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涧集卷七　　　　　　宋　许应龙　撰劄子

译论君德与人心劄子。臣听说，国家立足于天地之间，必定有赖以建立和维持的根本：一是君德，二是人心。天下极其广大，王业极其重大，所凭借扶持的办法固然很多，但臣唯独把君德和人心放在首位，这是因为君德的厚薄，是国家安危的征兆；人心的向背，实在是治乱的根基。君德如果端正，朝廷就清明，治功会在宽厚宏博之中振兴起来，并且隐然形成不可侵犯的威势。人心如果坚定，就会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如同手足保护头目；即使处在危疑、缓急的时刻，也没有离散动摇的忧患。所以先代圣人不担忧国势不强，只担忧自己的德行没有修养；不担忧外来侮辱难以抵御，只担忧人心尚未归附。敌国外患，哪个时代没有呢？即使虞舜朝代兴盛，仍有不服从的苗民；周代政治昌隆，仍有不服的崇国。然而舜和文王的心，何曾把这些当作忧患呢？文王的德教施行开来，百姓的心意融洽，既足以造成风行草偃的美善局面，那么愚蠢的有苗，何必担忧它不来归顺？敬慎自持的德行、安抚保育的恩惠，足以使各方来归附的众人降服，那么崇国高大的城墙，也会凭借自己的壁垒而自行投降了。汉、唐的君主，虽然不能同上古帝王相比，但汉朝能够以公正宽恕治理天下，四百年间几乎没有二心；唐朝以仁爱厚道凝聚人心，虽然屡次经历变故，却都很快平定。因此可知，君德和人心是国家的元气，国家要长治久安，没有不是以此为根本的。请再用本朝的事情来说明：恭敬地想，艺祖建立皇极之后，圣圣相承，讲习学问、施行仁政，寻求贤才、采纳谏言，使下情能够通达而没有壅塞蒙蔽的忧患，使公正的舆论得以伸张而没有偏爱憎恶的偏差。他端正君德，就是这样：告诫藩侯抚养百姓，厌恶将领杀害投降者，放宽对故意纵容者的诛罚，加重对误入禁地者的刑罚，免除河北盐税，宽减陕西赋税。他凝聚民心，就是这样：因此朝廷尊贵安稳，基业巩固；即使有澶渊、西夏的惊扰，智高、果庄的狡黠，也都一出现便被打倒，最终安然无患。这究竟是凭什么做到的呢？从军队来说，没有用强大的兵威来操控百姓的性命；从刑罚来说，没有用严厉的责罚来禁止压制奸邪之心。看起来似乎柔弱不振，但二百年间，君主的威严和国家的势力，暗中如雷霆一般，牢固如磐石，也只是因为上面君德清明，下面人心稳固，足以消除奸邪的萌芽，堵塞祸乱的根源。陛下继承宏大的基业，尊奉慈极，亲近儒生，广开言路，听取裁断并访求意见，从未稍有懈怠；出入起居，没有不敬慎的，这些都是用来端正君德的。发生大风灾变，首先议定蠲免赋税；发生洪水灾害，加倍赈济抚恤；表彰廉洁、抑制贪婪，宣扬传播德意，赦免过错、宽宥罪犯，务必实行宽大政策，这些都是用来凝聚人心的。因此天地和谐响应，雨水和阳光都按时适宜，年成顺利丰收，百姓生活富裕，将要建立重大政务、兴起太平盛世。然而边疆的防备，仍然牵动陛下的忧虑。可是大明照临天空，魑魅自然潜伏；如今圣德昭明，贤才汇聚，难道没有能够在帷幄中运筹而决胜千里之外的人吗？人心爱戴，内外和协，难道没有比长城更贤能的人来替我们防御吗？从前裴度在宪宗朝说，淮西荡平，河北安定，难道是朝廷的力量能够直接控制他们的命运吗？只是因为安排处置得当，能够使他们心悦诚服罢了。今天的事情，如果安排处置得当，随着情况应对变化，强化根本而削弱枝末，那么进退伸缩没有不如意的，还有什么外患值得忧虑呢？不过，君德和人心固然是巩固国家的根本，而修养君德又是巩固人心的根本。人心并不难以稳固，但君德却容易亏损。若上面的德行不断修养、不断增加而没有止境，那么下面百姓对德行的拥戴也不会有一刻解除。臣愿陛下效法乾卦刚健不息的精神，体察恒卦长久不变的道理，不要把亲身实行当作已经达到极点，因而在努力实行上有所懈怠；不要把日日更新当作已经盛大，反而要更加期望不断更新。这样恩泽流布就会更加深厚，仁爱增加就会更加崇高，百姓对德行的拥戴将永远没有穷尽。这样将使四海之外都来归附，没有谁不服从，国家的势力更加安定，像泰山一样由四方维系而不可动摇。臣内心恳切不胜，谨请陛下裁决。

