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轩易说卷一

译这里专门讨论乾、坤二篇的策数，不讨论六子的策数。揲蓍的方法中，三次都为少数，就是老阳；三少所得的余数总共三十六，所以阳爻有三十六这个数。乾卦总共六爻，就是乾的策数二百一十六。三次都为多数，就是老阴；三多所得的余数总共二十四，所以阴爻有二十四这个数。坤卦总共六爻，就是坤的策数一百四十四。乾、坤的策数合计为三百六十；六十四卦的策数合计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以三百六十相当于一年的日数，以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相当于万物的数目。这些都是自然相应的数。一年之内，概括地用成数来说，所以以乾、坤的策数三百六十相当于一年的日数。上篇从乾、坤终于坎、离，下篇从咸、恒终于既济、未济。这两篇共有三百八十四爻，阴阳各占一半；乾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一百九十二爻合计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坤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一百九十二爻合计四千六百零八策。乾的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加上坤的四千六百零八策，总共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用它象征万物的数目，是说长度的长短、容量的多少、天上的星辰，都不超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这个数。不过，这只是乾、坤老阴老阳的数。震、坎、艮是少阳之数，少阳之数为七。四乘七得二十八，每爻二十八，一百九十二爻合计五千三百七十六策。巽、离、兑是少阴之数，少阴之数为八。四乘八得三十二，每爻三十二，一百九十二爻合计六千一百四十四策。少阴、少阳的数合计起来，也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总的说来，《易》的数不离七、九、八、六。乾的策数是九，四乘九得三十六；坤的策数是六，四乘六得二十四；震、坎、艮的策数是七，四乘七得二十八；巽、离、兑的策数是八，四乘八得三十二。所以，经过四次营运而成《易》，经过十八次变化而成卦，八卦形成小成。由此推演并扩展，触类旁通而不断增长，天下能够完成的事情就没有遗漏了。它显明道、使德行神妙，因此可以用来与人酬酢，也可以用来辅助神明。把蓍草分成两部分，挂起一根以象征三，按四根一组揲数，把余数归到扐处，总共经过四次营运，然后形成一爻。每一爻揲三次，便是十八次变化，用来形成一卦。从这里推演扩展，八卦的象就可以窥见天地之数；从这里触类旁通、不断推展，一卦可以形成六十四卦。道的奥妙，本源于天；但道由此显明，德行的具体表现，本源于人；德行由此变得神妙。它粗浅的一面可以帮助共同解除民众的忧患，所以可以用来与人酬酢；它精微的一面可以赞助化育，所以可以用来辅助神明。孔子说：“知道变化之道的人，大概就知道神明所做的事了吧？” 大到天地，小到万物，全都被包容在造化之道中，并随着它推移变化。然而，变化难道能够自行运转吗？是有神明使它运行变化的。所以，知道变化之道的人，大概就知道神明所做的事了吧？所谓变，是从无中产生有；所谓化，是从有归于无。日月的往来，寒暑的交替运行，雷霆的震动轰鸣，风雨的散布滋润，直到山岳鼎立、江河流注、草木荣枯、虫鱼出没，无不属于变化之道，都有东西作为它的枢纽和发动机关。