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庵语録卷五
乐庵语録卷五
宋史本▯
李衡字彦平，江都人。髙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衡幼善博诵，为文操笔立就，登进士第，授吴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势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扑迎合，投劾于府，拂衣而归。后知溧阳，専以诚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税以期日榜县门，乡无吏迹，而输送先它邑办。因任歴四年，狱戸未尝系一重囚。隆兴二年，金犯淮堧，人相惊曰：“寇深矣！”官沿江多送其孥，衡独自浙右移家入县，民心大安。盗猬起旁邑，而溧阳靖晏自如。帅江澈，转运使韩元吉等列上治状，诏进一秩。寻召入为监察御史，歴司封郎，中枢宻院检详，出知温、婺、台三州。惟婺尝涖其治，加直袐阁。而衡引年乞身，恳恳不休。上累却其奏，除秘阁修撰致仕。上思其忠朴，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辞，不获命，差同知贡举。防外戚张説以节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谓不当以母后肺腑为人择官。廷争移时，改除起居郎。衡曰：“与其进而负于君，孰若退而合于道。”章五上请老愈力。上知不可夺，仍以秘撰致仕。时给事中莫济不书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吕亦与衡相继论奏，同时去国，士为四贤诗以纪之。衡后定居昆山，结茅别墅，杖履徜徉，左右惟二苍头，聚书逾万卷，号曰乐庵。卒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间入辟雍，同舎有赵孝孙者，洛人也。其父实师程頥，家学有源，劝衡读《论语》曰：“学非记诵辞章之谓，所以学圣贤也。不可有丝毫伪实，处方可以言学。”衡心佩其训，虽博通羣书，而以《论语》为根本。临没沐浴冠栉，翛然而逝。周必大闻之曰：“世谓潜心释氏乃能逹死生，衡非逃儒入释者，而临终超然如此，殆防孔门所谓闻道者与。”
乐庵先生语录后序
乐庵先生享年七十有九，阅天下之义理居多。自其中年清修寡欲，不啻如道人衲子，静极而通。故凡吾儒与佛老二氏所谈性命之奥，心融神防，超然独得。推其余波沾丐学者，每语辄更仆不少倦。盖以是为燕居之乐。吾友龚君立道笃意于学，従先生游者六年，闻微言要指，必书于策，积之为五卷，以示余。余闻古人学道要，必有所悟入：顔子繇克己复礼悟，曽子繇一以贯之悟，近世如徐节孝繇莫安排而悟，元城先生繇不妄语而悟。然知道易，蹈道难，此四君子见于履践者，皆可攷也。余观先生始见赵公而悟，于学而时习之之一言，此其入道之门户。至扵履践之实，又无愧于四君子者。然则先生之学，所谓非茍知之，亦允蹈之者。与其没也，今翰林周公子充诒书所亲曰：「乐庵临行一着实是难学，禅和子亦须服他。盖寻常说时甚易，腊月三十日直是不能谩人。」此老平生跌荡，到此乃得力，可敬可羡。翰林直道正学，其言不妄，故具着之。学者欲知先生讲学之妙，是书固不可无；欲知学力至到之地，则观诸翰林之言，思过半矣。淳熙五年八月二日，河南呉仁杰谨序。
乐庵语録后跋
太平全盛时，三光五岳之气未【阙】厚与今不同，况贤于人者哉？余自幼侍先尹相山及诸叔父，行见其年余七十，率皆彊健，不甚服温补药。余兄弟尝自斟酌气血，已为弗类。今见子侄辈才二三十歳，徃徃饵雄附如常膳，又逺不逮吾曹矣。以此较彼，无怪乎人物之卑弱也。相山年七十有七，前知死期，当盛暑中，了无疾苦，挥扇坐逝。是其平生为人，清明刚正之所发见，非强勉积习而然。今观乐庵李公遗墨而稽其行事，盖吾相山一等人，皆生于太平，而经厯兵火忧患，仕路龃龉摧挫抑厌，有人所不能堪，而气至死不屈，可以见其中之所存。夜旦去来，自应不乱，亦何待学佛而后有所得哉？公位不满徳，四子皆从宦，而两子以才学自致，所谓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孙者。甥陈振少孤，养于公家，亦登科第，今为余壻云。绍熙辛亥九月辛酉，无为王蔺书。
