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五。《东维子集》。别集类第四。元。提要。臣等谨慎考察：《东维子集》三十卷，附录一卷，是元代杨维桢所撰。杨维桢有《春秋合题著说》，已经著录；这是他的第一部诗文集。本编收入文章二十八卷，诗只有两卷，另外又用六篇杂文补足，大概是以文章为主，诗只是附带收录。朱国桢《涌幢小品》记载，王彝曾斥责杨维桢是“文妖”。如今考察流传下来的各部文集，他的诗歌乐府出入于卢仝、李贺之间，奇异怪诞，流于牛鬼蛇神，这确实难以避免。至于他的文章，却文从字顺，并没有所谓剪裁红花、雕刻翠色来作修饰，也没有故意弄得声牙刺口、以艰深古奥为能事。看他在那些句读容易疑惑的地方，必定在旁边注出一两个字，使读者不会产生歧解；这难道是故意写得险僻，想让人读不懂吗？他在《鹿皮子文集序》中说：“卢殷的文章总共有一千多篇，李础的诗总共有八百篇，樊绍述著《樊子书》六十卷，杂诗文总共有九百多篇，如今都在哪里呢？并不是他们的文章不能流传，而是言辞庞杂、义理淫滥，不是可以传世的作品。孔子、孟子以后，世人乐于传诵其文章的，有屈原、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再其次是王通、韩愈、欧阳修、周敦颐、苏洵父子；我朝则有姚公燧、虞公集、吴公澄、李公孝光。这十几位君子，他们的言辞都高明而切当，他们的义理都深奥而通达。” 考察他所论述的这些话，那么杨维桢的文章就不能一概以“文妖”来评价了。陶宗仪《辍耕录》载有杨维桢《辨统论》一篇，大意是说元朝继承宋朝而不继承辽、金；本集没有收录此篇，不知是什么原因。如今恭敬地奉行谕旨，把它补入集中。杨维桢虽然反目辱骂君主，罪过比扬雄还重；但他的言论有可取之处，便不能因为他这个人而废弃他的言论。这足以仰见圣人包容超越的公正，远远超过万古，不是浅薄的儒生所能窥见的。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命令馆臣抄录保存杨维桢《正统辨》的谕旨。元代杨维桢著有《宋辽金正统辨》，大意认为元朝承接宋朝的正统，而排斥辽、金；此文不见于本集，只有陶宗仪《辍耕录》载有它。如今馆臣编纂《四库全书》，认为他的论说错误，连同《辍耕录》中所载的文章也一并删除，而且说：“隋朝先代替周朝，随后才平定陈国，从未听说唐、宋诸儒认为隋承接陈而不承接周。”这话似乎正确，实际上却不正确。我曾经论述过：《春秋》的大一统义理，是尊奉王室、贬抑霸主，用来树立万世纲常，使名分端正、言论顺当，出自天命和人心的正道。紫阳《纲目》的义理在于辨明正统，所以秦始皇二十六年，秦朝开始承继周统；汉朝从高帝五年开始，而不从秦朝投降的那一年开始。三国时期不因为魏、吴强盛而让它们夺取汉朝正统，正是《春秋》的义理。杨维桢撰写《三史正统辨》，共二千六百多字，义理本于《春秋》，体例取法《纲目》；他想以元朝承继南宋为正统，而不涉及辽、金，论说颇为正确，不能说是错误。杨维桢身为元臣，进入明朝后虽然没有做官，却应明太祖征召，还进献《铙歌鼓吹曲》歌颂新朝，而不是讥刺旧国，几乎等同于扬雄的《剧秦美新》。他的出处进退毫无依据，比起钱谦益假托不忘故君的说法，鄙陋背谬尤其严重。我过去屡次在诗文中斥责钱谦益；但对于杨维桢关于正统的辨析，却不能因为他这个人而废弃他的言论。所谓正统，就是继承前代的统绪，接受新的天命。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然偏安江左，但它们承继的是晋朝的正统。