然而，变不能自己变，是有神明使它变化；化不能自己化，是有神明使它化成。所以，知道变化之道的人，似乎能够窥测其中的奥妙；但也只是能够知道神明所做的事情罢了。至于阴阳深不可测的变化，这又不是知道变化之道的人所能知道的了。《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用言语的崇尚卦辞，用行动的崇尚卦变，制作器物的崇尚卦象，用于卜筮的崇尚占断。《易》是无形的圣人，圣人则是有形的《易》。所以说《易》就是圣人的道可以，指着圣人来论说《易》也可以。因此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用来指示事物趋向的，是《易》的卦辞；用言语来崇尚它，言语就没有不恰当的。随时变化并裁断事物的，是《易》的卦变；用行动来崇尚它，行动就没有不合时宜的。象征事物各自适宜情状的，是《易》的卦象；制作器物时取法卦象，就可以充分发挥制作万物的智慧。穷极数理而知未来的，是《易》的占断；卜筮时崇尚它，就可以穷尽预知未来的神妙。人能够用言语崇尚卦辞，用行动崇尚卦变，制作器物崇尚卦象，卜筮崇尚占断，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舜，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禹。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得到了圣人的道。因此，君子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时，就向《易》询问，并以卦辞来决断。它接受询问、传达命令，就像回声应声一样；无论远近、幽深，都能于是知道将要来的事物。若不是天下最精微的道理，谁能做到这样呢？世上的君子将要有所作为、建立功业，将要有所行动、得到任用并安抚世人，难道可以不以言语向天下传播、向四方传达吗？所以百姓跟随它，快得如同驿站传递命令，简直像回声应声一样。由于圣人的言语，不因远近而有所间隔，也不因幽深而无法测知，凡是将来要来触及我的事物，近的在眉睫之间，远的在八荒之外，没有不知道的。如果不是穷尽《易》的精微，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呢？参合交错以产生变化，错综安排其数；贯通它的变化，于是成就天地的文理；穷极它的数，于是确定天下的卦象。若不是天下最重大的变化，谁能做到这样呢？“参伍”，是参合天地之数、使之列成行伍的意思。一与六同宗，二与七同朋，三与八成为朋友，四与九同道，五与十相守。这是参合天地之数而形成行伍，所以能产生变化。把天一交错于地数，就生水；把地二交错于天数，就生火；以至于天三交错于地数而生木，地四交错于天数而生金。这些叫作“错其数”。老阳的数总归为九，老阴的数总归为六，少阴的数总归为八，少阳的数总归为七。这些叫作“综其数”。人能够参合天地之数来贯通其变化，那么水、火、金、木纵横交织于天地之间，形成天地的文理，就能使它们成就而没有亏缺。人能够错综天地之数而穷极其数，那么老阳、老阴、少阳、少阴就显现天地的变化，用来确定天下的卦象，就能确定而没有疑惑。若不是穷尽《易》最重大的变化，谁能做到这样呢？

