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史郄视卷四 蠡县李塨着
种师道曰：女直不知兵，岂有孤军千里深入而能善其归者？岂知郭药师降金而从宗望南侵也，尽以宋事虚实告之，能逆测其不竞也乎。呜呼，宋以堂堂天下，为叛臣所料如此，一时君臣士大夫，千载而下有愧颜矣。
自古成功之士，史但记其得耳，其失多不载。如吴玠吴璘等败衂，不见于宋史者，金史书之。兀朮等败衂，不见于金史者，宋史书之。使非互考，安得而知之哉？然一胜一负兵家之常，为将终身，亦难以处处皆胜也。但当论其成耳。
宣宗迁汴，言者谓河朔受兵，群盗并起，宜严河禁以备不虞，凡自北来而无公凭者勿听渡。时河朔汾晋凶荒饥甚，又禁河南粟麦不许渡河，以至山东燕晋万里榛莽，真斯民之阨运也哉！
钱牧斋向言曰：金南渡之后，为宰执者上下同风，以苟安目前为乐。每北兵压境，君臣相对泣下，已而敌少退解严，则大张具会饮黄阁中矣。议事至危处，辄罢散曰：俟再议。已而复然。用人必择无锋铓、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正人君子多不得用，虽用亦未久而遽退。近侍谄谀成风，每奏四方灾异、民间病苦，必相谓曰：恐圣主心困。有人曰：今日恐心困，后日大心困矣。临时不肯分明可否，相习低言缓语互推让，号养相体。宣宗尝责丞相仆散七斤：近来朝廷纪纲安在。七斤退谓郎官：上问纪纲安在，汝等自来，何曾使纪纲见我。因循苟且，竟至亡国。呜呼，金源之君臣崛起海上，灭辽破宋，如毒火之燎原；及其衰也，乃化而为弱主谀臣，低眉拱手，坐而待其覆亡矣。噫！
钱牧斋向言曰：元人进金史表曰：劲卒捣居庸关，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口，南陇其吭，此燕都防患之明验也。梁干德二年，晋主李存勖命周德威出飞狐，与赵将王德明、义武将程岩会于易水，围涿州降之，进克瓦桥关，拔顺蓟州，命李嗣源攻山后武儒，诸州皆下之。德威逼幽州，拔平营瀛郑州，遂入燕，执刘守光父子以归。此出紫荆攻燕之一也。紫荆关北口浮图峪为飞狐之地，晋都太原，故由紫荆出师，与真定定州之军会于易水，既取山后及燕东西诸州，则燕京势孤不能立矣。同光三年，阿保机入寇，败周德威兵于新州，西出居庸关，围幽州，唐主遣李嗣源救之，辽人遁走。宣和四年，金主分道进兵，至居庸关，厓石自崩，戍卒多压死。阿骨打入燕，辽太后自古北趋天德，此出居庸关攻燕之二也。嘉定四年，蒙古铁木真攻克宣府，至怀来，金兵保居庸，不能入，乃留兵拒守，而自以大兵趋紫荆口，败金兵于五回岭，拔易涿二州，分命遮别将兵反自南，攻居庸破之，出古北，与外兵合，蒙古主留兵屯燕城北，乃分军为三，右军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洺磁相卫辉怀孟诸郡，径抵黄河，大掠于平阳太原之间；左军遵海而东，破滦蓟，大掠于辽西之地；蒙古主自将中军，与子拖雷破雄鄚清沧景献河间滨棣济南诸郡。此出紫荆攻燕之三也。宣德即宣府紫荆旁口，今五虎岭郎五回岭，元人败金兵之处。西北之山，东起医无闾，西接太行，其为要害之关，曰紫荆、居庸、倒马。居庸岩险易守，倒马去燕稍远，紫荆则夷于居庸而近于倒马。金人知守居庸不知阨紫荆，非失计耶？元之分军也，河北山西山东皆被兵，数千里之间杀僇殆尽，金帛子女畜产皆席卷去，长淮以北惟真定太名与山东青兖以南尚存，燕都终不下。责犒师以和出居庸，取所虏子女数十万坑之而去。金乘间迁汴元，复围燕都，又不下。明年乃破燕。元兵初抵燕京，乃守而不攻，三道抄寇者，非直贪利，盖以孤燕也诸郡不守，燕不攻自破，即辽人剥树皮之策也。呜呼惨哉！
元之信异端也，帝师天师倍极尊崇，至文宗立皇后，诏天下受佛戒于帝师，且詈僧者截其舌、殴僧者断其腕，事佛之谨如此。而揭竿称首者，则白莲会，烧香惑众，言弥勒下生之韩山童也。至芝麻李等，亦以烧香聚众而起，佛之福利安在哉？
元法攻城邑以矢石相加者，城下尽屠之。其攻燕也
译种师道说：“女真人不懂军事，哪有孤军深入千里还能安然返回的道理？难道不知道郭药师投降金国并跟随完颜宗望南侵，把宋朝虚实全部告诉了他们，从而能预料到宋朝无力抵抗吗？唉，宋朝拥有如此强大的天下，却被叛臣如此算计，当时的君臣士大夫，千载之下都感到羞愧。
自古以来成功的人士，史书只记载他们的成功，他们的失败大多不记载。比如吴玠、吴璘等人的败绩，在《宋史》中没有记载，却在《金史》中记载了；完颜兀术等人的败绩，在《金史》中没有记载，却在《宋史》中记载了。如果不互相考证，怎么能知道这些呢？然而一胜一负是兵家常事，作为将领终身任职，也难以处处都获胜。只应当评价他们的成就罢了。
金宣宗迁都汴京，进言的人说黄河以北遭受兵祸，群盗并起，应当严格黄河禁令以防备意外，凡是来自北方而没有官方凭证的人不允许渡河。当时黄河以北的汾州、晋州等地饥荒严重，又禁止河南的粟麦渡河，以至于山东、燕地、晋地万里荒凉，这真是百姓的厄运啊！
钱谦益曾说：金朝南渡之后，担任宰相的人上下风气一致，以苟且安于现状为乐。每当北兵压境，君臣相对哭泣，不久敌人稍退解除戒严，就在宰相府中大摆宴席饮酒了。议事到危急处，就散会说：等下次再议。不久又如此。用人必定选择没有锋芒、软弱易制的人，说：怕他们生事。正直的君子大多不被任用，即使被任用也不久就退职。近侍谄媚成风，每次奏报四方灾异、民间疾苦，必定互相说：怕圣主心烦。有人说：今天怕心烦，后日就更心烦了。临事不肯明确表态，互相习惯低声慢语推让，号称保养宰相体面。金宣宗曾责备丞相仆散七斤：近来朝廷法度在哪里。七斤退下后对郎官说：皇上问法度在哪里，你们向来如此，何曾让法度让我看见。因循苟且，最终导致亡国。唉，金国的君臣崛起于海上，灭辽破宋，像烈火燎原；等到衰败时，却变成了弱主佞臣，低眉拱手，坐等覆亡。唉！
钱谦益曾说：元人进献《金史》的表文说：劲旅捣毁居庸关，北面拍打其背；大军出紫荆口，南面扼住其咽喉，这是燕都防备的明显验证。后梁开平二年，晋主李存勖命周德威出飞狐，与赵将王德明、义武将程岩在易水会合，包围涿州使其投降，进而攻克瓦桥关，攻下顺州、蓟州，命李嗣源攻打山后武州，各州都攻下了。德威逼近幽州，攻下平州、营州、瀛州、郑州，于是进入燕地，抓获刘守光父子返回。这是出紫荆口攻打燕地的第一次。紫荆关北口浮图峪是飞狐之地，晋都太原，所以由紫荆口出兵，与真定、定州的军队在易水会合，既攻下山后及燕地东西各州，那么燕京势孤不能立足了。后唐同光三年，阿保机入侵，在新州打败周德威的军队，西出居庸关，包围幽州，唐主派李嗣源救援，辽人逃走。北宋宣和四年，金主分道进兵，到居庸关，岩石自行崩塌，守卒多被压死。阿骨打进入燕地，辽太后自古北口逃往天德，这是出居庸关攻打燕地的第二次。南宋嘉定四年，蒙古铁木真攻克宣府，到怀来，金兵守卫居庸关，不能进入，于是留兵拒守，而自己率大军趋向紫荆口，在五回岭打败金兵，攻下易州、涿州，分命遮别率兵从南面反攻居庸关攻破它，出古北口，与外部军队会合，蒙古主留兵屯驻燕城北，于是分军为三，右军沿太行山向南攻破保州、中山、邢州、洺州、磁州、相州、卫州、辉州、怀州、孟州各郡，直达黄河，在平阳、太原之间大肆掠夺；左军沿海向东，攻破滦州、蓟州，在辽西之地大肆掠夺；蒙古主亲自率领中军，与儿子拖雷攻破雄州、鄚州、清州、沧州、景州、献州、河间、滨州、棣州、济南各郡。这是出紫荆口攻打燕地的第三次。宣德即宣府紫荆旁口，现在五虎岭就是五回岭，是元人打败金兵的地方。西北的山脉，东起医无闾，西接太行，其中的要害关隘，叫紫荆、居庸、倒马。居庸险峻易守，倒马离燕地稍远，紫荆比居庸平坦而比倒马近。金人知道守卫居庸不知道扼守紫荆，不是失策吗？元人分军时，河北、山西、山东都遭受兵祸，数千里之间杀戮殆尽，金银财宝、妇女牲畜都被席卷而去，长淮以北只有真定、太原与山东青州、兖州以南尚存，燕都始终没有攻下。要求犒劳军队以议和出居庸，把所俘获的数十万妇女坑杀后离开。金国趁机迁都汴京，元人又包围燕都，又没有攻下。第二年才攻破燕都。元兵初到燕京，于是守卫而不进攻，三道抄掠的，不只是贪图利益，大概是为了孤立燕都。各郡不守，燕都不攻自破，这就是辽人剥树皮之策。唉，多么惨啊！
