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史郄视卷三 蠡县李塨着
，故汉兵最强。今宋乃诏良民子弟不愿为军者退还，是以兵为辱也，示人以兵之苦也，是为兵者必皆不良之民而后可也。谁复有乐荷干戈而为君父敌忾者乎！至明发罪人充军，是等征戍于流放，宜人之恶而避之矣。古有出罪人为兵者，盖用其愧耻之心而开以洗涤之路，使之踊跃杀敌耳，岂因其有罪而置之死地也哉！南朝之兵孱，皆士大夫创立法度者学术不明之过也。
译所以汉代的军队最为强大。如今宋朝却下诏让不愿当兵的良民子弟回家，这是把当兵当作耻辱，向人们展示当兵的苦楚，意味着只有品行不端的人才能当兵。谁还愿意乐于拿起武器，为君主和父母报仇雪恨呢！至于明朝将罪犯充军，这类人把征发戍守当作流放，人们自然厌恶并躲避它。古代也有将罪犯编入军队的做法，大概是利用他们的羞愧耻之心，并给他们提供洗刷罪名的途径，使他们踊跃杀敌罢了，哪里是因为他们有罪就把他们置于死地呢！南朝军队孱弱，都是那些创立法度的士大夫学术见解不明造成的过错。
工虞水火，尧舜相传之治道也，神宗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河工役，吕公着言遣光相视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职、待遇儒臣。然则禹之四乘自轻耶？舜之使禹贱之耶？而胡为乎谆谆于治水之功德必以天下让之耶？自此言出，士之徒虚言而无实学者，不惟不愧，且以自高矣！
咸平四年杨亿上疏曰：国家忧铨拟不允，置审官之司；虑议谳或滥，设审刑之署；恐命令或失，建封驳之局。臣以为在于纪纲植立，不在于琴瑟更张。若辨论官材归于相府，即审官之司可废矣；详评刑辟属于司寇，即审刑之署可去矣；出纳诏命关于给事中，即封驳之局可罢矣。又言：唐之盛时，官奉甚厚。昔汉宣帝下诏云，吏能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无侵渔百姓，难矣。遂加吏奉。今结发登朝，陈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饱，不及周之上农；未尝有百石之入，不及周之小吏。若乃左右仆射，百僚之师长，位莫崇焉，月奉所及，不及军中千夫之帅，岂稽古之意哉？夫事不责所任而重置官，是东坡所谓廐长增立而马益癯者也；官不厚其禄而望以廉，是夏竦所谓衣食困于家、虽严父慈母不能制其子者也。亿之所陈，固后世两不可解之政也。
宋太祖即位，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梨枣半之。男女十岁以下种韮一畦，阔一步，长十步。乏井者邻伍为凿之。令佐春秋巡视，书其数，秩满第其课为殿最。又诏所在长吏，谕民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县令佐能招徕，使户增田辟者议赏。若风土不宜种艺者，不须责课，丰岁则谕民谨盖藏、第费用以备不虞。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宋制四十二尺为一工］，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明太祖劝民稼穑树植之政，亦甚详悉。则知帝王开国，无不由于农事也，岂独成周而已哉。
宋至治平年间，天下垦田无虑三千余万项，而赋租所不入者十居其七。固见宋政之宽大，而亦可知继乱之治，垦荒为第一要政也。
东南水利，自钱镠而后，南宋浚治甚悉，宜其以半壁而御北方一二百年无脱巾之患也。然扬州古称下，下地之肥瘠，岂不以其人哉。
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岛二税，真宗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后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今世之一条鞭，曷不思及此哉？徽宗爱书画修道观采花石，天下绎骚，然佛道寺观、骨董图画糜财至巨，为今时牢不可破之弊。不知何时乃一洗而去之也！
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皆行此制。范质等惮宋祖英睿，每事辄具剳子进呈，曰如此庶尽禀承之力、免妄庸之失。坐论礼遂废。庸愞之人，真不可以为宰相也！
宋初西北相抗，太祖注意于谋帅，命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州，贺惟忠守易州，何继勋领棣州，以拒北敌。又以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戌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昭义，以御太原。赵赞屯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以备西夏。其族在京师者，抚之其厚。郡中筅榷之利，悉以与之，恣其贸易，免其所过征税，许其召募亡命以为爪牙。军事皆得便宜，来朝必召对，命坐，厚为燕赍。由是边臣能养死士为间谍，洞知敌情，多致克捷。盖宋帝之雄才大略者，惟艺祖。艺祖亡，而天下不能混一矣。
许骧父唐，值后唐季，知契丹将扰边，白其父信曰：今国政废弛，狄人乘衅而动，朔易之民不即去者必为所虏。信以厚资不乐他徙，唐遂潜赍百金而南。未几石晋果以燕蓟赂契丹，唐归路遂绝。有识之士遇乱世而不能自遂，父子阻越，诚可叹也。然保其宗嗣，累世贵显，不毙虎
译工虞水火，是尧舜相传的治国之道。神宗任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治二股河的工程，吕公着说派遣司马光去视察督工，并不是用来褒奖尊崇近臣、优待儒臣的做法。那么，大禹亲自乘坐四乘马车去治水，是轻视自己吗？舜派大禹去治水，是轻视他吗？为什么还要谆谆告诫，认为治水功德必须把天下禅让给他呢？自从这种言论出现，那些只说空话而没有真才实学的士人，不仅不感到羞愧，反而以此自高自大！
咸平四年，杨亿上疏说：国家担忧官员选拔任命不恰当，所以设立审官院；顾虑案件审理或许会泛滥，所以设立审刑院；害怕政令或许会失误，所以建立封驳司。臣认为，关键在于确立纲纪，而不在于频繁更改制度。如果辨别官员才能归于宰相府，那么审官院就可以废除了；详细评定刑罚属于司寇的职责，那么审刑院就可以撤去了；发布诏命关系到给事中，那么封驳司就可以罢免了。又说：唐朝盛世时，官员俸禄很优厚。从前汉宣帝下诏说，官吏能够勤勉办事而俸禄微薄，想要他们不侵吞掠夺百姓，是困难的。于是增加官吏俸禄。如今刚成年就入朝做官，贡献力量担任职位，他们的俸禄不能养活九个人，比不上周朝的上农；从来没有百石的收入，比不上周朝的小吏。至于左右仆射，是百官的师长，地位没有比这更尊贵的了，每月俸禄所及，比不上军中千夫长，这难道符合考察古制的意思吗？事情不责成负责的人而增设官职，这是苏东坡所说的马厩长增设而马反而更加瘦弱；官职不优厚俸禄却希望他们廉洁，这是夏竦所说的衣食困窘于家，即使是严厉的父亲慈爱的母亲也不能约束他们的子女。杨亿所陈述的，确实是后世两种无法解决的弊政。
宋太祖即位，重申后周显德三年的法令，督促百姓种树，将百姓户籍定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一百棵，每等减少二十棵，梨树枣树减半。男女十岁以下种韭菜一畦，宽一步，长十步。缺乏水井的，邻里共同挖掘。县令县佐春秋两季巡视，记录数量，任期届满根据考核结果评定优劣。又诏令各地长官，告知百姓能够广泛种植桑树枣树、开垦荒田的只缴纳旧租。县令县佐能够招徕百姓，使户数增加田地开垦的，商议奖赏。如果风土不适合种植，不必责成考核，丰收年成则告知百姓谨慎储藏、节制费用以备不测。百姓砍伐桑树枣树当柴火的治罪，剥桑皮三工以上［宋代制度四十二尺为一工］，为首者处死，随从者流放三千里。不满三工的减死罪配役，随从者徒刑。明太祖劝勉百姓耕种种植的政策，也非常详细。由此可知帝王开国，无不源于农事，难道只有成周时期如此吗。
宋朝到治平年间，天下开垦的田地大概三千多万顷，而赋税租赋不能征收的占十分之七。固然可见宋朝政令的宽大，也可以知道继乱世之后的治理，开垦荒地是第一要务。
东南的水利，自从钱镠之后，南宋疏浚治理非常详尽，适宜以半壁江山抵御北方一二百年没有脱巾之患。然而扬州古称下，下地之肥瘠，难道不是因为那里的人吗。