译《易》没有思虑，也没有作为；寂静地不动，一有所感应，便能通达天下的一切事理。若不是天下最神妙的道，谁能做到这样呢？最精微的事物尚且有所思虑，只有《易》本来没有所思；最重大的变化尚且有所作为，只有《易》本来没有所为。没有思虑、没有作为，就像镜子一样，形体一到便有所反映；又像山谷一样，声音一到便有所回应。没有思虑、没有作为，寂静地不动，一有所感应便通达天下的事理，这就是达到天下最神妙境界的原因。《易》是圣人用来穷极深奥、研察事物几微的。因为深，所以能够通达天下人的心志；因为几微，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因为神妙，所以不用急迫却能迅速，不必行动却能到达。所谓深，是道理的奥妙。能够穷极深奥，那么天下人的心志难道还有不能通达的吗？所谓几，是事情的微妙之处。能够研察几微，那么天下的事务难道还有不能成就的吗？深之所以能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是因为穷尽了道理的奥妙；天下人的好恶、取舍、从违、去就，用道理加以衡量，没有不由一个根本道理贯穿而没有遗漏的。几之所以能成就天下的事务，是因为察知事情的微妙；天下的得失、利害、成败、存亡，在细微之处加以谋划，没有不预先作出安排而没有废弃的。然而，深有待于穷极，不穷极就不能达到最深处；几有待于研察，不研察就不能穷尽精微。所以说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成就天下的事务，还可以指明方向来说明。至于神妙，则是不急迫却迅速，并不是先急迫然后才迅速；一有所感应便通达，难道不正是因为寂然不动吗？不行动却能到达，并不是先行动然后才到达；难道不正是因为寂然不动吗？孔子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说的就是这个。” 从最精微、最重大的变化达到最神妙，从“唯深”“唯几”达到“唯神”，它们的根源都在于：用言语的崇尚卦辞，用行动的崇尚卦变，制作器物的崇尚卦象，用于卜筮的崇尚占断。《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君子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都可以由此达到圣人的道，所以最后用这句话作结。孔子说：“《易》是做什么的呢？《易》是开启万物、成就事务，包容天下一切道理的，不过如此而已。” 这就像尧帝命令羲和观测日月星辰，推演这些来敬慎地授予百姓时令；像武王访问箕子，由箕子陈述《洪范》、建立九畴，推演这些来帮助百姓协调居处。万物所听从的是命，命就是这些；万物所遵循的是道，道就是这些。那么《易》究竟做什么呢？它从未在其中多添或减少什么，也从未在其中损益什么。《易》开启万物，是顺着万物自身生成的数，因势而为之开启；比如万物出于震、相见于离、在兑表达喜悦、在坎劳作，使它们流通而没有阻塞，大概就是这样吧？《易》成就事务，是顺着事务自身形成的数，因势而为之成就；比如由履卦制定礼，由豫卦制作乐，由贲卦彰明政事，由临卦设立教化，使事务有条理而没有坠废，大概就是这样吧？开启万物，就使万物都得到自己的本性；成就事务，就使万物都有成功。凡是道存在于范围之中的，没有不被它包容而没有遗漏的；这大概就是《易》运用数，却不受数役使的原因吧？所以，圣人借此通达天下人的心志，确定天下的事业，决断天下的疑惑。只有天地之数能够开启万物，所以圣人运用它，其深奥足以通达天下人的心志。只有天地之数能够成就事务，所以圣人运用它，其几微足以确定天下的事业。只有天地之数能够包容天下一切道理，所以圣人运用它，其神妙足以决断天下的疑惑。所以，蓍草的德性圆融而神妙，卦的德性方正而明智。六爻的意义，容易向圣人呈现。圣人借此洗涤心灵，退居隐藏于幽密之处，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深刻啊！天地之数，是用来成就变化、运行鬼神的。大的如日月寒暑，小的如草木昆虫，没有不被它包容的。圣人的意思是说：青黄之色、黼黻之纹，我当然看得见；但能说天下人全都是离娄吗？金石丝竹之声，我当然听得见；但能说天下人全都是师旷吗？如果想让每家每户都明白，并把它形诸言语，那么语言有不能传达的地方；如果想编成宏大的篇章、制定重大的典册，记载在书中，那么书也有不能穷尽的地方。