译论当然之理劄子。臣听说，天下有本来应当如此的道理，不可以有所激烈；尤其不可以有所狗激，否则就会矫枉过正，所以不合乎中正之道。就会迎合他人来苟且求容，又哪里还会有最为恰当的议论呢？古代君子平心静气地应对事物，不固执己见，也不以自我为中心，只看道理究竟如何。他行事时内心中正而不偏倚，平和而不随波逐流；对待别人时，对上不谄媚，对下不轻慢。议论事情就明辨是非，而不故意标新立异来求取胜利；侍奉上级就顺从正确意见并加以匡正补救，不把揭发攻击当作正直。对外不使人忌恨，内心又不失去自己的操守，哪里看得出有所谓激烈？又有谁能够指责他流于迎合呢？这就是合乎时宜的中道，是士大夫应当崇尚的。无奈有人没有固定的操守，随着时势改变。看见激烈可以树立名声，便借公事来谋私利；厌恶平常而喜爱奇异，彼此互相矛盾，不问是非。像这样的人，固然不能成就事情，却只会制造许多事端。又看见迎合可以谋求进用，便揣摩上意以求合拍，阿谀依附来取得容纳，同声相应，再没有可否。像这样的人，虽然不至于制造事端，却必然会误事。掌握风俗关键的人，想要约束他们的偏激而使其归于中正，难道可以不向他们表明好恶，使他们知道应当趋向什么、避开什么吗？臣仰望陛下以中正之道登临君位，以道德使风俗归于一致，建立皇极，革除偏私不正的私心；兼用才德之士，显示广泛接纳的公心；保持、调和太平之气，杜绝分朋结党的渐渐形成。既不使他们过于激烈，也不使他们流于迎合，可以说是得到了大中的道理，也明白了改善风俗的方法。然而士大夫的心，既不至于激烈，就容易流于一味和顺。贤者在朝廷中和顺，固然是帝王政治的盛美；但和顺而不盲目苟同，这才称得上君子。一旦苟且相同，弊端又会流于迎合，这又不可不察。利害可以说，却又担心不合时下的爱好；奸弊应当革除，却又害怕官吏势力强大而难以控制。难以听从的请求，担心有所触犯而曲意听从；不能实行的事情，或因有所逼迫而强行施行。荐举时多半徇私，交付自己裁决时有时又持两可态度。像这一类，都没有免于有所迎合。转变这种风气，实在不能拖延。如今陛下不倦于听取采纳，大臣们正切实地延请访问，以公灭私，多次表现在戒饬之中；突破成例、改变法令，也屡次加以申明。陛下固然一直希望听到正直的议论、彰明公道，但为什么倡导了却没有响应，带头了却没有跟随呢？从前有人说：‘臣子侍奉君主的通常心理，不遵从君主明说的命令，却遵从君主暗中的意图。’ 臣愿陛下更加开张众多正直之路，杜绝群多的邪曲，奖赏端正方直之士，振作委靡的风气，使天下明白知道皇上的意向所在。这样在观感影响之下，谁不会精诚洁白、一心一意来承受美德呢？在位者正直的风气，应当不会愧对《羔羊》所称的风范。臣这番狂妄浅陋的话冒犯天威，愿陛下宽赦臣的愚昧，谨请裁决。

译论始终如一劄子。臣听说，人主有善始的意向，本来是天下深深喜悦的，也是天下深深期望的。飞龙升在天上，万物都能看见；君主的意旨通过神情传达，六服震动；诏令传布，号令发布，万里之内都奔走响应。如果意向稍有偏差，举措不够审慎，那么治乱的契机，实际上就从这里开始。如今讲习学问来增进德行，求取贤才来辅助治理，开通言路来使下情通达，这些都是帝王盛德的事情，而且都在登临政位、希望治理的初期施行；这种初衷的善美，本来足以震动视听，天下怎么能不感到喜悦呢？然而这种意向容易增长，也容易消退；容易勤勉，也容易懈怠。必须坚定地守住它，用力实行它，才能日积月累，达到光明盛大的治理功效。对言论能够听取，对劝谏能够接受，使施行的实际效果充分实现；求取贤才必定任用，任用之后必定信任，使贤能之人不再有不能竭尽才能的叹息，这难道不是天下深深期望的吗？如果能够做到天下所喜悦的事情，又满足天下所期望的事情，那么唐虞三代的盛治，没有难以达到的。恭敬地想，陛下凭借神圣的资质，继承长久宏大的基业，体察元德、居守正道，振作精神思考治理；认为见闻广博才能建立事业，就专心于经术，增加设置讲官；认为帝王的德行没有比采纳谏言更大的，就下达诏书求取直言，命令群臣上封事；认为国家根基的建立只在于得到贤才，就向内外发布诏告，让各地分别荐举有才有识的人。