当时拓跋魏氏土地广大、势力强盛，北齐、北周相继而起，也比南朝强盛；然而中华正统不得不归于宋、齐、梁、陈，是因为它们承继的统绪正当。到了隋朝平定陈国以后，统一了整个天下，才成为大一统。即使唐朝末年藩镇扰乱，从朱温到郭威等人，有的起于盗窃，有的本是叛臣，五十多年间更换了好几个姓氏，甚至向契丹称臣称侄；但是中国的统绪相承，宋朝以前仍不得不把正统归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至于宋朝南渡以后，偏处临安，当时辽、金、元相继在北方兴起，占有河北；宋朝虽然向金称侄，但它所承接的终究仍是北宋的正统，辽、金不能强行夺取。直到元世祖平定宋朝，才有“宋统应当断绝，我统应当接续”的话，可见正统统绪的问题，元世祖早已十分清楚。我皇祖御批《通鉴》，以及我过去批阅的《通鉴辑览》，都依据这一观点作了确定。大概《春秋》的大义、《纲目》的大法，确实是万世不变的准则。我朝为明朝复仇、讨伐贼寇，定都中原，统一天下，是自古以来取得天下最为正当的。可是我仍然在《通鉴辑览》中保留福王建国的年号一年；假如他能够保守南都，也未尝不可像南宋承继正统那样使国统延续不断。奈何他正处在阳九厄运之中，上天不予支持，人民不归附，自己覆灭了宗庙社稷。这实在是大公至正、天下万世都可以共同看见并共同遵守的论断。然而馆臣删去杨维桢《正统辨》，其用意大概是因为把金看作满洲，想让金承接辽的统绪，所以曲意替它作这种说法。他们不知道辽、金都是从北方兴起，本来没有什么承继关系，不像宋、元相承，连续成为中华的主人。若据此立论，反而显得狭隘，天下万世必定会有人起来议论，因此不能不加以辨明。我认为，不但《辍耕录》中所载杨维桢的《正统辨》不必删除，就是杨维桢文集内也应当补录这篇文章，并把这道谕旨一并载在卷首，用来彰明天命、人心的正道，保存《春秋》《纲目》的义理。特此谕告。乾隆辛丑年孟春。钦定《四库全书》。《东维子集》卷首。元杨维桢撰。辨论〔遵照谕旨，恭敬地依《辍耕录》本录入〕。《正统辨》。

译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四日，皇帝驾临咸宁殿，中书右丞相托克托等上奏，请命令史官编纂《宋史》《辽史》《金史》三史，皇帝下制说：“可以。”过了两年，甲申年春三月，进呈《辽史》：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冬十一月，进呈《金史》：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又过一年，乙酉年冬十一月，进呈《宋史》：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及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当初，会稽人杨维桢曾经进呈《正统辨》，可以说完全洗清了天下纷乱的论说，是以万世为公心来立论的。可惜三史已经完成，他的意见最终没有被采用。后来执掌史笔、续修《通鉴纲目》的人，一定会把它作为根本。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人们都称他为“铁史先生”。泰定丁卯年，李黼榜中相甲等及第，以文章闻名当世。表文说：“至正三年五月某日，臣恭敬地看到皇帝诏旨，起用大梁张京兆、杜本等人，授予某等爵位官职，专门修撰《宋史》《辽史》《金史》。到了第二年，史书已经编成，而正统还没有归属。” “臣杨维桢谨慎撰写《三史正统辨》，共二千六百多字，谨此上表进呈。”