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五十五宋蘓轼撰奏议一十二首

译即使斗升之禄也足以激励豪杰；慎重施用刑罚，那么即使笞杖之法也足以震慑顽固狡猾之人。如果不爱惜、不慎重，那么即使每天任命卿相，人们也不会受到鼓励；动辄施行诛杀，人们也不会畏惧。这是国家安危的关键，也是君主运用权术的原则。自祖宗以来，使用刑罚极为慎重，久而久之形成风气，所以即使是展年、磨勘、差替、冲替之类的处分，也都足以警戒在位官员。唯独对于名位爵禄，授予得太容易。每次科场放进士、诸科及特奏名，大约有八九百人；一次郊礼奏补子弟，大约有二三百人；还不包括军职转补、杂色入流以及皇族外戚荐举的人。自近世以来，取士之多、得官之易，没有像本朝这样严重的。如今吏部一个官缺，通常有五七个人争着占据，争夺纷纷，廉耻之道全都丧失了。中等才干以下的小官，官缺又少又远，俸禄微薄，到了任所之后，侵夺百姓、搜刮求取，什么都做得出来。自本朝以来，官员冗滥的弊病，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臣恭敬地看到，祖宗旧制中，过省的举人参加御试时，黜落的不少；既是慎重取士，也使人知道名位器物的珍贵，使赏罚威福专在君主手中。到了嘉祐末年，才开始全部赐予出身，即使文章义理错乱，也玷污了科举。近几年来弊病发展到极点，甚至犯有杂罪的人也免于黜落，这些都不是祖宗的本意。又如进士升甲，本来只有南省第一名，唱名接近末位时才可能有特别升擢，这些都是临时出于圣上的裁断。如今南省第十名以上、别试第一名、国子监和开封府解元、武举第一名、经明行修举人，以及所有符合特奏名条件而正及第的人，都明令升一甲，纷纷一同进用，人们不再把升甲当作荣耀；而且法令掌握在有司手中，恩惠也不归于君主，实在毫无意义。特奏名的人，除了接近上等的十多人文辞稍可观之外，其余都没有什么文学才能，年岁已近暮年，进身无望，退处无所归；让他们临民任政，必然会伤害百姓。希望圣慈对于特奏名授官的格式，务必精细考核，以才艺取人，不要施行小恩小惠来收取虚名。至于明令升甲的指挥，请求今后不再施行。从前诸葛亮与法正谈论治国之道，大意说：“刑法政令不严肃，君臣之道就会逐渐陵替；用官位宠爱他，官位达到极点就会轻贱；用恩惠顺从他，恩惠用尽就会怠慢。”我现在用法令威慑他们，法令施行了，他们才知道恩德；用爵位限制他们，爵位增加了，他们才知道荣耀。恩与荣一同施行，上下各有节制，这是治理国家的要领。唐德宗防御尘山南时，当时形势可以说十分危急，稍微实行姑息，也算是常理。然而沿路进献瓜果的人想要同试官陆贽一起竭力进言，认为不可以这样做。如今天下安定，朝廷清明，有什么可畏惧回避的，却还要施行姑息政策吗？所以臣希望陛下经常以诸葛亮、陆贽的话为准则，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一、臣在前年十月曾经上言，大意说：议论此事的人想要减少任子，以挽救官员冗滥的弊病。这件事施行，人情就不高兴；不施行，积累的弊病又无法除去。关键在于寻求合宜的分寸，使国家真正能够除去弊病，又不使人有失去职途的叹息。请求今后凡是奏补文官，官员子弟每逢科场，随同进士一同考试；武官就随武举考试，或者参加法官考试，三人中录取一人，并且年满二十五岁以上才可以出官。已经考取进士并得解的人免试；如果三次考试都不中，年满三十五岁以上，也准许出官。虽然有三次考试后仍被滞留的艰难，却没有终身绝望的叹息，也能使人人致力于学习，不至于使家业败落，益处不小。后来不知什么缘故没有降诏施行，臣私下担心，当时圣意一定认为改元之初，不愿首先施行约束减损的政策。如今即

译位已经四年了，官员冗滥的弊病有增加而没有减少，财用匮乏有加重而没有缓解。几年之后，必然有人承受不了这些弊病；如果朝廷安然不以为怪，又应当让谁来承担忧患呢？趁现在讲求办法，臣恐怕已经晚了。伏乞查考前次奏议，早日赐予施行。以上谨此抄录奏闻，伏候敕命裁决。

译论魏王正在停灵，请求停止秋燕的奏札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臣近日接到钤辖教坊所送来的撰写秋燕致语等文字的通知。臣谨按《春秋左氏传》昭公九年，晋国荀盈出使齐国，死于戏阳，停灵于绛，还没有下葬。晋平公饮酒作乐，膳宰屠蒯快步入宫，斟酒给乐工喝，说：“你们只是供君王享乐的耳朵，将要掌管听闻。辰星运行到子、卯之位，称为凶日。君王停止燕饮音乐，乐工停止学习技艺，是因为这些日子不吉祥。君王的卿佐，称作股肱。股肱如果有所损伤，还有什么痛苦比得上呢？你们没有听说这些还奏乐，就是不聪明。”晋平公很高兴，停止了音乐。又按昭公十五年，晋国荀跞出使周国，安葬穆后，安葬以后才除去丧服。周景王设宴招待宾客，叔向讥讽他，称这是以音乐来对待忧患。晋平公对于荀盈，大概没有服丧；周景王对于穆后，大概服一年之丧。没有服丧的人在未葬时作乐，屠蒯讥讽他；服一年之丧的人在已葬后设宴，叔向讥讽他。这些事记载在史册上，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不对的。仁宗皇帝因为宰相富弼的母亲还在停灵，便停止春燕，天下传为美谈，至今仍认为适宜。如今魏王的丧事还没有举行卒哭礼，礼部、太常寺却都认为天子与期亲断绝服制，不妨碍燕饮作乐，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如果断绝期亲服制就可以燕饮作乐，那么《春秋》为什么要讥讽晋平公和周景王呢？魏王的亲属，难道能同卿佐相比而关系更远吗？与荀盈相比，魏王更亲近；与富弼的母亲相比，亲疏轻重也有差别。魏王的下葬既然已经因为阴阳禁忌而另行选择年月，就应当依照礼制，以诸侯五月为葬期；从今年十一月以前，都是尚未下葬的月份，不应当燕饮作乐，不能因为权宜将灵柩暂厝郊外就等同于已经下葬。臣私下认为，皇帝陛下笃厚仁孝，一定会停止秋燕，不必等待臣进言。但至今还没有奉到指挥；因为上述教坊致语等文字，按照规定应在燕饮前一个月进呈。臣既不敢撰写，也不敢拖延。伏乞详细斟酌，如果认为应当停止，只请按照皇帝陛下的圣意施行，不再下发臣所撰文字。臣忝列侍从，荣幸地参与讲读，不愿使人因为丝毫事情议论圣明，所以不敢不奏请圣上裁决。述说灾异、论赏罚以及修治黄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的奏札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臣今天在迩英殿进读《宝训》，读到雍熙、淳化年间的事情。太宗皇帝每当遇到时令调和、年成丰收、雨雪应时，就高兴得不能自已，举杯劝群臣饮酒。又有一天，荧惑星与太阳同度，太史上奏说将要发生旱灾，后来雨水充足，年成丰收。臣读到这里，因而进言：水旱虽然是天数，但君主修养德行可以转灾为福。所以宋景公说了一句话，荧惑星便退后三舍。元丰八年，荧惑星守在心宿，逆行侵犯房宿，后来又逆行向西边运行，想要侵犯氐宿。氐宿有四颗星，是后妃的象征。当时二圣临朝，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唯恐有所不及。臣观察荧惑星退舍非常迅速，仿佛有所畏惧，不敢再向西行。由此可知天人感应，比影子随形、回声应声还要迅速。太宗皇帝亲自造成太平，而每逢丰年却像得到非同寻常的福分一样这样欢喜，难道不是因为水旱不发生，本来就是朝廷难得的事情吗？

译《尚书》说：“上天的聪明和明察，就是从我们百姓的聪明和明察而来。” 即使一个普通男子或女子不能得到安居之所，尚且能够招致水旱灾害，更何况政令的过失，小则影响一方，大则影响四海，造成灾异，按道理是毫无疑问的。二圣即位到现在已经四年，恭敬节俭、慈爱孝顺，至仁至公，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然而四年之中，不是水灾就是旱灾，日月发生薄蚀，五星相互侵犯，淫雨、大雪、经常寒冷、长久阴天之类，几乎没有一个月能够避免。难道这是盛德所得到的回报吗？臣愚昧无知，私下认为陛下自身修养已经具备，但政事还没有修治好，所以监司、郡守、县令中有许多不得其人；百姓失去生计，没有地方申诉，民间的歌谣和怨恨上达朝廷，因而伤害了阴阳的和谐。造成这些的原因，大概是朝廷赏罚不明、举措失当的过错。臣请略举事例说明：去年熙河诸将奋力作战，夺取果庄，这是奇功，所以增加官秩、赏赐金帛。泾原诸将却闭门自守，使贼人大肆抢掠后离去，仿佛经过无人之境，这是罪人，却也增加官秩、赏赐金帛。赏罚如此，怎么能驱使人们效力？广东妖贼岑探聚众反叛，围攻新州，朝廷派将官童政救援；童政却杀害数千平民，危害比岑探更严重。朝廷派江西提刑傅燮查核此事，傅燮畏惧、回避权势，把罪责归于新州官吏，又说新州官吏确有守城之功，请求以功抵过，欺弄上下，简直同儿戏一样，但最终竟没有追问。岑探聚众谋反，经过一年才发作，而所属官吏茫然无所察觉，使一方百姓肝脑涂地，却也只受到轻微处罚。童政凶狠狡猾、贪婪残暴，并非一日形成，监司却命令他率兵讨伐，结果贼人导致一千名无辜百姓死亡，他也只被降职调任。近日温杲诱杀平民十九人，冤屈惨酷的情状令人不忍听闻，而温杲只被降官担任监当。蔡州捕盗吏卒也杀害一家五六名平民，都是无辜妇女，还把尸体肢解，割下她们的身体作为丈夫的首级，想据此邀功请赏；但守倅不查办，监司不追问，直到臣僚上奏并下达本路，才说杀人时可以辨认或不能辨认男女。光天化日杀人，连男女都不能辨认，哪有这种道理？这分明是在预先给凶人开脱罪责的道路。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臣不敢全部说出，只举其中最严重的罢了。这样做不过是庇护十几个毫无状迹的小人，即使让这些人歌功颂德、表示爱戴，又有什么补益？而法纪废弛，偷惰成风，却使千万人受到伤害，这能算仁政吗？大体说来，治理国家要紧的是分辨是非，实行赏罚；这样之后，善良的人有所依靠，普通百姓有所申诉。如果不彻底查究曲直，只求双方各打五十大板，那么君子无处申诉，小人反而得志，天下的混乱就可以坐等发生；这就是臣所说的赏罚不明的过错。黄河自天禧年间以来，旧河道逐渐淤塞，每次决口都向西流，只是顺着地势趋向低处。熙宁年间在曹村决口，先帝竭尽力量堵塞，未能成功，几年后又在小吴决口。先帝圣明，早已知道黄河想向西北流动。如今强行堵塞，即使获得眼前的安定，随即又会决口，这是必然的趋势，所以不再堵塞。如今都水使者王孝先却想在北京以南开挖孙村河，夺取河道以恢复旧河道；这难道只是一个地方的安危，而不是天下的休戚吗？古人举行重大事情，要同庶民谋划，上下意见完全一致，尚且还有意外祸患。如今从朝中的工部侍郎、都水属官，到外地的安抚使、转运使以及外监丞，都认为旧河道地势高，仿佛要登屋一样，工程必定不能成功，还会有不可预测的祸患。以至河北的官吏百姓，无论贤愚贵贱，都这样认为，只有王孝先一人认为可以兴办。臣听说从孙村到海口，旧有堤埽四十五所，役使士卒一万五千人，主管使臣五十员，每年支用物料五百余万。自从小吴决口以来，旧河道的各处堤埽都废弃而不修治，堤上的榆树、柳树连根挖走，剩余的物料也全部变卖，没有留下什么，官吏和役兵仅有少数还在。如果孙村工程不能夺取河道，那么官私财力全都将白白耗费；即使侥幸使河水重新流经旧河道，四十五处堤埽都已经毁坏，横流造成的灾害必定比现在加倍。王孝先最初提出建议时，完全没有提到这些，最近由于众人议论沸腾，才发文给北外郡丞司说：四十五处堤埽都属于北外监丞司的辖区，命令他们一面测量，一面设法支撑。又说：因检查、核计桩木材料，便命令筹置。如今竟想兴修已经毁坏的四十五处堤埽，以准备河水重新流经旧河道。这是最大的工程，需要不可估量的费用。王孝先本应在提出建议之初首先讨论这件事，等待朝廷上下详细议定后再实行。如今王孝先竟把这项工程当作平常熟悉的事务，命令北外监丞司一面承管认领，似乎想在事情失败后把罪责归给别人；这种欺骗蒙蔽，实在使群臣震惊。其余祸患，更不容易一一列举。但臣考察众人的意见，都认为这项工程不能不停止。如果今年停止，不过白白耗费九百万物料，徒然役使二万兵工；如果继续兴修，明年将役使数十万人，还要耗费三千余万。此外还会使百姓极度劳苦，横生变故，叹息怨恨的声音足以再次招致水旱灾害。如果把三千万物料钱用在今后几年因水势将要流经的地方，逐渐修筑堤防，加高低洼处，培厚薄弱处，几年以后，水流必定会逐渐安定。何苦要顺从一个人的私下谋划，违背万人的公论，兴办一项必定无法实行的工程呢？这就是臣所说的举措失当的过错。臣私下看到，仁宗朝名臣欧阳修任学士时曾有两篇修河议状，虽然是针对当时的事情，但其中所筹划的利害和处置大略很切合今日之事，臣认为可以采用，所以擅自抄写进呈。自祖宗以来，除委任执政大臣外，还以侍从、近臣作为耳目，请求在间暇时议论政事，几乎没有一天间断。如今自垂帘听政以来，除执政、台谏、开封尹之外，再没有人能够入对，只有在迩英殿讲读时还能有幸亲近圣颜。如果再沉默不言，那就是耳目几乎废弃了。臣蒙受恩遇深重，不敢观望上下、只为自身谋划，谨将今天进读时所说的话一并记录，上奏给圣上鉴察。臣惶恐战栗、等待治罪至极，谨请圣上裁决。贴黄：臣因年老衰病，眼睛昏花，所说的事情又涉及机密，不敢让别人代为抄录，所以字迹写得不谨慎，伏望圣慈特别宽赦。请求出任一郡的奏札

译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臣近来因左臂麻木，两眼昏暗，担心失仪而旷职，所以坚决请求出任一郡。蒙圣慈下诏不准，派使者慰问，赐予假期养病，恩典礼遇如此深重，即使死上万次也无法报答。按照臣子的大义来说，病情没有严重到将死，都应当勉强起身；即使有失仪、旷职的处罚，也不应推辞。然而臣最终仍不敢起身就职，实在另有原因。说出来就会触犯权贵，获罪不轻；不说就是欺骗君父，诛罚更大。所以最终还是说了。臣听《易经》说：“君子先使自身安定，然后才行动”；又说：“君主不秘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秘密就会失去自身。”由此可知事奉君主的道理，虽然应当以报国为先，但报国的方法，应当以保全自身为根本。如果上下相互猜忌，自身不能安定，那么忧虑的是危亡，国家又怎么能够报效呢？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之初，在臣九死一生之余收录臣下；半年之内，提拔臣为两制之首，正要献身报国，哪里敢说劳苦？只是臣不善于为自身谋划，却急于报国，因而使台谏官按惯例把臣当作仇敌。臣与已故宰相司马光，虽然贤能与否不同，但交情最为深厚。司马光受到重用以后，臣也突然升迁，按照人情，哪里肯发表不同意见？只是对于司马光所提出的差役一事，臣确实认为不妥，不得不竭力争辩，而台谏诸人都迎合司马光的意思以求得进用。等到司马光去世后，他们又妄自猜测陛下会把司马光的主张当作自己的主张，于是结党横行，排斥不同意见；谁说不便，就约定共同攻击。却不知道司马光出于至诚为民，本来就不求别人迎合；陛下虚心无私，又哪里会有所偏主呢？后来又因为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论刑名，想要遵守祖宗旧例，不敢依据疑法杀人，而谏官吕陶又弹劾韩维专权行事。臣本是蜀人，同这两人确实是旧相识，因此韩氏一党一概憎恨臣，指称臣为川党。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年任德州通判时，著作黄庭坚正任本州德安镇监镇。赵挺之迎合提举官杨景棻的意思，想在本镇实行市易法；黄庭坚认为镇上百姓贫困，承受不了搜刮，如果实行市易，必然使他们四散逃亡；公文往来，士人都传为笑谈。后来赵挺之因大臣荐举被召试馆职，臣确实当众说：“赵挺之是聚敛财富的小人，学问品行都没有可取之处，怎么能担当这种选任？” 又，赵挺之的岳父郭槩任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害百姓，朝廷命郭槩查核此事；郭槩却依附、包庇韩玠，臣的弟弟苏辙作为谏官弹劾这件事，韩玠和郭槩一同被黜退责罚。因为这件事，赵挺之憎恨臣，尤其竭力加害。臣两年之中四次遭到言语攻击，发布诏令草稿时，他们都说臣是在诽谤。尚未公布省试榜，就先说臣不能识拔人才，甚至连臣所荐举的人，也一概加以诬蔑。臣所说的利害，不许当面陈述。近日王觌说胡宗愈指臣为党人，孙觉说丁隲是臣的亲家；臣同这两人有什么关系，他们却从意外之处巧妙构陷，曲意罗织，积累臣的罪名，想让臣在十个人手中被捶打，又使陛下因“三人成虎”的言论而疑惑。朝廷内外的人都明白他们的意图，说臣如果不早日离开，必然会遭到倾覆危害。臣不是不知道圣主天赋聪明、明察臣无罪，只是台谏的气势和声威震动朝廷，上至执政大臣，下至侍从百官，外至监司守令，全都畏惧回避其锋芒，奉行他们的意旨；凡是他们想除掉的人，势必再也无法保全。天下人都知道这些，只有陛下深居宫禁之中，没有途径知道罢了。臣私下观察，三代以后号称英明的君主，没有谁能超过汉宣帝、唐太宗。然而汉宣帝杀死盖宽饶，唐太宗杀死刘洎，都是听信谗言，使他们无罪而死，直到今天人们仍为之哀痛。汉宣帝起初知道盖宽饶忠直而不畏强权，从候司马提拔他为太中大夫、司隶校尉，不能说对他了解不深。但盖宽饶上书说：“五帝以天下为公，三王以天下为家。”当时进谗的人却说盖宽饶想求取禅让帝位，汉宣帝没有察觉，致使盖宽饶在北阙下自刎。唐太宗信任刘洎，对他的话没有不听从的，曾把他比作魏文贞公，也不能说对他了解不深。但唐太宗征伐辽东时患痈，刘洎哭着说：“圣体不康，实在令人忧惧。”当时进谗的人却说刘洎想要实行伊尹、霍光那样的事情，唐太宗没有察觉，赐刘洎自尽。这两个君主并不是不英明，这两个臣子所受到的知遇也并非不深；他们倚仗英明君主对自己的深知，不躲避谗人的不断诋毁，最终落得身首异处，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如今臣自己估量，受到陛下的知遇，不过如同盖宽饶受到汉宣帝的知遇、刘洎受到唐太宗的知遇罢了。而进谗的臣子却比当时多十倍，即使陛下明哲宽仁，远远超过这两位君主，臣难道还敢倚仗这些而不离去，最终重蹈两位臣子的覆辙吗？况且这两位臣子之死，天下后世都说是两位君主听信邪佞、害死忠良，成为圣德的污点。假使这两位臣子能够察觉征兆、警惕祸患将至，在事情发生以前请求离去，难道不是自身和名声都能保全，臣子和君主双方都不受损吗？臣即使不爱惜自己，难道独独不想到一旦获罪之后，使天下后世有借口议论我们的君主吗？从前先帝召臣上殿，询问古今之事，命令臣今后遇到事情就立即进言。后来臣多次议论政事，没有得到施行，于是又写作诗文，借物寄托讽谏，希望能够流传上达，感悟圣意。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说臣诽谤，臣于是获罪。不过这还算有些相似之处，因为讽谏毕竟可以被说成诽谤。如今臣起草的麻词中有“百姓也劳苦不堪”一句，赵挺之却认为这是诽谤先帝，这就是把白说成黑，把西说成东，完全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臣由此知道，赵挺之的险恶毒辣超过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遭受的谗毁也超过盖宽饶、刘洎。古人说：“做君主难，做臣子也不容易。”臣如果想要模棱两可、苟且敷衍，同众人一样，那么内心愧对本性，对上辜负明主；如果不改变操守，知道什么就说什么，那么恐怕会遭到仇敌交相攻击，不死就会被废黜。伏望圣慈体念做臣子的艰难，哀怜臣处境的极端困难，始终保全臣，把臣安置在无人争斗的地方，特赐指挥，查考前次奏议，早日赐予施行。臣感恩知罪、祈求上天请命，心情激切而战栗恐惧至极，谨请圣上裁决。贴黄：郭槩这个人，才能平庸鄙陋，是众所周知的。他既因依附、包庇小人而获罪，近来又被提拔为监司，大概是因为畏惧赵挺之的言辞，想要姑且取悦他的心意。正如从前王岩叟任言官时，提拔他的父亲荀龙为澶州知州，任用他的岳父梁焘为谏议大夫，天下人都知道那是因为王岩叟。

译又贴黄：臣所荐举的自代人黄庭坚、欧阳棐，十科人王巩，制科人秦观，都被诬陷为有过恶，完全没有事实。臣又曾建言请求施行给田募役法，吕大防、范纯仁都深以为便利，正准备下令审议，台谏却争相说不可，于是不得再行审议。直到今天臣每次见到吕大防、范纯仁，他们都叹息不已，惋惜此法未能施行，只是畏惧台谏，不敢下令实行罢了。又贴黄：朝廷内外臣僚畏惧回避台谏，依附、包庇他们的言论来欺骗朝廷的，都有实际情况；只是因为事情与臣无关，所以不敢一一奏陈。又贴黄：陛下如果认为臣这些话狂妄，就请交给外廷核实这些事情，公开加以黜退责罚；如果认为臣说得对，就请留在宫中省览，臣将另写奏札，请求出任一郡，交付外廷施行。辨明所荐王巩的奏札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臣近来荐举宗正寺丞王巩，参加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臣私下听说台谏官说王巩奸邪，还说他离间宗室，是因为谄媚侍奉臣而得到荐举。奉到圣旨，任命王巩为西京通判。臣谨按王巩好学有文，坚强有力，敢于进言，不畏强权，这是他的长处；年少气盛，热衷进取，喜欢评论人物，因此招致许多怨恨和憎恶，这是他的短处。此前他被流放驱逐到万里之外，偶然得以生还，但容貌如故，志气更加刚厉，这也是他超出常人的地方。故相司马光深深了解他，把他当作国士，和他往来讨论政事不止一次。臣认为他的短处不足以废弃他的长处，所以替国家收罗人才，以备选用。去年以来，官吏百姓上书大约数千人，朝廷委托司马光详细审阅，选出可用的十五人；又在十五人中独加称赞、奖拔二人，孔宗翰和王巩就是其中之二。王巩因此减免二年磨勘，仍然提拔为宗正寺丞。那么臣的荐举与司马光的擢用，事情正相同。如果王巩果真是奸邪，台谏当时为什么不论奏？王巩上疏说宗室中疏远的支属不应当称皇叔、皇伯，虽然未必合乎事理，但不过是想尊崇君主、抑制臣下，力求符合古礼罢了，怎么能说是离间呢？何况王巩这一主张，执政大臣多认为不对，只有司马光深以为然，所以才下交礼部详细议论。兵部侍郎赵彦若也曾建言说，如果这果真是离间，那么司马光也是离间，赵彦若也是离间。正当此事下交有司办理时，台谏最初根本没有说一句话。司马光去世以后，才出现奸邪、离间的说法；那么王巩是邪是正，就取决于司马光的生死，这不是公正的议论。王巩与臣是世代旧交，从小就相识，跟随臣学习，怎么能说是谄媚侍奉？这三种说法，完全没有一件是真实的。幸赖圣明，不因这些事治王巩的罪，也不因此责罚臣，只是任命王巩为外官，以满足言官堵塞众议的意思。臣又有什么可争辩的呢？只是痛惜司马光死去还不到几个月，他所认为贤能的人就变成了奸邪；又伤心言官本来想中伤臣，却牵连到王巩，诬陷欺骗逐渐发展，使许多人感到恐惧。因此冒昧进言，内心深深战栗惶恐，谨请圣上裁决。贴黄：臣曾亲耳听司马光称赞王巩忠义，也曾见到司马光亲笔写给王巩、与他往复讨论政事的信札，以及写给李清臣称赞王巩贤能的亲笔信，真迹现在都还存在。

译论周穜擅自议论配享并自我弹劾的奏札二首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臣以前任中书舍人时，负责弹劾举荐学官，曾举荐江宁府右司理参军周穜，朝廷于是差遣他担任郓州州学教授。近来臣私下听说周穜上疏说，朝廷应当让已故宰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臣谨按汉代法律，擅自议论宗庙者处死弃市。从高后到文帝、景帝、武帝、宣帝，都实行这一法令，以尊重宗庙、维护朝廷、防微杜渐，确实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来，推选功勋卓著、声望隆重、始终德行完备的人，配食历代圣帝；这种事情连天子也不敢专断，必定命令都省集体议论。若此人不属于天下公议所推举的对象，就不在选择之列。既然下诏说“恭敬地依照册文告祭宗庙”，然后才敢施行，法度如此严密，哪里有在事情已经施行之后，还让疏远的小臣各自发表私意，议论所配享的人？如果搁置不问，就是宗庙不严肃而朝廷被轻视了。臣私下认为，王安石一生所作所为的是非邪正，朝廷内外都知道，难以逃过圣上明察。先帝大概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把他置于闲散之地，始终不再任用。如今已经改废青苗等法，也废退王安石一党的吕惠卿、李定等人；至于学校、贡举，也已经罢斥；佛、老之学被禁止，字学大议也已确定，施行了几年；而先帝配享已经确定使用富弼，天下人一致认为极其恰当。周穜又是什么人，竟敢提出这样的议论？他的意图是借此试探朝廷，逐渐传播邪说，暗中为群小倡导，这正是孔子所说的“行险侥幸，却安处其中而不疑”。臣忝列侍从，在知人方面实在错误，竟把这样的人引进来玷污学校；如果还隐瞒不说，就是欺骗君上、结党包庇奸邪，罪过就更大了。谨自我弹劾，等待治罪。伏望圣慈特别命令有司议论臣错误荐举的罪过，重重赐予责罚贬降，以警戒在位官员，谨请圣上裁决。又一篇 元祐三年十二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臣近来上言，因为臣所荐举的学官周穜擅自议论先帝配享，想借此试探朝廷，逐渐传播邪说，暗中为群小倡导，请求交给有司议论臣错误荐举的罪过，重重责罚贬降，以警戒在位官员。到现在已经过了多日，还没有奉到指挥。臣私下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明确赏罚、辨别邪正。这两件事不能确立，混乱和灭亡就会随之而来。《易经》说：“大君有命，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小人不可任用。”《象传》说：“大君有命，是为了端正功业；小人不可任用，任用小人必然使国家混乱。”从前虢公能够亲近善人、憎恶恶人，却仍然免不了灭亡，是因为他虽然亲近善人却不能任用，憎恶恶人却不能除去。臣观察二圣即位以来，斥退驱逐小人，如吕惠卿、李定、蔡确、张诚一、吴居厚、崔台符、杨汲、王孝先、何正臣、卢秉、蹇周辅、王子京、陆师闵、赵济，以及宦官李宪、宋用臣一类人；他们有的首先挑起边境事端，使战争祸患接连不断；有的从中渔利、搜刮钱财，为国家聚集怨恨；有的倡导兴起大狱，以陷害倾覆善良之人。他们的奸恶行为，难以一一数尽。而王安石实际上是他们的首领。如今除了王安石本人已经死亡以外，即使那些人已经退居闲散之地，他的心腹羽翼仍遍布朝廷内外，怀念他的私恩，希望他重新被任用，替他经营游说的人很多；他们都矫饰情态、隐藏踪迹，简直像鬼魅一样。他们的党羽十分坚固，心意十分一致，而英明的君主却不知道，臣实在忧虑。君子是很难招致的，就像麒麟、凤凰一样，见到一点声色就会飞走，盘旋以后才肯聚集，何况可以挥手把他们赶走吗？小人却很容易进用，就像蛆虫苍蝇一样，腥膻之处一聚集，转眼之间就有成千上万，何况还可以招呼他们前来吗？朝廷近来逐渐宽松，这些人如李宪请求在近处居住，王安礼抗拒恩诏，蔡确请求放还他的弟弟，都立即听从允许。崔台符、王孝先一类人很快就被重新进用，杨汲也逐渐得到牵复。吕惠卿窥见了这种意图，所以敢请求居住苏州。这些人都是百姓的大贼、国家的巨蠹，能够保全性命已经是最大的幸运，怎么可以同普通犯有一次过失的臣子一样，按日按月洗刷罪名、重新任用呢？如今既然逐渐宽松，必然会逐渐重新任用他们。这样下去，吕惠卿、蔡确一类人一定有重新被任用的时候，青苗、市易等法也一定有重新恢复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说呢？将作监丞李士京是邪佞小人，众人都鄙弃嘲笑他，大臣却没有察觉，稍稍加以引用；他在寺监任职时尚且能够提出开挖壕沟的建议，为修筑城池逐步制造条件。这个建议一经施行，他便在众人中倡言，想要以后恢复任用臣所说的茶磨法。由此看来，吕惠卿、蔡确一类人又何必担心不能恢复青苗、市易等法，又何必担心不能重新被任用呢？从前卢杞被责罚贬降已经很久，经历了多次大赦，唐德宗想授予他一个小郡，满朝都忧惧不安；宰相李勉、给事中袁高、谏官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以及常侍李泌等人，都以死力争。李勉等人并不是舍不得一个郡，而是知道卢杞一旦得到郡守之职就不会止步，必然还会重新被任用；小火苗有燎原之忧，祸乱的开端有滔天之祸，所以才这样做。如今周穜这样微不足道的小臣，竟敢提出这种议论，大概是已经有人给了他启示。从前淮南王谋反时，所忌惮的只有汲黯，因为他说，只要劝说公孙丞相发觉这件事就完了。如今周穜只是虮虱般的小臣，却敢做大奸之事，仿佛朝廷无人一样愚弄朝廷；万一淮南王那样的人再次出现，又有谁可使他畏惧呢？臣不敢远举古人，只说如果执政大臣中有富弼、韩琦那样的人，台谏中有包拯、吕诲那样的人，或者司马光还在此地，这些人敢这样做吗？从前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百般矫饰欺诈，妄自窃取盛名，有人认为他可以任用，只有韩琦独自看出他的奸邪，始终不肯推荐；假如韩琦没有离开职位，王安石怎么能够得志呢？由此可知，辨别人物的邪正、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才是真正宰相的职责。臣这几天私下听说，执政大臣的意见多想减轻臣的责罚、宽免周穜的罪过。如果果真如此，就是使今后的近臣可以轻易荐引小人，也使吕惠卿一类的人能够据此判断朝廷对他们的轻重，事情关系到势力的消长，忧患涉及治乱。伏望陛下特别作出圣断，严令有司议论臣和周穜的罪过，不可轻易宽恕。即使朝廷察知臣本来没有邪心，只是暗昧错误，也请借臣之事来建立法度；那么臣在上承受知遇之恩，虽然说是获罪，实际上同受到奖赏一样。如果反而宽容赦免，就是偏私臣一人的身体，而废弃天下的法度；臣的惭愧耻辱，就像在市集上受鞭打一样，忧国之心迫切，言语或许愚拙，伏候诛罚，谨请圣上裁决。

译贴黄：周穜不过是州县小吏，志向只在求得一点点升迁罢了。如今忽然如此猖狂，首先提出重大建议，这一定是有人在朝中暗中支持、主使此事；否则，周穜哪里敢越出职位、冒犯名分，来动摇天听呢？这就是臣不得不再三论列此事的原因。论边将隐瞒败亡情况、宪司核实不实的奏札。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四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臣近来因为眼睛昏花、手臂疼痛，坚决请求出任一郡长官，这也是自知禀性刚直偏狭，是非看得过于分明，难以与众人相处。幸蒙圣上慈爱，下诏不许，还两次派使者来慰问安抚，皇恩深厚，臣即使沉入骨髓也不能忘怀。臣认为这种恩德应当以死报答，不应再考虑自身的安危，所以又起身任职。然而职务清闲，不知何时才能为国尽死；每当进读之余，遇到与今日事务有关的事情，便总要把知道的全部说出，希望能够略有补益。昨天所读的《宝训》中说：淳化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各州牧监的马大多瘦弱而死，大概是饲养喂食失时，白白导致病死。近来命令取十几个马槽，放在殿庭之下，观察它们的草料，教人饲养治疗，希望革除这一弊病。”臣于是进言说：马之所以生病，是因为将领和属吏不称职，以致养马人偷盗、削减草料粮食，而且又不防备马匹的饥饱、劳逸。马不能说话，没有办法申诉，所以太宗仁厚至极，深为怜悯，把它们放在殿庭之下，亲自加以督察。百姓和马相比，轻重虽然不同，但如果官吏没有选用适当的人，百姓即使能够说话，上下隔绝，不能自行申诉，也和马没有区别。马匹饥饿、瘦弱、劳苦，就会有毙死、跌倒、奔逃的忧患；百姓困穷而无所依靠，就会有饿死沟壑、成为盗贼的祸患。然而四海百姓不能像养马那样放到殿庭之下，所以只能广泛任用忠良贤能的人作为耳目。如果忠良贤能的人被疏远，谄媚奸佞之徒在身边，那么百姓的疾苦就没有办法上达。秦二世时，陈胜、吴广已经攻破三川、杀死李由，秦二世却不知道；陈后主时，隋军已经渡过长江，陈后主却不知道。这些都是昏庸的君主，不值得说。唐明皇亲自造成太平局面，可以说是明主，但张九龄死后，李林甫、杨国忠掌权，鲜于仲通率二十万人在云南覆没，却没有上奏死伤一人，反而报告打了胜仗。唐明皇不加追问，以至于上下互相防范；安禄山叛乱时，军队已经渡过黄河，而唐明皇还不知道。如今朝廷虽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但臣听说去年夏季西夏军侵犯镇戎，杀掠的人多得数不清，有人说达到一万多人，而边将却上奏说“野外没有什么可掠夺的”。后来朝廷访查得知此事，交给提刑司核实，而提刑孙路只上奏说十多人，并请求朝廷先赦免罪责，然后再核查实际人数；这件事拖延至今已有两年，最终仍未办结。听说凡是因战事死亡的人家，官府本来应当加以防护；如果隐瞒而不上奏，那么死者和生者都含冤，今后还凭什么使人效命呢？这难道是小事吗？孙路掌管耳目监察之职，既不随事上奏，朝廷已经在实行遮蔽隐瞒，他又请求赦免罪责，拖延敷衍、轻慢玩忽竟到了这种地步。臣认为这种风气渐渐发展下去绝不可助长，假使顺着它发展而造成祸患，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这是臣深深忧虑的地方。臣不是不知道陛下必定已经厌烦臣多言，左右近臣也必定已经厌烦臣多事；但臣受恩深重，不敢把自己同一般人等同看待。如果因此获罪，臣也没有什么遗憾。请陛下裁决。推荐何宗元及其《十议》的奏状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十九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近来制定制度，把川峡四路的员缺一并归吏部注拟。臣私下推究圣上的意旨，大概是因为蜀道险远，而人才很多；如果就在本路差除，士人都会留恋故土、不愿迁徙，直到老死乡里，可用的人才朝廷就无法得到并任用。士人虽然身在远方，也都明白这个意思，听到诏令后欣喜，都有不远千里前来观光求用的愿望。然而法令实行数年，还没有见到朝廷破格擢用一人，这实在是臣等没有举荐所听闻人才的过错。臣恭敬地看到，蜀人朝奉郎、新差通判延州事何宗元，熟悉而明达吏治，品行修养端正，学习古人而著文，很适合任用。他近来把所著《十议》给臣看，文辞雅正劲健，议论审慎恰当。臣虽愚钝无能，认为可以让他在事务中接受考验，观察他的成就，因此谨将《十议》缮写上呈。希望圣上慈爱，将它交付三省详细阅看；如果有可取之处，请按照他的才干记录任用。这样不但可以扩大培养人才的途径，也可以慰答远方许多士人求取任用的心愿。谨抄录上奏，恭候诏令。请求将何去非改换为文资的奏状 元祐四年正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臣恭敬地看到，左侍禁何去非本来以进士身份参加六次科举考试，至省参加礼部试；元丰五年因特奏名到御庭唱名。先帝见他所对策文辞义理优美丰赡，长于论说军事，因而问何去非愿意还是不愿意担任武臣官职。何去非不敢违背圣意，于是授为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后来升为博士。如今已经八年，臣曾看到他所著的文章，才力有余，见识气度高远；他论述历代兴废成败的原因，都出人意料，对世道有补益。何去非虽然喜欢谈论军事，但本来是儒者，不喜欢做武官，而且他在其他文章方面也无所不宜。希望圣上慈爱，特许为他改换一个文资，仍令他充任太学博士，以此率先激励学者，稍微振兴文风，或许可以接近古代。以后如果他的表现不如臣所举荐，臣等甘愿接受朝廷法典的惩处。谨抄录上奏，恭候诏令。

