恿的。魏忠贤败落后，崔呈秀自知难逃一死，于是拿出所有的宝物玉杯，痛饮起来。每喝一杯，就摔碎一个。全部摔碎后，便上吊自杀。这种情状何其可笑！那些依附恶人的人，应当以此为鉴。
杨椒山攻击严嵩，杨大洪攻击魏忠贤，都是在他们权势正盛的时候，这与把身体喂给猛虎有什么不同？两位先生为什么不暂且等待时机成熟呢？苏洵所说的“取其心，不取其术”，正是指这类情况。
追缴赃款，是朝廷的命令；但明朝的奸臣，却借追赃之名诬陷正直之人。讲学，是美好的事情；但明朝的正直之士，反而借讲学大兴朋党。虽然清浊不同，但误国的结果是一样的。
《易经》坤卦上六爻辞说：“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龙，代表阳，象征君子；血，代表阴，象征小人。阴气怀疑阳气而与之争斗，就必然见血，这是用来警戒小人的。剥卦初六爻辞说：“剥床以足，蔑贞，凶。”上九爻辞说：“小人剥庐。”君子被小人所依赖，就像床一样；被小人所庇护，就像庐舍一样。小人害君子，就是自剥其床与庐，凶险是必然的。所以，党锢之祸兴起，宦官被董卓诛杀；甘露之变炽烈，内侍被朱温夷灭；党人之碑树立，蔡京也随之灭亡；伪学之禁严厉，秦桧最终死去。明朝的王振、刘瑾、严世蕃、魏忠贤及其党羽，毒害忠良的人，转眼之间都并首被杀，做小人又有什么快乐呢！
平庸的恶行比暴虐更甚。明朝万历、天启两位君主的恶行，超过了夏桀商纣。自古以来的昏君，以明朝的万历、天启为极致；自古以来的元恶，以明朝的魏忠贤、许显纯为极致；自古以来的寇贼，以明朝的李自成、张献忠为极致。
崇祯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请求将昌平、通州、易州、霸州四州作为四辅，驻扎重兵以保卫京师，皇帝下旨嘉奖采纳，交由相关部门商议覆奏，事情最终没有实行。如果依照这个建议，怎么会有李闯王直逼燕京的祸患呢？
刘巨容不穷追黄巢，说：“国家喜欢辜负人，留下这个人作为富贵的资本。”等到黄巢投降高骈，高骈全部遣返昭义等军，最终却被贼人打败。明朝末年讨伐流寇，与此没有不同。
赵吉士说洛阳福王府在那里，贼人得到他的资财来号召中原，这是国家兴亡的关键。考察万历年间耗尽天下之力来供给福王，既导致民穷盗起，而他的资财反而成为贼人的凭借，从而亡国，膏火自焚，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崇祯帝自认为不是亡国之君，综合实际情况来看，起初诛杀魏阉，最终殉难社稷，不愧为英明君主。除此之外，好人所厌恶的他喜欢，坏人所喜欢的他厌恶，真是违背人性，灾祸必然降临自身，怎么能说不是亡国之君呢？尤其不可理解的是，外库虽然空虚，内府却充盈，曾经不想散财自救，只是供给李贼无穷无尽的辇载，何其愚蠢啊[详见明史拟稿]
《明史·流贼传》记载：李自成兵败，回到京师，将拷索来的金子以及宫中库藏的器皿全部熔化，铸成饼，每饼价值千金，大约数万饼，用骡车运回西安，其数量不下数千万。宫内藏宝不虚可知，却甘心束手奉贼，先前不想充实军饷供给士兵讨贼，等到贼人逼近，又不想供给士兵守城，劝诸臣助饷，百不获一，谁知道从宫中取用就足够了呢？这与手持金银，坐等饿死的人，有什么不同！
人都可以有私财，只有天子不可以有私财。天子以天下的财为财。有子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这是千古格言。所以《易经》说：“屯其膏，凶。”又说：“涣，王君传。”也说：“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樊哙告诉他的君主说：“沛公是想拥有天下呢？还是想做个富家翁呢？”说明富家翁不足以拥有天下。陆贽告诉他的君主说：“散小储为大储”，说明小储不足以依赖。最终，汉高祖依靠樊哙的话而奋兴，唐德宗依靠陆贽的话而救败，这是明显的效验。那崇祯帝，为谋为毖乱况斯削，日日担忧贫穷而亡国，却恰恰因为贪富而亡国。
