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轩易说卷二

译天所产生的物品，食用它可以使精气得到滋养；地所产生的物品，食用它可以使气得到滋养。百姓刚开始生存时，撕裂禽兽，生吞毛血，不只是任意糟蹋天物，也使淫乱的风气日益炽盛。圣人对此忧虑，所以制作耒耜，教人耕种，使地所产的物品用来养气。耒耜的功用之所以取法于《益》，是因为上卦震表示运动，下卦巽表示进入；农人用它深耕、易耨，翻动土地肥力而生长五谷，其功用落实在耒耜上，所以能够获得益处。虽然如此，居住在山里的人以鸟兽为满足，却不知道水中所生之物；居住在水边的人以鱼鳖为满足，却不知道山中所产之物。因此要迁移货物，用自己所有的交换自己没有的。正午设置市场，招致天下百姓，使远近之人可以像车轮辐条一样汇聚来交易；交易完毕各得其所，使出入往来能够相互交接。之所以一定取法于《噬嗑》，是因为《噬嗑》成卦，离在上而震在下；离在上为明，万物都能相互看见，正是设置市场的时候；震在下为动，排除事物之间的隔阂，没有什么不能相合，交易完毕各得其所。神农氏去世后，黄帝、尧、舜相继兴起，通达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厌倦；以神妙的方式加以教化，使百姓感到适宜。《易》道穷尽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大概取法于乾坤。包牺、神农、黄帝、尧、舜都是制作器物来便利天下的人。为什么唯独说到黄帝、尧、舜时才说“通达其变化，使百姓不感到厌倦；神妙地加以教化，使百姓感到适宜”呢？大概伏羲、神农制作网罟教人打猎捕鱼，制作耒耜教人耕作除草，设置市场教人交易。百姓知道饮食后，嗜好欲望就逐渐滋长；百姓有了货财，贪求就更加炽烈。黄帝、尧、舜如果不能通达其中的变化，抢夺欺诈的风俗就会产生，乖戾争斗、凌辱侵犯的变化就会兴起。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百姓吃饱穿暖，安逸居处却没有受到教化。况且从伏羲、神农到黄帝、尧、舜，经历上下数千百年，没有一册简书可以传授，也没有言语可以相互传递。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都是先圣与后圣用心相传的缘故。所以在黄帝、尧、舜的时代，不得不通达事物的变化。只有通达《易》的变化，跟随它的人才不会厌弃它，百姓才不会疲倦；只有以神妙的方式加以教化，人们依循它才不会失误，所以能使百姓感到适宜。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伏羲、神农在前面创立基业，知道万世以后必定会有像黄帝、尧、舜这样得到《易》之道的人，能够在穷尽时变化，在变化后通达，在通达后长久。因此他们的运用和裁量无穷无尽，上下与天地同流而没有边际。所以说“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况且乾以坚定的姿态向人显示平易，坤以顺承的姿态向人显示简约。天地用简易向人显示道理，而天下的人习惯了却不明察，行动了却不观察。于是圣人制作衣裳穿在身上，用来启发天下百姓。因此上衣下垂作为衣服，颜色黑玄而象征道；下衣折叠成裳，颜色浅绛而象征事。所以效法乾坤而制作衣裳，使百姓知道有君臣，知道有父子，知道尊卑贵贱的区别，以至于飞翔、潜藏、活动、草木，以及山川、鬼神，无不各自安守本分，大概就是取法于乾坤吧。剖空木头制作船，削尖木头制作桨。船桨的功用，可以渡过不通的地方，到达远方而使天下得到便利，大概取法于《涣》卦。衣裳下垂，本来是希望远近百姓不必观看就能受到感化。然而河流道路有险阻，就会有不能通行的地方。只有船车的便利兴起以后，凡是日月照耀、霜露降落的地方，无不睁眼看待天下如同一家、中华如同一人。因此剖空木头使其中空，削尖木头使上端锐利。船用来装载物品，桨用来推动船只，到达远方而使天下得到便利；取法于《涣》，是因为《涣》成卦，上为巽、下为坎。《象》说：“利于涉越大川，是因为乘木而有功。”而且“涣”又有涣散、解除的意义。船桨的用途，难道不是解除险难的器具吗？驯服牛，驾驭马，用来牵引重物、到达远方，使天下得到便利，大概取法于《随》卦。重物不是人的力气所能承受的，所以圣人穿通牛鼻，是为了让它牵引重物；路途遥远不是人的力气所能到达的，所以圣人给马络上马首，是为了让它到达远方。牛角能够触伤人，圣人顺着它的本性，使它牵引重物；马蹄能够踢人，圣人顺着它的强健，使它到达远方。都是顺应它们的性情而不违逆，所以行动时感到喜悦，并跟随使用它们的人。因此在卦义上取法于《随》。设置重重门户，敲击梆子来防备暴徒，大概取法于《豫》卦。水路有船桨，陆路有牛马。道路既已畅通，居民便可以凭借它们：走水路的坐着船就能到达，越过陆地的坐着车就能到达，远方的暴徒也可能到来。所以设置重重门户来抵御他们，用来防备暴徒，便使他们不能攻击；敲击梆子来惊动他们，用来防备盗贼，便使他们不能偷窃。然而一定要取法于《豫》，是因为它的卦象中，前面有两个阴爻，彼此相偶，如同重重门户；中间有一个阳爻，表示运动，如同敲击梆子。又有预先防备而能够喜悦的象。截断木头制作杵，挖地制作臼。臼杵的功用，使万民得到救济，大概取法于《小过》卦。心中怀着恐惧，即使嘴里含着美味的肉食，也不知道滋味。现在河流道路险阻，有舟车、牛马代替人的劳苦；暴徒侵犯，有重重门户、敲击梆子作为防备。于是截木制作杵，挖地制作臼，用来除去谷物的糠秕，治理稻粮。粮食颗粒精细，饭食已经准备好，万民因此得到救济，大概就是取法于《小过》吧。