世俗以了悟生死为禅，僧衲子一希世异事，殊不知吾夫子负手曳杖之歌，曽子易箦反席之际，盖吾儒之所优为者。侍御先生理学之妙，见于践履，及处死生之变，若将归焉，其超然防悟，殆禅衲之所不如，非学力所至，独可强哉？观其治命以供佛斋僧为戒，则先生所得盖在此而不在彼，明矣。侨于先生为门下士，得邑兹来，虽不及侍杖履，而犹得诵遗书于阙里之藏，再拜三复，辄防于后，庶几发扬先生诚明之学，始终践履之实如此。吾党观之，可以黙喻云。绍兴辛亥仲春中瀚，吴兴孙侨谨书。
译乐庵语录卷五
宋史本传
李衡字彦平，是江都人。高祖李昭素，官至侍御史。李衡年幼时擅长背诵，写文章提笔立就，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吴江主簿。有位部使者倚仗权势作威作福，侵扰刻薄百姓，李衡不忍心用刑讯迎合他，便向官府弹劾他，拂袖而去。后来他担任溧阳知县，专以诚意教化百姓，百姓没有不敬重的。夏秋两税在规定的日期张贴在县城门口，乡间没有官吏的痕迹，而赋税的缴纳比其他县邑更早完成。他在任四年，监狱中未曾关押过一个重刑犯。隆兴二年，金兵侵犯淮河流域，人们互相惊惧说：“敌寇深入了！”沿江的官员大多送妻子儿女离开，只有李衡从浙右迁家进入县城，民心大为安定。盗贼在邻近各县像刺猬一样纷纷起事，而溧阳却平静安宁如常。江澈任帅，转运使韩元吉等人列举他的政绩上报，皇帝下诏晋升一级。不久召他入京担任监察御史，历任司封郎、枢密院检详，外放担任温州、婺州、台州三州的知州。只有婺州曾经治理过，加官直秘阁。而李衡因年老请求退休，恳切不停。皇帝多次驳回他的奏章，任命他为秘阁修撰退休。皇帝思念他的忠诚朴实，随即召他解除退休身份，任命为侍御史。他因年老坚决推辞，未能得到允许，被差遣同知贡举。恰逢外戚张说以节度使的身份掌握兵权，李衡极力上疏陈述此事，认为不应当因为母后的亲信而为人选官。在朝廷争论了很久，改任起居郎。李衡说：“与其进身而辜负君主，不如退身而合乎道义。”五次上章请求退休，更加有力。皇帝知道不可改变他的意志，仍然以秘阁修撰的身份让他退休。当时给事中莫济不签署敕命，翰林学士周必大不起草制诰，右正言王希吕也与李衡相继上奏议论，同时离开朝廷，士人作四贤诗来记载这件事。李衡后来定居昆山，在别墅结茅屋，拄杖漫步，身边只有两个老仆，藏书超过万卷，号称为乐庵。去世时享年七十九岁。李衡从宣和年间进入太学，同舍有个叫赵孝孙的，是洛阳人。他的父亲确实是程颐的学生，家学有渊源，劝李衡读《论语》说：“学习不是记诵辞章的意思，而是为了学习圣贤。不能有丝毫虚伪不实，才可以说学习。”李衡心中铭记他的教诲，虽然博览群书，而以《论语》为根本。临终前沐浴梳洗，洒脱地去世。周必大听说后说：“世人认为潜心佛教才能通达生死，李衡不是逃避儒学而入佛的人，而临终如此超然，大概是符合孔子所说的闻道的人吧。”
乐庵先生语录后序
乐庵先生享年七十九岁，阅览天下的义理最多。自从他中年清修寡欲，简直像道士僧侣一样，静极而通。所以凡是儒家与佛道二家所谈论的性命奥秘，他心领神会，超然独得。推及他的余波惠及学者，每次说话都累得仆人更换也不疲倦。大概把这当作闲居的乐趣。我的朋友龚君立道笃志于学问，跟随先生学习六年，听到精微的言论和重要的旨意，一定记录在简册上，积累成五卷，拿给我看。我听说古人学习道的重要，一定有所感悟进入：颜回由克己复礼而悟，曾子由一以贯之而悟，近世如徐节孝由莫安排而悟，元城先生由不妄语而悟。然而知道容易，践行困难，这四位君子在实践上的表现，都可以考察。我看先生开始见到赵公而悟，在于学而时习之一句话，这是进入道的门户。至于践行的实际，又无愧于四位君子。那么先生的学问，所谓不是苟且知道，也是确实践行的。在他去世时，现在翰林周公子充写信给亲近的人说：“乐庵临终那一着实在难学，禅僧也必须佩服他。大概平常说时很容易，腊月三十日直是不能骗人。”这位老人平生跌宕，到这里才得力，可敬可羡。翰林正直的学问，他的话不虚假，所以详细记载。学者想要知道先生讲学的妙处，这本书固然不可没有；想要知道学问达到极致的地方，那么观察翰林的话，思考就超过一半了。淳熙五年八月二日，河南吴仁杰谨序。