元朝信奉异端，帝师、天师倍受尊崇，到文宗立皇后，诏令天下人在帝师处受佛戒，而且骂僧人的割掉舌头，打僧人的砍断手腕，事佛如此谨慎。而揭竿起义的，却是白莲会，烧香惑众，宣称弥勒佛下生的韩山童。至于芝麻李等人，也以烧香聚众而起，佛的福利在哪里呢？
元朝法令攻打城邑用箭石相加的，城下全部屠杀。他们攻打燕都时
，三道杀掠，复杀所掠去数十万人于居庸关下。使非有耶律楚材之言，则真将悉杀汉人、空其地以牧马乎！世祖既平中原，黩武嗜杀，终无穷极，岂天心之不仁耶，抑中原之恶积贯盈而假手于元耶？
译三路军队大肆杀戮抢掠，又在居庸关下将抢掠来的数十万人全部杀害。如果不是因为耶律楚材的进言，难道真的要把汉人全部杀光，使中原土地荒芜以便放牧马匹吗？世祖既然平定了中原，却仍然穷兵黩武、嗜杀成性，始终没有穷尽之时，这难道是上天不仁吗？还是中原地区罪恶积累、祸患盈满，而上天借元朝之手来施行惩罚呢？
元世祖嗜杀黩货、谤圣轻儒、崇佛道、任奸回，秽政种种，史多讳而不书。盖佞史也，王祎等漫无订正，何以示信于后哉？
宪宗在蜀，郝经上议曰：国家开统以来垂五十年，一之以兵。遗黎残姓，游气惊魂，虔刘劘荡，殆欲歼尽。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嗟乎，汉五年而成帝业，唐六年而平四海。元自起兵以至灭宋，七十余年，无日不肆屠杀，惨哉！此时之乾坤气象奚似耶？郝经曰：并力一向，争地之术也；诸道并进，取国之术也。可谓知兵者矣。
元世祖总统东师，有得宋国奏议以献。其言谨边防守卫，要凡七道。下诸将议，郝经献议曰：彼之素论，谓有荆襄则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则可以保江南。先是我有荆襄有淮甸，上流皆自失之，今当先荆后淮、先淮后江，从彼所保以为吾攻，命一军出襄邓直渡汉水，造舟为梁，水陆济师，以轻兵缀襄阳，绝其粮路；重兵皆趋汉阳，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则重兵临襄阳，轻兵捷出穿彻均房，远叩归峡，以应西师，如交广施黔选锋透出，夔门不守，大势顺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横溃湘潭，以成犄角。一军出寿春，乘其锐气并取荆山，驾淮为梁，以通南北；轻兵抄寿春，而重兵支布锺离合肥之间，掇拾湖滦，夺取关隘，据濡须，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于蕲黄，徜徉恣肆，以觇江口。乌江釆石广布戍逻，侦江渡之险易，测备御之疏密，徐为之谋，而后进师。所谓溃两淮之腹心，抉长江之襟带也。一军出维扬，连楚蟠互，蹈跨长淮，邻我强对；通泰海门，扬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备御坚厚，当以重兵临维扬，合为长围，示以必取，而以轻兵出须泰，直塞海门瓜步全山柴墟河口，游骑上下，迟以岁月，以观其变。是所谓图缓持久之势也。三道并出，东西连衡，殿下或处一军为之节制，如是则未来之势变可弭，已然之失可救也。其后南下多用经策，此后世守江攻江者之大榜样也。然宋之奏议不能密秘，为敌国所得，遂倒其柄而击之，亦后车之鉴哉！
元漕东西以供燕京，运河溢涩，转输靡费。用朱清张瑄议，建海漕，初年四万六千余石，后乃至三百万。终元之世赖之。至正之季，征海运于江湖，张士诚输粟，方谷真具舟，输十一万石于京师，岁以为常。其后淛运不至，陈有定自闽输数十万，京师民始再活。明初海陆兼运，既而浚元会通河，遂罢海运。万历中，运河渐梗，王宗沐建议曰：唐都秦，右据岷凉，左通陕渭，有险则天宝兴元乘其便，无水则会昌大中受其贫。宋都梁，背负大河，面接淮泗，有水则景德元佑享其全，无险则宣和靖康受其病。国家都燕，北有居庸、医无闾以为城，南有大海以为池，天造地设，山环水卫，而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之受海，犹凭左臂从腋下取物也。置海漕而专力于河，一夫大呼，万橹皆停。腰脊咽喉之譬，先臣邱浚之谆复者，不可不虑也。富人之造宅也，旁启门焉，中堂有客，则肴核可自旁入也。忧河之梗而又难于通海，则计将安出哉？
说郛云：古今户口登耗不同，大抵易代之初常耗，而承平日久则豋。禹分九州岛时，民户［册府元龟户字作口］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民口三千九百二十二万［册府元龟无此句］。周公相成王时，民户［册府元龟户字作口］一千三百七十一［册府元龟无一字］万四千九百二十三［册府元龟作三十二］，民口四千九百二十三万二千一百五十一［册府元龟无此句］。春秋时民口一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七千册府元龟作一千九百三十三人］，汉平帝时［册府元龟作元帝］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册府元龟无六十二三字］，民口五千［五千册府元龟作一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汉之极盛也。光武之兴，民户四百二十七万九千［册府元龟无九千二字］六百三十四，民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时民户一千六百七十万［七十册府元龟作七万七千］九百六，民口五千六
译元世祖喜好杀戮、贪财好利，诽谤圣人、轻视儒生，推崇佛道，任用奸邪之人，种种污秽的政事，史书大多忌讳而不记载。这是因为阿谀奉承的史官，王祎等人随意记录而没有订正，怎么能让后世相信呢？
宪宗在蜀地时，郝经上奏议论说：国家建立统治以来将近五十年，一直依靠武力。遗留的百姓残存的生命，如同游魂惊魄，遭受屠杀洗劫，几乎要被杀尽。自古以来用兵没有像这样时间长久且次数众多的。唉，汉朝用了五年成就帝业，唐朝用了六年平定天下。元朝自从起兵到灭亡宋朝，七十多年，没有一天不肆意屠杀，多么悲惨啊！此时的天地气象像什么呢？郝经说：集中力量向一个方向进攻，是争夺土地的方法；多条道路同时进军，是夺取国家的方法。这可以说是懂得用兵的人了。
