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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当时我和吴彦律、舒尧文、郑彦能各自写了两韵。子瞻作第一、第五韵，以“风”字为韵。其余作品都没有收入。贤人的快乐，真是畅快啊！这阵风虽然庶民不能共同享有，却同佳客一起领受。它和顺地吹来，已经消除了小人的德行；它飒然到达，难道只是显示大王的雄威吗？至于鹢鸟退飞于宋都上空，云气飞行在泗水岸边。空旷的南郭，万孔一齐怒号；飒飒的东海，四面八方都在鼓舞。它本来已经使晋人一吹之笑显得浅陋，也使玉川子两腋生风的比喻显得卑微。野马般的尘气相互吹动，在无边之中卷起羽毛；应龙所处之地，鳞甲参差而起。《滟滪堆赋》【并序】世人认为瞿唐峡口的滟滪堆是天下最险的地方，凡是翻船事故都归罪于它。在我看来，它其实对这些人有功。蜀江汇集百川，到了这里水势弥漫浩荡，横流在广阔原野之中；而峡口的宽窄，竟还不到江面总宽的十分之一。如果先前没有滟滪堆横在其中造成阻碍，那么江水从远方奔腾而来，尽数在瞿唐峡口集中冲击，其险峻强悍、令人畏惧，必定不只像今天这样。因此为它写下这篇赋，等待好事者试着观察并思考。天下最真实可靠的东西，只有水罢了。江河的广大、海洋的深邃，都可以凭心意推想。只是水不自行形成固定形状，而是随着所遇之物而呈现形状，因此千变万化，却自有必然的规律。它翻腾而暴怒时，万人也不敢向前；它安静顺从时，又仿佛只听圣人的驱使。我把船停在瞿唐峡口，观看高峻的滟滪堆，这才知道它为什么开在峡中而不离去，原来确实有它的道理。蜀江从远方流来，浩浩荡荡经过平坦的沙洲，奔流千里从未遇到阻碍，气势骄纵而不可摧折。忽然峡口逼仄狭窄，把万顷江面收纳在一杯之中。江水起初还不知道有峡谷，便在滟滪堆下激战，喧闹震荡，用尽力量与巨石争斗，猛烈得像万骑从西方奔来。忽然一座孤城挡住道路，钩援、临车、冲车全部来到城下；城池坚固，无法攻取，箭射尽了，剑也折断了，于是沿着城墙曲折向东而去。随后江水滔滔汩汩，彼此汇入峡中，安静前行，不敢再发怒。唉，万物固然有因安定而产生变化的，也有因处于危险而求得安定的。懂得我的这个说法并推而广之，也足以知道事物规律本来就是如此。《屈原庙赋》我驾一叶扁舟前往楚地，经过屈原留下的宫室。望见江上的重重山岭，说道：“这就是您的故乡。”从前您被放逐，渡过江涛向南迁徙。离家千里，活着无处归依，死后也没有地方筑坟。悲哀啊，人固然都难免一死，但处置死亡却很困难。您在江上徘徊，想离去却迟疑未决，俯视千仞高处的惊险急流。作《怀沙》来哀伤自己，唉，您独自怀着怎样的心情呢？忽然读到篇末，悲惨激烈，您将要离开这里，沉身水中而长吟。难道我不能高飞远游吗？又难道不能退隐沉默，深居不出吗？只是独自嗷嗷哀怨仰慕，恐怕君臣关系会更加疏远。活着既不能竭力争辩、强行进谏，死后还希望君王受到感动，改变行为。如果祖国覆亡，我又何必独自贪恋长久活着？托江神替我申诉冤屈，冯夷教我向上天申诉。经过九重关门见到天帝，天帝也悲伤，却不能救我。怀揣美玉、佩戴兰草，却无处归依，独自忧苦地站在水边。峡山高峻巍峨，故居荒废，行人悲哀；子孙离散，如今在哪里？何况又看见那座高台。自从您逝去，至今已经千年；世道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难以容纳贤者。贤人害怕讥讽而改变操守，随俗变化，把方正削成圆形。他们在乱世中勉强求存而不能离开，有时还做了乱世之人的臣属辅佐。把丹青改变成玉的光泽，他们竟说您是不明智。只有高尚的节操不是可以企及的，所以世人不肯与您相同。我违背国家、离开世俗，死也不顾惜自己，难道还不足以免受后世责难吗？唉！君子的道路，难道一定要保全自身吗？保全身体、远离祸害，也许确实是一种做法。可叹您忠心耿耿，独自承担最困难的选择；虽然未必合于中道，终究应当称为贤者。我有什么可悲伤的呢？您已经获得了安宁。《昆阳城赋》平野上雾气淡淡，忽然看见孤城像一块土石。风吹沙尘，苍茫一片；令人惆怅的是，城楼和橹台如今在哪里？横开的城门四通八达，旧日道路仿佛没有改变。那些乡野之人哪里知道这些呢？正弯着腰在田畦里种菜。唉！昆阳之战，在顷刻间杀戮百万之众，旷绝千古而令人痛快。想象寻邑率军列阵而来，耸立如驱云拥海。勇士扶着车轮奋战，虎豹般的军队杂乱奔驰而溃散。一战就耗尽天下兵力，以为这种举动不会再有。正当他们请求投降却未获准时，已经变色惊恐而后悔。忽然千骑独自冲出，在敌军锋势尚未衰竭时迎击最初的锋芒。刚才还倚着车轼大笑，转眼便丢下战鼓，投出兵器。纷纷杂乱死在沟壑中的人，不知究竟有多少？其中有的佩金印、着玉佩，那些狂妄少年僭越窃取的富贵，大概已经转身就要败亡了。难道豪杰都能得到这些吗？全是市井无赖罢了。献上符节、进献祥瑞，一朝之间成群结队，纷纷走向死亡又有什么奇怪！唯独悲伤严生，怀抱长才却自取污辱。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必死吗？只是独自徘徊，不知在等待什么。经过旧城，姑且凭吊一番，更增加志士永久的感慨。《后杞菊赋》【并序】天随先生自称常吃枸杞和菊花。到了夏季五月，枝叶已经衰老坚硬，气味苦涩，他仍然不停地吃，于是写赋来宽解自己。起初我曾怀疑这件事，认为士人不得志、生活困穷尚且可以，至于饥饿到咀嚼草木，那就过分了。然而我做官十九年，家境日益贫困，衣食供养几乎不如从前。等到调任胶西太守，本以为将要饱餐一顿，斋厨却空空荡荡，难以忍受这种忧愁。每天和通守刘廷式沿着旧城废弃的园圃寻找枸杞、菊花来吃，摸着肚子相视而笑。这以后才知道天随先生的话确实可信，并非虚妄，于是写《后杞菊赋》来自我嘲笑，也为自己解嘲，说道：唉！先生，是什么让您坐在厅堂上，被称为太守？前面有宾客前来拜访请见，后面有属官奔走服侍。早晨办公到中午，晚上坐到酉时。竟然连一杯酒也没有设置，只好拿草木来欺骗肚子。面对食案皱眉蹙额，举起筷子便噎住恶心。从前阴将军拿麦饭和葱叶招待井丹，井丹推开它，连闻也不肯闻；如今却奇怪先生这样依恋这些东西，难道故乡反而没有吗？先生欣然笑着说：‘人生一世，就像弯曲伸展手肘一样短暂。什么叫贫穷？什么叫富贵？什么叫美好？什么叫丑陋？有的人吃糠皮，肚子却肥胖；有的人吃精米肉食，面色反而黑瘦。何侯的方丈盛宴，庾郎的三九简餐，把丰盛与贫乏拿来和梦境相比，最终同样归于腐朽。我现在把枸杞当粮食，把菊花当干粮；春天吃嫩苗，夏天吃叶子，秋天吃花和果实，冬天吃根，希望可以获得西河、南阳人的长寿。’ 《服胡麻赋》【并序】

译起初我曾服食茯苓，时间久了确实很有益处。梦中有位道士对我说：‘茯苓性燥，应当和胡麻杂食。’我在梦中问道士：‘什么是胡麻？’道士说：‘就是脂麻。’后来我读《本草》，书中说：‘胡麻，一名狗虱，一名方茎；黑色的叫巨胜，它的油正可以用来食用。’这样看来，胡麻就是脂麻，确实无疑。书中又说：‘它的性质与茯苓相宜。’于是我才对这个梦感到惊异，正要按照道士的话服食它。这时子由写了《茯苓赋》给我，于是我写《服胡麻赋》来答复他。世上的人听说服食脂麻可以成仙，一定大笑；他们找不到胡麻，便取山中幼苗、野草的果实来冒充。这不就是古人所说的道理就在近处，却到远方去寻找吗？赋曰：我梦见一位羽衣仙人，身材高大修长；他慈惠地告诉我良药的功效：千尺高的乔松老而不僵，流出的膏液进入土中，龟蛇藏在其中；得到它来服食，寿命无可限量。这里有一种草，人人都曾尝过，形状像狗虱，茎是方的；夜里煮，白天晒，久而收藏。茯苓是主药，它便是相配的药物。我兴奋地翻开书，竟像符契相合；于是煮它、蒸它，甘甜而肥美；补益骨髓，使头发和肌肤充盈。身体仿佛云气，我还居住在哪里呢？长生不死，不过是道术的余绪；神奇的药物像蓬草，生长在你的屋旁。世人不相信，徒然辛劳；偏要搜寻奇异之物，弄出怪诞迂曲的说法，最后枯死在空山中，本来就是他们的归宿。至阳之气炽盛光明，从坤地发生；至阴之气肃穆深沉，升到乾天。寂静地返照，像明珠在深渊；水浇不灭，火烧也不燃。长虹飞电，光芒照耀天空。可叹这小小的东西，与其中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就像油脂只是被火传递燃烧罢了？《赤壁赋》壬戌年秋季，七月十六日，苏子和客人乘船在赤壁下游览。清风徐徐吹来，水面没有波浪。举起酒杯劝客人饮酒，吟诵《明月》诗，歌唱《窈窕》一章。不一会儿，月亮从东山上升起，在斗宿、牛宿之间徘徊。白茫茫的露气横铺江面，水光与天相接。任凭小船随意漂流，越过茫茫万顷的江面。浩浩荡荡，仿佛凌空驾风而行，却不知道将停在哪里；飘飘然像脱离尘世独立存在，化成仙人登上仙境。于是饮酒十分畅快，敲着船舷唱歌。歌道：‘桂木制的棹啊，兰木制的桨，划破空明的水面啊，逆流追逐流动的月光。我心中悠远啊，遥望美人啊，她在天的另一方。’有位客人吹洞箫，随着歌声应和。箫声呜呜，像哀怨，又像思慕；像哭泣，又像倾诉。余音袅袅不断，像细丝一样绵延不绝，使幽深山谷中的蛟龙起舞，使孤舟上的寡妇哭泣。苏子神色忧愁，整理衣襟端正坐好，问客人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客人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是曹孟德的诗吗？向西望是夏口，向东望是武昌，山川相互缭绕，草木郁郁苍苍；这不正是孟德被周郎困住的地方吗？当他攻破荆州、攻下江陵，顺流向东时，战船绵延千里，旌旗遮蔽天空；面对长江洒酒，横握长矛吟诗，固然是一代英雄，如今又在哪里呢？’ 何况我和您在江边捕鱼砍柴，把鱼虾当作伙伴，把麋鹿当作朋友，驾着一叶小船，举起葫芦做的酒器互相劝饮。把短暂如蜉蝣的生命寄托在天地之间，渺小得像沧海中的一粒米。哀叹我们的生命只在片刻之间，羡慕长江无穷无尽。想要携同飞仙遨游天地，拥抱明月长久存在。知道这些愿望不可能很快实现，只好把箫声寄托在悲凉的秋风中。’苏子说：‘客人也知道水和月亮吗？流逝的水像这样流去，却未曾真正离开；月亮有盈有亏，终究没有增减。若从变化的一面看，天地连一眨眼也不能保持不变；若从不变的一面看，万物和我们都无穷无尽，又羡慕什么呢？况且天地之间万物各有主人，如果不是我所有的，即使一丝一毫也不能取。只有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它成为声音，眼睛遇到它成为景色；取用它们没有禁令，享用它们不会枯竭，这是造物主无穷的宝藏，也是我和您共同享有的快乐。’客人高兴地笑了，洗净酒杯重新斟酒。菜肴果品都吃光了，杯盘散乱；大家互相枕着靠着睡在船中，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后赤壁赋》这一年十月十五日，我从雪堂步行出发，将要回临皋。两位客人跟随我经过黄泥坂。霜露已经降下，树叶全都脱落。人影映在地上，抬头看见明月，回头彼此相看，感到快乐。一路边走边唱，互相应答。不久我叹息说：‘有客人却没有酒，有酒却没有菜肴。月色明亮，清风凉爽，这样的美好夜晚该怎么办呢？’客人说：‘今天傍晚，我们撒网捕到一条鱼，大嘴细鳞，形状像松江的鲈鱼。只是到哪里去弄酒呢？’回去和妻子商量。妻子说：‘我有一斗酒，已经藏了很久，等待您不时的需要。’于是带着酒和鱼，再次游到赤壁下。江水发出声响，断岸高达千尺。山更高了，月更小了，水位下降，石头露出。才过了多少日月，为什么江山竟然已经不能再辨认了呢？于是我提起衣服上山，踏着险峻的岩石，拨开丛生的荆棘，蹲在虎豹形的岩石上，攀登虬龙般的山脊，抓住鹘鸟栖息的高危巢穴，俯视冯夷的幽深宫殿。两位客人无法跟随。忽然放声长啸，草木震动，山谷回响，风起水涌。我也悄然悲伤，肃然恐惧，凛然觉得这里不可久留。返回登船，任船漂流在江心，听凭它停在哪里便在哪里休息。此时将近半夜，四面望去寂静空旷。恰好有一只孤鹤横过江面从东边飞来，翅膀像车轮那么大，黑色的裙裳、白色的上衣，嘎的一声长鸣，擦过我的船向西飞去。一会儿客人离去，我也上床睡觉。梦见一位道士，羽衣飘舞，经过临皋下面，向我作揖说：‘赤壁之游快乐吗？’我问他的姓名，他低头不回答。唉呀！我知道了。昨夜飞来鸣叫、从我船上掠过的，不就是您吗？道士回头一笑，我也惊醒。打开门看去，却不见他的踪迹。《天庆观乳泉赋》

译阴阳相互转化，天一生成水，六是它的壮盛，一是它的幼弱。万物在坤地衰老死亡，在复卦萌芽生长，所以水是万物的终点和起点。我想，水存在于人世间，就像山川蓄积云气、草木含藏滋润，寂然无形，却作为往来的气流。成为气，是水的生成；具有形体，是水的死亡。死去的水是咸的，生出的水是甘的；甘水能够往来循环，咸水一旦流出便不再返回，这就是阴阳的道理。我怎么知道呢？曾经从自身寻求这个道理而得到了答案。凡是人体中的水，成为汗、泪、鼻涕、血液、小便、大便、唾液和泡沫。这些水都从人体离开而向外奔流，随后在有形之物中成形，全都咸而不能返回。所以咸水占九分，甘水占一分。这一分是什么呢？只有华池的真液，从舌底向下涌出，又向上流到牙齿和面颊，甘美而不腐坏，洁白而不浑浊。古代仙人应当正是把它看作金丹的根本、长生不死的药物。如今水存在于天地之间，向下成为江河湖泊、井水泉水，向上成为雨露霜雪，都同样具有甘味，因此循环变化，有流逝却不会枯竭。所以海洲上的泉水必定甘甜，海上的云所降之雨也不咸，就像泾水和渭水各不混乱，黄河与济水彼此不相交涉。至于四海之水以及各种出盐的泉水，都是天地间已经死亡的水气，所以只能杀伤而不能滋生，只能使物枯槁而不能使其滋润。难道不是这样吗？我被贬居儋耳，在城南选择地基筑屋，邻近司命之宫，附近百口井水全都咸，只有宫中独自涌出醪醴般的乳泉，供给我饮水、饮酒、煮茶的需要，水势充沛而无穷。我曾在半夜起身，提着瓶子向东去，只有落月与我相随，没有一个人和我一起汲水。夜气尚未移动，正要返回，忽然听见美玉佩饰坠入山谷般的声响，看见玉池水面丰润明亮。我喝了三口便快步返回，害怕守护神责骂讥笑；拒绝五味来谢绝六尘，领悟唯一的真实而忘却百般虚妄，终于相信飞仙确实有长生之药；若内心没有主宰，又能依靠什么呢？长生仙人究竟在哪里？只能在众人之中想象罢了。【我在海南写下此赋，从未给人看过。渡海之后，亲手抄写了两本，一本给秦少游，一本给刘元忠。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二十一日。】《洞庭春色赋》【并引】安定郡王用黄柑酿酒，把它命名为《洞庭春色》。他的侄孙德麟得到此酒，拿来馈赠我，我开玩笑写下这篇赋：我听说橘中之乐不减于商山，难道霜后的橘子不能食用，四位老人却在其中游戏吗？领悟这个世界如泡沫幻影，把千里山河藏在一斑之中；举起枣叶尚且绰绰有余，把它纳入芥子又有什么困难？贤王有如此通达的见识，正好把超逸的想象寄托在人世间。春风袅袅，吹遍天空，清静闲适。吹动洞庭的白浪，涨满北渚苍翠的曲湾。带着佳人前去游览，束起她雾一样的鬓发和风一样的鬟髻。命令黄头郎率千名水手，卷起震泽的水，与我们一同回来。把酒和二米的粮食混合，用三脊的菅草借以酿造。忽然云气蒸腾、冰块消解，转眼间酒珠滴落，像眼泪潸然。翠玉勺、银酒罂，紫色络绳、青色丝带，随着装载酒器的车辆同行，用铜环轻叩木门。分得天子酒杯中的余沥，有幸让公子破除吝啬。我洗净酒杯起身饮酒，尝试驱散腰脚的麻痹僵硬。一口吸尽三江之水，吞下鱼龙的神奇精怪。醉梦纷纭，起初仿佛身处南蛮；摇动巴山的桂木船桨，敲击林屋洞的玉门。躺卧在瑟瑟松风中，揭开春水潺潺的帷幕。遥遥追慕范蠡，凭吊孤苦的夫差。把这杯酒献给西施，洗去亡国的愁容。惊动罗袜飞起的尘土，忘了舞袖弯曲的姿态。醒来后写下这篇赋交给公子，说：‘啊呀！唉！我的话说得夸张了。公子还是替我删去它吧。《中山松醪赋》起初我连夜渡过衡漳，车辆和随从涉水而行，夜里不断呼喊；用松枝燃火照明，才辨认出亭边浅浅散落的星光。风中的香雾郁郁，仿佛在向我诉说自己怀才不遇：难道千年不朽的美质，竟要死在斧斤之下，轻如鸿毛？即使贡献微薄的一点光明，又和捆扎的蒿草有什么不同？松树华美的纹理交错缠绕，惊异于节理剖开时流出的松脂；可叹建造高楼的志愿已经遥远，尚且还可以用作药石。收取它晚年残余的功用，酿成中山松醪；在灰烬中救出你，使你不必徒劳地像萤火、火炬一样燃烧。把盘根错节中的通透之质取出，把烹煮熬炼中的肥润提炼出来，和黍米、小麦一同煮熟，发出舂米声的嘈嘈声响。味道甘甜而略带苦味，令人赞叹幽静姿态独高；知道甘酸之物容易败坏，便笑凉州葡萄酒不过如此。它像玉池中生出的肥润之物，却不是宫廷内府蒸制的羔羊。用刻有纹理的瘿藤酒樽斟饮，以霜色石蟹作下酒菜。难道饮酒已经很久了，就觉得可以逃脱上天的刑罚吗？我抛下手杖起身行走，停止让儿童替我搔痒；望见西山近在咫尺，想撩起衣裳前去游玩。跨过奔跑如鹿的超峰，接近悬挂在峭壁上的飞猱；于是从这里进入大海，望见云涛翻覆、浩渺无边。让嵇康、阮籍一类的人以及八仙般的豪杰，有的骑麒麟、蔽凤凰，争着提酒壶、拿酒瓢；白纶巾颠倒，宫锦袍淋漓。他们追赶东坡却赶不上，只好回去饮用薄酒残糟；让松风漱洗牙齿，仍然足以写《远游》而续《离骚》。《沉香山子赋》【子由生日时作】古人以芸草为香，以兰草为芬芳，以郁鬯酒举行灌祭，以脂萧焚烧，以椒泥涂饰，以蕙草熏香。佩带杜衡，插用菖蒲。麝香多忌讳而根本带腥，苏合香似芳香之物而实际有荤腥气味。可叹我明知这些，怎么还会被六尘分别扰乱呢？正当根尘之念生灭时，常常颠倒了心中的主宰。每每在仿佛之间寻求相似，有时劳累鼻子而误闻。只有沉香接近正香，可以和薝卜相配并称。何况儋崖所产的异香，确实超然不群；既坚如金、润如玉，又有鹤的骨格、龙的筋理。只是因为膏液充足，所以一把握住便重达数斤。看看占城的枯朽沉香，应该烧在锅下，用来熏蚊。它宛如一座小山，峻峭可爱；像太华山倚着天空，又像小孤山插入云中。前往祝贺子由生日，以抒写我年老而勤劳的情意。您正面壁终日，难道也要归田自己耕种吗？幸好把此物放在几席之间，在帨帉上养护幽幽芳香。它没有一时猛烈的香气，却有无穷无尽的氤氲。这样做不只是为了祝东坡长寿，也是为了让黎人得到香草之利。《稚酒赋》【一作《酒子赋》，并引】

译南方酿酒尚未完全成熟时，取出其中的膏液，称为“酒子”，大约只能得到十分之一。酒完全成熟后，又把它倒回酒醅中。潮州人王介石、泉州人许珏却把这些酒子拿来馈赠我。他们宁可使酒醅变得稀薄，也希望我能大醉一场，这份情意难道能忘吗？于是为它写赋：‘米是母亲，曲是父亲；蒸煮羔羊和小猪，抽取骨髓乳汁。怜惜这两个孩子，自己节省口粮来供养我；它们滑润甘美，足以辅助衰老。先生醉了，两个孩子起舞。回去煮食酒糟，饮用其中的朋友。先生醉后醒来，醒来唱道：我看稚酒刚刚渗出时，像婴儿还不会笑；等到它满溢流淌、四处奔走，又像少女刚刚插笄。割取蜂房中的玉脾，蒸煮毛茸茸的小鹅。滋味浓郁，仿佛春气融和；酒气凛冽，又像秋日凄清。酒从我肥大的腹中酒罂流出，进入我凹形的荷叶杯。使霜谷中的朝霞渐渐升起，笼罩露田中的夜稻。我饮酒很少便立即醉倒，却能和百斛酒同样齐平。神游万物初始而精神凝定，返回真实本体而形体舒展。只是没有东西可以酬答二位的勤意，只好拿美妙的话作为琼瑰。回去怀抱美玉、手握明珠，带着所有珍宝向妻子夸耀。于是吟诵诗文忘记吃饭，空肠发出雷鸣般的声响。’ 《浊醪有妙理赋》【神圣功用无有超过酒的】不要嫌酒浑浊，人应当取其醇厚。在酒中忘掉昨日梦境中的忧愁，确实相信其中有近于神明的妙理。酒液浑厚充盈而无声，先从滋味进入；幽深朦胧，仿佛接近道。径直获得天然本真，人的生命以酒为命。常常因为醉后的舒适，才认识到这颗心的端正。稻米没有知觉，哪里懂得穷究义理？酒曲有毒，怎么能开发人的本性？由此知道神奇之物的自然功用，大概和天地的工巧相并。时机到来便施行道术，我就师法齐相饮用醇酒，以远离祸害、保全身体；我又学习徐公所谓的“中圣”，清澈如秋露，和煦如春风。好像夜宿的云朵解散，露出朝日初升的红光。起初感到身上的寒栗消失，转眼间眼花也一扫而空。极其喜爱孟生，知道酒中自有趣味；却还嫌白居易只歌颂酒德，而不称说酒的功效。安然坐着，忘却自身，任性而浩然；安住不动，身体没有障碍；清楚明白而常有觉知，内心却不受役使。座中宾客坐满，只担忧百壶酒会喝空；身后的名声很轻，只觉得眼前一杯酒分外重要。如今明月之珠不能用来充饥，夜光之璧不能用来吃。肉食虽然使我饱，却不能让我觉察；衣帛虽然使我温暖，却不能让我快乐。只有酒能够独自游行于万物之外，大概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它。人在醉中却常常清醒，什么才是狂人的药呢？忘掉酒的滋味，才懂得最高道理的丰腴。又何必一定要饮一石酒才醉，完全不分州里乡邻？饮五斗酒解除酒醒后的不适，也不顾妻妾。把袜子系在庭中，观看廷尉的气度；在殿上脱靴，夸耀谪仙李白的敏捷。假装醉倒在地，常常鄙视王式的狭隘；仰天高歌，每每讥笑杨恽的侠气。我想睡觉，您暂且离去，有客人又有什么可嫌？众人都劝我，我却听不见，谁敢接近我？却不知道人的齐全圣明，并不是像古人那样昏昧。与人会谈，必定把独自清醒的人当作同伴，这正是汨罗江的道路。那些反复起舞的人，是高阳酒徒一类吗？憎恶蒋济而射木人，又何其狭隘浅薄！杀死王敦而夺取金印，也只是狂妄疏放。因此我内心保全天性，外在寄寓于酒。浊酒拿来给仆人饮，清酒拿来斟给朋友。我正要在辽阔荒野中耕作，在清冷深渊中汲水，用来酿造这酒。然后举起低洼的酒樽，劝我自己的嘴饮酒。《老饕赋》庖丁挥刀，易牙烹煮。水要新鲜，锅要洁净；火忌陈旧【江右很久不改火，火色都发青】，柴忌潮湿劳倦。食物九蒸九晒，反复上下翻动，在汤中猛烈烹煮。尝一片项上的肉，嚼两只霜前的螯；煎煮樱桃般的肉珠，蒸制杏酪般的羔羊。蛤蜊半熟而含着酒，蟹肉将生而带着酒糟。大概是聚集万物中早死而鲜美的东西，来供养我这个老饕。美丽的姬姜，容颜像李子和桃子。弹奏湘妃的玉瑟，敲击帝子的云璈。命仙人萼绿华起舞，演奏古曲《郁轮袍》。取来南海的玻璃酒杯，斟上凉州葡萄酒。愿先生长寿，把剩酒分给两鬓斑白的老人；等候玉颊泛起红潮，惊动檀木槽上的温暖乐声。忽然传来连珠般美妙的歌唱，抽出独茧丝般绵长的曲调。怜惜歌手手累而稍作休息，怀疑嘴唇干燥而应当用膏脂滋润。倒出一缸雪白的乳酒，排列百只玉船般的酒杯。各自映着秋水般的眼睛，人人都因春酒而陶醉。美人告辞离去，不久云散人空。先生正兀然入禅而逃离尘世。蟹眼般的沸水中响起松风声，雪白泡沫浮在细竹筛上。先生一笑起身，远望海阔天高。《菜羹赋》【并序】东坡先生在南山脚下选择居所，衣食器用都根据家中有无来置办；水陆珍味贫穷时无法获得，便煮蔓菁、萝卜、苦荠菜来吃。做法不用醋和酱，却有天然的滋味；既简单，又可以经常享用，于是为此写赋说：‘可叹我的一生困窘狭迫，像脱逃的兔子，究竟凭什么解脱？肚中饥饿得像雷声翻转，只好姑且抵御饥饿进食，不陈列牛羊肉等牲畜来满足口腹。承蒙邻居分给蔬菜，汲取幽深泉水洗涤；采集带露的叶子和美玉般的根，用锅铲加油烹煮；水汁渐渐融化流淌，汤中仿佛传来松风声；投入米糁和豆子使味道调和均匀，盖上高拱的陶瓯，停止反复翻动的劳作。摒弃醋酱的浓厚滋味，拒绝椒桂的芳香辛辣。水将耗尽时先把锅整治好，火势逐渐增强而力量均匀；汤汁翻滚嘈杂而清廉淡泊，确实洁净美好而甘甜可分。盛入盘盂进献，备好匙箸作为早饭；有助于华池生津，珍贵程度可以和五鼎食物相等。鄙视易牙卖弄厨艺，也胜过傅说建立功勋；制止彭尸带来的爽惑，调和灶神的嫌恶嗔怒。可叹丘嫂自己狭隘鄙陋，喜爱乐羊却不是仁人。先生心平气和，所以虽老而身体丰满；忘却口腹成为负累，仿佛不杀生也能成就仁德。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谁呢？葛天氏的遗民。《飓风赋》《南越志》说，熙宁、元丰年间多有飓风；“飓”是聚集四方之气。通常在五六月发生，尚未到来时，鸡犬都会因此不鸣。《岭表录》又说：秋夏之间有像彩虹一样的光晕，称为“飓母”，一定会有飘风。

译仲秋夜晚，有位客人敲门，指着云气对我说：“海上的气象非常凶恶，既不是祥瑞，也不是妖异。断裂的彩虹像在饮海水而向北指，红云夹着太阳向南飞翔，这正是飓风将起的征兆，您应当有所防备。”话还没说完，庭院门窗肃然作响，枯叶簌簌，受惊的鸟急声呼叫，恐惧的野兽躲避退缩。忽然野马般的狂风迅疾奔突，像矫健的六鹢倒退飞行，冲击土囊而暴怒，掠过众孔发出呼吸般的怒声。我于是进入屋内坐下，收拢衣襟，神色改变。客人说：“还没有，这只是飓风的先驱罢了。”不一会儿，风推开门、撞破窗，瓦片坠落，屋顶破裂；巨石被击打，乔木被揉折。风势翻动渤海，声响震动大地的轴心；仿佛风神屏翳勃然大怒，要抓住水神阳侯杀戮；鼓起千尺高的清澜，翻覆百仞深的山谷；一卷风便吞没泥沙，两次冲击便使崩崖坠落；如排列万匹马一同奔驰，像千辆车溃散争逐。虎豹惊恐，鲸鲵奔逃，像钜鹿之战那样，喧声震动大地；又像昆阳之战那样，百万军队一败而覆。我也因此双腿发抖、汗毛竖起，屏住气息侧足而立。夜里拍着床榻，九次迁移睡处；白天命令龟甲占卜，三次求问吉凶，大约三天后风才停止。父老前来慰问，陈列酒浆；慰劳童仆，等恐惧平定后再讲说其中道理。草木已经倒伏，修整已经折断的轩栏，补好茅屋的裂缝，堵住墙垣坍塌的缺口。后来山林寂静，海面不起波浪，动的自行停止，鸣的自行停歇；苍苍的天空澄明开阔，孤月流转，光辉闪烁。我忽然醒悟并叹息，却不知道应当做些什么。唉！大小是由相互比较而产生的，忧喜是由相互遭遇而产生的。从前那场飘然而来的风，难道真是巨大的吗？万物发出的不同声响，果真值得害怕吗？蚂蚁攀缘时，风一吹便坠落；小飞虫聚集时，人一呵气便飞起。人的吹气本来不能震动万物，但施加在这两种小虫身上，它们却非常恐惧。鹏鸟击水三千里，乘扶摇而上九万里；它看我惴惴恐惧，大概也正是这样。你们彼此相互牵制，同样不过是大地吐出的气息，哪里值得争论大小呢？只是耳目见闻狭窄，才被外物所改变。况且万象生灭，众多怪异闪耀眩目；若只在耳边经过的声音中寻求仿佛可见的形迹，就像观看空中的闪电。那么刚才所谓可怕的东西，究竟是真实还是虚幻？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黠鼠赋》苏子夜里坐着，有只老鼠正在咬东西，他拍打床榻制止它。老鼠停止后又开始，于是让童子拿灯照看。只见袋子空着，袋子里传出吱吱咯咯、杂乱刺耳的声音。苏子说：“唉！这是老鼠被关在袋子里，不能逃走了。”打开袋子查看，却寂静无物。举灯寻找，发现里面有一只死老鼠。童子惊讶地说：“它刚才还在咬东西，怎么突然死了？刚才那是什么声音？难道是它的鬼魂吗？”把袋子翻过来倒出老鼠，老鼠落地后却跑了起来。即使是敏捷的人，也来不及伸手抓住它。苏子感叹说：“这只老鼠真狡猾啊！它被关在袋中，袋子坚固，无法咬出洞来，所以故意装作既咬又不咬，用声音招来人；明明没有死却装死，用形体求得逃脱。我听说有生命的东西没有比人更聪明的：能扰龙伐蛟，登龟捕麟，使万物服役而成为万物之主，最后却被一只老鼠役使，落入这只虫子的计谋，像受惊的兔子突然从安静的少女身边窜出；这样说来，人的智慧又在哪里呢？”我坐着打盹，暗自思索其中的缘故，仿佛有人告诉我：“你只是博学多识，向往道却还没有见道；不能专一于自身，却把心分给外物，所以一只老鼠咬东西就能使你受到影响。人能击碎价值千金的璧玉，却不能避免打破锅时失声惊叫；能搏击猛虎，却不能不因蜂蝎而变色。这就是心志不能专一的祸患。” 这话是从你自己心里说出来，却又忘了吗？我低头一笑，抬头醒悟，让童子拿笔记下我的惭愧。《复改科赋》新天子继承帝位、承受天命，年老的宰相重新整顿制度。谁首先怜悯科场长期积累的弊病，恢复以诗赋取士，探求经义的源流？议论纷纷，于是考察辞章的声律，取舍也清楚明白。推究起来，诗的创作始于虞舜之朝；赋的兴起，本于两汉时期。后来流传到陈、齐时代，绵延至隋唐后世。所以古代的遒人巡行道路，是观察政治得失的根本；历代沿用，成为选取士人的制度。近古以来没有改变，高尚的风气也没有衰替。祖宗百年采用这种制度，号称得到贤才；朝廷一旦改变它，弊病便多得不可胜数。有人说专门攻习一途就足以进入圣人之域，说改变古制就足以成为大儒。于是从事吟咏的都成了儿童，讲求雕琢文辞的反而不是壮年男子。他们却不知道采集精华，要像织锦绣一样密集；衡量轻重，要像计算锱铢一样精细。字字声韵相合如璧玉联缀，句句连接如明珠贯串。考察古代，这种制度由来已久；考察旧制，恢复它不也合宜吗？特意命令那些令人敬畏的后生，潜心研习六义，等待出现成就卓著的君子，名声震动三都。人人吟咏五字诗章，铺陈八韵赋文。字数应合周天星日运行而循环不积滞，句数应合一年十二月而周而复始。超过它，就会有赘疣般多余的弊病；达不到它，就会留下残缺折损的责难。把古人的心意完全表达出来，才是成全天下的美事。遭逢日月、欢欣鼓舞的，是诸子百家；振作精神、纵览图籍而感到快意的，是九经三史。试问，谈论赋文怎么可以停止，义理又有什么值得非难的？那些文辞泛滥的文章，没有统贯纲纪；这些声律切合恰当的作品，却有所归宿。巧拙从一个字就可以看出，美恶即使混杂于千人之中，也没有谁能违背它。正定方圆，必定要借助规矩墨线；确定文章的规范格局，必在于掌握关键。所以没有采用孔门的办法，是可惜扬雄未能通达；等到他遇见汉帝，又赞美司马相如懂得防范。唉！从前元丰年间的新经尚未颁行，临川王安石的《字说》还没有写成。“止戈”为“武”，曾经在京城试验过；“通天”为“王”，必定会在宫禁之中舒展施行。谁不能有始有终？谁不说有的详尽、有的简略？秋试较量才艺，终究希望有李广那样一箭双雕的本领；紫殿唱名，果然选中了像祢衡那样的一鹗。大凡制度施行久了必然会产生弊病，士人所承受的祸患也会越来越深。假如说应当停止在开封考试，那么远方那些困顿的士人只能白白把美玉藏起来；假如从太学取士，那么不肖的富家子弟便会凭借钱财私下行贿。虽然怀有凌云壮志，却没有实现题柱的心愿。三舍法兴起以后，贿赂公然流行于学校；以一年为期限，贫寒孤苦的人有一半老死在山林之中。从此，凡是愤恨惭愧的人无不皱眉，主持公道的人也因此咬牙切齿。想要废除这种办法，却仍未能免除；想要改正它，却始终没有停止。于是羽翼已经长成的商山四皓出来辅佐，歌咏着归向我们君王的贤才也出现了。劝谏一定实行，言语一定听取。这种正道飘然兴起，后来者由此接续而来。《思子台赋》

译我的先父宫师的朋友史君，名经臣，字彦辅，是眉山人。他和弟弟沆、儿子凝，都是奇异出众的人才，博学而能写文章。他们仰慕李文饶的为人，并推举他的议论。彦辅参加贤良方正科考试没有中第，子凝凭进士身份取得官职，只做到著作佐郎。他们都早死，而且没有子嗣。所写的几百篇文章，也全都散失了。我年轻时曾经见过彦辅所作的《思子台赋》，上面援引秦始皇，下面涉及晋惠帝，反复哀痛恳切，对世道有所补益。大概只记得它的旨意，却失去了它的文辞，于是命我苏过写一篇补写亡文的作品，希望君子们还能够约略看见此人的胸襟情怀。有位客人从蜀地游历到梁地，沿着崤山函谷关向东走，观览黄河、华山的形胜，寻访秦汉遗留下来的宫殿。他发现一座高耸的废墟基址，又连着湖城的西墙。在那里凭吊汉武帝的暴怒，哀悼戾园的惨祸。听见父老的悲叹，仍然留有归来望思的遗恨。唉！犬台那些善于逢迎的才子，实在是口含毒药、口衔利刃。他们转眼之间就使赵国败亡，又将覆灭刘氏宗族。窥见汉武帝多所猜忌，便说左右近臣全都是戎狄。杀了杨王孙、石庆还不满足，又把祸患埋藏到宫中。习惯了君王好杀，把人的性命看得如同昆虫。死者何必一定是什么人，难道还要问是骨肉还是王公吗？汉武帝被狂妄的太子少傅江充浅陋的谋略迷惑，竟不忍下决心杀掉他。皇上竟不能鉴察我无聊困苦的处境，实在怀有猪狗般的心肠。背负这样的名声还想逃亡，天下还有谁容得下我？如果能在泉鸠之地逃过一死，希望稍久之后事情自然能够辨明。突然遭逢大祸，怀抱孤独的愤恨直到永远。想到君王年老，却有谁替他谋划？可叹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大多鄙陋。只有三老与千秋，怀着爱护君王的深厚情意。冒犯正在震怒的雷霆，只用一句话消除了积累的祸患。既然沉冤无处申诉，诛戮谗人的行动已经太迟。幸好曾孙没有受到伤害，也许可以稍慰九泉之下的亡灵。即使筑起高台，又能挽救什么？本来就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劝谏也来不及了。魂魄啊，慢慢地回来吧，希望大概还能够再次相见。从前秦朝灭亡，祸患始于扶苏。秦二世胡亥像瘦弱的小猪一样微小，却把他的君主看作乳虎；乳臭未干、气息尚未平定，竟敢钻进虎穴去吞食虎子。晋朝传到第四代，有了一个不贤惠的君主。悍妒的妇人早晨啼叫，强横的君王便制定制度。只有愍怀太子遭受离乱，实在是步了汉戾太子的后尘。回头看那懦弱的后主又懂得什么，却也在死后放声号哭。把我的哀痛写在江陵，抒发旧臣幽深的情怀。仍然筑台来寄托望思之情，大概是援引汉武帝的事例来作自我比照。呜呼，悲哉！这件事可以凭吊，却不可讥笑，因为他们也各自只是爱自己的儿子。那茂陵的汉武帝，曾经雄杰无比，系缚九方戎族，鞭打百种蛮夷；嘲笑尧、禹而鄙薄汤、武，几乎要和黄帝一同成仙。等到他在晚年失去正道，糊涂昏聩，狐鬼般的邪念便从左臂生出。他像尚未长成的婴儿一样，耳目被改变了却不自知。甘泉宫近在咫尺却不能相通，和晋惠帝的式干殿又有什么不同？上面可以比作秦始皇，下面可以比作晋惠帝。因此君子由此知道，狂妄与圣明的根本原本相同，而聪明才智是不能依靠的。回顾上古以来，谁聪明，谁愚蠢？人人都知道指着前人讥笑，却不知道后世的人将怎样看待我们。正当汉武帝盛大强盛之时，他难道肯把自己比作骊山下的朽骨，更何况比作金墉城中的孤独庸主吗？从今天看来，这三位后世君主全都因为听信谗言而杀死儿子，因为亲近奸佞而败坏国家。我筑台来寄托哀思，感叹他们虽然同名，实际情形却相同；那昏庸的人本来不值得告诫。我将把这件事作为明王的龟鉴。自建元以来，张汤、主父偃这一类人，以及两位丞相、三位长史之流，都因无罪而被夷灭，只因一句话便遭诛杀。对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却没有兴起哀怜之情，洗清他们的无辜。唯独对于戾太子，我悲歌慷慨，流泪徘徊。唉，悲痛啊！没有人把楚灵王的话告诉他：‘人爱自己的儿子，难道也像我这样吗？’天道喜欢循环报应，以德行作为符验。即使孟德曹操残忍凶狠，也嗜好杀戮，把它当作娱乐。那杨公杨震爱护杨修，难道比不上我爱苍舒吗？遗憾的是华佗不能复生，这才知道我们这一类人果然没有相同之处。晚年才舔舐幼犊，又有什么可怨恨于年老消瘦呢？我将以嗜好杀戮作为戒律，所以在篇末一并写下。《东坡全集》第三十三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第三十四卷，宋苏轼撰，叙二十五首 《南行前集叙》从前写文章的人，并不是因为能够写才把文章写好，而是因为不能不写，所以写得好。山川有云气，草木有花果，充盈蓬勃的气息自然显现在外面。即使想要没有，难道做得到吗？我从小听先父谈论文章，认为古代圣人有些事情是自己不能停止不做的，所以才写作；因此我和弟弟苏辙写文章很多，却从来不敢存心以写文章为事。己亥年，陪同先父出行恰好到楚地，船中无事，便下棋、饮酒；但并不是为了闺门之内的欢乐，而是山川的秀美、风俗的质朴鄙陋、贤人君子的遗迹，以及凡是耳目所接触到的事物，纷纷触动内心，于是发为咏叹。先父的作品和弟弟苏辙的文章，总共大约一百篇，称作《南行集》，将用来记下一时的事情，供后日寻绎，也用来说明这些文章是在谈笑之间得到的，并非勉强写成。时在十二月八日，写于江陵驿。《送章子平诗叙》查看进士登科录，从天圣初年到嘉祐末年，共有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其中显贵而贤能、以声名闻于世的人，大概数不胜数。数一数其中最前面的三人，共有三十九人，而没有做到公卿的只有五人罢了，可以说是盛况了。《诗经》说：‘后稷播种庄稼，有辅佐成就的道理。’我们的仁祖对待士人，也正是这样。用声律考较他们，用糊名办法录取，却能出现奇异的人才，这是什么方法呢？凡是眼睛所看见、手所经历、口所谈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硕大光明、秀美杰出的。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是上天在辅助啊。上天辅助君主，没有比把人才赐给他更大的了。在仁祖在位的三十五年中，进士考试大概举行了十次，而得到我的友人子平，把他列为第一。子平文章优美，经术渊博，处理政事敏捷，以正直守持自己，以谦逊行事；这是功名富贵追逐逼迫、不能放过的人。即使是应试取得第一，谁又能超过他呢？然而他却困顿失意而不被信任，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或许是责任重大、道路遥远，必须年老以后才能大有成就吗？如果不是这样，仁祖的明察和上天辅助而赐予人才，让他来担当国事，难道会是徒然的吗？熙宁三年冬，子平从右司谏、直集贤院出任郑州知州，士大夫都知道他将要被任用。十月丁未日，我们在观音寺的佛堂相会，一同作诗为他饯行。我和子平是同年进士的朋友，众人认为应当由我写这篇文章，所以不能推辞。《牡丹记叙》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我跟随太守沈公在吉祥寺僧人守璘的花圃中观赏花卉。园中有一千株花，品种有数百种。酒喝得酣畅，欢乐兴起，州中人聚集一堂。用金盘、竹篮献给席上宾客的花有五十三份。饮酒欢乐到了极点，平素不饮酒的人也都醉了。从舆夫、台役到皂隶，全都插花跟随。观看的人有几万。第二天，沈公拿出所搜集的十卷《牡丹记》给宾客看。凡牡丹见于传记的记载，以及栽植、接养、剥治的方法，古今吟咏的诗赋，直到怪奇小说，全都收入其中。我既观赏了花卉极盛的景象，和州人共同游玩的欢乐，又得以看到这部书精深详备，认为这三件事都值得记载。沈公又请求我写文章置于篇首。大概这种花受到世人重视已有三百多年，妖娆艳丽到了极点，独占天下可观赏的美色。近年以来更是变化百出，务求新奇，以追逐时俗爱好者，数不胜数。这正是草木中聪明机巧、善于逢迎的一类。如今沈公年高德重，而我又愚钝迂阔，举世没有谁和我相似，那么对于这部书来说，岂不是我们都不合适吗？然而鹿门子曾经对宋广平的为人感到奇怪，以为他铁心石肠，可是他写《梅花赋》却清新便利、艳丽绽放，得到了南朝徐、庾的文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万人〕 现在依我看来，凡是借着粗朴鄙陋来欺骗世人的，又哪里值得相信呢？我虽然不是合适的人，还是勉强替沈公记述此事。沈公家中藏书二万卷，博览强记，遇到事情便能写成书，不只是能写牡丹而已。《送杭州进士诗叙》以上是《登彼公堂》四章，每章四句，是太守陈公所作的诗。苏子说：‘士人求取仕进，是有志于取得功名。做官却不以取得功名为志向，是虚伪的。如果有志于取得功名，却不按照正当的道路，观察时势上下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学业，只说“我只希望得到功名罢了”，那么凡是可以取得功名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这样可以吗？’从前齐景公打猎，用旌旗召唤虞人，虞人没有来。孔子称赞他，说：‘召唤虞人应当用皮冠。旌旗和皮冠，在道义上本来没有什么增减，尚且不可，更何况让他抛弃自己所学而去学习不合正道的东西呢？’熙宁五年，钱塘的士人向礼部贡士的有九人，十月乙酉日在中和堂设宴，陈公作这首诗来勉励他们说：‘流去而不回头的是水；不因时令迁变的是松柏。说到水又涉及松柏，是对于行动的人，希望他不要轻易出仕。万世不改变的是山；时而飞翔、时而停息的是鸿雁。说到山又涉及鸿雁，是对于安静等待的人，希望他能够把握时机。’陈公对于士人，可以说是周全了。《诗经》说：‘没有言语不酬答，没有恩德不报答。’你们几位将用什么报答陈公呢？《邵茂诚诗集叙》贵贱、寿夭都由天决定。贤能的人必定显贵，仁厚的人必定长寿，这是人们所希望的。人们所希望的，恰好与天意相合，实在很难。譬如匠庆削木而制成虡，难道能够常常如此吗？因为偶然相合便要求它永远如此，这正是人们多有怨言而不能通达的原因。至于文人，他们困穷本来就是适宜的。他们劳心耗神，气盛而触犯外物，未老便衰病，没有恶行却获罪，很少有不是因为文章的。天与人的相合本来就难，而人又自己损害自己；这样即使想不困顿，做得到吗？茂诚名迎，姓邵，和我同年考中进士，十五年后在吴兴孙莘老的座上见到他。他拿出几百篇诗，我读了一个多月也不厌倦。他的文章清和精妙艳丽，像晋宋时期的人；他的诗尤其可爱，咀嚼起来很有意味，兼有江左和唐人的风韵。他为人笃实好学、记忆力强，恭敬俭朴、孝顺友爱，又精通法律，处理吏事敏捷。他的形貌仿佛不能承受衣服，语言和气息也仅仅相连，我本来就怜悯他承担众多困难而使身体疲惫，并且怀疑他将要生病。过了一年，茂诚去世；又过一年，我经过高邮，才知道他的丧所在那里，进去哭他，只见破败的帷帐和瓦灯，尘埃冷落，我为他流泪长叹。原宪贫穷，颜回短命，扬雄没有儿子，冯衍怀才不遇，皇甫士安身患重病；他们各自遇到其中一项，世人就为之哀伤。如今茂诚兼有这些遭遇，难道不是命运吗？所以我记录他的文章，哀悼他而不怨恨，这也是茂诚本人的心意。《钱塘勤上人诗集叙》

译从前翟公被罢免廷尉，宾客没有一个登门。后来他重新任用，宾客想要前往，翟公便在门上大字写道：‘一死一生，才知道交情；一贫一富，才知道交态；一贵一贱，交情才显现。’世人把这当作口头谈资。然而我曾经鄙薄他的为人，认为宾客固然浅陋，而翟公用来对待宾客的态度，难道不也小气吗？所以太子少师欧阳公喜爱士人，是天下第一。士人有一句话合乎正道，他不惜千里去寻访，比士人寻求欧阳公还要迫切。因此他把天下豪杰俊士全都招致门下，甚至使平庸之人显名于世的也很多。然而士人辜负欧阳公的事情也时时有之，他曾经慨然长叹，把人难以知晓作为好士者的警戒。我以为欧阳公对士人从此会稍有厌倦，等到他退居颍水之上养老时，我去拜见他，他仍然谈论贤能的士人，只怕他们不能闻名于世。至于那些辜负自己的人，他却说：‘这是我的罪过，不是他们的过错。’翟公的宾客在生死、贵贱之间背叛了他，而欧阳公的士人却在转瞬之间背叛了他。翟公责怪宾客，而欧阳公责怪自己，并且更加厚待士人，远比古人贤明。欧阳公不喜欢佛教和老氏之学，但其中有治理诗书、学习仁义之说的人，他一定引荐提拔。佛教徒惠勤跟随欧阳公交游三十多年，欧阳公常称赞他聪明、有才智、有学问，尤其擅长诗歌。欧阳公在汝阴去世，我到他的居室哭悼。后来见到惠勤，一谈及欧阳公，他没有一次不流泪哭泣。惠勤本来无所求于世，而欧阳公又没有什么恩德施于惠勤，他流泪不忘欧阳公，难道是为了利益吗？我由此更加知道惠勤的贤能。假如他得以列身士大夫之间，从事功名事业，那么他不辜负欧阳公是确定无疑的。熙宁七年，我从钱塘将要前往高密，惠勤拿出若干篇诗，请我写文章使它们流传于世。我认为诗不是等待文章来流传的；至于他的为人大略，如果没有这篇文章，就没有什么可以传述了。《晁君成诗集叙》通达贤能的人有后代，张汤就是这样。张汤本来不应当有后代；没有实际才能却窃取名声的人没有后代，扬雄就是这样。扬雄本来应当有后代。通达贤能的人有后代，因此我知道蒙蔽贤能的人没有后代；没有实际才能却窃取名声的人没有后代，因此我知道有实际才能却推辞名声的人有后代。贤能的人，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人；蒙蔽贤能，就是断绝百姓的生路。名声是古今通达而尊贵的东西，比富贵还重要，窃取它就是欺骗上天。断绝百姓、欺骗上天，没有后代不是应该的吗？所以说，通达贤能的人和有实际才能却推辞名声的人，都有后代。我常常这样诵说而已。从前我在杭州任官，杭州新城县令晁君，名端友，字君成，是一位君子。我和他交游三年，知道他是君子，却不知道他能写文章和诗。他也从未有一句话提到这些。后来他在京师去世，他的儿子补之拿出父亲的诗三百六十篇。我读后惊讶地说：‘唉，诗的旨意虽然幽微，但它的美丑高下，尚且有可以用言语传达、用指意看出的地方。至于人的贤能与不肖，其深远、模糊、难以知道，远比诗更甚。如今我尚且不能知道你父亲擅长写诗，那么我所谓知道他是君子，果真能够完全了解他吗？’ 晁君凭进士身份取得官职，所到之处百姓都安乐地拥护他，唯恐他离去；然而他从未用一句话向别人有所求。他总共做官二十三年，后来改任官职时去世。由此看来，不只是我不知道，整个世上都没有人知道。晁君的诗清醇厚重、宁静深沉，正像他的为人；每一篇都常常出现新意奇语，应当为人们共同喜爱。照这样的情势，如果不是晁君深深掩藏自己，人们一定会知道他。他的儿子补之在文章方面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博学善辩、俊逸伟岸，远远超过常人，必将显名于世。因此我更加知道，有实际才能而推辞名声的人一定有后代。从前李郃任汉中候吏时，汉和帝派两个使者微服入蜀，住在李郃家中。李郃从星象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三年后，使者成为汉中太守，而李郃仍只是候吏，世上没有人知道他。至于他博学而隐藏德行所得的报偿，自然就在他的儿子身上。《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神明将慰劳他。’ 《鳬绎先生诗集叙》孔子说：‘我还赶得上史官有意留下缺文的时代。有马的人把马借给别人乘，现在这种事没有了。史书不留下缺文，与有马的人不借给别人乘，难道对世道有什么损益吗？然而我尚且把它记下来，是因为世上君子长者的遗风日渐远去，后生再也见不到他们的流风遗俗，因此日益趋向于机巧逢迎而没有人制止。这两件事虽然不足以对世道有所损益，但君子长者的恩泽正在其中，所以孔子把它记下；更何况那些足以影响世道的事情呢？’从前我的先父到京师，与卿士大夫交游，回来后告诉我说：‘从今以后，文章将一天比一天工巧，而道将要散失了。士人仰慕遥远的东西而忽视眼前，重视华饰而轻视实际，我已经看见这种征兆了。’他把鲁人鳬绎先生所作的十多篇诗文给我看，说：‘小子把它记住。再过几十年，天下将不再有人写这样的文章了。’先生的诗文都是有所作为而写，精练刚劲、确实沉着，言语一定击中当世的过失，明白确凿如同五谷，必定可以解除饥饿；坚定有力如同药石，必定可以攻治疾病。那些把游谈当作高雅、把枝蔓浮词当作观美的东西，先生一句也没有。此后二十多年，先父已经去世而他的话还留存。写文章的士人无不超然出于形器之外，空泛高论已经鄙薄汉唐；但像先生文章那样反复论辩、直言不讳的作品，世上却没有人尊重了。因此我对于孔子的话感到悲伤，怀念先父的遗训，更加寻求先生的文章，从他的儿子复那里得到后，便抄录收藏起来。先生名太初，字醇之，姓颜，是先师兖公的第四十七世孙。《徐州鹿鸣燕赋诗叙》

译我听说，凭德行荐举贤能，标准太高，已无法考察实行；凭射御选拔士人，又太低下，已经不足以实行。长久考察三代以来的制度，没有比我们宋朝更盛大的。开始于乡里荐举，大体采用韦贤、平当传授的一经；终于朝廷策问，差不多达到晁错、董仲舒的三道。看这房星、心星所在的地区，实在是孝子秀才的渊薮。元丰元年，三郡的士人都在徐州参加荐举。九月辛丑的月底，大家在黄楼聚会，是为了恢复旧日的礼事。庭中陈列的祭品摆满百行，先把贡品排列在前面。龟工歌唱、行拜礼，以三种礼仪取食田野中的鹿。这一天，天空高远，空气清爽，水位下降，石头露出。抬头看四面山色昏暗，低头听两道洪水怒吼。回头眷顾这些景象，实在有足以欢乐的地方。于是讲明废弃的礼仪，排斥郑声，部刺史劝驾，乡里的先生居于席位，群贤全部聚集，遗逸之士也来会合。大家认为古人宴饮时可以谈论，君子以文章会友，于是写作诗文来助兴、佐酒。满面喜色，满口欢笑，和《诗经·泮水》所写的情景相同；一杯酒一首诗，也不愧于王羲之兰亭山阴之会。这真是礼义的遗风、太平时代的盛典。大夫和众位士人不嫌弃我，叫我写成这篇文章，以彰明这场礼会。我在嘉祐末年凭进士身份入仕，偶俪骈文是过去所学习的。扬雄虽然后悔年轻时的作品，钟仪却怎敢废弃南方的声音。把它赠给各位故人，他们一定不会讥笑我。《王定国诗集叙》太史公评论诗，认为《国风》好色却不过度，《小雅》有怨恨讥刺却不乱。我看来，这只是认识了变风、变雅罢了，哪里看到了正风、正雅呢？从前先王的恩泽衰微，于是变风发自性情；虽然衰微却没有穷尽，所以仍然止于礼义，只能说胜过毫无止境的作品而已。至于发自性情而止于忠孝的诗，它们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古今诗人很多，而杜子美居于首位，难道不是因为他漂泊困顿、饥寒交迫，终身不被任用，却连一顿饭也不曾忘记君王吗？如今定国因为我的缘故获罪，被贬到海上三年，一个儿子死在贬所，一个儿子死在家中，定国自己也病得几乎死去。我料想他一定非常怨恨我，不敢写信告诉他。可是定国归来走到江西时，把在岭外所作的几百首诗寄给我，全都清平丰润，和煦地流露出太平时代的声音，他的言辞和志向，竟和志得意满、道术施行的人没有不同。幽怨忧愤叹息的作品，大概也有一些，只是担心死在岭外而来不及报答天子的恩德，以致有辱于自己的父祖罢了。孔子说：‘不怨天，不责怪人。’定国尚且不怨恨我，难道会怨恨上天吗？我这才放下书卷叹息，悔恨自己见识浅薄。又想到从前定国在彭城拜访我，停留十天，来往之间作诗将近几百篇。我苦于他的诗太多，害怕他的敏捷，却又佩服他的精工。有一天，定国和颜复、长道游览泗水，登上桓山，吹笛饮酒，乘着月色回来。我也在黄楼上置酒等待他们，说：‘李太白去世以后，世间三百年没有这样的乐趣了。’如今我年老，不能再作诗，又因生病停止饮酒，闭门不出，门外几步就是大江，却一个月也不到江边去，昏昏然，真像一个老农夫。而定国的诗更加精工，饮酒的兴致也没有衰减，所到之处尽情探寻山水的胜景，不因困厄、穷困、衰老而改变自己的气度。从今以后，我敬畏佩服定国的地方，不只是他的诗了。《圣散子叙》从前我曾读《千金方》中的三建散，书中说它能治疗风冷、痰饮、症癖、疟疾，没有什么不能治的；孙思邈特意为它作论，认为此方用药的分量和法度不近人情，但到了救急的时候，疗效特别奇异。这才知道神异的药物显灵，不受寻常制度拘束；至理可以启发迷惑，才智却不能知道。如今我所收藏的圣散子，大概就是这一类吧？自古以来论说疾病，只有伤寒最为危急；表里、虚实、日数、证候，以及应当发汗、应当攻下之类，稍有毫厘之差，往往就无法救治。可是使用圣散子，一概不必区别；凡是阴毒、阳毒，男女相互传染，病势危急的，连续服用几剂，就会出汗、气息通畅，饮食稍能增加，精神恢复，不必再用其他药，只要连续服用直到痊愈。其余较轻的病例，只是心口、额头微微出汗，如此便平安无事。药性大概偏热，而阳毒发狂之类的病人服用后却立即觉得清凉，这大概不能用寻常道理来诘问。若时疫流行，每天天刚亮就在大锅中煎煮，不论老少贵贱，各自服一大盏，流行时气立即不能进入家门。平时没有疾病，空腹服一剂，就能使饮食量加倍，百病不生，真是救济世人的药具、保卫家庭的珍宝。这个药方不知道出自何处，是从眉山人巢君谷那里得到的。巢谷博学而喜爱药方，秘密珍惜这个药方，不肯传授。他的儿子苦苦求取才得到。我被贬居黄州时，接连发生时疫，配制这种药散发给人，救活的人数不胜数。巢谷起初教给我时约定不得传给别人，并指着江水发誓，我暗自认为这样太狭隘，于是把它传给蕲水人庞安时。安时以善于行医闻名于世，又擅长著书，想把药方传给后人，所以我把它授给他，也使巢君的姓名与这个药方一同不朽。《田表圣奏议叙》故谏议大夫、赠司徒田公表圣的奏议十篇。唉！田公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臣。他竭尽言论而毫不避讳，大概从仇敌以下都能承受他的直言，有些人尚且不能忍受，更何况君主呢？由此我知道宋太宗、宋真宗是圣明的。自太平兴国以来到咸平年间，可以说是天下大治，千载难逢的时代了。然而田公的言论常常像有不可测的忧患迫近于朝夕之间，这是什么原因呢？古代君子，必定在天下太平时忧虑，在明主面前保持警惕。明主有超绝常人的资质，太平时代又没有可畏惧的祸患；有超绝常人的资质，就必定轻视臣下；没有可畏惧的祸患，就必定轻视百姓。这正是君子最为害怕的。汉文帝时，刑罚搁置不用，战争也没有发生，可是贾谊说：‘天下有值得长叹的事，有值得流泪的事，有值得痛哭的事。’后世并不因此降低对汉文帝的评价，也不因此过分责怪贾谊。由此看来，君子遇到太平时代、侍奉明主，原则上就应当如此。贾谊虽然没有被重用，但他所说的事情大略已经施行；不幸早死，功业没有在当时显著。然而贾谊曾建议让诸侯王的子孙各按次序接受分封土地，汉文帝来不及采用，经过汉孝景帝直到汉武帝时期，主父偃实行了它，汉室因此安定。如今田公的建议，十条中还有五六条没有采用。怎么知道后世不会有像主父偃这样的人把它举出而实行呢？希望把这部书广泛流传于世，一定会有人与田公的意见相合。这也是忠臣孝子的志愿。《乐全先生文集叙》

译孔北海志向远大、议论高妙，功业没有显现在世上，但那英伟豪杰的气概，自然成为一时人的宗仰。他评论盛孝章、郗鸿豫的书信，慨然具有刚烈大丈夫的风范。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我标榜，但他洞察事物、成就事业的资质，综合考察名实的用意，都自然显现在言语之中。至于《出师表》，简练而完备，直率而不放肆，言论伟大啊！它和《伊训》《说命》相互表里，不是秦汉以来那些以侍奉君主为乐事的人所能达到的。常常遗憾不能见到这两人的全部文章；如今我们的乐全先生张公安道，或许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吧！唉，士人不肯长久把天下的重任自我承担，已经很久了。言语不是不工巧，政事、文章不是不敏捷而且博学，但一到面临大事，少有不忘记根本、失去操守的，这是器量狭小。张公还是平民时，就已经身材高长，显露出宰辅的声望。自年轻出仕到年老归退，从未用言语迎合外物，也没有用脸色向人求取。即使面对君主，也必定先认同其道理才发言；毁誉不能动摇他，得失始终如一，正是孔子所说以道义侍奉君主的大臣。时代远去，道术散失，即使有志之士和仁人，也有人稍稍贬低自己来求得任用；唯独张公凭借勇往直前的气概，实行正大之言，说：‘任用我就出来做事，不任用我就退藏起来。’ 他在上不求迎合君主，所以虽然显贵却不被任用，即使被任用也不能充分发挥；在下不求迎合士大夫，所以喜欢他的人少，不喜欢他的人多。然而一说到天下的伟人，必定把张公列为第一。张公尽其本性、知晓天命，体察自然之理，按照不得不如此的情势去行动，并不是想靠文章在世上成名的人。然而从庆历以来直到元丰，四十多年间他和君主讨论天下大事，见于章疏的很多，有的被采用，有的没有采用，但都以礼义为根本，合乎人情；是非在前事中有所考察，成败在后来得到验证。至于他的其他诗文，也都清远雄丽，读者可以由此想见他的为人，确实可以说与孔北海、诸葛孔明相似。我二十岁时以诸生身份在成都拜见张公，张公一见便以国士相待。到现在三十多年，他对我的启发成就已经很多；而我始终没有在他那里建立一分一寸的功效，只是求得亲手校订他的文集，收藏在家中，并且评论其大略，以等待后世君子。过去曾鲁公曾对我说，张公在君主面前讨论大事，别人整天反复陈说也不能说尽的，张公只用几句话就能决定，灿然写成文章，全都可以书写诵读。他的言论虽不全被采用，但庆历以来的名臣中，受到君主敬重的，没有比得上张公的。张公今年八十一岁，闭门谢客，整日端正危坐，将要和造物者一同遨游于无何有之乡；他的言论尚且不可得闻，更何况他的文章呢？总共写成若干卷、若干首。《范文正公文集叙》庆历三年，我刚刚束发，进入乡校。有位从京师来的士人，把鲁人石守道所作的《庆历圣德诗》给乡里的先生看。我从旁偷偷观看，竟能诵读熟习其中的文辞。我问先生所歌颂的十一人都是谁，先生说：‘童子何必知道这些？’我说：‘如果他们是天人，我当然不敢知道；如果也只是人，为什么不能知道呢？’先生认为我的话奇异，便把全部情况告诉我，并且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人中豪杰。’当时我虽然没有完全明白，却已经私下记住了他们。嘉祐二年，我开始参加进士考试，到了京师，范公已经去世。等到下葬后墓碑刻成，我读着读着流下眼泪说：‘我了解他的为人，大概已有十五年，却始终没有见过他的面，难道不是命运吗？’这一年我考中进士，开始受到欧阳公的知遇；又通过欧阳公认识了韩琦、富弼，他们都把我当作国士来对待，并说：‘遗憾你没有认识范文正公。’三年以后，我经过许州，才认识范公的次子，就是现在的丞相尧夫。又过六年，才在京师见到他的叔父彝叟。又过十一年，终于和他的幼子德孺在徐州同僚共事；他们一见我都像旧交一样，并且把范公遗稿交给我，请我写序。又过了十三年，我才得以写成这篇序。唉！范公的功德，大概不需要文章便能显扬；他的文章也不需要序文便能流传。然而我不敢推辞，是因为我从八岁起就知道敬爱范公，到如今已经四十七年了。那三位杰出人物都能够跟随范公交游，唯独我没有见过他，把这看作一生的遗憾。假如能够在他的文章中挂上我的名字，借此自托于门下士的末席，难道不是我过去的愿望吗？古代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之流，他们建立王业霸业的谋略，都在田野之中已经确定，并不是做官以后才学习的。淮阴侯韩信在汉中拜见高帝，谈论刘邦、项羽的长短，谋划夺取三秦，仿佛指点手掌一样清楚；等到辅助高帝平定天下，汉中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兑现。诸葛孔明躺卧草庐之中，和先主刘备谋划对付曹操、孙权，筹划夺取刘璋的益州，凭借蜀地的资源争夺天下，终身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这难道只是听人口传、接受耳授，偶然试做而侥幸成功的吗？范公在天圣年间，居家为太夫人服丧时，就已经有忧虑天下、使天下太平的志向，所以写了万言书留给宰相，天下传诵。后来被任用为将领、擢升为执政，考察他一生所做的事情，没有超出这篇万言书的。如今他的文集二十卷，其中诗赋二百六十八篇，文章一百六十五篇。他对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的感情，大概如同饥渴之于饮食，想片刻忘掉也不可能，如火的热性、水的湿性一样。这大概是他的天性有不得不如此的地方；即使是挥笔戏谑之语，随手写成，也总归于这些内容。因此天下相信他的真诚，争相拜他为师、尊崇他。孔子说：‘有德行的人必定有言语，不是另外有了言语，而是德行从口中发出。’又说：‘我作战就能胜利，祭祀就得到福佑，不是因为我善于作战，而是德行显现在愤怒之中。’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六一居士集叙》

译有些话说得很重大，却不是夸张自大的，人们相信它，普通人却怀疑。孔子说：‘上天将要丧失这种文化，后死的人不能参与这种文化。’孟子说：‘禹治平洪水，孔子作《春秋》，我排斥杨朱、墨翟，我大概可以因此和禹相配。’文章的流传，和上天有什么关系？而禹的功劳与天地并列，孔子、孟子却凭空言论与他相配，不是太夸张了吗？《春秋》写成以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孟子的学说实行以后，杨朱、墨翟的道路被废止，天下人认为这些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却不知道其中的功劳。孟子去世以后，申不害、商鞅、韩非的学说兴起，背离正道而趋向利益，残害百姓来使君主富厚；这种学说极其鄙陋。然而士人凭借它欺骗君主，君主又侥幸希望一切功业立刻成功，纷纷跟随它；世上没有孔子、孟子那样的大人先生，推究它的本末，权衡祸福轻重来拯救人们的迷惑，所以这种学说终于流行。秦朝凭此祸害天下，逐渐发展到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的灾祸，死者十分之八九，天下一片萧条；洪水的灾害，大概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正当秦国尚未得志的时候，假如再有一个孟子，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只会成为空话：产生于他们心中，就会危害他们的事业；施行于事业，就会危害他们的政治，一定不会像这样惨烈。假如杨朱、墨翟得志于天下，他们造成的祸害难道会比申不害、韩非小吗？由此说来，即使用孟子和禹相配也是可以的。太史公说：‘盖公宣讲黄老之学，贾谊、晁错阐明申不害、韩非之学；晁错不值得称道，而贾谊也受其影响。’我由此知道邪说改变人的力量，即使豪杰之士也不能避免，何况普通人呢？自汉代以来，道术没有出于孔氏一门，但扰乱天下的学说却很多。晋朝因老庄之学而灭亡，梁朝因佛教而灭亡，没有人纠正它们，经过五百多年才有韩愈出现；学者把韩愈和孟子相提并论，大概差不多了。韩愈以后又过了三百多年，才有欧阳子出现。他的学说推本于韩愈、孟子而通达孔氏，阐明礼乐仁义的实质，以合于大道。他的言语简练明白，真实通达，援引事物、联系同类，以最高的道理加以折服，使人心悦服，因此天下一致拜他为师、尊崇他。自欧阳子在世以来，世上不喜欢他的人喧哗攻击他，能够困顿损害他的身心，却不能使他的言论屈服；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不约而同地说：‘欧阳子，就是当今的韩愈。’宋朝兴起七十多年，百姓不知道战争，富裕起来而受到教化，到天圣、景祐年间达到极盛；然而这种文章之道最终仍有愧于古代，士人也因浅陋而守旧，议论卑下而气势衰弱。自从欧阳先生出现，天下士人争相自我砥砺，把通晓经学、研习古道看作高尚，把挽救时局、推行正道看作贤能，把犯颜直谏看作忠诚。士人受到长期培养而有所成就，到嘉祐末年，号称人才众多。这些士人的成就，欧阳先生的功劳最多。唉！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不是上天，又有谁能使它实现呢？欧阳先生去世十多年后，士人开始学习新学，把佛、老之说的相似之处用来扰乱周公、孔子的真道，有识之士为此忧虑。幸赖天子圣明，下诏修订科举取士之法，鼓励和督促学者专心研究孔氏之学，排斥异端，之后风俗才发生变化。考察、讨论师友学术渊源的所在，又重新知道诵读学习欧阳先生的著作。我从他的儿子欧阳棐那里得到他的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是编次并评论说：“欧阳先生论说大道，像韩愈；论说政事，像陆贽；记叙史事，像司马迁；诗赋，像李白。这不是我个人的话，而是天下人的共同评价。”欧阳先生名修，字永叔，年老以后自称六一居士。

译《八境图后序》南康的江水年年冲坏城墙，孔宗翰任太守时，才开始修筑石城，直到今天仍依赖它。我任胶西太守时，孔君正好来接替我。临行时，他拿出《八境图》，请我作文章和诗，留给南康人，让他们刻在石上。此后十七年，我南迁经过南康郡，才得以遍览所谓“八境”，才知道此前的诗连它们万分之一都没有描写出来。南康的士大夫共同来请求我说：“过去诗文曾经刻在石上，有人把它拿走了，如今已经亡失，希望重新书写并刻下来。”当时孔君已经去世，我不忍心违背他们的请求。绍圣元年八月十九日。《圣散子后叙》圣散子主治疾病，功效不止一种。去年春天，杭州百姓患病，靠这种药得以保全性命的数也数不清。所用的都是中下等药材，略计每花一千钱就能制成一千服，救济的人已经达到一千。由此积累起来，它的利益非常广大。凡是想施恩而力量能够独自办理的人，尚且有所限制；如果集合众人的力量，那么人人都能得到善利，这项事业也可以长久推行。如今招募诚信之士到楞严院修制此药，从立春以后开始施药，一直到第二年春夏交际之时。登记姓名捐助的人，直接把钱物送到本院。过去薄拘罗尊者曾把诃梨勒施给一位患病的比丘，因此获得了报身，身体常无各种疾病。布施不论多少，只要随力助缘，疾病之间必定能够相互扶持，功德哪里有数量限制呢？仁慈的人怀有恻隐之心，应当推崇这种善因。吴郡陆广秀才施出此药方和药物，是从智藏主禅月大师那里得到的。寳泽是乡里的僧人。陆广如今在京城，施出的药方和药物存放在麦麴巷的住处。《送人叙》士人不能成就自己的祸患，在于世俗的学问。世俗学问的祸患，是歪曲人的才质，堵塞人的耳目。他们诵读老师传授的造字之说，学习世俗的文章，才不过数万字；作为士人的学业，便全部到此为止了。学习是为了明白礼，文章是为了表达志向，思考是为了贯通所学，气质是为了使文章通达。古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扩大见闻，这是学习的目的；端正志向、充实气质，这是言说的基础。王氏之学，正像脱去竹简的外壳，只按着现成的形模制作出来，不必修饰便成了器物。想求得桓圭、璧和彝器那样的成就，难道可以吗？《送水丘秀才叙》水丘仙夫研究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说，用来创作歌诗，与扬州的豪杰交游。他头骨高耸，颇有古代大丈夫的风度。他写词吐气，也常常使世俗之人惊异。我知道他一定会有用，仙夫可要自我珍惜啊！如今读书求取官职的人，都弯腰曲背、委曲求全以迎合规矩法度，竟然不能自由伸展自己的言论。仙夫以不能做将领为耻，游历琅琊、会稽，泛舟沅湘，逆流而上经过瞿塘，登高远望，摇桨深入水中，用来使自己适意。经过我这里并与我交谈，我告诉他说：古代君子，有的超绝世俗而高尚，有的选择适宜之地而安泰；只是他们的内心总是满足罢了。坐在朝廷之上，君臣相互唱和作歌，和那靠着枯桐、敲击朽枝而发出清越声响的人相比，不知他们内心的快乐有什么不同呢？处在困窘时，能够知道舍弃；处在通达时，能够知道任用。我因此预料仙夫会回来，仙夫努力吧！如果只是学习而不去实践，前往任职却独自落后，那么仙夫的鞋子就可以向南走了。《猎会诗叙》雷胜是陇西人，凭勇敢应募而得到官职，任京东第二将。他武力超群，骑马射箭敏捷精妙。军队在徐州检阅时，徐州人想观看他的才能，便在城西举行小规模打猎。又有殿直郑亮和借职缪进等人，都骑马跟随，弓箭、刀、长矛无不精通熟练。驻泊官黄宗闵举止像个读书人，却穿着戎装骑轻马出驰，远远超过众位宾客，大家都惊讶而笑，十分快乐。这天小雨刚停，土地湿润，风调气和，观看的人有几千。曹子桓说：“建安十年，刚平定冀州，濊貊进贡良弓，燕代献上名马。那年春天，句芒主管时令，和风吹拂万物，弓弦干燥，手指柔软，草木茂盛，野兽肥壮。我和兄长曹子丹在邺城西面打猎，亲手捕获獐鹿九只，狐兔三十只。”驰骋的快乐，边地人和武官每天都当作寻常之事。像曹氏父子那样横握长矛、吟诗作赋，并把它传给后世，才是值得高兴的事。众宾客各自写完诗后，我便把这篇文字写在末尾，留作日后的一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讲田友直字叙》韩城人田益，字迁之。黄庭坚认为这个字不足以配合他的名，于是改作“友直”。我说：“益有三种朋友，为什么只取其中一种呢？”他说：“直，是刚强之人的长处。一千个人唯唯诺诺，不如一个士人直言争辩。果真能和正直的人相处，他不会助长你的过错，而会同你切磋琢磨，使你成为金玉般的人，使你每天知道自己的不足。不过，选择正直的朋友，还要分辨四种情况：有正直而且修养正直的，有正直却陷入曲直颠倒的，有歪曲却窃取正直名声的，有歪曲却最终成全正直的。国家有道或无道都像箭一样直，这是正直而且修养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羊，儿子却出来作证，这是正直却陷入曲直颠倒的人。有人来讨醋，却向邻居索取，这是歪曲却盗取正直名声的人。儿子替父亲隐瞒，这是歪曲却最终成全正直的人。前两种可以希望，后两种不可希望。这是替你选择有益的朋友。”我曾经用这个道理来观察人。《送张道士叙》古人赠人言语，别人即使没有向我求取，我还要把它当作药来开给他。何况没有向我求取却又确实有待我开药的人呢？凭我朋友的贤能，他这次又何必有所求取？即便如此，我反而要向他求取。我说：我和朋友交心相知，将近三年了，并不是短暂的交往。如今竟然要分别离去，难道就这样默默无言而已吗？还是因为我不足以教诲你呢？难道你没有需要接受教诲的地方吗？我将要始终周旋迁就、包容遮护，是因为有所顾惜吗？唉，我的才质实在浅陋，而朋友每每过分爱护我，难道真是如此吗？停留在这里就可以了吗？还是仍有未达到之处，应当努力呢？我自知明白如何自处，却不明白如何与人交往，难道不可以至死而不改、不受欢迎的处境吗？所以讥讽辱骂随之而来，这难道值得忧虑吗？还是要从容地同世俗相合呢？我自身将要老了，家境也将要贫穷了，同外物日益抵触，而谋求出路又很遥远，难道将像草上的萤火一样忽明忽灭吗？像水中的鱼一样浮沉不定吗？陶工能把东西制成圆形，却不能制成方形；射箭的人能把箭射直，却不能使它弯曲。我将成为陶工，还是成为射箭的人呢？山中有蕨薇可以煮羹，野外有麋鹿可以制成肉脯，一根丝线可以做衣服，一片瓦可以用来居住，诗书可以使人快乐，父子兄弟妻子儿女可以一同游乐。我要辞别仕途，去追求自己的适意生活吗？还是贪恋富贵声名，苟且享受如梦如幻的快乐呢？是要走呢？是要停呢？是要迟缓呢？是要迅速呢？我的朋友大概是可以教导的；如果只是默默无言，那不是我对朋友的期望。《江子静字叙》

译我的朋友江君把自己的名字保存下来，请我为他取字。我给他取字“子静”。人的活动，以宁静为根本。精神因宁静而安住，内心因宁静而充实，志向因宁静而安定，思虑因宁静而明白。宁静有一定的道理：能够守住自己就宁静，追逐外物就躁动。同一个人的身体，昼夜之气、呼吸出入，从来没有不同；然而有时精神存在，有时精神丧失，是因为他的动静不同。后来的学者，开始学习时就已经受到做官的牵累；做官以后，又受到升迁的牵累。得到官位就高兴，失去官位就忧愁，这是忧乐系于仕进。每天清晨起身，白天同各种事务接触，合乎自己就高兴，违逆自己就发怒，这是喜怒系于事务。耳朵喜欢五声，眼睛喜欢五色，口喜欢五味，鼻子喜欢香臭，这是爱欲系于外物。凭这样微小的身体，却有如此多的牵系，行动流转、迁徙变化，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平日的修养还能保存吗？连自己所保存的东西都防护不住，又怎么能明白自身的是非以及外物的真伪呢？所以君子学习，是为了辨明道；明白道，是为了求得本性。端正就能宁静，宁静就能安定，安定就能虚静，虚静就能明察。外物到来时，我没有增加什么；外物离去时，我没有减少什么。难道还要因此产生欣喜、爱憎，而损害自己的真性吗？你年纪尚轻而才气锐利，学习是为了等待出仕，正要出门去应对外物。所谓以宁静保存本性，是不可不牢记的。能够得到自己的本性，不失去内在的自我，那么到哪里去又会不适意呢？《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天以一来生成水，地以六来成就水。一和六相合，水才可以显现；即使有神禹，也不能知道哪一部分属于一，哪一部分属于六。子思先生说：由真诚而明白，叫作本性；由明白而达到真诚，叫作教化。真诚就会明白，明白就会真诚。真诚与明白相合，道才可以显现；即使有黄帝、孔丘，也不能知道哪一部分是真诚，哪一部分是明白。佛家说：戒能生定，定能生慧。难道智慧独自不能产生定吗？伶玄有句话说：“有智慧就能通达，通达就会流散。”这哪里知道真正的智慧呢？醉了就狂乱，醒了就停止；智慧产生定，通达而不流散，这才清楚明白。所以有眼睛而自己行走，就会提起衣裳快步走，常常能够走在大道上；没有眼睛而跟随别人，就会扶着车轮、拖着脚跟，常常跌进坑穴。智慧产生定，比定产生智慧更快。钱塘僧人思聪七岁时擅长弹琴，十二岁放下琴学习书法，书法已经精工后，十五岁又放下书法学习诗歌。他的诗有奇特的语句，云烟葱茏朦胧，珠玉明亮闪烁，有见识的人认为他属于画师一流。思聪又不停止，于是诵读《华严》等经，进入法界海的智慧。今年二十九岁，老师和年长的儒者都敬重喜爱他。秦少游取《楞严经》中文殊菩萨的话，给他取字“闻复”，希望思聪每天进步而不停。从闻、思、修一直达到道的境界，那么《华严经》的法界海智慧也都成为可以暂住的草庐，何况书法、诗歌和琴艺呢？不过，古代学习道的人，没有从虚空直接进入的；轮扁砍削车轮，伛偻着身子捕捉蝉，只要能够由此发挥自己的巧智，就没有什么事物是卑陋的。思聪如果得到道，琴和书法都会对他有所助益，诗歌尤其如此。思聪若能像水镜一样以一物容纳万物，那么他的书法和诗歌应当更加奇妙，我将观察它们，把它们作为思聪所得之道深浅的征候。《观宋复古画叙》过去听说房琯在开元年间曾任卢氏县令，和道士邢和璞出游，经过夏口村，进入一座废弃的佛寺，坐在古松下。邢和璞让人挖地，挖到一个瓮，里面藏着娄师德写给永禅师的信。他笑着对房琯说：“你还记得这些吗？”房琯因此惆怅，悟到自己前生是永禅师。故人柳子玉珍藏这幅画，说：“这是唐代的原本，是宋复古临摹的。”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我从杭州回朝，住在吴淞江。梦中长老仲殊带着琴来见我，弹奏时发出奇异的声音。我仔细看那张琴，已经很破损，却有十三根弦，不禁叹息不已。仲殊说：“虽然破损，还是可以修理。”我说：“十三根弦怎么办？”仲殊没有回答，诵诗说：“度数形名难道是偶然，破琴如今有十三弦。今生若遇邢和璞，才相信秦筝就是响泉。”我在梦中完全明白了他所说的意思，醒来以后却忘了。第二天白天睡卧，又梦见仲殊来说明前面的话，再次诵读那首诗，我才惊醒，而仲殊恰好来到，心想这并不是梦。询问他时，仲殊却完全不知道。这年六月，我在京师见到子玉的儿子子文，求得这幅画，于是作诗并把梦中所见写在画上。子玉名瑾，擅长作诗和行草书。复古名叫廸，画山水草木，大概是当时最为精妙的。仲殊本是读书人，舍弃家庭学习佛法，旷达超脱而无所执着，都是奇异之士。诗说：“破琴虽然还没有修好，琴中蕴含的意味已经足够。谁说只有十三根弦，声音节奏如佩玉相击。新弦虽然高高张起，丝弦的声音却不依附琴木。宛如七弦琴，琴声一动便去追逐世俗的爱好，实在浅陋了。”房次律因为因循苟且而堕入流俗，可以料知董庭兰不懂得无弦之曲。《东坡全集》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三十五，宋苏轼撰，记十三首 《清风阁记》文慧大师应符居住在成都玉溪之上，建了一座楼阁，名叫清风阁，写信来请我作文章记述此事。他五次来访，态度更加恳切，我不能再推辞，便戏作佛家言语来问他说：“应符，你所谓的身体，是你寄托身心的地方；你所谓的楼阁，是你寄托所寄托之物的地方。身体和楼阁，你都不能真正拥有，那么名称又施加在什么地方呢？名称无处施加，又为什么要写记呢？”不过，我姑且让你放下心神、遗弃形体，勉强说这些话；你也姑且放下心神、遗弃形体，勉强听这些话。树木生长在山中，水流入深渊，山和深渊尚且不能被人占有，人却把它们当作自己所有，难道不是迷惑吗？天地相互摩擦，虚空和有形之物相互推荡，风便由此产生。想抓住它却抓不住，想追赶它也追不上。你建造居室并给它命名，我又替你写记，难道不是大大的迷惑吗？不过，世人所说的自己拥有而不感到迷惑的事物，同这种情况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这样就可以说是拥有，那么即使说你拥有这阵风，即使因为建造居室而给它命名，我替你写记也可以，并不算迷惑。风起于苍茫之间，徘徊在山泽之间，冲激在城郭道路之间，缓缓地流动、回旋，吹拂着你的轩窗、栏杆、帷幔而不离去。你倚着几案观察它，或许也会有所领悟吧？力量产生于受到激发，却不把自己当作力量，所以不会劳累；形态产生于所遇之物，却不把自己当作形态，所以不会穷尽。请尝试从这个道理来观察它。

译《喜雨亭记》亭子用“雨”来命名，是为了记载喜悦。古人有喜事就用它来命名事物，表示不忘。周公得到嘉禾，用它命名自己的书；汉武帝得到宝鼎，用它命名年号；叔孙胜了狄人，用它给儿子命名。喜事有大小不同，但表示不忘这一点是相同的。我到扶风的第二年，才开始修建官舍，在厅堂北面建亭，在南面开凿池塘，引水流、种树木，把它作为休息的地方。这年春天，岐山南面降下麦雨，占卜认为将有丰年。后来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百姓正因此忧虑。过了三月，到乙卯日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认为还不够。丁卯日下大雨，三天才停止。官吏在庭院中互相庆贺，商人在市场上互相歌唱，农夫在田野里互相击掌欢呼。忧愁的人变得快乐，患病的人得到痊愈，而我的亭子也恰好建成。于是我在亭上举酒，邀请宾客并告诉他们说：“五天不下雨，可以吗？”回答说：“五天不下雨，就没有麦子。十天不下雨，可以吗？”回答说：“十天不下雨，就没有禾苗。没有麦子、没有禾苗，年成将接连发生饥荒，诉讼大量出现，盗贼也更加滋长猖獗；那么我和诸位即使想在这座亭子里从容游乐，难道能够做到吗？”如今上天没有遗弃这些百姓，刚刚发生旱情就赐给他们雨水，使我和诸位能够一同从容地在亭子里游乐，这都是雨水的恩赐，难道又可以忘记吗？既然已经用“雨”给亭子命名，又作歌来咏唱它：“假如上天降下珍珠，寒冷的人不能拿它做短衣；假如上天降下美玉，饥饿的人不能拿它当粮食。一场雨下了三天，这是谁的力量？”百姓说：“太守！”太守不把功劳归给自己，而归给天子。天子说：“不是这样，应当归给造物主。”造物主不把功劳归给自己，又归给太空。太空茫茫无边，无法称名，我便用它来命名我的亭子。《凤鸣驿记》起初我在丙申年考中进士，经过扶风时，向驿馆的人请求住宿。进入以后，发现不能居住，便出来住在旅店。此后六年，我任府中的属官。过了几天，到驿馆拜访客人，看到客人居住的地方以及各种资用，有如官府，有如庙观，也有如几代富人的住宅。四方来的人，都像回到自己家中一样，个个快乐得忘了离去。将要离开时，已经套好车马，即使马也回头看着马夫的房舍嘶鸣。我召来驿馆的官吏询问。官吏说：“这是如今太守宋公新建的。宋公从辛丑年八月开始到任，到任一个多月便兴工，五十五天完工。役夫三万六千人，木材按根计算，竹子按竿计算，瓦、砖、坯、钉各按枚计算，柴草按石计算，共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二十八，而百姓开始时竟没有察觉。”我听后内心赞赏他。第二年，县令胡允文备好石碑，请我书写这件事。我认为其中有值得记载的地方，于是写道：“古代君子不挑剔居所，能够安居就快乐，快乐就喜爱做事；做事时使人都感到喜悦，那么天下还有什么值得治理的呢？后世君子常有自己看不起的事情，于是浮躁，否则就懒惰。浮躁就会妄为，懒惰就会废弛。既妄为又废弛，天下不能治理的原因常常出在这里，也就不足为怪了。如今宋公计算自己经历的仕途并累计自己的勤劳，如果他不愿与世俗发生龃龉，那么如今正在做什么，又何必还做这个官呢？然而他从来没有轻视事务的心。他治理扶风，看到倾斜不稳的地方，就使它安定树立；发现低洼不平的地方，就加以疏通整治。不只是驿舍，即使事情比修驿舍更小，宋公也从来没有不尽心的。曾经吃惯牲畜肉的人，很难再吃蔬菜；曾经穿惯锦绣的人，很难再穿布衣。习惯做大事，便不屑做小事，这是天下共同的弊病。《诗经》说：“平易近人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所谓平易近人，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不挑剔居所，能够安居，安居便快乐，快乐便喜爱做事吗？修缮驿舍本来确实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但从修缮驿舍中看出宋公不挑剔居所、安居、快乐并喜爱做事，那么这件事就确实值得记载了。” 《凌虚台记》凌虚台建在南山脚下，按理说起居饮食都应该同山相接。四方的山没有比终南山更高的，而城邑中靠近山的没有比扶风更近的。凭这样近的距离来求取最高的山，按势必定可以得到；可是太守的住所却从来不知道有山。这虽然不是事情得失的关键，但事物的道理中有不应如此的地方，这就是修筑凌虚台的原因。当它还没有修筑时，太守陈公拄杖穿鞋在山下悠闲漫步，看见从林木上方露出的山峰一个接一个，像人在墙外行走时只能看见发髻一样，便说：“这里一定有奇异之处。”他让工匠在前面挖成方池，用挖出的土筑台，筑到高出房屋屋檐便停止。这样以后，人登上台顶，恍惚间不知道是台的高度，还以为是山腾跃奋发而冲出来。陈公说：“这里适合命名为凌虚。”便把这件事告诉属官苏轼，请我作文记述。苏轼回答陈公说：“事物的兴废、成毁，是无法预知的。从前这里是荒草野田，霜露遮蔽，狐狸毒蛇潜伏，那时哪里知道会有凌虚台呢？兴废成毁相互接续，永无穷尽，那么这座台重新变成荒草野田，也都是无法预知的。请尝试和您登台远望：东面是秦穆公祭祀祈年的槖泉，南面是汉武帝的长杨宫、五柞宫，北面是隋朝的仁寿宫、唐朝的九成宫。计算它们在一时的兴盛，宏伟奇特、华美壮丽、坚固而不可动摇，哪里只是超过这座台百倍而已呢？然而几代以后，想寻找它们的遗迹，只剩破瓦颓墙，再没有完整保存的；后来已经化为禾黍、荆棘，成为丘墟田畴，何况这座台呢？台尚且不能依靠来长久保存，何况人的事情有时得到、有时失去，忽然而来、忽然而去呢？如果有人想借此向世人夸耀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世间确实有可以依靠的东西，但不在于这座台是否存在。”对陈公说完这些话，我退下来写成这篇记。

译《中和胜相院记》佛道难以成就，说起来使人悲伤酸楚、忧愁痛苦。起初学习它的人，都进入山林，踩踏荆棘和蛇虫，赤身裸体经受风雪霜寒；有时剖割屠宰、焚烧烹煮，把肉拿来喂虎豹鸟兽蚊蚋，没有什么不做的，尝尽苦楚辛酸，经历百千万亿年以后才有所成就。不能做到这些的人，还要抛弃亲属，穿麻布衣，吃草木果实，白天劳作以供给柴水、清扫粪秽，晚上手持灯火焚香，侍奉老师如同侍奉活着的亲人，努力使身体困苦瘦弱；对自身的身、口、意无不设禁戒，大略有十条，详细内容无数，终身念诵，睡觉吃饭都能想见，像这样才仅仅可以称为沙门、比丘。虽然名义上是不耕种却能得到食物，然而劳苦卑辱远远超过农夫工匠。计算其中的利害，这并不是侥幸求利的小民所喜欢的。如今为什么抛弃家庭、毁坏衣服、剃掉头发的人这样多呢？想来也是因为其中有便利之处吧？寒天耕作、暑天除草，官府又来召集役使，凡是百姓所忧患困苦的事情，我都可以免除。我们老师所说的戒律，是为愚昧而未通达的人设置的。像我这样的人，何必用它呢？只是削除其中的祸患，专取其中的利益罢了。又爱惜它的名声，整理那些荒诞的说法，整肃衣服登堂入座，问答自如，便称为长老。我曾经考察过他们的言论，大抵是专门制造不可知的说法，设置机巧来应付敌人，隐藏形迹以防备失败困窘，于是把问题推入浩渺深远之中，使人无法捕捉，不过如此而已。我游历四方，见到这种说法就反复驳斥、使其陷入困窘，推测他们逃避的方向而预先堵住道路，他们往往脸颈发红。然而既然已经以此为道，势必不能用恶声来反驳我，只能笑着说：“这是外道魔人。”我对僧人的轻慢、侮辱和不信，到了这种程度。如今宝月大师惟简竟然拿他所居寺院的始末来请求我作文记述，难道不是荒谬吗？不过，我过去刚游历成都时，见到文雅大师惟度，器宇轩昂，令人喜爱，是个浑厚的人，能够谈论唐末五代的事情，其中有些是传记没有记载的；因此我和他交往得很熟。惟简是他的同门朋友。惟简为人精明敏捷，胜过常人，奉事佛法、整饬僧众，谨慎严明如同官府。这两位僧人都是我所爱重的，而这座院中又有唐僖宗皇帝的画像，以及他的文武从官七十五人。他们奔走流离而失国，以及国家将要灭亡却没有立即灭亡的情形，已经足以令人感慨叹息；加上画作又都精妙绝伦，确实值得称道，所以勉强写下这篇记。最初居住在这里的是京兆人广寂大师希让，传了六代，才传到惟度和惟简。惟简姓苏，是眉山人，是我的远房宗族子弟。如今主持这座院子，而惟度已经去世。《四菩萨阁记》起初我的先父对外物没有什么爱好，闲居时像在斋戒，言谈笑语也有一定的时候。但他曾经喜爱绘画，弟子门人没有什么可以使他高兴的，便争相送来他所喜爱的东西，希望能使他展颜一笑。因此他虽然是平民，所得到的画却和公卿相等。长安有一座旧藏经龛，是唐明皇帝所建，门向四方，八面墙板上都画着吴道子的画，正面是菩萨，背面是天王，共十六尊。广明之乱时，被贼人焚毁。有个僧人忘了姓名，在战火中拔出其中四块板逃走。木板太重，无法背负，又被贼人逼迫，担心不能保全，于是凿穿两块木板，把它们套在肩上承受负荷，向西逃到岐地，后来在乌牙的僧舍中寄身而死。木板留在那里，已经一百八十年了。有客人用十万钱得到它们，拿来给我看；我偿还了他的钱而取下木板，把它们献给先父。先父所喜爱的物品有一百多种，但一旦得到这四块木板，便把它们列为第一。治平四年，先父在京师去世。我从汴京进入淮水，溯江而上，带着这四块木板回去。免除丧服之后，我曾经往来的僧人只有惟简，他诵说自己老师的教诲。我替先父布施，必定选择他非常喜爱、又不忍舍弃的东西。按照这个道理，我想到先父最喜爱、我最不忍舍弃的东西，没有比这四块木板更合适的了，所以便把它们送给惟简，并告诉他说：“这是唐明皇帝都不能守护、最终被贼人焚毁的东西，何况是我呢？” 我看天下收藏这类东西的人多了，有谁能让它传到三代以上呢？他们起初求取它时唯恐来不及，得到以后又只怕失去，而子孙中不拿它换取衣食的很少。我只估量自己不能长久守护它，所以把它给了你。你将用什么来守护它呢？惟简说：“我用身体守护它。我的眼睛可以被挖出，双脚可以被砍断，但我的画不能被夺走。这样足以守护它吗？”我说：“还不够，只能守到你这一生罢了。”惟简说：“那就再向佛发誓，并让鬼神来守护它。凡是夺取它的人，以及凡是把它送给别人的人，罪责都按法律处理。这样足以守护它吗？”我说：“还不够。世上有不信佛而轻视鬼神的人，那么靠什么守护它呢？”惟简说：“你把它送给我，是因为把它当作替先父布施的东西。天下难道有不敬父亲的人吗？谁忍心夺取它呢？如果有人听说这件事仍不悔改，不只想看一眼，而一定要把它夺到手才感到痛快，那么这种人的贤愚，和广明年间焚烧它的人没有两样。保全他的子孙尚且困难，何况能够长久拥有它吗？而且，不可被夺取的关键在于你，是否夺取则取决于别人。你努力做到使它不可被夺取就是了，至于其他又何必知道呢？”把它送给惟简以后，惟简用钱一百万让惟度建造大阁来收藏它，并且在阁上绘画先父的像。我资助了二十缗钱，约定第二年冬天完工。《熙宁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记。

译《墨君堂记》凡是人们彼此称呼，尊贵的就称作“公”，贤能的就称作“君”；再往下便称“你”“我”。即使公卿地位尊贵，如果天下人表面敬畏而内心不服，进前时称他为君、公，退后时称他为你、我，这种情况很多。唯独王子猷称竹为“君”，天下人也跟着称它为君，没有异议。如今文与可又能用墨来表现竹君的形貌，建造厅堂让竹君居住，并请我作文来赞颂竹君的德行，那么文与可对竹君确实深厚了。文与可为人端正宁静而有文采，明智而忠诚。士人中修养洁白、博学多闻，朝夕磨炼修治、洗濯自身，希望同文与可交往的，不止一人；但他唯独对竹君如此厚爱。竹君又疏朗简淡、刚正坚劲，没有声音、色彩、气味和滋味来娱乐人的耳目鼻口；那么文与可厚爱竹君，一定是因为认为竹君贤能。世上能够使人感到寒冷或温暖的事物，它们的气势也还没有霜雪风雨逼近肌肤那样强烈，可士人很少不因此产生喜悦或忧戚。暂且从竹君所守持的本性来看，作为植物，四时变化也是很大的，但竹君独自不为之动心。即使是文与可，天下人难道谁不认为他贤能吗？然而只有文与可深深了解竹君，知道竹君为什么贤能。他从容谈笑，挥笔纵横迅疾，把竹君的全部德性表现出来；画出竹子幼嫩、壮盛、枯槁、衰老的形态，表现它披折、偃仰的姿势，在风雪猛烈中观察它的操守，在山崖石块错落不平处表现它的节操。得志时就繁茂而不骄傲，不得志时就憔悴而不受辱。群居时不依附别人，独立时不感到畏惧。文与可对于竹君，可以说是得到了它的真情而穷尽了它的本性。我虽然不足以真正了解竹君，却愿意跟随文与可，寻求竹君兄弟子孙、族属朋友的形象，收藏在我的屋室中，把它作为竹君的别馆。《净因院画记》我曾经谈论绘画，认为人、禽鸟、宫室、器物都有固定的形状。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然没有固定的形状，却有固定的规律。固定形状画错了，人人都知道；固定规律表现不当，即使通晓绘画的人也有不知道的。因此凡是可以欺骗世人而取得名声的，必定寄托在没有固定形状的事物上。即使如此，固定形状画错，只限于所错之处，不能损害全体；如果固定规律表现不当，就会全部失败。正因为它的形状没有固定模式，所以它的规律更不能不谨慎把握。世上的工匠，有的能够曲尽物体形状，但至于其中的规律，非有高明的境界和超逸的才华不能辨别。文与可画竹、石、枯木，真可以说是把握了其中的规律。竹木如此生长，如此死亡，如此弯曲拳缩、瘦削局促，如此枝条通达、顺利繁茂；根、茎、节、叶，芽、角、脉、纹，千变万化，从来没有彼此重复，却各自合于所在的位置，符合自然造化，也满足人的审美，大概正是通达之士寄托精神的地方吧？过去我曾在净因院方丈室画了两丛竹子，后来我出守陵阳，向西而行，我和他同行。分别时，长老道臻法师又在东斋画了两枝竹梢和一株枯木。道臻正要整治法堂四壁，便向文与可请求，文与可已经答应了。所以我一并为它们写下这篇记，必须有明白其中规律并深入观察的人，才能知道我的话没有虚妄。《墨妙亭记》熙宁四年十一月，高邮人孙莘老从广德调任吴兴太守。第二年二月，他在府第北面、逍遥堂东面建造墨妙亭，把境内自汉代以来古代文章和遗留的碑刻收集来充实其中。吴兴从东晋以来就是美好的地方，号称山水清远；当地百姓依靠鱼、稻、蒲、莲的利益而生活满足，少有要求，也不相争。宾客如果不是因公到这里来，一般不会到访，所以历任太守大多把吟风啸咏、投壶饮酒作为日常事务。自从孙莘老到任，恰逢这一年发生大水，上等田地都没有收成，湖州人遭遇大饥荒，将要相率逃亡。孙莘老大力开仓赈济，劝有余粮者分出粮食，亲自安抚巡视，慰劳招徕都出于至诚；富裕有余的人也争相拿出粮食来帮助官府，救活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这时朝廷正改变政治、制定法令，使者来往频繁，按理说孙莘老应当日夜处理公文、按期限赴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从容自得；但孙莘老反而更加喜欢招待宾客、作诗饮酒来取乐。他又利用空闲搜集散佚作品，得到前人的赋和诗数百篇，编成《吴兴新集》。那些刻画仍然存在、但倒伏残缺在荒坡野草之间的碑刻，也都收集到这座亭中。这年十二月，我因事到湖州，周遍游览后感叹不已，孙莘老请求我作文记述此事。有人认为我所说的凡是有形之物最终都必然毁灭，依靠形体来求坚固尤其不能长久。即使金石这样坚硬，也会很快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它们流传后世，尚且能够保存得相对久一些；如今却把它们寄托在这些碑刻上，是让本来能够长久保存的东西反而求助于容易毁坏的东西。这本来就是古人的迷惑，而孙莘老又将建造深屋大檐来把它们封存起来。推究这个意思，岂不是近于不知天命吗？我认为真正知天命的人，必定把人事完全做到，然后道理完备而无所遗憾。事物有成就，就必然有毁坏，好比人有出生就必然有死亡，国家有兴盛就必然有灭亡。君子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修养自身时，凡是可以使生命延长、使死亡推迟的治理措施，没有不用来治理国家的；凡是可以保存已有、挽救将亡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直到实在无可奈何才停止，这才叫知天命。修建这座亭子本身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但其中的道理却不能不辨明，所以我把这番说法全部记载下来，并把有关的名称和事物列在左边。

译《墨宝堂记》世人共同喜爱的，不过是美味饮食、华丽衣服和声色享受罢了。有人自以为高雅，反而讥笑这些人。弹琴、下棋、收藏古代法书和图画，客人来了就拿出来夸耀欣赏，自以为达到极致；又有人讥笑他们说：古人之所以使自己显名于后世，是因为有言语文章。这有什么值得喜爱？豪杰之士又彼此讥笑，认为士人应当凭功名闻名于世。至于只施加于空言而不能见诸实际行动的，不过是不得已之人的作为。所谓功名，从亲自去做成一个官职开始，向上等而论，一直到伊尹、吕尚、后稷、契所经营的事业，刘邦、项羽、商汤、周武王所争夺的天下，就是最高境界了。但有人仍然不免讥笑说：这些区区之事，哪里值得一提？许由却把辞让天下看作难事，孔丘知道天下之事，认为自己的见闻广博。由此说来，世人彼此讥笑，难道有尽头吗？士人正专心追求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即使是小物，也有人宁可舍弃生命、忘掉亲人而奔逐。因此有人喜爱书籍却得不到所求的版本，便捶胸呕血，几乎送命而仅能活下来，甚至掘墓、砍棺来寻找它。这难道是声色气味等外物足以动摇人的心吗？正当他以此为乐时，即使自己的嘴也无法完全说出其中的快乐，更何况别人呢？人只因为自己不喜欢某物，就讥笑别人所喜欢的东西，那就错了。毗陵人张希元，世代喜爱书法，收藏古今人的遗迹很多，把它们全部刻在石上，建造屋室收藏，并请我作文记述。我是蜀人，蜀地谚语说：“学习书法耗费纸张，学习医术耗费人。”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道理。世上有喜爱功名的人，凭尚未实践的学问，突然把它施行于政事之中，那么耗费、贻误别人，哪里只是学医者所能相比的呢？如今张君具有胜过常人的才能，但职位却不相称，整年优游，无处施展自己的心智，于是以书法自娱。然而依我看来，张君难道会长久闲居吗？积蓄到了极点就会通达，必定将把它充分施展在政事上。张君知道治理政事耗费、贻误人，比行医更严重，那么希望把我所说的话作为鉴戒。《钱塘六井记》潮水避开钱塘江向东流去，冲击西陵，这种情形由来已久。低洼湿地和盐碱地，逐渐变成种桑种麻的地方，后来又建成城邑聚落。如今本州所有的平陆，都是江水过去流经的地方。这里的水苦涩恶劣，只有背靠山地凿井，才能得到甘泉，但能得到泉水的地方并不广。唐朝宰相李长源公开始修建六口井，引西湖水来满足百姓的日常用水。后来刺史白乐天公治理西湖、疏浚水井，在湖边刻石记载此事，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依赖这些水利。起初李长源所建的六井中，最大的一口在清湖中，叫相国井。相国井西边是西井，稍向西再向北是金牛池；又向北再向西、靠近城墙的是方井，那里还有白龟池；再向北转向东，到钱塘县治所南面，是小方井。金牛池废弃已经很久了。嘉祐年间，太守沈文通公又在六井南面截断河道，向东直到美俗坊，建成南井。水从涌金门流出，沿湖向北，有三道水闸控制水流；水从石渠穿过城向东流，南井、相国井、方井的水都从这里流出。至于西井，是相国井分出的支流。白龟池和小方井都隐藏在湖底的暗沟中，不需要设置水闸。这就是六井的大致情况。熙宁五年秋天，太守陈述古公刚到任，询问百姓所苦，百姓都说六井没有得到修治，供水不足。南井的沟渠低而井口高，水在地下流行，通常不能顺利流到井中。陈公说：“唉，问题太严重了！我在这里，难道能让百姓想取水却取不到吗？”于是命令僧人仲文、子珪办理此事。仲文、子珪又召集如正思、坦等同伴来帮助自己。总共出力协助官府的有二十多人。于是挖开沟渠，改换砌石，修补完整并堵塞缝隙，于是相国井的水大量涌来，水坑很快灌满并溢出，向南流入河中；一千艘船接连运载，顷刻之间便有一百斛水。因为方井靠近污浊恶水，便把它向西迁移，离原址不到五步便挖到了旧井基。父老们惊讶地说：“这是古方井啊！百姓李甲把它迁到这里，已经六十年了。”把涌金池疏浚为上池、中池、下池，使洗衣、洗马的水不流入上池；又在门外设置两道水闸，一道通向三池并泄入河中，另一道把水引入石槛。把竹管编成五根管道来引水，沿河向东，截断三座桥后进入石渠，流入南井。由于水源位置较高，南井常常水满。共设置四道水闸，全都筑墙并加锁封闭，以防止损坏。第二年春天，六井全部修好，恰逢这一年大旱，从江淮到浙右，水井全都干涸，百姓甚至用瓦罐和陶缶储水，像馈赠酒醴一样相互赠送。而钱塘百姓凭肩挑脚运和船只所能到达的范围，南到龙山，北到长河、盐官以及海边，都能用水供牛马饮用和人们沐浴。在这个时候，汲水的人都诵念佛号祈祷。陈公因此认为：水是人们最急需的东西，而旱灾直到井水干涸，并不是年年都会出现的情况。正因为这种情况并不常有，便忽视了人们最急需的东西，这是天下共同的弊病。难道只有水是这样吗？所以我详细记下这些话，用来告诉后人，使这件事即使经过久远而废坏，仍然有可供考察的依据。