袁州知州何蒙请求用金折抵本州的两税，真宗说：如果这样，将要完全废弃耕种农业了。不许。绍熙元年臣僚说：古代赋税租赋出自百姓所有的，不强迫他们没有的。现在织绢的，一倍折换成钱，再倍折换成银。银越贵，钱越难，得到谷物越不可出售。让百姓贱卖而贵折，那么大丰收之后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希望诏令州郡凡是多取而多折的，重重处罚。当今的一条鞭法，为什么不考虑到这一点呢？徽宗喜爱书画修道观采集花石，天下骚动，然而佛道寺观、古董图画耗费钱财巨大，成为当今牢不可破的弊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洗刷去除它！
宰相见天子商议重大政事，一定命令坐下面议，从容赐茶后退出。唐朝及五代都实行这个制度。范质等畏惧宋太祖英明睿智，每件事都准备剳子进呈，说这样或许能尽禀承之力、避免妄庸之失。坐论礼于是废除。庸懦之人，真不可以做宰相啊！
宋朝初年西北相抗，太祖注意于谋帅，命令李汉超屯驻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州，贺惟忠守易州，何继勋领棣州，以抵御北敌。又用郭进控制西山，武守琪戍守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昭义，以防御太原。赵赞屯驻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驻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以防备西夏。他们的族人在京师的，抚慰他们很优厚。郡中盐铁专卖之利，全部给他们，任凭他们贸易，免除他们所过的征税，允许他们召募亡命之徒作为爪牙。军事上都能便宜行事，来朝见一定召对，命令坐，厚加宴饮馈赠。因此边臣能养死士为间谍，洞悉敌情，多致克捷。大概宋朝皇帝中雄才大略的，只有艺祖。艺祖去世，而天下不能混一了。
许骧的父亲许唐，正值后唐末年，知道契丹将要侵扰边境，告诉他的父亲许信说：如今国政废弛，狄人乘隙而动，朔易的百姓不立即离开的必定被他们俘虏。许信因为厚资不愿他徙，许唐于是秘密携带百金向南。不久石晋果然以燕蓟贿赂契丹，许唐归路于是断绝。有识之士遇到乱世而不能自遂，父子阻隔，实在可叹啊。然而保全其宗嗣，累世贵显，不毙虎
孔道辅论王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狄青亦以得士心为吕景初欧阳修等所论。嗟乎，选将者将选不得士心之人而用之耶？宋人如三尺童子，见一魁岸巨人，则愯愳号呼，不待其怒搏也。削也固宜。
小之敌大也以奇，非奇则情见势屈立致溃败。大之平小也以正，非正则疏虞偶失，坐损国威。李药师破突厥，马隆讨树机能，皆以正兵，是千古最知兵者。宋之征元昊，正当用此策，方轨徐进，来则抵战，去勿急迫，不求奇、不争利，直逼其穴。彼弹丸之地、蚁子之众，乌能当之哉？乃一时盈廷聚讼，言攻言守，毫无一是。
欧阳修赞王彦章尚悔西事不用奇用速。文人之不知兵乃尔。惟杨偕论八阵图，进神楯劈阵刀。其法外环以车，内比以楯，王吉用之败元昊于兔毛川，颇得制之之道矣。王昆绳曰：奇正因敌变化，不可方物，乌能先定哉？予曰：然。有方者所用无方，无方者乃所以成有方也。
太祖太宗既平天下，乃令江淮诸郡毁城隍、收甲兵、彻武备者二十余年。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减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所以盗贼敌国，一发则跳梁莫御，良由贻谋之未善也。
颜习斋先生曰：宋主以将得众心而窃天下，故销将权去藩镇，一闻士心服将则惧而销其位，而不知将缩兵弱，遂至于积衰而丧亡也。悲夫！
元昊反，张元为泾原路兵马钤辖知渭州，累迁右骐骥使忠州剌史，徙郦延路知墉州，上疏曰：旧制诸路总管钤辖都监，各不过三两员，余官虽高，止不过一路总管钤辖，不预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最少亦不减十员，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统制。凡有论议，互报不仝。按唐总管统军都统处置制置使，各有副贰。国朝亦有经略排阵使。请约故事别置使名，每路军马事止以三两员领之。又泾原一路自总管钤辖都监巡检及砦所城部六十余所，兵多者数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势既分，不足以当大敌。若敌以万人为二十队，多张声势以缀我军，后以三五万人大入奔突，则何以支？又比来主将与军伍移易不定，人马强弱配属未均。今泾原正兵五万，弓箭手二万，鄜延正兵不减六七万，若能预为团结，明定节制，迭为应援，以逸待劳，则乌合饥馁之众，岂能窥我浅深乎？请下韩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马步军八千已上至万人择才位兼高者为总领，其下分为三将，一为前锋一为策前锋一为后阵，每将以使臣中佐三两人分屯要害之地，敌小入则一将出，大入则大将出。昨延州之败，盖由诸将自守，不相应援。宜令边臣定法，敌寇某所则某将为先锋、某将出某所为奇兵、某将出某所为声援、某城砦相近出敢战死士、某所设覆，都同巡检则各扼要害。又令邻路取某路出应，仍潜用旗帜为号。昨刘平救廷州，前锋陷贼者已二千骑，平犹不知；赵瑜步马军间道先进，而赵振与王逵趋塞门至高头，平路白马报敌张青盖驻山东，振麾兵掩袭，乃瑜也。臣在山外策应，未尝用本指挥旗号，自以五行支干别为引旗。若甲子日本军相遇，则先见者张青旗，后见者以绯旗应之，此是干相生，其干相克及支相生克亦如之。盖兵马出入，昼则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预为之号，必误军事。国家承平日久，失于训练，今每指挥艺精者不过百余人，余皆瘦弱不可用。且官军所恃者，步军与强弩尔。臣知渭州日，见广勇军彍弩者三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仅百人，余仅及七八斗，正欲阅习时易为力尔。臣以跳镫弩试，皆不能张，阅习十余日，裁得百余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余日，又教以带甲小坐法，五十余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应新敌，安有胜理？又兵官务张边事以媒进邀赏，刘平之败，正繇贪功轻进，镇戎军最近贼境，每报贼骑至，不问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边壕则贼已去矣。盖权均势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则恐得怯懦之罪。且诸路骑兵不能驰险，计其刍粟，一马之费，可养步军五人。马高不及格，宜悉还坊监，
译孔道辅议论王德用因为深得士兵之心，不适宜长久掌管机密事务；狄青也因为深得士兵之心，被吕景初、欧阳修等人所弹劾。唉，选拔将领的人，难道要挑选那些不能深得士兵之心的人来任用吗？宋朝人就像三岁孩童，见到一个魁梧高大的巨人，就恐惧惊叫，不等他发怒搏斗就已经害怕了。削减将领的权力确实是应当的。
弱小的对抗强大的，要用奇兵，不用奇兵就会暴露实情、处于劣势，立刻导致溃败。强大的平定弱小的，要用正兵，不用正兵就会因疏忽偶有失误，白白损害国家威严。李靖击败突厥，马隆讨伐树机能，都是使用正兵，他们是千古以来最懂军事的人。宋朝征讨元昊，正应当采用这种策略，沿着正道缓缓推进，敌人来就抵挡交战，敌人退就不急于追击，不追求奇谋、不争夺小利，直接逼近敌人的巢穴。他们那弹丸般的地方、蚂蚁般的兵力，怎么能抵挡得住呢？然而当时朝廷上下争论不休，有的主张进攻，有的主张防守，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欧阳修称赞王彦章，还后悔西夏战事没有使用奇兵和速战。文人不懂军事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只有杨偕论述八阵图，进献神楯和劈阵刀。他的方法是外面用车环绕，里面排列盾牌，王吉使用这种方法在兔毛川打败了元昊，颇为掌握了克制敌人的方法。王昆绳说：奇兵和正兵要根据敌人变化而变化，无法用固定事物来衡量，怎么能预先确定呢？我说：是的。有固定方法的人所使用的是没有固定方法的，没有固定方法的人正是用来成就有固定方法的人。