《小过》成卦，上卦为震、下卦为艮；同时圣人知道粮食来之艰难，又制作杵臼来加工五谷，这就是“小过”吗？弯曲木头制作弓，削尖木头制作箭。弓箭的功用，用来威慑天下，大概取法于《睽》卦。外有门户和梆子防备暴徒，内有杵臼加工粮食；如果没有威慑不守正道的人，即使有险阻也不能守卫，即使有粮食也不能安然食用。因此弓箭的功用不可缓慢。弯木制作弓，削木制作箭，圣人并不是要取其攻伐夺取的作用，而是要用它威慑天下最不守正道的人，使强横顽固者改变心意，使奸邪者改变想法，让他们有所畏惧。大概取法于《睽》，是因为《睽》卦中火向上运动，泽向下运动；事情虽然不同，却彼此需要而发挥作用。不只是远方乖离的百姓必须等待弓箭来威慑，也有取法于《睽》义的一面。后世有六弓的制度、竹箭的功用，大概就是把其中的技巧发挥到极致吧？上古时代，人们居住在洞穴中，露宿在旷野；后世圣人改为建造宫室，上面架栋，下面覆盖屋檐，用来抵御风雨，大概取法于《大壮》卦。

译冬天住在洞穴中来躲避寒冷，夏天住在旷野中来逃避暑热。在那个时候，人们像野鸭和大雁一样居处无定，是因为外面有侵扰袭击的忧患。现在有弓箭来威慑不守正道者，然后才可以营造宫室。栋架在上面，有所承托；屋檐在下面，有所覆盖。震动的风雷和雨水，都依赖它来遮蔽，因此称为壮，也就很大了。大概《大壮》成卦，上面两个阴爻有风雨之象，下面四个阳爻有栋宇之象。开始时只是取其强壮，并不是取法宫室的华美、丹漆柱子和雕刻椽子。古代埋葬死者，只用柴薪厚厚包裹尸体，埋在野外，不起坟、不植树，丧期也没有定数。后世圣人改用棺椁，大概取法于《大过》卦。活着时住在大厦中遮蔽身体，死后却丢弃在野外，这是不可以的；活着时住在深邃的房屋中，死后却任苍蝇蚊虫啃食，也是不可以的。不起坟、不植树，就无法辨认墓地；丧期没有定数，就无法节制哀痛。圣人于是改用棺椁。因此棺包围尸身，椁包围棺材。棺椁制度兴起后，便起坟、植树，不忘记墓地；丧期有定数，不忘记丧时。一定取法于《大过》，是因为《大过》成卦，两个阴爻环绕四方，有棺椁的象。况且君子不会因为天下而薄待自己的亲人，在这件事上有所过度，也没有害处。上古时代结绳来治理事务，后世圣人改用书契。百官凭它治理，万民凭它明察，大概取法于《夬》卦。门户和梆子的制度，足以防备百姓受到侵扰；弓箭的功用，足以威慑百姓不守正道。这些都是小人的过恶，显然容易看见，可以据此治理。至于事情的真伪、是非、有无、虚实，都包藏在内部，有不可测知之处。因此圣人制定书契。书用来记载长久之事并使远处明白，契用来结成信用并止息争讼。百官的事务虽然烦杂，却可以凭此治理；百姓的情状虽然隐微，却可以凭此察知。这是决然除去小人，使其在其中无处容身、不能放纵。因此一定取法于《夬》，大概是因为《夬》意味着决去小人，使君子之道得以增长吧。因此，《易》就是象。所谓象，就是摹拟。彖，就是统摄卦义的材料。爻，就是仿效天下运动的东西。因此，吉凶产生，悔吝也随之显著。《易》就是道。所谓道，臣不能把它全部告诉君，父不能把它全部告诉子，因为它无法直接告知于人，所以用象来摹拟它，这正是为了充分表达它的心意。因此《易》就是象，是说没有一处不是象。称为象，正是用它来象征这些道理并告知人吗？且以八卦来说，近处取法自身，以乾象征头，以坤象征腹；又远处取法万物，以乾象征马，以坤象征牛。由此推演伸展，触类旁通，没有一处不是象。至于彖，是总论卦义，如同树木有材料；有时以一爻所在的位置为主，有时说明上下二体彼此相应，其始终本末兼备，聪明的人思考到这里，就已经领会大半了。至于爻，则穷尽顺应时势的变化，用来仿效天下的运动；有时以阳居阴位，有时以阴居阳位，有时守正而吉、出行而凶，有时出行而吉、守正而凶。它周流于六虚之中，不能固定为常规。君子行动时应当观察它的变化。虽然如此，《易》还是象；所谓象，就是摹拟这些事物。称为彖，只是说它是卦象的材料；称为爻，只是说它是卦象的变化。至于吉凶，就是悔吝的显著表现。因此悔含有改过之意；至于吉，就是悔的显著表现。吝含有文饰过错之意；至于凶，就是吝的显著表现。因此悔吝是小的瑕疵，吉凶则说的是得失。至于吉凶，是悔吝显著到无法掩盖的程度。阳卦多阴爻，阴卦多阳爻，原因是什么？阳卦为奇数，阴卦为偶数；它们的德行和作用又是什么？阳卦是一位君主、两位臣民，是君子之道；阴卦是两位君主、一位臣民，是小人之道。震、坎、艮都是阳卦，但卦画都只有一个阳爻、两个阴爻；巽、离、兑都是阴卦，但卦画都只有一个阴爻、两个阳爻。这是因为什么呢？三阳卦都凭借乾的一体而形成，所以数为奇数，以大而为奇的阳爻作主；三阴卦都凭借坤的一体而形成，所以数为偶数，以小而为偶的阴爻作主。根据它们所得的德性、所施行的作用来说，阳卦是一君二民，是因为大的应当在上；阴卦是二君一民，是因为小的应当在下。大的在上，所以能够使阳进而抑制阴，使君子增长而使小人处于卑下，因此是君子之道。小的在下，阴便进逼阳而阳退避听从，小人乘时逐利而君子退伏，因此是小人之道。《易》说：“心意纷乱地往来，朋友都顺从你的思虑。”孔子说：“天下有什么可思、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天下归宿相同而道路不同，目标一致而思虑有百种。天下有什么可思、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太阳西去，月亮东来；月亮西去，太阳东来，日月相互推移，光明便产生了。寒气退去，暑气到来；暑气退去，寒气到来，寒暑相互推移，一年便形成了。离去的是屈，来到的是伸；屈伸相互感应，利益便产生了。尺蠖弯曲身体，是为了求得伸展；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存自身；精研义理而进入神妙，是为了达到实用；发挥功用而安定自身，是为了增崇德行。