译仁宗皇帝御笔飞白书记 要考察一个时代的治乱，必定要看这个时代的人；要考察一个人的贤能或不肖，必定要结合他所处的时代来考察。孟子说：“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却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可以吗？”因此必须讨论他们所处的时代。合抱的大树，不会生长在只有一步高的土丘上；拥有千金的子弟，不会出自两家杂处的市井。臣曾经赶上侍奉仁宗皇帝，我的愚钝不足以测知圣德究竟达到了什么境界，只是私下观察仁宗在位四十多年间身边前后的人物，其中大人物本来就光明俊伟、深厚雄杰，难以窥测和比较；即使其中地位较低的人，也都能敦厚朴实、和乐平易、恭谨稳重，被称为长者。在那个时代，天与人和谐相应，上下同心欢悦；才智之士没有被充分任用，却有充足的道德；功业大到难以言说，福禄无穷。仁宗升遐以来，已经十二年了，无论臣子还是百姓，无论内地还是边远之处，甚至深山穷谷中的老妇幼童，以及远临四海的边裔夷族君长，只要见到当时的人、听到当时的事，没有不流泪叩首的。这难道只是皇上的恩泽吗？凡是在朝廷任职的人也都参与成就了这一切。太子少傅、安简王公名叫举正，我没有来得及亲眼见到他，却知道他的为人。他流传下来的风范和遗留下来的风俗，之所以可以称道，正是结合当时的时代来考察才知道的。熙宁六年冬天，我因公事来到姑苏，他的儿子诲拿出庆历年间皇帝赐给王公的“端敏”二字飞白书和一支飞白笔给我看，并且对我说，希望我把这件事记下来，将它刻在石上流传后世。我任职太常，职责属于太史，按法令可以撰写此文，而且认为：即使拥有楚王的乌号弓，也不如收藏这支笔；即使珍藏曲阜的鞋子，也不如传下这篇文字。考察追蠡来讨论声音，不如推究笔画来探寻皇帝使用它时的心意；保存昌歜来追忆个人嗜好，不如通过褒贬来想见皇帝所任用和亲近的人。有的可以藏在名山，有的可以流传四方。凡是见到这件事的人，都应当肃然振作，仿佛望见旄头星扬起的尘土，听见皇帝随从车驾的声音，彼此勉励，努力做到忠厚，而以浮薄为耻，或许这就是立此记的意义吧。大悲阁记 用羊和猪作为美味，用五味调和食物，用黍稻酿成酒，用酒曲来制作，这些都是天下共同的做法。材料相同，水火的调配相同，寒暖燥湿的条件也相同。然而交给两个人来做，成品的美恶却不一样，难道美味的原因不可以通过一定的法则取得吗？古代制定方法的人，从来没有舍弃法则。能干的人依照法则就能得到精妙之处，不能干的人遵循法则也能掌握大概。方法虽然出于同一处，但有人能做到，有人做不到，于是精粗便显现出来。人们只看见二者的区别，便想在法则之外求取精妙，抛弃具体方法而追逐玄妙，说：“我知道酒食美味的原因，却略去它们的配比，舍弃它们的度数，认为美味不在这些地方。”如果一切只凭主观臆想制作，那么不被人呕弃的东西就很少了。如今我们这些求学者的弊病也是这样。天文、地理、音乐、律历、宫室庙宇、服饰器用、冠礼婚礼和丧祭之法，《春秋》所取所弃的标准，礼制所允许的事情，刑法所禁止的事情，历代兴废的原因，以及人的贤能与不肖，都是求学者应当竭力学习的。有人却说：“这些都不值得学习，应当学习那些无法载于书本、只能口耳相传的东西。”子夏说：“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每月不忘记自己已经掌握的，才可以称为好学。” 古代求学的人，他们所不知道的和所掌握的，都可以一二数出，并且日积月累地显现出来。如今世上的求学，他们究竟不知道什么，又究竟会做什么呢？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来思考，没有益处，不如学习。”由此看来，废弃学习而只是空想，是孔子所禁止的，却成了当今世人所推崇的。难道只有我们这些求学者如此，连学佛的人也如此。斋戒守戒，讲诵佛经，修饰佛塔寺庙，这些正是佛教昼夜教导人们的事情。然而有些佛门弟子认为，斋戒守戒不如无心，讲诵佛经不如无言，修饰塔庙不如无为。他们内心无所用心，口中无所言说，身体无所作为，只是饱食嬉游而已，这就是以“大”自居来欺骗佛法的人。杭州盐官安国寺僧人居则，九岁出家，十年后得了恶疾，病重将死，便向佛发誓，愿意终身持戒，并且塑造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像，诵念观世音名号千万遍。后来财力不足，便节衣缩食三十多年，一点一点积累，直到完成。佛像高九仞，他建造四重高屋来安置它，并请我作文记述。我曾把这些话告诉东南士人，大概只有很少人愿意实行；我唯独喜爱居则，赞赏他勤苦从事于实际作为，坚定志向、守持节操，年老而志行不衰。他不同于那些以“大”自居来欺骗佛法的人，所以为他作记，也借此劝勉我同道中的人士。《东坡全集》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三十六，宋代苏轼撰写记十四首

译超然台记 一切事物都有可以观赏的地方，只要有可以观赏的地方，就都有可以使人快乐的地方，并不一定非要奇异瑰丽的事物不可。喝酒糟、饮薄酒，都可以醉；瓜果蔬菜草木，都可以使人吃饱。由此类推，我到哪里去会不快乐呢？人们之所以求福而躲避祸，是因为认为福值得喜爱，祸令人悲伤。人的欲望没有穷尽，而外物能够满足欲望的却有限。美与丑在内心争斗，取舍的选择又交错在眼前，于是可快乐的事情常常很少，可悲伤的事情常常很多。这就叫作自求灾祸而拒绝福气。主动求祸避福，难道是人的本性吗？是外物遮蔽了人的本性。那些人只是游处于外物之内，却不能游处于外物之外；外物本身并没有大小之分，但从外物内部观察，没有一样不是高大无比的。外物凭借自己的高大来压迫我，我就常常眼花心乱，反复观看，像从缝隙中观看争斗一样，又怎么知道胜负究竟在哪里呢？因此美丑横生，忧乐由此产生，这难道不是极其可悲吗？我从钱塘调任胶西太守，放弃船只航行的安逸，承受车马奔走的劳苦；离开雕饰墙壁的华美，住进只能遮蔽风雨的简陋房屋；背对湖山的景色，行走在种桑种麻的田野。刚到任时，年年歉收，盗贼遍野，诉讼充斥，而斋厨空虚，每天只吃枸杞和菊花。人们本来都怀疑我不会快乐。这样过了一年，我的面容反而更加丰润，头发中白的部分也一天比一天重新变黑。我既然喜爱这里淳朴的风俗，这里的官吏和百姓也安于容忍我的笨拙。于是我整治园圃，清洁庭院房舍，砍伐安丘、高密的树木来修补破败之处，姑且谋求房屋完整。园子北面，原来就有一座依城墙修建的台子，我稍加修葺使它焕然一新。常常与众人一起登台游览，放开意趣，纵情抒怀。向南望去，马耳山、常山时隐时现，忽近忽远，或许那里有隐居的君子吧？东面是卢山，是秦人卢敖逃遁的地方。向西望穆陵，隐约像城郭一样，师尚父、齐桓公遗留下来的功业仍有存留。向北俯视潍水，我感慨长叹，追思淮阴侯韩信的功劳，又哀悼他功业未能善终。台子高而安稳，深而明亮，夏天凉爽，冬天温暖。下雨下雪的早晨，风清月明的夜晚，我没有不在这里的，客人也没有不跟随的。采摘园中的蔬菜，捕取池中的鱼，酿造黍米酒，煮粗米饭来吃，说：“游玩真快乐啊！”这时，我的弟弟子由恰好在济南，听说此事便作赋，并且给这座台子命名为“超然”，用来说明我无论到哪里都能快乐，大概就是因为能够游于外物之外吧。雩泉记 常山在东武郡治所南面二十里处，不算很高大，却向下俯临城中，城墙上的雉堞和楼台仿佛都可以数清。站在城中远望它，就像站在山上。起居、睡眠、饮食，无论什么时候都看得见这座山，它的神灵享受这里百姓的祭祀，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东武靠近大海，多有大风，沟渠水流不能停留，所以常常苦于旱灾。到这座山祈祷，没有不应验的。百姓因为认为它可信而依赖它，大概是因为它具有恒常的德行，所以称作常山。熙宁八年春夏大旱，我两次到这里祈祷，都像回声一样立即得到应验。于是重新修建山神庙。庙门西南十五步有一眼泉水，水面宽广，曲折回旋如车轮，清凉、柔滑而甘美，冬夏水性相同。泉水溢出后流走，直到山下。这座山所以能够长久保持它的德行，降云成雨，向百姓显示信用，我想原因就在这里；可是泉名没有确立，治理也不严整，农民轻视它。于是凿石修成井，深七尺，宽为深度的三分之二；又在井上修建亭子，命名为“雩泉”。古人把呼喊叹息来求雨称为雩。如今百姓对没有得到的东西发出叹息，对自己所患的疾苦呻吟，也有很多。做官的人如果能听见并怜悯他们，答复他们的请求，能像常山和雩泉这样值得百姓信赖和依靠吗？我因此对神灵感到惭愧，便作了一首叹息诗，送给东武百姓，让他们歌唱此诗来祭祀神灵，并劝勉官吏。诗说：“唉，常山啊，是东武所仰望的山；并不是因为山石高大坚固，只是因为德行恒常。” 唉，雩泉啊，是常山的滋养；正是泉水使山灵聪明有知。我百姓的叹息，我用《云汉》般的诗歌来歌唱。在泉水旁边，究竟谁来主持这件事？泉水涌出，随着节拍奔流；堂堂在位的官员，百姓有呼号却听不见。我内心惭愧，凭什么向神灵祈求？如果神灵主持祭祀却昏昧不明，那么我的职责却应当清楚显著。各自履行你的职责，神灵就不会抛弃你们。斟取山泉，采摘蔬菜，跪下献给神灵，愿神灵享用这些祭品。”

译醉白堂记 已故魏国忠献韩公在私人宅第的池塘上修建了一座堂，命名为“醉白”，取白乐天《池上》诗的意思作《醉白堂》之歌。他的意思似乎是羡慕白乐天，却认为自己比不上他。天下士人听说后都感到疑惑，认为韩公既然已经无愧于伊尹、周公，却还羡慕白乐天，这是为什么呢？我听到后笑着说：“韩公难道只是羡慕白乐天而已吗？他正是想做一个平常而不为人所知的人，却不可能得到这种机会。上天生下这样的人，将要让他承担天下的重任，于是寒冷的人求衣服，饥饿的人求食物，一切没有得到满足的人都来求取，只要有东西可以给他们，就将应接不暇。所以他一生处在忧患之中，行走在利害交织的道路上，这难道是他所希望的吗？”忠献公既然已经辅佐三位皇帝，使天下安定，正要安然回家养老，而天下人共同挽留他，使他不能离去。在这个时候，他对乐天有所羡慕，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然而如果拿白乐天一生的经历来与韩公比较，考察他们所得的厚薄深浅、谁有谁无，那么后世的评论就不能欺骗世人了。以文章造成太平，以武力平定乱局，筹谋安定宗庙却不把这些归为自己的功劳；急于任用贤才，轻视爵位俸禄，使士人感受不到他施恩的痕迹；杀伐果断，而六军都安于服从他。四夷八蛮都想听闻他的风采，而天下人的安危都系在他一身。这些是韩公所拥有、白乐天所没有的。韩公在身体强健时便请求退休，退居十五年，每天与朋友赋诗饮酒，尽情享受山水园池的乐趣；官府有多余的绢帛，粮仓有多余的粮食，家中还有声伎供奉。这些是白乐天所拥有、韩公所没有的。忠言嘉谋在当时得到施行，文章才华在后世得到彰显；无论死生、困窘还是显达，都不改变自己的操守，道德高于古人。这些则是韩公与白乐天共同拥有的。韩公既不因自己拥有的东西多而自满，也不因自己没有的东西少而自卑，而是要把二人共同拥有的地方推而广之，以此寄托自己。当他把身体寄托在一场醉酒之中时，便齐同得失而忘却之，混同祸福，平等看待贵贱，使贤愚同于万物，并与造物者遨游；他岂只是把自己比作白乐天而已呢？古代君子对待自己宽厚，获取名声谨慎，因此实际功德超过声名，世人传诵他的美德而不厌。孔子那样圣明，还自比于老子、彭祖，自称与左丘明相同，又认为自己不如颜渊。后世君子实际功德没有达到，却都怀有夸大的自满之心。臧武仲自认为圣人，白圭自认为禹，司马长卿自认为司马相如，扬雄自认为孟轲，崔浩自认为张良。” 然而世人始终没有认可他们。由此看来，忠献公的贤德远远超过一般人。过去韩公曾告诉他的儿子忠彦，要请我作文作记，但没有来得及实现。韩公下葬以后，忠彦把这件事告诉我，认为这是道义所要求的，我不能推辞。于是我哭泣着写下这篇文章。盖公堂记 起初我住在乡里时，有一个患寒病而咳嗽的人，去询问医生。医生认为他得了蛊病，不治就会杀人，收取他一百金来治疗，给他服用治蛊的药，攻伐他的肾脏和肠胃，烧灼他的身体皮肤，并禁止他吃精美食物。一个月后，各种病症一齐发作，内热而怕冷，咳嗽不停，身体羸弱，真的像蛊病患者一样。又去求医，医生认为是热病，给他寒凉药，早晨让他吐出，晚上让他泻下。于是他开始不能进食，害怕了又回头求治，医生便把钟乳、乌啄等药杂乱地一并用上，结果瘭疽、痈疮、疥癣、眩晕昏乱等症状无所不至。换了三位医生，病反而更加严重。乡里的老人教导他说：“这是医生的罪过，是药物的过错。你有什么病呢？人活着，以元气为主，以饮食为辅助。如今你整天不停地服药，外来的气味扰乱身体，百种毒物在体内交战，使元气疲劳，又隔绝饮食的辅助，所以才会生病。你回去停止服药，谢绝医生，恢复你所喜爱的饮食，元气充足而饮食恢复美味，那么好的药，喝一次就可以见效。”他听从了。过了一个月，病就完全好了。过去治理国家也一样。我看秦国从孝公以来直到始皇，建立法令、改革制度，像雕琢锻炼一样对待百姓，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萧何、曹参亲眼看见严酷法制造成的祸害，在经历多次战争之后收拾百姓，知道他们已经厌倦痛苦、憔悴不堪，不能再和他们有所作为，所以一概让他们休养生息，于是天下安定。曹参开始担任齐国相国时，召集年长者，邀请先生们，询问安定和聚集百姓的方法。当时齐国原有的儒生有几百人，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同，曹参不知道应该确定采用哪一种。他听说胶西有盖公，善于讲治国的黄老之术，便派人请他来。盖公讲述治国之道，认为贵在清静无为，百姓自然会安定，并推演这一类道理详细说明。曹参于是让出正堂给盖公居住，采用他的主张，齐国便治理得非常好。后来曹参把治理齐国的方法用来治理天下，天下直到今天还称赞他的贤能。我担任胶西太守，知道盖公是这里的乡人，想寻找他的坟墓和子孙，却没有找到，因而感慨地怀念他，学习他的话，想象他的为人，希望能够再次见到像盖公这样的人。我在黄堂北面修建新的寝室，改变它的破旧简陋，疏通它的闭塞遮蔽，打开重重门扉，使城南城北尽收眼底，像用绳子牵引一样笔直，于是把它命名为“盖公堂”。有时和宾客、属吏在这里游息，却不敢把它据为己有，等待像盖公这样的人到来。曹参是汉朝的宗臣，而盖公做过他的老师，这可以说是盛大的际遇了；但史书没有记载盖公最终去了哪里，难道他是古代得道而不死的至人吗？胶西东面靠海，直到九仙山，北面连接牢山，其中多有隐居的君子，有的可以听闻却不能见到，有的可以见到却不能招致，怎么知道盖公不在这些地方往来呢？我哪里有资格见到他呢[原文句读有误]。

译李氏山房藏书记 象牙、犀角、珍珠、美玉以及奇异珍贵的物品，能够使人的耳目愉悦，却不适合实际使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和六材，适合实际使用，但使用它们就会损耗，取用它们就会枯竭。既能愉悦人的耳目，又适合实际使用，使用它不会损耗，取用它不会枯竭的东西，贤者和不肖者各自所得，都取决于自己的才能；仁者和智者所见，也各随自己的分限。才能和分限各不相同，却能使人求取而无不得到的，难道只有书吗？孔子是圣人，他的学问也一定从读书开始。当时只有周朝的柱下史老聃藏书最多。韩宣子到了鲁国，才见到《易》的卦象和鲁国的《春秋》；季札出使中原诸国，才得以听到《诗经》的风、雅、颂；而楚国只有左史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人生在那个时代，能够见到六经的，大概没有多少人。他们求学可以说很困难了，但都习于礼乐，深通道德，不是后世君子所能赶上的。自秦汉以来，著作越来越多，纸张和字形书写日益简便，书籍也越来越多，世上没有不拥有书的地方。然而求学者却越来越苟且简略，这是为什么呢？我还来得及见到老儒先生，他们亲口说自己年轻时想求得《史记》《汉书》却不能得到，后来幸运地得到，都是亲手抄写，日夜诵读，唯恐来不及。近些年，书商相互转相摹刻，诸子百家的书每天能传印万纸，求学者得到书既多又容易，照这样看来，他们的文辞和学术应当比古人强很多倍。然而后来的科举士子都把书捆在一起不读，交游谈论没有根基，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的朋友李公择年轻时在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的僧舍读书。公择离开后，山中的人思念他，便把他曾居住的地方称为李氏山房，所藏书籍共有九千多卷。公择已经涉过学问的河流，探寻它的源头，采摘剥取其中的精华和果实，咀嚼其中的滋味，把它们当作自己的所有；这些学问又表现在文章辞句中，显现在行为事迹里，使他闻名于当世。而书籍本身仍旧存在，丝毫没有损耗，正要留给后来的人，满足他们无穷的求知欲，使每个人都能得到与其才能和分限相称的东西。因此他不把书藏在家中，而藏在自己过去居住的僧舍，这是仁者的心意。我已经衰老多病，对世间没有什么用处，只希望在余下的几年里，把自己尚未见过的书全部读完；而庐山本来是我想游览却一直未能去的地方，大概我将老死在那里，尽力打开公择的藏书，拾取其中被遗弃的部分来补益自己，或许也会有所帮助吧？公择请求我作文作记，于是我写下这句话，使后来的人知道古代君子见书很难，而今世求学者有书却不读，实在可惜。宝绘堂记 君子可以把心意寄托在外物上，却不可以把心意滞留在外物上。把心意寄托在外物上，即使微小的东西也足以带来快乐，即使珍奇的东西也不会成为祸患；把心意滞留在外物上，即使微小的东西也足以成为祸患，即使珍奇的东西也不能带来快乐。老子说：“五色使人眼花，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味败坏，纵马驰骋、田猎游乐使人心神狂乱。”然而圣人并没有废弃这四件事，也只是姑且把心意寄托在其中罢了。刘备具有雄才，却喜欢编织牦牛尾；嵇康通达，却喜欢锻铁；阮孚放达，却喜欢给木屐涂蜡。这些爱好难道是声色香味吗？但他们终身乐此不疲。凡是可喜的事物，能够使人愉悦，却不足以改变人的志向，没有比书籍和绘画更合适的了。然而一旦留意其中而不能舍弃，它带来的祸害就说不尽了。钟繇甚至因此呕血、掘坟；宋孝武帝和王僧虔甚至因此彼此猜忌。桓玄乘坐轻快小船，王涯把书画藏在夹墙中，都是因为把这种儿童游戏看得过重，最终损害国家、招致自身凶祸。这就是滞留心意于外物所造成的祸害。起初我年轻时曾经喜爱这两样东西，自己家里所有的，唯恐失去；别人家所有的，唯恐他们不肯给我。后来我笑着对自己说：“我轻视富贵，却厚待书籍；看轻死生，却重视绘画，难道不是颠倒错乱、失去了本心吗？” 从此以后，我不再喜欢看见可喜爱的东西。虽然有时仍然收藏它们，但被别人取走了，也不再觉得可惜。这就像烟云从眼前飘过，百鸟在耳边鸣叫，难道不是欣然接受它们的到来，离去后便不再挂念吗？于是这两种东西常常能给我带来快乐，却不能成为我的祸患。驸马都尉王晋卿虽然出身皇亲之家，但穿戴遵循礼义，学习问道、诗书，常常同寒士相比试。平时他抛弃膏粱厚味，远离声色享乐，专心从事书画，在私人宅第东面建造宝绘堂，收藏自己所有的书画，并请我作文作记。我担心他不幸重蹈我年轻时的爱好，所以把这些话告诉他，希望他保全其中的快乐而远离其中的祸患。熙宁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记。

译眉州远景楼记 我们眉州的风俗有三点接近古代：士大夫尊崇经学而重视氏族，百姓尊敬官吏而畏惧法律，农夫结伴耕作、互相帮助。这大概保留了三代、汉、唐的遗风，是其他郡所不能比的。起初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还沿袭五代的文弊；只有我们眉州的士人通晓经学、学习古文，以西汉文章为宗师。当时四方都指责他们迂腐空疏。至于郡县的胥吏，也都带着经书执笔办公，应答进退很有可观之处。大族显贵以门第族望相互抬高，推定次序甲乙，都有确定的品第，称为江乡。不是这些族类的人，即使尊贵富有，也不与他们通婚。百姓侍奉太守、县令，像古代臣民侍奉君主；官员离任后，百姓往往画下他的像来供奉，而其中贤能的，还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作为谈资，四五十年也不会忘记。富商和小民常常储藏好的物品，另行保存，等待官吏索求。家家收藏法律条文，往往熟读背诵，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即使是轻微的刑罚、小罪，也有人终身不敢触犯。每年二月，农事开始；四月上旬，谷苗幼嫩而草长得茂盛，除草的人全部出动，几十人或上百人编成一队，立起标杆，设置漏刻，击鼓召集众人。选择队伍中为众人所敬畏信任的两个人，一个掌管击鼓，一个掌管漏刻，进退、劳动和休息，都听从这两个人的指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击鼓召集而不到，到了却不出力，都要受罚。丈量田地、计算功劳，事情结束后再核验。田地多而壮丁少，就出钱补偿众人。七月十六日以后，谷物成熟而野草衰败，便放倒鼓、停止漏刻，收取罚金和补偿众人的钱，买羊猪酒醴来祭祀田祖，奏乐饮食，吃醉喝饱后离去，每年都以此为常。这里的风俗大致如此，所以百姓都聪明有才智，专心农业而努力劳作，容易治理却难以强行役使。太守、县令刚到任时，看他们的言语举止，立即就能明白他们的为人。遇到明达而能干的官员，百姓不再用事情去试探他，整天安静无事。如果官员不按正道办事，百姓就陈述道理、执守法律来讥讽指责他。因此不了解情况的人便认为这里难以治理。如今的太守黎侯希声，是我先父的朋友。他简朴而有文采，刚正而仁厚，明察而不苛刻，众人都认为容易共事。任期已满将要由人接替时，百姓不忍他离去，便相继到上级请求挽留。上级没有夺走他们的请求，黎侯又留任三年，百姓更加信任他，于是地方始终无事。我因而在官署北墙处增筑楼台，建成远景楼，每天与宾客、属吏一同到楼上游息。我当时正在徐州，眉州人写信来往，从来没有不谈论黎侯的美德，并请求我作文作记。唉！我离开故乡已经很久了，所谓远景楼，虽然可以想见它的位置，却不能详细描述它了。然而眉州人之所以为这座楼建成而高兴，并希望我作记，难道不正是因为上面有容易共事的长官，下面有容易治理的风俗吗？孔子说：“我还赶得上看到史官有意缺漏的文字。”有马的人，尚且借给别人乘骑；如今这种风气已经消失了吧。这两件事对于道义并没有什么大的损益，但尚且值得记录。如今我们眉州接近古代的风俗，独独能够历经世代而不改变，大概是年长者和古人的和乐仁厚之恩泽，也是贤能的太守、县令不断抚慰教导的力量，难道可以不记录吗？至于登临观览的乐趣，以及山川风物的美好，等我将来回到故乡养老，穿布衣、戴幅巾，跟随本州长官登上楼台，在酒意酣畅、音乐奏起时，拿起笔来为它作赋，歌颂黎侯遗留下来的恩德，那时再写也还不晚。元丰元年七月十五日记。滕县公堂记 君子出仕，是用自己的才能换取天下对他的供养。才能有大小，所以供养有厚薄。只要对百姓有益，即使让百姓承受负担来供养自己，也不算过分。因此饮食一定要丰足，车马衣服一定要舒适，宫室一定要壮丽，供役使的人一定要充足，使人轻视离开自己的家，却重视离开自己的国家。假如衣食粗劣，还不如我私人的衣食；宫室破旧，还不如我的草庐；供役使的人朴陋不足，还不如我的童仆。即使是君子也安于这种状况，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然而人的本性，为什么会离开父母、舍弃祖坟、远离故乡，难道是厌恶安逸而想念劳苦吗？至于宫室，大概是从前人那里承受下来，并要传给无穷后世的，不只是用来供养自己。今天不修治，后天的费用必定加倍。可是近年以来，各地都务求简陋，尤其忌讳土木营造，房屋歪斜腐坏，转交给后来任职的人，却不敢擅自更换一根椽子，这是什么道理呢？滕县是古老的城邑，位于宋、鲁之间，号称难以治理。县衙庭院房舍非常简陋，没有人修葺，不只是因为不敢，也是因为没有空暇。自天圣元年起，县令太常博士张太素才开始改建；经过五十二年，赞善大夫范纯粹从公府属官被贬为县令，又把它全部翻修一新。公堂和吏舍总共有一百一十六间，高大明亮，宽敞壮丽，配得上子男爵国君的居所，只是寝室还没有修治。范君并不是嫌弃供养自己，而是说：“只是我的力量还有空不出来的时候罢了。”从前毛孝先、崔季珪执掌政事时，士人都改变车马服饰来求取名声，只有徐公不改变平常的样子，所以天下人认为他奢泰。后来世俗一天比一天奢靡，徐公仍然自如不变，于是天下人又认为他吝啬。君子的尺度本来只有一个，只是时代不同，表现才有二样。元丰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事苏轼记。

译庄子祠堂记 庄子是蒙地人。曾经做过蒙地漆园的官吏，去世一千多年了，蒙地却一直没有祭祀他的人。县令秘书丞王兢开始修建祠堂，请我作文作记。我谨按《史记》记载：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代，他的学问无所不窥，但根本上归依于老子的学说。因此他所著十多万字，大多是寓言。作《渔父》《盗跖》《胠箧》，用来诋毁孔子一派，从而彰明老子的道术。这只是了解庄子粗略情况的人所说的。我的看法是，庄子其实是在帮助孔子，只是他的学说终究不能作为法则罢了。楚国公子乔装出逃，守门人阻拦他。他的仆人拿着鞭子骂道：“奴才没有尽力，才让守门人把公子拦住！”世上本来就有这种行为颠倒、做法违逆的人。如果说仆人是不爱护公子，那便不能用来办事；但公子所遵循的法则也不能采用。所以庄子的话，内容实际上赞同孔子，文字表面却不赞同；表面上排挤孔子，暗中却在帮助他。他直接说出的正面言论大概没有多少。至于诋毁孔子，他也未尝不稍微显露自己的真实心意。他评论天下的道术，从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这些人，直到他自己，都认为各自是一家，而唯独不把孔子列入其中；这正说明他尊崇孔子。道理已经很明显了！” 然而我曾经怀疑《盗跖》《渔父》好像确实是在诋毁孔子，至于《让王》《说剑》，又浅陋得不合于道。反复观察之后，才明白其中有寓言的用意。篇末说：阳子居向西游历到秦国，遇见老子。老子说：“你那副瞪眼张口的样子，能和谁相处呢？”大白若受辱，盛大的德行反而像不足。阳子居惶恐地改变了脸色。他往日出行时，寄宿人家将要迎接他，主人亲自拿席子，妻子亲自拿手巾和梳子；寄宿的人要给他让座，烧火的人要离开灶边。他回来时，寄宿的人却和他争座位了。把《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删去，接在《列御寇》篇中。篇中说：“列御寇到齐国去，走到半路又返回，说：‘我感到惊异！我在十家卖浆的人那里吃饭，有五家先送饭给我。’这才醒悟过来，笑着说：‘这本来就是一篇文章啊。’”庄子的话还没有说完，昏昧的人就把这些话割取出来，塞进庄子的话中。我不能不加以辨明。凡是分章、命名篇目，都是后世俗人的做法，不是庄子的本意。元丰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记。放鹤亭记 熙宁十年秋天，彭城发大水。云龙山人张君的草堂，水淹到了半扇门。第二年春天，洪水退去，他把居所迁到旧居东面、东山山麓。登高远望，发现了一处奇异的景境，便在上面修建亭子。彭城的山冈岭四面合拢，隐约像一个大环，只有西南面缺了一处，而山人的亭子正对着这个缺口。春夏交替时，草木高接天际；秋冬雪月之夜，千里景色一片相同。风雨昏明之间，俯仰四望，景色千变万化。山人有两只鹤，十分驯顺而且善于飞翔。早晨便对着西山的缺口放飞它们，任它们飞到哪里；有时停立在池塘田野，有时飞翔到云层之上；傍晚则沿着东山飞回来。因此把亭子命名为“放鹤亭”。郡守苏轼时常带着宾客、属吏前去拜访山人，在这座亭中饮酒，并以此为乐。他向山人作揖并告诉他说：“你知道隐居的乐趣吗？即使是面南而王的君主，也不能拿它来交换。”《易经》说：“鹤在树荫下鸣叫，它的幼鹤也应声和鸣。”《诗经》说：“鹤在九皋鸣叫，声音传到天上。”大概鹤这种动物，清远闲适放达，超然于尘世污垢之外，所以《易经》和《诗经》的作者用它来比拟贤人君子；隐德之士亲近并赏玩它，似乎应当只有益处而没有损害。然而卫懿公喜爱鹤，却因此亡了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诗告诫世人，认为使人荒淫迷惑、败坏混乱的东西，没有比酒更严重的；而刘伶、阮籍一类人却借酒保全真性，并因此名传后世。唉！面南而王的君主，即使像鹤一样清远闲适，也仍然不能喜爱它；喜爱它就会亡国。而隐居山林、逃避尘世的人，即使像酒一样会使人荒淫迷乱，也仍不能造成祸害，何况是鹤呢？由此看来，这两种快乐不能相提并论。山人高兴地笑着说：“确实如此！”于是作《放鹤》《招鹤》两首歌，说：鹤飞去了啊，飞向西山的缺口。高高飞翔，向下俯视啊，选择自己要去的地方。忽然翻转收拢翅膀，婉转盘旋将要落下啊，忽然看见了什么？于是振翅而起，再次飞击长空。独自在山涧峡谷之间终日停留啊，啄食苍苔，踏着白石。鹤归来了啊，归向东山的背阴处。山下有一个人啊，戴黄冠、穿草鞋，身着葛衣，弹琴自娱。亲自耕种来养活自己啊，剩余的粮食拿来供你吃。归来吧，归来吧，西山不可以长久停留。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思堂记 建安章质夫在公堂西面修筑房屋，命名为“思堂”。他说：“我将早晚在这里居住，凡是我要做的事，一定思考之后才行动。请您替我写篇记。”唉，我是天下最不思虑的人，遇到事情就立即发作，没有时间思考。事情尚未发生时思考它，就会因尚未发生而无法思考；事情已经发生后再思考，又来不及了。因此我一生都不知道什么叫思考。话从心里涌到嘴边，吐出来会触犯别人，咽下去又违背自己的心。我认为宁可触犯别人，所以最终总要说出来。君子对于善，就像喜爱美色一样；对于不善，就像厌恶恶臭一样。难道还要等遇到事情之后才思考它的好坏，再决定趋避吗？所以面临义而考虑利益，义就一定不能实行到底；面临战争而考虑保全性命，作战就一定不能尽力。至于困穷、显达、得失、死生、祸福，那是命中注定的。我年轻时遇到一位隐士，他说：“你接近道了，只要少思虑、少欲望。”我说：“思虑和欲望是同样的东西吗？”他说：“思虑比欲望更严重。”庭院里有两只缸，用来蓄水。隐士指着它们说：“这只缸有蚂蚁大小的漏洞。”当天每天取出一升水倒掉，哪一只先干涸？”我说：“一定是有蚁漏的那只。”思虑侵害人，细微而没有间隙。隐士的话在我心中留下了戒惧，我便照着实行。况且不思虑的快乐，是无法用语言命名的：空明而清澈，专一而通达，安宁而不懈怠，不执着于处所却能宁静，不饮酒却像醉了一样，不闭眼却像睡着一样。若要用这些话来记述思堂，不也是错误的吗？即便如此，各句话也都有适当之处。万物共同生长而互不伤害，各种道路并行而互不冲突。凭质夫的贤能，他所说的“思”，难道是世俗之人忙忙碌碌地思虑吗？《易经》说：“无思无为。”我愿意学习这种境界。《诗经》说：“思虑没有邪念。”质夫当以此为准。元丰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记。

译游桓山记 元丰二年正月己亥晦日，春日的衣服已经做好了，我跟随几位朋友游览泗水边，登上桓山，进入石室，让道士戴日祥弹奏雷氏琴，演奏《履霜》的遗音，说：“唉，悲痛啊！这里是宋国司马桓魋的墓。”有人说：“在墓旁弹琴，合乎礼吗？”我说：“合乎礼。季武子出殡时，曾参在他家门边依靠着门唱歌。仲尼如同日月，而桓魋却以为可以加害他。况且他死后还要用石头做椁，三年都没有完成，真是古代的愚人。我将要凭吊他的墓藏，可是他的骨头、毛发、爪子、牙齿都已经化为飞尘，飘散成冷风了，何况石椁呢？何况那些陪葬而死的臣妾、含在死者口中的贝玉呢？假使桓魋没有知觉，我即使弹琴唱歌也没有关系；假使桓魋还有知觉，听到我弹琴唱歌，知道哀乐不能长久、万物变化不知何时到来，那么他的愚昧难道不会稍有减轻吗？”几位朋友感慨叹息，于是唱道：“桓山之上，只有岩石高峻啊；司马的罪恶，却和岩石一样不会磨灭啊。桓山之下，只有流水浩荡啊；司马的墓藏，却将和流水一同逝去啊。”歌唱完便离开了。同行游览的有八人：毕仲孙、舒焕、游昌、朝王、适王、遹王、轼的儿子迈、焕的儿子彦举。灵璧张氏园亭记 从京师向东走，水路漂浮在浑浊的河流上，陆路行走在黄色尘土中，坡地田野苍茫辽阔，行路的人疲倦厌烦，走了总共八百里，才到灵璧张氏的园林，在汴水北岸。园外修竹森然挺拔，乔木茂盛幽深；园中利用汴水的余流筑成陂池，搬取山中的奇石堆成岩丘。蒲苇、莲花、芡实，具有江湖的情趣；椅树、梧桐、桧树、柏树，具有山林的气息；奇花美草，具有京洛的风致；华美的厅堂高大的屋宇，具有吴、蜀的工巧。园林幽深，可以隐居；物产丰饶，可以养人；果蔬可以供邻里饱食，鱼鳖、笋和蔬菜可以馈赠四方宾客。我从彭城调任吴兴，经过宋地登船，三夜后到达园下。乘轿到门前，见到张氏之子硕，硕请求我写文为园林作记。张氏家族世代都有显达之人，从他的伯父殿中君和先父通判府君开始，才在灵璧安家并建造这座园林，修筑兰皋亭，用来奉养父母。后来他们出仕朝廷，名声一时显著，便把余力不断用来修治园林，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园中的树木都粗达十围，岸边山谷深隐；园中各种景物，没有一样不合人意，确实可以看出他们用力既多又久。古代君子，不一定出仕，也不一定不出仕；如果一心出仕，就会忘记自身；如果一心不出仕，就会忘记君主。这就像饮食，只求适合饥饱罢了。然而士人很少能够实行这种道义、奔赴这种操守：居家的人安于旧习而难以出仕，出仕的人习惯于利益而忘记返回，于是便有了违背亲人、断绝世俗交往的讥评，也有了贪恋俸禄、苟且求安的弊病。如今张氏的先君替子孙谋划，既深远又周详，所以在汴水、泗水之间、舟车官员往来的要冲筑屋置园，凡是日常供养、宴饮游乐，不求便已足够，使他们的子孙打开家门出仕，就近在朝市之上；关门回来隐居，就俯仰于山林之下。凭此可以养生修性，践行道义、求取志向，无论选择什么都没有不可。因此他们的子孙出仕的，都有循吏和良能之称；居家的，都有节士廉退的品行。这大概就是他们先君子遗留下来的恩泽。我任彭城知州两年，喜爱当地风俗，临将离开又舍不得，彭城的父老也没有厌弃我。我准备在泗水边买田养老，向南望着灵璧，鸡犬之声彼此相闻，头戴幅巾，拄着手杖，穿着鞋子，逢年过节往来于张氏园林，和他们的子孙游赏，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记。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竹子刚开始生长时，不过是一寸长的嫩芽，但竹节和竹叶都已经具备了。从像蝉腹蛇鳞那样的幼竹，直到像剑拔出鞘、长达十寻的竹子，它们一生下来就具有这些特征。如今画竹的人却一节一节地画，一片叶一片叶地累加，难道还会有真正的竹子吗？所以画竹一定要先在胸中形成完整的竹子形象，拿着笔仔细观察，直到看见自己想画的竹子，便立即起身追随心中所见，挥笔直下，一气画成，像兔子跃起、鹘鸟俯冲一样，稍一放松它就消失了。与可这样教导我。我不能做到这一点，但心里懂得其中的道理。既然心里懂得道理却不能做到，就是内心和外在不一致，心和手不能相应，这是没有学习的过错。因此凡是心中已有见解而运用还不熟练的人，平时看自己似乎明白，一到做事时却忽然忘掉，难道只有画竹如此吗？子由写《墨竹赋》送给与可说：“庖丁是解牛的人，而养生之人从他的技艺中取法；轮扁是砍削车轮的人，而读书人赞许他的道理。如今先生把自己的道寄托在这竹子上，我认为其中有道，难道不对吗？”子由从未画过竹，所以只是领会了其中的意思。像我这样的人，难道只是领会了意思，还领会了方法吗？与可画竹，起初并不把自己的画看得珍贵。四方的人拿着白绢来请求他作画，在他门前脚跟相接。与可厌烦这件事，把绢扔在地上骂道：“我将拿它来做袜子！” 士大夫把这件事传说开来，作为谈资。后来与可从洋州回来，而我任徐州知州，与可写信给我说：“最近我对士大夫说，我的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以前去求取。做袜子的材料应当都聚集到您那里了。” 信尾又写了一首诗，大意是：“准备拿一段鹅溪绢，横扫出寒竹梢头万尺长。” 我对与可说：“竹子长达万尺，应当用二百五十匹绢。知道您已经厌倦笔砚，我只希望得到这些绢罢了。”与可无言以答，便说：“我的话荒唐了，世上哪里有万尺长的竹子呢？”我于是把它落实下来，答他的诗说：“世间也有千寻长的竹子，月落庭院空寂时，竹影就有那么长。”与可笑着说：“苏先生辩论是很能辩了，但是二百五十匹绢，我要拿它买田养老回去了。”于是他把所画的《筼筜谷偃竹图》送给我，说：“这竹子只有几尺长，却有万尺竹子的气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曾让我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是其中一首。我作诗说：“汉川修竹低贱得像蓬草，斧头何曾饶过竹笋初生的箨龙。料想清贫而贪馋的太守，渭水边的千亩竹林已经装在心中。”这一天与可正和妻子在谷中烧笋，晚上吃饭时打开信匣，得到这首诗，笑得饭都喷满了桌案。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在陈州去世。这年七月七日，我在湖州晒书画，看见这幅竹画，面对废卷失声痛哭。从前曹孟德祭奠桥公的文章中有“车过腹痛”的话，我也记载与可往日戏笑的话，是为了说明与可和我亲密深厚、毫无隔阂到了这样的程度。《东坡全集》第三十六卷 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第三十七卷，宋苏轼撰，记十三篇

译胜相院经藏记 元丰三年，岁在庚申，有位大比丘惟简，号宝月，在蜀地成都大圣慈寺原中和院修行如幻三摩钵提，寺院被赐名为胜相。寺中用无量宝、黄金、丹砂、琉璃、珍珠、旃檀等众香庄严装饰。佛说和菩萨说，构成一座大宝藏，从海中涌起，有大天龙背负着出来，还有许多小龙纠结环绕。各种化现的菩萨和护法神守卫门户，天魔鬼神各自拿着法器，抵御不祥。这些宝物和诸佛子，光、色、声音、香气彼此摩擦激荡，璀璨芳郁，玲珑宛转，生出各种形相，变化无穷，不借助语言，自然显现苦、空、无我的无量妙义。凡是看见、听见的人，随着各自根性，都有所得。就像许多饥饿的人进入大粮仓，虽然还没有得到食物，已经有了饱意；又像病人游逛药市，闻到各种药香，疾病自然减轻，再能取米做成无碍饭，任意取食直到饱足，自然不会饥饿；又能取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疾病都有尽头，而药物无穷无尽，转眼之间，便没有疾病需要治疗了。由于这个因缘，度脱了无量众生。当时看见、听见的人，都争相布施：富人出钱财，壮年人出力气，灵巧的人出技艺，人人都舍弃所爱之物和各种烦恼习气，来从事佛事，求得脱离烦恼、浊恶的苦海。有一位居士，他的祖先是蜀人，和这位比丘有很深的因缘。他离开故国流浪在江淮之间，听说这位比丘正在做这样的佛事，便想随众人舍弃所爱和习气。他周遍查看自己的身体和房屋，寻找可以舍弃的东西，却一无所有，像焦谷不能发芽、石女没有儿子一样，甚至没有一根毫发可以舍弃。他私下想道：我如今只有从无始以来积结的习气和口业，即妄言、绮语，议论古今的是非成败。由于这种业力，我说出的话，犹如钟磬声和黼黻文章一样，悦耳悦目；又像善于赌博的人，天天有胜有负，自以为聪明，却不知道这就是业。现在我舍弃这种业，作一首宝藏偈，愿我今生作完这首偈以后，直到未来世，永远断除各种业、客尘、妄想和理障；对一切世间都无所取、无所舍，无所憎、无所爱，无所谓可以、无所谓不可以。当时这位居士向西叩首，诵说道：我游历众宝山，看见山却看不见宝；岩谷和草木、虎豹以及各种龙蛇，虽然知道宝物所在，想要取却无法得到。又有寻求宝物的人，自称已经得到宝物，只看见宝而看不见山，其实也没有得到宝物。譬如梦中的人，从未知道自己在做梦；等到知道是梦，梦境就变灭了。只看见我而看不见梦，便把“我”当作觉悟，却不知道真正的觉悟，是觉和梦两者都不存在。我观察这座大宝藏，就像用蜜来说明甜，众生不能领会，所以又用甜来说明蜜；甜和蜜互相说明，经历千劫也没有穷尽。从蜜到甘蔗、查梨、橘子和柚子，说着甜却尝到了酸，又尝到咸、辛、苦，忽然反过来自己品味，舌根便有了甜的相状。我和你们默默自知，不烦劳再互相说明。我如今说这首偈，在道上也仍然遥远。就像眼根自己看见，眼睛并不是我所有；应当说有我还是无我？耳朵听见这些话，并不是舌头在说。在一弹指的时间里，洗除我千劫的罪业。惠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 如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因为无所得，所以得到。”舍利弗证得阿罗汉道，也说：“因为无所得，所以得到。”如来和舍利弗，难道是相同的吗？我说：“何止舍利弗如此？即使各种工匠和卑贱技艺，如捕蝉、意钩、履狶、画墁，也没有不相同的。”道有大小，即使达到大菩萨的境界，他看如来仍然像天和深渊那样遥远；但到了因无所得而得的境界，那么捕蝉、意钩、履狶、画墁，没有一样不和如来相同。用我所知道的推及我所不知道的：婴儿出生后教导他走路，稍大后教他识字；嘴巴一定要达到忘记声音，之后才能说话；手一定要达到忘记笔，之后才能写字。这些是我所知道的。嘴巴不能忘记声音，语言就难以连缀成文；手不能忘记笔画，字形就难以雕刻。等到完全达到相忘的境界，就能描绘形貌、运用心术、应对万物的变化，忽然做成而自己并不知道。从原本不能做到的角度来看，他的精神智慧和奇妙通达，难道不已经超然地和如来相同了吗？所以《金刚经》说：“一切圣贤都因无为法而有差别。”把这看作技艺，技艺就近于神奇；把这看作道，道就近于圣境。古代的人和普通人都学习，却唯独达到了这种境界，他们一定是掌握了道。我不是学佛的人，不知道这种道理从哪里来，只听孔子说过：“《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无邪’。”凡是有思考就都有邪念；善和恶相同，而没有思考就成了草木。怎样才能既有思考而没有邪念，又没有思考却不是草木呢？唉！我老了，哪里能得到几年的空闲，寄身于僧寺之中，把佛经全部打开，用无所思的心来参究如来的旨意，希望达到那种“因为无所得而得”的境界呢？我被贬居惠州，一年到头没有什么事情，本来似乎可以实现这个愿望，但州中的僧舍没有所谓经藏，只有僧人给自己的居室题名为“思无邪斋”，并为它作铭，以表达自己的志向。我初次南迁时经过惠州，和通守、奉议郎俞括同游。有一天访问廉泉，进入崇庆院观看宝轮藏。俞君说：“这座宝轮藏在江南的壮丽中居第一，耗费二千余万。前任长老昙秀开始建造，临近完成时去世。现在的长老惟湜继承完成它，在两位长老之间奔走，劝导经营，积少成多，用了十六年才完成的，是僧人知锡。您能怜惜这三位僧人的劳苦，为他们写一篇记吗？” 我心中当然答应了。俞君博学能文，处理政务敏捷，却淡泊于仕进，多次写信给我，想弃官来跟随我学习道术。他从惠州罢职回乡，途中在庐陵患病去世。惠州的士民有人在街巷中哭悼，我也为之流泪。所以写下这篇文章，把它赠给惟湜、知锡，同时阐述孔子“思无邪”的含义，表达我“有志向而没有书”的感叹，难道是想把它刻在石上，并且和俞君结下未来的因缘吗？绍圣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记。

译密州通判游题名记 起初尚书郎赵君成伯任眉州丹棱县令，县里的人直到今天还称颂他。我是他的邻县人，所以知道得更详细。赵君离任丹棱后，恰逢我回到眉州，于是才认识他。后来我出任杭州官职，而赵君也任临淮通守，我们同一天上朝辞行，在殿门外相见，握手交谈。不久我在临淮见到赵君，我们在先春亭上痛饮大醉后分别。等我调任胶西知州，不到一年赵君便来这里任通判。我生性不谨慎言语，和人无论亲疏，往往把内心全部倾吐出来；有些话若不说尽，就像吃东西咽不下去，必定要吐出来才罢休。有人便记录下来，认为是怨恨和责怪；因此我尤其不能和那些内心深沉、善于计较的人相处。赵君是我的故人，而且为人简易豁达，表里通透，我本来就很喜欢他；赵君又勤于处理政务，把公事看得像家事一样，使我得到一些安闲。赵君说：“我这里还没有前任官员题名的壁记，正要收集前人的姓名，交给您来编写。”我没有来得及写。等我任彭城知州后，赵君每次来信，总要提起这件事，并且说：“我将把不朽之名托付给您。”从前羊叔子登上岘山，对从事邹湛说：“自从有天地以来，就有这座山；登上这座山远望，像我和你这样的人很多，但都湮没无闻，使人悲伤。” 邹湛说：“您的名声应当和这座山一同流传，像我这一类人，才应当像您所说的那样。”假使天下直到今天还有邹湛这样的人，正是因为羊叔子的贤能。如今我顽钝鄙陋，任性放纵，而且已经老了，却没有办法使自己在后世留下可供表彰的事迹，连自我估量都还不够，何况能及得上您呢？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写上一句话，使几百年后有人在颓墙废井之间得到这篇文章时，茫然长久地思索，并叹息一声。秦太虚题名记 元丰二年中秋后一天，我从吴兴取道杭州，向东回到会稽龙井。辩才大师因有事邀请我进山，等我出了城，天已经黑了，便乘船渡湖到普宁。遇到道人参寥，我问龙井派来的轿夫在哪里，他说：“因为您没有按时到，他们已经走了。”这天晚上天空放晴，林间月光明亮，连毫发都能数清，于是我弃船，跟随参寥拄杖沿湖而行，经过雷峰，越过南屏，在惠因涧洗脚，进入灵石坞，找到小路登上风篁岭，在龙井亭休息，舀泉水靠着石头饮用。从普宁出发，总共经过十五座佛寺，全都寂静得听不见人的声音。路旁的房屋有时灯火隐约可见，草木幽深茂密，流水只发出激越悲鸣，几乎不像人间境界。走了两更天，才到寿圣院，在潮音堂拜见辩才。第二天才返回高邮。秦观题。我看了太虚的题名，都是我过去游历经过的地方。闭上眼睛想象，清清楚楚可以数出来。当初我和辩才分别五年，后来从徐州调到湖州，到了高邮，见到太虚、参寥，于是载着他们一起走。辩才听说我到了，想乘小船来相访，和我一起度过结夏，但没有实现。太虚、参寥又一起前往越地，说秋尽时应当回来；而我仓促离开郡城，最终没有再见到他们。第二年，我被贬居黄州，辩才、参寥派人来问候，并把题名给我看。当时距离中秋不到十天，秋雨正涨，水面延展千里，月亮从房宿、心宿之间升起，风露浩荡。我住处距离江边不到十步，便独自和儿子苏迈划小船到赤壁，向西望武昌，山谷和高树一片苍然，云涛连接天际，于是记录下来寄给参寥，请他拿给辩才看；如果有方便到高邮的机会，也可以抄录下来寄给太虚。奖谕敕记 敕令苏某：省京东东路安抚使司、转运司上奏说，先前黄河水来到徐州城下，您亲自率领官吏驱使督促士卒民夫抢救加固城墙，使一城百姓以及仓库、房舍免于漂没之灾，终于得以完整坚固。黄河成为中原祸患已经很久了。近来堤坝在东面溃决，水势蔓延到徐州，而百姓能够保住城郭、增固防御，只是依靠您才得以安定。使者多次把这些事上报，朕十分嘉奖您。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曹村埽决口。八月二十一日，洪水到达徐州城下。到九月二十一日，水深共二丈八尺九寸，向东、西、北三面冲击山势而上涨，水都变清了，不再有浑浊的水流。水面高出城中平地，有的地方达到一丈九寸；而外小城东南角没有被淹的，只剩三版。父老说：天禧年间曾修筑两道堤，一道从小市门外截断壕沟向南略偏西延伸，连接到戏马台山麓；一道从新墙门外截断壕沟向西转折，连接到城下南京门以北。于是紧急征发民夫五千人，与武卫、奉化牢城的士卒昼夜混杂施工。堤坝筑成的第二天，水从东南角流入，遇到堤坝便停止。六座水窗，在洪水尚未到来前，已用柴草编成的袋子从城外堵塞；洪水到来后才从城中堵塞的，都不足以依靠。城中原有取土形成的大坑十五处，都和外面的洪水相通。有三面井水溢出，都是因为积水无法排出、无处取土，于是到州城南面亚夫冢以东取土。从城内沿城修筑长堤，加固堤基，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宽度是高度的两倍。公私船只几百艘，因为风浪不敢航行，分驻在城下，以削弱河水的冲击。到十月五日，水逐渐退去，城得以保全。第二年二月发生水患，赐钱二千四百一十万，征发民夫四千零二十三人。又发放常平钱六百三十四万、米一千八百余斛，招募民夫三千零二十人，改筑外小城，修建木岸四处：一处在天王堂西面，一处在彭城楼下，一处在上洪门西北，一处在大城东南角。十五处大坑全都填塞。不久澶州灵千归的堤防建成，洪水不再到来。臣某认为，黄河通常每五六十年决口一次，而徐州处在汴水、泗水的下游，上下二百余里都被山水阻隔，水势尤其深重强悍、难以退落，与其他郡不同。恐怕年代久远、事情仓促，官吏百姓不再详细了解此事，所以借着皇上赐下的诏书记载大概情形，并刻在石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千二十三人、三千二十人〕 至于详细情况，则收藏在有关官署中，称为《熙宁防河录》。

译石氏画苑记 石康伯，字康安，是眉州眉山人，已故紫薇舍人石昌言的侄子。考进士没有考中，便放弃仕途；后来本应因恩荫得官，也没有就任。他读书作诗自娱而已，不求别人知道。唯独喜欢名家书法、名画、古器和奇异物品，遇到看中的东西，宁可脱衣、停止进食也要买下，不管有没有钱。他居住京师四十年，出入街巷，从未骑马。在人群密集的地方，他耳目敏锐，只专心寻找自己喜爱的东西。他身高七尺，胡须三尺而且乌黑，像世人所画的道人、剑客；却徒步走在尘土中，仿佛有所经营，不了解他的人以为是奇人。他又善于说滑稽话，巧妙地揭发隐微而切中要害，旁人拍掌大笑，他却神色淡然不变。他和人交游，知道别人有急难，比对待自己的事情还要急迫；有人客居京师而生病，他总是抬回自己家中，亲自供给饮食，死了便替他备办棺木收殓，从不显出为难的神色。凡是认识康安的人，都知道他如此，只有我对他了解得尤其深。康安的见识和谋虑十分深远，只是嘴上不说罢了。今年六十二岁，容貌像四十多岁的人，胡须三尺，浓密茂盛，没有一根白的，这难道是没有缘故的吗？那位任亳州职官、和富郑公一同获罪的人，是他的儿子石夷庚。他家收藏的书画有几百轴，选取其中细小零碎的编成册子，称为《石氏画苑》。康安和文与可交游，亲如兄弟，所以得到与可的画很多。我也擅长画古木丛竹，于是把画送给他，让他放在画苑中。子由曾说：“画之所以可贵，在于画得像。相似尚且可贵，何况是真实的事物呢？我行走在都城、乡邑、田野之间，所见的人物都是我的画箱；唯一没有见过的，只有鬼神。那就应当依靠画来认识鬼神，然而人又何必看见鬼呢？”这话确实有道理。如今康安喜爱画画，反倒是他的一种毛病，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我只是记述他为人的大概如此。元丰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黄州安国寺记 元丰二年十二月，我从吴兴知州任上获罪，皇上不忍心诛杀我，任命我为黄州团练副使，让我思考过错、自我更新。第二年二月到达黄州，住所和馆舍大致安定，衣食稍有供给，便关门扫除杂事，收摄精神，退下来伏案思考，寻求自我更新的方法。回头观察以往的起心动念和行为举止，全都不合乎正道，并不只是这次获罪的原因而已。想改正其中一件，恐怕又遗漏另一件；由此类推去寻找，值得悔恨的地方多得数不清。于是长叹说：道德不足以驾驭意气，天性不足以战胜习惯；不铲除根本而只治理枝末，即使现在改了，以后也一定会再犯。何不归依诚心于佛门僧侣，求得一次彻底洗涤呢？我找到城南有一座精舍，名叫安国寺，那里有茂密的树林、修长的竹子、池塘和亭台水榭。我每隔一两天就去一次，焚香默坐，深深地自我反省，于是物我之念仿佛都忘掉了，身心全都空明；想寻找罪垢从哪里产生，却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然脱落，内外都轻快自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附着，我私下很以此为乐。每天早晨前往、晚上回来，已经这样五年了。寺僧继连做了七年僧首，得到赐衣；再过七年应当赐给名号，他想辞职离去，他的门徒和父老却相继挽留他。继连笑着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停止就不会危险。”最终还是辞去了职务。因此我对这个人感到惭愧。我在黄州七年，将要前往临汝，继连说：“寺里还没有记文，请准备石头，替它写篇记。”我无法推辞。寺院建于伪唐保大二年，起初名为护国寺；嘉祐八年赐名为现在的安国寺。殿堂、屋宇、斋阁，都由继连改建翻新，庄严华丽而深沉稳重，令人喜爱，来的人往往流连忘返。每年正月，男女万人聚集在庭院中，饮食作乐，并且祭祀瘟神，这是江淮一带的旧俗。四月六日，汝州团练副使、眉山人苏轼记。石钟山记 《水经》说：“鄱阳湖的入口处，有座石钟山。”郦道元认为，石钟山下面临深潭，微风吹动水波，水和石相互撞击，声音像大钟。这种说法，人们常常怀疑。如今把钟磬放在水中，即使大风大浪也不能使它鸣响，何况是石头呢？到了唐代李渤，才开始寻找它的遗迹，在深潭边找到两块石头，敲击并听它们的声音：南边的声音含混，北边的声音清越，木槌停止后声音还在回荡，余韵慢慢消失。他自以为找到了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然而这种说法，我更加怀疑。能发出铿锵声的石头，到处都是，为什么唯独这里因钟声而得名呢？元丰七年六月丁丑日，我从齐安乘船前往临汝，而长子苏迈将要赴任饶州德兴县尉，我送他到湖口，因而得以观看所谓的石钟山。寺院的僧人让小童拿着斧头，在乱石中选了一两块敲击，发出硿硿的声音。我本来就笑着不相信。到了那天晚上月光明亮，我独自和苏迈乘小船来到陡峭的山壁下。大石头侧立千仞，像凶猛的野兽和奇异的鬼怪，阴森森地仿佛要扑向人。山上栖息的鹘鸟听到人的声音也惊飞起来，在云霄间发出磔磔的叫声。又好像有老人正在山谷中咳嗽并发笑，有人说那是鹳鹤。我的心正惊动，想要返回，忽然巨大的声音从水面上发出，像钟鼓声一样噌吰不绝，船夫大为惊恐。慢慢观察，才发现山下全是石穴和裂缝，不知道深浅；微小的水波流入其中，水气涵荡、波涛澎湃，便形成了这种声音。船调头驶到两山之间，将要进入港口时，有块大石横在水流中央，可以坐下百人；石头中空而且有许多孔穴，和风、水彼此吞吐，发出窽坎镗鞳的声音，和先前的噌吰声相互应和，像奏起了音乐。我于是笑着对苏迈说：“你知道它了吗？噌吰的声音，就是周景王的无射钟；窽坎镗鞳的声音，就是魏献子的歌钟。古人没有欺骗我。”事情如果不亲眼看见、亲耳听到，难道可以凭主观臆断来判断它有没有吗？郦道元所见所闻，大概和我相同，只是说得不详细。士大夫终究不肯乘小船在夜里停泊于陡峭山壁下，所以没有人能够知道；渔夫和船工虽然知道，却不能用文字说清楚，这就是这种情况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浅陋的人却用斧头敲击石头来寻求答案，自以为找到了真实原因。我因此记下这件事，大概是叹惜郦道元记述简略，也嘲笑李渤见识浅陋。

译李太白碑阴记 李太白，是个狂放的人，又曾在永王璘那里失去操守，这难道是能够治理天下的人吗？而毕文简公竟以辅佐君王的才器来期待他，不也过分了吗？我说：士人本来就有夸夸其谈而没有实际、徒有虚名而不适合任用的；但不能因此来衡量天下士人。士人以气节为根本。当高力士掌权时，公卿大夫争相侍奉他，而李太白却让高力士在殿上为自己脱靴，这已经是气概压倒天下了。假使让他实现志愿，他一定不肯依附权贵宠臣来取得容身之地，难道肯跟随昏庸的君主吗？夏侯湛赞美东方朔说：“胸襟开阔明朗，气度宏大包容；凌驾卿相，嘲笑豪杰；气势笼罩一切，无人能在前；践踏借助权贵势力的人；处在显要地位也不沾沾自喜，地位卑贱也不忧愁；把万乘之君看作同僚朋友，把同列之人看作草芥；雄奇的节操超越常人，崇高的气概盖世，可以说是从同类中拔出，遨游于世俗之外。”我认为李太白也可以这样说。太白跟随永王璘，应当是由于受到胁迫；否则，凭永王璘的狂妄放肆和浅陋，即使庸人也知道他必定失败。太白能够看出郭子仪是人中豪杰，却不能看出永王璘不会成事，这是按道理绝不可能的。因此我不能不为他辨明。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 熙宁十年，我正任徐州知州，听说黄河在澶渊决口，流入巨野，首先灌入东平，官吏百姓惊恐，不知如何是好。有个僧人名叫应言，修筑堤坝，开凿清泠口，使积水向北流入古废河，又向北转东流入大海。官吏正拿着他的方案议论时，应言力气强健、口才雄辩，慷慨地谈论黄河决口的情况，十分明白，官吏无法驳倒，最终按照他的意见决定。洪水流入的情况果然如他所说，东平因而安定，这番话很有力量。众人想替他请求奖赏，应言笑着辞谢离去，我本来就觉得这个人非同寻常。两年后，我调任湖州，应言从郓州来，在宋地拜见我，说：“我是郓州人，年轻时出家，以讲经为业。当初钱公子飞派我在郓州东阿北新桥镇创建精舍，并建造十三层铁浮屠，高一百二十尺。建成后，赵公叔平向朝廷请求，给我的院子命名为荐诚，并每年剃度僧人来守护它。如今将要在钱塘建造五百罗汉像，再运载回来，费用五百万钱。从丞相潞公以下，都是我的施主。”我由此更加知道应言确实有超过常人的才能。又过了六年，我从黄州调任汝州，经过宋地时，应言正在那里，他说：“罗汉像已经完成，请替我写篇记。”唉！士人以功名为贵，但议论事情容易，做成事情困难；做事情容易，成就事情困难。假使天下士人都能像应言这样，议论必定实行，实行必定成功，他们的功名难道会少吗？难道可以不为此写上一句话吗？方丈记 某年某月某日，住持传法沙门惟谨重建方丈，向上祝愿天子万寿无疆，永远成为神明之主；使五福及时降临、广泛赐给百姓，使地狱和天宫都成为净土，使有性和无性的一切众生都共同成就佛道。野吏亭记 已故宰相陈文惠公建立这座亭子，题名为“野吏”。大概取自孔子所说的“先进于礼乐”的意思。陈公在政府任职时，唯独对这个地方一直深切关怀。然而亭台屋宇日渐坍塌残破，前后共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南圭重新修缮，使它恢复完整。南安军学记 古代治理国家的制度有四项：井田、肉刑、封建、学校。如今都不存在了，只有学校还勉强保存。古代办学校有四项职能：大的方面是选取士人、讨论政事，小的方面是奏乐诵读。如今也不存在了，只剩下诵读。舜说：“众多愚顽、谗毁、邪说之人，如果不在当时用射侯来使他们明白，就用鞭打来记住他们；把他们的罪过写下来，是为了记载吗？是想让他们和众人共同生活吗？让乐工用歌谣来收集他们的言论，适时宣扬；改过的就举荐他，任用他；不改的就威吓他，否则就惩治他。”其中“格”字，是改过的意思。《论语》说：“有羞耻之心并且能够改过。”其中“承”字，是举荐的意思。《春秋左传》说：“奉承齐国的牺牲。”那些愚顽、谗毁、邪说而不遵从这种教导的人，舜都有办法对待他们。改变恶行没有比进用善人更好的办法，所以选取那些可以进用的人，按照射侯的礼仪举荐他们。不遵从教导而情节严重的，就鞭打；罪过较小的，就把罪行写下来记录，不是憎恨他们，而是想让他们和众人共同生活、共同忧乐。这些是有罪却还不能完全抛弃的士人，所以让乐工采集他们歌唱、讽谏、议论的话并宣扬出来，以观察他们的内心。改过的就举荐并任用，不悔改的就威吓、屏退、惩罚、流放、寄居等。这就是舜的学校和政教。射中或射不中，和善恶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说用射侯来使他们明白呢？” 为什么呢？回答说：射箭是用来聚集众人、评议士人的。众人聚集齐全之后，评议才能确定。孔子在矍相之圃射箭，大概观看的人像围墙一样密集；让弟子举起酒杯宣告，三次淘汰之后，留下的人已经很少了。由此看来，用射箭来聚集众人，众人聚集之后再评议士人，这种做法流传已经很久了。《诗经》说：“在泮水边献上俘虏。”又说：“在泮水边献上敌人的左耳。”《礼记》说：“在学校接受胜利报告。”郑国人聚集在乡校议论执政，有人问子产拆毁乡校怎么样。子产说：“不可以。好的我就实行，不好的我就改正，这正是我的老师。”孔子听说后，认为子产仁慈。古代选取士人、讨论政事，一定在学校进行。有学校却不选取士人、不讨论政事，仍然等于没有学校。学校没有比东汉更兴盛的，士人有几万人，能使将要枯萎的得到生机；从三公九卿都屈尊礼遇他们。三府征召人才，常常出自他们的议论，他们选取士人、议论政事，可以说接近古制。然而最终造成党锢之祸，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王政。君王没有实行王道，士人却凭自己的私意在下层推行，造成祸败本来就是应该的。朝廷自庆历、熙宁、绍圣以来，三次着意兴办学校，即使偏远地区的郡县也一定有学校。何况南安是江西南部边境，儒学丰富程度和闽、蜀相当；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理郡政著名，所到之处一定建立学校，所以南安的学校在江西首屈一指。侯仁是个有仁德的人，又勇于行义。他建这所学校时，亲自承担责任，不论事情繁难还是容易，都期望一定办成。士人因此受到感动而奋发，不用劝勉就努力办事。耗费官府的钱共有九万三千；民间资助的则无法计数，建成房屋一百二十间。礼殿、讲堂的规模，仿佛大诸侯的居处。凡是学校所需的用具，没有不整备齐全的。他又用余款增置廪给，供养数百人。学校始建于绍圣二年冬，至四年春建成。学校建成后，他才离任。如今他任潮州知州，我从海南经过南安，见闻此事最为详细。士人感念侯公的德行不止，便列举事情的始末，带着粮食跟随我走了三百多里，希望我记下事实。办学，是王者的事业，所以开头先把舜治理学校的事告诉他们。然而舜已经遥远，不可能指望人人都赶得上他；若有贤能的太守，仍然可以做郑国的子产。求学的人努力吧，只要不愧对古人就够了。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四日，眉山苏轼书。《东坡全集》卷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三十八，宋苏轼撰，记十九首

译众妙堂记 眉山道士张易简教授小学，常有一百人左右，我年轻时也在其中。我住在天庆观北极院，大约跟随他学习了三年。我被贬居海南后，有一天梦见来到那里，看见张道士还像从前一样，正在洒扫修治庭院，仿佛在等待什么。他说：“老先生快要到了。”他的弟子中有一个正在诵读《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说：“妙只有一个罢了，难道会有许多个吗？”道士笑着说：“一个已经很浅陋了，还有什么妙可言？如果确实是妙，即使有许多个也可以。”于是他指着洒水除草的人说：“他们各自就是一种妙。”我再看他们，原来两个人的手像风雨般迅疾，脚步却合乎规矩，顷刻间烟雾散尽、云气消除。他们的动作真是焕然一新。我惊叹说：“妙难道能达到这种程度吗？庖丁解牛的理解，郢人鼻上的白垩被匠石削去的技艺，果然是真的。”两个人停下技艺，上前说道：“你还没有看见真正的妙。庖丁和郢人都不是那样的人。这些只是技艺和道各占一半，学习和空明彼此相妨，并不是毫无凭借便直达大道的人。你也见过蝉和鸡吗？蝉爬上树便鸣叫，不知道停止；鸡低头啄食，不知道抬头。它们固执就是这样。然而到了蜕变和蛰伏的时候，便无所看、无所听、无所饥、无所渴，默默地化于荒忽之中，在毫发之间等待窥伺，即使圣人和智者也赶不上。这难道是技艺和学习所能帮助的吗？”两人出去后，道士说：“你稍安勿躁，等老先生来了再问他。”两人回头说：“老先生未必知道。你去看看蝉和鸡，再问问它们，可以用来养生，也可以用来延年。”广州道士崇道大师何德顺，是学道而达到妙境的人，所以把他的堂题名为“众妙”。他寄信到海南，请求我写文章记述此事，于是我就用梦中的话写成这篇记。绍圣六年三月十五日，蜀人苏某书。遗爱亭记【代巢元脩作】何武任职所到之处，没有显赫的声名，离开后人们却思念他，这就叫遗爱。君子依循事理而行动，事理穷尽便停止；顺应外物而有所作为，外物离去便恢复原状。他哪里会有什么显赫的声名呢？东海徐君猷以朝散郎出任黄州知州，从未发怒，百姓却不犯法；从未苛察，官吏却不欺骗。整天没有什么事情，只是吟啸咏歌而已。每年春天，他和眉阳子瞻游览安国寺，在竹林间的亭子里饮酒，采摘亭下的茶，煮来食用。徐公离任后，寺僧继连请求为亭题名，子瞻便题名为“遗爱”。当时我巢谷从蜀地来，寄居在子瞻处，通过子瞻拜见徐公。徐公命巢谷写这篇记。巢谷是个愚拙朴实的羁旅之人，哪里足以了解徐公呢？于是采录道路上的传闻，再向子瞻核实，把它写成这篇记。南华长老题名记 学佛成佛很难吗？堆土画沙，都是儿童的游戏，却都足以成佛。说它容易吗？即使受佛授记而得道，像菩萨的大弟子那样，也都不能承担问疾之事，这道理在哪里呢？正当人迷乱颠倒、流浪在苦海之中时，只要一念归于正真，万法便都具足。等到辛勤修行，像造九仞高山已经完成八九分之后，只因毫厘的差错，千劫也不能恢复。唉！道本来就是这样，难道只有佛法如此吗？子思说：“普通夫妇虽然不贤，也能实行道；到了道的最高境界，即使圣人也有不能做到的地方。”孟子则认为，圣人的道始于不做穿墙入室的盗贼，而穿墙入室的恶行，是由该说而不说、不该说却说造成的。人本来没有想做盗贼的，甚至盗贼自己也不愿意做盗贼。从不愿做盗贼的心出发去追求道，便可以由此达到圣人境界。该说而不说，不该说却说，即使贤人君子也有不能避免的时候。若因这种不能避免的过错而继续下去，贤人君子也有时会成为盗贼。这两种法则彼此相反，却又互相发生作用，儒家和佛教都是如此。南华长老明公，起初大概学习的是子思、孟子的学说，后来舍弃家庭出家做了和尚。不明白的人以为他是逃离儒家归依佛教，却不知道他仍然是儒者。南华自从六祖大鉴示寂之后，传法而得法眼的人散往四方，所以南华成为律寺。到我们宋朝天僖三年，才有诏令让智度禅师普遂住持，直到今天，明公大概已是第十一代了。明公告诉东坡居士说：“官员奉行世间法，僧人奉行出世间法；世间就是出世间，二者平等而没有差别。如今官员的传授都有题名和壁记，僧人却独独没有。何况我们的道场实在是补助佛祖的所在，怎么能不郑重记载它的传承？请您为我写下这篇记。”居士说：“好。”于是写下儒、释两家不谋而同的道理，作为这篇记。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一日记。琼州惠通井记 《禹贡》说，济水流入黄河，溢出成为荥水。河南岸叫荥阳，河北岸叫荥泽。沱水、潜水本是梁州的两条河，也见于荆州。水在地下流行，能在数千里之外出没，即使黄河、大海也不能使它断绝。唐朝宰相李文饶喜欢饮用惠山泉，设置驿站专门取水。有个僧人说长安昊天观的井水与惠山泉相通，便把它同其他水混杂，装了十多缸来试验；僧人独独指着其中一缸说：“这就是惠山泉。”李文饶于是撤掉了取水驿站。琼州东面五十里有三山庵，庵下有泉，味道像惠山泉。东坡居士经过琼州时，庵僧惟德把泉水送给他，又请求为泉水命名，于是题名为“惠通”。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记。传神记 传神最难的地方，在于眼睛。顾虎头说：“传写形体、描绘神影，全在这个‘阿堵’之中。”其次在颧骨和面颊。我曾经在灯下回头看见自己的面颊影子，让人靠近墙壁把它摹下来，不画眉目；看见的人都笑了，却知道那是我。眼睛和颧颊像我，没有不像的地方；眉毛、鼻子、嘴巴则可以增减取其相似。传神和相面是同一道理；想要得到那个人天然的神态，应当在人群中暗中观察他。如今却让人穿戴整齐，坐在那里注视一件东西；那人正在收敛神色、约束自己，哪里还能看见他的自然状态呢？每个人的神情意趣各有所在，有的在眉目之间，有的在鼻口之间。顾虎头说：“面颊上添三根毛，就觉得精神光彩大不相同。”那么这个人的神情大概就在胡须面颊之间。优孟模仿孙叔敖，拍掌谈笑，竟使已经死去的人仿佛复生；这难道是全身都像吗？也只是抓住了他的神情所在罢了。画家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顾恺之、陆探微。我曾见僧人惟真画曾鲁公，起初不太像。有一天他前去拜见，曾公回来后非常高兴，说：“我得到神韵了。”于是就在眉毛后面加上三道隐约可见的纹理，画成低头仰视、眉毛扬起而额头皱蹙的样子，便非常相像。南都程怀立，众人都称赞他善于传写我的神态，很能得到我的整体神韵。怀立的举止像个读书人，萧然自得，仿佛在笔墨之外另有寄托。所以我把听闻的道理写出来，帮助阐发它。

译顺济王庙新获石砮记 建中靖国元年四月甲午，我从儋耳向北归来，把船停泊在吴城山顺济龙王祠下。拜谒神祠回来后，在江上闲游，拾到一枚古代箭镞，像矛锋一样，剑脊般的棱角锋利得可以割伤人，而质地却是石头。我说：“奇怪啊！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楛矢石砮，是肃慎氏的东西。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我把它传给左右的人观看，却失手掉进江中。于是向神祈祷，希望能够重新得到它；如果得到，便把它收藏在庙中，作为往来之人惊心动目的奇异景观。祈祷后，便让善于潜水的人下水寻找，第一次探寻就找到了。谨按《禹贡》说：“荆州进贡砺砥、砮、丹，以及箘簵、楛；梁州进贡璆、铁、银、镂、砮、磬。”可见楛矢、石砮从禹以来就已经作为贡品了。然而到了春秋时期，有鹌鹑一类的鸟落在陈国朝廷，身上贯着楛木箭；石砮长一尺多，当时的人没有谁知道它是什么，便去询问孔子。孔子没有就近从荆州、梁州取证，却远远追溯到肃慎，说明荆州、梁州已经很久不再进贡这种东西了。颜师古说：“楛木可以做箭杆，如今邠地以北都使用它。”据此考察，用楛木做箭直到唐代仍然如此；而用石头做箭镞，自春秋以来就没有人认识了。难道不能说是奇异之物吗？兑的戈、和的弓、垂的竹箭，都陈列在路寝之中；孔子的鞋收藏在武库里，这些东西都因为古老而被视为珍宝。难道唯独这支箭不是珍宝吗？顺济王的威灵，向南施及洞庭，向北遍及淮泗，于是特意使这件珍宝显现出来。我不敢私自占有它，而把它留在庙中，与爱好古物、博雅有识的君子共同观赏，以彰显顺济王神圣英烈、不可不敬的威灵。熙宁手诏记 杨绘多次上奏请求解除谏官职务，同时请求调任外地，又请求明确加以贬斥责罚。大概杨绘没有深入体察我的心意。杨绘为人疏放，远离权势，立朝时见识少，却不畏惧强暴权贵，凡是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我刚一见到他，就知道他忠诚正直、值得信任，所以第二天便提拔他担任言官，对他的信任也非常深厚。今天下达诏命，是因为认为他难以同曾公亮在轻重之间同时并立，所以暂且应当避让。你可以把我的这个意思告诉他，让他早点接受诏命；或者把这份手诏给他看，也没有关系。熙宁元年，已故翰林学士杨绘以知制诰兼知谏院，上疏议论已故宰相曾公亮侍奉先帝的事情，认为他说得正直，但先帝当时还不想立即施行。因此任命曾公亮兼任侍读，曾公极力推辞不已，先帝于是把手诏赐给如今的龙图阁学士滕元发，让他把手诏交给曾公；曾公最终没有接受诏命，这份诏书便收藏在他家中。这一年四月，又任命曾公知谏院，并让他以不必忧虑为由离开官职。此后二十年，曾公在杭州去世。防[疑“方”]经过京师时，他的儿子久中把手诏拿给我看，并且请求我为它作记。谨按，先帝即位之初，曾公和滕公都是受到知遇的国士，凡是先帝向他们推心置腹、相互约定超出常情的事情，大多如此。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他们的作用，就被小人诬陷，因此困居外地十多年。先帝对于用法十分谨慎，所以没有立即起用曾公；然而对他的知遇并没有稍稍减退。假使先帝还在世，曾公难道会一生流落而得不到任用吗？可悲啊。应梦罗汉记 元丰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我将要前往岐亭，夜宿在团封。梦见一个和尚，面部破裂流血，像是有所申诉。第二天到岐亭，经过一座庙，里面有一尊阿罗汉像，左边是龙，右边是虎，仪制非常古老，但脸部被人毁坏了。我看着它怅惘不已，难道是从前梦中所见的吗？于是把它载回来，修补一新并安置在龛中，供奉于安国寺。四月八日是先母武阳君的忌日，我在寺中供饭给僧人，于是记下此事。责授黄州团练使、眉山苏某记。观妙堂记 不忧道人对欢喜子说：“来，我居住的房间，你知道它吗？它沉寂清静，没有喧闹争执，空寂地处于其中，像死灰槁木一样，在差异中归于相同。我既然把它命名为‘观妙’，你就替我写篇记吧。”欢喜子说：“这间屋子应当怎样去求呢？我即使探求微妙的事物，也完全没有什么可看的；既然没有可看的，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若想求一点可以观看的东西，就像石女的儿子一样，世上终究不存在；若想求许多可以说明的东西，就像虚空中的花一样，究竟不是真实的。不说也不看，彻底通达而无所阻碍，超出三界，进入智慧之门。虽然如此，却不能把它放在一边强行执取，偏要强行生出分别，再用一句话截断它。譬如用筌、蹄捕到鱼兔，或者用灯烛照亮丘坑；鱼兔已经捕到，筌蹄就应当忘掉；已经知道丘坑所在，灯烛又有什么用呢？如今这间居室，什么是妙，什么不是妙？它萧然空寂，而是非、行住坐卧、饮食、言语、沉默，都具足各种妙理，无不显现在眼前。观看它，不能说它实有；概括它，也不能说它全无；倏忽间知觉显现，微妙就在于此。应当持守这些话，普遍告诉后来的人。进入这间屋子时，应当作这样的观照。” 法云寺礼拜石记 供养的器物，是佛事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先后所用的方法并不相同。别处山上的石头，平整而不容纳污垢，横铺开来像席子一样，愿意把它作为一座礼拜用的坐具。早晚礼佛，以此皈依；当恭敬礼拜而眼中无所观时，要使心念广大无边，无所不在，从天上人间直到地下，全都接触智慧之光。听说我佛修道时，有草虫在头顶筑巢而沾染佛的气息，后来都得到善报；这样看来，礼佛时心意确实十分重要。有德之人来到这里，这就是礼佛。愿每次一拜一起，都没有超过父母之上。凭借这一愿力，不堕入三恶道。佛力不可穷尽，石头不可穷尽，愿力不可穷尽。三者既然都不可穷尽，那么双亲所得的福报，生生世世也不可穷尽。如今我当着佛面宣说此愿，只有佛真正亲临鉴察。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内殿崇班马惟宽捐舍。

译醉乡记 醉乡距离中原，不知道有几千里。那里土地空旷无边，没有丘陵、坡坂和险阻；气候和平一致，没有阴晴、寒暑的变化；风俗高度相同，没有城邑、居民聚落；那里的人十分精纯，没有爱憎喜怒。他们吸风饮露，不吃五谷。睡觉时安闲自在，行走时缓慢从容。鸟兽鱼鳖杂居在一起，不知道舟车器械有什么用途。从前黄帝曾经到过醉乡的都城游览，回来后深深忧虑天下，认为结绳记事的政治已经太浅薄了。到了尧舜，制作千钟百榼的酒来进献，借姑射神人之道通行，大概到达醉乡的边境，终身享受太平。禹、汤建立法制，礼仪繁多、音乐纷杂，几十代都与醉乡隔绝。禹臣羲和抛弃甲子纪年逃走，希望到达醉乡，却迷失道路，中途夭亡，所以天下终于不得安宁。到了末代子孙桀、纣，他们愤怒地登上酒糟堆成的山丘，台阶曲折，面向南方远望，却看不见醉乡。周武王在世上得志后，便命周公旦设置酒人氏的官职，掌管五齐；开拓土地五千里，才勉强同醉乡相通。三十年间刑罚搁置不用，直到幽王、厉王，及至秦汉，中原遭受丧乱，于是同醉乡断绝；但臣下中接受其道的人，往往还能到达那里。阮嗣宗、陶渊明等几十个人，一同游历醉乡，终身没有回来，死后葬在那片土地上。中原人把他们称为酒仙。唉！醉乡氏的风俗，难道就是古代华胥氏的国家吗？为什么淳朴寂静到这种程度！我将要到那里游历，所以写下这篇记。睡乡记 睡乡的境域，大概同齐州相连接，但齐州的百姓没有人知道它。那里政治十分淳厚，风俗十分均平；土地平坦广大，没有东西南北之分；那里的人安宁恬适，没有疾病痛苦和瘟疫，昏昏然不产生七情，茫茫然不参与万事，荡荡然不知道天地日月；不织丝，也不种五谷，安逸躺卧而自足；不乘船车，却能随心远游；冬天穿葛衣，夏天穿棉衣，不知道有寒暑；得到东西便悲伤，失去东西便欢喜，不知道有利害；认为凡是眼睛所见的事物，都是虚妄的。从前黄帝听说后很羡慕它，闲居斋戒、收敛形神三个月，却没有得到治理它的方法，疲倦后睡着了，大概到达了睡乡；睡着后，他嫌自己的国家事务太多，召来两位大臣告诉他们。经过二十八年，天下治理得非常好，仿佛成了睡乡。到了尧舜，以无为治理天下，正是睡乡的风俗。禹、汤大腿没有肥肉，小腿没有汗毛，甚至剪下指甲来作祭牲，以救济天灾，没有空闲同睡乡往来。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后，日夜不得安睡，说：“我的大业还没有安定。”周公夜以继日，坐着等待天明，为武王制作礼乐，击鼓撞钟，鸡人又在右边报时，于是睡乡的边境屡屡受到惊扰。周公的孙子穆王仰慕黄帝的事迹，借西方化人的力量神游睡乡，腾入虚空，乘驾云雾，最终却没有看见所谓的睡乡。到了孔子时代，有个宰予，也放弃学业到那里游历，却没有找到道路，迷失得很厉害，只好返回。战国、秦、汉的君主，悲愁伤害生命，对内沉溺于长夜饮酒，对外又受攻战器械的拖累，于是睡乡开始成为废墟。只有漆园吏庄周曾经经过那里，化作蝴蝶，在其中翩翩飞舞，没有人察觉。此后仰慕道的山人、处士，仍然常常来到那里；一到那里便喧然快乐而忘记回来，后来跟随他们的人便成为那里的徒众。唉，我年轻时勤奋行事，长大后争逐时势，最终不能到达睡乡，难道不是太迂曲了吗？因为有人来问通往睡乡的道路，所以写下这篇记。静常斋记 虚空而专一，正直而端正；万物的生命纷纷繁盛，只有它漠然自守而安定，我姑且把它命名为“静”。万物泛滥而出，渺茫而藏；万物的消逝滔滔不绝，只有它孤立自守而不忘，我姑且把它命名为“常”。没有古今，没有生死，没有终始，没有后先，没有我和他人，没有能与不能，没有分离与执着，没有证悟与修行。如果凭借这一点来观察，若不是愚蠢就是痴呆；舍弃这一点去求取，若不是有病就是疯狂。昏昏默默，最终什么也不可得到；混混沌沌，茫然不可言论。即使有最高境界的人，也无法听闻；把听闻当作真实，听闻本身也不可知；把所知当作真知，仍然停留在听闻和知识的范围内，远远不足以仿佛其境界。何况还要沿着迹象、追逐声响，希望达到它，岂不是更加困难吗？既然把它作为我的名号，又把它作为我的居室名称，那么被名号牵累，我又能逃到哪里去呢？但它是否也可以成为趋向寂静的指南、求道时追逐鞭影的凭借呢？赵先生舍利记 赵先生，字棠本，是蜀地人，出自孟氏节度使孟廷隠之后，如今是南海人，仕途做到幕职官。南海有个潘冕，佯装癫狂，行迹不可测，人们称他为潘盎。南海土语把心狂叫作“盎”。潘盎曾同京师的人往来谈论《法华偈颂》，说：“盎，就是日光佛。”赵先生弃官跟随潘盎游学，潘盎认为他已经完全领会了自己的道。潘盎隐遁后，不知所终；赵先生也坐化了。焚烧他的衣服，得到舍利数升。我同赵先生的儿子赵昶交游，因此得到舍利四十八粒。潘盎和赵先生的奇异事迹很多，张安道所作的赵先生墓志，已经详细记载了这些事情。赵昶如今任大理寺丞、知藤州。元丰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我把舍利交给宝月大师的孙子悟清，让他带回本院供养。巴郡苏某记。北海十二石记 登州面临大海，视力所能看见的有沙门、鼍矶、车牛、大竹、小竹，共五座岛。只有沙门岛最近，孤高而焦枯；其余各岛都呈紫翠之色，山石高峻险绝，时隐时现于波涛之中，真像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岛上生长着石芝，草木都很奇异珍贵，多数连名字也不认识。那里又有许多美石，五色斑斓，有的呈金色。熙宁已酉年，李天章任登州知州，吴子野前往跟随他游览。当时解贰卿退休，退居登州，让人进入各岛采石，得到十二株，都秀美灿烂。恰好有一艘海船停在岸下，将要转海前往潮州，吴子野便向解公请求，把十二块石头全都得到带回，放在自己所居岁寒堂下。近世喜好奇石而能得到名石的人很多，却没有人把北海的石头取来放置在南海。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东坡居士苏某记。

译紫姑神记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我才离开京师来到黄州。二月初一到达州府。到达后的第二年，进士潘丙对我说：“奇怪啊，您刚接受任命时，黄州人还不知道。有神灵降临在州中侨居人郭氏的宅第，和人说话像回声一样迅速，而且善于作诗，说：‘苏公将要到来，而我不能见到他。’不久您正是在这一天到达，而神灵也在这一天离去。第二年正月，潘丙又说：‘神灵再次降临郭氏家。’我前去观看，只见她用草木披在身上扮成妇人，手中放着筷子，由两个小童扶着，用筷子画字说：‘我是寿阳人，姓何，名媚，字丽卿。自幼知道读书作文，后来做了伶人的妻子。唐垂拱年间，寿阳刺史害死我的丈夫，把我纳为侍妾；他的妻子嫉妒凶悍得很，我被她杀死在厕所里。我虽然死了，却不敢申诉；天帝却让世人看见这件事，为我洗雪冤屈，并且使我在人间留下一些可被认识的东西。世人所说的子姑神，种类很多，但还没有像我这样卓异的。’我稍稍停留，神灵便为我作诗并起舞娱乐。她作诗几十篇，敏捷得当场完成，每篇都有奇妙的构思，夹杂着嘲笑；我询问神仙、鬼、佛变化的道理，她的回答都出人意料。在座宾客拍掌，演奏道调《梁州》，神灵起舞，合乎节拍。曲终后，她再拜请求说：‘您的文章名满天下，为什么吝惜方寸之纸，不让世人知道有我呢？’我观察何氏生前，被酷吏掠夺，又死于悍妇之手，她的怨恨很深，却始终不指明刺史的姓名，仿佛颇有礼数。宾客来到以后，能够预先知道她生平，却始终不谈论别人的隐私和祸福，可以说是明智了。她又知道爱好文章，却以不能闻名于世为耻，这些都足以称为贤善之处。我大略记录下来，用以回应她的心意。天篆记 江淮一带民间崇尚鬼神，每年正月一定把衣服、簸箕、扫帚装扮成子姑神，有的神灵能够屡屡画字。黄州郭家的神最为奇异，我去年写《何氏录》记载了它。今年黄州人汪若谷家中的神尤其奇异，把筷子当作嘴，在筷子口中放上笔，和人问答像回声一样迅速。神说：“我是天人，名全，字德通，姓李。因为若谷第二世转生为人，所以我才降临。”它写的是篆字，笔势奇妙，但字迹无法辨认。神说：“这是天篆。”又给我写了三十个篆字，说是天蓬咒，让人用隶书解释，却无法看懂。黄州进士张炳说：“久未相见，你还好吗？”张炳问它从哪里认识自己，神回答：“你难道独独不记得刘苞吗？我就是刘苞。”于是详细说出张炳过去同刘苞起居、谈话的情形。张炳大为惊异，告诉我说：“我过去曾在京师认识刘苞，他戴青巾、穿布裘，身上有文身而且嗜酒，自称齐州人，如今不知道在哪里，难道真是天人吗？”有人说：“天人难道肯依附簸箕扫帚，做子姑神，跟随汪若谷游玩吗？”我也认为不是这样。全究竟是鬼还是仙，本来无法知道；但不能因为他所凭托的形体鄙陋，就怀疑他的本质。假如他确实有道，那么在他眼里，王宫和猪圈是一样的。它所写的字虽然不能辨认，但意趣简洁古雅，不是荒村间偷食的愚鬼所能写成的。从前长陵有个女子因乳病而死，曾在汉高祖、吕后面前显神，民众纷纷前往祭祀。后来汉武帝也祭祀她，称她为神君，震动天下。若因为她凭托的形体而怀疑她，那就比全神的凭托还要鄙陋了。世人所能见到的向来很少，所看不见的往往很多，为什么一定要凭区区耳目所能达到的范围，来衡量世外之事呢？姑且把这些文字收藏起来，等待有识之人。大悲阁记【成都府】大悲，是观世音的变化身。观世音由听闻而觉悟，开始于听闻，却能达到无所听闻；开始于无所听闻，却能达到无所不闻。能够无所听闻，即使没有身体也可以；能够无所不闻，即使有千万亿个身体也可以。何况手和眼呢？然而，如果没有身体，就无法举起千万亿身体的众多作用；如果没有千万

译亿身体，就无法显示无身之境的极致。因此分散开来成为千万亿身，聚合起来成为八万四千母陀罗臂、八万四千清净宝目。其道理是同一个。从前我曾观察这一点：我的头发多得数不清，身体上的毛孔也多得数不清。牵动一根头发，头便随之转动；拔掉一根汗毛，身体便随之变化。这样看来，每根头发都是我的头，每个毛孔都是我的身体。但它们虽然都是我的头，却不能发挥头的作用；虽然都是我的身体，却不能具备身体的智慧，这就是外物可以扰乱人的地方。我将让世人左手挥斧，右手拿削刀；眼睛数飞雁，耳朵随着鼓声打节拍；头部向旁边的人点头，脚下却能辨认台阶。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会有来不及应付的地方，更何况千只手拿着不同的东西，千只眼睛各自观看呢？等到我安坐静处，心念凝定沉默，澄澈得像一面大明镜。人、鬼、鸟、兽杂陈在我面前，色、声、香、味交相接触我的身体。心虽然不起分别，外物却没有一样不与它接触；既然接触，就一定有其道理。即使是千手的伸出、千目的运转，虽然还不能直接看见，但其中的道理已经具备。佛和菩萨也是如此：虽然一身不能成为两个佛，但一个佛却能遍及如恒河沙数的诸国。这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接触外物而不被扰乱，外物来到便能够应对。事理有其必然达到之处，又为什么唯独对大悲法门怀疑呢？成都在西南，是大都会，佛事最盛，但还没有见过大悲像中的杰作。有位法师名叫敏行，能阅读内外经典，广泛通晓其中义理，想用如幻三昧成为一方的首要弘法者。于是用大块旃檀木雕刻菩萨像，端庄严肃而美妙秀丽，具备慈悲怜悯的神性。手臂交错伸出，有的张开、合拢、捧持，有的用手指弹拨、摩挲、抚摸，千姿万态无不具备。每只手上都有眼睛，没有一只手是妄自举动的。又建造一座大阁覆盖菩萨像，雄伟高峻，工程与佛像相称。城中人礼拜它，因恭敬而产生觉悟。我游历四方二十多年了，虽然还没有能够归来，却想象着那里。敏行让他的弟子法震请求我作文，说明其中的道理，并且作颂说：我看世间的人，只有两只眼、两条手臂，外物来到时却不能应对，狂乱迷惑而不知所措。有时想要应对，便颠倒地思索；这种思索并不真实，和没有手眼没有区别。菩萨的千手千眼，与一手一眼的道理相同；外物来到，心也随之到达，从不经过思索，随其所应而应对，没有一样不得其当。他手持弓、白羽箭、剑、盾及各种器械，又拿经卷、香花、盛水的钵、青杨枝、珊瑚、大宝炬、白拂、朱藤杖；所遇到的没有不拿取的，所拿取的没有一件迟疑。凭什么能够没有疑虑？因为我没有心。如果仍有分别心，千只手就应当有千颗心；一个人有千颗心，内心彼此争夺，哪里还有时间应对外物？千手只有一心，每只手都各得其所。叩拜大悲尊者，愿您度化一切众生，使他们都证得无心之法，都具备千手千眼。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众生因为爱而进入生死轮回；由于所爱的境界有顺有逆，便产生喜怒，造作种种业，辗转经历六道，直到千万劫，根本原因只有一个爱，再没有别的病。佛是大医王，针对这种病配药，只有一个舍弃，再没有别的药；常用这种药来治疗这种病，就像用水救火，药到便应当熄灭。为什么众生不能消灭这种病？这是导师的过错，不是众生的罪过。为什么呢？众生所爱的没有超过自身的，父母有病，割肉刺血，起初从不面露难色；如果邻人向他求取一片指甲、一根头发，却终究不肯给。有两种导师：一种清净，不进入各种相，能够知道众生生死的根本，能够使众生清楚地看见不生不灭、脱离轮回之处；这个地方安乐，值得永远依靠，就像父母的肢体都可以舍弃，何况财物呢？另一种导师以有为之心奉行有为之法，即使不求取利益，也自然会求取名声；就像邻人求取指甲、头发尚且不能得到，何况肌肉呢？由此看来

译，贪爱吝惜、不肯舍弃，是导师的过错。假如有人无缘无故把米倒进坑里，见到的人都会恼恨；如果把这些米施给鸟雀，见到的人都会欢喜。鸟雀没有知觉，接受我的施舍，同倒进坑里有什么不同呢？

译然而人自然会有喜怒。如果导师有自己的心意、有所作为，那么这种施舍同丢弃就没有区别。由此看来，贪爱吝惜、不肯舍弃，并不是众生的过错。四方百姓都靠辛勤劳苦获得衣食，所得极少，而付出的苦难无穷；唯独南越岭海一带的百姓，经营贸易、搬运珍宝，坐享富裕快乐，得到它很容易，享用它却感到惭愧。因此那里的人因为惭愧而施舍；海道幽暗险恶，生死之间，丝毫也容不得差错，何况还可能漂泊坠入罗刹鬼国，只能呼号神灵、上天、佛、菩萨、僧人，以求暂时脱险。到了这个时候，身体尚且不属于自己，何况财物，更同粪土一样。因此那里的人又因为恐惧而施舍。惭愧和恐惧这两种心理能够助发善心，所以南越人轻视财物、乐于施舍，超过四方。东莞古城的资福禅寺有一位老比丘，名叫祖堂；他从未要求别人受戒，戒律却自然严明；从未向人求取，别人却自然布施。人们施舍给祖堂，就像把东西放在秤上，损益一铢一黍都清楚可见；祖堂接受布施，却像水面涵容影像，虽经过千万次也没有一物停留。因此寺院建造了五百大阿罗汉，修建庄严清净的宝阁，拔地而起有千根柱子，凌空分为三层，壮丽到了极点，实在冠绝南越。东坡居士见闻此事，随喜而说偈言。五百位大士栖居这座城，南海珍珠大贝都向东汇聚；众人的心意如春，柏树再次繁荣；铁林从东边运来，楼阁于是建成；宝骨尚未到来，灵验先已贯通；赤蛇、白璧、明珠在夜间发光；三次占卜都得到吉兆，谁敢争夺；层层屋檐凌空飞起，俯视日月星辰；海浪安稳不动，飓风寂然无声；天风徐徐吹来，铃声流转；一洗瘴气迷雾，如冰雪般清明；无论南北之人，都得长寿而安宁。《东坡全集》卷三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三十九，宋苏轼撰，传十首 陈公弼传 陈公名希亮，字公弼，姓陈，是眉州青神人。他的祖先是京兆人，唐广明年间才迁居眉州。曾祖父陈延禄、祖父陈琼、父亲陈显忠，都没有做官。陈公幼年丧父而喜爱学习，十六岁时将要拜师，他的哥哥认为困难，便让他经营三十多万的息钱。陈公把借钱的人全都召来，烧掉借据离去。学业完成后，他便召来哥哥的儿子陈庸，劝他求学，于是带着他一起学习。天圣八年考中进士。乡里人为他在闾里立表，题作“三俊坊”。起初任长沙县主簿。有个海印国师，同权贵往来，肆意做奸邪牟利之事，没有人敢正眼看他。陈公将他捕获依法处置，全县都大为震动。后来调任雩都，县中老吏曾腆轻视法令、卖弄诉讼，认为陈公年轻而轻视他。陈公任事当天，首先查出他的重大罪行。曾腆叩头出血，请求改过自新。陈公告诫他后将他释放。陈公又筑建县学，曾腆拿家财帮助官府，并把所有子弟送入学校，最终成为良吏，他的子弟中还有考中进士的。巫师每年收取百姓钱财祭祀鬼神，称为春斋，否则就说会发生火灾。百姓谣传有三个穿红衣服的老人四处放火。陈公禁止此事，百姓不敢违犯，火灾也没有发生。他毁掉数百处淫祠，勒令巫师改做农民的有七十多家。陈公离任时，父老乡亲送他出境，派去的人不肯离开，都哭着说：“您舍下我们离去，穿红衣服的老人又要出现了。”陈公因母亲年老请求回蜀，获授剑州临津县。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任开封府司录。福胜塔失火，官府想要重建，估算要用钱三万万。陈公说陕西正用兵，希望把这笔钱送给军队。诏令于是停止重建。赵元昊还没有反叛之前，青州百姓赵禹上书论事，并且说元昊一定会反叛。宰相认为赵禹是在说狂妄之言，把他调到建州。后来元昊果然反叛。赵禹从建州逃回京师，上书为自己申辩。宰相大怒，把赵禹交给开封府监狱。陈公说赵禹应当奖赏而不应治罪，和宰相争论不已。皇帝最终采纳陈公的意见，任赵禹为徐州推官，并且想任命陈公为御史。当时外戚沈氏的儿子因奸盗杀人一事被交付狱中，却不肯服罪；陈公一审问便查明实情，他惊倒在地，当场死亡。沈氏上诉，诏令御史弹劾陈公以及各位属官。

译陈公说：“杀死这个贼人的只有我一人。”于是主动认罪，因此获罪罢职一年。京西盗贼兴起，杀害知州、县令。富丞相推荐陈公可以任用，朝廷起用他为房州知州。房州向来没有军事防备，百姓战战兢兢，想要逃离。陈公把牢城卒和山河户杂合起来，得到数百人，日夜训练部署，声威震动山南，百姓依靠他们而安定，盗贼不敢进入境内。殿侍雷甲率领一百多人追盗贼到竹山，雷甲不能约束部下，士兵所到之处都横行暴虐。有人报告说有大盗进入境内，快要到州城门口了。陈公亲自部署兵力，阻水拒敌，自己站在最前面。他下令士兵持满弓弦，不许发射，士兵都像木偶一样直立不动。雷甲向他们射箭，他们仍然不动；雷甲于是下马叩拜，请求处死自己，说：“起初不知道您是官军。”吏卒请求斩杀雷甲以示众，陈公不同意，只惩治了十多个施暴的人，慰劳其余士卒后遣散，让雷甲通过捕盗来赎罪。当时大盗党军子势力正盛，转运使派供奉官崔德赟去捕捉他。崔德赟没有抓到党军子，便带兵包围竹山一带盗贼曾经住过的向氏人家，杀死向氏父子三人，把首级悬挂在南阳市，说：“这就是党军子。”陈公查明他们含冤受害，便把崔德赟交付狱中；崔德赟还没有服罪，党军子却在商州被捕。诏令赏赐向氏百姓丝帛，恢复其家业，把崔德赟流放到通州。有人说华阴人张元逃到夏州，成为元昊的谋臣；诏令把他的族人一百多人迁到房州，派人侦察他们出入，使他们饥寒交迫，几乎死亡。陈公说：“张元的事情是真是假还不可知；即使确有其事，为国尽力的人终究不能顾及家庭，这样做只会使他更加坚定地成为贼人。这些人又都是他的疏远亲属，并没有罪。”于是秘密上奏，诏令释放了他们。老防在庭下哭着说：“如今将要回到故乡，可是怎么能离开父母呢？”直到今天，张氏还为他绘像建祠。任期届满回朝，执政官想任命他为大理少卿，公说：“执掌法律的官吏拘守条文，不是我的愿望；希望得到一个州郡来效力。”于是任命他为宿州知州。宿州横跨汴水筑桥，水势常与桥相冲，船只大多因此毁坏。公开始建造没有桥柱的飞桥，直到今天，汴水上都建有飞桥。调任滑州，入殿奏事，仁宗皇帝慰劳他说：“我知道你嫉恶如仇。”当时惩处沈氏之子的事还没有实行，诏令他提举河北便籴。都转运使魏瓘弹劾他擅自增减物价，不久魏瓘被授为龙图阁学士、开封府知府。公请求在朝廷上辩明，答对之后，皇上认为公正，罢免魏瓘的职务，任公为越州知州，并且想重用公。公说：“臣与转运使不和，不能算作无罪。”竭力请求回到滑州。黄河堤防水涨，鱼池埽将要决口，公调发禁军抵御，住在将要决口的地方。官吏百姓哭泣着轮流劝阻，公坚定地躺着不动，水势也渐渐退去。人们把他比作王尊。这一年，宛句盗贼起事，抓住了濮州通判井渊，皇上为此忧虑，询问执政大臣有哪些人可以任用，还未等回答，皇上说：“我已经找到了。”于是任命公为曹州知州。不到一个月，便把盗贼的党羽全部擒获。淮南发生饥荒，安抚使和转运使都说寿春太守王正民不能胜任职务，王正民因此获罪免官。诏令公乘驿车前往代替他。转运使征调乡里的小吏运米，同时免除他们的差役，共计十三万石，称为折役米；米价飞涨，百姓更加饥饿。公到任后便废除这项措施，并上表说明此事，邻近各郡也都因此得以废除。公又说王正民没有罪，职事办理得很好，诏令恢复任命王正民为鄂州知州。调任庐州知州。虎翼军士驻扎寿春的人因谋反被诛杀，其余没有反叛的数百人被迁到庐州驻扎，他们正自己疑惧不安。一天，有人偷偷进入官府宅舍，准备作乱，公笑着说：“这一定是喝醉了。”宽免他而把他流放，并把其余人全都分给身边供使令，同时让他们守卫仓库。人们替公害怕，公反而更加亲近信任他们。士卒都指着心发誓，愿为公而死。任提点刑狱，江东又调任河北；入朝任开封府判官，改任三司户部勾院，又兼任开拆司。荥州煮盐，共有十八口井，年久渐渐枯竭，但有关部门仍按原额责令征课，百姓破产、被籍没的共有三百一十五家。公替他们申

译诉，请求归还被籍没的财产，每年免除三十多万斤盐的征课。三司的文书账簿治理混乱，其中积压的案件自天禧以来有朱帐六百零四件，自明道以来因办事造成的亏空有二百一十二万。