乐庵语录后跋
太平全盛时，日月星辰和五岳之气未【缺】厚与现在不同，何况贤于常人的人呢？我从小侍奉先父相山以及各位叔父，看到他们年过七十，大多强健，不太服用温补药。我们兄弟曾经自己斟酌气血，已经不像他们了。现在看到子侄辈才二三十岁，往往把雄附当作日常膳食，又远远不及我们这一辈了。以此比较，不奇怪人物卑弱了。相山年七十七，预先知道死期，在盛暑中，毫无疾苦，挥扇坐着去世。这是他平生为人，清明刚正的表现，不是勉强积习而然。现在看乐庵李公遗墨并考察他的行事，大概和我相山是一类人，都生于太平，而经历兵火忧患，仕途龃龉摧挫压抑，有人不能忍受，而气节至死不屈，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存养。昼夜去来，自然不乱，又何须学习佛教而后有所得呢？公的职位不足以匹配他的德行，四个儿子都从宦，而两个儿子以才学自致，所谓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孙。外甥陈振幼年丧父，养在公家，也考中科第，现在是我的女婿。绍熙辛亥九月辛酉，无为王蔺书。
世俗把了悟生死当作禅，僧侣一希世异事，却不知道我们夫子负手曳杖之歌，曾子易箦反席之际，大概是我们儒家所擅长的。侍御先生理学的妙处，见于实践，以及处理生死的变化，如同将要回归一样，他的超然领悟，大概禅僧也不如，不是学问力量所至，难道可以勉强吗？看他临终嘱咐以供佛斋僧为戒，那么先生所得大概在这里而不在那里，明白了。我对于先生是门下士，得到这个邑来到这里，虽然不及侍奉杖履，而还能在阙里的藏书诵读遗书，再拜三复，随即写在后面，希望发扬先生诚明的学问，始终践行的实际如此。我们同党看了，可以默喻。绍兴辛亥仲春中瀚，吴兴孙侨谨书。
侍御先生李公年逾七衮，孝宗皇帝起公于家，擢首风宪。一旦节度使张说本兵柄，抗章五上，与天子意不合，翩然而去。当血气既衰之年，畧无一毫利禄之念。暨将逝之日，遗命以戒子孙。泚笔以别新故，雍容暇裕，初无异于平时。又何其了达如是耶？嗟夫，人之所以通乎死生之间者，惟一心尔。喜与悲一物也，觉与梦一致也。此心动揺于利害得防之塲，则必▯惑颠防于变故之际。果能以浮云视富贵，则自能以昼夜视存亡。曳杖而歌，易箦而逝。兹岂一时勉强所能至？孔门义命之学，处死则为重，视死则为轻，久矣。今公优游以观化，整暇以归全。后日之心，即前日勇于去国之心也。是乌可以二观之哉？洚居僻而生晚，虽不及侍杖席，聆謦欬，而公之孙溍出示公之圹志遗墨石刻，反覆荘诵，既以见公始终之大畧，而且以知人心之果不可以无定守也。嘉定甲申季秋上瀚，建安后学游洚谨书。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是理也，载于《易·系辞》，杂出于《礼经》。三代时，佛教未入中国，儒者于啓手足之际，徃徃不乱此理，素明也。及汉晋之后，释教始行，乃谓欲达生死之理，非潜心释氏不可，故好之者心溺，攻之者辞费。盍亦反求其本而已？予与乐庵李彦平，既亲且旧，知其非逃儒而入释者，临终超然自在如此，殆闻道乎？其子嗣宗等，屡求一言发明遗训，敬题其后。平园周必大题。乐庵先生少年豪放任侠，抵掌功名之场；及其独抱圣经，坐进此道，遂知死生之说，于去来起灭之际，逍遥如此。盖所谓「未有天地，自古固存」者，先生既自得之，彼去来生灭，特旁观所见云尔，何足以闚先生之具？况谆谆遗令之细耶？石湖范成大书。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盖道者，日用常行之理，茍闻之，则虽死无憾。又曰：「未知生，焉知死？」盖生之道有所未知，则何暇于死？二者皆尽其所当闻、所当知，而死非其所计也。昔者先大父好学，闻善如恐不及。宰长洲时，公为他邑簿，闻其学而学焉。公闻道于程门之学者，恵爱着于再领中山之日，直节见于立朝去国之时，而于死生之际了达如此，亦可谓卓然不惑者矣。自程氏没，而诸弟子得其传者，类有见于死生之大节，而不能无坐忘立脱之偏。至文公兴于闽南，轩作于湘，而后孔孟之论始定。然而学者能如渡江诸贤所见者鲜矣，可不惧乎？可不惧乎！嘉熙丁酉孟秋仲澣，后学王遂。
