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涧集卷八　　　　　　宋　许应龙　撰劄子

译论赏罚札子。臣听说，赏罚是军队和国家的纲纪。有功而不赏，有罪而不罚，即使尧、舜也不能使天下归化，何况世道变迁已久，人心渐渐不如古人，法令一出奸邪就产生，命令一行欺诈就兴起。如果没有赏罚来振作、肃清局面，那么行善的人凭什么受到鼓励，作恶的人凭什么受到惩罚？所以圣明的君主，必定把赏罚看作重要事务，不敢有一丝一毫轻重失当的私心。善行应当奖赏，即使地位卑微也一定记录，使行善者无不受到奖赏；恶行应当惩罚，即使身份尊贵也不宽赦，使作恶者无不受到惩罚。这样，什么禁令不能止住，什么法令不能施行？如果执行不坚决，应得的赏赐有人吝惜不给，不应得的赏赐却有人侥幸求取而滥加授予；应当治罪的人有人活动求免，不应治罪的人反而被牵连一并处罚。奖善惩恶的标准不明，善恶没有区别，所以即使有所作为也无人响应，即使率领也无人服从，因循苟且，最终只能衰败萎靡。唉！齐威王烹杀阿大夫而封赏即墨大夫，能够审察左右对人的毁誉，使群臣不敢粉饰，齐国因而大治。何况尊为天子，居有能够造成这一局面的地位，具备能够造成这一局面的资质，如果在刑罚和赏赐之间果断而必定实行，那么人心振作起来，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呢？从前我朝艺祖宋太祖开始创立宏大的基业，虽然以仁厚作为立国根本，但信实地赏赐、坚决地惩罚，令人凛然不敢侵犯。清廉谨慎、可以任用的人，便提拔为宣徽使；贪污不法的人，直接施以最重的刑罚。守边有功，便厚加赏赐；出班妄自申诉，便全部诛杀。恩德和威严一同施用，使天下人既敬畏又仰慕，所以纲纪为之振作严肃，国势达到尊崇安定。祖宗已经昭然垂示的成法，真是万世的龟鉴。恭敬地想，陛下仰承继受祖宗宏大的基业，谨慎遵守祖训，振作精神谋求治理，日夜勤劳而忘却疲倦。为官职选择人才，是想借此宣示圣意、凝聚民心；选拔将领、训练士兵，是想借此壮大皇威、消除外患。然而如今的官吏，果真能尽心体恤百姓吗？如今的将士，果真能效命以决胜吗？臣私下观察州县之间，循良的官员固然不少，但横征暴敛、施行严酷刑法的人，也不免成为百姓的祸害。中外军队中，勇猛善战的人固然可以任用，但遇到敌人便迟疑不前，稍受挫折就仓皇先逃的人，也不免被敌人轻视。弊病如此，难道是倡导率领没有办法吗？还是法令不明确吗？然而，举荐廉吏的诏令接连颁布；惩罚贪墨的事例，也屡次见于奏疏。又严禁私自役使百姓，告诫不得徇私升调。像这些事情，天天加以申明训诫，但玩忽惯习的人仍然如故，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只是有善心不足以治理国家，只有法令也不能自行实行。推究弊病的根源，无非在于赏罚之间。难道还有没有做到赏罚必信必行的地方吗？节俭正直的人，应当奖赏以鼓励善行；但他们孤单贫寒、没有援引，又有谁替他们推荐？贪婪冒进、苛刻残暴的人，应当惩罚以警戒恶行；但稍有牵制，便没有人敢揭发。恩赏本有成法，却有人攀附先例而放任执行；降职黜退还不到一年，便已经活动求进。冲锋陷阵的人有时被隐瞒功劳而不予申报，冒充名籍的人反而侥幸冒领赏赐。克扣百姓虽有禁令，却何曾真正施行？逃跑溃败本应治罪，却随即又招集回来。所以人心轻慢，即使有命令也不服从；这就是吏治未能振作、军政未能兴举的原因。要扭转改变这种情势，其实很容易，只须在奖赏和惩罚之间着力用心罢了。不因亲疏贵贱而改变轻重，才可以施行赏罚；不忽略大事而只在小事上纤细苛求，才可以施行赏罚；不能有功劳相同而赏赐不同、罪过相等而惩罚有别，才可以施行赏罚。执行这样的政令，要像金石一样坚固；推行这样的命令，要像四时运行一样有常。这样用来驾驭臣下，就能使贪婪变为廉洁；用来统率军队，就能使怯懦变为勇敢。成效显著，只在一声指挥的片刻之间罢了。然而，按察郡县，责任在监司；激励将士，责任在主帅。监司如果贤能，就不会对刚强者和柔弱者有所偏袒，也不会因权势显贵而改变；贪婪暴虐的人必定被刺举，循良有功的人必定被举荐。听到风声便知道畏惧，应当会有解下印绶离职而去的人了。主帅如果公正，纪律必定严明，选拔检阅必定精细；服从命令的人奖赏，犯法的人诛罚。这样他们就会畏惧威严、感念恩德，即使赴汤蹈火也不躲避。至于监司、主帅，又不可没有激励劝勉的办法。如果贤能与否不加区分，任凭他们旷职懈怠，那么萎靡的人可以借口宽厚而得到托庇，振作有为的人反而几乎被视为生事；宽容赦免者自然可以逃避责任，廉明按察者有时反而会招来祸患。这样人心疑惧，谁肯把国事放在心上呢？臣希望陛下明察四方、广听意见，详细考核、反复察验，能够胜任职务的人没有不升迁的，不能胜任的人没有不贬黜的，那么谁不激昂奋发、努力振作，求得显露自己的才能呢？选拔人才、整顿吏治，号令精明，应当会有像范滂、郭子仪那样的人出现了。这也是掌握纲领的要术，愿陛下与大臣赶快谋划。