译公日夜督责属吏，共九个月便清除了其中的三分之二。任接伴契丹使者，回来后自己请求出任外官，于是被任命为京西转运使。石塘河服役的士兵叛乱，首领周元自称周大王，震动了汝州、洛阳一带。公听说后，当天便带轻骑出发前去按察，属吏请求带兵随行，公不答应。贼人见公轻装出行，神色悠闲平和，无法测度他的意图，于是相互排列在道路上申诉。公慢慢询问他们的苦情，命一个老兵押送他们，说：“把他们交给叶县，让他们听我的命令。”到了叶县，公下令说：“你们已经自首，全都无罪；但其中一定有首谋者。”众人不敢隐瞒，于是斩周元示众，又把一名军校流放，其余人全部遣送去照常服役。升任京东转运使。维州参军王康赴任，途经博平，博平有一个大恶霸，号称“截道虎”，把王康和他的女儿打得几乎死去，官吏不敢过问。博平隶属河北，公下令严急捕捉，终于把他流放到海岛，并弹劾那些故意纵容、因此获罪免官的官吏数人。山东群盗因此屏息收敛。徐州太守陈昭素以残酷闻名，百姓不堪其命令，其他使者都不敢查办，公揭发了他的罪行，徐州人直到今天还感念他。调任凤翔知府，仓中粮食可以支用十二年，主管者却担心粮食腐败。这一年饥荒，公发出十二万石粮食借给百姓，有关官吏忧惧，公以自身承担责任。这一年大丰收，便用新粮替换陈粮，官府和百姓都感到便利。于阗使者入朝，经过秦州，经略使按照宾客礼节设宴款待，使者十分骄横，停留一个多月，毁坏驿舍器物无数。他的随从进入市场抢夺饮食，商户人家都画门闭户。公听说后，对属僚说：“我曾经主管接待契丹使者，了解他们的内情；那些人起初并不敢横暴，都是翻译教唆的。我严厉依法惩治，翻译害怕了，自然不敢再行动，何况这是小国呢？”于是派教练使拿着符信告诫翻译说：“进入我的境内，只要有丝毫不依法办事，我就要斩你；你要拿军令状来交还。”使者也早已听说公的威名，到达后便在庭下罗列跪拜。公命他们坐下，在两廊设宴供给饮食。等他们离开境内，没有一个人喧哗。起初州郡按惯例用酒相赠，所得都私自占有，但这不合法。公把酒送给贫困的守边士卒，随后说：“这也属于私取。”便用家财偿还，并且上书自我弹劾，反复请求离职，因此获罪，分司西京。不久退休，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官做到太常少卿，追赠工部侍郎。娶程氏为妻，有四个儿子：忱，如今任度支郎中；恪，死于滑州推官任上；恂，如今任大理寺丞；慥，没有出仕。公善于著书，尤其长于《易》，有文集十卷、《制器尚象论》十二篇、《辨钩隐图》五十四篇。他为人清正刚劲、欲望很少，身高不超过中等人，面容瘦黑，目光如冰。他一生不向人假借脸色，即使王公贵人也都严肃畏惧他。见到合乎义理的事便勇敢行动，不计较祸福，一定竭尽心志才停止。所到之处，奸民猾吏都改变心意、改正行为；不改的必定诛罚，但实际上出于仁慈宽恕，所以严厉而不残酷。他把教育和培养士人视为急务，轻视钱财而乐于施舍，深厚地重视恩义。年轻时与蜀人宋辅交往，宋辅死在京师，母亲年老、儿子年幼，公终身赡养他的母亲，并把女儿嫁给他的遗孤。端平使与各位儿子一同在学馆学习，后来与忱一同考中进士。每当应当补授子弟时，总是先考虑他的族人，最终没有轮到他的儿子慥。公在轼的先父面前是长辈，而轼任职凤翔时，确实跟随公学习了两年。当时轼年轻气盛，愚昧而缺少阅历，屡次与公争论，甚至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后来对此后悔，私下曾认为公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又遗憾他没有得到充分任用，没有大的功名。只是当时士大夫还能够谈论他的作为；公去世十四年后，旧友长者日益衰老减少，恐怕终于湮没无闻，想私下记述他的事迹，却遗憾不能详细记载。我得到范景仁所作的公墓志铭，又用自己听闻和见到的事情加以补充，写成这篇传。我一生不写行状、墓碑，却独独写了这篇文章，是希望后来的君子能够据此考察阅览。赞说：我从各位公卿长者那里听说，陈公弼面容严肃冷峻，语言确切而生硬，喜欢当面折服别人。士大夫们相互宴饮时，听说公弼到了，言谈笑语就少了趣味，喝酒也不快乐，在座的人渐渐离去。他的天性就是如此，但他所建立的功业却有超出常人的地方。谏大夫郑昌说过：“山中有猛兽，连藜藿都因此无人采食。”淮南王谋反时议论说：“如果公孙丞相发兵，所畏惧的只有汲黯。”假使让公弼端正衣冠站立在朝廷上，他的威势即使在千里之外也能折服敌人了。《方山子传》方山子，是光州、黄州一带的隐士。他年轻时仰慕朱家、郭解的为人，乡里的侠士都尊奉他。稍稍长大后改变志向读书，想凭借读书在当世施展才华，却始终没有遇到机会。晚年才隐居在光州、黄州之间名叫岐亭的地方，住在茅庵里吃蔬食，不与世人往来，抛弃车马，毁掉冠帽衣服，徒步往来山中，没有人认识他。人们见他所戴的帽子，方正高耸，便说：“这难道是古代方山冠的遗制吗？”于是称他为方山子。我被贬居黄州时，经过岐亭，恰好见到他，便说：“唉！这是我的老朋友陈慥季常啊，为什么会在这里？”方山子也惊讶地看着我，问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把缘故告诉他。他低头不回答，抬头大笑，招呼我到他家住宿。四面墙壁空空荡荡，但他的妻子儿女和奴婢都显得自在满足。我已经惊异于此，只是想到方山子年轻时任性饮酒、喜欢击剑，用钱如同粪土。十九年前，我在岐山脚下，见方山子带着两个骑马的人，夹着两支箭，向西山打猎；一只喜鹊从前面飞起，他让骑马的人追赶射它，没有射中。方山子纵马独自追出，一箭便射中了。于是他在马上同我谈论用兵以及古今成败，自称是一代豪杰，如今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他眉宇间仍显露着精悍的神色，哪里像山中的人呢？然而方山子家世代有功勋，本来应当获得官职，在功业之间施展才能；如今已经声名显达，而他的家在洛阳，园林住宅壮丽，和公侯家相等。在河北有田地，每年可以得到一千匹帛，这也足以使他富裕快乐；他却全都抛弃不要，独自来到穷僻的山中，这难道是因为他一无所得才这样的吗？我听说光州、黄州之间有很多奇异之人，常常假装疯狂、满身污垢，使人无法见到。方山子或许见过他们吧？

译《率子廉传》率子廉，是衡山的农夫。他愚钝朴实而不谦逊，众人都称他为“率牛”。晚年隶属于南岳观，成为道士。南岳观西南七里有紫虚阁，是从前魏夫人的坛场。道士认为那里荒僻冷落，没有人肯居住，只有子廉喜欢住在那里。他端正沉默，别人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但很爱喝酒，常常醉卧在山林之间。即使大风雨到来，他也不知道虎狼从面前经过，而虎狼也没有伤害他。当时故礼部侍郎王祜出任长沙太守，奉诏到南岳祈祷，访求魏夫人的坛场。子廉正醉着不能起身，只直视王公说：“乡村道士喜欢喝酒，只是不能常常得到，得到就径直喝醉了，官人请宽恕他。”王公察觉他的奇异，便载他一同回去。过了一个多月，子廉寂寞无言，王公又把他送回山中，说：“尊师深藏光华、内蕴灵明，老夫不能测知。我应当作诗赠给你。”后来却忘记了。一天白日午睡，梦见子廉来索取诗，于是写了两首绝句，题写在木板上放在阁中。众道士惊讶地说：“率牛怎么会得到这样的诗？”太平兴国五年六月十七日，他忽然派人对观中人说：“我要到别处去，阁中不能没有人，应当赶快派人来接替我。”众道士自从得到王公的诗，已经稍稍觉得他不同寻常；到了这时更惊讶地说：“天气这样炎热，率牛要到哪里去？” 众人狼狈地前去查看，发现他已经死了。大家这才大为惊异，说：“率牛竟然知道自己的死期吗？”于是把他葬在南岳山下。不久，南台寺僧人守澄从京师回来，在南薰门外见到子廉，神气清逸。守澄问：“为什么出山？”他笑着说：“只是闲游罢了。”并托他带信给山中人。守澄回来后才知道子廉已经死了，检验那封信，发现正是他的死亡日期。挖开他的坟墓，只见手杖和鞋子而已。东坡居士说：“士人心中有所怀抱，即使是小技也不会轻易显露，何况是至人呢？至人本来就不容易被认识，至人难道是容易得到的吗？”王公若不是得道之人，也不能知道率牛的奇异。我曾经写过《三槐堂记》，意思是说王公不只是福泽流传给子孙，也许自己已经得道；如今看到了率子廉的事情，更加相信这话。王公的诗没有见到全文，我把这件事写下送给他的曾孙巩，让他到家集中寻找并补全，也许可以刻在石上放到紫虚阁中。《僧圆泽传》洛阳惠林寺原是故光禄卿李憕的住宅。安禄山攻陷东都时，李憕以留守的身份死于守城。李源年轻时凭借贵族子弟的身份豪奢放纵，擅长歌唱，当时很有名声。等到李憕死后，他悲痛愤恨，发誓不做官、不娶妻、不吃肉，住在寺中五十多年。寺中有个僧人叫圆泽，家财富足而且懂得音乐，李源与他交情非常亲密，两人促膝交谈一整天，别人无法猜测他们的关系。一天，他们约定同游蜀地的青城山、峨眉山。李源想从荆州逆流而上经过三峡，圆泽想走长安斜谷的道路，李源不同意，说：“我已经断绝世俗之事，怎么能再经过京师呢？”圆泽沉默很久，说：“行止本来就由不得人。”于是便走荆州这条路。船停泊在南浦时，看见一个穿锦裆的孕妇背着瓦罐汲水，圆泽望着她哭泣说：“我不愿走这条路，就是因为她。”李源惊问原因，圆泽说：“这位妇人姓王，我将要投胎成为她的儿子；她已经怀孕三年了。我不来，所以不能生产；如今既然看见她，就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了。您应当用符咒帮助我，使我三天内出生。给婴儿洗浴时，希望您到场，我对您一笑作为凭证。十三年后的中秋月夜，在杭州天竺寺外，我将与您相见。”李源悲伤悔恨，便为他准备沐浴、更换衣服。到了傍晚，圆泽死去，妇人果然三天后生产。李源前去看他，孩子见到李源果然微笑。李源把事情全部告诉王氏，用自己的家财把圆泽葬在山下，随后不再前往蜀地，返回寺中询问圆泽的徒弟，才知道他早已安排好了后事。十三年后，李源从洛阳前往吴地赴约。到了约定的地方，听见葛洪川边有牧童敲着牛角唱道：“三生石上的旧日精魂，赏月吟风的事不必再谈；惭愧有情人远道来访，此身虽然不同，情性却长存。”李源呼唤询问圆泽是否安好，牧童回答：“李公真是守信之人，但世俗缘分还没有了结，千万不要靠近；只有勤奋修行、不堕落，才能再次相见。”又唱道：“身前身后的事情都茫茫，想谈因缘恐怕令人断肠；吴越山川已经寻遍，还是回到烟波中的船上，驶向瞿塘。”唱完便离去，不知到哪里去了。两年后，李德裕上奏说李源是忠臣之后、孝行笃厚，授任谏议大夫，他不肯接受，最终死在寺中，享年八十岁。【此事出自袁郊所作《甘泽谣》，因为涉及天竺寺的故事，所以抄写下来送给寺中僧人；旧文烦琐冗长，颇有删改。】《杜处士传》杜仲，是郁里人。他天性厚重朴实，却有远大的志向。听说黄环很有名，便跟随他学习。一次，杜仲陈述说：“希望辅佐您，哪怕只是半夏，也请您仁慈怜悯，使我能够旋复。”自古以来便有扬名的愿望。黄环说：“你的话并不真实，应当早些休息、稍微从容，不要太急躁，我将要呵斥你了。”杜仲说：“人与人相互仁爱，即使不能百合，也会自然相同，何况还没有吐露新的想法吗？我听说先生在众人中辨别是非，所以来向您寻求决明。如今您稍有怨恨，是认为我不是同类吗？”黄环说：“我像贫穷的人没有多余粮食，只能独活很久了。你如今屑然来就我，我拿什么来使你充实茂盛呢？如果考察你一向的狂放，那么你所请求的也太过激烈了。请先说说你的志向吧。”杜仲说：“请问士人凭什么增长智慧？行为凭什么不是廉洁？先王不愿继续推行的事情是什么？”黄环说：“这不是你所能理解的。得到托付的人，就像射干靠近高高的城墙；所处之地不合适的人，就像困在蒺藜之中。如今你正像《易经》所说的‘井已经淘清，却无人饮用’。若不清除污垢、淘洗它而想使井中空明清澈，就像坐在恒山上遥望扶桑，形势根本无法达到。假使投身于污秽、熟艾，以求区别于当世，那么就会和无名之人没有差别了。”某人听后很希望杜仲表明心迹，说：“我自从通晓幽微之理，预先知道你高尚美好，所以故意夸耀你的短处，想扰乱你的言辞。你能详细理解其中微妙的意思，知道我所激发讽刺的地方，也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虽然如此，泽兰终究会散发香气。如今王明如果起用你，让你做赤车使者，并且将要封爵给你，你愿意甘心跟从他吗？”杜仲说：“我最大的愿望，是降伏神灵使天下安息；小的愿望，也只是使自己不同于众人罢了。即使登上文石、抚摸螭龙的头，我也不愿意。”古人有被三次聘请才起用松萝的，是因为迫于实际功用。我将关闭杜衡门居住，做一个白头老翁；即使有人拿五加皮的钱帛来礼聘我，也不过像水萍一样，我难道会归附他吗？”黄环说：“可是世上有阴险的人，为求石斛般的俸禄而钻营，五味子的说法是对的。即使是我，也将跟随你。”有人斥责黄环说：“船破了需要楛竹，酒酿成要靠麴；你就像记录、选拔英才一样。他们那些贪求俸禄、争相进取的人，正可以嘲笑。至于踯躅徘徊而回乡，满足于丁沉的心愿，这就是我所说的独行之民；难道能让君子怀藏宝物，长久居住在这里吗？”我喜爱杜仲善于依附贤者，又赞赏黄环能够发明他的心意，所以记录下来写成这篇传。

译《万石君罗文传》罗文，是歙县人。他的祖先常常隐居在龙尾山，从未出仕为世所用。自从秦朝废弃诗书不用，汉代兴起儒学，萧何一类人又凭借刀笔吏的身份取得将相地位，天下风气便纷纷效仿，争相凭刀笔求进，即使有奇异才能，也无暇推选。因此罗氏家族一直没有显达的人。到了罗文，他资质温润缜密，令人喜爱，隐居自晦，有终身如此的打算。乡人石工在龙尾山打猎，因进入山洞，看见罗文孤独地居住其中，仔细看了他一会儿，笑着说：“这就是所谓国家的俊彦，难道能自己抛弃自己隐居在岩穴中吗？”于是和他结交，磨炼成就他，使他跟随诸生学习。罗文因此有机会与士大夫交往会见，大家都爱重他。武帝正提倡学习，喜爱文章，得到毛颖的后代毛纯，任为中书舍人。毛纯一天上奏说：“臣有幸得到收录，可以等待任用；但凭臣愚钝，不能独自承担大用。如今臣的同僚都是器量浅小、顽劣圆滑之人，不足以置于皇上身边，希望召来臣的朋友罗文帮助我。”诏令他跟随计吏入朝进贡，武帝召见罗文，武帝在德殿上远远望见，觉得很奇异，便玩笑说：“你长久居住在荒僻之地，得到雨露恩泽，长期滋润浸染，竟没有自行枯槁。” 皇上又敲击它，发出的声音铿铿然，很是悦耳。皇上高兴地说：“古人所说的‘玉质而金声’，你确实就是这样的人。”于是让他在中书省待诏，过了很久，授任中书舍人。当时墨卿、楮先生也都凭借文章写得好而受到宠幸，四人同心相处，十分欢洽。当时人称他们为“文苑四贵”，每逢有诏命和典章政令，都由四人共同谋议。大体上虽然出于皇上的意思，也一定要让文润色，然后再反复琢磨：以墨卿谋划，以毛纯完成，再交给楮先生，让它传行到四方远夷，没有不通达的。皇上曾感叹说：“这四个人，都是国家的宝物。然而论到敦厚稳重、坚贞不屈、行为没有瑕疵，从二十石到百石的官吏，没有一个比得上文。”于是命尚方用金子制作房室，用蜀地文锦做褥席赐给他。后来于阗进献美玉，皇上命人用玉制作小屏风赐给他，又把高丽进献的铜瓶赐给他作为饮器，亲近爱护他一天比一天深厚，像毛纯这些人都不敢相比。皇上得到群才并加以任用，于是对内更改制度，修订律令历法，讲求郊祀，治理刑狱；对外征伐四夷，诏书、符檄以及礼仪文章等事务，都有文等人参与。皇上想到他们的功劳，便制诏给丞相、御史说：“我听说议定法律的人常常失之过深，论定功劳的人常常失之过薄；有功而赏赐不能达到，纵使唐尧、虞舜也不能用这种办法来劝勉人。” 中书舍人罗文长期掌管书籍，辅佐成就文治，功劳很大。应当把歙州祁门的三百户封给罗文，赐号“万石君”，世世代代不得断绝。罗文为人有操守，不可侵犯。然而搏击攻伐并不是他的职责，他喜欢同老成而通晓书籍的人【原文“防”字疑误】交往。他常说：“我和年轻人相处，每每担心会有玷污和缺失的祸患。”他自爱到这种程度，因此小人多轻视厌恶他。有人向皇上进谗说：“罗文性情贪婪贪墨，没有清白的名声。”皇上说：“我任用罗文掌管文书，只是取他办事便利罢了。即使他贪墨，我本来就知道他并不是这样，又怎么能因此看出他的才干呢？”从此左右侍从不敢再说。罗文体质有寒疾，每到冬月侍奉书写，常常脸冻僵而不能运笔。皇上有时赐给他酒，之后他才能书写。元狩年间，诏令举荐贤良方正，淮南王刘安举荐端紫来应对，端紫被评为高等，待诏翰林，越级授任尚书仆射，与罗文共同掌权。端紫虽然缺少文采，却尤其善于逢迎讨好，因此常在皇帝身边。罗文渐渐不被任用。皇上巡幸甘泉、祭祀河东，又巡视朔方时，端紫常常随从，而罗文留守长安宫禁之中。皇上回来后，看见罗文满面尘垢，很是怜悯他。罗文于是进言说：“陛下用人，确实如汲黯所说，后来者居上罢了。” 皇上说：“我并不是不顾念你，只是因为你年老，不能没有一点圆缺不足的缘故。”左右侍从听了，以为皇上心中不高兴，于是不再顾念省察罗文。罗文请求告老还乡，伏在地上，皇上下诏让驸马都尉金日磾、【原文“防”字疑误】将他扶起。金日磾起初不懂书，又一向厌恶罗文的作为，于是把他推挤到殿下，使他跌倒，最终死去。皇上怜悯他，命宦官把他葬在南山脚下。他的儿子罗坚继承了爵位。罗坚资质性情温和润厚，文采细密，不比罗文差，只是器量格局稍小。他出仕任文林郎，在东宫侍奉书写。昭帝即位后，因为旧日恩情而受到宠爱。昭帝年纪渐长，喜欢宽宏广大、博厚稳重的人，但看重罗坚器量狭小，斥退而不任用。罗坚也因为性情疏落而难以与世俗相合，认为自己同瓦砾没有分别。昭帝去世后，大将军霍光把昭帝平生玩赏的器物以及后宫美人安置在平陵。罗坚自认为有旧日恩情，请求守护陵墓，被授为陵寝郎，后来死后葬在平陵。自从罗文出生以来，宗族分散在四方，其中才华高超、品性奇特的人，王公贵人用金帛聘请他们担任从事、舍人；其下等人也同巫医、书算之人交往【原文“防”字疑误】，都对他们的事业有所帮助，有的还因此致富。赞说：罗氏的先世，没有什么可以考见的，难道就是左氏所说的罗国吗？考察这个国家的城邑，在江、汉之间，后来被楚国灭亡，子孙或许有散居在黟、歙之间的。唉！国家既已破亡，后世仍然因为通晓书籍而被任用，直到今天也没有断绝。人怎么可以没有学问和技艺呢！”

译《江瑶柱传》。江生姓江，名瑶柱，字子美。他的先祖是南海人，十四代祖先媚川为躲避合浦的动乱，举家迁到闽越。闽越向来士人很多，听说媚川到来，非常高兴，早晚同他一起探讨学问，又进一步对他加以雕琢。媚川深深地把自己隐藏起来，曾长叹着对孙子说：“普通人怀藏宝物，我知道这是我的罪过了。尚子平是什么人呢？”于是抛下妻子儿女，浪迹泥途之中，暗中积德而不显耀，没有人知道他的最终下落。媚川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叫添丁，次子叫马颊。他们起初来到鄞江，如今是明州奉化人。瑶柱是他们的后代。他性情温和安平，外表谨慎，内心淳厚。稍稍长大后，去掉外在的浮华和瑕疵，身材高长而皮肤白皙，圆直得像柱子，没有一丝一毫攀附取容的姿态。他父亲的朋友庖公认为他奇异，又说：“我看过的人很多，过去有人梦见资质美好的人，有像玉川那样的；这个孩子也可以叫作瑶柱了。”于是就用这个名字给他命名。江生欲望很少，却极其喜爱美味；他只要合口称心，就不谈论他人的是非，别人也甘愿接受。他唯独同峨嵋洞车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门章举先生友善，四人的出仕或退处大致相似，所到之处都使满座倾倒。然而那三人也自谦地把自己置于他之下，认为不能赶上他。江生也善于自我修养，声名震动天下，乡里尤其爱护敬重他。凡是每年节令变换、冠礼婚礼、庆贺喜事，聚集亲戚宴请朋友，必定请他作为上宾；他一旦不到，大家就闷闷不乐，都说没有江生便不快乐。江生对此很是厌烦，有时甚至逃避到寂寞的水边，即使好事之人解衣涉水去寻找他，他也不畏惧。至于朝廷中的达官名人以及出任东南官职的人，往往都指四明为好地方，也多次有意结交江生。只有扶风马太守不太礼遇他，江生渐渐不高兴，便跳身走上武林道，感受温风而患了中干之病。亲友强迫他振作起来，设酒席在高处宴饮。席中有合氏的儿子，也是江淮一带的名士，却偏偏坐在江生的上首。众人纷纷赞叹他说：“听说您的名声已经很久了，看来乡里的称誉不能完全相信。韩愈所说的‘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不就是您吗？您只不过是归于普通人的人，而且不爱宾客，反而把自己抛在海上；遇到逐臭之夫，您就该回去了，又怎么能同合氏的儿子争高下呢？”江生无法回答，十分惭愧地回去，对他的朋友说：“我违背了先祖的告诫，不能深深隐藏在海上，反而轻慢地处在酒席之间，又没有芳香的德行可以传闻；我只是腥臭之物，应该被合氏之子摒弃，而府公贬低我，本来就是应当的。请跟随我到水下去，如果不能得志，即使粉身碎骨又有什么遗憾？我要离开你了。”不久果然如此。此后他的族人在四明重新兴盛起来，但声誉稍有减退了。太史公说：“里巷谚语有这样的话：‘瓜果失去适宜的土地就不能茂盛，鱼龙失去水就不能显灵。’万物尚且如此，人也有这种情形。唉！瑶柱真是美好的人才吗？当他成为席上的珍品时，风味和气韵和美，即使龙肝凤髓也有比不上的。一旦出来的时机不对，又显露了他的真实面目，众人尚且捂着鼻子走过，有见识的士大夫也要评品之后把他列在下等。士人的出仕和退处，不可不慎重啊！可悲！” 《黄甘陆吉传》。黄甘、陆吉，是楚国的两位高士。黄甘隐居在泥山，陆吉隐居在萧山。楚王听到他们的名声，派使者召请他们。陆吉先到，被赐予左庶长的爵位，封为洞庭君，尊贵宠幸在群臣之上。过了很久，黄甘才来。一见面，楚王便任命他为温尹、平阳侯班，地位同令尹相当。陆吉起身，心想隐士黄甘与自己齐名，入朝已久，自己尊贵而且掌权；如今忽然黄甘的地位在自己之上，心中怨恨他。群臣也都对此感到疑惑。正逢秦国派苏轸、钟离意出使楚国，楚王在章华台设宴召见。群臣都陪同黄甘坐在上座。陆吉愤然对他说：“请允许我同您谈谈事情。”黄甘说：“好，好。”陆吉说：“齐国、楚国约定向西攻打秦国，我带兵越过关隘，亲自冒犯霜露，和最下等的枳棘一同甘苦，率领家奴一千人在季洲之上作战，开拓土地直到汉南才回来。您的功劳和我相比怎么样？”黄甘说：“不如您。”陆吉说：“神农氏拥有天下时，我剥皮剖肝，和颜悦色、低声下气，把巩固根基的方法献给皇上。皇上很高兴，命注记官陶弘景记录并说明我的方略，交付国史。后来出任九江太守，宣扬皇上的恩德，使连儿童也怀念他。您的才能和我相比怎么样？”黄甘说：“不如您。” 陆吉说：“这两件事都在我之下，可是您的地位却在我之上，为什么呢？”黄甘慢慢回答说：“您怎么现在才看明白呢？每年太守劝我上路，乘驿车进入金门，登上玉堂，同虞荔、申梠、梅福、枣嵩这些人排列在皇上面前侍奉。假使这些人张口结舌，再也说不出话来，那么在这种时候，皇上会把这件事交给您，还是交给我呢？”陆吉沉默了很久，说：“会交给您。”黄甘说：“这就是我地位在您之上的原因。”于是群臣都心悦诚服。年终，陆吉因病被免职，改封黄甘的儿子为穰侯，陆吉的儿子为下邳侯。穰侯后来被废黜而不显达，下邳侯凭借调制美味汤药，官做到陈州治平。太史公说：“田文谈论宰相，吴起游说相如，回车、廉颇、屈侄想要撕破衣服，尹姬后悔，黄甘、陆吉也是如此。传文说：‘女子无论美丑，进入宫中都会遭人嫉妒；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入朝都会遭人嫉恨。’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即使美丑相差悬殊，爱好也各不相同，又怎么能说得尽呢！”

译《叶嘉传》。叶嘉，是闽地人。他的先祖原居上谷，曾祖叶茂先，修养高尚而不出仕，喜欢游览名山；到了武夷山，喜爱那里，于是就在此定居。他曾说：“我培植功业、播种德行，只是不被当时所取用；然而香气将遗留后世，我的子孙一定会在中原兴盛，到那时他们必将享受我留下的恩惠。”叶茂先葬在郝源，子孙于是成为郝源的居民。到了叶嘉，年少时便培植节操。有人劝他学习武艺，他说：“我应当成为天下英武之气的精华，一枪一旗的事情，难道是我所应做的吗？”于是前往拜见陆先生，陆先生认为他奇异，替他写下品行记录，流传于当时。正值汉帝喜欢阅读经史，当时有个建安人任谒者，侍奉皇上。皇上读了叶嘉的品行记录，认为很好，说：“我难道不能同这个人同时代吗？”谒者说：“臣的同乡叶嘉，风味恬淡，清白可爱，很有声名，又有济世之才，即使是羽知也还不完全了解他。”皇上惊异，命令建安太守召请叶嘉，供应驿传，派他到京师。郡守先命人访查叶嘉所在，带着书信去给他看。叶嘉没有立即动身，皇上又派使臣督促。郡守说：“叶先生正在闭门制作，研习体味经史，志向高峻挺立，一定不屑于进京，不能催促他。”于是亲自到山中替他劝驾，他才动身。叶嘉登上车，遇到一位相面的人。相面者向他作揖说：“先生的容貌资质非同寻常，挺拔而有龙凤之姿，将来一定大富大贵。”叶嘉把用黑色袋子装着的密封奏章呈上。天子看见后说：“我很久以来已经饱闻你的名声，只是不知道你的实际才干，我来试试你吧。”于是回头对侍臣说：“看叶嘉的容貌像铁一样，资质刚劲，难以立即任用，必须捶打提炼、顿挫磨砺之后才可以。”于是用话恐吓叶嘉说：“砧斧在前，鼎镬在后，将要用它们烹煮你，你看这事怎么样？”叶嘉勃然吐气说：“臣是山林草野中的卑微之士，幸蒙陛下采择；到了这里，能够有利于众生，即使粉身碎骨，臣也不推辞。”皇上笑了，命令把他安置在有名望的部门，又加给他枢要事务。并且告诫小黄门监视他。不久，小黄门报告说：“叶嘉所做的事，仍然像是粗疏的。”但皇上说：“我知道他的才干，只是他独自学习，没有经过老师传授罢了。”叶嘉于是勤勤恳恳地去拜师学习，很快便能任事，已经精通熟练了。皇上于是命御史欧阳高、金紫光禄大夫郑当时、甘泉侯陈平三人同他共事。欧阳高嫉妒叶嘉初入仕便受到宠爱，说：“我们这些人将要处在他的下位了。”便谋划倾陷他。正逢天子驾临延英殿，催促召见四人，欧阳高只是心中嫉恨而已。郑当时用脚踢叶嘉，陈平也用言语侵侮凌辱他。叶嘉虽然受到侮辱，仍然为此起身，脸色不变。欧阳高后悔说：“陛下把叶嘉托付给我们，我们也不可以轻视他。”于是同去拜见皇帝，表面上称赞叶嘉的美好，暗中却用轻浮来诋毁他。叶嘉也向皇上申诉。皇上因此责备欧阳高，怜惜叶嘉，久久地注视他的脸色，说：“叶嘉，真是清白之士啊。他的气韵飘然，好像浮云一样。”于是拉着他设宴款待。不一会儿，皇上鼓动舌头，欣然说道：“起初我见到叶嘉，并不十分喜欢他。长久品味他的话，却使人喜爱。我的精神魂魄，不知不觉间洒然清醒。《尚书》说：‘开启你的心扉，滋润我的心。’说的就是叶嘉。”于是封叶嘉为钜合侯，官位为尚书，说：“尚书，是掌管我喉舌的职务。”从此对他的宠爱日益增加。朝廷宾客遇到宴饮享会，从来没有不把叶嘉推在前面的。皇上每天召他来应对，有时一天达到两三次。后来一次在苑中侍宴，皇上饮酒超过限度，叶嘉总是苦口劝谏。皇上不高兴地说：“你掌管我的喉舌，却用苦口之辞忤逆我，我怎么受得了呢？”于是向他吐唾沫，命左右把他扑倒在地。叶嘉神色严正地说：“陛下难道一定要等我说甘甜的话、逞利口时，才喜爱我吗？” 臣下所说的话虽然苦口，久而久之却会有效验。陛下也曾亲自试过，难道不知道吗？”皇上回头对左右说：“起初我说叶嘉刚劲难以任用，如今果然看到了。”于是包容了他，但也因此疏远了叶嘉。叶嘉既然不得志，便退回闽中。过了一阵子，他说：“我也没有办法了，算了。”皇上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叶嘉，因万机劳顿，精神疲惫、思绪困顿，十分想念叶嘉。于是命令召他回来，高兴得很，亲手抚摸叶嘉说：“我渴望见到你已经很久了。”于是又像从前一样恩宠优遇。皇上正要向南诛伐两越，向东攻打朝鲜，向北驱逐匈奴，向西征伐大宛，把兵革战争作为要务。这时大司农上奏说国用不足，皇上对此深感忧虑，拿这件事询问叶嘉。叶嘉提出三条对策，其中第一条说：“把天下的利益、山海的资源，全部登记归入县官掌管。”实行一年后，财物和费用十分充足。皇上大为高兴。军队兴起后立了功而归，皇上看重他增加财用的功劳，因此这项办法没有废止，由国家管理山海资源的利益，便是从叶嘉开始的。过了一年，叶嘉告老。皇上说：“钜合侯的忠心，可以说已经尽到了。”于是赐予他的儿子爵位，又命郡守选择他宗族中品行端正的人，每年进贡来。叶嘉有两个儿子，长子叫抟，有父亲的风范，因此让他袭承爵位。次子叫挺，掌握炼制黄白之术；同叶抟相比，他的志趣尤其淡泊。他曾经散尽自己的财产，救济乡里的困苦，众人都感激他的恩德。因此乡里人在春天击鼓，前往大防山中寻找他，并把这当作常例。赞说：如今叶氏散居天下，都不喜欢城邑，只喜欢居住山中。闽地的叶氏，大概就是叶嘉的后代。天下叶氏虽然很多，但是论风味和德行的馨香，为世人所珍重的，都比不上闽地叶氏。居住在闽地的叶氏又有很多，而郝源一族最为出众。叶嘉以平民身份受到天子接见，封为彻侯，官居八座，可以说是荣耀了。然而他正色苦口劝谏，竭尽力量报效国家，不替自身打算，大概正是因此获得这些荣宠。先王治理国家，使用民力有节制，从民众那里取用财物有制度；至于山林川泽的利益，则一概与民共享。叶嘉提出的办法把这些利益收归官府，虽然救了一时的急需，却不是先王的做法，君子因此讥议他。有人说，管理山海资源的利益，始于盐铁丞孔仅、桑弘羊的谋划。叶嘉的办法当时没有实行，到唐代赵赞才开始提出并采用。

译《温陶君传》。石中美，字信美，是中牟人。本来姓麦，麦氏家族败亡后，他的母亲罗氏离开原来的丈夫，改嫁石氏，于是他冒用石姓。中美出生时，他的父亲太卜氏用《连山》占筮，得到“师”卦的爻辞，是“师”变为“革”。卜辞说：“生于土，成于水，因火而变化。坎水使它柔润，坤土使它铺展，釜把它煮熟，口把它纳入，腹把它藏起来。美味在其中，并且通畅到四肢。有能力的人喜欢它，把它当作大腹之物；没有能力的人伤害它，把它当作心腹之病。众人都喜爱它，还有什么善处比这更大呢？”所以便依据这些话给他取名为“中美”。他性情轻浮急躁、疏散不羁，同外物不相合；后来得到同乡储子的赏识，储子便让他跟随滏水汤先生学习。学习成熟后，便陶炼他，使他成器。他为人皮肤白皙而身材修长，温厚柔顺而能忍耐，在众多石氏子弟中最有名。储子于是通过秦国旧日的司马错、李斯之子李由，以及赵高、阎乐等人，一同把他推荐给秦王，使他得以和圃田蔡甲、肥乡羊奭、内黄韩音子一起被召见。当时秦王正在阅览文书，整天忙碌而未进食，见到他们十分高兴，说：“你们以前都在哪里？为什么相见得这样晚呢？没有见到君子，就像饥饿难耐。说的就是你们。”从此他们都得以进见，充任皇上的心腹，赐予爵位和土地，又提升为食典御，早晚都被召来应对。他所提出和进献的意见，有时粗疏，但皇上没有一次不认为其中尽善尽美。秦王因为嫪毐之事出自文信侯，便迁怒太后，愤怒了好几天，连饭也不吃；中美因而受赐爵位彻侯，食邑温、定陶二县，号称温陶君。中美既然受到任用，凡有营造制作之事，自丞相以下没有人不赞同他。这是因为他为人柔和，又有办法堵住进谗者的嘴。后来有一天秦王临朝，天色已晚，心中似乎有所思虑，急忙召见中美，准备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中美没有仔细谋划就进献自己的意见，言辞颇为刚直，秦王因此多日心中不快。有个博士单轸对皇上说：“您已经被他伤害了，应当设法压制他，这样就没有忧患了。”于是把他的弟子、已经升任元华的人推荐给皇上，皇上的心情稍稍平复，但从此就疏远了中美，中美也不能再担任尚食。中美说：“我担任尚食时，早晚都自以为可以说‘我没有白吃饭’；如今我和羊生一类的人都不能再进献，即使以后又有任用，难道还要遭受诛责和羞辱吗？过去我得以充任心腹之臣，如今却突然不再被信任，这说明他心中已经认为我不好。即使他有时还想起我，也不会再完全信任我了。”于是称病等待退居私第。后来他的子孙有的出生在郡城郭内，有的散居四方，自称浑氏、扈氏、索氏、石氏，号称四族。《东坡全集》第三十九卷 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第四十卷，宋代苏轼撰写，论十二首 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论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是多么深切地爱护百姓、忧虑百姓，又用君子长者的方式对待天下人啊！有一件善行，就随即奖赏他，又称颂歌咏、赞叹不已，用来为他的善行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一件不善的行为，就随即惩罚他，又怜悯他、警戒他、使他受到创痛，用来使他抛弃旧过而开启新的道路。所以，虞、夏、商、周的典籍中，都可见到他们应答的声音，以及欢乐、安宁、悲惨、忧戚的情状。成王、康王去世以后，穆王即位，周道开始衰落，但还命令臣子吕侯，告诫他施行祥刑。他的话语忧虑而不悲伤，威严而不愤怒，慈爱却能够果断，显然有哀怜无辜者的心，所以孔子仍然有所取法。传记说：‘赏赐有所疑惑时宁可从宽给予，是为了扩大恩德；刑罚有所疑惑时宁可从宽免除，是为了慎重用刑。’尧在位时，皋陶担任士官，将要杀一个人，皋陶说：‘应当杀他三次。’尧说：‘应当宽赦他三次。’所以天下人畏惧皋陶执法坚决，却喜欢尧用刑宽缓。四岳说：‘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以，鲧违抗命令，毁败族类。’后来又说：‘还是试用他。’为什么尧不听皋陶杀人的意见，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意见呢？这样看来，圣人的用意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尚书》说：‘罪行有所疑惑时，只从轻处理；功劳有所疑惑时，只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宁可失之于不合常规。’ 唉，这句话已经把道理说尽了！可以奖赏，也可以不奖赏，却仍然奖赏，这是超过仁厚；可以惩罚，也可以不惩罚，却仍然惩罚，这是超过义。超过仁厚，还不失为君子；超过义，就会流于残忍之人。所以仁可以有所过度，义却不可以有所过度。古代奖赏不只靠爵位俸禄，刑罚也不只靠刀锯。用爵位俸禄奖赏，只能使奖赏的作用施行于爵位俸禄所能达到之处，而不能施行于爵位俸禄达不到之处；用刀锯施刑，只能使刑罚的威势施行于刀锯所能达到之处，而不能施行于刀锯达不到之处。先王知道天下的善行多得无法全部奖赏，爵位俸禄不足以劝勉所有善行；也知道天下的恶行多得无法全部惩罚，刀锯不足以裁制所有恶行。因此遇到疑难，就举而归于仁，用君子长者的方式对待天下，使天下人相继归向君子长者之道，所以说这是‘忠厚到了极点’。《诗经》说：‘君子若是喜悦，祸乱大概很快就会止息；君子若是发怒，祸乱大概很快就会阻止。’君子平定祸乱，难道还有什么特殊方法吗？不过是使自己的喜怒合时合宜，而不失去仁厚罢了。《春秋》的义理是，制定法令贵在严明，责备人贵在宽厚；依据褒贬的义理来制定赏罚，也正是忠厚到了极点。谨此论述。

译御试《重巽申命论》论说：从前圣人开始画卦时，每一卦都有相应配合的事物。巽卦配风，是因为风发散而能使万物有所动作；配木，是因为木具有仁厚而顺从的性质。凡是发散而能使物有所动作的力量，如果不仁厚就不能长久；如果不顺从就不能运行。所以发散而仁厚，发动而顺从，巽卦的道理就完备了。圣人认为，不重叠就不能发生变化，于是把巽卦重叠起来，使它发动而能够变化，变化而没有穷尽。所以说‘重巽以申命’，意思是天子的号令应当这样才可以。天地化育万物，有些可以指明说明，有些却不能寻求而得到。比如太阳，人人都知道它使万物温暖的原因；雨，人人都知道它使万物润泽的原因；雷霆，人人都知道它使万物震动的原因；雪霜，人人都知道它使万物凋零的原因。至于风，悠然分布在天地之间，来时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去时不知道它进入哪里；吹嘘时炎热，吹拂时寒冷；大时在泰山、高山之上鼓荡，小的时候进入孔穴和低矮屋舍之下。它使万物生长发达，天下人却不认为这是它的恩德；它摧折草木，天下人也不因此怨怒它。所以说，天地化育万物，有些作用是无法寻求而得到的；这就是圣人取法以向天下发号施令的方法。圣人在上位，天下百姓各自得到自己的职业。士人都说：‘我学习而做官。’农民都说：‘我耕种而获得食物。’工匠都说：‘我制作而供人使用。’商人都说：‘我背负货物而贩卖。’他们不知道圣人制定号令，是为了鼓舞人心、贯通变化，使他们安于自己的职业。圣人在上位，天下人可以遵循他的道路，却不能窥知他的用意；可以谈论他的政令，却不能随意评议，这大概就是得到了巽卦的道理。《易经》是圣人的行动，卦象则表示行动的时机。《蛊卦》的卦辞说：‘甲日以前三天，甲日以后三天。’《巽卦》九五爻也说：‘庚日以前三天，庚日以后三天。’解释者认为，甲、庚都是用来反复申明命令的；先后三天，表示慎重到了极点。圣人怜悯百姓愚昧，不忍心让他们突然陷入罪过，所以先提前三天下令，三天以后又重申；他们仍不服从，然后才诛罚。这表明他的用心极其谨慎。他用极其神妙的方式向天下施行政令，使天下人不能预料政令的起端；又用极其详尽的法令晓谕天下，使天下人清楚知道应当避开什么。天下人不能预料政令的起端，却明白知道应当避开什么，所以纷纷相继遵从而不敢议论。上面发令，下面不议论；下面服从，上面不诛罚，这是顺从到了极点。所以，重巽的道理，就是上下都能顺从。谨此论述。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论说：君子想要在天下有所作为，没有什么比开始出仕更重要的了。开始出仕时行为正当，尚且可能后来继之以不正，何况以不正当的方式出仕呢？古代有人想使自己的君主成为王者，有人想使自己的君主成为霸者，也有人只想使自己的国家强盛。这三种人的志向不同，所以所用的方法有浅有深，最后的成就也有大有小。虽然一个人终身的作为不可能预先完全知道，但他的大节一定会在开始出仕的那一天显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内心早已确定。没有以强国为目标出仕而最后能够成就霸业的，也没有以霸业为目标出仕而最后能够成就王业的。伊尹在有莘郊野耕作时，心中本来就想：‘要使我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使我的百姓成为尧、舜时代那样的百姓。’把伊尹说成只是用滋味之道劝说商汤，是战国那些游说之士用自己的心思揣度伊尹。君子对此深为厌恶。管仲在囚禁之中见齐桓公，他所说的本来就是想联合诸侯、排斥夷狄。管仲估量齐桓公足以成就霸业，又估量自己足以做成就霸业者的辅佐，所以向上没有夸张的游说，向下也没有卑劣的言论。古人像这样清楚地认识自己。商鞅拜见秦孝公时，先后三次游说才获得契合。商鞅怀着欺诈，挟持权术来欺骗他的君主，实在太过分了。他难道不知道自己不足以使秦国称帝称王吗？只是他所学的是刑名惨刻之术，担心孝公不能接受，所以故意设置高深的言论来炫耀自己。君主既然不能这样做，那么整个国家就任凭我来施为。否则，难道他怀有帝王的谋略，却每次见到君主就改变主张来迎合别人吗？商鞅最终没有善终于秦国，正是因为他出仕的方式不正。圣人却不是这样：他的志向越大，所以道术越高；道术越高，所以与君主契合就越困难。圣人看天下不能得到治理，就像看婴儿处在水火之中一样。他想得到君主来推行自己的道，可以说是十分急切了。然而他从未因为难以契合，就稍稍降低自己的标准，因为他知道一开始稍有降低，逐渐就一定会发展到衰败而彻底毁坏。所以说：‘先学习礼乐而出仕的，是普通野人；后学习礼乐而出仕的，是君子。如果要任用，我就跟从先学习礼乐的人。’孔子所处的时代，诸侯、卿、大夫看待先王的礼乐，就像方形和圆形、冰和炭一样互不相容。出仕时首先向他们提出礼乐，必然无法契合。这样的人，就道而言是圣人，就时代处境而言却是野人。至于那些急于取得功效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还没有与君主契合时，先提出世俗所喜欢的东西；已经契合之后，再继之以先王的礼乐。他们的内心虽然如此，但出仕的方式不正，历来没有能够再继之以正道的。所以孔子不肯这样做，孟子也说：‘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这是从利益方面说的。如果只要有利，那么弯曲八尺、伸直一尺而有利，也可以做吗？君子要得到君主的任用，既要估量君主，也要估量自己。君主能够做到而我不能做到，就不敢出仕；我能够做到而君主不能做到，就不可以去做。不敢出仕却出仕，这是改变君主；不可以做却去做，这是轻视自身。这两种人都有罪。所以君子开始出仕时会说：‘如果君主确实任用我，我将要做这件事。’君主说：‘你能做到。’他就安然接受而不推辞；君主说：‘你做不到。’难道天下就唯独没有别人了吗？对于君主来说也是如此。将要任用这个人，就应当把自己想做的事告诉他，考察他能不能做到，并要求他完成。那些说‘姑且先任用他，试试看’的人，都是错误的。后来的君子出仕时无所不至，只怕不能与君主契合。他们说：‘我将权宜行事来成就道。’后来道终究不能实行，便说：‘我的君主不足以让我充分施展才能。’开始时不能端正自身，最终反而诽谤君主。这种人自以为是君子，却正是孟子所说的损害君主的人。谨此论述。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

译论说：作《谷梁传》的人说：‘成就天下的事业、判定天下的邪正，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了。’ 请让我沿着他的说法把道理充分说清楚。《春秋》是礼表现在实际事务中的体现。孔子论述三代的盛况，总归结于礼达到大成；论述三代的衰落，也总是追溯到礼逐渐废弛。君臣、父子、上下，没有不是依靠礼来确定其地位的。甚至可以说，有礼就能生存，无礼就会死亡。所以孔子从年轻到老年，没有一天不学习礼，而不去治理其他事务；凭借礼出入周旋，即使乱臣和强横的君主也不能加害于他。他知道天下没有人能够任用自己，便退下来整理礼的纲纪条目，留给后世君子；又认为自己不能亲眼看见礼实行于具体事务，虽然有礼的器具，却没有施行安置它们的方法。于是依据鲁国史记作成《春秋》，一概以礼作出判断。《春秋》所褒扬的，都是礼所赞许的；所贬斥的，都是礼所否定的。《礼记》说：‘礼，是用来区别嫌疑、明辨疑惑、决定犹豫不决之事的。’《春秋》正是对此作出取舍和裁断。因此，天下一切邪正之事，凡是君子疑惑而不能决断的，到了《春秋》这里都能得到判定。不是由《春秋》判定，而是由礼判定。所以太史公说：‘《春秋》是礼义的总纲。’做君主、父亲却不懂《春秋》的人，前面有谗言却看不见，后面有盗贼却不知道；做臣子、儿子却不懂《春秋》的人，遵守常规之事却不知道合宜的方法，遇到变故却不知道权变。礼义一旦丧失，就会发展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他们的本意都是想做好事，却不知道其中的义理，因此即使被空洞的言辞指责，也不敢辩解。邪正之间的不同，岂止像黑白那样明显！假如天下所有君子都像颜渊，所有小人都像桀、跖，即使没有《春秋》，天下人又有谁会疑惑呢？天下人真正疑惑的，正是邪正之间的界限。有的人内心实际是邪的，表面行迹却像正的；也有人的内心自以为正，却因为不懂义理而陷入邪道。这正是《春秋》在其中反复叮咛、详加辨析的原因。宋襄公像是仁人而令人疑惑，晋国荀息像是忠臣而令人疑惑。宋襄公不修养德行，却使百姓疲惫困苦，以求得诸侯拥戴；他的内心难道是商汤、周武王的内心吗？只是到了作战时却说：‘不俘获头发斑白的人，不在敌军尚未列成阵势时击鼓进攻。’他平素并没有仁人的实际，却想在一旦之间窃取仁人的名声来欺骗后世。如果《春秋》不把他判为正，世上行仁的人就会相继弄虚作假。所以《春秋》记载说：‘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与楚人在泓交战，宋军大败。’ 《春秋》记载战争，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详细。君子认为宋军失败本来就是理所应当，所以没有隐讳，也没有表示不忍的言辞。荀息侍奉君主时，君主在世，他不能纠正君主的错误；君主死后，他又成全君主的邪恶意志而死。如果荀息这样做也算忠，那么凡是忠于盗贼、为亲近的人而死的都算忠，这可以吗？所以《春秋》记载说：‘以及他的卿大夫荀息。’否则就应当说‘荀息’，但荀息是孔父等人的一类，难道可以直呼其名吗？谨此论述。《儒者可与守成论》圣人对于天下，并没有存心去夺取它。譬如江海，百川都会流向它；譬如麒麟、凤凰和鸟兽，都会聚集到它那里。即使想推辞，哪里能够做到呢？禹治理洪水，排除了万世的祸患，使沟壑荒地疏浚成可以种桑麻的土地，使以鱼鳖为食的百姓变成穿衣戴冠的文明之民。契担任司徒，五种教化得以施行；弃担任后稷，百姓都获得粮食。世代继承并发扬他们的德行，到了商汤、周武王，拯救身处水深火热的百姓，把他们安置在仁爱长寿的境域中。所以天下人相继来朝见他们。这三位圣人，大概是被天下推举而无法推辞、想逃避也无法逃避的人。于是他们进一步修明政事，阐明教化，顺应百姓，不改变他们的风俗；凭借这些取得天下，也凭借这些守住天下，传了几十代而百姓不叛乱。这难道还有两种不同的道路吗？周王室衰落以后，诸侯纷纷兴起，以力量征伐争夺天下的到处都是。德行既然没有办法互相胜过，就只好以智谋取胜；智谋既然没有办法互相倾轧，就只好以武力夺取。到了秦朝造成的乱世，天下荡然一空，再没有人知道仁义为何物。汉高帝凭三尺剑从平民中起兵，五年便兼并天下；虽然稍稍借助仁义，但所任用的人总是以智勇为先，所施行的谋略总是以权谋为主，所以作战必胜，进攻必取。天下平定以后，他思考如何享有成功、安定无事，作为子孙万代的谋划。可是武夫和谋臣，所选任的几乎都不是合适的人，没有人能与他共同治理。所以陆贾讥讽他说：‘陛下凭借骑在马上取得天下，难道可以也凭借骑马来治理天下吗？’叔孙通也说：‘儒者难以与之共同进取，却可以与之共同守成。’于是斟酌古今的适宜情况，取礼乐的中道，选择简明易懂、切近而容易实行的内容，作为朝觐、会同、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一代的法制。虽然足以传续数百年，使上下相安，却不如三代圣人取守一贯的道路那样根源深厚、流传久远。武夫和谋臣，譬如药石，可以攻除疾病，却不能用来养生；儒者，譬如五谷，可以养生，却不能用来攻病。宋襄公争夺诸侯，不俘获头发斑白的人，不在敌军未列阵时击鼓进攻，结果在泓地战败，自身受辱而国势收缩。这就是拿五谷去攻病。秦始皇焚烧《诗》《书》，杀戮豪杰，向东抵达城，向北抵达临洮，又修筑辽水一带的工程，使百姓不得休息，传到二世，宗庙便荒废灭亡。这就是拿药石来养生。贾谊说得好：‘不施行仁义，攻取和守成的形势就不同了。’世俗之人不明察，只把攻取和守成看成两条道路，所以我详细论述三代以来取得天下和守住天下的方法，使人知道文王、武王、禹、汤的威德，也是儒者功业的极致；而陆贾、叔孙通之流，大概只是儒术的粗浅层次。

译《物不可以苟合论》论说：从前圣人将要有所作为时，开始必定先把事情安排得极其艰难，最终才能长久而不废弃。因为成就它困难，所以毁坏它也不容易；因为取得它郑重，所以失去它也不轻易；因为使它结合缓慢，所以使它分散也不迅速。圣人做事在开始时安排得周详，并不是因为开始时还不足以成事，而是担忧最终容易失败；并不是因为开始时还不足以取得，而是担忧最终容易失去；并不是因为开始时还不足以结合，而是担忧最终容易离散。天下的事情，做到这样就足以成功了，做到这样就足以取得了，做到这样就足以结合了，却还一定说‘还不够’，又进一步使它有节文、有条理，周密安排、委曲经营，给它加上外在的修饰，因此直到今天仍没有废弃。到了后世，追求迅速成功的功业，却厌倦长期缓慢的过程，所以想成就事情，只做到足以成就便停止；想取得，只做到足以取得便停止；想结合，只做到足以结合便停止；更严重的，连达到那个程度也不能等待。开始时安排不周详，最终必将弊病不胜。唉！天下治乱、国家享有长短的原因，难道就出在这里吗？圣人最初制定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的关系时，让君臣坐而治理政务、臣下奔走办事，这已经足以构成君臣关系了。圣人担心他们彼此轻慢而发展到互相欺凌，于是制定车服、彩色、纹章来区别身份，规定朝见、会见时的职位次序来使等级严明。名分并不是彼此不知道，但见面一定要通过赞礼者来表达心意；彼此并不是不相信，但出入一定要凭借名籍。这就是使关系长久而不相互轻慢的原因。用杖和鞋来使人安适，用饮食来供养身体，这已经足以构成父子关系了。圣人担心父子彼此疏远而发展到互相怨恨，于是制定早晚问候、省视的礼节，规定侍奉左右时佩戴服饰的制度；同族聚居以共享欢乐，又分居异宫来表示区别；共同进食以享受欢乐，又安排不同膳食来表示尊贵。这就是使父子长久而不相互疏远的原因。生时居住在室内，死后埋葬在野外，这已经足以构成夫妇关系了。圣人担心夫妇彼此轻狎而发展到互相离弃，于是在婚姻开始时使用币帛，加重媒妁的作用；如果不告知宗庙，终身只能作为妾；白天居住在内室，而君子还要问候她的疾病。这就是使夫妇长久而不相互轻狎的原因。平安居处时以同党相交，遇到急难时互相救助，这已经足以构成朋友关系了。圣人担心朋友彼此轻慢而发展到互相侮辱，于是戒止群居嬉游的放纵之乐，严格规定射礼、享礼和饮食的节度。脚并不是不能行走，却要等待摈相传达命令；嘴并不是不能说话，却要等待绍介者传达言辞。这就是使朋友长久而不相互轻慢的原因。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只要能够做到便停止更大的了。如果只要能够做到便停止，那么君臣互相欺凌、父子互相怨恨、夫妇互相离弃、朋友互相侮辱的局面，早就形成了。圣人为此忧虑，所以为这些关系设置许多外在的礼饰。《易经》说：‘借用白茅，没有灾害。’如果直接放在地上也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用茅草垫着呢？这正是古代圣人所以长久拥有天下，而后世人却认为迂阔的原因。《易经》又说：‘嗑，就是合。’事物不能苟且结合，所以接着是《贲卦》。道理已经说尽了。《王者不治夷狄论》论说：夷狄不能用治理中国的方法来治理。想求得大治，必然会导致大乱。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用不直接治理的方式来治理他们。用不治理来治理，正是为了深入地治理他们。《春秋》记载‘公在潜地会见戎’，何休说：‘王者不治理夷狄，记载戎来者不拒绝，离去者不追赶。’天下最严密、用法最详尽的著作，没有超过《春秋》的。凡《春秋》记作‘公’、‘侯’、‘字’、‘名’的，那些君主能够成为诸侯、臣子能够成为大夫的，都是齐、晋；否则就是齐、晋的同盟国。凡《春秋》记作‘州’、‘国’、‘氏’、‘人’的，那些君主不能成为诸侯、臣子不能成为大夫的，都是秦、楚；否则就是秦、楚的同盟国。齐、晋的君主治理国家、拥护保卫天子、爱护养育百姓，难道都能完全符合古法吗？大概也是从诈术和武力出发，再参杂仁义，因此也不能算纯粹的中国。秦、楚也并非只是贪婪冒进、无耻妄行而不顾一切；其中也有秉持正道、实行义行的君主，所以秦、楚也还没有完全成为夷狄。齐、晋的君主不能完全算作中国之君，但《春秋》所赞许的常常偏向他们。有善行就急切地记载，唯恐后世听不到；有过错就多方为之开脱宽赦，唯恐他们不能成为君子。秦、楚的君主还没有完全成为夷狄，但《春秋》所不赞许的常常在他们那里。有善行，要反复铺陈之后才写入；有恶行则略过而不记，认为不值得记录。这并不是偏爱齐、晋而专门厌恶秦、楚，而是为了表明中国一天也不能背离，夷狄一天也不能趋近。他们尚未纯粹的情况尚且足以寄托褒贬，那么纯粹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说，天下最严密、用法最详尽的，没有比《春秋》更好的。戎，难道只是像秦、楚那样由中国流入夷狄而已吗？然而《春秋》记载‘公在潜地会见戎’，对公没有贬斥，反而认为戎可以会见，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戎不能按照会见之礼来会见公，也是很清楚的。这正是学者深感疑惑而寻求解释的地方。所以说：‘王者不治理夷狄，记载戎来者不拒绝，离去者不追赶。’因为戎不能用教化使其归服，他们不悍然持兵在边境与我们交战，就已经是幸运了。何况他们知道有所谓会见，并且想实行它，这难道还不足以深深嘉许他们的心意吗？否则，如果严厉责备他们不合礼，他们将有所不能承受而发泄愤怒，祸患就大了。仲尼对此深为忧虑，所以借着戎来而记作会见，说：‘能做到这样就够了。’这就是要用不直接治理的方式来深入治理他们。由此看来，《春秋》所厌恶的戎狄，并不是纯粹的戎狄，而是厌恶那些本来属于中国却流入夷狄的人。谨此论述。

译《刘恺丁鸿孰贤论》论说：君子行善，并不只是为了使自己舒适便利而已。他从别人那里取得东西，一定要估量那个人是否能够与自己相配；把东西给予别人，也一定要估量那个人是否能够接受。自己可以取得，但对方不能同自己相配，君子就不取；自己可以给予，但对方不能接受，君子就不予。既替自己考虑，也替别人谋划。取得的必须可以给予，给予的必须可以接受。如果自己成为君子，却使别人变成小人，那么与去除小人也相差不远了。东汉刘恺把封国让给弟弟，诏书允许了他。丁鸿也装作狂病，把封国让给弟弟；他的朋友鲍骏用义理责备他，丁鸿于是接受封爵。他开始自以为这是合乎义理而实行，最后知道这并不合义理，便恢复原状。正因为他能够恢复原状，所以知道他开始的行为不是欺诈。这就是范氏认为丁鸿贤于刘恺、把刘恺置于下位的原因。范氏评论说：太伯、伯夷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他们所让出的东西，所以太伯被称为至德之人，伯夷被称为贤人。到了后世，追逐他们让的名声而不明白他们的本意，于是诡异激烈的行为兴起了。像刘恺这一类人，把国让给弟弟，使弟弟接受，不仅仅是使弟弟接受不合礼制的封国而已；获得让国的名声，难道不是过分了吗？丁鸿的内心以忠爱为主，为什么最终能够醒悟而遵从义理呢？范氏认为贤良的地方，当然已经说到了。至于还没有说尽的，请让我把它补充完。先王的制度，确立嫡长子是为了明确宗统，明确宗统是为了防止祸乱，并不是有意偏爱长子而压制幼子。天子和诸侯都有太祖；他们拥有天下或一个国家，都是从太祖那里承受而来，并不是自己可以专有的。天子不敢把太祖的天下送给别人，诸侯不敢把太祖的国家送给别人，这是天下共同的义理。刘恺、丁鸿的国，不知道是他们自己取得的呢，还是也从先祖那里承受来的呢？既然是从先祖那里承受来的，却把它传给不应当继立的人，那么即使是亲弟弟，也和路人没有区别。吴太伯、伯夷并不是可以效法的榜样。太伯将要借此成就周王的事业，伯夷将要借此教训天下谦让；他们所作这种诡异、违时而特别的行为，都不是可以作为常法的。如今刘恺把整个国家让给弟弟，不只是让弟弟接受不合礼制的封国这一过错，还要败坏先王防止祸乱的制度，轻视先祖的国家，独自做这种非同寻常的行为。用礼来考察，用法来衡量，刘恺的罪过就很大了。然而汉代士大夫中有许多人以此取得名声；安帝、顺帝、桓帝、灵帝时期，士人都违背正道、矫饰情感，来窃取一时的名声。这种弊病大概开始于西汉时期。韦玄成把侯爵让给弟弟，受到当时君主的称许，天下人也推崇他，于是逐渐形成风俗。那些履行常规、安于平易的人，世人反而认为他们没有才能而排斥他们。因此，丁鸿在中途恢复封爵的行为，尤其值得深深嘉许并反复叹赏。谨此论述。《礼义信足以成德论》论说：有大人的职事，也有小人的职事。职事越大，个人越安逸，而责任越重；职事越小，个人越劳苦，而责任越轻。从最大达到天子，从最小达到农夫，各自有自己的分际，不可以混乱。责任重的人，不可以不安逸；不安逸就无法承担天下的重任。责任轻的人，不可以不劳作；不劳作就无法使别人安逸。责任重的人和责任轻的人，就像心在内思虑，而手足在外动作行走一样。因此，不耕种却获得食物，不养蚕却获得衣服，君子不认为这是惭愧，是因为他所担任的职分重大。自尧、舜以来，从未改变过。后世学术衰落、道理松弛，诸子智慧不足以看见事情的重大方面，却只偷见其中偏小的一面，便认为拥有国家的人都应当穿破衣、吃粗粮，与农夫一起耕作治理。一个人自身兼做各种工匠的说法，大概孔子时代就已经有了。樊迟亲自受业于圣人，尚且被这种说法迷惑，所以急切地想向孔子学习种庄稼。孔子知道这种说法将要在天下蔓延，所以极力说明它的错误，并严厉驳斥他的言辞，说：‘在上位的人喜好礼，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敬；在上位的人喜好义，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服；在上位的人喜好诚信，百姓就没有谁敢不吐露真情。’ 如果这样，那么四方百姓就会背着孩子前来，还需要种庄稼做什么？而解释者认为，礼、义、信足以成就德行。樊迟为什么急切地想学习种庄稼呢？难道不是因为粮食不足，担心百姓产生苟且之心而轻慢君上吗？难道不是因为君主独自享有安乐荣华，而百姓劳苦，担心只有君主贤能吗？难道不是因为君主不亲自劳作，就担心空洞的言语不足以劝导督促百姓吗？这三种忧虑，都是世俗之人的私人忧虑和过度谋划。君子用礼治理天下的等级，使尊贵者习惯于尊贵，使卑下者安于卑下，那么百姓轻慢君上，就不是需要忧虑的事。君子用义处理天下的适宜事务，使拥有一国俸禄的人不自以为太多，使守关击柝的人不自以为太少，那么百姓劳苦而只有君主贤能，也不是需要忧虑的事。君子用诚信统一天下人的疑惑，使内心产生的必定表现于外，使名分所指的必定得到真实内容，那么空洞的言语不足以劝导督促百姓，也不是需要忧虑的事。这三者足以成就德行。所以说，这三种忧虑都是世俗之人的私人忧虑和过度谋划。谨此论述。

译《形势不如德论》论说：《左传》有这样的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就是说，形势不如德行。吴起也说：‘在于德，不在于险。’太史公认为，形势即使强大，最终也必须以仁义为根本；儒者谈论军事，未尝不是借吴起之口说出了这个道理。请让我拾取这些言论中遗漏的部分，详尽论述它。大凡关于形势的说法有两种：有一种是把人作为形势，三代分封诸侯就是这样。天子之所以能联系天下，处境极其艰难而危险。天下人欣然聚合，聚合而不离去，就成为君臣关系；他们的善行可以奖赏，恶行可以惩罚，他们的粮食可以取来食用，他们的功力可以役使。此时君臣的形势非常牢固。等到有一天突然溃散离去，离去而不返回，就成为寇仇；强者起来进攻，智者起来谋算，君主徘徊四顾而不知道依靠什么。此时君臣的形势非常危险。先王知道稳固的形势不足以完全依靠，而危险又不可忽视，所以大规模分封诸侯，错置亲族和贤人，以此向天下显示形势。刘颂所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凭借形势而不凭借个人’，郡县制度看起来小政务能够治理，而大的形势却很危险；诸侯建立国家，近处常常违背，远处的忧虑反而稳固。这就是把人作为形势。然而周朝衰落时，诸侯肆意妄行而没有人能够禁止；从周平王以后，距离灭亡已经不远了。这说明德行衰落，而以人为形势也不足以挽救。以土地作为形势，是秦、汉建都所采用的方式。秦国取得天下，并不是天下人心悦诚服而臣服于它，而是用财富较量，用武力搏击；仍然不能使人服从，又用诈术囚禁他们的君主，俘获他们的将领，然后才勉强取得天下。如今臣服朝贡的人，都是过去在原野上暴尸者的子孙，那么我们怎能安然长久拥有天下呢？汉取得天下，虽然不像秦那样暴虐，但归根到底也不是以仁义为根本。在这种时候，如果不大规模分封诸侯，就无法满足功臣的期望；诸侯势力强大而京师不安，形势又不得不凭借关中的险固来压制他们。这件事即使换成尧、舜、汤、武，也不能使他们的德行一天之内就得到天下人的信任。荀卿所说‘合并三种因素’，就是把土地作为形势。然而到了衰落时期，都因大臣专擅命令，危险从内部产生，而关中的地势根本来不及发挥作用。这同样是德行衰落，土地的形势也不能挽救。三代、秦、汉的君主，考虑后世并为防备祸患所作的安排，不可说不周全；可是到了灭亡时，常常出现在他们没有料想到的地方，这难道不是形势不如德行的明显验证吗？《易经》说：‘以神妙的方式理解并彰明它，关键在于那个人。’有人在，德行就在；德行存在，即使没有诸侯也能安定，即使没有关隘险塞也能稳固。谨此论述。《礼以养人为本论》论说：三代衰落直到今天已经几千年，有志于天下的豪杰之主、博学多识的大臣，不可胜数。然而礼废、乐坏，他们彼此叹息、发愤，最终却没有成就，这是为什么呢？这不是因为才能不够、学问不到，而是因为议论过于详尽，对礼畏惧过甚。礼最初起源于人的情感，因循人情所安适的地方而制定节文。凡是人情所安适而又有节制的，都属于礼。这样看来，礼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断；但它又不能出于人情所不安适之处，所以也并非完全没有一定的原则。执着于礼没有定论这一点，却把它当成固定的定论，那么街上的普通人也都可以制定礼了。如今儒者的议论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礼是圣人独自尊崇的东西，是天下最难成就的事业。被繁琐文饰牵制，被细小学说拘束，只要有毫厘差别，便终身认为不可实行。议论明堂的人，被《考工记》和《周礼·大司乐》等说法迷惑；讨论郊祀、宗庙的人，又拘泥于郑氏、王肃的学说。各种意见纷纷交错，多年不能决定，有时因此最终作罢，从来没有一个人果断决断而实行。这都是议论过于详尽、畏惧过于严重造成的过错。礼的大意，在于明确天下的等级，严明君臣关系，厚重父子亲情，彰显孝悌，显明仁义。如今不幸距离圣人已经很远，即使有与三代制度不合之处，哪怕只差毫厘，也本来不妨碍它明确天下的等级；使君臣严明、父子亲厚、孝悌显现、仁义彰明的作用，仍然存在。现在如果礼废弃而不修整，那么君臣就不严明，父子就不亲厚，孝悌就不显现，仁义就不彰明，这难道反而不值得重视吗？从前西汉的礼学著作，始于董仲舒，直到刘向，都哀叹礼乐不能兴盛，所以说：‘礼以养人为根本；如果有所过失，便是过于讲究而反而损害养人。刑罚过度，有时会达到杀伤人的地步。如今官吏议论法律，笔下该增则增、该删则删；到了礼乐，却不敢这样做，这是敢于杀人，却不敢于养人。’范晔认为，音乐不是夔、襄制作，新的乐调就会不断产生；律法失去皋陶、苏忿生那样的人，法令就会频繁变更；到了礼，为什么偏偏这样困难呢？法律是末节，又加上惨酷、毒害、繁琐、艰难，天下人却常常认为它紧要；礼是根本，又加上和平、简易，天下人却常常认为它缓慢。这样还不治理，反而又责怪说：‘这是法律还没有达到。’于是更加急迫地施行法律。人的迷惑就是这样：平日调理气息、保养身体，吐故纳新，做起来非常容易，即使有过失也没有大患，然而人们都把它看得很难而不去做。至于用猛烈的药物、带毒的石药来攻除疾病，人们却都愿意去做。这是天下共同的弊病。唉！王者如果能够得到这个道理并加以贯通，礼乐的兴盛，大概就有希望了。谨此论述。

译《既醉备五福论》论说：君子之所以大大超过常人，并不是因为他的智慧能够预先知晓一切，也不是因为他勉强自己去实行，而是因为事业兴起时百姓劳苦，他和百姓一同劳苦；事业成功时百姓快乐，他也和百姓一同快乐。如此而已。富贵安逸，是天下人共同喜爱的；然而君子独自享有它。君子享有富贵安逸而心安，天下人也认为理所当然，这是什么缘故？天下人知道，他之所以富贵安逸，完全是为了庇护我们。贫贱劳苦，是天下人共同厌恶的；然而小人独自处于其中。小人处于贫贱劳苦而心安，天下人也认为理所当然，这是什么缘故？天下人知道，他之所以贫贱劳苦，完全是为了使我们得以生存保全。正因为这样，君子独自享有天下最大的利益而不忧虑，使天下人为自己劳苦而不感到惭愧。听尽天下各种美妙的声音，看遍天下各种美丽的色彩，百姓还觉得不够。于是相互祈祷祭祀、祝愿说：‘愿我们的君主永远拥有我们的国家！’又相互咏唱歌颂，把赞美刻在金石上，写满竹帛，使君主万世不被遗忘。唉！那位君子究竟修养了什么，才能从百姓那里得到这样的拥戴呢？难道不是开始以至诚相待，中间不急于求成，最后又以不懈怠来坚持吗？把百姓看作自己，把最愚钝的人也像最贤明的人一样对待，这叫作至诚。至诚不会立刻见效，关键在于自己相信而不疑惑，这叫作不急于求成。不急于求成，就能够长久；长久，就能成就功业。功业成就后容易懈怠，君子用恭敬来克服它，这叫作不懈怠。实行这三点，就是从百姓那里得到拥戴的原因。三代盛世，也不能在这三点上再增加丝毫了。《既醉》是成王的诗。它的序说：‘《既醉》，写太平盛世。醉于酒而饱于德，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解说者认为，这首诗实际上具备五种福气。诗中说：‘君子万年’，说的是长寿；‘介尔景福’，说的是富裕；‘室家之壸’，说的是家庭和睦安宁；‘高明有融，攸好德’，说的是崇高明达而喜好德行；‘高朗令终，考终命’，说的是高明通达而善终、享尽天年。凡是这样说，并不是赞美他拥有这五种福气，而是赞美他完整地享有这些福气，同时享有其中的快乐，并且天下人安然接受，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诗不能只从字面语言中求得意义，必须深入观察它的意旨。所以，诗讥刺某人时，不说他所作所为的恶劣，却说他的爵位尊贵、车服华美，而百姓憎恶他，以此显示他不配拥有这些。《君子偕老》中‘副笄六珈，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就是这样。诗歌颂赞某人时，不说他所作所为的善，却说他的冠佩华丽、容貌盛美，而百姓安然接受，以此显示他没有可惭愧之处。《缁衣》中‘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就是这样。所以，《既醉》所说的，并不只是享有这五种福气而已；他一定还要有取得这些福气的原因，否则百姓将会怒目而视、憎恨不平，他又怎么能够独自享乐呢？因此孟子谈王道时，不说别的，只说百姓听到君王作乐、看见君王田猎便欣喜快乐，这可以说是懂得根本了。谨作此论。《东坡全集》卷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四十一，宋苏轼撰，论十九首 《易论》《易》是用于卜筮的书，凭借蓍策的数目排列卦象，分别阴阳而说明吉凶；这是‘日者’一类人的事情，而不是圣人的道。圣人的道存在于卦爻的辞义中，而不在数目上；数目并不是圣人竭尽心力所在的地方。然而《易》开始于八卦，发展到六十四卦，这部书终究没有脱离数目的运用。世人都以谈论《易》的数目为可耻，有的人即使谈论，也没有抓住要领，纷纷扰扰、迂曲空泛而无法解释；这大概就是高谈阔论的人不肯谈数目的原因吧？《易》本来起源于卜筮，而圣人在其中发表言论，以穷尽天下人的情理。如果数目混乱而无法考察，圣人难道肯把有用的话寄托在无用的数目上吗？如今《易》所谓九、六，是老阴、老阳的数目。九是老阳，七是少阳；六是老阴，八是少阴。这四个数的作用，天下没有人知道，情形就是这样。有人认为，阳数的极数是九，次极数是七，所以七叫少阳，九叫老阳。至于老阴，如果也把它看作阴数的极数，那么老阴应当是十，少阴应当是八。如今少阴为八，老阴反而取较低的六，于是又解释说：‘阴不能超过阳，所以压低它而处在下位。’ 假使阴果真不能超过阳，那么为什么不说老阴是八、少阴是六呢？况且阴阳的数目，是天地所形成的，圣人难道能够参与其中而规定它们的增减高下吗？这是尤其不合理的地方。阴阳有老少之分，这在其他书中从未见过，却见于《易》。《易》之所以有时称老、有时称少，是因为揲蓍的缘故。因此，解释《易》的人，应当从揲蓍的方法中寻求答案。揲蓍的方法说：‘挂一归奇，三揲所得的余数，再用四来计算。得到九，便作为老阳；得到八，便作为少阴；得到七，便作为少阳；得到六，便作为老阴。’然而阴阳所以称老少，并不在于七、八、九、六这几个数；七八九六只是用来作标志罢了。所谓老，是阴阳纯一；所谓少，是阴阳混杂而不纯。阳数都是奇数，阴数都是偶数，所以乾卦用一作为爻数，坤卦用二。天下万物以少者为主，因此乾的诸子都是两个阴爻，坤的诸女都是两个阳爻。老阳、老阴，就是乾、坤；少阴、少阳，就是乾、坤的子女。揲蓍时，第一次揲，少数是五，多数是九；第二次、第三次揲，少数是四，多数是八。所谓多少，是奇偶的象征。一爻要经过三次揲蓍，譬如一卦有三爻；阴阳的老少，在卦上可以看见，在爻上可以看见，在揲蓍所得的数上也可以看见。假使它果真取决于七、八、九、六，那么这三次揲蓍只需分别区分多少，各自归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如今三次揲蓍都得少数，这与乾卦三爻全为奇数没有区别；三次都得多数，这与坤卦三爻全为偶数没有区别；三次中得少数的有一次，这与震、坎、艮三卦一奇二偶没有区别；三次中得多数的有一次，这与巽、离、兑三卦一偶二奇没有区别。至于七、八、九、六，只是取来作为标志，并不是意义所在，不可以强行附会解释。

译《书论》我读《史记·商君列传》，看到商君改变法令、改易命令，变更秦国风俗；诛杀秦国百姓中议论法令的数千人，给太子的老师施黥刑，杀死太子的传傅，随后法令才大为推行。我未尝不赞叹他的勇气和果断。唉！世俗之人不能谋划事情的开端，却可以为事情的成功而欢喜。假使天下人各自陈述自己的见解，固守自己的学说，来议论天子的事情，那么事情将会有受到阻碍而不能成功的。可是等到考察三代的典籍，到了将要矫正、改变世俗的关头，它们用来告诫天下的话，总是反复恳切、激切深厚，娓娓不倦，务必使天下人完全了解君主的心意；又进一步折服那些不服者的意愿，使天下人都相信事情本来就应当如此，然后才开始行动。它们的言辞曲折委婉，就像普通人彼此商议、辨析是非一样。我起初读到这些，曾怀疑它们近于迟滞迂远而缺乏决断。然而它们能使天下人乐意服从，而没有勉强不得已的意味；事情发动之后，也没有纷乱的异议，这正是王者的心意。因此我常认为，尧、舜时代，君臣彼此相得的心情，欢快融洽而没有隔阂，彼此在朝廷中赞叹应答，唯唯诺诺，不亚于朋友之间的亲密。即使在彼此判定是非、辨析曲直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到了商汤、周武王征伐之时，他们反复周旋，反复说明自己用兵的意图，使天下人明白，这也是形势所决定的。只有在天下已经安定之后，君民之间的处境相隔遥远而不同，天子想要有所作为，普通男女却在天下间各自持有异议，用来抵触君上的谋划；君上命令他们，他们却不肯听从。在这种时候，用刑罚驱迫、用权势威胁，天下谁敢不服从？但上位者却从容缓慢地为他们譬喻解释，使他们相信，然后才行动。这不是王者的胸怀，谁能这样处置事情并且长期不厌倦呢？盘庚迁都时，天下人都叹息而不高兴，盘庚于是称说先王盛德明圣，说先王尚且五次迁都才到今天。如今你们不继承古人的事业，我恐怕上天会断然抛弃你们的命运，不来救你们的死难。又恐怕他们仍不服从，于是又说：‘你们不和我同心，我的先王后王将要降罪于你们；你们的祖父和父亲也将告诉我的高后，说：在我的后代身上制造了大罪。’他为了开启他们不明白的心思，说明事情为什么理所当然，竟然如此详尽。至于商君却不是这样，他认为只要让你们得到利益，何必管我所做的事情呢？所以他不向众人的议论寻求认可，也没有什么话来告诫天下，但事情最终还是成功了。因此后世评论认为三代的治理柔弱而缺乏决断；然而这正是王道与霸道的不同。三代的君主只是不忍轻视、欺骗百姓，所以天下有了事情，议论就涉及百姓，以观察他们的意向。等到百姓不能听从时，君主又反复开导他们，把道理说尽，使他们不服的心意得到折服，因此百姓亲近并爱戴他们。唉！这就是王道与霸道的不同啊！《诗论》自从仲尼去世，六经的道理便散失而难以解释。它的问题在于，人们把经义要求得过于深，把经法寻求得过于苛切。六经的道理，只因为接近人情，所以能够长久流传而不废弃。世上迂腐的学者却都曲折地为它作解释，即使原义根本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也一定强行牵合，硬说成是那样，所以他们的论说委曲烦琐而不能通达。圣人作经，只要其中礼与《春秋》相合，就没有一句是虚妄的，也没有什么不可考察；但即便如此，仍然没有不合乎人情的地方。《书》出自一时的言语，《易》的文字又是为卜筮而作，所以其中有时也有不能预先确定的说法，它在法度上已经不如《春秋》严密了。何况《诗》是天下人——普通男女、羁旅之臣、卑贱奴隶——因悲哀忧愁或欢娱安逸而作的。天下人有的自我伤叹贫贱困苦的忧患，有的自我陈述丰盛美好、盛大欢乐的情状；上至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的踪迹，下至饮食、床笫以及昆虫草木之类，其中几乎无所不包，又怎么能用绳墨法度，拘拘地从其中求取意义呢？这也足以看出它的志趣没有什么不能贯通。圣人对待《诗》，认为它最终总要归入仁义，却不苛责其中每一句都恰好合于某种规范，所以它的意旨可以观照出来，它的语言可以通晓。如今讲解《诗》的传文说：‘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扬之水，白石凿凿。终朝采绿，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像这些，都是兴。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累之。南有乔木，不可休息。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喓喓草虫，趯趯阜螽’，像这些，也都说是兴。他们认为，所谓兴，是取天下万物中的某种形象来表现自己的事情。因此凡是为某件事情而作的诗，其中提到某种物象，就一定强行解释这种物象，力求与诗事相合；这样做学问，也实在太劳苦了。况且他们不知道诗的体制本来还有比，却把一切都合并说成兴。所谓兴，大致是说：诗意就是如此；诗人的意念受到当时事物的触发，但当时已经过去而无法知晓，所以只能根据同类情形用意推求，不能用语言确切解释。‘殷其雷，在南山之阳’，难道一定是从雷这种物象中取义吗？大概只是诗人当时所见的景象触动了他的心意，所以后人不能追求出确切解释；这正是它称为兴的原因。唉！天下人想要观读《诗》，一定要先懂得比和兴。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确实是取雎鸠情意专一而有别这一点，所以应当称为比而不是兴。唉！天下人想要观读《诗》，一定要先知道兴不能与比混同，不要强行编造解释去求合于诗人当时的事情；这样，诗的意义或许可以凭意会明白，也就不必劳苦了。

译《礼论》从前商、周交替之际，礼仪是多么容易实行啊！在宗庙朝廷之中，笾、豆、簠、簋以及牛羊酒醴等供品陈列在堂上，天子、诸侯、大夫、卿士往来周旋，作揖谦让，献酒酬答，行百拜之礼；下面奏乐，上面行礼，雍容和穆，整日也不紊乱。古人是多么懂得礼，并且实行起来毫不劳苦啊！在那个时候，天下人只是习惯于礼而没有疑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全都是平常使用的东西。因此人们进入礼仪之中，耳聪目明，手脚行动也没有抵触，身体安适于礼的曲折仪节，内心不受扰乱，能够深入思考礼乐的意义；所以廉耻、退让的节操，纯厚明净地显现在脸上，充盈地从身体上流露出来。正因为这样，才能使天下人看见他们的行事，而忘掉自己暴戾鄙野的气质。到了后世，风俗发生变化，经过几千年直到今天，天下的事情已经大不相同。然而天下人还都记载三代礼乐的名称，详细说明其中的节目，学习它的俯仰动作，戴古代的冠，穿古代的衣服，使用古代的器皿；他们弯腰曲身，劳苦于宗庙朝廷之中，拘拘然却不得其条理，彼此交错混乱而不合节度，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们所使用的东西，并不是平素所习惯的，却强行让他们使用，后世爱好古制也太过分了。从前上古时代，曾经有巢居穴处、用敝陋的酒器饮酒、烧黍米、撕裂小猪、用蒯草作鼓槌、击打土鼓的做法，人们认为这些已经足以养生送死，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到了后世，圣人认为这些不足以大大便利天下，于是改用宫室，更新为笾、豆、鼎、俎等器具，以补救天下的不足，完全废除太古的制度。只有祭祀时为了与鬼神交往，才开始进献带血带毛的牲体，将小猪分解，把生肉分割后加以炙烤；这样做是为了不忘本，并不是认为后世的礼器不够使用。因此退而分割犬豕牛羊，充实簠、簋、笾、豆，制作铏羹，以尽显当世之美，从未听说他们被上古的说法束缚而畏缩不决。况且如今的人佩玉、穿韨，戴冕而垂旒，只是拱手站着却不知道该做什么，天下人又将看见而嘲笑他们；这样还指望他们能够感发天下人的心吗？还有更使人极不安的一点：宗庙祭祀，是圣人用来追求先祖神灵，希望能够得到先祖享用，以安慰孝子的心志的。因此要追想先祖一生起居饮食的情形，设置他们所用的器具，进献他们所吃的酒食，一切都依照他们生前的样子，希望他们来临而安享。可是后世宗庙祭祀全都使用三代的器具，这样先祖终究不能得到安适。三代时期，人们席地而食，所以器具都根据使用方便来制作，形成高低大小的制度。如今的礼制，人坐在床上，在床上进食，因此器具不得不有所改变。即使三代的圣人生在今天而使用今天的器具，也会认为这样便利安适。所以三代看待上古，正如今天看待三代一样。三代的器具已经不能再使用了，但它们制定礼制的用意仍然可以依照仿效，作为准则。宗庙祭祀中进献血毛，以体荐加以尊重，这还保留着古代遗风。其余礼器可以改用三代以后的器具，采用当世方便的形式，以顺从鬼神所安。只有春秋祭祀、社稷祭祀、释奠、释菜，凡是用来享祀古代鬼神的，都应当沿用相应的古代器具。周人祭祀蜡祭和田祖时，吹苇籥，击土鼓，这也是各自顺从其所安适的做法。唉！天下的礼制宏大深广而难以说明，如果不是圣人，又凭什么处理这些事情呢？所以对于推究礼制却不能明白、讲论它却不能详尽，我实在有罪。只要接近正道而容易实行，希望天下安定并愿意遵从，这就是其中值得取法的地方。

译《春秋论》事情有违背我心意的，我说话就会愤怒而不平；事情有顺合我意的，我说话就会和缓而不发怒。天下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从一句话就可以知道。表达喜悦的话，难道会被当作表达愤怒的话吗？天下人都能辨别这一点。至于圣人，他的言论反复叮咛，散见于典籍中的很多；但他的喜怒好恶所在，也更加明白易知。然而天下人常常苦于寻求圣人的意旨却不能得到，这是什么缘故？天下人认为圣人的文章已经不是天下人的语言了，于是求索过度，所以圣人的话反而显得深远而不可理解。况且天下人为什么不拿自己的情形来推想呢？假使把喜爱某人的话说成带着怒意的言辞，天下人一定会认为说话者疯了；圣人难道会与常人有不同吗？不知道圣人好恶的感情，也不探求他语言中的喜怒，这就叫作最大的迷惑。从前仲尼在衰败的周朝末年删定《诗》，上起商、周的盛王，下至幽王、厉王失道之时，最后止于陈灵公。自诗人以来直到仲尼的时代，大概已经有几百多年了。我曾经奇怪，《大雅》《小雅》中有些诗作于幽王、厉王之时，却称道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盛德；到了篇末又看不见幽王、厉王的暴虐。那么谁知道它们是幽王、厉王时代的诗，而不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代的诗呢？大概是考察它的文辞语气，含有幽忧不乐的意味，所以把它系属于幽王、厉王时代而无疑。至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下的是非纷然触动孔子的心，见到恶事便愤怒，见到善事便喜悦；那么要探求其中的是非，也可以从它言辞的喜怒之间来寻求。如今一个人对于事情，有因喜悦而谈论的，有因愤怒而谈论的，有因怨恨而谈论的。因喜悦而谈，语言和缓而没有伤害；因愤怒而谈，语言严厉而不温和；因怨恨而谈，语言深沉而不直露。这是大概的情形。《春秋》写仲孙湫来鲁，说‘齐仲孙来’；写季友归来，说‘季子来归’。这就是表达喜悦的言辞。写鲁、郑交换田地，说‘郑伯以璧假许田’；写晋文公召周襄王，说‘天王狩于河阳’。这就是表达愤怒的言辞。写叔牙被杀，说‘公子牙卒’；写庆父出奔，说‘公子庆父如齐’。这就是表达怨恨的言辞。对喜悦的事说得和缓，对愤怒的事说得严厉，对怨恨的事说得深沉，这三种表现没有比它们更明显的了。至于《公羊传》《谷梁传》，却不是这样，连日月、土地都拿来作为训释。连日月、土地的含义都不知道、不详尽，又凭什么足以表达喜悦，凭什么足以表达愤怒呢？这些并不是喜怒所在。《春秋》记载说：‘戎伐凡伯于楚丘’，却把它解释为卫国攻伐凡伯；《春秋》记载说：‘齐仲孙来’，却把它解释为吴国的仲孙。愤怒到竟然改变人物所属的国家，这又是喜怒所不能达到的了。因此我说：《春秋》也不过是人的语言罢了；而人的语言，也只需观察它言辞语气所趋向的地方罢了。《中庸论上》道理难以阐明，实在太严重了！谈论它显著的一面，往往鄙陋滞涩而不通；谈论它幽深的一面，又空泛广大而无法考察。它的弊病开始于古代的儒者：他们想求得圣人之道却没有所得，于是专门写作不可理解的文章，希望后世认为自己深知大道。后来的儒者见它难以理解，却不知道其中本来空虚无物，以为其中将有深造大道的内容；又以不能理解为可耻，于是随声附和说‘是的’。他们互相欺骗，把它说成高深，彼此沿袭，把它说成深奥，于是圣人之道一天比一天远了。自从子思作《中庸》，儒者都奉它为祖，以为其中讲的是性命之学。唉！子思难道也是这些人的一类吗？姑且试着评论它。《中庸》是孔氏遗留下来的书，但并不完整。它的要旨只有三点罢了。这三点，是周公、孔子据以成为圣人的根本；至于其中空泛的词句蔓延铺陈，则是儒者作文的习气。因此删去空泛的词句，只取其中三点：开头谈诚与明从何处进入，其次谈圣人之道由何处开始，推演到它的终极，最后才把它归入《中庸》，大概认为圣人之道在这里约略显现了。《礼记》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 ‘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所谓诚，是什么呢？就是以此为乐。以此为乐，就会自己相信它，所以叫作诚。所谓明，是什么呢？就是知晓它。知晓它，就能通达，所以叫作明。圣人未必先达到完全知晓，而以此为乐却先行进入；先进入的成为主导，再等待其余方面，于是以此为乐成为主导。贤人则以此为乐尚未达到，而知晓它先行进入；先进入的成为主导，再等待其余方面，于是知晓它成为主导。以此为乐成为主导，所以即使有不知道的地方，所知仍没有不实行的；知晓成为主导，所以即使没有不知道的事情，也有不能实行的地方。孔子说：‘知道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不如以它为乐的人。’知道它和以它为乐，是贤人与圣人的区别。喜爱它，是贤人用来求得诚的途径。君子求学，最要谨慎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最先进入心中的东西分量很重。知道得很多却还不能以此为乐，那还不如不知道更好。人没有比喜爱美色、厌恶臭味更强烈的好恶，这是人的本性；喜爱善如同喜爱美色，厌恶恶如同厌恶臭味，这是圣人的诚。因此说：‘自诚明谓之性。’孔子大概年长以后才喜好学习，到了周地观礼，向老聃、师襄一类人请教，之后才明白礼乐。孔子五十岁以后才读《易》，大概也有年长以后才知晓的事情；然而他先从圣人那里得到的，只是以圣道为乐而已。孔子在陈、蔡之间遭遇困厄，向子路、子贡询问，二人都不高兴，子贡又想稍微贬低圣道。这两个人并不是不知道，只是他们以圣道为乐还没有达到。子路能够在卫国为义而死，却不能在陈、蔡之间不怨怒，这难道是因为他知晓圣道有罪吗？所以弟子们跟随孔子周游，并不专门为了求得自己尚未听闻的知识，大概还要借此求得以自己已经拥有的道理为乐。只有明而不诚，虽然挟带着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却茫然不知如何安顿它。如果不知道如何安顿它，那么只能与他一起处于安乐之中，却不能与他共同担当忧患。只有忧患到来之后，诚与明的区别才可以显现。由此看来，君子怎么可以不诚呢！《中庸论中》

译君子想要达到诚，没有比明白圣人之道更好的方法了。从根本上观察，圣人之道都出于人情；不遵循根本，却从末端倒过来观察，就会认为圣人是勉强用力去实行，而不是人情所乐意的。若是这样，即使想要达到诚，也没有道路可走。所以说，不如先求明白，使自己的心清楚地知道它本来如此，再求得以此为乐。如今五常的教化中，只有礼看起来像是在强迫人，为什么呢？人的本性没有不喜爱安逸、厌恶劳苦的。现在我一定要使人不敢箕踞而坐，弯身行百拜之礼。人的本性没有不喜爱富贵、以贫贱为羞的；现在我一定要使人不敢自尊，而谦卑退让、抑制自己，以此作为礼。日常器具以使用方便为贵，祭祀器具却以贵重为贵；普通衣服以便利为贵，衮冕却以尊贵为贵。悲哀本想尽快结束，礼却把它延长到三年；欢乐本想持续不止，却规定不能整天举行。这就是把礼看成强迫人、只从末端观察它的过错。为什么不返回根本来思考呢？如今我认为弯身行礼不如站着安稳，于是只求安稳；那么站立不如坐着，坐着不如箕踞，箕踞不如仰卧伏地；仰卧伏地还不停止，就将要裸露身体而不顾礼法。假使真的裸露身体而不顾礼法，我恐怕自己也会厌恶这种情形。难道只有我会厌恶它吗？天下的普通男女没有不厌恶它的。既然厌恶它，那么形势必然会发展到弯身行百拜之礼。由此说来，弯身行百拜，只是产生于不愿裸露身体之间罢了。难道不只是弯身行百拜如此？天下一切所谓强迫人的礼法，大概都必然有它产生的根源。辨明它从哪里产生，再推究到它最终的极点，这就叫作明。所以《礼记》说：‘君子之道，费而隐。’普通夫妇的愚昧，也可以参与知晓它；但到了它的极点，即使圣人也有不知道的地方。普通夫妇虽不贤，也可以做到它；但到了它的极点，即使圣人也有不能做到的地方。君子之道，推究它产生的根源来说明，言辞就简约；简约，所以明白。反过来推究并观察它的极点，所以言辞繁多；繁多，所以幽隐。君子希望它不幽隐，因此从普通夫妇有余力做到的地方出发，推演到圣人也不能达到的地方；把天下最容易做到的事与最难做到的事贯通起来，使天下人能够安然实行最难的事，和实行最容易的事没有区别。孟子说：‘一箪饭、一豆羹，得到它就能活，得不到就会死。如果吆喝着给他，行路的人也不接受；如果踢过去给他，乞丐也不屑接受。若有万钟的俸禄，便不辨明礼义而接受它，那么万钟对我有什么益处呢？’ 先前宁可为保全自身而死也不接受，现在却为了朋友妻妾的供养而接受，这就叫作丧失了本心。况且连万钟俸禄都不接受，是王公大人也难以做到的事；而把它同连行路乞丐都不屑接受的东西比较轻重，这与普通男女所能做到的又有什么不同？把道理贯通而推至圣人也不能达到的地方，所以凡是谈论这些的人，都是为了使人能够安然处置最难的事情，努力求得诚。天下人无不想达到诚，却不知道求诚的方法，所以这些内容就是讲求诚的学说。《中庸论下》君子即使能够以道为乐，却不知道中庸，他的道路也一定会穷尽。《礼记》说：‘君子遵循大道而行，走到半途便停止，我是不会停止的。’君子并不是信道不笃厚，也不是实行不尽力，而是取得了偏面便忘记了中正，不能终日安稳地走在通达的大道上。虽然想不停止，又怎么能够做到呢？《礼记》说：‘道之所以不能实行，我知道了：贤者超过它，不肖者达不到它。’是超过它困难呢，还是返回中正困难呢？似乎超过它困难。然而天下有能够超过它的，却没有能够处于中正的，这说明返回中正更困难。《礼记》说：‘天下国家可以平均，爵禄可以辞让，白刃可以践踏，中庸却不能做到。’既不能超过，又不能达不到，难道只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孟子说：‘把握中正接近中庸；把握中正却不知道权变，仍然等于执守一端。’ 《尚书》说：‘不违背大中，不遭遇罪咎，天子就接受他。’ 又说：‘使天下都有大中，归于大中。’《礼记》又说：‘君子的中庸，是君子能够随时处于中正。’所谓皇极，是有些地方未能达到极致，却能归于大中；所谓时中，是有些地方未能完全合中，却能归于中正。我看到中庸说到这里，才知道它尤其困难。世上有小人的中庸：本来有所不中，却能归于中正；这对于君子来说叫作时中，对于小人来说却叫作无所顾忌。《礼记》说：‘小人的中庸，是小人无所顾忌。’唉，道理真难以说明啊！有些小人因为与中庸相近，便窃取中庸的名义。圣人忧虑恐惧，所以反复说明而不厌倦。为什么呢？因为中庸本来就是小人窃取来使自己便利的东西。君子遇到危险能够舍生，仍勉强自己不去送死，以求合于中庸；遇到利益能够辞让，仍勉强自己不去辞让，以求合于中庸。小人贪图利益、苟且求生，却也想借中庸的名义为自己谋取便利。这就是孔子、孟子所厌恶的乡原。一乡的人都称他为忠厚老实的人，他到哪里都不失为忠厚老实的人；他随同流俗，迎合污浊的世道，还说：‘古人行事为什么孤独冷落？既然生在这个时代，行善就可以了。’他把古人认为迂腐，把今世所赞许的看成满足，这难道不是与中庸很相近吗？所以说：‘厌恶紫色，是怕它扰乱朱色；厌恶莠草，是怕它扰乱禾苗。’为什么呢？就是厌恶它们似是而非。中庸确实难以说明啊！君子想要从事于此，不要沿着表面迹象去求取滋味，这样就差不多了。《礼记》说：‘人没有不饮食的，却很少有人能够知道其中的滋味。’

译《论好德锡之福》从前圣人已经陈述五常之道，却忧虑天下不能万世长久地实行，所以为他们制定了大中的教化，说：‘贤者没有超过，愚者没有达不到，这叫作皇极。’皇极对于人，正如方形有矩、圆形有规，都是用来规范万物的。圣人安然处在其中，贤者俯身趋就它，愚者踮脚追赶它。圣人认为，俯身和踮脚都不是人的自然状态，却仍有不得不勉强自己的地方；所以又在皇极之中说道：‘假使有超过或达不到的地方，但最终能够归于皇极之道，那就是皇极。’因此《洪范》说：‘凡是百姓，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你就应当记念他们；不能合于皇极，却不陷于罪咎的，天子就接受他们。’圣人又悲悯天下有行善之心，却得不到行善的利益；有求中的志向，却不知道求中的方法，所以又说道：‘他们安和、容色温顺，说“我所喜好的是德”，你就赐给他福禄。这样的人，就是合于皇极的。’圣人这样对待天下，是多么宽广；诱导天下人，又不忍心让他们陷入罪过，是多么勤勉周备。天下人未必真有喜好德行的实质，却自己说‘我所喜好的是德’，圣人认为这也已经有喜好德行的心了，所以接纳他，授予他爵禄。天下人行善却还没有完全合于中道，圣人就接纳并教诲他们。又担心百姓愚昧而不听从自己，所以放低言辞，和缓脸色，降低身份来对待他们。这样仍不听从，才知道他们最终不能接受教诲，于是又说道：‘凡是正直的人，已经富足，才使他得到善；你不能使他对你的家族怀有好意，这个人就是有罪的。对于不喜好德行的人，你即使赐给他福禄，反而会使这些福禄成为你的罪过。’起初，圣人担心天下人有可能达到皇极之道，而上位者却不诱导、不教诲他们，所以说：‘我所喜好的是德，你就赐给他福禄。’到了最后，又担心天下人凭借虚假的言语取得爵禄，所以说：‘对于不喜好德行的人，你即使赐给他福禄，也会使它成为你的罪过。’圣人的用心，是忧虑他们开始时遭遇不幸，又害怕他们最终变成侥幸取利，所以言辞这样详尽周备。君子和小人不能用同一种方式对待，所以皇极之中有对待小人的方法：虽不合于极，也仍然接纳。至于对待君子的方法，要求又是多么深！说：‘不偏不党，不反不侧，不可有所偏爱，不可有所偏恶’，然后才能合于皇极。那么，先王治理天下的方法，大概就是采用这一套吧？《论郑伯克段于鄢》（隐元年） 《春秋》深深讥刺、圣人悲伤而不忍明言的事情有三件：晋赵鞅率军把卫世子蒯聩送入戚，齐国夏、卫石曼姑率军包围戚，使父子之恩断绝；鲁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使夫妇之道丧失；郑伯在鄢地攻克段，使兄弟之义灭亡。这三件事，是天下最大的悲痛。孔子为此悲伤，思考它们所以发展到这种地步的原因，因此言辞尤其深远严厉。蒯聩得罪于卫灵公，驱逐他是可以的；但驱逐他后又立他的儿子，这是招致祸乱的办法。使辄对上不能听从祖父的命令，对下不能听从父亲的命令，是卫灵公造成的。因此《春秋》说：‘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蒯聩不能离开世子之位，是因为卫灵公没有采取正确的驱逐方式。卫灵公为什么没有采取正确的驱逐方式？因为驱逐蒯聩后又立了他的儿子。鲁桓公是拥有千乘之国的君主，却陷在一个妇人的手中。孔子认为不必讥刺文姜，却为桓公没有逐渐加以制约而悲伤。因此《春秋》说：‘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这是说祸患是由鲁桓公自己造成的。段的祸患起于郑庄公对弟弟的宠爱，而郑庄公对弟弟的宠爱，恰恰足以害死他。孟子说：“舜把象封在有庳，使他不断前来朝见，却不让他参与政事。”谁知道舜爱弟弟爱得这样深，而郑庄公却杀害了自己的弟弟呢？当太叔段占据京城，把廪延取来作为自己的封邑时，即使舜再生，也不能保全兄弟之间的友爱了。所以《春秋》记载说“郑伯克段于鄢”，却不说“郑伯杀其弟段”，是因为当时即使圣人也只能杀掉他罢了。夫妻、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是天下最深厚的感情；可是相互残杀的祸患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一日之间造成的吗？《谷梁传》说：“克，就是能够的意思，也就是能够杀掉他。这里不说‘杀’，是为了显示段有党羽众多；不称段为弟弟，也不称公子，是贬低段而更加严厉地谴责郑伯。说‘于鄢’，是因为鄢很远，就好像说郑伯把他从母亲怀中取出来杀掉一样，是极其严厉地贬斥他。”既然如此，那么郑伯应当怎么办呢？放慢追捕速度，让叛贼逃走，这是亲爱亲人的原则。唉！以兄弟的亲情，竟到了交兵作战的地步，可见亲爱亲人的原则本来早已断绝了。即使放慢追捕让叛贼逃走，能够保全的又有多少呢？所以说：“在这种时候，即使圣人也只能杀掉他罢了。”然而，圣人本来就不会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公羊传》说：“母亲想立他为君，自己却杀了他；如果不把君位给他也就罢了。” 却又拘泥于当时国内外的议论，这是思虑多么不长远啊！”左氏认为段不把兄长当兄长，所以不称他为弟弟；又因为他像两个国君一样，所以说“克”；称郑伯为“郑伯”，是讥刺他失去教化。探求圣人的意思，像左氏这样说，是有可取之处的。

译论郑伯以璧借许田【桓公元年】郑伯用璧来借许田。前代儒者对此议论很多，却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前代儒者都知道《春秋》所立法度严明，却不知道它其实也十分宽厚仁恕；都知道《春秋》讥刺不义，却不知道它所讥刺的不义是怎样产生的。郑伯用璧借许田，是讥刺隐公，而不是讥刺桓公。起初谋划用周公的许田交换泰山脚下的祊地，是谁呢？接受泰山脚下的祊地并把它纳入鲁国的，又是谁呢？隐公既然已经同别人谋划交换，又接受泰山的祊地并把它纳入鲁国，那么作为桓公，岂不是很难办吗？孔子知道桓公对郑国无法辞谢，所以讥刺隐公而不讥刺桓公。为什么这样说呢？《春秋》在隐公八年记载：“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又记载：“庚寅日，我国纳入祊地。”说纳入祊地，是表明鲁国确实把泰山的祊地纳入了自己的领土。这样，隐公的罪过已经造成而无法改变了，所以桓公元年记载：“郑伯用璧借许田”而已。许田归入郑国，就像祊地归入鲁国一样。记载鲁国纳入祊地，却不记载郑国纳入许田，这一点不能不探求其中的含义。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庚寅日，我国纳入祊地”，表明是郑国来归还，而鲁国把它纳入。郑伯用璧借许田，则表明郑国来请求，却不表明鲁国把许田给了郑国。表明郑国来请求而不表明鲁国给予，是为了显示桓公对郑国无法辞谢。唉！起初作下不义之事，使后世无法推辞，这样看来，孔子对隐公的罪责就深了。善于观察《春秋》的人，应当观察它意旨所趋向的地方而得到结论，所以即使孔子再生，也无法改变这一解释。《公羊传》说：“为什么把它系属于许地？因为它靠近许地；这是避讳夺取周王田地的说法。”《谷梁传》说：“‘假’字不说‘以’，因为这并不是真正的借；不是借却说成借，是避讳交换土地。”《春秋》所避讳的事情有三种：替尊者避讳敌人，替亲者避讳失败，替贤者避讳过错。鲁国是亲近的一方，这里不是为失败避讳，而是为夺取、交换土地避讳，这就是孔子偏爱鲁国。论从宋国取郜国的大鼎【桓公二年】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是要举出三代全盛时期的法度，来治理侥幸苟且的风气，使一切归于最正确的原则罢了。三代盛世时，天子秉持至公的原则，决定诸侯给予或剥夺，所以勇者不能凌驾于怯者之上，弱者也不必畏惧强者；即使平民拥有宝玉，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也不敢强行夺取，这就是王道兴盛的原因。周朝衰落后，诸侯相互吞并，强大有力者决定他人的得失，邾、莒、滕、薛的国君战战兢兢，连保全性命都来不及，而齐、晋、秦、楚已经有吞并诸侯的野心。孔子感慨叹息说：“诸侯肆意妄为已经很久了，后世将有王者兴起，却不能遇到他，这是天命啊。”所以《春秋》的法度，都是用来等待后世王者兴起后实行的。钟、鼎、龟、玉，是天子用来分赐诸侯，使诸侯世代相传、永久守护的器物。桓公二年，鲁国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纳入太庙。假如这鼎不幸被齐国夺去而占有，那就是齐国的鼎；它世世代代传下去而不再改变归属，也是未可知的。仲尼说：“不对，这鼎为什么会在鲁国太庙里？”回答说：“从宋国取来的。”宋国怎么得到它的？回答说：“从郜国取来的。” 所以《春秋》记载为“郜鼎”。郜国得到这鼎，是从天子那里得到的；宋国用不义的手段夺取它，又把它送给鲁国。后世如果有王者兴起，依照《春秋》的法度行事，鲁国将把它归还宋国，宋国将把它归还郜国，这样才算完结。从前子路问孔子治理政事首先应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吧。”所以《春秋》的法度尤其谨慎于正名，甚至对于一只鼎的防范也不敢忽略，圣人的用意大概深远到这种程度。像鲁国这样一个小国，无缘无故得到一件器物，就是招致天下争夺。楚王向周王索求九鼎时说：“周王如果不爱惜鼎，恐怕天下人会因为这件器物而与楚国结仇。”鼎进入宋国就成为宋国的，进入鲁国就成为鲁国的，怎么知道秦、晋、齐、楚不会因此动心呢？所以《春秋》记作“郜鼎”，明确说明鲁国不应占有它，以此堵塞天下争夺的祸端。《谷梁传》说：“所谓‘纳’，就是内心并不接受，因为周公不接受它。”又说：“称号依从中原的称呼，名称依从原主人的称呼。”左氏记载臧哀伯进谏，虽然不如《公羊传》，但其中有可取之处，说：“器物依从它原来的名称，土地依从它现有的主人。”宋国最初用不义手段夺取它，所以称为“郜鼎”。至于土地归属于什么人，却不是这样，过了一会儿就可以认为是新主人的了。这话说得好，我对此很赞同。