译论处置蔡确的奏札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苏轼上奏：臣近来蒙受圣上恩典，怜悯臣有疾病，特许臣出任外官。臣私下想到自己受恩深重，不敢因为出任外官，就同一般人一样，有所听闻而不把话说尽。臣听说有臣僚把蔡确所作、被认为是诽谤讥刺的诗上缴朝廷。臣和蔡确原本并不相识，实际上很厌恶他的为人。如今臣并不是要替蔡确辩护，只是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国家体面极为重大，天下都在观望，二圣的处置如果失当，损害不小。臣担任侍从，理应具状上奏论列。如果朝廷减轻蔡确的罪责，天下必定会认为皇帝陛下见到有人诽谤圣母，却不感到愤怒厌恶，这对于以孝治天下的损害不浅。如果重重治罪，议论者又可能认为太皇太后陛下圣德宽大，与天地一样，却不能容忍一个小人的诽谤怨恨之言，这对于仁政也不能说没有损害。臣希望皇帝陛下降下诏令，让有关官司立案审讯，追究蔡确的根由并加以查问；然后请太皇太后从内宫发出手诏说：‘我自身有德行不足之处，常常希望听到诽谤，以便自我警戒。如今如果治罪蔡确，又怎么能让天下人发表不同意见呢？何况蔡确曾经担任辅臣，应当知道臣子的大义。’ ‘如今上缴的诗未必真是蔡确所作，一概不要追问。’并且把这道手诏张贴在朝堂上。这样处置，二圣仁慈与孝道就确实可以两全，天下有见识的人自然会心悦诚服。臣不胜爱护君主、忧虑国家的心情，越出职分而冒昧进言，谨伏等候诛罚，请陛下裁决。请求将台谏官的章疏交付有关官司彻底查办的奏札。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苏轼上奏：臣近来因为手臂有病，坚决请求出任一郡长官，已经蒙受圣恩，任命为杭州知州。臣起初不知道其他情况，只以为朝廷怜悯臣年老多病，允许臣顺从个人方便。等到出宫朝参，才听说班列中纷纷议论，说近来台官上奏论列臣的罪状很多，而陛下曲意庇护小臣，不肯发出这些章疏，所以允许臣外补。臣本来害怕福分过盛，竭力请求退居；既然获得了所求，难道还要区区为自己辩解吗？但臣私下实在不平。多年以来，臣亲眼看见陛下以至公无私治理天下，如今却因为臣的缘故，使人得以上议。圣明之主被认为压制台官、私下庇护近侍，这对君父的损害不小，这就是臣不得不辩白的原因。臣一生愚钝笨拙，罪过本来很多；至于不合义理的事情，臣敢保证一定没有。只是臣任中书舍人时，曾起草吕惠卿等人的告词，极力斥数他们的凶恶邪僻；而弟弟苏辙担任谏官时，又深切论列蔡确等人的奸邪反复。蔡确和吕惠卿的党羽遍布朝廷内外，共同仇视痛恨臣。近日又因为臣议论郓州教授周穜，说他以小臣身份而做大奸之事，所以党人共同竭尽力量，罗织构造言语，无所不用其极。如果臣确实有这些罪行，朝廷又何必吝惜流放驱逐，以显示至公呢？如果臣确实没有这些罪行，臣又怎么能凭清白无瑕的自身承受这种含混不明的诽谤呢？君主的职责，在于考察毁誉、辨别邪正；这件事也不容易辨明，只有坦然虚心地听取他们的话，公开公正地查考事实，真伪才会自行显现，谗言构陷才不会得逞。如果暗中接受他们的话，却不查考事实，那么进言的人既不受到审察和采用，被诽谤的人也不能得到辨明；小人知道这样做有利可图，就会暗中施加影响，像水滴石穿、深入肌肤一样，日复一日加深，那么公卿百官还有谁敢保全自己？害怕的人很多，哪里只是小臣一人呢？这也是臣不只是为自身而说。希望圣上慈爱，把台谏官论奏臣的章疏全部交给有关官司，令他们穷尽事理彻底查办，依法施行；最重要的是让天下明白知道臣有罪还是无罪，自有公正的法律，不是陛下屈法庇护臣。这样臣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君子所看重的，是名节，所以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可杀而不可辱之类的话。至于爵位利禄，大概是古代有志之士所说的如鸿毛、如破旧鞋子一样轻贱的东西。臣子明白这一点以后，才可以同君父谈论忠孝。如今陛下不肯发出台官的章疏，不过是爱惜臣子，担心其中万一真有这种事情，便不得不降职罢黜；却没有想到臣本来一件这样的事也没有，白白承受诬蔑。圣明之主在上，却让臣哑口无言、无处申诉，重重损害臣的爵位，反而轻易损害臣的名节，臣私下对此深感痛心。臣的意思已经恳切，言语也已说尽，谨伏等候诛罚，请陛下裁决。贴黄：臣所听说的台官论奏臣罪状一事，也不知道虚实；只是因为其中议论涉及圣明，所以不得不加以辨明。如果台官原本没有这道奏疏，也请施行臣妄言的罪责。又贴黄：臣如今将要远离朝廷，希望圣上慈爱，察知臣孤立无援；今后凡有人进言说臣有罪，务必请交付外廷处理。《东坡全集》卷五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五十六，宋苏轼撰，奏议十首 请求赐给州学书板的奏状 元祐四年八月某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恭敬地看到，本州州学目前登记在册的学生有二百多人，前来入学、请假参学的人员也日益增多。这是因为看到朝廷尊崇任用儒术，重新制定贡举条法，逐渐恢复祖宗旧制，人人仰慕义理，求学的人每天增多。如果学校的粮食供应不能接续，使来求学的人无法留下，渐渐离去，这很不符合朝廷乐于培养人才的本意。以前知州熊本曾上奏请求把废罢市易务的书板赐给州学，印刷出租收钱以资助学粮，或者卖给州学，限定十年还钱。如今接到都省指挥，只限五年还钱。现在转运司派官重新估价，约计一千四百六贯九百八十三文。如果按限期缴纳，那么州学每年要缴二百八十一贯三百九十七文，五年之间实在难以做到。学者早晚都缺粮，却指望五年以后得到利益，对眼前事情有什么补益？而朝廷每年得到二百八十一贯三百九十七文，就像在江海中增加或减少几滴水，完全不会察觉。这样只会使一方士人百姓认为，朝廷既然已经把利益让给百姓，废罢市易后所免除的欠负动辄以万计，农民、商人和小民都承受圣恩，无法知道其极限；却偏偏对于这些饥寒交迫、清贫的儒生，吝惜极小的费用，还想从这里追收市易的利息，传遍四方，造成的损害不小。这只是有关官司在收支上的吝啬，并不是朝廷宽大的政令。臣以侍从身份充数、又任地方长官，心中有所见闻，不敢不全部说出。希望圣上慈爱，特地下定决断，把市易务的书板全部赐给州学，不再估价收钱；这样才可使士人的心稍稍信服，以保全国家体面。谨抄录上奏，恭候诏令。贴黄：臣查考，市易务当初制造书板用钱一千九百五十一贯四百六十九文，从今天以前收取的净利已经计一千八百八十九贯九百五十七文。如今如果赐给州学，除去已经收取的净利，只不过实际损失官府本钱六十一贯五百一十二文。恭请详细斟酌施行。奏请对法外刺配罪犯治罪并听候处分的奏状 元祐四年八月某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自进入本辖境以来，访查得知两浙各郡近年民间一向织造轻薄疏松、涂糊药物的绢，以准备交纳和买夏税。官吏想要挑选，而奸猾的人户和包揽交纳的人相互煽动勾结，不交纳好绢，使官吏无法挑选。期限既然逼近，不得不收受。年年如此，已经习以成风。因此京城的官吏军人，只要领取两浙的衣赐，都认为不是上好的。运往京城的纲运，每年都有估价剥折，数额一天天增加。去年估剥达到九千多贯。原来负责收纳的专典被枷锁鞭打，典卖全部家产，有的仍然不能偿还；姑息纵容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臣到任后，想逐渐革除这种弊病，于是指挥收纳官吏稍加挑选。到七月二十七日，有二百多百姓在收纳场前大声叫喊几声，官吏、军人和百姓全都退避，他们便一同进入州衙到臣面前喧闹申诉。臣向他们讲明道理遣散，他们才稍稍退去。臣知道这几百人一定不是同时自行发难，必定有凶恶奸猾之人带头纠集，应当秘密进行侦察。当日据收纳官、仁和县丞陈皓申报，有人户颜巽的儿子颜章、颜益缴纳和买绢五匹，都是轻薄疏松、涂糊药物且尺寸不足，因此被挑退。他们每个人又拿着专典挟持，并同包揽交纳的人等数百人一起对着监官高声叫骂，奔走上前。臣立即派人捉拿颜章、颜益二人，戴上枷锁送到右司理院监禁审问。第二天，人户便一齐交纳好绢，再没有一人敢喧闹。后来据右司理院审问，颜章、颜益供认：本家共有和买绢三十七匹；颜章等见历年来通常只是把轻薄疏松、涂糊药物的绢交给官府，今年本州因为纲运估剥数额很多，指挥要求交纳好绢。颜章等既然领取和买官钱，每匹一贯，却不应当把低价收买来的昌化县轻薄疏松、涂糊药物且尺寸不足的绢交给官府。颜章又不应当同兄长颜益商量，打算如果被挑退，就挟持、纠集专门挑选的人，煽动众户叫骂，投奔州衙恐吓胁迫官吏，使官府仍按历年惯例收纳不合格的绢。不久，他们把买来的轻薄疏松、涂糊药物且尺寸不足的绢五匹交给挑选者家人翁诚代为交纳，不久就被翁诚代本官挑退。颜章等见众户中也有许多这样的劣绢被挑退，便纠集翁诚替他们叫屈。颜益后来用手推翁诚，让颜章把他挟走投奔州衙；颜章随即走到三门前叫屈两声，跳出栅栏。他举起双手，招呼众户煽动叫喊，说大家一同到州衙去。众户约二百多人因此也一齐叫喊，跟随他到州衙喧闹申诉。臣随后查访得知，颜章、颜益是第一等豪户，是颜巽的儿子。颜巽先前担任书手，因为收受贿赂、虚报注销税赋，被刺配本州牢城；不久又使用侥幸计策，让胥吏和医生作证说他有病，托病获释，暂时停刑。后来又因诈骗，将产业重复抵押，冒充应交官府的盐，再被刺配滁州牢城，仍旧托病获释，回到家乡。父子二人奸诈凶恶，乡里人都害怕憎恶他们。他们下狱那天，乡里人都称快。臣谨按，颜益、颜章以平民的微末身份，竟能在众人中发号施令，举手一呼，数百人便跟从；想凭借人多的势力胁制官吏，必定要使今后仍旧经常收纳劣绢，不容臣等彻底革除从前的弊病，其情节和危害极大，实在难以容忍。本州既已依法审判完毕，臣独自判决说：颜章、颜益家传凶恶狡猾，气势压倒乡里，所以能够挥臂一呼，数百人跟从；他们想要摇动长官、胁制监官，造成的危害太深，不能按照通常法律处理。现已刺配本州牢城完毕，并将此事分发到乡村城郭，晓谕人户今后不得再织造轻薄疏松、涂糊药物的绢来准备交纳官府，希望明年彻底革除这一弊病。希望朝廷详细斟酌，将臣这道奏状完整抄录，发给本路转运司，遍行约束晓谕；这样今后京城和本路的官吏、军人都能得到足以穿用的好衣赐，收纳专副也不至于破产赔补。至于臣法外刺配颜章、颜益二人，也请朝廷再依朝廷法典加以惩处。谨抄录上奏，恭候诏令。贴黄：查考本州去年发运和买夏税物帛，共计十四纲；今年至今只估剥到四纲，已经达到九千多贯。请求下达左藏库，方可看出估剥数额的巨大。请求赐给度牒以修缮官署屋宇的奏状

译元祐四年九月某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恭敬地看到，杭州地气蒸腾湿润；钱氏建国时，那里都建成相连的楼阁，用来收藏衣甲和物帛。其余官署屋宇也都使用珍贵木材和巨木，号称雄伟华丽。此后一百多年间，官府既没有力量修缮更换，又不忍心拆掉改建成小屋，经过风雨腐朽，每天趋于坍毁。其间虽然有些有心的长官，果断经营建造，如孙沔修建中和堂、梅挚修建有美堂、蔡襄修建清暑堂之类，但都只求创新，不肯修葺旧屋。其余大多因循支撑，姑且苟延岁月。近年监司急于筹措财用，尤其忌讳修造，十千以上的钱不许擅自支用，因此官舍日益毁坏，使前人留下的建筑全都变成腐朽的土木，实在令人叹惜。臣自熙宁年间担任本州通判时，已经看到州中屋宇大多倾斜，每天都有倒塌压人的恐惧。如今又过了十五六年，其毁坏程度可想而知。臣到任那天，看到使宅的楼房廊庑已经歪斜，裂缝只用小木料交错支撑；每次经过下面，都战栗寒心，从来不敢安稳慢行。后来问通判和属官，他们都说每逢大风雨，不敢安睡在正堂之上。至于军资甲仗库，毁坏得尤其严重。今年六月，使院屋宇倒塌，压伤手分书手二人；八月，鼓角楼倒塌，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其中有一名孕妇。从此以后，不仅官吏家属每天背负忧惧，连来往的吏卒也无不回头顾视、惶恐不安。臣因此不敢坐视，随即派官查验计算官舍、城门、楼橹、仓库等二十七处，都是大段毁坏，必须修缮完毕，共计需要使钱四万多贯。臣已经具状上奏，请求支给二百道度牒，并且暂时按照旧数支给公使钱五百贯，用来办理明年一整年监修官吏的供给，以及已经下令各州筹集的兵匠所需。臣并非不知道破费钱数巨大，朝廷未必会相信批准，所以很想削减节省以符合约束节用的原则。然而上述屋宇都是钱氏建造的，规模高大，无法裁减为小屋。如果立即拆毁改造成低矮狭小的房屋，那么眼前便会显得萧条，成为衰败简陋的样子；这不仅军民不高兴，也不是太平盛世的美事。臣私下认为，仁圣之主在上，忧虑爱护臣下，抚恤远方，一定不忍让官吏和胥徒每天在腐朽的栋梁、坍颓的墙壁下面，靠侥幸勉强求得安全。又担心弊坏渗漏到了极点，如果不立即修完，三五年间必定完全毁坏；到那时再改造，就不是二百道度牒所能筹办的了。希望圣上慈爱，特地下定决断，全部赐给并批准施行；也希望朝廷体察，查访得知不应如此修完时，臣甘愿承担欺罔之罪。谨抄录上奏，恭候诏令。请求诗赋、经义各按分数取士；将来只准应试诗赋兼经义。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本月五日，据本州进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到臣这里递交状文，说他们奉行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的诏令，诗赋、经义各以五分取士。朝廷认为，学者长期传习经义，如果突然增加诗赋，学习诗赋的人还少，所以制定各占五分的法令，这是想优待诗赋，勉励擅长文辞的人进取。然而天下学者昼夜竞相学习诗赋，科举学业大都已经形成；即使颁布各占一半取士的法令，因为诗赋已经学得熟练，也不愿再改学其他。况且学者又认为朝廷恢复祖宗取士旧例，以文辞学问为优，所以士人都以不会诗赋为耻。近来专门学习经义的人，十人中不过二三人。如今本地以及州学生员中，多数学习诗赋，其他郡也是如此。如果平分解额，确实会有损失。诗赋进士难以放弃已经学习的诗赋，强迫他们改应经义科；或者按学习经义的多少分别计分发解。请求根据他们的状文加以奏闻。臣从前担任侍从时，确实看见朝廷重新采用诗赋的本末，大概是认为自从以经义取士以来，学者竞相崇尚浮华空虚，文章只使用一种格式；考试时，工拙无法辨别，录取高下只不过不能满足外界议论罢了；即使取得功名，后来所学的文章也不能施用于实际，所以重新采用祖宗旧制，兼取诗赋。可是那些横加议论的人想博取姑息迁就的名声，争相说天下学者不喜欢诗赋，朝廷过分失去士人的人心，因此要求改法，诗赋、经义各取五分。然而臣在京城时，看见太学生中学习诗赋的十人有七人。臣本是蜀人，听说蜀中进士学习诗赋的十人有九人。等到臣出任东南长官，亲自经过十郡，又多次见到江湖、福建的士人，他们都争相创作诗赋，其中优秀的人已经能够追及前人；专门学习经义的人反而以此为耻。由此可知，先前所说天下学者不喜欢诗赋，都是妄言。只有河北、河东的进士刚刚改学声律，恐怕还不十分精工；然而他们的经义文章也比其他路显得拙劣，并不只是诗赋如此。朝廷既然允许五路进士在礼部贡院按分数取士，就绝没有偏弃某一路士人的道理。如今臣根据前面所说进士汪溉等人的状文上奏，也料想各处像这样申明的不会只有一处。希望朝廷参考众人的意见，特许将来举行一次考试时，按照诗赋、经义应试人数的多少分别折算分数发解。如果经义所得分数为零、不足一人，也允许并入诗赋的名额中。并且除将来这一次考试外，今后都只准应诗赋进士科，以免学者疑惑，使他们专心学习。谨抄录上奏，恭候诏令。贴黄：诗赋进士也自然兼习经义，并不是废除经义。

译论高丽进奉的奏状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恭敬地看到，自熙宁以来，高丽人屡次入朝进贡；到元丰末年，十六七年间，接待、赏赐的费用多得无法计算。两浙、淮南、京东三路修筑城池、制造船只、建立馆舍，征调农民工匠，侵扰商贾，所到之处纷纷骚扰，公私都困顿不堪。朝廷没有得到丝毫利益，而夷狄却获得不可估量的利益。高丽使者所到之处，绘画山川，购买书籍。议论者认为，所得赏赐大半归给契丹；虽然这件事的虚实无法查明，但契丹的强大足以决定高丽的祸福。如果不是暗中相互谋划勾连，高丽哪里敢公开入朝？中国有见识的人都对此深为忧虑。自二圣继承帝位以来，高丽几年没有前来，淮浙、京东的官吏百姓都有卸下负担的喜悦。只有福建一路多以海上贸易为业，其中凶险的人仍然敢于同高丽交通勾连，希望谋取厚利。臣稍稍听到这些事情，正准备查察处置。这个月三日，接到秀州派人押送到的泉州百姓徐戬；他擅自在海船中带来高丽僧统义天手下的侍者僧寿介、继常、颍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以及带来本国礼宾省的文书，说奉本国国王的命令，让寿介等带着义天的祭文前来祭奠杭州僧人源阇黎。臣已经下令把他们送到承天寺安置，选派职员二人、兵级十人，时刻严密照管，不许他们出入接待宾客；又选派有品行、通晓经论的僧人陪伴交谈并供给，不让他们失去安置。其他事项已经把详细情况分条上奏朝廷完毕。又据高丽僧寿介的状文说，他临出发时奉国母指挥，让他带两座金塔，为皇帝、太皇太后祝延圣寿。臣私下观察他们的意图，大概是因为二圣继位数年，不敢轻易前来进贡，突然失去了厚利；想重新派遣使者，又不能测知圣意，所以借祭奠源阇黎为名，趁机献上金塔，想试探朝廷，了解朝廷接待他们的态度以及礼遇的轻重厚薄。否则，哪里有想献金塔祝寿，却不派使者奉表的道理？只是因为祭奠亡僧，才借机传达国母的意思；大概是怀疑中国不会接受，所以采用这种简略的礼仪，来试探朝廷。如果朝廷稍微优厚地接待他们，贪求之心就会重新产生，朝贡使者纷纷而来，必定成为无穷的祸患。等他们已经到达后再拒绝，又会伤害恩义。恭敬地认为，圣明之主已经明察其真实情状，朝廷的议论自然会有办法处置。臣忝列侍从，又出任一路长官，心中有所见闻，不敢不全部说出，供圣上采择。谨将事情分条列举如下。一，福建狡猾的商人擅自同高丽交通、引诱勾连以谋取利益，像徐戬这样的人很多。臣访查得知，徐戬先接受高丽的钱物，在杭州雕造带夹注的《华严经》，费用极为巨大。印板制成后，竟公然用海船装载运去交付，还接受高丽的厚赏，官府和民间竟没有一人察觉。臣认为这种风气怎么可以滋长？如果顺其发展而造成弊病，敌国奸细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况且这次引来高丽僧人，必定是徐戬的主谋。臣已把他戴上枷锁送到左司理院彻底审问，应当立即具案上奏。请求法外从重处置，以警戒本路的奸民猾商。其次。一，高丽僧寿介有状文说，临出发时国母命令他带金塔祝寿。臣认为，高丽借祭奠亡僧的机会传达国母的意思，简略而无礼，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朝廷接受而不回报，或者回报很轻，夷狄便能以此为借口；如果接受后厚加回报，就是用贵重财物来答谢他们简略无礼的馈赠。臣已经一面命令负责管理的职员退还他的状文，说朝廷清明严肃，守臣不敢擅自替他上奏。臣料想这个僧人势必不肯罢休，一定会说本国派他来献寿。如今如果不替他上奏，他回国后获罪不会轻。臣想在这个僧人的状文后判道：州府没有奉到朝廷文书，本国又没有正式来文，难以议论上呈；拿着状文回国，照此办理。这样只是臣一面下令，并非朝廷拒绝他的献礼，似乎较为稳妥。如果认为可以，请赐下指挥施行。一，高丽僧寿介带来的本国礼宾省文书说：为了祭奠源阇黎，并且到各处寻访老师学习佛法。臣认为寿介等只是义天手下的侍者，并不是国王的亲属。他们此次来只是进行私人祭奠，本来不是国家事务。接待他们的轻重，应当同义天截然不同。请求只允许他们进行祭奠，至于寻师学法、出入游览等事情，一概不许。仍限定日期，另派船把他们送到明州，让他们搭乘顺便的海船回国，不再派人派船津送。如果要买卖，允许酌量购置物品作为行装带回，不得广泛从事商贩活动。以上谨将事情列举如前。如果这样处置，使他们得不到厚利，从而断绝他们前来的本意，上可避免朝廷府库无益的费用，下可避免淮浙、京东公私疲敝的祸患，臣不胜区区之愿。谨抄录上奏，恭候诏令。请求赈济浙西七州的奏状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朝奉郎苏轼上奏：臣查考，浙西七州军冬春积水，不能种早稻，到了五六月水退后才插晚秧，又遭遇干旱，早稻晚稻都受损，高田低田全都受伤，百姓的粮食困难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今年至今米价已经达到九十足钱，小民在冬天刚到时就已经有人挨饿。两浙水乡向来很少种麦，来年的收成要等到秋天，而能否成熟又还不能确定。臣深恐明年春夏之交，一定会有饥荒、盗贼的忧患。本司除已同提转官商量，多方筹划准备以外，还有应当申奏的事项，谨分条列举如下。

译一，转运司明年应当发运的上供额斛以及补填旧欠，共一百六十多万硕。本路钱物大多空乏，搜刮、变卖、转运都无法进行。官吏急于完成任务，务求免除责任，催逼赋税，督促偿还欠负，以及查禁私酒、漏税之类的行为，必定比平日加倍。饥饿贫困的百姓无路逃生，必将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又因为上供额斛数目极大，全部都没有准备。如今各州广泛收购粮食，指挥严紧，官吏不得不拦截米谷、提高价格收买，因此斛价暴涨，小民缺少粮食。希望圣上慈爱，怜悯这一地区在熙宁年间遭受饥荒和疫病，人口死亡大半，直到今天城市仍然冷落萧条，官私欠负很多，十家中有九家都有欠债。如果不痛切地加以赈济抚恤，那么这一地区剩下的百姓必定会倒毙沟壑。如今臣也不敢希望朝廷另外赐给钱米，只请求暂且宽免转运司上供的年度钱斛，那么官吏自然不会实行逼迫急切的政令，百姓也自然会受到恩惠。请求出自圣上决断，明年本路上解的钱斛暂且只征发一半，或者三分之二；其余等丰收时，再分作两年，随着年度额数征发上供钱物。这样可以使公私稍微得到周济。又担心官吏认为明年既然得到宽减，便侥幸等待调任，更不尽心筹划收拾，以备补足年度额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 请求特地下达指挥，必须按照年度把应收集的数额收足；如果遇到调任，就把已经收集到的数额交割给后任承认，不得违反年度期限。一，如今各州既收购常平仓斛米，又收购省仓军粮，还用封桩钱收购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自只求完成任务，互相争夺倾轧，因此米价更加昂贵。希望圣上慈爱，迅速下令查核。如果京城各仓不必使用这批米，就命提转官迅速查核各州；如果省仓不缺军粮，常平仓收购散积已有储备，除此以外不得再收购。这样才可使米价稍微平稳，小民不至于失去生计。浙中向来号称钱荒，如今尤其严重，百姓拿银、绢、丝、绵到市场上，却没有人愿意收购，质库人家往往白天也关门。如果能把官钱三二千万散发到民间，就像用水救火一样。请求下令提转官，将应当上供的钱分散到各州的纳税户，让他们购买金银、绢帛，以充当年度额数发运。一，浙中一向有奸民结成群党，贩运私盐，情况紧急时就成为盗贼。近来朝廷大力降低盐价，是最为仁慈的政令；然而结党贩运的现象仍未大为衰减。臣深恐饥荒中的百姓流散到江海之上，群党更加增多，或者形成严重祸患。请求朝廷下令，盗贼中情节严重的，以及贩卖私盐、结聚成群的，都允许向钤辖司申报，由钤辖司暂且法外处置，等丰收后再恢复旧制；这样才可弹压奸民愚民，使他们有所畏惧而肃然。以上谨将查考所得列举如前。熙宁年间，两浙发生饥荒，当时米价达到二百足钱，人口死亡大半，父老至今说起仍流泪。如今米价已经达到九十足钱，而且炎热持续不止，形势还没有终结，实在令人忧虑。希望仁圣之主怜悯百姓，早日实行赈济抚恤。如今所奏各事，一一都是根据实情，恭请详细斟酌，迅速赐下指挥。谨抄录上奏，恭候诏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日〕

译论差役、雇役法利弊并请求分条施行的奏状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自熙宁以来在郡县任职，推行役法；元祐改法时，臣忝列详定官；如今又出任地方长官，亲自实行这项法律，考察询问官吏百姓，全面看到了雇役、差役的利弊，不敢不说。雇役法规定，从第二等以上的人户，每年缴纳役钱很多；实行几年后，钱越来越重，谷物和布帛越来越便宜，田地房屋越来越贱，以至于家产破败离散，降为下等人户。这一点，只要把熙宁以前第一、第二等人户按路、按州的总数加以比较，到元丰末年，多少相差悬殊，清楚可见。这是雇役法损害上等人户的第一点。第四等以下人户，旧制本来没有役钱，只不过轮差充任壮丁，没有什么额外赔备；而雇役法规定一律缴纳役钱，虽然征取不多，但贫苦下等人无缘无故要缴出三五百钱，在还没有办齐之前，吏卒就到门催逼，不拿出百钱不能解免；官钱还没有缴纳，这项费用已经很重，所以他们都变成游手之民，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当时议论此事的人也想免除这类人户的役钱，但户数太多，少数积累起来就成为大数，役钱要靠这些人户才能足额；如果一概免除，损失就会有一大半，雇役法也无法实行。这种雇役法，对下等户造成的祸害有两点。如今改行差役，这两种祸害都可以去除，天下百姓实在幸运。唯独第三等人户，在实行雇役时，每户每年出钱最多不过三四千文；如今承担一次差役，费用少的每天也不少于一百文，两年轮换一次，需花七十多千文；而歇役较久的也不过六年。这样，八年之中，过去慢慢交出三十多千文，如今却要合计交出七十多千文，苦乐自然可知。何况农民服役于官府，贪吏狡胥任意侵吞，所费又不能用一二项来计算。这就是差役法对中等户造成的一种祸害。如今议论此事的人，有的想专行差役，有的想恢复雇役，都是片面之词和过当的议论。臣愚意以为，朝廷既然征收六色钱，允许用它雇役，以代替中等人户服役，已经略略除去一种祸害，保全了两种好处，这是最好的办法，可以长久实行。不过，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敕令规定，合并计算役期未满三番的空闲人户，允许用六色钱雇州手、分散从官、承符人，这个办法并不妥当。为什么呢？百姓出钱，本来是为了免除差役，如今却以番次加以限制，不许全部用来雇役，使钱留在官府，名义上不正；而且所雇的人少，不足以减轻中等人户的劳苦；法令也不简明直接，使奸吏小人能够上下其手。臣到杭州后，检查各县的雇役，发现都不合乎法令：钱唐、仁和是富裕县，便都雇人；新城、昌化将成为贫困县，反而不能雇人。原来转运司特意在法令之外创立了一个格式，如今各县不能把各等人户的总数合并计算。那些贫困县，第一、第二等人户通常都很少，到第三等时户数却极多，于是把这些人户合计起来，都达到三番。但第三等户哪里能承担第一等的差役呢？由此可知，把三等人户合计计算，是庸俗官吏的巧诈办法，并非朝廷立法的本意。臣正一面着手改正施行，接着又准据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的敕令：各州衙前投名不足的地方，现任满期的乡差衙前一律替换释放，并且仍依旧条差役，不再发给钱。又规定各州的差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条定额差遣；如果空闲期未满三年，就用助役钱出钱募人。这个法令一下，官吏和百姓面面相觑，都觉得没有人能明白，比此前三番之法更加不通。前史称萧何制定法令详明如一幅画，大概是说法令简明直接，容易理解，即使山邑小吏、穷乡野人也都能分辨清楚、遵守执行，这样才是不可更改的良法。臣身为侍从，又承蒙任用为地方长官，不能不说，谨将上述条文中不便实行的情况和臣愚意所想请求的办法，逐条列在下面。一、前面敕令的节文说：查考衙前自从颁下降旨招募的指挥以来，仅仅过了一年，各州各路军中仍有招募投名不足的地方。那些服役期已满的衙前，虽然仍按旧例发给支酬，却强令他们继续服役，并不是乡户自愿承担。如果以后再没有人愿意投募，那么乡户衙前最终将没有替换期限，这就是强令年长者长期服役，明显不合人情。如今希望把各州衙前投名不足的地方，现任期满的乡差衙前一律替换释放，并且仍依旧条差役，不再发钱。如果有人愿意投充长名，或以后招募到人，就把其雇食支酬钱全部发给，同时停止差充。除去乡差年限未满的人户仍依条承担本户应服的差役外，投募长名的人，都免除本户役钱二十贯文；如果缴纳数额少，不属于应缴役钱的人，也允许按照数额从本应缴纳六色役钱的人户中免除。并命各处监司斟酌，现任衙前如有虚占名额、可以合并裁减的地方，就裁减人数，把减下的钱数增加到重难支酬中实行。臣如今查考前面的敕令条文，深感不便。凡是长名衙前招募不足，特别是因为所发支钱太少。从元丰以前，没听说天下有缺额的衙前，难道不是因为当时常常压低待遇，勤于差遣充任，而重难月给足以使用吗？当时奉使的人，如李承之、沈括、吴雍等，每到一处，往往把削减待遇当作功劳。到了元丰末年，衙前的支酬可以说仅仅够用而没有余裕了。元祐初年改法时，又实行削减，多数不给月给，所以招募不能进行。如今不反过来寻求根本原因，反而想使乡差更加困苦，完全不给钱，而对投募者全部发钱，又免除役钱二十贯，想用诱迫手段让所有人都来投募。然而每年免除役钱二十千，若按六色人户计算而免除，便是投募者自己增加六色钱，日益减少。假如天下投名衙前都免除这二十千，那么六色钱将所剩无几。假如只有缺额处招募到的人才能免除，那么同样是投名，厚薄待遇却突然不同，这是什么道理？朝廷既然允许每年免除二十千，就是明知支酬不足，想用它来补足。为什么不直接增加重难月给，使招募得以进行呢？

译所谓按六色人户计算，就是让官府暗中设法收取钱财。若遇到顽强狡猾的人户抵赖不还，或者拿各种物品按高价折抵，告到官府，经过多年才肯赔偿，那么衙前实际得到的没有多少。如果官府发给二十千，早晨发出、晚上便取得，难道不是简明易行吗？所以臣愚意认为，上述敕令必定难以长久实行。议论者多说，官府若增加钱来招募，奸民就会观望，不肯投名，等候增加更多钱数。如今按六色人户计算来免役钱，正与增加钱没有区别，虽然巧立名目，实际上完全一样。总的说来，支钱既然足够，绝没有招募不能进行的道理。自熙宁以来，没有一个地方出现缺额，难道今天忽然就无人投募了吗？臣如今请求下令：各路监司、守令，对于缺额的长名衙前，必须限定日期招募足额；如果不足，就详细说明元丰以前为何能够招募、如今为何不足的缘由，申奏朝廷。如果确实需要增加钱来雇募，就与本路监司商议，一面施行完毕，一面具结保证没有大的破费，申奏朝廷。如果期限已满而无故招募不足，就勘问追究有关官吏。这样做不过半年，天下必定不会再有缺额的长名衙前；而所增加的钱数未必每人每年增加二十千，而且只使用坊场、河渡钱，不像现在的办法要通过计算免役钱来挪用六色钱。这就是六色钱。一、前面敕令的节文说：查考乡差人户财力厚薄、等第高下，以及丁口增减、免放并不固定，恐怕难以按番次限定招募。不如按照空闲的年份来确定差役制度，划定役次的轻重，雇募役人，这样明显公平，也可以把多余的役钱中裁减无丁户和女户所出的钱数。希望各州的差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条定差；如果空闲期未满三年，就根据未满三年的户数，用助役钱出钱募人。等到有户停止支钱，已经招募的人各依本役年限，期满后便停止差役。今后遇有支遣，准此办理。并且，按一路助役钱，除依条酌量留下一分作准备外，根据剩余钱数，再从无丁户和女户所出的役钱中酌量裁减，具数奏闻。所有先前颁下的雇募州役及分番指挥，一律不许再实行。臣如今查考，所有差役以二年为一番，过去的指挥是，空闲人户不足三番，便命令雇募；这是圣恩本来想让百姓空闲六年。如今无故忽然减为三年，官吏百姓无不惊愕，都认为中等人户正苦于差役，正盼望朝廷另加宽恤，而六色钱幸而有余，正可以增加番数，却反而减为三年。农民纷纷相告说：‘过去差役虽然十分劳苦，但朝廷还允许我们闲置六年；如今只许闲置三年，一定是朝廷另要拿这些钱去使用。’正当两位圣上亲自推行仁厚之政、天下归心的时候，忽然有这种话传遍远近，实在可惜。虽说除量留一分作准备外，把剩余数额从无丁户、女户所出的役钱中酌量裁减，这只是空话，并没有实际根据，不过是提出建议的人借用这个名目来支撑自己的说法。臣请朝廷追问他们：各人户服差役的年月不同，一个县中有户无户每天也在变化，再加上税产的开收、丁口的增减，即使有圣人的智慧，也不能预先知道何时该雇、何时该差，必须临事才能确定。既然如此，怎么能在一年前预知来年需要多少钱，刚看见有余钱就实行减免呢？臣知道这个办法一定无法实行，只是空话罢了。如果今年有余钱便实行减免，明年不足又必须重新增减，文书账册必然纷乱混淆，祸患横生，难以尽述。如今中等人户正以服役为苦，而六色人户却以出钱为乐；让苦者再减少三年，让乐者又实行减免，这是什么道理？总的说来，六色钱本来就是用来免除本役的，理应全部用来雇人；除酌量留下作准备外，一文钱也不应留存不用。这样事情才简便，法令的本意才贯通，名义才正，民心才服。只是有一件事不得不周密考虑：各州各县六色钱的多少不同，如果全都用来雇人，苦乐便不均等；钱多的地方，役户待遇太优，与六色人户相比反而显得不公平。臣如今请求，今后六色钱常年留存一年作准备【如元祐四年只准使用元祐二年的钱，元祐二年的钱留下作准备】，并估计各种应需钱款【如官吏请求雇人的钱等】之外，其余钱数由提刑、转运与守令共同商议，预先按照各州各县人户贫富和色役多少进行分配，使一路六色钱通融调剂分给各处，让州县全部用来雇人，并以本地色役轻重确定先后。这样事情简明易行，钱财均匀而没有弊端。等到雇人逐渐增多，朝廷内外渐渐恢复元气，差役这一良法就可以长久实行而不必改变了。贴黄：如果实行这个办法，今后对空闲三年的人户，官吏隐瞒包庇而不差遣，却改行雇募，便没有办法查考防范。即使允许别人告发，除非是多事好讼的人，谁肯去告？如果有本等以上、已经空闲三年的人户，尚未查明，是专以空闲的先后为准，还是再参照财力高下来定差？既然没有明确果断的条文，今后的诉讼必定很多。以上谨将情况列述如前。朝廷改定法令已有数年，到如今民心仍纷乱不安。臣在外任职，亲眼所见，正是因为这几件事。伏望圣上慈悲，与执政大臣早日确定这一法令，果断实行。如果再交给有关部门办理，那么他们出纳时吝惜钱财，必定议不成事。日复一日，农民日益凋敝，所忧虑的实在不小。臣冒犯天威，谨等待斧钺诛戮。谨此录奏上闻，伏候敕旨。

译论高丽进奉第二状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状奏：臣近来收到高丽僧寿介的状文，说临行之日奉国母指挥，带着两座金塔随寿介前来，祝愿皇帝、太皇太后圣寿。臣已经当面退还他的状文，仍命本州派去陪话的僧人思义，只以自己的意思询问所献金塔的具体情况。高丽僧寿介知道臣不替他上奏，这才拿出僧统义天交给他的文书给思义看，原来是想把两座金塔施舍给杭州惠因院等处，为皇帝、太皇太后祝寿；又说金塔由他随身保管，不能擅自移动。原文封存，等以后有奏疏送到时，才可以施纳。由此明显可见，高丽人是拿这两座金塔来试探中国的态度。臣既已退还他的状文，以后他必定会自行把金塔施舍给惠因院等院。既然是私下施舍给僧院，朝廷就难以回赐；如果接受而不答报，夷狄性情贪利，或许会产生怨恨。伏望朝廷查考臣前次奏文，早日赐下指挥。如果寿介等把上述金塔施舍，也请只作为臣的意见，一面答复说没有奉到朝廷命令，不敢让僧院收留，这样或许可以稍稍断绝后患。谨此录奏上闻，伏候敕旨。贴黄：臣查问得知，惠因院亡僧净源本是庸俗之人，只因与人来往较多，致使商人等在高丽国中妄加谈说，因此义天远道来此从学，使本院获得了丰厚的施利，而淮南、浙东一带的官府和民间都受到扰乱。如今又听说，本院有一名姓颜的行者，携带净源的真影、舍利，随海船渡海，因此义天又派人前来祭奠。臣已经命有关部门查究，等查明事实后奏闻。如今如果允许惠因院收留金塔，就是让这个庸俗奸猾之人谋求厚利，为国家惹出事端，实在不可。请求命令高丽僧从泉州回国的奏状 元祐四年十二月三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状奏：臣近来因为泉州商客徐戬带领高丽国僧统义天手下的侍者僧寿介等到杭州祭奠亡僧净源，顺便带来两座金塔，于是已经把详细情况逐条奏闻。现已奉朝廷指示，允许寿介等祭奠亡僧净源完毕后，派人派船送到明州，搭乘顺便的海船回国。如果净源的弟子愿意赠送回礼，就酌量回赠。本州已经依照指挥，允许寿介等祭奠净源完毕，其弟子酌量拿本地土产回赠，由寿介等收受。至于带来的两座金塔，据寿介等让监伴职员前来告诉臣说，恐怕带回本国会获罪不轻。臣已经依照原奏文的意思作出判状，交给各僧，让他们带回本国遵照办理。本州又立即派人派船装载寿介等，并酌情带米、面、蜡烛等为各僧饯行，于十一月三十日出发前往明州。另听说明州近来很少有顺便前往高丽的商船，私下担心这些僧人长期滞留在那里会不方便。又听说泉州有许多海船往来高丽进行买卖，除已经行文明州查核外，如果寿介等到来年终仍没有顺便的船，就立即申奏，请求发往泉州搭船回国。另外需要奏闻的事项。右谨请求朝廷特别降下指挥，命明州迅速查核，依此施行，以免他们停留滞塞。谨此录奏上闻，伏候敕旨。请求发给度牒，招募人入纳斛斗，出卖粮食救济饥民等事的奏状。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状奏：臣近来指挥本州，在州城及倚郭两县出卖常平米一千石，外面七县中，大县每天出卖一百石，小县五十石，估计每天出卖五百多石。从二月到六月底，把现有的城内外常平米均匀调拨；除本州及倚郭两县略够使用外，其余七县还缺三万多石。虽然朝廷赐给上供米十万石，准备用来出卖，转运司已经行文报告，从越州、睦州调拨三万石给杭州。然而本州全年计划还缺军粮六万多石，越州、睦州的米尚且不够补充军粮，更没有办法拿出来出售。因此外县实际缺少三万多石可供出卖，臣已经一面指挥各县调运转移，开场出卖，以平抑米价，希望深山穷谷的百姓不至于大受失所之苦。但估计现有米数恐怕只到四五月间就会卖尽。如果秋谷尚未成熟，售粮场又不能继续，那么民间便会突然缺粮，实在令人忧虑。臣查考各州，情况大都缺米，即使催逼转运、提刑司，也必定没有地方可以筹划调运来应付。只有一个办法，恐怕可以救济办理。因为臣去年曾奏请度牒二百道，用来修完本州官署房舍，尚未核准施行。臣在十二月底曾写信给太师文彦博以下八位执政，请求早日奏陈，特别允许发给上述度牒二百道。臣想暂且用这些度牒招募苏、湖、常、秀的人户，让他们到本州缺米的县份入纳斛斗，以优厚价格入纳，再减价出售，估计可以得到二万五千石粮食，卖得一万五千贯钱。听说苏、湖、常、秀虽然遭受灾伤，富裕人家却略有积蓄。如果用度牒招募，他们一定愿意入纳；再用所得钱财修完官署，或许可以先救济将要饿死的百姓，随后修好长期损坏的房舍。两件事都能办成，官民将永远感戴恩德。臣发出这封信已经四十多天，到现在没有得到答复，不得不冒犯朝廷，冒昧上扰圣听。伏乞圣上慈悲，深切怜悯本州外县溪谷中即将坠入沟壑的百姓，特别作出圣断，迅速赐予批准。臣惶恐战栗、等待治罪之至，谨此录奏上闻，伏候敕旨。