译论讲读札子。高宗在处理万机之余留心六经，遍阅诸子百家的著作，下至近世臣子的文章，也没有不看的。等到在经筵听讲时，他说：“有帝王的学问，有士大夫的学问。朕在宫中，虽然没有一天荒废学习，但只是推求前代适合今天的治国之道，准备施行罢了，并不是摘取章句来写文章。”吕公著谈论讲学，也说：“天子的学问与普通百姓不同，必须想求得建立政权、办理政事的要领，讲求爱护人民、使万物获利的方法，并不只是从事分章析句的学问。”臣听说，学习作为帝王的事业，已经很久了。古代先圣先贤之所以急切勤勉，难道是从事口耳之间的末节吗？一定是想把它见诸施行，作为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道路。如果讲诵虽详细，却不探究大节；记诵虽广博，却没有明白最高的道理，那只不过是分章析句的学问，对国家有什么补益呢？况且经书是用来承载道的，而道是治理国家的原则。读《典》《谟》，就应当知道帝王的法则；读《雅》《颂》，就应当知道王政的兴废；读《礼》《乐》，就应当知道如何使上位者安定、使百姓得到治理，移风易俗；读《易》《春秋》，就应当知道进用君子、斥退小人，亲近华夏而排斥蛮夷。至于读诸史，又应当知道成败得失可以作为借鉴。这样，处理常规政事就一定知道适宜的方法，遇到变故就一定知道权宜之策，天下虽大，也可以运筹于掌握之中。这就是帝王的学问，是身居君位的人应当特别留意的。何况如今外有边境尚未安宁，内有民力尚未恢复，如果不参考古训，斟酌而施行，凭什么兴办事业、建立功业呢？臣希望陛下在讲读时，举出纲领、撮取要点，选择与今日切实相关的内容，审慎思考、明辨是非，那么事物来到面前就能说出它的名称和性质，事情发生就能应对。修明文德，就可以招来远方的人；进用英俊人才，就可以增强本朝；明白思考祸患、预先防备的戒训，就可以安定边境；审察理财、端正言辞的道理，就可以充足国用。这就是高宗所谓“推求前代适合今天的治道而施行”，也是吕公著所谓“天子的学问与普通百姓不同，必须求得办理政事的要领”的意思。否则，知识虽然博杂却缺少要旨，只从事空洞的言语，实行起来困难，终究没有成效。从前太祖读书，读到四凶的罪不过流放而叹息后世刑网严密；仁宗读《无逸》，说享有国运的君主应当戒除安逸享乐；哲宗谈论以三德治理，说这是为政的大根本，得到它就能治理，失去它就会混乱，君主片刻也不能离开这个道理。这些都是祖宗治学的重大要旨，而治理的功业显赫，实在以此为基础。应当遵循已经成就的法则，永远不要有过失。愿陛下留意。

译论将帅札子。臣听说，天下的事情因彼此同心而成功，因彼此离异而失败。何况军队取胜在于和睦，而不在于人数众多。作为将帅，如果不能竭尽力量、同心协力，反而互相倾轧，那么形势就会彼此扞格，功业从哪里能够成就呢？然而功劳相同便互相嫉妒，即使贤如廉颇也不能避免，何况比他更差的人呢？只有忠于保卫君上的人，才能把国家的急务放在前面，把个人仇怨放在后面；像蔺相如那样用心，大家共同谋划、汇合智慧，又哪里值得忧虑强敌呢？无奈人心多有私意，只想争胜，贤能的人嫉妒他，有才能的人也嫉恨他。需要援助时畏缩不前，取得胜利时便争夺功劳，甚至颠倒是非，千方百计地进谗毁谤，只怕他成功，却庆幸他失败。既没有同舟共济的心意，终于导致势单力弱，无法抵挡强敌，战败的祸患大多由此而来。汉武帝时，军队多次大规模出征。元朔元年，卫青率三万骑兵取得功劳；元狩四年，卫青率五万骑兵却没有功劳。兵力有多有少，而功业却一成一败，难道是前一次勇敢、后一次怯懦吗？大概是元朔之后，各位将校奋力作战，公孙敖跟随大将军俘获敌人，韩说跟随大将军俘获敌人，李蔡、赵不虞、公孙戎奴又跟随大将军俘获敌人。大将军与各位将校如此和协，所以兵力虽然只有三万，也能够取胜。元狩年间，霍去病开始受到宠信，卫青的恩宠开始衰减；军队分头出动，而敢于作战的士卒都归属霍去病，卫青因此心中不平。李广希望先与匈奴交战，而卫青想从东道出兵；李广坚决推辞，卫青却坚持派遣他。李广因防守延误期限而失败，卫青也因没有遇到敌人而没有获得封爵。由此可知，将帅不和，兵力即使有五万，也不能成就功业。由此看来，军队取胜在于和睦，不在于人数，确实是最恰当的论断。从前真宗因为李继隆、石保吉互相推让，深深赞许并多次感叹，说将士能够这样协和、共同谋求功业，军旅之事，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高宗因刘光世、韩世忠之间有小嫌隙，反复告诫他们，要以气节义理相互约定，把国家的急务放在前面，不要计较个人仇怨。如今朕替你们调解，你们于是都感动落泪，最终能够协力完成绍复的功业。如今边境尚未安宁，正要依靠将帅同心合谋，在缓急关头应当想到唇亡齿寒，赶快互相救援，希望首部受到攻击而尾部能够响应，这样就容易成功。倘若把祖宗的成训明白告示将帅，他们一定能够仰体圣意，不分彼此，共同谋求恢复的功业。然而推行赏赐没有常规，只看功劳轻重；如果功劳多的人赏赐不厚，那么出力的人就会心怀不满；没有功劳的人不加辨别，却一概加以褒奖提拔，那么效命的人就会心怀不平。心中既不满又不平，必然互相倾轧、彼此嫉妒。即使告诫训饬再多，难道能强使他们和睦吗？必须处置得当，使他们心服。正如裴度所说，他们就会感激奋发，共同谋划，作战必胜，防守必坚，中兴的功业指日可待。愿陛下与大臣赶快谋划。均衡内外札子。从前大中祥符年间，张知白上言：“从前唐代李峤曾说：‘安定百姓的方法，必须选择郡守。’臣私下看到，朝廷重视内任官员而轻视外任官员，每次任命牧守，官员都逃避任命并上诉。近来派任外职，多是被贬降、受牵连的人，风俗不能澄清，都是由此造成的。希望从台阁中精心选拔贤良之士，分别掌管大州，共同成就各种政绩。”淳熙年间，臣僚上言：“臣恭敬地看到，如今的士大夫把州县看作仕途的滞塞之路，把朝廷看作仕进的捷径，这就是内重外轻造成的结果。希望圣慈鉴察这一长期弊病，特意留心考虑，使仕进之路均衡分配。