译论齐侯、卫侯在蒲相互约定盟誓【桓公三年】荀卿说过：“《春秋》认为相互约命是好的。”《诗经》说不屡次盟誓，是因为彼此的心意专一；我姑且试着论说这件事。谨按桓公三年记载：“齐侯、卫侯在蒲相互约命。”解释《春秋》的人都说：“接近正道。”所谓“接近正道”，是因为它接近古代的正道。古代两国相互约定、彼此信守，约定言语后就退去，从来没有歃血为盟的仪式。如今两国国君诚信协调，约定言语后就歃血，可以说接近古代的正道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春秋》时代，诸侯竞相争夺，每天都寻求违背王命，弄得百姓流离、社会破败。前一天还相互和好，后一天就交战攻伐，哪里还崇尚什么正道呢？看齐、卫两国国君在蒲相互约命，从此以后彼此不再侵伐，难道能同前日和好、后日交战的做法相提并论吗？所以圣人在《春秋》中只记了一次“胥命”而已。荀卿说它好，取的就是这一点。然而，齐国、卫国，圣人果真是在称赞它们吗？回答说：不是称赞，只是讥刺罢了。讥刺什么呢？讥刺它不合正道。《周礼》规定大宗伯掌管六礼，以诸侯朝见天王为礼制，于是有春朝、夏宗、秋觐、冬遇、时会、众同的制度。也就是说，诸侯如果不依照这六种礼制，就不能越过国境出行。不知道齐、卫两国国君，是以春朝的名义相互约命而出行吗？是以夏宗的名义相互约命而出行吗？还是以秋觐、冬遇、时会、众同的名义相互约命而出行吗？如果不是依据春朝、夏宗、秋觐、冬遇、时会、众同而出行，那就是私下相约会盟。私下相约会盟，是平民的行为。以平民的行为却称为正道，怎么可能呢？难怪圣人要依据统一天下的大王之法来惩罚他们。然而，圣人的意思难道只是惩罚齐、卫两国国君吗？他的目的在于端正万世的法则。荀卿不探究圣人书写经文的法则，只相信传注者的说法，认为《春秋》赞许相互约命，差错实在太远了。而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诸侯中贤德的本来就很少，为什么偏偏要称赞齐、卫两国国君相互约命呢？如果相信这种说法，就会使奸人得到鼓励。从未听说圣人作《春秋》是为了鼓励奸人的。论在太庙举行禘祭，使用礼仪迎致夫人【僖公八年】距离圣人久远了，三传的说法纷纷不同，却没有人能够加以辨析。经文说：“在太庙举行禘祭，使用礼仪迎致夫人。”左氏说：“举行禘祭而迎致哀姜，是不合礼的。凡是夫人，如果不是死在正寝、停灵于太庙、向同姓诸侯报丧、附祭于姑的神位，就不能迎致。”《公羊传》说：“夫人为什么不称氏？是讥刺把妾立为妻。大概是她受聘于楚国，却被齐国胁迫；她是陪嫁女子中最先到达的。”《谷梁传》说：“这是成风。称夫人却不称氏姓，并不是真正的夫人。这是立妾为妻的说法，不合正道。既然她是我的夫人，难道可以不称夫人吗？夫人死了并为她办理丧葬，难道可以不按夫人的礼制办理吗？一方面，是以宗庙的名义临视此事，然后加以贬斥；另一方面，是把她排除在真正的夫人之外，以显示正道。”三家的说法中，左氏的说法最为疏略。夫人与国君本是一体。有人说：“国君称她为夫人，葬后国君用谥号相配，夫人也用谥号与氏相配，这是不可改变的惯例。”然而也有葬后称谥号而不称夫人的情况。天王派宰咺来归还惠公仲子的赗，秦人来归还僖公成风的襚，从来没有不称谥号而称夫人的。公羊的说法又不合人情，无法使后世信服。凭齐、楚的强大，齐国能够胁迫鲁国把它的陪嫁妾立为夫人，难道楚国却能安然接受自己的女子降为妾吗？这实在很奇怪。况且成风成为夫人，本来就不合正道。《春秋》认为她不合正道，却不能废除她夫人的身份，所以只用文字稍有不足的方式来表示罢了。她活着时，不能不称夫人，却去掉她的氏；她死后，不能不称谥号，却去掉夫人的称号，这些都是用来显示成风身份有所不足的。何况这是禘祭周公时用礼仪迎致她，她的罪过本来已经严重到不能只用贬词来表示了。所以《公羊传》说：“所谓‘用’，是说不应当使用；所谓‘致’，是说不应当迎致。禘祭时使用礼仪迎致夫人，是不合礼的。” 论闰月不告朔，却仍然到太庙朝拜【文公六年】《春秋》的文字，有些地方用同样的写法，有些地方写法不同，君子只需观察它用意所在罢了。前代儒者讨论闰月不告朔，都被“仍然到太庙朝拜”的说法牵制，无法自行解释清楚。《春秋》中使用“犹”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来已经这样，却仍然这样”，是表示加重谴责的语气，如辛巳日举行太庙祭祀，仲遂死于垂地，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另一种是“本来没有这样，却仍然这样”，是表示庆幸的语气，如没有举行郊祭，却仍然举行三望；闰月不告朔，却仍然到太庙朝拜。孔子痛惜周道残缺，礼乐典章败坏，所以细心地拾取残存的遗制，因为周代礼制已不可能完整呈现，能见到一二分，就已经可以了。因此经文说“仍然到太庙朝拜”，是痛惜他们不告朔，同时庆幸他们还到太庙朝拜。孔子在世时，告朔的礼已经废亡，却还保留着供养羊的旧例。孔子尚且不忍废去它，以此记存周公的典制；那么到太庙朝拜，难道还不如一只供养的羊，值得保存吗？《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告朔？因为上天没有这个月份。”《谷梁传》说：“闰月，是附属于某月的余日。天子不以闰月告朔，丧事也不按闰月计算。” 但他们都说“犹”，本来是可以不做的。因此，他们把表示庆幸的“犹”解释成表示加重谴责的“犹”，难怪会产生这种异端说法。况且天子、诸侯告朔听政，是为了上天吗，还是为了百姓？上天没有这个月份，百姓也没有这个月份吗？那些孝子的心情，不愿因为闰月而废止丧葬的纪念，难道国君却想借此废止政事吗？周代礼乐的衰败，难道是一日造成的吗？有人开启了这个端头，却没有人加以禁止，所以逐渐发展到礼制荡然无存而无法挽救。文公十六年夏六月，鲁文公四次不视朔。《公羊传》说：“国君有病。为什么说国君有病而不视朔？因为从此以后，国君即使无病也不视朔了。”所以有病而不视朔，是无病也不视朔的开端；闰月不告朔，是平常月份也不告朔的开端。圣人对此忧虑，所以谨慎地记载下来，用来记录礼制由此废弃的过程。《左氏传》说：“闰月用来校正时令，时令用来安排事务，事务用来使民众生活富足，养育百姓的道理就在这里。不告闰月的朔日，就是抛弃按时令施行政事。”这怎么能说是为了百姓呢？杜预却认为，虽然到太庙朝拜，也等于没有朝拜，以此解释经文中“犹”字的含义，这也实在曲折而不通。

译论举行郊祭【成公十七年】前代儒者有的说，鲁国举行郊祭是僭越礼制，《春秋》因此加以讥刺；这是不对的。鲁国举行郊祭确实是僭越，而《春秋》所讥刺的是与此有关的具体罪过。把天子的礼乐赐给鲁国的是成王，接受天子礼乐的是伯禽。《春秋》讥刺鲁国郊祭，首先是讥刺成王，其次是讥刺伯禽。成王、伯禽不见于《春秋》，孔子也就没有可以直接施加讥刺的对象。没有可以直接施加讥刺的对象却不讥刺，正是《春秋》取得天下信任的原因。鲁国僭用天子的郊祭，罪恶如此明显，孔子认为没有直接施加讥刺的对象而不讥刺；那么他所讥刺的内容，正是天下人都能据以使用并相信的。关于郊祭，《春秋》记载的情况有三类：记载卜问郊祭而不合意，于是免去牲畜，是讥刺把卜问用于常祀，而不是讥刺郊祭；鼷鼠咬食郊祭用牛的角，郊牛的嘴受伤，改卜祭牛，是讥刺饲养祭牲不谨慎，而不是讥刺郊祭；记载四月、五月、九月举行郊祭，是讥刺郊祭时间不当，而不是讥刺郊祭本身。不是卜问常祀，不是饲养祭牲不谨慎，不是郊祭时间不当，就不记载；不记载，就不加讥刺。“禘于太庙”，是因为迎致夫人才记载；“有事于太庙”，是因为仲遂去世才记载。《春秋》关于郊祭的记载，不过如此，所以说它并不讥刺郊祭本身。郊祭是先王的大典，而孔子在周王朝已无法亲眼见到它，所以借鲁国所拥有的天子礼乐，记录郊祭发生变化的情况罢了。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祭。《公羊传》说：“所谓‘用’，是说不应当使用。九月不是举行郊祭的时节。”《谷梁传》说：“夏季的开始，还可以承接春季；到了秋季末尾，却承接春季的开始，大概是不可以的。”况且从来没有到九月才举行郊祭的。有人说：“经文用‘用’字，是彰显时间不合适到了极点。”杜预认为“用郊”是依照史官原文记载，或者解释为“使用礼仪以后才举行郊祭”，都没有可取之处。论在澶渊会盟，因为宋国发生灾害【襄公三十年】《春秋》时代，忠信之道缺失，大国没有满足的时候，小国屡屡叛乱，早晨交战、晚上结盟，早晨结盟、晚上又会盟。孔子大概已经厌恶这种情形了。观察周朝强盛时，大宗伯所制定的朝见、觐见、会盟、同盟之礼，各自有远近不同的等级：远的不会疏远到彼此忘记，近的也不会频繁到互相轻慢。《春秋》时代是多么混乱啊！所以说，《春秋》中的盟，是没有信用的盟；《春秋》中的会，是没有义理的会。虽然如此，天下到处都是这种纷乱情形。孔子将要讥刺它们，却认为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一一讥刺，于是选择其中最严重的加以讥刺。桓公二年在稷地会盟，以此成全宋国的祸乱；襄公三十年在澶渊会盟，是因为宋国发生灾害；这些都是极力讥刺、严厉责备的。 《春秋》记载会盟很多，记载会盟地点，却不记载会盟的原因；明确记载会盟原因的，只有桓公在稷地的会盟和襄公在澶渊的会盟。宋督作乱，诸侯将要讨伐他，桓公却为他调解，还有什么比这更不义的呢？宋国发生灾害，诸侯的大夫会盟，谋划把财物送还宋国，后来却没有归还，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守信的呢？如果不是不义、不守信到了极点，《春秋》的讥刺不会达到这种程度。左氏的议论得到正确的解释。不记载鲁国大夫，是为了替鲁国避讳。况且看见邻国遭灾，匍匐前去救助，这是仁人君子的心意；已经说过的话却忘记，已经订立的约定却背弃，是市井小人的行为。所以经文先记载他们最初出于君子仁人的心意，随后才可以看出他们后来变成了市井小人的行为。《春秋》的用意，大概明白到这种程度。可是《公羊传》说：“会盟从来没有说明会盟的目的，这里却说明了目的，为什么呢？是为了记载伯姬。”况且《春秋》只是因为女子没有得到适当归宿而死，就琐屑地为一个人的死亡作记录，难道孔子的志向会这样狭小吗？《谷梁传》说：“不说‘因为灾害’，就无法显示这次会盟是善事。澶渊之会，使中原不侵扰夷狄，夷狄不侵入中原，八年没有发生侵伐，这是在赞许它；这是晋国赵武、楚国屈建的功劳。”按照谷梁的说法，宋国的盟约可以说是善事了，那么为什么不说“因为息兵”呢？唉，左氏的说法才得到了正确的解释。论黑肱带着滥邑来投奔鲁国【昭公三十一年】诸侯的义务，是守护先君封赐的土地而不敢有所失守，守护天子的疆界而不敢越界。因此，凭借武力相互夺取、凭借兵力相互侵略，是《春秋》所说的暴君。侵夺虽然不使用军队，夺取虽然不依靠武力，但得到土地的手段不合道义，是《春秋》所说的污君。郑伯用璧借许田，晋侯派韩穿来传话，把汶阳的田地归还齐国，这些都是诸侯用不义手段夺取鲁国田地的事。邾国的庶其带着漆、闾丘来投奔，莒国的牟夷带着防兹来投奔，黑肱带着滥邑来投奔，这些都是鲁国用不义手段取得诸侯土地的事。诸侯用不义手段取得鲁国土地，鲁国用不义手段取得诸侯土地，都是《春秋》所不能容忍的。孔子对庶其、牟夷、黑肱，责备得较轻；对于鲁国，却罪责深重。他们偷窃城邑、背叛国君，所做的是盗贼的事情，市井屠夫商贩尚且羞于谈论，又哪里值得用君子的讥刺来加重羞辱呢？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守护天子东方的藩屏，却招纳聚集小国叛逃的臣子，和他们一起做盗窃之事，孔子为此悲伤痛惜。所以对这三个叛臣，孔子把事实详细写出，直笔记载而不加隐讳，大概正是因为他对鲁国罪责极深。前代儒者的说法，琐屑地纠缠于叛臣个人的过错，他们的议论本来就很狭窄。况且《春秋》难道是为穿墙盗窃的人而作的吗？假使天下诸侯都不肯容纳这样的人，那么穿墙盗窃的事情就会不待禁止而自然断绝，这才是《春秋》用意于根本的地方。左氏说：“有的人想求取名声却没有得到，有的人想遮掩罪行反而使名声显露。”经文记载齐豹为盗，却记载三个叛臣的姓名；《公羊传》的说法最为疏谬，认为黑肱是叔术的后代，并且在天下通行滥邑，所以不把黑肱系属于邾国。唉！谁说孔子会认为叔术贤德呢？我曾经论述过，黑肱不系属于邾国，也许是因为他像栾盈不系属于晋国一样吧？栾盈已经逃奔齐国，后来又回到曲沃叛乱，所以经文说“栾盈入于晋”。黑肱或许已经与邾国断绝关系，后来又归来窃取自己的封邑而叛乱吧？当时的简牍已经亡佚，详情无法听闻。然而按同类事情推求，或许也是这样吧？《谷梁传》说：“不说邾国，是把他与邾国区别开来；不说滥的主人，是因为滥不是天子所封的土地。”这就更加迂曲空疏，不能采用了。

译论《春秋》改变周代文辞【何休解】三家的传注中，迂腐荒诞、奇异怪诞的说法，以《公羊传》最多，而何休又顺着这些说法加以附会完成。后世谈论《春秋》的人，排斥“黜周王鲁”的学说以及纬书的，都是以《公羊传》为祖。公羊传中没有明文，何休便根据相近的意思附会成说。我认为何休是公羊学的罪人。凡是所谓《春秋》改变周代文辞、遵从商代质朴风格的说法，都是出自何休。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道理。滕侯、薛侯来朝见，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何休说：“质朴的制度亲爱亲人，所以先记滕侯，又特别记载齐侯的同母弟。”况且亲爱亲人，正是周代的原则；先同宗的盟国而后异姓诸侯，是周代的制度。郑忽逃奔卫国，《公羊传》说：“郑忽为什么直称名字？《春秋》中伯、子、男三等爵位相同，称名没有贬义。”何休说：“商代爵位只有三等，《春秋》改变周代五等爵位的制度，依从商代制度。”《礼记》说：“诸侯丧失封地要直称名字；文公十二年，郕伯来投奔。”《公羊传》也说：“为什么不直称名字？因为他是兄弟。”郑忽逃奔，这显然是丧失国家，难道还不够严重吗？《春秋》却偏偏没有贬斥他。既然如此，《公羊传》为什么要作出这种说法呢？《春秋》中未满一年即位的国君都称“子”，只有郑忽不是这样，这就是《公羊传》作出这种说法的原因。而且《春秋》的记载怎么会整齐划一呢？卫宣公还没有下葬，继承他的太子却称“侯”；经文记载他出会说：“与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郑忽被排除在外，外无援助，内无党羽，一个人发动事变，仓皇逃走而无处申诉，郑国人轻视他，所以用他的名字来报告。经文说：“郑忽逃奔卫国。” 卫侯是未满一年即位的国君，郑忽也是未满一年即位的国君。经文因他自称侯，便称他为侯；因他自称名字，便称他为名字，这些都是用来改变常例、表示讥刺的。而且依据固定条例来求索《春秋》的意义，是愚陋儒生的做法。孔子采用夏代的历法，乘坐殷代的车，戴着周代的礼帽，又说：“周代的礼制多么美盛啊，我遵从周代。”由此看来，孔子对三代制度都有取舍，而对周代取用得最多。何况孔子采集周公的遗制来作《春秋》，却说它“改变周代文辞”，我是不相信的。《东坡全集》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四十二，宋苏轼撰，论十首 宋襄公论 鲁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日，宋公与楚人在▯交战，宋军大败。《春秋》记载战争，从没有像这次这样严厉而详尽的。经文说：“宋公是天子尊贵的上公；宋国是前代王朝的后裔，在周王朝属于宾客。天子有事时，宋国献祭肉；天子有丧事时，宋国行拜礼，不是列国诸侯所敢与之抗衡的。”然而经文却说“与楚人在▯交战”。楚国是夷狄之国，只称其人为“楚人”。天子尊贵的上公，竟然同夷狄之国的人交战，以至于大败，宋公的罪过由此就可以看出来了。但《谷梁传》认为这支军队是文王的军队，这一点学者有所疑惑，所以不能不加以辨析。宋襄公不只是实行仁义却没有坚持到底的人，他是凭着不仁的本质，窃取仁义名声的人。齐宣王看见有人牵牛经过堂下，问：“牛要到哪里去？”回答说：“要用它来衅钟。”齐宣王说：“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它恐惧战栗、像无罪一样走向死地。”舍弃一头牛，对于德行本身没有什么损益，孟子却赞许他，认为齐宣王所谓“凭借不忍看人受苦的心，施行不忍看人受苦的政治”，正是三代共同的原则。可是宋襄公在次睢之社拘禁鄫子作为祭祀牺牲，君子连杀一头牛都不忍心，宋公却像宰杀犬猪一样残害一国国君，竟然忍心这样做，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人是不能忍心杀害的呢？在▯之战中，宋襄公本人失败、国家受辱，却想用“不再次伤害受重伤的人”“不俘获头发花白的人”来欺骗诸侯。一个人能够扭伤哥哥的手臂来夺取食物，却说自己能忍受饥饿而不吃一壶饭，天下人都知道这不是真情。宋襄公能够忍心对待鄫子，却不能忍心对待已经重伤的人和头发花白的人，这难道能说是他的真实情怀吗？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扶助将亡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尚且不被孔门所推许，何况借助夷狄鬼神来求取霸业，难道可以称作王者的军队吗？假使鄫子有罪而讨伐他，即使向诸侯宣布罪状并在社坛处死，天下人也不会认为过分。如果是因为个人喜怒而发兵，那么秦穆公俘获晋侯后尚且释放了他，何况岂能擅自用人去祭祀那些淫邪昏乱的鬼神呢？依我看来，宋襄公是王莽一类的人。宋襄公认为可以凭借名义取得诸侯，王莽认为可以凭借文辞取得天下。他们所得所失有大小之别，但不能欺骗天下人这一点相同。宋襄公不击鼓、不等敌军列好阵势，不能减轻他的暴虐；王莽抱着幼子哭泣，也不能掩盖他的篡夺。如果王莽没有成功，那么宋襄公；宋襄公如果得志，也不过是一个王莽。古人有句话：“图谋王业不能成功，其弊害仍然足以造成霸业。”宋襄公实行王者的事情，还足以同齐桓公的军队相比。一次交战之后，救治将死者、扶助受伤者还忙不过来，只有他在这种情况下妄为而又昏庸罢了。齐桓公、晋文公得到管仲、子犯而兴盛，宋襄公有一个子鱼却不能任用，哪里能相提并论呢？自古以来，像这样失去正道的国君很多。死后评价才确定，却没有谁像宋襄公这样欺骗后世的。

译秦始皇帝论 从前人类刚开始产生时，不知道用什么来养活自己，只能互相搏击、拉扯、撕裂，和禽兽争夺一天的生存，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早晨还不知道晚上能不能活着，忧虑死亡还来不及。于是巧诈没有产生，百姓也没有知识。然而圣人厌恶人们没有区别，又忧虑他们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制造各种器具，耒耜、弓矢、舟车、网罟之类，无不完备，使百姓乐于生存、生活便利，能够驾驭万物而满足自己的情性，于是百姓才有条件尽情满足口腹、耳目等欲望。器具便利了，巧诈也随之产生；追求满足欲望，于是心志逐渐扩展。圣人又忧虑他们变得强暴狡猾、反复欺诈而难以治理，所以制定礼制，使人返回最初的状态。礼，是用来返本复始的。圣人不是不知道叉开腿坐着、不作揖便吃饭更符合人情，也更适合身体的安逸，却偏偏一定要让人习惯于迂阔难行的礼节。宽衣博带，佩戴玉饰，穿着鞋履，是为了使人的举止回旋舒缓，而不能快速奔走。从朝廷上层到平民百姓，他们用来规范耳目视听的制度，无不近于迂阔。他们穿着绘有黼黻纹章的衣服，吃饭使用笾、豆、簠、簋，耕作采用井田制度，进身取士通过学校选举，治理百姓依靠诸侯制度，婚嫁、丧葬，没有一项不有法度。又用鬼神来严肃约束，用四时来加重敬畏，以此使百姓自我尊重而不轻易作奸犯科。所以说，礼如果只是接近人情，那还不是它的最高境界。周公、孔子之所以细心讲求升降揖让之间的礼节，反复叮咛而不敢使它失传，是因为世俗只认为这些礼节迂阔，却不知道圣人权衡天下的关键本来就在这里。从五帝到三代相承而来，都不敢破坏它。到了秦朝拥有天下，始皇帝凭借欺诈和武力兼并诸侯，自认为智术有余，以为禹、汤、文、武都不知道这样做。于是废除诸侯，破坏井田，凡是治理天下的办法，一概以便利为出发点，并不以没有礼制为可耻，彻底毁坏圣人的藩篱，却把有利的器具公然展示给天下。所以自秦朝以来，天下人只知道用什么办法求生避死，把礼看作无用的赘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生存不需要礼制。如果生存不需要礼制，那么凡是可以求得生存的事，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了。唉！这就是秦朝的祸患延续到今天还没有止息的原因吗？从前最初有了文字契刻，用蝌蚪形文字书写；后来才有规矩和摹画的笔画，大概就是今天所谓的大篆、小篆；到秦朝又改为隶书，此后日益变革，以快速完成、顺从简易为贵，又创制纸张来代替简牍，因而天下的簿书、符檄繁多堆积，官吏不能全部查究，奸人便有机会施展手脚。假如当今还使用古代的篆书和简牍，即使文书想要繁多，形势上也无法做到。由此看来，凡是用来便利天下的事物，都是开启欺诈伪饰的端头。唉！秦朝的做法已经不可追及；假如后世君子想治理天下，却只求便利，那么这就是引导百姓一天天走向欺诈。可悲啊！汉高帝论 有人向国君进言，如果能根据国君的资质来制定说辞，就可以少费力气。人只要喜欢善行、追求名声，就可以用仁义诱导他前进，用不义威胁他退却。像汉高帝这样从民间起兵，徒手奋呼而取得天下的人，他只知道天下的利害和军队的胜负，又哪里知道所谓仁义呢？观察他的天资，本来也有符合仁义的地方，只是不喜欢仁义的说法。这就像小人整天做不义之事，如果反而用不义去劝说他，他也会勃然大怒。所以当时善于进言的人，从来不敢对他说仁义和三代礼乐教化，只是说：“这样做有利，那样做有害；这样做可以，那样做不可以。”然后高帝选择有利且可行的去做，大概从未迟疑过。天下平定后，高帝因为宠爱戚姬而想更换太子，大臣叔孙通、周昌等人极力争辩也不能使他改变主意。采用留侯的计策，才勉强保住太子。读到这里，我没有一次不长叹，认为高帝是最容易晓谕的人，只要有话能切合他的心意，他没有什么不听从的。为什么不把吕后和太子的情况告诉他呢？太子跟随高帝从平民起兵，直到平定天下，天下人都希望他成为君主；即使他不贤，大臣们心里也希望如此。等到高帝百年之后，谁肯向北面朝拜戚姬的儿子、侍奉他呢？所谓爱他，实际上只是给他招来祸患。唉！难道没有人把奚齐、卓子为什么会死的道理告诉高帝吗？叔孙通这类人不足以知道天下的大计，只知道提出废嫡立庶的说法，想靠这个来阻止高帝；这本来就是高帝所轻视的。人本来就有不平之心。假如让如意做天子，让惠帝做臣子，绛侯、灌婴等人环视四周而起兵，如意怎么能够拥有天下？与其这样，不如让他平安保全而不失去王爵，哪一种更有利呢？如意封王却不能免于死亡，那么高帝也有很大的过错。或者把如意远远封出去，以发泄吕后心中的不平之气，同时又给他厚重的封赏，这样的计策不是太疏漏了吗？有人说：吕后强悍，高帝害怕她作乱，所以想立赵王。这也不对。从高帝当时来看，推算吕后的年纪，应当死在惠帝之后；吕后即使强悍，也不忍心夺取自己儿子的帝位给侄子。惠帝死后，吕后才产生邪恶的谋划，那是因为无所事事而生出的。高帝怎么能预先知道呢？况且侍奉国君的人，不能使国君明白自己为何这样做并乐于听从自己的说法，却想凭借势力强行夺取他的意志，那也已经很危险了。像留侯的计策，高帝只是看着戚姬悲歌而不忍心，特别因为形势上不得不听从，所以还想勉强替赵王谋划，让周昌辅佐他。这说明高帝心里仍然没有醒悟，以为一个刚强正直的周昌就足以抗拒吕氏、保护赵王，却不知道周昌只会激怒吕后，加速赵王的死亡。古代善于推究人情、深刻了解天下形势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高帝；到了这件事上却仍然迷惑，也没有人能够告诉他，真可悲啊。

译魏武帝论 世人所谓的智慧，不过是知道天下的利害，审察谋略的得失，如此而已。这种智慧仍有它的局限。只看见天下有利的事情就去做，只因为有害就不做，这样便有时会陷入困境，也不能穷尽天下的利益。古代所谓大智慧，是知道天下利害得失的谋略，又根据人的情况加以权衡。因此，有人冒犯天下最危险的事情，最终却成就大功，这是因为根据人的情况作了权衡。轻视敌人会失败，过分重视敌人又不能成功。为什么呢？天下从来没有百分之百万全的利益。做事如果一定等待万全，就必然会有所阻碍。所以，知道自己凭什么能够战胜别人，而别人不知道自己凭什么能够战胜我，这样天下就没有人能与我抗衡。从前晋国荀息知道虢公一定不能任用宫之奇，齐国鲍叔知道鲁君一定不能任用施伯，薛公知道黥布一定不会从上游渡河。这三件事都是危险的道路，但他们直接冒险去做。对方不知道利用自己的长处，也不知道暴露我方所忌惮的地方，所以我方可以冒着祸害而取得利益。三代灭亡以后，天下凭借欺诈和武力相互兼并，各国的治术、政令、教化没有谁明显超过谁，而有才能的人便可以取得天下。汉朝衰落时，豪杰同时起兵图谋天下，二袁、董卓、吕布争相逞强作暴，而孙权、刘备又只局促于一隅。魏武帝用兵取胜，本来就不足以与曹氏相比；然而天下最终还是分裂了，直到魏朝灭亡也没能统一。我曾试着评论这件事：魏武帝擅长判断事情，却不擅长判断人物，所以有些事情用力过猛而丧失成功，有些事情又轻率行事而导致失败。刘备有盖世之才，却没有临机应变的能力。他刚刚击败刘璋时，蜀人尚未归附，一天之中惊恐数起，杀戮也不能禁止。如果不在这时乘机取蜀，后来便终于不敢进兵，直到终身如此。孙权勇敢而有谋略，不是可以凭声势恐吓而取得的。魏武帝没有利用中原军队的长处，却同孙权在水上争战，一昼夜行军三百里去争夺先机，以这两种失败的做法进攻孙权，因此在赤壁丧失军队，反而成就了吴国的强大。况且刘备可以用迅雷之势夺取，却不能从容谋取；正当他处于危疑之际，若卷起铠甲迅速进攻他，虽然是兵法所忌，却可以取得成功。孙权则可以用计谋夺取，却不能凭声势击破；魏武帝却想用刚刚归附荆州的士卒，乘胜进攻他。他并非不知道困难，只是想侥幸利用孙权不敢抗拒的心理。这种做法用于刚建立的蜀国，才可以得逞。所以魏武帝对刘备出力过重而丧失成功，对孙权轻率行事而导致失败，这不正是他擅长判断事情而不擅长判断人物的过错吗？唉！事情的利害、谋略的得失，天下有才能的人全都知道，却不能根据人物来权衡，因此世人纷纷争强斗胜，有时胜利，有时失败，却始终没有见到谁能统一天下。伊尹论 能够治理天下大事的人，必定具有天下最重大的节操；能够确立天下最重大的节操的人，是把天下看得很轻的人。天下如此广大，如果还不足以动摇他的心，那么天下的大节就没有不能树立的，大事也没有不能办成的。如今普通男女都知道廉洁、忠诚、守信是美德。假使他们果真廉洁、忠诚、守信，那么他们的见识和谋虑本来未必不如王公大人。只是他们所争取的不过是一筐饭、一碗羹，而一筐饭、一碗羹就足以动摇他们的心，所以他们的智慧谋虑自然超不出这些范围。一筐饭、一碗羹，如果不合乎正道就不取，那么全乡的人都不敢用不正当的手段侵犯他。全乡的人都不敢用不正当的手段侵犯他，却不能办好一乡的事情，这种情况从来没有过。由此推而上之，他不肯取的东西越大，他所能办成的事情也就越远大。把天下让给别人，同把一筐饭、一碗羹让给别人没有不同；治理天下，同治理一乡也没有不同。然而有些人做不到，是因为有所蒙蔽。天下的财富，是一筐饭、一碗羹积累起来的；天下的广大，是从一乡逐步扩展而来的。不是拥有千金家产的人，不能运用千金的资财。小商贩得到一金，往往不知如何处置；这不是他的智慧不如人，而是因为他所处的地位卑微。孟子说：“伊尹在有莘郊野耕作，如果不是合乎道义的事情，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也不接受。”天下不能动摇他的心，所以他的才智得以完整。凭借完整的才智治理天下，所以面对大事也不慌乱。古代的君子一定有超出世俗的操守，并不是只想故意与众不同而已。卿相的地位、千金的财富，有些东西他不屑一顾；这是为了拓展自己的胸襟，使困穷、显达、利害都不能成为心中的芥蒂，从而保全自己的才智，以便有所作为。后世的君子大概也曾有过这种志向。然而得失扰乱了内心，荣辱牵制了外在行为，所以忙忙碌碌直到老死都没有闲暇，也实在可悲。孔子编次《尚书》，写到舜、禹、皋陶互相推让的时候，大概没有一次不长叹。以朝廷如此尊贵的地位，却行普通人的谦让之事，孔子究竟取法于此什么呢？取的是他们不急切追求富贵，能够使天下人的内心受到极大折服。太甲被废黜，在天下从未有过这种事情，而伊尹首先实行了它，天下却不觉得惊异。臣下放逐君主，天下不认为这是僭越；放逐之后又让太甲复位，天下也不认为伊尹专擅。为什么呢？因为他平素所不屑的东西，足以使天下人信服他。他把天下看得极其渺小，不足以动摇他的心，难道会忍心用废黜、放逐君主来谋求利益吗？后世的君子因循常规、习惯旧法，战战兢兢，唯恐不能为天下所容；一旦有人做出罕见的行为，天下人便群起讥讽他，不去考察他平素的操守，只把这看作古今变化，认为时势有时不允许这样做，这也太错误了。

译周公论 评论周公的人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为什么呢？周公处在礼制发生变化的时代，又遭逢圣人的不幸，所以评论者的说法不同是应当的。周公所做的一切，也只是不得已而已。如果本来可以不做却仍然去做，那么周公怎么会这样做呢？成王年幼，不能处理政事，周公掌握了权力，以成王的名义赏罚天下；这就是周公不得已的情形罢了。如今儒者说：周公登上天子之位，称王并接受诸侯朝见，那么这难道不是可以不做吗？《尚书》说：周公任太宰，整治百官，群叔散布流言。又说：召公任太保，周公任太师，辅佐成王，分居左右；召公对此不满。又说：周公说“王这样说”，这说明周公从未登上天子之位并称王。若周公称王，那么成王应当怎样称呼？也称王吗？还是不称王？不称王，就是被废黜；称王，就是两个王并立。周公怎么能安然处置这种局面？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儒者的弊病，在于名分和事实不能相符，所以甚至有人把文王说成称王，这难道是要把圣人说成后世僭越君位者的祖先，是急于称王吗？天下即使动乱，只要有王者存在就够了。即使自称王者是圣人，也不能凭称王本身使天下臣服。从前汉高帝攻灭项籍，统一四海，诸侯和大臣相继拥立他为帝，但他还以自己没有德行推辞。只有陈胜、吴广才气势汹汹地急于自立为王，难道还要说文王也这样做了吗？武王讨伐商朝，军队渡过孟津，会师于牧野；他之所以称述先君的命令，向诸侯发布命令，大概仍只是称文王为文考而已。到了《武成》篇，已经举行柴祭、望祭告知上天，百官奔走效力，接受周的命令之后，才称说：“我的文考文王能够成就他的功勋。”由此看来，武王尚且不敢有一天擅自尊称自己的先君，何况文王自称为王呢？《诗经》说：“虞国和芮国争讼得到解决，文王奋然振作起来。”这也只是后人追称罢了。《史记》说：“老妇啊，采摘芑菜；回去吧，田成子。”在田常当时，哪里知道他后来会成为成子而称呼他呢？所以凡是把文王、周公说成称王的，都是错误的。这是在资助后世篡位的君主，为他们提供借口。陈贾问孟子：“周公派管叔监督商地，管叔却凭商地反叛；如果周公知道会这样还派他，就是不仁；如果不知道，就是不智。”孟子说：“周公是管叔的弟弟，管叔是周公的哥哥，周公犯这样的过错，不也是情有可原吗？”按照孟子的说法，周公终究免不了有过错。管叔、蔡叔的反叛，并不是大逆不道，而只是他们的智慧不足以深刻了解周公罢了。周公诛杀他们，并不是因为憎恨他们，而是形势使他不得不诛杀。所以管叔、蔡叔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大恶之人；如果他们有大恶，那么按照道理就不得不封爵。管叔、蔡叔的封爵是在武王时期。武王在世时，还没有后来周公、成王的事情。假如没有周公、成王的事情，管叔、蔡叔又凭什么反叛？周公又凭什么诛杀他们？所以说，周公处在礼制变化的时代，又遭逢圣人的不幸。管仲论 我曾读《周官》《司马法》，了解到军队编制中什伍的数目；后来又读管夷吾的著作，了解到《管子》改变周代制度的办法。大概王者的军队，出兵是出于不得已，并不是为了求得战胜敌人，所以它制定的法度，关键只在于保证不败罢了。至于齐桓公、晋文公，他们若不取得决定性胜利，就无法确定霸业，所以他们的军法在于一定取胜。繁复曲折，是为了保证不败；简明直接，是为了保证必胜。周代的制度是：一万二千五百人编为一军，一万人中分出二千人，二千人中分出五百人，这些数目奇特而不整齐。正因为奇特而不整齐，所以可知它的制度繁复曲折。如今天的度数是三百六十度，平均分为十二辰，每辰三十度，这是整齐的正数；五日又四分之一，这是奇数。假使天度没有奇数，那么千年中的日数，即使妇女儿童也可以坐着计算。正因为有奇数而不整齐，所以即使精巧的历法也不能完全推尽。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制定章法、区分、统纪和元始，以穷尽它的数目，发挥它的变化。《司马法》说：“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一万二千五百人编为一队；二百五十人中抽取十人作为奇兵，其余七人为正兵。” 四支奇兵、四支正兵，于是八阵便产生了。把一万二千五百人平均分配到八阵之中，理应有奇有正而不整齐，所以要设置许多曲折变化，以穷尽数目，发挥变化。军队彼此钩连盘踞，各有条理。因此三代兴盛时，治理兵制、农事和军赋，都要经过几十乃至上百年才取得天下。自周朝灭亡以后，秦、汉的阵法不再沿袭三代。后来只有诸葛孔明懂得三代遗制，认为可以使用来夺取天下。然而双方相持数年，魏人不敢决战，诸葛孔明最终也没有取得尺寸之功。难道八阵是先王用来保证不败，而不是用来逐利争胜的吗？至于管仲制定军制，可以说截然分明而容易了解。他把国家分为三军：五家为一轨，轨设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里司；四里为一连，连设连长；十连为一乡，乡设乡良人；五乡为一帅，一万人编为一军。齐桓公统率其中一军，高子、国子统率另外两军。三军共三万人，像贯串的绳子，像画出的棋局，疏通畅达、清楚明白，即使有智谋的人也无从施展巧计。所以它的法令简明统一，百姓有余力来拼死效命。从前我曾读《左氏春秋》，认为左丘明最精通兵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大概三代的制度，到了列国时期仍有保存。以小小的郑国来说，鱼丽阵、鹅鹳阵都见于它的记载。等到管仲辅佐齐桓公，南伐楚国，北伐孤竹，九次会合诸侯，威震天下，可是他的军营、阵法却几乎没有留下概略记载，为什么呢？大概管仲想用岁月来使天下臣服，所以改变古代《司马法》，制定这种简略而追求速胜的军制，因此没有人能够看到它的具体法式。后来吴国和晋国在黄池争夺霸权，王孙雄教吴王夫差用三万人压迫晋军营垒，布阵时一百人为一行，一百行为一阵，各阵都排成直行，没有遮蔽；举起鼓槌击鼓，勇者怯者都响应，三军一片喧哗，晋军大为惊恐，吴国最终取得成功。由此看来，军制若不简明直接，就不能决胜。深思后世不懂繁简是否适宜，以致取得失败和灭亡。三代什伍编制的数目，以及《管子》治理齐国军队的方法，虽然不能全部采用，但接近繁复曲折的，可以用来稳固防守；接近简明直接的，可以用来决定胜负，这样大概就能保证不败而又有所必胜了。

译士燮论 能够判断敌我形势的强弱，知道军队胜负，这是将帅的才能。不追求一时的功劳，以德行爱护君主，保全君主的宗族后代，这是社稷之臣。鄢陵之战时，楚军清晨逼近晋军列阵，诸将请求迎战，唯独范文子不想交战；晋军最终击败楚军，楚王眼睛受伤，子反丧命。范文子当时似乎像怯懦而没有谋略的人，然而不到一年，三郤被诛杀，厉公被弑，胥童身死，栾书、中行偃也几乎不能免于祸乱，晋国陷入大乱。鄢陵之战的功劳，实际上正造成了这些后果。有非同寻常的人，才会有非同寻常的功劳；非同寻常的功劳，是圣人最为畏惧的。夜光之珠、明月之璧，无缘无故来到面前，即使普通人也有时会按剑戒备，何况非同寻常的功劳呢？所以圣人一定反省说：“这是上天要厚待我吗？还是上天要降祸于我？”因此即使有大功，也不会忘记戒惧。平庸之人热衷于建立功业，却忽略上天的警戒，天天寻求战争，残害百姓来满足自己。上天想保全他，就一定先折断他的萌芽、挫伤他的锋芒，使他知道悔改；上天想灭亡他，就一定先用美好的利益诱惑他，使他得以遂志、建立功劳，从而使他骄傲士众，轻视敌寇，侮辱百姓，直到亡国丧身还不醒悟，这是上天要断绝他。唉！小民之家一旦得到千金，不是有大福，必定有大祸。为什么呢？他们终日辛劳，所得不过几金，所以所能支配的范围有限。无缘无故得到千金，难道不会使他志意骄纵而丧失原有的操守吗？由此说来，统一天下，如果取得它很艰难，就不会轻易失去；如果取得它太容易，失去它也会同样容易。汉高皇帝取得天下，亲自冒着箭石，同秦、楚争战，转战五年，始终没有实现志愿。天下安定后，又经历平城之围，所以终身不再从事远方的谋略，百姓也没有受到劳苦。继承他的文帝、景帝都不谈用兵。唐太宗发动晋阳军队，击破窦建德，俘获王世充，所经过的地方都被攻下，容易得如同破竹。然而天下刚刚平定，他便对外抵御四夷，讨伐高昌，击破突厥，终身军队不息，几乎导致动乱，这是因为他亲眼见到取得天下很容易。所以战争的胜负足以成为国家强弱的表现，而国家的强弱又足以成为治乱的预兆。大概有因胜利而灭亡的，也有因失败而兴盛的。会稽之栖，勾践因此称霸；黄池之会，夫差因此灭亡。其中自有原因。虢公在桑田击败戎人，晋国的卜偃知道虢国一定灭亡，说：“这是上天夺去了它的鉴戒，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晋国果然灭掉了虢国，这就是范文子不得不进谏的原因。进谏而不被采纳，后来又立下功劳，怎么敢逃避一死呢！假使他不死，厉公发泄志意之后，一定会先谋害范氏。赵盾的事情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赵盾虽然免于一死，却不能免除恶名。那么范文子的智慧，远远超过赵宣子了。孙武论上 古代谈论用兵的人，没有超过孙子的。利害相互权衡，奇兵正兵相互变化，战、守、攻、围的办法，大概已经有上百条。即使还想增加，也不知道从哪里增加。然而他的短处在于智慧有余，却不知道怎样运用智慧，这难道不是他的重大缺陷吗？军队没有固定的形态，却要预先造成形态；胜利没有固定的处所，却要多方创造取胜的条件。因此他的言论屡屡变化而不相同，纵横曲折，目的都在避开祸害而趋向利益。他把各种办法杂然列举出来，任凭使用者自行选择。所以难处不在于使用，而在于选择。选择为什么困难呢？因为在西面锐意进取，却忘了东面；只看见利益，却看不见利益穷尽的地方；得到一种说法，却不知道还有另一种说法。这难道不是运用智慧的困难吗？智慧本来不是用来教人炫耀智慧的，孙子教人的重点，是君子急于建立功业。外在的权变诈术扰乱人心，内心却没有操守，那么五尺高的儿童都想这样做。使人勇敢却不自知，使人贪求而不顾后果，以至陷入困境，这样的例子是有的。深山大泽中有天地间的珍宝，不存心追逐珍宝的人反而能得到它。驾船在河上行驶，船的逆顺和水流的曲折，只有忘掉求取水上利益的人才能看清。因此，只有天下最廉洁的人才能驾驭贪欲，只有天下最沉静的人才能发挥勇气，只有天下最诚信的人才能运用权诈。什么人不受利益驱使呢？不受利益驱使，他的见解就明晰；见解明晰，行动就果断。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先看到祸害，然后才看到利益；先看到失败，然后才看到成功。他的内心闲静而无所牵挂，所以能够如此明察。否则，战争尚未交锋就先想着获利，临事时就会迷惑。即使有很大的利益，又怎么能看见呢？圣人却不是这样：把天下置于贪求的位置，而自己处在廉洁的位置，于是天下贪求的人都可以为他所用；把天下置于勇敢的位置，而自己处在沉静的位置，于是天下勇敢的人都可以为他所役使；把天下置于权诈的位置，而自己处在诚信的位置，于是天下善于欺诈的人都可以为他所使用。天下人想在这方面建立功业，却立即把自己置于这一位置，功业就不能成就。所以君子处在幽暗之处来驾驭光明，光明的作用便全部显现；处在阴柔之处来驾驭阳刚，阳刚的力量便全部奔赴而来。这样以后，孙子的智慧才可以得到运用。《易经》说：“坚定如磐石，不到一天，正固吉祥。”君子在尚未行动时，坚定如石，仿佛打算终身如此；等到行动时，不到一天便果断施行。所以说：“不受利益驱使，见解就明晰；见解明晰，行动就果断。” 如今世俗的说法却不是这样，说：“用兵就是诡诈之道；不贪求就无法取得，不勇敢就无法得到，不欺诈就无法成就廉洁；沉静而诚信的人，在用兵中没有用处。”唉！世俗这种说法一旦流行，天下就会纷纷像鸟兽互相搏斗、婴儿互相击打一样，强者受伤，弱者被毁；那么天下的混乱，何时才能停止呢？孙武论下

译孙武是战国时代的将领，只知道替吴国谋划罢了。因此，把他作为将领使用，可以；君主使用他，却不可以。他的书有十三篇，内容小到部曲、营垒、草料、粮食、器械，大到攻城、取国、使用间谍，也不过如此，大概已经全部包括在内了。天子的军队和天下的形势，孙武还没有涉及。他的书说：“将领有才能，而君主不加以牵制，就能取胜。”这是替君主说的，不过如此。我私下认为，天子的军队，最重要的是驾驭将领；天下的形势，最重要的是使天下人乐于作战而不喜欢战争。天下的祸患不在盗贼，也不在敌国，而在将帅不能尽力，却借盗贼、敌国的势力在内部向君主邀功求利。因此，将帅越多，敌国就越强；用兵越多，盗贼就越顽强。敌国越强、盗贼越顽强，将帅的权力就越重；将帅的权力越重，爵位赏赐就不得不增加。这样一来，盗贼成了君主的祸患，将帅却从中获利；敌国成了君主的仇敌，将帅却以此为幸。他们凭借百倍的力量，只建立微小的功劳，借此作为口实向上邀功求利。这样下去天下还不灭亡，只是因为另有某种依靠罢了。从前唐朝的动乱，开始于明皇。自肃宗收复两京，却不能乘胜合力把河北的盗贼全部消灭；德宗收取洺、博，平定魏地，却不能在田悦困穷之时将他斩杀。到了宪宗，天下大略平定，但那些残余势力始终不能全部除去。唐朝之所以屡次兴盛，最终却没有振兴起来，为什么呢？是因为将帅之臣养寇自重，以此求取封赏。所以说，天子的军队，最重要的是驾驭将领。驾驭将领的方法，是用他所喜好的利益来诱导他，同时把他所忌惮的东西交给他，正如良医用药，乌喙、蝮蝎都能在面前发挥作用，却不敢任意施放毒性。为什么呢？因为把他畏惧的东西交给了他。宪宗将要讨伐刘辟时，认为除了高崇文没有谁可以任用；而刘澭是高崇文所忌惮的人。所以宪宗告诉他说：“刘辟如果不能取胜，刘澭就实际代替你。”因此高崇文决意交战，很快就擒获刘辟，这就是天子驾驭将领的方法。使天下人乐于作战却不喜欢战争，为什么呢？天下人不乐于战争，就不能同他们共赴危难；喜欢战争，就不能同他们共处安定。从前秦人的法令，使官吏和士卒各自为战；战胜后利益归于百姓，从敌人那里得到的东西立即归他们所有。这样，百姓用来养生送死的物资，除了杀敌之外就没有别的取得途径。所以秦国百姓凭借好战而兼并天下，也凭借好战而灭亡。秦始皇即使已经毁坏名城、杀戮豪杰、销毁兵器，百姓好战的心情仍然喧嚣不止，因此不能让他们休养生息，最终走向灭亡。至于王者的军队，关键在于使士卒知道爱戴自己的君主、仇恨自己的敌人，使他们知道君主驱使他们参战，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所以他们乐于作战，也甘愿牺牲。到了交战时，只求战胜敌人，不求夺取财物；奖赏时，从公室拿出财物，在宗庙中颁行，使利益不在于杀人。因此百姓不会一心追求好战。这样以后，才可以在安居时发动他们，在争夺之际使他们休息；可以同他们共安，也可以同他们共危，却不能同他们共乱。这就是天下的形势。子思论 从前孔子的文章，并不是有意要写文章，所以从未刻意树立某种论说。能够从他那里说出的，只是他的见解归于最恰当，因此称他为圣人罢了。孔子的道，可以遵循却不能完全知晓，可以言说却不能任意评议；他不争着作琐碎的论说，不开启是非争端，所以他的道独能不被废弃，成为天下和后世仁义礼乐的宗主。孔子去世以后，诸子想著书流传后世，心思都在写文章上，急切地唯恐自己的学说湮没而无人知晓。因此都喜欢树立论说，论说一立，争论便兴起。从孟子以后，直到荀卿、扬雄，都致力于互相攻击的学说，其余不足以数说的人，也在天下纷纷争论。唉！孔子的道不幸有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这些人，各自拿着私说从外部攻击它，天下正将因此迷惑，却不知道应当听从谁。为什么他的弟子门人又在内部互相攻击而不能决断，千年以后，学习的人越来越多，而孔子的道反而更加晦暗不明呢？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从前三家的争论，起源于孟子。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所以荀子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扬子又说：“人的本性是善恶混杂的。” 孟子既然认定人性善，所以荀子不得不转而主张人性恶；既然人的本性只有善恶两种说法，荀子和孟子已经各自据守一端，所以扬子也不得不主张善恶混杂。立论不求精确，只一味追求与别人不同，那么纷纷杂出的说法就不知道何时才能停止。况且孔子从未谈论人性吗？其实也曾谈过，只是没有形成确定不移的论断。孟子所说的人性善，都出自他的老师子思的著作；子思的著作都是圣人精微而笃实的言论，孟子得到它却没有善加运用，只能说出其中的道理，却不知道这种说法为何得名，竟把天下如此广大的一切都归结为人性善，明明白白地自以为足以成为天下的标准，使天下所有有过错的人都想张弓来射他。所以荀子和扬子之所以提出异论，都是孟子的过错。至于子思的论说却不是这样，他说：“普通男女的愚昧，也可以参与知晓道理；等到道理达到极致，即使圣人也有不知道的地方。普通男女虽然不贤，也可以做到一些事情；等到事情达到极致，即使圣人也有不能做到的地方。”圣人的道，从普通夫妇能够实行的事情开始，却达到圣人也不能完全知晓的境界。从普通夫妇能够实行的事情开始，所以天下没有不能学习的；达到圣人也不能完全知晓的境界，所以学习的人不知道它的尽头在哪里。既然如此，恻隐之心足以作为仁的起点，但仁并不止于恻隐；羞恶之心足以作为义的起点，但义并不止于羞恶。这不就是孟子所谓人性善的论说吗？子思论圣人之道，是从天下人能够实行的事情出发；孟子论天下人，都说他们可以实行圣人之道。这两者没有不同，只是子思把确定性归于圣人之道，孟子把确定性归于天下人。所以后世的异议都由孟子引起，而子思的论说使天下人共同认可，没有人能够反对。这样以后才知道子思善于立论。《东坡全集》卷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四十三，宋代苏轼撰，论十一首

译孟轲论 从前孔子由卫国返回鲁国，搜集三代流传下来的旧闻。大概《经礼》有三百篇，《曲礼》有三千篇，他终年也不能穷尽其中的义理。孔子对端木赐说：“赐，你以为我是因为博学而记住它们的吗？不是，我用一个根本贯通了它们。”天下人苦于这些道理艰难而没有谁能够运用，却不知道孔子有贯通它们的根本。因此，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的法度礼乐刑政，当世的贤人君子，诸子百家的著作，百工的技艺，九州之内、四海之外以及九夷八蛮的事情，还有荒诞迷离、无法考察的内容，全都纷杂地汇集在胸中，却有一种卓然不乱的条理，这本来就是因为有根本把它们贯通起来。由此能够博学而不混乱，深思而不迷惑；若不是天下最精微的人，谁能做到这样？我曾经在六经中寻求这个根本，读到《诗经》和《春秋》时，才知道圣人之道从始至终、从本到末各有条理。王道教化的根本，开始于天下人容易实行的事情。天下人本来都知道有父子关系，父子之间不互相伤害，就足以称为孝了。天下人本来都知道有兄弟关系，兄弟之间不互相争夺，就足以称为悌了。孝悌做到，王道就完备了；这本来不是深远难见、辛苦难行的事情。所以《诗经》的教化作用，是使人歌唱、舞蹈、安逸欢乐，什么都可以达到，关键只在于不失去正道罢了。虽然如此，圣人本来有非常畏惧的事情：一次失去仪容，是礼制废弛的由来；一次说错话，是义理灭亡的由来。君臣互相争夺，上下彼此残害，天下大乱，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春秋》在极细微之处竭力辨析，在似是而非的地方深刻说明，截然指出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不读《诗经》，就无法看见王道是多么容易实行；不读《春秋》，就无法知道王政是多么难以维持。孔子去世以后，诸子各自根据所听闻的学说著书，却都没有掌握它的源流，所以他们的言论没有统一的纲要。像孟子，可以说是深通《诗经》而长于《春秋》的人。他的道理从最粗浅处开始，却达到最精微处，充满天地，遍及四海，即使极细微之处也必定计较。它极其宽厚却不可侵犯，极其严密却令人喜悦【“三字一作不可察”】；其中一定有他所坚守的原则，只是后世有时没有看见罢了。况且孟子曾说：“人能够充实自己不想伤害人的心，仁就会有无穷的用处；人能够充实自己不想做穿墙打洞盗窃之事的心，义就会有无穷的用处。士人不可以说话时却说话，这是用言语诱取人；可以说话时却不说话，这是用不说话诱取人。这些都属于穿墙打洞盗窃一类的行为。正因为不做穿墙打洞盗窃的事情，义才达到无穷的用处；正因为不该说时却说、该说时却不说，罪过最终就达到穿墙打洞盗窃的程度。所以说，他的道理从最粗浅处开始，却达到最精微处，充满天地，遍及四海，即使极细微之处也必定计较。唉！这就是他成为孟子的原因吗？后世观察孟子，不必从别处观察，也只需观察这一点罢了。乐毅论 能够知道自己可以成就王业而成就王业的，是三王；能够知道自己不能成就王业而成就霸业的，是五霸。有人说：“谋求王业不能成功，其次还可以成就霸业。”唉！假使齐桓公、晋文公去实行商汤、周武王的事业，将会忙于求得不亡尚且来不及，虽然想成就霸业，难道能够做到吗？王道不能小规模地运用。大用就能成王，小用就会灭亡。从前徐偃王、宋襄公曾经实行仁义，然而最终还是丧身亡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施行的仁义还不足以充实他们所追求的事业。所以，有取得天下的方法，却没有取得天下的欲望，这样才可以谈论王道。范蠡、留侯虽然不是商汤、周武王的辅佐，却也可以说刚毅果敢、卓然不惑，能够做必定要做的事情。看吴王被困在姑苏城上，向勾践哀求请命，勾践想赦免他，唯独范蠡认为不可以，击鼓进兵，最终使夫差割颈而死。项籍败走向东，高帝也想停止战争、回到国都，留侯劝谏说：“这是上天要灭亡他，赶快进攻，不要错过机会。”这两个人都认为，小小的仁义不足以改变自己的大计。唉！乐毅是战国的雄才，却没有懂得大道；即使曾经略有所闻，结果也只足以使自己丧身罢了。评论者认为，燕惠王不贤，用反间计让骑劫代替乐毅为将，最终使乐毅逃走；他没有成功，是出于不幸，而不是用兵本身的过错。然而当时即使昭王还在，反间计没有实行，乐毅最终也必定失败。为什么呢？燕国兼并齐国，并不是秦、楚、三晋所愿意看到的。如今凭百万军队进攻两座残破的城池，几年不能决出胜负，军队在外疲敝，必定会有势力乘虚而入。诸侯从内部进攻，齐军从外部反击，在这种时候，即使太公、穰苴也不能不失败。然而乐毅凭借百倍于敌的军队，几年不能攻下两座城，并不是他的智力不足，大概是想用仁义使齐国百姓归服，所以不忍心急攻，才到了这种地步。齐人苦于湣王的强暴，假如乐毅退兵休战，整治政令，减轻赋税徭役，归还田地，使老幼安定，让齐人不再有斗志，那么田单独自一人还能同谁作战呢？为什么要用百万军队彼此相持而不能决战呢？这正是让齐人得以从容策划的原因。战国时代，凭借强兵互相吞并，难道只有我方如此吗？以燕、齐两国的军队压迫城池而急攻，灭掉此国之后再吃饭，谁能说不可以呢？唉！想成就王业就成就王业；不能成就王业，就应当审慎选择所处的位置，不要两头都失去，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译荀卿论 我曾读《孔子世家》，观察其中记载的言语文章，循循善诱，无不合乎规矩；不敢放纵地发表高谈宏论，说话一定称引先王，这才知道圣人忧虑天下是多么深切。他的道理茫茫无边，却并非遥远；浩浩荡荡没有尽头，却并非深奥难测。他所说的，是普通男女共同知道的事情；他所实行的，却是圣人也有不能完全做到的事情。唉！这也就够了。假使后世有人能够完全实行我的学说，即使成为圣人也没有困难；如果不能，也不失为少犯过错罢了。子路的勇敢、子贡的辩才、冉有的智慧，这三者都是天下人所说的难得而可贵的才能。然而这三个人，常常不为孔子所喜悦。颜渊默默无闻，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似乎同普通人没有差别，孔子却屡屡称赞他。学习圣人，难道一定只在于学习他说了什么吗？也要看他的意旨趋向罢了。孔子认为后世必定有人不能实行他的学说，也必定有人窃取他的学说而做不义之事。因此他的言论平易正直，不敢提出异常而令人喜悦的说法，关键在于不可改变。从前我常常奇怪李斯曾侍奉荀卿，后来却焚烧灭绝荀卿的著作，大大改变古代先王的法度，对待老师的道，简直如同对待仇敌。如今读了荀卿的书，才知道李斯侍奉秦国的做法，全都出自荀卿，这也就不足为怪了。荀卿喜欢提出异说而不肯退让，敢于发表高论而不顾后果。他的言论足以使愚人惊骇，使小人欢喜。子思、孟轲是世人所称的贤人君子，荀卿却独自说：“扰乱天下的，是子思、孟轲。”天下人如此众多，仁人义士如此之多，荀卿却独自说：“人性本恶，桀、纣的本性就是这样；尧、舜的善是伪装的。”由此看来，推想他的为人，一定刚愎自用、傲慢无礼而又过分自负。李斯这个人，只是更加严重罢了。小人做坏事，尚且一定有所顾忌；所以夏、商灭亡时，虽然桀、纣残暴，先王的法度礼乐刑政还没有完全灭绝到无法考察的地步，这是因为桀、纣还保留一些东西，不敢全部废弃。李斯却独自奋然而行，毫不顾忌，焚烧孔子的六经，铲除三代的诸侯，破坏周公的井田制；这也一定是有所凭借的。他看见自己的老师历数天下贤人的过错，便把这种愚蠢当成是正确的，以为古代先王都没有值得效法的地方，却不知道荀卿只是为了快意于一时而发出这种论说，也不知道这种祸患竟会达到这样的地步。父亲杀人报仇，儿子必定还会抢劫。荀卿阐明王道、叙述礼乐，李斯却凭借他的学说扰乱天下。他那些高谈异论，确实起到了激发李斯的作用。孔子、孟子的论说从未标新立异，然而天下最终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的境界。假如天下果真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的境界，那么还何必追求标新立异呢？韩非论 圣人之所以憎恶异端，竭力排斥它，并不是因为异端本身能够扰乱天下，而是因为天下的混乱正是由它产生的。从前周朝衰微时，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一类人，反复发表虚无淡泊的言论，推演放荡狂妄、浮游不定的学说，纷杂颠倒，最终归于虚无。遵循他们的道路，便会荡然无所适从，因此忘却富贵的快乐，把生死看得齐一。这些不得志于天下、远离世俗的高士，正因为这样才放纵心志而无所忧虑。虽然这不是圣人的道，但他们的用心本来也没有什么危害天下的地方。老聃死后一百多年，有商鞅、韩非著书，宣称治理天下没有比刑名之术更高明的。等到秦国采用这种学说，最终造成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刑法有余，秦朝因此断绝祭祀，天下也受到它的毒害。后世的学者只知道申不害、韩非的罪过，却不知道这是老聃、庄周造成的影响。为什么呢？仁义之道，起源于夫妇、父子、兄弟相亲相爱之间；礼法刑政的根源，出自君臣上下彼此猜忌的时候。彼此相爱，就有不忍伤害对方的心；彼此猜忌，就有不敢逾越的心。只有把不敢与不忍的心合在一起，圣人的道才得以存在其中。如今老聃、庄周谈论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空泛得像浮萍漂在江湖上，偶然相互碰到罢了。因此，在他们看来，父亲不值得爱，君主也不值得畏惧。不畏惧君主，不爱护父亲，那么仁就不足以使人归附，义就不足以使人受到劝勉，礼乐也不足以教化人。这四样都不足以采用，却想使天下归于“无有”。所谓“无有”，难道真的足以治理天下吗？商鞅、韩非想求得一种能够实现这种说法的学说而没有得到，却得到了轻视天下、使万物齐一的方法，所以敢于实行残酷暴虐而毫不疑惧。如今，如果不忍心杀人还不足以称为仁，而仁又不足以治理百姓，那么杀人就不足以称为不仁，不仁也不足以扰乱天下。这样一来，天下的一切都只凭我任意作为，刀锯斧钺，施用在什么地方不可以呢？从前孔子没有一天敢于改变自己的言论，即使是天下极微小的事物，也无不有所畏惧。如今他们看待天下，渺小得仿佛不值得有所作为，这难道就是他们轻易杀人的原因吗？太史迁说：“申不害只浅陋地施行名实之术，韩非援引法度、切合事情、辨明是非；他们的学说发展到极端，残酷苛细而少有恩德，却都源自道德的意旨。”我曾读到这段话并加以思考，事情固然有彼此并未谋划，却互相感应的情况。庄子、老子之后，它所造成的祸害就成了申不害、韩非的学说。从三代衰落以来直到今天，凡是用来扰乱圣人之道的东西，其弊病本来已经很多了，却还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为什么不设法制止它呢？就是这个缘故。

译留侯论 古代所说的豪杰之士，一定具有超过常人的节操。按一般人的性情，有些侮辱是不能忍受的；普通人受到侮辱，便拔剑而起，挺身争斗，这还算不上勇敢。天下真正的大勇之人，事情突然降临也不惊慌，无缘无故受到加害也不发怒，这是因为他所抱负的东西非常重大，而志向非常长远。子房在桥上接受那位老人的书，这件事十分奇异；但又怎么知道秦代没有隐居的君子，出来试验他呢？看老人用来防范、暗中显露意旨的做法，全是圣贤彼此警戒的意思；世人却不加察考，认为他是鬼怪，也未免错得太远了。况且老人的用意并不在那本书。那时韩国已经灭亡，秦国正盛，用刀锯鼎镬来对待天下士人，平日无罪而被夷灭的人数不胜数，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无从施展。法律执行得过于急迫时，它的锋芒不可触犯，而它的势力又还不能乘机利用。子房不能忍住愤怒的情绪，凭一个普通人的力量，想在一次袭击中逞强；在这种时候，子房能够不死，真是间隙小得连头发也容不下，实在太危险了。千金人家的子弟不会死在盗贼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体值得珍惜，而盗贼不值得让他送命。子房凭借盖世的才能，不采用伊尹、太公那样的谋略，却偏偏采取荆轲、聂政式的计策，把不死寄托在侥幸上，这正是桥上老人深深为他惋惜的地方。所以老人故意表现得傲慢无礼，狠狠地挫折他；他如果能够有所忍耐，然后才可以成就大事，所以说：“这个小孩子可以教导。”楚庄王讨伐郑国，郑伯袒露上身，牵着羊迎接他。庄王说：“他的国君能够向人谦下，必定能够得到百姓的信任。”于是便放过了郑国。勾践被困在会稽而归国，向吴国称臣、让妻妾服侍吴王，三年之久也没有懈怠。再说，有报复别人的志向却不能向人谦下，这是普通人的刚强。那位老人认为子房的才智有余，却担心他的度量不足，所以故意深深挫折他年轻而锐利的气势，使他忍住小的愤怒而成就大的谋略。为什么呢？如果不是平生素不相识，突然在荒野之间相遇，却命令他做仆役婢妾所做的事，而他还能自然而然地接受、不感到奇怪，这种人本来就是秦始皇也不能使他惊惧、项籍也不能使他发怒的。看汉高祖取胜、项籍失败的原因，不过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罢了。项籍只是不能忍耐，所以百战百胜却轻易使用自己的锋芒；高祖能够忍耐，保存全部锋芒，等待项籍衰败，这就是子房教给他的。当淮阴侯攻破齐国而想自立为王时，高祖在言语和脸色上都显出怒意；由此看来，他仍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气质，若不是子房，谁能保全他呢？太史公怀疑子房应当身材魁梧奇伟，可是他的相貌却像妇人女子，和他的志气不相称。唉，这难道正是他之所以成为子房的原因吗？贾谊论 有才并不难，难的是怎样运用自己的才华。可惜贾生是辅佐君王的人才，却不能运用自己的才能。君子所取的目标如果长远，就一定有所等待；所要成就的事业如果重大，就一定有所忍耐。古代贤人都有可以施展的才能，最终却连其中万分之一也不能实行，未必全是当时君主的罪过，也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我看贾生的议论，假如完全按照他所说的去做，即使三代也很难远远超过它；遇到汉文帝这样的君主，尚且因为不被任用而死去。这样说来，难道天下没有尧、舜，就终究不能有所作为吗？孔子是圣人，曾经周游天下、屡次求仕，只要不是极其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强扶持，希望有一天能够实行自己的道。将要到楚国去，先派子夏前往，又让冉有随后说明意旨。君子想得到君主的任用，竟然这样勤勉。孟子离开齐国，在昼地停留三夜才出境，还说：“齐王大概还会召见我吧。”君子不忍心抛弃自己的君主，竟然这样深厚。公孙丑问：“先生为什么不愉快？”孟子说：“如今的天下，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不愉快？”君子爱惜自身，竟然这样周全。像这样努力而仍不被任用，才知道天下果真不足以同它一起有所作为，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像贾生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任用贾生，而是贾生不能运用汉文帝。绛侯亲手拿着天子的玉玺交给文帝，灌婴率领数十万军队决定刘氏、吕氏的胜负，他们又都是汉高帝的旧将；这种君臣相互投合的程度，难道只是父子骨肉、手足兄弟之间的关系吗？贾生只是洛阳的少年，却想让汉文帝在一天之内完全抛弃旧有的一切而谋求革新，也已经很难了。作为贾生，应当对上取得君主的信任，对下取得绛侯、灌婴一类大臣的信任，从容地逐渐深入同他们结交，使天子不疑虑，大臣不忌妒，然后举天下之事都按自己的意愿去做；不过十年就可以实现志愿，哪里会在片刻交谈之间就急忙为他人痛哭呢？看他经过湘江写赋凭吊屈原，心情郁结愤懑，显然产生了远走高飞的志向；后来终于因自伤哭泣而夭亡，这也是不善于处置困厄的人。谋划一次没有被采用，怎么知道最终不会再次被采用呢？他不知道默默等待时局变化，却自我摧残到这种地步。唉！贾生志向很大而器量很小，才华有余而见识不足。古代有超出世人的才华，往往也有遗留在世俗中的牵累；所以若不是聪明睿智、圣明而不受迷惑的君主，就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古今都称道苻坚从民间得到王猛，立即斥退旧臣而同他谋划；王猛这个普通人，略微取得天下一半，大概就是凭借这一点吧！我深深为贾生悲痛，所以详细论述他的事情。也想使君主如果得到像贾谊这样的臣子，就知道他有孤高自守的操行；一旦不被任用，便会忧伤、困顿、沮丧，不能再振作起来。而做贾生这样的人，也应当谨慎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啊！

译鼂错论 天下的祸患，最难处理的，是表面上称为太平安定、没有事情，实际上却潜伏着不可预测的忧患。坐看它发生变化却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发展到无法挽救；起身勉强去做，又因为天下人习惯于太平安定的生活而不相信我。只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承担大难，以求成就大功；这当然不是那些勉强在几个月内苟且求取名声的人所能做到的。天下太平无事，却由我挑起大难的端绪；如果由我挑起，也由我把它收拾好，这样才可以使天下免除祸难。事情发生后，却慢吞吞地想把它推掉，让别人承担责任，那么天下的祸患必定集中到我身上。从前鼂错竭尽忠心为汉朝谋划，削弱崤山以东诸侯的势力，诸侯一起起兵，以诛杀鼂错为名，而天子没有察觉，反而把鼂错交出去求和。天下人为鼂错因忠心而遭受祸害感到悲痛，却不知道鼂错也有招致祸害的原因。古代建立大事业的人，不仅有超越世人的才能，也一定有坚定、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开凿龙门，疏通黄河使水流入大海；在工程尚未完成时，大概也有决口泛滥、冲突奔涌的可怕忧患，只是他能够预先知道事势必然如此，事情到来时不害怕，慢慢设法处理，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七国势力如此强大，却突然削弱它们，它们发生变乱难道值得奇怪吗？鼂错在这个时候不肯舍弃自身，站在天下大难的正面，掌握吴、楚的命运，却采取保全自己的计策，想让天子亲自统兵，而自己留守京城。再说，挑起七国之乱的是谁呢？既然想求取名声，又怎么能逃避它带来的祸患？把亲自统兵的极大危险留给天子，把留守的最大安全留给自己，已经成了祸乱的首倡者；选择最安全的位置，却把最危险的处境留给天子，这正是忠臣义士愤懑不平的原因。当时即使没有袁盎，鼂错也不能免于祸患。为什么呢？他既然想留守而让君主亲自统兵，按照人情推断，天子本来已经对此感到为难；又重重违背天子的意愿，于是袁盎的说法才能从中发挥作用。假如吴、楚反叛，鼂错亲自承担危险，日夜磨砺自己，面向东方等待敌人，使事情不至于连累君主，那么天子将依靠他而无所恐惧，即使有一百个袁盎，又怎么能够离间他们呢？唉！世上的君子想求取非同寻常的功业，就不要谋求保全自己的计策。假使鼂错亲自统兵攻打吴、楚，未必不能立功；只是他想保全自身，而天子不高兴，奸臣得以乘其间隙，鼂错用来保全自己的做法，难道正是他自取祸患的原因吗？霍光论 古人中只有汉武帝号称善于识人，大概因为他一生所任用的文武将帅、郡国边远地区的臣子、身边的侍从、精通阴阳律历的博学之士，直到掌管钱粮的小吏、治理刑狱的官员、出使绝域的人，无不能充分施展才能，各得其所。然而即便如此，他还要考验他们，使功效显著地呈现在天下、得到共同的了解和信任。至于霍光，事先没有尺寸之功，才气、谋术又并没有大大超过群臣，武帝却把他从众人之中提拔出来，把天下和后世的事情托付给他。霍光又能够忘却自身，一心辅佐幼主；处在废立皇帝的关键时刻，他的举措十分娴熟而不混乱。这是什么原因呢？想要在天下建立事业，凭借攻击争夺、进取求得非凡功业，就必须有卓越而显著的才能，然后才可以期待成功。至于捍卫社稷、托付幼子，这件事的困难不在才能，而在节操；不在节操，而在气概。天下本来确实有能够办成这件事的人，然而才能高、地位重，便会产生侥幸心理，以一时的功劳轻视万世的祸患。所以说：不在于才能，而在于节操。古人中有失误的，司马仲达就是这样。天下也有忠义之士，可以把生死关头托付给他而不忍辜负；然而他们孤高廉洁，不肯做不义之事，于是轻视死亡而没有谋略，能够牺牲自身，却不能保全国家。所以说：不在于节操，而在于气概。古人中有失误的，晋国的荀息就是这样。霍光才能不足而气概、节操有余，这正是武帝任用他的原因。《尚书》说：“如果有一位独立的臣子，忠诚专一，没有其他才能，但他的心胸宽广舒畅；他能够容纳别人，别人有才能就像自己有才能一样，别人贤明圣智，他的心里喜爱他们，不只是像从自己口中说出来一样；这就是能够容纳贤能，用来保全我的子孙和百姓的人。”唉，这说的不就是霍光吗？假使霍光还有其他才能，他的心怎么能够宽广舒畅，容纳天下的才士，喜爱天下贤明圣智的人，不嫉妒、不争强，好像那些才能都是自己所出呢？才能是争夺的开端。只有圣人在上位，才能驱使天下人各自奔赴自己的职责，争相发挥各自的长处。假如凭一个臣子的地位处在朝廷之上，护卫幼弱受冲击的君主，却凭自己微薄的才能同天下人争强，那么奸臣小人就会乘此间隙夺取他的权力。霍光凭普通人的身份掌握生杀大权，威势超过君主，尊贵震动天下；他能够先后侍奉三位君主直到终身，天下没有人能同他争权，正是因为他没有其他专长，而武帝也正是因此才任用他的吗？

译扬雄论 过去谈论人的本性的人很多，却不能统一说法。起初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扬子认为善恶混杂；韩愈又取三人的学说加以驳斥，依据孔子关于人性分为三等的说法，认为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而上等智慧和下等愚昧不会改变；又认为孟子、荀子、扬雄三人的说法都只涉及中等人，遗漏了上等和下等人，于是天下赞同韩愈说法的很多。唉！这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所谓“性”究竟是什么，而把“才”当作性来谈。性与才相近却不同，它们的区别不只是像白与黑的差异。圣人与小人共同具有、都不能逃脱的，才是真正所说的性；至于才，本来就会有所不同。比如树木得到土壤才生长，受到雨露、风气的滋养，舒展而茂盛，这是树木共同具有的，属于性。至于坚硬的木材可以做车毂，柔韧的可以做车轮，大的可以做柱子，小的可以做椽子；椽子不能做柱子，车轮不能做车毂，这难道是它们本性的罪过吗？天下谈论人性的人，都把才混杂在性中来说，所以纷纷扰扰，不能统一。孔子所说中等人可以向上或向下，而上等智慧和下等愚昧不会改变，说的是人的才。至于谈论性，孔子从未判定它是善还是恶，只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因习染不同而相距遥远罢了。”韩愈的说法更有问题：把性与情分开，把才与性合在一起，所以他的论述始终不能贯通。他认为所谓性果真是寂然不动、无所作为的吗？如果是这样，就不应当再有善恶的说法。假如性有善恶，那么所谓情就是我所说的性。人生下来没有谁不具有饥寒的忧患、男女配偶的欲望；现在告诉人说：“饥饿时吃饭，口渴时喝水，男女欲望不出于人的本性。”这可以吗？天下人都知道不可以。圣人没有这些，就没有理由成为圣人；小人没有这些，也没有理由成为小人。圣人驾驭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情感，使自己走向善；小人也驾驭这七种情感，使自己走向恶。由此看来，善恶是性所能够趋向的方向，却不是性本身所能够具有的东西。况且谈论性，怎么能把善恶作为性本身呢？即便如此，扬雄的说法已经接近了，他说：“人的本性善恶混杂，修养其中的善便成为善人，修养其中的恶便成为恶人。”他的说法之所以仍有不同，只是因为不知道性不能本身具有善恶，却认为善恶都出自性罢了。在太古之初，本来没有善恶的说法，只是天下人共同安适的事，圣人指称它为善；一个人独自感到快乐的事，就称为恶。天下人本来都将依照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情去做。哪里知道圣人只是一个人独自感到快乐的事情，不能胜过天下人共同安适的事情，因此才有善恶的区别。各家学说却想把善恶说成圣人的私说，不是太疏漏了吗？韩愈又想用经书所传的见闻和古人的事迹，来驳斥孟子、荀子、扬雄三人的学说，拘泥于后稷的早慧、文王的不勤劳，以及瞽、鲧、管、蔡的事迹来说明它。圣人谈论人性，是要穷尽万物的道理，并用众人共同知道的事实来消除天下人的疑惑；韩愈却想凭一个人的才能来确定天下人的本性。而且他说：“如今谈论人性的人，都把佛、老的思想混杂进去。我的说法认为性与情没有关系，喜怒哀乐都不是性。”这是韩愈流入佛、老思想而自己不知道。诸葛亮论 用仁义取得天下、用仁义守住天下的是周；用欺诈和武力取得天下、用欺诈和武力守住天下的是秦；采用秦取得天下的办法取得天下，却采用周守住天下的办法守住天下的是汉。把仁义、欺诈、武力混杂使用来取得天下，这是孔明失败的原因。曹操乘汉室衰微、天下危乱之机，施展他的奸谋；孔明以此为耻，想在天下伸张大义。当时曹公威震四海，东面占据许、兖，南面收取荆、豫。孔明所凭借来战胜他的，只有自己微薄的忠信，能够激发天下人的心志罢了。天下那些廉正有节、慷慨赴义的人，本来并非心服曹氏，只是被威势胁迫，勉强向他称臣。听到孔明的声名，千里之外应声响应本来应该如此；这样一来，即使没有立足之地，天下也自然会为他所用。况且杀掉一个不义之人而取得天下，如果有一件不该做的事也不去做，然后天下忠臣义士才乐于为他牺牲。刘表去世时，先主在荆州，孔明想袭击并杀死刘表的孤儿，先主不忍心。后来刘璋以友好的态度迎接先主，先主到了蜀地不过几个月，便扼住他的咽喉，拍击他的后背，夺取了他的国家；这样看来，他同曹操的不同已经很少了。曹操和刘备不能相敌，是天下都知道的。论兵力不如曹操多，论土地不如曹操广，论作战不如曹操强，却有一种东西能够胜过他，那就是微薄的忠信。孔明迁徙、处置刘璋，既然已经失去了天下义士的期望，才开始整顿军队、振作军旅，向东长驱，想使天下人响应，这大概也很难了。曹操死后，他的儿子曹丕继位。正在这个时候，本来可以用计谋击破曹氏。为什么呢？曹操临终时召来曹丕，把曹植托付给他，未尝不以袁谭、袁尚的事作为告诫；可是曹丕和曹植最终竟然互相残害到这种地步。父子兄弟尚且成为仇敌，何况还能取得天下英雄的心吗？这就是可以离间的形势，不过舍弃几十万钱，使他的大臣、骨肉在内部自相残杀，然后举兵讨伐他；这是汉高祖灭亡项籍所采用的方法。孔明既不能保全自己的信义来使天下人心服，又不能施展智谋斩断曹氏的手足，难怪他屡战屡退了。所以，敌人有可以离间的形势却不去离间，商汤、周武王这样做就是大义；不是商汤、周武王而这样做，就是错失时机，这是仁人君子的大患。吕温认为，孔明承接桓帝、灵帝之后，不可以强迫百姓思念汉朝，应当把道理传播告诉天下百姓，并且说：“曹氏给你们利益，我就侍奉他；损害你们，我就诛杀他。”不知道蜀国同魏国究竟有什么大大超过魏国的地方吗？假如没有大大超过魏国的地方，而又绝不【缺文】能侍奉魏国，那么天下安定时，难道会肯凭空话来震动人心吗？唉！这是书生的议论，可以说，却不能采用。

译韩愈论 圣人的道，有追逐它的名声而喜爱它的人，也有安然体会它的实际内容而以此为乐的人。珠玉、珍珠、犀角、大象牙，天下没有不喜爱的；人们奔走尽力，争斗抢夺，对它们的喜爱不能说不深，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爱它们的实际价值。至于粟米蔬菜肉食、桑麻布帛，天下人把它们放入口中，便知道它们为什么美味；穿在身上，便知道它们为什么安适，这不是只因它们的名声而役使自己吧？韩愈对于圣人之道，大概也只知道喜爱它的名声，却不能享受它的实际内容。为什么呢？他的论说很高，他对孔子、孟轲极其尊敬，对杨朱、墨子、佛教、老子极其严厉，这样用力也不能说不深。然而他的论述一涉及道理就不精密，支离散漫，往往自己违背自己的学说却不知道。从前宰我、子贡、有若相继称扬自己的老师，认为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像孔子这样盛大，即使尧舜的贤能也比不上；他们尊崇圣道、喜好学习也已经达到极点了。然而君子不认为这是可贵的，说：“宰我、子贡、有若，只是智慧足以知道圣人的高大罢了。”至于颜渊，难道也会这样说吗？他大概只说：“老师善于循循善诱地引导人。”由此看来，圣人的道果然不在于把它张扬、夸大。韩愈是知道喜爱圣人之道的名声，却不能享受它实际内容的人。韩愈在《原人》中说：“天，是日月星辰的主宰；地，是山川草木的主宰；人，是夷狄禽兽的主宰。作为主宰却暴虐对待它们，就没有尽到作主宰的道。”因此圣人一视同仁，对亲近者厚待，对远方者举荐。圣人之所以不同于墨子，只是因为有亲疏等差。如今韩愈说“一视同仁”，那么就是用对待人的方法对待夷狄，用对待夷狄的方法对待禽兽，这可以吗？教导人使他具有才能，教化人使他具有智慧，这是对人的仁；减薄对夷狄的礼仪，却推致对他们的诚意，不责怪他们离去而厚待他们归来，这是对夷狄的仁；按照时令杀取禽兽，使用它们有所节制，这是对禽兽的仁。怎么能把这些都一样对待呢？儒家和墨家的相违背，不只是像胡地和越地那样遥远；但在相似可疑的地方，距离又不能超过一根头发，这就难怪韩愈把它们看作一样了。孔子说：“广泛地爱众人，却亲近仁德之人。”仁者有亲疏，就是说孔子并不主张无差别兼爱。孔子祭祀时好像神灵在场，祭神时好像神灵真的在场；神灵不可知，而祭祀者的心认为它仿佛存在，这就是说孔子并不明确承认鬼神。儒者的弊病，在于谈论人性时认为喜怒哀乐都出于情，而不是性所具有的。有喜悦、有愤怒，然后才有仁义；有悲哀、有欢乐，然后才有礼乐。如果认为仁义礼乐都出于情而不是性，那么就是相互带领着背叛圣人的教诲。老子说：“能保持像婴儿一样吗？”如果喜怒哀乐不出于性而出于情，那么就是相互带领着成为老子所说的婴儿。儒者有人说：“老子通晓《易》。”《易》难道是老子一派的吗？而儒者竟有人用老子的学说解释《易》，那么把性分离出来作为情，其弊病本来就发展到这种地步了。唉！君子做学问，只知道一个人的长处，却不知道他的弊病，难道可以称为善于学习吗？《东坡全集》卷四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四十四，宋苏轼撰，论十一首 《思治论》【嘉祐八年作】如今天下究竟有什么忧患呢？它开始时没有确立，最终便不能成功。正因为不能成功，所以厌弃它，反而更加不能确立。一般人的性情，做一件事没有功效便产生怀疑，再做一次便感到疲倦，第三次便放弃它。如今世上的士人彼此观望而没有人肯做，并不是他们没有忠义慷慨的志向，也不是他们的才能、方略、谋划不如别人；问题在于他们苦于事情难以成功，因而不再去确立它，却不知道事情不能成功的原因，正是罪在没有先行确立。现在如果先确立，就可以成功。如今世上有三种祸患，最终却没有人能够除去；它们开始发生，已经有五六十年了。自从修建宫室、兴办祷祠的劳役兴起，钱币、茶盐的法令败坏，又加上战争，天下常常忧虑没有财用。五六十年之间，下层人游谈聚议，上层人变更政令、改革制度来求得增加财富的办法，不可胜数，但财用终究不能增加。自从澶渊之战以后，北方边境虽然求和，却始终没有取得要领；后来又加上西羌的变乱，边疆不得安宁，两个国家更加骄横。用战争不能取胜，用守备又不能稳固，天下常常忧虑没有强兵。五六十年之间，下层人游谈聚议，上层人变更政令、改革制度来求得强兵的办法，不可胜数，但军队终究不能强大。自从选拔任用的法令严格以后，官吏拘泥于法律，不以功名为志向；考核功绩、考察官吏的制度败坏以后，贤能的人没有受到勉励，不肖的人没有受到畏惧，天下常常忧虑没有良吏。五六十年之间，下层人游谈聚议，上层人变更政令、改革制度来求得选择良吏的办法，不可胜数，但官吏终究不能选好。财用不能增加，军队不能强大，官吏不能选好，难道真的是不可能吗？所以说：开始时没有确立，最终便不能成功。正因为不能成功，所以厌弃它，反而更加不能确立。所谓可贵的“确立”，是因为它能预先确定规划。古代君子先确定规划然后办事，所以应对事情有时机，成功也有形迹。众人认为这漫无边际、无法预知，君子却认为这是事理必然，如同煮东西没有不熟的，播种没有不生长的。因此用力少而成功快。从前子太叔向子产问政，子产说：“治理政事像从事农功，要日夜思考它，思考它的开端并谋划它的结局，早晚都实行它，实行时不要超过所思考的范围，就像耕田有田界一样。”子产认为不思考便行动，以及凡是行动超出思考之外，都像耕田没有田界。开始虽然勤劳，最终一定会放弃。如今富人营造住宅，必定先估量自己的财产丰厚还是不足，用来决定住宅的大小；在心中作出决定后，再选择技艺高明的工匠使用。他一定会告诉工匠：“我将建造多少间房屋，估计要用多少材料、多少工役、多少人，哪一天建成；土、石、木材、芦苇，我应当到哪里去取？”技艺高明的工匠一定会告诉他：“某处有木材，某处有石料，需要多少材料、多少工役，某日可以完成。”主人大体都会听从。到了期限便建成，建成后没有超出富人的财力，这就是预先确定规划的结果。如今治理天下却不是这样，百官各司不知道君主想做什么，各人各有打算：喜好大功业的想称王，喜好权势的想称霸，懒惰苟安的想休息。文官所到之处就治理刑狱，聚敛之臣则把搜求财货作为急务，百姓不知道应当听从谁。等到发布一项政令，只说：“姑且试行罢了。”至于能否成功，本来还不知道。前一项政令还没有看出利弊，后一项政令又发布了。如今所谓新政，听它开始时的议论，难道不是非常美好、令人高兴吗？然而施行于天下之后，最终却不知道它会怎样结束，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预先确定规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任用或舍弃取决于个人好恶，政策废止或兴起取决于人数多少，所以有把万全的利益因一点小小的不便而废弃的，也有把百世的祸患因一点小利而不顾的。所任用的人没有固定的责任，所发布的政令没有成效，这就像要走千里路却不带粮食，到了路上向行人乞讨；又像治病却不知道应当使用什么药，百种药都试一遍，把希望寄托在其中某一种碰巧有效上。想要除去三种祸患，是不可能的。从前太公治理齐国，周公治理鲁国，到了几十代以后，子孙的强弱、风俗的好坏，都可以预先推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施行的政策专一，所以形势本来就有办法使它发展。管仲辅佐桓公，从开始执政直到成就霸业，他所施行的措施都有方法；等到成功时，人人都知道成功的原因，直到今天仍可以验证。咎犯在晋国，范蠡在越国，晋文公、勾践曾经想使用百姓，两位大臣都认为时机尚未成熟；等到认为可以使用时，便攻破楚国、灭亡吴国，好像寄放在邻居那里再取回来一样。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看得明白，谋划得成熟。如今的世道，也只要同有远见的人共同深思熟虑罢了。士人争相说：“这样做财用可以增加，这样做军队可以强大，这样做官吏可以选好；我选择可行的办法来制定规划，用勇气发布它，用专一守住它，用强力贯彻它，日夜求得符合既定规划的范围，不要务求超出规划之外。这样做的人专一，政策统一，从来没有不成功的。” 财用不能增加，军队不能强大，官吏不能选好，这三件事是国家存亡的根源，也是天下的大事。以天下的大事，却有一个人独自专擅并包揽议论，那么他治理这三件事的方法，其得失本来就还无法知道。虽然得失无法知道，但这三件事决不能不治理，却是可以知道的。所以不可以没有方法。方法并不难懂，却难以听取；并不难以听取，却难以实行；并不难以实行，却难以收效。孔子说：“善于谋划而能成功；如果善于谋划却不能成功，还不如没有谋划。”世上有一个爱剑的人，聚集天下的优质金属铸剑，三年才铸成，认为自己的剑天下无敌。剑铸成后却像狼一样歪斜、残缺折断，不能使用。为什么呢？因为只知道铸造，却不知道收效。如今世上办事的人，即使事情很小，想使它成功的常常不过几个人，想破坏它的却常常多得数不清。可以成功的功业往往很难显现，仿佛不能成功的情形却常常先出现。上面的人正在昏乱而又不相信自己，哪里还有时间顾及收效呢？古人有敢于触犯最困难的事情而谋求最长远的目标的，他们究竟有什么办法呢？而且这样做的不只是圣人。商君改革秦国法令，触犯万人之怒，排斥全国的议论，形势如此违逆。

译苏秦实行合纵，把天下各国的差异联合成一体，把六国疏远的关系联结得像亲人一样，他的谋划如此迂曲。淮阴侯向高帝请求三万人，愿意向北攻取燕、赵，向东攻打齐国，向南截断楚国的粮道，再向西在荥阳会合。耿弇也向世祖进言，想先平定渔阳，攻取涿郡，回头收取富平，然后向东攻下齐地。世祖认为这种谋划疏阔而难以配合。这些都是越过别人的都邑去谋取别人的国家，功业的谋划如此疏远。然而这四个人执行起来却像很容易一样，从自己口中说出，在自己手中完成；他们认为既然已经答应了君主，就应当亲自把它带回来。如今我凭借本来属于自己的天下，去实行我所得到的事情；事情又没有违背天下人的意愿，也不需要等待别人具备条件，就像有财物便自己使用，有儿子便自己教育一样。然而政令发布于天下，有发布而没有成功的情况，已经五六十年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只知道发布而不知道收效吗？不是不知道收效，难道是规划漫无边际而没有收效之处吗？所以我提出这样的说法：“先确定规划，然后办事。先确定规划，才可以谋划对付别人；没有先确定规划，连谋划自己都常常不能充分，何况谋划别人呢？”而且如今的世俗还有值得忧虑之处：士大夫对朝廷的信服不深，却都喜欢议论，专门非难君上，使人被是非弄得昏乱，不知道应当听从什么。听从他们，事情就会被举起，却没有什么可以真正做成；不听从，他们所实行的事情又常常多有变故，容易失败。事情之所以多有变故而容易失败，是因为人人都坚持自己的私意来破坏它；下层的议论压倒一切，而希望它不能成功的人很多。富人谋求利益，常常能够成功，世人认为这是福气，其实不对。富人一向深得人们信任，平素又使人信服；他所做的事没有人加以损害，他所希望的事没有人非难，事情尚未成功，众人已经先替他成就了。事情施行时有形势，成功时有气势。富人就是凭借这种形势，承接这种气势。想使事情容易成功，就应当先治理那些使天下人信任、服从自己的因素。天下的士人不能用力量战胜；既然不能用力量战胜，就不如顺从众人。顺从众人，不是顺从众多人的言论，而是顺从他们没有说出来却共同认同的东西，这才是真正顺从众人。众多人的言论并不是真正的众意，只是传到我耳边、接触到我面前的声音，没有一句不是他们自己的私说。对我来说是众多，对天下来说却是少数。那些众人不说却共同认同的东西，众多人的言论都不喜欢。若因为众多人的言论不喜欢，就抛弃众人不说却共同认同的东西，那么喜欢它的人就少，不喜欢它的人反而多了。古人常常因为顺从众人而取得天下人的心，世上的君子却常常因为顺从众人而失去天下人的心，不知道古人所顺从的不是众人的言论，而是众人共同认同的东西。怎样可以证明这一点呢？世人所谓违逆众意、招致怨恨而不可实行的事情，没有比削减任子恩荫更明显的了。然而不顾众议而实行它，已经五六年了，天下却从未有一句话。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们口头上不喜欢，而心里却共同认同。顺从他们心里共同认同的东西去实行，即使似乎仍有人发言，也可以不必理会了。所以我提出这样的说法：用勇气发布，用专一守住，用强力贯彻。假如懂得这三点，不只是治理我国而已，即使向北攻取契丹也可以。《正统论》三首【至和二年作】总论一 所谓正统，究竟是名分，还是实际呢？正统的说法是：正，是用来纠正天下的不正；统，是用来统一天下的不一。不幸有天子的实际却没有天子的名位，有天子的名位却没有天子的德行，这两个人并立于天下，天下怎么能有正，怎么能有一？于是关于正统的论辩就确定了。所谓正统，不过是说拥有天下罢了，也就是有人得到这个名分，同时又具有这个实际。这样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天下本来有不肖之人却说自己贤能的，却没有地位卑贱的人说自己尊贵。天下的争端，从贤与不肖开始，圣人为此忧虑，不敢因此扰乱贵贱的秩序，所以天下人知道贤能不能夺取贵位。天下尊贵的人，圣人没有不尊重他，因为还要依靠贤与不肖的区别存在。把轻的名分轻易给人，把贵重的名分郑重地给人；等天下贤能之后，人们便知道贵位不如贤能；知道贤能不能夺贵，所以不争；知道贵位不如贤能，所以趋向实际。使天下不争名分而趋向实际，这也就足够了。正统，不过是名分所在罢了。名分虽在，却不能给那个人增加实际利益，名分才会变轻；名分变轻，实际才会变重。我想使天下的实际受到重视，于是就使名分变轻。关于正统，任凭它自然取得的有十个：尧、舜、夏、商、周、秦、汉、晋、隋、唐；我认为可以给予正统名分、用来保存教化的有六个：魏、梁、后唐、晋、汉、周。这样一来，尧、舜和三代之所以比后世君主贤明，都不在于拥有正统。因此后世君主如果不是依靠正道取得天下，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同尧、舜和三代相比的。于是实际便受到重视。

译辩论二 “正统”的论说起于欧阳子，“霸统”的论说起于章子。对于二人的论说，我既然赞同欧阳子，就不能不与章子辩论，以维护欧阳子。欧阳子的说法得以完整，而我的说法也因此更加明白。章子说：“把晋、梁列入正统是错误的，且不妥善；把魏列入正统则不对。”这是因为章子不知道名与实各自所在。所谓正统，不过是说拥有天下罢了，只是一个名号。正统既然果真只是名号，又从哪里知道它的实际呢？只要看天下共同奉谁为君而把这个名号加给他，又何必知道其他呢？章子认为魏不能统一天下，不应列入正统。魏虽然不能统一天下，但天下也没有像魏这样强大的国家。吴虽然还存在，却并不是可以与魏并立的形势，为什么不把正统给魏呢？章子不绝五代，也不过是因为认为天下没有能与它相抗的国家罢了。如今却绝弃魏，魏怎么能没有话说呢？正统，是因为厌恶天下没有君主而设立的。因此，天下虽未统一，却还没有达到两个政权并立的地步，君子就不忍心把它断绝于无君之世。况且德行相同、力量相当时，不称臣也是可以的。如今由于天下不幸而没有统一，德行既没有谁能超过谁，弱者又不肯向强者称臣，在这种情况下仍不给它正统，也就是看重天下的不幸，反而助长不臣服强者的行为。章子说：“乡里人尚且以同盗贼为伍为耻，圣人难道能与篡位的君主同列一个名号吗？”我将回答说：“这个乡里人和这个盗贼，百姓都还是百姓，士人都还是士人，大夫都还是大夫，难道也要和他们一起坐席吗？如果形势确实使人不得不和他们同席，那么乡里人又有什么可耻的呢？圣人取得天下，篡位的君主也取得天下，只是形势使人不得不与他们共用同一个名号，圣人又有什么可耻的呢？”我认为圣人以篡位的君主为耻，篡位的君主又怎么能使圣人蒙羞呢？章子说：“君子最重视居于正位，却让不正当的人占有它，这说明正与不正之间的差别还没有很远。”那么，章子所谓的“正”究竟是什么呢？是以一个人的正当为正，还是以天下有君主为正？一个人的正当，是天下的私正；天下有君主，是天下的公正。我不取那种私正。天下没有君主，篡位的君主出来统治天下；汤、武已经死去，我到哪里去取正呢？所以篡位的君主，也不过是当时的正统罢了。章子说：“祖父和孙子即使相差一百岁，但儿子只有五十岁，那么儿子就不能称为长寿。汉和晋虽然取得天下，但魏不能统一天下，所以魏不能拥有正统。”我将回答说：“如果他的哥哥四十岁就死了，那么他的弟弟五十岁时算长寿吗？弟弟是否算长寿呢？” 他的哥哥魏，能否拥有正统，也只是在当时而已。章子把这比作妇人，说舅舅宠爱妾，就把妾当作姑母；我将回答说：舅舅既然把她当作妻子，妇人为什么偏偏不能把她当作姑母呢？把妾当作妻子，是舅舅的过错；妇人称她为姑母，大概并不是妇人的罪过。把天下整个接受下来，魏、晋也不过是汉、魏的过错罢了。把正统给他们的人，难道独独有什么罪过吗？不过，欧阳子的论说还有与我的说法不同之处：欧阳子所赞同的，正是我所赞同的；但欧阳子赞同它的理由，不是我赞同它的理由。欧阳子看重授予正统，而我看得较轻。况且他还说：“秦、汉以来，正统屡次断绝，而得到它的很少。正因为得到它的很少，所以这个名号格外尊贵而重要。”唉！我并不认为得到它的人少是好事；幸而得到它的人少，所以还能使这个名号尊贵重要；如果不幸人人都能得到，欧阳子难道还敢有所不授予吗？而且他如此看重正统，把它施加给篡位的君主，确实像是过分了。因此章子才有机会提出他的说法。文王终身未能得到正统，而魏、晋、梁却得到它；如果正统果真如此尊贵，那么文王反而要对魏、晋、梁感到惭愧了。一定要使正统不能成为圣人最盛大的节操，那么得到它也就没有益处；既然得到它没有益处，所以即使把它完全授予篡位的君主，也不算过分。使文王没有得到而魏、晋、梁得到的东西，都成为我所轻视的东西；这样，魏、晋、梁就没有什么可使文王惭愧的，文王也没有什么可对魏、晋、梁惭愧的了。

译辩论三 始终得到正位，天下统一，这两种情况一定都是通过正道取得的吗？难道也可能不是通过正道取得的吗？可悲啊，有人竟然认为不是通过正道取得的也可以。于是便把它们一概归入正统的名号。欧阳子说：“都属于正统，这是从名号上说的。”章子说：“正统，又叫霸统，这是从实际说的。”欧阳子从名号上说，纯粹着眼于名号，因此不知道实际的止境；章子夹杂着实际来说，虽然谈实际，却又没有把实际说尽。章子的意思，是认为霸统重在实际，却不知道实际被轻视，正是从霸统开始的；使天下的名号都不能超过实际，本来就是章子的主张。天下的名号果真不能超过实际，那么我就认为章子超过了圣人。圣人出于不得已，不能因为实际而损伤名号，章子却能这样做。况且我难道不知道占有正位的正当性【如魏从汉那里接受正统，晋从魏那里接受正统】不如至公大义的正当性吗？只是也有不得已的情况罢了。依照章子的说法，我将把标准求得完备：尧、舜凭德，三代凭德与功，汉、唐凭功，秦、隋、后唐、晋、汉、周凭力量，晋、梁凭弑君【不说魏，是因为根据章子的说法来同他辩论】。如果从实际说，那么德与功不如单纯的德，功不如德与功，力量不如功，弑君又不如力量。这样说来，尧、舜以下取得正统的，前后总共经历了四个“不如”，然后才到了晋、梁。而章子却认为天下的实际已经完全包含在正统、霸统之间了。欧阳子纯粹着眼于名号，所以不知道实际究竟到哪里为止；章子夹杂着实际，所以即使晋、梁弑君的罪行是天下所不能容忍的恶事，实际地位反而也不能超过霸统。那些人最初获得正统的虚名，却没有料想到自己的实际罪行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章子便告诉他们说：“你们是霸者。”弑君而取得天下，竟然还不失为霸者，那么章子的说法本来就是便利于篡位者的。难道章子是说弑君者的实际只达到霸者吗？他其实已经把实际归入一个名号之中，虽然想再给它加上罪名，却不可能了。王者死去，而霸者对天下有功，我认为汉、唐称霸是适宜的。即使不得已而把正统给秦、隋、后唐、晋、汉、周，我还要感到遗憾，怎么能把它一并加给弑君的人呢？唉，我并不吝惜名号，而是怜惜实际。霸者与王者的关系，就像哥哥与父亲的关系一样。我听说天下人的父亲中，曾有人被称为“尧”，于是便说“必须像尧才配做父亲”；稍微不像尧，就降格为哥哥，那么瞽、鲧恐怕还会被降到奴仆侍妾的地位。天下将要出现把父亲降到奴仆侍妾地位的人，也就不足为怪了。遵从章子说法的人，其弊端本来就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所以说，不如纯粹从名号上说，纯粹从名号上说。因此，晋、梁取得天下，名义上称为正统；至于他们弑君的实际罪行，只由天下后世去加以评判，而我不替它们规定同等的尺度。这样一来，晋、梁的恶行难道不会在天下受到无穷的诛责吗？实际在这里反而不更加受到重视了吗？章子说：“尧、舜称帝，三代称王，夏称氏，商、周称人。古人对于君主有轻有重，确实有这样的说法。按照他的霸统论，岂不是执取圣人说法的一端来替自己借用口舌吗？这样一来，还有什么说法不能成立？我也将说：‘孔子删定《书》，虞、夏、商、周都称为《书》；汤、武、王、伯禽、秦穆公都称为《誓》。如果按照我的说法把它们都称作正统，谁能说不可以？’圣人面对实际，是不损伤名号，然后顺从实际。帝也是天子，王也是天子；氏也是人，人也是氏，究竟损伤了什么名号呢？像章子所谓的霸统，却是损伤名号而丧失实际。” 大臣论上 能够以义理匡正君主，又不危害国家，可以称为大臣。天下不幸而没有明君，使小人掌握权力；在这种时候，天下的忠臣义士没有不想奋起击打他们的。小人必定先取得君主的信任，再在天下巩固自己，所以不能贸然依法击打。击打而不能胜，身死，祸患只止于一身；击打而胜，君臣之间不能相安，天下必定灭亡。因此《春秋》的法则是，不等待君命而诛杀君主身边的恶人，就称为叛乱。晋国赵鞅进入晋阳而反叛，就是这种情况。世上的君子如果有志于天下，想扶助衰弱、拯救危难，就必须先考虑行动的后果，谋求一种可以长期立足的功业；能否成功，就听凭天命。因此成功以后天下才能安定。如今小人君主不诛杀而我去诛杀，就是侵犯君主的权力，所得功业也不能长久。既然侵犯了君主的权力，却还能面向北方安坐在臣位上，使君主不怀疑我，天下从来没有这种事。国家有小人，就像人身上长瘿。人的瘿一定生在颈部并附着于咽喉，所以不能轻易除去。有一个卑贱的人，忍不住愤怒而把它割掉，结果是除去了疾病却因此丧命。汉朝灭亡、唐朝覆灭，都是这个原因。自桓帝、灵帝以后直到献帝，天下的权力归于宦官；贤人君子，进不能容于朝廷，退也不能容于乡野，天下的愤怒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在这时，议论的人认为天下的祸患只在宦官，除掉宦官，天下便无事了。然而窦武、何进等人攻击宦官没有取胜，只落得自身死亡；袁绍攻击而取胜，汉朝于是灭亡。唐朝衰落时，情形也大致相同。自仇士良、鱼朝恩等人以后，天子的废立都听命于宦官。在这时，士大夫的议论也只在于除去宦官。然而李训、郑注、元载等人攻击宦官没有取胜，只落得自身死亡；到崔昌遐攻击而取胜，唐朝也因此灭亡。他们尚未除去宦官时，宦官不过像一块累赘的瘿；等到除去之后，创口便溃裂四散，接着导致死亡。为什么呢？这是侵犯君主权力而不能长久据有的功业。况且做臣子却不顾君主，把自身孤注一掷，只为满足天下人的愿望，也已经很危险了。所以成功了便成为袁绍、崔昌遐，失败了便成为何进、窦武、李训、郑注。那么，忠臣义士从这里又能得到什么呢？窦武、何进败亡，天下人都为他们悲哀，认为是不幸；然而没有成功，却也算是一种幸运。假使他们成功了，这两个人又将凭什么立足呢？所以说：能够以义理匡正君主，又不危害国家，才可以称为大臣。大臣论下