所有这些措施，无不是治国之道的重大端绪，所以善始的意向，本来已经不用再说了。然而臣恳切的忠心，尤其希望陛下坚定守持而不要改变。从前的人主，固然有留心于治理国事的，但黄老养性之说，有时想要阻挠他们的勤勉，不希望人主读书，又想借机推行自己的学说；稍不加以察辨，亲近便佞之人的时候就多，亲近儒生的时候就少，好学的勤奋便不能像开始那样了。也有锐意求取谏言的，但逆耳的劝谏难以接受，顺从迎合的言论容易听从；一旦偏听，切直的言论就被说成沽名，忠直的人就被怀疑为讥讽君上，喜爱听谏的心也一定不能像开始那样了。也有急切求取贤才的，但君子耿直而容易被疏远，小人柔顺而容易亲近；亲近小人便看不见他的错误，疏远君子便看不见他的长处，所以多年信任的人，有时一朝便被怀疑抛弃，于是喜爱贤才的心又有开始而没有终结。凡是这些，都是后世君主共同的弊病；如果不是天德清明、纯一不已，就没有不走上这条旧路的。陛下退朝之余仍然勤于阅读，切直的劝谏，优厚加以褒奖擢用；收召有德望的老臣，表彰清廉的官员。这些都是真实心意和实际德行的显现，本来不是勉强做出来的；但臣还要以坚定守持来劝说，难道是过分忧虑吗？因为只有自强不息，才可以符合乾德贯穿始终的伟大品德；只有专一，才可以达到日日更新的盛美。否则就会因浮泛的言论而动摇，因奸邪佞人的影响而改变，这颗心转移只在一息之间，而治道的形势和国家的安危都系于此。大臣们不再援引古代事例，请允许臣近取本朝的事情来说明。从前元祐初年，选择明达的儒者在经筵劝讲，广开言路，增加设置谏官，从闲散之地擢用旧德之臣，设置十科来荐举贤才，一时之间政治光明显著地焕然更新，看起来似乎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当时的大臣仍有隐忧。刘挚说：‘已经施行的命令要持守遵循而不改变，这样治道才能成功。’王岩叟说：‘只应当每天笃实地守住这颗心，不可以稍微改变最初的意向，以至于一天比一天谨慎，天下的事情就不足以忧虑。’程颐说到最后仍念及开始，不可不勉励；傅尧俞也这样说，无非希望坚定守持而不改变，以成就初政的美善。哲宗采纳并信任他们的话，所以元祐之治的盛美超过古今。后来这种议论一动摇，有人凭绍述之说进言，有人凭调停之说进言，那么事情的情形就不再是从前那样了。既然如此，今天进言的人，难道可以不把这作为警戒吗？不过，人主的一颗心，攻击它的人很多，稍一懈怠而接受其中一种，便会陷溺其中而自己察觉不到。太宗皇帝曾说：‘人主应当淡泊而无欲，使嗜好不显露在外，那么奸邪佞人就没有办法进入。’这就是先端正自己的心意。心一旦端正，私欲就不足以扰乱本真，外物也不足以改变所守；用这样的心讲学，就能专一而精深；用这样的心听取言论，就能公正而明察；用这样的心任用贤才、役使能人，就没有处置不恰当的地方。《尚书》说：‘以先王成法作为鉴戒，就能长久没有过失。’希望陛下留意，谨请裁决。

译论量才授官劄子。臣听说，衡量才能而授予官职，这是古代任用人才的方法。人的才能不可能样样完备，有的人专长在道德，有的人擅长才干。善于治理百姓的人，谋略未必长；精于心计的人，法律未必熟悉。比较短处、衡量长处，只让器能适合职位，那么事情没有办不成的。分任职务、接受任命，如果违背了适宜的原则，就不会有成效。所以有虞氏时代，能够施行教化的，让他担任司徒；能够掌管礼仪的，让他担任秩宗；明白五刑的，任命他作士；能够协调八音的，任命他掌管乐官。各人专擅一种才能，各自守住一个职务，从没有交替迁调、互相混用。因此百官都能各得其时，众多功业凝聚成功，太平和谐的政治也由此达到。为什么后世任用人才，不问德行是否适宜、才能是否相称？既让他治理军队，又让他管理财政；刚让他管理财政，又让他掌管刑狱。礼乐的职任，交给这样那样的人；工艺技术的事务，也交给这样那样的人。凭一个人的身体，却要求他承担百官所做的事情，当然使这个人难以胜任。要求人去做他难以做到的事，能够做到的人就少，于是大家相继不肯做。