凡郡县官吏，治理政绩和声名事迹纯正真实、不欺骗百姓的，无论关系疏远，都应破格提拔任用，以此鼓励天下，谁会不受劝勉呢？”臣认为重内轻外，正是吏治不能振作的原因。人的感情，有了功劳而被人知晓就高兴；没有才能却被任用办事，就一定有尸位失职的忧患。如今掌持符节、统领一方的人，多不安于外任而羡慕内任。内任则升迁一定快，爵位赏赐也容易提高；外任则即使政绩显著，也未必及时褒奖升迁。因此他们因循苟且，虚度年月，而治理成效很少被听闻。何况任职朝廷的人，有时不合乎舆论，遭到弹劾，往往便把外任作为安置。在王朝任职时，职务清闲、事务简少，尚且不能胜任，却让他分掌一郡或一道的重任，事务繁多如毛，必定无法治理，难道不是百姓的祸患吗？如果从台阁中精心选拔贤良，让他们轮流任职，以表明重视外任的意思；又从监司、郡守中选择有声望和政绩的人，把他们安置到朝廷任职，以表示褒奖。至于被朝廷贬黜的官员，就让他们到真正的馆阁任职，而不要让他们管理百姓事务。那些庸碌之流既然不再被任用，那么有志于功业的人，谁不努力勤勉以求被知遇呢？这样一来，官吏能够称职，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实现这些大概并不困难。裁汰冗官札子。淳化年间，王化基论述冗官的弊病说：“唐尧、虞舜设置官员不过百人，各项政事都能协调；夏、商官员增加一倍，也还能治理。大概官员不必齐备，只要任用得人。如今国家各类官员实在超过常数一倍，损害国家、耗费财物，请斟酌裁撤省并。”庆历年间，欧阳修说：“如今国家凋敝，公私困急，是由于官吏冗滥，请实行澄清裁汰。如果去掉冗官，那么科率就会减少，吏员就会清简，不过一个月，百姓一定会得到恩惠。”臣听说，为官职选择人才，那么官职即使简少也常常像有余；为人选择官职，那么官职即使繁多也常常像不足。设置官职、任用官吏，是为了百姓，难道能让他们无功受禄，反而使百姓受害吗？衡量才干后再授职，那么任职者必定承担职务，才能不足的人也不敢妄想，所以官职不泛滥，财物不耗费；徇私而轻率授予，那么奔走竞争的人一定会侥幸求取，所以官职越多，费用越广。自汉代以来，没有不把官员冗多视为弊病的，都是因为为人选择官职，而不是为官职选择人才。如今的官职，冗滥尤其严重。副职、添差官原来只是大藩才设置，如今有的创设于各郡幕僚之中，优闲而完全没有掌管的职务；如今又有的增加为两员。各部门的属官不断增辟，统领系统的官员与正官一同设置；有些不办理事务的人，也给他们正官的俸禄。

译创设职位、制造空缺的事情很多，是徇顾亲属故旧的私情。至于军功，更加泛滥；没有经历战阵，只以议事为名便推算赏赐，起初毫无寸功，却侥幸冒领官职并获得注授。至于左选入仕，本来有固定格式，不应升等的却妄想升等；依法应当等待郊祀恩典的，求取免除等待；考试铨选不中，便增加年资而注授；京削资格尚有欠缺，便削减员额而改授官秩；自己陈述劳绩，尚未核实，便滥受升迁；牵合弊例，巧于经营，也获得按资历升迁的侥幸门路。既然开启奔走竞争的风气，便会越来越盛；有所求而不答应，恐怕违拂人情；坚持法令而不通融，又必定触犯众怨。贪恋职位、羡慕俸禄，谁没有侥幸取得的心思呢？毁坏法令来制造通融，只会启发无止境的请求。治理政事的人，怎么能使每个人都高兴？以至公决断，以固定法令约束，那么曲折经营求取的人自然会打消念头。何况州县官吏辛劳办事，而俸禄微薄；无用的官员反而安坐享受厚禄，这又是应当察看的。臣恭敬地读到开宝年间诏书说：“吏员冗多，却要求他们治理好，实在困难；俸禄微薄，却责求他们廉洁，没有道理。与其官员冗多而加重费用，不如裁省官员而增加俸禄。” 州县以户口数作为标准，裁减官员人数；在原有俸禄之外，全部给予增加的供给。王者的话多么伟大，正是今天应当取法的。何况如今楮币折价损失已经很严重，按钱计算还不到原俸禄的三分之一，靠什么来养成廉洁呢？闲散部门、冗余机构可以合并的，就合并；添差官、创设的空缺可以裁省的，就裁省；冒滥取得官职的，就澄清裁汰；攀援关系、妄自求取的，就杜绝。一切遵循公法，不徇私情，那么应当得到官职的人不必久等资序，奸巧之人也不敢争夺。是非之心人人都有，那么高兴的人多而不高兴的人少，旧有弊病又有什么难以革除的呢？近来边功一律让人随军，冒领授予的功赏，严行追究；欺诈伪冒而求转官的，缴回文书、不予施行；妄求升等的，压下请求、不予答应。这固然足以明确显示朝廷意向，彻底断绝侥幸。尤其希望坚定地守持、坚决地施行。应当为官职选择人才，而不要为人选择官职，那么各人都能称职，事情没有办不成的。冗滥的弊病既然除去，俸禄供给的费用也可以节省。这正是王化基、欧阳修已经陈述过的，也是祖宗已经实行过的。臣冒昧援引这些作为献言，愿陛下与大臣赶快谋划。二十五日面对面奏对札子。臣听说韩琦的论述说：“天下的事情，只有审察清楚它是否正确，确定下来而不改变，才可以成就事业。”苏轼也说：“先确定规划，然后再办事。治理的方法很多罢了，但独以确定为先，是因为能够确定之后才能应对。”天下如此广大，事务如此繁多，以有限的力量应对无穷的变化，如果所守持的原则不坚定，那么议论互相对立，贤能与不肖混杂进用，政事有的可以因循、有的可以革除，将要怎样处理呢？只有我心中有一定的见解，用它来听取言论，就不合考据的话不听，不经询问的人不任用；用它来任用人才，就任贤而不二心，去邪而不犹疑；用它来发布命令，就坚如金石，守信如四时。