因此创制蓍草、设立卦象，并阐明六爻的意义，这就是把天地之数展示给天下后世。蓍草四十九根，如何分布、如何成卦、如何按四揲数并把余数归于扐，运用计量而变化无穷，这就是圆而神。六十四卦有奇有偶，有大小的不同，有阴阳的区别，吉凶由此确定，这就是方而知。至于六爻，有的前往则吉，是把行动能够建立功业呈示给人；有的前往则凶，是把行动会造成过失呈示给人。它把存亡、忧虞、悔吝等情形杂然呈示给人，使人都能从中获得利益，这就是六爻的意义，通过变易而呈示给人。蓍草四十九根，是推演天地之数。六十四卦，是完备天地之数；三百八十四爻，是贯通天地之数。圣人借此把道理展示给天下人，使人的内心安适，没有一点瑕疵沾染，得到洗涤清除；没有仓促忙乱的劳苦，也没有惊惧逼迫的忧患，退居隐藏于幽密之处，恬淡无为，这才是善于与人共同忧患。难道不是借助蓍、卦、六爻来救济百姓的忧患，并洗涤心灵、退居幽密之处吗？大概起初百姓并不知道多少。圣人为他们制作斗和量器交给他们，那么不必逐一比较龠、合，百姓都知道多少了。百姓不知道轻重，圣人为他们制作权衡交给他们，那么不必逐一比较锱、铢，百姓都知道轻重了。百姓所面对的吉凶，比多少、轻重更为重要。圣人为他们制作蓍、卦和六爻，来帮助百姓行动，使天下人都知道是非、利害、得失和臧否。我又何必劳心经营，因而忧虑这些事情呢？借此洗涤心灵、退居幽密之处，这就是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吧？

译神妙可以知晓未来，智慧可以藏纳往事，谁能做到这样呢？古代那些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伐的人，正是因此明白天道，察知民情，于是兴起神物来为百姓的使用作先导。圣人借此斋戒，使自己的德性神明。古本把“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与“神以知来，知以藏往”连在上文，作为一段。解释者说：屏除思虑而使自身安定，是圣人与百姓共同忧患，却不使自身受到扰乱；察知安危而保存古训，是天下人知道吉凶，并共同获得利益。这样，天下百姓都凭借蓍的神妙来知道未来，可以探寻幽微、索求隐秘，可以钩取深处、招致远方，显现未显现的形状，抽出尚未抽出的头绪。三次揲数便具备一爻，十八次变化便形成一卦，过失差错由此判定，善恶由此显明。这就是“神以知来”，说明蓍可以穷尽天地之数。凭借卦的智慧来藏纳往事，可以鉴察古代的兴衰，可以考察过去的得失。尧舜造成衣裳之治，汤武成就炳虎之文，从明夷卦考察而知道箕子，从既济卦观察而知道高宗，包罗太始，包容太极。这就是“知以藏往”，说明卦可以总括天地之数。能够把这些道理推演到底，就可以通达天下和后世，成为古代那种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伐的人。伏羲最初创作八卦，神农制作耒耜，黄帝迎日推策，尧观测日月星辰制定历法，舜凭借璇玑玉衡来整齐七政，夏禹创作《连山》，成汤创作《归藏》，文王重叠卦爻，武王推演《洪范》，孔子作《十翼》，这些都是在心中觉悟、从本性上领会的。他们的聪，是因为听到了天下人所听不到的；他们的明，是因为看见了天下人所看不见的；他们的睿，是默默认识、心领神会，不必等待教导便能做到；他们的知，是神妙地理解、意会，不必等待学习便能知道。聪明睿知，就能使智慧周遍万物，必然思考用道来救济天下。这就是神武而不杀，使百姓知道敬畏；没有老师和保傅在旁，却如同跟随父母；不用施用甲兵，也不用刑罚，而使人归向君子。这就是圣人帮助百姓行动吗？如今变化的推移、阴阳的运行、七宿的转动、六甲的内在顺行，没有不是天道的。祸福相互依存，利害相互摩擦，进退存亡，吉凶悔吝，没有不是民情的。圣人知道幽明的道理，知道死生的道理，知道鬼神的情状；所谓天道，确实早已明白了。