元世祖统领东路军队，有人得到宋朝的奏议献上来。奏议中谨慎地论述边防守卫，要点共有七条。元世祖下达给各位将领商议，郝经献计说：他们一贯的论点是，拥有荆襄就可以保卫淮甸，拥有淮甸就可以保卫江南。先前我们拥有荆襄和淮甸，上游都自己失去了，现在应当先攻荆襄后攻淮甸、先攻淮甸后攻江南，顺着他们用来保卫的地方作为我们进攻的目标，命令一支军队从襄邓出发直接渡过汉水，造船搭桥，水陆并进，用轻装部队牵制襄阳，断绝他们的粮道；重兵全部趋向汉阳，出其不意地等待长江防线的空隙。如果不这样，就重兵逼近襄阳，轻装部队快速出击贯穿均州、房州，远远叩击归州、峡州，以策应西路的军队，如果交州、广州、施州、黔州选出的精锐部队透出，夔门守不住，大势顺流而下，就合并兵力大举出击，摧毁荆郢，横向溃败湘潭，以形成犄角之势。一支军队从寿春出发，趁着锐气一并夺取荆山，在淮河上架桥，以沟通南北；轻装部队抄袭寿春，而重兵分散布置在钟离、合肥之间，夺取湖泊、滦水，攻取关隘，占据濡须，堵塞皖口，向南进入舒州、和州，向西到达蕲州、黄州，徘徊放纵，以观察江口。在乌江、采石广泛布置哨所巡逻，侦察江面渡口的险易，测量防御的疏密，慢慢谋划，然后进军。这就是所谓摧毁两淮的腹心，抉取长江的襟带。一支军队从维扬出发，连接楚国盘踞交错，跨越长淮，邻近我们的强大对手；通泰、海门，扬子江面，靠近他们的京城，必定都防御坚固厚重，应当用重兵逼近维扬，合围长围，显示必定夺取，而用轻装部队出击须城、泰州，直接堵塞海门、瓜步、全山、柴墟河口，游骑上下活动，拖延岁月，以观察他们的变化。这就是所谓谋求缓慢持久的态势。三条道路同时出兵，东西连横，殿下或者驻扎一支军队作为节制，这样那么未来的形势变化可以消除，已经发生的失误可以补救。后来南下多用郝经的策略，这是后世守江攻江的大榜样。然而宋朝的奏议不能保密，被敌国得到，于是反过来利用它来攻击，这也是后车的鉴戒啊！
元朝漕运东西以供给燕京，运河时通时塞，转运耗费巨大。采用朱清、张瑄的建议，建立海运，最初一年四万六千多石，后来甚至达到三百万石。整个元朝都依赖它。至正末年，在江湖征收海运，张士诚输送粮食，方谷真准备船只，向京城输送十一万石，每年成为常例。后来浙东的漕运不到，陈有定从福建输送几十万石，京城百姓才再次活命。明朝初年海陆兼运，后来疏浚元朝的会通河，于是停止海运。万历年间，运河逐渐堵塞，王宗沐建议说：唐朝定都长安，右边依靠岷山、凉州，左边通达陕西、渭水，有险要则天宝、兴元年间乘其便利，无水则会昌、大中年间遭受贫困。宋朝定都开封，背靠大河，面向淮水、泗水，有水则景德、元佑年间享受其全盛，无险要则宣和、靖康年间遭受其弊病。国家定都燕京，北有居庸关、医无闾山作为城墙，南有大海作为护城河，天造地设，山环水卫，而自己堵塞其便利，为什么呢？定都燕京依靠大海，就像凭借左臂从腋下取物一样。放弃海运而专力于河运，一个人大声呼喊，万支船桨都停止。腰脊咽喉的比喻，先臣邱浚反复谆谆告诫的，不能不忧虑啊。富人建造住宅，在旁边开门，中堂有客人，那么菜肴果品可以从旁边进入。担忧河运堵塞而又难以开通海运，那么计策将如何制定呢？
《说郛》说：古今户口增减不同，大致改朝换代之初常常减少，而太平日子久了则增加。大禹划分九州时，民户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民口三千九百二十二万。周公辅佐成王时，民户一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民口四千九百二十三万二千一百五十一。春秋时民口一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汉平帝时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民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这是汉朝的极盛时期。光武帝兴起时，民户四百二十七万九千六百三十四，民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时民户一千六百七十万九百六，民口五千六
万［六万册府元龟作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至三国鼎立之时，通计户一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晋武平吴，天下户［册府元龟多二千二字］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至隋大业中，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册府元龟无九百二字］五十六。至府永徽中，户三百八十万，天宝中户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册府元龟作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五］，口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册府元龟作口四千五七十二］，此唐之极盛也。至大历中，户纔一百三十万，此古今最耗者。宋太祖定天下，户三百九万五百四。至真宗时，户七百四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宋史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户九百五万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一千六百二十八万二百五十四［宋史作二千一百九十七万六千九百六十五］。神宗时户一千七百二十一万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万九千三百。徽宗宣和中，户二千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此宋之极盛也。元混一之初，户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末年，口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八千九百六十四，此元之极盛也。明自洪武至嘉靖中，户九百三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五万七千七百三十八，亦可谓盛矣。然明制军匠等户不分析，民户之入籍者十漏五六。不知汉唐时又何如也。张文升曰：通观历代，虽处极盛，口不满六千万，以下农夫计之不过千万家耳。而天下之田以方里而九顷计之，千里即九百万顷矣，纵除山川城邑，约可得五百万顷。禹贡云天下之为千里者九，何分田制禄之不可行乎？然今天下常苦人多而田少者，必荒芜者多也。独不观之雍豫齐蜀乎？可慨也夫！但历代户口之数未必甚清，呜呼，安得天下之户口土田真清册而筹之也！
译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册府元龟》作六百四十八万）。到了三国鼎立之时，总计户数一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人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晋武帝平定东吴后，天下户数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册府元龟》多“二千”二字），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到了隋朝大业年间，户数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人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册府元龟》无“九百”二字）。