超过这一层再往前，即使是圣人，也未必能够知道。穷尽神妙、知晓变化，是德行的盛大境界。” 所谓思，是探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所谓虑，是防备自己厌恶的东西。有所欲求而思，有所厌恶而虑，都是因为心中有妄念。这就是《咸》九四在两个阳刚之间心意纷乱，带着求取之心往来。朋友顺从你的思虑，是因为有所系恋和忧虑，不能无心地等待事物；又怎么知道天下本来归宿相同呢？人却自行走上不同道路；本来目标一致，人却自行产生百般思虑。所以日月通过往来而产生光明，寒暑通过往来而形成一年，尺蠖通过屈曲而达到伸展，龙蛇通过蛰伏而保存自身。因此天地的运行，日月寒暑的变化，任凭气机自然运转，起初并没有思虑；万物的道理，尺蠖龙蛇的行动，顺从形体的自然，起初也没有思虑。由此通达这个道理，所以精研义理而进入神妙，以达到实用，这是能够使自己有所作为；发挥功用而安定自身，以增崇德行，这是并不强求一定要发挥作用。开始时精研义理而进入神妙，是为了达到自身的功用；后来发挥功用，就容易被“作用”所迷惑，急切地追求功用。于是安定自身以增崇德行，这才得到万物同归、道理一致之理，明白什么是无所思、无所虑。虽然如此，这只是可以称说的功用。因此日月寒暑，是在运行这种道理；尺蠖龙蛇，是在依循这种道理；精研义理而进入神妙以达到实用，是造诣这种道理并达到自得；发挥功用而安定自身以增崇德行，是觉悟这种道理并达到高明。

译所以超过这一层再往前，即使圣人亲自去做，也不敢说自己知道。所谓“未之或知”，就像《尚书》所说的“我不敢说知道”。正是因此，才能穷尽神妙、知晓变化，达到德行盛大的境界。《易》说：“困在石头上，倚靠在蒺藜上，进入自己的宫室，却见不到妻子，凶。”孔子说：“不是应该困顿的地方却在那里困顿，名声一定受辱；不是应该依靠的东西却在那里依靠，身体一定危险。既危险又受辱，死亡的日期将要到了，妻子哪里还能见到呢？” 人不免遭遇困境，关键在于处困是否合乎道。身处困境而不失其亨通之道，才是君子。《困》六三与上六相应，但上六无情无动，屹立不动，类似石头；六三处在九二之上，而九二已经受伤，类似蒺藜。六三与上六有应，本想借此求取名声，如今却困在石头上，这是在不该困的地方困顿，名声一定受辱。六三又依托于下方，本想借此安身，如今却倚靠在蒺藜上，这是在不该依靠的地方依靠，身体一定危险。在困境之时，名声受辱、身体危险，已有死亡的道理；这个人不能施行正道，即使是主持馈食的妻子，也尚且不能见到，当然是凶。《易》说：“公在高墙之上用箭射隼，捕获它，没有什么不利。”孔子说：“隼，是禽鸟；弓箭，是器具；射隼的人，是人。君子把器具藏在身上，等待时机而行动，有什么不利呢？行动而不受阻碍，所以一出去就有收获。”这句话说的是器具已经制成，然后才行动。《解》六三，是贪婪残暴的小人，却贸然处在高位，有隼停在高墙之上的象。上六已经把器具准备好，又乘着可以行动的时机，所以发挥刚强坚毅的力量，诛除强横顽固者，如同摧枯拉朽；行动而不受阻碍，一出手便有收获，用来解除其悖逆乖戾的心，也是因为器具已经制成而后行动。孔子说：“小人不以不仁为耻，不畏惧不义；看不见利益就不肯奋勉，没有威势就不受惩戒。小的惩罚能够带来大的警戒，这是小人的福分。”《易》说：“脚上戴着刑具，遮没脚趾，没有灾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仁义，是用来要求君子的。小人不把不仁当作可耻，不把不义当作可怕。既然不能用仁义要求他，所以不是利益就不能使他奋勉，不是威势就不能使他受惩戒。人不知道义，只看见利益，假如不早些加以惩治，最终就会发展到无父无君，其祸患将无法尽言。这就是《噬嗑》初九在过错尚小时加以制止，以刑具套住脚、遮没脚趾，使他不能前行，正是小的惩罚而大的警戒。使小人知道有所忌惮，不敢放纵暴戾，这正是小人的福分。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成就名声；恶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毁灭自身。小人认为小的善行没有益处，所以不去做；认为小的恶行没有伤害，所以不除去。因此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罪过大到无法解脱。《易》说：“头上戴着刑具，遮没耳朵，凶。” 对于善和恶，都可以说“积累起来”。积累善行固然值得追求，但不积累，也还没有达到成就名声的程度；恶行固然可憎，但不积累，也还没有达到毁灭自身的程度。可是小人认为小的善行不足以成就名声，便不去做；认为小的恶行不足以毁灭自身，便不去除，最终就会恶行积累而无法掩盖，罪过深重而无法解脱。到了《噬嗑》上九所说的“头上戴着刑具，遮没耳朵，凶”，由此看来，初九所说“脚上戴刑具，遮没脚趾，使他不能前行”，难道不是小人的福分吗？孔子说：“处于危险状态，是因为安于自己的地位；走向灭亡，是因为只保守已经存在的东西；发生混乱，是因为自以为已经有了治理。因此君子在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在存在时不忘记灭亡，在治理时不忘记混乱，所以自身能够安定，国家也可以保全。”《易》说：“它将要灭亡，它将要灭亡，像系在丛生桑树上一样牢固。”《否》九五说：“使天下的闭塞得到休止，而天下已经趋向通达的时候。”然而古代的君主，处在《解》卦时必定思考早日获得吉祥，处在《既济》时必定思考预先防备。因此人们都喜欢安定，就应当在安定时不忘记危险；人们都知道自己处于存续状态，就应当在存续时不忘记灭亡；人们都习惯于治理，就应当在治理时不忘记混乱。