三件事既已确定，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呢？恭敬地想，陛下振作精神、革新开始，总揽权力和纲纪，急于听取意见，于是对议论政事恳切直率的人都加以防护、尊崇、奖赏，对上书狂妄悖逆的人也表示宽容；公正地任用人才，于是收召年高德劭者，招致才俊之士，没有一种才能不加以任用，即使只有一点长处也不抛弃；谨慎地发布命令，于是亲自挥洒御笔，屡次颁布有德之音，有时用来告诫警示百官，有时用来奖赏晓谕以激励将士。圣德日益更新，四方受到感化，太平盛世的到来，踮起脚就可以等待了。然而臣区区的愚见，仍想坚持而不改变，难道是故意作出过度的打算吗？臣曾恭敬观察元祐年间的事情，再参照今天的治理，才知道“确定”这一说法，确实是应当优先办理的。如今考察当时，进呈拟议可以施行的言论，审阅奏对的疏章，提拔闲散处所的旧德之士，起用贬谪名籍中的忠诚正直之人，停止水利事业而厚植农桑，罢除青苗法而恢复常平旧制，免除保甲而去掉民兵的扰害，一时的治理超越前代、光耀后世，似乎应当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当时的臣子仍有隐忧。刘挚说：“已经实行的命令，应当坚持遵循，不要改变，这样治理之道才能成就。”王岩叟说：“只应当每天笃定地守持这颗心，不可稍有改变。”他们起初的意思无非是希望政令一定而不改变，把它作为长治久安的计策。哪里料到持异议的人日夜动摇它？不久国家的论调发生变化，有人以调停的说法进言，有人以绍述的说法进言；新学废除后又重新兴起，新法罢止后又重新实行，边境的嫌隙平息后又重新开启，终于招致衅端、酿成祸患，给国家留下忧患。那么今天谈论治理的人，难道可以不把这件事作为借鉴吗？况且如今朝廷之上，凡是已经施行的事情，本来不容随意议论；臣只希望不要因异议而动摇，不要因稍有不如意而沮丧。况且关于机会可以利用的言论，固然使人心中痛快，但衡量时势、估量力量后，却未必能实行上策；自治的说法看起来似乎萎靡不振，实际上却可以谋求保全。揣摩迎合的话看起来似乎值得听取，但相信并采用它，必定会误事。忠诚耿直、刚直敢言的话，虽然听起来似乎逆耳，推行起来却确实切合时政。这颗心一旦确定，是非就不会迷惑，又哪里会有在道路旁筑舍、无所适从的忧虑呢？所以臣说：听取言论不能不坚定。不该得到而得到官职，攀援关系、妄自求取的人就会接踵而来；才能不足以任用却被任用，经营求进的人就会肩挨肩、衣袖相接。道德功绩卓著而破格升迁，谁敢非议？名声与实际功劳尚未得到上下认可，却突然接受不按常规的选拔，人们就会怀有侥幸求得的心，并把沉沦不得志视为遗憾。掌握符节、统领一方，善绩上达朝廷；增加官秩、晋升职务，他们自然知道受到鼓励。如果反复更改、屡次变动，人就没有坚定的志向，不只是迎来送往的费用加重，更恐怕政绩功用不能完成。这四种弊病一概杜绝，各人就能安守本分，不再侥幸觊觎，又哪里会有贤能与不肖混杂的情形呢？所以臣说：任用人才不能不坚定。禁止擅自杀人、慎重施行徒刑，是为了显示敬慎刑罚、体恤生命的仁德；戒止克扣、惩罚贪墨，是为了洗刷旧有污秽的感染。

译像这样，决断之后一定实行，违犯者不予宽赦，谁不会凛然知所警戒呢？至于免除赋税租税，本来是想宽缓民力，但州郡却以用度不足为由，希望朝廷补助；收纳折纳券，本来是想挽救货币折价损失，但常赋收入却损失超过一半。既缺少现钱来应付军队开支，又使财用困窘，无法供给日常费用。像这种情形，尤其应当调剂有无，斟酌蠲减；否则迫于公文、急于逃避责任，必定会创立名目，任意征敛罚取，倚仗法令削弱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呢？这样即使有体恤百姓的美名，也未必有真正施及百姓的实惠。必须详细考察、反复研究，使公家和私家都便利，才可以确立为固定制度。否则早晨施行、晚上更改，只是墙壁上的空文罢了。所以说：发布命令不能不坚定。不过，这还不是最难的事情，只在于片刻之间的一次转变罢了。然而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臣冒昧把关系治乱根源的道理陈述出来。从前吕陶在哲宗朝廷进言说：“君子和小人，区分清楚，治道就能成就；邪正混杂于朝廷，治理的体制就不能纯一。”如今君子固然已经一同进用于朝廷，难道没有被闲置、散处而尚未完全任用的人吗？如今小人固然已经全部斥逐，难道没有暗中窥伺、阴险等待，希望重新进用的人吗？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君子有扶持天下的志向，而小人得以夹杂其中、使君子不能施展更大的了。君子不能施展，君子本身有什么损害呢？君子一旦离去，小人便得以鼓舞而窃取权力，任意妄为，直到国家极度衰败。大坏而不能止住，那么君主这样做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如今大明照耀天下，魑魅都潜伏，固然没有容纳它们踪迹的地方。然而在身体强壮之时施用药石，正是臣子拳拳忧国的忠心。《易经》说：“践踏霜，就知道坚冰将至，阴气开始凝结了。”因此必须防备细微之处，杜绝渐渐形成的趋势，天下才可以长久处于安泰而不陷于否塞。臣地位卑微而言论过高，罪过本在不可赦免，只愿陛下体察臣的愚诚，裁决是否采用。