译天下的权力掌握在小人手中，君子想攻击他们，不使自己灭亡，就会使君主灭亡。那么，这种小人终究不能除掉吗？我听说：逼迫别人的人智谋浅，被别人逼迫的人智谋深；不是才能有所不同，而是所处的形势如此。古代用兵，包围敌军时不要逼迫，穷途末路的敌人不要追赶，确实是怕他知道必死而拼命，那么即使兵力众多也没有用。所以说，同船遇到风浪，胡人和越人也可以互相救援，如同人的左右手。小人心里知道自己背负天下人的怨恨，也知道君子不会宽赦自己，于是便日夜谋划，以防备突然发生、无法预料的祸患。如今君子又跟着憎恶、逼迫他们，因此他们的谋划不得不更加深密，交结不得不更加紧密。交结紧密而谋划深密，他们施加毒害时就会愤怒暴戾而不可解。因此天下的祸患，往往起于小人，却因君子加速逼迫他们而形成。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是客，小人是主人。主人尚未发作，客人却先行动，那么小人的言辞就占理，君子的形势就近于不顺。言辞占理便可以欺骗众人，形势不顺便难以号令部下。所以过去那些起事的人，常常从中途开始行动而众人离散，以至于失败，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明白吗？至于有智慧的人就不是这样：对内，用来巩固君子之间的交往，厚厚地积蓄自己的势力；对外，表面上顺从而不违背小人的意愿，以等待时机。宽待他们，使他们不憎恨我；姑息他们，使他们不忧虑我；用利益引诱他们，使他们的智谋昏乱；顺着他们的心意，使他们的怒气消退；然后等待他们先发作，乘机利用他们的漏洞，推动已经坠落者下坠，并挽救濒临断绝的局面。这样用力少而没有后患，也没有人敢抢先做这件事，所以君主不愤怒，形势也不逼迫。这样做，功业完成而天下安定。如今小人，逼迫他们就会联合，宽待他们就会离散，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他们见到利益不能不争，见到祸患不能不躲避，没有信用不能不相互欺诈，没有礼节不能不相互轻慢。因此他们的交往存在间隙，党羽很容易瓦解。然而君子不致力于宽待他们、等待变化，反而急于逼迫他们使其交结，这也就错了。君子和小人杂处而胜负未决，为君子谋划，不如深入交往而不妄动。如果不能深入交往而不妄动，小人就会倒拿着刀柄，乘我们的空隙而入。过去汉高祖病重，把天下托付给周勃、陈平；等到高后临朝，擅自封王诸吕，废黜刘氏。周勃、陈平平日放纵饮酒，一句话也不提此事；后来采用陆贾的计策，以千金与绛侯结交，最终凭此诛灭诸吕，安定刘氏。假如这两个人彼此不能合作，那么将相之间忙于相互攻击，哪里还有时间顾及刘氏、吕氏的存亡呢？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将相和睦协调，士人就会预先归附；士人预先归附，即使天下发生变故，权力也不会分散。唉！懂得这个道理，就足以做大臣了。续欧阳子朋党论 欧阳子说：“小人想要掏空别人的国家，必定先提出朋党的说法。”唉！国家将要灭亡，这就是征兆吗？祸患没有比权力转移到他人手中更大的，君主没有比国家出现党争更危险的。出现党争就一定争斗，争斗起来小人必定获胜，权力也就归于他们，君主怎么能不危险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君子用道义侍奉君主，君主一定敬重他们却疏远他们；小人只听从君主的言语而不违背，君主一定亲近他们而轻慢他们。疏远的人容易被离间，亲近的人却难以离散。而君子不得志，就奉身退居，安于道义而不做官；小人不得志，就侥幸等待再次被任用，只想着报复怨恨，这就是他们必定取胜的原因。曾经有人评论说：君子像嘉禾，培植它非常困难，除去它却很容易；小人像恶草，不播种也会生长，除去后又会更加繁茂。世上从来没有不除掉小人而能治理好的国家。然而除掉小人最困难，排斥其中一个，援救他的人就很多；把同类全部除尽，众人的怨恨也会很深。小的重新被任用而肆意施威，大的得志而窃取国家，善人被他们扫地出门，世上的君主也为之屏息。譬如防蛇却没有打死，刺虎却没有刺毙，它们伤害的人反而会更多。齐国田氏、鲁国季孙氏就是这样。齐、鲁两国的执政者，没有不是田氏、季孙氏的党羽。历数代君主都没有忘记诛讨他们，但最终简公被弑，昭公、哀公失去国家；小人的党羽竟不能除去到这种地步。而汉代党锢之狱、唐代白马之祸，使忠义之士被斥逐而死，一个不剩；君子的党羽竟又如此容易被消灭。假使世上的君主知道容易消灭的应当警戒，不能轻易除掉的应当畏惧，情况就会有所好转。况且君子在世上并没有那么多，小人也没有那么多。凡是有才智、锐意追求功名而热衷进取的人，只是随着所被任用的对象而变化罢了。孔子说：“仁德之人安于仁，聪明之人以仁为利。”他们未必全都是君子。冉有跟从孔子，就是门人中的优秀者；跟从季氏，就成了聚敛钱财的臣子。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假使没有陷入王叔文的党派，他们的高才绝学也足以成为唐朝的名臣。过去栾怀子得罪于晋国，他的党羽都出奔。乐王鲋对范宣子说：“何不召回州绰、邢蒯？他们都是勇士。”范宣子说：“他们是栾氏的勇士，我能得到什么呢？”王鲋说：“你如果把他们当作你的栾氏，他们就是你的勇士。”唉！范宣子早听从王鲋的话，哪里只是得到两人的勇力，哪里还会有曲沃之变呢？我认为治理之道，只在于去除过分之处。如果只罢黜首恶而宽赦其余，使有才能的人不失去富贵，无才能的人也没有遗憾可积，那么将来为我们任用他们还来不及，哪里还会有报复怨恨呢？人之所以成为盗贼，只是因为衣食不足。农夫和市民，怎么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盗贼？而衣食一旦充足，盗贼难道没有不能重新成为农夫和市民的吗？所以善于除盗的人，就要打开衣食之门，使他们恢复本业；善于除小人的人，就要用富贵之道诱导他们，使他们瓦解党羽。凭借武力取得威势、争胜的人，大概没有不反过来被其所伤的。曹参治理齐国时说：“千万不要扰乱狱讼和市集。”狱讼和市集，是奸人容身的地方。懂得这个道理，也就差不多可以防止破坏善治了。奸邪固然不能让它壮大，却也不能完全不容纳。假如奸邪没有容身之处，君子难道能长久安定吗？牛、李两党的势力遍布天下，李德裕却凭一人之力，想把他们一网打尽并置于死地，这就是他很快遭受仇人祸害的原因。奸臣重新炽盛，忠义更加衰微；凭武力取得威势、争胜，果然不可以吗？我因此续写欧阳子的说法，作为君子和小人的戒鉴。

译屈到嗜芰论 屈到喜爱菱角，病重时召来宗族中的老者，把遗言托付给他们说：“祭祀我时一定要用菱角。”到了小祥祭，宗族中的老者将要进献菱角，屈建命令把它撤去。君子说：“不违背礼而合乎道。”唐代柳宗元对此非难说：“屈到依礼制末节行事，怎么忍心断绝他父亲临终前的话？况且礼制规定，在斋戒的日子，要追思死者所喜欢的东西，追思死者所嗜好的东西。子木撤去菱角，怎么能算合乎道？柳子的浅陋太严重了。”子木是楚国卿大夫中的贤者，难道会不知道做儿子的道理，即对待死者如同对待生者？何况对于临死前反复叮咛的话，竟弃置不用，这是人情所能忍受的吗？其中必定有非常不能忍受的理由，压倒了他的私人感情。人在死生关头，圣人都极其严肃：死在正寝，不死在妇人手中；直到系好冠缨、收敛手足这些末节，也不敢不尽力。可见他对于死生的变化也是极其看重的。父子平日的言语，可以用恩情压过义理；到了死生这样最严肃的关头，难道能容许以私情损害公义吗？曾子病重时，称道君子可贵之处有三件：孟僖子临死，使他的儿子向仲尼学习礼；管仲病重时，劝桓公除掉三位近臣。这几位君子的话，有的以社稷为主，有的勤勉于道德，有的教训子孙，虽然所趋向不同，但都笃守大义，不偏私于自身。像这样，如今赫赫有名的楚国，若敖氏中的贤者名闻诸侯，身为正卿，死后不忧虑百姓，却只担心口腹之欲，这种浅陋也太严重了。假使子木真的照做，国人传诵这件事，太史记录下来，那么天下后世不知道子木的贤德，只听闻他的浅陋，子木难道忍心这样做吗？所以说：“这其中必定有极其不能忍受的理由，压倒了他的私人感情。”然而礼所说的“追思死者所喜欢的，追思死者所嗜好的”，说的是子女追念父母的方式。曾晳喜欢羊枣，曾子不忍心食用；父亲死后不能读父亲的书，母亲死后不能拿母亲的器物，都是为人子女的自然感情，难道要等父母留下遗命吗？如今进献菱角这件事，如果出于屈建自己的意愿，尚且可以；如果是由他的父亲要求，便显得浅陋了。难道可以因为饮食的缘故，使父亲成就最大的浅陋吗？曾子病重卧床，曾元对于更换竹席感到为难，曾子说：“君子以德来爱人，小人以姑息来爱人。”如果柳子的说法正确，那么曾元就是孝子，而曾子反而只顾礼的末节，在病危时更换竹席，便成了极不仁的人了。中行偃死时，嘴不能含饭，范宣子与他盟誓并抚慰他说：“侍奉吴国，难道敢不像侍奉君主那样吗？” 他又看着栾怀子说：“如果主君最终不肯继承君位，那么我若侍奉齐国，有如黄河！”于是闭上了眼睛。唉！范宣子知道侍奉吴国是对君主忠诚，却不知道以报答齐国来成就中行偃忧国的美德；若论忠诚，后者更大。古人用爱与憎作比，说有一种“美疢药石”：石头尚且能使人活命，令人感到舒服的病，毒害反而更多。由此看来，柳宗元对屈到的爱，是令人舒服的病；子木违背父亲遗命，却是药石。

译龙虎铅汞论 人的生死，没有不是由坎、离决定的。坎离相交就生，分离就死，这是必然的道理。离代表心，坎代表肾。心所认为对的，没有不正的，即使桀、跖也是如此。他们之所以成为桀、跖，是因为内心轻而外物重，所以常常做自己心中认为不对的事。肾气强盛而满溢，就会产生欲念，即使尧、颜也是如此。他们之所以成为尧、颜，是因为内心重而外物轻，所以常常做心中认为对的事。由此看来，心的本性守法而正，肾的本性淫邪，水火的德性本来就是这样。子产说：“火猛烈，人望见它就害怕；水柔弱，人便亲近玩弄它。”通达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个道理的。龙，就是水、汞，是精，是血，从肾产生而由肝收藏，是坎之物。虎，就是火、铅，是气，是力量，从心产生而由肺主管，是离之物。心一动，气就随之而起；肾一溢，精血就随之流出，就像火有烟焰一样，出去后没有再返回柴薪的。世上不学习道术的人，龙常常从水中出来，所以龙飞而汞枯；虎常常从火中出来，所以虎奔而铅竭，这是活人的常理。顺着这个规律就死，逆着这个规律就成仙。所以真人说：“顺着运行就成为人，逆着运行就成为道。”又说：“颠倒五行的法术，是让龙从火中出来；不顺着五行运行，是让虎在水中生成。”有一位隐士教我说：“人能够端正坐下，闭目，调息，握固，心神安定、呼吸受到控制后，就慢慢闭住呼吸【达摩胎息法也必须闭息；如果像佛经所说等待呼吸自行停止，恐怕最终不能达到】。虽然心中没有任何念头，却卓然精明、毅然刚烈，如火不可侵犯。呼吸憋到极限，就稍微放开一点；气息微弱时再闭住【正在放开时，也要一息一息地把气送回下丹田】。这样推数，以次数多为好，以时间久为功。不到十天，丹田就会温暖而水气上行；越久越温暖，直到像煮沸的水向上升，蓬勃如云气从泥丸宫蒸出。离就是丽，即附着于事物而显现火的性质。眼睛被色彩牵引，耳朵被声音牵引，口被滋味牵引，鼻被香气牵引，火便总是随着这些东西而附着。现在我寂静下来，不再被外物牵引，火无所附着，那么它将往哪里去？水就是它的配偶，形势必定随水而行。坎就是陷，事物到来就接受它，这是水的本性，何况它的配偶呢？水火相合，火不再炎上而水自然上行，这就是所谓龙从火里出来。龙从火中出来，龙就不飞，汞也不干；十多天以后，头脑充实而腰脚轻快。闭息时，常常把舌头卷起向上，以防悬痈；即使暂时达不到，也要用意念达到，久了就能做到。这样不停地练习，汞便下降进入口中；调息时，就用口含漱并温养它，必须满口以后再咽【如果还没有满，就暂留在口中，等下一次】；仍然用空气送到丹田，常用意念温养它，久而久之就化为铅，这就是所谓虎向水中生成。这种说法奇特而贯通，精妙而简要果断，是值得相信的。然而我有一个大忧患：一生中产生这种志愿已有一百一十次，都虚妄拖延而没有成功。我想，这种道术如果不献出身体去实行，不剖开内心去接受，不用尽生命去守持，就不能成功。我今年已经六十岁，名位败落，兄弟隔绝，父子离散，身处蛮夷之地，北归遥遥无期；世俗的滋味，也可以知道了。如果还在此事上虚妄拖延，真是不如人了。所以这几天来另发誓愿：譬如古人到穷山避难，或被放逐到边远之地，啃草、御寒，他们是什么人，我也要这样做吗？已经命人制作一张禅榻、两张大案，放在明窗之下，今后每天专心治理此事；又已经做了干蒸饼一百枚，从二月一日开始，完全断绝人事，饿了就吃这些饼，不饮汤水，不吃别的东西，细细咀嚼以产生津液，有时只喝少量酒。午后稍微睡一会儿，一更时睡下，三更时起床，坐到天亮。有太阳时采太阳之气，有月亮时采月亮之气，其余时间不是数息炼阴，就是行走。现在所论说的只是龙虎诀。这样坚持一百天，或许会有所成就；不读书，不写文章，暂且一时束之高阁，以等待将来；不游山玩水，除了会见道人以外不接待客人，不参与饮酒，都是没有益处的。深恐自己容易改变的性情不能最终践行这些话，所以先写信告知，希望将来对弟弟惭愧时，反而不敢改变。此事非常困难，不知道最终能否不感到惭愧？这封信既是用来坚定自己，也是想把它告诉弟弟。卷舌可以磨炼悬痈，最近得到这个方法，起初十分秘密珍惜，说这是禅家所得的向上一路，价值千金也不传授。人们的见识如此，虽然可笑，但确实极有效验。不过实行数日之间，舌下筋络大概会紧张疼痛，应当逐渐使它习惯。如果舌尖果真能够到达悬痈，那么使华池之水产生，没有比这更快捷的了。又说此法名为“洪炉上一片雪”，应当暂且保密。

译上张安道养生诀论 近来我很留意养生，读了许多书，也招纳了许多方士。他们的方法有几百种，我选择其中简便易行的，间或实行，往往有效。现在这个方法尤其奇妙，才知道神仙长生不死并不是虚妄之言。它的效果起初并不明显，但积累一百多天以后，功效不可估量；与服药相比，力量强百倍。我很早就想把它献给您，但它的妙处不是语言文字所能描绘，不过可以说出大概。如果相信并实行，一定大有益处。它的具体方法如下。每天夜里子时以后【三更三、四点，直到五更以来】披衣起身【只在床上拥被而坐也可以】，面向东方或南方盘腿而坐，叩齿三十六次，握固【用两手拇指握住第三指或第四指，再以其余手指握住拇指，两手支撑在腰腹之间】，闭息【闭息是道家最精妙的要诀，首先必须闭息，同时排除杂虑，扫灭坐相，使心境澄湛、各种念头不起；自己感觉出入的呼吸调匀后，就闭住口鼻】。内观五脏：肺白、肝青、脾黄、心赤、肾黑【常把五脏图挂在墙上，使心中熟悉五脏六腑的形状】。然后观想心如炎火，光明洞彻，向下进入丹田；等到腹部胀满、气息达到极限，就慢慢出气【不能让耳朵听到】。只要出入气息均匀调和，就用舌头接触唇齿，在口腔内外漱炼精液【如果有鼻涕，也必须一同漱炼，不要嫌它咸；炼久以后自然甘美，这是真气，不能丢弃】。还没有咽下时，再按照前法闭息、内观，将心收纳到丹田，调息、漱炼津液，都依照前法。这样做，直到津液充满口腔，再低头咽下，用气送入丹田；必须用意念精纯猛烈，使津液和气发出咕咕声，直接进入丹田。再依照前法进行，总共闭息九次、咽津三次便停止。然后用左右手把两脚心搓热【这是涌泉穴上通头顶的气诀妙处】，以及脐下、腰部、脊部，都使它们热透【慢慢搓，使身体微微出汗也无妨，不可气喘急促】。接着用两手摩擦、温熨眼睛、面部、耳朵、颈项，使它们极热；再按捏鼻梁左右各五七下，梳头一百多下，然后安睡直到天明。以上方法极其简便，贵在长期坚持而不废弃，便会有深厚功效。姑且试行一二十天，精神自然会不同，感觉脐下充实温热，腰脚轻快；长久坚持不止，距离成仙也不远了。只是应当练习闭息，使自己逐渐能够坚持更久；按照脉搏来计算，脉搏跳动五次为一息。近来我闭息能够渐久，每次闭到一百二十次脉搏跳动才放开，大概已经能闭二十多息了。又不可强行闭息太久，使气息错乱，或突然冲出，反而会造成伤害，务必慎重。还必须常常节制晚饭，使腹中宽松空虚，让气息能够回转。白天没有事情时，也要时时闭目内观，漱炼津液并咽下，摩擦温熨耳目，以助长真气。清静专一，大概就容易见到功效了。神仙的最高道术，有三种情况不能学习：一是忿怒急躁，二是阴险刻毒，三是贪欲。您气量高雅、品德清正，没有这三种毛病，我私下认为您可以学习，所以献上这点微薄之意。将来相见时，再向您陈述其中精妙之处。文章、书籍和口诀多用枝蔓之辞、隐晦之语，最终看不到下手的直接路径。现在姑且直指精要，可以说是至理而不烦琐，是长生的根本。希望您深加珍藏保密，不要让庸俗妄人窥见，以免泄露至道。

译续养生论 郑子产说：“火猛烈，人望见它就害怕；水柔弱，人便亲近玩弄它。”翼奉论述六情十二律时，谈到水火说：“北方的性情偏爱，喜欢做贪婪凶狠的事；南方的性情厌恶，厌恶邪行而崇尚廉正。廉正所以成为君子，贪狠所以成为小人。”我参照二人的学说而加以说明：“火猛烈而水柔弱，猛烈产生正，柔弱产生邪。火代表心，水代表肾，所以五脏的性质是心正而肾邪。肾没有不邪的，即使上智之人的肾也是邪的；然而上智之人常不淫乱，是因为心的主宰作用端正，肾听从心的命令。心没有不正的，即使下愚之人的心也是正的；然而下愚之人常常淫乱，是因为心不能主宰，肾在主持政事。知道这一点，就知道铅汞龙虎的说法了。”什么叫铅？凡是气都叫铅，或趋走，或跌倒，或呼，或吸，或执持，或击打，凡是运动的都属于铅。肺实际主管它的出入，肺属金，是白虎，所以称为铅，又称为虎。什么叫汞？凡是水都叫汞，唾液、鼻涕、浓血、精液、汗液、大小便，凡是湿润的都属于汞。肝实际收藏它，肝属木，是青龙，所以称为汞，又称为龙。古代真人论内丹时说：“颠倒五行的法术，是让龙从火中出来；不顺着五行运行，是让虎在水中生成。”世上从来没有人知道它的含义。五行顺行时，龙便从水中出来，虎便从火中出来，都是死亡的道路。心不能主宰而肾主持政事，声色在外诱惑，邪淫在内发生，壬癸之精华向下流出而成为人，或者腐坏，这就是汞龙从水中出来。喜怒哀乐都出于心：喜悦时，抓取、攀援就随之而来；愤怒时，殴打、攻击就随之而来；悲哀时，捶胸顿足就随之而来；快乐时，拍手跳舞就随之而来。心在内发动，气便在外响应，这就是铅虎从火中出来。汞龙从水中出来，铅虎从火中出来，有能够出去而又返回的吗？所以说这都是死亡之道。真人教人逆行说：“应当让龙从火中出来，让虎从水中生成。”这究竟如何解释？孔子说：“思想不要邪。”凡是有思想都可能是邪念；但完全没有思想，又会成为木石。怎样才能既有思想而不邪，又无思想而不成为木石呢？大概必须有一种无思之思。无思之思，端正庄严而栗然，如同面临君主和老师，从未有一念放纵，但最终又没有具体所思，如龟毛兔角，并不是做出来才没有，而是本性本来就没有，这就叫作戒。戒生定，定了，出入的呼吸自然停止；出入息停止，心火就不再向上炎腾。火在《易》中属于离，离就是附丽，必定有所附着，从不独立；而水是它的配偶。火既然不再向上炎腾，就会随从它的配偶。水火相合，壬癸之精华向上流入脑部，并且补益玄膺。如果鼻涕不咸，就不是肾所产生的。这里说的就是汞龙从火中出来。长生之药、内丹的萌芽，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阴阳最初交合时，天一生水。凡人最初形成形体，都是水。因此五行第一是水；得到温暖之气以后才产生生命，所以第二是火；有了生命以后才有骨头，所以第三是木；由此生长而日渐坚固，凡是坚硬强壮的东西，都是金气，所以第四是金；骨骼坚硬以后才生肉，土代表肉，所以第五是土。人在母腹中时，母亲呼气他也呼气，母亲吸气他也吸气，口鼻都闭着而通过脐部通达。因此脐是生命的根。汞龙从火中出来，流入脑部，溢入玄膺，必定返回根部。心火不向上炎腾，就必定随从其配偶，所以火常在根部。于是壬癸之精华得到火而日渐坚固，通达四肢，充满肌肤，而身体日渐强壮。发展到极点，就是金刚般的身体。这就是铅虎从水中生成。龙虎生成，内丹就炼成了。所以说：“顺行则成为人，逆行则成为道。” 虽然还没有达到“道”的境界，也可以说是长生不死的方法了。《东坡全集》卷四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四十五，宋苏轼撰，制科策二首 御试制科策【并问】皇帝这样说：“朕承继祖宗的大统和先帝的美德功业，深思自己愚昧，尚未明察事理；志向勤勉而道途遥远，治理却没有进展。朕早起晚睡，至今已有三纪。朕的德行还有没有达到的地方，教化还有没有普及的地方，政务缺失还很多，和气有时也发生乖戾。田野虽然开辟，百姓却多无所依托；边境虽然安定，军队却不能撤除。赋税收入已经竭尽，浮滥开支却更加扩大。军队冗杂而没有训练，官员冗多而没有澄清。学校近来虽兴办，礼乐却没有完备。百姓很少有可以封爵的风俗，士人忽略了彼此谦让的节操。这就是虞、芮之间的争讼还没有停止，成王、康王时刑罚还没有废置的原因。我想，在位者不把教化作为根本，治理百姓的人多被文法所拘束。禁令防范繁多，百姓不知道避开；量刑法律宽纵泛滥，官吏不知道畏惧。被拘系的人很多，忧愁叹息的人也多。近年来灾异屡屡出现。六月壬子日，初一发生日食。淫雨超过时节，温暖之气不能正常发生。江河溃决，百川奔腾泛滥。我长久思考这些灾祸的原因，深切地认为责任在我。灾变不会无端发生，都是因政事而起。五事的失误、六种灾气的发生，刘向曾有传述，《吕氏春秋》也有记载。怎样修治五行，才能使它们各得其性？四时怎样运行，才能顺应它们的节令？不是正阳之月，却击鼓救日食，这合乎经典吗？” 正值盛夏之时，议论囚犯、上报重刑，这大概是考察古制吧？京师是诸夏的根本，是王道教化的源头。各种工匠放纵制作奇巧之物而无人禁止，豪强贵族僭越等级而不守法度。治理应当先从内部做起。有人说：“怎样治理京师？关键在于揭发奸邪。”有人说：“不可扰乱狱讼和市场。”推究前代，孝文帝崇尚老子之学，天下因此富足繁盛；孝武帝采用儒术，天下却因此空虚耗损。道本身并没有弊病，为什么治理的结果却不同？王政所由形成的道理，表现在《诗经》中。周公的《豳诗》写的是王业，却列在《国风》；宣王北伐是大事，却载在《小雅》。周代由冢宰掌管国家财用，唐代由宰相兼管度支、钱谷等大计；兵员军队和百姓众多，也属于国家大政。陈平为什么回答说应当责成内史？韦贤却说不宜让宰相兼管。钱币财货的制度，轻重相互调节；官爵秩禄的差等，虚实相互补养；水旱灾害时的蓄积准备，边疆的防守办法；《周礼》所说的钱币制度有九府之名，乐官之言有五均之义。使百姓富裕、国家强盛，使君主尊贵、朝廷受重；消除灾祸、招致祥瑞；改变浅薄风气、归于淳厚。这些都是前代的当务之急，也是今日的要务。诸位大夫应当尽心陈述，不要顾虑日后的祸患。臣谨慎回答说：“我听说，天下太平无事时，公卿的话轻如鸿毛；天下发生事情时，普通人的话重如泰山。这不是智慧有所不能，也不是明察有所不及，而是事情缓急的形势不同。正当天下无事时，即使齐桓公深信他的臣子，管仲也深得君主信任，管仲握手恳切劝说，临死时又以深切悲痛的话相告，却仍不能除掉那三个小人；到了事情发生且十分紧急时，即使唐代宗昏庸，程元振掌权，柳伉地位卑微又被疏远，他一句话上达，连一个早晨都不到，便除去了皇帝心腹的祸患。在太平无事的时代进言，足以促成改革，却常常忧虑意见不被采纳；在多事的时代进言，容易获得信任，却常常忧虑已经来不及改革。这正是忠臣志士深感悲痛的原因，也是天下祸乱和灭亡接连发生、当代君主却不能觉悟的原因。”如今陛下处在积久安定的时代，凭借不可动摇的形势，拱手垂衣而治，天下都向往归附；您稍有举动、脸色稍变，四海便震动恐惧。即使有一件事办错，常常有一件物品没有得到，也本来不足以使陛下忧虑。您亲自召见贤良之士，不过是为了应付旧例罢了，难道真认为臣的话足以感动陛下吗？即使如此，君主以名义来求取意见，臣下也应以实际来回应。陛下为了这个名义，臣怎敢不提出实际内容？臣伏读诏书，知道其中有念及祖宗、先帝大业重大之意，却把自己看作寡闻昏昧之人，认为志向难以勤奋，道路过于遥远，所以治理没有进步。臣私下认为，陛下即位以来，年过三纪，经历的事变多了，对真情和虚伪也看得很清楚，不能说还不熟悉；但治理仍无进展，这一点即使臣也感到疑惑。然而如果说是志向难以勤奋、道路过于遥远，那么即使臣再愚昧，也不敢认为这符合陛下明白的诏令。志向如果不勤奋，道路并没有真正遥远；陛下如果懂得勤奋，那么天下的事情都会清楚明白、无不办成，又何必来询问臣呢？如今仍然把道路遥远作为叹息，这就是陛下还不知道勤奋。臣请谈谈勤奋的道理：天体因为每日运行，所以刚健；日月因为每日运行，所以光明；水因为每天流动，所以不会枯竭；人的四肢因为每天活动，所以没有疾病；器物因为经常使用，所以不生虫蛀。天下是一个大器，长久搁置而不用，就会委靡废弃，日益趋于衰败罢了。陛下深居宫中，是忧劳勤勉而不停止吗？臣无法知道；是安于宴乐而无所作为吗？臣也无法知道。然而之所以有道路遥远的叹息，是因为陛下不勤奋，这一点确实表现在：面对天下这样广大，想减轻赋税便财力不足，想威服四夷便军力不强，想兴利除害便没有合适的人才，想敦厚风俗、振作世道便没有相应的工具；大臣不过遵循旧例，小臣不过谨慎守着簿书，上下相安，只求苟延岁月。这就是臣妄自议论陛下不勤奋的原因。

译臣又私下听说，近年以来，大臣奏事，陛下不加诘问，只说可以罢了。臣最初听到时非常恐惧，以为不可信；等退下来观察结果，发现确实如此，臣也不敢说这是不可信。为什么呢？君主的话与士人百姓不同，话一出口，四方传播，比风雨还快。所以太祖、太宗在位时，天下人都传诵他们的话，把这些话作为振奋人心的凭借。如今受到陛下震怒、被赐以谴责的是什么人？符合圣意、受到诱导而被提拔的是什么人？朝夕与陛下议论、深切进言的是什么人？越级破格被召来询问的是什么人？这四类人臣都没有听说过，这就是臣妄自议论陛下不勤奋的原因。臣希望陛下把天下的事情逐条列出：大事有多少？可用的人有多少？哪件事尚未治理，哪个人尚未任用。每天鸡鸣便起身，说：“我今天要办成某件事，任用某个人。”过些日子又说：“我所办的事情，果然办成了吗？所任用的人，果然有才干吗？”像这样孜孜不倦，心中始终不违背这个志向，屏退声色，远离圆滑柔媚之人，亲近贤能通达之士，远观古今。所有这些，才是勤奋的实际表现。这样一来，道路还会遥远吗？臣伏读诏书，知道陛下早起晚睡至今已有三纪，但德行仍有未达到之处，教化仍有未能取信之处，缺失的政务还很多，和气有时反而失调。田野虽然开辟，百姓却多困苦无聊；边境虽然安定，军队却不能撤回；财利收入已经竭力搜取，额外耗费却更加扩大；军队冗杂而未受训练，官员冗滥而未能澄清；学校屡次兴办，礼乐却还不完备；百姓少有可以达到封侯之俗，士人忽视彼此谦让的节操。这就是虞、芮之间的争讼还没有止息，成王、康王时那样刑罚几乎不用的境界还没有达到的原因。我猜想，在位者不把教化放在心上，治理百姓的人大多受拘于文书法令；禁令防范繁多，百姓不知道如何躲避；法律条文宽纵泛滥，官吏不知道害怕；被拘系的人很多，忧愁叹息的人很多。所有这些陛下所忧虑的几十项事情，臣都能替陛下一一列举并详细说明，但还不敢向陛下直说。为什么呢？如果陛下确实掌握了驾驭臣下的方法并坚持实行，那么先前忧虑的几十项事情都可以放下，大臣也就不能参与其中。如今陛下只把先前那几十项事情当作自己的忧虑，正说明陛下还没有掌握驾驭臣下的方法。天下所谓贤人，陛下已经得到并任用了。尚未任用时，常常觉得人才有余；一旦任用了，却又觉得人才不足。难道是他们的才能发生了变化吗？古代任用人才的君主，日夜都加以考察防范。武王任用太公，二人问答达百余万言，今天的《六韬》就是记录；桓公任用管仲，二人问答也达百余万言，今天的《管子》就是记录。古代君主反复深入地考察臣下，就是这样。如今陛下默默听任他们去做，那么先前所忧虑的几十项事情，就没有时机得到办理。古代忠臣接受任命时，一定先自我估量说：“我能办成这件事吗？” 估量自己能够办成，又说：“我的君主能忘掉自己的成见而任用我吗？能不让小人从中离间我吗？”估量君主能够放手任用自己、不会让小人离间自己，然后才接受任命。既然接受了，就以自身承担天下的责任而不推辞，享受天下的利益而不惭愧。如今的人，内不估量自己，外不估量君主，便轻率接受任命；接受之后，众人不赞同他，他就托辞请求离去。陛下又替他写好美辞送行，给他优厚俸禄来安慰。托身请求退避的人，并不是真有节操、懂得谦让，而是借此要挟君主来巩固自己；是表明留下并非自己的愿望，以逃避毁谤；是不能办成事情，却把祸患留给后人。陛下为什么要听从这种请求？所以臣说，陛下还没有掌握驾驭臣下的方法。至于德行有所未达到、教化有所未取信，这确实是实际没有达到。德行必须有显示德行形态的事，教化必须有显现教化状况的事。德行的形态，没有比减轻赋税更明显的；教化的表现，没有比停止杀戮更显著的。这两件事如今都还没有做到，所以说实际没有达到。选拔人才如此重要，却不取用有才能品行的人；官吏如此众多，却不实行考核升降；农民和工商彼此倾轧，却不建立平抑粮价的制度；贫富相互役使，却不限制占田的数量。天下政务的缺失，没有比这些更严重的了，和气怎么能不失调呢？田野开辟，是百姓富足的道路；百姓困苦无聊，是官吏政务造成的过错。然而臣听说，天下百姓常常偏聚一处，分布不均。吴、蜀有可以耕种的人，却没有土地；荆、襄有可以耕种的土地，却没有人口。由此看来，田野也不能说已经全部开辟。吴、蜀与荆、襄相比较，饥寒的百姓终究不能离开狭窄之地而迁往宽阔之处，世人认为这是留恋故土、看重迁徙，并不是这样。出行的人没有人和他结伴，就不能远行；居住的人没有人和他相交，就不能安居。如果成批迁徙这些饥寒百姓，他们没有不听从的。边境已经安定而军队不能撤回，是只有安定的名声而没有安定的实际。臣若把话说得小些，自己觉得惭愧；若把话说得大些，世俗又会讥笑。臣请略作说明。古代治理北方，从来没有不打通西域的。如今不能打通西域，是夏人构成了障碍。朝廷把灵武置于法度之外，已经几百年了。议论的人认为那是遥远异域，连靠近都不敢，何况要夺取它呢？但臣认为，形势有不得不夺取的地方：不夺取灵武，就没有办法打通西域。西域不能打通，契丹的强盛就没有止境。然而灵武之所以不能夺取，并不是因为几个郡能够抵抗我中原，而是中原自己困顿，不能举兵攻取。中原之所以自困而不能攻取，是因为用不会生长、不会滋息的财物，供养不耕种、不作战的军队，局促得像一个患有足肿病的巨人；身体并非不庞大，却连手脚都不能自行举动。想除去这种疾病，不如把秦地舍弃给夏人，使秦地之人断然恢复战国时代的状态，不等待中原援助；而中原也不再拥有秦地，却得到战国时代所有的好处而没有战国时代的祸患，这样夏人就可以攻取了。最便利的办法，是把边缘地区那些不能作战、不能守卫的百姓，逐渐迁到空闲土地上，再在他们原来的土地上多招募百姓实行屯田。屯田的士兵逐渐增加，原先戍守的士卒便可以逐渐减少；几年之后，边境百姓全都成为耕战之民，然后多次出兵骚扰他们，总要使他们厌恶战争、无力支撑，他们就会转而归附我方。这样，契丹才开始出现可以制服的趋势，中原才开始有喘息的地方；否则连出兵救援都来不及，又怎么谈得上撤军呢？所谓财利收入已经竭尽而额外耗费更加扩大，臣私下认为，是外有不得不应付的强敌，内有本来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的后宫。

译后宫的花费不低于一个敌国，金玉锦绣的制作每天都在进行而不停息，早晨制成、晚上毁掉，务求彼此翻新。掌管府库的官吏日夜储藏精金美帛，并把它们分别收藏，等待仓促时的命令，这样的花费哪里数得清呢？如今不努力除去这些费用，却想广泛开辟求取财利的门路，臣知道所得一定不如所损失的。军队冗杂而没有训练，臣曾经议论说，这是将领不值得倚靠的过错。然而正因为将领不值得倚靠，便用众多士兵拥护他；不搜查清除无用之兵，士兵越多反而越会导致失败。官员冗滥而没有澄清，臣曾经议论说，这是审官院、吏部以及各职司没有制度的过错。审官院和吏部，是古代考核功绩、决定升降的机构，却只以任职日月作为标准。如今即使不能完全恢复古制，也可以大略区分各郡县，不按远近划分，而按难易分等；根据各人的能力所能胜任的程度加以区别。能干的人常常任职于困难之处，无能的人常常任职于容易之处。到应当升迁时，任职困难的常常升得快，任职容易的常常升得慢。然而这样做，是有一定道理的。应使审官院、吏部同外部职司经常互相联系；任职主管者不只是举发有罪、考察有功，还必须详细评定所属官吏的能力，并报告给审官院、吏部。审官院、吏部经常从内部按照任职的难易来评定任用，职司经常从外部评定人员的优劣；有才能的人常被任用，没有才能的人常被闲置，这样冗官就可以澄清了。学校兴起而礼乐还不完备，臣认为，学校是礼乐已经兴起之后用来施行的地方，不是用来兴起礼乐的地方。如今礼乐鄙陋而不完备，学校不知道用什么来施教，又凭什么兴起礼乐呢？这样却要求百姓达到可以封爵的风俗，责备他们彼此谦让，想借此止息诉讼、废置刑罚，这是倒退着走却想求得前进。上面所趋向的，下面就会追随，何况还随着奖赏它呢？上面所背弃的，下面就会离开，何况还随着惩罚它呢？陛下责备在位者不致力于教化，而治理百姓的人多拘泥于文法，臣不知道朝廷实行赏罚的依据是什么。莫非有人因实行教化获罪，却有许多人因拘守文法受赏吗？禁令防范还没有繁多到极点，百姓却不知道躲避，是因为官吏把它当成牟利的市场。法律条文并不宽纵泛滥，官吏却不知道畏惧，是因为不论他们能否办事，只论任职时间长短。被拘系的人多，忧愁叹息的人多，都是这个原因。臣伏读诏书，知道近年来灾异屡次出现：六月壬子，朔日发生日食；淫雨超过时节，暖气不能发挥作用；江河溃决，百川上涨泛滥。长久思考这些灾异的过错，深切地认为责任在我；灾变不会无故产生，而是由政务引起的。这难道不是陛下厌恶听到诸儒牵强附会的说法，而想听自然的解释吗？臣不敢再拿《洪范传》《五行志》来回答，只凭自己的意思推求。日食，是阳气不能通过险阻。什么叫阳气不能通过险阻？臣听说，五月二十三分之二十，是一次交会；交会发生在朔日，就会出现日食。所谓交会，就是运行道路中的险阻。然而有时发生日食，有时不发生，是因为阳气有强有弱。如今两个人一同在雾露中行走，生病的一定是体弱的那个人，不生病的一定是体强的那个人。道路的险阻相同，而阳气的强弱不同，所以太阳并不是到发生日食的那天才开始被蚀，它亏损已经很久了，只是遇到险阻才显现出来。陛下不要因为还没有日食就认为没有灾害，也不要因为日食已经发生又恢复正常就认为已经免除罪咎；臣认为还不是这样，只是暂时从险阻中出来罢了。淫雨和大水，是阳气融化弥漫而不能收敛。诸儒有的认为这是阴气盛，臣请用道理加以驳斥。阳气向外运动，在人身上就是呼气，温暖而形成湿气；向内运动，在人身上就是吸气，寒冷而形成燥气。从一个人的情况推知天地，天地的道理就可以看见。因此春夏，是一次呼气；秋冬，是一次吸气。夏天河流湖泽水势充盈，冬天水泉收缩，这是燥湿所产生的结果。所以阳气弥漫融化而不能收敛，就常常形成淫雨大水，就像人呼气而不能吸气。如今陛下以极大的仁慈柔服天下，军队骄纵却增加它的赏赐，邻近敌国桀骜不驯却更加提高对它们的礼遇，完全对天下施行像呼气一样温暖柔和的政策，万事懒散败坏，却始终没有威严的刑罚使它们坚固凝聚，也像人呼气而不能吸气，这就是淫雨大水发生的原因。天地告诫的意思、阴阳消长复始的道理，大概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解释了。然而诏书中又说有五事的过失、六种灾变的发生，这是刘向所传、吕氏所记的说法。五行怎样修治才能各得其性？四时怎样运行才能顺应时令？不是正阳之月就击鼓救灾，这符合经典吗？正值盛夏之时，议论囚犯、上报重刑，这大概是考察古制吧？这些都是陛下畏惧天命、恐慌求取灾变根源时的过失，流于迂腐儒生的说法。这些正是愚臣从老师那里学来却不采用的东西。五行相互侵害，本来不应达到六种；所谓六种灾变，是诸儒兴起的说法，他们想把六极分配给五行，于是开始把皇极附加进去，凑成六种。皇极，是五事都得其中正；不合皇极，是五事都失其正，并不是应当与五事并列、另外成为一项的东西。所以既说有“眊”又说有“防”，既有皇极而没有福，却说五福都应验，这也说明这种说法自己知道很疏略。吕氏所说的时令，柳宗元的论述已经很完备了，他认为其中有可以实行的，也有不可以实行的；可以实行的都是天道，不可以实行的都是人事。至于祭社、击鼓，本来并不能有益于救灾，只是表达尊重阳气的意思。《尚书》说：“到了季秋月的朔日，辰星没有会集在房宿，盲人乐师击鼓，掌管田税的官吏奔驰，百姓奔走。”由此说来，为什么一定要在正阳之月以后才击鼓救灾，像《左传》所说的那样呢？盛夏审理囚犯，先儒本来已经论述过，认为孔子诛杀齐国优伶的月份，本来就是君子没有疑问的。臣伏读诏书，知道京师是诸夏的根本、王道教化的源头；各种工匠放纵制作奇巧而无人禁止，豪强贵族僭越等级而不守法度，这都在于陛下亲自率先示范。后宫如果穿着大练之类的朴素服饰，天下人就会以穿罗纨为羞；大臣如果保持吃脱粟之食的节操，四方就会把吃膏粱视为污秽。即使没有禁令，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只是诏书说治理应当先从内部做起。有人说：“怎样治理京师，关键在于揭发奸邪？”

译有人说：“应当在打击奸邪方面有所作为。”有人说：“不可扰乱司法和市场。”这些都是片面的说法，不能不加以审察。如果只看到其中一面，便轻率地拿来立论，那么天下的说法就多得举不胜举了。从通达事理的人看来，应当说：“整治内部，是为了治理京师；不扰乱司法和市场，是为了打击奸邪。”假如因为不扰乱司法和市场，反而妨害了打击奸邪，那么曹参就成了包庇逃亡者的首领了。伏望陛下的制策，能够推究前代，深入考察治国的成效：孝文帝尊崇老子之学，天下因此富足繁殖；孝武帝采用儒术，天下却因此空虚耗损。道本身并没有弊病，为什么治理的结果会不同呢？臣私下认为，事情并不是这样。孝文帝之所以做得对，是因为他略微采用了儒术；他虽有所成就却没有达到极致，是因为采用儒术还不纯粹；而他之所以有过失，是因为采用了老子之学。为什么这样说呢？孝文帝采纳贾谊的主张以后，才对待大臣有礼，对驾驭诸侯有办法；至于兴修礼乐、使匈奴单于臣服，却说“还没有空闲”，所以说他只是略用儒术而没有纯粹实行。至于采用老子之学的过失，确实是有的。他起初出于微薄的仁慈，破坏了三代以来的肉刑，改用剃发和笞打；剃发、笞打不足以惩罚犯中等罪的人，便又进一步处死他们。采用老子之学的过失，难道不是太严重了吗？况且孝武帝也不能说是采用儒术的君主。他广泛招致方士，大肆兴建妖妄的祠祀；大规模兴建宫室，又甘心从事远方的军事扩张。这难道是儒者教导他的吗？如今统治国家的人，只知道追逐名义，却不考察实际；看见孝文帝时期富足繁殖，便认为是老子之学的功劳；看见孝武帝时期空虚耗损，便认为是儒者的罪过，这就错了。这正是唐明皇沉溺于宴饮安逸、撤除禁令防备，终于造成天宝之乱的原因。伏望陛下的制策，能够考察王政的由来；王政的由来表现在《诗经》中：歌咏周公的《豳诗》是王业的根基，却把它列在《国风》中；宣王北伐是重大的战事，却记载在《小雅》中。臣私下听说，《豳诗》讲的是后稷、公刘建立王业的艰难。此后经过几代，到了文王时期，王业已经大为成就，而相关诗篇便成为《二南》。《二南》的诗仍然列在《国风》中，唯独《豳》诗列在那里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从前季札观赏周乐，认为《大雅》曲折而有正直的体制，《小雅》忧思却不失其正，含怨而不直说。所谓曲折而有正直的体制，是宽缓而不流于放纵；忧思却不失其正、含怨而不直说，是内容狭约却不逼迫人。由此看来，《大雅》和《小雅》的不同，在于辞意有宽有狭，并不在于事情有大有小。伏望陛下的制策，能够考察周代由冢宰掌管国家财用，唐代由宰相兼管度支、钱谷大计；兵力和军队，是国家的大众事务。何况陈平的回答说：“应当责成内史。”韦贤说，不应让宰相兼管此事。臣认为，宰相虽然不应亲自处理琐碎事务，但对于钱谷、军队这些大事，本来就应当掌握它们的盈亏和利害。陈平所说责成内史，只是认为宰相不应亲自管理簿书中数量多少的具体事务罢了。从前唐朝初年，以郎官兼领度支，职事因此得到治理；到了战事兴起以后，才开始设立专使的名额，参佐逐渐增多，簿书也更加繁杂，各种弊病的根源从此开始。后来裴延龄、皇甫镈都靠盘剥百姓、讨好皇帝，甚至迎合世俗而掌权；让宰相兼管此事，确实抓住了防止奸邪的关键，只是韦贤的议论，难道是认为宰相的权力过重吗？所以李德裕认为，地位卑贱的臣子不应议论此事。臣常常认为，这才有宰相的气度。伏望陛下的制策，还应考察钱货的制度、轻重相互调节的办法、官阶俸禄的差等、虚实相互供养的原则、水旱灾害时蓄积储备的办法，以及边疆守御的方略；《圜法》中有九府之名，乐语中有五均之义。这六项，也是如今应当讨论的事情。从前召穆公说：“百姓忧患于货币过轻，就多制作较重的货币来推行；如果承受不了货币过重，就多制作较轻的货币来推行；但也不能废弃轻重可以改变的原则，重币却不可废弃。不幸而有所过失，宁可失之于过重。”这就是制定钱货制度的本意。所谓命，是君主所能专擅的事情，从口中发布出来而没有穷尽；所谓秩，是百姓力量所供给的东西，从府库中取用而有一定限度。用无穷尽的命令供养有限的财力，这就是虚实相互供养。至于水旱灾害时的蓄积储备，没有比恢复隋唐义仓制度更好的办法；至于边疆守御的方略，没有比依照秦汉更卒制度更好的办法。《周官》中有大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币，这叫作九府。太公实行这种制度，因而达到富国。古代天子从诸侯那里征取士人来治理国家，货物价格均平，市场上不出现两种价格，士、农、工、商四民始终均平，这叫作五均。献王推行这些制度并使之成为法令，都是为了使百姓均平、国家富足。大体说来，陛下用来防问臣的内容，就是这些。到了末尾，陛下又问道：“使富人富足、国家强盛，使君主尊贵、朝廷受到尊重，消弭灾害、招致祥瑞，改变薄弱而趋从厚实。”这些都是前代迫切的政务，也是当今的重要事务。臣因此知道陛下的圣意：先前用来防问臣的问题，各自都有所指，恐怕臣不能把话说尽，所以又举出大体来概括询问。陛下又恐怕臣不能说得切实深至，所以又下诏说：“尽情陈述，不要顾虑日后的祸害。”臣因此敢于再次进献这些狂妄的议论。天下并不是君主私有的，天下只是让君主代为主持它罢了。陛下想到祖宗基业的重大，想到百姓的可畏，想要进用一个人，就应当同天下人所希望进用的相一致；想要罢退一个人，也应当同天下人所希望罢退的相一致。如今每进用一个人，人们便相互非议说：“这是某人进用的，是某人想要进用的。”每罢退一个人，人们又相互非议说：“这是某人排斥的，是某人所厌恶的。”臣不敢说这些话全都可信，然而造成这种议论，必定是有原因的。如今无知的人在道路上相互诽谤说：“圣人在上，而天下不能完全蒙受他的恩泽，是因为宠幸近臣和小人依附在左右，内廷中的女宠和请托也很盛行。”说这种话的人固然荒谬，然而天下人有时竟把它当作真的，为什么呢？只是看见谏官、御史的言论艰难地上达，便认为一定有人从中阻隔；又只是看见蜀地的精美锦缎、越地的奇异器物，不经方物贡赋便进入官府。这样一来，先前所说的迫切政务和重要事务，陛下哪里还有时间去实行呢？臣不胜愤懑，谨慎地把这些话列在末尾，只希望陛下宽宥臣万死之罪，实在是万幸！实在是万幸！谨此回答。拟作进士应对御试的策文【并附引言及策问】

译臣奉宣命，受命前往集英殿编排举人的试卷。臣私下看见陛下刚刚改革旧制，用策问来考试众多士人，厌恶听到诗赋无益的言论，希望寻求山林隐士那样朴实正直的议论。陛下的圣听广大，朝廷内外都欢喜。然而应试举人不能推究陛下的本意，都只顾虑个人的得失，不敢指陈朝政的缺失，而那些阿谀逢迎、顺从策问的人反而最终占据了上等名次。陛下对人才的要求已经深切到了极点，而臣下报答君上的情形却是这样，臣私下对此深感悲哀。科场文章，关系到社会风俗；所录取的人，天下没有谁不把他当作榜样，所黜退的人，天下没有谁不把他当作警戒。从前祖宗朝代崇尚辞赋声律，所以诗赋的工巧极尽其妙；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于是策论在世上盛行，而诗赋几乎熄灭。为什么呢？利益所在，人没有不随之改变的。如今刚开始用策论取士，而甲科中的士人多半靠迎合策问而取得名次，天下人观望风向，谁敢不这样做？臣恐怕从今以后，互相仿效而形成风气，即使是直言科，也没有人敢以直言进言了。风俗一旦改变，就难以再恢复。正直之士衰微，国家也会随之衰败，这不是诗赋与策论交替兴盛、交替衰废那样的事情。因此臣不胜愤懑，退下来拟作了一篇进士应对御试的策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臣的学术浅薄鄙陋，不能完全了解当今世上迫切的事务，只把所听闻的直实记载下来：上面希望能够推广圣上的言论，或许对万分之一的事情有所补益；下面希望能够向四方说明，使人知道陛下本来并不忌讳厌恶切直的言论，即使风俗已经败坏，仍然可以稍稍挽救。所撰写的策文，谨慎缮写后呈上，冒犯天威，臣实在战栗恐惧，等待治罪。朕的德行不够相称，却居于士民之上；朕所依靠来治理天下的，只是寻求四方贤才，把他们详细延请到朝廷，向他们询问世间事务，难道只是考察卿大夫所学习的东西，也是为了广泛充实朕的见闻。圣王治理天下，大概就是使百官各得其职，使万事各得其秩序；有些事情不必做，做了就没有不成功的；有些弊政需要革除，革除了就没有不服从的。田地得到开垦，沟渠得到治理，草木茂盛，鸟兽鱼鳖无不各得其本性。国家富足，足以完备礼制；上下和谐，足以扩大乐教；政治清明，足以施行刑罚。卿大夫认为采取什么措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如今的弊病可以说很多了，挽救它们的方法必有本有末，施行的先后也必有次序，这些都是卿大夫应当知道的。自有人类以来，所谓最理想的治理，必定要说唐尧、虞舜和成周的时代；《诗经》《尚书》所称述的事迹可以看见。直到后世贤明的君主和忠诚明智的大臣共同忧劳勤勉，经营一代的事业，虽然还没有尽善尽美，但概括说来，他们所以能够成就事业，也一定有值得说明的地方。把其中的详细情况写出来，朕将亲自阅览。臣伏见陛下发布有德之音，下达明确诏书，把天下安危的重大计策拿来向平民士人询问。陛下求取意见不能说不迫切，喜爱直言也不能说不深厚。然而臣私下有所忧虑，不知道陛下是否有接受这些意见的准备。《礼记》说：“甜味接受调和，白色接受彩色。”所以臣希望陛下先治理自己的内心，使心境虚静专一，然后忠言和良策才可以进入。如今臣私下恐怕陛下先前听到的言论已经充塞内心，邪正各党的成见已经使听取意见有所偏向，功名利禄的说法已经动摇了您的欲望，那么即使有皋陶、益、稷那样的谋略，也没有办法进入您的内心，何况是疏远、愚陋的臣下呢？这就是臣大为恐惧的原因。至于把话说尽而招致过失、触犯忌讳而不顾自身性命，那并不是臣所忧虑的。圣策说：“圣王治理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各得其秩序。”臣认为陛下还不了解这一点，所以才会像这样颠倒而失去秩序。假如陛下确实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不尊重自己听到的道理，实行自己知道的事情呢？百官能够各得其职，难道是圣王逐一督促责备他们吗？万事能够各得其序，难道是圣王逐件整理安排的吗？不过是依据人的才能任用他担任职务，再依据职务使他办理事务罢了。官府有固定的职责范围，叫作职；施行政令有先后次序，叫作序。如今陛下让两府大臣侵夺三司掌管财利的权力，让常平使者扰乱职司和守令的治理；刑狱的旧有法令不交给主管官署办理，却取决于执政者的意旨；边疆的大事不责成统兵大臣，却听从小吏的意见。百官可以说已经失去各自的职守了。王者所应当先行的是德，所应当后行的是刑；所应当先行的是义，所应当后行的是利。然而陛下却把它们颠倒了，万事可以说已经失去秩序了。不过这还只是小的方面，更大的问题在于中书失去了它的政权。宰相的职责，古代是用来讲明治国之道、治理国家的。如今陛下只让宰相奉行条例、处理司文书罢了。从前邴吉担任丞相，萧望之担任御史大夫，萧望之说阴阳不和，过错在我们这些臣子；汉宣帝却认为这话轻视了丞相，终身都鄙薄他。如今政事堂中大臣彼此争吵辱骂，流传于都邑之间，成为人们谈论的把柄，这让天下人看见了该怎么办呢？所以臣希望陛下首先归还中书的政权，那么百官的职守、万事的秩序，就会依次恢复。圣策说：“有些事情不必做，做了就没有不成功的；有些事情不必革除，革除了就没有不服从的。”陛下说到这些，正是天下的福分。今天的祸患，正是在事情尚未成功时就强行去做，在人心尚未服从时就急于改革。事情能否成功在于是否合乎道理，不在于权势；使人服从要靠诚意，不靠言辞。道理所在，实行它就能成功，禁止它就能停止，用赏赐就能使人受到劝勉，用言语就能取得信任。古人所以能够鼓舞天下，使安抚之便来归，使发动之便和谐，大概只是遵循道理罢了。如今施政不致力于遵循道理，却想凭借君主的权势和赏罚的威力强迫事情成功。用斧头劈柴，可以说一定能够劈开；但如果不顺着木理，斧头可以砍缺，木柴却仍然劈不开。因此不论尊卑，不计强弱，道理所在就能成功，道理不在就不能成功，这是必然的。如今陛下让农民缴纳利息，同商人争夺利益，这难道合乎道理吗？又何必奇怪它不能成功呢？《礼记》说：“细微的事会显露，真实的情形不可掩盖。”这样看来，陛下如果真心为了百姓，即使有人诽谤，别人也不会相信；如果真心为了谋利，即使亲自解释，人们也不会服从。而且有些事情绝对无法欺骗：官吏接受贿赂、枉曲法律，人们必定说这是贪赃；不是自己的东西却把它取来，人们必定说这是盗窃。既然确实有那种事实，就不敢推辞相应的名称。如今青苗法收取二分利息，却不称作放债取利，可以吗？

译凡是人做善事，不必自己夸耀，自然会有人称赞；做了恶事，也不必自己诋毁，自然会有人毁谤。如果做善事一定要自己说明以后人们才相信，那么尧、舜、周公、孔子也会疲于解释了。如今天下人认为这是谋利，陛下却认为这是行义；天下人认为这是祸害，陛下却认为这是仁政；天下人认为这是贪婪，陛下却认为这是廉洁。面对这样纷乱的议论，陛下便让几个臣子极尽巧辩，来回答千万人之口，附会经典，编造文书，向四方百姓解释。四方百姓难道像婴儿、鸟兽一样，可以用小小的伎俩欺骗吗？况且事情尚未成功便强行去做，弊病必然发展到人们以后不敢再做；人心尚未服从便强行改革，弊病必然发展到人们以后不敢再改革。世上大概有喜欢骑快马的人，一旦坠马受伤，便终身徒步行走。为什么呢？谨慎稳重就一定能成功，轻率发动就多半失败，这是必然的道理。陛下如果出于谨慎稳重，那么多次施行就多次成功，不仅别人会相信陛下，陛下自己也会更加相信自己，因而一天比一天勇敢；如果出于轻率发动，那么每次举措都每次失败，不仅别人不相信，陛下自己也会不相信自己，因而一天比一天怯弱。唐文宗起初任用李训、郑注，他的志向难道是浅薄的吗？然而一经重大变故，便忧愁沮丧、意气消沉，不能再振作起来。唐文宗也并不是德行有失，只是喜欢轻率行事而缺少谋划罢了。谨慎稳重的人，开始时似乎怯弱，最终必定勇敢；轻率发动的人，开始时似乎勇敢，最终必定怯弱。近来，横山一带的人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归属汉朝；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知道那里可以夺取，然而自庆历以来，没有人敢发动进攻，实在是因为还没有安排好后续的善后措施。近来边臣不考虑后果便仓促发动进攻，一出兵没有取得成功，内库的费用就以数百万计，关辅地区的百姓被运输军需的劳役困扰了三年还没有停止。即使天下最勇敢的人，谁还敢再做这件事呢？既然做它本来就不可以，谁还敢再提起它呢？由此看来，夺取横山的功业，正是因为急于求成而把它破坏了。近来的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以及并军搜卒的命令，都是突然轻率地发动，比前些日子更加严重。即使陛下不顾别人议论，坚持得更加坚决，但形势穷困、事情受阻，最终也一定会改变。将来即使有良法美政，陛下还能重新相信自己吗？君主的忧患，在于喜欢因循守旧，却把改革视为艰难。如今陛下正值盛年，天赐勇气和智慧，这是万世难逢的一次机会；可是群臣不能用谨慎稳重来帮助陛下，用敦厚朴实来培育这些资质，好比乘着轻车、驾驭骏马，在危险的夜路上奔驰，而车夫又从后面鞭打它，难道不危险吗？臣希望陛下放松缰绳，给马喂饱草料，等待东方天明，然后在九轨宽阔的大道上缓慢前行，现在这样做还远远不晚。圣策说：“田地得到开垦，沟渠得到治理，草木茂盛，鸟兽鱼鳖无不各得其本性，这些都是百工和主管官吏的事情。”这又怎么值得劳累陛下呢？陛下掌握治国的关键，治理根本，恭敬自持而无为，使万物没有不依循各自规律而生长、消亡的。至于百工和主管官吏的事务，连宰相都不屑亲自去做，何况是陛下呢？圣策说：“国家富足，足以完备礼制；上下和谐，足以扩大乐教；政治清明，足以施行刑罚，采取什么措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孔子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兔头、瓠叶也可以用来举行礼仪，扫地之后祭祀也可以用来侍奉上天。礼仪不完备，不是贫穷的过错。管子说：“粮仓充实了，才会懂得礼节。”臣不知道陛下所说的富足，是使百姓富足呢，还是使国家富足呢？陆贾说：“将帅和宰相协调，士人就会欣然归附。”刘向说：“群贤在朝廷和谐相处，万物在田野间也会和谐。”如今朝廷可以说是不和了，这个过错在哪里呢？陛下不回过头来探求根本，却想用强力压服它；强力不能压服众人，已经很久了。古代刀锯在前，鼎镬在后，士人尚且敢于冒犯。如今陛下亲自实行尧舜之道，从未诛杀一个无罪之人；想要平息众多议论，不过是斥逐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另行任用他人，必然不会忍心实行秦朝禁止民间偶语的禁令，也不会兴起东汉党锢之狱。众多士人有什么可畏惧的，竟不肯进言呢？臣恐怕追逐异己的人不会停止，而争论的人反会越来越多，烦琐的言论相互攻击，情势将比今天更加严重。想要达到和谐而扩大欢乐，难道不是很疏忽吗？古代求得治理天下，是要借此放宽刑罚。如今陛下求治，却想加重刑罚，这又是群臣误导陛下了。臣知道这种说法的来历了，它出自荀卿。荀卿喜欢发表奇异的议论，既然认为人性本恶，那么他说治理天下应当重刑，也就顺理成章了。可是那些说法的人又以为，《尚书》称赞唐虞的盛治，所以刑罚没有小事；周朝盛世时，聚众饮酒的人也要处死。臣请对此加以诘问：夏禹时死刑案件有二百件，周公时死刑案件有五百件，难道可以说周朝治理得好而夏禹时混乱吗？秦朝实行夷三族之法，汉朝废除肉刑，难道可以说秦朝治理得好而汉朝混乱吗？把刑罚推到极端，这种说法真是太过分了。天下幸而还没有真正治理好，假如有一天天下安定，陛下将改变现在的刑法而采用这种极端做法吗？天下还有多少人不会反叛呢？只是听到这些话而感到恐惧的人已经很多了。臣没想到异端邪说竟能迷惑误导陛下到这种地步。况且，赦免过错，即使罪过很大也可；惩罚故意犯罪，即使罪过很小也不可免，这是用刑的常理。直到今天仍应遵守这一原则，难道只是唐虞盛世和周朝盛世才如此吗？至于诛杀聚众饮酒的人，是料想他们不只是聚众饮酒而已。如今法令中所说的“夜聚晓散”，如果后世不知道其中详情，只听到这句话，难道凡是夜里相互往来的人都要抓来杀掉吗？人们相互一起饮酒就动辄杀死，即使桀、纣那样暴虐，也不至于如此，难道竟说这是周公实行的法令吗？圣上的诏答说：“如今的弊病可以说很多了，挽救弊病的方法必有根本和枝节，施行措施应有先后。臣请求谈谈根本以及应当优先施行的事情，请陛下选择。如今挽救弊病的方法，必须先树立事业；树立事业的根本在于知人，那么施行措施，就应当先考察大臣是否有知人的明识。古代想要建立非同寻常功业的人，必定有识人的明察；如果没有识人的明察，就只能遵循规矩、恪守法度，求得少犯过错。这两种人都是清楚自己的能力并安于自己才分的人。道理可以通过讲习而知晓，德行可以通过勉励而做到，只有识人的明察不能靠学习得到，必须出于天赋。像萧何识别韩信，难道是有什么方法可以传授的吗？以诸葛孔明的贤能而论，他在识人方面也有不足，所以错失于马谡；而且孔明也清楚自己的短处，因此终身不敢任用魏延。仁祖在位时，无论事情大小，一律交付法令办理；无论人是贤能还是不肖，一律交付公议；议定事情以后才实行，考验过人以后才任用，始终不求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实在是因为当时的大臣不足以具备识人的明察。”

译古代行医的人，听声音、察气色，透彻观察五脏，所以他们治疗疾病，有剖开胸腔、剖决脾脏、洗涤胃肾这样的非常手段；如果没有这种医术，就不敢施行这些治疗。如今没有识人的明察，却想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解除法度的束缚来仰慕古人，这就像还不能诊察脉象，却想试用华佗的药方；与拿刀杀人相差无几。房琯称赞刘秩，关播任用李元平，就是这种情况，直到今天还被人当作笑话。陛下看看如今的大臣，是有知人的能力，还是没有知人的能力？近来推举任用的众多人才，都是那些与他们造访居室、握手交往的人，等到关系结交得十分牢固以后才敢任用。大概以为这些人可以同心协力，共同实现太平。可是还没有坐稳席位，众口齐声攻击他们的人便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而起。陛下以此来验证，他们不善知人也就很明显了。幸而今天下无事，意见不同的议论不过是烦扰、扰乱圣上的听闻罢了。假如边境有警，盗贼突然发生，成败在俯仰之间，形势在呼吸之间变化，而所任用的人都像今天这样，忽合忽散，临事便离散崩溃，不能再加以识察，那岂不是要误害国家社稷吗？华佗不是世世都有，天下却从未因此废弃医术；萧何不是世世都有，天下也从未因此废弃治理。陛下如果一定想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请等待有识人之明的辅佐之臣。如果仍然不能做到，那么也只好诏令左右近臣安守本分、遵守法令罢了。圣上的诏答说：“自有人类以来，称得上治理最好的时代，必定说是唐虞和成周之世。《诗经》《尚书》所称述的事迹，都可以看见。直到后世贤明的君主、忠诚明智的臣子，共同忧劳勤勉，经营一代的事业，虽然还没有尽善尽美，但总的说来，他们所成就的事情也必定有可称道之处。关于其中的详细情形，臣认为是说不尽的。他们施政设法的方式，各自随着时代而不同，难以一概知道；所能知道的，必定是敬畏上天，顺从众人，效法祖宗。所以他们说：‘要警戒啊，要警戒啊，上天明明在看，天命是不容易承受的。’又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看法而听从别人。’又说：‘多么显赫啊，文王的谋略；多么伟大啊，武王的功业。’《诗经》《尚书》所称述的，大略如此，从未说过天命不值得敬畏、众人的意见不值得听从、祖宗的法度不值得采用。前秦苻坚任用王猛，樊世、仇腾、席宝却不高兴；魏郑公劝唐太宗施行仁义，封伦却不相信。如今凡是想让陛下违背众人而自行其是的人，必定会拿这些事作借口；而陛下所谓贤明忠智之人，难道不是把心思放在这类事情上吗？臣希望考察这两个人的行为，并在今天寻求这样的人：王猛难道曾经设置官职来谋取私利吗？” 魏郑公难道曾经放贷取息吗？况且，那些不高兴的人不过几个人，本来就不会损害天下人的信任和归服。如今天下有心思的人都在怨恨，有言论的人都在诽谤；古代君臣共同忧劳勤勉、经营一代事业的情形，似乎不是这样。古语说：“百人的聚集，尚且没有不公正的，何况天下呢？”如今天下人都非议此事，而陛下仍不回头，臣不知道还能把车驾停在什么地方了。《诗经》说：“好比那漂流的船，不知道要到哪里才停。”内心的忧愁啊，连片刻安睡的时间都没有。臣这微小而诚恳的忠心，只有陛下明察。臣谨冒死上奏答复。《东坡全集》卷四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四十六，宋苏轼撰，策略五首 策 略一 臣听说，有意旨才发言，意旨表达完了言语也停止，这是天下最好的言论。有的人一句话就能使国家兴盛，有的人连续说三天也不停。一句话使国家兴盛，并不因为话少就给它增加一丝一毫；连续说三天不停止，也不因为话多就削减其中一句。古代发言的人，表达尽自己的心意而不求多说，相信自己的见解而不受别人驱使。三代衰落以后，学校废弛，圣人的道理不明，但那时的人之所以仍比后世贤能，是因为士人还不知道科举的利益。因此战国时期的言语文章，虽然不能完全通晓圣人的道理，却都卓然接近实际可用，出自他们内心认为真实的意旨。自汉代以来，世上的儒者忘掉自己而迎合别人，专心学习射策、决科之学；他们的话虽然没有违背圣人，却都泛滥于辞章，不能适用于实际。臣曾认为，鼂错、董仲舒、公孙弘这一类人，都受到科举的牵累，所以言语超过了他们的本意，而本意又不能完全表达在言语中。如今陛下承受百王积累的弊病，处在极重文饰的时代，却用空泛的言论来取用天下士人，用法度来约束他们，又交给有关部门考察。臣愚钝不肖，实在担心天下士人不能尽情表达自己，所以曾经深思极虑，按照自己想说的意思写成二十五篇，名为《略》《别》《断》。这些文章虽然没有什么值得取用之处，但臣的一点私心，是认为应当从开头实行，依次到篇末；先说明大略，再分析区别，然后在最后作出判断，或许对当世有所帮助。臣听说，天下的治乱都有它一贯的形势，所以天下即使混乱，圣人也认为并不难治理，因为应对它自有方法。水旱和盗贼使人民流离，只要使他们安定下来就是了；乱臣割据、天下四分五裂，只要讨伐他们就是了；权臣专制、擅自施行威福，只要诛杀他们就是了；四方夷族交相侵犯、边境不安，只要把他们驱逐就是了。这几种事情对于伤害人民、蛀蚀国家，确实不浅；但它们造成危害都有明显的情状，所以挽救它们也各有方法。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不知道祸患为何发生却任其发生更大的了；不知道原因而听任事情发展，就是拱手等待动乱。国家已有几百年没有大的战争了，天下有治平的名声，却没有治平的实际；有值得忧虑的形势，却没有已经显露的忧患，这正是其中有不可测之处。如今天下并没有水旱盗贼、人民流离的灾祸，却常常叹息怨愤，好像不能安享生活；并没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的忧患，却休养生息，常常像物资不够使用；并没有权臣专制、擅作威福的弊病，却上下不相交往，君臣不相亲近；并没有四方夷族交相侵犯、边境不安的灾难，中原却惶惶不安，常常有外患之忧，这正是臣最困惑的地方。如今医生治病，诊察脉象、观察气色、听辨声音，就能知道疾病由何而起，说这是寒症，这是热症，或者说这是寒热相互搏结；至于其他病情，也没有不能判断的。现在假如有一个人神情恍惚而不快乐，询问他有什么痛苦，他又不能自己说出来，那么他的病因必定深重而不可测了。他的言语、饮食、起居、动作，本来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这正是庸医认为没有什么可忧虑之处，而扁鹊、仓公见了却会惊异的地方。疾病的根源既然深重，那么治疗它，本来就不是轻率、因循、苟且的办法所能消除的。可是天下士人，正忙着拾取三代遗留下来的文章，补缀汉唐旧事，认为区区这些议论可以挽救时世，难道不是太疏忽了吗？在如今的时代，如果不能涤荡振作而卓然有所树立，就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臣曾观察西汉衰落时，那些君主都没有暴虐凶残的行为，只是因为怠惰懈怠、废弛政事，沉溺于宴饮安逸，害怕一个月的劳苦，却忘了千年的祸患，所以日益走向灭亡而自己还不知道。君主，好比上天。仲尼赞说《易经》，称颂上天的德性说：“天的运行刚健有力，君子因此自强不息。”由此看来，上天之所以刚健不屈，是因为它运行而不停息。正因为运行不停息，所以万物纷杂而各得其职，不发生混乱。它的光成为日月，它的文采成为星辰，它的威严成为雷霆，它的恩泽成为雨露，这些都产生于运动。假如上天不知道运动，那么它僵硬的形体将会腐坏而不能自持，何况还能驾驭万物吗？如果天子有一天赫然振作，施展刚健奋发的威势，使天下明白君主有意建立事业，那么有智慧的人愿意献出谋略，勇敢的人乐于献身，纵横施展、颠倒变化，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成功。如果君主不先在内心作出决断，群臣即使有伊尹、吕尚、后稷、契那样的人才，也无可奈何。所以臣特意把君主先自行决断、想要建立事业作为首要之事，然后再谈建立事业的关键。策 略二 天下长久没有战事了。以天子的仁德圣明而言，他想有所建树，以作为子孙万世的谋划，心情是极其迫切的。只是担心发动得不合节度，天下或许会因此受到损害。陛下在朝廷上面对这些事叹息，已经有好几年了。大概从近几年开始任用两三位大臣，天下人都洗心涤虑，等待朝廷有所作为。然而几年之间，最终没有什么足以大大慰藉天下期望的成就。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两个敌国的重大忧患还没有除去，天下的治理终究无法进行。臣听老师说过：应付敌人都来不及，就不能使自身完善；连使自身完善都来不及，就不能有所建树。自古开创基业的君主，都有敌国相持的忧患，派遣将领出兵，军队在外交战，而内部不失去治理国家的方法，所以即使军队可以失败，国家却不能动摇；力量可以屈服，志气却不能被夺。如今天下是一家，西北尚且没有动兵，而我们的君主和宰相却整天惶惶不安，应接事务还来不及，臣私下认为这是执政者不应有的状态。从前大臣议论国事，不作长久之计，而采取最下等的防御办法，因此每年拿出数十万、百万的金帛资助邻敌。这是过去已经造成的过错，是无法追悔的事情。而议论者现在正要深究当时的过失，却不寻求日后的办法，也没有益处。

译臣虽然不肖，还是私下谈谈当今的弊病。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不担心有所花费，只担心花费没有名目；不担心花费没有名目，只担心事情不能建立。如今一年花费千万，不过是花费千万罢了；如果事业不能建立，四海将无法保全，那么区区千万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如今西北敌人不用折损一支箭、不遗失一枚箭头，只派一个使者，驱赶几辆驿车，所到之处便骚动不安，居民因此不得安宁。大体上都是提出非常的言辞、没有满足的要求、难以应允的请求，来试探我们怎样答复。于是朝廷一片骚动，大臣议论纷纷；过了几个月他们才离去，边境驿报又接连传来。由此看来，西北的使者一天不绝，中原就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歇息，更何况能够有所建树吗？所以臣说：两个敌国的重大忧患没有除去，天下的治理终究无法进行。中书省，是王政由此发出的地方，是天子与宰相在这里讨论治国之道而不问其他事务的地方。没有极其安逸宁静的环境，就无法应付天下的劳苦；没有极其安静的心境，就无法控制天下的动荡。因此古代圣人即使有大规模的兵役、大兴土木，百官奔走忙碌、各自办理事务，中书省的政务也不至于纷乱。如今却连一年的空闲都没有，那么礼乐、刑政、教化的根源，以及使天下回心转意、归向正道的事情，什么时候才能议论呢？千金之家长久不加治理，以至于贩夫小子都能拿着债券来追讨所欠的债；如果一朝发愤，把仓库里的粮食全部倒出来偿还，然后再作打算，那么一天的资财也足以使它富裕，何至于惶惶不安呢？臣曾读《吴越世家》，看到勾践被困在会稽山上，向吴国求和，所有用作贿赂的金玉、女子，多得数不清。回到本国以后，吴国所役使的各种劳役没有不服从的：让大夫的女儿嫁给大夫，让士人的女儿嫁给士人，春秋两季的贡奉不断送给吴国。臣曾私下奇怪，越国作为蛮夷之国，经历失败灭亡以后，在救死扶伤之余，送给吴国的财物耗费又多得数不清，然而最终却灭亡了吴国，那么治理国家的祸患果然不在花费上。越国内外事务互不干扰，所以能够有所建树，才让范蠡、大夫种二人分掌国家而加以治理。范蠡说：‘四境以外的事情，种不如我，让我来主持。凡四境以外用来对付吴国的事情，种不了解。四境以内的事情，我不如种，让种来主持。凡四境以内用来强国富民的事情，我不了解。’ 这两个人各自专心发挥所长，各自尽力，所以不用劳苦就灭掉了吴国。他们送给吴国的财物既丰厚又有节制，所以财用不会匮乏；他们听从吴国役使，虽然劳苦，却有一定期限，所以国家根本不会动摇。这样勾践才能安心地施展志向，而吴国已经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如今以天下之大，中书省却常常有蛮夷之患，内政当然会有不能办到的事情，所以臣认为治理天下，不如先使中书省的事务清简。中书省事务清简，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办理的了。如今天下的财赋，都归司农寺管理；天下的刑狱，都归廷尉管理；天下的军队，都归枢密院管理；宰相只掌握大纲，听取各部门治理的重要事项，责成它们完成罢了。这三方面的事务，难道比蛮夷之事少吗？实在是因为认为它们还不至于劳累中书省。如今对待两个敌国之所以失策，问题在于权责过重。古代设有行人官，掌管四方宾客的政务。周朝盛世时，诸侯四次朝见，蛮夷戎狄没有不来进献的，所以行人官只需治理宾客升降揖让的礼节以及牲畜、刍草、积储的数量罢了。到了周朝衰落时，诸侯争强，行人的职务便变得艰难而重大。春秋时期，秦国聘问晋国，叔向命令召来行人子员、子朱，说：‘子朱负责接待。’ 叔向说：‘秦、晋不和已经很久了，今天的事情如果有幸成功，秦、晋两国都要依赖它；如果不成功，三军将暴尸荒野。’后来楚国的伍员逃奔吴国，担任吴国行人，谋划攻打楚国，最终攻入郢都。西汉兴起时，设置了典属国。因而贾谊说：‘陛下如果试着任用我为典属国，我一定能系住单于的脖子，控制他的性命；压服中行说，鞭打他的脊背，使匈奴全体人众只听从陛下的命令。’如今如果仿照行人、典属国的旧制，专门设置一个官职，给它重大责任并严格要求，使宰相从两制官员中举荐可用的人而不要削弱他的权力；再让大司农把每年馈赠两个敌国的财物限定在固定数额之内，预先准备好。其余事情，朝廷不要过问。凡是我们派使者到敌国，以及我们接待敌国使者的事情，都让这个官自行选择处理；对于敌国非常的言辞、无休止的要求、难以满足的请求，也让他自行答复，使这些议论不牵涉朝廷。其有空闲时，则招集天下俊才，筹划攻战守御的措施，兼听各方意见，广泛采纳，全面了解敌国的虚实。凡是涉及境外的事情，都交给他办理。这样，天子和宰相只根据他的能力和成效决定升降罢黜，实际上不是非常简便吗？如今从宰相以下，百官都泛泛而为，没有人承担这项责任。现在如果举用一个人，把这件事交给他，使他日夜思考如何应对两个敌国，应该没有办不成的；然后天子和宰相就能安居静思，谋求天下的大计，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几乎没有不可行的事。策 略三 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使天下的事务各处在适当的位置而不相互混乱，使天下的人各安守自己的本分而不相互逾越；这样以后，天子才能从容无为而居于上位加以控制。如今却不是这样。强敌对抗，本来不是中原的最大祸患，却屡屡成为朝廷的负担，因此徘徊扰攘，最终不能有所建树。如今如果委任专人并责成他办好，使西北只不过成为尚未归服的国家，那么中原本来就是我们的中原，难道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吗？在这种时候，臣知道治理天下并不困难。请让我谈谈当今的形势。天下有两种祸患：有立法的弊病，有任人的过失。这两者相似而难以分辨，是天下所以混乱的原因。出现立法的弊病时，君主一定说：‘我任用了某人，而天下没有治理好，是某人不可任用。’于是又更换他，却不知道这是法令的弊病，反而把罪责转移给那个人。出现任人失误时，又反过来责怪法令，法令的变更便没有止境。这样即使到了覆败灭亡相继发生还不醒悟，难道值得奇怪吗？从前汉朝兴起，沿用秦朝的办法治理，刑法严酷急迫，礼义消亡，天下一片混乱；担心后世没有可以遵守的准则，所以贾谊、董仲舒叹息忧虑，把确立法度、变更制度作为要务。

译后世看到这两人的议论，便认为圣人治理天下，凡事都如此，于是腐儒和年轻读书人都想任意改变法令，以迷惑扰乱当世君主。臣私下认为，当今的祸患，法令虽然有不够妥当之处，但天下之所以没有得到大治，过失在于用人，而不在于法制本身。国家的法令已经变更过多少次了，天下仍未大治，过错究竟在哪里呢？从前大臣议论，担心天下士人入仕不循正道，取用又不够精当，所以制定法令说：‘年过中年才举荐，取用旧额的一半，并恢复明经科。’又担心天下官吏没有功劳却升迁，取得高位而不肯谦让，所以制定法令说：‘应当升迁的，由有关部门上报；自行陈述求升的，以犯罪论处。’这两件事名义上很美好，实际并没有大的益处。可是议论的人想靠这些办法使天下达到大治，臣私下认为是错的。法令对于人，好比五声、六律对于音乐。法令不能没有奸弊，就好比五声、六律不能保证音乐不淫靡。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只保存法令的大略，把具体执行交给人；只要没有达到危害百姓、不得不废除的程度，就不轻易改变。因此说：‘过失只在于用人罢了。’有了人才却不任用，任用了却不实行他的话，实行他的话却不能尽其心力，这些过失是一样的。古代兴起王业的，只靠一个人。商汤把天下交给伊尹，周武王把天下交给太公，伊尹、吕尚这才得以舍弃个人安危，经营天下。君主不怀疑臣下，功业成就以后也没有后患，所以臣下没有不敢说的话，所说的话没有不被实行的。君主要任用的人，即使是亲爱之人也可以任用；君主要诛杀的人，即使是仇敌也可以诛杀。使臣下心中没有顾虑忌惮，所以能够尽展才能，要求他们取得成功。到了后世的君主，才开始用琐碎的小计策来约束天下豪俊，所以即使有国士，也没有人能够任用他们。贤人君子想建立功业，使自己的名声流传后世，其愿望超过一般人，只是担心功业还没有完成就被夺走，这样反而会加速天下的混乱。鼂错的遭遇，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那些奋不顾一时祸患，决然只想以自身来试探君主威势的人，说明他们所凭借的事业也并不大。这种人本来不足以共事；而沉着坚毅、果敢有为的士人，又必定要有所等待才肯奋发。如果君主不先消除那些使人无法预测的因素，向天下显示自己值得信任，那么他们又能跟随谁而奋发作为呢？庆历年间，天子急于求治，提拔任用元老，天下人日夜盼望他们成功。当他们深思远虑、尚未有所发动时，即使天子也嫌他们迟缓。等到他们一旦发愤，分条陈述天下的利害，连百分之一二还没有说完，满朝便喧哗起来，以至于把他们驱逐罢免，顷刻之间就结束了。这正是天下士人互相告诫、不敢深切进言的原因。处在今天的时代而想把天下带入至治，如果不大力矫正、违拗世俗，就不可能成功。为什么呢？天下所忧虑的，正是柔弱而不能振作，怠惰而不能整肃，苟且偷安而不知道长远的计划。臣认为应当像诸葛亮治理蜀国、王猛治理秦国那样，使天下人悚然警醒，人人不敢掩饰过错，务必竭尽诚意。所有这些，都是庸人最厌恶的，也正是谗言由此兴起的原因。因此刘备在关羽、张飞之间拒绝他们的意见，后来孔明才能尽展才能；苻坚斩杀樊世、驱逐仇腾、贬黜席宝，后来王猛才能完成功业。天下并不是从来没有像这两人一样的才能，君主想求治又如此勤切；彼此需求极为急迫，却很难相合，唯一的忧患只是君主不信任臣下，臣下不能测知君主而已。只要天子有一天慨然明白地告诉执政大臣自己想做什么，使他们知道君主确实深知此事，并在内部为他们创造条件，他们才敢对外有所作为而不顾虑。否则，即使得到千千万万个贤臣，一天变更百项法令，天下反而更加无法治理。一年又一年，最终仍然没有什么能够大大慰藉天下人的期望，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策 略四 天子与执政大臣既然已经彼此契合而没有疑虑，能够尽情表达胸怀，径直按自己的意志推行道义，那么当今最应优先做的事情，没有比破除庸人的议论、打开功名之门更重要的了；这样以后，天下才可以治理。治理天下好比治理水患，正当水势奔流冲击、决口溃散、腾涌漂荡而无法禁止时，即使想用尽人力来减弱它一尺一寸的势头，也做不到。等到水势已经衰退时，却又很快变得好像不足以维持一天。因此善于治水的人，不只是担心水势难以减弱，也担心水势容易衰退。要用正确的方法疏导它，逐步决开水道，疏浚旧有的淤塞而引入新的水流，使它不至于壅塞、腐败而失去作用。唉！人们知道江河会造成水患，却认为池沼小水可以没有忧患，哪里知道舟船航运和灌溉的好处呢？天下尚未平定时，英雄豪杰之士都凭借自己的长处奔走竞争，唯恐天下有一天没有事情可做。因此人人都竭尽自己的才干，即使不肖之人也自我磨炼，不至于懈怠废弛。所以勇猛的人相互吞并，聪明的人相互残害，使天下人不能安享生活。治理天下的人知道，大乱的根源是智勇之士争逐利益而没有满足；因此天下既已平定，便削去他们所凭借的工具，压抑天下刚强健勇、喜好名声的人，奖用柔弱怯懦、谨慎畏惧的人。不过几十年，天下便完全改变，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喜欢办事、勇于任事的风气了。于是有能力的人不再自我激发，因而没有机会显露才能；没有能力的人更加松弛废弛，变得毫无用处。到了这时，君主想有所作为，而左右前后的人都没有足以任用的，于是法纪日益败坏，自己却还不知道。这种祸患，难道只是英雄豪杰之士犹豫退缩而已吗？圣人却不是这样。当天下长久安逸享乐时，就用方法激发他们，使天下人的心始终振奋，常常乐于行善。因此能够安定而不衰败。况且君主凭借来治理天下的，是天下人都在做，而自己不亲自做罢了。要使天下人都去做、自己不亲自做，就应当开示利害的端绪，辨明荣辱的等级，使他们踊跃奔走，都替我效力而自己还不知道。这样君主坐在那里就能收取功效。假如天下人都想不做事却能获得利益，那么天子与谁共同治理天下呢？如今太平安定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天下的祸患正在这里。所以臣说：破除庸人的议论，打开功名之门，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如今庸人的议论有两种：上位者致力于表现出宽厚深沉、不可测度的气量，下位士人则喜欢谈论中庸之道。这两种都是庸人的习气。

译他们相互议论，举出先贤的话，搜取其中与自己近似的部分，来替自己的无能作解释罢了。所谓宽厚深沉、不可测度的气量，古人用来面对大事而不乱，用来镇定世俗的躁动，并不是用来隔绝上下的感情、养成尊贵自安的态度。受到赞誉就受到鼓励，受到非难就受到阻挫，听到善行就高兴，见到恶行就愤怒，这是三代圣人共同具有的品性。可是后世君子一定说：‘受到赞誉也不受鼓励，受到非难也不受阻挫，听到善行不高兴，见到恶行不愤怒，这才叫不可测度的气量。’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有鼓励、有阻挫，有喜悦、有愤怒，然后才有缝隙可以进入；有缝隙可以进入，然后有智慧的人才能为他谋划，有才能的人才能被他任用。后世君子偏要造成毫无缝隙的样子，那么天下谁还能进入他的内心呢？古代所谓中庸，是穷尽万物的道理而不过分，所以也叫皇极。‘极’就是穷尽。后世所谓中庸，却只是顺从地做众人都能做的事，便把这叫作中庸；这正是孔子、孟子所说的乡原。全乡人都称他为忠厚老实的人，无论到哪里都做忠厚老实的人，与流俗相同，与污浊的世道相合。他说：‘古代的人为什么孤独冷落？既然生在这个时代，就应当为这个时代做事，能够行善就够了。’ 他认为这种做法接近中庸，却不知道正因此孔子说：‘这是败坏道德的人。’孔子、孟轲憎恶乡原败坏道德，想找到狂放进取的人与之交往；狂放进取的人又难以找到，于是还想找到狷介的人，说：‘狂者勇于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如今的祸患，只是不取用狂者、狷者，却都取用乡原之人，所以才这样萎靡不振、毫无建树。至于孔子、子思所承受的中庸之道，以及孟子从子思那里接受的中庸之道，他们却都想找到狂者、狷者而与他们共事。既然如此，那么要磨炼激发天下、振作他们的怠惰，没有比狂者、狷者更贤能的了。所以臣说：‘破除庸人的议论，打开功名之门，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 策 略五 其次，没有什么比深深凝聚天下人的心更重要。臣听说，天子把自身寄托在高高的位置上，把一颗心运用于茫茫天下之间。安定时如同泰山，危险时如同累卵，二者之间容不下一丝一毫的差别。因此古代圣王不依仗自己拥有令人畏惧的资势，而依仗自己拥有令人爱戴的实际；不依仗不可撼动的权势，而依仗天下人不忍背叛的心。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所处的位置，是天下最危险的地方。天子依靠公卿来拥有天下；公卿、大夫、士直到百姓，又彼此相连，依靠这种关系拥有自己的富贵。如果不能得到他们的心，却想用小小的名分束缚他们，用不值得依靠的权势控制他们，那么平常无事时还可以互相制约；一旦发生紧急事情，他们全都只是道路上的行人，甩手离去，还怎么能够任用他们呢？古代失去天下的君主，都不是一日之间造成的；他们君臣之间的权力关系已经离散很久，只是恰好遇到变故，所以一散开就再也收不回来。当这种情况尚未发生时，天子十分尊贵，大夫、士十分卑贱，奔走万里，不敢争先后，天子庄严地面向南坐着面对群臣，说：‘上天还说什么呢？’百官低头就位，收拢脚步退下，战战兢兢，只怕获罪。群臣相互带头谋求苟且安稳，贤能的人既无处施展才能，愚昧的人也能容身于自己的不肖；天下一切事情，任凭它自行发展罢了。等到事情出乎寻常，变故从不可预料之处发生，放眼天下没有人和自己共同承担祸患，即使想分割国家交给别人，也已经来不及了。秦二世、唐德宗大概就是采用这种办法，以至于颠沛困顿却还没有醒悟，难道不可悲吗？天下，是一件器物；天子，是拥有这件器物的人。器物长久不用，放在箱笥里，那么器物与人彼此不熟悉，使用时就会抵触而难以操持。优秀的工匠使手熟悉器物，器物也仿佛熟悉他的手，手与器物彼此信任而不相疑，所以做事情就能成功。天下的祸患，不是经营应付祸乱最值得忧虑，而是养成安逸、习惯无事最值得畏惧。为什么呢？担心有一天终于彼此抵触而难以操持。从前拥有天下的人，日夜磨炼百官，抚慰百姓，为他们举行朝聘、会同、宴享，以交结诸侯的情谊；每年按时、每月初一，使百姓到官府读法令、饮酒、参加蜡祭腊祭，以满足万民的情感。有大事时，从庶人以上都可以到外朝，尽情陈述自己的意见。然而他们还认为不够，又每五年巡狩一次，在四方名山之下朝见诸侯，亲自会见老人、贤士和大夫，以便全面了解天下的风俗。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徒然劳苦，而是要逐渐使天下人的心服从、熟习，不至于彼此抵触而难以操持。到了后世，毁坏先王的法度，安于逸乐，又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于是养成尊贵自高的习气，务求显得深沉严厉，使天下人拱手只在表面上奉承，内心却不服。那些老生腐儒又出来替他们解释说：‘天子不可以随便发言，史官还要把它记下来，后世还会拿它来讥刺。’这样就使君臣彼此相看却互不了解，简直成了偶人罢了。天下人的心既然已经离去，君主还茫然抱着空器物，不知道英雄豪杰已经在谋划他的后事。臣曾观察西汉初年，高祖创建基业时，发生的事变已经很多了；高祖在项氏创伤残破的基础上，又与韩信、英布等人在中原争驰。这六七位人物，都有超凡的资质，占有土地和众多甲兵，势力足以造成动乱。然而天下最终没有动摇，终于由汉朝平定。传了十几代，到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时，四方夷族向风归附，兵革没有使用，王莽这个小人却把天下夺走了。不用一寸兵、一尺铁，天下就屏息不敢动，没有人敢争夺。这是什么缘故呢？创建基业的君主出身平民，他的大臣将相都曾与他握手相交、共同欢聚；凡在朝廷任职的人，都是他曾经亲自接触、试用过的人，他由此知道他们才能的长短。他们把天下看成自己的身体，假如有疾病疼痛，手脚不用约定便会自行救护。在这时，虽然有眼前的忧患，却没有长远的祸患。

译等到他的子孙生长在深宫之中，习惯于富贵的势力，尊卑之间隔绝很远，上下之间的感情疏远；礼节繁多，君臣之间的情义淡薄。因此，他们不为眼前的忧患操心，却常常造成长远的祸患；等到有一天事情发生，早已无法挽救了。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去除苛细的礼节而致力于真诚，贬斥虚浮的名声而追求实际效果，不吝惜高位厚禄，用来招致山林中的士人，并且想听到切直而不隐瞒的话，这些全都是为了沟通上下的感情。从前我朝太祖、太宗取得天下以后，法令简明，不故意设置高峻的界限；当时的大臣将相都能从容终日，相处欢乐如同平生好友；下至士人、庶民，也都能够自行献力。因此天下人至今还传诵他们的言语，那些话并不是靠文采修饰，而是敞开心胸、显露真诚，具有深入人心的力量。这是英明君主的奇特方法，是驾驭天下的重大权柄。如今太平安定的日子已经很久了，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每天更新盛大的德行，以激发天下长期安逸而怠惰的风气，所以陈述五件事，供陛下采纳选择：第一，将相之臣，是天子依靠他们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日夜召来讨论天下大计，同时仔细观察他们的为人。第二，太守、刺史，是天子把远方百姓托付给他们的人，他们罢官归来时，都应当询问他们。还应询问他们施政的情形、民情风俗所安定的地方，同时借此估量他们才干所能胜任的程度。第三，左右扈从、侍读、侍讲等臣，本来就是用来讨论古今兴衰的大要，不是只为应付旧例、充数而已。除了经籍所载之外，假如有事情向他们询问，也没有妨碍。第四，官吏、百姓上书，只要稍有可取之处，就应当召来询问，优厚安慰，以培养他们敢于进言的气节。第五，天下的官吏，从一命之官以上，即使地位极其卑微，也没有办法自行通达朝廷。然而君主有所作为，难道真有什么不能做的吗？应当考察其中善于任事的人，突然召见他，使他不知道自己因何被召来。这样，远方卑微的官吏也会努力激发自己去行善，不因职位低、俸禄薄、没有途径向上通达而不加修养。使天下人都习惯知道天子喜爱善行、亲近贤人、关怀百姓，勤勤恳恳而不知疲倦。众人都会有所感发，知道君主爱护自己，便不肯与君主一起做坏事。这样也将使贤人增多、奸吏减少，在刑法之外，能够大大慰藉天下人的心。《东坡全集》卷四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四十七，宋苏轼撰，策别十七首 策 别一 臣听说，治理国家有先后，有本末。前面所论述的，是当今最应优先办理的事情，也是治理国家的大体原则。至于各项事情的利害、谋划的得失，请允许臣逐条陈述。大体有四项，细分为十七条。第一是考核百官，第二是安定百姓，第三是充实财货，第四是训练军队。考核百官，又分为六条。第一是严明法禁。从前圣人制定刑罚和赏赐，知道天下人乐于得到赏赐而害怕受到刑罚。因此，对于人们所乐意得到的赏赐，从下而上施行：百姓有一点善行，不过一早上的时间，赏赐就随即到来；这样一来，上层做好事的人便足以知道，善行没有不受赏的。对于人们所害怕的刑罚，则从上而下施行：公卿大臣有丝毫罪过，不过一早上的时间，惩罚就随即到来；这样一来，下层做坏事的人也足以知道，罪行没有不受罚的。《诗经》说：“刚强的人我也不吐弃，柔弱的人我也不吞食。”天下所谓权势豪强、尊贵显赫而难以号令的人，正是圣人借以向天下人表明法禁的人。舜诛杀四凶，天下便服从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四个家族是天下的大族。只有圣人能够打击天下的大族，来使小民的心服从，所以刑罚最终能够搁置而不用。周朝衰微时，商鞅、韩非用严酷的刑罚和苛刻的法令督责天下人；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取得成效，是因为施行法律先从贵戚大臣开始，然后才涉及疏远卑贱之人，所以能够凭此使自己的国家称霸。由此看来，商鞅、韩非所用的刑罚，不是舜所用的刑罚，但他们施用刑罚的方法，却是舜的办法。后世庸俗之人不深究其中的本末，竟然把舜施用刑罚的方法同商鞅、韩非归为一类而抛弃它，法禁不能实行，奸邪不能停止，原因就在这里。如今州县官吏接受贿赂、出卖狱讼裁判，罪重的达到削除名籍；如果官位还不足以抵赎罪过，就会被加上木枷锁链、接受鞭打，这也是天下最羞辱的事了，但士大夫中有的人却冒险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中有所不服。如今大官所做的坏事，不只是簿书、粮食、盐和出入账目之间的事；他的地位越尊贵，所造成的危害越大，权力越重，下属就越不敢说话。幸而有不畏惧强权的士人出力排斥他，又幸而没有受到上下阻挠，使他的罪行终于成立，那么对他的官职所作的削减也不过是罚金罢了，大概没有多少。罪过恶行已经暴露于天下，而惩罚却伤不到他一根毫毛；在公卿之间粗疏草率，在州县小吏身上却查得细致入微。像这样施用法律，天下人当然不会心服。施用法律却不能使人心服，即使刀锯斧钺，人们尚且会有所不避，更何况木枷锁链和鞭打呢？如今法令极其繁多，看看用来防止奸邪的办法，举一步脚几乎就会落入其中；可是大官触犯它，却没有达到令人畏惧的程度，这是什么原因呢？天下议论的人说：“古代的制度，刑罚不加在大夫身上，大臣不可以用法律来惩处。”唉！所谓刑罚不加在大夫身上，难道是说大夫以上的人有罪却不受刑吗？古代的君主，对公卿大臣的责求极其严格，对士人和百姓却极其宽厚。责求极其严格，所以用来约束他们的反而更加宽松；对待士庶极其宽厚，所以用来防范他们的反而十分严密。大臣之所以可贵，正在于不必等到受到约束才避免罪过。因此，约束越宽松，大臣反而越敬畏法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认为君主并不怀疑自己，便不忍心欺骗君主。如果侥幸以为君主不怀疑自己而轻易犯法，那本来就已经不容于诛杀了。所以，大夫以上的人有罪，不按照士庶人的法律接受审讯、定罪和报决，这就叫作“刑不上大夫”罢了。天下的官吏，从最低一命之官以上，只要任官治民，若有罪过，都记载在所谓的历中；至于馆阁之臣出任郡县官的，便直接罢免。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意，是想要对他们加以严厉责罚。怎么能反而同士庶人比较罪行的轻重，又因为他们的爵位而减轻刑罚呢？法律规定有罪而可以自首免罪，是为了给盗贼小人开辟改过自新的道路；如今卿大夫有罪，也可以自首免罪，难道是把他们当作盗贼小人来对待吗？天下只有无罪之人，才无从施加刑罚。如果明知他有罪却特意免除惩罚，那么凭什么号令天下呢？如今大臣有不法行为，有人已经检举了，诏令却说“不要追究”，这是什么做法？圣人为天下治理，难道能容许这种含糊暧昧而不作决定的事吗？所以说：“严明法禁要从大臣开始，这样小臣就不会犯法了。” 防止弊端之二 第二是抑制侥幸心理。君主之所以可贵，在于赏赐和剥夺由自己决定，而不受众人议论的牵制。天下的读书人没有不想做官的，做官的人没有不想显贵的。如果顺从他们的欲望，就必须让天下人都显贵之后才行。正因为不能顺从，所以官职不可以轻易取得，显贵也不可以轻易达到。这不是吝惜什么，而是因为爵位俸禄出自我的决定。我认为可以给予，就给予；我认为可以剥夺，就剥夺；即使有人议论，也不值得害怕。天下真正可怕的事情有三件：赋税征收不能不公平，刑罚不能不平等，守令不能不慎重选择。这些确实足以导致天下安危，才是值得害怕的。我想慎重使用爵赏、爱惜名位器物，喧嚣争论的人却认为不可以，这哪里值得防范呢？国家近年以来，官吏多而职位少，往往一个官职由三个人共同占有：在任的一人，离任等待的一人，另有一人窥伺等待。这样，一个官职就有两个人无事而领取俸禄。而且他们在任的日子短，闲居的日子长，把任官所得作为闲居时仰赖供养的资财，因此贪吏总是很多而无法禁止，这是用人的大弊端。古代用人，取用人才极宽，而实际任用极严。取用人才极宽，所以贤能之人不会被隔绝；实际任用极严，所以不肖之人没有容身之处。《礼记》说：“司马辨别官员的才干，把进士中贤能的人评议后报告给王，并确定评定结果。

译评定结果确定以后才授予官职，任官以后才授予爵位，职位确定以后才发给俸禄。” 这样看来，被选取的人未必都会得到任用。如今进士中名次在二人以下的，都是试用官。所谓试用，难道是说一定要任用吗？本来就是要有所罢黜和设置。国家选取人才有制度，有进士，有明经，有词科，有任子，还有府史杂流。以上这些途径虽然很多，并没有什么妨害。最终决定他们一生升降的，是召见和改官之日；这尤其不可不爱惜并慎重对待。如今议论的人，不过说：“增加任职资历考核的年限，并要求他们达到举荐官员的数目。”而他们只是勉强做到这些罢了。资历考核年限一旦满足，举荐官员的数目也达到标准，他们就会拿着文书来强求于我；即使有成百上千人，也没有谁敢不全部给予。臣私下认为，今天的弊病正在于过分依任文书，因此把它定为一种固定制度，使天下人可以按年限一定取得职位，这实在太可惜了。如今最便利的办法，不如让任职满六考以上的官吏，都可以把姓名报给吏部。吏部根据他们资历考核的先后、举荐官员的多少，排列他们的姓名，然后让一两位大臣共同考察，再参照他们才干器识的优劣，确定等级。年终奏报皇帝，由皇帝下诏决定罢免或任用，衡量天下官吏。每年因死亡、故意犯罪或免职而空出的名额有多少人，就增减其数额，按照所奏报的等级补充，达到数目便停止。使官吏的升降也交错地取决于贤能与不肖，而没有固定不变的制度，那么天下官吏就不敢存有必然得到职位的心思，便会自行奋发磨炼，以求在当时获得声誉。先前所说的用人大弊，也将不用费力便自行消除。然而议论的人一定会说：“法令不固定，而按照才能优劣区别等级，这就给个人的好恶打开了门路。”臣认为不是这样。法律本来是用来保存大纲的，而其中的出入变化，本来就要交给人来处理。从前唐朝拥有天下时，参加进士考试的人成群结队来到有关官署门前。唐朝的制度，只在于信任有关官署。因此有关官署能够搜罗天下贤能俊杰，并熟悉他们的为人。至于一次考试，本来就不再作为唯一的取舍标准。唐朝得到人才，在这里最为兴盛。如今报送吏部的人，每年不过几十到一百人，让一两位大臣能够询问、考察并参考他们的才干，即使有所遗漏，大概也已经很少了。如果一定要说“只任用法律而不任用人，天下人一定不可信”，那么那种固定制度，臣不知道它果真就不能被用来作奸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十百人〕 防止弊端之三 第三是疏通壅塞蒙蔽。朝廷清明、天下太平之所以可贵，是什么原因呢？天下人不用申诉就没有冤屈，不用请托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这是尧舜时代的盛况。其次，不能没有申诉，但申诉后一定能被察知；不能没有请见，但请见后一定能被省察。要使远方的卑微官吏不知道朝廷的高远，使一个普通小民不觉得官府难以接近，然后天下才能得到治理。如今一个人的身体只有一颗心和两只手，疾病疼痛、酸麻瘙痒发生在全身各处，即使非常轻微，不足以成为祸患，手也会随即到达那里。手之所以能到达，难道是逐一听从心的命令吗？是因为心平素深爱自己的身体，而手平素熟悉听从心意。所以不等候命令，手便突然自行到达。圣人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百官众多，四海广大，要使它们的关节脉络相互贯通成为一体，一经叩击就必定听到，一有触动就必定回应。这样，天下便可以像一个身体一样，使天子的尊贵与士民的卑贱彼此相爱，使忧患共同承担，使缓急相互救助。如今却不是这样，天下有人遭遇不幸而申诉冤屈，就像向上天申诉；有不得已而请见以求取所欲，就像向鬼神祈求。公卿大臣不能查究详细情况，只把事情交给胥吏。因此，凡是贿赂先送到的，早晨请示，晚上就能办成；空手而来的人，一年到头也办不成。即使是惯常办理、人人本来应当得到而没有疑问的事情，也无不设法拖延，等待请托。天下所有哪怕一丝一毫的事情，没有金钱就无法办理。从前汉、唐的弊病，是担心法律不明确而施行不严密，使官吏能够凭空虚无据的法律来约束天下人，所以小人得以钻法律空子作奸。如今法令明确完备，施行又极其严密，天下人所知道的只有法律。想排斥的人，稍有不合乎法律之处，就可以指为瑕疵；想帮助的人，即使有所违背，也可以借法律来替他解脱。因此小人反而利用法律作奸。如今天下之所以事务繁多，难道真是事情很多吗？官吏想要借办事牟利而尚未得逞，于是新旧事务相互延续，纷纷扰扰而不能决定。这就是王化受到阻塞而不能施行的原因。从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时，百官各自履行职务，不用等候教令就能办成；四方宾客到来，也不必请求有关官署。王猛治理秦国时，事情细微琐碎到极点，也没有不全部办理的，而人们并不认为烦扰。史书所记载的，大概是麻思回到冀州，向王猛请示，王猛说：“赶快收拾行装上路吧。”到了晚上公文便下达，等他出了关，郡县都已经接到公文。命令能够施行、禁令能够停止而没有拖延事务的情形，连细微琐碎的事情也都是这样。苻坚凭借戎狄族人的身份，终于成为霸王，军队强盛，国家富足，几乎达到太平境地，这本来就是王猛所做之事的结果，当然应当如此。如今天下太平，大官奉行法律，不敢顾念私情；可是府史一类的人却招揽权力、贩卖法律，长官心里知道却不过问，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这种弊病只有两种：事务繁多而官员不勤勉，所以权力落在胥吏手中。想除掉这种弊病，不如减少事务而振作精神；减少事务不如任用得人，振作精神不如由上位者亲自率先。如今所谓最繁忙的地方，天下事务都与它有关，申诉的人多、请见的人多，没有比中书和三司更甚的了。天下事务分给百官办理，中书只听取并掌握治理的要领；郡县的钱币财赋由转运使掌管，而三司接受其审计核算。这本来似乎不至于繁多，然而中书不等候各部门奏报考核就决定官员的黜陟，还要插手它们的事务，这就是不信任有关官署；三司官吏推究盈亏，细到毫厘，用来约束郡县，这就是不信任转运使。所以说，减少事务不如信任任用的官员。古代圣王珍惜时间来求得治理，天刚亮就上朝，如果稍稍安逸，等到太阳升起，整天的事情就已经忙不过来了。