臣伏思，一代王朝的离合不同，本来取决于天数盛衰的变化；万年正统与闰统的归属，实在出于人心判断是非的公正。统绪正当，史书体例就可以建立，正如提起纲领，细目便可以完备。前代各有不同的史书，如今兼修三史，是非的论断既然明白，正统、闰统的归属就可以确定。无奈三史虽说已经编修，却仍没有归属一个统一的正统。恭敬地想，世祖皇帝以汤、武那样的功业建立国家，皇帝陛下以尧、舜那样的德行做君主，建立最高准则、确立中正之道，使中和之气达到而万物得到养育；精心专一，以大一统的原则记载元朝。过去曾奇怪辽、金史迟迟没有完成；既然必定要编列赵宋的史书，金朝又完备地收藏在芸台，正应当广泛启用民间人才，高升应当开创三百年的编年史，以垂示千万代的大典。哪里料到诸位儒者谨慎下笔，只是徒然写成三国式的志书；《春秋》的首要体例，以及《纲目》的重大纲要，竟然没有举明。臣杨维桢一向研读《春秋》“王正月”一语，《公羊传》说这是书写“大一统”。再看《纲目》继承《春秋》，文公仍在，正统的说法也在，所以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开始接续周统，从汉高祖功业成就的第五年开始接续秦亡，晋从平定吴国开始而不从泰和年间开始，唐从消灭盗贼开始而不从武德元年开始。考察古代，验证今天，何况世祖命令巴延平定江南时，正好应验了宋太祖命令曹彬的旧事；平定江南那一年，亲自传下诏旨，有“超过唐而不及汉”的话，确定了统绪的根本；又有继承宋而不继承辽的禅让之说。因此臣杨维桢敢于痛斥浮泛的议论，竭力建立公正的言论，提挈大宋的编年，包举辽、金的记载，把它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完成一部可以作为一代借鉴的史书，传给后世，永远显示万世不可磨灭的大典。我冒昧惊动圣听，内心深感战栗，如履薄冰；下情无法胜任仰望天子、遥看宫阙时的激切惶恐。辨论说：正统的说法是从哪里兴起的呢？起源于夏后氏传承国统、汤武改易朝代，都是出于天命和人心的公正。统绪既然出于天命和人心的公正，那么三代以后历数相承的统绪，难道可以随意归给某个人吗？所以正统的义理，建立在圣人的经典之中，用来扶持万世纲常。圣人的经典，《春秋》就是。《春秋》是万代史书的宗主。开头在鲁国史书元年记载“王正月”，就是要彰明大一统。五霸的权势不是不比周王强，但《春秋》一定贬抑他们，不让他们扰乱这个统绪；吴、楚僭用王号，不是没有窃取王名，但《春秋》一定把它们视为外邦，不让它们僭越这个统绪。既然如此，正统所在之处，就不能用割据的土地、强暴的力量、僭伪的名号来论定。时代久远以前，前代正人论汉代以后的统绪，不因为刘蜀国祚短促、土地偏处，就夺去它正统的地位，这正是《春秋》的义理。那部记载三国的史书，把昭烈帝降格而与吴、魏并列，使汉朝继承正统的正当性同汉贼并称，这就是《春秋》的罪人。又有人作《元经》，自称取法《春秋》，却尊奉北魏为帝，贬抑江左，其错误与写三国史的人相同。后来尊崇昭烈、接续江左，而使两魏的名分不正、言论不顺的道理，在宋代朱氏的《纲目》中得到充分阐明。有人问朱氏撰述《纲目》的主旨是什么，回答说：“在于辨明正统。”所以《纲目》提举统绪的是蜀、晋，压抑统绪的则是秦昭襄王、唐武氏。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才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开始接续周统，从汉高帝五年开始而不从秦投降开始，从晋平定吴国开始而不从泰和年间开始，从唐群盗已经平定以后开始而不从武德元年开始；这又是取法《春秋》大一统的原则。