宋太祖、宋太宗平定天下后，于是命令江淮各郡毁坏城墙、收缴兵器、撤除武备长达二十多年。书生担任州官，大郡只给二十人，小郡减少五人作为常随护卫，号称长官，实际上如同旅客；名义上是郡城，却空旷得像平地。因此盗贼和敌国一旦发动，就猖狂作乱无法抵御，实在是因为留下的谋划不够完善。
颜习斋先生说：宋朝君主认为将领因为获得民众之心而窃取天下，所以削弱将领权力、废除藩镇，一听说士兵信服将领就恐惧并撤销他们的职位，却不知道将领退缩、兵力衰弱，最终导致积弱而灭亡。可悲啊！
元昊反叛，张元担任泾原路兵马钤辖、渭州知州，多次升迁至右骐骥使、忠州刺史，后调任鄜延路、墉州知州，上疏说：旧制各路总管、钤辖、都监，各不超过两三人，其余官员即使职位高，也只担任一路总管、钤辖，不参与本路事务。现在每路多达十四五人，最少的也不少于十人，都兼任本路分事，互不统制。凡是有议论，互相报告意见不一。按照唐代总管、统军、都统、处置、制置使，各有副职。本朝也有经略、排阵使。请求参照旧例另外设置使职名称，每路军马事务只由两三人统领。又泾原一路从总管、钤辖、都监、巡检到寨所城部六十多处，兵多的有数千人，少的才一千人。兵势既然分散，不足以抵挡大敌。如果敌人用一万人分为二十队，多张声势来牵制我军，随后用三五万人大举入侵奔突，那么怎么支撑得住？又近来主将与军队调动不定，人马强弱搭配不均。现在泾原正兵五万，弓箭手二万，鄜延正兵不少于六七万，如果能够预先团结，明确节制，交替应援，以逸待劳，那么乌合之众、饥饿之兵，怎么能窥探我们的深浅呢？请求命令韩琦、范仲淹分别巡视各路，从马步军八千人以上到一万人中，选择才能和职位都高的人作为总领，其下分为三将，一为前锋，一为策应前锋，一为后阵，每将用使臣中佐两三人分屯要害之地，敌人小股入侵则一将出击，大举入侵则大将出击。昨天延州战败，是因为诸将各自防守，不相互应援。应当命令边臣制定法规，敌人侵犯某处，则某将作为先锋，某将出某处作为奇兵，某将出某处作为声援，某城寨相近出敢死之士，某处设伏，都同巡检则各自扼守要害。又命令邻路取某路出兵应援，仍然暗中使用旗帜作为信号。昨天刘平救援延州，前锋陷入贼军中的已有两千骑兵，刘平还不知道；赵瑜步马军从小路先进，而赵振与王逵赶往塞门至高头，平路白马报告敌人张青盖驻扎在山东，赵振挥兵掩袭，原来是赵瑜。我在山外策应，不曾使用本指挥的旗号，自己用五行干支另外制作引旗。如果甲子日本军相遇，那么先看到的张青旗，后看到的用绯旗回应，这是干相生，其干相克及支相生克也如此。因为兵马出入，白天百步之外不能相知，如果不预先制定信号，必定误了军务。国家太平日久，疏于训练，现在每指挥技艺精熟的不过百余人，其余都瘦弱不可用。而且官军所依赖的，是步军和强弩罢了。我在渭州任职时，见广勇军能拉弩的三百五十人，能拉一石二斗的仅百人，其余仅能拉七八斗，正是想要演习时容易用力罢了。我用跳镫弩试验，都不能拉开，演习十余天，才得到百余人。又教以小坐法，也十余天，又教以带甲小坐法，五十多天才能熟练。如果安于以前的弊端来应对新的敌人，哪里有取胜的道理？又兵官务求夸大边事以谋求晋升邀功，刘平战败，正是由于贪功轻进，镇戎军最靠近贼境，每次报告贼骑到来，不问多少，凡主兵者都出击，到了边壕贼军已经离开了。因为权力均等、势力相当，各不相让，如果不出击，就害怕被定罪为怯懦。而且各路骑兵不能驰骋险地，计算他们的草料粮食，一匹马的费用，可以养活五名步军。马高不及标准，应当全部归还坊监，
止留十之三，余以步兵代之。又比来禁卫队长，繇年劳换前班者，或为诸司使副，白丁试武技，亦命以官，而诸路弓箭手生长边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贼，乃无进擢之路，何以激劝边民？窃闻大帅议五路进师，自用兵以来屡出无功，若一旦深入，臣切以为未可也。山界部州城砦距边止二三里，夏兵器甲虽精利，其战斗不及山界部族，而财粮又尽出山界。若十月后令诸将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牧，然后出步兵，负十日粮，人日给米一升，马日给粟四升、草五分，贼界有草地，以半资放牧，亦可减挽运之半。王师既行，使唃厮啰及九姓回纥分制其后，必荡覆巢穴。初，元请乘驿入对，诏令手疏上之，后多施用。又奏边政失宜者十事，言：王师每出不利，岂非节制不立、号令不明、训练不至、器械不精？或中敌诡计，或自我贪功，或前后左右自不相救，或进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为持权者所逼，或因懦将所牵，或人马困饥而不能奋，或山川险阻而不能通。此皆将不知兵之弊也。未闻深究致败之由而为之措置，徒益兵马，未见胜术。一也；去春敌至延州，诸路发援兵，而河东、秦凤各逾千里，泾原、环庆不减十程。去秋贼出镇戎，远自鄜延发兵，千里远斗，锐气已衰，如贼已退，乃是空劳师旅。异时更寇别路，必又如此，是谓不战而自弊。二也；今鄜延副都总管许怀德兼管勾环庆军马，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复兼鄜延，其泾原、秦凤总管等亦兼邻路，虽令互相策应，然环州至延州十四五驿，径赴亦不下十驿；泾原至秦凤千里，若发兵互援，而山路险恶，人马之力已竭。三也；四路军马各不下五六万，朝廷罄力供亿，而边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万人，夫兵无节制一弊，无奇正二弊，无应援三弊，士将不一四弊，兵分势弱五弊。有此五弊，虽百万亦无益于事。四也；古之教习，须三年而后成，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将帅之材孰贤孰愚，攻守之术孰得孰失，累年败衄，而居边要者未知何谋。使更数年未罢兵，国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饥馑，加之以他寇，则安危之策，未知如何。五也；今言边事者甚众，朝廷或即奏可，或再详究以闻，或付有司。前条方行，后令即变，胥史有钞录之劳，官吏无商略之暇，边防军政一无定制。六也；夏竦、陈执中皆朝廷大臣，凡有边事，当付之不疑。今但主文书、守诏令，每有宣命，则翻录行下；如诸处申禀，则令候朝旨。如是则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前河北用兵，减冗官以省费，今陕西日以增员，如制置青白盐使副、招抚蕃部使臣十余员，所占兵士千余人，请给岁约万缗。复有都大提举马铺器甲之类，诸州并募克敌、致胜、保捷、广锐、宣毅等兵，久未曾团结训练，但费军廪，无益边备。八也；今军有手艺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挥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诸将不出，即有兵二万，除五千守城之外，其余止一万五千。若有警急，三日内不能团集，况四十里外便是敌境，一有奔突，何以备之？九也；陕西教集乡兵共十余万人，市井无赖，名挂尺籍，岂无奸盗杂于其中？苟无措置，他日为患不细。十也。既而复请面陈利害，不报。观此二疏，宋之朝议，宋之兵将，靡乱纷纠如在目前。其不能制元昊也固宜。夫元昊地小兵寡，而以种世衡之计，遂杀野利兄弟，则其智略亦未必大过人，乃宋人无具，坐恣横逆深，可叹哉！
译只留下十分之三，其余的用步兵替换。近来禁卫军的队长，因年资劳绩调换到前班任职的，有的担任各机构的使职副使；平民百姓通过武技考试，也被授予官职。然而各路弓箭手生长在边疆，父祖效命，世代抵御贼寇，却没有晋升的途径，这怎么能激励和劝勉边民呢？我私下听说大帅商议五路出兵，自从用兵以来屡次出击都没有功效，如果一旦深入敌境，我深切认为不可行。山界部族所在的州城寨距离边境只有二三里，西夏的兵器铠甲虽然精良锋利，但其战斗力不及山界部族，而且财力粮草都出自山界。如果在十月之后命令各位将领分批次出界，使西夏人无法耕种放牧，然后派出步兵，携带十天的粮食，每人每天供给米一升，每匹马每天供给粟四升、草五分，贼界有草地，用一半的草料供马放牧，这样可以减少一半的转运负担。王师既然出动，让唃厮啰和九姓回纥分头牵制他们的后方，必定能扫荡摧毁他们的巢穴。起初，元请求乘驿车入朝应对，皇帝下诏让他亲手写疏呈上，后来很多建议被采纳施行。他又上奏边疆政务不适宜的十件事，说：王师每次出击都不利，难道不是因为节制没有建立、号令不清晰、训练不到位、器械不精良吗？有时中了敌人的诡计，有时自己贪功冒进，有时前后左右不能互相救援，有时进退出入不知道什么有利，有时兵力多却不能用，有时兵力少却不能避开，有时被掌权者逼迫，有时被懦弱的将领牵制，有时人马困乏饥饿而不能奋起，有时山川险阻而不能通行。