这样自身才能安定，国家才能保全。所以说：“它将要灭亡，它将要灭亡，像系在丛生桑树上一样牢固。”审慎地接受将要灭亡的警戒，并把自身系在丛生桑树上，根本就会牢固而不可动摇。孔子说：“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见识短小而谋划宏大，力量微薄而承担重大责任，很少有不遭受祸害的。”《易》说：“鼎折断了足，倾覆了公爵的食物，鼎身沾污，凶。”这是说不能胜任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古代的人，在君主将要任用他的时候，一定先自己估量才力是否能够胜任，然后才接受君主的托付；这样才差不多能做到对上不辜负国家，对下不辜负百姓。《鼎》卦九四，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见识狭小而谋划宏大，力量微薄而承担重大责任，就像鼎折断了足，鼎身倾覆流出油汗一样，是凶险的。这大概是因为不能自己估量才力是否足以胜任所承担的职务吧？孔子说：“颜回大概接近于知几吧？君子同上位者交往不谄媚，同下位者交往不轻慢，他大概懂得几了吧？几，是事物开始发动时极其细微的征兆，是吉祥将要显现的先兆。君子看见几就行动，不等到一天结束。《易》说：‘像石头一样坚定，不等到一天结束，守正则吉。’坚定得像石头一样，哪里还需要等一整天？事情的决断可以看出来了。君子能够知微，也能够知显；能够知柔，也能够知刚，是万人所仰望的人。” 《豫》卦六二，当天下都处在喜悦安乐的时候，人们都乐于同外物交往而以此为快乐，唯独六二坚定如石。在这种时候，它向上同九五交往，却不谄媚；向下同初六交往，也不轻慢亵渎。它坚定如石，心中的方寸之地深沉宁静，外物到来便能辨明名称，事情发生便能作出决断，哪里还需要等一整天？事情的决断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所以，它处在事情尚微之时就能知道显著的结果，处在柔弱之位却能知道刚强的道理，难怪天下百姓都仰望它，把它作为标准。孔子说：“颜回大概接近于几了吧？有了不善的念头，从未不知道；知道了以后，从未再去实行。”《易》说：“回转得不远，就不会留下大的悔恨，大吉。” 复贵在及时。颜回有了不善的念头，从未不知道；知道以后，从未再去实行。当不善刚萌发于心、形成于思虑时，他就改正过错而不去实行，这接近于《复》卦初九，所以没有大的悔恨。天地之气交互氤氲，万物由此化育而醇厚；男女交合精气，万物由此化生。《易》说：“三个人同行，就会减少一个人；一个人独行，就会得到他的朋友。”这是说要达到专一。孔子说：“君子先使自身安定，然后才行动；先使内心平易，然后才说话；先确定交往关系，然后才有所求。君子修养这三点，所以能够周全。心存危险而行动，百姓就不会同你合作；心怀恐惧而说话，百姓就不会响应；没有确定交往关系就有所求，百姓也不会同你合作。没有人同你合作，伤害你的人就会到来。”《易》说：“没有人来助益他，反而有人攻击他；立定的心志不能恒久，凶。”

译天下的道理，只有专一的人才能得到它的要领。用心不分散，才能凝聚精神。如果怀着二三其心、狐疑不定的志向，又怎么能竭尽诚意而进于德呢？《损》卦六三所说的“三人同行就减少一个人，一个人独行就得到朋友”，是能够达到专一。《益》卦上九所说的“没有人助益他，反而有人攻击他；立定的心志不能恒久，凶”，是不能达到专一。我私下观察天地之气氤氲、万物化育醇厚，这是阴阳二气达到专一的结果；男女交合精气、万物化生，这是六子达到专一的结果。自身不安定，存在于自己的东西尚未确定，谁还能成为别人的依靠呢？所以应当先安定自身再行动。内心不平易，是非毁誉都积存在胸中，同它们交战，能不恐惧吗？所以应当先平易内心再说话。交往关系不确定，彼此的好恶和崇尚不同，感情不能沟通，谁肯响应呢？所以应当先确定交往关系再有所求。《益》卦上九说“立定的心志不能恒久”，是不能完全做到这些，所以导致凶险。邵子说：“氤气彼此相因，緼气彼此相温；相因而结合，相温而和谐，这就是万物的化育。只是醇厚罢了，醇厚就是它的气。这就是所谓精神产生于道。男女交合精气，万物化生，那么生育的就是精。” 道由分散而归于一，由一推至万，万物都出自一。人要达到专一，就是顺从性命的道理，不用虚妄改变真实，以恢复自己的本性罢了。这就是《损》卦六三所说的达到专一。孔子说：“乾、坤，难道就是《易》的门户吗？乾是阳类的事物，坤是阴类的事物。阴阳合其德，刚柔形成具体形体，用来体现天地的造化，贯通神明的德性。它们所命的名称虽然纷杂，却没有越出道理。考察它们所属的类别，难道是衰世的思想吗？” 《易》寄寓在乾坤之中，从乾坤可以看见《易》，所以乾坤就是《易》的门户。就是说，《易》的道理，是出入于乾坤两者之间的吗？以卦来说，乾的三个奇爻是阳类的事物，坤的三个偶爻是阴类的事物。三个奇爻和三个偶爻交互取象而成六子卦，再通过互体、卦变，积累成为六十四卦，这就是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四时交替运行、五行依次运行，都是天地的造化。圣人作《易》，所以能够体现天地的造化，如《损》《益》的盈亏、《剥》《复》的进退，难道不是体现天地造化吗？阴阳的造化、刚柔的消长，都是神明的德性。圣人作《易》，所以能够贯通神明的德性，如知道死生的道理、知道幽明的原因，难道不是贯通神明的德性吗？因此，三种《易》的名称，有的称《归藏》，从坤开始；有的称《连山》，从艮开始；有的称《周易》，从乾坤开始。这三种书的名称虽然说是纷杂的，但它们的卦画都为六画，卦都为八卦，起初从未越出道理。然而考察它们所属的时代，夏称《连山》，商称《归藏》，周称《周易》，难道都是世道衰微、道统衰落的时期吗？” 