译论盗贼札子。臣听说，在盗贼尚未消灭的日子里，想求得平定局势的策略，最重要的没有比任用人才更好的了。然而任用人才的方法，选择贵在精确，委任贵在专一，报应贵在迅速。三者都做到，就有才能的人可以自行显露，承担责任的人可以取得成功。人的确难以了解，人才也确实难以得到。操切过分的人，容易激起变乱；怯懦而没有办法防守的人，不足以和他办理事情。力量小而承担的责任重大，遇到危难一定害怕；志向很大而才干疏浅，喜欢谋划却不能成功。必须参考公论，用已经试验过的事实验证，希望能够得到真正的人才，以备缓急之用。用来进攻就能取胜，用来防守就能坚固，还有什么施用会不合适呢？所以臣说：选择不能不精确。既然怀疑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要怀疑。如果这个人足以承担这样的责任，就应当委任他并信任他。上下体制彼此相承，议论归于一致，行动的进退伸缩都能如意，就可以谋求决定胜负的功业。事权一旦分散，有的捕捉、有的招抚，各自谋划，互相嫉妒倾轧，还没有想求胜，遇到缓急谁又会互相援助呢？盗贼必定会猖獗。臣所以说：委任不能不专一。士兵少就不足以防御，财物匮乏就不足以供养士兵。如今各郡的士卒，大半是老弱之人。遭受伤残的州县没有了赋税收入，束手无策，难道能免于上奏说明吗？何况局势正紧急，伸长脖子等待回复，就像救火救溺一样，有所请求就必须答应，这样才能解除倒悬般的危急。稍有一次迟延，就有来不及处理事务的忧患。所以臣说：报应不能不迅速。但这三点实际上彼此关联。人才即使可以任用，委任他却不专一，固然不足以成事；委任即使专一，但有所奏陈，仍然犹豫不回复，又凭什么控制变化呢？身居君位的人，如果在这些方面加以留意，那么眼前即使有忧患，也不足以成为忧患。因为承担责任的人已经有人选，事情来到就能应对，转危为安，简直反掌之间。若不是这样，那么一时的胜利还不足以欣喜，而一旦产生玩忽之心，防备必定松弛，事变到来，将会有超出意料、来不及应对的情况。如今盗贼突然窃发，百姓不得安居，追究他们招致祸端的原因，起初在于官吏任非其人；等到盗贼像鸱鸟张翼般猖獗，又是防备抵御没有办法所造成的。事权分散，兵力和财物困乏，于是岁月悠悠，至今还没有消灭他们。然而随机应变，难道就没有办法吗？如今改弦更张，任用贤能，斥退贪婪者，替换怯懦者，本来是想使选择更加精当。然而难道没有已经经过试验并取得功劳、可以共同谋划事务却不肯轻易出头的人吗？难道没有沉静而有谋略、埋没在低级僚属中而无法自行显达的人吗？特意设置招捕一司，让郡守防备并参与谋议，固然是想使委任专一。然而捕捉机会的时机间不容发，难道不可以允许他们便宜行事吗？天下的事情因同心而成、因异心而败，难道不可以让他们共同谋划、互相成就吗？奏报胜利就立即推赏，报告警情就立即调兵，这固然是使报应迅速。然而不暂时花费，便不能长久安宁；财物应当使用，难道能不急忙给付吗？用兵之机以迅速为神妙，谋略如果可以采用，难道能不立即听从吗？深思熟虑、预先谋划，一件也不遗漏，那么用来排除外族、收复疆土，无往而不利，又何必忧虑盗贼呢？不过，任用人才的道理，臣已经在前面略作陈述；用兵的策略，臣冒昧也谈一谈。外郡的军队本来就不能使用；而大军派遣出去，足以壮大声势、备守御，使奸邪盗贼听到风声便气势震慑。然而山川险要、盗贼巢穴，却不是他们平素熟悉的地方。他们暗中窥探、隐蔽伺察，快速奔驰、深入敌境，不如民兵迅捷。何况焚烧荡平的惨祸，众人共同愤恨，都有报仇的志向。豪强百姓又聚集起来，想要谋求自卫，借助他们的锋锐加以使用，可以决定胜负，这已经有事实验证了。只是军粮不能接续，难以长久坚持；如果帮助他们供给粮饷，厚加赏赐犒劳，而他们所缴获的盗贼财物全部给他们。至于功劳显著的，再赐给诰命，谁不乐意为我所用呢？再用大军为他们援助，那么军威更加振奋，他们建立功勋就一定能够成功。不过施行赏赐时，应当按照功劳区别轻重；如果优待将士而薄待民兵，不仅会使他们懈怠，更恐怕激起变乱，这又是主帅应当察看的。倘若想实行招抚策略，为什么不先制定不可战胜的计划呢？如果声势尚未壮大，便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财物希望他们服从，即使他们听命，仍然担心反复。何况首领不止一个，争相索取，事情一再发生，也不容易全部安定。如今的计策，不如赦免被胁迫而从贼的人，以此离间他们的党羽，实行反间之术，让他们互相攻击；分派重兵，坚守险要，使他们进不能前进，退又没有东西可以掠夺，等到形势稍稍屈服，然后再乘机招抚他们，没有不成功的。臣不过是读书到终篇的腐儒，没有学习过军旅之事，只是随意摘取民间人的议论，以备陛下采择，愿陛下宽赦臣的愚昧，裁决是否采用。转对札子。在国家多事的时期，如果想要建立治理的功业，大体有两件事：议论不能不统一，命令不能不谨慎。统一，就是公认正确的就说正确，公认错误的就说错误，不能甲认为可行而乙认为不可行；谨慎，就是命令一经发布便只管执行，不能突然更改、屡次变易。古代圣人凡遇到重大疑难，一定谋议于卿士，又谋议于百姓，等到上下完全一致，然后才实行。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持异议的人就会迷惑我们的听闻，花言巧语的人就会肆意欺骗，而国家的是非也无从确定。凡有政令，一定要询问人情，参考公众议论，确认没有不妥，然后才实行。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上面兴作而下面不响应，早晨施行而随后又改动，国家的事务又凭什么能够办成呢？无奈如今的君主，既没有独断明察的能力，正确的谋议不听从，不正确的谋议反而采用。因此谄媚者迎合上意以求取容悦，虚伪者荒诞欺妄以求得施行，办事者纷纷更改以制造事端，愚直者矫饰高亢以卖弄正直；各自坚持自己的说法，彼此互相矛盾。难道不知道议论不统一，人们将听从哪一种呢？没有一定的规则，羡慕美名而忘记实际祸患，只急于求取眼前效果而不顾长远谋划，事情不问是非就急着施行，法律不权衡轻重就仓促更改。难道不知道命令不谨慎，怎么能够长久而不变呢？