既然如此，如今修撰《宋史》《辽史》《金史》，难道不应当最严格地辨明正统与大一统吗？自从我世祖皇帝设立国史院，曾经命令承旨百一王公修撰辽、金二史。宋朝灭亡后，又命令词臣共同修撰三史。延祐、天历年间，屡次劳烦诏旨，而三史最终没有完成，难道不是因为二史正统的议论尚未决定吗？这项议论之所以没有决定，又难道不是因为宋朝南渡以后，受到辽、金在北方抗衡的牵制吗？我曾考察契丹建立国家的情况：从呼纽氏部落开始，起初势力扩张，传说枯骨化形、戴猪头、穿猪皮，荒唐怪诞，是中国人所不屑谈论的。八部中的雄强者到了按巴坚，分裂他的党众而自尊为主；到了耶律光时，势力逐渐强盛。契丹的国号建立于后梁贞明初年；“大辽”的国号又改定于后汉天福年间。从按巴坚到天祚帝，共七位君主，历时二百一十五年。辽本来就是唐朝的边疆夷族，乘唐朝衰弱，像盗贼一样草草兴起。石晋与它交往，又割让幽燕给它，于是它得以窥伺中原的空隙，而石晋也不得不灭亡。然而议论者却认为辽承接了晋的统绪，我不知道它承接的是什么统绪。再考察金朝建国：金起于完颜氏，本来又臣属于契丹。到了阿固达，只是在道宗时期勉强保全性命，便敢萌生做臣下之主的野心，篡夺其国，在宋徽宗重和元年僭称国号。

译相传金共有九位君主，总共历时一百一十七年。议论者又认为金平定辽、攻克宋、称帝并拥有中原，就是接续了辽、宋的统绪；我同样不知道它接续的是什么统绪。议论者还说，完颜氏世代都是部落君长，保有自己的肃慎之地；到了太祖时，南北成为敌国，原本并非君臣关系。这种说法也不正确：辽祖神册年间，宋祖还没有出生；辽祖比宋祖早兴起五十多年，而宋朝曾派使者用谦卑的言辞求和，结为兄弟，到晚年甚至辽为翁、宋为孙了。这又是多么曲折而浅陋的说法！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不都是兴起于汉、唐以前吗？可是汉、唐仍然与它们通使议和。吴、魏对于蜀，也是一时并立、互不统属的国家。然而执掌史笔的人，必定把匈奴、突厥列入纪传，而把汉、唐作为正统；必定把吴、魏分列为旁系，而把蜀、汉作为正统。为什么呢？因为天理和人心的公正，经历万世也不能泯灭。议论五代的人又认为，朱梁氏是篡逆，不应合在五代史中；这个说法似乎有道理。我却又不知道，朱晃篡夺帝位，难道不是李克用父子所仇恨的吗？契丹违背与唐朝结为兄弟的约定，却向梁称臣，难道不是逆党吗？《春秋》诛罚逆贼，对逆贼的党羽尤其重罚。契丹应受怎样的诛罚，岂不是很清楚吗？况且石敬瑭侍奉唐朝，不接受唐的命令，却篡夺唐朝，能说他承接的是晋吗？即使说他承接晋，能说那是正统吗？又有人说东汉四位君主，远远兼及郭、周、宋，直到兴国四年才接受宋的投降，于是把周视为闰统，而认为宋统不是接受周禅让的正统。唉！如果按照五代的统绪来论，那么南唐李昪曾经建立大唐宗庙，自称是宪宗五代之孙。宋朝在开宝八年灭南唐，那么宋统继承唐统，难道不比继承周统、继承汉统更优越吗？但五代都属于闰统，我不取它们的统绪。唉！上天的历数自有归属，历代正统、闰统不可混乱。千年以来历数所归的统绪，不一定要以承接前朝、接续亡主为正统。那么宋朝兴起，不必因为接受周的禅让、接续汉和唐的闰统而成为正统。宋朝不必接受周禅、接续汉唐来作为正统，那么于是说欧阳修没有确定五代为南史，是为宋接受周禅预先张本的说法，也都是错误的。唐明宗祭祀上天时，曾自认为德行浅薄，不能担当社稷和百姓的君主，希望上天早日降生圣人来统治百姓。从此天人交感，宋太祖便出生了。上天厌弃祸乱到了极点，使宋太祖做中国的君主，并不是靠欺凌孤弱、侵夺寡小而造成的。