《易》彰明过去，察知未来，使隐微显现，使幽深明白；开启事理而使名称恰当，辨别事物而使言语正确，作出断语，于是就完备了。谈《易》的神妙，就说它彰明过去、察知未来；谈《易》的道理，就说它使隐微显现、使幽深明白。过去和未来是从时间上说的，有时过去、有时未来，因为没有固定规律，人不能知道；只有《易》的神妙，能使过去彰明，使未来可察。微和幽是从道理上说的，有时微妙、有时幽深，人不能察知；只有《易》的道理，能使微妙显现，使幽深阐明。《易》的神妙和道理，假如不是由乾坤开启并确定名称、辨别事物并端正言语、作出断辞，那么《易》的道理怎么能完备而无穷呢？所以乾是阳类事物，数为奇；坤是阴类事物，数为偶。先以阳奇、阴偶显示出来，然后依据乾的刚健命名为乾，依据坤的柔顺命名为坤，推至六子和六十四卦。名称一旦恰当，刚柔各种事物即使相互杂处，也自然能够辨别。说明天下最为深奥的事物，就形成卦象；说明天下最为变动的事物，就形成爻。至于吉凶，是说得失；悔吝，是说小的过失，这都是使言语正确。言语既然正确，辞所指向的事情也就自然能够作出断定。它所命的名称虽小，所取的类别却广大；它的防范深远，文辞文雅；言语曲折却切中事理，所说的事情铺陈显著却寓意隐微；借助事物的两端来成就百姓的行为，以说明得失所受的报应。卦名只是叫作《睽》，但天地间同与异的事情都包含在其中，男女之间同类的事情也包含在其中。卦名只是叫作《恒》，但日月长久照耀、四时长久运行的道理都包含在其中。这就是所命名称虽小而取类广大。《利用安身》《穷神知化》，是九四爻辞中深远的意义；它的文辞却只说：“心意纷纷地往来，朋友都依从你的思虑罢了。”天地之气氤氲而化育醇厚、男女交合精气，《损》卦六三的意义十分深远；它的文辞却只说：“三个人同行就减少一个人，一个人独行就得到朋友罢了。”这就是它的防范深远而文辞文雅。在《同人》卦中，从未直接说“同”，所说的是区分族类、辨别事物以及军队相互克制的事情。它的言语虽然曲折，却切中了崇尚同道这一点，避免了《大过》的弊病。在《鼎》卦中，所记载的是用木生火、烹饪食物的事情，事情铺陈得很明显，容易看见；然而其中所寓含的，都是养贤、享祭上帝以及革故取新的道理，隐含在这些事情之间。因此，百姓虽然安于危险，反而以祸患为利，以走向灭亡为乐。更严重的是，有知识的人疑惑而不能施展谋略，有力量的人疑惑而不能施展勇力。圣人作《易》，就是借助百姓的疑惑来成就百姓的行为，借此说明得失的报应。《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作《易》的人，大概有忧患意识吧？所以《履》是德行的根基，《谦》是德行的把柄，《复》是德行的根本，《恒》是德行的稳固，《损》是德行的修养，《益》是德行的充裕，《困》是辨别德行的处境，《井》是德行所立的根基，《巽》是德行的权变。履，和顺而达到中正；谦，尊贵而有光辉；复，虽小却能辨别外物；恒，处于纷杂环境而不厌倦；损，开始艰难而后来容易；益，使德行增长充裕而不出于有意造作；困，身处困穷而道理通达；井，安居其位而能施及他人；巽，合宜而隐微。《履》用来调和行为，《谦》用来节制礼，《复》用来自我认识，《恒》用来专一德行，《损》用来远离祸害，《益》用来兴起利益，《困》用来减少怨尤，《井》用来辨明义，《巽》用来施行权变。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的时候，上下几千百年，百姓淳朴，事务简单，三画已经足以周遍天地的情状，八卦已经足以穷尽事物的变化。当时《易》即使没有兴盛，也不至于灭亡。到了周文王处于商受统治的时候，他具有君主的大德，内在文明而外表柔顺，仰望大道却还未能看见，于是把伏羲的一卦重叠为八卦，把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把一爻增为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这就是《易》在中古时期兴起的原因。

译然而六十四卦都能成就百姓的行为，使百姓摆脱忧患；这里只特别取九卦来说明，是因为一个人涉历世路，从《履》开始到《巽》结束，就差不多可以免除人道上的祸患。这就是《履》反复说到的原因，所以君子要做到不是礼制规定的事就不去践履。想要崇高自己的德行，必定要从礼开始，所以《履》是德行的根基。《谦》处在后面却使别人走在自己前面，君子能够有好的结局，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所以说《谦》是德行的把柄。人能够复归而返回根本，就不会追逐末节，所以说《复》是德行的根本。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从事巫医之业；所以有恒才能使德行稳固而不可动摇。损去那些损害德行的东西，德行从此就得到修养。益是每天增加而不断进步，所以宽裕有余。处在困穷之时，不必等待言语说明，德行自然会显现出来。经历风雨以后，才知道鸡一直鸣叫；到了岁寒以后，才知道松柏最后凋零。积累德行就像井一样，内不失去自己，外不失去他人，而且始终不改变，这就是德行的根基。《巽》用来施行权变，以巽为本，是说不固执于一节而能辨别曲直；巽为风，是说来去不知从何而来。德行达到巽的境界，就能通达权变，处理事情而不拘泥于一方，好像工匠制作器物一样。孔子论《乾》卦九三说：“知道所要达到的地方，并努力达到它，就可以同他谈论几了。” 这是说九三不中，能够知道中正是可以达到的地方，这就是知几。所以中正是可以达到的境地；不到中正，不算达到；超过中正，也不算达到。依礼而行动，既能同人共同实行大同之道，又能做到不失于中正。