这些都是将领不懂军事的弊端。没有听说深入追究导致失败的原因并为此做出安排，只是增加兵马，却没有看到取胜的策略。这是第一点；去年春天敌人到达延州，各路发出援兵，而河东、秦凤两地各自超过千里，泾原、环庆两地不少于十天的路程。去年秋天贼寇出犯镇戎，从遥远的鄜延发兵，千里之外作战，锐气已经衰退，如果贼寇已经撤退，那就是白白劳师动众。将来如果再次侵犯别的路，必定又这样，这叫不战而自己疲敝。这是第二点；如今鄜延副都总管许怀德兼管环庆军马，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又兼管鄜延，那泾原、秦凤的总管等也兼任邻路的职务，虽然命令他们互相策应，然而环州到延州十四五驿，直接奔赴也不下十驿；泾原到秦凤千里，如果发兵互相救援，而山路险恶，人马的力量已经耗尽。这是第三点；四路军马各自不下五六万，朝廷竭尽全力供给，而边臣只说兵少，每路想要再增加十万人，军队没有节制是第一弊，没有奇正变化是第二弊，没有应援是第三弊，将士不统一是第四弊，兵力分散势力弱小是第五弊。有这五种弊端，即使有百万军队也对事情没有益处。这是第四点；古代的训练，必须三年而后才能成功，如今用兵已经三年了，将帅的才能谁贤谁愚，攻守的战术谁得谁失，连年败退，而占据边疆要职的人不知道有什么计谋。如果再过几年不罢兵，国家用度和民力怎么能承受。如果因此发生饥荒，再加上其他寇患，那么安危的策略，还不知道会怎样。这是第五点；如今谈论边疆事务的人很多，朝廷有时立即批准上奏，有时再次详细考究后上报，有时交给有关部门。前面的条文刚施行，后面的命令就改变，胥吏有抄录的劳苦，官吏没有商讨筹划的空闲，边防军政没有一定的制度。这是第六点；夏竦、陈执中都是朝廷大臣，凡是有边疆事务，应当托付给他们而不怀疑。如今他们只主管文书、遵守诏令，每当有宣命，就翻录下发；如果各地申报禀告，就命令等候朝廷旨意。像这样何必用大臣主持事务？这是第七点；以前河北用兵，削减冗官以节省费用，如今陕西日益增加员额，如制置青白盐使副、招抚蕃部使臣十余人，所占用的兵士一千多人，每年的请给大约一万缗。又有都大提举马铺器甲之类，各州都招募克敌、致胜、保捷、广锐、宣毅等兵，长久未曾团结训练，只是耗费军粮，对边防没有益处。这是第八点；如今军队中有手艺的人，管兵的官员，每一指挥抽取占用三分之一。如延州诸将不出征，就有兵二万，除去五千守城之外，其余只有一万五千。如果有紧急情况，三天内不能集结，何况四十里外就是敌境，一旦有奔突，怎么防备？这是第九点；陕西教习乡兵共十万余人，市井无赖，名字挂在军籍上，难道没有奸盗混杂其中吗？如果不加处置，将来为患不小。这是第十点。随后又请求当面陈述利害，没有回复。看这两篇奏疏，宋朝的朝议，宋朝的兵将，混乱纷纠如在眼前。他们不能制服元昊，本来就应该如此。元昊地小兵少，凭借种世衡的计策，于是杀了野利兄弟，那么他的智谋也不一定大大超过别人，却是宋人没有准备，坐视横逆深入，可叹啊！
张元谋击琉璃堡，使媟伏敌砦旁草中，见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惊曰：明当有急兵，且趋避之。众笑曰：漠儿皆藏头膝间何敢。元知无备，夜引兵袭击大破之，夏人弃堡去。吁，宋人为小丑所轻笑如此，闻之能无汗颜乎。
元昊反，时一时材勇之士未见有出狄武裹右者。为人慎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卒同饥寒劳苦，虽敌猝犯无一士敢后先者。尤喜推功与将佐。始与孙沔破侬智高，谋一出己，贼既平，经营余事悉以诿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叹其勇，既而服其为人，自以为不如也。贼尸有衣金龙衣者，众谓智高已死，欲以上闻，武襄曰：安知非诈耶？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始交趾愿出兵助讨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万人粮于邕钦待之，诏以缗钱三万赐交趾为兵费，许贼平厚赏之。武襄既至，檄余靖无通使假兵，上奏曰：李德政赴援非其情实，且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横蹂二广，力不能讨，乃假兵蛮夷；蛮夷贪得忘义，因而启乱，何以御之？请罢交趾助兵。从之。真大将材也！使西事专委此一人，而以如张玉、种世衡、张元者为之偏禆，元昊可计日而平也。乃宋不能格外用人，而徒倚办于庞籍、范仲淹、韩琦诸文臣，何能制敌之死命哉！
狄武襄之讨侬智高也，未至广西，钤辖陈曙辄以步兵八千犯贼，溃于昆仑关，殿直袁用等皆遁。武襄曰：令之不齐，兵所以败。晨会诸将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败亡状驱出军门斩之。孙沔、余靖相顾愕眙，诸将股栗。盖宋以文弱为习，赏罚悠柔，将卒怠玩，何以制胜？武襄此一着，已得平贼之本矣。
王德用狄青之流也，在元昊反时，名位尚未大着。德用则赫然有闻矣，乃自请讨之，而朝廷不许，何也？
夏国主秉常被篡，滕甫言：继迁死时李氏几不立矣，当时大臣不能分建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为患。今秉常失位，诸将争权，天以此遗升下，若再失此时，悔将无及。请择一贤将，假以重权，使经营分裂之，可不劳而定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何哉！
郭谘上平燕议曰：契丹之地，自瓦桥至古北口，地狭民少，自古北口至中原属奚契丹，自中原至庆州，道旁才七百余家。盖契丹疆土虽广，人马至少，傥或南牧，必率高丽渤海黑水女直室韦等国。其来既远，其粮匮乏，臣闻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用兵之善计。又闻得敌自至者胜，先据便地者佚。以臣所见，请举庆历之策，合众水于溏泊之北界以限戎马，然后以景德故事，顿兵自守，步卒十二万、骑卒三万、强壮三万，岁计粮饷百八十三万六千斛；又傍河郡邑可水运以给保州，然后以拒马车三千、陷马枪千五百、独辕弩三万，分选五将，臣可以备其一，来则战去则勿追，幽州粮储既少，敌不可久留。不半年间，当遁沙漠。则进兵断古北口砦松亭关，传檄幽蓟，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马不获伸用，则敌可破，幽燕可取。仁宗壮其言而不能用。夫宋以天下之全力而制一隅之契丹，苟使强将劲兵各剳边要，练卒裕粮，用车为营，方轨徐进，得地守地，得城守城。彼兵寡财少，日不得暇，其何以支？不数年间直抵沙漠，易易耳！乃宋人视之如猛虎毒蛇，不可向迩；不则欲决胜负于一朝，真不知兵者也。
辽使萧禧来议疆事，神宗诏问羣臣。韩琦上言：近来朝廷举事，似不以大敌为恤。彼见形生疑，必谓我有复燕之意，故引先发制人之说，造为衅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丽朝贡，契丹必谓将以图我，一也；攻吐蕃之地建熙河，契丹必谓行将及我，二也；植榆柳于西山，制其蕃骑，三也；创团保甲，四也；筑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颁弓矢新式，大作战车，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将，七也。臣谓如将官之类，宜因而罢之，以释其疑。噫，荆公此数举，颇强人意，而魏公乃欲罢之耶？盖鳃鳃焉惟惧辽之败
译张元谋划攻击琉璃堡，派王媟埋伏在敌军营寨旁的草丛中，看见老羌人正在烤羊腿占卜吉凶，惊叫道：“明天将有紧急的敌兵来犯，应当赶快躲避。”众人嘲笑说：“宋军都缩头缩脑地藏在膝盖之间，哪里敢来。”张元知道对方没有防备，夜里率领军队袭击，大败敌军，西夏人丢弃堡垒逃走。唉，宋朝人被小角色如此轻视嘲笑，听到这件事能不感到羞愧吗？