译论叶温叟分配度牒不公的奏状 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状奏：本月十七日，臣收到转运使叶温叟发给杭州的公文，公文依据尚书礼部的符文，符文又依据元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的敕令，查核得知：两浙、淮南路现正遭受灾害，民间粮价飞涨，虽已下令减拨上供斛斗出卖，并依条赈恤，仍担心所需斛斗数量太多，不能周全供应。现奉敕令，各路分别发给空名度牒三百道，交给各路转运司、提刑司、钤辖司，分配给受灾州军，招募人入纳斛斗，或者用现钱买粮入官府封存，以及补助各种斛斗，供赈济支用。省部如今依照敕命指挥，发出空名度牒三百道，并封好度牒封皮，随符文送到。符文到达后，由主管官员依照上述敕命指挥办理，并查照元祐敕令迅速施行，同时关会提刑、钤辖司及所属各处，不得稍有违误。本司查核杭、越、苏、湖、常、秀、润、衢、婺、台等州的灾情和税收减免情况，除衢州只减免到二厘、尚未达到灾害标准因而不再拨给外，现在把杭州、越州等九州的减税钱数折算合计，每州应得的度牒数，随文发送，其中杭州三十道。臣查考上述敕令，规定两浙、淮南路遭受灾害，各发给空名度牒三百道，交给各路转运、提刑、钤辖司，分配给受灾州军。转运司既已接受上述敕令，就应当与提刑司以及浙东、浙西两路钤辖司商量分配，还必须参考州郡大小、户口多少和灾情程度，分别安排应得度牒数，依公办理。如今转运使叶温叟因出巡苏州、秀州等地，在路上收到上述敕令，便敢公然违背，不再查核，也不与提刑司、两路钤辖司及转运判官张璹商议，便擅自单方面分配，其中杭州只得到三十道。杭州城内人口多得无法计算，估计有四五十万人；城内外九县的主户、客户共三十多万。如今查验水旱灾害，虽然只按一分六厘计算，又因为杭州向来本地产米不多，全靠苏、湖、常、秀等州运输斛斗接济；如果这几个州歉收，那么杭州即使十分丰收，也不免成为饥荒之年。自去年十月以后，米价飞涨到每斗九十足钱；近年浙中很难得到现钱，每斗九十钱相当于熙宁以前的一百四五十钱。由于购买常平米，每天争相买米的人不下五六万人，才免于出现饿死者。如今圣恩优厚抚恤，把分配度牒的事情交给本路提转以及两路钤辖司办理，叶温叟却独出私意，只给杭州三十道。润州的人户与杭州相比，十分中还不到一二分，却分得一百道；其余各州所得多少也任意决定，难以全部列举，以致杭州百姓无不抱怨，都以为圣恩偏厚润州，不及杭州，却不知道这其实是叶温叟公然违背敕令、任意分配的结果，必须奏明朝廷。臣先于二月四日奏报，杭州各县出卖官米，从二月到六月底缺三万多石，请求特别赐给度牒二百道，招募人入纳。杭州外县的官吏百姓日夜盼望朝廷施行，急迫程度正如大旱盼雨、酷热时渴望洗浴，实在无法说明。臣奏状尚未到达，已经查知朝廷正在施行，真是圣明洞察，数千里之外的事情如同亲眼看见。如今却因为转运使叶温叟自行专断、任意决定多少，以杭州人口众多、甲于两路为由，竟只分三十道，官吏百姓惊骇不已，没人明白其中的道理。臣私下推究圣意，大概是认为提刑司专门主管赈济，钤辖司专门管理灾害和盗贼，所以命转运司与两司共同斟酌分配。如今叶温叟完全不查核两司和转运判官，直接单方面任意分配，发文送给各州，甚至不通知钤辖司。臣承蒙任侍从，出使并主管一路，叶温叟像这样凌辱蔑视、肆意妄为，臣若不说，必定再没有人敢上疏论列。何况杭州如今城内外有十九处开场卖米，买米的人像云一样，即使寄居等候任职的官员也来排队购买。杭州人向来骄奢，本来以购买官米为耻，若不是饥荒紧急，哪里肯来买？这些都是叶温叟和各位监司共同亲眼看见的。如今却只分给三十道，实在令人震惊。度牒三百道，约值五万多贯钱，各地商人富户因此奔走骚动，而叶温叟却单方面任意分配，完全不查核各司，怎么能算妥当？臣又听说，去年各郡查验减免税赋，多有不实、不尽之处。比如苏州积水一望无际，众人都亲眼看见，如今减税比例反而不及润州，大概是查验减免的官吏观望漕司的意旨，以及各自随本州长官的用意而宽严不同，未必都符合实情。如今叶温叟专以减税比例为依据，实在不妥。即使查验减免确实属实，州郡大小、户口多少也各不相同，也应当综合斟酌、分别安排，由各司共同商议分配，才合适。如今凡是叶温叟指定为赈济的州郡，便多得到度牒；属于其他人的辖区，便吝惜不给，明显完全不公平。臣已经行文转运司，请其详细查考上述情况，并依朝廷指挥，会同提刑司、钤辖司公正分配完毕。臣深恐叶温叟不肯听从，即使肯听从，也不过量增二三十道，仍然不够支用。伏望圣上慈悲，体念杭州原先奏报缺米三万石，本来请求度牒二百道，才略微够用。如今臣不敢再奢望上述数目，只请求特别降下指挥，在三百道中拨一百五十道给杭州。何况其余州军原本没有奏请缺米的地方，把剩余一百五十道分给它们，也不至于耽误事情。伏乞早日降下指挥，使受灾百姓都能均沾圣恩，不至于让一个人的私意专擅决定多少。谨此录奏上闻，伏候敕旨。贴黄：杭州原先奏报缺米三万石，请求度牒二百道，如今转运使只给三十道。润州原本没有奏报缺米，明显是常平钱米足够使用，如今却给了一百道，实在令人震惊。请求朝廷详细斟酌。各州原本没有奏请缺米的地方，如果依臣所奏分给一百五十道，已经超出预期。杭州即使得到一百五十道，仍然不够使用。请求由圣上亲自裁决分配施行。如果只下令本路办理，转运使叶温叟一定会坚持错误，不肯应付办理。《东坡全集》卷五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五十七，宋苏轼撰，收奏议六首。杭州请求发度牒开挖西湖的奏状。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状奏：臣听说天下各处，湖泊、河渠的兴废、成毁，似乎都有定数。只有圣人在上，才能兴利除害，使之容易建成而难以废弃。从前西汉末年，翟方进任丞相，开始决坏汝南鸿隙陂，父老怨恨他，作歌说：‘毁坏鸿隙陂的是谁？是翟子威！过去给我饭豆羹芋，如今反而毁坏堤陂；堤陂既毁，将来又有谁来恢复？说这话的是两只黄鹄。’大概是民心所希望的事情，假托天意，认为有神灵从天而下告知我们。孙皓时，吴郡上言说：‘临平湖自汉末以来因草木污秽而堵塞，如今忽然开通，长老相传，这个湖开通，天下就会太平。’孙皓以为这是自己的祥瑞，不久晋武帝便平定吴国。由此看来，湖泊、河渠这类水利设施，长期废弃后重新开通，关系到国家兴运。虽然天道难以知晓，但民心所希望的，天一定会顺从。杭州有西湖，就像人有眉目一样，实在不能废弃。唐长庆年间，白居易任刺史，当时西湖灌溉田地一千多顷。后来钱氏建立国家，设置撩湖兵士一千人，日夜开挖疏浚。自本朝初年以来，渐渐废弃不治，水干草生，逐渐变成葑田。熙宁年间，臣任本州通判，那时湖中葑草合拢的地方大概只有十二三处。到如今才十六七年，竟然已经淤塞了一半。父老都说：‘十年以来，水变浅、葑草合拢，就像云遮天空一样，转眼之间便满了。再过二十年，就没有西湖了。’假如杭州没有西湖，就像人失去了眉目，哪里还算是人呢？臣愚昧无知，私下认为西湖有五项不能废弃的理由。天禧年间，已故宰相王钦若开始奏请把西湖作为放生池，禁止捕捞鱼鸟，为君主祈福。从那以后，每年四月八日，郡中数万人聚集在湖上，放生的飞禽水族以百万计，全都面向西北叩首，仰祝皇帝、太皇太后千万年长寿。假如一旦淤塞，使蛟龙鱼鳖都变成干涸车辙中的鱼，臣子坐视不管，又怎么能安心呢？这是西湖不能废弃的第一个理由。杭州本来是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自唐代李泌开始引湖水设置六井，百姓才有足够的水用，井邑日益富庶，百万居民都依靠它才能生活。如今湖面狭窄、水浅，六井逐渐毁坏；如果二十年后全变成葑田，那么全城百姓又要饮用咸苦之水，势必自行耗散。这是西湖不能废弃的第二个理由。白居易所作《西湖石函记》说：‘放水灌溉田地，每减水一寸，可以灌溉十五顷；每经过一伏时，可以灌溉五十顷。如果蓄水泄水及时，那么靠近河流的一千顷田地可以没有灾荒之年；今年灌溉的田地还不到一千顷，而西湖数十里之间，茭白、菱角、稻谷所收获的东西也不可计数。’这是西湖不能废弃的第三个理由。西湖深而宽，运河就可以从湖水中取得足够的水；如果湖水不足，就必须从江潮中取水。潮水经过之处泥沙混浊，一石水中五斗泥沙都排不出去，三年就要调动十多万名兵夫开挖疏浚；而且河道经过市井之中，长达十多里，吏卒骚扰，泥水狼藉，成为居民最大的祸患。这是西湖不能废弃的第四个理由。天下酒税丰厚的地方，没有比杭州更好的了，每年税课二十多万缗，而水泉的使用全靠西湖供给。如果湖面逐渐变浅变窄，水不能满足沟渠使用，就应当劳民远取山泉，每年工役不会少于二十万。这是西湖不能废弃的第五个理由。臣以侍从身份出任地方，承受皇帝宠信寄托，每天看见西湖日渐走向必然废弃的境地，又有这五项不能废弃的忧患，哪里能苟且安过岁月而不承担责任？因此已经派官员丈量湖上的葑田，估计需要二十五万多文钱，二十多万工。近来伏承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因为本路发生饥荒，特别宽免转运司上供额斛五十多万石，又出卖常平米数十万石，约束各路不征收五谷力胜税钱，东南百姓因此得以活命的不可胜数。如今又特别赐给本路度牒三百道，其中杭州独得一百道。臣谨遵圣意，提高价格招募人入纳米粮，再减价出售以救济饥民；除去增减、损耗、折耗，剩下的钱米约有一万多贯石。臣擅自用这些钱米招募百姓开挖西湖，估计可以得到十万工。从本月二十八日开工以来，农民父老前来观看，叹息说：‘两位圣上既然舍弃利益给百姓，救活这一方人，又把剩余的钱物用来兴办长期废弃而关系无穷的利益。’有些人甚至感动得流泪。臣看到民情如此，但钱米有限，招募的人不多，葑草合拢的地方还剩大半。如果以后无人接续，那么先前的功劳又会被废弃，实在令人痛惜。如果再得到度牒一百道，那么一次招募百姓便可以全部清除干净，不再留下祸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稍加审阅，察看臣所论西湖五项不可废弃的情况，利害十分明显，特别作出圣断，另赐臣度牒五十道；仍命转运、提刑司从此前赐给各州的度牒二百道中查核赈济支用不尽的部分，再拨出五十道的价钱给臣，合计一百道，使臣得以竭尽力量、完成志愿，在半年之内亲眼看到西湖恢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恢复唐代旧日的规模，环绕三十里，以山为岸，那么农民父老和飞禽鱼鳖都将共同沐浴圣恩，没有穷尽。臣的愿望实在无法表达，谨此录奏上闻，伏候敕旨。贴黄：眼下浙中正值梅雨季节，葑草的根浮动起来，容易除去。到了六七月大雨时常降临，正可以借此杀死、铲除积聚的水草，使它不再滋生蔓延。又据浙中农民都说，八月截断葑草根它就会死亡，不会再生。伏乞圣上慈悲，早日准许开工，趁此良时兴工，臣不胜庆幸。又贴黄：本州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开挖疏浚运河，引西湖水灌注其中。如今开除葑田，各项利害关系，臣不敢一一烦扰天听，已经另写奏状申报三省。申报三省请求开挖西湖的六条奏状。

译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申奏：熙宁年间，轼任杭州通判，访察民间疾苦。父老都说，唯一苦于运河淤塞，远则五年、近则三年，通常就要开挖一次。后来不只是劳役兵民，而且运河从州府前一直到北郭，穿过繁华街市，大约十四五里。每当将要开工，市肆震动，公私都骚乱不安。胥吏、壕寨、兵级等都能恐吓勒索人户，有的说应当在某处放土，有的说泥水要经过某处，于是居住在那里的人都担心失去生计。他们收取重贿后，又转到别处去。等到工程完毕，房廊、邸店被践踏得一片狼藉，园囿空地通常都堆成丘阜；积雨冲刷后，又把土石带回河中。居民所受的忧患，难以一一列举。如果三五年不疏浚，公私交通就会堵塞；想用仅有的几寸水运送数百斛粮食，船夫和牛的力气用尽，走很小的步子却像行千里。即使监司、使者有时几天不能出城，其余的艰难阻滞更不用说。问起运河为什么频繁开挖又屡屡淤塞，大家都说：龙山、浙江两闸每天纳入潮水，泥沙混浊，一次潮汛就淤积一次，日子稍久便达到四五尺，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轼又问：‘你们说潮水造成淤塞并不只是近年的事，假如自唐代以来一直如此，那么城中早已全是丘阜，不会再有平坦田地。如今检验各处堆积的泥沙，不过是三五十年积下的罢了，这是什么缘故？’父老都说：‘钱氏建立国家时，郡城东面有一道小堰门。既然称为小堰，想来还有大的。从前人用大小两道堰隔断江水，不让它流入城中，那么城里的各条河就专门使用西湖水；湖水既然清澈，就没有淤塞的原因。而余杭门外有个地名叫半道洪的地方，也有一道堰，名叫清河，意思似乎是爱惜湖水，不让它流下去。自天禧年间已故宰相王钦若任杭州知州，才毁掉这道堰，以便眼前船只往来。如今已经七十多年了，按意推测，湖水大概就是从那以后不够使用，才转而取足于江潮。何况如今西湖日益淤塞，过去一半的水面已经变成葑田，久雨时无处蓄水，水流泛滥而损害田地；旱月里湖水自行减少干涸，不能再供给运河。’臣谨按，唐长庆年间，刺史白居易疏浚治理西湖，作《石函记》大略说：‘从钱塘到盐官界，凡是需要灌溉夹河田地的，都把湖水放入河中，再从河中引入田里。每减少水深一寸，可以灌溉十五顷；每经过一伏时，可以灌溉五十顷。如果堤防合乎法度，蓄水泄水及时，那么靠近西湖的一千顷田地就不会有灾荒年。’由此看来，西湖水还能够从运河流入田地，灌溉一千顷田地，那么运河水量足够使用是可以知道的。轼当时虽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却没有找到切实便利的办法。如今承蒙恩典出任本州，从去年七月到任，最先看到运河干涸浅窄，使宾客出入艰难万状，谷米、柴草也因此突然涨价。不久便召集捍江兵士和各种厢军一千多人，从十月开工，到今年四月底，开挖疏浚茆山、盐桥两条河各十多里，都有八尺以上的水。如今官私船只通行便利，父老都说三十年来开河从未有过这样深、这样畅快的情形。然而潮水每天到来，淤泥仍会像过去一样填塞，那么三五年之间前功又会被废弃。轼正询问解决办法，临濮县主簿、监在城商税苏坚建议说：‘江潮灌入城中各条河道，已经有很多年了，如果仓促采用钱氏旧例，用堰闸把潮水挡住，让它从城外转流，不仅事情规模较大，而且湖面葑草合拢，积水不多，即使引入城中，也不能完全依靠它。’ 应当参酌古今的做法，而且采取折中的防备办法。如今城中有两条运河：一条叫茆山河，南面抵达龙山浙江闸口，向北从天宗门流出；一条叫盐桥河，南面到州署前碧波亭下，向东与茆山河汇合，向北从余杭门流出。余杭门、天宗门东西相对，相距不到三百步，两河在城门外汇合，向北抵达长河堰下。现在应当在钤辖司前新建一座闸门，每逢潮水上涨就暂时关闭这座闸门，使龙山浙江的潮水直接从茆山河流出天宗门，等候一两个时辰，潮水平静、河水清澈以后再开闸；这样，盐桥河流经街市之中的一段，永远不会再有潮水淤塞、开挖疏浚而扰民的忧患。即使茆山河再次淤塞，也是在住户稀少、村落相隔之处，虽然不能免于开挖疏浚，但泥土可以堆积，不会成为百姓的祸患。潮水从茆山河流行十多里到梅家桥下，才开始同盐桥河相通；这时潮水已经流得很远，泥沙沉淀下来，即使流入盐桥河也不会淤塞【从前潮水流入茆山河、盐桥河，只在十里以内淤塞，十里以外从未开挖疏浚过，这已经是现成的明显成效】。茆山河既然每天都接受潮水，就没有干涸的道理；而盐桥河河底比茆山河河底低四尺【在梅家桥下测得水深四尺，在碧波亭前测得水深八尺】，那么盐桥河也没有干涸的道理。不过仍然应当多加考虑，以防水源不足。现在西湖的水穿过城中，流入清湖河的共有大小五道【暗门外有防门一所，涌金门外有水闸一所，集贤亭前有水笕一所，集贤亭后有水闸一所，菩提寺前有防门一所】，都从清湖河向下流，向北从余杭门流出，不再同城中的运河相互灌注，这是最可惜的。应当在涌金门内的小河中设置一道小堰，使暗门、涌金门两处引入的湖水都流入法慧寺东面的沟渠，向南流九十一丈；然后开凿新沟二十六丈，向东通到承天寺东面的沟渠；再向南流九十丈，又开凿新沟一百零七丈，向东流入猫儿桥河口；从猫儿桥河口进入新水门，流入盐桥河，这样相距就非常近了。这条河的下游是江潮清水流入的地方，上游是西湖活水注入的地方，永远没有水源断绝的忧虑。湖水经过的地方，都在街市曲折之中，应当多建石柜蓄水，使百姓能够取水饮用、洗涤，同时还可以防备火灾，这样的好处非常广泛。这就是所谓参酌古今而采取折中防备的办法。我随后按照坚的意见，让通直郎、知仁和县事黄僎考察是否可行，并率领僚属亲自验看，结果一一都如坚所说，毫无疑问可以办成。

译谨于四月二十日开工，开挖疏导水道，修筑堰闸，并且利用余力修缮完六口井【杭州城中多是咸卤之地，没有甘甜的井，唐代刺史李泌开始修建六口井，都是引西湖水注入其中；年代久了无人治理，熙宁年间知州陈襄与我共同筹划修缮完毕，但工程不坚固，直到现在又废坏了。我如今改用瓦筒，又用砖石加固砌筑，以牢固防护，希望能够坚久】；这些事情都不过几个月就可以完成。可是本州父老农民看到这项便利，都相继到我这里陈述，共有一百一十五人，都说西湖的利益，上至运河，下及民田，是亿万百姓生聚饮食所凭借的，并不只是供游览观赏；但近年以来湖道淤塞了将近一半，水面日益缩小，茭草、葑草日益滋长，再过二十年就没有西湖了，请我借此机会尽力开通它。我既深深惭愧于他们的话，又忧虑兵工人数太少，工程费用没有来源。父老都说，私下听说朝廷最近赐给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贯，共计一万七千贯钱；本州既然抬高米价，招人把米运来，再减价出售以救济饥民，折损剩余的钱米还有约一万贯。如果把这些拿来支用，也足以办成事情了。适逢钱塘县尉许敦仁提出建议，认为西湖可以开浚，他在奏状中大略说：想要开浚西湖，议论这件事已经很久了。自太守郑戬以来，只要有志于百姓的人，没有不把这件事看作急务的；然而都只是草草用工，又没有办法做好后续治理。因为西湖水浅，茭葑生长旺盛，即使尽力开挖清除，但两三年间一旦人工不能接续，刚清除的地方就会重新长满茭葑，同没有开挖一样。我私下见吴地人种菱，每年春天都割除、捞净水草，一寸草也不留下，然后才下种。如果把葑草田改成菱荡，就永远没有茭草淤塞的忧患了。如今请求使用上述钱米，雇人开浚湖面；等湖面开成以后，就把它交给住户，按照产出征收租课，作为菱荡出租。获利既然丰厚，年年都会加以治理；如果稍有不清除治理，刚刚生出茭葑，就允许别人来铲除承租。只要使住户经常担心菱荡被别人铲去承租，自然会尽力治理，永远没有后患。现在有钱米一万贯石，估计可以雇十万工；每一工约能开除一丈葑草，也可以增加十万丈水面，这并不是小小的补益【如果把钱米分散使用，招募傍晚没有饭吃的饥民，兴办劳役一定不能成功。若每天发米三升、钱五十五文，足以雇用一个强壮的民夫，然后才可以使用。虽说是强壮的人，但在粮食艰难的年份，使几千人凭劳动得到食物，来度过荒年，也仍然属于赈济】。我随后把敦仁的建议同众人的意见相互参照，大家都认为很恰当。已经一面发文给本州，依照敦仁的筹划，支用上述钱米雇人，又差遣捍江船务、楼店务的兵士共五百人，搬运葑草。于四月二十八日开工。现有应当办理、请求的事项，谨逐条列在下面。一、如今在钤辖司前新设置一座闸门，虽然每逢潮水上涨关闭一两个时辰，但公私船只想要进出闸门的，自然会提前进出，必定不肯端坐等待关闸。何况还有茆山河一条水道可以通行，因此实际上没有阻滞的忧患，却能够截住江潮，使潮水直接从茆山河流出天宗门，直到盐桥河一带永远没有淤塞、开挖疏浚而扰民的忧患，利益不小。恐怕后人不知道事情的始末，反而以阻滞为理由，轻易加以改动；日积月累，旧日的祸患又会发生。如今请求新设置钤辖司前的闸门，遇到潮水上涨时关闭；关闭之后，才可以开龙山浙江闸，等潮水平静、水质清澈后，才可以重新打开钤辖司前的闸门。一、盐桥运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积中所立的石刻，记载着住户房屋侵占牵路的情况；此前已经下令拆除，并详细记载了宽窄丈尺。如今才过二十多年，两岸住户又侵占牵路，盖了数千间房屋，却在屋外另行修筑牵路，以致河道日益变浅变窄。按照这个情况，依理也都应当拆除。本州正在考察此事，但住户相继到州府申诉，请求赶快在各家屋后量取丈尺，各自修筑木岸来保护河堤，并根据侵占的土地收取租钱，由官府登记保管，用来准备修补木岸，请求免于拆除房屋。本州已经依照诉状施行完毕。现在请求：凡侵占牵路的住户所交租钱，都送交通判防收管，准备修补河岸，不得另作他用；如有违反，一并按违制科罪。一、从前西湖水面不许人租佃，只有长满茭葑的地方才允许申请租种。如今既然把葑草田开成水面，就必须交给住户申请租种菱角，深恐年深日久，住户逐渐侵占原有水面来种植，官司无法察觉。已经指示本州，等到开湖完毕，在这次新开的边界上树立三五座小石塔，彼此相望作为界标，也必须制定条约加以约束。现在请求：石塔以内的水面，不得申请承租，也不得侵占种植；如有违反，允许别人告发，每丈赏钱五贯文，从犯人的家产中充赏。一、湖上种菱的住户从来把葑地割成田塍的形状作为疆界，因此葑草会逐渐合拢，不能不禁止。现在请求：种菱住户只许插立竹木作为四至界限，不得割葑草作界；如有违反，也允许别人来铲除承租。一、本州公使库从来收取西湖菱草荡的租课钱四百五十四贯，充作公使费用。如今既已开除葑草，全部改成菱荡，交给住户租佃，那么今后的租课也一定会稍有增加。如果拨入公使库，并不稳妥。现在请求：西湖上新旧菱荡的租课，都由本州自行核定租课额，以后永远不得增加。如果住户不认真清除治理，导致稍微生出茭葑，就允许别人来铲除承租；对于前来承租铲除的人，特许权免三年租课。所有新旧菱荡租课钱，都送交钱塘县尉司收管，称为“开湖司公使库”，更不得支用，以备每年雇人开除葑草、疏浚浅水。如敢另作他用，一并按违制科罪。一、钱塘县尉的官署在西湖上。现在请求今后在钱塘县尉的官衔中加带管勾开湖司公事一职，时常认真防护检查，一有茭葑，就依法办理；或者支用开湖司的钱物雇人开挖清除，交接时委托后任官员检查交割；如有茭葑而不认真清除治理，就申报所属长官查验，并申报吏部，按违制办理。以上六条，都刻在石碑上，安置在知州和钱塘县尉的官署中，使他们经常认真防护、检查。

译以上谨将事情列在前面。经查勘，西湖葑草田共有二十五万多丈，需要民夫二十多万工；上述钱米约只能雇十万工，只能开除一半。我已经具状奏闻，请求另外赐度牒五十道，连同原有的共成一百道，充作开湖费用。此外逐项细说其中利害，实在不敢一一烦扰圣听。伏乞仆射相公、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特别赐览，将前面所陈述的利害及所请求的六件事逐一敷奏，制定为本州条令，早日赐下施行；另绘成地图一面，随奏状一并呈上。谨具奏状申报三省。谨状。奏请户部拘收度牒的奏状。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奏状：臣近来恭敬看见二圣遇到灾害便感到忧惧，忧劳四方，因此拯救饥民，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两浙、淮南路特赐度牒六百道，其中杭州、扬州两州各得到一百道。官吏百姓欢欣鼓舞，歌颂圣上的恩泽。可是还没有过几天，淮西提刑向户部申报，说本路常平仓的斛斗钱米足够使用，不需要上述度牒；两浙转运、提刑也申报，说本路今年收成丰熟，没有另外的流民。于是户部向都省申报，请求拘收度牒所得的钱米，以备别时支用。都省也不再奏请圣上裁决，便下令本路提刑司依照户部所申报的办法施行。臣考察历来圣恩，遇到灾伤特赐钱物赈济，从来没有像这样中途改变的。如今却由都省下令追收，体例实在使人惊骇，物议也会因此震动。淮、浙两路去年灾伤严重，行路之人都知道；即使今年秋粮大丰收，恐怕还不能补救灾害造成的创伤，何况现在正值春夏交替、稻秧尚未收成之时？不知道各路转运、提刑凭什么看出今年秋季一定丰熟，便申报说收成丰稔？这明显是小臣无意于救助百姓，只专门务求献媚，而户部、都省又乐于听信他们的话，立即施行，追收并废止二圣已经施行的恩泽。百姓听说后，都说朝廷不是舍不得饥民，却舍不得这几百张度牒；中途翻悔，施惠不能有始有终。臣忝列禁近之臣，受恩深重，不忍看小臣迷惑误导执政，使恩泽停滞、收回成命，反而损害圣德，只吝惜毫毛般的小费，却造成丘山般的大损。因此冒昧进言，伏望圣上慈悲察知臣孤忠，将奏状留在宫中省览，不要再发出，只当作圣意私下访察，告诫执政，让他们赶快下达指挥，不得再拘收，一依前次颁下的圣旨，全部用来赈济。这样可贵的是，粮食困难的百姓始终受到恩惠，也免得二圣已经颁行的恩命反复追收，失信于天下。臣内心不能自已，谨录奏状上报，恭候诏令。贴黄：臣近来曾具状奏请再赐度牒五十道，用来开浚西湖葑草田，并请求另行下令本州把将要得到的度牒变卖，所得钱米用来赈济。其余的钱米招募粮食困难的百姓兴工开挖疏浚。如今才一个月，已经逐渐见到成效，官吏百姓踊跃从事，农民、工匠和父老没有不感到喜悦的。忽然听说都省拘收钱米，从指挥到达之日起便不敢再动用，官吏百姓都很失望，前面的功劳也将全部废弃，实在令人痛惜。伏乞由圣上亲自下令，指挥三省查验臣前面的奏状，早日赐下施行。臣自认为受恩深重，每有所见不敢不尽情陈述。如今上面违逆执政，下面违逆户部，临近获罪，伏望圣上慈悲怜悯臣的孤忠，不顾及仇怨，特将此贴黄留在宫中，不要发出，以保全臣子的孤危处境。应诏论述四件事的奏状。元祐五年六月初九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奏状：臣近来恭敬看到邸报，因为各路发生旱灾，宫中发出手诏两道。大意说：“难道是政治措施失当，以致造成祸害、伤害事物的事情还很多吗？上下阻塞，实情不能互相通达的事情还不止一件；刑罚有时不合乎罪行，任用有时不适合人才。”又说：“难道是政令宽松懈怠，官吏有时作恶却无人知道；赋税劳役失当，百姓因事务困苦却无人察觉；忠言被堵塞而没有传达，贤能之才受到压抑而没有得到任用吗？”臣恭敬读到这里，感慨愤懑而流泪说道：“唉！陛下即位改元到如今已经五年了，三次说出这样的话。即使是禹、汤那样的圣君，也不吝于责备自己，可是臣子的心，实在不忍听到这样的话。臣思量着总要有办法稍微补益圣政，帮助成就上应天意的实际，使尧舜般的仁德，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实行，内心和行为彼此相应；这样或许可以使天人感通，灾异不再发生，免得君父多次说出这样的话。臣怀着深切的孤忠，只是志向和思虑短浅，又出任外地，不能完全知道朝政的得失；但仅凭亲眼所见，百姓的疾苦以及州县官吏日夜奉行的政令，正在残伤百姓的身体，离散他们的父子，破坏他们的生业，为国家聚集怨恨，却丝毫没有帮助国家取得财用。” 关于四件事，臣冒死进言，谨将具体条目列在下面。一、臣恭敬看到元祐四年八月十九日的敕令条文：凡现今拖欠市易钱、产业被登记没收的住户，过去所收的租课以及估价出卖各种物品所得的钱，已经抵足官府本金、没有别的亏欠的，除已经有人承买接管产业的以外，都特别发还；不足的，允许补交赎回，并且不限制年限。四方听说这件事，没有不欢欣鼓舞、歌颂的，都认为圣恩深厚，能够洞察百姓的隐情，确实是三王推究人情而施政的做法。随后查核杭州共有一百一十二户，应当适用上述敕令，正在逐一施行。接着忽然收到尚书户部的文书，根据苏州申明：什么叫作折纳？什么叫作籍纳？户部已经依照条例估价复核，供认确定入官、折还所欠钱的，叫作折纳；经过三次估价复核仍不肯认定的，就按照所估高价登记入官的，叫作籍纳。只有籍纳的产业才允许发还。按照这种查核，竟然没有一户能够得到指挥中所说的恩典。甚至有已经发还又再次追收的。于是百姓喧然到公堂申诉，说他们自从失去产业以来，父母妻子离散，辗转将要死于沟壑，长久没有归宿。幸而仁圣在上，像这样明白地怜悯救济，下令之初，仿佛重新获得生命。

译如今有关官司沿袭文字而曲解本意，又再次造成阻隔；即使有恩惠，也几乎同没有一样。臣于是详细考察，元初制定这项法律，本来是为了兴办市易；自此以后，凡是过去民间用来生财养家的办法，全都收归公家。小民既然没有其他产业，只得同官府首尾纠缠，以至于供应、转运物产，找人作保、规定期限，提高价格放贷，赊借周转，只求暂时应付眼前急需。等到期限已满不能偿还，又要再算一层利息和罚金；年岁越久，拖欠越多，便科罚、杖决、拘禁，甚至连累妻子儿女。市易官吏这时只计较功劳赏赐，巧妙地编造文辞，使住户愿意拿房屋产业和田土折纳归官，各自接受差官检查估价，写下承认的文状；办完后按季限计算，免除利息罚金，再招人加价收买。住户被拘系连累之时，州县督责严厉急迫，如果有产业田土，哪里还能自己作主、接受检查估价并承认？形势必然受制于官府；虽然名义上说是自愿，实际上只是空文。只有顽强狡猾的人，或许还能抗拒，以至于三次估价也不肯供认；等到既已缴纳，都是折还欠钱，并且登记归官，和前一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圣恩宽大，特意制定法律，是为了挽救从前的弊病。所谓籍纳，只是临时立下的文书，出于偶然，而有关官司却拘泥不通，擅自妄加分别。如果果真像申报中所说的那样，那么就是善良而怕事的人反而不能得到优厚抚恤，元初那些仗恃顽劣狡猾、同官府争竞的百姓却得到恩泽；事情的道理难道不是颠倒了吗？这不仅是元有条例文中没有这样的明确规定，实际上恐怕也不符合朝廷安抚养育穷困百姓的本意。等到查考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敕令：“住户拖欠市易官钱，把楼店房产折纳归官，并把收取的房租充作折偿，别无少欠的，也允许发还；也从来没有分别折纳、籍纳。”由此推究，显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由此可见，是苏州官吏巧诈刻薄，把苛刻当作忠诚，曲意作出申明；而户部吝惜收支钱物，从而损害仁政。伏乞特别加以详察，不要分别折纳、籍纳，一概依照原条例施行；这样可使失去产业的人都受到圣恩。一、臣恭敬看到元祐元年九月八日尚书户部的奏状：据提举两浙刑狱公事乔执中奏报，熙宁四年以后至元丰三年以前，新法所造成的积欠盐钱以及均摊等项由人代为赔补的款项，如今百姓贫困，没有可以交纳的，已经多次蒙受赦恩；比照市易等钱，只令他们交纳产盐场监官的本金，其余都请求除免等事。户部查核，准备一并依照乔执中所奏的上述事理施行，并连同奏状奉圣旨依准。又收到提刑司抄录原奏：积欠盐钱，前后官司催交，仅仅六年，催收到的已达数万贯，并不少。如今所欠的，都是下等贫困之人，没有可以交纳的，已经多次蒙受赦恩及逐项处置，于是具状申奏。如今收到省府文书，关于上述指挥，请详细按照诏令施行。本州查核上述年分，共有四百四十五户；自接受朝廷诏令以来，直到现在前后五年，才放免二十三户。臣私下对此很惊怪，认为东南盐法长期成为百姓的祸患；追究它的源头，大概是从两浙流传扩散开来，后来蔓延到江南、福建，弊病发展到最后，百姓已经无法忍受。所以诏令一下，就像救水火一样。如今过了五年之久，百姓的疾苦仍然存在，朝廷的德泽十成中连一成都没有实行，是什么原因呢？推究其中的原因，大概是提举盐事司拘泥文字而损害本意，说不是贫困的人便不在这个数目之内；而州县吏人又借机作奸，借此索取贿赂，所以长久不能办结。臣仔细考察原奏的意思，本来是说积欠已经多年，前后官司催收到的已经有数万贯，并不少；如今所欠的都是贫困百姓，只请求比照市易钱，只交纳官府本金。户部查核后，正是因此请求依照奏议施行，并连同奏状奉圣旨依准。也就是说，乔执中所奏的是欠户本来就是贫困之人，都应当释放。省部下达时，务求遵从文字，实际上只是节略原奏，因为已经涉及六年，只说如今贫困、没有可以交纳的，并不是要求重新查核；只需确实是贫困之人，便可以施行。到元祐二年，本州又以元丰四年以后至元丰八年登极大赦以前盐户的积欠奏请除免，省部详细审阅后，才开始立下条文：如果确实贫困，就依照元祐元年九月十八日已经颁下的朝廷指挥施行，以表明乔执中当时所奏的内容，也就是说如今贫困、没有可以交纳的，应当一例除免。后来本州和转运司又多次申明省府文书，同原奏用语不同，省部也已经解释清楚；因为原来是连同奏状一并下达的，所以仍然应依照前项施行。所奏请的施行办法，事理非常明白，但主管官员却坚决拘执，直到现在仍然疑惑不决，以致州县吏人逐户办理，逐一比较核量，甚至谋划让官府收买嘱托；邻里还多方挑剔指摘，借机肆意索取，等到满足他们的欲望以后，才替人作保说明。因此其中一百四十九户已经放免，却又重新查核；一百六十五户已经申报省府，正在查核而尚未办结；二十五户已经办结，又申报监司；还有一户、两户陆续申报省部。这样反复、多方留难，拖了五年之久，也就不值得奇怪了。伏惟仁圣在上，忧虑百姓疾苦，连睡梦中都不忘；恩惠下达，理应像驿站传递命令一样迅速到达，如今却在中途被废止阻隔，给奸吏索取财物打开了道路，反而使朝廷的恩典任由州县庸人之手决定取舍。省部既不查察，官吏也安然不以为意，实在不是用来仰承仁圣焦劳爱民心意的做法。伏乞明白宣示德音，申令告诫有关官司，不要再查核是否属于这种情况；贫困之人不许奸吏拘泥文字、损害本意，阻隔朝廷的大恩。否则，或以第三等以下为断，一概依照上述朝廷诏令施行，那么法令简易，一句话就足够了。因为等级本来已经确定，贫富十分清楚，早晨下令、晚上就能传到，奸吏也无从动手脚。所有元丰四年以后直到元丰八年大赦以前拖欠盐钱的住户，也请求依照这个办法施行。贴黄：查核熙宁四年以后、仅截至元丰八年登极大赦以前，住户积欠共计五万三百多贯。如果说这些人不是贫困、是有能力交纳的，那么从元祐元年到现在，竟然一文钱也没有交纳到，显然只是有关官司把空有的账籍虚数留在那里，损害朝廷的实际恩惠。

译一、臣恭敬看到熙宁年间，天下按照新法办事，凡是有利可图的财源，都归常平使者掌管；而转运司每年的收入计算，只有田赋和酒税。当时民间财力困窘急迫，酒税按例都减损。各路既然已经费用不足，上下督责更加急迫，所以酒务官吏甚至有同雇佣的差役混杂做事的。州县接受官府、办理事务的地方，也有时成为小民喧哗聚饮的酒肆，又不能卖酒，往往只求逃避罪责，巧妙编造文辞，诱使无知百姓，以避免拖欠破产的祸患，例如允许人自己供认，或者借用他人的产业抵当酒钱。臣近来查核杭州，自接受上述指挥以来，以产业抵当酒钱的共计一千四百三十三户，钱数共一十四万二千九百多贯。前后官司催逼督促、拘禁监押，继而鞭打、拘押为官产，使他们离开产业，又自行收取其租利；中间甚至把人拘系到监狱，公私双方都受到扰乱，人与产业全都丧失。十多年间，除已经催收到一十二万九千四百多贯、共一千零二十九户之外，仍有余欠一万三千四百多贯，共四百零四户。岁月已经很久，始终不能偿还，难道不都是困穷无所有的人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二十九户、四百四户〕 随后查考元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的敕令：酒务留置抵当的产业，依照盐钱的条例拘收，因为盐和酒的事情性质相同。如今盐钱欠户已经依照元祐元年九月十六日及二年九月十八日的朝廷指挥，允许交纳盐场、监地头官的本金，其余一概除免；唯独酒钱拖欠至今没有处置。这样施行，难道能够因为事情性质相同，拘收时相同，除免时却不同吗？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有关官司不能推行朝廷的德意。臣愚昧，想请求把元丰八年登极大赦以前拖欠酒钱的住户，一概依照拖欠盐钱已经得到的朝廷指挥以及如今上述申明办理，不再查核是否贫困，或者以第三等以下为断施行。不但海边偏远地区的百姓都可以享受休养生息的恩泽，实际上也合乎不偏不党、建立皇极的道理。一、臣恭敬看到元丰四年，杭州应当发放和买绢二十三万一千匹，依照朝廷指挥拨给转运司钱，在余杭等县委派官员设置收买场十一处，收购绢匹。不久因其中挑出不堪作为上供的五万七千八百九十匹，计钱五万五千多贯，却命令各场变卖转运。当时钱贵物贱，一下子同时出售；既然已经声称这是滥行，不肯由官府收受，又要按原价希望收回本钱，只好把它们抛在市场上，却没有人顾问。于是官吏惊慌害怕，不知如何处理，只得一概赊贷，又借助官府势力，强行摊配给百姓。其间往往有浮浪小民和无赖子弟，假冒姓名，结伙欺骗上下。原先负责收买的官吏，只要取得账面上的虚数，交还给有关官司，以暂缓眼前的祸患。后来督责严厉急迫，必定要求收回钱款，奏请规定近期，专门委任强横的官吏。十多年间，如同捕捉盗贼。除催收到四万六千多贯外，尚欠八千二百多贯，共二百八十二户，都是贫民下户，没有来源可以偿还；加上那些假冒姓名、逃亡迁移、不知真正户主以及有关连带纳钱之人的欠款，延续到现在，始终不能补足。留下的只有账簿，成为奸吏追逼骚扰的凭借，遗留下来的祸害没有停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如今臣恭敬依照元祐五年四月初九日的敕令：各处现今拖欠蚕盐、和买以及预买青苗钱物的，有的原本是冒名，没有可以催理的对象；有的全家逃亡，由邻里承认；有的本来就没有户主，却把责任均摊到有关人员身上，因此多年不能了结。虽然这些本来属于官府发放的本金，何况其中又有已经应当按照元丰八年登极大赦处理的，依圣旨一并特别放免。欢呼声传遍四方，和气充满天下。臣在这个时候，仰知圣德广大，即使有尧、汤时代的水旱灾害，也不足以忧虑。然而政治有体制，事情有类别；体制虽然完备，类别却不能全都明说，有些事情虽然没有完全说到，但本意在于此，这大概不是庸俗官吏所能理解的。臣冒昧而不避僭越，私下详细考察和买的法令：用钱给百姓，再收取绢帛，这仍然有补助耕作、收获之意，公私双方都有利益。元丰年间官吏却把绢帛交给百姓、收回钱，又都是在滥行弃捐之后，要求按超过实价的数倍偿还；他们赊贷、强行摊配，只求苟且免除一时失职的责任，这就是利益专归自己，祸害专在百姓。事情的道理和人情，轻重是可以看出的。圣恩怜悯救济，应当把这件事放在优先位置。臣愚昧地认为，元丰四年退卖的物帛，既然同样名为和买，又确实有违法害民的事实，自然应当依照今年四月九日的朝廷指挥施行；此外还伏望朝廷深切考虑上述弊害，这只是出于一时官吏的私意，并不像蚕盐、和买、预买青苗那样属于天下共同的法令。这样的法令，更请加以察明，发布告示予以宽恤，不论有没有户主、情形是否相同，也不论是冒名、由邻里承认，还是由有关人员均摊责任，都特别予以除免；这也是根据事物的轻重而公平施行，正合乎天道。以上四件事，伏望圣上慈悲特别察知臣的孤忠，臣的志向在于爱护君主，别无私情弊端；再请圣上询问左右大臣，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便请颁发敕令施行。如果以后其中稍有一事一件不像臣所说的，臣甘愿承受欺罔皇上、贻误朝政的罪名。如果又下达给有关官司，反复查核阻难，必定是巧妙制造驳难，使事情无法施行，臣因此获罪，死上万次也无怨无悔。臣只遗憾仁圣的本心本来并不是这样。上天降下甘雨，却被万物阻隔，始终不能到达地面，实在令人痛惜。何况前面四件事的钱物数目虽然很多，都只是空有其名的账面数字，必定难以催收，徒然使胥吏小人借此作奸，凭威势和恩惠欺压平民。所以臣敢说：放免它，虽然损害虚名，却能取得实际恩惠；不放免它，虽然保留账面虚数，却会受到实际祸害，利害十分明显。伏望圣明特别作出最高裁断，天下幸甚。臣愚昧少虑，言语粗疏，冒犯天威，伏候斧钺。谨录奏状上报，恭候诏令。