吉事有祥瑞，观察事物的征象可以知道器物，占问事情可以知道未来；所谓民情，圣人确实已经察知，也已经十分熟悉了。可是，为什么只知道进而不知道退，只知道存而不知道亡呢？对消长盈虚昏昧不明的人，又怎么能明白天道呢？安处于危险之中却把灾祸当作利益，乐于走向灭亡；对得失利害昏暗不明的人，又怎么能察知民情呢？圣人为此忧虑，于是兴起神物来为百姓使用，正是为天下后世设置的。蓍是植物，足以揲取天地之数；龟是动物，足以显示天地之象。所以天能够生出它们，却不能使它们兴起；只有圣人使用四十九根蓍草，幽然辅助神明，这才使蓍草兴起；钻龟七十二次并把它放在面前，这才使龟兴起。天下百姓最终不厌倦而乐于有所作为，勤勉不忘而勇于行动，是因为有蓍龟在前面引导他们。圣人深居简出，以利于安身；斋戒来去除不专一的思虑，戒慎来防备不可预测的祸患。使自己的德性神明，其中有别人无法知道其所以然的地方。所以，关闭门户叫作坤，打开门户叫作乾；一闭一开叫作变，往来不穷叫作通；显现出来叫作象，形成形体叫作器；制定出来并加以使用叫作法；有利于出入，百姓都能使用而不可测知的叫作神。太极分判以后，两仪由此开始。所以，关闭门户的坤，能够包容万物而取得阴；打开门户的乾，能够布施生养万物而取得阳。就乾坤一闭一开而言，所以称为变；就乾坤往来不穷而言，所以称为通。乾坤是生成万物的本体，变化则是乾坤生成化育万物的作用。在乾坤覆盖承载、范围包容之内，可以看见的叫作象；可以指出形状的叫作器。有圣人制定它并加以使用，所以叫作法。有利于出入，百姓都能使用而不可测知的，叫作神。所以，《易》有太极，由此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八卦确定吉凶，吉凶产生大业。《易》有所谓太极，是把三者包含为一体，也就是其中。比如建立天道说阴与阳，那么太极就是阴阳之中的中道吗？建立地道说柔与刚，那么太极就是刚柔之中的中道吗？建立人道说仁与义，那么太极就是仁义之中的中道吗？太极把三者包含为一，这就是皇极的中道。因此圣人创作《易》，所谓六爻，就是三极之道；所以三才都得到其中，这正是顺应性命之理。太极分判以后，才产生两仪；在天为阴阳，在地为柔刚，在人为仁义。虽然说是阴阳，却不能把它仅仅指作阴阳；虽然说是柔刚，却不能把它仅仅指作柔刚；虽然说是仁义，却不能把它仅仅指作仁义。只是两仪已经具备，并且有相对待的双方。有了两仪，就有一与六同宗，二与七同朋，三与八同道，四与九相友。保存一，六便包含其中；有二，七便存在；有三，八便显现；有四，九便产生。这七、九、八、六，就是《易》的四象。天一的水得到六而居于北方，在卦为坎；地二的火得到七而居于南方，在卦为离；天三的木得到八而居于东方，在卦为震；

译地四的金得到九而居于西方，在卦为兑。因此，坎的数六减去三还剩三，这三画的乾所以生于西北；离的数七减去三还剩四，这四画的巽所以生于东南；兑的数九减去三还剩六，这六画的坤所以生于西南；震的数八减去三还剩五，这五画的艮所以生于东北。这就是四象产生八卦。八卦具备以后，乾的策数是四乘九得三十六策，坤的策数是四乘六得二十四策，震、坎、艮的策数是四乘七的策数，巽、离、兑的策数是四乘八的策数。道的奥妙由此显现，德行的具体表现由此变得神妙。既可以辅助神明，又可以与人酬酢，吉凶难道还有不能确定的吗？吉凶确定以后，就能知道哪些利益可以兴起，哪些祸害可以除去。伏羲兴起网罟，神农制作耒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治，以及帝王所兴起、完成的事业，用来施行于天下百姓的，无不是以此为根本。所以，法象没有比天地更大的，变通没有比四时更大的，悬挂天象、显明光明没有比日月更大的，崇高没有比富贵更大的；备具万物、使之适用，制作成器物来为天下造福，没有比圣人更大的。探寻幽微、索求隐秘，钩取深处、招致远方，用来确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没有比蓍龟更大的。