译这样一来，虽然有听取意见的名声，反而会被众多言论所拖累；虽然有治理得好的意愿，最终却没有实现良好治理的日期。明智的君主能够独自观察万物变化的根源，一定会有办法处理这种情况。我私下观察自从改革以来，言论渠道广泛开放，下面的实情没有阻塞；议论政事切实直率的，没有不受到嘉许采纳的；即使上书狂妄悖谬的，也表示宽容。建立政令、兴办事务、兴利除害、告诫整饬官吏，皇帝的手诏屡次颁下；勤勉体恤百姓的隐忧，诏书接连下达。百姓都说：“王的言语多么伟大，王的心意多么统一！”本来应当使各项政务和谐、天下安宁。然而岁月悠悠过去，成效却渺无踪影，难道是道路遥远而难以骤然达到，事情重大而难以迅速完成吗？推究其中原因，恐怕也在于议论和命令之间，还有应当审慎的地方吧。且看如今的议论怎样呢？【“意境土”原文疑有脱误】可以收复失地，就献上扩大疆土的谋划；一旦稍有挫折，就说应当讲求和议。担心老弱没有用处，就提出拣选淘汰的请求；等到激成变乱，又责怪处置不合适。关于皇帝教令的议论，有人说可以听从，有人说费用太重；关于丈量土地的议论，有人说可以实行，有人说应立即停止。像这一类，都是议论不统一。度牒不应当广泛发放，为什么既然发放了又随即罢免？官券不必截留，为什么既然截留了又重新制造？府库空虚，却仓促设置督府，恐怕费用难以支撑；罪籍尚未消除，又重新颁发除授命令，恐怕军队的言论还未平和。像这一类，都是命令不谨慎。假如能够根据独到的见解作出决断，不被群议迷惑，是正确的就听从，不正确的就违背，哪里会有前后互相抵牾的情况？办事先谋划开端，随着时势采取适宜措施，可以实行的就沿用，不可以实行的就改革，何必担心施行不当？如今的弊病，是谋划虽然广泛却不能听取众人意见，听到的虽然很多却不能选择正确的，所以议论不统一，最终难以成事。只求名声而不求实际，知道利益却不知道祸害，所以命令不谨慎，容易导致反悔。可是议论和命令实际上相互关联：议论不以公正为主，命令发布时必然不合乎公众意见；不合乎道理，命令施行时必然背离道理。那么，议论就是命令的枢纽吗？然而掌握这个枢纽的，实际上在于大臣。留屯的议论，公卿和议臣都认为不可，赵充国却认为可行；魏相能够支持赵充国，于是先零强敌不战而降服。珠崖叛乱时，陈万年认为应当进攻，贾捐之认为不应进攻；于定国支持贾捐之，终于整个汉代都没有边境祸患。这又是大臣应当特别考察的地方。不过，天下的事情有常道，有权宜之计，又有时机。所谓时机，是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制定治理办法，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消除它。一旦有一点不周密，祸害就会形成，其中关系尤其重大。何况敌情难以预测，防备抵御应当严密；叛逆同党还没有斩杀，事变正十分紧急。谋划精细审慎，就能转危为安；处置失当，就会招来嫌隙、酿成祸患。凡是提出一个奇策、谋划一个计策，本来就不能不周密。如今所谋划的事情，万分之中还没有实现一分，而行迹传播到天下，已经像泥中争斗的野兽一样明显，更何况兵力多少、财物有无、战舰尚未备齐、城墙有的残缺、将帅不和等情况，远近传播，纤细之处也没有遗漏。暗中窥伺、等待机会的人，倘若乘着【原文“乗▯”字样疑有讹误】投向空隙，局势能够不危险吗？况且用兵的原则说过：有的事情不能让人知道，没有的事情不能让人怀疑。如今朝廷之上虽然致力于保持安静，但道听途说的人很多，往往夸大张扬来迷惑众人；倘若把没有的说成有，把虚假的说成真实，岂不是会引起疑虑和离心，增加反叛吗？苏轼曾说：“有智慧的人谋划事情，贵在不留痕迹，所以功业已经完成而别人还不知道。”这是切合时势的议论。希望陛下和大臣赶快谋划此事。

译《论保治札子》。臣听说天下有趋向安定的形势，君主没有侥幸求安的心态，那么治理的功业就会兴盛而不会衰败。事情发生了才准备，祸患产生了才防备，这只是苟且应付眼前的人所持的见解。至于在没有事情时准备应付有事，在没有祸患时谋划防止祸患，如果不是忧虑深远的人，哪里能考虑到这些？君主如果只把这些作为念头，那么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成效，又哪里有难以达到的呢？《易经》泰卦说：“平地没有不变成陡坡的，前往没有不返回的；在艰难中守正，就没有灾祸。”处在泰平时代，圣人不认为值得快乐，反而认为值得警惕，为什么呢？天下的道理没有恒常不变的，平坦而不变陡是不常有的，前往而不返回只有使自己的思虑处于艰危、使自己的施为坚守正道，才可以没有灾祸。泰，就是通达，是天下极其安定的时期。圣人尚且把它作为戒惧，何况还没有达到极其安定的时期呢？况且今天的事情，不是臣所应当越职妄言的，但也曾私下观察天下的大势。