崇祯帝自认为被诸臣所误固然如此，但实在是自己误了自己。诸臣中并非没有可用之人，李自成攻破洛阳以前，势力尚未甚大，如果让孙承宗做辅相，让李邦华掌管兵部，让倪元璐理财赋，让卢象升做大将，统领曹文诏、周遇吉、黄得功、左良玉、猛如虎、贺人龙等将领，合力剿捕流贼，实在不难铲除。却使得这些人有的闲置不用，有的任用而不专一，有的任用非其地。前后所专倚的，在内则是温体仁、周延儒，在外则是陈奇瑜、熊文灿、杨嗣昌等人，接连误国。这罪责究竟归谁呢？王者不借才于异代，从前贤人说世上没有能臣而有能君，又说胜者所用，是败者的基础。
。呜呼，可以思矣！
明末大将以卢象升为第一战将，以周遇吉为第一。一扼于无兵饷，死；一扼于无救援，死。明事必不可为矣！杨嗣昌之扼象升，万死不足赎也。
译唉，这值得深思啊！
明朝末年的大将中，把卢象升推为第一战将，把周遇吉推为第一。一个受困于没有兵力和粮饷，战死；一个受困于没有援军，战死。明朝的国事已经必定无法挽回了！杨嗣昌对卢象升的掣肘，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抵赎他的罪责。
文臣中如刘宗周、黄道周，理学气节，非不崇闳，然皆非拨乱之才也。卢忠烈愈深，人长思矣。
明当日内难外患，时事孔亟，惟有与本朝讲和而专攻流贼庶得先后之义未有内乱不清而堪御外患者。乃诸臣徒惩宋人讲和之弊，而阻扰无成，以至于亡。不知时势迥异胶柱难行。时有谑云奉送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二人，晚生文八股，拜腐儒辈真无所逃其责也。盖天运鼎新，欲启无疆太平之治；萧条末世，速即消亡，固其所耳。
崇祯时政颠倒错乱，大端有三：性与小人相比，与君子为仇。所信任者，惟温体仁、周延儒、杨嗣昌一辈，于诸正人必扼之、斥之，一也。所尤庇者，宦官次之，武臣。于督抚则视若草芥，始终任宦官监军，卒之开城纳贼者，宦官、武臣知其奸而不敢治。一人督抚则杀十余人，虽沈冤极枉而不顾，二也。流贼本因饥民而起，复加饷困民，驱而为贼，三也。帝王致治之道，全在知人、安民。崇祯力与之反，焉得不亡？
南宋时有鞋曰错，到底当时以为时事之谶。明末时势亦然，其错不可胜数。约计其大者：流贼初起，灭之极易，杨鹤主抚，以致滋蔓，一也。既而剿渐有功能文灿复主抚，误事，二也。陈奇瑜纵李自成于车厢峡，三也。郑崇俭以围师必缺，纵贼，四也。杨嗣昌复纵自成于鱼复山中，五也。纵张献忠于郧阳，以致复叛，六也。洪承畴、卢象升分剿渐可成功，调往别用，以致贼势复炽，七也。用温体仁、周延儒辗转误国，八也。用杨嗣昌为本兵，扼孙承宗致死，九也。扼卢象升致死，十也。加饷肆毒，驱民为贼，十一也。杀毛文龙，十二也。杀袁崇焕，十三也。不听申用懋四辅设重兵卫京师，十四也。催孙传庭战，以失关中，致贼直逼京师，十五也。不听吴麟征速调吴三桂，而听陈演、魏藻德无故弃地二百里，臣等未敢任咎之谬说，十六也。不知括内帑给兵守城，垂手奉贼，十七也。三大营留在城，或可资守御，置城外，顿使溃散，十八也。以诸臣之忠勇者守城，或可图成，仍用宦官开门纳贼，十九也。当吴麟征议召吴三桂时，犹可及，为陈演、魏藻德所沮，其后虽召援无济矣。京师危在旦夕，君父望解倒悬，岂为无故？不甘任弃关外二百里之咎，甘任破京师坑君父之咎。崇祯以此等人为相，而俯首听之，哀哉！