《易》有太极，由太极下降而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八卦确定吉凶，吉凶产生大业。这就是《易》在世间兴起，圣人在《易》上兴起；也是《易》向天下后世垂示的原因。不过，万物本来都有法象，至于最大的法象，没有比天地更大的；万物本来都有变通，至于最大的变通，没有比四时更大的。水火本来就显明，但悬挂天象、显明光明，只有天上的日月最为巨大。爵位和年齿本来就尊崇高贵，但崇高的极致，只有宝贵的君位和富贵最为巨大。至于备具万物、使之适用，制作成器物供天下使用，使百姓养生防死，向上侍奉父母，向下养育子女，使用起来没有穷尽，这些方面没有比圣人更大的。探寻幽微、索求隐秘，钩取深处、招致远方，确定天下的吉凶，使百姓避开祸害、趋向利益，离开危险、接近安定，为百姓使用作先导，这些方面没有比蓍龟更大的。所以，天生出神异之物，圣人取法于它；天地发生变化，圣人仿效它；天垂示征象，显现吉凶，圣人取法其象；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于它们。天生出神异之物，是指蓍龟能够探寻幽微、索求隐秘，钩取深处、招致远方。圣人取法于它，用来阐明《易》的象数。天地发生变化，是指阴阳的消长盈虚、往来进退。圣人仿效它，创作六十四卦。天垂示征象，是指天上的经纬交错、纵横排列而明白显著的景象。圣人取法其象，创作三百八十四爻。《易》的象数、卦爻，圣人都从心中领会，却一定要参照天地，是因为圣人的心与天地之心相似，爱人的心最初也未曾不同。然而天将下雨，山川必先有云气，何况《易》的兴起，难道没有先到的祥瑞吗？所以圣人一定以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作结，并且再次取法它们；这大概是皇天要使《易》兴起的征兆吧？更何况河图不出现，我们就完了。孔子曾有这样的感叹；关于九洛的事情、政治得到治理而德行完备，庄周也曾有这样的说法。圣人取法它们，是根据时势推测自己的道将要在世间兴起。大体说来，通达于天的是黄河，有龙马背负河图出现，这是圣人的德性向上与天相配，天降下祥瑞；居于地中的，是洛水，有神龟背负洛书出现，这是圣人的德性向下遍及大地，大地呈现祥瑞。圣人取法它们，所以《易》在世间兴起；然后推演象数来为百姓使用，推演卦爻来帮助百姓行动，并把它推行到天下后世。然而世俗儒者却说，伏羲得到河图、洛书后才创作八卦。如果真是这样，就不应当说伏羲最初画出八卦。郑康成沉溺于纬书，于是说河图有九篇、洛书有二篇；孔安国又把河图解释为八卦，把洛书解释为九畴。这些说法都是玷污圣经的。更有甚者，把“天生神物”“天地变化”“天垂象”“河出图”“洛出书”说成四象，这尤其不合经典，学者不可不辨明。《易》中有四象，是用来显示的；系上卦辞，是用来告知的；用吉凶来确定，是用来决断的。《易》从太极分判之后，两仪产生，四象也随之具备；四象排列在四方，又分为五行，于是七、九、八、六之数产生，八卦也由此形成。《易》之所以称为“示”，是说它把道理显示给人。因此圣人辨别万物、端正言辞，又用卦辞来判断，所以有繇辞，又有爻辞；作了彖辞，又作象辞，都是把言辞系联、补续起来。所谓“告”，是说把道理告知人。易有四象，用来向人显示吉凶；至于不得已而设置言辞来告知人，也是告知吉凶。向人显示吉凶、告知吉凶，无非是使人自己去探求。然而仍有人安于危境、把灾祸当作有利、以导致灭亡的事为乐，所以圣人用吉凶来确定它们，如同用一条标准来判定；使人知道吉凶，就像辨别黑白一样容易。因此有“征吉”“贞凶”“贞吉”“征凶”“大吉”“终吉”等说法，也有“有凶”“终凶”等说法。圣人做到这里，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无以复加了。