元昊反叛时，当时一时之间勇武的人才，没有能超过狄青的。狄青为人谨慎周密、少言寡语，他谋划事情必定审慎地契合时机才行动，行军时整顿部队行列、严明赏罚，与士兵同甘共苦，即使敌人突然侵犯，也没有一个士兵敢落后或争先。他尤其喜欢把功劳推给将领和副手。起初与孙沔一起击败侬智高，计谋全出自狄青，贼寇平定后，处理后续事务全都委托给孙沔，自己退居幕后好像没有用心一样。孙沔起初赞叹他的勇猛，后来佩服他的为人，自认为不如他。贼尸中有穿着金龙衣的，众人说侬智高已经死了，想要上报朝廷，狄青说：“怎么知道这不是诈术呢？宁可放跑侬智高，也不敢为了贪功而欺骗朝廷。”起初交趾愿意出兵帮助讨伐侬智高，余靖说他们可信，在邕州、钦州准备了万人的粮食等待他们，皇帝下诏赐给交趾三万缗钱作为军费，答应贼寇平定后厚赏他们。狄青到达后，发文书命令余靖不要通使借兵，上奏说：“李德政前来支援并非真心，况且借外兵来清除内寇，对我们没有好处。因为一个侬智高而横行蹂躏两广，无力讨伐，竟然向蛮夷借兵；蛮夷贪婪得寸进尺、背信弃义，从而引发祸乱，怎么抵御他们？请求停止交趾的援兵。”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真是大将之才啊！如果西边的战事专门委托给这个人，而让像张玉、种世衡、张元这样的人做他的副将，元昊可以计算日子来平定。然而宋朝不能打破常规用人，只是依赖庞籍、范仲淹、韩琦等文臣，怎么能制服敌人呢！
狄青讨伐侬智高时，还没到广西，钤辖陈曙擅自率领八千步兵进攻贼寇，在昆仑关溃败，殿直袁用等都逃跑了。狄青说：“号令不统一，所以军队失败。”早晨在厅堂上集合众将，作揖让陈曙起身，一并召来袁用等三十人，按照他们战败逃跑的罪状，将他们赶出军门斩首。孙沔、余靖互相看着惊愕失色，众将双腿发抖。大概宋朝以文弱为习惯，赏罚优柔寡断，将卒懈怠轻慢，怎么能够取胜？狄青这一招，已经掌握了平定贼寇的根本了。
王德用是狄青一流的人，在元昊反叛时，名声地位还没有显赫。王德用却已经很有名望了，于是自己请求讨伐元昊，而朝廷不允许，为什么呢？
西夏国主李秉常被篡位，滕甫说：“李继迁死的时候，李氏几乎不能立足了，当时的大臣不能分封各个豪强，反而把完整的土地封给国王，至今成为祸患。现在李秉常失去地位，众将争夺权力，上天把机会留给陛下，如果再次错过此时，后悔就来不及了。请求挑选一位贤能的将领，授予重权，让他经营分化瓦解西夏，可以不费力气就平定了。”神宗认为他的计策奇特，但没有采纳，为什么呢！
郭谘上呈平定燕地的策略说：“契丹的土地，从瓦桥到古北口，地狭人少，从古北口到中原属于奚族和契丹，从中原到庆州，道路旁边才七百多家。大概契丹疆土虽然广阔，人马却很少，如果向南放牧侵扰，必定率领高丽、渤海、黑水女真、室韦等国。他们来得遥远，粮食匮乏，臣听说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是用兵的好计策。又听说让敌人自己送上门来就能胜利，先占据有利地形就能安逸。以臣所见，请求采用庆历年间的策略，在塘泊以北汇聚众水以限制戎马，然后按照景德年间的旧例，驻扎军队自我防守，步兵十二万、骑兵三万、强壮民兵三万，每年计算粮饷一百八十三万六千斛；又在沿河郡县可以水路运输供给保州，然后用拒马车三千辆、陷马枪一千五百支、独辕弩三万张，分别选拔五名将领，臣可以担任其中一名，敌人来就作战，敌人走就不追击，幽州粮草储备本来就少，敌人不能久留。不到半年时间，他们应当逃回沙漠。那么进军切断古北口营寨和松亭关，传布檄文到幽蓟地区，燕南自然平定。况且他们所依仗的只有马匹而已，只要能够多方努力，使马匹无法施展，那么敌人就可以被击败，幽燕就可以攻取。”仁宗认为他的话壮烈但不能采用。宋朝用天下的全力来制约一隅之地的契丹，如果让强将劲兵各自扼守边关要害，训练士兵、充裕粮草，用车作为营垒，并排缓缓前进，得到土地就防守土地，得到城池就防守城池。他们兵少财少，每天不得安宁，怎么支撑？不到几年时间直接抵达沙漠，很容易啊！然而宋朝人看待他们像猛虎毒蛇，不敢接近；不然就想一朝决出胜负，真是不懂用兵啊。
辽国使者萧禧来商议边界事务，神宗下诏询问群臣。韩琦上奏说：“近来朝廷行事，好像不把大敌放在眼里。他们看到形势产生怀疑，必定认为我有收复燕地的意图，所以引用先发制人的说法，制造事端，所以导致怀疑。事情有七件：招揽高丽朝贡，契丹必定认为将以此图谋我，这是第一；攻取吐蕃土地建立熙河路，契丹必定认为将要波及我，这是第二；在西山种植榆柳，制约他们的骑兵，这是第三；创立团保甲制度，这是第四；修筑河北城池，这是第五；设置都作院，颁布弓矢新式样，制造大战车，这是第六；设置河北三十七将，这是第七。臣认为像将官之类，应当借此机会罢免，以消除他们的疑虑。唉，王安石这几项举措，颇能振奋人心，而魏公却想要罢免他们吗？大概是过分担忧辽国失败
盟而已矣。夫辽使之来也，宜告之曰：论疆界非汝之利也，若正封疆，燕云十六州，古岂汝有哉！辽人特故造事端以震宋人耳。宋能自强，彼必不敢败盟也。如其败盟，我之训甲练兵何为者？正当声罪以讨，恢复先王疆宇，何为罢我制敌之策而求释其疑耶？每阅靖康时朝臣谓用李纲非金所喜，因罢李纲以谢金人，辄叹宋人恐惧颠倒至于如此！奈何如魏公者，乃已先有此种识见矣，又何怪于李邦彦之流乎！然荆公卒割东西七百里与辽，盖亦不免于震惧矣，使神宗安所倚赖哉？
译结盟也就罢了。辽国使者前来，应当告诉他们：争论疆界对你们没有好处，如果真要划定边界，燕云十六州，自古以来难道就是你们的吗！辽国人不过是故意制造事端来震慑宋朝人罢了。宋朝如果能够自强，他们一定不敢破坏盟约。如果他们破坏盟约，我们训练军队、操练士兵又是为了什么呢？正当声讨他们的罪行去征伐，恢复先王的疆土，为什么要废除我们制敌的策略而去寻求消除他们的疑虑呢？每次读到靖康年间朝臣说任用李纲不是金人所喜欢的，因此罢免李纲来向金人谢罪，就感叹宋朝人的恐惧慌乱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像魏公这样的人，竟然已经先有了这种见识，又怎么能怪李邦彦那一类人呢！然而王安石最终割让东西七百里土地给辽国，大概也是不免于震惊恐惧了，这让神宗皇帝还能依靠谁呢？
辽之视宋小矣，夏益小矣。当日情事，譬如防风与侏儒持，防风畏动，侏儒好动，防风遂不胜其扰而自困耳。若使防风与侏儒一拳一脚，或后或先，不失节奏，则侏儒奉头抱腹号呼不暇矣，尚敢倔强哉。然辽之于宋，亦非好动也，但以动吓之，而宋人遂倒矣。异哉！
寇准劝幸澶渊之策，所谓相席行令也。使在汉唐，一将之任耳，安事天子自出哉？
神宗锐然有为，积财练兵，意在刷耻。一时才略之士，若熊本、萧注、陶弼、林广、王韶等，皆卓然立功戎间。但宋朝一代气习安于柔靡，羣臣异同，动多掣肘，故功业远逊汉唐耳。元佑初司马光无故欲弃河湟，幸赖孙路言而止，后卒用苏辙议，而不听游师雄之言，弃兰州米脂等五砦。宋人之偏激怯弱，不知远略，乃如此哉！今天下如川广云贵，朝廷不惟不享其赋入，而且有屯兵助饷之费。然使忽然弃之，则自生变故矣，乌乎可哉？
沈括笔谈云：范文正尝言，史称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尽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恶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后能周大事。诚哉是言。
神宗以陈升之平章事，谓司马光曰：近相升之，外议如何？对曰：闽人狡猃，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里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醇厚？邵雍在天津桥闻杜鹃声，曰：天下治，地气自北而南；乱，地气自南而北。此后南人作相，天下多事矣。宋有南人不可为相之论，明有浙不入户、闽不入相之规。夫天之生才，何地蔑有？用人者本不必以南北拘，但北方风气刚劲，人常厚重；南方风气柔弱，俗易轻靡，其大概也。考廿一史，三代而上，南方不入中国版图无论已；汉唐时，宏功伟业多出北方来。自神宗以前，天下治平，大任十九北人。明太祖仁宗注意北人，杨东里、王忠肃亦皆言北人可倚赖。古人谅有所见，而岂皆偏哉。
金以孤军入汴，种师道请迟西师之至，待其惰归歼诸河上。李纲误听姚平仲之言，以为怯缓，使平仲斫营而败，金人长驱上党。种师中上言黏罕已至泽州，臣欲由邢相间捷出上党，捣其不意，当可以逞。朝廷疑而不用。后黏罕至太原，悉破诸县为琐城法困之，避暑云中，许翰误信觇者之言，以为将遁，责师中逗挠，遂进战而败。李许岂有心误国者，但以逢掖不知兵，动失机宜，国事以败。可叹也哉！
苏轼上议曰：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此亦切中当时谈学者之病。
陆佃受经于王安石，及安石行新法，数谏诤之，不肯依阿。至哲宗时，修神宗实录，数与范祖禹、黄庭坚争辨，大要多是安石。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观此，则何怪乎蔡卞之请重行刊定也。
宋自元佑而后，分党攻激此进彼退，迭改史文。则宋史固难以尽信矣。
元佑二年召彭汝砺为起居舍人，时相问新旧之政，对曰：政无彼此，一于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而士民皆病，未见其可。盖司马光德厚而才短，志诚而识闇，不能以虚明行之，所以卒互激递变而靡定也。