河北、山东虽然已经入贡称臣，但版图还没有完全收复；残余敌人将要灭亡，残存势力苟延喘息，但余党还没有完全消灭；豪杰归附，人心响应，但大功还没有立即完成。这虽有趋向安定的形势，却也不能不为长久安定作打算。必须思考祸患并预先防备，顺应时机而应对变化，然后才可以长久安定；必须振作奋发以树立志向，果断锐意以谋求功业，然后才可以长久安定。臣不敢远引古代事例，请就近叙述高宗的事情来说明。敌人退避，似乎可以稍稍安定了，但高宗仍想大力建立收复失地的规划；敌军主帅突然死亡，似乎可以自行庆贺了，但高宗仍想整治自身、等待敌人的衅隙。至于谈论中兴有时机，就说必须有所作为然后才能实现志愿；谈论古代君主，就认为从来没有安坐不动而能使四方臣服的。由此看来，高宗本来就没有因为已经安定的日子而怀有侥幸求安的心，所以对上建立了中兴天下的事业，对下奠定了传之亿万年的基业。他取得的成效和巨大的验证，已经清楚可见。遵循旧有章法，难道不是今天应当努力的吗？如今朝廷之上，也未曾不对此加以关注。把宣扬威势的机构设置在全蜀，把统领边防的机构布置在边疆；对新近收复的郡县加以治理安抚，对流亡迁徙的边民慰劳招集；城池壕沟便为之修筑，关隘也为之修缮整治。像这一类事情，本来不是因循苟安者所能做到的。然而整治自身的策略，还不容易全部实行。将帅虽然经过选择，果真都能胜过像李勣守并州那样的长城之才吗？士卒虽然训练过，果真都能像德裕统领边地子弟那样技艺精熟、锐不可当吗？边境粮食虽然储备了，果真能有十年的积蓄，像羊祜在襄阳那样吗？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些程度，就应当激励他们以振作士气，委任他们并责成他们取得成效，使防守抵御的准备没有一项不完备，那么君主的威势会更加振作，国家的势力会更加尊盛，中兴的事业就可以指日而待了。《诗经》说：“这样研究，这样谋划，确实是这样吗？”臣怀着无比恳切的心情，请陛下裁决。《论秤提利害札子》。关于秤提楮币，已经二十多年了，前后提出的建议不知有多少，臣冒昧逐条列举陈述如下：两张券兑换一张券，难免失去信用；缴纳赋税时使用一半新券一半旧券，又使官府受损；拘束上户储藏券币，想让他们争相收取，那么券价必然上涨；却不知道收足以后，又会恢复原状。设置官场以便兑换，想让它容易出售，那么人们必然乐于使用；却不知道官府的钱币有限，后来者难以接续。左藏府拿出金银来兑换楮币，而楮币价格从未上涨，只是白白耗费了储积。丈量田亩征税，本来想借此收回楮币，却使百姓受到骚扰，不久又停止。这些都是已经施行过的政策，最终全无成效。如今想在这些办法之外另求处置方案，臣自知见识迂阔疏略，本来没有什么可以补助朝廷最后决策的；但广泛收集舆论，大家认为如果任其自然，楮币就会一天比一天贬损，也不能不对此忧虑。因此近来重申并严行旧法，想以惩罚一个来警戒百人，希望能够使券价上涨。然而州县过分奉承，按照财产征收楮币，引导人们告发富户隐匿财产；有的拿成百上千张券强迫富室缴纳钱币，有的因争讼失理而挟带仇恨妄加诉讼，于是使人心怀疑惧，不敢兑换。急于得到钱的人，不免压低价格私下出售，由此折损亏耗更加严重。朝廷考虑到这会扰民，于是放宽期限，命令下达之日，内外都欣然接受。如今楮币往来流通，上下都感到便利，又担心价格低落，考虑秤提的办法，这个用意本来是好的。然而众口一词，都说应当逐渐处置。如果拘定价格在七百以上，就是增加数倍。二十多年秤提，最终也不能超过五百左右，如今想在一天之内突然上涨，按形势恐怕很难。又认为券币越多价格越贱，想收回券币以提高价格，这个议论不能说不好。但每天印制十五六万，以一年计算就是贯数，几乎有五六千万。即使竭尽力量筹划，不知道一天之内能收回十多万张券吗？何况如今官券散布天下，按道路和地域计算，已经有数十千万。即使收回十千万，现存的还很多，价格能够突然上涨吗？如果听任它流通，价格虽然没有上涨，百姓也没有什么轻重损失，物价随着楮币价格而涨落；但用于军队，不免有折损亏耗的忧虑。不过随得随兑，也没有积压滞留。若秤提得太急，百姓又疑惧，必然不敢收取，那么士卒所得的券币将用在哪里呢？在多事的时期，各项事务都依赖楮币，如果没有可以兑换的场所，祸患将不可胜言。如今如果晓谕人们楮币将永久通行、不再更改，若有破损，就换成新的楮币；仍然下令各郡设置兑换场所，免得必须送到中都，那么人们也会乐于收取官券。

译再设置兑换便利的机构，随着时价稍微提高，百姓一定会纷纷前往。外面的铺户也一定会增加钱币来收取，虽然没有迅速见效，也或许可以逐渐提高价格。尤其还有节省用度这一办法，议论的人虽然很多，但只节省小处而不节省大处，所能增加的又有多少？今天的券币，大体都耗费在用兵上。用兵贵在精锐，不贵在数量多；现有兵力也不少，如果加以训练和激励，使他们技艺精熟，敢于向前，一个人足以抵得几个人使用，就可以节省增加兵力的费用；调兵戍守边疆，必然会增加粮食。如果招募边民补足官兵缺额，让他们就地戍守，就可以节省新造券币的费用。外地统帅不必轻易更换，就可以节省劳军的费用。没有功劳的人不许冒滥升赏，就可以节省犒赏的费用。这几项加起来，动辄就是百十万。至于监司、郡守，全都让他们长期任职，就可以节省迎送费用。添差而不处理实际事务的官职不必创设增加，职事可以合并的就合并，可以裁省的就裁省，这样就可以减少俸给费用。这样一来，军队的费用减少，新造券币必然逐渐减少；州县的费用减少，多余的券币就可以用来兑换。