综明之始终得失，论之：明祖兴自草莽，备厯艰难，深知民间疾苦，每遇灾荒，不惜重帑赈恤，于匿灾不报官吏，即置重典。此风沿及成弘，不替，故虽迭遭祸变，民心深固不摇，实胜于厯代，可为法于后世者也。正德荒淫，嘉靖惨刻，朝政昏浊，意不在民，拮克渐滋，赈恤无闻，民怨盗起，海宇不宁，亡国之祸，实始二君。其后隆庆既以偷安，万历加之攘夺，矿使横行，惨逾盗贼。天启奄祸大作，人害天灾，万不可解。崇祯饥民尽起为盗，不知散财救败，从而加饷苛征，为丛驱爵，而明遂亡矣。观其始兴之所以得，在财散民聚；终亡之所以失，在财聚民散。诚千秋之殷鉴也。明祖笃于养士，破格用人，以此感动人心，士气厯久而弥盛，此又可为法者也。至于用刑太峻，滥及无辜，戕贼朝官，视同草芥，则自明祖实始作俑。而永乐以篡弒得国，残害忠良，惨无天心，又开宦官专权之祸，迄于亡国而覆辙相寻，牢不可破。综其前后，太平之日少，抢攘之时多，悉永乐阶之厉也。宦官之祸，殆无虚日，举其最盛者，则正统之王振，成化之汪直，正德之刘瑾，天启之魏忠贤，元恶大憝，奇变百出，而忠臣义士，涂膏衅血者不知纪极，岂非古今浊乱之极者哉？至于相臣有若三杨，后之李贤，李东阳，杨廷和，张居正之流，不无可纪，然皆依附阉竖以立功，无能自立者。若谢迁，若刘健，则以侮阉几于杀身矣。至嘉靖朝之张璁，桂尊严嵩，崇祯朝之温体仁，周延儒，又各逞奸邪，剥丧元气，以亡其国者。至洪光之马士英，仗阉党之阮大铖为谋主，并半壁江山而覆之，则明实亡于阉宦也。观于此，而一代之得失较然
译文臣中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人，理学的造诣和气节并非不崇高宏大，然而他们都不是能够平定乱世的人才。卢象升的忠烈之气愈发深厚，人们长久地思念他。
明朝当时面临内忧外患，时事非常紧急，只有与本朝（指后金/清）讲和，专门攻打流寇，才能符合先安内后御外的道理；没有内部动乱没有平息而能够抵御外患的情况。于是各位大臣只是鉴于宋朝讲和的弊端，阻挠干扰致使一事无成，以至于国家灭亡。他们不知道时势截然不同，拘泥固执难以行得通。当时有戏谑的话说：“奉送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二人，晚辈只擅长写八股文，拜见那些腐儒辈，真是无法逃脱他们的罪责。”大概是因为天命更新，想要开启无边无际的太平盛世；衰败的末世，迅速消亡，本来就是必然的。
崇祯年间政治颠倒错乱，主要的大端有三：一是亲近小人，与君子为仇。所信任的，只有温体仁、周延儒、杨嗣昌这一类人，对于各位正直的人必定压制、斥退，这是第一点。二是特别庇护的是宦官，其次是武将。对于总督巡抚则视如草芥，始终任用宦官监军，最终开城接纳贼寇的，是宦官和武将知道他们的奸恶却不敢惩治。一个总督巡抚被杀，牵连十余人死亡，即使冤屈极深也不顾惜，这是第二点。三是流寇本来是因为饥民而起，又加征赋税困苦百姓，驱使他们成为贼寇，这是第三点。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全在于知人善任、安抚百姓。崇祯极力与之相反，怎么能不灭亡呢？