宋史记载甚滥，文章甚冗，论断亦无见解，非大删修不可成书也。
靖康敌退之后，吴敏等秉政，有八不管之谣云：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河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腐儒之误国，为天下所传笑如此！
方腊将反，召其众谓曰：吾等起事，旬日之间万众可集，守臣闻之，固将招徕商议，未必申奏。延滞一两月，江南列郡可一鼓而下也。朝廷得报，亦未必决策发兵，迁延集议，调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己首尾期月矣。二敌闻之，亦将乘机而入。我但画江而守，轻徭薄赋以宽民力，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矣。呜呼，郡
译辽国看待宋朝，已经觉得它小了，西夏更是显得渺小。当时的情势，好比巨人防风氏与矮人侏儒搏斗，巨人害怕动作，矮人喜好动作，巨人于是受不了骚扰而自我困顿。假如巨人能与矮人一拳一脚地较量，或后或先，不失节奏，那么矮人只会抱头捂腹、号叫不暇，还敢倔强吗？然而辽国对宋朝，也并非喜好动作，只是用动作来恐吓，而宋朝人于是倒下了。奇怪啊！
寇准劝皇帝亲临澶渊的策略，所谓是坐在席上玩令游戏。如果是在汉朝唐朝，这只是将领的职责罢了，何必要天子亲自出征呢？
宋神宗锐意有所作为，积蓄财富、训练军队，意在洗刷耻辱。当时有才能谋略的人，如熊本、萧注、陶弼、林广、王韶等，都在军中卓然立功。只是宋朝一代风气习惯于柔弱萎靡，群臣意见不一，动辄牵制掣肘，所以功业远远不如汉唐。元祐初年，司马光无故想要放弃河湟地区，幸好依靠孙路的进言而作罢，后来最终采纳了苏辙的建议，而不听游师雄的话，放弃了兰州、米脂等五个寨堡。宋朝人的偏激怯弱，不知长远谋略，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天下如四川、广东、云南、贵州等地，朝廷不仅不享受那里的赋税收入，而且有屯兵助饷的费用。然而假如忽然放弃这些地方，就会自生变故，怎么可以呢？
沈括《笔谈》说：范仲淹曾经说，史书称诸葛亮能任用超出常规的人，用人者无不想要尽用天下的人才，常常担心自己近处的喜好厌恶而不自知。能任用超出常规的人，然后才能成就大事。这话确实正确。
宋神宗任命陈升之为平章事，对司马光说：“最近任命陈升之，外面的议论如何？”司马光回答说：“闽地人狡诈，楚地人轻率。现在两位宰相都是闽地人，两位参政都是楚地人，必定会援引同乡人士充塞朝廷，风俗怎么能变得醇厚呢？”邵雍在天津桥听到杜鹃声，说：“天下太平，地气从北向南；天下混乱，地气从南向北。此后南人担任宰相，天下多事矣。”宋朝有南人不可为宰相的言论，明朝有浙江人不入户部、福建人不入宰相的规矩。上天降生人才，哪里没有呢？用人者本来不必以南北来拘束，只是北方风气刚劲，人常厚重；南方风气柔弱，习俗容易轻浮靡烂，这是大概的情况。考察二十一史，夏商周三代以上，南方不纳入中国版图，不用说；汉唐时期，宏大的功业多出自北方。自神宗以前，天下太平，大任十九由北人担任。明太祖、仁宗注意任用北人，杨士奇、王翱也都说北人可信赖。古人大概有所见，难道都是偏见吗？
金国以孤军进入汴京，种师道请求等待西军到来，待敌军懈怠归来时在河上歼灭他们。李纲误听姚平仲的话，认为这是怯懦迟缓，让姚平仲夜袭金营而失败，金人长驱直入上党。种师中上奏说黏罕已到泽州，臣想经由邢、相之间捷径出上党，出其不意，应当可以取胜。朝廷怀疑而不采用。后来黏罕到太原，全部攻破各县，用琐城法困住他们，在云中避暑，许翰误信侦察者的话，认为敌军将要逃跑，责备种师中逗留畏缩，于是进军交战而失败。李纲、许翰岂是有心误国的人，只是穿儒服的人不懂军事，动辄失去时机，国事因此败坏。可叹啊！
苏轼上奏议说：“性命之说，子贡尚且听不到，而现在的学者以不谈性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浩荡无边际而无法穷尽观看。他们的样子超然无着落而无法汲取。这也切中当时谈论学问者的弊病。”
陆佃向王安石学习经学，等到王安石推行新法，多次劝谏争辩，不肯依附迎合。到了哲宗时，修撰神宗实录，多次与范祖禹、黄庭坚争辩，大多是为王安石辩护。黄庭坚说：“如你所说，大概是佞臣写的史书。”陆佃说：“全用你的意思，岂不是诽谤之书吗？”看这个，那么何怪乎蔡卞请求重新刊定呢。
宋朝自元祐以后，分党相攻，此进彼退，交替修改史文。那么《宋史》固然难以完全相信了。
元祐二年召彭汝砺为起居舍人，当时的宰相问新旧政事，他回答说：“政事没有彼此之分，只有一个‘是’罢了。现在所更改的，大的是取士及差役法，而士民都感到痛苦，未见其可行。大概司马光德行深厚而才能短浅，志向真诚而见识昏暗，不能以虚明之心推行，所以最终互相激愤、交替变化而没有定论。”
《宋史》记载甚滥，文章甚冗，论断也无见解，不大大删修就不能成书。
靖康之变敌军退去之后，吴敏等人执政，有八不管的谣谚说：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王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河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腐儒误国，被天下传笑竟如此！
方腊将要反叛，召集他的部众说：“我们起事，十天之内万众可集，守臣听说后，固然会招徕商议，未必上报。拖延一两个月，江南各郡可一鼓而下。朝廷得到报告，也未必决策发兵，迁延集议，调集兵粮，非半年不可。这样我们起兵已经首尾一个月了。两敌听说后，也将乘机而入。我们只要画江而守，轻徭薄赋以宽民力，十年之间，终当混一了。”唉，郡
高宗初立，李纲请命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略副使，有能全州复郡者如唐方镇，使自为守以保中原。又言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又请暂驻南阳，乃还汴都。及高宗不用而南，又请于淮之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以临之，皆石画也。高宗愚弱，动辄不用。可慨也哉！
岳飞命牛臬及王贵、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筹经略东西京、汝邹颖陈曹光蔡诸郡，又遣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未几李宝捷于曹州捷于宛亭捷于渤海庙，董先姚政捷于颖昌，刘政捷于中牟，张宪复颖昌淮宁府，王贵之将杨成复郑州，张应韩清复西京，牛皋及傅选捷于京西捷于黄河上，孟邦杰复永安军，其将杨遇复南城军，又与刘政捷于西京，梁兴会大行忠义及两河豪杰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破金人于垣曲，又捷于沁水，追至孟州之邵原，金张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高太尉兵于济源，乔握坚复赵州，李兴捷于河南府捷于永安军，梁兴在河北取淮卫二州，大破兀朮军，断山东河北金帛马纲之路，金人大扰。呜呼，燕云唾手可取矣，以奸臣败之，可恨也哉。
李迨具奏曰：臣尝考刘晏传，是时天下岁入缗钱千二百万，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榷盐榷酒岁入一千九十一万，过于晏所榷多矣。诸窠名钱已三倍刘晏岁入之数，彼以一千二百万赡中原之军而有余。今以三千六百万贯赡川陕一军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项通计二百六十五万石，止以绍兴六年朝廷取会官兵数计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决无一年用二百六十五万石米之理。数内官员一万一千七员，军兵五万七百四十九人，官员之数比军兵之数约计六分之一，军兵请给钱比官员，请给不及十分之一。是宂滥在官不在兵也。夫后世官宂权分、坐糜廪禄，凡职皆然，不独兵官也。至有明知其弊而恐庸才候选之人怨望，遂不敢议裁，何为也哉！
邓肃言外夷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繁故迟。呜呼，此宋明之所以削也。