所以说《履》是和顺而达到中正。《谦》的彖辞说：“谦尊而光。”这里又说到它，是说尊贵的人知道谦下，就能汇合天下众多的善，善因此成为君子的光辉。人知道复归贵在及时，在念头刚从心中发出、刚在思虑中萌发时，就像颜子那样能够不远而复，这就是在微小处能够辨别外物。至于外物同外物相互交接，就只是被外物牵引罢了。洁白而容易被污染，不如经过染黑却不变黑；刚硬而容易折断，不如磨炼而不受损。所以有恒久德行的人，处在纷杂之中而不厌倦，这样才能显现其道的长久。去除损害自身的东西，克制愤怒、抑制欲望，这是困难的。等到已经损毁自身而远离祸害，就容易了。天下的益处，如果有意去做，便出于人为造作，所以说是有所造作。君主增益天下，天地增益万物，使它们增长、充裕，都贵在不出于刻意造作，顺其自然就可以了。处在困境而能够通达，这正是君子的特点。所以经文说：“处于困穷而不失去自己通达的处所，大概只有君子吧！”因此，困厄祸患、别人不了解我、君主不任用我，这种困境本来就应当使人穷困。然而君子安于天命而完成自己的志向，他的道始终通达，这就是处在困境而不失去自己通达的处所。能够保存自身，然后才可以推及他人。《井》安居其位，就是保存自身；往来的人都到井边取水，施及他人，就是迁移而及于他人。凡是只为他人的人，必然会失去自己；只为自己的人，必然会失去他人。只有《井》既安居其位又能施及他人，才能使自身和外物两者都得到保存。有智慧的名声，智慧也有困穷的时候；有勇力的名声，勇力也有竭尽的时候。只是不了解巽的道理：时势有时文雅、有时质朴，事情有时宽缓、有时严猛，都要合乎适宜。大概是追求它的外在踪迹却不可见，这就是所谓“巽称而隐”吧。人的行为，有时太过，有时不及；有时偏向为他人，有时偏向为自己，不能得到适当节度的情况很多。只有《履》能够调和人的行为，使仁不流于姑息，义不流于刻薄剥削，信不至于失去自己，智不至于穿凿附会。这就是《履》能够调和行为。《谦》的象辞说：“称量万物而公平施予。”传解释《谦》时，又以轻视自己为戒。所以君子的谦，并不是喜欢处在人下。德行说的是盛大，礼说的是恭敬；用谦来节制礼，却从未超过限度。有了不善，从未不知道；知道以后，从未再去实行。这难道不是自我认识吗？这不是因为他人而知道，而是在心中觉悟、在本性上觉察。所以说：“《复》用来实现自我认识。”德行专一，行动没有不吉利的；德行二三其意，行动没有不凶险的。《恒》的君子，平素处于富贵就按照富贵的方式行事，平素处于贫贱就按照贫贱的方式行事；他的德行如天地的正固，像日月正大光明一样，始终如一，所以说“《恒》用来专一德行”。九卦所论述的，都是修养自身、实行德行的事情。《损》用来远离祸害，《益》用来兴起利益，并不是说去除天下的祸害、兴起天下的利益，而是远离损害自己的东西，例如克制愤怒、抑制欲望；兴起有利于自己的东西，例如迁移到善、改正过错。“远害”的“远”，如同远离奸佞之人的“远”；“兴利”的“兴”，如同“兴于诗”的“兴”。处在困境而怨尤，是不能乐天知命的人。然而人都有感情，能够减少自己的怨尤，也值得珍贵。想知道义，观察《井》就明白了。这就是《井》用来辨明义；九卦中只有《井》的象最为明显，所以用来阐明义。人的出仕和退处、进退、取舍、辞受，都可以借《井》来说明。所以内能保存自己，外不隔绝万物，才是义。孔子说：“可以同他一起学习，却不能同他一起趋向大道；可以同他一起趋向大道，却不能同他一起立身；可以同他一起立身，却不能同他一起权变。”这种权变不容易达到。到了以巽来施行权变的境界，人道上的祸患就没有什么能够触及他了。所以最后用这一卦来结束。《易》这部书，不能离得太远。它所体现的道，屡屡迁变；变动而不固定，周遍流转于六个虚位之间，上下没有常定，刚柔相互变易，不能制定固定的典则，只随着变化所适应的情况而行。它的卦爻辞出入于外内，按照法度，使人知道戒惧；又使人明白忧患以及忧患的缘由，好像没有师保，却面对着父母一样。开始先依据它的文辞来推求其方向，既然有典常可循；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也不会自行运行。《易》这部书用来承载道，因为承载道，所以不能离得太远。平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断。譬如日月对于人、水火养育人一样，即使想远离，也做不到，所以说不能远离。因此它所体现的道屡屡迁变。观察它变动而不固定，周遍流转于六个虚位，这是说六爻没有固定的位置。上下没有常定，刚柔相互变易，这是说六爻没有固定的体性。因为它变动不居，周流于六位之间，所以六位只是虚设的器位；因为上下没有常定，而刚柔的作用没有固定趋向，所以刚柔没有固定的体性。它不像书册那样有固定典则、可以考察常法，也不像器体那样有固定纲要、可以汇聚各种形态，只是随着变化所适应的情况而已。所有这些，都是说它的道屡屡迁变吧？它向外显现时有法度，所以没有外在忧患。