南宋时有鞋叫“错”，当时到底认为这是时事的谶语。明末的时势也是这样，其错误不可胜数。大约计算其大的错误：流寇刚兴起时，消灭他们很容易，杨鹤主张招抚，导致祸患蔓延，这是第一点。不久剿灭逐渐有成效，孙传庭（原文“功能文灿”疑为衍文或误植，结合史实及语境，此处指剿匪有功者，后文提到孙传庭，此处可能指剿匪渐有功能，但文灿复主抚误事，或指卢象升等，但根据后文列举，此处暂译为剿匪渐有功能，但文灿复主抚误事）又主张招抚，耽误了大事，这是第二点。陈奇瑜在车厢峡放纵李自成，这是第三点。郑崇俭因为围师必有缺漏，放纵贼寇，这是第四点。杨嗣昌又在鱼复山中放纵李自成，这是第五点。放纵张献忠在郧阳，导致他再次叛乱，这是第六点。洪承畴、卢象升分头剿匪逐渐可以成功，却被调往别处任用，导致贼寇势力再次炽盛，这是第七点。任用温体仁、周延儒辗转误国，这是第八点。任用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扼杀孙承宗致死，这是第九点。扼杀卢象升致死，这是第十点。加征赋税肆虐毒害，驱赶百姓成为贼寇，这是第十一点。杀害毛文龙，这是第十二点。杀害袁崇焕，这是第十三点。不听申用懋设立四辅官并部署重兵保卫京师的建议，这是第十四点。催促孙传庭出战，导致失去关中，致使贼寇直接逼近京师，这是第十五点。不听吴麟征迅速调回吴三桂的建议，却听从陈演、魏藻德无故放弃关外二百里土地的谬论，臣等不敢承担罪责，这是第十六点。不知道搜括内库钱财给士兵守城，而是拱手奉送给贼寇，这是第十七点。三大营留在城内，或许可以依靠守御，放置在城外，顿时导致溃散，这是第十八点。让各位忠勇的大臣守城，或许可以图谋成功，仍然任用宦官开门接纳贼寇，这是第十九点。当吴麟征建议召吴三桂时，还来得及，被陈演、魏藻德所阻挠，其后虽然召来援军也无济于事了。京师危在旦夕，君父盼望解除倒悬之急，难道是没有缘故的吗？不甘心承担放弃关外二百里土地的罪责，却甘心承担攻破京师、坑害君父的罪责。崇祯任用这样的人为宰相，并且低头听从他们，可悲啊！
综合明朝始终的得失，论述如下：明太祖兴起于草莽，备历艰难，深知民间疾苦，每逢灾荒，不惜重金赈济抚恤，对于隐瞒灾荒不报的官吏，立即处以重典。这种风气沿袭到成化、弘治年间，没有改变，所以虽然屡次遭遇祸变，民心深厚稳固不动摇，实际上胜过历代，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正德年间荒淫无度，嘉靖年间残酷刻薄，朝政昏暗浑浊，心意不在百姓身上，苛刻聚敛逐渐滋生，赈济抚恤没有听闻，民怨盗贼兴起，天下不安宁，亡国的祸患，实际上始于这两位君主。其后隆庆年间既然已经苟且偷安，万历年间又加以掠夺，矿税使横行，残酷超过盗贼。天启年间宦官祸乱大作，人祸天灾，万难化解。崇祯年间饥民全部起来成为盗贼，不知道散发财物挽救败局，反而加征赋税苛刻征收，如同驱赶鸟雀进入丛林，于是明朝就灭亡了。观察其开始兴盛之所以成功，在于财物分散、百姓聚集；最终灭亡之所以失败，在于财物聚集、百姓离散。这确实是千秋万代的深刻鉴戒。明太祖致力于养育士人，打破常规任用人才，以此感动人心，士气历久弥新，这又可以作为法则。至于用刑太严酷，滥及无辜，残害朝官，视同草芥，则从明太祖开始作俑。而永乐帝以篡位弑君得到国家，残害忠良，残忍没有天心，又开启了宦官专权的祸患，直到亡国而覆辙相寻，牢不可破。综合其前后，太平的日子少，动荡不安的时候多，都是永乐帝造成的祸害。宦官的祸患，几乎没有一天没有，列举其最严重的，则有正统年间的王振，成化年间的汪直，正德年间的刘瑾，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元凶大恶，奇变百出，而忠臣义士，涂脂抹血者不知其数，难道不是古今浊乱到了极点吗？至于宰相中有像三杨，后来的李贤、李东阳、杨廷和、张居正之类，不是没有可记载的功绩，然而都依附宦官以立功，没有能够自立的人。像谢迁，像刘健，则因为侮辱宦官几乎杀身。至于嘉靖年间的张璁、桂萼、严嵩，崇祯年间的温体仁、周延儒，又各自逞弄奸邪，损耗元气，导致国家灭亡。至于弘光年间的马士英，依靠宦官党羽阮大铖为谋主，连同半壁江山一起颠覆，那么明朝实际上亡于宦官。观察这些，而一代的得失就很清楚了。