《易》说：“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孔子说：“‘祐’就是帮助。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天理的人；人们所帮助的，是守信的人。履行诚信，思考顺从天理，又以尊崇贤者为重。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 天道中有其规律，只有顺从它、依循它，天才一定会眷顾而不违背；人心中有其情感，只有用诚信来结交人心，人们才一定会归附而来帮助。在《大有》上九看来，我的诚信固然足以感动人；然而贤者是众人所仰望的，怎么可以不凭借自己的诚信来信任贤者呢？我的顺从固然足以感通上天；然而贤者是上天所赐予的，怎么可以不凭借自己的顺从来顺应贤者呢？开始时完全具备诚信、顺从的德行，获得天和人的帮助；最终又推广诚信、顺从的德行，以此尊崇贤者。这样一来，他的谦逊足以感通上天，他的诚意足以感动上天，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由此看来，上天不会无故保佑人，人应当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原因。像《大有》上九这样，才差不多可以获得上天的保佑而没有惭愧。

译孔子说：“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也不能完全表达心意。这样说来，圣人的心意难道就无法看见了吗？”孔子说：“圣人设立卦象来充分表达心意，设置卦来充分显示真实与虚伪，系上言辞来充分表达自己的话，通过变化而使之通达来充分发挥其功用，鼓动它、舞动它来充分体现神妙。” 言语蔓延广大而没有穷尽，不是书册简牍所能承载的；心意幽深而难以测度，不是言语声音所能穷尽的。这样说来，圣人的心意难道就无法看见了吗？这正是设立卦象来充分表达心意的原因。何况用言语告知人，告得越急切，拘泥于言语的人反而越会离开本意；不如设立卦象，把心意显示给人。因此，盲人不知道太阳，询问别人，别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光明像蜡烛。”后来有人摸到钥匙，便把它当作太阳；别人又告诉他说：“太阳的圆形像盆。”后来又有人摸到盘子，便把它当作太阳。把太阳的光明说成像蜡烛，把它的圆形说成像盆，已经是很切近的说明了。为什么拘泥于这些言语而远离本意，竟把钥匙当作太阳，又把盘子当作太阳呢？这就是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圣人对此忧虑，所以树立天来象征乾，树立地来象征坤，以至用雷、水、山来象征震、坎、艮，用风、火、泽来象征巽、离、兑。《易》的一切都是象。所谓象，就是摹拟这些事物。没有一处不是象，是希望人就着卦象来探求其心意，并不是吝惜言语，而是担心天下后世只从言语中寻求，反而远离本意。深奥幽微的道理不容易看见，圣人看见其中的微妙，便设立卦象；这就是卦象能够充分表达心意的原因。变化不容易观察，圣人观察变化而设立卦，所以卦能够充分显示事物的真实与虚伪。事物的真实情状不容易知道，圣人通达其情状而作成言辞，所以系辞能够充分表达圣人的话。这三种，都是圣人创作《易》而寄托在书中的。至于通过变化使它通达，是使百姓能够仰事俯育、养生送死，耕作而有食物，纺织而有衣服，用舟楫渡过河流道路，建造房屋来抵御风雨；这些一天也不能缺少，万世也不能改变，大家都从中获得利益。这难道就是推演卦象和系辞，通过变化使之通达来充分发挥功用吗？所谓鼓动、舞动，是说其中的道理深密而平常，教化难以测度；动静变化，使人改变思虑；德行的威严反复震动人心，德行如风荡漾四方。人们受其影响却没有察觉，运用它却不知道，这些都神妙无比。