译它向内收摄时有法度，所以没有内在忧患。《易》的文辞各自指明所趋向的方向，这就是它使人面对内外而知道戒惧的原因。走出门去本来就有功，远远走出去本来就没有过错；然而不出门户，在《节》卦中才是懂得时宜。进入树林本来就是吝，陷入坎中深穴本来就是不可用；然而观察履行而回转，在《履》卦中却是有福庆。这些都是值得戒惧的情形。卦辞所告诫人的，不只是使人知道戒惧，还使人明白忧患以及忧患所由产生的原因。这部书不能离得太远，就像没有师保却面对父母一样。师，是教导人的道理，使人有所敬重；保，是辅助人成就功业，使人有所亲爱。有师保以后才产生敬重和亲爱，是学习以后才知道、教导以后才会做，并不是天性自然如此。人对于《易》，不需要师保，便自然生出敬重亲爱的心，好像面对父母一样；这种依附并不是用胶漆来约束，也不是用绳索缠束，而是不能远离的道理出于天性的自然吧？大体说来，《易》的文辞告诫人，各自指明其所趋向的方向，有上、有下、有内、有外。顺着文辞推求它所指示的方向，就不会迷失趋向。它的道虽然不能制定固定典则，但对于它的书，却有典常可以遵循，有常理可以说明。这些，大概都是因为它的书不能离得太远吧？唉！人能够弘扬道，而不是道弘扬人。虽然《易》承载着道而不可远离，道却屡屡迁变，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能够神妙而明白地理解它，关键在于人自身。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怎么能自行运行呢？《易》这部书，推究事物的起始而归结其终点，以此作为根本。六爻相互错杂，只是为了说明事物所处的时势。初爻的辞意难以理解，上爻的辞意容易理解，这是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事物的本始和终末。初爻的辞是对事物的拟议，最终在上爻完成其结局。至于错杂各种事物、撰述各种德性，辨别是与非，就不是没有中爻便能完备的。唉！只要把握住存亡吉凶的关键，即使安坐也可以知道了。例如乾卦，是用来推究阳的起始、归结阳的终点；坤卦，是用来推究阴的起始、归结阴的终点。这就是卦的根本，也就是卦的德性，从这里可以认识它。至于观察事物的通塞，以此施行典章礼制，说的是时势；分别阴阳，交替运用柔刚，说的是事物。六爻相互错杂，正是为了说明时势和事物。这就是六爻的意义，所以《易》能够把道理显示出来。说初爻难以理解，是因为凡是各爻的初辞隐微难懂，都是由于初辞只作拟议。说上爻的辞显明易懂，是因为它最终完成了事物的结局。这就是本末有所不同的原因。至于有时以阳居阴位，有时以阴居阳位，说明事物彼此交错，这叫作错杂事物。有时居中，有时不中；有时正，有时不正，说明德性彼此交替发生，这叫作撰述德性。辨别合乎义理的，叫作是；辨别违背义理的，叫作非。难道不就是中爻吗？二、三、四、五爻都是中爻。《易》的中爻对于辨别是非，可以说已经完备了。如果明白了这些而探求其中的要旨，那么存亡吉凶就可以安坐而知了。有智慧的人观察卦的彖辞，思考所得就已经超过一半了。二爻与四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它们的善处也不同。二爻多有声誉，四爻多有恐惧，这是因为四爻接近君位。柔的道理，不利于处在远位；它的要旨在于无咎，运用柔而居中。三爻与五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三爻多凶，五爻多功，这是贵贱等级不同的缘故。三爻处柔就危险，处刚就能胜任吗？彖辞是用来说明卦象的。大概卦中没有明说的意义，都具备在彖辞中了吧？彖辞又是说明卦材的。大概卦所兼具的整体体质，也都完备在这里了吧？所以有智慧的人观察彖辞，所得已经有七八成了。又何必一定要通过中爻、错杂事物、撰述德性来辨别是非呢？二爻与四爻都是阴爻，但二爻居内，四爻居外；三爻与五爻都是阳爻，但三爻是臣位，五爻是君位。这就叫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二爻与四爻虽然同为阴爻，但二爻多有声誉，是因为它向君位进趋，好的声名和声望都归于它；四爻多有恐惧，是因为它接近君位，必须抑制权力、削弱势力。然而柔的道理本来就应有所依附，而不利于处在远位。至于其要旨在于无咎，那么可贵之处就在于居中。二爻之所以居远而多有声誉，是因为它得到了柔中之道，所以其要旨在于无咎。三爻与五爻虽然同为阳爻，但三爻多凶，是因为它居下卦之上而接近卑贱之位；五爻多功，是因为它居上卦之中而处在尊贵之位。可是三爻若以柔居之，就危险而不安；若以刚居之，就重刚而有胜任之力。论说二爻与四爻，详细说二爻而略说四爻；论说三爻与五爻，详细说三爻而略说五爻。这是彼此相互补充，通过说明这一爻来显明另一爻。《易》这部书，广大而无所不备。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兼具三才而各自分为阴阳，所以六爻并不是别的什么，就是三才之道。道有所变动，所以称为爻。爻有等级差别，所以称为物。各种物相互错杂，所以称为文。文有所不当，于是吉凶就由此产生。《易》这部书之所以能够载明三才之道，正因为它广大而无所不备。确立天道，说的是阴与阳；确立地道，说的是柔与刚；确立人道，说的是仁与义。这就是《易》用六画成卦、用六位成章的原因。所谓六，并不是别的，就是三才之道。三才之道会发生变动，例如天的阴阳、地的柔刚、人的仁义，都有变动。比如阳气下降、阴气上升，柔来到下方而文饰刚，刚上升而文饰柔；仁用义来补济，义用仁来补济。这些天地之道发生变动，以趋合时势，就是所谓爻。观察爻中二、四有远近的差别，三、五有贵贱的不同，有的多誉而多惧，有的多凶而多功；这些不可移动的等级差别，就是所谓物。至于三、五本为阳位，却以柔居之，纵横交错、经纬无常，这就是事物彼此错杂，所以称为文。文有所不当，就应当说是凶；但这里又兼说吉，是因为知道不当会导致凶，才能知道适当便会导致吉。《易》兴起的时候，是在殷的末世、周的盛德时期吗？是在文王与纣王的时代吗？所以《易》的辞意带有戒惧。使危险变得平安，使安易转为倾覆。它的道理非常广大，天下万物无不包括在内。始终都存有戒惧，最重要的是做到无咎。这就是所谓《易》的道理。