朱氏《纲目》记载五代年号，都把它们细注在各年之下；其中深意本来就是有所等待，等待宋朝。既然等待宋朝，就直接把宋朝作为接续唐统的正统，又何必计较它是否接受周的禅让呢？中间遭逢阳九之厄，而上天仍没有使它的社稷和瓜瓞相传的宗统断绝；它在长江以南，子孙享有国祚总共一百五十五年。金朝泰和年间的议论，把靖康之后的宋朝比作游魂余魄，与昭烈帝在蜀地相比较；由此可见，泰和年间的议论本来知道宋朝在江左保有遗留的正统。可是金朝想承接宋朝断绝的统绪，就能算得到正统吗？那些喜好结党的人竟然斥绍兴政权为伪宋。唉！我不忍心再说下去了。张邦昌迎接康王府的文书说：“凭借康王府旧日藩邸的身份，继承宋朝的大统；汉家遭逢十世的厄运，仍有光武中兴；献公的九个儿子中，重耳还在。这是上天的意思，哪里是人的谋划呢？”张邦昌写这封文书，难道肯把靖康以后的宋朝看作游魂余魄，而代替它拥有国家吗？张邦昌不能革除宋朝，那么金朝也不能说承接宋朝。这就是说，后宋与前宋的关系，就像东汉与西汉一样。又不是刘蜀那种宗族关系疏远、晋族混乱、马牛相疑的情况可以相提并论的。讨论正统、闰统的人尚且认为正统在蜀，正朔在江东相承，何况后宋继承国祚的亲近程度，难道不是可以同光武、重耳相比吗？这样又怎么可以斥为伪朝呢？由此可见，不能因为南渡就把它列为南史，这是很明白的。再考察宋太祖出生于丁亥年，建国于庚申年；我太祖降生的年份和建国的年份也相同。宋朝在甲戌年渡江，并于乙亥、丙子年间平定江南；我朝王师渡江、平定江南的年份也相同。这是天数有所符合，并非偶然；天意有所归属，也不是随意的。所以我世祖平定宋朝时，有“超过唐朝而不及汉朝，宋统应当断绝，我统应当接续”的训喻。世祖正是把历数所归的正统归于宋朝，而把今天接续宋统的正统归属自己。当时又有一两位大臣上奏说：“那个国家可以灭亡，它的史书却不能灭亡。”这同样是认为编年史的统绪在宋朝。论说到这里，那么中华正大之统不在辽、金，而在于上天所托付的生民之主，已经十分明显了。既然如此，论说我元的大一统，应当在平定宋朝之日，而不在平定辽、金之日，也就可以推知了。为什么如今的君子却昧于《春秋》大一统的宗旨，急于把我元开国之年作为起点，竟想接续辽朝作为正统？甚至违背天数的征验，悖逆世祖君臣的训喻，违反万世公认的是非，却毫不顾惜！唉！不把天数的正当性、中华统绪的广大性归属于我元，使它承接有宋，正如宋承接唐、唐承接隋、隋承接晋、晋承接汉一样；反而妄自分别闰代的承继，想把荒夷之族、非正统的统绪归属于我元，我又不知道如今的君子把今天当作什么时代，把当今圣人当作什么君主了。啊！《春秋》大统的义理，我已经详尽说明了，请再用成周的大统来说明今天的情况。周文王身处诸侯之位，共五十年；到后来拥有天下三分之二，才接受天命，抚治四方夏土。然而又经过九年，大统仍未汇集，必须到武王十三年，取代商朝而拥有天下，商朝的天命才开始改变，大统才开始汇集。革命之事，间隔不能有一发之差：一天的天命没有断绝，一天的统绪就没有汇集；当天的天命断绝，当天的统绪就汇集。宋朝的天命一日没有改变，我元的大统一日也没有汇集。成周不急于把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合成天下大统，那么我元又何必急于在太祖开国五十年、世祖十七年时便汇集天下大统呢？再来论说道统：道统就是治统所在之处。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随后传给汤、文、武、周公、孔子。