到了唐朝永徽年间，户数三百八十万；天宝年间户数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册府元龟》作户数八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五），人口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册府元龟》作人口四千五十七万二千），这是唐朝最兴盛的时候。到了大历年间，户数才一百三十万，这是古今损耗最严重的时期。宋太祖平定天下时，户数三百九万五百四。到了真宗时期，户数七百四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宋史》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户数九百五万五千七百二十九），人口一千六百二十八万二百五十四（《宋史》作二千一百九十七万六千九百六十五）。神宗时期户数一千七百二十一万一千七百一十三，人口二千四百九十六万九千三百。徽宗宣和年间，户数二千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人口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这是宋朝最兴盛的时候。元朝统一之初，户数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六，人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一。到了元朝末年，人口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八千九百六十四，这是元朝最兴盛的时候。明朝从洪武到嘉靖年间，户数九百三十五万一千九百七，人口五千八百五十五万七千七百三十八，也可以说是兴盛了。然而明朝制度中军户、匠户等不单独统计，编入民籍的户口十成中漏掉了五六成。不知道汉唐时期又是怎样的情况呢。张文升说：纵观历代，虽然处于极盛时期，人口也不满六千万，按农夫计算不过千万家罢了。而天下的田地按每平方里九顷计算，千里就是九百万顷了，即使扣除山川城邑，大约可得五百万顷。《禹贡》说天下纵横千里的区域有九个，为什么分田制禄的制度不能实行呢？然而现在天下常苦于人多而田少，必定是荒芜的田地很多。难道没有看到雍、豫、齐、蜀等地吗？令人感慨啊！只是历代的户口数目未必非常清楚，唉，怎样才能得到天下户口土田真正清晰的簿册来筹划呢！
史记一代政事之治乱、人才之消长，为后世鉴耳。廿一史之无关系而可削者甚多，至宋以后更为繁杂。如元史志表列传，琐卑宂滥，何其漫无所裁耶？圣人删诗书，而况后世之文与事哉？可删者多矣。
阅史郄视绩一卷 蠡县李塨着
明太祖谓羣臣曰：朕渡江以来，观群雄所谓非淫即贪，奢侈者溺，剽贼者鬬，朕始有救民之心。当时张士诚恃财，陈友谅恃兵，朕独无恃，恃不杀人、布信义、守勤俭而已，又恃卿等同心共济。其时二寇相持，人有言士诚切近，劝朕先击之，击友谅，士诚必乘后。朕谓友谅剽而轻，士诚狡而懦，击友谅，士诚必不能援；击士诚，友谅空国来矣。此朕所以取二寇之先后也。二寇既除，或劝朕荡平羣盗，乃取元都，或欲直趋元都，兼取陇蜀，皆未合朕意。夫先声既震，幽蓟自倾，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东，次及河洛，且朕亲至大梁，止潼关之兵者，张思道、李思齐、扩廓帖木儿三人，皆百战之余，未必遽降，是以出不意，反旆北行。元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以故不劳而克，然扩廓帖木儿犹能力战相拒。向令未平元都，先与角力，彼人望未绝，胜负未可知矣。明祖料敌之明如此，而能禁杀掠、用贤才，此所以布衣崛起，直继汉高而称英主也！
太祖谕诸将校曰：朕昔下金华，有馆卒能言元时点兵事，使者问其主将曰：兵有乎，皆安在？将举佩囊片纸，指名曰：在此矣。及天下乱，以农夫市人战，汝等娱乐不练士，有急安使？元兵最强，而将亡时乃亦如此。有国家者练兵可不急哉？
太祖御制资世通训曰：士不识时务者，听世俗之谀誉，咬文嚼字以妨后学，询及行事，茫然矣。徒高谈而阔论，若是则君安用之？夫太祖之论士是矣，乃卒以帖括取士，非咬文嚼字而何？何乃自背其言也。
岢岚州学正吴从权、山阴教谕张恒以给繇见，上问民间所苦，皆对曰：不知也，而非职事。上曰：学官即勤教，岂有不与人接者？朔望休暇、四时节序、朋友往来，民情世务当亦谈及，夫其所学皆圣贤之道，固将用之，君虽不问犹且陈焉，概云不知，何者为教，何以用之？将来其窜之极边，榜谕于天下。考自洪武二年令天下皆立学，学者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夫六艺之学正在民情世务用功，非仅习其文也。吴张二人概云不知，其见罪也宜哉。但太祖言朔望节序、民情世务，亦当谈及。是终以诵读为正学、而经济为兼学也，亦明昧参半矣。盖太祖本可与言圣贤之学，但为前人词章所溷，而当时无明圣道之儒者以告之，所以志兴实学而不能就，遂使一代学教终不出文墨故辙也。可概也夫！
太祖定金陵后，立管领民兵万户府，谕行中书省臣曰：古者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今兵争之际，当因时制宜。所定郡县民间武勇之材，宜精加简拔，编缉为户，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者还为民。如此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太祖此法甚善，不惟开创当行，守成亦当行之。今之乡兵，亦此法之余意也。
山西训导叶居升上言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三事，切中洪武开国之病，乃不见用，而反逮问死狱中。何哉？夫以太祖之英明，而独不能虚心受谏，甚可惜也。
解大绅洪武中大庖西上封事云：治历明时，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谬？方向、煞神甚属无谓，孤、虚、宜、忌亦且不经，东行、西行之论，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历必无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观俯察、事合逆顺，七政之齐，正此类也。颜习斋先生尝言：治历本以敬授民时，今与民时、国政无与矣。吕氏月令，或古历什一之存者，意正与绅论同。
建文元年，燕王起兵，上日召学士辈讨论周官法度，处便殿，弄柔翰。方孝孺书事诗曰：风软彤庭尚薄寒
译史书记载历代政治的治乱、人才的兴衰，是为后世提供借鉴。二十四史中无关紧要、可以删减的内容很多，到了宋代以后更加繁杂。比如《元史》中的志、表、列传，琐碎卑陋、冗杂泛滥，为何如此漫无节制地不加删裁呢？圣人尚且删削《诗经》《尚书》，何况后世的文献和史事呢？可以删减的内容太多了。
《阅史郄视绩》一卷，蠡县李塨著