译道理衰微，时代就随着衰微，这就是商的末世；道理兴盛，时代就随着兴盛，这就是周的盛德。观察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就可以知道：对危险者使其转为平安，对安易者使其走向倾覆。文王被囚禁在羑里，仰望大道却未能看见，因为他小心翼翼而尊重《易》，所以危险能够转为平安。纣王贵为天子，却因为杀戮无辜、违背《易》，所以安易之势转为倾覆。它的道理非常广大，世间万物之所以没有废弃，是因为《易》能够在天地之间运行，所以不会废坠。既在开始时使人戒惧，使人防微杜渐；又在结局时使人戒惧，使人保持盈满、守住成就。以无咎作为要旨来弥补过失，这就是《易》的道理。乾，是天下最为刚健的。它的德行恒常平易，因此能够知晓险难。坤，是天下最为柔顺的。它的德行恒常简易，因此能够知晓阻碍。这样就能使人心悦服，能够研察诸侯的思虑；能够判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孜孜不倦的事业。刚健似乎应当是不知险难的。如今乾是天下最为刚健的，它的德行恒常平易，所以能够知晓险难而不被阴所陷害，难道不是最为刚健吗？柔顺似乎应当是不知阻碍的。如今坤是天下最为柔顺的，它的德行恒常简易，所以能够知晓阻碍而不被阳所拒斥，难道不是最为柔顺吗？大体说来，平易就容易知晓，简易就容易遵从，所以能够使人心悦服。知晓险难和阻碍，所以能够研察各种思虑。心中所悦服的没有违背义理，思虑所研察的没有昏昧于事理，那么得到的就是吉，失去的就是凶。吉凶既已确定，那么凡是勤勉从事功业的人，无不弘大其事业而不停息，以成就自己的功业。因此，事物的变化和言语行动，吉祥之事都有征兆。观察事物可以知晓器物，占问事情可以知晓未来。圣人心中领悟《易》，天道的变化和人事的言语行动，在心中得到的就是这样，所以知几之神妙，吉祥之事都有征兆。把这个道理推及养育百姓，所以观察事物能够知晓器物；把这个道理推及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所以占问事情能够知晓未来。变，是阳；化，是阴；称为变化，是说阴阳尚未分辨的状态吗？云，是言语；为，是行动；称为云为，是说言语行动尚未显著吗？圣人的心术虽然在方寸之间融会贯通天人之道，但其由微知著、观往知来，无不表现为吉祥之事都有征兆。所以把这个道理推演出来制作器物，就能有利于养育天下百姓；把这个道理推演出来用于占问，就能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天地设置了各自的位置，圣人成就了天地所不能独自完成的功用。既谋划于人，又谋问于鬼神，百姓也都参与并享有这种能力。天能够尽天道，却不能尽地道；地能够尽地道，却不能尽天道。所幸依靠圣人来成就天地各自的能力。圣人的能力，能够成就天地的能力，可以说是广大了。然而圣人又能明察人的谋划，例如向割草砍柴的人询问；也能幽察鬼神的谋划，例如向卜筮求证。这样一来，百姓不忍心把功劳归给自己，所以百姓无不归美于圣人，并把这种能力归属于圣人。八卦用卦象来告知，爻辞和彖辞用事情的情状来说明。刚柔相互错杂而居，吉凶就可以显现出来。八卦排列成行，卦象就在其中了。这就是八卦用卦象告知人的原因。至于爻，是变化；彖，是卦材。它们都有辞，是因为圣人以事情的真实情状向人说明。刚柔相互错杂而居，就会彼此交通以趋合时势，有所失也有所获，所以吉凶便显现出来。变动，是根据利来说吉凶；吉凶，是随着情势而迁移。乾的德性有利也有正，但说到变动，是从有利方面来说，并不是从正方面来说。人的生命有本性也有情感，但说到吉凶，是随着情感而迁移，并不是随着本性而迁移。若全然正固，就不会有变动；若全然依据本性，就不会有吉凶。六爻的变动，是为了谋求利益、避免祸害；六爻的吉凶，无非是因情感而受到外物感应。所以，爱与恶相互攻伐，吉凶由此产生；远与近相互取求，悔吝由此产生；真实的情感与虚伪相互感应，利害由此产生。他所喜爱的，这一方可能厌恶；这一方所厌恶的，他方可能喜爱。这种爱恶出于情感的不同，所以吉凶由此产生。远方的可能向近处有所求，近处的可能向远方有所求；这种远近出于身份分位的不等，所以悔吝由此产生。以真实情感感动他人的，别人有时用虚伪来回应；以虚伪感动他人的，别人有时用真实情感来回应。这种真情与虚伪出于内心并不一致，所以利害由此产生。这大概就是圣人创作《易》，把天下各种事情都包罗无遗的原因吧？凡是《易》所说的情形，处于相近的位置却不能彼此相得，就会有凶；有时还会互相伤害，因而产生悔和吝。天下万物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相近而能相得。在朝廷之上、闺门之中、乡党之间、学校之内，都以彼此亲近而相得为可贵。如今彼此相近却不能相得，所造成的祸患不同于行路之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大的就成为凶，小的就成为伤害，细微的就成为悔吝。考察《易》的各爻，没有不是这样。所以说‘凡《易》之情’。将要背叛的人，说话带有惭愧；内心疑惑的人，说话枝蔓分散。吉善之人的言辞少，急躁之人的言辞多。诬陷善人的人，说话游移不定；失去操守的人，说话屈曲不直。将要背叛而又与亲近之人离散的人，内心承担着惭愧，所以言辞中有惭愧。疑惑而预先防备的人，言辞蔓延而没有根柢，所以说话必然枝蔓。吉善之人行善尚且觉得不足，所以言语出于不得已，因而言辞少。急躁之人急于自我推销，所以说话一定期望得到别人相信，因而言辞多。有人本来有善行，却被人诬陷、诽谤，那么诬陷者不敢正面直说。人有过错而不能自持，就不能直率地申明自己的道理，所以说他的言辞屈曲。圣人既能由此了解人的情感，又能察知人的言辞，难道不就像稀疏却没有遗漏一样吗？《南轩易说》卷二。《经部，易类，南轩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