矣。
明史·列女传》于氏，汝州张铎妻。崇祯十四年，贼破城，氏谓两婢曰：“吾辈今日必死，若先出击杀贼而毙，不失为义烈鬼。”于是执挺而前，贼先入者三出，不意悉为所掊。又《忠义传》张铨父五典，度海内将乱，筑所居寨庄为堡，坚甚。崇祯四年，流贼至，五典已没，独铨妻霍氏在。众请避之，曰：“避贼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贼，身不保。等死耳，盍死于家？”乃率僮仆坚守，贼环攻四昼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夫当贼发之时，人垂手为贼杀者不知凡几，设人人能战如于氏者，无贼矣。名城垂手献贼者不知凡几，设人人能守如霍氏者，亦无贼矣。
译罢了。
《明史·列女传》记载：于氏，是汝州人张铎的妻子。崇祯十四年，叛贼攻破城池，于氏对两个婢女说：“我们今日必定一死，如果先冲出去击杀叛贼而死，也不失为义烈之鬼。”于是她们手持木棒向前冲去，先冲入城内的三个叛贼逃出来，没想到都被她们击毙。
又《忠义传》记载：张铨的父亲张五典，预料天下将要大乱，便把居住的寨庄修筑成堡垒，非常坚固。崇祯四年，流寇到来，张五典已经去世，只有张铨的妻子霍氏在家。众人请求她躲避，她说：“躲避叛贼而外出，家保不住；外出而遇到叛贼，身保不住。同样是死，何不战死在家中？”于是率领童仆坚守堡垒，叛贼围攻了四个昼夜，未能攻克便离开了。副使王肇生将这座堡垒命名为“夫人城”。
当叛贼发作之时，人们垂手就擒被叛贼杀死的不知有多少，假如人人能像于氏那样作战，就没有叛贼了。著名的城池垂手献给叛贼的不知有多少，假如人人能像霍氏那样坚守，也没有叛贼了。
顾炎武谓古时乡亦有城，《汉书·朱邑传》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如此则田野之氓皆可避兵戈之扰矣。
池北偶谈》常若柱顺治中劾闯贼，伪相牛金星，当刑。所知录阮大铖降后，在营为诸公唱剧侑酒，皆快事。潜邱剳记：“利玛窦曰：‘我避难，难自长大；我近难，难自消。’微近人《靖逆记》：‘我不怕贼，贼自怕我。’皆名言也。”
胜国之贫，或谓养士过重，殊不由此。王济之震泽长语云：“祖宗时岁用省，以黄蜡一事言之，国初岁不过三万斤，景泰、天顺间加至八万五千，成化以后加至一十二万余，可推也。”然则贫于侈耳，养士乌能贫？
廷杖最为明之弊政，犹杖于朝耳。正德四年，刘宇为左都御史，辄以小过笞御史张举。为岳州知府，会御史行部，有所意望，挞主簿一人至死。举草劾欲上，不胜忿，投笔死。嘉靖中，林俊尝极言廷杖之弊，帝但下所司而已。
郑獬疏：“无令陛下诏书藏于有司，复为满幅空纸而已。”按此最中时政深痼之病，明末之亡，尤其验也。
事之行，文移往复，动经数年，事已不可为矣。至于上有捐租之令，则俟其已征而始布其文；上有借种之条，则终于不货而姑悬其格。誊黄非不实贴，而羣黎尽被虚恩，岂非满幅空纸也哉？至于上司关提，批发下司报案销详，悉属空文，并无真迹。欲其政之不乱，国之不危也，其可得哉？
读史剩言卷四
术士之言，不验者不可信，即验者亦不可尽信，谓其验于此，多失于彼也。子产之谓裨灶曰：「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诚哉，恶言也。」凡史书可破术士之谬者，纂录于后。
高允对游雅曰：「昔人有言，推步历数，知之甚难，复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甚多，何遽问此？」