明太祖对群臣说：“我渡江以来，观察各路群雄，无非是淫逸或贪婪，奢侈的沉溺其中，剽悍的互相争斗，我这才产生了拯救百姓的念头。当时张士诚倚仗财富，陈友谅倚仗兵力，我唯独没有什么倚仗，只倚仗不滥杀无辜、广布信义、恪守勤俭罢了，又倚仗各位同心协力、共渡难关。那时两个敌寇相互对峙，有人进言说张士诚距离更近，劝我先攻打他，说如果攻打陈友谅，张士诚必定会乘虚袭击我的后方。我认为陈友谅剽悍而轻敌，张士诚狡猾而懦弱，攻打陈友谅，张士诚必定不敢救援；攻打张士诚，陈友谅就会倾巢出动。这就是我确定先打谁、后打谁的依据。两个敌寇被消灭后，有人劝我扫平各路盗贼，进而攻取元朝都城；也有人想直接奔赴元朝都城，同时攻取陇蜀地区，这些都不符合我的心意。既然先声已经震骇，幽蓟地区自然会崩溃，所以我命令各位先攻取山东，其次攻取河洛地区，并且我亲自到大梁，停止潼关的进军，是因为张思道、李思齐、扩廓帖木儿这三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宿将，未必会立刻投降，所以我出其不意，调转旗帜向北行进。元朝都城被攻占后，然后向西征讨，张思道、李思齐希望断绝、势穷力尽，因此不费力气就攻克了，然而扩廓帖木儿仍然能奋力抵抗。假如当时没有平定元朝都城，就先与他们较量，他们人心未散，胜负就难以预料了。明太祖料敌如此明察，又能禁止杀掠、任用贤才，这就是他之所以能从平民崛起，直接继承汉高祖而被称为英明君主的原因！”
太祖告诫各位将校说：“我从前攻下金华时，有个馆卒能讲述元朝点兵的事情，使者问他的主将：‘士兵在哪里？’将领举起佩囊里的一张纸，指着名字说：‘都在这里了。’等到天下大乱，用农夫和市井百姓去作战，你们这些人只顾享乐而不训练士兵，有紧急情况时让谁去抵挡？元朝军队最强盛，而在将要灭亡时竟然也这样。拥有国家的人，训练士兵难道可以不紧急吗？”
太祖亲自撰写《资世通训》说：“读书人不识时务，听信世俗的阿谀奉承，咬文嚼字来妨碍后学，询问他们关于实际事务，就茫然无知了。只是高谈阔论，像这样君主哪里用得着他们呢？太祖对读书人的议论是对的，但最终却用八股文来选拔人才，这不是咬文嚼字又是什么？为何反而违背自己的言论呢。”
岢岚州学正吴从权、山阴教谕张恒因为供给徭役的事被召见，皇上询问民间的疾苦，两人都回答说：“不知道，这不是我们的职责。”皇上说：“学官即使勤于教学，难道没有与人接触的时候吗？初一十五休假、四季节日、朋友往来，民间情状和世间事务应当也会谈到，你们所学的既然是圣贤之道，本来就是要应用的，君主即使不问你们也应当陈述，一概说不知道，什么叫做教学，怎么应用呢？将来要把他们流放到极远的边疆，并在天下张贴告示晓谕。考查自从洪武二年下令天下都设立学校，学者专门研习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立科目分别教学。六艺之学正是在民间情状和世间事务上用功，不仅仅是学习它们的文辞。吴、张两人一概说不知道，他们获罪是应当的。但是太祖说初一十五、节日、民间情状和世间事务，也应当谈到。这终究是把诵读当作正学，把经世济民当作兼学，也是明暗参半啊。大概太祖本来是可以与他谈论圣贤之学的，只是被前人的词章所混淆，而当时没有阐明圣道的儒者来告知他，所以立志振兴实学而不能成功，于是使得一代的教育终究没有超出文墨的旧轨。令人感慨啊！”
太祖平定金陵后，设立管领民兵的万户府，告诫行中书省的大臣说：“古代把军队寓于农民之中，有事就作战，无事就耕种，闲暇时就讲习武事。现在正值战争时期，应当因时制宜。所确定的郡县民间勇武的人才，应当精心选拔，编组为户，设立民兵万户府统领他们，使他们在农忙时耕种，闲暇时练习，有事时征用，事平定后有功劳的一律提升，没有功劳的还为民籍。这样百姓就没有坐吃白食的弊端，国家就没有未经训练的士兵。用来作战就能胜利，用来防守就能稳固，差不多符合寓兵于农的意思了。太祖这个方法很好，不仅开创基业时应当实行，守成时也应当实行。现在的乡兵，也是这个方法的余意。”
山西训导叶居升上书指出分封过于奢侈、用刑过于繁苛、求治过于急迫这三件事，切中洪武开国时的弊病，却不被采纳，反而被逮捕问罪死在狱中。为什么呢？凭借太祖的英明，却唯独不能虚心接受劝谏，非常可惜啊。
解大绅在洪武年间在西宫上封事说：“治理历法以明确时节，授民从事劳作，只要伸展播种种植的适宜，哪里用得着建除的谬误？方向、煞神非常没有意义，孤、虚、宜、忌也不合常理，东行、西行的说法，天德、月德的言论，我料想唐虞时代的历法一定没有这类文字。应当记载的，是日月运行、星辰次序、仰观俯察、事情符合逆顺，七政的整齐，正是这类内容。颜习斋先生曾经说：治理历法本来是为了恭敬地授民时节，现在与民时、国政无关了。《吕氏春秋·月令》，或许是古代历法十分之一留存下来的，意思正与解绅的议论相同。”
建文元年，燕王起兵，皇上每天召见学士辈讨论《周官》的法度，在便殿，把玩柔软的毛笔。方孝孺写诗说：“风软彤庭尚薄寒”
，御炉香绕玉栏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鸣呼，以太祖之英武，一傅而为读书论文之君臣矣！至所谓讨论周官法度者，方且拘文牵义，更张于琐屑之务，而所谓大经大略者，不知也。然则永乐岂能亡之哉，自亡耳！
译御炉的香烟缭绕着玉制的栏杆。黄门忽然报告说，文渊阁里，天子正在看书，召见讲官。唉，凭着太祖那样的英明神武，仅仅因为一位老师的教导，就成为了只知读书论道的君臣！至于那些所谓讨论《周官》法度的人，正拘泥于文字、牵强附会于义理，在琐碎的事务上反复更改，却对根本的大经大法一无所知。既然如此，那么永乐帝难道能让国家灭亡吗？那是国家自己灭亡罢了！
永乐以臣篡君，罪无可逭。然实天开英武，继太祖以定一代国运。不然，如建文君臣迂腐之行，不一二世而即削弱靡溃矣！欲三百年金瓯天下，得乎？
仁宗谕杨士奇曰：近觉羣臣助我也，或快意行事，退思方悔。外间已进言。人主省过受谏如此，几于圣贤矣。
洪熙宣德之治也，以三杨；天顺之治也，以李贤、王翱、马昴；宏治之治也，以刘健、刘大夏。孟子曰：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岂不信哉！
正统初，张太皇太后一日坐便殿，召张辅三杨入，怒责王振罪，女官刃加颈。已而释之。乃三杨不能乘此时，明太祖制度，窜逐殛戮，卒致土木之变，而一代阉寺弄权，始于此矣。夫大臣于国家事成败祸福，必宜为百世之计，而以身任之。岂可浮沈其间，而贻昔人遵养时晦之讥哉！韩琦之处任守忠，善矣！
李梦阳曰：夏蹇经纶悃愊，文皇北征，全国是属。三杨熙绩台省，坐臻太平，所谓代天之相也。英庙之遇文达，密画显断，万几精核，局体一变。成化间三原河州覃县封邱，居则岳屹，动则雷击，大事斧断，小事海蓄，帷幄佞幸，请剑必殛。使见之者畏、闻之者慑，斯其人死生富贵足动之哉！然较之天顺以前，则殊矣。时与位不同耶？委任权力殊耶？宏治中，华容洪洞钧阳灵宝阳曲卢氏金陵安福，咸称名卿，然志存纳约，行在精审，苟济其事，小枉安焉。局体又一变矣，虽形存罔暴义存骄直，亦运数然也。观北地此言，宏治以前大臣气象，历历可想。至正德而后，替矣！
刘文靖传曰：宏治以前，士攻举业，仕精法律、勤职事，鲜有博览词赋。间有之，众皆慕说，必得美。除孝宗在宥，朝政有常，冠佩委蛇，士各奋兴，健独教人看经穷理。李东阳以诗文气节，援引名流，健处之若不知者；吴宽文学著名，谢迁欲健荐之同相，健外示唯唯而已，强之则曰：待公柄事，与之同升。何景明年少有文，兼健同乡人，谓得选翰林无疑，健独嫌景明福薄也。夫明之初也，三物之学士，虽失于初服，而入仕以后精法律勤职事，犹然实业也。至宏治而后，士竞以文墨相高，分门别户，评古弹今，甚至弃职掌而专事浮靡，而国事日坏，沦胥以亡矣。东阳辈乌得辞其责哉！刘文靖所见，盖加于诸公一等矣。嗟乎，此明代盛衰之一大关也！
正德时，崔铣与罗圮论一时大臣孰堪内阁，玘曰：能割颈者，斯可矣。铣曰：孰当之？玘曰：若求其次，其傅邦瑞乎。夫宰臣以休休有容为主，不专以刚烈见长也。崔罗二公之言，盖慨正德朝宰执多依违羣小，国政浊乱，故思生死不渝者以主持之，所谓救时之论也。