译贴黄：臣恭敬看到四方百姓都知道二圣怜恤百姓之心，同父母没有不同，只是臣子不能推行，导致恩泽不能向下流布。近日因为苏州官吏妄自作出申明，把折纳、籍纳一事由户部据此立法，以致已经发还的产业又要追收。住户到臣这里哀诉，都说：“黄纸已经放免，白纸却又收回。”有人甚至流下眼泪，臣私下对此深感悲痛。自从二圣继承帝位以来，许多施恩免债的指挥都被有关官司巧妙设置障碍，所以四方都有“黄纸放免，白纸收回”的说法。百姓虽然知道实际情形，只怨恨有关官司；但陛下也不曾严厉发布德音，告诫大臣令其完全依理推行，那么这也不只是有关官司的过错。何况臣所论的四件事，钱物数目虽然很多，都是虚数，必定难以催理；除非重新任用小人，如吴居厚、卢秉之类，授予他们事权，助长他们的威虐，那么五七年之间或许能够追收三五分。若官吏只遵循通常办法，怎么能够追收得到？三五年之后，住户耗尽产业，伍保离散，情势穷尽、道理断绝，不得不放免。到了这个时候，也不能称作圣恩了。臣恭敬看到坤成节即将临近，天下臣子都把放生看作忠诚，把度僧看作福德。臣愚昧无知，不懂得大体，却冒昧把这四件事进献，希望圣上留心省览，指示执政，立即予以施行，以迎接上天的休祥，增益圣上的福算。这比放生、度僧贤明得多。倘若陛下稍不留心，执政只把它当作通常公文下达，一旦落入胥吏庸人的手中，就会茫然如同坠入大海，百姓还能够有什么希望呢？臣的话狂直而心意恳切，必定会招致众怒；伏乞圣上慈悲，只发出前面的奏状，把这张贴黄留在宫中，不要发出，以保全臣孤危的处境；也希望使愚臣今后每当有所听闻，都能够尽情陈述，以报答二圣知遇之恩的万分之一。臣的愿望实在无法尽说。奏报浙西灾伤第一状。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奏状：臣听说，事情预先准备就能成功，不预先准备就会失败，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至于救济灾害、抚恤祸患，更应当及早办理。如果在百姓尚未饥饿时救灾，所用物资少而救济范围广，不过是宽减上供、出售常平仓官粮，没有大的损失，却人人都能受到恩惠，今年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等到已经饥饿才救济，所用物资多而救济范围窄，以至于耗散省仓、亏损租课，官府只是陷入困境，而已经饥饿的百姓最终还是死亡，熙宁年间的事情就是这样。熙宁年间的灾伤，本来是由于天旱米贵，而沈起、张靓之流不提前奏报，只一心制定赏格、禁止富户出售粮食；富户都争着藏粮，小民没有食物，流民饿死的现象已经出现以后，朝廷才知道，开始下令从江西运粮，又截取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万石来救济；派人在街门逐户分发米粮，拦在街道上散发粥食，终究不能挽救已经形成的饥荒，后来又接连发生疫病。本路死亡五十多万人，城郭萧条，田野成为废墟，两税和租课都失去原来的数额。查核熙宁八年，本路放免税米一百三十万石，酒课亏减六十七万多贯，粗略计算所损失的共计三百二十多万贯石；其余耗散更无法全部计算。直到现在转运司贫困，连手也无力举起。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没有预先处置的过错。去年浙西几个郡，先遭水灾后遇旱灾，灾伤不比熙宁年间轻；然而二圣仁慈明智，去年十一月中首先发布德音，截取拨给本路上供的斛斗钱米二十万石赈济；又在十二月中宽减转运司元祐四年的上供额三分之一，折合米五十多万斛，全部用这些钱购买银和绢，上供一点也没有亏损县官。命令下达之日，各处都欢呼；官府停止收购以后，米价自然下落；又从正月开始开仓出售常平米，同时免除数路税务所收的五谷力胜钱，并且赐度牒三百道以帮助赈济。本路安定下来，因而没有一个人饿死。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预先处置的力量。由此看来，事情预先准备就能成功，不预先准备就会失败，其中祸福相差竟然如此悬殊。恭敬地思量二圣具有天地父母般的心肠，看见百姓疾苦，便匍匐前去救助，本来不计较费用多少；但臣愚昧无知，只知道权衡利害轻重，计算得失大小，认为这就好比平民之家置办庄田、招募佃客，本来是希望获得租课，并不是为了实行仁义；然而即使这样，遇到水旱之年，也一定要免除欠负、借贷给他们。种田的人，心中实在害怕佃客离散、田地荒芜，因为日后的损失必定加倍于今日的损失。何况拥有天下、统治万民，却不考虑后果吗？臣自去年以来，屡次区区进言、屡屡烦扰圣听，实在是害怕陛下的佃客离散、田地荒芜。去年杭州米价每斗曾达到八九十钱，从今年正月以来逐日渐渐下降；到了五六月间，浙西几个郡大雨不停，太湖泛滥，处处损害庄稼。六月初，米价又上涨，到七月初已经达到每斗百钱足陌。如今新米已经上市，但常平仓官米却不敢停止出售，恐怕灾伤的形势比去年还严重。为什么呢？去年的灾害如同人刚刚生病，今年的灾害如同疾病再次发作；病状虽然相同，但元气已经衰弱，恐怕难以支撑。又因为春夏交替时雨水调匀，浙人以为是丰收年，家家典卖产业、举债放息，以经营田作，车水、筑堤，地势高低几乎都遍及；计算起来，投入的本钱已经很重，指望很快成熟，却被淫雨和风涛一下子毁坏了，百姓的穷苦实在比去年加倍。近来将官刘季孙前往苏州按察教阅，臣暗中命令季孙沿途访察民情；季孙回来告诉臣，这几个州不只是淫雨造成灾害，又多有大风卷起潮浪，堤堰、圩岸大都破损；湖州的水流入城中，百姓家中都积水一尺多深，这是去年没有发生过的。

译而转运判官张璹从常州、润州回来，所说情况大致相同。他说亲眼看见吴江平望一带水深八尺，听说有的人家全家田里的禾苗都淹没在深水底下，父子聚在一起痛哭，只得用船筏打捞。他说，稻米还有一半可以炒来吃，青色的稻穗暂且还可以拿去喂牛。即使从现在起雨就停止，已经不可能是丰收之年；何况雨停不停还无法知道，那么明年的忧患就不是今年所能相比的了。为什么这样说？去年杭州主管常平仓的米有二十三万石，今年已经卖出十五万石，虽然还剩八万石，但出售还没有停止；又因为去年灾伤而减免赋税，和籴又没有实行，省仓缺少定额粮米，所以上述八万石常平米只得拨充军粮，已经没有现存的了，只有出售常平米所得的钱将近八万贯；可是钱并不是救济饥荒的东西。明年如果米价更加昂贵，钱更加贬值，即使积钱如山，最终也没有用处。熙宁年间，两浙市易司发放钱一百万缗，百姓无论贫富都可以借取使用，但米却买不到，因此拖着罗绮衣带、佩着金玉而死在道路上的人多得数不清。如今浙东、浙西大体都已卖过常平米，现存的极少，熙宁年间那样的忧患，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人们眼前了。臣才力短浅，加上年老多病，而一路百姓的生计和忧患都由臣负责，受恩既深，不敢另行请求调任闲散郡守，只能日夜思考，寻求明年救济饥荒的办法。此外没有别的长久办法，只有在秋冬之间不惜高价多买、多卖常平米，以备明年出售。如今浙西数州稻米已经歉收，而转运司又掌管每年上供的一百五十多万石粮米；如果两个机构争相买米，米价必然大涨，饥荒会更加紧迫，和籴又无法实行。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常平仓有钱却没有米，官吏只能拱手坐视百姓死亡；而浙西又连接瓯、闽，如果盗贼聚集，或者发生意外祸患，那么即使诛杀臣等，又能挽救什么失败局面呢？因此不得不把实情全部上报。恭请圣上慈悲，详细记录臣的奏章，命户部以及本路转运司、提刑司和两路钤辖司，赶快共同审度明年是否应当准备常平粮米以出售救济饥民。如果认为应当准备，就分别列出各州所需的数目；臣已经估计杭州需要二十万石，并委托各司筹划应当怎样办理，使米价不至于大幅上涨，并且能够收买足额粮米。如果各司认为不必准备粮米出售救济，就命各司分别具结保证，说明明年确实不会出现饿死和流亡，并承担罪责上报。如今已经进入秋季，距离和籴的时日没有多少了，等到审度往返、请示取决，只怕来不及办成事情，恳请详察，迅速赐下指示。臣屡次冒犯天威，实在战栗惶恐，等待治罪，谨将上述情况录写上奏，恭候诏令。附黄：臣听说，道路所传闽中灾伤尤其严重，盗贼也相当多。有人说邵武军有强盗，人数不少，恐怕是廖思的余党。转运司现已命衢州官吏就近查访，虽然还不知道真假，但恐怕万一确有其事，不可不预先考虑。又附黄：臣谨按《唐史》记载，唐宪宗对宰臣说：“你们屡次说吴越去年遭受水旱灾害，昨天有御史从江淮巡察回来，说那里并没有成为灾害，这件事是真的吗？”李绛回答说：“臣见到淮南、浙东、浙西各道的奏状，都说有水旱灾害；况且各地任职的，都是朝廷信任重用的大臣，如果不是事实，哪里敢上报？这当然不是虚假的说法。御史官职低微，选用的未必是合适的人，他的奏报之间，或许有迎合谄媚的成分。何况推诚相待，是君主的根本之道；如果一方没有收成，就应当当天救济那里的贫苦百姓，哪里还可以怀疑呢？”皇帝说：“先前没有考虑清楚就这样发问，是朕说错了。”李绛等人叩头再拜。皇帝说：“今后各道遭受荒歉的地方，应当迅速予以蠲免和借贷。”又按《本朝会要》记载，宋太宗曾对宰臣说：“国家储蓄是最紧要的事务，因为要用来防备灾年、拯救人的性命。昨天江南数州稍有灾旱，朕听说后，立即派使者前往，分路赈济借贷；后来果然听说没有流亡，也没有饿死的人，同时也没有盗贼之患。如果没有积存的粮食，拿什么来救济饥民？臣近来常看邸报，各路监司大多在三四月间先奏报雨水调匀、禾苗茂盛，等到发生灾伤，却要等到有饿死和流亡的人以后才上报，这是主管官吏的常态，也是古今共同的弊病。” 丰收不必抢先报知，人人却争着上报灾伤；这正好说明应当预先准备，彼此顾虑而不说实情。如果不是朝廷广泛加以访察，那么远方的百姓到哪里去申诉呢？《奏浙西灾伤第二状》元祐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近来上奏说，浙西数郡因连绵暴雨和风涛遭受灾害，恐怕灾伤的形势比去年更加严重，而常平仓的粮米按惯例都已出售，现存数目很少，恐怕明年百姓缺粮，没有可以赈济的物资，请求将臣的奏章详细记录下来，发给户部以及本路转运司、提刑司、钤辖司，共同审度应当怎样筹划收买粮米，准备出售。还没有等到实行，本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连续昼夜刮大风、下大雨，二十四日雨稍稍停止，到夜里又下起大雨。臣私下估计，苏州、湖州等州被风涛损害的情形一定比以前更加严重；如果不早作筹划，广泛收买常平粮米，准备出售，那么明年必然有百姓流离、饿死的忧患。恭请圣上慈悲，早日赐予怜悯救助，查考臣前面的奏章，迅速下令施行。臣没有别的才能，只知道屡次上奏，烦扰圣听，罪当万死。谨将奏章录写上报，恭候诏令。《东坡全集》卷五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五十八，宋苏轼撰，奏议十二首 请求禁止商旅前往外国的奏状 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查考杭州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关于泉州百姓徐戬案件的奏报，徐戬擅自为高丽国雕造经板二千九百多片，公然运往那个国家，却收受酬答银三千两；公家和私人都没有察觉，因此往来勾结日益紧密。后来他又擅自把高丽僧人寿介带来，以祭奠亡僧净源为名，想献上金塔，并想留在这里寻访老师学习佛法。这明显是徐戬不畏惧国法，冒险谋求厚利，以致招来这个僧人骚扰州郡。何况高丽是契丹的臣属，真情和伪诈难以测知；徐戬公然与之交通，毫无畏惧，请求在法律规定之外从重惩办，以警戒闽浙百姓，杜绝奸细。奉圣旨，徐戬特意发配到千里以外的州军编管。到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市舶司收到密州关报，据临海军申报，收到高丽国礼宾院公文，说泉州纲首徐成申报，有商客王应升等人冒领前往高丽国的公凭，却开船进入大辽国贸易；不久捕获王应升等二十人以及船中的货物，都是大辽国的南挺、银丝、钱物，还有过海祈求平安、准备带入大辽国的愿子两道。本司考察详核，明显看出闽浙商人借前往高丽之机与契丹相通，年久日深，行迹已经熟悉，必将成为最大的祸患。本来正要把事情经过详细上报，请求予以禁止。最近又在本月初十日，收到转运司公文，公文转达明州申报：高丽使者李资义等二百六十九人陆续到达州中；仍是客商李球在去年六月内请求杭州市舶司发给前往高丽国经商的公凭，因此替高丽国先带来一角加封的文书以及捎带来的松子四十多布袋。本司考察详核，明显是客商李球因前往那个国家而与其勾结熟悉，充当向导，以求厚利，和去年所奏徐戬的情形完全相同。如今两浙、淮南公私上下都纷纷骚动，公文往来交错，官吏疲于应答和索取，假借贸易之名造成忧患。仅明州到润州七州，按旧例约费二万四千六百多贯，还没有计算淮南、京东两路以及京师接待、赏赐的费用，估计不少于十多万贯。如果用这些钱赈济浙西饥民，不知能够使多少万人活下来。不仅公私劳费，实在令人痛惜；而且与契丹交通的祸患，其发展趋势也很令人忧虑，都是由于闽浙奸民借商贩之便替国家制造事端。除已将处置办法和利害关系详细上报外，查考熙宁以前的编敕，客旅商贩不得前往高丽、新罗以及登州、莱州界内，违犯的人一律徒刑二年，船只货物全部没收入官。臣私下推究祖宗立法的本意，正是为了严密防范奸细借机同契丹交通。自熙宁四年发运使罗拯开始派人招引高丽人前来，造成祸患的根源一直延续至今，成为阻碍。熙宁年间的编敕稍稍改动了庆历、嘉祐年间的法律；到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的敕令，只禁止前往大辽以及登州、莱州，其他地方都不禁止，又允许各外国人愿意附船入贡或经商的，听其自便。元祐编敕也只禁止前往新罗，所以奸民猾商争相请求公凭，往来如同织布一样密集，公然搭载外国使者随船入贡，骚扰各地。如果不特别降下指挥，把前后条文详细考察，另行删定，严格制定约束，那么奸民猾商往来无穷，必定成为意外祸患。谨将前后条文列举如下。一、庆历编敕：客旅在海路上经商，不得前往高丽、新罗以及登州、莱州界内。如果前往其他州，必须在出发地州军先向官司递交状文，逐项列明所载货物名目，说明要到某州军出卖；允许召集本地有财力的居民三人，联名具结担保，保证没有夹带违禁物品和可以制造军器的材料，不会越过禁止通行的地界。官司随即发给公凭。如有违反条约，或者海船没有公凭，允许各种人告发；捕获的船只和货物全部没收入官，并估定货物价值，拿出一半给告发人作为赏钱；犯人按违制罪论处。一、嘉祐编敕：客旅在海道上经商，不得前往高丽、新罗以及登州、莱州界内。如果前往其他州，必须在出发地州军先向官司递交状文，逐项列明所载货物名目，说明要到某州军出卖；允许召集本地有财力的居民三人，联名具结担保，保证没有夹带违禁物品和可以制造军器的材料，不会越过禁止通行的地界。官司随即发给公凭。如有违反条约，或者海船没有公凭，允许各种人告发；捕获的船只和货物全部没收入官，并估定、缴纳货物价值，拿出一半给告发人作为赏钱；犯人按违制罪论处。一、熙宁编敕：各客旅在海道上经商，应在起发州递交状文，逐项列明所载货物名目以及要到何处出卖，召集本地有财力的三户人家联名具结担保，保证没有夹带禁物，也不越过禁止通行的地界。官司随即发给公凭，并登记船只货物，先将公文发送到所去之地，等到达后查验、批写公凭，办完后再回复原来发文的州。乘船从海道进入界河，以及前往北界、高丽、新罗、登州、莱州界内经商的，各处徒刑二年。一、元丰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省札子节录：各处不是广州舶司却擅自发放前往南蕃的纲舶船，不是明州舶司却发放前往日本、高丽的船只，按违制罪论处，不因赦免、罢官而宽免或减轻【发往高丽的船只，仍依照另行条文】。一、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敕令节录：各处不是杭州、明州、广州却擅自发放海商舶船的，按违制罪论处，不因罢官或赦免而宽免或减轻。各商人从海道贩运货物到各外国，只是不许到大辽国以及登州、莱州。各外国人如果愿意附船入贡或经商，听其自便。一、元祐编敕：各商人允许从海道前往外国经商，但必须把人员、船只、货物名数和所要前往的地方申报给所在州。仍须召集本地有财力的三户人家担保，保证货物中没有夹带兵器，以及违禁物品和可制造军器的材料，不会越过禁止通行的地界。州里查验属实后，发文送到愿意发船的州，登记抄录，并发给公凭，才允许等候返回；返航时允许在应当发船的州停泊，并把公凭交到市舶司。如果不领取公凭而擅自出行，或者乘船从海道进入界河以及前往新罗、登州、莱州界内的，处徒刑二年，编管到五百里外。

译以上谨将前后查考情况列举如上。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的指挥，最为贻害无穷：把祖宗以来禁止前往高丽、新罗的条文一时删去，又允许商人擅自带外国人附船入贡，因此使前面所说的商人徐戬、王应升、李球之流得以施行奸计。如今不可不改，请求三省、枢密院共同审度裁定，一律依照庆历、嘉祐编敕施行。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高丽借猾商之机时常来朝贡、骚扰中国，也确实可以避免中国奸细因为前往高丽而与契丹相通的祸患。谨将奏章录写上报，恭候诏令。《申明户部符节略赈济状》元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近来因为今年浙西数郡大雨不停，太湖泛滥，所在之处损害庄稼，于七月十五日将实情写成奏状上报，请求下令户部以及本路转运司、提刑司、两路钤辖司赶快审度，明年是否应当准备常平粮米出售救济饥荒。如果应当准备，就列出各州所需数目；臣已经估计杭州需要二十万石，并委托各司筹划如何办理，使米价不至于大幅上涨，能够收买足额粮米。如果各司认为不必准备出售救济，就命各司分别具结保证，说明明年确实不会有饿死和流亡，并承担罪责上报。如今收到尚书户部符文，本路转运司、提刑司、钤辖司收到都省批文，转下八月四日敕令：中书省知杭州、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苏轼上奏，查考今年五六月间浙西数郡大雨不停，太湖泛滥，所在损害庄稼，灾伤形势恐怕比去年严重。恭请下令户部以及本路转运司、提刑司和两路钤辖司，共同审度明年应如何准备救济，等候敕令。八月四日，三省共同接受圣旨，依照奏章办理；奉敕如下，公文到达后即执行。都省批示于八月五日辰时送户部施行，其中仍命审度期限为半个月。臣私下详细查看，户部符文中只是节略下发；既然已经奉圣旨依照奏章办理，就不知道最初是否完全依照臣所奏，还是有关官司删节后重新下发，只依照这次户部符文中的一项办理。因为臣前一奏所请求的意思是：如果各司认为不必准备出售救济，就命各司分别具结保证，说明明年确实不会有饿死和流亡，并承担罪责上报；这是希望各司官吏据实审度，不敢草率敷衍，所以必须再次申明。恳请朝廷查考臣前一奏各项事情，特别明白地下达指挥施行。谨将奏章录写上报，恭候诏令。《审度准备赈济第一状》元祐五年九月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收到尚书户部符文，奉敕，知杭州、两浙西路兵马钤辖苏轼上奏查考：今年五六月间，浙西数郡大雨不停，太湖泛滥，各地损害庄稼，灾伤形势恐怕比去年严重。恭请下令户部以及本路转运司、提刑司、两路钤辖司共同审度明年应如何准备救济。奉圣旨，依奏办理。都省批示限半个月审度。本司如今审度出准备救济的事项如下。一、据本司查考，去年八九月间杭州市场上的米价，每斛六十足钱，到了十一月涨到九十五足钱，米价正要腾贵时，因朝廷诏令宽减转运司上供粮额的三分之一，米价立即下跌；本州在正月内便开始出售常平米，到七月底共卖出十八万多石，因此米价没有机会继续上涨，百姓免于饿死流亡。今年市场上的米价如今已经是每斛七十五文足钱，到冬天，转运司收买上供定额粮米以及查验放免秋税、军粮，恐怕都会有缺额，也必须通过和籴买足；本州还必须收买二十多万石常平米，各州也都分别收买。像这样争相购买，米价必然上涨；即使大量耗费官钱收买足额，也恐怕明年缺粮时小民一定无法用高价购买官米。到那时如果米贵人饥，本司一定要上奏请求降价出售。臣私下估计，仁圣在上，必定不忍坐视百姓饥饿，不会不允许降价；估计浙西各郡今年必须和籴五十多万石常平米，准备明年出售。如果米价高、收购成本重，到那时每斛只降十文，也必然坐失五万多贯；何况饥荒已经形成，流亡饿死仍然不断，那么朝廷用来救济抚恤的费用，哪里只是五万贯呢？请求圣上慈悲，特许将转运司今年上供粮额减免一半，仍照去年惯例，命令用折价钱置办金、银、绫、绢上供；这样朝廷没有损耗，而浙中米价可以稍稍平稳，常平仓也能收买足额粮米，明年不至于大幅降价出售、亏损常平本钱，一路百姓能够免于饿死流亡，恩惠实在不小。查考去年本司也请求减免上供粮额一半，依敕令却只允许减免三分之一；今年灾伤以及查验放免秋税的情形都比去年严重，又因为连年灾伤，民力更加耗竭，应该加倍存恤，所以必须上奏请求减免一半。恭请圣上怜悯，特依臣所请全部减免。一、查考熙宁八年，两浙发生饥荒，朝廷截留拨给江西以及本路的上供粮米一百二十五万石，赐给本路赈济。只是因为本路请求得太晚，来不及办事，最终死了五十万人。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圣旨命发运司拨出上供粮米二十万石，赐给本路降价出售。所费仅及熙宁年间的六分之一，但因为及时救济，仓廪有储备，米价没有暴涨，百姓免于流亡饿死。本司如今查考，苏州、湖州、常州、秀州等州连年灾伤，百姓的诉状已经是去年的一倍，查验放免的苗米也必然加倍。不仅百姓缺粮，也恐怕军粮不足。请求查照去年成例，再增加数额，特许截拨本路或发运司的上供粮米三十万石，命本路降价出售，或者用来补充军粮的缺额。恭请圣上怜悯一路军民，特予全部应付。以上谨将事情列举如前，本司已经把上述事项写成公文，通知本路转运司、提刑司，令其查照办理。臣深恐转运司官吏的职分在于供应上供物资，对于减免粮额一事难以自行提出。恭请圣明以一方百姓的生命为念，并不是为了姑息官吏的责任，特加考虑，及早施行。况且所请求的数目虽然较多，实际耗费的钱却不多。如果等到饥荒已经形成才施救，费用将是十倍，也来不及办成事情。恳请圣上亲自决断，指示三省，不再交给有关机构往返查核后才办理。谨将奏章录写上报，恭候诏令。《审度准备赈济第二状》

译元祐五年九月十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近来接到朝廷诏令，命本司以及转运司、提刑司共同审度，准备救济明年遭灾缺粮的人户。本司已经把两件事上奏，请求减免转运司上供粮额一半，截拨上供米三十万石，作为储备并补充军粮缺额。还没有等到回覆的指挥，本司再次审度，明年准备救济的大计，全在于广泛收买常平粮米。从正月以后立即出售，以平抑市场米价，避免流亡饿死的灾祸。除此之外再没有长久的办法。如今选派官吏开仓和籴，优厚估价收米，告诫约束专门负责的人不得索取钱物，不能说不严格；然而经过一个月，竟没有一个人到仓交纳粮米。访察得知，大概是苏州、湖州、常州、秀州遭受了严重灾伤，加上从八月半以来阴雨不停。灾伤之后，收获本来就少，又很少遇到晴天，已经成熟的不能收割，已经收割的不能舂米，有谷没有米，日渐腐烂。如今听说，苏州、秀州市场米价已经是每斛九十五文足钱，上涨势头炽盛而没有停止。本司想立即命杭州提高价格收米，但这不仅会助长米价，成为小民眼前的祸患，而且官府收购成本既高，明年也难以出售。如果不增加钱，又恐怕始终无法收买。明年春夏之间没有米出售，必然有百姓流亡饿死的忧患。臣私下估计，到那时很难隐瞒，主管灾伤的官吏也必须略具事实上奏。仁圣在上，按理没有不救济的，一定会多方在邻近各路筹划粮米赈济。如果不预先防备，恐怕邻路没有储备，临时筹划又无法实行，所以必须在事情发生以前先行上奏请求。以上是本司查考，去年朝廷诏令减免转运司上供粮额三分之一，却命令把折价粮额的钱买银、绢上供。今年本司又请求减免粮额一半，如果获准施行，转运司折粮钱数目一定不少。又查考提刑司所辖各州今年出售常平米很多，所管常平司的钱数也不少，但若只有钱没有米，只能坐视百姓饿死，忧患实在不小。请求圣上多加考虑，特命发运司审度筹划，在江淮附近交通便利、丰收的州军，派官员设场和籴白米五十万石，严令必须收足数目，并运到真州、扬州储存管理。如果明年春天本路缺少常平米出售，就命发运司拨给各州卸下，仍用本路常平钱偿还。如果到那时本路常平米已有储备，不需要搬运上来，这批米就出售；可以直接拨充本路转运司的上供粮额，再用减免粮额所得的折价钱偿还。这样一来，朝廷和省部的钱物没有损耗，而本路亿万百姓的性命可以稍稍免除填沟壑的忧患。谨将奏章录写上报，恭候诏令。附黄：今年的灾伤实际比去年严重一倍，但上下官吏都不愿查验放免，忌讳谈论灾伤。就如近日秀州嘉兴县，因为不接受百姓申诉灾伤的状词，导致被踩死四十多人。大体上各地官吏都有同样想法，只是这个地方踩死的人较多，才特别显露出来。如果朝廷只防止各处上报和查验放免秋税的数目，就没有办法完全看见灾伤的实际情况。臣苏轼还切实看到，转运司、提刑司所上奏的灾伤，都没有迫切紧急的言辞。朝廷议论一定会认为臣说得过分，这本来就是这样。臣确实看见连年灾伤，父老都说形势不比熙宁年间轻。百姓手里还有钱尚且困苦，没有米而饿死的已有四十万人。何况如今民间完全没有现钱，如果又没有米，那么流亡饿死的灾祸就难以估量。恭请圣上深加考虑。如果明年百姓原本并不缺粮，不需要这样筹划，那么臣不合适地过分张扬、夸大其词的罪过，臣不敢推辞。即使受到诛杀责罚，也终究胜过发生灾害却没有准备，只能坐视百姓死亡而不能救助。请求查考诏书所论四件事并下达施行的奏状 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今年六月九日曾经上奏，说明朝廷极其仁慈、宽免拖欠旧债的诏命已经颁行，却被主管官吏阻挠，使皇帝的恩泽不能下达，流弊有四件：第一，现今拖欠市易司钱款而被登记没收产业的，圣恩已经允许发还，或者准许贴纳钱款赎回；但主管官吏妄自创出新办法，制定登记没收、折价交纳的制度，使得十家中有八九家不符合发还赎回条件。第二，拖欠已久的盐钱，圣旨已经允许只交纳产业或盐监的官本钱，其余一概除免；但提举盐事司拘泥文书而违背圣旨本意，说不属于贫困的，不在此数。第三，在登极大赦以前，人户以产业抵当酒钱而拖欠的，也应当依照以盐抵钱的办法，只交纳官本钱。第四，元丰四年杭州拣出不适合上供的和买绢五万七千八百九十匹，却强迫摊派给百姓出售，不停鞭打催促交纳，到现在还欠八千二百多贯，也应当依照今年四月九日圣旨除免。然而臣把这些事情写成奏状上论，已经过了一百零八日，还没有得到下发的指挥；请一并查考前面的奏章，将上述四件事早日下达施行。谨将奏章录写上报，恭候诏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八日〕 尚书省汇集询问各处，称从未收到上述奏状，仍把原奏附上。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共同接受圣旨，命苏轼另行具奏上报；又命户部下达指挥，查究前面的奏章，并申报尚书省。《进何去非〈备论〉状》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自量才疏学浅，却忝居侍从之职，常常寻求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以此报效国家。恭敬地想到先皇帝的道德可与周公、孔子相配，言论足以成为典章训诰，文采如银河般灿烂，能够润饰万物，但臣子没有谁能副合他的心意。他曾经因为进餐时不肯吃饭而发出“有才难得”的感叹。臣看到承奉郎、徐州州学教授何去非，文章和议论实在超过常人，笔势雄健，具有秦汉时期的气魄。元丰五年，他因多次应举而获得免试解送，便在朝廷上极力论说用兵的利弊；先帝阅览后认为奇异，特授他右班殿直，让他教授武学。不久就任博士。臣私下揣测圣意，必定要长期培养成就他，以等待任用，哪里只是把一个博士职位作为对何去非的期望呢？何去非立志坚强刚毅，不肯苟且迎合当时的公卿，所以没有人替他说一句话，推举并成就他。臣任翰林学士时，曾经把这些情况写成奏章上报，请求改授文官资序，把他安置到太学。虽然已经获准改授承奉郎，如今却出任徐州教授，与博士相比，反而像是降职。不仅是臣地位卑微、言论轻浅，不足以取信，也恐怕朝廷没有看到他的文章和议论，无法衡量这个人的才干。

译谨将何去非所著《备论》二十八篇缮写完毕，随公文一并进呈。请求下发三省执政官考察阅览。如果臣所说没有错误，请求授予他一个馆职。这样不仅可以收罗遗落的人才、以此教导士人，也可以彰显先帝知人善任的明察。一经品题，必定不是虚妄之士，把这件事写入史册，也足以增添光彩。如果他不如臣所举荐，臣甘愿接受朝廷法典的惩处。谨将奏章录写上报，恭候诏令。《审度准备赈济第三状》元祐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近来奉朝廷诏令，审度准备明年赈济缺粮的人户，随即将各项事项写成奏章上报。其中广泛收买常平米，以备明年出售、平抑市场米价，是最为重要紧迫的一件事。如今浙西各郡米价虽然昂贵，却也不过七十足钱。臣私下估计，明年青黄不接时，米价一定不会低于一百钱。到那时如果按原价出售，仍然可以平抑米价暴涨的祸患，终究胜过官府没有粮米而坐视百姓流亡饿死。然而提刑司专门吝惜钱财，因每两三文钱便到处发文，压低官府收购价。臣已经指示杭州不得降价，仍按七十钱收买。如今也只买到三万多石，其余各郡不敢违背。访察得知，苏州、秀州最是产米的地方，如今也只买到两三万石。湖州一处灾伤最严重，提刑司已经指示本州停止收买，却命苏州拨常平米五万石给湖州，又命秀州拨十万石给杭州。如果湖州得到五万石，恐怕仍然不够使用；而苏州、秀州拨出十五万石，深恐两州不免因此出现缺额。如果新买的米不多，就会两头都办不成事。即使加上运输水脚和士兵稍有盗窃损耗的费用，也与所减少的两三文钱相差不大。如果明年官米数目太少，不能平抑市场价格，以致发生流亡饿死，朝廷还要烦劳截拨粮米分给饥民，那将是十倍的费用；这就是省下极少的钱，却损失如山，实在是极大的失策。访察得知，各郡富户都知道明年米价必然上涨，都想大量收买，以谋求厚利。如果官府估价稍高，农民的米货就会全部归到官府手中，这些富户无从乘机牟利、吞并贫弱，所以故意编造言论来动摇官吏，都说会大量耗费官钱，实在可惜。如果因此降价停止收买，正好中了他们的计。何况如今已经是十月下旬，再过一二十天就没有米可收买了，即使随后提高价格也来不及办事，恐怕会耽误明年出售粮米的大事，所以必须另行筹划，向朝廷申诉。臣在九月十七日曾经上奏，请求下令发运司在丰收且邻近便利的州军和籴五十万石，以备常平米不足时运来出售，再用本路常平钱偿还发运司。如果常平米足够使用，就充作本路转运司的上供米，仍用上供粮额折价钱拨还。又查考淮南大丰收，扬州、高邮军米价非常平，如果实行这个办法，显然没有妨害。恭请圣上慈悲，查考前面的奏章，迅速赐令施行；为这一方连年遭灾的百姓广泛作好准备。谨将奏章录写上报，恭候诏令。《审度准备赈济第四状》元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查考，今年本路风灾、水灾，比去年严重一倍。本司多次将应当实行的救济事项上报。臣料想仁圣在上，必定已经怜悯察看。如今苏州、湖州、杭州、秀州等州的米价日益上涨，杭州所收买、准备出售的粗米，每斛不低于六十七至七十足钱，即使如此仍然收买不成，恐怕还要再加钱招买，才能稍稍够用。臣私下估计，开春以后米价一定暴涨；如果依照条文不亏损原价出售，那么官府本钱已经很重，小民难以买得起，就不能救济贫民、平抑市场价格。如果上奏请求降价出售，又恐怕损耗常平官本，也不是长久办法，所以不得不奏报。又查考杭州城内外现存义仓米四万多石，依条文灾伤之年都允许分发赈济。本州审度，如果等到饥荒已经形成，才把上述义仓米全部分发，也不能完全救济饥民。只有在开春以后，一看到市场米价上涨，就立即把义仓、常平米以低价出售；只要市场价格不再上涨，全郡百姓人人都能得到恩惠。如今请求将常平米中除去存放三年以上、依条文应当降价的以外，其余每斛减价五文足钱出售；其中属于今年以高价收买的，每斛减价二十文足钱出售。仍将义仓米按照不同等级和定额估定低价，在一处出售，所得的钱全部用来补还常平米亏损的官本钱。补还足额以后如果还有剩余，也允许拨来填补本路其他州常平米亏损的官本钱。仍命浙西各郡依照这个办法施行，使本路明年饥民普遍能够吃到低价米，救活亿万人的性命。这样做的好处极其广大，而实际只不过损耗原本不动用官本的义仓米十多万石。况且按条文，灾伤之年本来就允许把义仓米分发；只是分发能够涉及的人范围狭窄，不如出售所能惠及的范围广大。恭请圣上特意作出裁断，早日赐令施行。谨将奏章录写上报，恭候诏令。附黄：常平钱米在丰年和荒年之间平抑物价，用来救助百姓性命，关系到的利害极其重大。本司已经多次上奏，请求指示各路，专门用于收买和出售，不得另作他用。如果用来招募饥民、兴修土工水利之类，只出不入，就会逐渐耗散。恳请留意；如今所请求的只是权宜之计，暂时实行，并不冲改前后条文。又附黄：本司审度明年粮食困难的形势，实在令人忧惧。如果等到饥荒已经形成、疾病已经发生，仁圣在上，必定要广泛筹划，用钱和粮食救济，费用必然增加数倍。如果实行本司所奏，开春便出售粮米，米价不再上涨，亿万百姓自然得到恩赐，所费也不多。如今已经是十一月底，请求迅速赐令施行，以便在正月内就能开仓出售。请求提拔任用刘季孙的奏状

译元祐五年十一月某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自幼便听说，赵元昊进犯延州，形势危急，环庆的将官刘平率孤军前来救援，奸臣却不发兵相救，刘平于是战死，至死还痛骂贼人，拒绝进食而死。刘平有几个儿子，都才干出众，可惜不幸早逝。如今臣的同僚、西京左藏库副使刘季孙，是刘平的小儿子。他专心立志，努力学习，广泛通晓史书传记，长于诗文，轻视财利而重视道义，即使在文臣中也不容易找到这样的人。他熟悉武经，讲习边防政务，这又是他的家学。至于奋不顾身、临危守节，臣以为他一定不比刘平差。如今刘平的儿子中只有刘季孙在世，而他已经五十八岁；虽已列为将领，却还没有充分发挥才能。伏望朝廷特别加以考察，暂且把他安置在边境要害之地，观察他的施政，再另行加以升迁。这样不但可以奖励忠义，也可以扩大文武人才的任用。如果朝廷擢用他以后，他犯有侵吞入己赃物的罪，或实际才能不如臣所举荐，臣甘愿接受国法惩处。谨录此奏章上报，恭候敕令。请求赐给子珪师号的奏状 元祐五年十二月某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查考杭州平陆地区，原是江海旧地，只有靠山的地方才有甘泉，其余水井都咸苦。唐代刺史李泌开始引西湖水开凿六井，后来白居易也治理西湖、疏浚水井，使百姓用水充足。嘉祐年间，知州沈遘又在美俗坊增设一口大井，如今称为沈公井，位置最为重要，四面很远的地方都来取水；但当初修建草率，水常常不能正常涌出。熙宁年间，六井和沈公井都相继毁坏，知州陈襄选派僧人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人主持修治此事。修完之后，恰逢大旱，百姓用水充足，获益极为广大。臣当时任通判，亲眼见到这件事，至今已经十八年。沈公井又毁坏了，终年干涸；住处离水较远的居民，往往要用七八钱买一斛水，军营尤其以此为苦。臣寻访熙宁年间修井的四位僧人，其中三人已经去世，只有子珪还在，年已七十，精力却未衰退。臣询问沈公井再次毁坏的原因，子珪说：熙宁年间虽然已经修完，却免不了用竹子作水管，容易导致毁坏；于是我筹划改用瓦筒盛水，以石槽作底和盖，坚固厚实，周密加固。这样水既足以使用，也就永远没有毁坏的道理。他又从六井中引出余水，通到仁和门外以及威果、雄节等指挥所属五营之间，新开两口井。这些地方一向离水井最远，最难得到水，结果西湖的甘水几乎遍及全城，军民都相互庆贺。如果不是子珪用心尽力、才能干练，绝不可能成功。因为子珪先前已经蒙赐紫衣，臣想请求特赐一个师号，以表彰他的才能。臣查访得知，灵石多福院僧人子珪确实有戒行，从熙宁年间至今，两次被选派主持修井事务，辛劳而不避风雨，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果圣上恩赐一个师号，便请求以‘惠迁’为号，取《易经》所说‘井居其所而迁’的意义。谨录奏章上报，恭候敕令。缴进应诏所论四事的奏状【前面接元祐五年六月奏状】元祐六年正月九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去年六月具状上奏，请求申明将市易折纳的产业退还，以及免除积欠的盐钱、百姓欠买退绢的钱，共四件事，尚未得到降下的指示。本月五日，臣收到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尚书省札子，札子说各处都称没有收到上述奏状。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命臣另行具奏。如今重新附上原来的奏状，并连同在前，谨录奏章上报，恭候敕令。贴黄：臣私下看见，浙中各州县的市镇和人口，比二十年前不到四成或五成，所在之处酒税收入都亏欠。仅杭州酒务的课利，过去有三十多万贯，如今只有二十多万贯，其他地方大多也是这样。朝廷大力推行仁政，不能说时间不久，但公私财力耗损始终没有多少恢复，大概是商人货物原来还没有流通的缘故。过去民间买卖通常很少使用现钱，只能向当地有财力、值得信任的人家赊购；而去年以来，商人往来时常买进新货，却索取旧账钱，这样行商和坐商都能得到利益。如今浙中各州县所处理的私人债务，大半牵涉欠官钱的人家；官钱尚且不能收足，私人债务更没有办法催收，因此商旅不再往来，公私都受到损害。如果实行这四件事，官府损失的只不过是账面上的虚数，而百姓一旦在一两三年内恢复元气，商旅一定会重新畅通，酒税收入也会逐渐恢复旧额，所补益的并不少。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查照熙宁十年十月十一日中书札子的一段文字，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赵抃奏称：臣听说已故吴越国王钱氏在本州境内有坟墓和祠庙，请求两县所管钱氏的各处坟庙，每县选派僧人或道士一名专门主管。其中钱塘县境内有文穆王钱元瓘等二十六处坟庙，经查，本州天庆观道正通教大师钱自然，是钱氏直系子孙，想命钱自然长久主持；临安县境内有武肃王钱镠等坟庙十一处，如今召来本县净土寺赐紫僧道微，请求照钱自然的成例主管。又查得文穆王钱元瓘的坟庙和忠献王钱仁佐的坟都在龙山境内，旁边有香火妙因院，原是钱氏所建，如今道正钱自然暂令弟子道士在那里守护。希望改赐观额，命钱自然以下的弟子长久主持，逐渐修葺，同时就便照管坟庙，不使荒废。奉敕依奏，钱塘妙因院特改赐‘表忠观’为额；临安净土寺则命尚书祠部每逢同天节，各特许一名童行剃度。