崔浩上《五夤元历》表，汉以来妄造历术者十余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误四千，小误甚多，不可言。按浩自谓无误矣，然当时高允已辟其金、水二星背日而行之，非浩卒服之，则此亦言人人殊者也。且浩不能保其宗族，知星历果何用邪？
唐德宗奔奉天，术士先请筑奉天城，是其言验矣。然使德宗知为君可不奔也，故王仲淹谓：「先人事而后言命。」
五代史·吴越世家：豫章人有善术者，望牛斗间有贵气，斗牛，钱塘分也。因游临安，从锺起家，识钱镠，惊曰：「此真贵人也。」镠，字见美，临安人也。论曰：术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人特喜其中者与？按：自古反侧灭夷，强半为术者所误，亦由幸中之言有以惑之耳。
邪律德光入汴，闻杜鹃声，以问人。见《五代史》，是中州久有杜鹃矣。何邵康节一闻此声，便知天下之乱，且以地气自南而北决之邪？黄东发谓邵氏知来之说，多由其子伯温附会。此亦因王安石乱天下，故有用南人为相致乱之说。
何燕泉曰：「洛阳人传虞廷玺守洛阳日，得一石刻，云『大明景泰乙亥知府事者虞廷玺』，为我复兴此窝。虞访知为邵康节安乐窝，因就得石处建邵祠。及读郑安记文，则谓虞访邵旧址建之，无得石事。凡传邵知来之说，多附会如此。类予尝曰：『孔子之知来甚易，而不可无；邵氏之知来甚难，而不必有。』」
翦烛丛鳊《金陵城完》高皇与刘诚意视之曰：“城高如此，谁能踰之？”刘曰：“除非燕子飞入。”意盖谓燕王也。高皇问国祚短长，刘曰：“万子万孙。”又载刘言：“遇顺即止。”神验如此，何自不能避？惟庸之毒哉！
郭璞善卜筮者，也能知王敦之必败，而不能自保其身。蜀星人善天文者，也能沮桓温之闇奸，而几于自悮其死[详《晋书·习凿齿传]明景泰时，紫微垣星皆动，徐有贞遂劝迁都，不知土木之难已早应之也。武宗时，帝星明江汉间，刘养正夙谈道学，通天文及兵法谶纬，遂劝宸蒙举事，不知嘉靖之兴已独当之也。
顾亭林曰：「春秋时，裨灶、梓慎最明于天文，犹多失之。故张衡《思元赋》曰：『慎灶显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讯。』又曰：『春秋时，占法简而多验，其所详者，每在言语动作
译顾炎武说，古代乡邑也有城墙，《汉书·朱邑传》记载朱邑的儿子葬在桐乡西郭门外，像这样的话，田野间的百姓都可以躲避兵戈的侵扰了。
《池北偶谈》记载，常若柱在顺治年间弹劾闯贼伪相牛金星，牛金星被处刑。阮大铖投降后，在军营中为各位公侯唱戏劝酒，这些都是痛快的事。《潜邱剳记》说：“利玛窦说：‘我躲避灾难，灾难反而自己壮大；我靠近灾难，灾难反而自己消解。’近来《靖逆记》说：‘我不怕贼，贼自然怕我。’这些都是名言。”
前朝（元朝）的贫困，有人说是供养士人过重，其实并非如此。王济在《震泽长语》中说：“祖宗时期每年用度节省，以黄蜡一事为例，建国初期每年不过三万斤，景泰、天顺年间增加到八万五千斤，成化以后增加到十二万余斤，由此可以推知其他。”那么贫困是由于奢侈造成的，供养士人怎么能导致贫困呢？
廷杖是明朝最弊端的政治，还只是在朝廷上杖责罢了。正德四年，刘宇任左都御史，竟然因为小过错鞭打御史张举。张举任岳州知府时，恰逢御史巡视辖区，有所期望，张举鞭打一名主簿至死。张举起草弹劾奏章想要上呈，因愤恨难平，投笔而死。嘉靖年间，林俊曾极力陈述廷杖的弊端，皇帝只是将奏章下发给有关部门而已。
郑獬上疏说：“不要让陛下的诏书藏在官府中，又成为满纸空文罢了。”按：这最切中时政深重痼疾的要害，明朝末年的灭亡，尤其验证了这一点。