王阳明寄杨邃庵书曰：身任天下之祸者，然后能揽天下之权；操天下之权，然后能济天下之患。而君子之致权也有道，本之至诚，以立其德；植之善类，以多其辅；示之以无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扩之以无所竞之心，以平其气；昭之以不可夺之节，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测之机，以摄其奸；形之以必可赖之智，以收其望。坦然为之下以上之，退然为之后以先之。此书乃阳明一生之作用也。
隆庆二年，大学士张居正上言：天下事虑之在详，行之在力，谋之在众，断之在独。今朝廷之间一事也，而甲是乙非一人也，而朝由暮跖、前后毁誉，自为矛盾。臣谓无全利无全害者事之形，有所长有所短者人之才，权衡斟酌、委任责成者君之道。今也未熟计，而以人言行；终也靡定持，又以人言罢。加以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蜚语流传，是以人怀疑贰，动见诪张，虚旷岁时，成功难覩。语云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最当今患也。伏望皇上审事于初，既行以断，慎人于始，既任以专。一切章奏敕部院衙门务从明简，以仰体省事尚实之意，是谓省议论。比者上下姑息，百事委徇，摸棱而曰调停，迁就而曰善处，骤然振之，必将曰此拂人之情，务为操切者也。夫徇情顺情，名同实异；振作操切，事近用殊。伏祈皇上握宪贞度，不执乎私
译永乐帝以臣子身份篡夺君位，罪责无可逃避。然而实际上这是上天开启英武之气，继承太祖以奠定一代国运。否则，像建文帝君臣那样迂腐的作为，不出一两代就会削弱崩溃！想要拥有三百年的完整天下，能做到吗？
仁宗对杨士奇说：“近来觉得群臣在帮助我，有时我快意行事，退下来思考后才后悔。外面已经有人进言。君主反省过错、接受劝谏像这样，几乎达到圣贤的境界了。”
洪熙、宣德年间的治世，依靠的是三杨；天顺年间的治世，依靠的是李贤、王翱、马昴；弘治年间的治世，依靠的是刘健、刘大夏。孟子说：治理天下，得到人才的人，称为仁。难道不确实吗！
正统初年，张太皇太后有一天坐在便殿，召张辅和三杨进来，愤怒地斥责王振的罪过，女官将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不久又释放了他。于是三杨不能趁此时机，依据太祖的制度，将王振放逐诛杀，最终导致土木堡之变，而一代宦官弄权，就从这里开始了。大臣对于国家事业的成败祸福，必须为百代做长远打算，并亲身承担。怎么可以在其中随波逐流，而招致古人“遵养时晦”的讥讽呢！韩琦对待任守忠的做法，是很好的！
李梦阳说：“夏原吉、蹇义经纶满腹、忠诚恳切，英宗北征，全国托付给他们。三杨在朝廷建立功绩，坐享太平，所谓代替上天辅佐君主的人。英宗对待李贤，秘密谋划、公开决断，万事精细核查，政局面貌为之一变。成化年间，三原、河州、覃县、封邱等地的大臣，静止时像山岳屹立，行动时如雷霆击打，大事果断裁决，小事包容蓄积，对帷幄中的奸佞宠幸，请求赐剑必定诛杀。让见到的人畏惧、听到的人震慑，这样的人难道死生富贵足以动摇他们吗！然而与天顺以前相比，就大不相同了。是时势与地位不同呢？还是委任权力的程度不同呢？弘治年间，华容、洪洞、钧阳、灵宝、阳曲、卢氏、金陵、安福等地的大臣，都号称名卿，然而志向在于采纳简约，行为在于精细审慎，如果只是为了成就事情，小的委屈也就安于接受了。政局面貌又为之一变，虽然形式上存在而不暴虐，道义上存在而骄纵直率，这也是时运使然。看李梦阳这番话，弘治以前大臣的气象，历历在目可以想象。到了正德以后，就衰败了！”
《刘文靖传》说：“弘治以前，士人钻研科举学业，做官精通法律、勤于职守，很少有博览辞赋的。偶尔有这样的人，众人都羡慕称道，必定能得到好处。除了孝宗宽厚包容，朝政有常法，官员从容自得，士人各自奋发兴起，刘健独自教导人研读经典穷究道理。李东阳凭借诗文气节，援引名流，刘健对待他好像不知道一样；吴宽文学著名，谢迁想让刘健推荐他一同拜相，刘健表面上只是应承而已，强迫他则说：‘等您掌权，再与他一同升迁。’何景明年少时有文采，又是刘健的同乡，认为被选入翰林院无疑，刘健却嫌何景明年份浅薄。明朝初年，三物之学士，虽然起初有所欠缺，但入仕后精通法律、勤于职守，仍然是务实的。到了弘治以后，士人竞相以文墨相高，分门别类，评论古人弹劾今人，甚至放弃职责专门从事浮华靡费之事，而国事日益败坏，一同沦亡了。李东阳等人怎么能推卸责任呢！刘文靖的见识，大概比各位高出一等。唉，这是明代盛衰的一个关键！”
正德时，崔铣与罗玘讨论当时的大臣谁可以入阁，罗玘说：“能割断脖颈的，就可以。”崔铣说：“谁担当得起？”罗玘说：“如果求其次，大概是傅邦瑞吧。”宰相以宽宏大量为主，不专门以刚烈见长。崔、罗两位的话，大概是感慨正德朝宰相多依附小人，国政浑浊混乱，所以希望有生死不渝的人来主持，这就是所谓的救时之论。
王阳明寄给杨邃庵的信说：“身负天下祸患的人，然后能揽取天下的权力；掌握天下的权力，然后能救济天下的祸患。而君子获取权力有道，以至诚为本，来确立德行；以善类为根基，来增加辅佐；展示无不容纳的气量，来安定人心；扩大无所竞争的心胸，来平息怒气；昭示不可动摇的节操，来端正方向；运用不可测度的机变，来震慑奸邪；展现必可依赖的智慧，来收拢期望。坦然处于下位以上位，退让处于后位以前位。这封信是王阳明一生的作用所在。”
隆庆二年，大学士张居正上言：“天下的事情，考虑在于详细，实行在于有力，谋划在于众人，决断在于独自。现在朝廷中一件事，甲说是乙说非；一个人，早上像伯夷晚上像盗跖，前后毁誉，自相矛盾。我认为没有完全有利没有完全有害的是事情的常态，有所长有所短的是人的才能，权衡斟酌、委任责成的是君主之道。现在没有成熟计划，就凭人言行动；最终没有确定坚持，又凭人言罢免。加上爱恨交攻，意见横生，谗言微微中伤，流言流传，因此人产生怀疑贰心，动辄见诪张，虚度岁月，成功难以看见。俗话说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是当今最大的祸患。希望皇上在起初审察事情，既实行就果断；在开始慎重用人，既任用就专一。一切章奏敕令部院衙门务必从明简，以仰体省事尚实之意，这叫省议论。近来上下姑息，百事委曲顺从，模棱两可说是调停，迁就说是善处，骤然振作，必将说这是违背人情，务为操切的人。顺从人情，名义相同实质不同；振作操切，事情相近用途不同。希望皇上掌握宪章贞度，不执着于私心”
情，毋纷于浮议，是谓振纪纲。迩者天子号令，概从怠玩，伏望敕下部院诸臣，奉旨事务，数日之内即行题覆，若其了然易见，不用抚按议处者，便据理剖分，有合行议勘问奏者，酌缓急远近，严与为期注销，稽久以违制论，是为重诏令。今也称人才，不必试之以事；任人事，不必更考其成；偾事之时，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鲁少文以无用见讥，大言无当，以虚声叨誉，士大夫务为声称，舍其职事而思出位，建白条陈累牍连篇，核其本业，名实茫然。臣愿敕下吏部，用舍进退，一准功实，是谓核名实。皇上即位年，蠲赋一半，国用边费遂见萧然，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赋，三都御史清理屯盐，皆一切权宜之计，民灾伤而不能赈，两广军兵供饷不支。臣谓民贫财尽，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当一切停罢，仍敕吏部慎选良牧，上考必其端洁慈祥者，虽有才局，止与中考。贪污显著者，令所坐赃输边自纳，以为固圉一助。又今风俗侈靡，服舍无限，豪强兼并，赋役不均，奸徒欺公，侵损冒破，钱谷漫无稽实，吏胥因而滋奸。此皆耗财妨政之大者。若敕下户部，讲求堤防之术，何必索之劳苦之民、自惫国家之元气乎？是为固邦本。今事可虑者，莫重边兵，不患少也，患弱。若按籍征求，清查影占，募补训练，何患无兵？食不患不足也，患耗损无用不急之费，并其财力以抚战士，何患无财？将不患不得人也，患无以鼓舞之。悬之重赏，宽以文法，何患无将？至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守墩堡、令民耕收，时简精锐捣其空虚，则目前之计也。是为饬武备。江陵作用，大略见于此疏，真救时之相也。然明季衰败之故，观此疏所陈弊端，亦可想而知矣。