所以掌管礼仪的人即使不懂礼，也不以为惭愧；掌管刑狱的人即使不熟悉法律，也不认为心中不安。大概各部门、各府署都是这样。我凭什么知道呢？本来有才能与职位相称，能够充分发挥长处的人，到了升迁擢用时，有时又把他调到别的职务。所任职务的事情，如果不是他平素所熟悉的，就不得不委托给属吏；于是属吏能够包藏奸弊，而事情的本末源流、弊病根柢深重，往往有来不及察知的。弊端流传到这种地步，所以任官的人都不考虑自己才能的长短、德行的大小，早晨想做这个，晚上又想做那个，没有安心守职的心。那么替官职选择人员，难道可以不设法安排吗？从前司马光多次在祖宗朝廷进言，希望广泛选拔在位之士，让德行高尚的人掌管教化，懂政治方法的人担任州郡长官，勇敢有谋略的人担任将帅，明白法律的人掌管刑罚，明白礼仪的人掌管礼仪；这正是量才授官的意思，是今天应当讲明的。有人又说：‘即使衡量他的才能，也应当让他长期任职；善于担任本职的人，增加秩禄、加以赏赐，却不要调换他的官职。如果频繁迁调更换，就会心怀去留，办事又会苟且。’这固然有道理，但希望进身本来是常情，往往不能避免。假如多年不升迁，就会有‘十年不调’的叹息、‘从事独贤’的感慨，懒惰的心一定会产生，荒废事务的弊病仍旧存在。这样看来，长期任职的主张，固然不容易立即实行。如今防止弊端的办法，只是精通财政计算的人一定让他管理财政，等到他升迁时，再用精通财政计算的人来接替；长于铨选综合的人一定让他掌管铨选，等到他升迁时，再用长于铨选综合的人来接替。至于掌管礼仪、掌管军队，也无不如此。虽然不能让同一个人长期任职，但前后相继的人都是发挥其才能所长的，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什么职务不相称呢？今天任用人才，考取金科的人多安排在刑法官职，经历过边疆事务的人通常交付边地的职责，这固然是根据才能授予职任的美好用意。尤其希望陛下明白诏告大臣，更加推广这一用意，在百司庶府之间精心选拔，无不各随其才能而不强迫他们做所不能做的事，那么人人都能竭尽所长。再依照名分考核实际，考察政绩的好坏来升降他们，那么各官就不会空缺，庶几可以与前古相媲美。谨请裁决。论荐举劄子。臣听说，荐举而不限制人数，这是朝廷的美意；荐举有时失去真实，这是士大夫的私心。因为士大夫的私心而破坏朝廷的美意，难道可以不思考应当怎样处理吗？臣请先探究弊端，然后冒昧陈述改革的方法。一郡的官吏由太守考察，一路的官吏由各司考察。任满一期，就有关于升迁的荐举；超过三考，就有京削的荐举。每年有固定员额，截然确定，本来不担心泛滥。至于政绩，则听任他们荐举上报，起初没有固定人数，难道是故意放纵猥滥而没有限制吗？大概是因为成效显著的人，本来就不容易得到。如果按照每年荐举的名额限制，假如没有这样的人，必定只好勉强以平庸之流充数，其中谨慎郑重的用意，是可以看出来的。因此荐举文书上报，全部依从请求，有的给予升擢，有的命令审察，有的交付中书登记，使贤者知道有所劝勉，不贤者也知道自我勉励；已经进用的以此为荣耀，尚未进用的也有所羡慕。得到人才的功效，大多由此而来，难道不是朝廷的美意吗？无奈人情贪图荣耀，争着求速成，不顾职务办理得好不好，只想让自己的奏章被荐举，钻头探脑、肘部相碰，到了不得不停止的时候。把公道自任的人，区别表彰善恶，固然不肯曲意迎合请求；而乐于周旋应付的人，看见荐举既没有固定人数，凡是来求荐举的必定给予。等到严重时，一份奏章所荐举的，或有五六人，或有十多人，载入邸报，几乎没有空闲的一天。合计一年，不知有多少；不是亲戚故旧的请托，就是权势显要的嘱托；不是关升荐举所未涉及的，就是京削荐举所未遍及的。赞誉超过实际，把铅刀当作锋利的刀来举荐；不是同类，却把薰草和臭草放在同一个器皿中。这难道不是士大夫的私心吗？正因为出于私心，所以贤能与不肖混杂，真与伪搀杂；荐举文书中所表现的内容不能全部相信，不免被看作具文而一概不再任用。唉！没有想到求取人才的美意，竟被士大夫的私心破坏了。不过，改变这种情况并使之通达，难道没有办法吗？