译即使只按很少的数量来说，一天废弃一件事，一个月就可以看出，一个年头积累下来的事务便多得数不清了。想使事务不繁多，就一定要在开始时辛劳，而在最后享受安逸。早晨起身，晚上才退朝；天子还没有退朝，宰相就不敢回到私宅安歇；宰相直到太阳西斜还不退朝，百官无不震惊恐惧，尽力办理王室事务而不敢宴饮安逸。这样一来，即使细微隐秘的事情，也没有不被办理的。天子勤勉求治，超过先王，议论的人却不称道王季晚些上朝，而称道舜无为而治；不谈周文王直到太阳西斜还在处理政务，却谈秦始皇称量竹简文书。这怎么能用来率领天下的怠惰者呢？所以臣说，振作精神不如由上位者亲自率先，这样壅塞蒙蔽就能被疏通了。防止弊端之四 第四是专一任用官员。官吏和百姓的关系，就像工匠手中使用器具；更换器具再去使用，开始时没有不相牴牾、不顺手的。因此，即使有才干出众、能力非凡的人，早晚便调走，也不如庸常之人任职长久而熟练。自汉代到现在，谈论吏治的人都推重汉孝文帝时期，认为任用官员不能仓促就要求成效；况且官员三年一迁，官吏不为长远打算，那么所作所为便一概出于苟且。这是天下士人争相议论的事，但臣知道还不能立即实行。天下的官吏，只是因为病弊很多而尚无办法处置，所以才纷纷扰扰地停留在这里。如果任职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以后才调迁，那么将会有人十年都不能调任。朝廷正要减少任子、清理冗官，所以这项措施的实行应当有所等待；但臣认为，当今的弊病有一个尤其不能忽视的地方。京兆府，是天下人观察并仿效的地方，也是王政开始施行的地方。它处在四方交通的要冲、两河交汇之地，是舟车商贾聚集、金玉锦绣堆积的地方。因此那里的百姓不知道耕种织布的劳苦，受到富贵的诱惑，被货利所迷惑，也不知道恭敬、节俭、廉洁、谦退的风气；把书写计算当作终身的本领，把府史贱吏当作乡党的荣耀，所以那里的百姓不知道儒学讲习的可贵。正因为如此，狱讼越来越多，奸邪无法禁止；治理政务的人更加苟且敷衍，没有空暇顾及教化。四方看到这种情形，使风俗一天天变得浅薄邪恶，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如今任京兆府长官的人，戴着星星出门，点着烛火入府，案牍和鞭笞交错堆在面前；拱手等待命令的人在庭院里一个挨着一个，拿着诉状前来申诉的人在门前肩碰着肩，来往纷纷，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只审问一次便让他们离开，获罪的人不知道自己获罪的原因，无罪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无罪的事实。这样一来，受刑的人不服，获赦的人不改，狱讼繁多便永远没有止境。大司农，是天下钱财盈亏汇总之处，是接受外地财政报告的机构。它的财赋出入，簿书交错纵横、变化繁复，足以让人作奸而难以追究；上级不能全部了解，只能交给官吏办理。分掌其中职务的官吏有几十上百人，他们的耳目能够达到我们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因此，有能力的人不过粗略地掌握大纲，没有能力的人只听从胥吏；贿赂在门前交错往来，四方有求之人聚集在他们家中。天下最大的弊病，没有超过这两个机构的。臣私下认为，像省府这样重要的机构，选择人应该精严，任用人应该长久。如今所有弊病，都是由于选择不精、任用不久造成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为什么呢？天下的贤能之人不可能很多，而在贤能之中再寻找能够治理繁杂事务的人，也不可能人人都能做到。幸而有这样一个人，又不能任用长久便离开了。世上的君子如果有志于天下，想要作长远打算，那么他的成效不可能在早晚之间显现出来。开始时似乎迂远空疏，但最终一定会有值得观瞻的成果。如今任职满一年还没有显现政绩，朝廷就认为他没有能力，不等他取得成效便将他调走；而那些很快得到众人称誉的人，又被认为有功，提升为两府大臣。这样看来，任职于省府的人，无论有能力还是没有能力，都不能长久。省府事务繁多，全年不得休息，朝廷既急忙把他调走，那些人也无不急忙谋求离开。胥吏都在自己的机构中老于此职，并在其中养育子孙；让急于求去的人来管理那些在此养育子孙的官吏，他们彼此相处如同客人与主人，这种情势下，奸弊当然无法除去。省府的职位并不低，如果有能干的人在这里终老，也不能算没有得到任用。古代用人，知道一个人在职位上长期劳苦，便时常用赏赐来劝勉奖掖他，以激励他的心志，没有听说用突然升迁来夺去他的成效。如今天下的官吏，即使不能一概长期任职而不调迁，至于省府，也不可以仓促调离。官吏知道自己会长期任职而不会被调走，那么他们的欺诈本来就已经减少了；而任职之人也能深思熟虑，在其中周旋经营，不过十年，一定会有卓然可观的成效。防止弊端之五 第五是不要责求难以做到的事情。所谓不责求难以做到的事情，是为了有所深切责求。从前圣人制定法律，使人可以有过错，却不可以达不到应有的标准。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人所要求的，是众人都能做到的事。天下如果有人能做到众人不能做到的事，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而能力不足的人也不至于触犯法律。像这样仍然有人犯法，然后才可以严厉惩罚并坚决罢黜他。由此说来，圣人不责求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正是为了深切责求人所能做到的事情。后世制定法律却不是这样，责求人做到他不能做到的事，而对他能够做到的事反而不严加要求。因此法律不能实行，政事也不能建立。事情不可能两方面都得到，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禁止必有所宽容。宽容某些方面，禁令才能真正止息；舍弃某些方面，所取的目标才能真正达到。如今天下的官吏，不可能人人都被直接了解，所以让长官举荐他们；又担心长官因私情举荐而得不到合适的人，于是又让长官对他们负责。日后发生败坏政事的事情，便以连坐追究举荐者的过失，罪过轻重不同，处罚却相同。况且人的品行难以预知，连尧舜都为此感到忧虑。今天行善，明天作恶，尚且不能保证，何况十几年以后呢？

译那时年幼的已经壮年，壮年的已经老了，却还拘守他们一时所说的话，使他们一同承担罪责，不是太过分了吗？天下人做官而尚未得志时，没有不勉强自己行善以求得举荐的。等到已经改任官职而没有忧虑了，于是放纵无所不为。当他在州县任职时，长官亲眼见到他廉洁谨慎、勤勉能干的节操，势必要举荐他；但又怎么知道他一生最终会做什么呢？所以说，如今法律责求人做到他不能做到的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形。一县长官考察一县属官，一郡长官考察一郡属官，职司考察所辖郡县的官员。这三类长官所管的属官并不多，对于他们贪婪还是廉洁、宽厚还是严厉、有能力还是没有能力，不可以说不知道。如今假如有人放牧牛羊，却不知道牛羊肥瘦，这样的人还可以再让他做牧人吗？做长官却不了解下属，这本来就可以罢免，也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如今属官有罪，长官不立即上报；日后有人告发，长官不过以失察之罪离职，却又不连坐。失察，是天下最轻的罪过。职司考察属官，郡县各自考察属官，这不是人所不能做到却处罚很轻，也实在奇怪。如今世上之所以重重惩罚揭发贪赃官吏，是为什么呢？贪吏开始时一定假装廉洁，以求得到举荐；举荐他们的都是王公贵人，较低的也属于卿大夫之列，以自身名望为他们担保。任官的人没有不爱护自己同类同等之人的，所以他们根基牢固而不可撼动。被连坐的人常有六七个，严重的达到十多人。这就像盗贼劫持良民作为人质，以求自己苟且免罪。法律的弊病达到这种地步，也可以改变了。按照臣的办法，应当用职司和守令的罪来治举荐官，用举荐官的罪来治职司和守令。如今使举荐官与被举荐者同样免罪，又加上举荐官本来就无法预先知道对方终身是否廉洁，最后也只能把举荐归于幸运或不幸罢了。如果把被举荐者的罪归到职司和守令身上，那么他们的处境确实会迫使他们督察属官。臣知道贪吏小人将没有容身之地，又何必还在举荐官的问题上设置难处呢？防止弊端之六 第六是不要阻塞行善进取之路。从前先王治理天下，一定使天下人常常欢欣鼓舞，永远怀有进取之心，努力实行而不疲倦，没有自暴自弃的念头。只有自暴自弃的人，作恶才极其狠毒而不可挽救，所以圣人害怕这种人，设置高位厚禄来等待有能力的人，使天下人都能够踊跃奋发，攀援而来。只是因为才能不够、力量不足，他们最终不能进入其中，而不是圣人堵塞了他们的门、断绝了他们的路。正因为这样，即使一个卑微小吏、闾巷平民，也没有不奔走向善，直到老死都不知道休息，这就是圣人用方法驱使他们。天下如果有人罪恶极重而不可容忍，圣人既然已经断绝了他，就把他屏弃到远方，终身不列入士人之列。这不只是因为不仁，而是认为既然已经断绝他，他可能一旦放纵自己的愤怒恶毒，残害我们的百姓。因此，断绝他就不要任用；任用他就不要断绝。已经断绝了他又重新任用他，就是把他驱向不善，却又把作恶的工具交给他。天下只有一个人能够在没有希望时仍然行善、在没有顾惜时仍然不作恶。对一个没有希望的人责求他行善，对一个没有顾惜的人要求他不作恶，又把百姓交给他治理，天下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世上的贤能之人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有的人出身于商贩、奴仆和卑贱之人，甚至有人出身于盗贼，这种情况往往都有。儒生和贵族，是世人所期望的君子，有的却放纵而不守法，比小民还不如。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在他们初次入仕时就预先决定，而是慢慢观察他们任职试用的成效，使天下人没有必然能够得到职位的念头，也没有必然不可能得到职位的道路。天下人知道职位不可能必然取得，然后才会勉力追求功名而不敢侥幸；知道又不是绝对不可能取得、可以通过努力得到，然后便能以此安慰自己的心，长久而不懈怠。唉！圣人用来鼓舞天下人，使他们每日受到教化却自己不知道的，难道就是这种方法吗？后世执政却不是这样，给人以必然得到的希望，又以必然得不到来断绝他们的道路。他们本意是想进用贤能、斥退不肖，但天下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制科防等、进士高第，都在一天之内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富贵；这虽然只是当时的文章成就，却不知道他处理事务的能力。否则，任用这种人的做法不是太仓促了吗？天下有三种情况会因任用制度而断绝人的前途：州县官吏如果不是犯有重大过错、不可再任用，那么其他犯法的人都可以让他们竭力行善，以此自我赎罪。可是如今的法律规定，一旦因罪过受到处分，终身不得升迁，使他无所依赖，便憎恨百姓，任意妄为而毫无顾忌。这种人起初未必是小人，只是不幸在中途受到处分，困穷而无路可走，于是便自暴自弃。府史、卑贱官吏，国家知道不能缺少他们，所以年久以后便补授外官；但因为他们出身低微，又限制他们所能达到的职位，即使其中有出类拔萃的才能，最终也不能列于士大夫之中。人出身做官，是为了求得显贵；显贵既然不可达到，便只求富有，这是情势所必然。这样一来，即使遭到鞭打、刑戮和侮辱，也不足以禁止他们贪婪。所以，这两类人如果不能彻底弃置不用，就应当适当给他们一些机会。纳资入仕的人，都得以补授郡县官；他们知道自己终究不能升迁，也会放纵一时的欲望而无所不为。如果这些人确实不能升迁，那只是任用他们本身的过错罢了。因此臣说，断绝他就不要任用，任用他就不要断绝，说的就是这三种人。防止弊端之七 安定百姓，又分为六条。第一是敦厚教化。圣人治理天下，所凭借来使天下牢固而不可动摇的，在于天下百姓可以同他们行善，却不可以同他们作恶。从前三代的百姓，见到危难就献出生命，见到利益却不忘道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面前一定有爵位赏赐来鼓励，后面一定有刑罚来驱赶，而是因为他们的心安于行善，对不义感到不安，所以有所不为。百姓知道有些事不能做，天下就没有什么可以敌挡他们，铠甲兵器不能威胁他们，利益俸禄不能诱惑他们，可以杀戮，可以羞辱，可以使他们挨饿受冻，却不能让他们反叛。这就是三代享国长久而不可动摇的原因。到了秦汉时期，百姓见到利益便忘记道义，见到危难却不能献身；只要法律禁令管不到，巧诈虚伪便无所不为，憎恨地看待长官，盼望长官遭灾；再加上水旱灾害和盗贼祸患，天下便荡然无存，不再是天子的百姓了。世上的儒者常说：“三代时期，他们教导百姓的措施十分详备严密。

译学校的制度，射礼、飨礼的节文，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规定，灿然明备，没有一项没有法度。” 到了后世，教化之道衰落，教化的具体措施全都废弃，所以才变得这样无所羞耻。然而世上的儒者也曾经试图用这些措施来教导天下百姓，最终却没有效果；使百姓喜好文饰而更加偷薄，粉饰欺诈、彼此争相夸耀，这种情形倒是出现了。这也是儒者的过错。臣愚昧地认为，像这样的情况，都是喜好古代却没有方法，只知道有教化，却不知道名与实应当保存在哪里。实是使名得到信验的东西，名是用来求得实效的东西。有名而无实，名就不能实行；有实而无名，实也不能长久。如今儒者所谈论的，都是名。昔日武王灭商以后，散发财物，开仓发粮，使天下人知道他不贪；以礼礼遇贤能俊杰，使天下人知道他不骄；封立先圣的后代，使天下人知道他的仁；诛杀飞廉、恶来，使天下人知道他的义。这样一来，他教化天下的实际内容本来就已经建立了。天下人肃然，都有了忠信知耻之心，然后再用礼乐加以文饰，用学校加以教导，以射礼、飨礼考察他们，以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加以谨慎规范；百姓因此亲眼看见而心中明白，安然实行而自然获得教化。到了秦汉时期，专门任用执法官吏督责百姓，一直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百姓却一天天变得贪婪逐利而不知羞耻。儒者于是才开始拿三代礼仪所谓的“名”来约束百姓；他们看见升降揖让、盘旋回转、俯身弯腰的仪态，便掩口暗笑；听到钟、鼓、管、磬以及稀微舒缓的乐声，便惊讶地回头而不感到快乐。这样却想希望他们改过向善、远离罪过，不是太难了吗？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先讲求实际而后讲求名分，选择接近人情的事情先去实行。如今百姓不知道诚信，就不能同他们长久安居；百姓不知道道义，就不能同他们共同处于危难之中。平时便欺骗官吏，遇到紧急情况便背叛君主。教化的实际没有达到，天下之所以没有发生变乱，只是侥幸罢了。想使百姓知道诚信，不如致力于使言语兑现；想使百姓知道道义，不如努力去除他们的贪欲。过去河西用兵，家中子弟都登记入军。起初，官府告诉他们这是权宜之计，不是长期服役，事情办完就应当恢复原业。不久却都在额头刺字，没有一个人能够免除。自宝元年以来，各道都以兴兵为借口增加赋税，到现在仍然没有全部废除。这样下去，将凭什么禁止小民欺诈呢？县官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他依靠四海的财富，不必同百姓争夺锥刀尖端的微利。他对待百姓宽厚，取利缓慢。古代圣人不得已而有所征取时，常常设置某些措施，以表明自己并不贪婪。为什么呢？小民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只知道贪利。如今天刚亮就起身，各种工匠杂然劳作，普通人进入市场，手里拿着尺寸之物，官吏便跟随其后收税，扼住咽喉、拍击脊背，搜取丝毫利益。古代设置官职，是为了使百姓富足；如今设置官职，却是为了胜过百姓。赋税征收有固定期限，却把提前征收当作能干；钱财出纳有固定数额，却把多收利息当作有能力。天地之间，只要可以取利的地方，无不设置禁令。求取利益的范围太广，使用法律又太严密，所以百姓一天天走向贪婪。臣愚昧地认为，难以实行的言论中，应当有一定要实行的；可以取得的利益中，应当有一定不去取得的，以此教导百姓诚信，向他们显示道义。如果说国用不足，暂时不能实行，臣恐怕这样失去的东西会多于得到的东西。防止弊端之八 第二是劝导亲爱和睦。百姓彼此亲爱和睦，是王道的开端。从前三代的制度，划分为井田，使比闾、族党之间彼此亲爱；有急事相互救济，有喜事相互庆贺，死丧相互体恤，疾病相互照料。因此百姓安居无事时，往来欢欣而不会发生狱讼；遇到盗寇而作战时，同心协力，缓急关头不相离弃。自秦汉以来，法令严酷急迫，使百姓违背亲爱之情，把欢欣之心变成邻里之间互相告发的风气。富人家的儿子成年便外出居住，穷人家的儿子成年便入赘。一个国家有一国的习俗，每个家庭又各有自己的规矩；一家之中，每个人又各有自己的心思。这样纷纷散乱而彼此不相连接，所以礼让的风气消失，争斗的案件增多。天下没有事情时，便竭力欺诈、倾轧他人来成就自己；天下发生变故时，便流离迁徙、离散互弃以求自保。唉！秦汉以来，天下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而难以治理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百姓不爱惜自身，所以轻易犯法；轻易犯法，王政便不能实行。想使百姓爱惜自身，不如让他们父子亲爱、兄弟和睦、夫妻子女相互友爱。百姓向上可以依靠父母来奉养，旁边可以依靠兄弟来和睦相处，向下可以依靠妻子儿女来守护，那么他们所依赖的生计便很重要，不忍轻视自己的生命而犯法。三代的政治，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如今想教导百姓和睦亲爱，这条道路必定要从宗族开始。臣想恢复古代小宗的制度，以收拢天下彼此不亲属之人的亲爱之心。古代有大宗、小宗，所以《礼记》说：“别子作为始祖，继承别子的人作为大宗，继承祢的人作为小宗。”有百世不迁的大宗，有五世就迁的小宗。百世不迁的，是别子的后代。奉继承别子所自出的祖先为宗，这是百世不迁的大宗；奉继承高祖的人为宗，则五世就迁。古代诸侯的子弟、异姓卿大夫中开创家族的人，不敢把自己的父亲作为祢，而是让嫡长子继承自己，这就成为大宗。族人奉他为宗，即使过了百世，宗子去世，族人还要为他服齐衰九月。所以说：“奉继承别子所自出的祖先为宗，这是百世不迁的宗。”别子的庶子又不能把别子作为祢，而是让自己的嫡长子继承自己，这就成为小宗。小宗在五世之外便不再服丧。继承祢的人，亲兄弟为他服丧；继承祖的人，从兄弟为他服丧；继承曾祖的人，再从兄弟为他服丧；继承高祖的人，三从兄弟为他服丧。他们服大功九月，出了高祖以外，亲属关系穷尽，便更换宗支。

译所以说：“奉继承高祖的人为宗，这是五世就迁的宗。”小宗有四种：继承高祖的，继承曾祖的，继承祖的，继承祢的；加上大宗就是五宗，这就是所谓五宗。古代建立宗子的办法，嫡子既然成为宗子，他的庶子所生的嫡子又分别成为自己庶子的宗子；这种制度止于四层，但实际的宗族关系没有穷尽。自秦汉以来，天下没有世代卿大夫和大宗的制度，不能再恢复；但能够收拢天下亲属关系的小宗制度还存在，却没有人实行，这实在太可惜了。如今天下之所以不重视宗族，是因为有宗族而没有宗子。有宗族而没有宗子，宗族便不能聚合；宗族不能聚合，即使想亲近他们也没有办法。族人彼此不亲近，便忘记了自己的祖先。如今世上的公卿大臣、贤人君子的后代之所以不能像古代那样长久世守家业，是因为宗族离散而忘记祖先。所以不如恢复小宗制度，使族人相互率领而尊奉宗子；宗子去世，便为他加服；触犯宗子，就按照所服的丧服治罪；贫贱之人不敢轻慢，富贵之人也不敢凭势凌驾。举行冠礼、婚礼一定告知宗子，丧葬一定前往。这并不是难以实行的事。如今善良百姓之家、士大夫宗族，也未必没有孝顺友爱、彼此亲近之心，只是宗族没有宗子，没有人替他们纠合率领，势必无法相亲。因此世上有人亲属关系还没有断绝却不相往来，冠礼、婚礼不相告知，死亡不相奔赴；无知的百姓甚至发展到父子分居、兄弟互相诉讼。既然如此，王道又从哪里兴起呢？唉！世人的弊病，在于不致力于长远的见识；古代圣人整合宗族的办法，近似迂远空疏，人们实行一个月就希望看到好处。所以小宗制度，难的不是实行，而在于长久坚持而不懈怠。天下百姓想要忠厚和柔、容易治理，必定要从小宗制度开始。防止弊端之九 第三项是使户口均衡。中国的土地足以养活中国的百姓，而且还绰绰有余；可是百姓常常苦于不足，这是什么原因呢？土地没有变化，百姓却有聚有散；聚集起来，就在不足之中相互争夺；分散开来，又把有余的土地丢弃在外。所以天下常有未被利用的利益，而百姓的生活资料却不足。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按照土地来安置居民，百姓各自根据一家人口的多少，从官府那里领取田地。一夫授田百亩，百姓不能多占一尺一寸的土地，土地也不能多容一个百姓。因此百姓分布均匀，土地还有余裕。周代时，四海之内，方圆千里的土地有九块，而京师占其中一块。一块有田百同，是九百万夫所受的土地。山陵、林麓、河川、湖泽、沟渠、城郭、宫室、道路、巷陌占去三分之一，剩下六百万夫的土地。再按上田、中田、下田三等折算，以二年轮种一次为标准，那么王畿之内足以养活三百万人。以九州计算，就是二千七百万夫的土地。若按下等农夫一夫之地养活五人计算，这些土地可以供养一万三千五百万人。到成王、康王时期刑罚废置不用之后，人口最为兴盛之时，九州户籍中也不过一千三万四千多夫。土地有十倍之多，而居民只占其中十分之一，所以粮食常有余裕，土地的生产力也不会耗尽。为什么呢？因为有使人口均衡的办法。自从井田制度废弃以后，天下百姓迁徙不定，只要是他们喜欢的地方就聚集在那里，形成市镇，肩挨肩、脚跟脚地争夺狭小的地盘，携妻带子去分取一升一合的粮食。即使遇到丰年，百姓也没有多余的积蓄；一遇水灾旱灾，弱者便转死沟壑，强者便聚众为盗。土地并不是不足，百姓也没有增加多少，只是没有使人口均衡的办法罢了。百姓分布不均，其弊端有两种：在上位的人轻视农业而看重工商，忽视旧有产业而重新重视新兴行业，百姓就会分布不均。农民没有不看重迁移祖坟、住宅、桑麻、果蔬、牛羊、农具等，因为这些都是为子孙百年生活所作的打算。只有那些从事百工技艺、无事栽种、游荡闲散、依靠他人供养的人，才可以带着轻便的财物，走遍自己想去的地方。所以在上位的人轻农重商，百姓便放下农具，游走四方，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居住，这是第一种弊端。人的常情是，长期安定时容易懈怠，刚刚聚集时反而谨慎。水旱灾害之后、盗贼骚乱之后，人们无不减轻刑罚，减薄税收，减少劳役，以招徕逃亡的百姓；而那些长期安定、没有变乱的地方，却不肯无缘无故加强防备。因此在上位的人忽视旧有产业而重新重视新兴行业，百姓便渐渐离去，聚集到他们所重视的地方；等到人数太多而无法容纳时，便产生第二种弊端。臣想要消除这两种弊端，开启使百姓均衡的两种好处。从前圣人兴办事业，一定顺应人的性情，所以容易成功；一定顺应时势，所以容易施力。如今若无故迁移安居的百姓，把人口从多的地方分到少的地方，怨谤的根源和盗贼的苗头一定会由此产生，百姓还没有享受到好处，先遭受了祸害。臣愚昧地认为，百姓的性情没有不留恋故土、看重离乡的。只有士大夫出身做官的人，习惯了迁徙的乐趣，才会忘记故乡。从前汉代的制度，俸禄二千石的官吏都迁徙到诸陵附近。为今天计，可以规定天下官吏，做到某种官职以上的，都迁往荆襄、唐、邓、许、汝、陈、蔡之间。如今士大夫没有不愿意居住在那里，只是担心独自前往而不能成行。他们如果看到同辈和地位相等的人都在那里，便唯恐自己离开得太晚。这就是所谓顺应人的性情。天下不可能年年丰收，必定有发生饥荒、百姓流亡的地方。百姓正处在困苦危急之时，父子尚且不能互相照顾，又哪里还知道离开故乡是忧愁呢？在这个时候，招募那些愿意迁徙的人，并让他们经过各地时都得到粮食供给，费用并不算太多，而百姓也乐于出行。这就是所谓顺应时势。然而这两种办法都必须授给他们田地，借给他们耕种的工具，并且缓征租税，然后才能坚定他们迁徙的意愿。这样一来，天下百姓或许就可以逐渐得到休息了。《防别》十

译第四项是核定赋税和徭役。自从两税法兴起，依据土地的大小、肥瘠来制定赋税，又依据赋税的多少来制定徭役。起初大概十分公平。赋税定得重，土地的收入足以供给；徭役定得重，百姓的力量足以承受。为什么呢？赋役的轻重厚薄完全取决于土地，是不能改变的。每户没有固定的赋税，而是看土地来确定赋税；每个人没有固定的徭役，而是看赋税来确定徭役。因此贫者卖掉田地，赋税就减轻；富者增加土地，徭役就加重。这既是衡量百姓力量所能承受的程度，也是为了打破兼并的门路、堵塞侥幸的根源。到了后世，年月久远，小民渐渐作奸犯科，估量官吏耳目所不能察觉的地方，即使有法令禁令，也公然实行而不顾忌。现在一户人家的赋税，官府只知道它应缴多少赋，却不知道它有多少土地。这样一来，增加、减少、出入，全凭官吏的意愿。官吏即使明知法令禁令，即使法令严厉，形势上也没有办法制止这种弊端。而且这种奸弊常常发生在土地买卖之时。卖田的人必定是穷困窘迫的人，承买土地的人必定是富裕有余的人。富人倚仗有余的财力压价，穷人迫于饥寒希望尽快卖掉。因此，往往多买土地而少登记赋税。拥有田地的人正处在贫困之中，只要能缓解一时的急难，就顾不上计算日后的利害。所以富人的土地日益增加，赋税却不增加；穷人的土地日益减少，赋税却不少。又有奸民想用计谋逃避赋役，割出几亩土地，给它加上数倍的赋税，却只收取少于土地实际价值一半的钱；有的人也贪图这笔微薄的钱而买下它。因此几十年来，天下的赋税大多混乱不清。有兼并土地的家族，赋税却很轻；有贫弱的人家，却不能免除沉重的徭役，甚至破产逃亡，不知流落到哪里。土地上的赋税还存在，而原来的人已经逃亡死亡的情况，天下到处都是。天下不可以存在侥幸之事。天下若有一个人侥幸免除负担，就一定有另一个人不幸承受它造成的弊害。如今天下侥幸免除的人这样多，那么不幸承受弊害的人有多少，也就可以想见了。三代的赋税以十分之一为轻，如今的法令本来还没有达到十分之一就征取了。然而天下百姓嗷嗷叫苦，把征税视为祸患，难道不是因为年代久远而奸弊滋生、赋税偏重而不均，才达到这种地步吗？即使如此，天下都知道这是祸患，却不能除去，为什么呢？因为形势不允许。如今若按土地的大小、肥瘠重新规定赋税的多少，奸吏就会借此打开受贿的门路，土地大小、肥瘠也将完全由他们的意志决定。随着他们的喜怒而变化，祸患就会更加深重。因此士大夫害怕这种情况，不敢议论。臣认为，这是最容易查明的，只是人们不去察看罢了。凡是买卖田地，都必定有契约；契约必定记有价钱。所记的价钱必定能够反映土地的大小和肥瘠，官府也必定可以依据契约上的价钱，征收买卖土地的税。因此想知道土地的大小、肥瘠，可以从它所纳的税推知。年代久远的情况无法再查明，但几十年以内的事情，都足以推究核对，府库中的文书仍然可以查见。如果税多，就知道地价高；地价高，就知道田地多而且肥美。若这样的土地赋税反而少、徭役反而轻，那么原有人口逃亡而赋税仍在的情况，就可以逐渐得到均衡。卖田的人都根据土地价钱的多少，追究赋税是否过重，禁止他们用不实的价钱写入契约。这样，从今以后，在土地交易时，作奸犯科的人就会逐渐减少。总之，要查明各种土地的价值和各种土地应缴赋税的多少，再用税额相互参照。这样，只需一个执筹计数的官吏坐在账簿前，就足以周知四境的实际情况。用不了几个月，百姓就可以稍稍得到苏息；否则十几年以后，弊害将无法承受，重税日益变轻、轻税日益变重，而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防别》十一 第五项是教习战争和防守。如今百姓的祸患究竟在哪里？在于只知道安逸而不知道危险，只能享乐而不能劳作。这种祸患今天还没有显现，却将来会显现。如果现在不替它筹划，后来将会有无法挽救的局面。从前先王知道战争不可能废除，所以天下虽然太平，也不敢忘记战争。秋冬农闲时节，让百姓进行田猎，以此讲习武事；教给他们进退、跪坐、起立等方法，使他们的耳目习惯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混乱，使他们的心志面对砍杀征伐能够安定而不恐惧。因此即使有盗贼变乱，百姓也不至于惊慌溃散。到了后世，采用迂腐儒生的意见，把废除军备说成君王盛大的节操。天下安定以后，就卷起铠甲把它收藏起来。几十年后，铠甲兵器逐渐破旧，人民也一天比一天安于逸乐。突然有盗贼警报，众人便彼此恐惧，听信谣言，不战而逃。开元、天宝年间，天下难道不是大治吗？只是百姓安于太平的享乐，沉溺于游戏、酒食之中，刚强之心和勇武之气消耗殆尽，变得迟钝、衰弱、颓废而不能再振作，因此区区一个安禄山一出兵便乘机袭击，四方百姓像野兽一样奔逃、像鸟雀一样窜散，连请求做囚犯和俘虏都来不及。天下分裂，唐朝也因此衰微了。试着论述一下，天下的形势好比人的身体。王公贵人用来保养身体的条件，难道还不够周到吗？可是他们平日常常苦于多病。至于农夫小民，整年劳苦，却从来没有说自己生病，这是什么缘故呢？风雨霜露、寒暑变化，是疾病产生的原因。农夫小民盛夏努力劳作，严冬暴露在外，筋骨经受冲击，肌肤受到浸润，轻视霜露而习惯风雨，所以寒暑不能成为他们的祸害。如今王公贵人住在高大房屋之下，出门就乘车，刮风便披上皮衣，下雨便使用车盖，凡是用来防患的器具无不齐备；他们太害怕寒暑、保养得太过分，稍有不合心意，寒暑之气就侵入身体。因此善于保养身体的人，应使身体既能安逸也能劳作，通过行走、快步和各种活动，使四肢习惯寒暑的变化，然后才能刚健有力，经历危险而不受伤害。百姓也是这样。如今太平日子已经很久，天下人骄纵懒惰、脆弱不堪，像妇女和孩童一样，不走出内室；一谈到战斗之事就缩着脖子、双腿发抖，听到盗贼的名字就捂住耳朵，不愿听闻。士大夫也从来不谈论军务，认为这样会兴事扰民，不能让这种风气逐渐发展，这不也是太过害怕战争、保养百姓过度吗？

译况且天下本来就有意料之外的祸患。愚蠢的人看见四方没有事变，便以为变故不可能凭空发生，这也是不对的。如今国家每年供给西北两边的费用以百万计，供给是有限的，而对方的索取没有满足，这种形势必然会导致战争。战争是必然的趋势；不先发生在我们这边，就会先发生在他们那边；不从西边发生，就会从北边发生。不可知的只是迟早远近，总之是不能避免的。天下如果不能避免用兵，却不逐渐进行训练，使百姓在安乐无事之中，某一天突然离开家园踏上死地，那么造成的祸患必定会出人意料。所以说，天下百姓只知道安定而不知道危险，只能享逸而不能劳苦，这就是臣所说的大祸患。臣想使士大夫尊重、崇尚武勇，讲习兵法；使在官府任职的平民学习行军布阵的法则；使负责捕盗的差役学习击刺的技术。每年年终便把他们集中到郡府，依照古代都试的办法，分出胜负，实行赏罚；实行日久以后，再按照军法办理。但议论的人一定会认为这是无故劳扰百姓，又用军法使他们恐惧，于是百姓将不得安宁；臣却认为这正是使百姓安宁的办法。天下果真不能废除战争，那么一旦发生战争，就会把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赶上战场。无故劳扰百姓，虽然会造成小小的恐惧，但同突然发生的危险相比，哪一个更严重呢？如今天下屯聚的军队骄横豪强、怨气很多，欺凌百姓并向上级邀功请赏，是什么缘故？这是因为他们心里认为，天下懂得作战的只有自己。如果让平民都熟习军务，他们知道有人能够与自己抗衡，那么本来就已经可以打破他们的奸谋、挫折他们的骄气；在利害关系上，难道不是也会看得更加明白吗？《防别》十二 第六项是清除奸民。自古以来，天下的乱事一定在太平日子里滋生。国家休养生息，奸民便得以隐藏其中，积蓄力量而不发作，等待天下出现可乘之机。到了时势受到刺激、形势可以利用的时候，便四处溃裂而出，不到一天，毒害就流布天下。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严明法令禁约，督促官吏负责侦察天下的奸民并把他们清除。大乱的根源必定从小奸小恶开始。正因为它小而不足畏惧，所以一旦发作，常常会发展到扰乱天下。如今世人所忧虑、认为值得畏惧的，必定说是豪侠、大盗；这是不懂变化规律的说法。天下没有小奸小恶，豪侠大盗就没有凭借。况且在天下太平无事时，即使想做大盗，又将把自己藏在哪里？他们残忍贪暴的心无处发泄，就常常出来做盗贼，聚集赌博，在市肆中群饮，在郊野呼喊叫嚣。小的则呼朋唤友、追鸡逐狗，大的则杀牛掘墓，没有什么不做的。抛弃父母，舍弃妻子儿女，彼此一起游乐。这些人全都不是小盗。天下一有事变，拿着锄头、耰、棘矜，互相结伴抢劫掠夺的人，都是从前那些小盗。过去夏、商、周三代的圣王果断而不迟疑，把他们诛杀、铲除、击破，没有留下同类，用来保护良民，使他们安居。到了后世，刑法一天比一天深严，清除奸民的办法却反而比不上三代。为什么呢？因为总要等他们罪行败露，自身触犯刑法以后才清除他们。作恶却没有触犯刑法的人，本来已经很多了。有的人终身做不义之事，但他的罪行无法明确指认并按法律定罪；有的人巧妙地规避法令，抓住官吏的把柄，使人无法追问；还有的人因得到某种关系或侥幸庇护而免罪。如果一定要等他们自己触犯刑法，那么所能清除的恐怕没有多少了。从前周代的制度，百姓有罪恶尚未达到法律定罪标准，却已经危害乡里，就给他戴上刑具，让他坐在嘉石旁；重罪服劳役一年，较轻的依次减轻；最轻的罪服劳役三个月，由乡里负责监督使用，然后宽免释放。对于教化不服从、威势不能使其改正、使乡里百姓受苦而又尚未触犯五刑的人，称为罢民。凡是罢民，不让他们戴冠着带，并给他们加上标明罪行的刑具，让他们承担事务，却不列入乡党之中。由此看来，周代强盛时，日夜整顿约束人民，铲除他们的不善，就像猎人整天在草木间奔驰践踏，搜寻并捕捉藏伏的兔子，不必等它自己落入罗网才捕取。正因为这样，小恶不能容于乡里，大恶不能容于国家，礼乐之所以容易教化，法令禁约之所以容易施行，都是这个缘故。如今天下长久安定，天子以仁慈宽恕为本心，士大夫也一概以宽厚为美名；迎合皇帝旨意的懦夫庸人又抱有侥幸心理，竭力把罪犯释放在外，以求得到昭雪冤屈的名声，在内则等待获得暗中积德的报偿。因此臣知道天下有不少不被诛除的奸民，将成为子孙后代的忧患。应当明确命令天下官吏，按时纠察凶恶之民，把其中尤其没有良心的人迁徙出去，不必等他们自己触犯刑法。并且间或命令使者出巡按察郡县；有不孝父母的儿子、不敬兄长的弟弟、喜好诉讼而屡次犯法的人，都应诛杀而不赦免。诛杀一乡的奸民，一乡的人就高兴；诛杀一国的奸民，一国的人就高兴。总之，诛杀少数人而使多数人高兴，即使尧、舜也不过如此罢了。天下有三大祸患，蛮夷的忧患不在其中：一是内部大臣发动变乱，二是外部诸侯反叛，三是平民百姓群起作乱。这三者的形势常常相互制约。内部有权臣，外部诸侯就不会反叛；外部诸侯强大，平民群起的祸患就不会发生。如今内部没有权臣，外部没有强诸侯，但万世之后，或许值得忧虑的就是奸民。因此臣说，清除奸民，是使百姓安定的最后办法。《防别》十三 增加财货的办法，另有两项：第一是节省费用。天下从来不是没有财货。过去周朝兴起时，文王、武王的国土不过方圆百里；他们接受天命时，四方的君长纷纷来到朝廷，军队四处出动，征伐不义的诸侯，却从来没有担忧财用不足。当时关卡和市场不征税，山林湖泽不加禁限，从百姓那里取得的不过十分之一，财用却有余。等到周朝衰微，内部享用方圆千里的租税，外部收取一千八百国的贡赋，财用仍然不够。由此看来，财货难道有多少的固定标准吗？君主治理天下，自己俯身去迁就百姓，就容易取得功效；仰赖他人来援助自己，就难以施展力量。所以广泛征取财物来供给开支，不如节省开支以避免征取来得容易。臣请从普通百姓之家推论。百姓正处在穷困时，所希望的不过是十金的财物；计算衣食费用、妻子儿女的供养，在十金之内支出，仍然宽裕有余。等到一旦稍稍积聚财产，衣食已经充足，心中的欲望便日渐扩大，收入增加了，欲望却更加不能满足；他们不知道责怪自己用度不节，反而认为只是求取财物还不够。因此越富越贪，求取得越多，财货越不能供给；这种迷惑，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译为什么不回到起初的情况想一想呢？先前那个人难道能够受寒而不穿衣、挨饿而不吃饭吗？如今天下急急忙忙把财用不足当作祸患，与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的土地极其狭小；然而年年出兵，诛讨僭越作乱的国家，南取荆楚，西平巴蜀，东下并潞，当时的费用比现在多一百倍，这是可以知道的。然而天下士人从来不思考当初的情况，却战战兢兢地担忧今天财用不足，也太迷惑了。治理国家有三种谋划：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连一个月都维持不了的计策。古代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积蓄；按三十年总体计算，便可以做到九年没有饥荒。每年收入足够使用而且有余，所以九年的积蓄常常闲置而无须动用。突然发生水旱灾害、盗贼忧患，官府可以自行办理，百姓也不会察觉。像这样，天不能使它遭灾，地不能使它贫困，四方夷狄和盗贼不能使它困顿，这就是万世之计。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国家，一年的收入刚好够一年的支出，天下的产出仅仅够天下的用度。平时虽不至于苛虐地征取百姓，遇到急事却免不了加重赋税，所以这样的国家可以安静而不能动荡，可以安逸而不能劳作，这也是一时之计。至于最下等、毫无谋划的办法，是计算支出多少来确定收入；用度不够，就征取得更多。天下安然无事，没有大的灾难，却把衰世苟且应付的办法全部采用；一旦不知道有急难，又将拿什么来增加征取呢？这就是所谓连一个月也维持不了的计策。如今天下的利益几乎无不被全部征取：山陵、林麓无不设置禁令，关卡有征税，市场有租税，盐铁有专卖税，酒有酒税，茶有茶税。这样，衰世苟且应付的办法几乎都用尽了。以人的身体作比喻，人在年轻壮盛时，身体丰健、勇武有力，才可以希望没有疾病而活到高寿。如今还不到五六十岁，衰老的征兆就已经显现得无一遗漏；如果到了八九十岁，将怎样面对后来的日子呢？然而天下人正穷尽心思，竭尽考虑，扩大求取利益的门路。况且若人不处在急迫之中，就会认为费用再也不能节省。假使天下没有盐、铁、酒、茶的税收，难道国家就不能维持了吗？臣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天下的费用，本来有些删去十分容易而没有损失，保留下来却十分困难而没有益处。臣不能全部知道，只举出自己听闻的情况，其余的可以类推。有些无益的费用，名目很重大，实际作用却很轻；以并不急迫的实际事情，却给它加上极其重大的名目，因此人们疑虑而不敢废除。每三年举行郊祀，郊祀之后大赦，大赦之后赏赐，这是朝廷有不得已的事情。天下官吏士人等候赏赐已有许多天，这确实不能突然废除。至于大官所说的股肱、耳目，是与朝廷共同忧乐的人，难道也有不得已而有所畏惧吗？天子有七庙，如今又修饰供奉老子、佛的宫观，为他们建立祠庙，本来已经过分了；又让大臣以使者身份主管此事，每年供给数以万计的巨额费用，这又是为了什么？天下的官吏已经不少了，所忧虑的只是未能得到合适的人。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无不可以办成，凡是百姓的祸患无不可以除去。如今黄河泛滥成灾，却不让河边州郡的官吏亲自巡视灾情，反而要求他们提出救灾的办法，只设置都水监。四方的水灾，难道是一个人坐在京师筹划，就能把利弊全部掌握吗？天下有转运使就够了。如今江淮之间又设置发运使，俸禄赏赐优厚，随行士卒众多，这种费用哪里计算得尽？我曾听说，乡里有人养马，担心牧人欺骗他、偷盗马的草料和豆子，于是又派一个人担任马厩长；马厩长设立以后，马反而更加瘦弱。如今治理政事不求根本，只治理枝末，由此推及，天下无益的费用不能说不多了。臣认为，凡是像这些费用，都应当每天查求并加以裁减，从极细微的地方做起，没有一项不是有益的。只要不轻视细微的节省，并把它们积累起来，天下或许就可以稍稍得到休息。《防别》十四 第二项是确定军队制度。自从三代衰微、井田制度废弃以后，军人与农民分居，军人不能退伍为民，百姓也不能卸下负担而不再与军务有关，这种情况延续了一千多年，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三代的制度无法恢复了。至于汉、唐两代，还有可以谈论的地方。军队没有战事却要供给粮食，就不可以让它聚集；聚集起来，又不可以让它无事而白吃粮食。这两种情形彼此冲突，不能同时实行，这是形势决定的。如今有百顷空闲田地，足以牧养千辆马车所需的马匹，却不知道其中的费用；聚集千辆马车的马匹，再从百顷土地运送草料，费用就要多一百倍。这是很容易明白的。过去汉代的制度，有轮番服役的士卒，却没有屯田的军队；虽然士卒都出身农民，但他们一旦当兵，就不再从事农民的事务。因此郡县没有常年驻扎的军队，京师也不过有南军、北军、期门、羽林等军。边境有事、诸侯有变，都用虎符调发郡国的军队；事情结束、军队休止，就各自分散，恢复原来的身份。因此汉军虽然不懂农事，天下却不至于困弊，因为军队从来没有长期聚集。唐朝拥有天下后，设置十六卫，天下府兵所属军府有八百多处，驻屯关中的多达五百处；但没有战事时都努力耕作、积储粮食，不仅足以供养自己，也可以增加朝廷仓储。因此军队虽然聚集在京师，天下也不至于困弊，因为它从来不是无事而白吃粮食。如今天下的军队不耕作，却聚集在京畿、三辅，数量以几十万计算，全都仰赖朝廷供给；只有汉、唐军制的弊病，却没有汉、唐军制的好处，把偏颇的部分兼而采用，所以同时承受了两方面的弊害，却没有人加以区分。天下的财物，近的从淮甸，远的直到吴、蜀，凡是船车能够到达、人力能够运送的地方，无不全部搜取，运到京师。天下安然无事，赋税征收却重到不能再加，而三司的费用仍然苦于不够。这些弊病都起因于不耕作的军队聚集在内地，吞食四方的贡赋。不仅如此，还有军队在郡县之间循环往来、轮番驻戍。过去建国之初，各地分裂割据，拥兵而不服从，太祖、太宗亲自披甲戴盔，奋力作战而夺取这些地方。既已降服他们的君主，登记了他们的疆土，但原来的根基和残余势力仍有存在。上面的人看见天下难以合一，担心他们再次发作，于是派出禁兵驻守，从大的藩府到小的县镇，往往都有京师军队。由此看来，天下的土地每一尺每一寸，都是天子亲自守卫的，这种办法难道能够长久不变吗？

译费用没有比养兵更大的，养兵的费用又没有比出征行军更大的。如今派禁兵驻守郡县，远的有时相隔数千里；除了每月军粮、每年供给以外，还要每天供应草料粮食。三年调动一次，离去的人纷纷不断，来的人接连不断。虽然每批不过几百人，但总的算起来，与几十万军队每三年出征一次没有区别。农民的力量怎能不耗尽？负责运输粮饷的士卒怎能不疲惫？况且今天下并没有发生战争，武夫悍卒并没有功劳战绩可以向上级邀功，但他们都不肯成为休息闲居、没有用处的军队，心里认为自己是替天子出外驻防。因此他们要求华美的衣服、丰盛的食物，打开府库，运送金帛，好像朝廷有所亏欠他们；一旦违背他们的意愿，就想要群起喧哗。这是为什么呢？天下已经是一家，而且已有几十年、上百年；百姓拥戴君主直到海边，与京畿百姓没有不同，不必对四方军队都猜疑，而专门信任禁兵。从前蜀地发生妖贼，近年贝州发生叛乱，未必不是禁兵导致的。臣愚昧地认为，郡县的土兵可以逐渐训练，同时暗中削弱禁兵的权力；这样禁兵便可以逐渐减少而不再需要。天下勇武健壮的人，难道有固定的地方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各地百姓所习惯的山川环境、所受的风气熏陶不同，但四方人民本来是一体。过去战国时期就曾使用过他们。蜀人虽怯懦，吴人虽矮小，都曾经凭借这些条件与中原大国抗衡。哪里是一定要有禁兵才能使用呢？如今土兵之所以迟钝、疲弱、低劣而不能振作，是因为他们看见郡县都有禁兵，并且受到不同等级的待遇，于是自甘处在低贱的仆役之中，将领和官吏也不训练他们。如果逐渐减少禁兵，把节省下来的粮饷用来优待郡县土兵，那么他们本来就会欣喜踊跃，超出意料之外；感戴朝廷的恩德，愿意贡献力量，又怎么会很快不如禁兵呢？土兵日益增多，禁兵日益减少，除了天子随从和守卫城池以外，便没有其他需要使用禁兵的地方。这样，内地没有屯聚军队、仰赖供给的费用，外地也没有调动迁徙、供应军粮的劳苦，所节省的费用已经超过一半了。《防别》十五 训练军队，另有三项：第一是储备人才和器用。如今所忧虑的，是军队衰弱而不能振作，难道是士卒太少而不足以使用吗？是器械钝坏而不能使用吗？还是城郭不足以守卫，军粮不足以供给？这些都不是原因。然而军队之所以衰弱而不能振作，是因为没有人才和器用。国家有了人才，就好比山林湖泽中有猛兽、江河中有蛟龙；它们潜伏其中，威势却显现在外，使人警惧而不敢轻慢。至于泥鳅、蝾螈盘踞之处，野猪放牧之地，即使是千仞高山、百寻深溪，人们也会轻视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显露在外的力量不足为惧。天下这样大，不能说没有人；朝廷这样尊贵，百官这样众多，也不能说没有人才。然而仅凭区区两个敌国，就率领几个州的军队逼近中原，抗拒天子的威严，触犯天下人的愤怒，而他们的气势从未稍有衰减，言辞也从未稍有挫折，这说明他们心中没有畏惧。君主忧虑，臣子就感到耻辱；君主受辱，臣子就应当死去。如今朝廷之上不能没有忧患，大臣却安然自得，从来没有拒绝敌人的意志；并不是他们不想拒绝，而是没有办法应对，这说明朝廷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边境的百姓向西望去便战栗；牧马的士卒不敢弯弓向北；官吏士卒尚未交战便先期待失败，这就说明百姓轻视他们的上级。外部蛮夷无所畏惧，内部朝廷无所依恃，而百姓又自己轻视上级，这样还足以说是有人才吗？天下从来不是没有人才，忧虑的是求取人才的方法没有做到位。古代圣人用没有实际益处的名声来招致天下真正的人才，用可以看见的实际表现来考核天下徒有的虚名，二者相互配合，不能废弃。因此开始时，天下人无不纷纷奔走，前来从事这件事；等到最后考核时，不肖之人便无法欺骗上级。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先给名声，后来考察实际。不先给名声而只求实际才能，来的人就少；来的人少，就无法有所选择。遇到一旦发生的急难，却使用没有选择过的人才，这是不先重视名声的过错。天下人所向往的地方，就是天下人奔赴的地方。如今孙武、吴起的兵书，读它的人未必能够作战；多言善辩、喜欢谈论兵法的人，未必能够实际使用军队。通过武举来选拔，以骑射来考试，天下的奇才未必就会到来。然而要借此求取天下真正的人才，除这三种办法以外就不能招致他们。如果因为这些人未必成才就放弃它们，那么那些必然成才的人最终也无法被发现。过去西部军队兴起时，最初只是因为没有用虚名广泛招致天下人才，而是选拔人才以等待一旦有事时使用，所以军队兴起之际，四处张望，惶恐迷惑，不知所措。于是设置武举，征购方略，招收勇猛强悍的人，放宽对大胆言论的限制，不吝惜高官厚禄来求取强兵的办法。当时天下喧嚣，人人都自以为懂得军事。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们的言论也越来越没有根据；到了临事之时，终于不能使用，执掌政事的大臣也因此厌恶这些办法，知道它们没有益处，所以战争停止以后，便全都废除了。如今议论的人认为，武举、方略之类只会打开侥幸求取功名的门路，而最终无法求得天下真正的人才；这两种看法都有过错。既然已经利用天下徒有的虚名，却不以实际考核它，等到弊病出现，又把这种名目全部废除，使天下士人不再凭借兵法求进，也已经错了。天下真正的人才不能从言语中求得，也不能只用武力考核，只有在战争中才能看出。战争不能轻易拿来试验，所以要在治理军队时观察。子玉在蒍地训练军队，一整天便完成了，鞭打了七个人，刺杀了三个人而已。蒍贾观察后认为他刚强却不守礼，知道他一定会失败。孙武刚开始被召见时，用妇女来试验他的军法，尚且足以取得阖闾的信任，使阖闾知道他可以任用。所以凡是想考察将帅有没有才能，没有比看他训练军队更可靠、更不能作假了。如今新招募的士兵，骄傲而难以号令，勇猛强悍却不懂作战，这正足以用来考察天下的人才。用武举、方略之类招来新兵，让他们接受训练并加以考验；观察他们神色平和，就足以看出他们的气度；号令约束坚定明确，就足以看出他们的威严；坐下、起立、前进、后退各得其所，就足以看出他们的才能。这些表现都不是勉强装得出来的。所以说，先用没有实际益处的虚名招致人才，再用可以看见的实际表现考核他们，这样或许就能得到真正可以任用的人。《防别》十六

译第二项是训练军队的实际战斗能力。三代的军队不必特别挑选就很精锐，原因是什么呢？军队出自农民，有固定的数量却没有固定的个人；国家有事时，只须每家准备一个正式士卒，如此而已。因此老人可以得到奉养，有疾病的人可以成为闲民，而在官府服役的无不都是壮年子弟。所以没有战事而进行田猎时，从来不征发老弱百姓；军队出行、运输粮食时，也从来不供养无用的士卒。使他们足以轻快地越过险阻，手上容易使用各种器械，耳聪目明，足以遵循旗鼓的节奏，强健锐利，足以进入生死伤亡之地。即使有千辆兵车的军队，人人也足以自我防卫，因此杀人少而成功多，费用节省而士卒强健。春秋时期诸侯相互兼并，天下经历百战；经典传记中所说的“败绩”，如城濮、鄢陵之战，也不过是冲击对方的偏师，捕获游散的士卒，收拢军队退走，从来没有像后世战争那样僵尸百万、鲜血流入江河。为什么呢？因为百姓各自把家中强壮的人推选出来当兵，所以战争的形势不可能杀人过多。到了后世，军队和百姓已经分离，士兵不能再退伍为民，于是开始有老弱士卒。既然已经招募百姓成为军队，他们的妻子儿女、房屋住宅已经托付在军营之中，姓名也已经登记在官府户籍里；出行不能经商，居住不能务农，只能仰赖官府供养，直到衰老而无处归宿，那么这种办法确实不能简单抛弃。所以，对于无用的士卒，即使削减他们的粮饷，也要终身供养。百姓一生，从二十岁以上到衰老，不过四十多年；而勇锐强健、足以冲犯坚固、冒着刀刃作战的精力，不过二十多年。如今终身供养他们，就是一个士卒有二十年无用，却仍靠官府供食。从这里推算，养兵十万人，就有五万人可以裁去；屯兵十年，就有五年是在白白耗费。百姓是天下的根本，财物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有军队却不能让他们作战，叫作抛弃财物；不能让他们作战却驱使他们作战，叫作抛弃百姓。我看秦、汉以后，天下为什么有这样多的残破衰败呢？弊病都是从把百姓分出充军开始的：士兵不能休息，使年老体弱、不能胜任的士卒束手待死，所以有时以百万之众被几千士兵屠杀；即使有良将善于用兵，也不过把这些人当作诱饵，丢给敌人吞食。唉！三代衰败时，无罪而死的百姓，数也数不清。如今天下招募的士兵极多，往日陕（陜）西战事中，把户籍上的平民全都编为士兵；又加上明道、宝元年间，天下旱灾、蝗灾接连发生。到了近年，青、齐的饥荒和河朔的水灾，使因生活困急而当兵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把户籍拿来查考，近世以来招募士兵之多，没有比今天更多的。然而这些人都是老弱而且没有受过训练的，连古代士兵的十五分之一也比不上，衣食费用却是古代的百倍，这实在不是可以长久维持而不改变的办法。凡是百姓中来当兵的，大多不是良民。他们年轻强壮时，赌博、饮酒，不安于家，后来才能舍弃自身来当兵。等到稍稍衰老、意气消沉时，大概也有后悔的，但已经不能恢复原状了。我认为五十岁以上、愿意复员做平民的人，应当允许。今后愿意当兵的百姓，都限定在三十岁以下；入伍后服役十年，便除去军籍。百姓三十岁当兵，十年后复归平民，精力和心思还可以养活自己、送终父母，为一生作打算。让他们应募时就知道不会超过十年，并按十年作人生计划，那么除去军籍时便不会怨恨。把终身供养无用士兵的费用改作重赏招募，响应的人一定很多。这样，县官长久没有老弱士兵，百姓中不能作战的人也不至于无罪而死。他们都知道不过十年就能恢复平民身份，便会爱惜自身、重视犯法，不至于无赖般叫喊，自我抛弃而投向凶恶之人。如今天下的祸患，在于百姓不了解军事，所以士兵常常骄横强悍，而百姓常常怯弱；盗贼来攻不能抵御，戎狄来掠不能抗拒。如今如果让百姓轮换服兵役，士兵又能复员成为平民，那么天下懂得军事的人就多了，盗贼和戎狄将有所畏惧。然而仍有人说：十年轮换，旧兵已经离去而新兵还没有训练好，遇到缓急便来不及应付。所谓十年轮换，难道是全军同时离去吗？其中有刚来的，有服役已久的，有将要离去的，有正应当接替的；新旧士兵杂处训练，遇到缓急就可以无忧了。《防别》十七 第三条是倡导勇敢。我听说作战以勇敢为主，以士气来决定胜负。天子不可能拥有全都勇敢的将领，将军也不可能拥有全都勇敢的士兵，所以激发勇气是有办法的。激发勇气没有比倡导更重要的，倡导又没有比私下优待更好的。这两种方法，是用兵的隐秘权术，是英雄豪杰暗中运用而不向人明说的办法，人们也不能察觉。我请求把它详细说明。所谓倡导是什么？就是士气的先导。个人有勇怯，三军也有勇怯。比较个人时，勇者和怯者的差别，就像细茎和大柱一样悬殊；至于三军的勇怯，却只在反复变化之间，差别往往不过毫厘。因此，这种权柄在将领和君主手中。有的人能够徒手搏击猛兽，手持利刃出入其中而面色不变；有的人见到小蛇、蜥蜴就退逃，听到钟鼓声便战栗。这就是勇怯不齐竟到了这种程度。然而民间小民争斗嬉笑，突然之间有时也会杀人。当怒气发作时，心意骤然改变，脸色勃然，像不能停止一样，即使天下勇士也没有谁能超过他。等他退下来想到自身，顾念妻子儿女，从来没有不悲伤后悔的。这未必是他本来勇敢，而是被气势所乘，夺去了本性，忘记了平日的理智。

译所以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就利用人在骤然奋发、勃然激怒而尚未后悔的时刻；不善于用兵的人，却挫败这种奋发激怒的心，使他生出自我后悔的念头，那就是还没有交战便先自行失败了。所以说：激发勇气是有办法的，而激发勇气没有比倡导更重要。大家都是人，都吃同样的粮食，都承担自己的职事。天下有紧急情况，若有一人奋勇争先、拼死向前，那么骤然奋发的人就多了。弓箭交相射击，刀剑盾牌互相搏击，胜负形势尚未决定，而三军士兵都注视着一个率先登上的人，勃然奋发的人就会接连出现。天下这样广大，可以用名声来劫制；三军这样众多，可以用士气来驱使。谚语说：‘一人善于射箭，百人都会决拾相助。’如果能把这种力量激发出来，在他们骤然奋发、勃然激怒之间乘势使用锋芒，这就叫作倡导。倡导没有比私下优待更好的。天下人中，怯弱的有一百，勇敢的只有一个。勇者难以得到；舍弃妻子儿女，抛弃自身而踏入白刃之中，是勇者难以做到的事。让难得的人去做难能的事，这其中一定有难以报答的恩义。天子必须有自己私下优待的将领，将军也必须有自己私下优待的士卒。要看重勇者，暗中厚待他们。人有特殊才能，即使尚未立功，内心也无不自认为与众不同。他自己认为与众不同，而上级却不把他当作不同寻常的人看待，那么遇到缓急便不能指望他出来倡导。所以凡是遇到缓急而肯率先倡导的人，一定是因为他的上级把他视为非凡之才。从前汉武帝想向四方夷狄显示武力，以满足他无厌的欲望；他不吝惜封侯的赏赐，来招募勇士，向天下宣告寻找奋勇杀敌的人，但最终没有人响应。于是便使用严刑峻法，把人逼到死地，听任他们以深入敌境来赎罪，使那些勉强而又不得不去的人，奔驰在万死之地。因此将领将要投降，军队也将要败溃，天下几乎陷入不可预测的境地。为什么呢？事先没有把人当作非凡之才，却希望他出来倡导，不是很难吗？私下偏爱，是天下人所厌恶的；但如果只是为了自己而偏爱，私爱便不能使用；如果因为他比别人贤能而偏爱他，那么不采用这种‘私爱’就不能成事。大概有无功也可以赏、有罪也可以赦的办法，都是为了使他内心惭愧，督责他出来倡导。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上面发令而下面不响应更大的了。上面发令而下面不响应，上面也将困窘而自行停止。西戎叛乱时，天子并非不想威严地讨伐他们，但将帅大臣谨守疆界，对外观望、对内顾虑，没有一个人首先奋勇拼命，士卒也循规蹈矩，没有人肯尽力；不得已才出战争先。结果西戎得以肆意猖狂，我们无从应对，形势便不得不重重送礼求和。这种祸患起因于天子没有与他共同忧患的臣子，将军没有心腹之士。西部用兵停止，已经十多年了。法令越来越严密，进用人才却越来越困难；贤者得不到特别任用，勇者得不到私下优待，天下人都致力于奉行法律、遵守命令，只求合乎格式便停止。我不知道一旦有缓急，谁会出来率先倡导呢？《东坡全集》卷四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四十八，宋蘇轼撰；《策断》三首 《策断》上 东西两边成为中国祸患，深重而久远。天下的谋臣、猛将和豪杰之士，想在西北有所作为已经很久了。我听说兵法说：‘先使自己不可战胜，以等待敌人可以战胜。’从前我愚昧地认为，西北虽然有可以取胜的形势，但中国还没有不可战胜的准备，所以曾私下认为可以特设一官，让他独自承担这一责任，而执政大臣得以专心治理内政。如果天下的弊病没有不被革除的，纲纪修明，粮食充足而军队强盛，百姓安居乐业，懂得爱戴自己的君主，卓然具备不可战胜的条件，那么我本来一定会详尽论述、极力进言。天下将要兴盛时，它的积累必有源头；天下将要灭亡时，祸患的发生必有门径。圣人只是知道这扇门并把它堵住。古代亡国的情况有四种，天子无道不在其中：有的是诸侯强大逼迫而灭亡，如周、唐；有的是匹夫横行而灭亡，如秦；有的是大臣掌握权力而灭亡，如汉、魏；有的是蛮夷入侵而灭亡，如二晋【司马氏、石氏】。假使这七代君主都能预先知道导致灭亡的门径并把它堵住，那么国运可以延续到今天而不衰败。只是他们忌讳谈论灭亡而不作准备，或者虽然准备却没有找到祸患的门径，所以灾祸发生后便无法挽救。天子的势力盘结于天下、凝结于民心，根基非常深厚，所以他的灭亡必定先有很大的缝隙，并且日渐溃烂；敌人窥伺它非常困难，夺取它也极其秘密，经过长时间相持，之后才可能找到机会。这大概不是一日之间突然发生、无法挽救的祸患。因此圣人一定在国家完整安定、极其强盛的时候，堵塞导致灭亡的门径。我认为当今的祸患，外部可怕的是西北二边，内部可怕的是天子的百姓。西北二边不足以成为中国的大忧，但它们的行动可能招来内部的祸患。内部百姓实际上掌握着国家存亡的权力，却不能独自发动；他们的行动必定要等待外部变化，先有边患，继而牵动我们的百姓。我所说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从前敌国的祸患起于索求太多而供给不上；供给的一方会厌倦，索求的一方没有满足。以有厌倦的供给去应付没有满足的索求，天下从来没有能够长久安然无事的。所以二边的祸患不过有远近之别，归根到底必然走向战争。请问如今之所以作战，难道不是仓促出兵、只在一时准备吗？况且军队平时没有确定的准备，而临时出兵，正当危疑纷扰之际，我们不能自信必胜，权力就掌握在敌国手中。权力在敌国手中，我们想战也不能战，想休兵也不可以；想进不能进，作战后想退也不能退。若休兵，敌人的计策就会是要求和谈。如果由我们主动求和，那么达成和约的代价，必定是在重大战事之后付出；随后又会继续付出更重的和约代价。这样国家用度不足；国家用度不足，就要向百姓加赋。加赋还不能停止，那么各种强行搜取、豪夺财物的办法，不得不施行于当今了。天下一动，变化便无定形，国家的大忧一定会在这里。我曾听说，用兵贵在掌握主动权，主动权所在，国家才会胜利。所以无论国土大小、军力强弱，有小国弱兵却被天下畏惧的，就是因为掌握了主动权。千钧重的牛，受制于三尺高的儿童，低着耳朵顺从他，反而不如猿猴在山林中奋力跳掷。这是什么缘故？因为主动权在人手中。我想战就战，不想战就防守；作战时天下没有谁能抵挡，防守时天下没有谁能窥伺。过去秦曾运用这个道理，打开关隘出兵攻打诸侯，诸侯无不愿意割地求和。诸侯向秦割地求和，秦人从不急于取得割地的利益，往往不得已才答应，所以诸侯常想求和，而秦常想作战。这样，主动权自然在秦国。况且秦并不是比天下诸侯都强，只是秦能够自信决断，而诸侯不能，所以天下局势百般变化，最后终于归于秦。诸侯的利益本来在于合纵。早晨听到陈轸的游说，便联合实行合纵；晚上听到张仪的计策，又离散而实行连横。秦国却不是这样：主张连横的人想实行连横，主张合纵的人想实行合纵，秦都让他们自行选择并慎重处理。诸侯彼此观望，最终没有谁能自行决断，那么主动权在秦国手中，不是很自然吗？从前宝元、庆历年间的河西战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开始时不得已才作战，最后却预先揣测敌人的意图而同他们讲和，接着又厚厚地赠送财物，只怕有一天再次开战。这样，敌人总想作战，而我们总想求和；敌人并不是能够一直作战，只是保持想战的姿态，来利用我们想求和的形势。敌人屡次这样做而屡次得志，所以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主动权却不在自己手中。想使天下安定，没有比让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更好的办法。想使主动权在中国，没有比先出兵、然后再停止更好的办法；向敌人显示不怕，表现出善战，然后天下的主动权才会归于我们。如今庸人的议论却说：不要成为祸患的开端。古代英雄之君，难道喜欢祸患、喜好杀戮吗？唐太宗平定天下后，仍然年年出兵，处理边疆事务，直到晚年也不懈怠，暴露在千里之外，亲自攻打高丽还曾有两次。这些做法，都是为了争先而处在强势地位。当时群臣不能深刻明白他的用意，以为敌国没有衅隙，而我们却主动挑起战事。治理国家的人，使别人防备自己，主动权就在我方；使自己防备别人，主动权就在对方。唐太宗时期，四方夷狄像狼回顾一样防备中国，所以中国的主动权很重。假如不先发制人，对方有时就会掌握主动权。而我们又战战兢兢地厌恶战争、喜欢停战，使敌国知道我们的忌惮，并以此迫使我们听从。这样即使拥有天下，我们又怎能真正治理它呢？唐朝衰败时，正因为厌恶用兵、畏惧作战，一有失败，便小心畏缩、低头退去。因此奸臣掌握主动权来要挟天子。到了唐宪宗奋发而不顾虑，虽有小挫也不因此沮丧。当时天下的主动权在朝廷手中，讨伐它足以树立威势，放弃讨伐足以施加恩德。所以我说：‘先发兵而后停战，主动权就在我手中。’ 《策断》中

译我听说，用兵有的可以预先谋划数十年的策略，有的却早晨还不能谋划晚上。攻守的方法、战斗的技巧，一天变化百次，仍然认为不够灵活；这就是早晨不能谋划晚上的情况。古代想谋取别国的人，必定有一个确定不变的计策。勾践夺取吴国，秦夺取诸侯，高祖夺取项籍，都得到最根本的策略并牢牢坚持。因此有利有不利，有进有退，变化虽多而各不相同，但那个确定的根本计策从未改变。勾践夺取吴国，只是使吴王骄傲罢了；秦夺取诸侯，只是离散他们的合纵罢了；高祖夺取项籍，只是离间、疏远他的君臣罢了。这些最根本而不可改变的计策，即使过一百年也可以预知。如今天下安定，还没有显出用兵的迹象，但我认为最终必然会作战，那么攻守方法、战斗技巧本来不能预先论定、凭空判断。然而至于用兵的总策略，即应当坚持而不改变的原则，我请求预先说明。西北二边都是中国的祸患，西边祸患小，北边祸患大，这是天下人都明白的。管仲说：‘攻打坚固处，瑕疵之处也会变坚固；攻打瑕疵处，坚固之处也会变成瑕疵。’所以二者都足以忧虑，但我认为用兵应先从西边开始，因此先论述控制西戎的大略。如今邹国和鲁国交战，天下人无不认为鲁国会胜，这是大小形势不同的缘故。然而形势一旦受到激发，大国有时会失去它之所以为大的条件，也会忘记自己之所以为大的道理，所以也有邹国战胜鲁国的情况。大国有短处，小国有长处。土地广大，防备的地方就多；防备的地方多，力量便分散。小国力量集中而大国力量分散，强弱形势就会反转。大国的人，好比千金之家的子弟，自尊自重而多疑；小国的人，计策用尽又没有可以依靠的东西，便拼死作战而不顾性命。因此小国常常勇敢，大国常常怯弱。依仗强大而不戒备，就会轻率作战而屡屡失败；知道自己弱小而自我警惕，就会深思谋划而必能取胜。这也是同样的道理。百姓之所以守城作战至死不离去，是因为君臣上下相互欢欣、关系融洽。国家大，君主尊贵，君臣上下不能沟通；将军显贵，官吏士卒不能亲近；法令繁多，百姓手脚无所措置。小国的百姓却像一家人一样团结：有忧患就互相防备，有紧急情况就互相奔赴。这几项，正是小国的长处、大国的短处。大国不使用自己的长处，却总让小国发挥它的短处，即使百战百败，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大国当然也有自己的长处，只是长于作战而不长于防守；所谓防守，不过是因为力量不足罢了。譬如物品，体积大却不使用，就容易腐败。所以凡是攻击、搏击、进取，正是使用大国优势的办法。孙武的法则说：兵力十倍于敌就包围它，五倍于敌就进攻它，两倍于敌就分割它，兵力相等就能作战，兵力较少就能逃走，远不如敌人就能避开。兵力超过敌人而仍不作战，就等于有余力却采用不足的策略，本来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长处。大国所依仗的，是我能分兵而敌人不能分兵，我能多次出兵而敌人不能应付。譬如千金之家每天拿出财物来网罗市场利益，而贩夫小民始终不能同它竞争，不是才智不如它，而是财力少。因此贩夫小民即使有桀骜机敏的才能、超过常人的智慧，势力也不得不屈服而归入千金之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长处无法同千金之家的长处较量。西戎对于中国，可以说是小国。从前只是没有使用自己的长处，所以聚集军队多年，最终仍不能使它降服。如今想使用我们的长处，没有比多次出兵更好的办法；多次出兵，又没有比分兵更好的办法。我所说的分兵，不是分散驻屯，而是把留守的人和出征的人分开。如今河西的戍卒，只忧虑人数太多而没有合适的使用办法，所以最便利的办法不如分兵。让十分之一的人出征，那么一年可以出兵十次；让十二分之一的人出征，那么一年可以出兵五次。十分之一而一年出十次，十二分之一而一年出五次，就是每个人一年出征一次。我们一年出征一次，而敌人一年要十次受到攻击，那么双方人数多少不相称、劳逸不同，已经很明白了。用兵一定要从敌人不能应对的地方出手；我方大而敌方小，所以我能分兵而敌人不能。这难道就是吴国用以疲劳楚国、隋朝用以困扰陈国的办法吗？抵御戎狄的方法，不能预先知道所有细节，但就其大略而言，我没有见过比这更好的办法。《策断》下 其次请论述北方的形势。古代匈奴的人数不过相当于汉朝一个大县，然而之所以能够与汉朝抗衡，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没有君臣上下朝觐会同的礼节，百姓没有种植谷物、养蚕织麻的劳苦；他们的法令以口头约定为准，所以没有文书、符传的繁琐；他们居住迁徙以追逐水草为常态，所以没有城郭、城邑、聚落和守望的助力；他们的毡衣、皮裘、肉和乳酪足以供养生送死，所以作战时人人各自战斗，失败时赶着牛羊远迁，不能被彻底击破。这不只是古代圣人的法度不能施加于他们，也是他们天性安适的生活方式，就像不能强使猿猴戴帽束带，不能给虎豹套上羁绊一样。因此中行说教单于不要爱汉人的物品，得到的丝织品和棉絮都拿去穿过草棘，使衣裤破裂，以显示不如毡裘坚固美好；得到的汉人食物都丢弃，以显示不如乳酪方便美味。由此看来，中国凭借法度取胜，匈奴凭借无法取胜。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精心修治法度并谨慎守护：筑造城郭，挖掘沟池，使大仓廪充实、府库清明，设置烽燧，派出远方斥候，使百姓知道金鼓进退、坐作的规矩；胜利时不争先，失败时不落后。这就是他们谨慎守法、不敢失误的原因。

译一旦失去自己的法度，就不如没有法度那样便利。所以各自顺应本性、安定生活，那么南方人和北方人本来不能互相侵害；只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彼此都有办法制约对方。匈奴不能采用中国的法度，就像中国不能采用匈奴的无制度一样。如今佩玉、穿蔽膝、戴冕冠、垂旒的人，穿的是宗庙礼服，用来行登降揖让、曲折回旋、俯仰进退的礼容，却不能用来骑马射箭。蛮夷如果采用中国的法度，难道能够完全像中国那样吗？如果不能完全像中国，却杂乱地采用中国的法度，就等于穿着佩玉、蔽膝、冕冠、垂旒的礼服而想骑马射箭。从前吴国的祖先剪短头发、身刺花纹，与鱼鳖龙蛇杂处，经过数十代，诸侯都不敢窥伺它。后来楚国的申公巫臣开始教吴人乘车、射箭、驾车，使吴国出兵侵犯楚国；阖庐、夫差又放纵无穷的欲望，开凿沟渠疏通水道，于是同齐、晋争强。黄池会盟时，吴国勉强装作中原衣冠之国，吴人承受不了这种弊害，最终臣服于越国。吴国所以强盛的原因，正是它所以灭亡的原因。为什么呢？凭蛮夷的资质，却贪求中国的华美，当然容易被人图谋。西晋灭亡时，匈奴、鲜卑、氐、羌等族纷纷进入中国，其中的豪杰也相继兴起，成为君长，如刘元海、苻坚、石勒、慕容隽之类，都凭借非凡的资质，驾驭一时的贤俊之士。其中强盛的，甚至占有天下大半，但最终仍然覆亡，相继延续的最远不过一传、二传便灭亡。为什么呢？他们的内心本来安于没有法度，却被中国的法度束缚；中国人本来安于法度，却苦于他们的无法度。君臣互相违逆，上下彼此厌恶，所以即使建立都邑、设置宗庙，他们的内心仍惶惶不安，常像暂住其中一样，又怎能长久呢？况且一个人如果抛弃上天所赋予他的本性，没有不灭亡的。契丹自五代时南侵，乘石晋混乱之机，突然到达京城，看到中原的富庶华丽以及宗庙、社稷、宫阙的壮丽，便很喜欢；知道不能长久留在那里，于是回去偷偷学习。山前诸郡既被他们兼并，中国士大夫便有人在其朝廷任职。因此他们朝廷的仪式、百官的名号、文武官员的选举制度、都邑郡县的制度，直到衣服饮食，都杂取中国的形式。然而父子聚居、尊重壮年而轻视老年、贪得而忘失、胜利时互不谦让、失败时互不救助的习性仍然存在。他们内部不能改变本来使自己适意的性情，外部又受华人法度牵制，这就是他们自投进陷阱、罗网的原因，而中国人还说：‘如今的匈奴已经不是古代的匈奴了。’ 他们的措施和谋划都不再顺应蛮夷的心理，便以为不可能图谋他们，这也是过于失算了。天下本来就有深谋阴计之士。从前先王想谋划大事、建立奇功，如果没有这类人，就没有谁可以共同成事。秦国的尉缭、汉朝的陈平，都是在酒宴之间制约敌国命运的人。这也是王者的用心，只是希望解除天下的祸患罢了。契丹有三种可以乘机利用的形势，而中国却没有想到，也实在令人惋惜。我看契丹朝廷百官众多，中国士大夫交杂其中，其中本来就有贤能俊秀、慷慨不屈的人；但公卿也遭受辱骂，鞭打处罚甚至施行于殿阶之上，尊贵至将相的人也免不了囚徒般的羞耻，难怪他们心中有怨恨郁结而想要改变，只是还没有机会罢了。这些都可以用来感动他们的内心；即使不能为我所用，也可以离间、疏远他们的君臣关系，这就是由余进入秦国所采用的办法。幽燕之地，自古号称多有英雄豪杰，在图籍史书上有名的人往往很多。自宋兴起以来，各地贤俊云集响应，无论远近，都想洗濯磨砺自己来观望上国的光辉，唯独这一地区陷在域外。从前太宗皇帝亲自征讨幽州，未能攻克而回师，听侦察者说：‘幽州士民谋划着要捉住他们的统帅，献城投降。’ 听说皇帝的车驾回去，没有不流泪的。况且契丹把那里的各郡百姓看作不是同族，因此重重征敛、残酷驱使他们。那么他们想归附中原的心，哪里还需要深谋远虑才能产生呢？这又是可以利用来谋划的地方。使他们上下互相猜疑，君民彼此怀疑，然后就可以进攻。古语说：‘防备不能容许有孔穴，衔接起来就会成为深薮。’他们僭越建立四都，分置守臣和县宰，仓廪、府库没有不具备的；一旦发生突然的紧急情况，反而足以成为自己的累赘。守又守不住，弃又不忍弃；南北杂居，容易发生变乱。这样，中国的长处就足以施展了。然而不只是这些。中国不能谨慎守护自己的法度，契丹羡慕中国的法度却不能纯粹采用，所以双方胜负相持而没有决断。蛮夷凭力量进攻，凭力量防守，凭力量作战；只是力量不能胜时就逃走。中国则不是这样：防守凭借形势，进攻凭借权势，作战凭借士气，所以百战之后仍有余力。所谓形，是有所不防守，却使敌人无不忌惮；所谓势，是有所不进攻，却使敌人无不防备；所谓气，是有所不作战，却使敌人无不震慑。如果去掉这三样，只同敌人较量力量，中国本来就不是对手了。还说什么呢？只希望国家留意其中的大事并为此谋划；其中的小事，臣不敢说了。杂策五首 禹疏通水道的方法 从禹以后直到秦，经过一千多年，河边的百姓即使头发斑白，也不知道水淹到脚的忧患。从汉以后直到今天，几千年间，黄河造成的灾害绵延不断。难道圣人的功业到了汉代就停止了吗？战国时各国用兵，建国在黄河岸边的，以三晋为多；魏文侯时，白圭治理水患，最有功劳，但孟子讥讽他把邻国当作蓄水的沟壑。此后，有时决开河水用以进攻，有时开沟引水用以防守，新的堤防相继兴起，旧的河道却很快废失。然而圣人的遗迹，还可以向年长的老人访问。秦朝不及时治理，把祸患遗留给汉朝；汉朝的办法又不足以遵守。禹的时候，四条大河中只有黄河最难治理；用这样难治的水，却采用不足以守持的办法，所以经历几千年也没有能够止住水患。圣人怜悯百姓，在朝廷上谋划；左右辅弼的大臣，又到平民之中访求意见。只要有所怀抱，谁敢不尽情陈说？陆地上的人不能驾船，潜水的人也未必见过船，却能便利地操纵它；亲自承受水患的人，对水患应当了解得最详细。如今不如访问海边的老人，兴办天下的水利学问。古代将要进行堵塞决口之事，必定让通晓经术的大臣，谋划其中利害；又让水工察看地势。不找到这样的水工，就不能成功。

译所以三十多年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兴修水利，是因为这门学问已经失传了。《禹贡》的说法，已经不够详尽了。然而各地高下的形势、先后的次序、水势大小、蓄水泄水的适宜，以及应当用力多少，还是可以大致看出来。大体上先治理高处，后治理低处，始于北面的冀州，向东到青州、徐州，向南到荆州、扬州，向西终于梁州、雍州之间。江、河、淮、泗平定之后，衡水、漳水、洚水以及伊水、洛水、瀍水、涧水之类，也随之得到治理。疏浚畎、浍，疏导九州，蓄积大野，修筑堤防围护九泽，于是蓄水泄水的形势便利。兖州用十三年才完成，嵎夷也已经大致治理，所以各处用力多少各有适宜。这就是大略。孟子说：‘禹治理水患，水沿着地势中间流行；这就是禹疏通水道的方法。’我私下认为，治理黄河的要点，应当推究其中的道理，再根据人情斟酌处理。黄河水势湍急凶猛，虽然有它本来的水性，但如果不是堤防逼迫激荡使它如此，水势不会达到这个程度。古代黄河两岸没有居民，舍弃土地把它作为水流汇集之处；如今筑堤而让百姓在堤上建屋居住，正是所谓爱惜尺寸之地而忘记千里大患。所以说：‘减少堤防，水患就会衰减。’道理就是这样。修复废置的官职，举用隐逸的民众 古代百姓聚集起来归附君主，君主选择臣子来教化百姓，起初大概非常简略。从唐尧、虞舜以来，可以看出这种情况。经过夏、商到了周代，法令日益增多，官职也随之增加，所以官职数目达到三百六十，大概也是不得已。《尚书》说：‘唐虞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只有百种。’又说：‘夏、商的官职增加了一倍，也能够治理天下。’这是说官职虽然比古代多，天下也仍然能够得到治理。周代衰败时，周宣王振兴它，号称中兴；但重、黎的后代失去了职守，后来逐渐衰落成为司马氏。到了孔子时期，周公的典章大概已经败坏了。卿世代为卿，大夫世代为大夫，贤能的人没有进用的途径。孔子感慨叹息，想修复废置的官职，举用隐逸的民众，以收归天下人心，推行政令于四方。《春秋》也讥刺世代享受禄位的臣子，大概是对时局伤心到了极点。秦朝改变三代制度以后，官职等级发生一次变化；汉朝沿用旧制，常常增设官职，历代因袭直到今天，终于成为极其完备的制度。我担心冗杂的机构耗损百姓，却不知道废置的官职是否能够恢复。然而古代官职中，名义还在、实际职能已经消亡的很多。司农卿不再负责考核钱粮的盈亏，尚书令不再考察百官的优劣，这难道不是因为政务体制重大吗？国家自天圣年间起，诏令天下把经术和古文作为学业，于是博学的君子无不成群进入有关部门。然而礼遇他们的办法还不完备，所以清廉方正、难以合作的士人仍未全部出来。如今如果提高礼遇，天下的隐逸之士就会到来。况且山岩、林谷中的士人，即使有豪杰之才，本来并不了解文书和官吏事务；他们刚强正直、直言无忌，不懂得避讳和忌讳，所以先王把他们安排在拾遗、补阙一类的职位上，这就是任用他们的办法。唉！自从孔子去世，世上的君子安于自己的富贵，不再想到天下还有废置而没有修复的官职、隐逸而没有举用的民众。如今圣明的诏令殷切地寻求他们，以此发扬孔子千年来长久的忧虑，这是天下的幸事。天子六军的制度 《周礼》所说的田赋、夫家、车辆和徒卒的数目，是圣王的制度；它所说的五等诸侯和封国大小，却不是圣人的制度，而是战国时增加的文字。为什么这样说？按照郑氏的说法，武王时周的土地狭小，所以诸侯的封地到百里为止。周公征伐不服从者，扩大中国的疆域，所以大封诸侯，诸公的封地达到五百里。我不知道武王时有哪些国家不服，也不知道周公征伐的是谁。东征的战事见于《诗》《书》，难道周公扩大土地千里而史书竟不记载吗？这实在很可疑。周朝初年，诸侯有八百；到《春秋》时期，保存下来的还不到几十个。郑国子产说：‘古代大国方圆百里，如今晋、楚有千乘之国；如果不是侵吞小国，怎么会达到这样？’子产博闻多识，他的话应当可信。先儒有人认为《周礼》是战国时的阴谋之书，也不是没有道理。《王制》说：‘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的说法也如此，这是三代通行的制度。鲁国有千辆兵车，是僭越的。春秋时大规模搜阅军队，史书都特意记载以讥刺它，意思是说它的车辆太多、徒卒太众，并非鲁国所应有，所以称为‘大’。周代的制度是四丘为一甸，每甸出长毂车一乘。鲁国没有千甸那样大的封地，这也很明白。然而《诗》中为什么出现公室有千辆兵车的说法呢？孟子说：‘解释《诗》不能因为文字而损害文辞，不能因为文辞而损害诗意。天子的马只养在十二个马厩里，而《诗》中有三千匹骏马，是赞美其富足，并不是讥刺它僭越；这不妨碍它成为诗。’千乘的总数，即使按七万五千人计算还会有余，实际士卒大概只占一半，所以三万人只是公室的徒卒罢了。鲁襄公十一年，才开始设置三军；僖公时代还没有达到三万人。我又怀疑诗人是把数字夸张说大了。停止战争已久，国家却更加困窘 中国有边境警报的祸患，就像人有手脚的疾病一样。如果不忍受药石的苦痛、针灸砭石的损伤，病一旦流入骨骼身体，我恐怕它的痛苦就不只是药石，损伤也不只是针砭了。中国因为西北二边不安定，所以每年都用丰厚利益诱使他们接受羁绊。圣人爱护中国、不愿残害百姓的心意，古代从未有过比这更深的。然而贪得无厌，逐渐不可开启口子；他们一天比一天富足、一天比一天骄横，时间久了也难以制服。所以自宝元以来，赋税征敛日益繁重，即使停止战争十多年，百姓却正因此而困苦，这种暗中削弱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从前先皇帝震怒，发大军向边境问罪，军队出动不久，塞下便订立盟约。西夏战事时，边臣整治军队、振作军旅，不到几年，也很快解甲。那时的费用和如今无休止的贿赂，不能相提并论。天子的节俭超过汉文帝、汉景帝，百官奉行法令，不敢逾越僭妄，然而西北二边实际上正在残害我们的百姓。这正是天下雄俊英伟之士扼腕叹息的原因。况且动用天下这样大的力量去讨伐几个县的民众，所以君臣上下都感到满足，内外没有不欢欣的；抛弃有限的财物去堵塞无厌的欲望，所以从百姓那里取得的越来越多，而国家仓库中储藏的反而越来越紧迫。这是天下人都明白而容易理解的道理，只希望上位者认真谋划它。关陇游民私自铸钱，以及江淮漕运士卒成为盗贼的原因。

译夏、商、周三代用来养育百姓的办法已经很完备了。农民努力耕作来取得食物，工匠制作器具供人使用，商人把这些物资流通到天下。他们所吃的没有一样不是合乎义的食物，所用的器具没有一样不是有益于养生的器具，商人流通货物，也不是用不义之物来资助百姓。这样，饮食器用的利益都可以凭义取得，使百姓求取利益时，除了义便没有别的途径。后世赋税征取没有限度，货币制度没有法度，义理穷困而欺诈盛行。三代的百姓并不是真心都喜好义，只是天下的利益都出于义，百姓自然没有不喜欢的。后世使百姓求利，除了欺诈便没有途径。因此法令一天比一天增多，弊病也更加繁杂；刑罚禁令极其严厉，奸邪却不能制止。唉！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治理根本问题，早晨下令，晚上就能顺从；挽救末流弊病，即使百世也不能改变。私铸钱币的弊病，起因于钱币价值太轻。假使钱的价值同黄金一样，即使加以赏赐，人们也不会私铸。如今秦、蜀之间，又把纸张剪开来充作货币，一加上符信，就把泥土草芥变成金玉。怎么能使百姓不奔走仿效呢？喜爱生存、厌恶死亡，是天下最深切的常情。我姑且用死刑拘禁他们，可是仍然有人接连到市集赴死，是因为饥寒在内驱迫他们，没有办法自行生存。他们说：反正都是死，只是有人或许能够免死。漕运士卒的过错，产生于贫困无告；他们把家安在舟船上，把子孙养育在江淮之间。粗布短衣不能完整，粗食野菜也不能供给；严冬积雪，河水几乎干涸，冻得手脚皲裂腐烂，成年累月不能轮换。他们不做盗贼，就没有地方发泄自己的志气。如果稍微增加他们的供给，并替换他们的劳役，祸患也应当会渐渐平息。见到利益却不动心，是伯夷、叔齐的行为；处境困穷却不做不义之事，是颜渊的行为。拿伯夷、叔齐、颜渊的标准来要求没有知识的百姓，也太过分了。所以廷尉、大农所担心的，不是百姓的罪过，不是士卒的罪过，而是居上位者的过错。《东坡全集》卷四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四十九，宋苏轼撰，策问二十三首 私试策问八首 请问，作为君主，没有不想国家安定生存、厌恶危险灭亡的，然而国家却常常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这是为什么？君主所忧虑的，并不是导致国家动乱灭亡的原因；而国家动乱灭亡的原因，常常出现在君主没有忧虑的地方。请借汉代来说明。过去高帝在位时，天下已经平定，当时所忧虑的只是韩信、彭越、英布、卢绾罢了。这四位王都没能活过高帝一朝，接连被消灭而没有延续。到了吕氏之祸，祸患还属于异姓。吕氏已经灭亡之后，吴、楚的忧患又几乎导致亡国。当韩信、彭越、吕氏造成祸乱时，只怕同姓诸侯不能繁盛强大；可是等到同姓诸侯变乱时，危害又远远超过了异姓。文帝、景帝时期，认为诸侯分裂削弱以后，汉朝就可以百世无忧。到了武帝，诸侯的祸患稍有衰减，而匈奴的忧患正盛，于是又认为天下的忧患只在匈奴。到了昭帝、宣帝、元帝、成帝时期，诸侯王已经不值得忧虑，匈奴也被打败而臣服于汉；然而汉朝最终中道断绝而不可挽救，原因却是没有料想到的王氏。世祖即位以后，上面吸取韩信、彭越的教训，中间借鉴七国之乱，下面又哀悼王氏的祸患，于是把诸将全都封侯，却不让他们掌管政事；削减同姓诸侯的封地，贬抑三公的权力，以为前代的弊病已经全部除去了。等到汉朝衰败时，宦官权力兴盛，党锢之祸发生。士大夫彼此扼腕议论，认为天子只要有一天诛灭宦官、解除党锢，天下仍然可以无事。于是他们在外召集将领，在内胁迫君主；宦官虽然被诛灭殆尽，董卓、曹操一类人也因此使汉朝灭亡。汉朝所忧虑的事情总共有六次变化，而它的动乱和灭亡总是出现在没有忧虑的地方，最终无法防备。由此看来，国家治乱存亡的形势，难道都是自己造成的吗？还是像江河迁徙一样无法推测，形势自然相互激荡而人们并不知道呢？或者也可以用道理推究、用力量挽救，只是没有人去做呢？如果现在总是等事情发生才应对、等祸患临头才谋划，那么天下的祸患就无法完全防范，政治教化也无法应付不断的变化。难道只能早晨讲文治，晚上就改讲武力；忽然宽缓，骤然严厉吗？是否也有可以长久坚持而不改变的办法，即使有小的祸患也不值得防备？希望借论说汉代，彻底说明其中的道理。请问，过去夏、商、周三代之际，有些公卿一生下来就注定要担任，有些士人直到老年也不升迁；官职有固定的人任职，人在社会中也有固定的志向。所以担任周朝公卿的，并不都是周公、召公、毛公、原公的王室子弟；从田野里、从平民中起身而做到公卿宰相的，大概也只有几个人而已。士人一生勤苦学习，讲习道艺，修养自己的品行，以求取得乡里的名声，不过是希望被列入乡大夫评定贤能的名册；即使被选举上来，也不过成为一命之士，其中杰出的人做到大夫，也就到头了。周朝时，诸侯掌政的卿，都是世代臣子的子孙；那么平民士人的仕进，大概也有一定的限度。在那时，士人都安于自己的学习，乐于自己的身份，不因官小而厌倦，反而乐意任职，所以民政得到修治，世间事务得以兴办。到了后世却不是这样，使天下人一起进用，轮流担任官职；即使平民中的贤者也能够突然进入朝廷，于是士人开始产生无止境的欲望。官府事务不能修治，民间事务不能整饬，并不是他们不能做，而是不屑于做。先王任用人才，希望人人都能自得其乐，直到老年也不厌倦，因此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如今本来只是普通人的才能，又加上已经厌倦任事的心态，这种弊病哪里说得尽呢？现在州县官吏因有某种缘故不能改任他官，只能滞留在州县而不能离开；时间久了，不过任职官、令、录等职。仕途通达的人，从县令升为郡通守，又从郡通守升到郡守；如果没有其他才能，就会滞留在太守任上而不能离开。由此看来，职官、令、录和郡守这四种职位，成了国家丢弃人才的堆积处，也是仕途不得意者滞留而无聊的地方。太守职位这样重要，职官、令、录又都接近百姓，却任用被丢弃的人才，使仕途不得意者滞留在这些职位上，这难道是先王使人不感到厌倦的本意吗？唉！大概也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处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怎样才能使天下士人各安其分，不轻视小官？怎样才能使这四种职位中的人不断流动而不感到厌弃、无所凭借？请把这些意见全部写在篇章中。请问，古代军队出征，要在学校接受成法教育；用兵本来就是求学者应当知道的事情。如今关中的情形，又是各位亲自经历、亲眼见到的。过去六国时期，秦国完全占有今天关中的土地，土地并没有扩大，却要向东防备齐国，向南防备楚国，近处防备韩、魏，远处防备燕、赵，有敌国的忧患，却没有中原的援助。然而当时秦人向西驱逐戎人，竟推进了一千多里。如今天下已经统一，只凭关中之地，向西防备羌、戎，其他三面没有敌国的忧患，又从内部得到百郡的援助，却惴惴不安，连保卫自己都来不及；力量比过去强大百倍，却没有取得古人的丝毫功绩，这不能不加以讨论。古代用兵，驻守哪里就使用哪里的百姓，攻战哪里的土地就吃哪里的粮食，守卫哪个国家就驾乘哪个国家的马，所以外部遭受战争而内部的人却不知道，这就是能够百战不败的原因。如今却不是这样：戍守边疆使用东北地区的人，购买粮食使用各郡的钱，骑兵作战使用西羌的马，因此一个郡用兵，百郡都受到骚扰，这也不能不讨论。过去卫国被狄人灭亡，齐桓公用三十乘兵车把文公封在楚丘；到末年增加到三百乘，所以《诗经》说：“不只是有人才，他的心志忠诚深远，三千匹母马作为资助。” 在四夷之中，卫国邻近的没有比狄人更近的了。当时狄与卫是仇敌，按理势必不会把马给卫；那么卫国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得到这么多马呢？如今想使遭受战争的郡县自己使用本地百姓，自己供应粮食，自己驾乘本地的马，却没有找到办法，所以希望听到其中的详细情形。

译请问，夏、商、周三代的祭祀礼制，留存下来的已经极少了。要完整恢复它，本来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做到。然而如今天下各郡县共同祭祀社稷、孔子、风伯、雨师以及各种山川和古代圣贤之庙，这些礼制尤其紧要而不能缺少。武王讨伐商朝，军队渡过盟津，有宗庙，有将舟，社主就在将舟中；这说明社稷是有神主的。古代军队出行，要载着迁庙之主；没有迁庙之主，就用币帛玉器作为神主，不能让神主有一天空缺。让神主空缺一天尚且不可以，如果没有神主却建庙，可以吗？因此凡是庙宇都应当有神主。如今郡县所祭祀的，从来没有神主，却都有泥木塑像。塑像是从哪里来的呢？古代祭祀没有不用尸的，《诗经》中有灵星之尸，可见祭祀没有不用尸的。祭祀而不用尸，那只是刚死时的奠祭；否则就是祭祀未成年而死者。如今一概不用尸，就如同没有祭祀罢了。儒者治理礼制，对于礼制的变通尤其谨慎详尽。如今把神主变成塑像、祭祀又没有尸，这种做法究竟是谁开始的？古人坐在席上，所以笾豆的长短、簠簋的高低，正好与人的高度相称。如今泥木塑像已经高高在上，却把祭器排列在地上；鬼神是否享用祭品，不得而知；如果鬼神享用了，那就是俯身伏地、爬行着去取食。鬼神不能详细地同人交接，所以要让尸代替鬼神向主人祝福。如今没有尸，却在空的神位前接受福胙，不是既鄙陋又可笑吗？如今想使每座庙都有神主、每次祭祀都有尸，不知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才行？希望同各位一起考究古代遗制，找出合于古制而又方便今天实行的办法。请问，《易》这部书，主要是不能把它当作必然可以指实的论断。《易》最初只有卦画而没有文字，后世圣人开始为它作卦爻辞，大概也只是略微显露其中的端绪。至于它有时说仁，有时说义，有时说小，有时说大，就留给后世学者去分别了。然而时代越久远，学者有时越会陷入邪说，所以孔子为《易》作《彖》《象》等赞辞，特别是为了防止邪说，使各种横行交错的解释终究不失正道，并不是要把《易》说成必然可以指实的论断。因此它的用意广博，言辞却简约。我曾经深入观察，孔子有许多地方只是因循爻辞加以申说，对爻辞的意义没有什么增减。例如《比》卦初六爻辞说：“有诚信而亲比，没有灾祸；诚信充满如缶，最终会有意外的吉祥。”《象传》说：“亲比卦初六，有意外的吉祥。”《小畜》初九爻辞说：“返回自己的道路，有什么灾祸？吉祥。”《象传》说：“返回自己的道路，按其义理是吉祥的。”《损》六四爻辞说：“减损自己的疾病，使它迅速痊愈而有喜庆。”《象传》说：“减损自己的疾病，也可以说是可喜的。”《大有》上九爻辞说：“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象传》说：“大有卦上九的吉祥，是上天保佑。”这些话既然已经说过了，孔子又加以申说，对爻辞的意义没有增减，那么孔子确实说了许多重复的话。至于孔子还有许多说不尽的话，所以希望同各位一起讨论它们。请问，古代设置爵位和赏赐，是用来对待有功劳的人的。如果认为有功以后才授爵，天下必定会有被遗漏的善人。因此，对没有功劳的人授爵，像以六德、六行来兴起贤人，就是这种情况。古代设置刑罚，是用来对待有罪的人的。如果认为有罪以后才处罚，天下必定会有被遗漏的恶人。因此，对没有罪的人加以刑罚，像行为虚伪而固执、言语虚伪而善于辩说、所学不正而广博、顺从错误而文饰，以迷惑众人，杀掉正确意见，就是这种情况。人心实在难以了解，自尧、舜时就为此忧虑。只是幸好有功劳可以作为赏赐的名目，有罪过可以作为惩罚的依据，于是天下人不会争辩。如今如果把某种德行加在无功之人名下而授爵，把某种罪恶加在无罪之人身上而诛杀，那么天下人就不知道该遵从什么，居上位的人也将昏乱而无法守住自己的职责。既然如此，古人将怎样处理这种情况呢？如今法令明白完备，政令仿佛一律，但仍有人冒昧地侥幸求利，巧言诋毁以便出入刑法，更何况无功而赏、无罪而罚呢？古人一定有办法处理这种事。请问，圣人的话各有针对性。如果不能通达其意，只执着其中一个方面，便把它当作常理，那么天下疑惑的地方就无法穷尽了。过去孔子认为：“防止欲望会很快贫困，死后希望很快腐朽。”有子认为这不是君子说的话，但孔子这样说是有缘由的。有子能够了解孔子，真好。古语说：“禘祭，从灌地降神以后，我就不想观看了。”《易》说：“观看灌祭，而不进献祭品。”古语又说：“我难道是匏瓜吗？怎么能只悬挂着而不食用？”《易》说：“用杞木和匏瓜祭祀，有东西从天上坠落。”这两组话，字面相同，但它们说话的缘由可以相同吗？王弼对于《易》的理解，可以说很深了。然而因为两处言辞恰好相同，便把它们当作同一训义，使学者不得不迷惑，这一点也不能不辨明。请问，古代的作者只要不是圣人，就都有所偏颇。顺着他的偏颇走，就会流于荒废；只取他的长处，又会流于苛刻。这两种做法都不是所谓善于学习。君子凭借自身的端正，知道别人的不端正；又凭借别人的不端正，知道自身还有未端正之处。既用正道纠正别人，又反过来用正道端正自己，这就是能够少犯过错而成就名声的原因。过去韩愈评论荀子、扬雄的缺失，但韩愈自身的缺失比荀、扬更严重；荀卿讥刺六位学者的蒙蔽，而荀卿自身的蒙蔽并不低于那六位。班固评论司马迁，认为他的是非标准同圣人相违；范晔评论班固，认为他能看见毫毛，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今天看来，不知道范晔的著作是否果真能够逃脱只见别人睫毛、不见自己的问题呢？恐怕也没有，只是没有人纠正他罢了。所以希望听听韩愈、荀卿、班固、范晔等人的得失，并不是一定要相互比较高下、争个胜负，而是也乐于看到儒者用道理相互纠正。永兴军秋试举人策问

译请问，过去汉朝从秦朝接受天下，沿用秦朝的制度，并不妨碍成为汉朝；唐朝从隋朝接受天下，沿用隋朝的制度，并不妨碍成为唐朝。汉与秦、唐与隋，它们的治乱安危相距极其悬殊，然而最终都没有改易制度；更何况长久安定、长期治理，原则本来就不必轻易改变。世上的君子认为，善人治理国家百年，可以战胜残暴、停止杀戮。后来为这种说法没有立即奏效而忧虑，急于求成，便把责任归咎于法制；因此连年派遣使者，车盖相望于道路，去寻访百姓的疾苦。于是废除茶禁，把茶业归还百姓；不用刑狱交给武官办理；至于考核功劳、选拔士人，也都各有增减。实行了几年，最终没有看到成效，纷纷的议论争相认为这样做不便。唉，这还只是小事罢了。可以改变的事情，将来还有比这大得多的。如今想把天下骄横的士卒全部改成府兵，把天下各种异教全部驱逐，使其成为平等编户，把天下懒惰的官吏全部核查，以便实行考课，把天下游荡的士人全部引导去务农养蚕。这些做法违背世俗、激厉风俗，远不只是如今所实行的这些。小事尚且不能办成，大事又怎敢议论？那么这些事情终究不能改变吗？还是想改变却没有掌握方法？还是已经得到方法，只是纷纷的议论不值得防范呢？莫非其中的道理可以改变，而不在于表面的行迹吗？所谓战胜残暴、停止杀戮，最终难道没有效验吗？希望分条说明这些道理。国学秋试策问二首 请问，之所以看重学士大夫，是因为他们通晓古今，能够考察成败。过去有人凭某种做法成功，我就一定沿袭；有人凭某种做法失败，我就一定反其道而行。这样做可以吗？过去做君主的，担心自己不能勤勉；然而有人因勤勉而治国，也有人因勤勉而乱国。周文王到了太阳偏西还不敢休息，汉宣帝振作精神治理，秦始皇按日程处理文书，隋文帝传餐而食，他们勤勉是一样的。过去做君主的，担心自己不能果断；然而有人因果断而兴盛，也有人因果断而衰败。晋武帝平定吴国，唐宪宗征讨蔡州，苻坚南伐，宋文帝北侵，他们果断是一样的。过去做君主的，担心自己不能信任臣下；然而有人因信任而安定，也有人因信任而危险。秦穆公信任孟明，汉昭帝信任霍光，燕王哙信任子之，唐德宗信任卢杞，他们信任臣下是一样的。这三件事都是君主难以做到的，也是有志之士曾经叹息仰慕、隔世而不能得到的。然而考察这几位君主，治乱、兴衰、安危的结果竟然如此相反，难道可以不追究原因吗？贪恋他们成功的结果而照做，或者因为他们失败的结果而不做，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学者应当取法什么呢？按照已经出现的结果去诋毁它，容易；推究尚未发生的道理而加以辨析，却很难。因此，在还没有看到成功以前，周文王的勤勉同秦始皇没有区别；而在苻坚尚未失败时，他的果断同晋武帝又有什么区别？请举出这几位君主，详细考察他们得失的根源以及结果相反的原因。请问，古人把人口的多寡看作国家贫富的标志，所以管仲用暗中谋划的办法使鲁国、梁国的百姓流失，商鞅也招徕三晋的百姓来兼并诸侯。周朝强盛时，人口和物产的数目登记在王府中，大概是由有关官员拜受而来。自汉代以来，人口繁殖和仓廪府库的充实，没有比隋朝更盛的；它的贡赋输送和户籍制度一定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然而学者因为隋朝取得天下不合正道，又不过两代就灭亡，所以鄙视它而不加传述。孔子说：“不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他的言论。”何况能因为一个朝代的灭亡而废弃它的良好制度吗？文帝初年，有三百六十多万户；平定陈国后又得到五十万户；到大业初年，不到二十年就增加到八百九十多万户，这是为什么？当时布帛积存到无处容纳，天下储蓄的财物多得不可胜数。等到隋朝败亡、国土沦陷，洛口各仓仍足以供养百万大军，这些制度难道可以轻视吗？国家太平一百多年，户口数量超过隋朝；然而按照今天的制度来看，不过是便于征发徭役罢了，同国家的贫富有什么关系呢？不但无益于富国，反而因为人口过多而成为祸患，生产的人少，消费的人多，所以公私都空虚，百种弊病一起产生。制定法律、创立制度，是想远远追上三代，并且不至于比隋氏还差，这难道能不讨论其中的原因吗？试馆职策题三首 传记说：“秦朝的失误在于过强，周朝的失误在于过弱。过去周公治理鲁国，亲近亲族而尊重尊贵者；到了后世，便逐渐有了防范削弱的忧患。太公治理齐国，举荐贤能而崇尚功劳，这是历代共同实行的办法。然而齐、鲁实行这些办法，都不能免于衰乱，原因是什么？国家太平一百多年，六位圣君相继承传，治国方式虽然不同，却都归于仁。如今朝廷想效法仁祖的忠厚，却担心百官有司不能履行职责，甚至变得偷懒。想效法神宗的励精图治，又担心监司、守令不了解他的意图，流于苛刻。使忠厚而不偷懒，使励精而不苛刻，也一定有办法。过去汉文帝宽厚仁慈，在朝廷之中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羞耻，却没有听说有懈怠废弛、不能办事的弊病。汉宣帝综合考核名实，至于掌握文书政务的人，都能精通自己的才能，却没有听说有督责过分的弊病。应当怎样修治、怎样经营，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希望深入说明其中的原因，并分条列出应当实行的事情，全部写在篇中，以备采择。” 请问，古代君子看见礼制就知道风俗，听到音乐就知道政治，用这些来评论兴亡的先后，考察古代以证明今天；这大概是学士大夫的职责，也是君主和群臣想听到的。请借汉代来讨论：西汉传了十二代，有道的君主有六位；即使成帝、哀帝失德，祸患也没有波及百姓，本应国势强固不可动摇，王莽却凭斗筲般浅陋、钻营小人的才能，谈笑之间就夺取了天下。东汉从安帝、顺帝以后，一天天走向衰乱；桓帝、灵帝的暴虐超过前三代，其国势本来应当容易动摇，可是董卓、吕布、袁绍、袁术都凭超出常人的资质想要夺取天下，却又不敢行动。曹操功业盖过天下，才能是王莽的百倍，用尽智慧和力量，终身也没能真正取得汉室。治乱相差悬殊，安危的结果却如此相反，希望考察它们的政治、观察它们的风俗，把其中的原因全部陈述出来。请问，国家在闲暇无事时，开设三馆来储备人才；既命令丞相、辅弼大臣各自举荐所知，又诏令有关部门出题策问来访求人才，这不只是为了观察诸位士大夫的才能，也是想听取天下的重要事务，解决当今久悬未决的议论。官员冗滥的弊病已经很久了，近年尤其严重；文武官吏等待补缺、滞留京城的有几千人，难道要坐视不救吗？

译这样，下面就会有百姓贫困、官员失职的叹息；如果裁减入仕名额、削减任子制度来救治，上面又会有伤害恩典、失去人才的忧虑。河朔百姓不能安居已经很久了，一遇水旱灾害，就扶老携幼向南迁徙；如果下令禁止，他们是在违背死亡、趋向生存，命令一定不能实行；如果听任他们南下而不禁止，河朔将逐渐空虚，流民聚集在南方，又有足以忧虑的地方。黄河近年屡次向西决口；如果听任它向西而不堵塞，就会泛滥千里，使农民失去生业；如果堵塞它，使水回到原来的河道，水又未必听从，有时还会咬坏城邑。这三件事都关系到安危，利害相持而没有决定。各位士大夫已经熟悉地讲求过这些，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省试策问三首 孟子说：“君主仁爱，没有谁不仁爱；君主正义，没有谁不正义；君主端正，没有谁不端正。只要端正君主，国家就安定。君子达到这种境界，也可以说用力少而成功广了。”陛下继承皇位至今四年，还没有发言百姓就信服，还没有行动上天就帮助。即使群臣和有司不能充分认识盛德所在，我私下揣测其万分之一，大概全在于用仁孝礼义治理天下，喜好生存、采纳谏言。各位士大夫生在这个时代，又因为德行道艺被宾兴到朝廷，一定对孟子所说“端正君主而国家安定”有所思考。希望听听所谓“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修养自身而天下服从”的道理。尧、舜已经极其崇高，学者没有什么可以再议论的。自汉以来，道德纯粹完备，没有像汉文帝这样的。如今考察他的事迹，却有三点令人疑惑：上林苑令的属吏没有才能，管理虎圈的啬夫却才能超过常人；有才能的人被看见却不记录，没有才能的人被安置却不追究，那么政事不至于败坏的能有多少？既然如此，停止兵事、废止刑罚的局面，又是从哪里得到的？南越不臣服，就用使者礼遇它；吴王不来朝见，就赐给他几杖。这同唐朝衰败时藩镇自行立国、借此求取旌节，有什么不同？不是接近姑息苟且的政治吗？