事情的处理，公文往来，动不动就经过数年，事情已经无法挽救了。至于上面有减免租税的命令，就等租税已经征收完毕才颁布文书；上面有借给种子的条例，最终却不发放而只是悬挂着格式。誊写的黄纸诏书并非不真实贴切，但百姓都只受到虚空的恩惠，这难道不是满纸空文吗？至于上司关文提调，批发下司报案销案，全都属于空文，并没有真实的踪迹。想要政事不乱、国家不危，怎么可能做到呢？
读史剩言卷四
术士的话，不灵验的不可相信，即使灵验的也不可完全相信，因为他们在某处灵验，往往在其他地方失误。子产对裨灶说：“这也说得太多了，难道没有偶尔灵验的吗？确实如此，这是恶言。”凡是史书中可以破除术士谬误的内容，都编纂记录在后面。
高允对游雅说：“从前有人说，推算历法，知道它很难，又恐怕泄露，不如不知道。天下妙理很多，何必急于问这个？”
崔浩上《五夤元历》表，汉代以来妄造历法的人有十几家，都不得天道的正理，大错有四千处，小错很多，不可胜言。按：崔浩自认为没有错误，但当时高允已经驳斥他金、水二星背离太阳运行的说法，如果不是崔浩最终信服，那么这也是各说各话的情况。况且崔浩不能保全自己的宗族，知道星历究竟有什么用呢？
唐德宗逃往奉天，术士先前请求修筑奉天城，他的话灵验了。然而如果德宗知道作为君主可以不逃跑，所以王仲淹说：“先尽人事，然后才谈论天命。”
《五代史·吴越世家》：豫章有个擅长术数的人，望见牛宿和斗宿之间有贵气，斗牛是钱塘的分野。于是游历临安，跟随锺起家，结识钱镠，惊讶地说：“这真是贵人。”钱镠，字见美，是临安人。论曰：术士的话，不中的多，中的少，人们特别喜欢那些中的吗？按：自古以来反复无常、灭亡夷灭的，大半是被术士所误，也是由于侥幸中的话迷惑了他们。
耶律德光进入汴京，听到杜鹃声，向人询问。见《五代史》，这说明中原早就有杜鹃了。何邵康节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天下大乱，并且用地气从南向北来决定吗？黄东发说邵氏预知未来的说法，大多由其子伯温附会。这也是因为王安石扰乱天下，所以有用南方人做宰相导致混乱的说法。
何燕泉说：“洛阳人传说虞廷玺守卫洛阳时，得到一块石刻，上面写着‘大明景泰乙亥知府事者虞廷玺’，为我复兴这个窝。虞廷玺访知这是邵康节的安乐窝，于是在得到石刻的地方建立邵祠。等到读郑安的记文，却说虞廷玺访求邵氏旧址建立祠堂，没有得石刻的事。凡是传说邵氏预知未来的说法，大多如此附会。我常说：‘孔子预知未来很容易，而且不可没有；邵氏预知未来很难，而且不必有。’”
《翦烛丛编·金陵城完》高皇与刘诚意观看金陵城说：“城墙这么高，谁能逾越？”刘诚意说：“除非燕子飞入。”意思大概是说燕王。高皇问国运长短，刘诚意说：“万子万孙。”又记载刘诚意说：“遇顺即止。”神验如此，为什么自己不能避免？只有朱允炆的毒害啊！
郭璞擅长卜筮，能知道王敦必定失败，却不能保全自身。蜀星人擅长天文，能阻止桓温的暗奸，却几乎自己误死[详见《晋书·习凿齿传》]。明景泰时，紫微垣星都动摇，徐有贞于是劝迁都，不知道土木之难早已应验了。武宗时，帝星在江汉间明亮，刘养正素来谈论道学，通晓天文及兵法谶纬，于是劝宸濠举事，不知道嘉靖的兴起已经独自承担了。
顾亭林说：“春秋时，裨灶、梓慎最通晓天文，仍然多有失误。所以张衡《思元赋》说：‘慎灶显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讯。’又说：‘春秋时，占法简而多验，其所详者，每在言语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