炜韦布时，从乐庵游，最防奨。知乐庵没于淳熙之戊戌，闻其属纩之前，贻书亲朋，治命子孙，留意周急，了如平时。后十有四年，始获观遗墨于无为之漕舎。乌乎！钟鸣漏尽之际，士大夫闻道之浅深，见矣。至于逆知其期，湛然不昧，如乐庵者，自邵康节之后，一人而已。拊卷三叹，于是乎书。绍熙辛亥夏至，秣陵刘炜。
译侍御史李公年过七十，孝宗皇帝将他从家中起用，提拔为御史台长官。当时节度使张说掌握兵权，李公接连五次上奏章，因与皇帝心意不合，便洒脱地辞官离去。在他血气已衰的年纪，没有丝毫追求利禄的念头。到了临终之日，留下遗命告诫子孙。提笔告别新旧亲友，从容宽裕，与平时没有两样。他为何如此通达呢？唉，人之所以能贯通生死之间的，只在于一心罢了。喜与悲是同一事物，觉与梦是同一状态。如果心在利害得失的场合动摇，那么在变故发生时必定迷惑颠倒。果真能像看浮云一样看待富贵，自然就能像看昼夜一样看待存亡。拄着拐杖歌唱，更换床席后安然离世。这难道是凭一时勉强所能达到的吗？孔子门下关于义命之学，面对死亡时显得庄重，看待死亡时显得轻淡，由来已久了。如今李公悠闲地观察造化，从容地保全性命。他后来的心，就是先前勇于离开朝廷的心。这怎么可以用两种眼光来看待呢？我居住在偏僻之地，出生较晚，虽然没能侍奉在座席旁，聆听他的咳嗽声，但李公的孙子李溍出示了李公的墓志铭遗墨石刻，我反复诵读，既看到了李公始终的大致情况，而且由此知道人心确实不能没有坚定的操守。嘉定甲申年季秋上瀚，建安后学游洚恭敬书写。
孔子说：“早晨听闻大道，晚上死去也可以了。”这个理，记载在《易·系辞》中，也杂见于《礼经》。三代时期，佛教尚未传入中国，儒者在即将离世之际，往往不违背这个理，是因为平时就明白。等到汉晋之后，佛教开始流行，于是有人说想要通达生死的道理，不潜心研究佛教是不行的，所以喜好佛教的人心志沉溺，攻击佛教的人言辞繁琐。何不反过来探求根本呢？我与乐庵李彦平，既是亲戚又是旧交，知道他不是逃避儒学而进入佛门的人，临终时超然自在如此，大概是听闻大道了吧？他的儿子李嗣宗等人，多次请求我写一句话来阐发他的遗训，我恭敬地题写在这篇文字之后。平园周必大题。乐庵先生年轻时豪放任性、崇尚侠义，在功名场中拍案而起；等到他独自怀抱儒家经典，静坐修习此道，于是明白了生死的道理，在去来起灭之际，如此逍遥自在。大概所谓“在天地产生之前，自古就存在”的那个本体，先生已经自得，那些去来生灭的现象，只是旁观者所看到的罢了，哪里足以窥见先生的全貌呢？何况是那些谆谆告诫的细微遗令呢？石湖范成大书。
孔子说：“早晨听闻大道，晚上死去也可以了。”大概道是日常践行的理，如果听闻了，那么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又说：“还不知道生，怎么知道死？”大概生的道理有所不知，那么哪里有空闲去考虑死？这两句话都是说尽了自己应当听闻、应当知道的，而死并不是所计较的。从前我的祖父好学，听闻善道唯恐来不及。他担任长洲县令时，李公在其他县做主簿，听闻他的学问而向他学习。李公从程门学者那里听闻大道，仁爱之心在两次担任中山知府时显著，刚直的气节在立朝和去国时显现，而在生死之际如此通达，也可以说是卓然不惑的人了。自从程氏去世，得到他传道的弟子们，大多在生死的大节上有见识，但不能没有坐忘立脱的偏颇。直到朱文公在闽南兴起，张南轩在湖南兴起，然后孔孟的论述才确定下来。然而学者中能像渡江诸贤那样有见识的很少了，能不畏惧吗？能不畏惧吗！嘉熙丁酉年孟秋仲澣，后学王遂。
我在穿粗布衣服的时候，跟随乐庵游历，他最赏识我。知道乐庵死于淳熙戊戌年，听闻他在断气之前，写信给亲朋，安排后事给子孙，留意周济急难，与平时一样清楚。过了十四年，才在无为的漕司官舍看到他的遗墨。唉！在生命将尽的时候，士大夫听闻大道的深浅，就显而易见了。至于能预先知道死期，心境澄明不昏昧，像乐庵这样的人，自邵康节之后，只有他一人罢了。抚摸着书卷再三感叹，于是写下这些文字。绍熙辛亥年夏至，秣陵刘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