第一，确定荐举的名额；第二，严格保任的法令。从前皇祐初年，下诏荐举县令，在张易于将要代任之际，一起荐举了十六人，皇上对辅臣说：‘所荐举的人太多了，难道没有请托？可以命令裁定。’这就是确定荐举名额。冯拯请求，四品以上的官员要具表荐举人才；如果政绩显著，应当特别酬赏；如果不如所荐举的人，就依法加罪。这就是严格保任法令。名额既然确定，就不容许妄加荐举来迎合泛泛应付的私心；法令既然严格，谁还敢失实荐举而招致错误荐举的处罚？这样做，公论就会大为彰明，群贤一同进用，能够按照各人的才器来使用；百官都能各尽职守，众多功业都能兴盛，这些大概没有难以达到的。还应当考察另一件事。从前欧阳修说：‘善人和恶人，各自按照同类荐举；廉洁谨慎的人荐举清廉干练者，贪赃污秽的人荐举贪婪浑浊者，徇私的人荐举善于请求托请者。’假如担负荐举责任的人本身不是合适的人，又怎么能没有妄加荐举呢？太宗皇帝亲自阅看官员簿册，常说：‘不选择荐举者，怎么能够得到人才？’这是清理源头、端正根本的论断，真是万世的借鉴。希望陛下与大臣赶快谋划此事，臣内心恳切不胜，谨请裁决。

译论用人劄子。从前司马光进言说，设置官职、分掌职务，是为了等待贤能之人。大的方面，是道德、器度、见识，用来辅助调和教化；其次，是明察、仁惠、和厚，用来安抚州县；再次，是方略、勇敢、果断，用来抵御外来侮辱；小的方面，是刑狱、钱谷，用来供给役使。怎么可以专门选取有文艺才能的人，就想治理万事呢？既然如此，四方的人，即使在文艺方面有所短处，但他们的长处有益于公家的使用，怎么可以一概抛弃斥退，使他们终身不能做官呢？他又说：人人各有所长，有的人道德优越而才能不足，有的人长于此而短于彼。即使皋陶、后稷、契，也还各自专守一种才能，何况中等才能的人，怎么可以要求样样完备？所以孔门按照四科来取士。如果专门援引亲知，就有挟带私情之嫌，难以使众人心服；如果只遵循资历次序，那么官职不是合适的人担任，怎么能够达到治理？请求朝廷设置十科来荐举士人。臣听说，天下本来有各种不同的人才，君主不应当执着于一种看法。人才存在于天下，仿佛人的十根手指，长短大小虽然看似不整齐，却都适合使用。兼收并蓄，等待任用而不遗漏，那么人人都有机会表现自己，天下就没有不能办成的事。如果任用一种而废弃另一种，就会互相倾轧，必然产生分朋结党的弊病。从前皋陶说，广泛接纳、普遍施行，九种德行都能任事，那么俊杰贤能之士就会在官位上，可以调和五时而使众多功业凝成。为什么后世的君主不能这样做呢？文帝喜好清静，豪杰之士就难以投合；武帝任用才智，具有道德的人才就被遗漏；宣帝崇尚刑名，儒学之士就不被任用。都是由于所崇尚的方面有所偏颇，所以天下的人才不能全部得到使用。总之，君主应当有如上天一样的气量，栽培或倾覆、生育或成长，都顺着各自禀赋的自然，而不把私心放在其中。如果好恶的私情先在心中造成牵累，那么人才的高下就一定不能按适宜的方式使用；急于求进的人也一定会迎合、结党而排斥异己，都想求得胜利。不但不足以成就事情，清流浊流的祸患也确实由此奠基。司马光论任用人才，希望把有道德器识、明达勇果、掌管刑狱钱谷的人并用；长于此而短于彼的人，不可要求样样齐备。这就是使用人才的关键方法。唉！人才各不相同，彼此见解有异，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脚一踏入军门，就把文士看作仇敌；头一戴上儒冠，就轻视武官如同草芥。表现得挺拔特立，便把沉静持重说成苟且取容；处理事情详细审慎，便把刚正直率说成沽名钓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长于吏治才干的人，就把通晓经术的人看作迂腐儒生；专长于学问的人，就把通晓官府事务的人看作庸俗官吏。年轻俊秀的人，就把老成之士看作迟钝；迟缓宽厚的人，就把严明的人看作苛刻。各自划分党类，彼此判然不能相容。君主任用人才，只求他们能够分辨并办理我的事务、成就我的治理而已，怎么可以偏执一端而废弃另一端呢？