译又查照元丰五年三月十八日中书札子的一段文字，皇城使、庆州防御使钱晖等奏称：臣等先臣的祠庙在杭州、越州两州共有五所，坟墓在钱塘、临安两县有六十多处，只有临安有田园、房屋，每年收取一千三百多贯。太平兴国以后寄存在本县，到了大中祥符年间，当地申明朝廷命令，令杭州楼店务把这笔钱存入军资库，后来一直没有领取。近年先臣祠庙全都坍塌，私家无力修葺；上述寄存的钱数虽多，但由于年代久远，不敢再请求支取，如今只请求降下指示，允许将临安县旧有的田园房屋拨还给臣家，以便收取每年租税，逐渐修复坟庙。谨录奏章上报，恭候敕令。右面奉行圣旨：应令杭州每年特别支给五百贯钱给表忠观，置簿登记管理，只能用于修葺坟庙，不得另作其他支用。札付杭州依此办理。臣查考熙宁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据管内道正钱自然奏状，请求把临安县祖先置办的产业每年收取的一千三百五十四贯租钱，用来修葺各处坟庙。当时派官员检查计算，钱塘、临安县所管钱氏坟庙确实建造年代久远、木料腐朽损坏，共需工料钱一万二千八百九十贯九百九十九文。又查得临安县境内钱氏归官的房屋、廊舍、田产等租钱，每年缴纳一千三百五十四贯三百四十文，送入军资库。不久本州申奏，请求把临安县所管催收的上述租钱拨出修葺，估计要九年才能完工。直到元丰五年，因为皇城使钱晖等奏请，才依照当年三月十八日中书札子，奉圣旨每年特别支给五百贯钱给表忠观修葺坟庙，不得另作其他用途。此后直到元祐五年，虽然支用了四千五百贯，但因为庙宇旧屋的梁架原本建造得很大，一百多年没有修治，普遍损坏坍塌，必须一次性全面修葺，才能略微修补完备。如果每年只支给五百贯，虽然可以逐步修理严重倒坏的地方，但由于相连屋宇很多，修好后又会有其他地方随即坍塌。从熙宁十年检查计算到现在，又过去了十四年。于是去年再次派官员重新检查计算，发现两县的坟庙已经修了又坏，尚未修理房屋、神像等，共需工料钱：临安县四千三百五十八贯一百四十四文，钱塘县一万二千五百二十贯五百九十一文，两县合计一万六千八百七十八贯七百三十五文，谨此奏陈。臣私下认为，钱氏的忠诚在甲令中有明确记载，朝廷内外都知道，不必等臣来说；然而坟庙荒废毁坏，过路的人都为之叹息。即使朝廷特意赐给钱物替他们修缮完毕，也不算过分，何况钱氏本家自有地租房租可以支用，怎么忍心贪图这一点小利，把它归给有关官府呢？恭敬地想到神宗皇帝深切念及钱氏的忠诚，特意把妙因院改名赐为表忠观，仍让其后代道士钱自然主持；但有关官府不能发扬圣上的本意，奏请把地租房租全部拨还，用来帮助修缮。如今已经过了十四年，表忠观既没有修成，各处坟庙仍旧荒废，使先帝表彰忠臣的心意徒然成为空话。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特许每年临安县收取的一千三百五十四贯三百四十文地租房租，归表忠观使用；每逢修缮本观以及杭、越两州各处坟庙，便详细列明所修项目和所需钱数，到州府请领。修造完毕后，仍派官员检查计算，具文证明确实没有大的虚耗，申报州府。这样才可使事情处理得稍微合乎道理，不让百姓私下议论。谨录奏章上报，恭候敕令。贴黄：如果朝廷依照奏请施行，便请求指示本州，将每年收到的上述地租房租务必专门存管，只能用于修造表忠观和钱氏坟庙，官府和私人都不得另行借支使用。《东坡全集》卷五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五十九，宋苏轼撰，奏议六首 请求审度开凿石门河的奏状 元符六年三月某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臣谨按《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向东巡行到钱塘，面对浙江江水，因水势险恶，便向西走一百二十里，从江面狭窄处渡过。始皇帝凭借天下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意愿，凡是想去的地方，即使凿山架桥、填海筑路也没有难处，却唯独害怕浙江水势险恶，不敢直接渡江。由此可知钱塘江是天下最险的地方，没有比它更险的。臣过去曾任此地通判，如今又忝任本郡长官，二十年间亲眼见到无数人船倾覆溺亡。从温州、台州、明州、越州往来的人，都从西兴直接渡江，不经过浮山的险处，虽不时有船只倾覆，但还比较少。从衢州、睦州、处州、婺州、宣州、歙州、饶州、信州以及福建路八州往来的人，都从龙山出入，逆流而上经过这条江。江水滩浅，必须趁潮航行。潮水从海门向东涌来，势如雷霆；浮山耸立在江中，与鱼浦诸山相对，山势犬牙交错地伸入江中，使潮水回旋激射，威势加倍。沙洲滩碛不断移动，形状像鬼神所为，常常在深潭中突然涌出绵延十多里的高丘，早晚之间又重新消失。即使是熟悉水路的船夫和潜水者，也不能预先知道水的深浅，因此公私船只眼看着倾覆溺没，却无可奈何。老弱之人在急流和沙洲间呼号求救，声音还没有喊完，就已经被潮水卷走。过路的人只能为此流泪而已。即使有勇猛强悍、敢于前往救人的人，其中又有许多盗贼趁机图谋财物，甚至借机把人推下水，能够保全自己的百人中没有一两个。除去生命损失之外，公私财物的损失每年究竟有多少，无法知道，大概超过千万。衢州、睦州等州人口多而土地狭窄，所产五谷不够食用，每年常从苏州、秀州漕运米到桐庐，再分送各郡。钱塘有数以百万计的百姓，也依靠上游运来的柴薪和炭火生活。由于浮山险处造成沉船、阻滞，这几个州的柴薪和米常常价格昂贵。又如衢州、婺州、睦州、歙州以及杭州的富阳、新城两县，公私食用的盐，都从杭州、秀州各盐场取得。由于浮山险处造成沉船和阻滞，官府支付的脚钱非常丰厚，其中损失的盐货以及借风水之便侵吞盗取的数量，多得无法计算。这些是其中最大的问题，其他公私利害，还不能一两句话立即列举完。臣看见宣德郎、前权知信州军州事侯临，因为把生母葬在杭州南面的荡地，往来江边，观察地形，访问父老，又向船夫询问，反复研究，完全掌握了实际情况，于是建议从浙江上游名叫石门的地方，沿山向东，或者利用盐碱荒地，开凿成运河【贴黄：石门新河如果从定山南面经过，那里都是盐碱地，不会损坏百姓田地。】又从新河以北开始，潮水不能到达，用河水灌溉，都可以改造成良田。但靠近江边的土地土层薄，万一几十年后江水改道，河道不能长久坚固。若从石门沿山向东，从定山北面出河，那么土地坚实、土层厚，长久没有忧患；但将损坏五六千亩民田，也会失去所谓良田的利益。臣查访得知，良田不过每亩值二千钱，用钱赔偿也不过一万多缗而已。这两种方案，还请命监司和所派官员详细讨论其利害】引导浙江及溪谷各处的水，共二十二里有余，使其通达江中。又沿江修筑堤岸，根据潮水冲击的方向，冲击处用石头，不冲击处用竹子，大约八里有余，通到龙山的大慈浦。从大慈浦向北转弯，到小岭山下，开凿六十五丈，以通达山岭东面的旧河。再利用旧河稍加疏浚治理，向东南行四里有余，通到如今龙山的运河，从而避开浮山的险处。估计需用钱十五万贯，使用捍江兵和各郡厢军三千人，两年可以完成。臣与前转运使叶温叟、转运判官张璹亲自前往查验，都和侯临所说相同。福建、两浙的士民听说臣和侯临准备奏请开凿这条河，万人同声，都认为这是最大而且无穷的利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臣即使想不说，也已经被众人的议论所逼迫，势不能再沉默。臣听父老说，章献皇后临朝时，因为江水有皇天荡的险处，曾从宫中拿出数十万贯钱，修筑长芦，建起僧舍，以拯救溺水者。臣又听说先帝因为长淮的险处，赐钱十万贯、米十万石，征发民夫九万二千人，开凿龟山河。如今浮山的险处，不只是超过长芦、龟山，且二位圣主仁慈，把百姓看得如同自己受伤，必定会拿出十五万缗钱来消除这一长期的险患。臣冒死上呈侯临所陈开凿石门河利害的一份奏状，以及臣所派观察推官董华根据侯临说法估计工程和材料的一份奏状【贴黄：董华所估只是估计大数，如果朝廷认为可以施行，还请求另派官员详细计算材料】和所需钱物材料的一份奏状，并附地图一幅。伏请下交三省详细审议，或者召侯临到尚书省当面询问；仍请下达本路监司，或另外特派官员共同察看。如果臣与侯临所说不虚，请朝廷筹划支给钱物施行。臣看古今的事情，难的不在于知道，也不在于说出，难只在于把它办成。侯临的才干，众人都知道。臣认为这条河若不是侯临主持，不能成功。伏望圣上慈悲，特意询问身边近臣，其中一定有认识侯临的人，请求专门派侯临监督这项工程。这不但能救活无穷的性命，保全无法估量的财物，还能使几个州的柴薪和米粮流通，田野市镇都歌颂圣上的恩泽，使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臣的愿望实在无比强烈，谨录奏章上报，恭候敕令。贴黄：如今提出这个建议，不明白情况的人一定会提出两条疑难。第一，他们不过会说，浙江浮山的险处，古今以来经过了许多贤人哲士；如果能够平治，肯定不至于到今天还这样。因此这只是街巷间的议论和主观推测，不足以采信。比如龟山新河，使长淮变成安稳的水流。近来听说吕梁的险处也已经平治。怎么能说古人只是偶然没有想到，便断定今人不能再做呢？第二，他们不过会说，沿江修筑堤岸，必定会被潮水冲刷侵蚀，不能长久。如今浙江的石堤也有成例。过去本来使用木材筑堤，转运使张夏才开始改用石头。从龙山以东，江水深广，石堤建在涨起的沙滩上；又因为潮头受到西陵石矶的冲击，正好在堤岸下面激战，却四五十年稳固不动。即使有时出现缺损，也随即修补完好，人们不觉得劳苦，官府也没有什么费用。如今从大慈浦向西，江水都露出石脚；潮头从龙山转向西南，因此堤岸容易建成而难以损坏，不同于张夏所建的东堤。再次请求发运司供应浙西米粮的奏状

译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苏轼上奏：臣近来蒙受恩诏，召回朝廷，私下认为浙西连续两年遭受水灾，苏州、湖州最为严重。虽然已经详细听闻灾情，但听得百遍不如亲眼一见，因此臣从下塘路由湖州进入苏州，亲眼看见积水还没有退去，下等田已经淹没在深水中，今年恐怕必然没有收成；中等、上等田也都被水漫盖。妇女老弱日夜用车排水，而淫雨不停，积水退一寸又涨进一尺。如今已经春深，仍然没有播种。乡村缺粮的人很多，甚至把糟糠和芹菹混在一起吃；又因积水占压，柴草难以得到，吃糟、喝冷水，很多人胀死。这些都是臣亲眼见到的，不是传闻。春夏之间，流民饿死和疫病必将兴起。各州去年买储的常平米，虽略有储备，如今州县出卖米价还没有大幅上涨，但乡村偏远地方饥饿羸弱的百姓，不能到城市购买。官吏若想派船载米下乡分散出售，需要的数量极其浩大，恐怕不能满足；到了夏秋之间，必定会严重匮乏。再说从今以后，如果淫雨稍停，农民还要赶在初夏插秧、车水、耕耘，所需劳力是平常年份的十倍，完全要靠粮米接济。如今已经缺粮，到那时必然难以进行，即使上天赐予丰年，也没有什么希望。公私陷入狼狈，实在是必然的。臣去年奏请发运司在江东、淮南丰收而且交通便利的地方购买五十万石米，以备浙西遭灾的州军运输、调拨出来出售赈济；不久蒙圣恩下令，说已经降下指示，命发运司调拨应起运的上供钱和封桩钱一百万贯，及时购买米，封存储备以备调用，送户部依照已有指示办理，其余依浙西钤辖司奏请施行。圣旨下达后，本路具报农民欢欣拥戴，开始有了活下去的希望；但发运司官吏完全不体察仁圣恤民的心意，奏称淮南、江东米价昂贵，不肯收购。臣查考浙西去年米价本来都很高，杭州也是用七十足钱收购；即使价格高，收购也胜过没有米而坐视百姓死亡。如今发运司官吏亲自承受圣旨，却完全不依照执行，只拿米贵作借口，更不收购。这使圣上已经颁行的命令突然变成空话，也使等待粮食救济的饥民中途失望。现在却把前一年朝廷诏令拨给本路的上供米二十万石，以及本路自行拿出而没有卖完的米十六万七千石有余，指作补足今年五十万石的数目；此外只请求从上供米中再截拨二十万石，与本路米粮一起出售。切实因为上述没有卖完的十六万七千多石米，早已存放在本路。臣原先奏请发运司购买五十万石时，已经说明上述米数是另行支用的，除此之外还应再要五十万石。如今发运司却把前面圣恩拨下的米折充为今年所赐，官吏百姓听说后，怎么会心服？臣已经多次据理奏争，还没有得到朝廷答复。如今亲眼看到几个州水灾如此严重，饥饿死亡的形势极其令人忧惧。臣既忝列近侍，按理应当上奏，岂敢因为自己已经离任，就把祸患遗留给后人而不承担责任？伏望圣上慈悲，察知臣的微薄诚意，怜悯这一方百姓，特赐指示：发运司依照原先降下的指示办理，除已经截拨的二十万石外，再调拨三十万石给浙西各州，用于出售和借贷。如果发运司去年原本没有收购，因而没有米可以调拨，便请求一面截留上供米，补足五十万石的数目；同时令发运司将封桩的一百万贯钱，等今年秋收后收购米粮补还。如果朝廷不认为臣的话正确，等到饥荒和疫病大规模发生后才施行赈济，恐怕就必须从其他路运输钱粮，即使耗费数百万，也恐怕来不及挽救事情。谨录奏章上报，恭候敕令。贴黄：发运司奏称：‘淮南、宿州、亳州等州遭受灾害，米价最高处为七十七文；江东米价最高处为七十文。臣原先奏请在丰收而交通便利的地方收购米粮，听说杨州、楚州之间谷物成熟、米价低廉；如今发运司却引用宿州、亳州等州米价最高的地方来拒绝朝廷命令，显然不是仁圣勤勉体恤百姓，也不是臣原先奏请的本意。’ 又贴黄：如果依照发运司所奏，把没有卖完的十六万七千多石米充作数目，仍然应当拨出三十四万石，才能凑足五十万石。如今只拨二十万石，明显比原先降下的圣旨少了十四万石。何况上述没有卖完的米，已经是前一年圣恩所赐，发运司不应把它折算充数，实际上又少了三十万石。又贴黄：如果依奏施行，请下令转运司多拨一些数目给苏州、湖州；如果确实需要赈济，就不要拘泥于去年减免税赋的比例，照此施行。又贴黄：如果把此事下交有关官司办理，反复拖延阻滞，必定来不及救济。只请求圣上亲自决断，迅速降下指示。杭州请求召回并请求任郡的奏状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苏轼上奏：臣近来奉到诏书和圣旨札子，不准臣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的恩命，也不准臣请求外任一郡。臣已经第三次奏请，求任扬州、越州、陈州、蔡州中的一郡。臣私下担心自己微小的诚意不能立即改变圣意，因此必须把内心全部披露，再次冒犯圣听。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过去在治平年间，从凤翔职官任满回朝，首先受到英宗皇帝的知遇，英宗想迅速任用臣。当时宰相韩琦认为臣年少资历浅，未经试用，所以暂且授予馆职。恰逢臣遭父丧离职，服丧期满入朝觐见，便得到神宗皇帝召见，亲自赐予勉励，允许臣在本职之外议论政事。臣自认为只是漂泊在外的臣子，本不应得到这样的待遇，难道不是因为英宗皇帝一向了解臣吗？当时王安石刚刚执政，改变法度；臣如果稍微加以依附，升迁任用本来可以指日可待。但臣自认为是远方来的臣子，蒙受二位皇帝非同寻常的知遇，不忍欺骗上天、辜负本心，想把王安石所作所为不可施行的情况具文上奏，以求略尽微薄之力。然而还没有揣测出圣意对臣信任深浅，适逢上元节，官府购买四千盏灯，却无理地压低市价，臣于是上书论奏。

译先帝非常高兴，立即施行了臣的建议。臣由此推知先帝圣明，能够接受直言。臣上疏六千多字，极力论说新法不便。后来又因考试进士，拟定御试策问并进呈时，顺便说王安石不能识人，不可重用。先帝虽然没有听从，却也赞许臣愚直，起初并不责问；王安石却大怒，他的党羽无不咬牙切齿，争相想倾陷臣。御史知杂谢景温首先竭力弹劾。臣服丧归乡时，曾在船上贩卖私盐，于是朝廷下令各路查验追捕。当时船梢、篙手等被拷打取证，但因为事实上没有这件事，刑讯罗织不成，只得停止。臣因此害怕祸患，连续三次请求出任外职。然而先帝对臣的眷顾没有衰减，常常因贺谢表章之事，便在左右近臣面前称赞臣。党人怀疑臣还会被起用，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便编造流言，制造各种事端，一定要置臣于死地。先帝起初也不听从，但这三人不停执奏，所以臣获罪下狱。李定等选派强悍的官吏皇遵，带领吏卒到湖州逮捕臣，像捉拿盗贼一样。臣立即同妻子儿女诀别，留下书信给弟弟苏辙安排后事，自料必死。经过扬子江时，臣想投江自尽，但被吏卒监守，未能成功。到了狱中，臣便想绝食求死；但先帝派使者到狱中有所约束和告诫，所以狱吏不敢另外加以暴虐。臣也察觉先帝并没有杀臣的意思，因此又留下残生，活到了今天。后来臣被贬谪黄州，每逢上表奏疏，先帝又在左右面前称赞、怜悯、勉励臣，心中想重新起用臣，但左右近臣坚决争论，认为不可。臣虽在远方，也都听说了这些事。古人说过：‘聚集的蚊子能形成雷声，堆积的羽毛也能压沉船只。’说的是少数不能胜过多数。以先帝对臣的了解如此深刻，臣最终仍不能免于患难，是因为左右憎恨臣的人太多。陛下即位后，从贬所起用臣，不到一年，便让我充任禁林之职；这种遭遇的奇异，古今无比。臣常自思量，自己不过是微小如昆虫草木的人，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天地生成之德，只有独立而不依附，知道什么便说什么，才可以略报万分之一。起初臣论说衙前差役的利害，同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论，也因此同司马光有不同意见。司马光起初没有因此恼怒臣，但台谏诸人预先揣测司马光的心意，便同臣结怨。臣又一向痛恨程颐的奸诈，从不对他假以辞色，所以程颐的党羽无不侧目。朝廷已经废黜了几个大奸，其余党羽还在重要近侍之位，暗中为他们制造条件，只是暂时不敢发作罢了。小臣周穜竟敢上疏请求让王安石配享神庙，以此试探朝廷。臣私下料想，周穜如草芥般微小，却敢提出这种建议，必定有暗中支持这件事的人，因此上书迎头打击他的奸谋，请求重重赐予处分，以挫败小人的阴谋。因此党人更加愤恨嫉妒臣。后来臣又在经筵上极力论说黄河不能回改河道的利害，并且上疏争论，于是大大违背执政者的意旨。积累这些事情，臣恐怕会另外招来祸患。又因为手臂疼痛、眼睛昏花，所以接连上章，竭力请求出任外职。臣私下想到，自己忝居禁近之职三年期间，台谏弹劾臣有好几次，只因臣起草诏令，便罗织文字，认为臣有诽谤讥刺之意；本来毫无可疑之处，却凭空加以诬陷，其中还夹杂着暧昧的谗言。陛下察知这些没有事实，却不让奏章发出，臣也不知道其中究竟有什么缘故。如果不是二位圣主仁慈明察，洞见臣的内心，那么臣被党人倾陷，首领也保不住，哪里敢希望像先帝那样赦免臣呢？臣出知杭州两年，才略微免除人们的非议；期间法外刺配颜章、颜益二人，是因为要整治长期积弊，事情实在不得已。陛下已经赦免臣，但言官并不赦免，仍然不停论奏。他们的用意难道真是为了颜章等人吗？由此可知，党人想倾陷臣，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只是搜寻污点、挑剔瑕疵，终于找到了这件事。如今忽然蒙受圣恩召回擢用，又任命臣的弟弟苏辙为执政，这两件事都不是大臣们的本意。臣私下估计，党人必定十分猜忌，磨刀等待时机，势必如此。一听到诏命，臣便因祸福难测而惊恐，立即上章辞免，请求外任一郡。走到半路，果然听说弟弟苏辙被台谏攻击，搬出官署等待治罪。后来听说陛下曲折周详地洞察了实情，弟弟才得以保全。臣的刚直，众人都知道；党人对臣的嫌忌比对弟弟苏辙更深，臣哪里敢凭衰病之身再去触犯他们的锋芒？臣虽知道自己没有罪可说，但如今的言官哪里会问是非曲直？臣私下认为，君主对待臣下，不过是以公道相互了解；党人若要报复怨恨，一定会巧妙地寻找借口暗中中伤。臣哪里敢仗恃二位圣主以公道了解臣，便傲视党人暗中加害的祸患？所以不避烦扰亵渎，陈述自己自入仕以来升降进退的始末，想让陛下知道，臣说危险的话、行危险的事，独立不改，触犯众怒，是有久远缘由的；又想让陛下知道，臣一生经历的患难险阻如此之多。如今余年无多，不免有远离祸患、保全自身的想法；臣再三辞让，实在不是矫饰。柳下惠说过：‘以正直之道侍奉人，哪里去而不遭受三次贬黜呢？’臣如果贪图得到官位、害怕失去利益，随着世俗俯仰，改变一贯的操守，那么陛下又要任用我做什么呢？臣如果守住最初的心志，始终不改变，那么群小必定侧目，臣必然没有安宁的道理。虽然蒙受二位圣主的深知，也恐怕终究抵不过众人的力量，所以反复思量，不如请求离去。臣并不是不留恋天地父母般的恩德，只是年老衰弱之后，羞于再同群小计较短长曲直，徒然被世上的高人长者讥笑。伏望圣上慈悲，察知臣的至诚，特赐指示。执政者查核臣屡次上奏，只说臣是因为亲属嫌疑而请求回避，早些授给臣一郡。如今这份奏状，请求留在宫中不要发出，以保全臣下。臣的愿望实在无比强烈。如果朝廷不认为臣无能，仍想驱使臣，或者授给臣一个艰险的边郡，臣不敢推辞逃避。报国之心，至死方休。只是臣不愿身处禁近之地，使党人猜疑，再暗中加害。冒犯天威，谨等候斧钺刑罚。臣不胜祈天请命、战栗恐惧、几乎失态之至。谨录奏章上报，恭候敕令。贴黄：臣蒙受圣上知遇最深，所以才敢披露内心，尽情直言而没有隐瞒；这样必然招致当权者怨恨愤怒，使自身更加遭受灾祸。君臣之间不保守秘密，是《周易》所告诫的，所以臣亲自书写奏状。眼睛昏花，字写得很大，又涉及不恭敬。进退两难，伏望圣上慈悲宽恕。臣实在战栗恐惧至极。撰写《上清储祥宫碑》的奏请状 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近来奉到敕令，修建上清储祥宫，工程将要完毕，按理应当撰写修宫记，特派臣撰文并书写碑石。如今有以下事项需要奏请。一、臣私下看见，上清宫原本是太宗皇帝创建的，庆历年间因失火焚毁。如今想查明最初创建的年份和失火的年月，请下令史院查核后报下。

译一、如今的上清储祥宫是神宗皇帝赐名，现正议定修建。到元祐年间，曾由宫中拿出钱物修建完成。如今想查明先朝所赐的钱物，以及这次宫中拿出的钱物数目；还要查明究竟是哪一库的钱支出，或者是太皇太后、皇帝本殿的钱物，均请查核后报下。一、如今想查明神宗皇帝赐名修宫的原委，以及二位圣主赐钱修建完成的情况，意思是请求将这些情况赐示颁布。一、臣私下看见，朝廷历来修建寺观，多数都要立碑，并且配有铭文，这在体例上比较合适。如果只作记，就没有铭文了，不知道这次究竟是立碑还是作记，请降下指示。一、奉敕命派臣书写碑石，按理应书写篆额以及撰写、书写者的官衔和姓名，请查核后降下。以上谨录奏章上报，恭候敕令。进呈单锷《吴中水利书》的奏状 元祐六年七月二日，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臣私下听说，议论此事的人大多说，吴中本来是江海和大湖的旧地，是鱼龙居住的地方，而百姓同水争夺一尺一寸的土地，因此常常遭受水灾；这大概是自然规律，不能再用人力疏通治理。这种说法其实不对。臣来到吴中两年，虽然雨水很多，却没有达到过分的程度，但苏州、湖州、常州三州却常常发生大水，庄稼受害达到十之七八。今年虽然淫雨超过往常，三州的积水竟汇成一片，太湖、松江和海面茫茫相连，已经无法分辨。这是因为前两年积水没有退去，不是今年所积的雨水单独造成的。父老都说，这种水患发生的时间并不久远，不过四五十年而已；但近年尤其严重，大概是长期不修治人为事务的结果，不能只归罪于天时。三吴的水汇聚成太湖，太湖的水溢出成为松江，流入大海。海水每天涨潮两次，潮水浑浊而江水清澈；潮水常常想淤塞江道，但清澈湍急的江水随即把淤泥冲走，海口经常畅通，因此吴中很少发生水患。过去苏州以东，官私船只都用篙撑行，没有陆路拖挽的船道；古人不是不知道修筑拖挽之路，使松江成为太湖的咽喉，而是不敢把它堵塞。自庆历以来，松江才开始大规模修筑纤道，建造长桥，在水中栽立一千根桥柱，尚且不至于十分妨碍水流；可是到了夏秋涨水时，桥上水面常常高出一尺多，何况在数十里水面上堆石填土筑成纤道呢？自从长桥和纤道建成，公私漕运都感到便利，天天修葺不止，松江水流却开始艰涩不畅。江水流得不畅，水势缓慢而无力，海中的泥沙便随潮水上涌，日积月累不停，因此海口淤塞，吴中多有水患。近来议论此事的人只想发动百姓疏浚海口，却不知道江水既已艰涩不畅，即使暂时疏通，不过一年多，泥沙又会积聚，水患依旧。如今想治理根本，长桥和纤道固然不能拆除，只有在旧桥之外开凿纤道，另建一千座桥，每座桥的桥孔各宽二丈，一千座桥合计二千丈；这样松江水道应当更加迅疾，然后再由官府和民间出力疏浚海口。海口疏浚以后，江水有了力量，泥沙就不会再积聚，水患可以稍稍减轻。臣所听闻的大概如此，只是还没有得到详细情况。旧日听说常州宜兴县进士单锷精通水利学，所以召来询问他；他拿出所著《吴中水利书》一卷，并且口头陈述其中的曲折情形，那么臣所说的还不到全部的十二三成。臣与懂得水利的人一起考察、讨论他的书，认为或许可以施行，谨慎抄写一本，连同原书一并进呈。伏望圣上深切考虑：两浙的富庶，是国家财用所依赖的地方，每年漕运到京城的米有一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和供给更是无法全部计数。然而十年中有九年水涝，公私都衰败困敝，实在令人怜惜。乞请把臣的奏言和单锷的书下发，委托本路监司亲自巡行考察，或者差遣强干而懂水利的官吏，核实他的说法，绘图上报利害。臣不胜区区之诚，谨录此奏以闻。伏候敕旨。

译抄录单锷《吴中水利书》。我仔细观察三州的水患，已经为害很久；与过去赋税收入相比，通常减少了五六成。若按年月推算，水灾危害三州已经超过五十年了。所谓三州，就是苏州、常州、湖州。朝廷屡次责令监司，监司又常常督促州县，还不时派出使者，寻访旧日遗迹，要求他们讲明利害的根源。然而西州的官员谋求东州的利益，从未亲自遍览地势高低，耳中也从未详细听取水流来源。州县害怕经营此事，百姓厌恶出力。钧说：‘水患是天数。’巡行考察的人驾着小船在一片汪洋的水泽中，只看得茫然无措，就像用手摸着土地寻找道路一样，认为此事无法治理。间或有人忠于国家、以百姓为志，深入探求并努力究察，但也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末端不知根本、详于此处而略于彼处的。所以有人说：‘三州的水，都汇入震泽；震泽的水向东流入松江，由松江流到海里。’自庆历以来，吴江修筑长堤，横截江流，因此震泽的水经常泛滥而不能排泄，以至于淹灌三州的田地。这是只知一面的人。又有人说：‘从宜兴向西，溧阳县上游有五座堰，是古代用来调节宣歙、金陵、九阳江各处水流的。’ 水流经过分水、银林二堰，直奔太平州芜湖。后来商人从宣歙贩运木材，向东进入两浙，把五座堰视为阻碍，便互相谋划，欺骗官府说五堰已经废弃，诱使官府废去五堰。五堰废除以后，宣歙、金陵、九阳江的水，若遇五六月山洪暴涨，便都流入宜兴的荆溪，由荆溪流入震泽；这就是上游三州的水向东灌入苏、常、湖三州。这又是只知一面的说法。又有人说：‘宜兴有百渎，是古代用来排泄荆溪之水、向东流入两个震泽的。如今已经淤塞，现存的只有四十九条。疏通这百渎，宜兴的水患自然就没有了。’这也是只知一面的说法。这三种议论从未相互参究，所得既不详尽，攻击起来却很容易被驳倒。单锷考察这些水道的形势，认为从西面的五堰到东面的吴江岸，就像同一个人的身体：五堰是头，荆溪是咽喉，百渎是心，震泽是腹部，旁通太湖各条水道是众多经络和孔窍，吴江是脚。如今上游废弃了五堰的屏障，使宣歙、池州、九阳江的水不流入芜湖，反而向东注入震泽；下游又有吴江岸的阻隔，使震泽的水积聚而不能排泄，这就像有人把他的手铐住、脚捆住、众多孔窍堵塞，又不断把水灌进他的口中，灌到腹部胀满、气息断绝，旁观者却安然观看，还不认为他已经死了。如今不治理吴江岸，不疏通各条水道来排泄震泽的水，就像给人灌水，却不解开他的手铐、脚上的束缚，也不清除堵塞孔窍的东西，只安然旁观，这究竟是什么心肠呢？然而百渎并非不能治理，五堰并非不能恢复，吴江岸也并非不能拆除。只是治理有先后，而且在吴江岸修筑以前，五堰已经废弃很久了；可是三州的田地，十年中还有五六年能够成熟，五堰还没有造成大患。自从吴江修筑堤防以后，十年中竟没有一两年能够成熟。若想详细验证，只要查阅三州每年赋税收入的数字，就可以看见。再以宜兴百渎来说，古代用它来排泄西来的众水，使其流入震泽，最终归入大海。震泽本来能够吞吐众水，如今却只进水而不出水。单锷私下考察熙宁八年，即使当时大旱，百渎相连的田地仍全是鱼游鳖居之地，低洼污湿得厉害。那些田离百渎并不远，可当时田里的禾苗也都旱死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百渎以及旁边穿通的小港小渠，多年没有遇到旱情，早已被泥沙淤塞，和地面没有区别了。虽然离震泽很近，民间力量却难以私自开挖，当时官府又没有留意疏导，禾苗最终只能枯死。从熙宁八年到现在十四年间，那些田地从未有过可以耕种的日子，年年诉说水涝，百姓越来越憔悴。过去嘉祐年间，县尉阮洪深明宜兴水利。当时吴中水势泛滥，阮洪多次上书监司，请求开通百渎。监司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召集以田利为生的百姓出工，疏通了四十九条水道。这一年获得大丰收，这说明百渎每逢水灾或旱灾都不能不疏通。宜兴获利的地方，不只是百渎而已。东面有蠡河，横贯荆溪，东北通向湛渎，东南连接罨画溪。过去范蠡所开凿的水道，以及宜兴西面的蠡运河，都以古代贤人的名字命名。蠡河遇到大旱时就浅而淤塞，遇到中等旱情时仍能通流。又有孟泾，将滆湖的水排入震泽；其他沟渠水道淤塞的，名称无法一一列举。吴江岸处在吴松江与震泽之间，堤岸东面是江，西面是震泽；江的东面就是大海。百川没有不奔向大海的，从西面的五堰以上，各条河流由荆溪进入震泽，注入松江，再由松江流入大海。地势向东南倾斜，水势本来就是这样。自庆历二年为了便利粮运，便修筑北堤，横截江流五六十里，于是导致震泽的水经常泛滥而不能排泄，淹灌三州田地。每到五六月间，水流湍急的时候，可以看到吴江岸东面的水常低于堤岸，西面的水却不低一二尺；这是堤岸阻水的痕迹，清楚可见。又看到堤岸东面江尾与海相接的地方，污泥淤积，茭白和芦苇丛生，沙泥上涨堵塞。并且江岸东面自从修筑堤防以来，泥沙上涨形成了一个村落；过去这里是水流湍急奔涌的地方，如今却成为百姓居住、耕田、种桑种枣和栽植蔬果的场圃。吴江县因此每年增加的旧赋税不少，然而增加一个县的赋税，反而损害三州的赋税，不知这种堤防造成的损失是否超过所得百倍呢？江尾过去没有茭芦堵塞流水，如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是因为没有修堤以前，水源和水流向东奔下，水势湍急；修堤以后，水势迟缓，无法冲刷泥沙，以至泥沙越积越多，茭芦也生长起来。茭芦生长，水道就狭窄；水道狭窄，泄流就不畅；即使想使震泽的水不积聚，又怎么做得到呢？如今想排泄震泽的水，不如先开通江尾长满茭芦的地方，迁走沙村的居民，运走淤涨的泥沙，然后在吴江岸上凿开土堤，建造一千座木桥来通行粮运。每座桥用耐水的木棒两根，每根长二丈五尺；横梁三根，每根长六尺；桥柱六根，每根长二丈。

译除去桥头桥尾占用的部分，还可以得到二丈多宽的桥孔水道。每一里计算三百六十步，一里建桥十座，除去占用的部分，可以开出二十三丈宽的水面，也就是每三十步一座桥。一千座桥共开出二千丈水面，折合十一里四十步。随着桥孔开挖茭芦地作为港道来走水，同时在下游开通白蚬、安亭二江，使太湖的水由华亭、青龙流入大海，那么一个州的水患一定会大大减轻。常州运河北面偏东的地方就是江阴县，那里地势从运河逐渐降低；从丹阳上游到无锡运河北面，古代有十四条排水入江的水道：叫孟渎、黄汀堰渎、东函港、北戚氏港、五卸堰港、梨溶港、蒋渎、欧渎、魏渎泾、支子港、蠡渎、牌泾（又作碑泾），有的以古人命名，有的以姓氏命名。从前都用来排泄众水进入运河，设置闸门，又向北排入江阴以下的江中，如今只是名称存在而实际已经废弃。如今若恢复这些水道，就能使两浙粮船通行；运河只要常年保持五六尺深的水，就足以承载五百石的船。应在这十四处设置石碶闸门，每条水道先在北岸筑堤，就能控制水流入江。如果没有堤防，水就会泛滥而无法控制，将会看到江阴百姓的田地和住宅被淹没。过去熙宁年间有提举沈披，擅自撤去五卸堰，让运河的水向北流入江中，于是损害了江阴百姓的田地，被百姓告发，随即罢免提举，也曾因此获罪。他原本想这样做来获利，结果恰恰造成祸害，这是没有通达古人的智慧，以至于败坏事情。近来我看到钱塘进士余黙，两次进呈三州水利之策，只能详细陈述工程、用力等琐碎事项，却完全不知道根本和枝末。只有他说到在常州运河晋陵至无锡之间十四处设置闸门，使水向北泄入江阴大江，这一点即使三岁小孩也知道这样可以获利。然而余黙虽然会谈闸门一事，若按单锷所鄙视的防护办法，又没有控制入江水流的制度，那么实行起来岂不又会出现一个沈披？又看到主簿张寔进状说，吴江岸造成阻水之患，水道和函洞不能通行；他说得对是对了，却没有说明治理水流的办法。古代所创设的泾函，在运河下面，用长梓木制成，中间借铜轮的力量让水冲过，连水草也可以冲割。它设置在运河底下，暗中把水引入江中。如今常州有东西二函这样的地名，就是这种函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过去治平年间，提刑元积中开挖运河，曾经挖出函管，但函管里面全是泥沙，认为工程量太大，不容易恢复，于是停止了。如今应先开凿江、湖、海旧有水道中淤塞的地方，把积水排出去，日后再治理函管才可以。如果还没有开通旧水道就先治理函管，就是只知道末端而不知道根本。近来我看到常州运河北面偏东的地方都是江阴低洼的田地，常常积水，难以耕种。如今在河上设置闸门，河下筑堤防来控制水流入江，百姓因此可以沿着河堤开田，把这种排水利田的两端都围护起来。宜兴县西面有夹苎干渎，位于金坛、宜兴、武进三县交界处，向东到滆湖及武进县界，向西南到宜兴，向北到金坛，通连长塘湖，向西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的水，直流入宜兴的荆溪。夹苎干大概也是古人用来排泄长塘湖的水向东进入滆湖，再把滆湖的水排入大吴渎、塘口渎、白鱼湾、高梅渎四条水道以及白鹤溪，向北进入常州运河，再由运河流入十四条港道，向北进入大江。如今十四条港道都只是名称存在而实际已经废弃，多次有懂得利害的人向朝廷提出建议，想依照古法开通它们，向北进入运河以注入大江。有人曾从滆湖、长塘湖两头各开出三分之二，但那里田地的主人都是豪强百姓，不懂水利的好处，只害怕开凿损害自己的田地，便暗中勾结胥吏，使事情都被搁置不办。元丰年间，金坛县令曾长官上奏请求开通，朝廷又下达指挥，委托江东和两浙两路监司测量商议，并派邻近县的官员察看；然而又被那些豪民设法阻挠而不能施行。倘若开通夹苎干渎使水流通，那么原来从其他州流入震泽的水就可以削弱水势，对三州的田地大有好处。熙宁八年正值大旱，我亲自看到震泽水面退去数里，清泉乡湖水也干涸数里；那里到处有过去的丘墓、街道、水井和枯树根，分布在数里之间，确实可以知道过去是百姓的田地，如今却成了太湖。太湖就是震泽。由此推想，太湖的宽广超过昔日很多；过去说太湖有三万六千顷，自从修筑吴江岸以及各条港渠淤塞以来，积水不能排泄，又不知道因此扩大了多少顷。单锷又曾看见低洼的田地，过去人们争着购买，如今人们争着抛弃；因为多年积水，十年中没有一年成熟，空积着赋税，有时连年歉收，便饥饿乞讨、饿死，卖掉妻子儿女来偿付王租，或者放弃田地、舍弃房屋而逃税。至于酒坊处在水乡，酒卖不出去，以至于破败倒闭的，近年来尤其严重，都是因为水灾损害低洼田地，使田地没有收成。单锷又曾游历下乡，亲眼看到陂塘洼地之间也有许多丘墓，全都成了鱼鳖的居所。古代埋葬死人，如果不在高山，就在平原陆地之间，难道会把墓穴置于水中来危害亡魂吗？我曾在水穴之中得到一方唐代墓志铭，至今仍然存在。由此确实可以知道，过去是高地，如今成了污浊的水泽；如今的水不能像古代那样排泄。此前熙宁年间，检正张谔命属吏殿丞刘慤察看苏州、秀州海口各处浦渎的沙泥淤塞情况，准备疏浚开凿以使水流畅通。刘慤察看后回报，认为如果开通海口各浦，东风会挟海水倒灌，反而淹没百姓的田地。张谔对刘慤说：‘地势向东南倾斜，百川归入大海；古人知道海浦是用来使百川流通的。若会反过来淹灌民田，古人为什么要设置这些浦呢？百川向东流有常态，向西流只是偶然。即使因东风而造成向西流，风停以后，水流也会重新归入大海，这是水势本来如此。凡是江湖中的浦、港，水势也都一样。’刘慤虽然相信确实如此，却仍有理由，说是过去察看各浦时没有倒灌的祸患，如今却有了，这是因为过去没有吴江岸阻隔；各浦即使暂时有泥沙淤塞，百川水流仍湍急浩大，泥沙自然会被冲刷，随水流向下游。

译如今吴江岸阻断水流，百川水流缓慢；水流缓慢，水势就难以冲刷沙泥。即使今天开通，明天也会重新淤合。又听说秀州青龙镇入海的各条浦道，古代有七十二道堤防。古人认为七十二道堤防曲折迂回，大概有深刻用意：水随着地势向东倾斜流入大海，即使曲折迂回，也不妨碍向东流动。如果遇到东风把海潮吹起，海潮汹涌倒灌，那么在曲折处会形成回旋冲激，泥沙就不会深入。后人不明白古人的用意，把水道全都改直，所以一遇东风海潮倒灌，泥沙就顺着直道向上涌，不再有阻挡。凡是临近江、湖、海的港口浦道，形势都如此。所谓今天开通、明天又淤合，说的就是这个。如今海浦昔日曲折迂回的形势，不可不恢复。利害近在眉睫，却有人不知道。如今想排泄三州的水，应先开通江尾，清除泥沙，迁走住在沙地上的百姓；其次疏通吴江岸，改建为一千座桥；再次在常州运河十四处设置防门、石碶和堤防，控制水流入江；然后疏通开导临江、湖、海各县所有的港渠，以及开通茜泾。水排出去以后，才引导百姓修筑田围。此前郏亶曾想让百姓在深水中层层修筑田围。水在地中流动，积水还没有排出去，就先修筑田围，使水道变窄；到了春夏水流充满而浩大湍急时，水就会涌到田围上，不仅毁坏田围，还会淹没房屋。这实在是极不明智。请求朝廷下令，让两浙转运司选择有才智、有能力、办事干练的官员，分派到各县，那么不用超过几个月，工程就可以完成。至于建桥、疏通河港、设置闸门等有利的制度和办法，不必拘泥于细节逐一说明。如今所绘三州江湖溪海图一幅，只能看见大致情形，港渠的名称也只列出一二罢了。若想看到详细情况，不如让苏、常、湖各县分别绘制溪河沟港图一幅，各自说明某河、某渎通往某县某处；等全部上报后合成一图，那么细微详尽之处就会像看手指掌纹一样清楚。单锷又看到秀州青龙镇有一条安亭江，从吴江向东流至青龙，由青龙排水入海。过去因为监司察看时害怕商税流失，便堵塞了这条江。它的水道通达华亭和青龙。截留商税，对国家能有多大好处呢？堵塞湍急水流，祸害实在很大。何况安排商税并不是难事。我私下听说近来华亭、青龙的百姓相继上书，情愿出钱请求开通安亭江，现在诉状还在本县官吏那里，没有得到施行。近来又查访得知，宜兴西面的滆湖有两条水道，一条叫白鱼湾，一条叫大吴渎，排泄滆湖的水进入运河；运河通向十四处闸门，再流入江中。这两条水道在塘口渎以南；又有一条叫高梅渎，也排泄滆湖的水进入运河，由运河流入闸门，在大吴渎以南。近来听说知苏州王觌上奏请求开通海口各浦，单锷认为海口各浦不可以这样开。如今开通它们，不出一天，遇到东风，泥沙就又会淤合。我曾看《考工记》说：‘善于治理沟渠的人，利用水流冲刷它；善于修筑堤防的人，利用水势蓄积它。’意思是上游水流湍急，就会自然把下游的泥沙冲刷掉。如今如果等到开通江尾、把吴江岸疏通为桥，再与海口各浦同时开工，那么上游向东流下的水自然会冲掉各浦的沙泥。凡要疏通水道，必须从下游向上游进行；先治理下游，上游的水就没有不流通的；如果先治理上游，水都会奔向下游，冲漫毁坏下游的水道，使工程无法施工，这是水势的必然。因此如今治理三州水患，必须先从江尾、海口各浦疏浚开凿，吴江岸改建千桥，以及设置常州十四处闸门、筑堤控制水入江；与吴江两处分泄积水相比，这些是最优先的事务。然而单锷考察三州各条沟渠水道一并开通的情形，认为不必完全依靠官府的钱，因为三州百姓憔悴已久，人人都乐意开通，所以其中一半可以依靠以田利为生的人出力。如今略举一二：如开通江尾，把吴江岸疏通改成桥，迁走吴江岸东面一个村子的居民，把土地恢复为过去的江道，设置十四处闸门，并筑十四条堤来控制水入江；开通夹苎干、白鹤溪、白鱼湾、大吴渎、塘口渎、宜兴东蠡河，这些工程非官府钱财不能开办。至于宜兴的横塘、百渎，苏州的海口各浦、安亭江，江阴的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黄田港、利港，宜兴的塘头渎，以及各县凡是自古以来用来排水的沟、港、滨、渎，都可以依靠以田利为生的百姓出力。最好先向三州及各县下令，抄录各处江、湖、海中一切自古有名的港、渎、沟、滨，并上报长度、所需工程和劳力费用，分别说明属于官府钱财还是属于食利户的私力，限定施工日期，同日开凿，同日放水。如果放水有先有后，上游水流奔涌向东，就会冲坏下游尚未完工的沟港，所以必须同日决开、同日放水。有人说，过去修建望亭、吕城、奔牛三座堰，是因为丹阳以下直到无锡、苏州，地势向东倾斜；古人修建三堰，是担心运河水向东流下而无法控制，所以用堰调节水流，以便漕运，自熙宁、治平年间废除。望亭、吕城两座堰废除后，却也不妨碍纲运，为什么呢？单锷说：过去太湖及西来的众水没有吴江岸阻隔，各条江、湖、海旧水道也从未淤塞，所以人们曾担心运河的水流失到江湖之间，才设置堰来节制。如今自庆历以来修筑吴江岸以及各处港浦，一切水道都淤塞了，所以三州的水经常泛滥而不能排泄。两座堰虽然废了，水也常常泛滥越过堰址，似乎没有什么危害。如今如果排泄江湖之水，两座堰尤其应该先恢复；不恢复，运河将会干涸，粮运不能通行，这个利害关系非常明显。又如宜兴修建市桥、废去西津堰，大概是嘉祐年间县尉阮洪上言，监司就在长桥东面的市镇中修建一座桥，使运河南面通向荆溪。最初开挖市街时，发现过去的桥柱还埋在泥中，大家都说古代这里原来有桥。又在运河西口有一座古西津堰，如今已经废弃很久了。