译传记说：“三王时代君臣都贤能，五霸连他们的臣下也比不上。” 汉文帝没有召见贾谊，自己认为超过了他；见到贾谊以后，又觉得不如他。汉文帝难道是霸主吗？文帝自己认为不如贾谊，而魏文帝却认为超过贾谊，这又是为什么？还是超过贾谊才算贤能？或者自称不如贾谊才算贤能？汉文帝之所以成为汉文帝，大概正因这三点而有如此可疑之处。所以希望同各位士大夫讨论，等待皇上询问时再把它发明出来。请问，《易》说：“神妙而明白它，存乎其人。”《诗经》说：“没有比人更强的，四方都会以他为准则。”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没有不是因为得到人才才成就的。仲尼只是寄居异国的旅人，但他的门人却足以面南而王；重耳只是逃亡的公子，但他的随从足以辅佐国政。汉朝得到人才，在武帝、宣帝时期最盛，他们都把人才从牧童、樵夫中选拔出来，置于公卿之上。当时的君主不认为可疑，士大夫也不以为嫌，是因为风俗淳厚、议论端正。宋代蔡廓任吏部尚书时，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以下的官员都能自行选用属官，蔡廓却认为这是轻视自己。如今从宰相起都不能专擅选举，一命以上的官员全交给固定法令，这是什么办法呢？过去常衮执掌国政，虽然完全公正守法，却使贤愚一同滞留，天下都讥笑他。等到崔贻孙任宰相，不到一年就任用官吏八百人，其中多数是亲旧，却号称得到人才，所以建中年间的政治几乎同贞观相同。假使宰相像常衮那样守法，就免不了贤愚一同滞留的讥讽；如果像崔贻孙那样用人，又必定有威权和恩宠下移的诽谤。想从卑微鄙陋之中得到人才，又在规矩法度之外取得成功，难道不困难吗？各位士大夫学问优长而求得任用，现在应当怎样施行，才能避免这两种弊病？希望尽量直说。请问，纵观前代，天下刚刚平定时，百姓开始休养。下面已经厌恶动乱而思求安静，上面也虚心而不妄为，所以公私财富充盈，刑罚清简。等到长期安定而没有变化，夸耀的人喜欢声名，聪明的人贪求功劳，制造事端当作乐趣，就像没有病却自行艾灸，于是天下骚动，财富耗尽、力量疲竭，百姓开始困苦。自汉代以来，很少有不经历这种变化的。汉初设置郡不过六十个，到了文帝、景帝的教化，几乎达到刑罚废置。到唐朝中叶，设置三百州、一千四百县，政事却更加荒疏。当时常备兵八十多万，百姓离开农业去经商，出家信佛、信道，又杂入科役，通常每十五人中就有这种情况。天下常常是三个劳苦生产的人，供养七个坐等衣食的人。弊病流传到极点，到了元和年间，才命段平仲、韦贯之、许孟容、李绛一概减免，裁省冗官八百员、吏员一千四百人，百姓稍稍得到宽舒，上下相安，没有苛刻核察的怨恨。如今朝廷无事已经一百多年，虽然六位圣君相继即位，求治如同赶不上，官吏却懒惰，百姓却劳苦，弊病大概多得说不尽。如今骄兵、冗官的费用，宗室贵戚的供养，边疆将吏的给养，大概是从前的十倍，难道要坐视而不防范吗？这样就会有百姓穷困无告的忧患；如果依据义理裁减，又会有违背人情的祸患。元和年间，那四个人为什么偏偏能够做到？各位士大夫虽然还没有出仕，详细情形或许不尽知道，但挽救这种弊病的办法，应当考究其中的要领，希望全部写在篇中。省试宗室策问 请问，过去周朝强盛时，卿士都是周公、召公、毛公、原公，不是王的伯叔父，就是王的子弟。到了两汉，像刘歆、刘向这样的人，世代不乏。唐朝宗室最近而且容易考察，武略方面有李道宗、李孝恭，文章方面有白居易、贺知章一类，不可一一计数；因宗室身份升任宰相的有九人。唉，何等盛盛！建隆以来，不以吏事要求宗室子弟，即使有文武方面奇异的才能，也终身不加试用。先帝独具远见，恩义并用，增加修订教育培养的办法，开始打开选举的道路，至今已有十多年了。停止朝请而奔走郡县，放下富贵生活而治理文书事务的，确实不少。然而名字显著、能够追配古人的，大概还没有见到。难道是他们谦逊畏惧、谨慎沉默而不自行献身吗？还是教育培养、选举人才的办法有所欠缺而尚未明白？希望全部写在篇中，以等待采择。策问三首 古人有话说：“邹、鲁崇尚经学，齐、楚多有辩才和智谋，韩、魏时常出现奇特的气节。”自汉以来，豪杰之士多出在山东、山西。国家太平已有多年，文武并用，用来辅导成人才的办法，可以说极其完备了。然而五路的学者仍然比不上古人，难道是山川之气、风俗习惯有古今不同吗？还是教育培养、考核试用的办法没有抓住要领？请各自把所学习的经书、从老师那里听到的道理，写在篇中。古代有劝农的官职，也有以努力耕田为考核内容的科目，同孝、悌并列。自汉代以来，大多根据户口的增减来考核、升降郡守县令。如今百姓离开田地而游走市井，官府不禁止；带着农具到四方去，关卡也不责问。户口的增减，不再有赏罚，这难道是太平之世应有的情形吗？如今想依照古代义理实行农桑政策，计算户口来制定考核办法，但议论者有的认为没有益处，只会扰乱有关官吏，因此感到疑惑。应当怎样施行才可以？古代礼制和刑法互为表里，礼所排斥的，正是刑法所取用的。《诗经》说：“善于审理案件，像皋陶在泮水之宫；献上囚犯……”汉代盛时，儒者都依据《春秋》来断狱。如今根据人来制定事情，根据事情来制定法律，事情没有穷尽，法律日益更新，那么唐朝的律令就已经失去了根本。何况礼制和《春秋》，本来就是儒者所讨论的呢？如果一味追随世俗而不知道返回，教化就会日益衰微；如果拘泥经术而制定防范，人情又会不安。希望听听怎样在这两者之间取其中道。私试策问 请问，任用人而不任用法律，法律就简约而人的权力重要；任用法律而不任用人，法律就繁多而人的权力轻微。法律简约而人权重要，它的弊病是请托公然流行，威势下移；法律繁多而人权轻微，它的弊病是人们可以苟且逃脱，贤能与不肖被同等对待。这是古今共同的忧患。想要人和法律并用，使轻重相互制约，应当在哪里取中，才能接近古制而适合今天，有益而无害呢？如今礼部考试录取的人，都采用糊名、易书的办法；吏部选任官员，都采用长期固守、不可改变的格法。六卿之长不能使用一点自己的意见，而胥吏和奸人都在其中出没。这难道是治世的办法吗？如果使有关官吏都像唐代以前那样，可以自行按照自己的意见升降天下士大夫和官吏，任意专擅所造成的流言纷扰之害，又将用什么来制止呢？古人究竟怎样修治，才能免于这种弊病？难道是因为没有办法可讲吗？希望听到详细情形。拟殿试策问

译皇帝这样说：“唉！上天保佑百姓，实在辅助你们的君主，又赐给我众多士人，使他们都来到朝廷。只是顾念我德行不足，凭什么能够得到这些人？我长久想到各位士大夫放弃田野的安逸，轻视千里路途的遥远，而来跟随我，难道是为了利禄吗？从老师那里听到道理，想把它献给君主；在家中修养自身，想把它推广到国家，这就是各位士大夫的本意。我愿意听到这些道理。”我即位改元至今三年，即使还没有达到孔子所说的成就，也应当差可接近子路所说的“有勇而且知道义理”；可是风俗还不淳厚，刑罚政事还不清明，阴阳还没有调和，过错究竟在哪里？我虚心忘我，招来众人的言论；可是朝廷政务的缺失、百姓利害的实际情形，还有没有听到的。我包容污垢、隐藏疾病，以等待四夷来宾服，可是边境还没有安定，战争仍不能解除；我施舍恩惠，免除债责，把利益让给百姓，可是农民还未安定，商旅还不能通行。这三件事，是我疑惑、日夜思考却没有得到答案的。请你们全部说出来，不要有所隐瞒，我将亲自阅览。” 《东坡全集》卷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五十，宋苏轼撰，《南省说书十道》《左传》三道 请问，供养三德是善事 回答《易》，是圣人用来穷尽人情变化的，并不是用来在卜筮中求取神异的。自孔子去世以后，学者被异端邪说迷惑，而左丘明的议论尤其奇怪。使伏羲、文王、孔子尽心研究的东西，流传下来却进入卜筮之事，实在可悲。至于季友、竖牛的事情，左丘明好像亲眼看见而指明它们，本来就是君子所不取的。虽然如此，南蒯的说法颇为接近正道；他占卜得到坤卦变比卦，卦辞说：“黄色的衣裳，大吉。”黄色，是居中的颜色；衣裳，是下身的装饰；元，是善的长首。凭中庸之道来守持它，以谦逊抑制的心态来实行它，以体察仁德来修饰它，把这些作为文王的征兆，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然而君子还要看其人、察其德，吉凶便由此产生。所以南蒯占筮，虽然得到坤变比，却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况且贩夫走卒，早晨劳作，晚上休息，他所希望的不过是积存一金；假使无缘无故得到千金，就会狂乱迷惑而丧失志向。南蒯这样的人得到文王的征兆，怎么能不狂乱迷惑而丧失志向呢？所以说：“供养三德就是善事。”又说：“三者参合成就，才可以占筮。”南蒯没有能力胜任这些，所以要使后世知道卜筮不可以依赖。穆姜在东宫占筮，得到艮卦之八，史官说：“这叫艮变随。”卦辞说：“大为亨通，利于守正。”穆姜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承当它。所以左丘明论说《易》，只有南蒯、穆姜的事情比较接近正道，其余都是君子所不取的。杜预的论说得到了其中的要旨，认为《洪范》“稽疑”的说法，是把龟卜和筮占相通，用来同卿士的意见数相合。学者考察左丘明的著作，再用杜氏的说法加以匡正，大概就可以了。谨慎回答。请问，《小雅》与周朝的衰落 回答《诗经》中，只有周诗最为完备；周朝的兴盛和衰败，在诗中也说得最详细。周道起始于闺门之内、父子之间，施行到君臣关系，又覆盖天下，保存在《周南》《召南》二南中。后稷、公刘、文王、武王创业的艰难，以及幽王、厉王逐渐失道的情形，保存在《大雅》《小雅》二雅中。成王继承文王、武王的功业，礼乐文章完备，保存在《周颂》中。周道日益削弱，终于同诸侯相等的情形，表现在《王风·黍离》中。周道的盛衰，大概可以在这里完整看见。所谓小雅，是说王政中较小的事务，同时陈述周朝盛衰的时期。周朝虽然衰落，文王、武王的功业却没有坠失，宣王又继而使它中兴；所以虽然怨刺之诗一同兴起，却没有列入《国风》，因为仍然有王政存在。因此说：“小雅兼有周朝的盛衰。”过去评论的人都只说到了一个方面，还不完备。季札观看周乐，唱《小雅》时说：“大概周朝已经衰落了吧？”王通说：“《小雅》哪里是衰落？难道不是周朝的盛盛吗？”季札所谓衰落，大概是因为他当时亲眼看见周朝衰败，却没有见到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的盛盛。王通所谓盛盛，是说文王、武王遗留下来的功业，历经数百年还没有被忘记；即使周的子孙已经衰微，天下仍然有人尊奉周朝。所以说：“这两个人都各自得到了一个方面，却还不完备。”太史公说：“《国风》喜好男女之情却不淫乱，《小雅》有怨愤讥刺却不混乱。”周朝衰微时，即使君子也不能没有怨愤，关键只在于不至于导致混乱罢了。文中子认为，周朝全盛时期的情形，难道不是超过这两种情况了吗？所以通晓这两个人所说的道理，《小雅》的旨趣就完备了。谨此回答。问：君子能够弥补过错吗？回答：意义真重大啊！圣人对待天下人，是通达而宽恕的。早晨还是盗跖，傍晚成为伯夷，圣人也不会抛弃他。孟僖子的过错，悔悟得也太晚了。即便如此，圣人仍不抛弃他，说他还胜过至死也不知道悔改的人。孟僖子的过错，实在可悲啊。孔丘年轻时地位卑贱，天下没有人知道他是圣人。鲁人说：“这是我东家的丘。”又说：“这是邹地人的儿子。”楚国的子西、齐国的晏婴，都是当时所谓的贤人君子。他们说：“孔丘的道理迂阔而不能施用。”何况处在三桓之间，又有谁知道孟僖子具有这样的贤能呢？孟僖子病重时，告诉他的儿子说：“孔丘是圣人的后代。他的先祖正考甫，三次受命任官而更加恭敬；弗父何把宋国让给厉公。华父督作乱，孔氏无罪却被宋国断绝关系，他的后代必定会有圣人。如今孔丘博学而喜好礼仪，大概就是这个人吧？你一定要去拜他为师，学习礼仪。”唉！孔丘在鲁国任职三个月，齐人就害怕他会建立霸业。以孟僖子的贤能，已经知道孔子是圣人了。假使他在未死之前把政权交给孔子，那么鲁国就会成为东方的周朝了。所以说：孟僖子的过错，实在可悲啊。然而，孔子的道术能够充满天下，是从孟僖子开始的。懿子向孔子学习，请求鲁君赐给孔子车辆，使他到周去考察礼制，于是圣人的事业才完全充备。孟僖子的功劳，虽然不能在未死之前施行，却还能够在死后补救。左丘明担心后世不知道孟僖子的功劳，所以反复郑重地称述他，把他看作能够弥补过错的君子。从前仲虺称颂商汤的德行说：“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圣人尚且不是因为没有过错而被称赞有能，而是因为能够改正过错而被称赞为善。既然如此，能够弥补过错的人，难道不是圣人的一类吗？孟僖子就是圣人的一类。谨此回答。《谷梁传》四首 问：侵伐土地、分取人民，怎样才能辨明其中的是非正误？

译回答：《春秋》三传关于“侵”“伐”的条例，并不相同。左氏认为，使用钟鼓叫作“伐”，不使用钟鼓叫作“侵”；《公羊传》粗略进攻叫作“侵”，精心准备后进攻叫作“伐”；《谷梁传》认为包围人民、驱赶牛马叫作“侵”，砍伐树木、毁坏宫室叫作“伐”。我认为，有了嫌隙就叫“侵”，有了正当理由就叫“伐”。齐桓公侵袭蔡国，是因为有嫌隙；蔡国溃败后，于是讨伐楚国，是因为有正当理由。司马掌管九伐之法：凭借险固而不服从，就侵伐他；残害贤人、伤害百姓，就讨伐他。这样看来，凭险固守而不服从，近于有嫌隙；残害贤人、伤害百姓，近于有正当理由。周朝衰微时，诸侯互相吞并，先王划分疆界、修筑城郭的制度大概已经败坏了。所以对于“侵”和“伐”的区别，孔子尤其谨慎地记载。古代只有分封土地而没有分割人民，诸侯侵占土地，尚且不能容于《春秋》，何况包围人民、驱赶牛马呢？齐桓公侵袭蔡国，《春秋》不记载所侵之地，是因为侵袭它没有正当理由。楚子进入陈国，起初掠取一人，把那里称为夏州，《春秋》略去不记，是认为驱逐人民是不正当的。唉！《春秋》所处的时代，不只是诸侯之间相互侵夺。晋侯夺取汶阳的田地，阳樊人却不服，我又因此知道《春秋》难以忍心记载这种事了。就是这个意思。谨此回答。问：鲁国仍然举行三望祭，是什么意思？回答：先儒论述《春秋》记“犹”字的意义，似乎可以停止了。我认为并不是这样。《春秋》记“犹”字的情况有两种：一是“本来如此，却仍然如此”，这是加重语气的说法。公子遂到齐国，到了黄地才返回；辛巳日，在太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而撤去籥管，就是这种情况。二是“本来不应如此，却仍然如此”，这是表示庆幸的说法。“闰月没有告朔，却仍然到太庙朝拜”；“没有举行郊祭，却仍然举行三望”，就是这种情况。孔子痛惜周道衰微，礼乐制度和文采礼法败坏，却没有人来挽救。因此他小心地拾取残存的礼制，认为周礼的完整形态已经无法再见，能够见到一两项就可以了。所以，闰月没有告朔，却仍然到太庙朝拜，是怜悯他们没有告朔，同时庆幸他们还到太庙朝拜；没有举行郊祭，却仍然举行三望，是痛惜他们没有郊祭，同时庆幸他们还举行三望。郊祭是先王的大典，而孔子不能亲自在周朝见到它，所以借着鲁国所实行的郊祭礼仪，把它详细记载下来。《春秋》记“三望”，都是因为没有郊祭才记载的。有时占卜郊祭不吉，于是免去牲畜，却仍然举行三望；有时郊祭用的牛嘴受伤，改卜另一头牛，牛又死了，于是不能郊祭，却仍然举行三望。《谷梁传》说：“‘乃’是已经失去某物的说法；‘犹’是本来可以停止却仍然继续的说法。”况且鲁国虽然没有举行郊祭，却仍有三望祭保存下来，这正是孔子保存周朝遗留下来的礼典的原因。如果说这件事本来可以停止，那么周朝遗留下来的礼典就断绝了。有人说：鲁国举行郊祭是僭越，孔子为什么还要保存它呢？回答说：鲁国的郊祭虽然是僭越，但孔子并没有讥刺。孔子所讥刺的，是与罪过相当的事情。把天子的礼乐赐给鲁国的是成王，接受天子礼乐的是伯禽。《春秋》如果讥刺鲁国郊祭，上面就会讥刺成王，其次就会讥刺伯禽。成王、伯禽不见于经文，孔子又怎么讥刺他们呢？所以说：“仍然举行三望，是为了保存周朝遗留下来的礼典。”范宁把“三望”解释为海、岱、淮，《公羊传》认为是太山、黄河、大海，而杜预的说法最为完备，他说：“分野所属的星宿以及国中的山川，都因郊祭而举行望祭。”这个说法应当可以采用。谨此回答。问：鲁国创立丘甲，是什么意思？回答：先王治理天下，不要求百姓做他们不做的事，不强迫百姓做他们不能做的事，所以百姓安逸而生活平易。周朝强盛时，向百姓征收赋税，都有一定法度，因此百姓不感到劳苦，而国家的用度也不缺乏。等到周朝衰微，诸侯任意施行，他们向百姓征取赋税，只按照自己的欲望，刑罚也随之而来，所以百姓到了穷困不堪、无处申诉的地步。百姓以务农为业，却要求他们从事工匠之事，就像对住在山里的人要求他们制造船只和船桨一样。鲁成公创立丘甲，《春秋》便加以讥刺。《谷梁传》说：“古代农民和工匠各有自己的职分，铠甲不是每个人都能制造的。每丘出铠甲，不合正道。”杜预则认为，古代四丘组成一甸，一甸出长毂车一乘、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鲁国让每丘各自承担这些出产。四丘之后才成为一甸，鲁国即使加重赋税，怎么会达到取四倍赋税的程度呢？哀公实行田赋时说：“征收二成，我还觉得不够。”孔子已经讥刺他残害百姓太过，哪里会有征收四倍赋税的事呢？况且改变古制、变更常法，正是《春秋》所讥刺的。因此记载“创立三军”“废除中军”“开始按田亩征税”“创立丘甲”“实行田赋”，都是为了讥刺政令发生变革。可是《谷梁传》和杜氏的说法竟然如此相互抵牾，怎么能不辨明它们的错误而归于正确呢？所以我认为：《谷梁传》的说法是正确的。谨此回答。问：雩祭按月份记载，为什么算作正当？回答：举行雩祭，只是先王保存爱护百姓之心的办法罢了。上天应合人君，是看他的德行，不是听他的话。人君修养自己的德行，使自己的内心无愧，又何必祈祷呢？然而，当年景发生旱灾时，圣人不忍安坐着看百姓无处申诉，所以为他们举行雩祭。雩祭，只是先王保存爱护百姓之心的办法罢了。作传的人不明白这一点，却发表纷纷扰扰的是非议论，也很可笑。《谷梁传》说：“按月举行雩祭，是正当的；秋天举行大雩，不正当；冬天举行大雩，也不正当。”按月举行雩祭为什么正当？因为那时百姓的力量已经用尽，这个月再不下雨就来不及了。雩祭一定要等到百姓力量用尽才举行，为什么？因为雩祭是为旱灾祈雨。古人重视请求，认为这并不是谦让。唉！作为百姓的父母，怎么能眼看百姓危急，却说“草木的生气还没有耗尽，人的力量还没有用完”，来实行那一点小小的谦让呢？我认为，凡是记载雩祭，都是记录旱灾。一月的旱灾，所以雩祭记月份；一季的旱灾，所以雩祭记季节。记载雩祭的条例，只记季节和月份而不记日期。只有昭公末年，八月上辛日举行大雩，季辛日又举行雩祭；而昭公举行的雩祭，并不是为旱灾而举行的。《公羊传》认为“又举行雩祭”，是为了聚集众人驱逐季氏；这样看来，旱灾举行雩祭的条例也可以看出来了。

译传例说：“凡是灾异经历日子的，记月份；经历月份的，记季节；经历季节的，加记日期。” “又举行雩祭”是记录旱灾，旱灾又是记录灾异。所以我把这作为条例。谨此回答。《公羊传》三首 问：大夫不能擅自决定后续事务，是什么意思？回答：《春秋》记载“遂”字只有一种形式，但其中包含善恶之别。君子只需考察它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事情的利害出现在一时之间，却要在千里之外制定处理办法。在这种时候如果不擅自决定，君子认为这是上面不足以利国，下面不足以利民，可以先回去复命，然后再请求决定；在这种时候如果擅自决定，君子认为这是“专擅”，专擅本来就是应当贬斥的，而“固执拘泥”也同样是应当讥刺的。所以说，《春秋》记“遂”只有一种形式，但其中包含善恶之别，君子只需考察它在当时的实际情况。公子结把陈国女子送到鄄地出嫁，随后又同齐侯、宋公结盟。《公羊传》说：“陪嫁女子不应当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他有擅自决定后续事务的行为。”经文既说大夫不能擅自决定后续事务，这里为什么又说“遂”？大夫出使到国境以外，如果有能够安定国家、利于社稷的事情，就可以专断办理。公子遂到周国，随后又到晋国。《公羊传》也说：“大夫不能擅自决定后续事务，这里为什么说‘遂’？因为国君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同样记一个“遂”字，善恶却相差如此遥远，难道可以不考察实际情况吗？《春秋》是后世用来学习做臣子法则的典籍。如果说“遂”都不应讥刺，我恐怕后世做臣子的会流于专擅。如果说“遂”都应当讥刺，我又担心后世做臣子的会拘泥固执。所以说，只需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西汉的法律有擅改诏令之罪，当时的名臣都引用这一条作为依据。像汲黯开仓赈济饥民，陈汤发兵诛杀郅支，这样的事情可以专断办理；否则就会获罪于《春秋》。谨此回答。问：定公年号为什么没有正月？回答：在国君继承和交接的关头，《春秋》最为谨慎。没有事情而记载年初的季节，事情发生在二月就记作“王二月”，发生在三月就记作“王三月”，这是通常的条例。至于国君即位的第一年，即使有二月、三月的记载，又特意记载正月。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庄公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孙于齐。这是为了彰显天子的正朔，并确定诸侯即位的开始。《公羊传》说：顺应百姓臣子的心情，不可以一天没有君主；顺应始终相承的义理，一年不能有两个君主，也不可以空置一年而没有君主。因此诸侯都在先君死后的次年即位，并记载正月。定公元年记载：“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先儒对此感到疑惑，却没有得到恰当的解释。试着论述这件事，《春秋》所记十二位国君中，能够有完整的继承始终并完备即位礼仪的有四位：文公、成公、襄公、哀公。摄政而立，不能完备即位礼仪的有一位：隐公。先君没有按照正道终其在位，因而自己也不能完备即位礼仪的有六位：桓公、庄公、闵公、僖公、宣公、昭公。先君没有按照正道终其在位，而新君又在国外的有两位：庄公、定公。在国外超过一年后才回来的有一位：定公。况且先君虽然在国外，且没有按照正道终其在位，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超过一年才回来的情况；这样，二百四十二年间从未有一天没有君主，而定公元年，鲁国的统绪从正月至六月才重新接续。正月，是用来确定君主的。昭公尚未回来，定公尚未即位，季氏主持国政，那么天子的正朔将由谁来确定呢？这就是定公年没有正月的原因。《公羊传》说：正月，是确定即位的月份；定公没有正月，是因为他在正月以后才即位。定公、哀公时期有许多隐讳的说法，何休认为昭公出奔，国家的统绪应当断绝，而定公又不能承继正统、奉行正朔，所以隐讳地用隐曲的言辞记载。唉！昭公的统绪断绝，定公又不能即位，这样鲁国就终于没有君主了。《谷梁传》认为昭公没有以正道终其在位，所以定公没有以正道开始即位。看看庄公元年记载正月，就不用说也知道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了。谨此回答。问：开始按田亩征税，是什么意思？回答：古代把公田称为“籍”，“籍”就是借用的意思，是说借助百姓的力量来耕治公田。《诗经》说：“先降雨到公田，随后才及于我的私田。”这是说百姓一定先耕治公田。传文说：“私田的庄稼长得不好，不怪官吏；公田的庄稼长得不好，不怪百姓。”这是说上级一定要防止妨害私田的耕作。百姓先耕治公田，官府又保护他们的私田，所以百姓不至于劳苦，而国家的用度也充足。宣公对百姓没有恩惠和信用，百姓不肯尽力耕治公田，所以他巡视田地，选择其中长得好的田亩来征税。《公羊传》说：“所谓按田亩征税是什么意思？就是丈量田亩而征税。”百姓不尽力于公田，是上级的过错。宣公不责备自己、悔改过错，反而选择长得好的田亩征税，百姓因此毁谤、灾异因此发生，实在是理所当然。按田亩征税的第二年冬天，蝗蝻孳生。《公羊传》说：“蝗蝻孳生本来不应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表示庆幸，就像说‘终于接受了这个教训’罢了。”上级改变古制、变更常法，果然因此发生天灾，那么大概就应当在这里改变了。何休认为宣公害怕灾祸而恢复古制，所以后来获得大丰年。我认为不是这样。考察《春秋》，记载创立三军，后来又记载废除中军；记载把僖公的神位升于闵公之上，后来又记载按照顺序祭祀先公。事情恢复正道，没有不记载的。如果宣公果真恢复古制，也应当有记载。《春秋》本来应当有“不按田亩征税”的记载，所以我不相信何休的说法。谨此回答。《迩英进读》八首 汉高祖赦免季布，唐高祖没有使屈突通投降。苏轼认为：汉高祖、唐高祖，都是开创基业的贤君；季布、屈突通，都是一时的刚烈丈夫。正因为是刚烈丈夫，所以能够舍身为主，有死而无二心；正因为是贤君，所以能够推行至公之心，不因个人怨恨杀害士人。这可以作为万世君臣关系的法则。汉宣帝诘问责备杜延年治理郡国没有成效。苏轼认为：古代贤君任用人才，不因内外、轻重而有区别，所以即使杜延年是著名卿相，也免不了出任边地官吏。治理没有成效，就诘问责备；有了成效，就褒奖赏赐。用这种办法反复考察人才，核验政绩，大概就是如此。汉孝宣帝的治理优于汉孝文帝，原因就在这里。马周劝谏唐太宗时，也把这一点作为治理天下不可不知道的道理。叔孙通不能招来两位儒生。

译苏轼认为：叔孙通制定礼制，虽然不能像夏、商、周三代那样完备，但也能顺应时势、制定适宜的制度，对世道有所补益。鲁国的两位儒生非难他，他们的话未必都正确。叔孙通认为他们不懂得时势变化，也很恰当。然而我恭谨地考察扬雄《法言》说：“从前齐、鲁两国有一位大臣，史书失去了他的姓名。有人问：‘他的伟大表现在哪里？’回答说：‘叔孙通想制定君臣的礼仪，聘请齐、鲁的先生，其中不能招致的有两个人。’”由此看来，大臣以正道侍奉君主，行不通就停止，这样以后才可以托付六尺之孤、寄托百里之命。如果随着时势上下变化，随他人的态度俯仰，即使有时适用于一时，哪里足以称为保卫社稷的大臣呢？狄山论说匈奴和亲。苏轼恭谨地考察：汉代制度规定，博士的秩禄都只是六百石。然而朝廷有大事，必定同丞相、御史、九卿、列侯一起议论可否。这是亲近儒臣、尊重经术，不因官职低微就废弃他们的意见。所以狄山能够在皇帝面前同张汤争辩，这是臣下极难做到的事情，也是君主所希望听到的意见。皇帝应当温和地接纳他，虚心听取，尚且恐怕他不敢进言；何况像汉武帝那样变色发怒，竟把他置于死地呢？所以张汤掌权后，竟使盗贼遍布天下一半地区，汉室的危乱，大概就是从不能容纳狄山开始的。唐太宗梦见虞世南。苏轼说：古代贤君知道直臣难得、忠言难听，所以直臣活着时就充分任用，死后仍思念他的言论。想见这个人，甚至在梦中显现，可以说是喜爱贤才、崇尚德行的君主了。汉武帝才智雄伟、谋略宏大，并不逊于唐太宗；汲黯的贤能超过虞世南。虞世南已经死了，唐太宗还思念他；汲黯尚且活着，汉武帝却厌恶他。所以唐太宗治理天下，几乎达到了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汉武帝的政治却使盗贼遍布天下一半地区，原因就在这里。唐文宗访求郑公的后代，后来得到魏謩。苏轼看到唐文宗阅览贞观年间的史事，思念魏郑公的后代，也有意于实现良好的治理了。然而，唐王室已经日渐衰败，不容易重新振兴；如果没有高才大德之人，就不足以谋划这件事。可是他却相信李训、郑注的狂妄谋略，几乎使宗庙社稷覆亡，实在可叹。至于他极力奖赏魏謩的直言极谏，希望自己处在没有过错的境地，这也是贤君的用心。张九龄不肯任用张守珪、牛仙客。苏轼私下认为：士大夫砥砺名节，神色严正地立于朝廷，不一味追随众人以保全俸禄职位，这不只是臣子个人的义行，也是天下国家赖以安定的依靠。如果名节一旦衰败，忠诚信用之言不再听到，祸乱灭亡就会随之而来，迅速得如同回声和影子。西汉末年，敢于进言的只有王章、朱云两个人罢了。朱云被废黜后，公卿们都只求保住俸禄、妻子儿女，像张禹、孔光这一类人。因此王莽凭着斗筲般狭小、穿窬般卑劣的才智，夺取天子神器竟像反掌一样容易。唐朝开元末年，大臣中坚持正道而不回头的，只有张九龄一人。张九龄既已触怒明皇而被罢免宰相，明皇便再也听不到他的过失劝告，终于导致安禄山之乱。治乱的关键，怎么能不慎重呢？颜真卿守卫平原以抵抗安禄山。苏轼认为：古代任用人才，不因内外、轻重而有区别，所以即使汉宣帝急于求贤、萧望之深得君主信任，也还要先出任地方官治理百姓，然后才得到重用。这不只是为了反复考察人才，也是为了维持四方力量、使内外均衡。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重视朝廷内职而轻视外任，当时的公卿名臣，除非因罪责处罚，否则不肯出任郡守；即使担任藩镇帅守，也自认为不如寺监属官，因此郡县往往任非其人。安禄山叛乱时，河北二十四郡一朝投降贼军，只有一个颜真卿坚持抵抗，而唐明皇起初竟不认识他。这就是重内轻外的弊病，可以作为鉴戒。《东坡全集》卷五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五十一，宋苏轼撰，《奏议》四首。《议学校贡举状》。熙宁四年正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苏轼具呈议状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考察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才的才能，朝廷有考察实际的政令，那么胥吏、史官、皂隶之中尚且不会没有人才，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制度，臣认为也已经足够。假使君主和宰相没有了解人才的才能，朝廷没有考察实际的政令，那么公卿、侍从常常都担心没有人才，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制度，臣认为也仍然不够。时势有可行和不可行，事物有兴盛和衰败；当它安定适宜时，即使暴君也不能废除；等到它已经衰败厌弃，即使圣人也不能恢复。所以风俗改变，法制也随之改变。譬如江河迁徙，顺着它想要流行的方向治理，就容易取得成效；强行使它回到不愿流行的地方，就难以用力。假使三代圣人重新生在今天，他们选举人才、培养人才，也一定会有适当的办法，何必一定要依靠学校呢？况且天下本来曾经建立过学校教育。庆历年间，人们认为太平可以期待；到了今天，只剩下空名勉强存在。如今陛下如果一定要寻求有德行、有道艺的人，要求达到九年教育大成的功业，那么就要改变现在的礼制，改易现在的风俗，还要征发民力修治宫室，聚敛民财供养游学之士。百里之内设置官署、建立学校，诉讼在这里审理，军旅事务在这里谋划；又应当按时考察那些不遵从教化的人，把他们屏弃到远方，终身不许参加士人行列。这样岂不是徒然造成纷乱，使天下遭受困苦吗？如果不作大的变更，却希望对时局有所补益，那么同庆历年间又有什么不同？所以臣认为，如今的学校只需因循旧制，使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弃，就足够了。至于贡举制度，实行了百年，天下治乱盛衰起初并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看祖宗时代的贡举制度同现在相比，哪一个更精密？言语文章同现在相比，哪一个更优长？所得的文武长才同现在相比，哪一个更多？天下的事情同现在相比，哪一个办理得更好？把这四项加以比较，长处短处自然就清楚了。如今议论者想要改变的，不过几项：有人说乡里应以德行举荐人才而略去文章；有人说专门选取策论而废除诗赋；有人想援用唐朝的旧例，兼取声誉名望而废除糊名；有人想废除经生的朴实学问，不用帖墨而考查经义大旨。这几项，都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我请求逐一说明。要想兴起德行，关键在于君主修养自身以感化万物，审慎地表明自己的好恶以引导风俗。孟子所说“君主仁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义正，没有人不义正”，君主所趋向的地方，天下人都会趋向。如果想设立科目、制定名目来选取德行，那么就是教天下人一起弄虚作假。上面以孝行取人，勇敢的人就割股，胆怯的人就筑庐守墓；上面以清廉取人，就乘破车、骑瘦马，穿坏衣、吃粗食。凡是能够迎合上意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德行的弊病，难道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吗？从文章方面说，策论被认为有用，诗赋被认为无益；从政务方面说，诗赋和策论都同样没有用。虽然知道它们没有实际用途，但自祖宗以来没有废除，是因为设置法令选取士人，不过只能这样做罢了。难道只有我们祖宗如此？自古尧舜时代也是这样。

译《尚书》说：“广泛进言，用言辞奏告；明确考察，用功绩验证。” 自古尧舜以来，进用人才什么时候不是凭借言论？考察人才什么时候不是凭借功绩？议论者一定要用策论来判定贤能与愚劣、能干与无能，臣请求拿一些事实来质问他们。近代士大夫中，文章华丽浮艳的，没有超过杨亿的。假使杨亿还在世，他就是忠诚清正、刚直明亮的人，难道可以因为文辞华丽就轻视他吗？通晓经书、学习古道的，没有超过孙复、石介的。假使孙复、石介还在世，他们就是迂阔矫饰、荒诞不实的人，又怎么能把他们用于政事呢？从唐朝到现在，以诗赋闻名而成为名臣的，多得数不清，他们对天下有什么亏负，为什么一定要废除诗赋呢？近代士人编纂经史、缀辑时务，把它们称为“策括待问”，条目搜罗得大体尽了，临到考试时便剽窃改写，前后拼凑来欺骗主考官，主考官也无法辨别。况且这种文章没有规矩准绳，所以容易学习；没有声病对偶的格律，所以考核时难以精确。把容易学习的士人交给难以考核的官吏，其弊病反而比诗赋更严重。唐代的通榜，本来就是弊端很大的制度。即使有以声名取人的好处，也有贿赂公然流行、权贵请托的祸害，使恩宠离开王室，权力归入私门。到了中期以后，又结成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哪里值得称道呢？各科考试取士，大多分为三条道路：能写文章的已经改变门类成为进士，通晓经义的又都离去成为明经，其余都是质朴鲁钝、不能变化的人。至于人才，各有一定的禀赋，施用于政事之后，能干与否自然显现。如今进士日夜研治经传、诸子、史书，贯通驰骋，可以说很博学了。可是到了临政治理，哪里曾经使用过其中一二分呢？回头看看旧日所学，已经成了空架子，却想让这些人分别辨析注疏，大略认识经义大旨，而希望他们的才能增长，也已经很难了。所以臣说，这几项都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希望陛下留意长远和重大的事情，一定要登用贤俊、斥退庸劣，统览各类人才，经略天下事务，那么关键就在陛下和几位大臣，以及下至各路职司和贤能的二千石官员。区区考试制度，哪里能参与其中呢？然而臣私下有些忧虑和过度的担心，怎敢不把它告诉陛下！从前王衍喜好老庄，天下人都以他为师，风俗逐渐衰败，以至于南渡。王晋喜好佛教，舍弃人事而修习异教，大历年间的政治，至今还被人讥笑。所以孔子很少谈论天命，是因为知道能够理解的人少。子贡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闻得到；夫子谈论人的本性和天道，是听闻不到的。” 关于人的本性和天命的学说，连子贡都没有听闻，而如今的学者却以不谈性命为可耻，这种风气难道值得相信吗？如今士大夫甚至把佛、老当作圣人，在市场上卖书的人，如果不是老庄之书就卖不出去。读他们的文章，浩大空泛而没有着落，无法穷尽；看他们的神态，超然无所执着而不可测量。难道他们真的能够这样吗？大概只是普通人的本性安于放纵、喜好荒诞罢了。假使天下士人都能像庄周一样，把生死看得齐同，把毁誉、富贵看得一样，安于贫贱，那么君主用名位、器物、爵禄来激励世人、磨砺庸钝的手段就废弃了。陛下还怎么任用他们呢？何况那些实际上做不到，却偷取这种言论来欺骗世人的人呢！臣希望陛下明确命令有关官署，用正当的言论考验他们，用实学选取他们；广泛通晓经术的人，即使质朴也不废弃；稍微涉及浮夸荒诞的人，即使文辞工巧也一定斥退。这样风俗会渐渐敦厚，学术接近正道，或许可以得到忠诚实在的人，不至于蹈袭衰末时代的风气，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谨此记录上奏，恭候陛下的诏令。《谏买浙灯状》。熙宁四年正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上奏：臣从前蒙召在便殿应对，亲自听到陛下的教诲，认为凡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当深思治乱，指出得失，不应有所隐瞒。从那以后，臣每次见到同僚，没有不向他们讲述陛下这番话的。这不只是为了称颂陛下盛大的德行，也是希望朝廷之中像臣等这样的人，都知道陛下不会因为我们身份疏远卑贱就废弃我们的言论，能够共同献上所听闻的事情，来辅佐成就天下的功业。然而臣私下认为，用空话率先要求别人，不如自己做出实际事情，使别人自然受到激励。要想知道陛下是否确实能够接受臣下的意见，没有比拿臣来试验更好的了。所以臣愿意以身作则，先向天下表明，从小事做起：上可以对圣明有所万一的补助，下可以替贤者预先试探可行与否；即使因此获罪，死一万次也没有悔恨。臣听说中使传达诏令到开封府，市司购买浙灯四千余盏，有关官署已经把实际价格具报上去。陛下又命令压低价格收买，把灯全部拘收，并禁止民间私自购买，等待上令。臣刚听到时，惊愕而不敢相信，叹息了好几天。为什么呢？臣私下替陛下惋惜这一举动。臣虽然极其愚钝，也知道陛下潜心经术，举动效法尧舜；即使穷尽天下的嗜好欲望，也不足以改变您的快乐；用尽天下的珍玩爱好，也不足以解除您的忧虑。陛下难道会把灯当作娱乐吗？这件事不过是为了奉承二宫的欢心，极力尽天下奉养之礼罢了。然而最大的孝道在于奉养父母的心志，百姓不可能家家都知道内情，大家都会认为陛下为了耳目所不急需的玩物，夺取了他们口腹身体所必需的资财。卖灯的百姓通常不是豪富之家，他们借债并支付利息，积存灯具达一年之久，衣食生活的安排，就指望这十来天的销售。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只应该提高价格买进，怎么可以压低价格贱价支付呢？这件事虽然极小，涉及的原则却非常重大。陛下之所以减价，难道是想同这些小民争夺这点微末利益吗？或许是因为认为灯没有用途而花费太厚重。如果知道没有用途，为什么还要索取？如果厌恶花费太大，那就不如不要购买。况且宫廷旧例，每逢放灯，只不过命令内东门杂物务临时收买，数量既少，也没有强行拘收、严厉催逼的压力，费用不多，百姓也没有怨恨。所以臣希望追回前面的命令，一切照旧。京城百姓不习惯受到侵扰，陛下的恩德已经深厚，怨恨和毁谤却容易产生，能不慎重吗？能不畏惧吗？近来小人妄造流言，士人有传说延长科场年限的说法，商人有传说京城要实行榷酒的议论，官吏担心减俸，士兵担心减粮。虽然这几件事朝廷绝不会决定，但这些纷纷扰扰也足以说明，陛下勤劳体恤百姓的德意尚未取信于下，而有关官署聚敛财物的意图却可能已经显露在百姓面前。正当责备自己、主动消除流言的时候，台官却又劝陛下使用严刑强吏，逮捕并杀戮他们，使圣德受损，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译再加上购买灯具的事情，使他们有机会借题发挥、作为流言的口实，臣实在替陛下惋惜。如今各种冗费还没有革除，物力已经凋敝，陛下即使拿出内库财物，而不用大司农的钱，内库所储藏的东西，哪一样不是依靠百姓的力量得来的？与其平时耗费在不急需的用途上，为什么不留下来储存，等待匮乏断绝时供给呢？所以臣希望陛下今后放灯以及各种游观、花园宴饮、赏赐之类的事情，都命令有关官署务必从俭节约。近来诏令裁减皇族的恩例，这确实是陛下极其明断、深谋远虑，为百姓割舍私爱。然而臣私下揣度其中的意思，不能不对陛下略有期望：只应当痛切地自我节制，亲自带头，使人知道君主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人呢？这样不只是节省费用，也可以平息怨恨。从前唐太宗派使者到凉州，暗示李大亮进献名鹰，李大亮不肯，唐太宗非常高兴，下诏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担忧什么呢？”唐明皇派使者到江南采集防风，汴州刺史倪若水对此加以论奏，使者因此返回；唐明皇又命令益州织造半臂、背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物，苏许公不奉诏。李德裕在浙西时，皇帝诏令制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件、织绫二千匹，李德裕上疏极力论谏，也因此停止了这件事。假使陛下身边的台谏官有这样几个人，购买灯具的事情一定会极力进言；外朝的有关官署有这样几个人，购买灯具的事情一定不会奉诏办理。陛下聪明睿圣，追踪效法尧舜，而群臣却不拿唐太宗、唐明皇的事来劝谏陛下，臣私下曾经深深责怪他们。臣有幸充任府中属官，亲眼看见这件事，如果又不进言，臣的罪过就太大了。陛下如果赦免臣而不杀，那么臣还有比这更严重的越职之言，难道忍心不替陛下全部说出来吗？如果不赦免，这也是臣应得的罪。谨此上奏，恭候诏令。《上皇帝书》。熙宁四年二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恭谨地冒着万死，拜伏上书皇帝陛下：臣近来不自量愚陋卑贱，冒昧上密封奏章，谈论购买灯具的事情。臣知道冒犯天威，罪过在所难赦，便睡在草席上待在私室，等待被斧钺诛杀。可是侧耳听候十多天，威严的命令却没有到来。向府中官员询问，才知道购买灯具的事情不久前已经停止。于是知道陛下不但赦免了臣，还能够听取臣的意见，惊喜远远超过预期，以至于感动流泪。为什么呢？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听从善言像水向下流一样，这是尧、舜、禹、汤勉力实行的事情，也是秦、汉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情。回想这次购买灯具的小小过失，哪里能给日月般的圣明增添一点蒙蔽？可是陛下立即翻然改命，片刻也不耽搁，这正是所谓智慧超过天下却能听从最愚钝的人，威势加于四海却能向一个匹夫屈服。臣现在知道陛下可以同尧、舜一样，可以同汤、武一样，可以使百姓富足而废置刑罚，可以使军队强盛而使戎狄屈服。有这样的君主，臣怎么忍心辜负他呢？只应当披露内心，抛弃肝脑，尽自己的力量去做，不再顾及其他。此前臣也知道天下的事情有比购买灯具更重大的，却偏偏把这件小事放在前面，是因为在没有取得信任之前就进谏，圣人是不赞成的；同君主交往尚浅却谈论深刻问题，是君子所戒惧的。因此臣先试着谈论小事，而重大的事情本来打算等到以后再说。如今陛下果然赦免臣而不杀，这就已经允许臣进言了。既然得到允许却不说，臣便有罪。所以愿意把话说完。臣想要说的有三件事：希望陛下收拢人心、敦厚风俗、保存纲纪，如此而已。人没有不有所依靠的：臣下依靠陛下的命令，所以能够役使小民；依靠陛下的法令，所以能够制服强暴。至于君主所依靠的，又是谁呢？《尚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驾驭六匹马时握着腐朽的缰绳。”这是说天下没有什么比君主更危险。百姓聚合起来就成为君主，百姓离散就成为仇敌。

译聚合和离散之间，容不得丝毫差错。因此天下归附称为王，人人各怀心意则称为独夫。由此看来，君主所依靠的只是人心罢了。人心对于君主来说，就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财。树没有根就会枯槁，灯没有油就会熄灭，鱼没有水就会死亡，农夫没有田就会饥饿，商人没有财就会贫困。君主失去人心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是无法逃避的灾祸。这种情形令人畏惧，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果不是乐于祸乱、喜好灭亡、狂妄昏乱、丧失志气的人，谁敢放纵自己的胸臆，轻易触犯众人的心意呢？从前子产烧毁盟书来平息众人的议论，又贿赂伯石来安定大贵族。他认为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专擅的欲望难以成功。孔子也说：“取得信任以后再役使百姓；尚未取得信任就役使他们，他们会认为这是在虐害自己。”只有商鞅变法时不顾人心，虽然能够很快达到富强，却也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假使他的百姓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义，只看见刑罚而看不见德政，即使取得天下，也会转眼失去。至于商鞅本人，最终也免不了背负罪名逃走，诸侯不肯接纳他，秦国把他车裂示众，秦人也没有为他哀痛。君臣之间，难道愿意这样吗？宋襄公虽然实行仁义，却失去众人而灭亡；田常虽然不义，却得到众人而强盛。因此君子还没有评论行事的是非，先要观察众人心意的向背。谢安任用诸桓，未必正确，但既然是众人所乐意的，国家就因此安定；庾亮召用苏峻，未必错误，但由于形势不允许，反而造成危辱。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与众人和易相处却不安定的，也没有刚愎自用却不危险的。如今陛下也知道人心不悦了。朝廷内外的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说自祖宗以来主管财用的，不过是三司使、副使、判官，经历一百年，从未误事。如今却无缘无故又创设一个机构，名叫“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个少年官员日夜在朝廷内研究谋划，四十多名使者分头到外地经营办理。事情一开始规模就很大，百姓实在惊疑；法令创制得新奇，官吏都惶惑不安。贤能的人想求得它的宗旨却无法知道，免不了忧虑；小人便按照自己的猜测揣度朝廷，于是把它当作诽谤的材料。他们说陛下以万乘之主的身份谈论财利，说执政者以天子的宰辅身份治理财物。商贾不敢经营，物价飞涨。近至淮甸，远到川蜀，众口喧传，议论纷纷。有人说京师的正店将议定设置监官，夔路的深山将实行酒禁，要拘收僧尼的常住财产，削减军士和官吏的廪禄，诸如此类的话多得数不清。更严重的甚至认为这是要恢复肉刑。这种话一传出，百姓就要惊恐回顾了。陛下和几位大臣也听到这些话了，然而都不予理会，只说：“我没有做这些事，也没有这种意图，何必在意别人的议论？”别人说的话虽然未必都是真的，但只要有近似的迹象，就会招来诽谤。人一定贪财，别人才会怀疑他偷盗；人一定好色，别人才会怀疑他淫乱。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设置这个机构，就不会有这些诽谤，难道去年的人都忠厚，今年的人都浮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孔子说：“工匠想把事情做好，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又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如今陛下掌握着这个工具，却讳言它所做的事情；有了这个名称，却推辞它所代表的意图，即使每家都安排一张嘴来为自己辩解，即使在市场上摆出千金来收买人心，人们也一定不信，诽谤也不会停止。所谓“制置三司条例使”，就是追求财利的名义；六七个少年官员和四十多名使者，就是追求财利的工具。驱赶鹰犬奔向山林，却对人说：“我不是打猎。”不如放掉鹰犬，让野兽自然驯服。拿着网罟进入江湖，却对人说：“我不是捕鱼。”不如丢弃网罟，让人自然相信。因此臣认为，要消除谗言和邪说，招来和气，恢复人心，安定国家根本，没有比罢免制置三司条例使更好的办法了。陛下创设

译这个机构，不过是想兴利除害。假如罢免它就不能兴利除害，那就不要罢免；假如罢免它便能使天下喜悦、人心安定，兴利除害也没有什么不能做的，那为什么还要苦苦不肯罢免呢？陛下想革除积弊、建立法令，必须让宰相充分商议以后再施行。如果不经过中书省，那就是乱世的法令。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难道会这样吗？如果制定法令终究不能不经过中书省，充分商议终究不能不让宰相参与，那么设置这个机构，岂不是多余而且没有名义吗？

译有智慧的人治理国家，贵在不留下痕迹。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时，史书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事；唐代房玄龄、杜如晦的传记，也没有什么值得载录的功劳。然而天下谈论治理的人，都称道文帝、景帝；贤能的人都称许房玄龄、杜如晦。这是因为事业已经建立而痕迹不显，功劳已经完成而人们不知道。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劳。”难道只有用兵如此吗？事情没有不是这样。如今所谋划的事情，万分还没有得到一分，而踪迹却散布天下，像泥地里争斗的野兽一样，也可以说是拙劣的谋划了。陛下如果确实想使国家富足，选定三司官属和漕运使、副使，陛下与几位大臣勤勉地研究谋划，经过岁月磨炼，那么积弊自然会消除而人们并不知道。只是恐怕立志不坚定，中途废止。孟轲说：“前进得太猛烈的人，退步也会很快。”如果有始有终，自然可以慢慢办理。十年以后，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建立呢？孔子说：“求快反而不能达到目的，只看见小利，大事就不能成功。”假如孔子不是圣人，这句话也不能采用。《尚书》说：“谋划要征询卿士，直到普通百姓，大家完全意见一致，才达到最大的吉祥。”如果违背多数而听从少数，那么安静时还算吉祥，一行动就会遭遇祸患。如今上至宰相大臣，既然已经辞免不肯担任，那么朝廷外面的议论也完全可以知道了。宰相是臣下，尚且不愿用这件事玷污自己，而陛下却独自安然接受这个名义而不推辞，这不是臣愚昧所能理解的。君臣日夜操劳，已经将近一年了，可富国的成效茫然如同捕风，只听说内库拿出几百万缗钱，祠部给五千多人度牒而已。用这种办法，谁不能做到？况且派遣使者四处奔走，本来就不是好的典制。汉武帝派绣衣直指，桓帝派八使，都是因为郡守县令治理混乱、盗贼公然横行，朝廷无计可施，才采取这种下策。宋文帝元嘉年间的政治可以比拟汉文帝、汉景帝，当时只责成郡县办事，从未派遣使者。到了孝武帝，认为郡县行动迟缓，才开始命令台使督察。直到萧齐，这种弊端仍未革除，所以景陵王子良上疏进谏，极力说明此事，认为这些使者早晨辞别宫门时，神态就已经不同；晚上住进乡村县邑，威势和恩惠便随意施行；驱使逼迫驿站，折辱郡守县令，使公私都疲劳扰乱，百姓无法生活。唐代开元年间，宇文融奏请设置劝农判官，派裴宽等二十九人兼任御史，分头巡行天下，招徕携带户口，检查追究隐漏的田地。当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都认为不便，后来相继被罢免。虽然取得了八十多万户，但都是州县迎合上意、虚报夸张，把主户说成客户，把少数说成多数。等到让百官在尚书省集体议论时，公卿以下都害怕宇文融的威势，不敢提出不同意见。陛下读到这些记载，看看他所做的事情究竟是对还是不对？近来实行均税宽恤，车盖使节接连相望，朝廷也很快觉察到它不对，而天下至今还把这件事当作诽谤的材料。还没有过几年，是非就已经十分明显。臣恐怕后人看待今天，也会像今天看待过去一样。况且所派遣的人员尤其不合适，事情少而人员多，身份轻而权力重。身份轻而权力重，众人就多不服，有的会因此侮慢而引发争斗。事情少而人员多，就没有什么可以建立功劳，必然要制造事情来搪塞责任。陛下虽然严加约束，不许他们邀功，但臣下侍奉君主的常情，往往不按照明文命令，而是迎合君主的意图。如今朝廷的意向是喜好行动而厌恶安静，喜好一致而厌恶异议，旨趣所在，谁敢不顺从？臣恐怕陛下的赤子从此没有安宁的年份了。至于要实行的事情，行路的人都知道它难以实行。为什么呢？汴水是浑浊的水流，自从有百姓以来，就没有用来种稻。秦人的歌谣说：“泾水一石，其中的泥有数斗，既用来灌溉又用来施肥，使我们的禾黍生长。”哪里曾说过使我们的粳稻生长呢？如今想筑堤拦水使它澄清，万顷稻田必定要用千顷堤塘，一年淤积一次，三年就会淤满了。陛下仓促相信这种说法，立即派人察看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的使陛下以为有意兴办工程，上面耗费府库钱粮，下面夺去农民的农时；一旦堤防开工，水流失去原来的河道，即使把建议者的肉吃了，对百姓又有什么补益？天下长期太平，人口和物产日益繁殖，四方遗留下来的利益大概已经略尽了。如今想凭空访求水利，正所谓“追逐鹿而没有虞官引导”，岂只是徒劳，必然还会造成极大的烦扰。凡是有人提出谋划，不论是什么人，小的就按事情给予酬劳，大的就根据才能录用。如果官府或私人阻挠，就一概罢黜降职，不因赦免而宽宥。如果才能力量不足以办理兴修，就允许上奏请求替换。这样，赏赐可以说很重，惩罚可以说很轻。但始终没有说明，各色人等如果妄自陈述水利，或者官府、私人错误地兴起劳役工程，应当受到什么罪罚。这样一来，妄庸、轻浮、剽悍、浪荡、奸邪的人，便会从此争相谈论水利。成功就有奖赏，失败却没有诛罚。官府虽然知道建议疏漏，哪里能立刻压制退回？各地就会追集老少百姓，察看是否可行。官吏士卒经过的地方，鸡犬都会逃散一空。如果不是明显难以实行，也必须姑且兴起劳役。为什么呢？阻挠的罪罚重，而错误兴役的过失轻。人们大多爱惜自身，势必会这样做。况且古代废弃的堤塘，多被附近的人冒占耕种，年代久了，已经等同于永久产业。如果想要兴复这些堤塘，必然要全部追回，人心或许会动摇，这很不是好的政治。又有好打官司的党徒和怨恨他人的人，妄说某处可以修筑陂渠，图谋毁坏自己怨恨者的田产，或者把别人的旧业指认为官府堤塘，冒认田产的诉讼必定比今天增加一倍。臣不知道朝廷本来没有这件事，为什么苦苦要实行它呢？自古以来役使民众，必定使用乡户，就像吃东西必定用五谷，穿衣必定用丝麻，渡河必定用舟楫，行走陆地必定用牛马。其间虽然有时可以用其他东西替代，但终究不是天下可以长期实行的办法。如今只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郡雇人服役，便想把它推行到天下，这就像看见燕、晋的枣栗，岷蜀的蹲鸱，便想废弃五谷，难道不困难吗？又想把各地的房屋场地卖掉，用来充作衙前雇役的工钱；即使有长期服役的人，也没有别的酬劳。长期服役所得既然减少，从此必定逐渐离散，那么州郡事务衰败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士大夫舍弃亲戚、离开坟墓，到四方任官，完成职事之余，也想要寻乐，这是人的至情。如果生活困弊得太厉害，厨房和驿传都冷落萧条，那就像危乱国家的鄙陋风气，恐怕不是太平盛世的盛大景象。陛下如果确实考虑到这些，一定不肯这样做。况且如今的法令没有比管理军队更严的，军法没有比逃亡更严的。

译禁军逃亡三次，厢军逃亡五次，大体上都要处死。然而逃亡的军队常常遍布天下一半的地方，不知道雇人服役和厢军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人逃亡，应当依据什么治罪？这种情形必然比逃军罪罚轻，那么逃亡一定比今天更严重；作为他们的长官，难道不是很难办吗？近来虽然允许乡户大体可以雇人，但到了所雇之人逃亡时，乡户仍然要承担责任。如今却想在两税之外另立一项税目，称为庸钱，用来准备官府雇人，那么雇人的责任就由官府自己承担了。自唐代杨炎废除租庸调、改为两税时，取大历十四年应当征收的赋税数额来确定两税的定额，这就是租、调、庸三项已经一并包括在两税之中了。如今两税照旧，为什么还要再征取庸钱？圣人制定法令，必定考虑后世，怎么可以在两税之外又产生一个税目呢？万一后世不幸遇到欲望很多的君主，又有搜刮聚敛的大臣辅佐，庸钱不废，差役仍旧，使天下积聚怨恨，追究它的来源，必定会有承担这种罪责的人。又想让坊郭等第的百姓与乡户一同服役，让品官和有势力的人家与普通百姓一起办事。他们的说法是：“《周礼》说，田地不耕种的要缴纳屋粟，住宅不种植桑麻的要缴纳里布；汉代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戍守边疆，这就是他们借以立论的依据。” 古代是官府养活百姓，如今却要百姓养活官府；给他们田地却不耕种，用农事劝导他们却不努力，于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百姓没有谋生之路，只好离开去经商，形势本来就会这样，为什么还要称作服役呢？而且一年戍守不过三天，三天雇人的工钱是三百。如今世上三大户的差役，从公卿以下都不能免除，其费用难道只有三百吗？大体说来，事情如果确实可行，不必一定有过去的成例；如果百姓不喜欢、社会习俗不安，即使经典中有明文，也不能弥补人们的怨恨。这两件事如果实行，必然会招致怨恨。女户和单丁，大概是天下百姓中最贫困的。古代的君王首先致力于救济他们，如今陛下却首先想让他们服役。这类人如果不是家户将要断绝却还没有灭亡，就是家中有男丁但年纪尚幼；假如宽免他们几年，他们必定长成成年而服役，直到老死。官府富有天下，怎么忍心不加以怜恤？孟子说：“第一个制作俑来陪葬的人，他大概会断子绝孙吧。”《春秋》记载“作丘甲”、征收田赋，都是因为最初给百姓造成祸患而加以严厉谴责。青苗贷款，过去一直有禁令，如今陛下开始立为成法，每年照常施行。虽然说不许强行摊派，但几代以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证他们不这样做吗？将来天下怨恨这件事，国史记载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东南购买绢帛，本来使用现钱；陕西购买粮草，不许折换，朝廷已经有明确的命令，主管官员也常常执行。然而购买绢帛从未不折换盐，粮草从未不折换钞币。由此可知，青苗钱不许强行摊派的说法，也只是一纸空文。比如治平初年挑选刺配义勇军，当时诏令明确安抚晓谕说“永远不戍守边疆”，写在文书中，有如盟约。到如今才过了多少日子，议论已经动摇，有的想用他们替代回还的东军，有的想用来抵换弓手，禁令难以依凭，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即使这项命令坚决实行，果真不强行摊派，计算其中愿意请求青苗钱的户数，也必定都是孤贫而无力的人家。如果他们自己有余财，哪里会同官府交易？这些人受到鞭打逼迫已经很急迫，接下来必然逃亡；逃亡的人剩下以后，负担就均摊到邻保，形势必然如此，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况且常平法可以说已经完备到极点了。它所守的是约束，而所惠及的是广大百姓。假使有一万户的城邑已经储存一千斛粮食，在粮价昂贵时把一千斛粮食投入市场，物价自然平定。一个市场的价格平定了，一国的百姓自然就能满足；既没有专门防止乞丐的弊端，也没有里正催逼驱使的劳苦。如今如果把常平法改成青苗法，每户借一斛粮，那么一千户以外的百姓，谁来救济他们的饥荒？况且常平官钱常常担心太少。如果把钱全部拿去收购粮食，就没有钱可以借贷；如果留下来用于借贷，那么能够收购多少粮食？由此可知，常平法和青苗法在形势上不能两立。毁掉常平法来成就青苗法，损失会更多，既亏损官府又危害百姓，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臣私下估计，陛下想要考察它的实际效果，必定会逐户询问；人人知道陛下正想竭力推行，必定会说这种法令有利而无害。依臣愚见，恐怕未必可信。凭什么说明这一点呢？臣在陕西时，参与刺配义勇、提举各县，臣曾亲自巡行，忧愁怨恨的百姓，哭声震动原野。当时奉使回来的人都说百姓全都乐意承担，迎合上意以求容身，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不然，山东的盗贼，秦二世为什么没有缘故察觉？南诏的失败，唐明皇为什么没有缘故知道？如今事情虽然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也只是希望陛下审慎听取意见罢了。过去汉武帝时，财力枯竭，采用商人桑弘羊的主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称为均输。当时商贾不能经营，盗贼日益猖獗，几乎导致祸乱。汉孝昭帝即位后，学者争相排斥他的主张，霍光顺从百姓的愿望，便将其废除，天下归心，于是安然无事。没想到如今这种议论又兴起了，开始立法时，它的说法还很浅薄，只说把贵的地方迁到便宜的地方，把近处的物资运到远处。然而广泛设置官属，支出大量缗钱，豪商大贾都疑虑而不敢行动，认为虽然没有明说要贩卖，但既然已经允许官府变易物资，变易一旦实行而不与商贾争夺利益，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商贾经营，曲折而难行。他们买进时，要提前交付钱；卖出时，要过期才能收取货款，靠多种方式互相接济、委婉周转，成倍的利息由此取得。如今官府购买这种物资，必定先设置官署、安排官吏，文书和俸禄的费用已经很重；没有好处就不出售，没有贿赂就不办理，因此官府购买的价格一定比百姓购买的更贵。到出售时，弊病又和以前一样，商贾的利润从哪里得到呢？朝廷不知道考虑这些，竟然拿出五百万缗钱给他们。这些钱一旦支出，恐怕就不能再收回。即使其中略有所得，商税数额的损失也一定很多。如今有人替主人放牧牛羊，却不告诉主人，而用一头牛换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便隐瞒不说，五只羊的获得却指作自己的功劳。陛下以为破坏常平法而谈论青苗法的功劳，损失商税而取得均输利益，和这有什么不同？陛下天资洞察，圣明谋略如神，这件事如此明白，难道会不知道吗？陛下一定是认为既然事情已经实行，不想中途改变，担心天下认为自己持守德行不一、任用人才不能始终如一，所以迟疑拖延，希望岁月过去后或许出现万一的好结果。

译臣私下认为这是错了。古代的英明君主，没有超过汉高祖的。郦食其谋划扰乱楚国的势力，想恢复六国，高祖说：“好！赶快刻印。”等听到留侯的话，又吐出正在吃的食物骂道：“赶快销毁印信！”称赞好主意没有多久，接着就改口斥骂；刻印、销印像小孩子嬉戏一样，这哪里损害了高祖知人善任的明智，反而足以说明圣人没有私心。陛下认为可行就实行，知道不可行就罢止，这是最圣明不过的，谁也不能超过。那些进言的人一定会说，百姓可以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却难以同他们谋划事情的开始，所以陛下才坚持不顾一切，期望一定实行。这其实是战国时代贪图功劳的人所采取的冒险侥幸之说。陛下如果相信并采用这种说法，就是追随高论而违背最真实的人情，执守空洞的名声而招来实际的祸患；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成功，怨恨已经产生了。臣所希望用来凝聚人心的，就是指这件事。进言的士人已经不少了，难道也曾有人把国家存亡的原因、国运长短的道理，逐一告诉陛下吗？国家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弱；国运长短的原因，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贫。道德确实深厚，风俗确实淳厚，即使贫穷而弱小，也不妨碍长久存在。道德确实浅薄，风俗确实浮薄，即使强盛而富裕，也无法挽救短促而灭亡的命运。君主知道这一点，就知道轻重所在了。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不因国家弱小而忘记道德，不因国家贫穷而损害风俗；有智慧的人观察别国，也用这一点来考察它。齐国强盛到极点，周公却知道它后来会有篡夺弑杀的大臣。卫国弱小到极点，季札却知道它后来会灭亡。吴国攻破楚国、进入郢都，陈国大夫逢滑却知道楚国一定会复兴。晋武帝已经平定吴国，何曾却知道天下将要动乱。隋文帝已经平定陈国，房乔却知道这种安定不能长久。汉元帝斩杀郅支，朝见呼韩邪单于，功劳超过汉武帝、汉宣帝，却苟且偷安而使王氏的祸患滋生。唐宣宗收复燕赵、河湟，力量超过唐宪宗、唐武宗，却销毁兵器而使庞勋之乱兴起。因此臣希望陛下致力于崇尚道德、敦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建立功劳而贪求富强。即使陛下富裕如隋朝、强盛如秦国，向西取得灵武，向北取得燕蓟，说有功劳可以，但国家寿命长短却不在这些事情上。国家寿命的长短如同人的寿命长短，人的寿命长短在于元气，国家寿命长短在于风俗。世上有身体瘦弱却长寿的人，也有体格强壮却突然死亡的人。只要元气还存在，身体瘦弱也没有妨害；等到元气已经耗尽，身体越强壮反而越危险。所以善于养生的人，谨慎安排起居，节制饮食；导引使关节通畅，吐出旧气、吸入新气；不得已需要用药时，就选择品级上等、药性良善、可以长期服用而没有危害的药，这样五脏调和，寿命就长。不善于养生的人，轻视节制和谨慎的功效，嫌弃缓慢吐纳的效果，厌弃上等药而使用下品，损伤真气而助长表面的强盛，根本已经空虚，倒地毙命就为期不远了。天下的形势与此没有不同，所以臣希望陛下爱惜风俗，就像防护人的元气。古代圣人不是不知道严酷深刻的法令可以整齐众人，不知道勇猛强悍的人可以成就事情，也不是不知道忠厚近于迂阔、老成起初像迟钝；但他们始终不肯用那些来代替这些，因为知道所得很小而丧失很大。曹参是贤能的宰相，说：“千万不要扰乱监狱和市场。”黄霸是奉行善政的官吏，说：“治理之道在于去除过分。”有人讥笑谢安只谈清静而耽误事情，谢安笑着说：“秦国任用严酷的法吏，二世就灭亡了。”刘晏主管度支时，专门任用果断锐利的年轻人，务求迅速办成事情，喜好利益的一党互相仿效，渐渐形成风气。唐德宗刚即位时，提拔崔祐甫为宰相，用道德和宽大来推广皇上的意旨，所以建中年间的政治声誉和美名很盛，天下都仰望它，差不多可以比拟贞观。等到卢杞做宰相，便以刑名法术劝说皇上整顿天下，逐渐造成风俗浇薄，终于导致皇帝播迁。仁祖治理天下时，执法极其宽厚，用人有次序，专门致力于掩盖过失，从未轻易改变旧有章法；但考察他的成效，只能说还没有达到理想。说到用兵，十次有九次失败；说到府库，只是勉强够用而没有余财。只是因为他的恩德泽被百姓，风俗使人知道义理，所以他升遐之日，天下如同失去父母，国家社稷长远存在，最终一定依赖于此。仁祖可以说是懂得根本了。如今议论的人没有察觉，只看见他晚年官吏多因循守旧、事情没有振作兴举，便想用苛细监察来矫正，用才能智术来整齐，招引新进锐利的人，图谋一切迅速取得成效。还没有享受到这样做的利益，浮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况且天时不可能完全协调，人谁能没有过失？国君包容人的污垢，过度明察也没有好处。如果陛下多方包容，人才就可以逐次任用；如果一定要广泛设置耳目，专门搜求瑕疵，那么人人不能自安，各自只图苟且免罪，恐怕不是朝廷的福分，难道也是陛下所愿意的吗？汉文帝想任命虎圈啬夫，廷尉张释之认为他的言辞锋利会损伤风俗。如今如果凭口舌应对来选取士人，因应答迟钝而斥退人才，把虚浮无实当作善于文章，把矫激不肯出仕当作有德，那么先王的恩泽就将散失。自古用人，必须让他历经各种困难来考验；真正有卓越器识的人，一定已经有成就的功业。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他经历变化而知道困难，事情不会轻易发动；另一方面可以等到他的功劳高、声望重时再任用，人们自然无话可说。从前先主任命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却担心他不能担任。黄忠的名望向来不是关羽、张飞一类，如果突然把爵位排在同等位置，他一定不高兴。后来关侯果然提出了这件事。以黄忠豪勇的资质，以先主君臣之间的情谊，尚且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何况其他人呢？世人常说汉文帝没有任用贾谊，以此为深深的遗憾。臣曾推究其中的原因，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贾谊固然是天下奇才，他所说的也确实是一时的良策。然而他请求设置属国，想用它来牵制单于，这只是处士的夸大言论、少年的锐气。过去高祖带领三十万军队在平城被困，当时的将相群臣，难道没有与贾谊相当的人吗？他所说的三表五饵，人们知道很疏略；想用这些办法困住中行说，更是不可信。兵器是凶器，却把用兵说得容易，正如赵括轻视秦国、李信轻视楚国一样。如果汉文帝急于采用他的主张，天下恐怕将不得安宁。假如贾谊曾经经历艰难，也一定会后悔自己的主张。晚些任用他，等他成熟后，他的策略必定会精密；不幸早逝，是意料之外的事。不然，汉文帝难道是抛弃人才的君主？绛侯、灌婴难道是蒙蔽贤能的人吗？

译至于晁错，更被称为苛刻刻薄。汉文帝时，他只做到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任命他为御史大夫，贤相申屠嘉因此发愤而死，他又纷纷更改政令，天下骚动不安。等到七国发难时，晁错的办法也穷尽了。汉文帝和汉景帝的优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大体说来，名位、爵禄都是人们奔走追求的东西，必须让人积累功劳以后才升迁，明确表明职位要长期坚持、很难取得，这样人人都会安守本分，不敢急躁求取。如今如果大开突然晋升的门路，使人获得意外的机会，那么公卿侍从的职位，走几步就可以谋求。得到这种机会的人既然不肯把自己说成靠侥幸取得，得不到的人就必定都把自己沉沦失意当作叹息。假使天下按常规选拔的士人常常产生妄念，以不如别人为耻，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想使风俗敦厚，怎么可能呢？选人改任京官，通常要经过十多年，推荐和经历多重险阻，逐项核计细微的功劳，其中只要有一件事留下恶名，往往就终身沉沦废弃。如今却只凭一个人的推荐就授予京官，尚且担心不相称。章服随即发给，那么那些积累劳绩、经过长期次序才取得官位的人，怎么会心悦诚服呢？按常规选拔的人，不是县令就是县长，职位多而空缺少，早已为此苦恼，不能再开设许多门路来等待机巧之人。如果机巧之人侵夺得太厉害，笨拙的人就会困迫无聊，利害相互显现，不能不加以察看。所以近些年朴实笨拙的人越来越少，善于投机进取的士人越来越多。只有陛下应当重视他们、爱惜他们、怜悯他们、救助他们。比如近日三司进言，让天下各郡选一人，催促办理三司文书，允许他们按先后次序优先指名授官，以酬劳绩，那么几年以后，审官院、吏部的事务就会更加困难。又有三百多人可以优先占据空缺，按常规候补的人等待职位，就会更加艰难。除此之外，主管发运、均输、巡行农田水利的人员，已经动摇了监司的体制，各自怀有谋求进用的心思。转对的官员希望凭借称职的策问而突然升迁，奏课的官员希望取得优等而迅速晋用，彼此以力量争胜，以言辞争高下，于是名实混乱了。只有陛下把简易作为法则，把清静作为心意，使奸邪无从凭借，让百姓的德性归于淳厚。臣所希望使风俗敦厚，说的就是这个。古代建立国家，使内外相互制约，轻重彼此权衡。像周、唐，是外部势力重而内部势力轻；像秦、魏，是内部势力重而外部势力轻。内部势力过重到末期，必定有奸臣指鹿为马的祸患；外部势力过重的弊端，必定有强大诸侯觊觎王鼎的忧患。圣人正处于强盛时就考虑衰败，常常预先立法来挽救弊端。我国把租赋登记在计省，重兵集中在京师。用古代来衡量今天，似乎是内部势力偏重。恭敬地想来，祖宗所以深谋远虑，当然不是小臣所能凭空推测并全部知道的。然而其中委任台谏这一方面，正是圣人防范过度的深远谋略。纵观秦、汉直到五代，因进谏争辩而死的人，大概有几百个；而自建隆以来，从未因一句话而获罪，即使有轻微责罚，也很快得到超升。允许依据传闻进言，又不使台谏有固定的长官约束；他们的风采所系，不论尊卑高下。言论涉及皇帝，天子就改变容色；事情关系朝廷宰辅，宰相就等待治罪。所以仁宗时期，有人讥讽宰相只是奉行台谏的风采罢了。圣人的深意，流俗哪里知道？台谏固然未必都贤明，所说的话也未必都正确；然而为什么必须养护他们的锐气并借给他们重大权力，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这是要在奸臣的祸患刚萌芽时折服它，并挽救内部势力过重的弊端。奸臣刚开始时，用台谏就足以折服他；等到奸臣已经形成势力，即使动用武力也未必足够。如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万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然而养猫是为了除鼠，不能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一只不捕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奸，不能因为没有奸贼就养一只不吠叫的狗。陛下难道不应当向上体察祖宗设置这一官职的用意，向下为子孙后代建立万世的防范吗？朝廷的纪纲，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臣从少年时所记得的事情，以及听长者谈说的事情来看，都说台谏所说的话，通常随着天下的公议。公议所赞同的，台谏也赞同；公议所抨击的，台谏也抨击。到了英宗初年开始商议尊称生母的问题，这本来不是君主的大过错，礼典中也没有明确文字，只是众人的心意尚未安定，公议不予认可。当时台谏以死相争。如今舆论沸腾，怨恨和责骂交相而来，公议所在也可以知道了，但台谏彼此观望而不发言，朝廷内外都失望了。弹劾积累威势以后，即使平庸的人也可以奋发振作、展现风采；威势消退以后，即使豪杰也有不能振作起来的。臣恐怕从此以后习惯形成风气，台谏全都成为执政者的私人，以致君主孤立；纪纲一旦废弛，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孔子说：“鄙陋的人可以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他没有得到时，担心得到；得到以后，又担心失去。如果担心失去，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臣开始读这段话时，怀疑它说得太过分，认为鄙陋之人担心失去，不过是保住职位而苟且容身。等看到李斯担心蒙恬夺取自己的权力，于是拥立二世而使秦朝灭亡；卢杞担心李怀光数说自己的罪恶，于是误导唐德宗而使天下再次动乱，才知道他们的心本来产生于害怕失去，祸患却终于到了丧失国家的地步。孔子的话确实不过分。因此可以知道，治理国家的人，平常一定要有敢于舍身犯颜直谏的士人，这样到了危难时，才差不多会有舍生取义、守节而死的臣子。如果平常尚且不能说一句话，到了危难时凭什么要求他们为节义而死？臣下如果都这样，天下也会说危险了！君子和谐却不盲目相同，小人盲目相同却不和谐。和谐就像调和羹汤，盲同就像把水混在水中。孙宝说过：“周公是大圣人，召公是大贤人，尚且彼此不愉快，这件事写在经典中。”晋代王导可以说是元勋重臣，每次同宾客谈话，满座都称善；谢安却不满意，认为人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尽善尽美？王导也整理衣襟向他道歉。假使说话没有不同意见、心意没有不相合，彼此一唱一和，那么谁不是贤人？万一有小人夹杂其中，君主凭什么能够察觉？臣所希望保存纪纲，说的就是这个。臣并不是敢于逐一诋毁新政；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比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检阅训练鼓旗，都是陛下神明的谋划、刚健果断的表现，既然舆论已经认可，臣岂敢再有言辞？至于臣所进献的三句话，并不是臣个人的看法，而是朝廷内外共同忧虑的事情，谁不知道呢？从前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怠惰游乐。”

译舜难道有这种行为吗？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商王受那样迷乱，沉溺于酒的德性。”成王难道有这种行为吗？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毅把晋武帝比作桓帝、灵帝，当时的君主没有因此治他们的罪，反而把这些事写入史册，作为美谈。假如臣所进献的三句话，朝廷从来没有这种情况，那就是天下的幸运，臣也有一份功劳。如果有万分之一的相似，陛下怎么可以不察看呢？然而臣为此所作的打算，可以说很愚蠢了。用蝼蚁一样的性命来试探雷霆的威势，积累这样的狂妄愚昧，哪里能多次得到赦免？严重的会身首异处、家门破败；轻的也会削去名籍、流放荒远，流离在道路上。即便如此，陛下必定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臣天性极其愚拙，却坚定地相信自己。从前臣参与商议学校贡举，首先违背大臣的本意，已经预料到会被放逐，哪里敢希望保全自己？但陛下却独自认为臣的话有道理，特意召见臣对答，和缓从容地谈了很久。后来陛下对臣说：“如今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朕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臣当即回答：“陛下有天生的聪慧，天纵的文武才能，不担心您不明察，不担心您不勤勉，不担心您不果断，只担心您求治过于急切，进用人才过于锐进，听取意见过于广泛。”陛下又让臣具体陈述这样说的原因。陛下点头说：“卿所进献的三句话，朕应当认真思考。”臣的狂妄愚昧，不只是今天才得到陛下的宽容，已经很久了，难道陛下会开始容忍而最终不赦免吗？臣正是依仗这一点才敢进言，所以不害怕。臣所害怕的是，讥刺的人已经很多，怨恨仇视臣的人实在不少，他们一定会用深文巧法诬陷臣，用危险的法令中伤臣，使陛下即使想赦免臣也做不到，那岂不是危险吗？死亡我不推辞，只是担心天下把臣当作戒鉴，从此再没有敢进言的人，所以臣思考了整整一个月，夜以继日，奏表写成后又毁掉，反复了三次。臣感念陛下听取臣的一句话，心中不能自已，最终还是进献了这些主张。只希望陛下怜悯臣的愚拙忠心，最终赦免臣，臣不胜俯伏等待治罪，忧惧到了极点。

译再上皇帝书 熙宁四年三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谨以冒昧万死之心，拜了两拜上书皇帝陛下：臣听说，益告诫禹说：“任用贤能不要有二心，去除邪恶不要犹豫。”仲虺称颂商汤的德行说：“用人只看是否适合自己，改正过错不要吝惜。”秦穆公在崤山丧失军队，悔恨痛心而自我发誓，孔子把这件事记录下来。自古以来聪明豪杰的君主，如汉高帝、唐太宗，都因为接受劝谏像水流一样顺畅、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被称为秦汉以来历代君王中的第一等人物。孔子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犯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他。”圣贤的举动应当光明正直，不就应该如此吗？所任用的人有邪有正，所做的事情有对有错，是非邪正，用两句话就足够说明。正直的人就任用，邪恶的人就罢黜；正确的事就实行，错误的事就废止。这个道理非常明白，就像饿了必定吃饭、渴了必定喝水一样，哪里能另外产生一套道理，曲意粉饰，就能欺骗天下呢？《尚书》说：“与治理合乎同一道路，没有不兴盛的；与混乱做同样的事情，没有不灭亡的。”陛下自去年以来所实行的新政，都不符合治理国家的道路。设立条例司，派遣青苗使，征收助役钱，推行均输法，天下骚动，行路之人都怨声载道。从宰相以下都知道这些做法不对，却没有人敢争辩。我愚昧鲁莽，不懂得避忌，先前已经详细上疏论说过了，但学识浅陋，不足以感动圣明。近来故相、旧臣、藩镇和侍从官纷纷争说此事不便，甚至台谏中有两三人，本来是与他们结交唱和、内外呼应的人，也还不得不说上一句它的不是；难道不是因为舆论沸腾，形势紧迫，已经无法遏止了吗？若不是见利忘义、安居其位而毫不怀疑的人，谁肯始终固执而不愿洗刷自己呢？像吴师孟请求免去提举之职，胡宗愈不愿任检详，活像逃避污秽，唯恐不能脱身，人们畏惧厌恶到这种地步。近来朝廷内外都欢言陛下已经有悔悟之意，道路上的人相互庆贺，如同防备大赦一样，实在希望陛下在十天之内发布明白的恩诏，荡涤乖谬偏僻的做法，追回使者并罢去条例司。如今侧耳听闻陛下所做的，大概不过是让监司酌量查核、禁止强行摊派而已；与尚未醒悟相比，又相差多少呢？这正是孟子所说的：知道哥哥的手臂不能扭转，却姑且劝他慢慢来；知道邻家的鸡不能偷，却每月偷一只。帝王改正过错，难道能这样吗？我又听说陛下认为这项法令还可以先在三路试行。我认为，这就好比医生用毒药，以人的死生来试验尚未见效的药方。三路的百姓，难道不是陛下的赤子，怎么可以拿他们来试验呢？用毒药施于今日的政事，小范围实行就造成小失败，大范围实行就造成大失败。如果强行推行而不停止，叛乱和灭亡就会随之而来。我并不是敢于过分发表危言来惊动陛下。自古国家存亡所依靠的，不过四种人：一是百姓，二是军队，三是官吏，四是士人。这四种人只要失去其中一类的心，就足以发生变故。如今陛下一次举措竟同时触犯了他们。青苗、助役之法一旦成功推行，农民就不得安宁；均输的命令一发出，商人就无法经营，百姓从此开始忧虑了。合并裁省各军，逼逐老弱病残，以至于戍兵的妻子和士卒混杂居处其中；削减军队编制，和降职发配相同；迁徙到淮甸，几乎等同流放。年近五十的人，人人心怀忧虑，于是军队开始怨恨了。朝廷内部不向元老大臣和侍从官谋划，却专门任用新进的小生；朝廷外部不责成守令和监司，却专门任用青苗使者，又设置许多闲散机构来排斥老成之臣，于是官吏开始离心瓦解了。陛下临轩选士，天下称为龙飞榜，然而却首先削去一名进士旧有的恩遇，表示不再任用。被削去恩遇的虽然只有一人，但士人没有不怅恨的，因为他们认为陛下有厌弃轻视士人群体的意思。如今执掌政事的人又想逐渐削弱进士，专门取用明经之士。虽然还没有形成定法，但小人争权，自以为建立了功劳，彼此煽动，声称一定会实行，于是士人开始失望了。如今进士遍布天下，二十岁以上的人便不能背诵注疏义理，去学习明经之学；如果法令一旦实行，士人都会担心被废弃，而人才的长处和短处终究不在这里。过去秦、楚禁绝书籍，诸生都抱着自己的学业回去了；陈胜、吴广等人相继出力，灭亡秦朝的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也不过是失去了职业和归宿罢了。所以我希望陛下不要再谈这件事。百姓忧虑，军队怨恨，官吏离心，士人失望，祸乱的根源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如今还没有看见；一旦有紧急情况，愿意以死效命的士人一定很少。到了那时，不知迎合苟容的人，能够替陛下收拾动荡、阻止土崩瓦解吗？去年各军刚开始合并时，陛下身边的人都把士卒乐于合并的情形报告给陛下；近来被停放的军人李兴告发虎翼军吏卒按人收钱行贿，以求不被合并，由此可知士卒并不愿意。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只求迎合上意，不怕欺骗蒙蔽，大多都是这样。因此，凡是说百姓乐意请求青苗钱、乐意缴纳助役钱的人，都不可信。陛下认为青苗钱的强行摊派果真可以禁止吗？不但不能禁止，而且不应当禁止。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这些钱发放出去却收不回来，州县官吏就不能免于责罚；如果这些钱果真不强行摊派，愿意请求的人家以后一定难以收取。而前面有禁止强行摊派的禁令，后面又有钱款亏失的处罚，作为陛下的官吏，岂不是很难办吗？所以我认为，既然推行青苗法，就势必不能禁止强行摊派，形势自然如此。人人都说陛下圣明神武，一定会迁就正义、修正过错，以求达到太平；但近来的事情却有掩饰过错、将错误继续下去的风气，这就是我愤懑长叹而不能停止的原因。从前贾充执掌政事，天下忧虑恐惧，庾纯、任恺竭力排斥他。等到贾充出镇秦、凉，忠臣义士无不相互庆贺，屈指计算日子，盼望革新政治；冯紞之流却互相告语说：“贾公被远远放逐，我们这些人失势了。”于是共同献计，贾充又被留了下来，晋朝的祸乱便由此造成了。自古以来，唯独小人最难除去，为什么呢？除掉一个人，他的党羽就会被破坏，因此替他们谋划游说的人很多。如今天下的贤者，也将据此观察陛下在进退取舍上的决定；如果再次失望，那么明察时机的士人就会相继离去，难道都会像我们这些人一样，只顾苟且偷安、贪恋俸禄而不忍离开吗？我狂妄放肆、对陛下不恭敬的地方已经很多了，不敢再奢望宽恕，只能俯伏伸长脖颈，等待诛杀。我苏轼诚惶诚恐，叩头再拜，谨此上言。《东坡全集》卷五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五十二，宋苏轼撰，奏议六首

译论河北京东盗贼状 熙宁七年某月，苏轼上奏：臣恭敬地看见，河北京东近年来蝗灾、旱灾接连不断，盗贼逐渐猖獗；如今又从秋天到冬天没有下雨，方圆数千里，麦子无法下种。我私下估计明年春夏之间，盗寇将造成的祸患会比今天严重。因此冒昧陈述浅陋之见，希望能略有补益。谨按山东一带，自上古以来就是腹心根本之地，它同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过去秦兼并天下，首先收取三晋，其他强敌便相继灭亡。汉高祖杀陈余，赶走田横，于是项氏无法支撑。光武帝也从渔阳、上谷发动精锐骑兵，席卷而统一天下。魏武帝击破并杀死袁氏父子，收取冀州，然后天下四方没有敢与之抗敌的。宋武帝凭借超群的英雄资质，用兵多年，却不能兼并中原，是因为没有取得河北。隋文帝凭着庸夫穿窬般的智谋，窃取帝位数年便统一天下，是因为取得了河北。所以杜牧评论说：山东之地，王者得到它可以称王，霸者得到它可以称霸，奸猾盗贼得到它就可以制造动乱。自唐朝天宝以后，奸臣在山东擅自割据，历经十一代，耗尽天下力量，始终不能收取，直到国家灭亡。近世贺德伦率魏博归降后唐，后梁便灭亡；周高祖从邺都进入京师，后汉便灭亡。由此看来，天下存亡的关键在河北，这是毫无疑问的。陛下即位以来，北方百姓接连流离迁徙，天灾谴告也比四方严重；五六年间，还没有采取措施来弥补这一重大灾异。至于京东，虽然号称没有事情，也应当经常使那里的百姓安逸富强，以便在缓急之时足以向河北输送物资。瓶子空了，罍也感到羞耻；嘴唇亡了，牙齿就会寒冷。但近年以来，公私都很匮乏，百姓不堪忍受命令，如今流离饥馑，议论者不过想要散卖常平仓粮食，劝诱有积蓄的人家储存粮食。盗贼纵横，议论者不过想要增加告发和赏赐的渠道，申明严厉缉捕的法令，这些都没有看见什么成效。常平仓粮食屡次用于赈济，所剩已经没有多少了，而饥寒交迫的百姓到处都是。每人得到一升一合粮食，官府花费却像山一样多。有积蓄的人家，按惯例都已经困乏；贫者还没有享受到好处，富者却先遭受了灾害。过去季康子担忧盗贼，向孔子询问，孔子回答说：“如果您不贪求，即使奖赏盗窃，也不会有人盗窃。”由此可知，上位者不把利益全部据为己有，百姓就有谋生的办法；如果有谋生的办法，又何苦去做盗贼呢？其中那些凶残而幸灾乐祸、不肯悔改的同党，必须用严峻刑法惩治，杀一人来警戒百人。如今中等百姓以下，几乎都缺乏粮食；触犯法律去做盗贼，就要处死；害怕法律而不做盗贼，就会饥饿。饥寒和弃市处死，都是死亡，只是拖延死亡与忍受饥饿之祸，有迟有快而已。做盗贼成为正当的常理，即使每天杀一百人，形势也一定不会停止。如果不是陛下极其圣明、仁慈，比较得失哪一边更多，权衡祸福哪一边更重，特别在财利上稍有舍弃，打开衣食谋生的道路，使恩惠深入骨髓，然后赏罚分明，以威严胜过恩惠，不因侥幸而废弃刑法，不因灾害而扰乱法令，那么人心不改变、盗贼不减少的，从来没有这种情况。谨将具体事项分条列在下面。一、臣所管辖的密州，从今年秋天开始旱灾，不能种麦，直到十月十三日才下了几寸雨雪；而土地寒冷难以播种，即使种下也不能生长，和往年相比，十成中只能种下二三成。我私下听说，河北京东大都如此。平常查核、减免灾伤赋税，按照法令必须检查已经出土的根苗，以确定减免的比例。如今两季麦子原本就没有种下，哪里还有根苗可以检查，官吏守法便没有理由直接减免。如果夏税一律不减免，百姓必定逃亡迁徙。平常逃亡还有追逐丰收之地可去，如今数千里没有麦子，要逃到哪里去？只怕良民都会变成盗贼。况且天上没有雨，地下没有麦，有眼睛的人共同看见，有耳朵的人共同听见，绝不是欺骗蒙蔽朝廷，难道可以坐视而不减免吗？希望下诏河北京东各路分别选派一名臣僚，查核灾情并减免税赋，不再检查根苗。如果不打算这样施行，那么请把夏税斛斗数额取今日以前五年中适中的一年实际数目，令三等以上人户任选缴纳现钱或实物；四等以下人户暂且缓缴。由于如今麦田空闲，如果春雨调匀，就可以广泛种植秋季庄稼，等到秋收时，再把秋粮折算缴纳夏税。如果已经种了麦苗，确实遭受灾害，仍然按照条例检查后减免。那些缺少麦子的地方，官吏和各军的俸禄供给，暂且发给白米或现钱；这样做贵在使小民不至于完全失去生计。一、河北京东一向官府不专卖盐，小民仰赖它来谋生。近来臣僚上奏，动辄想要禁止私卖，幸赖朝廷体察，没有采纳他们的话。两路官民无不相互庆贺。然而臣查核得知，近年盐税日益增加，原来两路祖定的额数是三十三万二千余贯，到熙宁六年增加到四十九万九千余贯，七年也达到四十三万五千余贯。由此明显可见，刑法日益严峻，告发缉捕日益频繁，因此小民越来越难以贩盐。朝廷本来把这两路看作根本之地，而煮海所得的利益，是上天用来养活小民的，所以不忍把利益全部取尽，以此救济鳏寡，暗中消除盗贼。过去孤贫无业的人，只专门贩盐，所以五六年前盗贼很少；那时告发捕捉盗贼的赏钱，未曾花费破省钱，只是由犯人催促役人估量收取。如今盐税数额巨大，告发如同乱麻；贫民贩盐不过一两贯钱，私偷盐税却赏钱丰厚，依法纳税则利润微薄。想做农夫，又正逢凶年；如果不做盗贼，就只有忍受饥饿。所以五六年来，盐税利益日益增加，盗贼也日益增多。臣查核得知，密州去年一年的盐税，比祖定额数增加了二万贯，却支出捉贼赏钱一万一千余贯；其余尚未捕获的盗贼还很多。这样比较，利害得失就完全可以看清了。

译希望特别下诏，两路凡是贩盐的小商贩，截定三百斤以下，一概暂时免收盐税；仍由官府发给盖有印章的空白关子，让灶户和持长引的大商贩逐次登记使用，分别填写日期、姓名和斤数；小商贩限十日内使用完毕，不得再用。如果敢借给他人、替人冒名分减盐货，准许任何人告发，并重新制定严厉的赏罚。等将来秋收时再恢复旧制，并把原来下发的敕榜明确说明这是出自圣意，命各地雕印散发。乡村百姓不是木石，难道不会感动吗？他们一饮一食都会称颂圣恩。这样一来，过去贫贱的人和近来饥寒中的人，不用驱使督促，就会一同奔向盐业，争先劳作，哪里还有时间做盗贼？人情并不难懂，他们一定不肯舍弃安稳获得衣食的道路，而去走冒犯法律、趋向死亡的道路。议论者一定会说，如今用度不足，若实行此法，盐税必定大亏，必然导致事务缺额。臣认为不是这样。凡是小商贩本来力量小，不过能走两三程；两三程以外必须借助大商人贩运，绝不是三百斤以下的小商贩能够做到的。运输没有理由大幅度损失；而且平时大商人所苦恼的，是盐积压而无人购买，小民所苦恼的，是地方偏远而难以买到盐。如今小商人不缴税，便会到处争相分买；大商人既不积压，便会轮流贩卖，收取的税钱一定增多；乡村偏远地区也无不食用盐，销售范围更广。损失和收益相互抵消，一定不会有大亏。即使有所亏损，也不过只收到祖定额数原有的钱，当时官府有什么用度上的缺额呢？假如朝廷舍弃十万贯钱，买得两路百姓不被盗贼所害，这已经很多了。如今假使朝廷因为两路饥馑，特别拿出一二十万贯现钱分给各户，每人得到一贯，也只能给二十万人，而一贯现钱也未必能救活他们的性命。如果特别免除三百斤以下盐货半年的盐税，那么两路百姓人人都受到恩赐，贫民有了衣食的道路，富民没有盗贼的忧虑，这种利益哪里说得完呢？假使小民没有谋生办法，全都成为盗贼，那么朝廷的忧患，恐怕不是十万贯钱所能解决的。况且所支出的捉贼赏钱，未必少于损失的盐税。这就是我所说的要比较得失哪一边更多、权衡祸福哪一边更重的原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钱〕 一、臣查核各处盗贼，其中大半是经过审问而减等、因灾伤而免死的人。他们逃回旧地，怀恨报仇，造成的祸害最严重。盗贼知道自己不会被处死，便轻视犯法；百姓又担心他们回来，不敢告发捕捉，于是盗贼得以公然横行。仔细考察审问，他们自己说都是理屈词穷、势必不能免罪的人，本来没有改过自新的意思，这有什么可以改的？只是让他们从轻发落，同党之中反而只有他们不被处死。关于灾伤地区的敕令虽然没有下达、执行也不一致，但盗贼和小民无不知道：只要没有伤害变主，就必定免死；而且没有伤害变主的人，其情理未必比偶然伤害变主的人轻。有的聚集许多徒众，有的广泛置办兵器，有的标志奇异服饰，有的劫持变主，有的驱赶掳掠平民，有的贿赂贫民让他们充当耳目，有的书写道路、店铺的情况来恐吓官府和民间。像这类人，即使偶然没有伤人，情理也极其严重，并不只是缺粮的人苟且谋求食物而已。希望今后盗贼的赃证尚未明确，只是经过拷打才开始承认的，一概不按审问后减等办理。在灾伤地区，责成地方长吏根据情理轻重酌量处理；其中情理严重的，依法执行。这样贵在使凶恶之民稍有畏惧顾忌，使良民敢于捕捉告发。我所说打开衣食谋生的道路，使恩惠深入骨髓，然后赏罚分明，以威严胜过恩惠，不因侥幸而废弃刑法、不因灾伤而扰乱法令，就是这个意思。以上谨将事情详细陈述如前。自古制定法律、施行刑罚，都把盗贼视为急务。盗窃不停止，必然发展为强劫；强劫不停止，必然发展到交战攻伐。有的人会成为豪杰起兵的资本，形成陈胜、吴广那样的局面；何况东京百姓的贫富关系到河北的安危，河北的治乱关系到天下的安危。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并非臣的私见。希望陛下深察此事，重大的捐弃应当极其重视，小的利益应当看得极轻。请陛下亲自决断，坚决实行这一方案。臣听说天圣年间，蔡齐任密州知州，当时东方发生饥荒，蔡齐请求解除监禁，先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一方百姓不知不觉间便免于饥寒。臣愚昧而且卑贱，虽不敢期望赶上蔡齐，但陛下圣明，远远超过尧、禹，难道不能实行这件事吗？我有愧于先朝，所以越职进言，不敢把自己置身事外。恭敬地希望圣慈察知臣区区的心意，赦免臣狂妄僭越的罪责。臣惶恐至极，等待治罪，谨伏候敕命。

译上皇帝书 元丰元年十月某日，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臣苏轼恭谨地冒死两拜上书皇帝陛下：臣凭借平庸的才能，充任册府之职，出任两郡长官，而两郡都是东方的重要地区。臣私下认为，遵守法令、处理文书、赶赴期限，并不足以报答和补足陛下恩德的万分之一。臣冒昧伏地思考，东方的重要事务中，有一二件是陛下应当知道的，便草拟陈述出来，供陛下选择。臣先前任职密州时，曾建言说：自古以来河北同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存亡；而京东之地，是向河北输送物资的地方，瓶子空了，罍也感到羞耻；嘴唇亡了，牙齿就会寒冷。京东百姓又喜欢做盗贼，造成的祸患最严重。因此替陛下谋划了对待盗贼的办法。等到调任徐州后，观察山川形势，考察当地崇尚的风俗，再查考史籍，才又知道徐州是南北交通的险要之地，也是京东各郡安危所寄托的地方。过去项羽进入函关，烧掉咸阳后向东归去，便把都城设在彭城。以项羽那样雄伟的谋略，舍弃咸阳而选择彭城，那么彭城地势险固、形势便利，足以使他在诸侯中实现志向，就可以知道了。臣观察当地形势，三面被山阻隔，只有西面是方圆数百里的平原，向西通往梁、宋。如果楚人打开关口把敌人引进来，精锐的武官骑兵迅速出动，突击骑兵如云般纵横，确实就像从屋顶上倒水一样势不可当。这里适宜种植冬麦，一次成熟便可以使人饱食数年。城池三面被水阻隔，城楼箭垛之下以汴水、泗水作为护城河，只有南面可以通行车马，戏马台就在这里。戏马台高十仞，方圆百步；如果处于用兵的时代，在台上驻扎一千人，聚集檑木、炮石等一切攻守器具，与城池内外相为表里，再在城中积存三年的粮食，即使出动十万人，也不容易攻取。当地百姓都身材高大，胆力超过常人，喜欢抢掠；稍有不合心意，便有飞扬跋扈的气势，不只是做盗贼而已。汉高祖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人，刘裕是彭城人，朱全忠是砀山人，都在今天徐州方圆数百里之内。这些人因此自负，凶悍桀骜的风气积久而成为习俗。魏太武帝以三十万人攻打彭城，不能攻下；王智兴凭普通士卒出身的平庸才能，在徐州肆意妄为，朝廷也不能讨伐，难道不是因为当地地形便利、百姓和士卒勇猛强悍吗？州城东北七十多里，就是利国监，自古以来是冶铁官署，也是商人聚集之地。那里百姓富足安乐，共有三十六座冶场，冶户都是大家，藏有数万贯钱，常常成为盗贼窥伺的对象；但兵力防卫少而弱，简直像儿戏一样。臣半夜思考此事，便不寒而栗，假如剧盗拼死进攻，十多个就足以造成祸患。有人在白天进入市场，守卫的人恐怕都会弃守逃跑。当地既然出产精铁，百姓又都擅长锻造，如果散发冶户的财物来招集无赖，乌合之众数千人所需的兵器，一夜之间就可以备齐。顺流向南而下，早晨出发，已经来到徐州；徐州便有守不住的忧患了。如果不幸盗贼中有超过常人的才能，像吕布、刘备之类，得到徐州而施展志向，那么京东的安危就无法预料了。近来河北转运司上奏，请求禁止利国监的铁运入河北，朝廷采纳了。过去楚国人丢了弓，却不肯忘记那是楚国的弓，孔子还认为这样器量狭小，何况天下本是一家呢？东北两座冶场都是为国家兴利，却把这个地方的利益夺给那个地方，难道不是太狭隘了吗？自从铁不再向北运输，冶户都有失业的忧虑，来向臣诉说的已经有好几批了。臣想借此征募冶户，作为利国监的屏障。如今三十六座冶场，每场都有一百多人；采矿、伐炭的人，大多是饥寒交迫、亡命在外、强悍凶狠的人。臣想让每场冶户各自挑选有才干、有力量而忠诚谨慎的人十名，由官府登记姓名，发给他们郤刃刀、长矛，教他们格斗刺杀；每月两次在知监官署庭院集合考阅训练，把兵器收藏在官府，等待大盗来时使用，不得拿他们服其他劳役，违犯者按违制论罪。冶户早已成为盗贼企图侵害的对象，百姓都知道这一点；让每场冶户出十人来保卫自己，是百姓所乐意的。官府如果又解除近来的禁令，使铁能够向北运输，冶户都会高兴地听从命令，奸猾之徒也会胆寒而不敢谋划。徐州城虽然险固，但城楼、望楼破旧，城大而兵少，遇到缓急不能守住，如今只有战兵一千人。臣希望请求把南京新招募的两指挥骑射军调到徐州来。这些人原本就是徐州人，曾经驻扎在徐州，营垒、材料和石料都已经齐备，只是后来迁到南京。过去转运使分为东西两路时，因害怕转运粮饷劳苦，便把他们调往西路；如今两路合为一路，他们来去并无损益，却足以增加徐州的防守力量。城下几里之内盛产精石，取之不尽，而奉化厢军现在缺额数百人。臣愿意招募石工补足人数，听任他们不被调出，使这数百人常年采石来修筑城墙；几年以后，整个城池就会坚固如金汤。只要使利国监不被盗贼窥伺，徐州便没有事情；徐州没有事情，京东就没有忧患了。沂州山谷重重、道路险阻，是逃亡者的渊薮，盗贼常常进入徐州境内。陛下如果采纳臣的建议，不认为臣不才，臣愿再任徐州知州三年，并兼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一定能够有所效力。京东的恶盗大多出自逃亡军人。逃军成为盗贼，百姓便望风畏惧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技艺精熟而法令严重。技艺精熟便难以抵敌，法令严重便会拼死抵抗，形势自然如此。自从陛下设置将官、整顿军政以来，士卒都很精锐，却仍不免有人逃亡，臣曾考察其中的原因。大概从近年以来，押送罪犯充军时，都不再使用役人，而改用禁军。负责押送的军士接到公文就出发，往返通常不少于十天；路上的费用，如果不借取利息钱便无法办理。百姓害怕法律，不敢借钱给他们；即使借了也无法收回，只有所部将校才敢放出利息钱给他们，回来后便克扣他们的粮饷，以致上下相互牵制，军政不能修治，赌博、下棋、饮酒，无所不为；穷困无聊，便逃走成为盗贼。臣到徐州后，便取出不系省钱一百余千，另外储存起来；遇到押送时，按照路途远近酌量取用，分三个月扣还，不收利息。将吏中若有敢放高利贷的人，便严厉依法惩治；然后整肃军政，禁止饮酒赌博。不到一年，士卒都能吃饱穿暖，技艺训练娴熟，按等级成为各郡之冠。陛下派使者赐下诏书来考察阅视，事情都记载在其中。臣希望把这项办法下达到各郡，推广实行；这样军政得到整顿，逃亡者减少，也就是除去盗贼的一条途径。