译对于人情，不要为浮泛的议论所纷扰，这叫做整顿纲纪。近来天子的号令，大多被怠惰玩忽所对待，伏望命令下部院各位大臣，凡是奉旨办理的事务，在几天之内就应当上奏回复；如果事情显而易见，不需要巡抚、巡按商议处理的，就应当根据道理加以剖析分辨；如果有应当商议、勘验、审问并上奏的，就酌情考虑缓急远近，严格规定期限并注销登记，拖延日久就以违抗制度论处，这叫做重视诏令。现在谈论人才，不一定用事务来考验他；任用人才，不一定再考核他的成效；当事情败坏时，又未必能明确公正地惩处他的罪责。鲁少文因为无用而被讥讽，说大话不切实际，凭借虚名获取赞誉，士大夫们致力于追求声望，放弃本职工作而想着越位行事，提出的条陈堆积如山，核查他们的本职业务，名实之间却一片茫然。臣希望命令吏部，在任用、罢免、升迁、降职方面，一律以实际功绩为标准，这叫做考核名实。皇上即位那年，免除了一半赋税，国家用度和边防费用于是显得匮乏，不得已派遣四位御史分道督促赋税，三位都御史清理屯田盐政，这些都是权宜之计，百姓遭受灾害却无法赈济，两广的军饷供应不上。臣认为百姓贫困、财力耗尽，凡是紧急的工程、无益的征收摊派，应当全部停止罢免，仍然命令吏部慎重选拔好的地方官，上等考核一定要是端正廉洁、慈祥仁爱的人，即使有才能和谋略，也只给予中等考核。贪污腐败显著的，让他们将所贪赃款输往边防自行缴纳，以此作为巩固边防的一点助力。又如今风俗奢侈靡费，服饰住宅没有限制，豪强兼并土地，赋税徭役不均衡，奸徒欺骗公家，侵吞损害冒领破费，钱粮没有切实的核查，吏胥因此滋生奸弊。这些都是耗费钱财、妨害政事的大问题。如果命令户部，讲求防止弊端的方法，何必向劳苦的百姓索取、使国家元气自我衰竭呢？这叫做巩固国家的根本。现在值得忧虑的事情，没有比边防军队更重要的，不担心兵力少，担心的是兵力弱。如果按照名册征召，清查虚报冒领，招募补充并加以训练，还担心没有士兵吗？粮食不担心不足，担心的是损耗在无用的、不急迫的费用上，集中财力来安抚战士，还担心没有钱财吗？将领不担心得不到人，担心的是没有方法来鼓舞他们。悬挂重赏，放宽法律条文，还担心没有将领吗？至于选拔边防官吏，组织乡兵，守卫墩堡、让百姓耕种收获，时常挑选精锐部队袭击敌人的空虚之处，这是眼前的计策。这叫做整顿武备。张居正的作为，大致在这份奏疏中显现出来，他确实是挽救时局的宰相。然而明朝末年衰败的原因，观看这份奏疏所陈述的弊端，也可以想而知了。
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又云：维迩言是听，维迩言是争。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又云：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明自万历以后，朝中气象酷似此而殆甚焉。文墨之士自以为自是以为忠，负气而争，鼓舌而辩，呼朋引类，号呼喧阗，各不相下。使听之者迷，当之者聩，而国是因之日乱矣。至今世呼生员曰雀嘴。又谚曰：秀才造反三年不剸，谓其聚聒而无实用也。前哲云：愚儒讘讠夹，多诵古先之书。盖书生之好浮议，自古以为叹矣。
吴宽当时号吴呆子，世人多传其迂腐事，今人概以书呆子指目读书之士。盖徒诵读而不通世务，诚为世所诟病也。
倪元璐曰：自神祖中叶以来，三四十年间，朝廷之局凡三变。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羣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鬬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元黄、时胜时败。其既阉寺擅权，宵人处必胜之地，正人亦戢心抟志而甘处不胜，不敢复言战。宵人亦不曰战，直曰禽馘之耳。然其时正人虽婴祸患，其心益喜，曰吾君子也。其后魁柄已振，百尔臣工皆怵然不敢穷战，而阴制以谋，故其时气战者败、谋战者胜，谋阳者败、谋阴者胜。凡明主所箝鞬以绳贪人者，宵人皆借之以穽正人，其正人既祸败，即无可自解，曰吾君子。其宵人亦不靳归名君子，而但使其无救于祸败。夫宵人阉寺无可言矣，而一时号为君子者，亦多不为国家计虑久远，结党负气，哓哓争辩，甚至自相攻击，而国是日溃，大厦不支矣。谓之何哉！
神庙末年，高攀龙、冯从吾等讲学京师，或邀鹿善继往，既而善继闻不言朝政、不谈职掌，曰：离职掌言学，则学为无用之学，圣贤为无用之人矣。遂不往。鹿公之见，卓矣哉。
文词与世道相为盛衰，世道盛则文词衰，文词盛则世道衰。唐初文陋，而盛于韩柳；宋初文陋，而盛于苏王；明初文陋，而盛于何李归唐。其陋也，世道皆盛；其盛也，世道渐衰。譬之治家然：祖宗勤俭创业，耕田凿井，日不暇给，乌覩所谓一觞一咏、咬文嚼字者乎？一觞一咏咬文嚼字而已者，衰其至矣！
高岱论明代法详之弊，曰：事有宜密，虽腹心不得闻也，而必须关白；人有可用，虽将相不为过也，而必循资格；钱谷出纳，有足以利民者，专之可也，而惮于稽考之严；刑狱重轻，有当以情处者，遂之可也，而涉于出入之议；赃仗未具，知其为盗而不敢诛也；符笺未下，知其为奸而不敢捕也；机当速应，固之者有留难之虞；势宜有待，促之者有迁延之谴；一金之费干历诸司，一令之行徧咨羣长；甲可乙否，此从彼违；图政理之志轻，而稽簿书之念重；敷治化之日少，而办文移之日多；少有荡轶，则下以废法而讦其非，上以悖法而重其谴。故君子不敢为善，殆甚于小人不敢为恶矣。三代而下，惟汉为禁网疏阔，故汲黯得以骄制而发仓粟，陈汤得以便宜而斩郅支，然当时不闻以法疏而多弊也。秦制日更而奸愈滋，隋令日下而乱益甚。法亦何以详为贵乎？明兴之初，虽国用重典，而人以意通，故功要其成、事观其利，不肖者以详而惧，贤者不以详而阻也。而何至如今日琐琐之甚乎？有味乎其言之也。盖上古法宽，后世法密；盛世法宽，衰世法密。有识者其知之也。
何乔远名山藏曰：承平日久，士大夫谈兵事所以弱，皆曰将非人也、士弗厉也、器弗精也、私门役使之也，朝廷以供土木之役也，而非其本也。夫今日之武将，非贿中官权门不得也，文臣与之处，必厚赔遗酬谢焉，抑而不敢声，若无口者也。甲冑弱于缕绣，靺鞈脃于屦绚，而将气已丧也。夫以是得居其官也，而又欲肥其家也，舍士卒之外，何人可脧削？士饥寒也老弱也，而后法不行矣。法不行则技不精勇、伍不充实，武吏不得而振之，文吏亦安得而问之也？予平居，闻督抚吮噆武将者十六七，犹云时平自怠弃。至于国家有事，犹然军事之成败、疆土之存亡