陛下建立皇极，没有党派、没有偏私；有德高望重的人就召用，文学之士就任用，熟悉吏事的人就授以职任。有的人长于将帅谋略，有的人精通财政计算，有的人以循良著称，有的人以正直敢言闻名，无不擢用，本来没有一丝一毫好恶的私心。然而求贤的诏令屡次下达，荐举的文书纷纷而来，人心多有私意，很少能够以真实情况回应。清静退处、不争名利的人没有途径自我显达，孤寒少有援助的人不免被遗漏。臣愿陛下开放众多正直之路，使四方见闻都能通达；让负责荐举的人都参考公论，荐举的人才确实适合其官职，就赐给进贤的赏；所荐不是合适的人，就加以错误荐举的处罚。这样，真正有才有能的人都能为我所用，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建立？中兴的功业可以指日而待了。希望陛下与大臣赶快谋划此事。论久任劄子。臣认为，让官员长期任职并责求他取得成功，这是任用人才的好办法。人才各有所长，根据他的长处任用他，再给他一定的岁月，就可以使他的才能自然显现。如果频繁迁调、更换职位，人就没有坚定的志向，事情也多会苟且办理。何况在交接更代之际，双方意向有时不同，施行的措施难免相反。刚到任处理事务，弊病不能全部知道，属吏必定产生欺骗虚诞，内外治理不能全部办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如今朝廷内部的百司庶府，不问人才是否胜任，只把职位当作资历；管理财政没有多久，便又改任掌管礼仪；明察刑法没有多久，又让他掌管教化。一个人的身上，没有什么官职不能做；长久不升迁，就产生怀才不遇的叹息。这样一来，百事怎么能够办成，只会看见年年月月因循过去。外部的司、监、太守，有的一年两次迁调，有的刚到任就又更换；迎新送旧，交错在道路上。百姓知道官吏任职不久，就不服从他的命令政令；官吏知道离任不会遥远，也不尽心尽力。因此民间疾苦不能复苏，吏治不能振兴，其中弊病多得说不尽。何况边疆的职责，尤其不能不让人长期任职；即使以三年为期限，然而近来调动更换，几乎没有一个月空闲。即使有熟悉兵略、留心边防的人，功效尚未完成就已经离去，士卒怎么能够熟练，防守又怎么能够坚固？如今正是事务繁多的时期，将要兴起治理的功业，难道可以不把长期任职放在首位吗？朝廷内部，就衡量才能授予官职；长于财政计算的人，所迁任的都应是管理财政的职位；明白法理的人，所擢升的都应是法理方面的职任，至于其他官职也都这样。能够称职，就优厚地加以表彰擢升，使他知道受到劝勉，不必急于更换来强迫他做所不能做的事。在外任职的人，根据他有声望风采，就让他持节；根据他有政事才能，就交给他主管郡务，希望各人都能竭尽才能来谋求功效。政绩最优上报，就升秩升职以表示区别；等到任职已经很久，就破格擢授职务，以酬报多年劳绩。有功劳而被知遇，谁会不高兴奋勉来符合君上的意旨呢？唉，这不是难以改变的事情，关键只在于坚定守持而不改变。不过，任用人固然不能不让他长期任职，选择人更不能不精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衰老的人必然导致职务荒废，疏忽谬误的人必然导致误事，贪婪污浊、苛刻酷烈的人必然造成无穷的祸害。必须在任用之初详细考察，然后才可以在任用之后让他长期任职。这又是澄清源头、端正根本的论断，希望陛下与大臣赶快谋划。

译论法例劄子。臣听说，有法律的弊病，也有成例的弊病。法律的弊病容易看见，成例的弊病难以革除。舍弃法律而采用成例，是今天的大患。把它著录为律，疏理为令，编次成书，各有条目，本来界限分明而不可轻易改变。即使有旁照、通用的条文，舞文弄法的人固然仍免不了在其中把罪责轻重上下出入。然而如果有关部门精明而详细考察，熟悉而深入研究，他们的奸诈就不能逃脱。这难道不是法律的弊病容易看见吗？至于成例，有的出于一时的特别恩典，有的出于一时的权宜。有的因徇私亲故而创立这种成例，有的因迫于权势显要而创立这种成例。拿它同法律衡量，大相抵触，而后来的人不断援引。