译臣听说，汉朝丞相王嘉说过：“汉孝文帝时，二千石长吏安于官位、乐于职守，上下相互观望，没有苟且应付的心思。后来逐渐发生变化，公卿以下彼此催促逼迫，司隶、部刺史揭发隐私，有的人任官几个月便被罢退，二千石的地位越来越轻贱，官吏百姓轻慢他们，知道他们容易受到危害，稍有不称心便有离叛之心。”以前山阳的亡命徒苏令横行，官吏士卒面对危难没有人肯守节死义，是因为太守、国相的威权平素就被剥夺了。国家有紧急情况，要靠二千石办理；只有使他们地位尊重、处境难以动摇，才能让下属听从。拿王嘉的话来考察，如今郡守的威权可以说一向被削弱了。上面有监司窥伺他们的过失，下面有官吏百姓抓住他们的短处；还没有等到审问，调任替换的命令就已经下达了。想要督促捕捉盗贼，即使在法令之外索取一文钱来驱使人，也不允许。捕获盗贼中情节严重而法律规定刑罚较轻的人，守臣往往把他们发配流放，却又使当地法司复核案情，弹劾守臣误行重罚，守臣如此惴惴不安，怎么能使官吏士卒竭尽力量，击破奸人的党羽呢？由此看来，盗贼之所以越来越猖獗，是因为陛下给守臣的权力太轻。臣希望陛下稍微加重他们的权力，只责成他们掌握大纲，对小过失略加宽免。凡是京东盗贼多的郡，从青州、郓州以下，如徐州、沂州、齐州、曹州之类，都应慎重选择守臣，允许他们在法令之外处置强盗，并多赐缗钱，使他们能够布置耳目、蓄养爪牙。但缗钱多赐便难以经常供应，少赐又不足以使用。臣认为每郡每年可以另外发给一二百千，让他们用来酿酒。凡是派人缉捕盗贼，都可以用酒来赏赐；敢拿去作其他用途的，按贪赃论罪。除正式赏格之外，每年得到数百缸酒，也足以驱使人办事。这又是治理盗贼的一种办法。然而这些都是小事，大事不是臣本来应当说的。想要沉默不说，又私下想到，臣有幸遇到陛下这样英明圣睿、才能卓异的君主，如果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就不是忠臣的道义。因此冒死再次进言。从前用诗赋选取士人，如今陛下用经术任用人才。名称虽然不同，但都是凭文章辞藻进身。考察他们的出身，多是吴、楚、闽、蜀人。至于京东各地、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大概自古就是豪杰汇集的地方。那里的人沉着勇猛、强悍刚烈，可以任用办事；但如果要让他们学习声律、诵读经义，同吴、楚、闽、蜀之人争较细微得失，那么他们只好不再出仕了。所以能够得到的人才常常很少。只有忠孝礼义之士，即使不得志，也不会失去君子之道；如果道德不足而才干有余的人困于没有进身之门，就会无所不为。因此臣希望陛下特别为五路士人另开一条仕进之路。汉代的法令规定，郡县把秀异的百姓推举出来任吏，考察品行、察看廉洁，依次升迁补授，有的做到二千石，入朝后成为公卿。古代不专门凭文章辞藻取人，所以得到的士人很多。黄霸从低级小吏起家，薛宣从书佐中奋起，朱邑从啬夫中被选拔，邴吉从狱吏中出身；其余著名大臣、贤能循吏，从这条道路进身的数不胜数。唐朝中叶以后，方镇都选拔低级校官来掌管亲兵。当时四方豪杰中不能通过科举显达的，都争相担任这种职务，往往积累功劳而取得旄钺；即使老奸巨盗，有时也出自其中。而著名卿相、贤能将领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之流，其中取得成就的也很多。君王用人，像江河一样；江河流向哪里，百川就汇聚到哪里。蛟龙由此产生；等到江河流去别处，鱼鳖便无处安身，而鲵鳅之类反而受到它们的控制。如今世上的胥吏、牙校全都是奴仆和庸人，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陛下不任用他们。如今想要任用胥吏、牙校，但胥吏要办理文书、审理刑狱、管理钱粮，这种职务势必不能废弃；一旦施行鞭打刑罚，豪杰便不会出现在其中。因此凡是士人受过刑的不能任用，可以任用的又不能施刑。所以臣希望陛下采用唐朝旧制，让五路监司、郡守共同选拔本地人来补任牙职。都选取才干和精力足以超过常人、却不能从事科举的人，按照如今庸钱的数额给他们俸禄，让他们负责镇税场务、督捕盗贼。像公罪杖刑以下的罪行，允许赎罪，依照将校的法规办理；使长吏能够推荐其中有才干的人，按功劳资历排列，记录年月，使他们能够出仕，如同任子入仕一样，并不以流外官的限制规定他们所能达到的职位。朝廷考察其中特别优异的人，提拔任用数人，那么豪杰英伟之士就会逐渐从这条道路出现，而奸猾之党也可以被网罗收取。具体条目曲折繁多，臣不敢全部陈述，只希望陛下留意省察。从前晋武帝平定吴国以后，下诏天下停止军役，州郡全部撤除武备，只有山涛论说这样不可行；皇帝看了说：“这是天下有名的言论。”却不能采纳。到永宁以后，盗贼蜂起，各郡国都因没有防备而不能制服盗贼，山涛的话才得到验证。如今臣在没有事情的时候，屡次把盗贼作为进言内容，臣私下的忧虑和过度谋划，也已经太过了。陛下即使能够容忍臣，也一定会被议论者讥笑；如果天下无事而臣因此受到讥笑，那也没有关系。否则等事情发生后才谋划，就已经晚了。臣冒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苏轼诚惶诚恐，叩头再拜，谨此上言。请求医治患病囚徒状 元丰二年正月某日，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苏轼上奏：臣听说，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说：“按照现行法令，死者不能复生，受刑者不能恢复，这些是先帝所重视的，但官吏还没有做到。如今被拘禁的人，有的因拷打而死，有的因饥寒、疾病而死在狱中，这怎么能说是用心合乎人道呢？朕对此非常痛心。命令郡国每年上报在押囚徒中因拷打、笞打或疾病死亡者的姓名、所犯罪名、县、爵位和里籍，由丞相、御史考核官吏的功过优劣后上报。”这正是汉朝盛世、汉宣帝的善政。朝廷重视、珍惜人的性命，怜悯体恤各种狱讼，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囚徒因拷打、笞打而死，法律规定的责任很重；只有因疾病而死，法官和官吏上下之间没有人承担责任。假如按时上报，检查时没有发现其他原因，即使累计死上百人也不治罪。他们因饮食供应不及时、药物不对症而死的，不知有多少。假如原本所犯罪行应当处死，还不值得特别哀怜；那些因轻罪被拘禁却死去的人，同杀死他们有什么不同？积累这些冤屈痛苦，足以感伤天地阴阳的和气。因此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陛下亲自下诏说：“狱讼是百姓性命所系之处。近来听说有关部门每年考核天下奏报，而因疾病死在狱中的人很多，我私下担心狱吏和犯法者相互勾结作奸，检查查核有时不明，使我的百姓无辜遭受祸害，实在令人怜悯。”

译《尚书》不是说过吗？“与其错杀无罪之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应当具体制定法令：今后各处军巡院、州司理院拘禁的罪人，一年之内在狱中因病死亡达到两人的，推司、狱子一并按杖六十定罪；每增加一人，加罪一等，至杖一百为止。辖有五县以上的州，每院一年死亡达到三人；开封府府司、军巡院一年死亡达到七人，都按照上述死亡两人的办法定罪，加等也同样办理。掌管狱讼的官员，如果所推审的狱案发生两次这种情况，就治本官之罪，并按违制、失入论罪。县狱也依照上述条例办理。若县有三万户以上，就依照五县以上州军的条例办理。凡是养护治疗不依照条例的，自按本法处理。仍命开封府及各路提点刑狱，每到年终，汇集、统计死亡人数上报，交由中书门下核验检查。如果死者过多，官吏即使已经受罚，也应议定加重贬黜责罚。法令施行还不到几年，朝廷内外的臣僚便争相说它不便。到熙宁四年十月二日，中书札子称，编敕所上奏：命众官详审狱囚不是因疾病死亡，也不是因为不给医药饮食，而是由于非理虐待或谋害致死的，已有逐条规定。至于因捕盗受伤、格斗而确实因疾病死亡的，就不是狱官的罪；何况还有不幸遭遇瘴疫而死的，如果人数较多而使狱官一概受到贬罚，也不合理。如今请求只施行旧条例，以上所说狱囚因病死亡的条例不再施行。奉圣旨依照所奏办理。臣私下认为，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亲诏，是陛下爱惜生命的仁德，远远可与汉宣帝相比，正应当无限推行；可是郡县庸俗的官吏不能深刻理解圣意，只因其中有小小不通之处，便加以驳议。有司不能修补它的缺漏、疏通它的障碍，反而把整项制度废弃，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臣愚昧地认为，狱囚因病死亡便让狱官承担责任，确实不妥。为什么呢？狱囚的生死，不是人力能够完全决定的；责令官吏承担他们无法完全决定的结果，官吏自然害怕获罪，便会想尽办法逃避。囚徒中有人患病，狱官就责令保人、看守和留守人员承担责任，不再为他治疗。如果囚徒没有亲属，或者虽然有亲属却远在外地，那么他们因贫弱而死在狱中的情况一定更加严重。臣谨按《周礼》关于医师的规定，年终考核医疗事务，以此决定俸禄：十人中十人治愈为上等，十人中有一人未治愈为次等，有两人未治愈又次一等，有三人未治愈再下一等，有四人未治愈为下等。臣愚昧地请求，军巡院和天下各州司理院各选派衙前一人、医人一人；每县各选派曹司一人、医人一人，专门负责医治患病囚徒，不得再兼任其他差役。以一年为考核期限，根据本州县囚犯多少确定佣钱，使用免役宽剩钱或坊场钱支付。仍然先发给其中三分之一，等考核期满后再比较等级。除罪人拒捕和因斗殴导致死亡者不计入人数外，每十人中治死一人以上为上等，治死两人为中等，治死三人为下等，治死四人以上为下下等。上等全额发放，中等发放三分之二，下等不发放；下下等定罪，从杖六十至杖一百为止，并且不区别首犯、从犯。上等、中等的医人考核期满后愿意继续管理此事的，听其自便；每人发给履历，记载其等级。如果医博士、助教有缺额，就从历年考核等级中最优者补充。这样人人都会尽心，如果治疗自家亲人也能因此救活，那么获救的人一定很多。况且人的性命极其重要，是朝廷非常珍惜的；各地宽剩役钱和坊场钱堆积如山，所费很少，却可以保全救活无数无辜之人，感动人心，符合天意，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只是有一个弊端：如果死亡人数稍多，被派的衙前、曹司、医人和狱子同心合谋，使囚徒假称患病，以增加死亡人数。臣认为，如果这个办法的责罚不涉及狱官、县令，那么狱官、县令就没有理由肯同这些人合谋欺骗蒙蔽。希望每当有囚徒患病时，命狱官、县令具结保证、说明情况，报送州府。交由医官以及本辖区有关官吏负责察觉；如果有人诈称有病，狱官、县令都处杖六十。因而，臣担心失误会构成公罪或私罪，伏望朝廷详加斟酌，早日赐予施行。谨此缮录奏闻，恭候敕旨。请求召回登州驻军并讨论水军事宜的奏状 元丰八年十二月某日，朝奉郎、前知登州军州事苏轼上奏：臣私下看到，登州地近东北，号称极边，边塞外的山川隐约可见，顺风一日，敌人便可突然来到城下。自本朝以来，常年驻扎重兵，训练水战，早晚传递烽火，以沟通紧急警报。每年四月，派兵戍守駞基岛，到八月才回来，以防不测。自景德以后，屯兵常常不少于四五千人；除本州各军外，又从京师、南京、济、郓、兖、单等州调拨兵马驻扎。到庆历二年，知州郭志高认为各处调来的兵马编制不一，军政不严肃，于是奏请筹划创置澄海水军弩手两指挥，连同原有的平海两指挥，一并训练水军，以备紧急警报，作为京东一路的屏障。敌人知道那里有防备，所以从未发生警报。议论此事的人见那里长久安宁，便说没有事情。近年才调平海军六十人，分驻密州、信阳、板桥、涛洛三处。去年本路安抚司又调澄海军一百人到莱州、一百人到密州驻扎巡检防守。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圣旨指挥：今后宣命抽调本城兵士到各处，只能在威边等指挥中调拨，不得抽调平海兵士。平海兵士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不得调出，但当初创置平海军，本来就是为了替代各州调来的兵马，哪里有反而允许调往各处的道理？显然不合于调拨规定。不仅会使兵力分散削弱，从而引起敌人的野心，而且这四个指挥轮流被调出，便没有地方学习水战，武艺也会懈怠荒废，遇到缓急就会误事。伏望朝廷详加斟酌，明白降下指挥：今后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挥的兵士，一律不得调往别州驻扎。谨此缮录奏闻，恭候敕旨。请求罢除登州盐业专卖的奏状

译元丰八年十二月某日，朝奉郎、前知登州军州事苏轼上奏：臣私下听说，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近来京东实行盐业专卖，既然取得了厚利，又没有多大危害，认为可以实行。依臣看来，这只是因为同河北、淮浙相比，京东用刑较少，因而被认为便利。不知道从前京东贩盐的小商贩无以为生，大半去做了盗贼；但这不是臣职分以内应当说的事，所以不敢奏闻。唯独臣所管辖的登州，计算起来深入海中三百里，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商贾不来，各处盐货只是供居民食用。如今既然实行官府专卖，官府收购的价格同盐户卖给百姓的价格相比，三份还不到一份，盐户失去职业，渐渐逃亡，这是第一种危害。居民离大海很近，却让他们突然吃昂贵的盐；深山穷谷之中，甚至只能吃无盐的食物，这是第二种危害。商贾不来，盐货积存而无法流通，有进无出，各处官舍都堆满了，甚至露天堆积。如果实行摊派销售，就同福建、江西的祸患没有区别；如果不摊派销售，一两年之间就会全变成粪土，白白丢掉官府的本钱，官吏被责罚，专副官破产，这是第三种危害。官府没有得到一丝利益，百姓却受到三种危害，确实应当废止。我听说莱州原来也没有客商兴贩，情形同这里相同。请求朝廷斟酌，不要实行此事。臣所说的，只请求出自圣意，先罢除登州、莱州两州的盐业专卖，仍旧让盐户卖给百姓，由官府征收盐税。其余州军，另行交给有关官司详细讨论利害后施行。谨此缮录奏闻，恭候敕旨。论给田募役的奏状 元丰八年十二月某日，朝奉郎、礼部郎中苏轼上奏：臣私下看到，先帝当初实行役法，征收宽剩钱，不得超过二成，用来防备灾荒；可是有关官司执行过分，统计天下，竟达到十四五成。然而实行了十六七年，钱常常积存而不使用，积到三千余万贯石。先帝的圣意本来是有所在的，但愚昧百姓不知情，因而说朝廷以免役为名，实际上是想加重征敛。这种话流传开来，不可以让它传给天下后世。臣认为，这些钱本来出自百姓的力量，理应还用在百姓身上；不幸先帝升遐，圣上想实行的事情，百姓并不知道，只看见钱积存，没有看见它散发出去。这正是今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应当追寻先帝本意，在役法中把钱散发出去，以堵塞愚民无知的言论，兴起长久无穷的利益。臣伏见熙宁年间曾经实行给田募役法，这项制度也包括官田【如退摊户绝没纳之类】以及用宽剩钱购买民田来招募役人，大体如同边郡弓箭手。臣知密州时，亲自实行过这项制度，先招募弓手，百姓感到十分便利；不到半年，这项制度又被罢除。我从道路上传闻，此事本来出于先帝圣意，但左右大臣意在迅速完成，又贪图把宽剩钱另作他用，所以彼此驳难，终于没有实行。臣认为，这项制度实行起来大概有五种正当利益。朝廷如果仍旧实行免役法，那么每招募一人，就可以省下一人的雇钱；把节省下来的钱积累起来，再多买田、多招募，几年之后，雇钱没有剩余，役钱就可以大为减少。这是第一种利益。如果实行差役法，那么每招募一人，就省下一名色役；色役减少，农民自然宽裕，这是第二种利益。应募的百姓同弓箭手没有不同，全家衣食都出自官田，平时重视不犯法，遇到缓急也不逃亡，这是第三种利益。如今谷价低，损害农民，农民卖田常常苦于无人购买；如果官府收买，田价、谷价都会提高，农民可以稍稍得到宽解，这是第四种利益。钱积存在官府，常常苦于货币过重；如果散发出去购买田地，货币就会稍稍均衡，这是第五种利益。这项制度一旦实行，百姓享受到它的利益，便会追悟

译先帝所以征收宽剩钱，完全是为了给我们使用；疑惑和诽谤就会消除，恩德也会显明，这是第六种利益。唯独有两种弊端：贪官奸吏同百姓勾结，在瘠薄田地中用官府雇来的一个浮浪人暂时应役，一年半载便抛弃田地逃走，这是第一种弊端。愚昧百姓缺少远虑，见利忘患，听说官府买田募役，便争着把田地交给官府、自己充任役人；产业不离开主人，起初又没有损失，反而立即得到官钱，所以一定争着这样做。充役以后，永远不得休息，祸患还会殃及子孙，这是第二种弊端。只应当设法防止这两种弊端，而先帝的制度决不可废除。如今既然想把宽剩钱全部罢除，将来便没有接续；官田地的数量又不多，现有宽剩钱虽然有三千万贯石，但自从兴兵以来已经借支了一半。臣现在筹划，想从内帑钱帛中支还兴兵以来所借的钱粮，重新补足三千万贯石，交给河北、河东、陕西三路边境实行给田家役法，使五七年之间役钱减少大半，农民富足起来，以备缓急，这是无穷的利益。如今弓箭手中有甲马的，给田二顷半，以身命偿还官府，尚且可以招募；那么其余色役的召募也不会困难。臣认为，良田二顷可以招募一名弓手，一顷可以招募一名散从官，那么三千万贯石便足以使用。谨把应当施行的各项事宜逐条列在下面。一、给田募役，不再出租，仍旧缴纳两税，免除支移、折变。一、如今虽以一顷、二顷为标准，但如果当地田地不够肥沃，就临时斟酌，增加亩数，总要使招募能够实行。只要役人所得稍微优厚，这项制度就能牢固长久而不败坏。一、如今如果立法，便让三路官吏推行；如果没有赏罚，官吏就不会承担责任，敷衍草率，使制度有名无实；如果有赏罚，官吏又会有所趋避，有的强迫买田，有的招募浮浪之人，有的多买瘠薄田地，有的只求一时办成，不顾后患。臣现在筹划，想选三名才干而朴厚的知州，命他们自行选任属县县令，每一路先选一州推行，令其一年结束时大略形成条理。一州既形成条理，一路便可以推行；仍委托转运、提刑官经常严格督察。如果不认真推行，或者推行违背办法，朝廷察觉后，重加惩处。一、应募役人大多是州县百姓购买的官田所招募的人。离州县太远，长久以后就难以招募。请求所买田地都应距离州若干里、距离县若干里。一、张榜告示：百姓卖田，如果属于规定的距州县里数以内，并且达到规定的顷亩数【或者两户、三户相近，共同达到规定的顷亩数也可以】，就必须先申报给官府令佐，由令佐亲自查验，确实是良田，才可以收买。如果官价过低，就听任卖给其他人户，不得强行压制。如果买了瘠薄田地，导致长久以后无法招募，就把官吏一并按违反制度、因公或因失误的规定科罪；并且不因离职、赦免、减罪而原谅。一、预先备具给田的顷亩数，张榜召人报名应役。第二等以上人户，允许充任弓手，仍依照旧有条例选拔人才。第三等以上，允许充任散从，官以下的各类色役不再使用保人。如果等级不够，就召第一等一户，或者第二等两户作保。若充役七年以内逃亡，就勒令原来负责作保的人承佃田地、充任役人。一、每买到田地，在尚未交付钱款以前，先召募报名的人承佃田地、充任役人，然后才可以支付钱款，仍不得强迫。一、卖田入官，必须把产业交给应募人，不许本户中的人丁承佃田地充役。一、募来的役人年老、患病、逃走或死亡，或者犯有徒刑以上的罪，必须先勒令本户人丁充役；如果没有人丁，才另行招募。一、应募人交接产业、承佃田地以后，给假半年，让他修葺整理田业。一、退摊户、绝户、没纳等类官田，今后不许出卖，也不限制距离州县的里数；仍按田地肥瘠、高下评定顷亩数，务必

译使招募能够实行。一、官田如果已有百姓承佃，先询问现有佃户；如果没有人丁可以应募，或者本人不愿充役，才可以另行招募。

译以上所陈述的五种利益、两种弊端以及应当施行的事项，共十二条，伏望朝廷详细讨论施行。然而议论者一定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召募不能实行，二是想留下宽剩钱粮以备他用。臣认为对此有办法回答。富民之家，把三十二亩田分出利益，役使所属佃户，同奴仆没有两样。如今官府拿出两顷、一顷良田，只收税而不收租，人们反而不愿应募，哪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弓箭手已有成法，没有什么可疑。宽剩役钱本来不是经常性的赋税收入，也不是非等到它才够用的国用。如今交给有关官司逐渐支用，终究不能卓然建立一件大事，树立无穷利益；这就像火烧柴薪，一天天减少，一天天消亡。如果用来买田募役，就譬如私家把金银变成田产，这是长久而万全的策略。臣深愿朝廷趁这些钱还没有散尽，建立这件事业。几年之后，钱用尽而事业没有建立，那就太可惜了。臣听说孝子，就是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继述前人的事业。周公之所以受到万世称誉，只是因为能够实行文王的志向。从前苏绰替西魏制定征税法，被称为烦琐繁重，后来叹息说：‘这就像张开的弓，后来的君子，谁能把它解开呢？’ 他的儿子苏威侍立在旁，听到这话后慨然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等到苏威侍奉隋文帝，任民部尚书，便奏请依照苏绰的话减轻赋役，天下人都感到便利。苏威作为臣子，尚且能够成就父亲的事业。如今给田募役，正是先帝的本意。陛下应当充分成就武王、周公那样的事业，更何况苏威不过是区区臣子的孝行，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臣承受先帝的知遇和保全之恩，又蒙陛下破格提拔，思念感激，流泪不止，不知如何报答。冒昧进献此计，伏望陛下哀怜并裁决。谨此缮录奏闻，恭候敕旨。《东坡全集》卷五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五十三，宋苏轼撰，奏议二十七首 缴还词头奏状六首 范子渊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上奏：本月八日，接到吏房送来的词头一道，内容是任司农少卿范子渊知兖州。臣谨按，子渊现在正受到殿中侍御史吕陶的弹劾，罪名是修堤开河，耗费数万万钱，以及防堤压埽的人淹死了无数。自元丰六年开始兴工，历经七年仍未成功，罪过比吴居厚、蹇周辅还重，应该实行废黜流放。如今却调任知兖州，臣本想撰写责降词。又因为吕陶的奏状已经进呈，此外并没有施行别的处置；兖州又是节镇，历来任命监司以上官员去任职，并不属于责降罪官的地方。臣又想不撰写责降词。再因为子渊无故被罢去司农少卿，出任外郡，似乎正是由于上述弹劾之事，其中颇有疑惑，伏请明白降下指挥，说明究竟应不应该撰写责降词。谨此缮录奏闻，恭候敕旨。吴荀 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上奏：本月十六日，接到吏房送来的词头一道，内容是授朝散郎吴荀为广东运判。臣听孟子说：‘考察远方臣子，就看他所拥护、所任用的人。’近来朝廷任用监司，完全看举荐者。像吴荀这样，声名事迹并不著闻，而他的三名举主竟是吕惠卿、杨汲、黄履。黄履为人，朝廷舆论不把他当作正直之人看待；至于惠卿、杨汲，穷凶极奸、积累恶行，不等臣说也可知。如今却提拔他们所举荐的人，使他到一道主持按察，臣实在不能明白其中道理。有关告词，臣不敢撰写，谨此缮录奏闻，恭候敕旨。沈起 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上奏：本月二十二日，接到刑房送来的词头一道，三省共同奉行圣旨：授沈起叙朝散郎、监岳庙。臣伏见熙宁以来，王安石掌权，开始谋求边功，和四夷结下嫌隙。王韶因熙

译河之功进用，章惇因五溪之事起用，熊本因泸夷之事奋起，沈起、刘彝听到后也仿效他们，结怨交趾、蛮夷，战乱接连，死者数十万人。苏缄一家也因此遭到屠灭，直到今天两广的创伤还没有恢复。先帝当初想杀掉这两人来向天下谢罪，王安石等人却曲意庇护，使他们保全首领，已经是极大的侥幸。元丰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圣旨说：沈起所犯罪行深重，永远不得叙用；天下传诵，都认为这是最恰当的判决。这是先帝不可磨灭的话，不是今日可以凭即位恩典赦免的事情。沈起和刘彝各自负有数十万天下生灵的性命，即使终身废弃禁锢，也仍不足以抵偿罪责。近来只因为稍稍起用了刘彝，沈起便不自量力，竟敢上诉，妄图把罪过一并归给刘彝，攀援把持，期望一定获得任用。臣认为，安南之役，实在是沈起首先挑起，刘彝继而推进。法律有首犯和从犯之分，而刘彝的吏治才能和学术修养尚有可取之处。像沈起这样，才能低劣，平日品行奸险。庆州兵变时，沈起镇守永兴，刚听到流言，便披甲登城，惊动三辅，差点造成大变。他所到之处，治理的情状都被人当作笑话。任杭州知州时，处理事务违反常理，导致遭受灾荒的百姓死亡人数比其他郡多一倍。他还同张靓等人违法宴饮，互相私通，什么坏事都做。朝廷起用刘彝已经不合公议，何况是沈起，更是万万没有赦免的道理。如今只给他一个朝散郎、监岳庙的职务，实在不值得计较。臣私下哀惜先帝极其明断、极其恰当、不可磨灭的话，竟轻易加以改易，实在不忍下笔起草词文，以致四方群小暗中相互庆幸。吕惠卿、沈括一类人，也会逐渐有被起用的趋势，造成的危害不小。伏望圣明深切顾念先帝‘永不叙用’的诏令，不可改易；数十万人的性命之冤，也不可忽忘。明白诏令有关官司：今后有敢替沈起等人请求叙用的，就按其罪处罚。有关告词，臣不敢撰写，谨此缮录奏闻，恭候敕旨。陈绎 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与朝请大夫、试中书舍人范百禄上奏：本月二十二日，接到吏房送来的词头一道，内容是知建昌军陈绎奉圣旨调任知兖州。臣等查考：陈绎任广州知州时，私自从市舶库取用乳香，数量极多，本来所犯罪行极重，只因最初审查不详尽，才把罪责判得过轻。他又从外地购买生羊寄放在屠宰行，命其供应羊肉，计算亏损价钱三十七贯有余。州宅原来供奉一尊檀木观音，陈绎另造了一尊杪木胎的观音，将原来的货卖掉，计算亏损官钱二贯文，属于自盗赃物一匹二丈，按条例应当除名。他纵容男役把下禁军织造坐褥，不让他们赴教。他纵容男役同道士何德顺交游，陈绎又曲意庇护何德顺的弟弟何迪偷税四百两；事情没有查明便抽罚，也没有察觉公使库被盗。男役及随行助教的供给、食钱，还用公使仓谷饲养白鹇，属于守官自盗而又失于防察的赃罪，其他杖责罪行难以全部列举。奉敕：陈绎削去职任、降官、知建昌军。其词大略说：隐匿罪行以至于应当除名，论赃以至于构成自盗。臣等谨按，陈绎资性倾险，士人品行鄙恶，他当时所犯本来就应当除名。任建昌军的命令已经违背公议，哪里适宜收录他再让他主管大州？不仅必定会招致人们的非议，也恐怕使奸邪之人重新得到任用，其后果令人畏惧。有关诰命，臣等不敢依照撰写，谨此缮录奏闻，恭候敕旨。贴黄再次详述陈绎之事：陈绎原先所犯的罪，如果依法按照自盗罪除名，即使后来屡次遇到需恩、登极大赦等恩典，叙用的规定也只能恢复为散官，这同其他赃犯不同。既然已经宽免了他的除名之罪，如今又给他一个大郡，将使贪污无耻之人重新蛀蚀兖州百姓，这不是朝廷为百姓设置官员、谨慎选择守长的本意

译。张诚一

译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与范百禄上奏：本月十八日，接到本省刑房送来的词头一道，奉圣旨：张诚一邪恶险诈、危害政事，有损孝行，追夺观察使、遥郡防御团练使、刺史等官职，仍任客省使，提举江州太平观，发赴本任。臣等查阅详考，张诚一无故多年不葬亲生母亲，既不是身任远方官职，也不是因为事情力量不够，竟敢承受宠荣而忘记亲母，已被清议所抛弃，却仍得到提举宫观的任命，已经使人惊骇。何况谏官本来还说，张诚一打开父亲的棺椁，抢取财物；如果确有此事，即使在市朝公开处死，也不算过分；如果没有此事，也应当替张诚一辨明。此事关系到恶逆不道的罪行，不是普通罪犯的案件，不能不彻底追究。如今既然查办之后还没有明确结论，就应当设立专司审问，穷究实情，依法施行。有关告命，臣等不敢撰词，谨此缮录奏闻，恭候敕旨。贴黄：据京西提刑司查验的文书说，张诚一取出父亲的一条排方犀角腰带，因为埋葬已久，需要命工匠重新装钉。当时张诚一任密院副都承旨，当值人员和随从都可以查验。又担心棺柩内还有盗贼没有盗尽的物品，被张诚一等人私自窃取收藏；他的族人中应当有人知情。臣等请求详细斟酌，依照上述事实追根究底，依法施行。李定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与范百禄上奏：本月十八日，接到本省刑房送来的词头一道，奉圣旨：李定身居侍从之位，却始终不说母亲是谁，厚着脸皮隐瞒本志，冒受荣宠而自欺，削去龙图阁直学士，仍守本官、分司南京，允许在扬州居住。臣等查阅详考，李定所犯的罪，如果起初没有人揭发，只是他自身负有大恶；如今既然揭发者所说如此，朝廷查验属实，却还让这样一个不孝之人以通议大夫身份分司南京，就等于朝廷也允许这类人占据高位，败坏风教，危害不浅。况且查考李定请求侍养时，他的父亲已经八十九岁，按礼法本来不应当准许；李定如果不请求侍养，必定招致非议，获罪不轻，怎么可以把侍养之事抵作心丧？考察礼法，必须勒令他追服。有关告命，臣等不敢撰词，谨此缮录奏闻，恭候敕旨。贴黄：依照律法，父母丧亡而隐匿不举哀的人，流放二千里。如今李定所犯，不只是隐匿而不举哀，又因有人揭发便不承认自己的生母。如果举轻以明重，那么李定所受之罪，恐怕难以仅仅判处流放二千里以下，应该审定。请求罢除详定役法的札子 元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上札子说：臣近来上奏讨论招募、差派衙前役的利害，意见确实偏执，请求罢除详定役法的职务，随即奉圣旨准许所请。如今给事中胡宗愈却封还上述圣旨。实在因为圣旨本来是因臣自己承认意见偏执、请求罢除，并不是朝廷因臣持不同意见而罢免臣。胡宗愈不知情，误以为有必要上奏。臣再考虑，臣先前的议论确实疏略，何况衙前役究竟应当招募还是差派，关系的利害极其重大，并不只是役法中的一件事。臣既然意见不同，实在难以随众签署。伏请仍依前次降下的指挥，早日赐予罢免，进退取决于圣裁。申报尚书省请求罢除详定役法的奏状 元祐元年五月某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申报：苏轼近来上奏说，关于招募、差派衙前役的利害，是因为自己的见解偏执，所以导致议论不同，按理应当黜责。如果朝廷察知这是愚昧而忠诚，并非故意坚持异议，就请早日赐令罢免详定役法差遣所的职务，以使议论归于一致。谨此具文申报三省，恭候指挥。荐举朱长文的札子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与邓温伯、胡宗愈、孙觉、范百禄等上札子说：臣等伏见前许州司户、防军、苏州居住朱长文，经学明达，品行修洁，于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后来从马上跌落而伤了脚，隐居不仕，至今三十年，不因权势利益而动心，不因贫困而改变操守，安于贫困、以道为乐，闭门著书，孝友的诚心感动乡里，廉洁高尚的品行著称于东南。本路监司、本州长官前后多次上奏，称赞他士人的品行和经术，请求朝廷表彰提拔，授任苏州州学教授，但还没有得到施行。近来奉诏令中外臣僚从监察御史以上，都各自举荐两名可以充任内外学官的人，这实在是朝廷广泛求取人才、广泛培育士人的用意。像朱长文这样的人，实在不可多得。他年纪已经五十多岁，从前苦于足疾，如今也能够行走。臣等希望圣慈褒奖他难以进仕的操守，收用长期废弃的人才，量才任用，特赐调任苏州州学教授。不仅可以用俸禄和粮食供养一乡的善士，实际上也能使道义成为该州优秀百姓的模范，进退取决于圣裁。贴黄：伏请特赐查验。新授楚州州学教授徐积的事例，请依照办理。论桩管坊场役钱的札子 元祐元年六月某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上札子说：凡坊场钱、河渡钱，以及方、郭人户、乡村单丁、女户、官户、寺观所出的役钱和酌量增添的酒钱，都集中在一处储管，统称为坊场等钱，一律用来支付衙前召募纲运的官吏、接送所雇之人以及各类衙役人员的费用。如果本州不够，就申报本路，从别州调拨使用；如果本路不够，就申报户部，从别路调拨使用。若是府县，就由县申报提举司，再由提举司申报户部。有余钱的地方，不得因为眼下有余便额外破费；不足的地方，也不得因为眼下不足，便把本应招募的人改为差派。请求详细斟酌后降下指挥。

译论各处色役轻重不同的札子 元祐元年六月某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上札子说：查考各地的色役，都随着本地风俗和事务情况而不同，轻重不一。比如盗贼多的地方，以弓手、耆长为重役；赋税难以催收的地方，以户长为重役；士人不熟悉书算的地方，以曹司为重役。难以限定统一等级，概括地制定法律。如今如果衙前役招募足额，就必须把次一级的重役在第一等户中差派。请求制定以下条款：各处色役，委托本路监司和各地官吏共同斟酌，确定本地色役轻重高下的次序，把最重的役从上等户开始差派。请求详细斟酌后降下指挥。议论富弼配享的奏状 元祐元年六月某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与孙永、李常、韩忠彦、王存、邓温伯、刘挚、陆佃、傅尧俞、赵瞻、赵彦若、崔合、符王克臣、谢景温、胡宗愈、孙觉、范百禄、鲜于侁、梁焘、顾临、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辛公祐、吕希纯、周秩、颜复、江公著上奏：近来接到敕令条文，中书省、尚书省送来礼部的奏状，礼部查考：英宗配享之事，神宗皇帝庙后，降敕令以韩琦、曾公亮配享；关于神宗皇帝神主祔庙所议的配享功臣，如今请求待制以上以及秘书省长贰、著作官与礼部郎官、太常寺博士以上共同议论，奉圣旨依从上述意见。臣等谨按《尚书·商书》说：‘现在我要隆重祭祀先王，你们的祖先也随同先王一起享祭。’《周官》说：‘凡是有功劳的人，把姓名书写在王的太常之中，在大烝祭祀中祭祀他。’司勋负责诏告他们。本朝自祖宗以来，都以名臣陪侑于清庙，历来选择功勋和德行兼备的人，实在很难得到合适人选。神宗皇帝凭借圣明的资质，发扬历代圣人的事业，尊重礼遇旧臣，共同谋求大治；辅佐他的臣子中，有司徒、赠太尉、谥号文忠的富弼。他秉性正直诚实，才略宏大深远，历仕三世，筹谋安定国家；熙宁年间神宗询问旧臣遗老时，所受眷遇尤其优厚；他不顾自身而正色进谏，进退都合乎道义，爱戴君主的志向，即使死后也没有忘记。让他配享神宗皇帝庙廷，实在十分合宜。谨此缮录奏闻，恭候敕旨。再次请求罢除详定役法的奏状 元祐元年七月二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上奏：臣先前曾上奏讨论衙前一役，只应招募，不应定额差派。执政不以为然，臣等便奏请罢免。臣担任详定役法之职，奉圣旨不许罢免。过了一个多月，先前的奏论仍未得到施行，而臣愚昧固执，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近来又私下看到吏部尚书孙永上奏驳斥臣的议论，大概是臣愚昧无能，对上同执政意见不同，对下同本局意见不合。如果不罢免，执政也想立法，便没有办法完成。况且如今期限已经届满，各路制定的法律文书陆续送到本局，全靠通晓事务、意见协调的人共同裁定。像臣这样乖异，必定会妨害成法。请求早日赐下指挥，罢免臣的职务。臣固执违背圣旨的罪，也请一并施行。谨此缮录奏闻，恭候敕旨。申报尚书省请求不要裁定役法议论的奏状 元祐元年七月某日，朝奉郎、中书舍人苏轼申报：苏轼近来上奏请求罢除详定役法，已经奉圣旨依照奏请办理。私下看到孙给事上奏缴还前项圣旨，请求把孙尚书和苏轼的议论交给台谏、给舍、郎官裁定是非，然后罢除不可行的意见，因此必须申报请求指挥。苏轼前后所议役法之事，已经自己知道疏略错误，确实难以施行，有关是非已经没有什么可再裁定的，只请求依照前次降下的指挥施行。苏轼从本月以后，再不敢到详定所签署公事。伏请早日施行。谨此具文申报中书省，恭候指挥。请求留用刘攽的奏状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与胡宗愈、孙觉、范百禄等上奏：臣等伏见朝议大夫、直龙图阁刘攽，近来从襄阳召回秘书省，不久便因病请求出任蔡州知州。自接受任命以来，病情日渐好转，再给他几个月时间，必定恢复健康。谨按，刘攽的声名当时著称，身兼多种才能，文章典雅，博学强记，治理政事的美名如同古代循吏，虽流离困顿、仕途坎坷，仍坚守道义而不回头。这些都是朝廷所知道的，不需要臣等区区称述。只是人才难得，是古今都感到忧虑的事情；旧臣一天天衰老，新进人才还没有成长起来。像刘攽这样已经成材的人，反而在外任职，这是有志之士应当替朝廷惋惜的。希望圣慈把刘攽留在京师，再赐给他几个月的假期，稍加任用，一定会有超过常人的表现。臣等充任侍从，心中感情不能自已，冒昧陈述意见。恭候责罚，谨此缮录奏闻，恭候敕旨。缴还楚建中任户部侍郎词头的奏状 元祐元年七月十九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等上奏：本月二十八日，接到中书吏房送来的词头一道，内容是授正议大夫、充天章阁待制、致仕的楚建中为户部侍郎。臣私下认为，七十岁致仕，是古今共同的道理。不仅臣下有任职、退处的始终之分，朝廷也应当维护礼义廉耻的风气。如果要在已经致仕的年纪重新起用一个人，授予他超常的职任，就必须是国家有非常的政务，而此人有超出常人的资质；才能和声望既然很高，朝廷内外自然都会心悦诚服。近来起用文彦博，天下都注目，四夷也改变了心意。哪里有才能平庸之人，也来玷污这种盛大德行的举动？像楚建中这一类人，决不是合适的人选。臣私下料想，任命一经传出，必定引来群臣纷纷上言。幸好任命还没有公布，可以追回。有关前项告词，臣不敢撰写，谨此缮录奏闻，恭候敕旨。请求不要发放青苗钱粮的奏状

译元祐元年八月四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上奏：接到中书录黄：先朝当初发放青苗钱，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所以当时的指挥规定，必须听取人户自愿，不得强行摊派。后来由于提举官急于求成，务求多发，便暗中胁迫州县，废弃、违背诏书；名义上说是自愿，实际上是强行摊派。有的把全县人户召集起来，有的挨家挨户抄录登记；也有无赖子弟欺骗蒙蔽尊长，钱没有进入家中；还有他人冒用姓名诈领，根本不知道是谁。等到催收时，全都归到本户名下。朝廷深知其中弊端，所以全部罢除提举官，不再设立发放定额考核。听说百姓都感到安稳便利，近来四月二十六日有敕令，命令发给常平钱粮，限定为二月或一月，只是因为人户想借取，能够及时使用；又命令一半留在仓库，一半发放，只是为了使发放额不得随意超过这个数目。至于听取人户自愿，也不得强行摊派，一切遵循先朝本意。担心州县不明白朝廷本意，以为朝廷又想多发青苗钱谷、广收利息，召集人户强行摊派，督促责罚严厉急迫，如同从前设置提举官时一样。八月二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命令各路提刑司告示州县：必须等到人户亲自执状、结保，到县请求借取常平钱谷时，才可以查验，依照条例支给；不得像以前那样召集、抄录登记，强行摊派。仍命令提刑司经常严格察觉，如果有官吏像这样违法骚扰百姓，立即提取审查施行。若提刑司不能认真察觉，就交给转运、安抚司察觉后奏闻，并先行施行。臣伏见熙宁以来实行青苗、免役两种法令，到今天已经二十多年，法令日益败坏，百姓日益贫困，刑罚日益繁多，盗贼日益猖獗，田价日益低贱，谷帛日益贬值轻薄；列举它的危害，实在说不尽。如今朝廷大臣，都是当年对此痛心疾首、流泪叹息，想要停止这些法令却无法做到的人。何况两位圣上恭谨自持，只选择善政而从，免役法已经全部革除，唯独青苗一事只是沿袭旧法，稍加损益，想要扭转它，却采取了像慢慢每月偷走一只鸡那样的办法。譬如有人服药，病情日益加重，身体日益衰弱，饮食日益减少，却始终不说这种药不可服，只是减轻药量、改变汤剂后继续服用，这样可以吗？熙宁的法令本来就不许强行摊派，但危害已经达到这种地步；如今即使重新禁止强行摊派，它的危害仍然存在。农民家庭量入为出，节衣缩食，即使贫穷也还能维持。如果让他们额外得到钱，费用自然会扩大，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何况子弟欺骗父兄，人户冒名诈领，正如诏书所说；这些事情本来就不是强迫摊派所造成的。从前州县同时实行青苗仓法，在发放和缴纳青苗钱时，十成中要耗费二三成；如今既然废除了仓法，仍免不了有人索取，十成中便要耗费五六成，这是必然的趋势。而且官吏无所作为，在发放青苗钱时，必定让酒务设置鼓乐歌伎，或者设关扑卖酒牌子，农民甚至有空手回去的。可是每次发放青苗钱，酒税便骤然增加，这正是我亲眼见到而流泪的事情。二十年间，因为拖欠青苗钱，以至卖掉田地房屋、典卖妻女、投水自缢的人，数也数不清，难道朝廷还忍心实行这种政策吗？我认为四月二十六日的指挥，以发放到一半作为限额，同熙宁年间的法令根本没有什么不同；而本月二日的指挥，仍允许人户自愿领取，没有免于设法驱使百姓，使他们满足一时不合理的花用，却不考虑日后催缴的祸患。这两种做法都不是良法，彼此相差无几。如今已经实行常平仓粮食买卖的办法，除了惠及百姓，官府也略有收益，这样就足够了，何必还要取二分利息来招致无穷的怨恨？有人说，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府库不足，想借此法来供给边防费用。我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如果确有其事，那就是小人的邪说，不可不察。从前汉宣帝时，西羌反叛，议论者想让百姓向边郡输送粮食来免罪，萧望之认为：古代把财富藏在百姓之中，国家不足时便取用有余；因此遇到西部边境的战事，即使按户征赋、按人口收取来补充边地的不足，也是古代通行的义理，百姓不会认为不对，怎么可以因此开启牟利之路，损害已经形成的教化呢？仁宗在位时，西部战事没有停止，大概有十多年，却没有实行青苗法，究竟有什么妨碍和缺失呢？何况两位圣主恭谨节俭，清心寡欲，减少政事，不追求边功，几年以后，府库自然充盈，又有什么危急之处，竟要以万乘君父的尊严，背负放债取利的骂名？从中所得的蝇头小利又能有多少呢？我虽然极其愚钝，仍深深替朝廷感到可惜。请求特地下达指挥，今后青苗钱和粮食不再发放；已经领取的钱粮，等到丰收之日，分作五年十期，随着两税一并缴纳。或者请求圣上慈悲，念及他们多年已经缴纳了很多利息，从第四等以下的人户，一并予以免除，使农民从此卸下负担，也免得后世有所讥议。近来贬谪吕惠卿的告示中说：‘首先创立青苗法，极力推行助役法；如果不把这些法令全部废除，必定会使奸臣找到借口，流传四方，所造成的损害不小。’上述录黄，臣还不敢署名发布，谨抄录奏闻，恭候敕旨。

译论每件事情都降诏加以约束状 元祐元年九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上状奏道：臣听说，孔子说：‘天还说什么呢？四时运行，百物生长。天还说什么呢？’天子效法上天，恭敬自持，端坐面南而治，遵守法度，赏罚守信，天下就会得到治理。三代的贤明君王，没有不遵循这一点的。如果天下的大事关系到安危，而内心的精微之处又有法令无法完全说明的地方，天子才开口发布诏令。在三代称为训、诰、誓、命，从汉代以后称为制诏，都是用来鼓舞天下的，不可轻易使用。如果每次施政立法以后，都一定要再用君王的言语反复叮咛，那么就是朝廷自己轻视法令，认为不反复叮咛便未必会执行。诏令一再发布，即使再三叮咛，人们也不会相信。如今十科举荐不过是朝廷政令中的一项，何况已经立了法：如果被举荐的人不合格，举主因贡举了不合适的人而获罪，按法律属于接受正入己的赃物，举主减三等治罪；如果受贿徇私，罪名较重的就按重罪论处，即使现任执政，也要降官以示惩罚。我认为所立的法令不能说不严厉；如果还认为不够，又为此降诏，那就会降诏不止。臣请求略举今年朝廷施行的荐举法。荐举法共有七件事：荐举转运使、提刑官，是第一件；荐举馆职，是第二件；荐举通判，是第三件；荐举学官，是第四件；荐举重法县令，是第五件；荐举经明行修之士，是第六件；加上十科荐举，是第七件。这七件事的轻重，大致相等。如果十科需要降诏，那么前六件也不能不降诏。今后每一件事便降一道诏书，那么轻慢君王言语，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只是采纳谏官的意见，有时降诏、有时不降诏，那么这样做的道理又在哪里？臣希望告诫执政大臣，只守法度，信任赏罚，慎重珍惜君王的言语，等到大事发生时才发布诏令，那么天下就会肃然起敬，谁敢不敬畏呢？所有上述要求降诏之事，臣不敢撰写诏文，谨抄录奏闻，恭候敕旨。请求加厚张方平恩礼札子 元祐元年十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上札奏道：臣恭敬地看见，太子太保致仕张方平凭借高才卓识、博学雄文，出入朝廷内外四十多年，号称名臣。仁宗皇帝对他的恩遇极其深厚，只因他性情刚直简约，议论高远而少有合作者，所以在世上屡有龃龉。然而赵元昊在西方反叛，用兵多年不能停止，公私都疲惫不堪，方平首先提出与西戎和好的策略，仁宗采纳了，百姓因此得以休息，这件事记载在国史中。又在熙宁初年，首先议论王安石不可任用；等到新法施行，方平都预先陈说其危害，他的大节就是如此。其余在政事和文学方面对世间有益之处，也难以一一列举。神宗皇帝有知人之明，擢升他为执政；后来因遭逢丁忧，服丧期满，王安石等人对他不满，而方平也没有稍稍屈服，因此不再被任用。如今他已经退居南都养老，因为眼病不出门，心灰意懒，行事衰颓，与世相忘。臣私下认为，作为国家元老，历事四朝，年老仍为天下人称道、受到天下人敬服的，只有文彦博、方平和范镇三人。如今彦博仍在朝廷，范镇也重新得到任用；方平虽然年老，闭门不出，难以召来，也仍应加恩慰问，表彰其卓异，以显示两位圣主尊重老人、敬重贤人的意义。如今唯独搁置不问，有识之士都感到疑惑，认为这是朝廷的缺典。愿趁着举行大礼之后，因他先前被召来陪祀却没有到，特出圣意，略加恩礼；或者派遣使者到他那里询问国事，听听他的议论，一定有超过常人的见解。臣忝居禁近之职，不敢把自己置身事外，冒昧陈述，惶恐等待获罪，请决定取舍。

译论冗官札子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上札奏道：臣恭敬地看见，近日进言的人认为吏部官员多而职位空缺少，想要清理入仕的源头，挽救官员冗滥的弊病，裁减任子以及进士多次应举免解的恩例，减少流外入官的人数，已经下发吏部、礼部和给事中、中书舍人等详细讨论。臣私下认为，这几项措施实行了，人情会不高兴；不实行，积累的弊病又无法消除。应当寻求一个合乎情理、适得其中的办法，使国家确实除去弊病，人民又没有失去职分的叹息，这样才算妥当。请求任子以及进士累举免解的恩例全部照旧，只施行以下各项。一是奏请限制文官人数。每逢科场，依照进士法考试大义、策论；如果是武官，就考试弓马，或者考试法律；三人中取一人解送，并且年满二十五岁以上才可以出官。已经考取进士得解的，免于考试；如果三次考试不中，年满二十五岁以上，也允许出官。参加大义、策论和法律考试的人，在京师随进士到国子学；在外地参加弓马考试的，到转运司应试。参加武学考试的，在京师随武举人到武学；在外地则由转运司派官考试。一是进士多次应举、按例应当免解并获得恩典的，都以嘉祐以前的数额为依据，确定为固定名额。如果考试成绩优良，属于名额以内的人数，就按等第推恩，并允许出官；如果属于名额以外，就只给一个不出官的名衔。一是流外入官的人，除去近来已经下诏裁减的三省恩例之外，其余六曹、寺、监等处以及州郡、监司中由人吏出职的，都委派官员调取文书，审察其中有没有侥幸之人，再斟酌确定适中的恩例。以上几项如果施行，任子虽然有三次考试而滞留不进的艰难，却没有终身绝望的叹息；也能使人人致力于学习，文臣懂得经术和时务，武臣熟悉弓马和法律，都对政事有益。进士中多次应举而有词学的人，自然可以出官；如果没有什么才能，得到一个只有虚名的官职，免于成为平民，也没有什么可怨恨的。如果其中有可取之处，请下发有关文字一并详细讨论，请决定取舍。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上札奏道：臣私下听说谏官说，臣近来撰写的考试馆职人员的策问，涉及讽刺议论先朝的话。臣退下后恭敬思考，其中大意是：‘如今朝廷想要效法仁祖的忠厚，却担心百官有司不能履行职责，甚至流于偷安；想要效法神考的励精图治，却担心监司、守令不了解他的本意，流于苛刻。臣所说的偷安和苛刻，专指今天的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法令，恐怕使这两种弊病加到二帝身上，与二帝有什么关系呢？’至于前面议论周公、太公，后面议论文帝、宣帝，都是作文中引用事例的通常写法，也没有把他们同二帝相比的意思。何况这份策问的第一、第二首是邵伯温所作；末篇才是臣所撰，三首都是臣亲自书写后进呈的，难道能逃过圣上明察吗？如果有丝毫讽刺议论先朝的意思，臣死有余罪。伏愿稍稍回转如日光般的圣明照察，使臣孤忠不被众口销毁。臣无任伏地待罪，战栗恐惧至极，请决定取舍。又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上札奏道：臣近来因为试馆职策问一事，被台谏官指责。臣起初不敢深加辩解，因为如果通过自我辩解来请求离职，反而像是不愿离职。如今私下听说圣明的诏令已经查明事实，而臣四次上章，四次都没有获准。臣为人臣的义理在于身命不属于自己，言辞和道理都已穷尽，不敢再请求离去，因此又勉强自行说明一次。臣所撰写的策问，开头引用周公、太公治理齐国、鲁国，后世仍不免衰乱，用来说明子孙不能奉行祖先的法令，那么即使是大圣大贤制定的法令，也不免产生弊病。后来引用文帝、宣帝仁厚而政事不废、考核实际而政治不苛刻，用来说明臣子如果奉行法令而得其本旨，没有观望迎合之心，那么即使是文帝、宣帝的政治，也足以没有弊病。中间又说六位圣人相承治理天下，方法虽不同，却同样归于仁；其中所谓偷安和苛刻，专指今日的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了解朝廷效法先帝的本意，因而有时会达到这种地步。文章的义理十分明白，黑白分明，何曾有丝毫疑似议论先帝之处？不只是朝廷知道臣无罪可以释放，臣自己也知道无罪可谢。然而臣听古人说：‘人最相信的是自己的心和眼，最亲近的是母子，最不会迷惑的是圣贤。’可是到了偷斧子的故事，才知道心和眼也会被扰乱；到了投杼的故事，才知道母子之间也会产生疑惑；到了拾煤的故事，才知道圣贤也会被迷惑。如今指责臣的人不止三人，接连上章，数十次还不止，而圣上判断确实明白臣无罪，这就远远超过了心目之间的互信、母子之间的亲近和圣贤之间的相知。圣上的恩德诏书一经发布，天下都会歌颂，史册也会记载；凭借耳目所听见、所看见，明察而通达、洞悉真伪，没有谁能像陛下这样。并不只是臣这微末之人想用一死来报答，凡天下做臣子的人听到这件事，没有不想粉身碎骨、向陛下效忠尽义的。否则，也不只是臣一人承受含混不明的诽谤，凡天下做臣子的人听到这件事，也会把臣当作警戒，崇尚忌讳，畏惧避嫌，观望附和，只求苟且免罪，这难道是朝廷的福气吗？自从臣听到命令以来，一顿饭叹息三次，一夜之间多次起身，身与口相互谋划，不知死在何处。然而臣所撰的策问实际上也有罪，如果不把一切说尽，就是欺骗陛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宽和与严厉相互辅助，君臣之间应当互相补益、各陈可否。

译如果上面认为可以，下面不问是非也跟着说可以；上面认为不可以，下面不问曲直也跟着说不可以，那么就是晏子所说的‘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得下呢’，也是孔子所说的‘只让我说而没有人违背你，这足以亡国了’。臣从前在仁宗朝参加制科考试，所进呈的策论以及回答圣上询问的话，大体都劝仁宗振作精神处理各项政务，督察百官；仁宗果然察核并努力施行。到侍奉神宗时，屡次接受召见、回答询问，退下后上书数万言，大体都劝神宗忠恕仁厚，包容污秽，委屈自己来使百姓宽裕。臣这点不自量力的心思，常想仰慕古代贤人，使君臣之间互相陈说可否，大概就是如此。臣恭敬观察两位圣主即位以来，圣明的政事日益更新，全都出于忠厚，大多实行仁宗时的旧政，天下人一致拥戴感恩，本来没有什么可议论的。然而臣私下忧虑过多，常常担心百官有司矫枉过正，有时流于偷安，使神宗励精图治、核实政事的政策逐渐衰坏。臣深深担心几年以后，驾驭官吏的法令逐渐宽松，理财的政务逐渐疏略，边防的筹划逐渐松弛，那么意料之外的忧患将多得无法尽述。虽然陛下广开言路，没有什么忌讳，但台谏所攻击的不过是先朝之臣，所非难的不过是先朝之法，正是用水来调和水，臣私下对此忧虑。所以臣便依据这个意思撰写上述策问，实际上是讥刺当今朝廷以及宰相、台谏一类的人，希望陛下读到后能够有所感动，从而兼行二帝忠厚与励精图治的政策。台谏如果因为这些话来指责臣，朝廷如果因为这些话治臣的罪，那么即使受斧钺诛杀，也甘之如饴。如今却说这是讥刺先朝，那就疏远而不切合了。况且不只是这份策问如此，今天臣也不避烦琐，尽数陈述事情的始末。前年臣从登州被召回，开始拜见前宰相司马光，司马光立即同臣谈论当今的要务，列举他想施行的事情。臣回答说：‘您想施行的各项事情，上合天意，下合民心，没有什么可疑虑的。只有役法一事不能轻率议论。为什么呢？差役法和免役法各有利弊。免役法的弊端，是搜刮百姓财产，使十室九空，钱财聚集于上，而下面有钱荒的忧患；差役法的弊端，是百姓常常被官府差遣，不能专心务农，而贪官猾吏又能借机作奸。这两种弊害的轻重，大概相差不多。如今用那一种替换这一种，百姓未必会高兴。’司马光听后惊讶地说：‘如果像您所说，打算怎么办呢？’臣回答说：‘法令之间互相承接，事情就容易成功；事情逐渐推进，百姓就不会惊扰。从前三代的法令中，兵农合而为一；到秦代才分为两种；到了唐代中叶，又把府兵全部变成长期征戍的士卒。从那以后，百姓不懂军事，士卒不懂农业；农民拿出粮食和布帛来养兵，士兵献出性命来保卫农民，天下人都认为这样便利。即使圣人再次出现，也不能改变它。如今的免役法，实际上与此很相似。您想骤然废除免役法而实行差役法，正如废除长期征戍而恢复民兵，大概不是容易的事。先帝的本意，是让百姓按户出钱，专心务农；即使有贪官猾吏，也无从施加暴虐。坊场、河渡由官府自行经营出售，再用这些钱雇募衙前，百姓不知道还有仓库纲运导致破家的灾祸，这是万世的利益，决不可改变。只有两种弊病：多把这些钱供其他用途，实际封存并收取宽剩役钱；争相购买坊场、河渡，以抬高不实的价格。这是王安石、吕惠卿的阴谋，并不是先帝的本意。您如果完全去掉这两种弊病而不改变役法，那么百姓会高兴，事情也容易成功。如今宽剩钱名义上说是取十分之二，合计天下实际上只达到十五分之一，而实际上连一文钱也没有用处。您如果完全去掉这五分之一，又让百姓可以方便地用布帛、谷米折纳役钱，官府也用来支付雇工工资，那么钱荒的弊病也可以完全消除。’ 这样而天下人都感到便利，您还要求什么呢？如果还没有达到目的，以后慢慢再议论，也不算晚。司马光听了臣的话，非常认为不对。臣又对司马光说：‘熙宁年间曾实行给田募役法，这种办法是用官有田，以及用宽剩役钱购买民田来招募役人，大体如同边郡的弓箭手。臣当时任密州知州，推行这种办法，先招募弓手，百姓非常便利。这本是先帝圣意所创立的，推行还没有完成，就因为身边人的不同意见而停止。如今大略计算天下宽剩钱粮，约有三千万贯石；因战争支用的仅仅耗去一半，这本来是民力，应当重新用给百姓。如今内府钱财堆积如山，您如果极力向皇上进言，索回这些钱，使三千万贯石恢复完整，并在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推行先帝买田募役法，几年以后，三路的役人可以减少大半，宽裕民力，以等待边境缓急时使用，这是万世的利益、社稷的福分。’司马光更加认为不可行。这三件事，臣另有一篇详细说明利害的文字，此处不敢全部说明。去年二月六日诏令下达、开始实行差役法时，司马光谈到恢复差役法，臣的弟弟苏辙任谏官，上疏详细论述，请求把现有的宽剩役钱用来雇募役人，以一年为期限，令朝廷内外详细讨论后再立法；又说衙前一役可以立即使用旧人，仍完全按照旧数发给每月的重难钱，把坊场、河渡的钱总计起来，在各路统筹发放，但这些意见都没有得到施行。等到诏令派臣详定役法，臣于是得以申述弟弟苏辙以前的意见，先同本局官吏孙永、傅尧俞等人反复辩论，随后到西府和政事堂中同执政大臣商议，但都没有被采纳，于是上疏极力陈说：‘衙前可以雇用，不可差派；先帝制定的这项法令可以守，不可以改变。’因此请求停止详定役法。当时台谏官彼此观望，没有一个人说话来判定是非。如今差役法的利弊，还难以一两句话仓促说明；但弓手不许雇人，是天下共同忧患的事。朝廷知道后，已经改变法令，允许雇人，天下都认为便利，而台谏官还接连上疏极力争论。由此看来，他们的意图只是要改变熙宁年间的法令，不再比较利弊，综合采用其中的长处。臣任中书舍人时，刑部、大理寺列举熙宁以来不应因赦免而除去官职的法令，共有几十条，都想删去。臣同执政大臣多次争论，认为先帝在这方面大概有深意，不可全部改变，因此得以保留的很多。臣每次撰写监司、守令的告词，都用‘奉行并守护先帝的约束，不敢松弛废弃’来告诫，文书档案都在，可以重新查考。由此看来，臣哪里是在诽谤议论先朝呢？

译臣之所以一再逐条陈述，不只是为了自我申明，实在是看到士大夫喜欢相同、厌恶不同，泯灭是非而渐成风俗，深深担心陛下深居宫中，不能完全听到天下利害的真实情况。愿陛下因臣这些话警戒在位者，挽救他们偏颇的地方，削减有余，补足不足，天下幸甚。如果认为臣狂妄而不懂忌讳，即使赐臣诛杀，死后也将不朽。臣感恩思报，激切惶恐至极，请决定取舍。缴进给田募役议札子【前接元丰八年十二月奏状】元祐二年二月一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上札奏道：臣前年十二月从登州被召回，起草了这篇奏状却没有来得及上奏。近来因议论政事，已经具奏。臣私下认为大略是：如今还可以推行，因此抄录以前的奏状缴上申奏。臣前年经过郓州时，原本同京东转运使范纯粹共同提出这个建议，范纯粹让臣先提出，已经约定随后接续上奏。后来听说执政大臣的意见不合，所以没有再说。然而范纯粹对这件事研究得尤其详细，臣有所不及。如果朝廷审阅这篇奏状认为可以施行，就请求再下令给范纯粹，让他具陈利害上奏，请决定取舍。论修改受册手诏请求罢免职务札子 元祐二年二月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上札奏道：臣近来奉诏撰写太皇太后将来只在崇政殿接受册命的手诏。臣愚昧地担心其中有认为今不如昔的嫌疑，所以大意写道：‘朝廷增减制度的文辞，各自依照适宜来称述，是为了推广圣明谦抑退让的意思。’意思是说，这项文德受册之礼，在今天实行是过分的，在过去实行则合宜。没想到文辞鄙陋浅薄，未能充分表达圣意，以致烦劳改定。臣谨按旧例，凡是诏令文辞有所改动而被认为不称职的，都应当罢免。伏望圣上慈悲，察知臣衰病荒废学业，特赐解除职务，以安置臣微薄的本分。臣等待治罪至极，请决定取舍。请求录用郑侠、王斿状 元祐二年三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上状奏道：臣听说，国家的兴衰系于习俗；如果风俗气节不能振作，朝廷自身就会降低。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一定要振奋士气，尤其应当寻求那些难以迎合、自我尊重的人，以养成礼义廉耻的风气。臣等恭敬地看见，英州别驾郑侠从前以小官身份触犯权贵，冒死也不顾惜，进献直言；秘阁校理王安国以布衣身份被先皇帝知晓，擢升到馆阁，召至便殿应对。而他的哥哥王安石做宰相，如果稍加依附，便可以立刻获得富贵；但安国挺立不屈，不仅向先帝尽忠，也曾用苦口之言和长远谋略规劝、告诫他的哥哥，最终因同郑侠交游而同时获罪。吕惠卿首先兴起大狱，邓绾、舒亶等人罗织他的罪名，一定要把此人置于死地。幸赖先帝仁慈圣明，只加以流放驱逐。没有几年，吕惠卿被逐，王安国又被起用。如今朝廷赦免郑侠的罪，恢复他的旧官，至今已经过了一年多，但郑侠始终没有到吏部参加铨选。考察他一生出处的大节，合于古代君子舍生取义、难于进仕而易于退处的道理。朝廷如果不稍加优待表彰，臣等恐怕郑侠会浩然归隐江湖，一去不返；如果突然死去，就会使有识之士一定为朝廷感叹失去了人才。至于王安国，不幸短命，更是忠臣义士所哀悼惋惜的。臣等曾认识他的幼子王斿，他聪敏而笃志好学，正直而喜爱道义，很有安国的风范。培养成才后，一定有可用之处。希望圣上慈悲，召郑侠到朝廷，并考察王斿的品行事迹，把他们一并录用；这不只是为了在九泉之下表彰直臣，也是用来振作当代士气。谨抄录奏闻，恭候敕旨。荐举布衣陈师道状 元祐二年四月十九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与傅尧俞、孙觉上状奏道：臣等恭敬地看见，徐州布衣陈师道文辞高古，超过同辈，安于贫困而守持道义，仿佛准备终身如此；如果不是自己认为合适的人，他按道义就不前往拜访。他壮年而未出仕，实在是被遗漏的人才。希望圣上慈悲，特赐录用，以此奖励士人。况且臣苏轼、臣傅尧俞都曾以十科荐举陈师道，伏请查考以前的奏章，一并施行。谨抄录奏闻，恭候敕旨。请求留用顾临状 元祐二年四月二十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与李常、王存、邵伯温、孙觉、胡宗愈上状奏道：臣等私下看见，给事中顾临天性正直，学问有根基，慷慨持正，不向任何人阿谀屈挠。他任职以来，封还诏书、驳正政令、发表议论，凛然有古人的风范。侥幸钻营之徒都侧目畏惧。近来听说授任他为天章阁待制，充任河北都转运使，远离朝廷，众人都为此叹惜。如今两位圣主临朝，正在整肃纪纲，像顾临这样的人，正应当安排在身边，以补朝廷的缺失。有人说因为黄河阻碍治理，所以调派顾临；但顾临所学，实在有超过治河的地方。治理黄河的才能，固然有胜过顾临的人。希望朝廷另选深知河务的人出任河北使者，同时留顾临在朝廷，使他尽到忠诚正直、辅弼补益的职责。臣等身居侍从之位，心中有所见，不敢不尽数陈述。谨抄录奏闻，恭候敕旨。《东坡全集》卷五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五十四，宋苏轼撰，奏议十八首

译论擒获果庄后庆贺过早札子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奏道：臣私下听说，熙河经略司上奏，生擒西蕃首领、果庄宰相，打算明日举行庆贺。臣愚昧地认为，偏师独自取胜，固然也值得庆贺；但定在明日举行，臣认为太快了。如听说本路出兵不止一支，现有一名将领正指向青塘，那是阿里库的巢穴。如果再等三五天，一定还会有接续的奏报，到那时庆贺也不晚。如今俘获强敌，功劳确实不小；奖赏功臣、勉励后人，本来不应轻率。但朝廷正想整顿边防、肃清骄横懈怠，如果捷报早晨送到，满朝晚上就庆贺，那么边臣听到后，必会认为这是世所罕见的奇功；如果恩赏礼遇又过分，就会使将领骄傲、士卒懈怠，以后无法驱使他们。希望朝廷用沉静来镇定局势，用不可测度来显示威严。从前谢安击败苻坚，战报送到时，谢安仍与客人下棋不停，只说：‘小孩子们已经打败贼军了。’谢安也不是故意矫情，大概是众目观望之下，事体本应如此。关于明日庆贺之事，请求重新详细斟酌后下达指挥。臣受恩深重，不敢不越职妄言，罪当万死，请决定取舍。因擒获果庄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 元祐二年，苏轼奏道：臣私下看见，近来熙河路上奏生擒果庄，百官庆贺，朝廷内外共同欢庆。臣愚昧无知，私下认为安危的关键正在今天。如果应对得当、处置有方，那么安定边疆、使百姓休息，一定从此开始；否则将领骄傲、士卒懈怠，把胜利变成灾祸，也不足为怪。因此臣想陈述前后招致寇患的原因，接着讨论如今对待敌人的要领。虽然狂妄愚昧，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也是臣子通常应尽的职责。先帝从前用兵多年，虽然中原疲敝，但夏人也困顿折损，几乎到了灭亡的地步。横山一带沿边七八百里，不敢耕种的地方达到二百多里。岁赐既已停止，和市也断绝了。他们那里一匹布帛价值五十多千，其余老弱迁徙流离，牛羊损失毁坏，所失去的东西大概数不胜数。在饥饿困乏之余，才开始叩关求和。当时执政大臣谋划不深，因为中原厌恶战争，便接受了他们的使者。每来一名使者，赏赐和贸易所得的绢不下五万匹。使者回去卖掉，每匹只卖五六千钱，他们的百姓十分高兴。一名使者所得的利益，大抵不下二十万缗。使者来了五六批，多年停止的岁赐便可以坐享恢复。有利就进攻，不利就再次求和，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如果当时大臣因他们的请求，只接受他们的文书而不接纳使者，并下诏让边臣同他们往返商议，那么新近取得的疆土，取舍权在我方；等到他们的言辞和意图屈服，约束条件明确坚固以后再接纳他们，那么他们即使背恩反复，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迅速。敌人虽然有轻视我方的意思，但没有西蕃来解除仇怨、结成友好，也还不敢轻举妄动。阿里库是栋戬的叛臣，曾挟持契丹公主，杀死他的君主的两个妻子。栋戬死后，他把尸体藏起来不发丧；过了一年，众人安定下来，他才诈称自己是继承人，伪造署名果庄、温锡沁等人的文书，向朝廷请求承认。当时执政大臣如果暂且命令边臣审问果庄等人：阿里库本应继立，为什么不立？如果朝廷答应你们的请求，便授给你们节钺，那么阿里库才是真正的君主。你们能够像臣服栋戬那样臣服他吗？如果这些人无言以对，那么各羌部就会心服。阿里库一旦确立，必能统一各部，我们又有什么可求的呢？如果他们不服，那么争端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爵命还没有颁下，过错不在我方。他们既然一国有三个首领，我们就分别施加恩礼，各自授予一个接近上使等级的名号。果庄等人各自得到所希望的，应该也不会有忧患。当时执政大臣没有深思这一点，只把省事当作安定，因为他们妄自请求，便授予了节钺。阿里库自己知道不应当被立，因此既被立又忧惧；果庄之所以讨伐他，正是这个原因。于是阿里库想借助西夏来抬高自己的地位，这才开始有了解除仇怨、结交友好的谋划。果庄也不满朝廷把叛臣立为君主来统治我们，所以愤怒而侵盗边境。夏人知道各羌部已经反叛，于是起兵同他们和好。这就是臣所说前后招致寇患的原因，是明主不可不知道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不必再追究，但可以作为将来的鉴戒。元昊原本怀有大志，长于用兵；谅祚承受天性凶狂，轻率动用军队，所以他们造成的边患都要经过多年才平定。如今梁氏专擅国政，平素同许多人不和，正在内部互相图谋；他们怎么能凭着创伤残破、呻吟困苦的余力，长久同中原为敌呢？推测他们的奸谋，大概比不上元昊、谅祚。但我认为两位圣主在位，恭谨沉默、守成持重，仁慈宽恕的心意远近皆知，他们一定不会有用兵的打算，于是夏人就会放肆地提出无厌的要求。兰会诸城、鄜延五寨，想请求而不能得到，势必威胁便会得到；一旦猖狂起来，要求没有得不到的，他们的谋划不过如此。如今私下听说朝廷已经下诏各路，命令并勉励战守，深刻说明逆顺曲直的道理，这固然是当前的急务；但诏书中又允许夏人自行悔过自新。臣私下认为，开放边境开得太急，接纳他们接纳得太快，还没有交战一次，厌恶战争、想求和的意思已经显露在外，这又重蹈前日的错误了。臣对此十分惋惜。如今若听到擒获果庄的捷报，或者渐渐有了叩关求和的谋划，他们必定先说一番恭敬和凶狠相杂的话，接着提出无穷无尽的要求。如果朝廷又接纳他们的使者，就是把想战想和的权力全交给了他们：有所求就一定得到，得不到就一定反叛。这样即使偷得一时安定，也必定会引起无穷的祸端。因此臣希望明主在内心作出决断，郑重告诫大臣，秘密敕令各位将领：如果夏人叩关求和，应当接受他们的文书而退回使者；然后明确告诫边臣，夏人承受朝廷恩德不可计算，却无故违犯顺服之道，如今虽来求和，反复难以保证。如果确实改变心意、向往教化，应当先同边臣商议；假如言辞意图没有十分屈服，约束条件没有十分明确坚固，就暂且拒绝他们，以表示我方虽不拒绝他们的善意，却也不急于求和。他们如果真心服从而来，即使我方没有接纳使者，他们也一定不会在往返商议期间突然再次侵边；如果不是真心服从，那么我方即使完全敞开心怀、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们，又怎能保证他们不反叛呢？今年泾原的入侵，难道是我方待他们不够周到吗？只要我方军队训练精熟、士卒粮食充足、侦察候骑精明，他们得不到大的收获，不过几年，必然自行困顿衰败。

译现在即使稍微劳苦一些，以后也必定能够坚定安定。这就是臣所说当今对待敌人的要领，也是明主不可不知道的。如今朝廷的意图在于使百姓休息，不怕委屈自己，而臣却进言想让他们的请求变得艰难，不急于求和，似乎同圣意相违。然而古代圣贤想要实现自己的意图，一定有委婉成全的方法，从来不直接任性地径直施行。将要收拢它，必先暂且使它张大；将要取得它，必先暂且给予它。直接任性地径直施行，从来没有能达到目的的。若权衡利害，推究事情的最终结果，那么臣愚拙的计策对于安定边疆、使百姓休息，必定长久而稳固，同圣意根本没有一点不同。然而臣私下估量朝廷之中，似乎有人想把害怕惹事当作没有事情，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治理国家不可以主动生事，也不可以因为害怕出事而回避，害怕出事的弊病同主动生事一样。譬如没有病却服药，和有病却不服药，都可以杀人。主动生事，就像没有病却服药；害怕出事，就像有病却不服药。近来阿里库的请求，人人都知道不应当答应，朝廷却答应了，只求无事；然而事情的兴起竟发展到这个地步，岂不是近于有病却不服药吗？如今又想仓促接纳夏人的使者，就是病还没有除去，药却先停止了，这同前者相差多少呢？臣在侍从之中所受恩遇极其深厚，陛下对我的委婉保护同众人尤其不同，所以我才敢越职在事情发生之前进言；臣不胜恐惧惶悚，等待治罪，请决定取舍。请求诏令边吏不得进取，以及论述果庄事宜札子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道：臣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先使敌人的内心归服，其次才使其武力屈服，这样战争容易平息，功业也容易成就。如果不能使其内心归服，只凭武力，那么即使战胜了，敌患反而会更加深重，何况不能取胜呢？即使功业成就了，战争也不会停止，何况功业不能成就呢？近来西方用兵多年，先帝的本意完全在于吊民伐罪，可是贪图功劳、制造事端的臣子只顾杀人争地，得到一寸一尺土地也不问利害，先修筑城堡，设置州县，使四夷竞相畏惧中国，以为朝廷专门想夺取土地，不把我们的族类全部消灭就不会停止，因此他们合力拼死抵抗，没有一个肯服从。如今虽然朝廷爱惜生命、厌恶杀戮，不致力于长远谋略，但他们还没有相信这种心意，憎恨和畏惧也没有减退；内心既不服从，就只有较量武力，等到武力屈服、真实情形显露，胜负还未可知。如今刚刚攻取果庄，威势震动中外，边臣争相鼓勇，都想建立功劳，以为河南的土地举手投足之间即可取得。即使真的取得，也免不了修筑城堡、屯驻军队、设置官吏、积聚粮食来守卫，那么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休息呢？从前王韶攻取熙河，整军独自取胜；假如王韶有长远考虑，诛杀叛乱者而使其归于忠顺，也不过任用当地豪酋罢了。那么如今又何必再做什么呢？之所以战争接连、祸患不断，使中国疲惫困敝，就是因为把那里设置为郡县。过去的事已经不能后悔，今后的事却又不以此为戒，如今还想攻取讲武城。有人说：这是要害之地，不能不取。当唐朝强盛时，安西都护府距离长安万里；如果说到要害之地，那么从这里向西就没有不可取的地方。假如各部羌人知道中国有不断进取的意图，那么敌患会更加深重，战争也不会停止，这种祸患哪里能够估量呢？臣希望陛下深切诏告边吏：叛乱就讨伐，归服就安抚。从今以后，不要再夺取一寸一尺的土地，不要焚烧房屋，不要杀害老弱。这样经过一年，各部羌人就可以用一纸檄文使其安定。然而朝廷的真实意图本来就难以传达，将帅未必会听从。即使每天发布文书，终究恐怕也没有益处。应当驿传召陕西转运使一员赴阙，亲自告诫他，让他回去向将帅说明，并察看谁不遵从诏令。臣又私下听说，朝廷议论认为果庄犯上作乱，罪当诛死。然而把他比作鸟兽，不值得深责；他的子孙和部族仍足以在边境横行。保全他的首领，使其心中有所牵累，把他作为重要人质，或许可以取得他的作用，这实在是当今最好的防御办法。但臣私下估量，果庄凶悍豪强，平素尊贵，如今老病将死，一定不能甘心长期受困受辱，以此作为求生之计。他知道自己活着终究不能回去，只会使他的臣子和首领有所顾忌，不敢再报仇，必将绝食求死，以激发部众的愤怒。即使不是这样，老病交加、忧愁愤懑，也不是长久活下去的办法。果庄如果死了，他的臣子就会一心报仇，必定同阿里库联合，向北与夏人交往；这正是胡、越同舟又遇顺风的形势，他们的交情一定牢固。温锡沁处在阿里库和夏人之间，土地狭小、力量薄弱，形势必然危险。如果看见它被吞并而我们不能救援，使两个敌人从三面窥伺熙河，那么这种祸患就不是一两件可以数清的了。依臣愚见，可以诏令边臣同果庄约定：如果他能使自己的部族讨伐阿里库，并送纳赵纯忠，就当放你生还，以天地为质，表示一定守信。果庄如果听从，就稍微给他富贵，使他相信臣，并向他说明朝廷的真实意图。果庄既然有生还的希望，就不会采取求死的办法，他的部众一定会听从。用果庄的部众和温锡沁联合讨伐阿里库，势必能够取胜。取胜后又送纳赵纯忠，即使放果庄回去，也可以没有后患，这是必然的形势。西羌本来同夏人有世代仇恨，果庄本来也同阿里库不和。如果许诺让他生还，他的部众必然会互相攻伐。即使不能诛杀阿里库，也足以使两人彼此猜疑而不能联合。从前太史慈同孙权交战，几乎杀死孙权；后来孙权得到太史慈，释放他而不杀，放他回豫章，太史慈最终建立了奇功。李愬得到吴元济的将领李祐，解开他的捆绑而任用他，同他一起起居，最终擒获吴元济。不是豪杰名将，不能做这种超出常规的事情。议论的人有人说，果庄是兼用邻近各界酋豪的力量奋战才擒获的，彼此仇怨已经很深；如果放他生还，这些人一定没有保全自己的道理。臣认为不是这样。如果果庄死在中国，他的部众对这些人的仇恨一定更深；如果他生还，他们的仇恨反而较浅。这些人依靠中国作为援助，足以保全自己。自古以来西羌的祸患，只怕他们解除仇怨、结成盟约。如果各处都成为仇敌，正是中国的利益，没有什么可疑虑的。臣越出职分进言，惶恐不胜，谨待罪责，请陛下裁决。请求约定果庄讨伐阿里库札子

译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道：臣近来私下看到刘舜卿的贺表，详细说到阿里库的罪状；又私下听说舜卿请求削夺阿里库的官爵；又听说阿里库上章请求保全性命。议论的人有人想允许他改过自新。依臣愚见，这两种说法都不妥当。为什么呢？阿里库凶恶狡猾、反复无常，必定没有改过洗心的道理。如今听说他的女儿已经嫁给梁乞逋的儿子，推想长远情形，他们一定会协力拼死，共同成为边境的祸患。这次上章请求保全性命，大概是因为部族刚刚被击破，众叛亲离，担心我们乘胜进讨，力量不能支撑，所以隐藏真实情绪，忍受羞辱，以求成就大事。如果让他休养数年，积蓄力量、养精蓄锐，再借用我朝的爵命来威胁各部羌人，诛杀不依附自己的人，等羽翼已经形成，西北相互呼应，必将成为中原的忧患，不只是一个地方的祸害。而且夏贼违逆天意、侵犯顺服之国，本来就是因为轻视朝廷，以为朝廷一定不能讨伐。如今如果立即听从阿里库的请求，那么他们原先的估计确实没有错。西蕃小丑，早晨叛逆，晚上就允许通和，那么夏国的请求也没有不允许的道理。两个敌寇放纵滔天，想战就战、想和就和，没有什么不可以，西方的忧患就没有停止的时候了。然而如果最终听从舜卿的请求，削夺阿里库的官爵，就必须发兵深入进讨。他刚刚丧失大首领，全国戒惧；我军深入，如果没有其他奇谋，恐怕难以达到目的。臣愚见，应当让边将送出厚重财物，派遣善辩之士离间他的心腹，破坏他的羽翼。如今听说温锡沁等部族已经被他扣作人质，势力不能行动，而森摩凌戬就在他的身边，表面相同而内心不同。如果采用臣先前的计策，让边臣同果庄约定：如果能使他的部族同温锡沁、敛氊等联合讨伐阿里库，送纳赵纯忠，就许诺让他生还，这正是所谓用敌人攻打敌人，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如果朝廷立即允许阿里库通和，就必须推诚相待，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不可再使用计谋来图谋这个贼人；数年以后他一定会自行飞扬起来，这就是所谓养虎遗患。因此臣希望朝廷既不接受他通和的请求，也不削夺他的官爵，暂且保留而不追究，把他置于法度之外，暗中让边臣用计谋图谋他，这似乎是较好的防备。臣屡次冒犯天听，罪当诛死，请陛下裁决。参与审定叶祖洽廷试策问状两首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同苏辙、刘攽上状奏道：根据元祐二年十月十一日尚书省札子中的条文，臣僚上言说：近来听说兵部郎中叶祖洽改任礼部郎中，给事中赵君锡封还驳正，认为不应当，并且论说叶祖洽廷试策问中有讥刺宗庙的话。臣愚见，如今详细考察赵君锡的驳议，极不妥当。臣取得叶祖洽印本的试策，查究其中并没有讥刺的话，不知赵君锡凭什么看出他的讥刺。伏望陛下命赵君锡逐条列出叶祖洽讥刺的话，下交近臣共同审定，以辨明冤枉和正直，使应试之士、谋议之臣都能尽心直言而不回避，不要因顾虑后患而有所畏惧。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命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共同审定，听候奏报。臣等私下认为，先帝亲自策问贡士，本来是想让人人尽情发言，没有什么回避顾忌；士人论事，必定要追究事情的始末。言语有时涉及祖宗之事，其中的是非义理难以隐讳，只应考察他所说的是否正确，据此决定升黜，不可一一指为诽谤讥刺。取得叶祖洽所试策卷，粗略说：‘自祖宗以来直到今天，纲纪法度苟且简略、因循不举的，确实不少。’ 又说：‘应当同忠诚、智慧、豪杰之臣共同谋划，使之焕然一新。’臣等认为，祖宗拨乱反正，承平一百年，纲纪法度最为完备。即使时势不同、事情变化，按理也只应有小的损益调整，不能说成因循苟简，便想让朝廷同大臣共同谋划而彻底更新。详细看这些话，显然是叶祖洽学术浅陋昏暗，议论乖谬。如果说这是讥刺宗庙，也同样不可以。谨录上奏，伏候敕旨。附黄：臣等根据朝廷策问，同谏议大夫共同审定后奏报。如今据左谏议大夫孔文仲的公文，他已经另行上状陈奏，不再连署。又附黄：叶祖洽及第那天，臣苏轼任编排官，曾上奏请求将他黜落；如今已经具列事实，另行上状奏报完毕。又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状奏道：臣近来奉到圣旨，审定叶祖洽所试策问，臣已经同刘攽等作出定夺，奏报完毕。臣如今详细查阅元先降下的臣僚上言，其中说：‘凡在朝廷的大臣，大多是当时考试的官员。’如果真有这句话，怎么敢把他擢置第一？臣等如今作出定夺，认为叶祖洽显然学术浅陋，议论乖谬。叶祖洽及第时，臣任编排官；据初考官吕惠卿等评定，叶祖洽为第三等中，应该列入甲科；覆考官宋敏求等评定叶祖洽为第五等中，应该黜落。臣曾把事情缘由详细奏报，请求将他黜落。又据叶祖洽原来的试策卷说：‘自祖宗以来直到今天，纲纪法度因循苟简而不能施行的，确实不少。’如今叶祖洽上章自我辩解，却删减了上述话语，只说：‘自祖宗以来直到今天，纲纪制度比起前代，也有因循而未施行的地方。’显然叶祖洽知道‘苟简’一语不可说，所以故意删减。谨录上奏，伏候敕旨。大雪时请求延长省试期限，并请求御试不分初考、覆考札子

译元祐三年正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道：臣私下看到，近来大雪覆盖方圆数千里，道路艰难阻塞，四方赴省试的举人，十人中还没有两人到达京城。朝廷虽然商议延长期限，然而由于三月放榜迫近，所延长的日数不多。到时如果还有三五百人因赶不上而不能应试，恐怕使孤寒举子更加无所归依，也不是朝廷急于求取人才、喜爱士人的本意。希望从今天以后再延长半个月，然后才开始派官；仍命礼部迅速雕印榜文，张榜告知附近州郡。但在考试以前到达的人，都允许投保引试。如果担心放榜迟延，恐怕赶不上三月内完成，就请省试增派小试官十人，改为限期五七日放榜。臣又私下看到，历来御试派官，分为初考、覆考、编排、详定四处；期限既紧，考官又少，因此多没有时间精细审阅。又因为初考、覆考官不敢等到试卷全部齐备才评定等第，只是随时依据誊录所送来的三五十卷便评定等第，因此前后不能相互照应，所定高下有时取决于幸运与不幸，实在很不便利。不如只依照南省的条式，把众多考官集中在一处，共同使用期限，等试卷齐备后，众人共同评定等第。这样不但能精细审阅、减少失误，御试放榜也可以迅速完成。臣私下认为，祖宗之法之所以把考官分为四处，大概是当时还没有封弥、誊录制度，所以必须分别考察，以防止作弊和侥幸。如今既有封弥、誊录，即使想徇私，事实上也没有途径。如果只依照南省条格，确实没有妨碍。请求陛下详细斟酌，降下指挥，请裁决。大雪时论说差役不便札子 元祐三年二月九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道：臣看到陛下发布恩德之音，下达明确诏令，说大雪超过常年，暖气不能奏效，农夫失去生计，商旅不能通行，把罪责归于自身，广大的恩泽遍及四方。然而诏令下达的当晚，大雪仍不停地下。臣身居近侍，实在暗自感愤，废寝忘食而叹息。退下后伏地思考，陛下即位以来，发布政令、施行仁德，没有一件不合人心、顺应天意的，理应获得丰年、刑罚废置不用的报应，以及凤凰、景星出现的祥瑞。可是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异常寒冷成为上天的惩罚，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这难道是合乎常理的吗？臣确实愚昧，不知道忌讳，试着论说其中近似的原因，请陛下选择取舍。臣听说差役之法，天下人都认为不便利，只有台谏官中几个人主持这种议论，认为不能更改，四面观察，等待发言的人，因此人们害怕他们而不敢说。近来听说疏远的小臣张行极力陈说其弊端，而谏官韩川深深诋毁他，甚至想严加编管流窜。这些人也没有别的意思，当司马光在世时，便想迎合司马光的意旨；等司马光去世后，又妄自猜想陛下把司马光的意见作为主张，却不知道司马光至诚尽公，本来不求别人迎合；陛下虚心无私，又哪里会有所偏主呢？假使司马光无恙，直到今天看到这项法令稍有弊病，也早已改掉了。臣常见吕公著、安焘、吕大防、范纯仁都说差役不便利，只是因为它已经成为实行中的法令，不愿轻易改变，又担心台谏争论，最终难以调和。希望陛下询问吕公著等人，让他们分别说明差役、雇役两种办法各有多少利弊。过去雇役时中等人户每年出钱多少？如今差役每年费用多少？几年一次？差役的费用都可以折长补短，约略算出数目，据此计算利害，便会十分明白。农民在官府服役，贪利狡猾的胥吏千方百计侵蚀他们的利益，同雇人相比，苦乐相差十倍。又五路百姓通常都朴实笨拙，被差来充任手分，必须转而雇人代替，熟悉此事的人尤其使他们痛苦，费用无法计算，百姓穷困而无处申诉，监司、守令观望而不说话。如果不是这件事，又是什么使阴阳之和受到伤害，以至于这样呢？即使责备自身、尽情谢罪，减少膳食、祷告祭祀，而这件事不改变，终究恐怕没有益处。如今侍从之中，受恩最深的，没有像臣这样的。臣如果不说，谁应当来说呢？然而臣前一年因详定役法，同台谏持不同意见，于是被他们同党憎恨，多次遭到言语攻击。如今所说的话，如果不合圣意，就请求立即责罚降职，以警戒妄言。如果万一其中稍有可取之处，就请留在宫中，只作为圣意施行；这样或许上可以回答上天的警戒，下可以保全小臣。臣不胜恐惧战栗，谨待罪责，请陛下裁决。贡院札子四首 奏报巡铺官郑永崇举发不当，请求派明白事理的使臣接替。元祐三年二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同孙觉、孔文仲上札子奏道：贡院本月三日，据巡铺官郑永崇领着戒告来到进士王太初、王博雅处，称他们传递经义。询问后，两名举人都说是被巡铺官诬陷拘执。随即命巡铺官、宣德郎王厚拿两人的试卷同众官核对，发现每人的试卷中只有十九个字相同，并且不能连成片段。本院查照条贯，只有经学不许口授传义，至于进士，必须是夹带或代笔，才命人扶出。如今核对两人的试卷，只发现偶然有十九字相同，此外没有其他违碍，显然是巡铺官郑永崇举发不当。又在两天之内，巡铺内臣屡次把含糊不清的单个词语交给本院，要求扶出举人，本院不敢施行，正在奏请裁决。又有巡铺所的手分杨观犯事，本院依法区别处理。巡铺内臣还来到帘前请托，坚持要求释放他，本院也不敢依从；因此他们挟恨罗织举人，必定想争胜。如今进士还有两甲，各种利益还有十五场尚未引试，如果任由巡铺官和内臣挟带私情罗织罪名，举人就没有办法存身了。希望圣上慈悲，迅速赐下指挥，或者暂且召回石君召、郑永崇二人，改派明白事理的使臣接替，以求不至于无理生事。请陛下裁决。奏请弹劾巡铺内臣陈慥

译元祐三年二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同孙觉、孔文仲上札子奏道：贡院本月三日，据巡铺官捉到夹带的进士共三人，依条令扶出。每次巡铺官都命士兵高声叫喊；到本月十一日扶出进士蒋立时，大约有三五十名士兵齐声大叫，院中的官吏、公人没有不惊骇的，在场的举人也都恐惧不安。随即取得虎翼节级李及等人的状文，说是巡铺内臣陈慥指挥，命众人叫喊。臣私下详细考察，朝廷取士的办法，行动都以礼义为依据；举人夹带本有条法，而内臣陈慥竟敢号令众卒齐声叫喊，务必要摧辱举人，以树立威势，伤害士人的心，损坏国家体统。本院无法自行约束，伏望圣上慈悲，特赐处置，请陛下裁决。申明举人卢君修、王灿等事 元祐三年二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同孙觉、孔文仲上札子奏道：贡院本月三日，据巡铺官押领进士卢君修、王灿到院，称他们传递经义。再询问举人，卢君修说，巡铺官就王灿问道：‘不知道“耿、邓之洪烈”究竟是“洪烈”，还是“洪勋”？’王灿没有别的回答。本院详细查看，如果把一个“问”字就当作传递经义，并不妥当。已经暂且命二人各自入场应试，请求早日降下指挥，规定是否应当一律考校，请陛下裁决。论特奏名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同孙觉、孔文仲上札子奏道：臣等看到，历来天下的祸患，没有超过官员冗滥的。人人都能说出它的弊端，却不能除去它的危害。只有从前韩琦、富弼等人能够裁减任子，并延长磨勘年限。刚提出议论时，士大夫彼此顾望，没有人敢以自身承担，认为一定会招来诽谤议论；但韩琦等人不顾这些，法令一经制定，天下肃然，没有一个人非难他们。为什么呢？因为私欲不能胜过公议。积弊发展到极点，就到了今天：一个官职空缺，通常有四五个人争守，争夺纷纭，廉耻之道尽失。中等才能的小官，职位偏远、俸禄微薄，到任以后便寻求贪利取财，没有什么不做，百姓因此受害。今天的弊病，就像一个衰弱的病人背负千钧重物，即使不能分担减轻，哪里忍心再给他增加负担？臣等进入贡院以来，四方免解举人投递状文，说如今是龙飞榜，请求代为奏请，要求法外推恩的不可胜数。臣等一概不予办理，也不登记有经朝省下发文书、批示送到本院的，只是依照条文张榜告示。近来奉到圣旨，依照各次应举的体例，下第举人按应举次数特奏名，约计已有四百五十人。今天又奉到尚书省札子，除前面圣旨所定的特奏名之外，各按应举次数递减一举的人数。若依照这个数目，又会增加数百人。虽然还不知道朝廷将如何处置，不应在事情发生以前就先行进言，但恐怕朝命一旦施行，届时再论奏就来不及了。臣等看到，因恩典榜而得官的人遍布州县，通常都已垂老，再没有别的仕进希望，只顾贪污财货作为退身之计，贪婪冒进而不能称职，十人中有九人如此。朝廷所放恩榜已有几千人，何曾见过一个人能够自我奋发，在当时有所声誉？反而残害百姓、败坏官事的人不可胜数。由此可知这种做法没有益处而有损害，不必多说便可明白。如今议论的人不过说，即位之初应当广施恩泽，姑且用这种办法取悦数百名贪得无厌的侥幸之徒，却不知道吏部用有限的官职来安置无穷的官吏，户部用有限的钱财俸禄来供养无穷的人，而这些人所到的州县无不受害。即位之初竟有这种错误的举措，还把它称作恩泽，不是臣所能理解的。伏请陛下亲自裁断，明确告诫大臣：特奏名举

译人只依近日圣旨施行；仍诏令殿试考官精心加以考察衡量，选取一二十人，确有学问、文辞义理优长的，才允许出任官职；其余都补任文学、长史之类的职务，不受选限约束，免得积弊达到极点后不断加重。臣等并非不知道这样进言会招致怨恨。既然忝居近臣，按理难以缄默，请陛下裁决。附黄：臣孙觉如今充任吏部备员之职，亲眼看见其中弊害。每次一个职位空缺出现，争夺的人多至一二十人；即使川广、福建等烟瘴之地，也不问路途远近、任期长短，只想争先获得注授。臣私下奇怪，暗中访查，听说授官以后便请求雇钱，多的达到五七十千；而且授予偏远职位后，允许先借支俸料，偏远的准许借支三个月，又能得到四十余千。像这样贪婪而没有见识的人，又加上年老衰弱，到任以后想让他们持守廉洁、奉行法令、秉公治理百姓，是不可能的。省试放榜后札子三首 请求裁减巡铺兵士的重额赏赐 元祐三年三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同孙觉上札子奏道：臣等近来奉敕权知贡举。臣私下认为，朝廷以礼义对待士人，本来还要辅以文法。虽然有禁止夹带、传递经义的规定，但事情都交给主司办理，终究不应因此多加辱辱士人，损伤国家体统。近年因为练亨父任试官，不合道理地凌辱忽视举人，于是导致喧闹争竞。因此多派巡铺兵士，南省竟达到一百人，呵斥盘查严密细碎，像防备盗贼一样。而恩赏极为丰厚，官员、使臣可以减少年限磨勘，指定差遣，各色人员所得钱多至六百贯。如果无理罗织，却没有明确而严重的刑名。因此小人贪图功劳、希求赏赐，搜查举人的衣袖，用众人的证词来构成罪名，其中不免有冤枉和滥罚。近来内臣石君召、郑永崇、陈慥无理搜检，臣等已经详细论奏，随后奉到朝廷诘问处置的指示。请求交给有关部门立法，裁减重额赏赐，并减少巡铺兵士的人数。如果无理罗织举人，就严加责罚，以符合朝廷礼待士人的本意。请陛下裁决。请求不分经取士 元祐三年三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同孙觉上札子奏道：臣等近来奉敕权知贡举。臣看到，历来条贯把经学分科取士，既在各经中限定名额取人，有时一经合格的人少，就取文辞义理浅陋荒谬的试卷来补足数目；合格的人多时，即使文章优长也必须落选，显然是有弊病的制度。将来兼用诗赋、不专门考经义，希望今后不再分经取人，只根据文章工拙决定取舍，请陛下裁决。请求不分配经义、诗赋试官 元祐三年三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同孙觉上札子奏道：臣等近来上奏，将来科场既恢复诗赋，请求不再分经取人，已经奉到圣旨依奏办理。如今却看到礼部新立条贯，规定将来科场如果派三名试官，就两名考经义、一名考词赋；派两名时，各派一名。臣等私下认为，既然恢复诗赋，并且经义、策论一同考核举人，尚且不分经，试官却分为两类，实在没有意义。凡是派试官，只应务求选用有词学的人。若得到这样的人，即使他学的是《易》而及第，也不妨碍他考经义；即使他凭《春秋》经义入官，也不妨碍他考诗赋。若选不到合适的人，即使使用本科出身，也免不了错误。假如从声律转为经义，那么诗赋之士便可以充任试官，何曾要另外寻找经义及第的人然后才取士？如果一定要用本科分别考自己所学，那么经义策论、诗赋四场文理不同，也必须各派一名试官才行。这本来是议论者个人过分的忧虑，有关部门却没有察觉，便创立了这项条文，使一个试院中有两类试官。

译自有科场以来，从来没有这种先例。

译历来的试官，弊病在于彼此争竞、意见不能统一，如今又分成两派：考经义的主张浮泛虚假的文章，考诗赋的推重声律格调之学，纷纭争竞，按理必然如此。举人听说后，必定兴起诉讼争论，造成这样的危害，却一点益处也没有。如今朝廷既恢复诗赋，又制定这项条文，臣深恐天下监司妄自猜想朝廷一定要任用作诗赋的人做试官，不问有没有词学，一律派任。其中有些人长期离开科场，或者已经荒废学业；如果只因虚名派任，显然不如经义及第而有文才的人。人的才干，施用到哪里不可以？经义、诗赋都是文词，议论的人却认为治经的人不能考诗赋，这是多么轻视天下士大夫啊！请求特别赐下指挥，今后派试官不拘泥于曾应经义还是诗赋，只务求选择有词学的人充任。礼部近日所立条贯，请不要再施行，请陛下裁决。御试札子二首 奏请御试放榜时馆职都在殿上侍候 元祐三年三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同孙觉上札子奏道：臣等近来奉敕权知贡举。臣看到，历来御试放榜那天，馆职都在殿上恭候，这是祖宗旧法，用来彰显王国人才众多的美盛。熙宁年间，因为阁门偶然失于检举，不让馆职上殿，从此便成为定制。请求查考治平以前的旧例施行，请陛下裁决。放榜后论贡举应办理的事项 元祐三年三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上札子奏道：臣近来主持贡举，侍立殿上，恭候放榜。臣看到举人应试，有人犯了皇帝的旧名，已有圣旨特别允许，仍依本等赐第；又有人犯了真宗的旧名，执政也请求依照旧例收录。但陛下亲自发布恩德之音，认为此人犯了祖宗的庙讳，不可不降等。后来又有人犯了僖宗的庙讳，有圣旨命令押出，在朝廷上的人无不叩首欣然敬服。臣同同列退下后相互告语，这不只是表现圣人谦抑自身、尊崇祖先的心意，也足以知道陛下对于取士法令严格，不喜欢用小恩惠求取虚名。臣身居禁近之职，本来应当推广圣意，顺成这种美德，并补足其中尚未完备的地方。谨将贡举应办理的事项逐条列在下面。一、臣看到祖宗旧制，过省的举人一经殿试被黜落的并不少，既是慎重取士，也用来表明名器和赏罚全由君主掌握。到嘉祐年间，才开始全部赐予出身，但仍不收录杂犯之人。近年弊病发展到极点，杂犯之人也有时被收录，于是使过省举人便同及第一样，即使文章有错误，也玷污科举的恩泽。既然滥用名器，名器本身也就轻贱了，这不是祖宗的本意。历来过省举人必须达到规定年限，屡次应举，日积月累经过长久时间，才应当获得特奏名的恩典。如今一次过省而殿试不合格，当年便得到进士出身，这是什么道理？伏请下交有关部门立法，将来殿试除合格者外，其余一概黜落；或者请求按分数限定名额取人，以求上面不姑息，下面断绝侥幸之心。听说已经有按去取分为二等的指挥，但有法令而不施行，同没有法令一样。如果已有法令，就请重申明白，并告谕天下，将来的殿试依法取舍。一、历来的释褐举人，只有南省榜首，或本场第一人唱名时名次靠后者，或者有圣旨特许升入一甲，但都出于圣意，原来没有固定法令。如今南省前十名以上，以及别试第一人、国学解元、开封解元、武举第一人、经明行修举人，以及凡是符合特奏名条件而正式及第的人，都有明确法令升入一甲，纷纷并列于进士之中，不再把升甲当作荣耀，而法权归于有关部门，恩典不归于君主，实在没有意义。臣私下认为，累次奏名已经是滥施恩典，经明行修尤其是有弊病的制度，其中权势请托，无所不有，侵夺解额，崇尚虚名，有什么功劳可言？如今又命令升甲，君主用来砥砺世人、磨炼庸人的办法，本来正在科举等级的升降、荣辱之间；如今却轻易给予他人，不再珍惜，臣不能理解。伏望圣上慈悲，再同大臣详细议论上述成法，请求删去。今后殿试唱名，除南省各场第一人临时取决外，其余一概不再升甲，以求进退之权专归君主。经明行修这一科，也请求详细议论，早日废止。一、臣近来在贡院同孙觉、孔文仲共同上札子，论说特奏名人的恩泽过于滥施，尚未奉到施行。伏请查考前面的奏章，交给有关部门详细议论裁减。仍请求立法规定，凡特奏名人只授文学、长史之类的官职。今后南郊赦书，不得再召保他们出任官职。一、臣看到近日礼部立法，规定今后科场派三名试官时，一名考诗赋、两名考经义；派两名时，诗赋、经义各一名。臣认为此法不能施行。凡是派试官，务必要选择能写文章的士人。若得到合适的人，即使他学《易》而及第，也不妨碍他的才能；即使他凭《春秋》经义入官，也不妨碍他考诗赋。若得不到合适的人，即使使用本科出身，也免不了错误。假如从声律转为经义，那么诗赋之士便可以充任试官，何曾要另外寻找经义及第的人，然后才取士？如果一定要用本科分别考察所试科目，那么经义、诗赋、策论四场文理不同，也必须各派一名试官才可以。这本来是进言者个人过度的忧虑，有关部门没有察觉，便凭空制定了这项条文。自有科场以来，从来没有这种先例。今后每个试院分成两类试官，考经义的便主张浮泛虚假的文章，考诗赋的便推重声律格调之学，纷争竞逐，按理必然如此。从此科场每天都有诉讼争论，危害不小，却一点益处也没有。如今朝廷既恢复诗赋，又制定这项条文，臣深恐天下监司妄自猜想朝廷一定要用作诗赋的人做试官，不问有没有词学，一律派充。其中有些人长久离开科场，或者已经荒废学业；如果只凭虚名派任，显然不如经义及第而有文才的人。长期离开科场的人，有的已经荒废学业；如果只凭虚名派任，显然不如经义及第而有文才的人。请求特别赐下指挥，今后派试官不拘泥于经义、诗赋，只务求选择有词学的人。礼部近日所立条贯，请不要再施行。以上请陛下裁决。请求罢免学士，改授清闲冷散差遣札子

译元祐三年三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道：臣近来因奉召入见，面承圣旨说：‘为什么屡次上文字请求出任一郡？’臣把疾病的情况详细回答。又奉旨宣谕：‘难道是因为台谏有人进言吗？’臣兄弟孤立无援，历来得到进用，都是皇帝和太皇太后的主张，并不是因为其他人。如今只管安心，不要顾虑别人的言论，不必再上文字请求离去。臣退下后伏地思考，前些时日从登州召回，直到任中书舍人备员以前，起初没有人进言。只是从参与议定役法以及被擢升为学士以后，便被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人不断攻击，以至于罗织言语，巧加酝酿，说成诽谤。尚未进入试院，他们就先说臣任意取人。虽然承蒙圣主知道臣没有罪，但臣私下自思，大概因为臣天性刚直笨拙，议论不随人意，而所得宠禄超过本分，所处地位又相互逼迫，所以招致纷争，也是理所当然。臣只想坚决请求出任一郡，这就是辜负圣上的知遇，向上违背恩旨；想沉默而不请求，又是同台谏为敌，不避开他们的锋芒，势必不能安宁。臣想到自己多灾多难而早衰，无心进取，能够回到山林，保养余年，甘心如食荠菜。如今既然没有获准请求出任一郡，臣也不敢远离陛下左右，只请求解除学士职务，授予臣京师中的清闲冷散差遣，如秘书监、国子祭酒之类；或者请求只在经筵供职，这样或许可以免得众人侧目，也能够稍微安定。请陛下裁决。《东坡全集》卷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五十五，宋苏轼撰，奏议十二首 转对条上三事状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侍读苏轼上状奏道：‘根据御史台公文，五月一日文德殿视朝，臣按次序应当转对。臣虽然愚昧无知，身居翰林禁林，心中有所见闻，不敢不尽情陈说。谨将三件事情分条上奏如下。’ 一、臣谨按唐太宗所著《司门令式》说：“凡是没有门籍而有紧急奏报的人，都命令监门司和持仗卫士引导他入奏，不许阻拦。”臣由此知道，英明的君主务必扩大视听，严防闭塞；即使没有门籍的人，也还可以在非规定时日得到召见。祖宗的制度是：两省、两制、近臣、六曹、寺监长贰等官有话要说，以及掌管大藩镇、奉使出行一路而入朝辞见的，都可以在殿上奏事。其余小臣、平民，也时常特别赐予召见询问。这不只是为了沟通下情、了解外面的事情，也是为了考察群臣的才干和真伪，并不是随意而为。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除了执政大臣每天可以上殿以外，其余官员只允许台谏官和开封知府上殿，不过十多人。天下这样广大，事情这样复杂，决不是十多人能够全部了解的。假如这十多人不幸不是合适的人，百姓的利弊又不能如实上报，那么陛下就会以为天下太平、没有什么可说的，岂不是危险吗？其余臣僚虽获准上书言事，但奏书一进入禁中，就像到了天上，既不反复追问，又不详细诘问，怎么能够穷尽利害的实际情况？何况天下的事情有些不是文字所能记载的，心中最精微的意思，口头都未必说得完，更何况文字呢？臣恭敬地想到，太皇太后以盛大的德行临朝，每件事都自我抑制，以谦逊自处为美德。不过，扩大视听、防止闭塞，这是关系社稷的大计，难道可以因为谦逊就不再同群臣接触吗？如今天下多事，饥荒、盗贼、四夷变乱，以及百姓劳苦、官员冗滥、将领骄横、士卒懈怠、财用匮乏等弊病，多得数不清；而政令出自帷幕之内，由朝廷大臣决定，更应当打开兼听广览的途径，避免专断闭塞的嫌疑，这不是小事。伏望圣慈再同大臣商议：除台谏官、开封知府已经准许上殿外，其余臣僚按照旧制，凡是准许请间奏事以及出入辞见、可以上殿的，都恢复祖宗的旧例，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一、凡是治理天下国家，应当爱惜名位器物，慎重施用刑罚。爱惜名位器物，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