译《诗经》说：谋划的人很多，因此事情不能成功。满庭都是发言的人，谁敢承担罪责。如果不按照实际行程去谋划，因此不能符合正道。又说：只听信近臣的话，只与近臣的话争论。就像在道路上建造房屋，谋划因此不能成功。又说：都说我圣明，谁知乌鸦的雌雄。明白自万历以后，朝廷中的气象酷似这样而且更加严重。文墨之士自以为自以为是就是忠诚，意气相争，鼓动舌头辩论，呼朋引类，叫喊喧哗，各不相让。使听的人迷惑，面对的人昏聩，而国家因此一天天混乱了。至今世人称生员为雀嘴。又有谚语说：秀才造反三年不完，是说他们聚集喧哗而没有实用。前代哲人说：愚儒喋喋不休，多诵读古先之书。大概书生喜欢空泛议论，自古以来就被感叹了。
吴宽当时号称吴呆子，世人多传述他迂腐的事情，现在人一概用书呆子来指称读书人。大概只是诵读而不通晓世务，确实被世人诟病。
倪元璐说：自神宗中年以来，三四十年间，朝廷的局势总共变化了三次。起初天子静居深宫，听任臣工各类人自己争斗，而不加以治理，所谓老鼠在洞穴中争斗，勇敢者胜罢了。所以那时血元黄、时胜时败。后来宦官擅权，小人处在必胜的地位，正直的人也收敛心意志向而甘愿处于不胜，不敢再言争斗。小人也说不争斗，直接说擒获斩首罢了。然而那时正直的人虽然遭受祸患，内心更加欢喜，说我是君子。后来权柄已经振作，所有臣工都惊恐不敢穷尽争斗，而暗中制伏以谋划，所以那时气势争斗者败、谋划争斗者胜，谋划阳刚者败、谋划阴柔者胜。凡是明主所用来约束贪官的人，小人都借用来陷害正直的人，正直的人既已祸败，就无法自我辩解，说我是君子。小人也吝惜归名君子，而只使他们无法挽救祸败。小人宦官无可说了，而一时号称君子的人，也多不为国家计虑长远，结党意气，争辩不休，甚至自相攻击，而国事一天天溃败，大厦支撑不住了。能怎么办呢！
神宗末年，高攀龙、冯从吾等在京城讲学，有时邀请鹿善继前往，不久善继听说他们不言朝政、不谈职掌，说：离职掌言学，那么学就是无用的学，圣贤就是无用的人了。于是没有前往。鹿公的见解，卓越啊。
文词与世道相互盛衰，世道盛则文词衰，文词盛则世道衰。唐初文陋，而在韩柳时盛；宋初文陋，而在苏王时盛；明初文陋，而在何李归唐时盛。其陋时，世道都盛；其盛时，世道渐衰。譬如治家一样：祖宗勤俭创业，耕田凿井，日不暇给，哪里看到所谓一觞一咏、咬文嚼字的人呢？一觞一咏咬文嚼字而已，衰败到了极点！
高岱论明代法详之弊，说：事情有宜密的，虽然腹心不得闻，而必须关白；人有可用的，虽然将相不为过，而必循资格；钱谷出纳，有足以利民的，专断可以，而惮于稽考之严；刑狱重轻，有当以情处的，遂行可以，而涉于出入之议；赃仗未具，知其为盗而不敢诛；符笺未下，知其为奸而不敢捕；机当速应，固守者有留难之虞；势宜有待，催促者有迁延之谴；一金之费干历诸司，一令之行徧咨群长；甲可乙否，此从彼违；图政理之志轻，而稽簿书之念重；敷治化之日少，而办文移之日多；少有荡轶，则下以废法而讦其非，上以悖法而重其谴。所以君子不敢为善，几乎甚于小人不敢为恶。三代以下，只有汉代禁网疏阔，所以汲黯得以骄制而发仓粟，陈汤得以便宜而斩郅支，然而当时不闻以法疏而多弊。秦制日更而奸愈滋，隋令日下而乱益甚。法也何以详为贵呢？明兴之初，虽然国用重典，而人以意通，所以功要其成、事观其利，不肖者以详而惧，贤者不以详而阻。而何至如今日琐琐之甚呢？有味乎其言之也。大概上古法宽，后世法密；盛世法宽，衰世法密。有识者其知之也。
何乔远名山藏说：承平日久，士大夫谈兵事所以弱，都说将非人也、士弗厉也、器弗精也、私门役使之也，朝廷以供土木之役也，而非其本也。夫今日之武将，非贿中官权门不得也，文臣与之处，必厚赔遗酬谢焉，抑而不敢声，若无口者也。甲冑弱于缕绣，靺鞈脃于屦绚，而将气已丧也。夫以是得居其官也，而又欲肥其家也，舍士卒之外，何人可脧削？士饥寒也老弱也，而后法不行矣。法不行则技不精勇、伍不充实，武吏不得而振之，文吏亦安得而问之也？予平居，闻督抚吮噆武将者十六七，犹云时平自怠弃。至于国家有事，犹然军事之成败、疆土之存亡
明初令商输粟于边，官给盐与引货买以酬其劳，名曰开中。商贾自出财力，招游民就塞下垦荒种艺，自为保伍塞下之人，其勤者亦力耕岁收以待贸易，边备充足。至宏治中，户部尚书叶淇奏请折色，而边储大困矣。无识之人坏朝廷事如此。
明初令民养种马课驹，后民苦之。万历初张江陵当国，尽卖种马，纳价太仆。太仆出价买骟马而寄养于马户，一时马价充牣，而论者以为变祖宗法，万一有警，调发必阙。夫民间养马，不论如何行之，皆不甚便。古人騋牝三千、思马斯藏之咏，悉官养之。周之非子、唐之王毛仲，非明征乎？若于边荒置牧场，而以官领其事，岁课孳息，复佐以蕃人易茶之马，国何忧无马，而亦何必寄养于民乎？且也复三物取士之法，而以骑射当古之御，则士之养马者多矣。寓兵于农，则民之养马者多矣。此又不求天下之马蕃庶，而马自蕃庶之道也。中国亦何至鳃鳃焉以马少为虞哉？
锦衣卫镇抚司专主诘问奉旨对簿之人，兼得缉访辇毂下奸私，名曰天子诏狱，岁上功兵部，捕获多者为右职，至有起身小校、超阶勋臣。是以每每阴阳上意、影响人罪以邀爵秩，囚不胜榜录，延喘甘承。且访捕所及，家资若洗，甚至并其同室之有席卷以去，故京师被访之家称为刬，言若刬刮无余然者。威挟于近贵也。夫刑狱有司寇专之矣，又有三法司会审矣，镇抚司胡为者哉？真弊政也。
明之廷杖甚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贤人君子，必多高蹈而不仕者矣。
译明朝初年，朝廷命令商人向边疆输送粮食，官府则给予盐引作为回报，以酬谢他们的辛劳，这叫做“开中”。商人们自己出资出力，招募流民到边塞开垦荒地、种植作物，并自行组织保伍以保卫边塞。那些勤勉的人也能努力耕作，每年收获粮食以等待贸易机会，从而使边防储备充足。到了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奏请将实物折换为银两缴纳，从此边防储备便大大困顿了。没有见识的人败坏朝廷大事，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明朝初年，朝廷命令百姓饲养种马并缴纳马驹，后来百姓对此感到困苦。万历初年，张居正当政，将所有的种马卖掉，将所得价款交给太仆寺。太仆寺出钱购买骟马，寄养在马户家中。一时间马匹价格高涨，但评论者认为这是改变了祖宗的法度，万一发生战事，调发马匹必定短缺。其实民间养马，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不太方便。古人歌颂“騋牝三千”、“思马斯藏”，都是指由官府饲养。周代的非子、唐代的王毛仲，不就是明显的例证吗？如果在边疆荒僻之地设置牧场，由官府统领其事，每年考核马匹的繁殖情况，再辅以用茶叶交换蕃人马匹的政策，国家何必担忧没有马匹，又何必寄养于民间呢？况且如果恢复“三物”取士的制度，将骑射等同于古代的“御”（驾车），那么读书人中养马的人就会多了。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那么百姓中养马的人也会多了。这正是在不刻意追求天下马匹繁盛的情况下，使马匹自然繁盛的方法。中原地区又怎么会过分担忧马匹稀少呢？
锦衣卫镇抚司专门负责审问奉旨对簿的人，兼管缉查京城内的奸邪私事，被称为“天子诏狱”。每年向兵部上报功劳，捕获多的人升任右职，甚至有出身小校而越级晋升为勋臣的。因此他们常常揣摩上意、影射构陷他人以邀取爵位俸禄，囚犯受不了拷打，只能苟延残喘地甘愿招认。而且他们搜捕所及之处，家产被洗劫一空，甚至连同同室之人的财物也席卷而去，所以京城被搜查的人家被称为“刬”，意思是像刮削一样一无所有。这是因为他们的威势挟制了权贵近臣。刑狱之事本有司寇专门掌管，又有三法司会审，镇抚司又是做什么的呢？这真是弊政啊。
明朝的廷杖，非常不符合“刑不上大夫”的原则。贤人君子，必定大多会选择隐居而不做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