译况且古代废桥而设置堰，是为了防止运河的水流失；如今设置桥而废除堰，是为了使水通入荆溪，今古的利害为什么正好相反呢？单锷认为，古代没有吴江岸，众水不积，运河水位高于荆溪，所以堵塞桥道、设置堰来防止运河水泄漏。如今由于吴江岸阻隔，众水积聚而经常泛滥倒灌入运河，所以修建桥、废除堰，只看见眼前的好处而没有看见后患。如今如果治理吴江岸、排泄众水，运河水又要防止流失，应当在北门之外修建一座堰。事情的利害大致就是如此。又有人说：我仔细观察各县高原陆地乡间，都有塘圩，有的三百亩，有的五百亩为一圩。古人设置它们，是蓄积水来灌溉百姓的田地；但现在看来，塘外到处都是水，塘中却从未蓄水，也从未种植禾苗，只是放牧牛羊、饲养鸭鹅罢了。修建这些塘有什么用呢？单锷说：塘之所以成为塘，就像堰之所以成为堰一样。过去设置塘来蓄水，以防旱年；如今三州的水长期泛滥而不能排泄，塘就成了闲置无用的地方。如果决开吴江岸，排泄三州的水，那么塘也不能不重新开通以蓄积各处水流，就像堰不能不恢复一样。这也是十分明显的利害关系。如果堰和塘都没有用，古人为什么要修建它们呢？古代的贤人君子以大智慧经营治理，无不除害兴利，做出后人还没有想到的事情；后人谋略短浅、见识狭隘，不能通达古人的大智慧，反而颠倒穿凿，只看见它们的危害而看不见它们的好处。比如吴江岸，只知道想使粮道便利，却不知道它会阻遏三州的水，反而造成祸害；又比如废掉青龙江、安亭江，只知道不让商旅的税钱漏失，却不知道反而会使水道狭窄、阻遏百川。如今人不如古人的地方，大多就是如此。单锷仔细观察，无锡县城内运河南面偏东有一座小桥，从桥向南下行，有一条小水道；水道向南通入梁溪，水道中有一座小堰，名叫单将军堰。从桥到梁溪，水道不超过一百步；虽有堰，也不能通行船筏。梁溪连接太湖。过去修这座堰，是担心运河的水泄漏。熙宁八年正逢大旱，运河都干涸，舟楫不能通行。当时单锷从武林经过无锡，亲眼看到将军堰既不能通行船筏，而古人又开凿这条水道，难道会没有用意吗？于是对县令焦千之说：‘如今运河不能通行舟楫，我仔细看到将军堰连接运河，距离梁溪不到一百步；古人设置这座堰和水道，是想取梁溪的水来灌注运河。’ 焦千之起初认为单锷的话狂妄，最后却认为确实如此，于是率领百姓用四十二部车把梁溪的水运来灌注运河。五天后河水通流，舟楫可以往来。可见古人经营利害，凡是一条沟渠都有防备的用意，而今人却不明白。我曾见苏州的茜泾，过去范仲淹命人开通疏导，用来排泄积水，使其流入大海。当时谏官不知道苏州的祸患在于积水不能排泄，都上疏说范仲淹使姑苏的水流失了；他们不知道其中的好处，反而把它当成祸害。如今茜泾自范仲淹以后没有再开凿，也已经长期淤塞。单锷关心三州水利已经三十年，每看到一条沟、一条水道，都没有不弄明白古人微妙用意的；其中的曲折迂回，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单锷今天的建议，并没有增加开凿一条沟、一条水道，他所说的与图相互符合。如果不是观察地势、明白水性，就无法看见古人的用意。如今一并把图献上，只希望执事把它上报朝廷，那么三州憔悴的百姓或许就能在今天看到希望。附黄：图画得很草率，不敢进呈，乞请下交有关部门共同商议，让单锷另行绘制。一，先开通吴江县江尾长满茭芦的地方。一，先迁走吴江沙地上的居民，并开通白蚬江使其通往青龙镇；又开通青龙镇的安亭江，使其通入大海。一，先拆除吴江的土堤，改建一千座桥。一，先在常州运河设置十四处闸门，使用石碶并筑堤，控制水流入江。一，依次开通夹苎干、白鹤溪、白鱼湾、塘口渎、大吴渎，使长塘湖、滆湖相连，排泄西来的水进入运河，经闸门流入江中。一，依次开通宜兴百渎；如今只剩四十九条向东流入太湖。再开通苏州的茜泾、白茅、七鸦、福山、梅里各浦以及茜泾；再开通江阴的下港、黄田、春申、季子、灶子各港。一，依次开通宜兴东西两条蠡河。一，逐一查究所有临江、临湖、临海各县，凡是排水的港、渎，都全部疏浚开凿。五堰水利：过去钱舍人公辅任金陵太守时，常常考察五堰的利处；虽然知道五堰的好处，却不知道五堰以东三州的利害。单锷知道三州的水利，却没有考究五堰以西的利害。有一天，钱公辅把世人所说的五堰利害与单锷相互参究，这才知道从头到尾的利害议论完整了。公辅认为，五堰是从春秋时期吴王阖闾采用伍子胥的谋略攻伐楚国时开始开创这条河道的，用来漕运；春季、冬季可以载二百石的船向东通达太湖，向西进入长江。以后相传从未废弃，到李氏时也常常通行运船，并在堰上饲养牛，在固城湖旁拖拽船筏。又曾设置监官，修建官舍来收取往来船只的税。后来河道淤塞，堰埭低矮狭窄，徒然增设了十一座堰，往来的舟船仍大多无法通行，水势于是再也不能向西流。遇到春夏大水、江湖泛涨时，园头、王母、龙潭三条涧合成一道，奔涌冲向东面，河道没有治理的情形更加明显。如今如果开深旧有河道，同时保留银林、分水二堰，其余各堰都可以拆除。之所以想保留两座堰，是因为当地地势从银林堰以西由东向西逐渐降低；

译从分水堰以东，地势由西向东逐渐降低。河道从西坝到东坝有十六里多，开挖疏浚时，必须根据各处地势高低分别加以疏浚；这样江东、两浙才可以没有大的水患。然而银林堰南面通往建平、广德，北面通往溧水、江宁，又应当加高加宽，以等待商旅船只往来增多，可以像以前那样设置官员收税，恢复从前的好处；这就是五堰不可不恢复的原因。如今不如治理五堰，使上游的水不进入荆溪，而由分水、银林二堰直接流回太平州芜湖；下游治理吴江岸，改建一千座桥，使太湖的水向东流入大海；治理百渎的旧水道，以及苏、常、湖三州旁通太湖的旧水道，虽然不能逐一列举，却大体都可以根据遗迹查究。反对者说：‘即使恢复五堰，五堰旁边的山水仍然会向东流下，恢复堰又有什么好处呢？’单锷回答说：‘由五堰向东流入太湖的，是宣、歙、池、广德、溧水等地的水。如果恢复堰，使上游的水不进入荆溪，那么其余山涧的水难道还会有妨碍吗？即使北面尚未全部恢复，也只需削弱其中六七成罢了。’ 反对者于是心服口服。《东坡全集》卷五十九。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六十，宋苏轼撰，奏议十三首。辞免撰写赵瞻神道碑状。元祐六年七月某日，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状奏报：奉诏派臣撰写已故中散大夫、同知枢密院赵瞻的神道碑并书写碑文。臣一生从不替人撰写行状、埋铭、墓碑，这是士大夫共同知道的。近来撰写司马光行状，是因为司马光曾替臣已故的母亲程氏撰写埋铭；又替范镇撰写墓志，是因为范镇与先父苏洵一生交情极深，不能不撰。及至奉诏撰写司马光、富弼等人的墓碑，臣不敢坚决推辞，然而终究不是本意。何况臣患重病，荒废学业，文辞鄙陋，不能称合人子想要显扬父母的心意。伏望圣上慈悲，另行选择有才能的人，特许臣辞免。谨录此奏以闻，伏候敕旨。再次请求出任一郡的札子。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道：臣听说朝廷以安定为福，人臣以和睦为忠。如果喜怒爱憎互相攻击，那么起初会造成朋党之患，最终就会成为国家治乱的关键，实在可怕。臣自从奉命入朝觐见，多次以至诚之心请求外任一郡，不只是顾念衰老的性命而谋求保全，实在也是深深替朝廷求得安定的道理。但有些事情难以全部说出：臣与贾易本来没有嫌怨，只是臣平素痛恨程颐的奸邪，表现在言语神色之间，这是臣刚直偏狭的罪过。贾易是程颐的死党，一心只想替程颐报仇，因程颐教唆孔文仲，让孔文仲按自己的私意议论政事，结果被孔文仲上奏。程颐获罪以后，贾易也因牵连而离职；贾易却在谢表中诬告臣弟苏辙泄露机密命令，因此苏辙再次被贬为广德军知军，贾易由此对臣兄弟怨恨最深。臣历经患难而早衰，已经无心进取，哪里还会有意记着小小的怨仇？而贾易一心要报复，从未有一天忘记臣。后来他被召任台官，又弹劾臣不该把杭州凶犯颜章等刺配，这足以看出贾易对臣不报复便不会停止。如今他已经升任副风宪官，掌握强大的权力，人的升降进退都在他的言语之间；像臣这样绵弱鄙劣的人，哪里值得他费力排斥攻击呢？看他的意图，不久一定会弹劾臣，并且牵连到臣弟苏辙。苏辙既然身居执政之位，进退之间关系到国家体统，那么贾易一定会煽动结交朋党，三番五次上奏，使圣上烦扰，朝廷无法安定，这全都是臣愚昧，不早日回避所造成的。如果不早些赐准施行，使臣最终免不了被人弹劾而离去，那么臣即使自问没有罪过，内心也没有惭愧，但对于二圣眷顾、待遇、奖拔臣下的恩意，似乎就不能有始有终。臣私下想到天地父母般的慈爱，也一定会为此后悔。伏乞查阅臣前面的奏章，迅速授臣一郡；这份奏疏也请求留在宫中，不发下外廷，以求保全臣子，请圣上裁决。附黄：臣先前在南京所奏请求留中的一份奏状，也乞请圣上再次详细阅览并施行。又附黄：臣从来得到任用，都不是依靠他人，中外都知道；只是受到圣上的眷顾。乞请圣上保全臣，使臣能够按照道理进退。如果不早些授臣一郡，使臣不得不因被人议论而离开，天下一定会说臣因为失去了圣上的知遇，所以遭到破坏，这所造成的损害就不小了。又附黄：臣尚未请求杭州以前，几名言官制造诽谤议论，都说屡次有章疏谈到臣，二圣偏袒臣，不肯把奏章发出。臣不久就上奏请求圣上施行，于是奏章才被发下外廷考核。他们所说的全是罗织，把没有的事情说成有。比如经筵上进讲朱云的故事，说成离间大臣之类，内外传播后都以为可笑，认为圣明之世竟然有这样的风气。如今臣如果再稍微停留，言官一定会搜罗类似的事情。即使圣明能够洞察有无，但如果朋党人数已经众多，坚持上奏不停，朝廷最终也难以违背他们的意思。即使不责罚贬降臣，也一定会把臣调出京城，形势必然如此。哪里比得上今天因臣亲自请求避嫌，便授臣一郡，以保全二圣始终如一的恩德呢？如果圣上对臣眷顾不止，不采纳他们的言论，他们就一定会散布诽谤，说二圣私下偏爱臣，曲意加以庇护。臣既不能报答圣恩万分之一，反而使浮泛的议论牵连圣明，死有余罪。伏乞圣上深切怜悯明察，早日授臣一郡。请求将上供封桩斛斗，拨充浙西各郡接续粜米之用的札子。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说：臣私下看到，浙西各郡已经连续两年遭受灾害，今年又发大水，苏州、湖州、常州三郡的水连成一片。农民栖身在丘陵和坟墓之间，船只行驶在街市中，父老都说这是耳目从未见过、听过的情形，灾民流离饿死的势头比熙宁年间还严重。臣听说熙宁年间，杭州死了五十多万人，苏州死了三十多万人，其他郡还没有计算在内。如今秋田已经不能播种，即使明年获得丰收，也要到七月才能见到新粮；在此期间发生饥荒和变故，实在难以估量。吴地人虽然被称为柔弱，不会成为大盗，但宣州、歙州一带勇悍的人很多，以贩卖私盐为业，成百上十人结成群体，往来于浙中，用兵器护送私盐。官府因为他们不作其他盗贼，所以大略不予追究。如今百姓既然没有粮食，也无暇贩盐，这些人失去职业后聚集为盗；如果再有强横狡猾的人做他们的首领，就不是巡检、县尉所能对付的了。恭敬地想到二位圣主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只要有可以救济的办法，就没有吝惜不做的；凡是守臣、监司所请求的，都一一答应，可以说仁慈圣明、勤勉体恤到了极点了。然而臣在浙中任职两年，亲自办理荒政，只实行了出卖常平仓米这一项，其他办法都没有实行，而米价没有上涨，最终避免了灾民流亡饿死。这大概是因为官府物资有限，而饥民无穷；如果同时实行借贷、分发等办法，力量一定不够，中途一旦缺断，就会严重耽误饥民，免不了只能拱手看着亿万百姓死亡。

译不如集中力量专门致力于卖米，只要卖米不断，市场价格就会平稳，人人都能得到救济；即使有贫民没有钱买粮，不免流亡饿死，大概也会有一定限度。臣昨天收到杭州监税苏坚的书信，他说：杭州每天卖出三千石米，过了七月就没有米可卖了，人心汹涌不安，只能顾及眼前，不能谋划以后；但是官场的米一旦卖尽，市场价格就会成倍上涨，死者将多得数不清，变故一旦发生，恐怕不能再用常理来估量。臣想请求圣上慈悲，迅速下达指示，命两浙运司限在一两天内，估算浙西各郡应当卖出的米数，酌定一个适中的数目，一直供应到明年七月底；除去现有库存外，所需米数应立即加急呈报，等指示到达后，便命发运司官吏从所辖各路封桩钱粮和年度上供的钱粮中筹划拨付，务必接续起运，送往浙西各郡出售，不得稍有缺断。仍然只按当地原价，加上适量的水脚钱出售；卖米所得的钱，都用来收买金银，再充作上供和封桩的钱物。这样可使钱货流通，不至于钱币荒缺。至于借贷、分发等办法，等卖米有余力后，才可以实行。像这样筹划，虽然几天内耗费浩大，但只是卖米，并不损失官府本金，似乎容易办理。只要使浙西官场卖米不断，一直到明年七月底，那么即使天灾流行，也不能把陛下的百姓全部害死。如果这个办法实行，希望先下手诏，命监司张榜告谕军民，使一路之内人人都明白朝廷已经有了指示。命发运司用上供、封桩的米粮供应浙西各郡卖米，一直到明年七月中旬。这样不但可以安慰人心，挫败奸雄的阴谋，也能使储粮之家知道官米不久就会大量到来，自然会趁机卖出粮食，所能救济的百姓不会少。只希望圣明深切怜悯这一地区的危急，早日赐予施行。请裁决。附呈：臣去年上奏，请命发运司在丰收且交通便利的州军买米五十万石，蒙圣上慈悲依奏施行，又赐封桩钱一百万贯命其买米。但发运司以本路米价昂贵为借口，不肯收买。去年如果用较高的价格收买，不过每石七十足钱，全部收买，仍然可以得到一百多万石；那么今年拿出来卖，所能救济的百姓一定不少。发运司官吏不切实遵守奉行命令的罪过，朝廷从未责问，以致他们习惯于玩弄号令，事情无法成功。如今如果实行臣的建议，希望严厉指示发运司，稍有缺误，必定严加惩处；这样才可使一方百姓得到实际的好处，也使所下的命令不成为空话。请求提拔任用程遵彦的奏状。元祐六年七月，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朝廷任用人才，应把实际品行为先，把才能和任用作为急务；这两方面难以同时兼顾，所以常常不免偏重一方。那些端庄沉静的人，虽然有超过常人的品行和处理事务的才干，却又都藏才待时，以主动自荐为可耻，朝廷无法知道他们。像臣等这样的人，本来就应当各自举荐所听闻的人才，以帮助朝廷乐于培育人才。臣看到左朝散郎、前佥书杭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程遵彦，处理吏事周密敏捷，学问广博，文辞典雅华美，这三方面都很值得称道。他侍奉母亲孝顺谨慎，也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他的母亲性情十分严厉，遵彦非常喜爱自己的妻子，但母亲不喜欢她，遵彦便把妻子休弃了。妻子被休以后，他的孝敬和爱护仍未衰减，逢年过节侍奉婆母，和妻子未被休时一样。但母亲始终不喜欢他，他也没有再娶，至今已经十五年了。他亲自承担仆役婢妾的劳作来侍奉母亲，即使前代史书所记载的孝友之士，大概也不能超过他。臣和他同僚两年，完全知道这些事情属实。如今他任期届满回到都城，还没有得到差遣，混在庸碌众人之中，从未向人求取职位。臣私下为他感到可惜。希望圣上慈悲，特意加以考察，根据他的才能录用。这不只是扩大搜求贤才的途径，也可以敦促勉励孝悌之行，激励和振扬风俗。如果以后事实不如臣所举荐，臣甘愿接受朝廷法令的惩处。谨将此事记录上奏，恭候诏敕。请求出任外职以回避贾易的札子。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说：臣自杭州被召回以来，七次上封章，请求出任一郡，又两次具札子，请求留在中书省审阅，倾尽心肝，不能说不周到；但上天听闻遥远，不能回头照察，退下来伏地思量，不寒而栗。然而臣已经考虑成熟：如果因为触犯天威而获罪，臣明明白白不回避；如果权要获罪，臣却受到含糊不明的牵连，臣如今甘愿承受明确的罪名，不愿接受暧昧不清的责罚。臣听说贾易搜求臣的罪过，还没有找到什么，只抓住法外刺配颜章、颜益一事，必定要搜罗牵连，来构成臣的罪名。贾易先前请求释放颜益，已经得到施行；如今又请求释放颜章，由此可见贾易的心意，没有一天不在倾陷臣。比如浙西水灾，臣在杭州、离任回京途中以及到达京城以后，多次上奏议论，言辞和意旨都很恳切，不久便蒙圣上慈悲采纳施行。可是贾易煽动台官安鼎、杨畏，两人一同上文字，说臣是邪曲之人，迷惑朝廷，请求加以考验，惩治其中最严重的。宰相以下都知道这不对，但害怕贾易凶狠，不敢不执行。幸亏给事中封还驳正，谏官上奏争论，才暂且坚持住了这项主张。贾易等人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私愤，只要能够倾陷臣，就不顾一方百姓，使他们坠入沟壑。如果不是给事中范祖禹、谏官郑雍、姚勔恰好不是他的党羽，还肯做陛下的心腹耳目，按照公论上奏，那么他们的意见就会被下达施行。浙中官吏迎合风向，更不敢如实上奏灾情，亿万人的生命流离失所，盗贼乘机而起的意外祸患，什么都可能发生。陛下指示执政筹划救济，并不是不反复叮咛；而贾易等人却想把上报灾情的官吏发遣出去，这与圣意完全相反，执政们彼此顾望而不敢说话，勉强奉行下达，明显是威势已经形成，上下都受到震慑，宁可违背二位圣主的指示，也不敢违背贾易的意思。臣是什么人，岂敢不回避？如果不早日离开，不过几天，必定会被贾易等人倾陷。臣自身并不值得顾惜，只是担心倾陷臣之后，朋党更加增多，羽翼形成，那就不是小事了。不如今天就让臣以有亲属嫌疑为由善意离开，使朝廷内外观察朝廷的处置；这样事情还没有造成损害。臣的本意只是请求出任外职；如果早些得到施行，臣本来不敢把话说尽，只因屡次上章都没有得到允许，计策穷尽、事情紧迫，所以必须把内心全部陈述出来，不敢隐瞒丝毫。希望圣明察知臣的至诚，臣只是想得到外任，并不是无缘无故地议论是非；特意请求留中省览，以保全臣子，臣将不胜幸运。请裁决。辨明贾易弹劾、请求待罪的札子。

译元祐六年八月初四日，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说：本月三日，臣见到弟弟尚书右丞苏辙，他告诉臣，御史中丞赵君锡说，秦观来见赵君锡，自称被贾易谈论私事。于是臣让亲戚王遹去见赵君锡，说台谏官等互相议论两浙灾伤以及贾易谈论秦观之事，请求赐予推究。臣愚昧无能，常常不能自量，私下怀有忧国爱民的心意，从做小官开始就喜欢越职议论朝政，多次因此获罪。然而这种性情是上天赋予的，不能完全改变。臣与赵君锡因道义交游，每次相见都议论天下事，起初没有任何疑间。近日臣奉召赴京，在崇政殿门见到君锡，他便对臣说自己年老错谬、没有才干，却处在谏诤言责的职位上，希望朋友多加教诲。臣后来两次见君锡，所谈的全是忧国爱民之事；请问君锡，如果其中有一句涉及私事，臣愿意接受上奏治罪。君锡不久写手简向臣致谢，大意说：“承蒙您的车骑来访，使我得以听到您的教诲和益处，反复恳切地开导诱导，无非是师保一样的训诫，我铭刻在心肺之间，哪一天敢忘记？”臣既然看到君锡一向倾心以忠义相许，所以才敢以士君子朋友之义，把话全部说出而不隐瞒。秦观从年轻时就跟随臣学习文章，文采绚丽焕发，议论锋利崛起，臣确实爱重这个人，和他关系亲密熟悉。七月底前后，因弟弟苏辙和臣谈话，提到贾易等人议论浙西灾伤，请求考察所报灾情的虚实，并把最严重的官吏发遣出去；这样做的意图，是让当地官吏观望风向，必然不敢如实上报和执行，却被给事中封还驳正、谏官上奏争论。臣于是问弟弟苏辙：‘你既然身居执政之位，为什么还要办理这样的文字？’苏辙说：‘这件事众人心里都知道不对，但台官的文字历来不敢不执行；如果不执行，就必须群起竭力争辩，喧扰亵渎圣听。’弟弟苏辙又说，秦观说赵君锡曾推荐他为正字，如今又被贾易谈论。臣刚从两浙来，亲眼见到水灾实情；到京以后，又收到交代林希、提刑马瑊以及属吏苏坚等人的书信，都极力说明灾情，甚至超过臣亲自看到的情形。臣因此多次上奏议论，虽然已经蒙圣恩竭力拯救，仍担心离收获季节太远、物力不足，终究免不了造成灾民流离饿死。如果再把贾易等人的意见下达施行，官吏害怕台官，就更不敢如实陈述灾情，以致朝廷不能再尽力救济，那么亿万百姓便有坠入沟壑的忧患。正好秦观来拜访臣，于是谈话时提到了这件事；臣又如实告诉他贾易所谈的私事，希望他极力辞谢朝廷的恩命，以保全进退之道；只是臣不知道秦观去见君锡时又说了什么。当天，王遹也来见臣，说有一点事情要拜见御史中丞。臣知道王遹与君锡亲近，一向熟悉，便让他替臣转告君锡，大意说：‘台谏官、给事中彼此议论灾伤，您身为御史中丞，难道坐看一方百姓陷入沟壑，却一点话也不说吗？’臣又对王遹说，请他转告君锡：‘您所举荐的秦观，已经被贾易谈论了。这个人的文学和议论超过常人，应当替朝廷爱惜他。’臣让王遹对赵君锡说的事情，以及臣对秦观所说的话，只有这些。两人都在，可以再行查问核实。臣本来认为，上述事情都不是国家机密，不过几天就会传出，没有人不知道，所以才因彼此亲密熟悉而谈到它们；又想用忠言劝告君锡，希望他能说一句话来救两浙亿万百姓，并不是想触犯忤逆。君锡于是把事情弄到今天这个地步，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用心。臣既然身居从官，弟弟苏辙又因为臣是亲兄长，并且身处参与议论政事的职位，免不了时时谈到国事。臣不应当随便把这些话对别人说，以至于烦劳弹劾。臣现在已经在家居住，等待治罪，请求赐予重重地按照朝廷法典惩处。请裁决。辨明题诗之事的札子。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说：本月七日，臣见弟弟苏辙，他告诉臣，赵君锡、贾易说臣在元丰八年五月一日于扬州僧寺题诗，含有欣幸先帝升天的意思。臣如今回想这首诗，自有缘由，应当具文陈述。那年三月六日，臣在南京听到先帝遗诏，举行哀悼、悬挂丧服的礼仪完毕，渐次前往常州。当时刚经历重大变故，作为臣子，谁不忧惧？五月初，臣因为前往扬州竹西寺，看到十几个百姓父老在路旁相互谈笑。其中一人双手加额说：‘听说是个很好的少年官家。’他的话虽然鄙俗不典雅，但臣确实高兴听到百姓出于至诚歌颂我们君王的儿子。又在这时，臣刚刚获准回常州耕田，大概准备在那里终老；而淮河、浙江之间各处都丰收，于是作诗说：‘这一生已经觉得全无事情，今年又遇到大丰年。山寺归来听到好话，野花和啼鸟也都欣然。’臣正是因为高兴听到这句话，所以私下把它记在诗中，题写在道路旁僧舍的墙壁上。臣如果稍有不善的意思，哪里敢再写在墙壁上给人看呢？况且那时距离先帝升天已经有两个月，绝不是从山寺回来才听到这句话；事情和道理都很明白，没有人不知道。可是君锡等人竟敢挟带私情，公然诬陷欺骗。请求交付外廷办理，稍稍整肃国法；这样也可使今后的臣子不再无故被仇人加上恶逆之罪。请裁决。奏状。元祐六年八月八日，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说：奉尚书省札子，称苏轼于元丰八年五月一日在扬州僧寺留下题诗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共同接受圣旨，命苏轼说明题诗的缘由，密封上奏。臣上述题诗的缘由，已经在今天早些时候具札子上奏完毕，请求查验前札并下交三省施行。谨记录上奏，恭候诏敕。上省论八丈沟利害的两首奏状。

译元祐六年九月，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申奏尚书省说：臣如今考察前面李义修所陈述的划一办法，其中三件是想开通太康县的枯河和陈州的明河，都不涉及颍州地界，没有办法考量其利害得失。另有一件请求从下蔡县界以东、江陂镇以西地势较低的地方，对于难以开挖的区域，仿照汴河的例子在平地筑堤，不让各处水流汇入，以免沟中水满后溢出横流。至于田间横贯的沟港，两边本来就各有归流的去处。间或在重要的堤防处，如次河河口之类，可以设置闸门，遇到田间有积水时临时启闭，完全没有妨碍。臣如今考察，八丈沟首尾横贯着大大小小的沟渠很多，都因为地势一向向南倾斜而流入颍河，并没有南北两边各自归流的去处。遇到夏秋水势上涨，即使是最小的沟渠也有无穷的水，即使最愚笨的人也知道不能把它堵塞。如今李义修却想仿照汴河筑堤，不让各处水流汇入，显然是极其狂妄。又有一项意见说：八丈沟首尾三百多里，处在往来道路上，哪里能全部修建桥梁？请求在各县镇应当渡济的重要地点，创设渡口，略微设立税额，时间久了也可以稍稍帮助筹集堤防费用。臣如今考察，议论者想兴办大工程，劳费民力、耗费国财，使公私都骚动不安，没有看出它有什么可行之处。李义修却先想设置渡口、征收税额来谋取小利，见识卑下，没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其余议论虽然很多，也不过是罗提刑、李秘学的猜测和意图，再加以枝蔓铺饰来扶助他们的说法罢了，别无可考察之处。至于八丈沟的利害，臣已经亲自详细勘验、测量地势，另将确切事项申奏；谨此具文申报尚书省。谨状。又。元祐六年九月，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申奏尚书省说：臣查访得知，万寿、汝阴、颍上三县有不少古代陂塘的顷亩，如今都已经成为民田，有的已经起税转为永业，有的租佃耕种，动辄都有五六十年以上，和私人产业没有区别。如果一旦收取回来，全部恢复为陂塘，三县百姓失去产业的将会很多，人心骚动，造成的危害不小。臣考察陈州水患，原本是因为罗朝散在府界疏导积水所造成的。如今进士皇维清既然知道修复陂塘可以消除横流之患，为什么不请求在府界原有积水、长久不能耕种的地方多修陂塘？这样不但所占田地本来就是积水淹压之地，百姓没有别的话可说，而且陂塘修好以后，陈州水患自然会减轻，也不必耗费公私财力。现在要开三百五十四里沟渠，皇维清又想依照罗朝散的筹划，征发民夫十八万人，耗用钱米三十七万贯石。开沟以后，又另外夺取万寿等三县农民的产业，不知总共有几百上千顷，还要另外耗费民夫、钱米来兴修陂塘，这是附和罗朝散的议论，有害无利，必定难以施行。臣刚承接到上述省司文书时，听说民间已经稍有惊疑；如果再下令各县勘察古陂的顷亩以及起税、请佃的年月，那么三县农民一定会大为惊扰。事情一旦确定，就难以施行，所以臣更加不敢下令勘察。至于李秘学、罗朝散等人想要实行的建议及其利害，臣已经正在勘验，另行具陈利害申奏。谨此具文申报尚书省。谨状。上奏论述八丈沟不可开挖的奏状。元祐六年十月，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上奏说：臣先前奉朝廷诏令，命知陈州李承之、府界提刑罗适、都水监所派官员以及本路提刑、转运使一同到颍州，与臣共同议论开挖八丈沟的利害。臣因为刚到任，还不知道利害的详细情况，难以参与商议，于是申报尚书省，请求指示各官暂不要前来。到任以后，臣查明了确切利害，另行申报尚书省，等指示后再让各官前来商议并呈报。蒙圣旨依准所请。臣如今到任已经两个月，查访颍州境内各条水道，发现只要淮水上涨，颍河下游河口受阻不能排水，各处水流就会横流为害，向下淹没田地房屋，向上逼近城郭，连续十天、一个月也不减退多少。但淮水早晨退落，颍河当天晚上就退落；几天之内，千沟百港的水都会同时收缩。由此验证，如果淮水不上涨，只靠一条颍河排泄就足够；如果淮水不得不涨，即使另外开挖一百条沟渠，也还是要流入淮水。淮水一涨，百沟都会受阻，对事情没有帮助，更何况一条八丈沟呢？附呈：据崔公度的奏状说，从寿州浮桥司取得文状查验，去年五六月陈州、颍州发大水时，淮水比当年有大有小，明显是各条河流泛涨，积水造成灾害，并不关淮水的事。臣考察崔公度所说的话，明显只是因为那一年淮水偶然不大，便把它当作长远的利害。却不知道崔公度如何能保证今后淮水和各条河水永远不会同时上涨？臣又询问淮河、颍河之间的农民父老，他们说：如果淮水水势小，陈州、颍州各河永远没有涨溢的道理。由此看来，公度所说一定不是事实。况且陈州的积水并不是陈州旧有的，而是罗适在府界开引积水，造成陈州的水患。如今又想把水患转移到颍州，即使朝廷只顾陈州而不顾颍州，想让颍州人代替陈州受灾，那么两地百姓同样都是王朝的子民，臣也不敢过分申诉；但恐怕颍州已经遭受淮水倒灌之患，陈州却只承受府界下游的灾害。如果上下游的水都集中在颍州，颍州所受的灾害一定加倍，田地、房屋、城郭以及官私财物都将遭受损害，恐怕这不是朝廷的本意。况且颍州北高南低，现在颍河在南面，八丈沟在北面，远的相距数百里，近的相距五七十里，各处水流都从北面倾泻下来，穿过八丈沟向南流去，水势都足以冲夺、合并八丈沟的水，流入颍河。其中有两条水势最大，一条叫次河，一条叫江陂，河道深而宽，水势如从高处倾倒。它们向南倾流入颍河，而罗适却想让八丈沟把水夺过来向东流，这就像想用五丈河夺走汴河，最愚蠢的人也知道不可能；可是罗适写信给臣却说：‘如果怀疑这一点，只要堵住次河、江陂，不让它们向南流就可以了，有什么值得担忧的？’

译即使儿童的见识也不会说出这种话。即使臣愚昧无知，完全不懂事情，和罗适互相附和来兴办大工程，即使再征发一百万民夫，耗费数万亿的钱米，也没有办法成功，更何况只是十八万人和三十七万贯石呢？臣历来观察这些年来众人的议论，胡宗愈、罗适、崔公度、李承之认为可以开挖，曾肇、陆佃、朱勃认为不能开挖；然而他们都没有真正派壕寨人员用水平仪测量地形的确切高低丈尺，因此只是凭臆测议论利害，以口舌争胜负，长久不能决定。臣已经选派教练使史昱等人，命他们管押壕寨，从蔡口直到淮河，计量本州各县的地势，详细测量；每二十五步立一根竿，每根竿都用水平仪测量高低尺寸，共计五千八百一十一根。这样以后，地面的高低、沟身的深浅、淮水涨落的高低、沟渠下口是否受阻，就都可以看清楚了。并且已经取得各县官吏保证属实的文状，所有逐竿的详细账册现存本州使案保管。臣不敢再烦扰圣听，只把史昱等人勘验所得的各项事实连同文状申奏，并略列如下几项最重要的利害。一、臣刚到任时，便取得汝阴、万寿、颍上三县官吏的文状，称罗适、崔公度当初考察八丈沟时，只是骑马走过，并没有派壕寨人员用水平仪测量地面的高低；这确实是事实。罗适等人建议征发十八万人，耗费钱米三十七万贯石，却根本不知道地面的高低，不知他们如何看出利害和可行与否，又如何计算出民夫、工钱、粮食的数目；明显是完全疏漏荒谬。附呈：罗适计算八丈沟需要开挖一丈深，而汝阴县官吏只计算八丈深，罗适也没有核对数字就据此上报，他的疏漏荒谬处处都是如此。臣又考察罗适所上文字，称八丈沟上口到水面直深二丈五尺，到黄堆口与淮水面的深度约为十丈有余；这就是说，陈州水面比寿州淮河水面高七丈五尺。又说淮水面宽二十多里，又说淮水大涨不过四丈；罗适只凭这些就认定八丈沟下口一定不会受阻。臣私下考察，如果罗适曾用水平仪测量出确切丈尺，就一定不会说‘约量’，明显是凭臆测地势高低，难以凭信。如今根据史昱等人从蔡口到黄堆口、再到淮河所测量的水流分界丈尺，以及查验每年淮水涨痕的高低，除去水流分界的折算数额外，还剩下涨水八尺五寸，无法全部折除。水势必然会从八丈沟逆流上行三百里，直到和地面相平才停止。由此明显可见，将来八丈沟遇到淮水大涨时，临近淮河三百里以内都会受阻不能通水，两股水相遇，便会在数百里之间横流；只要五七天不退，颍州的禾苗庄稼就会全部毁灭。罗适说淮水面宽二十多里，如今测量宽处不过三里；罗适又说淮水上涨不过四丈，如今查验涨痕有五丈三尺；罗适还说黄堆口到淮水面的直深有十丈多，如今测量只有四丈五尺。三件事全是虚假的。他想让淮水面的宽度和水流分界的数量显得更多，就凭主观意愿增加；想让涨水显得较小，就凭主观意愿减少。这些都有确实情形，不能更改。罗适尚且任意增减，其他尚未显现在眼前的利害，他当然更不会据实说明。一、江陂、次河的深浅宽窄和高低丈尺，水势一定会冲夺八丈沟的水，向南流入颍河。至于其他沟渠的水，如泥沟、瓦沟之类，也都可以回头冲夺八丈沟，不让它向东流。确实情况已经具载在史昱等人的状文中。臣亲自考察，颍河每年涨溢时，水痕一直到州城门脚下，官民都感到危险恐惧。如果八丈沟不能向东流，反而被次河、江陂等水冲夺，向南流入颍河，那么颍河在平常年份之外还要额外承受陈州一带的积水；水位稍微增加几尺，必然成为州城的深重灾患。而罗适、胡宗愈等人都说：‘自从天地间有水以来，水流经过万般曲折最终都向东，绝没有回头冲夺的道理。’既然说‘万般曲折最终向东’，就是说水有时会向西、向南、向北流，但最终归于东，并不是说水不转弯而永远向东。水往低处流，连儿童都知道。罗适等人不考虑水往低处流，却偏要认定水永远向东，这哪里值得相信？罗适又说：‘水涨的时候，颍河也自然涨满，不能容纳水，那么次河、江陂怎么能冲夺八丈沟向南流呢？’臣认为八丈沟和颍河大小不相称，八丈沟一定总是先于颍河上涨，后于颍河退落。颍河不能容纳水时，八丈沟已经先涨起来了，怎么能把各条沟渠的水夺向东流？等到八丈沟稍稍退落、能够通水时，颍河已经先退落了，怎么会不把八丈沟的水冲夺向南流？这是必然的道理。一、根据史昱等人的测量，从罗适改议八丈沟方案、提出开挖六处的地方计算，要占取民田二十七顷八亩，应当给还价钱。其中有些是官田，虽然数目不多，但罗适没有把它们计入钱粮数目。又查验得知地质疏松恶劣，需要使用较多夯土，而土层很薄，水浅，地下土脉湿软；开挖尚未达到原先估算的丈尺，就一定会有泉水涌出，又难以倒填、用车排水来施工。并且地势高低不等，沟底必须挖取到缓慢平坦。沟身既深，沟面就随之变宽，因此罗适计算的数目完全不是真实数目。他所说的十八万民夫和三十七万贯石钱米，必定不够使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十八万人〕 以上是八丈沟利害的大概情况，臣具陈了上述三件事。其余还有更多不便之处，难以全部列举；其中也已经略见于本路转运判官朱勃申报尚书省的状文中。考察前代史书，邓艾当初是因为陈州、颍州之间田地肥沃而水少，才开挖八丈沟，这和今天厌恶水患过多的情况正好不同。朱勃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希望圣上慈悲，命把朱勃申状和臣的奏章放在一起考察，这样就会看出八丈沟不可开挖的道理，事实清楚明白。请求早日赐下果断命令，不要开挖，以安定颍州、寿州之间百姓惊疑的心。臣不胜恳切，谨记录上奏，恭候诏敕。附呈：胡宗愈、罗适等人都说，八丈沟建成后，恐怕商人和船只不再经过颍州，所以州城里的居民和豪户才妄自产生异议。如今查验蔡河水涨，每年中间不过有一两个月，其余月份水都很小。根据罗适图序所说，八丈沟上口距离蔡河水面二丈五尺，而八丈沟只在地面上开挖八尺深；除非大水上涨时，沟口才会和蔡河相通。等水落时，沟口距离蔡河水面反而高一丈七尺。颍州人有什么理由过分担心船只不能进入城下？这显然是巧言诬陷颍州人，以达到自己的私意。上奏论述淮南禁止粮食买卖的两首奏状。