案牍掌握在胥吏手中，有关部门无法知道；拿已经实行的成例来执持，有关部门也无法拒绝。这难道不是成例的弊病难以革除吗？今天的弊病，在百司庶府，凡是施行的事情，固然并非没有一定的法律，却不免沿袭积习的弊病，舍弃法律而采用成例。不是不知道这违背了法律，只是拿着法律不实行，担心会触犯人情；不是不知道冒滥越来越严重，只是压下不批准，担心会招来众怨。于是使胥吏得以掌握权柄、包藏私心；厚重的贿赂用来买通他们，他们就说有成例可以实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请求尚未到来时，他们就隐藏这个成例而不采用。长官知道这种情况却不能禁止，天下人交相以此为忧病却不敢说。过去富弼说：‘近年纲纪非常紊乱，随着事情改变便形成成例，以至于民力耗尽、国用匮乏。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法制没有树立，而习惯于采用成例，彼此牵连才到了这种地步。’这样看来，采用成例的人，难道不是败坏法律最严重的人吗？今天的弊病，也已经到了极点。一概禁止而只使用法律，固然是防止根本、堵塞源头的论断；但积习已经长久，突然全部革除，恐怕事情和形势会有抵触而难以施行。如果听任成例繁冗泛滥而不加救止，就会相互因袭，最终必然荡然无法。过去韩琦每件事都采用成例，属吏掌握成例，把金钱多少作为取舍标准。韩琦亲眼看见其中弊病，取用可以实行的，删去繁冗错误的，因此属吏没有地方容纳奸私，事情也因此按照职分办成。如今不如明白诏告有关部门，搜求前后已经采用的成例，共同参考斟酌，可以实行的保留下来，不可以实行的删去，使轻重合乎法律本意，彼此不相违背，编成一部成书，收藏在有关部门。凡有陈请请求，就依据这部书施行。若是书中没有记载的，都压下不予批准，这样或许权力就不在属吏手中，而奔竞妄求的人也没有地方施展巧诈了。这也是因时制宜的一种防范。希望陛下与大臣仔细商议后实行，谨请裁决。破朋党劄子。孝宗皇帝曾说：‘朋党并不难以除去，只要贤能的人进用，只让不肖的人退黜，不问其他事情，那么关于朋党的议论自然会消失。汉、唐末世，朋党都延续数十年不能解除，以至于造成祸乱；这种祸患在于君主听取采纳不明。如果能够公正地判定是非，只遵从道理，哪里还会有朋党呢？’当时大臣因此奏说：‘任用人只论贤能，否则自然没有朋党。像唐朝牛党、李党，评论者说李德裕一党多是君子，李宗闵一党多是小人。然而李德裕一党难道没有白敏中那样倾险的人？李宗闵一党难道没有周墀那样正直的人？只是在两党之中任用贤能者，黜退不肖者，那么他们的党自然会瓦解。’臣听说，朋党的祸患由来已久，所忧虑的不是是非难以知道，而是考察不够审慎。自古以来，想要空耗国家、把君子全部排除的人，必定提出朋党的说法；想要孤立君主的势力、蒙蔽君主聪明的人，也提出朋党的说法。这种说法一旦传入，就不分可否、不辨真假，一概加以排斥，于是达到朋党彼此结仇、祸端不断的地步。如果能够秉持公心而没有自我私见，静观暗察，不问他们有没有党与，只论这个人的贤能与否，使他们奉公守正、志同心和，即使互相称誉，难道就算结党营私吗？既然信任他、任用他，又何必嫌疑他结党呢？如果他们同恶相济、假公济私、文饰奸邪之言、排斥善类，就应当斥责并断绝与他们的关系，以打破他们结党的基础。这样善恶就能清楚区分，似是而非的情形也不能迷惑人心，应当使众多贤能之士和睦共处于朝廷，而小人无处藏身，又何必担忧朋党呢？无奈世上的君主有时见解偏颇，提拔一个人，便以为与他同类的人也都贤能，于是一并收用而不察辨真假；罢退一个人，便怀疑他的同党全是朋党，全部斥逐而不辨是非。何况进退取舍之间，有时出于一时的好恶，未必合乎天下至公之理，怎么可以把同类的人一并升用或贬黜呢？即使是君子的朋党，其中难道没有以仇为亲、以伪为真、巧于依附的人吗？怎能一概认为贤能而信任、任用他们呢？即使是被小人引荐的人，其中难道没有和而不同、耿介自守的人吗？怎能怀疑他们不贤而全部屏弃呢？所以，孝宗的圣训所说“如果能够公正地判断是非，只遵从事理，哪里会有朋党”，实在是万世的借鉴。我又听说高宗皇帝曾说：“朝廷用人，只应论其有才还是无才。进言的人喜欢把士大夫归罪于朋党，这其实是朝廷使他们成为朋党，并不是奖掖贤才、淳厚风俗的办法。” 那么，身居君位的人，只应当任用贤能而不三心二意，去除邪佞而不犹疑，以至公之心处事，彻底打破朋党之说。这样君子的正道就会增长，小人的邪道就会消退，国家便可以长久处于安泰而不陷于否塞。愿陛下留意。请陛下裁决。谨此呈上命令札子。