这也是根据时势采取适宜措施的一条办法，难道不胜过坐视不管吗？如果想重新创设一界券币，断然把价格定在七百以上，而让旧券听其涨落，恐怕百姓又会疑惑，旧券的价值会更加折损。大概新券少而旧券多，少的上涨而多的贬损，不知道二者能不能互相补救？况且从前曾经发行过一界券币，当时虽然涨价，如今新旧已经合并为同一价格了。这也是应当仔细考虑的。至于便于兑换的说法、节省用度的说法，都是人们共同提出的，还不知道究竟能否实行。其他奇特策略，一定有人能够提出明白的建议，还希望广泛采集、兼收并用，参照公众意见，求得最为恰当的办法，希望上下都便利，而没有仓促更改、屡次变革的弊病。臣不通晓时宜，担心一个正确意见也没有，只摘取舆论中的说法，以备采择。钦定《四库全书》。《东涧集》卷九，宋许应龙撰写的奏状。辞免吏部侍郎奏状。所受的恩宠过于优厚，抚念自身更加警惕。臣私下认为，左铨这一职务，实际上专门掌管选授调动。只按惯例办理，就会同法制相违；拘泥于资格，又恐怕贤者和愚者一同被阻滞。能够胜任这个职务，必定要有合适的人。臣既然已经任试而没有功效，哪里真敢希望正式授予呢？臣自念才识最为低下，达不到中等。任职国子监，不能胜任教养培育人才的责任；在禁中代拟诏令，又惭愧没有讨论润色的功夫。如今又兼摄选曹事务，实在难以担当这样隆重的委任。甄别人物品流，本来没有明察如冰鉴的眼光；综合考核选用，也不如权衡那样审慎。深怕因此荒废败坏职事而招致倾覆。忽然承受错误颁下的优厚恩命，使我正式担任副卿之职，恩遇超过了我的才量，惭愧深过荣耀。伏望圣朝收回已经下达的命令，授予精明练达、清正通达的人，让他去任职，希望才能有长短大小之别的人都各自称职。所有恩命，臣不敢接受。辞免除授权兵部尚书奏状。所受的恩宠过于优厚，抚念自身更加警惕。臣私下认为，六部的长官实际上参与八座的联席，掌管出纳言论以接受进言，确实是重要职务。上朝时仰对星辰、听候履声，近侍清明的君主身边，如果不是实在的人才，怎么能承担这样的选任？臣自念才质如樗木般散漫，性情如枣木般昏钝；从开始做官至今大约三十年，在朝廷任职已经二十八年。错误地承受九重的眷顾，屡次玷居清贵华要的职位，写成文章却不知道如何裁定，怎么能够代替王言加以润色？详细铺陈反而会违背简约，不能有助于圣学的光明。何况在繁重的选官部门掌管考核，更缺少精明鉴识人才的才能。忽然承受成涣之恩，滥居文昌之职。退省自身，怎样报答称职呢？恩遇超过才量，必定会招致倾覆。伏望圣明慈爱收回错误的优渥任命，赶快根据才能授予职务，改授当时有声望的人，让他率领属官辅佐君王，使国家安定。辞免兼侍讲奏状。臣在广厦殿讲说经书，惭愧没有启发沃润圣学的功劳；诏命从宫中赐下，错误地承受褒奖升迁的宠遇。回顾自己侥幸越分，实在太过分了，虽然愚庸昏昧，也知道应当辞谢。臣自念起初就缺乏技能，却滥蒙知遇奖掖；既在铨曹、词掖被推荐，承受选任之公，又在讲殿、书帷被命令辅助光明兴盛的圣学。只是惭愧见识浅少，恐怕辜负隆厚恩典。有人说没有比《诗经》更好的书，本来应当根据诗意来推求作者本旨；但如果还不能洞察其中的道理，哪里能够因事发挥而献上言论？如今突然让我升入进读经书的班列，凭什么能副合这不同寻常的恩宠？伏望收回新近的恩命，改授当时有声望的人。使他讲述古代而验证于今天，必有匡正君主的益处；用心体会而进入耳中，无不成为治理国家的原则。第三次请求辞去祠禄奏状。奏牍屡次陈述，允准的答复仍然闭塞不下。诏命既然出于道义，朝廷终究不忍弃置臣；臣以忠诚侍奉君主，又哪里敢怀有进退之私？然而长久承受清贵选任，惭愧没有一点微薄功劳。福分过多便会生灾，不久又患了采薪之病。内心憔悴、形体困乏，哪里适合陪列持槖之臣？如果只留恋宠荣，必定遭受指责议论。于是冒昧第三次陈奏，希望上达九重。愿朝廷特许臣陈述请求，另求当时贤才，使他居于显要班列，赶快授臣祠禄官职，以实现臣休闲退养的愿望。表。请皇帝上寿表。上天保佑百姓而为他们树立君主，正逢千秋节，臣归美于上天来报答君主，怎能不举杯祝颂万寿？臣忽然拜受宫中诏书，得以免循通常礼典，谨率领垂绅之臣，冒昧陈上奏牍表示恭敬。恭敬地思念皇帝陛下，文武兼备，励精图治、革新开始，掌握万机亲自处理政务，听取决断尤其勤勉，端正五事以承受天意，严肃恭敬地自我约束。忧虑天象还没有按照星辰运行次序，期望边疆赶快达到安定。于是挥笔写成文书，想要昭示至诚的心意；奉上酒杯祝寿，却姑且停止隆重仪式。这样虽然彰显圣德的隆盛，但这份谦逊怎么能符合臣深切的愿望？况且正值昌盛长寿之时，特意表达美好的祝颂之诚，并不是跟从宴乐享受，怎么会损害臣敬仰崇奉的实心？希望陛下垂听深察，勉强遵循旧有礼章，使臣得以陈行汉殿的仪式，避免只能作尧封的祝颂。愿陛下以大德获得长寿，永远看见万国都安宁；愿和气招致祥瑞，不久看见五星同色。第二表。想到至高的德行可以承受上天，虽然陛下心意坚定，臣为圣人祝寿，也难以停止通常礼仪。再次献上诚恳的心意，希望感动上天的听闻。恭敬地思念皇帝陛下，明察文理，审慎自持，体行仁德而养育众人；祥瑞不断发生，正逢诞生的月份，使陛下长寿而老成，怎能不表达美好的祝颂？只是允准的答复仍未下达，臣的衷情也无法穷尽；既然已经两次如此，也就够了，岂敢迟疑奏牍的陈述？愿皇帝接受这些话，使臣得以展开举杯祝庆的礼意，愿颁下睿明诏旨，俯从众人的心愿。三次高呼万岁，应当与嵩山一样长久；九方千里之地，全都收入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