虞允文为相，籍人才为三等，有所见闻即记之，号材馆录。真宰相事也。
辛弃疾有宋一代奇伟之士也。何物王蔺沮其功业？然其初乃历城人，为耿京掌书记。耿京者，金主亮死，中原豪杰并起，聚兵山东，称天平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者也。宋时中原豪杰之大起也有三：宋始南渡一也，金主亮死二也，元人困金三也。此种人不惟忠义懔然，其才略必皆有大过人者。宋室君臣不能接济，胥以沦亡，宋之负中原豪杰甚矣！
宋末襄阳人有张惟孝者，襄乱后卜居江陵，至沙市，众舟大集不可涉，顷有峩冠张盖、从者数十，则宣抚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争岸者投水中。惟孝睥倪良久，提剑驱左右而出，举白旗以麾令众船登岸，毋敢乱次。干官锺蜚英见而异之，以告唐舜甲，舜甲曰：吾故人也。具言惟孝生平。蜚英谓曰：今日正我辈趋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则曰：朝廷负人。明日蜚英道希得罗致之，宴仲宣楼，蜚英酒酣，曰：有国而后有家，天下如此，将安归乎！惟孝跃然曰：从公所命！乃请空名帖三十以还。逾旬与三十骑俱拥甲士五千至，旗帜鲜明，部伍严肃，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继。希得大喜，请所统姓名，惟孝曰：朝廷负人，福难祸易，聊为君侯纾一时之难，姓名不可得也。时鼎澧五州危甚，于是击鼓耀兵，不数日众至万人，数战俱捷，江上平。制使吕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趋淮甸，后不知所终。如此奇人，千载下闻之，令人悲歌叹想。宋以小朝廷不能用之，惜哉！
余玠言：今世冑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哙伍。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
宋明气习皆如此，欲不孱而亡得乎！朱子曰：去同甫事功始可入道。范希文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事于兵？呜呼，天下气习之
译宋高宗刚即位时，李纲请求任命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略副使，规定有能保全州郡恢复府县的人，就像唐代方镇那样，让他们自行镇守以保卫中原。李纲又说，皇帝巡幸的地方，关中是上策，襄阳是次策，建康是下策。又请求暂时驻扎南阳，然后再返回汴京。等到高宗不采纳他的建议而南逃，李纲又请求在淮河东西以及荆襄地区设置三大帅来统辖，这些都是长远的谋划。高宗愚昧软弱，动不动就不采纳，真是令人感慨啊！
岳飞命令牛臬以及王贵、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筹划经略东西京、汝、邹、颖、陈、曹、光、蔡等郡，又派遣梁兴渡过黄河，纠合忠义社，攻取河东的北州县。不久，李宝在曹州、宛亭、渤海庙获胜，董先、姚政在颖昌获胜，刘政在中牟获胜，张宪收复颖昌、淮宁府，王贵的部将杨成收复郑州，张应、韩清收复西京，牛皋及傅选在京西、黄河上获胜，孟邦杰收复永安军，他的部将杨遇收复南城军，又与刘政在西京获胜，梁兴会合大行忠义社以及两河的豪杰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在垣曲大破金军，又在沁水获胜，追击到孟州的邵原，金将张太保、成太保等率领部下投降。又在济源大破金将高太尉的军队，乔握坚收复赵州，李兴在河南府、永安军获胜，梁兴在河北攻取淮、卫二州，大破兀朮的军队，切断了山东、河北金军运送钱帛马匹的通道，金人大为惊扰。唉，燕云之地唾手可得啊，因为奸臣而败坏，真是可恨啊！
李迨上奏说：我曾考察刘晏的传记，当时天下每年的收入是一千二百万缗钱，其中专卖税收占了一半。现在四川专卖盐和酒每年的收入是一千九十一万，超过了刘晏所征收的很多。各种名目的钱已经三倍于刘晏每年的收入，他凭一千二百万缗钱供养中原的军队还有剩余。现在凭三千六百万贯供养川陕一地的军队却不够；又如折估以及正色米这一项总计二百六十五万石，仅以绍兴六年朝廷统计的官兵人数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来计算，绝对没有一年要用二百六十五万石米的道理。其中官员一万一千七员，士兵五万七百四十九人，官员的数量比士兵的数量大约占六分之一，士兵领取的钱比官员领取的钱，不到十分之一。这说明冗滥的问题在于官员而不在于士兵。后世官员冗杂、权力分散、白白消耗俸禄，凡是任职的都是这样，不只是武官如此。甚至有明知弊端却担心平庸之才等待候选的人怨恨，于是就不敢议论裁减，这是为什么呢！
邓肃说，外族人的巧妙在于文书简略，简略所以迅速。中原的祸患在于文书繁杂，繁杂所以迟缓。唉，这就是宋朝和明朝衰亡的原因。
虞允文担任宰相，将人才登记为三等，有所见闻就记录下来，称为《材馆录》。这才是真正的宰相之事。
辛弃疾是宋朝一代奇伟之士。什么东西王蔺阻挠了他的功业？然而他起初是历城人，担任耿京的掌书记。耿京，是在金主完颜亮死后，中原豪杰并起，在山东聚集军队，自称天平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的人。宋朝时中原豪杰大规模兴起有三次：宋朝刚开始南渡是一次，金主完颜亮死是第二次，元人困住金人是第三次。这种人不仅忠义凛然，他们的才略必定都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宋朝的君臣不能接济他们，全都沦亡了，宋朝辜负中原豪杰太深了！
宋朝末年襄阳人有个叫张惟孝的，襄阳战乱后占卜居住在江陵，到达沙市时，众多船只聚集无法渡河，不久有戴着高帽、张着华盖、随从几十人的，是宣抚使姚希得的弟弟，下令说：敢有争抢岸边的投入水中。张惟孝斜视良久，提剑驱赶左右的人出来，举起白旗指挥众船登岸，不敢乱次序。干官锺蜚英看见后觉得他奇异，告诉唐舜甲，唐舜甲说：这是我的老朋友。详细说了张惟孝的生平。锺蜚英对他说：今天正是我们趋事赴功的时候。张惟孝不回答。又追问他，就说：朝廷辜负人。第二天锺蜚英通过姚希得招致他，在仲宣楼宴请，锺蜚英酒喝得正酣，说：有国家然后有家，天下如此，将归向哪里呢！张惟孝跃然起立说：听从您的命令！于是请求三十张空名帖子回去。过了十天与三十骑兵一起拥着五千甲士到达，旗帜鲜明，部队严肃，上到公安下到墨山，游骑相继。姚希得大喜，询问所统领的姓名，张惟孝说：朝廷辜负人，福难祸易，暂且为您缓解一时的危难，姓名不可得。当时鼎、澧五州危急得很，于是击鼓炫耀兵力，没几天众人达到万人，几次战斗都获胜，江上平定。制置使吕文德招抚他，他不接受而逃跑，到处寻找他找不到。有人说他已经前往淮甸，后来不知下落。如此奇人，千年后听到，令人悲歌叹想。宋朝以小朝廷不能用他，可惜啊！
余玠说：现在世家的子弟、科举的士子、乡里的豪杰，一旦从军，就指斥他们是粗人，斥责他们是哙伍。希望陛下看待文武之士一样，不要让他们偏重某一方。偏重必定导致激变，文武交激不是国家的福气。
宋朝和明朝的风气都如此，想要不孱弱而灭亡能吗！朱子说：去掉陈同甫的事功才能入道。范希文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事于兵？唉，天下风气
衡州有灵祠，吏民夙所畏事。胡颖至彻之，作来谂堂奉母居之。尝语道州教授杨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响，咸无有。允恭曰：以为无则无矣。从而察之，则是又疑其有也。颖甚善其言。真最上理也。
朱熹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力著书。夫谓圣贤之道寄于经书，未尝不是，然遂以注经为得道统，则叶公之画龙也。曷不观圣门之言道传，一则曰文不在兹乎，一则曰文武之道在人，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俱指礼乐法度而言乎。曷不竭力于此求之。
陈淳往见朱熹，陈其所得。熹曰：如今所学已见本原，所阙者下学之功耳。是上达而后下学也，毋乃非圣人之学教耶？
陈亮盖世奇才也，中兴诸论，字字石画。乃不惟举朝迂儒以为狂怪，天亦促其年。宋之日颓，岂气数使然耶？
江南初平，汰李氏时所度僧十减六七。胡旦曰：彼无田卢可归，将聚而为盗。悉黥为兵。亦一策也。