译元祐六年十一月，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上奏说：据汝阴县百姓朱宪的状文，他因为今年旱灾，稻苗全无，前往淮南买到晚稻十六石，九月二十八日到达固始县朱皋镇时，被望河栏头、所由等人拦住他的稻种，不肯让他过河运回。当时把稻种寄放在陈二郎铺内；当时张贴的告示只说拦截买场上的粳米，不得越过淮河，并没有说拦截稻种。如今朱宪不甘心稻种被望河栏头、所由等拦截，耽误春天播种，申诉请求处理。臣随即抄录朱宪的状文，又查验有关敕条，移文给淮南路监司、光州固始县以及朱皋镇等处，请依照条例放行粮食，不得拦截。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施行的回报。臣又查访得知，本州今年秋田遭受灾害，已经检验免除赋税，百姓普遍缺少谷种；如今市场上粮食极少，米价飞涨。本州也缺少军粮，因米价高昂而收买不成。臣随即召来运粮人杨佶等询问市场米少的原因，杨佶等供称：询问船夫、车夫和客商等人，都说淮南官场收买粮食，设置赏钱，禁止用船运输粳米经过淮南境界，因此市场上米少，所以必须上奏请求指示。臣查验编敕：凡是兴贩粮食，即使遇到灾害，官府也不得禁止。又有条例说：凡是贩运粮食以及用柴、炭、草、木交换粮食的，都免纳力胜税钱。注释说：过去收税的地方仍按旧例；即使是灾区，也免除这项税钱。臣从前在杭州时，亲眼见到秀州等地因为官府收买上供的粳米，违反条例禁止贩卖；在灾区也不依照条例免除力胜税钱。这对官府并没有什么益处，照旧收买也不能进行，只是使百姓惊疑，各自设法藏蓄粮食，不肯拿出来出售，以致百姓挨饿受损，危害不小。如今淮南官吏又沿袭这种流弊，违反条例设置赏钱，实行禁止粮食外运的政策，以致本州城镇缺米，农民缺少谷种。如果朝廷不严加下令，人户必然会失去生计。请求抄录臣的奏章和列出的敕条，命淮西转运司、提刑司传达各州县，不得再像前些日子那样违反条例，禁止贩运粮食经过淮河；并查验所属地区，如果属于灾区，不得违反条例收取米谷的力胜税钱。这样才可使各路官府稍微得到均衡救济。还请求迅速下达施行，使遭灾农民能够早日耕种。谨记录上奏，恭候诏敕。又。元祐六年十一月，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上奏说：臣近来因为光州固始县朱皋镇官吏违反条例，禁止本州汝阴县百姓朱宪买粮食种子，不让他运过淮河；又取得运粮人杨佶等人的状文，称淮南官场收买米粮，设置赏钱，禁止米粮过淮，以致本州收买军粮不能进行，农民缺少谷种，城市缺少粮食。臣已经把事情缘由具文上奏，请求严加下令，淮南监司不得违反条例禁止贩卖粮食；仍请求查验，如果属于灾区，不得违反条例收取五谷的力胜税钱。臣又已经命本州一面移文淮南提转司以及光州固始县、朱皋镇等处，放行粮食。可是提转司、州县都没有回报，仍然照旧施行。只有朱皋镇官吏把本州县移文中所引用的淮南西路提刑司指示拿来，说张榜规定：‘如果有贫民经过淮河来回运送粮食，不满一硕的，命令白天任其自由渡运。除此之外，超过一硕、装满一席的，都要在当地捉拿押送到官府，依法处理。每捉到一名犯人，赏钱一贯；每增加一席，再加赏钱一贯。如果夜间渡运一硕以下，捉到犯人赏钱一贯，每增加一席加赏一贯。’ 对于所捉到的米粮，便勾取拦截者前来，在本县原来收买粮食的地方卖出；如果是别人捉到的，就把经过这些地方办理事务的人一并勾取追究、审问定罪。正因为这样，本镇官吏不敢放粮食通过。又在本月十五日，据汝阴县百姓杨怀的状文，他因为本庄收成不好，于是典卖田地取得钱财，在淮南买到缴纳赋税和供家中食用的米四硕，却被朱皋镇设置赏钱，派人勾取拦截，不让过淮。臣又亲自查访，得知本州寄居的官户都说：他们在光州境内有田地，今年因为颍州米价昂贵，都让人到本庄取米，用来缴税和供养家人，却也被当地官司设置赏钱禁止，不让运来。臣仔细考察，各州县镇如果不是监司公然违背朝廷敕条，明目张胆张榜禁止邻近地区运送粮食，那么各地官吏也不敢这样肆意施行乖谬的政策。因此必须再次上奏，请求赐予指示。臣私下看到，近年各路监司每逢米价昂贵，多数都违反条例设置赏钱，禁止粮食外运，惊扰人户，激成灾害的趋势。熙宁年间张能、沈起首先实行这种做法，导致浙中饿死一百多万人。臣任杭州知州时，多次请求朝廷下令，也曾蒙施行。如今淮西提刑既然想收买官米，本来就应当按照市场价格定出优厚价格；这样人户哪里会有不前往官府出售的道理呢？如今却公然张榜，施以严刑、重赏，命人拖拽并在勾栏收买，显然是在强行购买民间人物，为国家聚敛怨恨，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何况提刑司明知编敕规定，即使遇到灾荒，也不得禁止贩卖斛斗，却竟敢公然张榜，设赏禁绝。淮南、京西都是天子的百姓，却偏偏断绝他们的粮食，禁止他们播种，甚至官户和本家庄园所应缴的租课，也不许运取食用。如此违法害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各州县镇的官吏也明知有上述条文以及臣已据此发下的公文，却都不执行，宁可违背朝廷编敕条贯，也不敢违抗监司的乖戾指挥。伏望圣上慈悲详察，早日赐令查问施行，稍稍避免官吏任意妄为，使农民无处申诉。谨录此奏闻，伏候敕牒。《东坡全集》卷六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六十一，宋苏轼撰，奏议五首 请求赐给度牒、购买粮斛，准备赈济淮浙流民的奏状。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上奏：臣近来出城，见城中不时有人挟带襁褓，像流民一样，询问他们，都说是从夀州来的。又查问城门守把人员，他们也说不时有这类人经过。臣见淮西提刑司张榜，悬赏禁止米斛运过淮河以北。因此查问得知，南来的士人都说，今年秋天庐州、濠州、夀州等州都发生饥荒。如今农民已经煎煮榆树皮，并把糠麸和马齿苋混合煮食。又听说夀州的盗贼已经渐渐猖獗，安丰县木埸镇抢劫施助教家，霍邱县善乡镇抢劫谢解元家，六安县故镇抢劫魏家；盗贼每伙都十多人，有的说二三十人，其中颇有骑马的，武器装备十分齐全。每处抢得的赃物都达数千贯，向官府申报时多不说实情，也有根本不申报的。颍州境内又有恶贼尹遇、陈兴子、郑饶、李松等数人，都是老奸巨盗，私自树立名号，与官吏抗争，正想结集党徒，彼此响应。近日虽然已经击败擒获他们，但深恐淮南群盗不止，流入颍河境内。即使不能造成大害，只要饥民依附他们，党徒稍微增多，像王冲、管三之流，便不容易捕获了。臣又听说淮南从秋天到现在，雨雪不足，麦子能否成熟还很难说。如果麦子不熟，必然会有大量饥民。浙西、江东本来就不是丰收之地，势必会有流民向北迁来，那么颍州将首先遭受这种祸患。倘若流民来到颍州，而官府又没有办法救济他们，尸体横陈道路，盗贼成群而起，必然会形成这种局面。因此必须在事情发生以前先行奏请：如果到时候根本没有这种事情，臣不敢逃避因过度张扬而获罪；如果隐瞒不说，仓促之间没有准备，另生意外祸患，那么罪过就更大了。臣日夜筹划，形势不能再拖延，谨把条件列在下面。一，查核本州常平斛斗现存粳米三万四千余石，折合原来收购价格，每斛一百一十八文有余；菉豆一万三千余石，折合原来收购价格，每斛七十二文有余；小麦二万五千余石，折合原来收购价格，每斛五十四文有余。以上三种粮食都是按原来较高的价格收购的，即使依照条文酌量减价出售，也不能大幅压低市场价格。况且流民迁徙失所，必然没有钱来购买官米；即使按条文允许借贷给人户，又因为流民不是本地居民，将来没有办法催收。条文还允许常平斛斗招募饥民服役，并允许按救济乞丐的办法给米，但不得超过限定数额的两倍。臣如今考虑，不仅饥民身体羸弱，聚散无常，难以让他们服役；又因为常平斛斗的根本法令原本只用于买进卖出，以平抑市场价格，如果把它用于招募工役，或依照救济乞丐的例子发给粮食，就会只有支出没有收入，今后常平本钱将日益耗损，终有耗尽之时。臣任杭州知州时，看到浙西发生饥荒，全靠常平出售粮米来救济，救活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由此知道常平官本只能增加，不能消耗。臣曾多次奏请立法，规定常平钱米除买卖粮食外不得支用。即使这一规定已经施行，本州现存的常平斛斗，臣也终究不敢因为流民的缘故擅自请求动用，要留下来准备明年春天斛斗价格上涨时出售，以救济本州百姓。贴黄：如果把这件事交给户部，不过是查照常平条贯，酌量减价出售，并按招募饥民服役和依照救济乞丐的数额发米下达执行，这些都只是空文，对实际事情没有益处。请求朝廷自行详察，特加裁处。又贴黄：元丰以前，常常用常平钱米招募饥民服役，虽然有所耗损，却还可以用官府剩余的息钱补足。如今常平官本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如果不立法禁止杂项支用，很快就会耗尽，实在可惜。请求查照臣以前的奏章施行。一，查核本州现存封椿的陕西军兵给用粮，以及禁军缺额粮，粳米三千七百余石，估定每斛八十文；小麦三万三千余石，估定每斛六十文；菉豆二千一百余石，估定每斛五十五文；粟米三百余石，估定每豆九十文；豌豆五千一百余石，估定每斛六十文。淮南条文允许按估定价格出售。除查核本州军粮每年所需的粳米不足，现将转运司的钱兑换购买上述封椿粳米以充军粮外，其余小麦、菉豆、粟米、豌豆可以奏请筹划，用钱物全部兑换购买，准备赈济流民。贴黄：所有各类估定价格，都是市场上的实际价格。如果奏请施行，请依照这次估定的价格兑换购买。臣伏望圣上慈悲，体念淮浙多年灾荒，明年春夏必定会有流民，而颍州正处在南北交通要道，万一扶老携幼的流民聚集到境内，按理不能驱逐。如果饥饿而死在道路上，尸体腐臭弥漫，百姓一同遭受疫病之害；弱者既然转死沟壑，强者必然聚集成为盗贼。请求特赐度牒一百道，交给臣出售，用所得钱兑换购买前面所说的小麦、粟米、菉豆、豌豆四种，封存于斛斗仓中，等流民到州，逐批发放赈济。如果到时候没有流民，就应当封存度牒所得的钱，另听朝廷指挥。谨录奏闻，伏候敕牒。贴黄：臣如果不预先筹划陈请，仓促之间必定难以办理；如果不秘密而紧急地奏报，等到此事声名先传出去，又恐怕会招来饥民一同来到本州。官物有限，途中断绝供应，死者必定很多，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祸害。因此这次亲自书写奏状，是为了避免泄露。臣因眼睛昏花，书写不够谨慎，伏乞恕罪。如果奏请施行，请不要下发给有关司，而交给臣自行处置。又贴黄：臣所奏濠州、夀州等州灾荒和盗贼的情况，都是查问所得，各有事实根据，并非道路上的传闻。臣深怕本路以及各州都有隐瞒而未奏报的灾荒，致使朝廷不相信臣的话。臣在杭州任职时，亲眼见到监司、州县通常都忌讳谈论灾荒。就如今年苏州、湖州的水灾，严重到了极点，而台官贾易等人还想追究此事，处分进言的人。苏州积水尚未退去，城门还用土堵塞，而知州黄履已经奏报说秋季播种有希望。像这样隐瞒遮蔽，已经习以成风。伏望圣上慈悲，姑且采纳臣的意见，预先多作准备，则一方百姓就非常幸运了。请求把本应递转的一官之资，赐给李直方作为酬奖的奏状。

译元祐七年正月，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上奏：臣到任以来，访查得知，本州过去有恶贼，自元祐二三年间，管三等人啸聚为寇；后来又有陈钦、邹立、尹荣、尹遇等人，也结党多次抢劫杀人，与捕盗官吏抗争。当时朝廷听闻此事，悬名捕捉这些人，不久便捕获并凌迟处斩，只有尹遇一人漏网逃脱。他不改以前的恶行，又纠集陈钦的弟弟陈兴、郑饶、李松等数人，不断惊扰劫掠人家。尹遇自称大大王，陈兴称二大王，郑饶称侥三，李松称管四。乡村百姓畏惧，不敢谈及此事，即使遭到抢劫杀害，也不敢申报，以至于被杀人家的父母妻子都不敢声张举哀。百姓蔡贵、莫諲、董安三人，只因偶然谈到尹遇等人，立即被杀。其中董安还被用尖刀割断脚筋，其余被割去头发以及遭杀伤的人数不胜数。每次抢劫，都使用金贴纸甲，其余兵器、弓弩也都齐备。多次与捕盗官吏抗争，其中一次还射杀弓手。近来夀州境内强盗很多，抢劫魏家、谢解元、施助教等家，每伙都有一二十人，白天骑马在镇市中抢人。尹遇等人听到这件事后，便想商议彼此响应。居民忧惧，臣估计形势紧迫，立即派职员监督督促捕盗官吏，限定期限捕捉。汝阴县尉李直方一向有才干，亲自拿出家财招募人员侦查缉捕，探知了各盗贼巢穴所在。其中陈兴、郑饶、李松等人住在夀州霍邱县开顺埸，尹遇一人在夀州霍邱县成家步，那里比陈兴等人的住处远二百里。李直方认为众贼之中只有尹遇最为桀骜狡黠、难以捕捉，而且他的巢穴离州界最远，于是分派弓手捕捉众贼，而自己亲自带领五名弓手，直奔成家步捉杀尹遇。直方的母亲年九十六岁，只有直方一个儿子，临行时母子哭泣告别；往返五百余里，骑死了一匹马，直方又步行一百余里，装扮成贩牛的小商客。到了当地，众人都畏惧不敢前进，只有弓手节级程玉等二人和直方持枪大喊，推门闯入。尹遇惊起，拉弓搭箭正要发射，直方径直上前亲手将他刺倒，众弓手都冲进去，这才把他擒住。直方原本与弓手分头捕捉众贼，其中陈典、郑饶、李松三人因为距离近，所以先九日捕获。他们一天之内只捕获了尹遇一人；因为地点遥远，难以捕捉，直方亲自前往，所以晚了九天才捕获。捕获之后，远近百姓都感到痛快。有城郭、乡村的人户共六百一十七人到臣这里递交状纸，详细说明这些盗贼的凶恶，多年来为害百姓，人们不敢说出实情。如果不依法彻底查究，万一减免死罪改为刺配，他们一定会逃回去重新啸聚，祸害会更加严重。由此可知这些盗贼十分凶悍狡猾，是众人所忧惧的。如果不及时捕获，遇上饥荒，他们必定会成为王冲、管三一类的人物。直方以进士及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却能因忠义激发，亲手击刺盗贼，除去一方祸患。与平常捕盗官偶然捉获十几个饥寒百姓、称作劫贼的事情相比，不能相提并论。那些人都可以按照规定获得赏典，而直方如果不加以特别表彰，忠义、胆略和决断、谋略之臣就没有受到激励的办法了。因此必须奏报。臣查照编敕条文：各官员亲自率领众人，捕获盗贼一半以上，并能派遣人员在三十日内捕获余党者，按总人数计算，适用亲自捕获的规定。如今李直方见众贼之中只有尹遇最是积年奸猾的老盗，巢穴深远，众人不敢接近，所以必须亲自出州境捕捉。这就导致后来捕获的既然是尹遇，必须亲自行动；陈典等三人则必须派人捕捉，无法亲自行动。如果直方先为自己谋求赏典，就应当亲自先去近处捕捉陈兴等三人，然后再多派弓手，在三十日内捕获尹遇一人，这样才可以依照上条按亲自捕获计算。只是直方忠义激发，把除恶作为第一要务，无暇计算恩赏，所以亲自出境专门捕捉尹遇一人，结果所派弓手反而先捕获陈兴等三人，于是与上条规定不完全相合，影响赏格。考察法令本意，显然是条文没有说尽。伏望朝廷详察，只因直方先公后私，致使前后捕获人数不完全符合条文，请比照上条，合并计算人数，允许按亲自捕获之法列为第三等。如果交刑部裁定，有司必定拘泥文字，逐分逐厘计算，直方就无法获得第三等恩赏。臣只希望圣恩体念：尹遇等人如果不及时捕获，必然会啸聚成为群盗，而直方作为儒者能够舍身拼命，忠义可嘉，请特赐指挥。臣又担心朝廷吝惜这一恩例，恐怕今后有人妄加攀援查核。臣如今依法应当转任朝散郎，情愿请求不再改转，把这一恩例按资序转授给直方作为酬奖。因为直方的母亲年九十多岁，只有他一个儿子，是因臣督促才哭泣告别而出行。万一被盗贼杀害，使他的老母亲无所依靠，臣难道不惭愧面对同僚吗？因此愿把臣应当转任的一官之资给直方作为赏赐，不仅稍稍酬答他的功劳，也使臣今后能够让人办事而不至于成为没有实际内容的空话；对臣来说也是最大的幸运，同时还可以避免后人援引此例，使朝廷更容易施行。臣不胜大愿，谨录奏闻，伏候敕牒。贴黄：臣所奏之事都有实际情状，可以复核查验。本来应当等尹遇等人结案后再奏报；又恐朝廷不能完全相信臣的话，还应当下令给监司，查问这些盗贼凶恶的事实，以及直方舍身奋勇的情状。因此趁盗贼尚未被杀时奏闻，希望可以复核施行。侥三是管三火中有名的强盗，管四是管三的弟弟。这两个盗贼想使远近之人畏服，所以假称这两个人的姓名。又贴黄奏报：因汝阴县尉李直方捕获强恶盗贼，请依照编敕列为第三等给予酬赏。伏候敕牒。请求赐给光梵寺匾额的奏状

译元祐七年二月，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上奏：臣伏见本州颍上县白马村有梵僧佛陀波利的真身塔院，房舍约四五十间，原来没有敕赐匾额。父老相传，佛陀波利本是西域僧人，唐仪凤年间游历五台山，礼拜文殊师利，遇到一位老人，老人让他再回西域取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陀波利听从老人的话，往返数万里，于永淳年间取经回来，直到现在仍在流传。佛陀波利后来在颍上去世，当地百姓共同给他的身体涂漆塑像，建塔供养，时常有光明显现，颇有灵验之事，不敢一一陈述。臣在各处见过唐人所立的尊胜石幢，上面刻记事情的始末，与父老所说大致相合。今年正月，大雪超过常度，农民受冻挨饿，无处祈祷，境内各庙都没有应验；听说父老谈到佛陀波利，臣立即派人带着香火前去祈祷，请求保佑，随即天晴，人心都欣然归向。百姓到臣这里陈述，请求代为奏报，赐给一块敕额，希望寺院长久存在而不至于废坏。因此必须奏请。以上谨将情况具列如前。希望圣上慈悲，曲从百姓愿望，特赐本院一块敕额。如果开恩准许，请以“光梵”为匾额。谨录奏闻，伏候敕牒。荐举宗室令畤的奏状 元祐七年五月初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上奏：臣听《诗经》说：“怀念德行便能安宁，宗子是国家的城墙。”宗室中有贤能之人，是国家的光荣，是社稷的屏卫。周朝盛盛之时，卿士都是周公、召公、毛公、原公的后代，不是王的伯叔父，就是王的子弟。到了两汉，河间王、东平王的德行，刘歆、刘向的文章，天下人都把他们作为谈论的资据。唐朝宗室中，武略如李道宗、李孝恭，文章如李白、李贺的人，不能一一列举；凭借功名做到宰相的，也有九人。自建隆以来，历代圣主都坚持谦抑，不偏私亲族，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事务，没有让宗室子弟参与。即使他们有文武方面的奇才，也终身不得任用。神宗皇帝才开始感慨，想把宗室中的英俊人才选拔出来，与天下共同使用，所以增加制定了教育、培养和选举的法令。施行二十年来，宗室人才出入中外官职，渐渐得到器重任用，却还没有出现卓然显著、能够称合先帝心意的人。这难道是没有人才吗？大概是朝廷还没有用足以大力激励他们的办法罢了。臣伏见承议郎、佥书颍州节度判官厅公事令畤，侍奉双亲笃厚孝顺，内在品行纯正完备，博学经史，手不释卷，熟悉吏事而通达敏捷，文采俊秀，志向节操端正明亮，议论英锐奔放，各种才能兼备，没有什么事情不适合他。臣曾经见过他所写的文章，笔力高雅刚健，广泛贯通诸子、史书，真是宗庙中的瑚琏、明堂中的杞梓。即使他生在偏僻遥远之地，也应当被提拔任用，何况他近在宗室亲族之中，已经有机会接受试用呢？伏望圣上慈悲，特加考察，召他进入馆阁，培养他的高才，使他成就远大事业，以此来影响宗室、劝勉天下，完成先帝的意愿；不要因为臣地位低微、言语轻浅，就废弃臣的请求。如果将来他不如臣所举荐，臣甘愿接受朝廷法典的处分。谨录奏闻，伏候敕牒。论积欠六件事，并请求将应诏所论四件事合并下达施行的奏状。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上奏：臣听孔子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就可以让他们参战了。”百姓先富裕而后接受教化，这样才可以让他们参战。古代所说的善人，比圣人还差得很远。如今两位圣上临朝八年，仁慈、孝顺、宽厚、节俭，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可是国库日益困窘，农民日益贫困，商业不能流通，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凭借两位圣上的资质，却达不到善人的成效，臣私下对此十分痛心。臣每到一地，都访问老人和有见识的人，暗中探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他们都说：“如今百姓承受宽厚的政令，没有别的疾苦，只是被积欠压迫，好像背着千钧重物行走，能够不跌倒就算幸运了，哪里还有空抬头振臂，去谋求一日三餐以外的生活呢！”如今大姓富家，过去号称天下无比的富户，都被市易务弄得破败，十家中剩不下一两家。其余从小民以上，大多都有积欠。监司督促守令，守令督促吏卒，公文每天送到他们家门，鞭打每天加在他们身上，即使有白圭、猗顿那样的巨富，也会变成柴门小户。自祖宗以来，每逢颁布赦令，必定说：“凡是拖欠官物而没有侵吞、欺骗、盗用的，以及虽有侵盗而本家和伍保人都没有家业的，一并免除。” 祖宗并不是不知道官物损失、奸民侥幸免除的弊端，只是百姓既已贫乏枯竭，没有办法维持生活，即使加以鞭打，最终也什么都得不到。放宽催逼，就会被奸吏蚕食；催逼过急，就会成为盗贼借以作乱的凭藉，所以一概免除，天下就会悦服；即使有水旱灾害和盗贼，百姓也不会想要作乱。这是舍弃虚名而取得实际利益。自两位圣上临朝以来，每次都把施舍、免除积欠作为首要事务，登极赦令、每次郊祀赦令，或随事发布的指挥，都采取宽厚办法。如今所催收的欠负，十之六七都是圣恩已经准许宽免的。然而官吏刻薄，与圣意相违，玩弄文字、巧加诋毁，使人不能获得免除。监司把催收积欠作为职责，守令上面受到监司逼迫，下面又受胥吏驱使。大致每个县有监催数百上千家，县中胥徒都兴高采烈，认为当天就能有所收获；一旦免除，这些人便寂寞无所得。若不是有力量的人家行贿请托，谁肯替他们实行恩贷？而积欠之人都接近贫寒饥饿，哪里有钱行贿？其中贫困到一无所有、无可榨取的人，县中胥吏就教唆他们牵连普通百姓，有的说他们“私自擅买抵押产业”，有的即使不是“私自”，也说买价不当。像这样蔓延追究骚扰，从甲牵连到乙，从乙牵连到丙，没有尽头；每次限期都空身到官府，有时三五个限期才能得到一二百钱，称为“破限”。

译官府所得极少，而胥徒所取几乎没有一天落空。俗话把这类人称为县胥的“食邑户”。唉！圣人在上，却使百姓不能成为陛下的赤子，反而都成为奸吏的食邑户，这是什么道理？商人贩卖货物，通常没有现钱。如果使用现钱，就没有利息可取；必须今年索取去年赊卖的款项，明年索取今年赊欠的款项，然后才能结算流通，彼此互相周济。如今富户已经先行破败，中等人家又有积欠，谁还敢赊卖货物？这样商贾自然不能流通。酒税课利因此日益亏损，城市中的房屋店铺也日益空置。各路连年水旱灾害，上下都知道，但转运司苦于财用，按惯例不肯减免税收，即使减免也不如实办理。虽没有明文指挥，却用喜怒暗示官吏，谁敢违抗？所以各县按惯例都拖欠税款。两税把所欠数额与实际应当检放的数额一比较，对官府没有任何益处，百姓却要承受追逼鞭打之苦。近来诏令规定，凡是积欠都分成十期催纳，合计五年缴清。圣恩深厚，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但有司却说，只有曾经获得展缓的人才能依十期指挥，其余都要一并催缴。即使完全依十期办理，吏卒也会索取贿赂，必定不肯分期而少取。人户既然没有缴足，追逼骚扰就始终存在。即使分成一百期，也和一期没有区别。臣先后任杭州、颍州知州，如今任扬州知州，亲眼见到两浙、京西、淮南三路的百姓，都被积欠压迫，日益走向穷困，死亡过半，而欠籍仍不注销，以至于两税亏欠，课利流失，农民和商人都困苦，公私双方都陷入困境。由此推知，天下大概都是这样。臣从颍州调往扬州，经过濠州、夀州、楚州、泗州等地，所到之处麻麦如云。臣每次都屏退吏卒，亲自进入村落访问老人，他们全都有忧色，说丰收年还不如灾荒年。天灾流行，百姓即使缺少食物、节省衣服、缩减口粮，还可以活下去；如果丰年也要全面催收积欠，胥徒堵在门口，枷棒加在身上，人户想死都不能。说完这些话，他们流下眼泪，臣也不觉流泪。又所到的城邑大多有流民，官吏都说因为夏麦已经成熟，开始催收积欠，所以流民不敢回乡。臣听孔子说：“苛刻的政令比老虎还凶猛。”过去我常不相信这句话，今天看来，恐怕还有超过它的。水旱灾害杀人，超过老虎百倍，而百姓害怕催收积欠，更甚于害怕水旱灾害。臣私下估计，每州负责催收积欠的吏卒不少于五百人，以天下计算，常有二十多万只虎狼散布在民间，百姓凭什么能够安生？朝廷的仁政又怎么能够实现呢？臣到任以来，每天都把查核本州积欠作为要务。其中已经有条贯规定应当免除，而官吏不肯执行的，臣就下令本州立即免除。那些按道理应当免除，但条文尚无明文规定的，臣暂且命本州停止催理，等待指挥。那些按道理应当免除，但条文有所妨碍的，臣也不敢停止催收，只好分别陈述利害，奏请圣裁。谨将各项列在下面。一，依照元祐五年五月十四日敕令条文：凡实封投状承买埸务第五界以后现有拖欠未缴的净利和过日钱，也允许比照第四界以前三界中数额最少的一界催促缴纳。上述条贯只是针对过界有人承买埸务，可以分界看出最小一界的钱数，并据此免除现有欠款。若其中界满后无人承买埸务，只责令现任开沽人承认缴纳过日钱，就无法分界看出最小数额，因此不适用上条免除。朝廷认为无人承买埸务比有人承买更容易败阙、更难缴纳，却反而不适用上条免除，按道理不公平。因此元祐六年春颁布条贯时另立一条：凡埸务界满而尚未交割的，暂且依旧承认并缴纳课例和过日钱。如果确实因事情败阙，或者一年无人投状承买，由县自陈申报州府，本州派官在二十日内查验，减定净利钱数，命其承认缴纳，并把减定的钱数张榜公布，限一个季度召人承买。无人投状的，本州再派官减定并张榜；期限届满仍无人投状，再依前例减定张榜。如果减至五成以上仍无人投状，就申报提刑司，由提刑司派官与本州县官共同商议，再依前例分次减定张榜；如果减至八成以上仍无人投状承买，确实难以缴纳净利钱，就由所派官员和本州县官共同保明，申报提刑司审察保明，暂且停置催理，然后奏报【从界满到停置之日，现任开沽人只依减定的净利钱数缴纳】。臣如今考察，朝廷制定这两条，圣恩宽厚，敕令说得详尽，无论有人还是无人承买埸务，都应当依条按较小数额缴纳，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只是官吏多以刻薄聚敛为心，又不仔细详察条贯，所以只请执行逐界比较、按较小数额催纳的指挥。至于界满后无人承买，只依减定净利钱数缴纳的条贯，大多不肯施行。臣详细考察上条，既然说从界满到停闭之日，现任开沽人只依减定的净利钱数缴纳，就是明确指定应当按临近停闭日减定的最小钱数缴纳。虽然每次减定的钱数不同，因为始终没有人承买，就不得不继续减定，最终也不是固定数额。既然已经查明临停闭日所减定的数额，怎么可以反而追用历次的虚数作为定额？臣已经下令本州通知所属县：凡界满败阙、无人承买的埸务，由开沽人承认缴纳者，都依照上条办理，只以临停闭日所定的最小钱数作为数额催缴。其中在停闭以前已有承买人的，就依照上条，以各限期所减定的钱数作为数额催缴。以上如有欠负，就把以前多缴的钱数抵销；如果已经缴清、没有欠负，就把多缴的钱退还。本州已经依照规定施行完毕。臣深恐各路也有类似施行不尽的地方，乞请圣上降敕备录下达施行。

译一，依照元祐五年四月九日朝旨：大赦以前现有拖欠的蚕盐、和买、青苗钱物，原本是冒名而无法催理的，或者全家逃亡、由邻里承认，或者原来没有主户而均摊到有关人身上的，一律特予免除。如今查核江都县人户积欠青苗钱斛二万四千九百二十贯石，其中四十九贯石是大赦以前的欠负，且欠户已经逃亡，臣已下令本州依照上述朝旨免除。一千五百二十五贯石虽是大赦以前的欠负，却是大赦以后逃亡，朝旨没有明文规定免除，现在无处催理，只得不断下乡查核，徒然造成骚扰。臣已下令本州不再下乡催查，请求圣上指挥：凡大赦以前的蚕盐、和买、青苗欠负，如今已经逃亡、无处催理的，由本县官吏保明，一并免除。贴黄：查核上述朝旨，已经过了两年仍未免除，臣如今才开始施行。臣深恐各州军也有类似情况：大赦以前欠有蚕盐、和买、青苗钱的逃亡人户，本应依圣旨免除，但官吏不予施行。请求再下达命令，免除官吏罪责并改正执行。一，检照《熙宁编敕》：各主持仓库而亏欠官物的人，以及买扑埸务而少欠课利的人，原来没有欺诈弊端的，即使其产业已经估价抵偿并收归官府，也允许用所收取的子利折算偿还原来所欠官钱，数额足够就发还产业；或者补缴所欠钱数，二者兼用，收赎产业。如果超过十年仍不赎取，依照填补欠负田宅的条文施行。属于十保干系人的产业，即使欠款人有欺诈弊端，也准此办理。这是祖宗的法令，即使熙宁新法也允许折抵欠数，数额足够便归还。只是因为元丰四年十二月，两浙转运司奏称，买扑之人大多作弊拖欠应缴课利，必须由官司催逼，紧急时便请求依条将产业收归官府，拘收子利折还。原来抵押的田产物业每年所产生的收益很少，最终不足以填补所欠官钱。臣考察，买扑埸务都是人户自愿实封投状承认承办，其课利按条本来就应每月缴纳，与公人主持仓库亏欠官物、以产业补填的情形不同。如今考虑，请求在编敕中删去“买扑埸务少欠课利”八字，依此立法：凡主持官物而亏欠、没有欺诈弊端的，其产业估价抵纳入官，用所收子利折抵欠数，等数额足够后发还；或者补缴钱款收赎产业。如果超过十年仍不赎取，依照填补欠负田宅的法律办理。属于十保干系人的产业，即使原来欠款有欺诈弊端，也仍以估价抵纳的产业及其子利折抵欠数，合计足额后发还抵偿的产业。此前的欠负也照此办理，其中多缴的钱数，仍应退还多余部分。一，依照元丰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明堂赦书条文：开封府界以及各路人户现有拖欠元丰元年以前的夏秋租税和防纳，不论分成多少以及两年以前误支的雇食、水利、罚夫、买扑埸务出限罚钱，还有免役钱和常平息钱，都特予免除。当时转运司向中书申报说，现有拖欠的丁口盐钱、盐博绢米以及和预买防绢，都是人户领取官本，不应一概免除。中书批复说，查核赦书，其中没有关于现有拖欠丁口盐钱、盐博绢米以及和预买防绢、已领取官本者免除的文字，因此州县又进行催理。到元丰八年登极赦书，也只是免除两税和防纳钱物。后来尚书户部仍执行元丰四年中书批状的指挥，规定每年蚕盐钱绢、和预买纳绢等，只要已经领取官本，便不予免除。臣如今考察，其中蚕盐钱绢一事，盐本钱非常轻，而折算的钱绢却很重。就如江都县，每支盐六两折绢一尺，六两盐原价钱为一十文五分足，而一尺绢价为二十八文一分足。那些支盐纳钱的人，每盐五斤五两缴纳钱三百三十一文八分足。按原价购买盐，每斤二十八文足，已经多出一百八十三文足。又把钱折算成麦，所估麦价非常低，还有仓省加耗、脚乘等费用，一文钱最后要缴纳四五文。如今既然不予免除，就必须催促缴纳折算的绢、麦，所以人户越发感到困苦。臣如今考察，丁口盐钱绢既然属于有官本，难以议论免除，就应当根据实际支领的盐斤两和实价催纳，怎么可以把折算绢麦后增加的钱数全都算作官本？这显然是按道理应当免除，而条文又没有明文规定。臣已经下令本州：凡登极赦令以前现有拖欠的丁口盐钱、盐博绢米之类，只根据当时所支领官物的实际价值作为官本催纳；因折色而增加的钱数，暂且停止催理，等待朝旨。伏望圣上慈悲，特赐指挥，依此免除。一，依照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书：内外拖欠市易钱的人户，现欠钱二百贯以下的，一律特予免除。后来又依照元祐二年二月七日都省批状，知郑州张璪札子奏称：臣恭敬地看到明堂赦书条文，各路人户拖欠市易钱二百贯以下的，一律特予免除。臣到州任后查核得知，本州过去属于开封府界管城县、日本县的市易抵当所，于元丰二年五月以后，陆续依市易上界牒文，又依太府寺牒文，支取下发的匹帛、散茶，命令加息出售。本州本来应当依条允许人户用货物等抵充申请或用现钱交易，市易所却赊卖给人户，而且从未结保，导致二百九十八户除去已经缴纳的以外，共拖欠官钱一千九百余贯。虽然查核每户名下所欠都只有二百贯以下，但本州原来管理此事的官司违法赊散，不依太府寺加息出售的指挥，致使人户也没有用货物抵充申请，这与市易旧法允许人户结保赊请金银、物帛并拖欠官本的情形不同。因此不敢引用赦敕予以免除。这些人户所欠的物帛价钱，本来是由于官吏违法赊给造成的，人户原本不知道其中有这种违法障碍。伏望圣上慈悲，特许依赦免除，使贫民都能均沾圣恩。

译户部详细考察后说：停止赊请以后违法赊散的钱物，以及府界县份人户抵当而亏本的糯米，都与停止以前依条赊请的情形不同，如今查核，难以依照赦令免除。都省批复，依照户部申报的文字办理。后来又依照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敕令查核：内外现有拖欠的市易钱中，不是违法赊请的人户，已经下达指挥，二百贯文以下的免除；外路属于违法行为的，就不应免除。只是这些钱本来是由于官司违法赊卖造成的，如今人户如果不能酌量予以免除，显然就会独自不能沾受恩泽，必须另行议定指挥。十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命户部指挥各路查核官府、私人违法造成的欠款人户，允许把利息和罚钱充作抵折；此外，现欠钱二十贯文以下的，一律免除。又后来依照元祐四年正月初十日转运司牒文，准尚书户部符文：据淮南转运司状文查核，本路市易欠钱除依条赊借以及原本属于经官司违法赊欠、已经依照上述赦敕和朝旨施行外，还有在元丰四年五月十九日朝旨停止赊借以前，以及停止以后，有人户向市易务派出的计置变易承办人等名下赊借钱物，现欠不满二百贯及二十贯以下。现详查元祐元年九月六日颁降的明堂赦敕，只说市易欠钱人户现欠二百贯文以下的免除；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的朝旨，也只说官司违法赊借、现欠二十贯文以下的免除。如今前述人户最初都是直接在市易务差出的勾当人名下赊欠，本司有所疑虑，不敢一概免除，特申报尚书省。本部详看，明堂赦书说内外欠市易钱的人户，现欠二百贯以下的免除；近来颁降的朝旨也只说官私违法私自放贷的人户，准许以利息和罚钱抵偿外，现欠二十贯以下的免除，并没有像这种名目的明文规定。今据所申，本司主事者应详细研究此事，一律依照前后颁降的朝旨施行，不得有违误。臣如今详加审看，元祐元年九月六日的明堂赦书，只说凡内外欠市易务钱二百贯以下的，一并免除。赦文简明清楚，原本并不区分人户是向官司请领，还是直接在勾当人名下分头请领，也不限定官司是依条赊卖，还是违法分散，更不论有无抵押、结保，是否搭收利息等；只要是欠市易务钱二百贯以下的，就应依赦免除，再无疑虑。切实推究先帝的圣意，大概是因为市易务的钱本来是奸臣贪图功劳、希求赏赐，设法陷害百姓而造成的。百姓无知，被利益所蒙蔽，所以在即位改元、亲祀明堂、初次见上帝的日子，亲自发布恩德之令，特意予以免除。皇天后土实实在在听到了这番话，当时有见识的人已经嫌所免除的范围不够宽；既然知道小民是被官府法令所陷害的，又何必吝惜不给他们全部免除，反而再设置二百贯的限制呢？然而当时欠债的穷民无不欢欣鼓舞、流泪感激，铭记并承受恩德。还不到半年，就有刻薄的臣僚强行制造枝节，拆解赦文、曲解诏令，妄自提出申请，导致后来颁降了上述圣旨和中书省批状，规定凡官司违法赊借的只免二十贯以下；至于在差出的勾当人名下赊借的，则一文也不免，使宗庙祭祀时颁布的赦文反而成了空话。这不只是失信于百姓，也是失信于上帝。事情关系极其重大，而庸俗的官吏和小人却从不替朝廷珍惜这件事，只知道在锥刀般微小的利益上斤斤计较，实在可痛可怜。臣私下料想，二圣至仁至明，既已发布恩德之令，免除二百贯以下的欠款，难道会有奸诈刻薄的臣僚提出意见，阻挠此事改正施行吗？一定是当时议论者认为，欠钱的人会伪造私下赊买者的姓名，拆分钱数，使每笔不满二百贯，侥幸得到免除；因此又烦劳朝廷，另立上述条约，以防止弊端。这种临时指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人户各自受到监禁催逼、戴枷、拘押和鞭打，困苦已经到了极点。如果不是本人确实欠债，哪里肯被监禁七年而不寻求申诉免除？由此看来，今天所有欠债的人户都是确实欠债的，显然不是私下筹划、替人分拆欠款的人。伏望圣上慈悲，特准重新施行元祐元年九月六日的赦书：“凡内外欠市易钱的人户，现欠钱二百贯以下的，不论官借还是私借、违法还是不违法，以及人户向官司请领，还是直接在勾当人名下分头请领，一并免除。”这样才可使这些穷困垂死的百姓重新得到救济，稍微落实宗庙祭祀时赦书中的话，以答复上天与人心的意愿。一律依照元祐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的圣旨：把府界和诸路人户现今所欠的各种欠负，以十分为率，每年随夏料、秋料各带纳一分。此前和后来屡次颁降的催纳欠负、分料展期的指挥，均不再施行。臣如今详看，上述指挥明说凡现今所欠的各种欠负，都分作十期催纳，原来并没有区分是否属于因灾伤而分期展纳的数额。圣恩宽大，诏语明白，只要是欠负，无不应当包括在内；只是由于户部吝惜出纳，另生枝节，称作申明。其大意说：本部详看，人户现被催收的历年拖欠的夏秋租税、赃赏、课利、省房、没官等钱物，若不是因灾伤而拖欠、准许分期展期缴纳的数额，自然不属于上述条文。于是尚书省八月三日批状指挥，依照所申施行，实际上并没有另行取得圣旨。臣曾说，二圣即位以来所施行的宽大政策，大多被有关官司巧辩事理，务求设置障碍，使已经颁出的命令不能完全施行；把已经施放的恩泽收回，都是这一类情况。并且查考元祐敕令条文：各种因灾伤而缓征的租税，到丰收时分作两年四期缴纳；若缴纳不足而又遇到灾伤，就暂时停止催收办理。如今元祐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圣旨指挥，虽然分作十期，比旧制稍微宽松，却又删改了前后关于分期、展期的指挥；这样即使遇到灾伤，也仍须催纳。遭受水旱的百姓，当年的租赋尚且不能缴纳，哪里还能再缴纳旧欠？显然正是由于这项指挥，反而更加难以施行。希望特降圣旨：各种欠负，都只依照元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圣旨指挥分十期施行；仍然遇到灾伤的，依元祐敕令暂时停止催办。人户拖欠两税而不属于因灾伤缓征的，也分两年作四期缴纳；缴纳不足而遇到灾伤的，同样准许暂时停止催办。户部所谓申明和中书省批状指挥，恳请不要施行。