译欧阳修说：“如今发布政令之初，不加以详细审慎的考虑，实行不久，随即又更改，凭借不可信的话来施行难以遵从的命令。所以每逢有处置事情，州县知道朝廷还没有定论，官吏有时互相说：‘暂且不要实行，不久一定会改。’有时说：‘准备一些礼仪送下去，大略只是应付、照办那些应当破除的指挥，公文纵横交错，上下都无法遵守。’刘安世说：‘命令更改，远的不过三年，近的有时只一个月，严重的早晨发布、晚上就改，使百姓疑惑。希望今后发布命令，必定让大臣共同谋议，由门下省审查复核。我听说，言语多变就不会取信，命令频繁更改就难以遵从。这是前人的格言。君主，是发布命令的人；臣下，是执行君主命令并把它传达给百姓的人。君臣必须共同讲明道理，以求得正确的方案。如果顺应人心，合乎事理，然后再公布天下。这样，它的信用就像四时运行一样不变，它的执行就像汗流出后不能收回一样坚定。如此一来，规划一定，上下互相信任，没有一项政事不能成功，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办成，治理的成效就可以很快实现。如果思考不精密，讨论不详尽，听到就实行，既不察看是否妥当，有人一提出意见，便又随之中止，前后互相矛盾，使人不知遵从什么，公文即使繁多，也只是徒然挂在墙上。’ 欧阳修说：“发布命令不加详细审慎的考虑，随即又更改，上下都无法遵守。”刘安世说：“早晨发布、晚上更改，使百姓疑惑。希望发布命令，必定让大臣共同谋议，由门下省审查复核。”他们的意思正是针对这种情形。如今陛下日夜勤劳，并非不勤奋；施行的政令也并非不多，然而岁月悠悠，却看不到成效，难道是积累的弊病难以骤然革除、治理的功业难以突然完成吗？还是因为屡次更改而没有一定的规制呢？实行履亩法，恐怕扰民，于是又下令退还；混试恐怕造成人才类别繁杂，于是又把它分列于各路。虽然这些变更没有一定，但仍不失为厚待百姓、建立根本，因时制宜。至于被贬谪的人，本应逐渐调动，却突然恢复原来的官秩；不应任用为亲民官的人，尚未遇到赦免，却突然给他注授官职；有边功的人，既让他从军，又让他参加铨选；在任官员，本应让他任满本秩，却随即改授其他职务；秤提法屡次更改，盐钞法也屡次变动，终于使人心惶惑，即使有命令也不肯遵从。幸进之门一旦打开，攀援请托便没有止境；想要转变这种情势，也并不困难。只是应当在最初发布命令时格外谨慎，不要等已经实行之后才轻易改变。贤能的人果真可以任用，就任用他而不要三心二意；邪佞的人如果应当罢去，就罢去而不要犹疑。应当兴办的有利之事，就不要因浮泛的言论而动摇；应当革除的弊病，就不要因群体议论而改变。这样，政令必定有人奉行，事业功效必定能够建立，治理内部、抵御外部，大概将无不如意。人心不难取得信任，国势不难安定，关键只在公正和果断。公正，内心就没有私意；君主无论任用还是舍弃，都参考舆论，必不至于因一个人的赞誉便召用、因一个人的毁谤便弃置。果断，就不被群议迷惑；无论罢止还是实行，都合乎事理，怎么会轻率地尝试，又因稍有不如意便立即沮丧呢？身居君位的人，如果能以至公之心守持，以独断之意实行，那么发号施令就没有不善的。人们不能从中找到可以容纳异议的空隙，又还有什么需要更改的呢？这又是把握根本、追究源头的办法，愿陛下与大臣赶快谋划，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钦定《四库全书》。《东涧集》卷八　宋许应龙撰　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