石介尝患文章之弊，佛老为蠹。着怪说中国论，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卓识哉！
尹源在仁宗时作唐说及叙兵十篇上之。其唐说略云：弱唐者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其叙兵略云：唐自中世以来，凡有征伐，皆假诸侯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禁军，不过为声援而已。故所至有功。今患藩镇之强，兵俱萃于京师，虽滨塞大郡，籍兵不踰数千。每岁防秋，则戍以禁兵，将帅任轻而事分，军事往往中御。此可施于无事时，苟外入侵轶，未必能取胜也。何则？兵主于外则勇，主于内则骄。勇生于劳，骄生于逸。故唐失于诸侯之不治，非失于外兵之强，故有骄将，罕有骄兵。今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内兵鲜得其用，故有骄兵，不闻有骄将。宜稍革旧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以备战，使内兵为声援，重边将之任，使得专一方之事。斯获近利而亡后患。此言切中当时之弊。夫京师兵重，固强干弱枝之意，然有事必发京军，远则不及，数则自惫，岂善策哉？而况以轻将而驭骄兵，安能奏指臂之功耶？
李全张林等南归，山东已为宋有。大豪杰干旋之，中原可图也，乃以庸才如贾涉许国者驾驭之，乌能制虎狼之命哉？徒招乱耳。
阅史郄视卷四 蠡县李塨着
辽太祖选三万骑以攻幽州，后述律氏指帐前树曰：无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述律氏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犹是耳。吾以三千骑掠其四野，不过数年困而归我矣。夫三代之师诛暴而安民，即汉唐宋之兴，亦争城争野兵相杀戮耳，断不肯杀民也。而辽人乃建此策，不仁哉。然使如周之封建、汉之重郡县，处处皆兵，人人习战，则此策亦安能行哉？孟子曰仁者无敌，盖必仁者而始无术以敌之也。
辽累世子孙自相屠戮，金太宗子孙为海陵所杀无噍类，阿鲁补以罪杀挞懒，以逆图被杀，及其二子。兀朮子孙亦为海陵所诛。干离不二子京文以谋反诛，黏罕孙秉德共海陵弒熙宗，后海陵忌而杀之，遂尽杀黏罕子孙三十余人。皆所谓以杀启杀也。开国君臣，何为而不行仁耶。
金南渡后，至以二十五人为谋克，四谋克为猛安，除旗鼓司火头五人，任战者只十八人，不足成队伍，但务存其名而已。每下令签军民家丁男，或尽取无遗，号泣盈于道路。又尽籍山东河间大名猛安人为兵，老弱城守，壮者捍御。贞佑时，任子为监当者赴吏部选，宰执命取为监军官。元光末，备潼关黄河，又签军，自见居官外，无文武大小职事官皆充军，愤愠哀号卒不能行。嗟乎，弊之溃乱至此，得不亡哉。
金史曰：金初入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旷闲，遗黎惴惴，何求不获。纵不能复井地沟洫之制，若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仿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何至百年之内弊政纷纭、度支日匮乎？此言甚善。予尝谓，颜习斋先生曰：井田必于开创行之，盖谓斯也。
金刷官田与女直，其实皆民田也。如城燕子城之类，乃秦汉以来名称民业
译衡州有一座灵祠，官吏百姓向来敬畏供奉。胡颖到任后将其拆除，建了来谂堂，让母亲居住在那里。他曾经对道州教授杨允恭说：“我夜晚必定在这房间里闭目静坐，观察是否有灵异迹象，结果什么都没有。”杨允恭说：“认为没有就没有了。但如果去观察它，却又怀疑它存在。”胡颖非常赞赏他的话。这是最高明的道理。
朱熹曾经说，圣贤道统的传承散落在典籍中，如果圣经的宗旨不明确，那么道统的传承就开始晦暗不明。于是他竭力著书立说。说圣贤之道寄托在经书中，未尝不对，但因此把注解经书当作获得道统，那就是叶公好龙式的画龙了。为什么不看看圣门关于道统传承的言论呢？一处说“文不在兹乎”，一处说“文武之道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这都是指礼乐法度而言的。为什么不在这方面竭力探求呢？
陈淳去拜见朱熹，陈述自己的心得。朱熹说：“如今你所学已经见到了本源，所欠缺的是下学的功夫罢了。”这是先上达而后下学，恐怕不是圣人的学问教化吧？
陈亮是当世奇才，中兴诸论，字字如金石刻画。不仅满朝迂腐儒生认为他狂怪，上天也缩短了他的寿命。宋朝日益衰败，难道是气数使然吗？
江南刚平定，淘汰李氏时期度牒的僧人，减少了十分之六七。胡旦说：“他们没有田地房屋可归，将会聚集成为盗贼。”于是全部刺字编入军队。这也是一个策略。
石介曾经担忧文章的弊端，认为佛老像蛀虫一样有害。他写了《怪说》和《中国论》，说去除这三者，才可以有所作为。真是卓识啊！
尹源在仁宗时作《唐说》及《叙兵》十篇呈上。他的《唐说》大致说：削弱唐朝的是诸侯，既然削弱却长久不灭亡，是因为诸侯维系着它。他的《叙兵》大致说：唐朝自中期以来，凡有征伐，都借助诸侯的外兵来成事，朝廷派出的禁军，不过是作为声援罢了。所以所到之处都有战功。现在担忧藩镇强大，军队都聚集在京城，即使是边境的大郡，登记在册的士兵也不超过几千。每年秋季防边，就用禁军戍守，将帅职权轻而事务分散，军事往往由朝廷直接指挥。这可以在太平无事时施行，如果外敌入侵，未必能取胜。为什么呢？军队在外则勇敢，在内则骄纵。勇敢产生于劳苦，骄纵产生于安逸。所以唐朝失在于诸侯不得治理，并非失于外兵强大，所以有骄纵的将领，很少有骄纵的士兵。现在失在于将领职权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对敌人。内兵很少得到使用，所以有骄纵的士兵，没听说有骄纵的将领。应该稍微改革旧制，大量招募豪勇之士，增加外兵以备战，让内兵作为声援，加重边将的职责，让他们能够专断一方面的军务。这样就能获得眼前的利益而没有后患。这些话切中当时的弊端。京城兵力重，固然有强干弱枝的意思，但有事必定要调发京军，路途远则来不及，次数多则自己疲惫，难道是好的策略吗？何况用轻权的将领来驾驭骄纵的士兵，怎么能发挥指臂相使的功效呢？
李全、张林等人南归，山东已经归宋所有。有大豪杰从中斡旋，中原可以图谋，却用庸才如贾涉、许国等人来驾驭他们，怎么能制服虎狼的性命呢？只是招致祸乱罢了。
阅史郄视卷四 蠡县李塨著
辽太祖挑选三万骑兵攻打幽州，后述律氏指着帐前的树说：“没有树皮可以活命吗？”太祖说：“不可以。”述律氏说：“幽州有土地有百姓，也像这棵树一样。我用三千骑兵掠夺它的四郊，不过几年就会困顿而归顺我们了。”三代军队诛杀暴虐而安抚百姓，即使是汉唐宋的兴起，也是争城夺地、兵戎相杀罢了，断然不肯杀害百姓。而辽人却建立这样的策略，太不仁了。然而如果像周朝那样分封、汉朝那样重视郡县，处处都有军队，人人都习战，那么这种策略又怎么能施行呢？孟子说仁者无敌，大概是必定是仁者，才开始没有术数来抵挡他。
辽朝累世子孙自相屠戮，金太宗的子孙被海陵王杀得无一幸存，阿鲁补因罪被杀，挞懒因谋逆被杀，连同他的两个儿子。兀朮的子孙也被海陵王诛杀。干离不的两个儿子京文因谋反被诛，黏罕的孙子秉德与海陵王一起弑杀熙宗，后来海陵王忌恨而杀了他，于是尽杀黏罕子孙三十余人。这都是所谓以杀戮开启杀戮。开国的君臣，为什么不行仁政呢？
金朝南渡后，甚至以二十五人为谋克，四个谋克为猛安，除去旗鼓司和火头军五人，能作战的只有十八人，不足以组成队伍，只是保留名义罢了。每次下令征发军民家中的男丁，有时全部取走无一遗漏，哭号声充满道路。又全部登记山东、河间、大名的猛安人为兵，老弱的守城，强壮的抵御敌人。贞佑年间，任子担任监当官的去吏部选官，宰执命令取他们为监军官。元光末年，防备潼关黄河，又征发军队，除了现任官员外，没有文武大小职事的官员都充军，愤怒怨恨哀号，最终没能成行。唉，弊端溃乱到这种地步，能不灭亡吗？
《金史》说：金初进入中原，百姓多流亡，土地多荒闲，遗民战战兢兢，有什么求取不能得到的。即使不能恢复井田沟洫的制度，如果用唐朝的永业口分来限制民产，仿照其租庸调的法度来满足国家财政，何至于百年之内弊政纷纭、度支日益匮乏呢？这话很好。我曾经对颜习斋先生说：井田必定在开创时施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
金朝刷夺官田给女真人，其实都是民田。像城燕子城之类，是秦汉以来名称的民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