译附呈黄纸说明：议论者一定会说，如果这样施行，以后百姓都会不肯按期限缴纳两税，侥幸要求分期。臣认为不是这样。编敕明明规定了催税的最后期限，缴纳不足规定数额的，官吏按等级处罚：令佐降职调任，录事司户与小处差遣，典押勒令停职，孔目管押官降资。条文规定极其严厉，谁敢违抗怠慢？如果不是灾伤的年份，检查减免又不能完全符合实际，怎么会造成过多拖欠？如果朝廷不体恤百姓，偏要一并催收，那么人户只有逃亡迁徙，必然不可能缴足。臣先前任杭州知州时，曾于元祐五年九月上奏：臣过去曾详细奏请朝廷，至仁宽贷、免除旧欠的命令，受到有关官司阻挠，使君王的恩泽不能下达；阻塞流通的有四件事：第一，现欠市易钱而登记缴纳产业的，圣恩准许退还或折抵赎回，但有关官司妄自产生新意，创立登记缴纳、折价缴纳的办法，使十之八九都不应当退还赎回；第二，积欠盐钱的圣旨，已经准许只缴纳产盐场监官的本价钱，其余一概免除，但提举盐事司拘泥文书、损害原意，说不属于贫乏者不在此数；第三，登极大赦以前，人户以产业抵充酒钱而有欠款的，也应依照盐抵钱的办法，只缴纳官府本钱；第四，元丰四年杭州拣出不堪上供的和买绢五万八千二百九十匹，又强行摊派给百姓出售，不停地鞭打催纳，至今还欠八千二百余贯，也应依照今年四月九日的圣旨免除。然而臣把这些事论奏后，经过一百零八日，仍没有颁下指挥，恳请查考前奏的四件事，早日赐予施行。尚书省取到各处的回复，声称没有收到上述奏状。十二月八日，三省一同奉行圣旨，命令苏轼另行具文奏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八日〕 臣已经在元祐六年正月九日详细抄录原奏，请求查考前奏，择一处下达施行。以上谨将情况陈述如前。如今所陈六件事以及以前所陈四件事，只是臣在扬州、杭州所见所闻。臣私下估计，天下这样六件、四件的事一定很多。如果今天不加治理，几年以后，百姓会更加困苦危急，流亡和盗贼的祸患将多得无法尽述。伏望圣上特别留意，深切告诫左右大臣，早日果断下令施行。臣又看到各地转运司、提刑司都把催收欠负当作首要事务，不再把体恤百姓放在心上，大概是因为各自所处职责不同、利害相异所造成的。臣愚昧，想请将本状以及元祐六年正月九日所奏四件事详细抄录，下达各路安抚司、钤辖司，责成各司选派所属官员一两人，不妨碍本职，设立机构，调取各州现今催收的各种欠负、利名户眼以及原先欠负的缘由，限一月内详细核实，保证没有遗漏，具结申报；仍将所有现行欠负的敕条抄录出来，张榜晓谕。若州县不依条文免除，准许到所属各司自行陈诉，限各司在一季内详查完结。其中依条文应当免除而州县没有施行的，准予免罪，改正完毕后奏报。对于按理应当免除但没有明文规定的，或按条文办理有所妨碍的，一概暂时停止催理，奏请朝廷裁决。仍请求朝廷派三五名官员设局详审，限期办结。这样一来，一年之间，疲惫困顿的百姓还会有生存的希望，富裕人家得以恢复，商贾逐渐流通，酒税收入增加，公私双方宽裕安泰，一定会从此开始。臣身在远方而所言关系重大，罪过应当万死；但感念恩德、遵循义理，不能默默不言。谨将此事抄录奏闻，恭候敕旨指挥。附呈黄纸说明：本州最近收到转运司公文，依据户部符文，其中说有臣僚上言：去年遭受灾伤，人户农事刚刚兴起，生计稍有恢复，正应当施恩抚养，帮助他们休养生息。伏望圣上慈悲，准许将去年检放而没有完全免除的秋税中，原来只收三成二成以下的部分，视为本户已经遭受七成八成灾伤；如今如果缴纳钱款后仍有欠负，必定是缴纳不及，请特予免除。其余已经缴钱而仍有欠负的人户，也请求特别减免三成。除此以外若仍有欠负，以及上面两等人户，如不能一概减免，就请求特许展期，等今年秋收后随秋料缴纳。这些话说得极其恳切，不久便得到圣恩，送交户部。本部却只查考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敕令条文中关于灾伤带纳欠负、应当如何破例处理的条款，对臣僚所请求的免除、宽减事项，根本没有斟酌是否可行，显然是圣上想采纳其意见而户部不愿意；即使表面上奉行下达，也等同于没有下达。臣如今所论，如果不是朝廷特意赐下指挥，户部必然没有施行的道理。又附呈黄纸说明：臣如今所说的六件事，以及过去所说的四件事，都关系民心和国家根本，关系国家安危；而且其中逐项的利害关系很多，伏望圣上暂时抽出清闲的时间，特别赐予详阅。又附呈黄纸说明：依条文检查减免灾伤税租，只是由本州差官核算，令佐一同检查，并没有规定转运司另行差官复核。臣在颍州时，看到各州检查减免之后，转运司又隔州差官复核虚实，显然是在法令之外施行，使官吏有所畏惧，不敢据实全部检查减免。近来淮南转运司因为看到各地流民加倍增多，而所放灾伤大多不到五成，发放的贫民粮食又有限，担心人心不安，所以奏请破例发给。如果能够据实全部检查减免，流民不应当如此之多。与其在百姓已经流亡之后破例救济，哪里比得上依法在百姓尚未流亡之前检查减免？这是道路上人人都知道、无法欺骗的道理。臣忝列侍从，不敢不据实具奏。又附呈黄纸说明：京司所设置的机构，因当前正在详查京畿内的欠负。《东坡全集》卷六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六十二，宋苏轼撰，奏议八首 《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元祐七年六月十六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上札奏道：臣已经把积欠六件事以及过去所论四件事具文奏上。臣听说孟子说过：“用不忍让人受苦的心，施行不忍让人受苦的政事。”如果陛下原本没有这样的心意，臣也不敢一定希望施行这样的政策。多次进言而多次不被听取，也可以停止了。然而臣还孜孜不倦地强行聒噪不停，大概是因为陛下确实有这样的心意，却被臣下阻挠。臣私下观察，陛下即位之初，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天下震动，都在盼望一年之内达到太平。如今已经八年，百姓反而更加贫困，这是什么原因呢？希望陛下深思其中缘故。如果不是积欠压迫百姓，自古以来哪里有施行仁政八年而百姓不能复苏的呢？臣以前所论的四件事，不可谓不切中要害，但经过一百多天，丝毫没有施行。臣既然不停地论奏，执政大臣才开始奏说“起初没有见到臣这篇奏疏”，于是奉圣旨命令臣另行抄录奏报，以为这篇奏疏早晨上报、晚上就会施行。可是如今又过了两年，由此可知积欠之事，大臣并不想施行。如果不是陛下留意此事，痛切地下令办理，只是作为通常文书颁出，仍旧当作熟悉的事务进呈，依照惯例送交户部详看，那么绝无施行的道理。臣的意见分量轻，不值得计较；只是可惜陛下的百姓一天天困苦、一天天危急，已经没有活路了。臣又私下料想，大臣们一定会说：“如今西部正在用兵，急需财利，这件事还不能实行。”臣认为，积欠在户部的款项，数目极其庞大，实在令人惋惜。即使实际统计州县催收到的数目，经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积欠在户部的款项，即便逐毫积累，又怎么能够对经费有所助益，哪怕万分之一呢？臣愿圣明的君主特地下定英明决断，早日赐令施行。臣听说浙西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和疫病，苏州、湖州、秀州三州百姓死亡过半。虽然积水稍稍退去，露出了淤泥田地，但都没有泥土可以修筑田埂；有田却无人耕作，有人却没有粮食，有粮却没有种子，有种子却没有牛。死于饥荒之后，剩下的人瘦弱干枯，像鬼一样。臣私下估计，这三州的百姓，即使朝廷加意抚恤供养，还必须有称职的官吏治理，十年以后，大概才可以完全恢复。《尚书》说：“要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制定治理措施，要在国家尚未危急时保卫国家。”浙西的灾患，如果在一两年前，上下都忧心忡忡，及时设法救济，那么它所造成的劳费、残破和弊害，必定不会像今天这样严重。臣任杭州知州时，事先上奏请求下令发运司多买米粮，以备来年救济饥民。圣明的陛下明察此事，拨赐缗钱一百万，让人收购粮米，但发运使王觌却坚持说米价高而不肯买粮。这一年米价虽然稍贵，但与第二年春夏相比，仍然非常便宜；即使按较高的价格收购，也还要好得多。然而王觌固执己见，始终不肯收购一粒粮食。这导致第二年救济灾民时毫无准备；上下都知道这件事，却没有追究诘问。小人的见识浅薄，只知道替朝廷吝惜钱财，却不知道替君父怜惜百姓，大多都是这样。淮南东路、西路的各郡，接连多年遭受灾害，近的已有十年，远的已有十五六年了。如今夏粮终于成熟一次，百姓在经历百死一生的困境中，刚刚看到一点活下去的希望，监司们却争相说应当催缴欠款，使百姓反而回到困苦之中。[“使民反思”一语疑有讹误]凶年中百姓怨恨叹息的气氛，必定又会招致水旱灾害。臣希望圣慈在还可以救济的时候就救济他们，不要等到像浙西那样，到了已经无法救济之后才去救济。臣冒死请求，请从宫中降下手诏说：“听说淮南、浙西积欠最多，连年遭受灾害，流离和饿死的百姓接连不断。如今淮南刚刚收获了一季麦子，浙西还不能确定丰收还是歉收。凡淮南东路、西路和浙西各种欠负，不论新旧，也不论是否属于官本钱，都特别暂缓催缴一年，使长期困苦的百姓稍稍知道吃饱一次的快乐。仍请另外赐下指挥，把臣所说的六件事中的四件下达到各路，命安抚钤辖司按照同类情形推行并加以讲求，这样给天下疲敝的百姓彻底洗除疮痍，那么数年之后，仍然可以希望达到太平。” 臣恭敬地看到诏书，得知将在五月十六日册立皇后，这将使皇室宗支延续百世，是天下的大庆典。孟子说：“《诗经》说：古公亶父，早晨赶着马匹前来，沿着西边的水岸，来到岐山脚下，于是和姜女一同前来寻找居处。”在那个时候，国内没有怨恨婚嫁不遂的女子，国外没有闲散无妻的男子，这就是周朝能够称王天下的原因。如今陛下承受这样的重大喜庆，难道还不顾念那些拖欠赋税的百姓吗？他们流离在道路上，家庭不能保全，有的卖掉田地、抵押儿子来缴纳官府所需。若陛下亲自发布仁德的诏令，努力实行这件事，所能保全并救活的人，不知有几千万人；上天的监察并不遥远，必定会成为子孙后代无穷无尽的福分。臣怀着不胜恳切的孤忠，冒死进一言，请陛下裁决取舍。

译论仓法札子。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上札子奏道：臣私下认为，仓法只是当时权宜性的指挥，是天下人所惊骇、古今所未有的暴政。自从陛下即位，首先就放宽了这项法律；只是其中有些重要而繁重的机构，胥吏依靠优厚俸禄为生，朝廷不愿立即剥夺他们所请求领取的俸禄，所以姑且因循到今天。这大概是不得已而保留它，并不是说这种暴政可以依靠来治理国家。自从有刑罚以来，都是按照罪行制定法律；这就像秤和权衡，轻重相互对应，从来没有百姓犯下铢两这样轻的罪过，而君主却用钧石这样重的刑罚来报复的。如今按照仓法，不满百钱就要判处徒刑，达到十贯就要刺配沙门岛，难道不是用钧石来报答铢两吗？天道的报应不可欺骗蒙蔽，这种做法必定不是社稷的利益。凡是做臣子的，都应当替陛下重重珍惜这件事，怎么可以因为小小的利害关系就轻率地实行它呢？臣私下看到，仓法已经废止的地方，例如转运司、提刑司中的人吏一类，近来又渐渐恢复实行。假如监司任用得人，胥吏谁敢作奸犯科？假如任用不得其人，即使实行军令，作奸犯科反而会更加严重。如今执政者不留意于拣选监司，却只实行仓法，难道是认为这种法律可以依靠来治理国家吗？如今又命令真州、扬州、楚州、泗州的转般仓防子施行仓法，纲运已经败坏，执政大臣始终不肯选择一名强干明察的发运使来办理整顿此事，只听信仓部小吏妄自提出的请求，便施行仓法，臣实在不能理解。如今所奏的，只是申明元祐编敕：不过每年牺牲转运司违法收取的粮纲税钱一万贯，就能使六百万石上供粮食的斛斗损失不至于太大；又能保全六路纲梢数千人、牵挽驾运的兵士数万人，使他们免受深重刑罚；并能使押纲人员和使臣数百人保全身家性命，甚至使商贾能够通行，京师富庶。这些道理十分明白，没有什么可疑虑的。只怕执政不喜欢臣身在疏远之地而贸然议论已经施行的政令，一定会把此事退送户部，或命令本路监司斟酌，设置种种阻挠，决定没有施行的道理。臣才术短浅，年老多病日益侵扰，常常担心不能报答大恩，含恨入地，所以趁尚未死去，贪图时时进献盲人般的言论；只要能够上助圣德、下救苍生，臣即使因此获罪，万死也无悔。若陛下认为臣说得对，就请把这篇札子留在中书省审阅，特意发布恩德之令，主持施行；若认为臣所说荒谬，就请连同这篇札子一并发出，议定臣的罪过，请陛下裁决。

译《论纲梢欠折利害状》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上状奏道：臣听说唐代宗时，刘晏担任江淮转运使，开始在扬州制造转运船，每船装载二千石，十船编为一纲，由扬州派军将押送到河阴。每造一船，耗费钱一千贯，而实际费用不到五百贯，有人讥讽他浪费钱财。刘晏说：“大国不能用小道理来治理，凡是创办设置，都必须谋划长远。船场一旦兴办，办事的人不止一个，必须有多余的衣食来养活众人，使他们私用不困窘，官府的物资才能牢固。”于是就在扬子县设置十个船场，差派十名专知官，不几年都变得富足。五十多年间，船场既没有破败，运输也没有中断。到了咸通末年，有一位杜侍御，开始把一千石的船分拆制造成两只五百石的船，船才开始败坏。吴尧卿任扬子院官时，又开始核算每船实际应使用的物料数目，估价拨给钱，不再留有宽余。十名专知官家中立即陷入饥寒，船场于是破败，运输也不能接续。不久便发生了黄巢之乱。刘晏造船耗费一千贯、多支出五百贯，正是给有关人员欺骗隐匿的资本。按如今那些见识少、见闻浅的君子来议论，可以说荒疏谬误到了极点。然而刘晏运输四十万石，需要用船四百只，五年更造一次，每年造八十只。每只多支出五百贯，每年损失四万贯。吴尧卿不过替朝廷每年节省四万贯罢了。得失关系极其重大，但运输却因此不能接续，给天下留下大祸。臣由此知道，天下的大计从来都是由有宽大气度的人办成，却败在心胸狭窄浅陋的小人手里。国家财政用度的大事，是安危所系；希望常常不要同心胸狭窄浅陋的小人谋划，那么就可以长久而不失败。臣私下看到，嘉祐年间张方平任三司使时，上奏议论京师军储说：“如今的京师，就是古代所说的陈留，是四通八达的地方，不像雍、洛那样有山河险要可以凭恃，只能依靠重兵来建立国家。军队依靠粮食，粮食依靠漕运。漕运一旦亏损，朝廷便无从措手。”于是绘制十四项规划，其中一项说：“粮纲运到京师，每年少欠不少于六七万石，都用折价赔偿来补足；发运司不再承认责任，这不是祖宗旧制。”臣由此知道，嘉祐以前每年运输六百万石，而把欠折六七万石看作数目很多。臣访闻去年只运输了四百五十余万石，而欠折之多约达三十余万石，运输法制败坏到这种地步。又臣到任不久，所审断的粮纲欠折案件中，被牵连而判徒流刑的人数不胜数。衣服粮食都耗尽在折赔上，船只车辆都因折卖而耗尽；抵押妻子、卖掉儿女，饥饿消瘦、孤苦伶仃，有的聚集成为乞丐，有的离散成为盗贼。臣私下估计，京师以及沿河各郡，大概都如此。朝廷的大计、百姓的大病，像臣这样的人，难道可以坐视而不救吗？臣于是向官吏询问……【下有缺文】竟然是金部擅自凭私意创立这条规定，不取得圣旨，公然下达施行。不只是没有道理地刻剥百姓、败坏祖宗法度，而且臣下的私意竟能废弃、阻格制敕，监司和州郡纷纷奉行，没有人敢过问。这难道是小事吗？臣谨按，一纲有三十只船，而税务监官不过一人，不知道如何能够随船逐一检查，做到三十只船同时全部查遍，又不勒令停在岸边。一只船接受检查，其余二十九只船都必须停在岸边等候，显然是违反条文、玩弄法律、拆解文意、破坏敕令。如果以随船为名，公然勒令停船检查，和儿戏没有区别。臣访闻各州大多从元祐三年以后才开始实行随船检查收税，实行数年后，弊端才显现出来。纲梢人员既然都已经赤贫，妻子儿女流离失所，性命也不能保全，即使加以刀锯之刑，也不能禁止他们偷窃。这个弊端不革除，臣恐怕以后欠折不止三十余万石，京师军储不能接续，那祸患哪里说得尽？扬州税务从元祐三年十月开始实行随船检查收税，到元祐六年年末，三年间共收取粮纲税钱四千七百余贯，折长补短，每年不过收钱一千六百贯罢了。以淮南一路来说，真州、扬州、高邮、楚州、泗州、宿州六州军所得不过一万缗；而各地税务专门拦截，因为金部、转运司准许随船检查，便借此作奸设难，所索取的竟是官府允许数额的十倍，终于使纲梢都穷困得形销骨立，也再没有富商大贾肯把货物交给他们搭载。于是他们专门依靠偷取官米，毫无限制，甚至拆卖船板，动辄使船只彻底毁坏；事情败露后入狱，以性命偿还官府损失。显然是金部与转运司违反条文、刻剥搜刮，得到粮纲税钱一万贯，却使朝廷损失三十余万石纲运米，利害关系清清楚楚。如今仓部根本不调查纲运造成欠折的原因，却说是因为仓司防子索取纲梢钱物而导致欠折，于是立法令真州、扬州、楚州、泗州转般仓一并施行仓法，各处防子仍只保留一半。命令下达的那天，扬州转般仓四十名防子都到臣这里陈状，全部请求回乡务农。臣暂且多方压制、按抚并晓谕他们，使他们退回了状子；但臣估量，如果这项法律一定施行，那么现有防子必然会四散。即使另行招募，未必没有人来，但一定都是轻浮浪荡、轻视生命、不畏惧重法的人。所发给的钱米，绝不能养活他们的家庭，他们免不了要索取钱物。既然冒犯重法，就必须收受重贿；押运人员和纲梢人员知道他们专门搜查，如果不收贿赂，必然不会留下余地。防子当面检查的任务必然难以完成，于是就必须多方秘密地行贿送重礼。不必等到索取之后才会发生，这正是必然的道理。臣仔细观察近来仓部所立的条约，都是枝叶细节，不是利害关系的根本。为什么呢？熙宁以前，朝廷内外都没有仓法，也没有如今仓部所立的条约，但每年运输六百万石，欠折不过六七万石。这是因为朝廷舍弃商税中的小利来养活纲梢，沿途官司又遵守编敕法度，不敢违反条文随船检查收税，所以纲梢衣食温饱，爱惜身命，保全官物，道理十分明显。臣已经责令本州税务具状，声称随船检查不过查得一只船，其余二十九只船免不了停在岸边等候，显然有违反条文之处。

译臣不久前已经依据元祐编敕发布晓谕，今后不得再以随船为名，违反条文勒令停在岸边接受检查。税务官吏是依据本州以及仓部、发运司、转运司的指挥行事，并不是擅自制定条文，所以臣不敢立即将他们逮捕审问。其他州军的税务不归臣管辖，也没有办法一律下达施行。希望朝廷申明元祐编敕中不得勒令停岸的条文，严加约束下达施行；并请求废除近来仓部奏请施行的仓法。还应查问金部官吏不取得圣旨，擅自设立随船检查的办法，刻剥兵卒和纲梢，败坏纲运，贻误国家大计的罪责；以及发运司、转运司官吏，也应依照各自情节和罪责施行惩处。这样或许能使今后刻薄的官吏不敢擅自依照私意行事，不因取得小利而损害大局，不因得到一项利益而丧失百项利益。臣听说东南粮食运输关系国家大计极其重大，所以祖宗以来特意设置发运司，专门委任它承担责任；选任既重，威令自然能够施行。像从前的许元等人，都能约束各路、主持纲运，监司、州郡和各场务哪里敢无理刻剥、设置障碍？只要发运使任用得人，稍微给他一些事权，东南大计自然能够办成，哪里还需要朝廷另外施行仓法？这件事最为简明，关键只在朝廷留意罢了。谨将元祐编敕以及金部擅自施行随船检查的指挥条文列在下方。一，依照元祐编敕：各纲运船只、木筏到岸后，检查并缴纳税钱，不得有违反期限的情况。如果在期限内无故停留，或者无理搜检，以及强行索取没有名目的税钱，各判徒刑二年。各种新钱纲和粮纲，沿途不得勒令停岸检查；即使有夹带泄漏违禁物品的，经过的地方也不再追究罪责。到京后下锁、通过通津门，也依此办理。一，依照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尚书金部符文，省部详看：监管粮纲运输时，虽然不得勒令停岸，但如果随船检查确实发现有应纳税的物品，自然应依照惯例酌情收纳税钱；并不是说不许缴纳税钱。若根本没有其他应税物品，自然不得依照惯例强索所谓税钱，规定十分明确。以上谨将情况陈述如前。如果朝廷完全采纳臣的意见，必有五项利益：纲梢衣食温饱，爱惜身体、畏惧法律，使运输不致大幅度损失，这是第一项利益；减少徒刑、刺配等刑罚，消除流亡、盗贼的祸患，这是第二项利益；梢工衣食既然充足，人人都会自重，把船当作自己的家，既免于拆卖船只，又能经常修缮完好，节省各地船场的费用，这是第三项利益；押纲人员和纲梢人员既可替客旅搭载货物，官府又不再检查，专门拦截索取便没有由头；但梢工自己仍须到税务缴纳适量税钱，以防被人告发，积少成多，所得未必少于今天，这是第四项利益。自元丰末年废罢市易务、导洛司堆垛以来，议论者认为商贾一定会逐渐通行，但如今八年了，几乎没有丝毫成效；京师酒税、课利都亏损，房廊、邸店都空置，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祖宗以来允许纲运搭载货物，既免征税，脚钱又轻，所以货物流通；沿途虽然损失了商税，京师却因此获得富庶。自从导洛司废罢，淮南转运司暗中收取了这项利益，多年以来官府用度窘迫，转运司催逼各处税务，一天比一天紧，所以商贾完全不再通行，京师终于枯竭。如果如今施行臣的办法，东南商贾长期闭塞之后突然恢复通行，前来京师的数量一定加倍，那么京师的公私经济几年之后必定恢复旧日景象，这就是第五项利益。臣私下看到，近来官府和民间都轻视、玩弄国家法令，已经习以成风。如果朝廷认为臣说得不对，臣不敢逃避妄言之罪，请赐予严厉惩罚；如果认为臣说得对，就请完全依理施行，稍有违背，必定处罚，决不赦免。这样，臣所陈述的五项利益，可以早晨施行，晚上就见到成效。谨将此事抄录奏闻，恭候敕旨指挥。附呈黄纸说明：本州已经具文申报，转般仓防子二十人不足使用，必然造成缺失和贻误，恳请仍按旧制保留四十人。关于防子所施行的仓法，臣又调查访问，深入了解纲运次序，人人都说施行仓法以后欠折反而更多。如果防子果真不收钱，那么装运发送就完全没有防备，兵卒和梢工难免偷盗，欠折必然比现在更严重；如果防子免不了收钱，那么过去使用一贯钱的，如今必须收取两三贯才肯接受。然而他们不敢当面索取，势必辗转托人，暗中减扣、隔开侵吞，危害会更加深重。伏望朝廷详细斟酌，早日赐令废除，暂且依旧法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又附呈黄纸说明：臣如今详看，仓部近来奏请的条约，施行仓法要支用不少钱米，又增派监门小使臣，供给驿券；还准许各种人告发、捉拿、构陷索取贿赂的人，先支官钱五十贯作为赏赐，又支用系省上供钱二万贯招募纲梢，诸如此类，费用巨大，却都没有抓住利害关系的要害。施行几年，必然没有什么补益。臣如今请求的，不过是减去淮南转运司违反条文收取的一万贯税钱，使纲梢衣食温饱、官物自然保全，其利益非常巨大。《乞罢转般仓防子仓法状》元祐七年八月一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上状奏道：臣近来在七月二十七日具状奏论纲梢欠折的利害，其中一件请求废除真州、扬州、楚州、泗州转般仓防子的仓法，并请求扬州转般仓防子仍按旧制保留四十人。如今扬州转般仓四十名防子都曾到臣这里投递状子，请求一时回乡务农。臣虽然暂且压制、按抚并晓谕他们，退还了状子，但调查得知众人的情绪仍不安定，只想逃亡。又访闻泗州转般仓防子已经逃走十二人，深深担心各州转般仓防子逐渐四散；另行招募必定费力，而且恐怕大多是轻浮浪荡、轻易触犯重法的人，会使纲运更加败坏。每一项利害，臣已经具载在前状中；只请求朝廷详细斟酌，先行施废转般仓防子的仓法，并按旧制保留扬州转般仓防子四十人为定额；仍请求用紧急递送下达，以免防子四散而使纲运停滞。谨将此事抄录奏闻，恭候敕旨指挥。《乞罢税务岁终赏格状》

译元祐七年八月初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上状奏道：臣接到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敕令，其中载陕西转运司奏请、奉准敕令的条文：卖盐以及酒税务监专等人的增收赏钱，不再发给。本司斟酌，想暂且依照旧条发给，贵在各人都肯尽心尽力办理课利。户部上状请求依照本司所请，并仍依元丰赏格施行。查元丰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敕令：卖盐和税务监官年终课利超过定额的，按照增加数额给一厘；卖盐务专、副、秤子以及税务专拦年终课利超过定额的，按照增加数额给半厘。又查元丰赏格：酒务盐官年终课利超过定额的，按照增加数额给二厘；酒务专匠年终课利超过定额的，按照增加数额给一厘。臣听说管仲说过，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项纲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会灭亡。如今盐酒税务监官虽然地位卑贱，但缙绅士人、公卿子弟，也未尝没有从这种职位起步的。如果让这些人不顾廉耻，必然破坏国家四维，像专拦、秤匠一样一同分取钱财，百姓看了会作何感想？所得不过是极小的利益，败坏的却是天下风俗和朝廷纲纪，这是有识之士共同惋惜的。臣到淮南调查访问，发现各处税务从几年前开始刻薄暴虐日益严重，商旅因此不再通行。其中课利虽然已经没有亏损，有的甚至已经有了增加，但官吏的刻虐一点也没有减轻。详细追究其缘由，不只是因为财用困窘、转运司催逼所致，大概还因为有上述发钱作为赏赐的条文，所以人人都致力于刻薄暴虐，以求年终赏赐，显然是借关市征税之法，来积聚私人的财囊。若朝廷怜悯、挽救风俗，全面保全士人的节操，就请求完全废罢上述年终发赏条文；仍请求详察上述条文在税务中施行尤其危害百姓，先行赐令废除。何况祖宗以来原本没有这种赏格，所设置的各场务增亏赏罚，都已经明白完备，不必等有此条才算劝勉奖赏。臣私下看到，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敕令废除各路人户买扑土产税场，命令下达之日，天下欢欣歌舞，以至深山穷谷的百姓都免受虐害。臣既然亲自承受诏书指挥，便斗胆仰承恩德之令，推扩圣上的意旨，详细陈述利害，恭候敕旨裁决。谨将此事抄录奏闻，恭候敕旨指挥。《乞以岁运额斛到京确定殿最状》元祐七年八月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扬州知州苏轼上奏：臣近来论奏江淮粮纲运输中亏欠折耗的利害，私下认为，亏欠折耗的根本在于押纲人员贫困；贫困的原因，又起于违法征收税钱。若能痛下决心办理这一件事，那么一年之内，公私所受的损害就可以减少十分之七八。这是利害的根源，其他都只是枝节小事。假如朝廷每听到一件事，就立即制定一项法规，结果法令一出，奸弊随之产生，有损无益，那么仓部前些日子制定的防子仓法以及其他条约，就是这种情况。臣愚昧地请求把这些法令全部赐令废止，只请求明降诏令，责成发运使按照亏盈实行赏罚，授予他们处理事务的权力，帮助他们设置耳目，这样粮运大事就可以办妥了。什么叫作按照亏盈实行赏罚？发运使每年考核，应该以运粮到京的数量为定额，不应以起运发出的数量为定额。如今亏欠折耗都用折防补偿填补，发运使不再承认这些亏欠的数目，只要起运数目足额，那么在途中即使有各种疏漏，发运使也不承担责任。如今各路转运司每年运输的斛防，都以实际运到发运司的数目为定额，唯独发运司不以实际运到京城及京畿的数目为定额，这是什么道理？臣请求立法：今后发运司每年运输的额定斛数，应根据运到京城后亏欠折耗的分毫来定罪罚，那么发运司自然会竭力防范检查。粮纲运输的弊害，大略有五项：一是发运司的人员和吏员作弊，接受财物，交付、装载不公平；二是各仓的专门防护人员作弊，在出入时动用防器；三是各埸务、排岸司的人员作弊，在防检、附搭、停滞等方面作手脚；四是押纲使臣及其人员作弊，克扣雇夫的钱粮；五是在京城及京畿各仓作弊，过量收取剩余物资，无理地曝晒、扬弃。像这些弊害，都可以革除。即使不能全部革除，也远胜于制定空洞法令而无人执行。什么叫作授予他们处理事务的权力、帮助他们设置耳目？运粮道路有一千多里，而发运使二人只在真州、泗州之间；沿途各色人等侵吞欺诈纲梢，若在百里之外，那么这些人一定不肯离开纲运而远赴申诉，何况相距千里呢？臣请求朝廷选派人员，或者命令发运使举荐两名京朝官担任勾当纲运，从真州到京城往来巡查，每州停留不得超过五日，到京城及本司停留不得超过十日，以船作为办公场所，常在道路上行走，专门防检各色人等作弊；杖刑以下的罪行允许当场判决，徒刑以上的罪行送交所属机构办理，使押纲人员、使臣 和有关人员经常有地方申诉，而各色人等也常有所畏惧，不敢公然作弊。按照每年运到京城的数量是否足额以及亏欠折耗的分毫实行赏罚，实行这两件事，就会达到所谓有人才便能办成政事的效果，必定大有裨益。伏望朝廷记在心上，粮运事务关系重大，特赐加以检防，将前次奏章合并详加斟酌施行。臣忝居侍从之列，心中有所见解，不敢不全部说出；屡次冒犯天威，惶恐万分，恭候治罪，谨录奏闻，伏候敕命。贴黄：臣前次奏请举行元祐编敕中关于钱粮纲不得防检的指挥，私下担心议论者一定会说：钱粮纲既然不许防检，今后东南物资都会装入纲船由其揽运，那么商税的损失就多了。臣认为不是这样。自祖宗以来，编敕都不许防检，当时并没有听说商税亏损；只是导洛司废除以后，转运司暗中收取了其中的利益，又从元祐三年十月以后，才在法令之外擅自设立随船防检一条。从此商人不再通行，公私都受其害。如今若依照编敕放行，不但纲梢自己必须投务纳税，正如前一奏状所说，而且商人会聚集京师，返程货物也没有办法再进入空纲装运，所收商税一定加倍，这是必然的道理。申明扬州公使钱事状。

译元祐七年八月初六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扬州知州苏轼上奏：臣查核本州公使库的定额钱，每年五千贯文；除去正额赏赐六百贯、各项杂收一千九百贯以外，剩下二千五百贯全都属于卖醋钱。查考当初制定额钱时，本州醋务由百姓缴纳净利课利钱来承买，这些钱都归转运司。当时把卖醋钱二千五百贯计入额钱，也就是拨用系省官钱充数。后来公使库才依照新条，承认缴纳百姓的净利、课利等钱来承买，每年设法办足上述额钱二千五百贯。查照编敕，各州公使库可以用本库的酒糟制醋出售，即属于官营醋务；本库愿意承认缴纳原定各种课利、净利钱来承买的，听任其便；所收醋息钱也听任在额外收取使用。如今查核醋库每年卖醋所得的钱，除去糟米本钱以及承认缴纳买扑净利、课利钱外，实际所得息钱每年只收到一千六七百贯至二千贯左右，常常达不到原来规定的额钱二千五百贯，哪里还有额外收取使用的道理？这样看来，显然是敕条虽然允许公使库承买醋务，但扬州实际上并没有额外得钱。我私下认为，扬州地处东南，实在是交通都会，八路的舟车没有不经过这里的，使者宾客纷至沓来，馈送接连不断。三年之中，八次更换知州，迎送费用接连不绝；和其他州相比，是天下所没有的。每年公使额钱却只和真州、泗州等州郡相同，比楚州还少七百贯。何况现在实行的例册原来制定时，酿酒糯米每防不过五十文足；从元祐四年以后，每防不少于八九十文足。本州各项费用都用酒折算，又难以随着米价高低逐年调整例册。加上连续多年接送知州，实际次数非常频繁，费用不可估量，因此多年积累的各项拖欠约有七八千贯。若不说明，时间越久，积数越多；隐瞒不说，州郡就要承担违法责任；开始请求，又会使朝廷陷入创立先例的困难。天下各郡确实都难以拿来与扬州相比，臣如今也不敢贸然请求增加额钱或免除欠负，只请求查核现行条贯及当初确定额钱的缘由：既然当初是从系省官醋务钱中拨出二千五百贯作为原定额钱，就请求今后每年不再缴纳买扑净利、课利钱，也不再用钱收买官糟。这样或许可以得到卖醋的钱，增加支用。如此，多年积累的欠负就可以逐渐偿还，藩镇事务的体制也不至于大为衰削。谨录奏闻，伏候敕命。贴黄：查核本州和杭州的事务情况相同。本州处在八路交会之处，使者宾客数量是杭州的几倍。杭州公使钱七千贯，本州却只有五千贯，显然不够支用。又贴黄：按照条文，虽然允许公使库收取额外利益，但由于本州确实没有可收的额外利益，所以必须上奏请求。请求停止宿州修筑城墙事状。元祐七年九月，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新任兵部尚书苏轼上奏：臣近来从淮南东路钤辖任上被召回，经过所属的宿州，考察得知本州正在把零壁镇改建为零壁县，以及本州奉朝廷诏令准备扩筑外城，这两件事各有利弊。既然是臣前任辖区内的公事，而改镇为县又属于兵部所管，所以必须上奏陈述。谨将各项情况列在下面。一、零壁镇居民靳淙等人先前曾经向本路及朝廷上状，请求把零壁镇改为县；后来接到转运使赵偁的奏状，称经过审查，原来只是本镇有势力的官户想要设置县，借机增加各种营运，妄自上状，不久便奉敕依奏仍旧作为镇。后来转运使张修等以及知州周秩另行奏请，想要设置县，并取得本镇居民的状文，声称设置县的全部费用愿意自行准备钱物，致使朝廷相信并批准设置县。臣如今考察得知，零壁居民筹办上述钱物非常困难。原先估计设置县需用钱四千五十余贯，到今年八月底已经缴纳二千八百五十余贯；其余尚未缴纳的钱，料想催缴也不会顺利，即使全部催缴，也恐怕不够使用。起初商议设置县，只是因为本镇居民曾遭抢劫，而且百姓缴纳税赋、诉讼到县城稍远。然而没有设置县以前，本镇已经有守把兵士八十人和一名京朝官专门负责本镇烟火盗贼，另有一名监务官；又已经调来虹县尉一人，弓手六十人驻在本镇，足以弹压盗贼。本镇距虹县六十里，距符离县一百二十里，距蕲县一百里，并不算偏远；到符离县又都是水路，本来不必增设一县。完全只是本镇豪民靳琮等人替自己打算，却使近旁百姓一时出钱，实在很不方便。一、宿州自唐代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大多住在城外。本朝太平了一百多年，百姓安居乐业，并不以城小为忧。各地也有许多城小而人口众多、散居城外称为草市的地方，难道都要一一扩筑外城吗？近年周秩上奏论说，过分使用危急的言辞来打动朝廷，声称恐怕盗贼窃据城外、截断运路，于是请求扩筑外城十一里有余，役使士兵和雇用民夫共五十七万有余。每名民夫的工价为七十省钱，招募雇夫和购置物料合计需用一万九千余贯，约五年完工。已经请求朝廷拨赐抵当息钱一万贯，准备取来年春天开工。臣考察得知，原来只是宿州豪民多在城外有园宅，煽动传播这种说法，官吏没有察觉，便一起上奏请求。何况宿州土质疏松恶劣，若不用砖砌筑，随即就会坍毁。若等五年完工，东城还没有完，西城已经坏了；若再使用砖料，费用更是不可估量。并且七十省钱恐怕也招募不到民夫，官吏为逃避罪责，必然实行差役雇用，骚扰不会小。这里有一件事尤其严重地损害仁政：如今踏勘外城基地，必须迁移、发掘百姓的大坟墓六千九百所，小墓还不在其中。不知道本州有什么紧急而重大的利害，竟要使六千九百户居民暴露父祖遗骸，耗费钱财筹划改葬？如果家贫无力，就会导致遗骸被弃置不管，使公私都劳费，生者死者都深受伤害。以上情况都有公文档案可以复核验证。

译臣如今估量上述改镇为县的事情，属于已经施行的命令，又已经营建官舍，略有成效，恐怕难以中途停止。至于扩筑城墙一事，有大害而没有小利，并且还没有动工，仍然可以停止。请求赶快降下指挥，不再扩筑外城；只在已经拨赐的一万贯钱中，酌量拨出新置县所需的数目，特别拨给以便修建完毕。对于居民尚未缴纳的钱数，也请求一并免除。谨录奏闻，伏候敕命。《东坡全集》卷六十二。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六十三，宋苏轼撰，奏议十三首。请求提拔任用林豫札子。元祐七年十月，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苏轼上札子：臣私下认为，人才难得的问题古今相同。朝廷每当想要治理财赋、铲除盗贼、经营边疆、兴利除害时，常有临事缺乏人才的叹息。古人说：宽缓时便宠用有名望的人，紧急时便任用披甲戴胄的武士。所任用的不是平日培养的人，所培养的又不是临事所用的人，这是古今共同的弊病。臣恭敬地看见承议郎、监东排岸司林豫，自从还是平民时就已有奇异的节操；等到任职办事，所到之处都有声誉。他在涟水时，清除群盗，尤其显露出谋略。这个人勇于任事，应当有为国捐躯的志向。把他放到复杂艰难的地方试用，一定能显出他的才干。伏望圣上慈爱，特许按照才干提拔任用。如果以后不如臣所举荐，臣等甘愿接受朝廷法典的处分，请圣上裁决。请求赙赠刘季孙事状。元祐七年十月，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苏轼上奏：臣等私下听说，仁宗朝时，赵元昊侵犯延州，形势危急。环庆将官刘平率孤军前来救援，敌众我寡，奸臣又不救援，刘平于是战死，临死还痛骂敌人，不肯进食而死。朝廷下诏追赠侍中，赐给大宅，并授予他的七个儿子庆孙、贻孙、宜孙、昌孙、孝孙、保孙、季孙官职。这些儿子颇有奇异才干，却都没有长寿，最终没有显达者，家事狼狈，所赐宅第也换了主人。只有季孙仕至文思副使，享年六十岁，专心好学，博通史传，擅长诗文，轻视财利而重视道义，熟悉通达军政事务。至于忠义勇烈，见识者认为他有刘平的风范。他性喜奇异书籍、古文和石刻，做官四十多年，所得俸禄赏赐全都用在藏书上。近来朝廷擢升他为隰州知州，今年五月死于官所，家中没有一甔一石的粮食，妻子儿女又冷又饿，路人都为之悲伤叹息。如今寄食于晋州，旅葬的灵柩无法归还。臣等确实与季孙相知，既为他这样的才气感到悲哀；死去还不到半年，妻子儿女便流离失所，又为他的父亲刘平以忠义死于国事而悲哀。父子声名事迹相承四十年，而子孙却沉沦衰败，朝廷不加收录照顾，难道是朝廷的本意吗？如今执政和侍从中有许多人了解季孙，如果加以询问，一定能得到实际情况。希望朝廷特地下诏给有关官署，优厚地赐予赙赠，以救济他的妻子儿女早晚饥寒的忧患，也使人们知道，为忠义而死者的子孙即使相隔多年，朝廷仍然会给予存恤，这对于奖赏劝勉的道理也不是小小的补益。季孙的儿子、三班借职璨现在在京师，请求早日降下指挥。谨录奏闻，伏候敕命。贴黄：季孙去世，按规定应当送还故里；但负责搬运抬扶的女婿两房人已经全部去世，他的丧柩现在晋州，没有办法搬回京师。请求降下指挥，等晋州方面候本家来扶柩归葬时，立即派得力厢军三十人、节级一人，护送搬运到京师。再次论说李直方捕贼功效，请求另行推恩的札子。元祐七年十一月初四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苏轼上札子：臣先任颍州知州时，因为有剧贼尹遇、陈兴、郑饶、李松等人，都是长期作奸的大恶之徒，成为一方祸患。汝阴县尉李直方本是进士及第，母亲年九十多岁，只有直方一个儿子，母子相依为命；但他能够奋不顾身，亲自持刀刺倒尹遇，又能拿出许多家财，侦知其余党羽所在，分派弓手前后捕获，功效显著。直方先公后私，使所派人员先捕获陈兴等三人，而直方亲自后来捕获尹遇一人，因而与赏格略有不合。臣随即详细说明事由上奏，请求把臣应当转任的朝散郎一官，特别按照第三等循资的等级比照授给直方，以资奖励。后来朝廷诏令只给直方免试。臣私下认为，选人免试的恩例非常轻，其中因极小功劳而获得这种恩例的人很多，恐怕不能用来激励那些舍身除害的人。伏望圣上慈爱，特别加以查核臣前次奏章，另行推恩；仍请求允许臣不再经过磨勘，转任朝散郎一官。这样可贵之处在于其他人难以援引为成例，请圣上裁决。请求免除五谷力胜税钱的札子。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上札子：臣听说，谷物太便宜就会伤害农民，太贵就会伤害商人，所以法令不对五谷征税，使丰收地区的商人争相收购，以抬高过低的价格；灾区则使舟车汇集，以压低过高的价格。自先王以来，从未改变过这一原则。然而近年法令开始设置五谷力胜税钱，使商人不能流通，农民和商人都受到损害。废弃历代百王不可磨灭的法典，却实行自古没有的弊法，使百代以后的人写在青史上说：收取五谷力胜钱，是从皇宋某年开始的。臣私下为圣明时代担忧。臣从前在黄州，亲眼见到连年谷物丰收，农夫接连用车载米进城，却连盐酪的费用也不能抵偿；而囤积粮食的人家却日日夜夜祈祷，希望遇到饥荒。后来在浙西多年，又亲眼看到水灾中百姓家里有钱却没有粮食，穿着衣服、佩戴珠金，却饿死在街市上。这些都是官府征收五谷力胜税钱，导致商人不能流通造成的祸害。臣听说，用物资救济人，物资用尽就停止；用法令使人活命，法令一旦施行便能长久。如今陛下每遇灾害，便捐出金帛，发放仓廪粮食；自元祐以来，大约已经耗费数千万贯、石，但饿死者和流亡者并没有减少多少。就如去年浙西发生水灾，陛下派江西、湖北雇船运米，来救济苏州、湖州百姓，米数大约一百余万石。再计算买粮本钱、水路运费和官府费用，数目不可估量；而那些被差雇的客船都因此失业破产，无处申诉。与其让官府耗费资财，造成这样的祸害，哪里如同削去近来设置的五谷力胜税钱一条，只施行天圣附令中免税的指挥？这样丰收和灾荒地区彼此调济，农民和商人都得利。即使有水旱灾害，也不会发生大的饥荒；虽然眼下稍微损失一些课利，却不必让灾区完全劳烦陛下像近年那样大量捐出钱粮。如今元祐编敕虽然说灾区即使有旧例也免税，但粮食的来源必定在丰收地区，经过沿途仍然要收税，商人也就不肯运输。议论者有的想立法规定：一路发生灾害，邻路免税；一州发生灾害，邻州也免税。这个办法虽然比现在的法令稍微通融疏阔，但隔着一路一州以外，丰收和灾荒仍不能互相救济，还不是良法。必须完全削除近年制定的弊法，专门采用天圣附令的指挥，才是真正的通行调济之法。谨将各条列在后面。天圣附令。凡商贩粮食、斛防以及柴炭、草木，用来换购粮食的，一律免收力胜税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