这难道就是推演卦象和系辞，鼓动、舞动它来充分体现神妙吗？乾坤，大概就是《易》的内蕴吧？乾坤形成排列，《易》便立于其中了。乾坤毁坏，就无法看见《易》；《易》无法看见，乾坤也就几乎要停息了。乾坤，大概就是《易》的门户吧？这是说《易》出入于乾坤之中。乾坤，大概就是《易》的内蕴吧？这是说《易》包含、蓄藏于乾坤之中。因此乾居上而成其位，坤居下而成其位，《易》便立于二者之间。所以乾坤好比人的四肢，《易》好比人的精神。当头部呈圆形、足部呈方形、胸部朝南、背部朝北时，精神便有所凭托而立于其中。若四肢毁坏废弃，精神便会离散而到别处，手足也几乎要停止作用了。乾坤本来不曾毁坏，《易》也不曾无法显现。圣人设置这段言辞，是希望天下后世求《易》的人，应当就着乾坤来探求《易》吧？因此，超越形体之上的称为道，形体之下的称为器；使事物发生变化并加以裁制，称为变；推演而施行，称为通；把它们举用并施加于天下百姓，称为事业。道并不离开形体，只是处在形体之上；器不同于道，是处在形体之下。试以天地来说，阴阳属于形而上的；至于穹隆广大、充塞天地的形态，才属于形而下的吧？离开形体去寻求道，就会落入恍惚而无法形成卦象，这正是老子、庄子所说的道，不是《易》所说的道。《易》论道与器，只是就同一形体分别说其上下而已。然而道虽然不是器，礼、乐、刑、赏却是治理天下的道。礼虽不是玉帛，行礼却不能拘泥于空虚；乐虽不是钟鼓，作乐也不能徒然举行。刑的根本是遏止邪恶，必定要寄托在甲兵上，必定要落实在鞭扑上；赏的根本是表彰善行，必定要用旌旗来显示，必定要铭刻在钟鼎上。因此，形而上的道，必须寄托在器物上才能施行；形而下的器物，得到道的统摄才不会流弊。圣人在心中体悟《易》，在本性上觉悟《易》；论道而不拘泥于无，论器而不陷入有，把微妙与显著一并观察，使有与无归于一致。因此，所谓“化而裁之”，就是明白道与器，到了穷尽之处仍能变化；所谓“推而行之”，就是考察道与器，能够变化而通达；把它们举用并施行于天下百姓，以至于制作网罟、耒耜，制造舟车，创作书契，使天下后世不能没有它们，万世也不能改变。于是推演其中的道与器，举用并施行于天下，世人便把它们称为事业。因此，所谓象，是圣人看见天下深奥幽微的道理，便按照它的形状容貌加以模拟，象征它适宜的事物，所以称为象。圣人看见天下的运动，观察其中的险易与通塞，依此施行典礼，并系上言辞来判断吉凶，所以称为爻。穷尽天下深奥幽微之理，存在于卦中；鼓动天下的运动，存在于辞中。变化并加以裁制，关键在于变；推演而施行，关键在于通；使道理神妙而明白，关键在于人。默默成就它，不用言语却能使人信服，关键在于德行。圣人看见天下深奥幽微之理，所以设立象，是为了把这些道理显示给人。圣人看见天下的运动，所以产生爻，是为了把运动显示给人。然而象固然可以向人显示深奥幽微之理，假如不寄托在卦中，凭什么穷尽天下的道理呢？爻固然可以向人显示运动，假如不寄托在辞中，凭什么鼓动天下的运动呢？所以由象画成卦，由爻作成辞。圣人对于天下，忧虑何其深，考虑何其切啊！然而象与卦、爻与辞，都载在书册上；要变化而裁制它们而不失其中道，必定在于能够通达其变化的人吧？推演而施行，没有穷尽，必定在于能够变化而通达的人吧？使道理神妙而明白，把它传承在心中，关键在于那样的人，如伏羲、神农、尧、舜、文王、周公、孔子就是这样。默默成就它，从道理上领悟；不用言语却能使人信服，关键在于德行，如文王在岐山使《亨》道通达，箕子明白《明夷》而守持贞正，颜子几乎领悟并得到“不远复”的境界，孟子明白仁义而终身未曾谈论《易》，都是这样。《大传》记载后世所传的圣人之言，最后以“使道理神妙而明白，关键在于那样的人；默默成就它，不用言语却能使人信服，关键在于德行”作结，难道是深深忧虑天下后世只拘泥于书册和言语，却不能探求圣人的心意吗？《南轩易说》卷一 《经部，易类，南轩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