译孔子去世后，几乎失去了道统的传承；一百多年后，孟子继承了它。孟子去世后，又几乎失去了传承；一千多年后，濂、洛两派的周敦颐、程颢、程颐等诸位先生继承了它。到了杨时，传承转到南方。随后宋朝也南渡了。杨时的传承，传给豫章罗氏、延平李氏，直到新安朱子。朱子去世后，他的传承又传到我朝许文正公。这就是历代道统传承的源流。那么，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以后又传到我朝，君子由此可以看出治统所在了。啊！时代相隔以后，议论才公正；事情久远以后，论断才确定。因此前代史书一定要由后代的君子来修撰，因为后代议论公正、论断确定。晋史由唐修，唐史由宋修，那么宋史应当在今天修成，实在不应推让。可是今天的君子又不肯把使议论公正、论断确定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反而推托说“把公论留给后来的儒者”，我又不知道后来的儒者究竟是哪一代儒者。这是我替今天的君子深感痛惜的地方。如今堂堂大国，众多博学大儒，议论事情便成为律令，发表言辞便成为经典，却不亲自树立正统的大笔，反而把它缺失下来遗留给后世，不以此招致千百年后《纲目》君子的讥笑，实在是最大的耻辱。我又不知道，那些在我元朝负有儒者名声的人，凭什么还要整肃容色诵读孔子遗留下来的经典呢？伟大的我朝圣天子，正值朝廷清明、四方无忧之时，与贤能的宰臣亲自阅览经史，有志于实行圣人《春秋》的制度，因此断然决定修撰三史，以继承祖宗未完成的意愿，这是非常盛大的典礼。知道这件事责任重大，认为史馆中的诸位贤才还不足以担当，又派遣使者到民间，聘请天下优秀的史才；承担这一责任前往的人，已经有了。然而拿《春秋》的大法、《纲目》的主旨去询问他们，却大体没有什么可以回答的。啊！司马迁改变编年体而采用纪传体，破坏了《春秋》的大法，唐代儒者萧茂挺尚且能够议论这件事，谁说众多博学大儒之中没有一个萧茂挺呢？这是民间有见识的士人深感惋惜，却不能把自己的言论倡导给上面听到的原因。所以我私下著成这篇《宋辽金正统辨》，以等待千百年后修《纲目》的君子。至于推求子、午、卯、酉以及五运之王，用来区分正统与闰统的说法，那是星命家小技艺的议论，君子不会取用，我没有什么可评论的。《东维子集》卷首。钦定《四库全书》。《东维子集》卷一。元杨维桢撰。序。《邹氏遗训序》。吴地常熟的邹君玉先生，从旌德任职游历归来后，治理旧日园居，准备在那里终老。他为子孙留下训诫，把各项规矩订得很严，共有若干条；他到姑胥寓所来拜访我，说：“我的头发已经花白，担心有一天舍弃子孙离开人世，所以写下这些诚恳的话。虽然言语笨拙直率，但如果你们奉行这些成规去做，也不至于违背名教、败坏门第。并且将把它刻在石上，安置在奉先祠中；希望得到您的话来郑重引申它，也许我的后人就知道应当警戒了。”我听传记说：“名门大族的兴盛建立起来，如同登高一样；天覆地坠却像火烧鸟毛一样迅速。事情的难易相差悬殊，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大概创业的人劳苦，而守成的人安逸；创业的人俭朴，而守成的人奢侈；创业的人畏慎，而守成的人骄纵。”作为祖父的人对此感到忧虑，所以有身后的告诫；即使古代先贤圣王，也不能没有这些告诫。把它写在竹帛上，刻在盘盂上，留给后代，大概是害怕只靠耳听口传容易断绝，而寄托在竹帛盘盂上的文字可以永远不磨灭、流传无穷。君玉先生把遗训刻在金石上，不正是竹帛盘盂的用意吗？他的子孙如果有幸亲受耳提面命，子子孙孙又有幸得到这些可以无穷传示的训诫，那么邹氏后人继续先人的事业、承继祖业，即使传到百世也可以做到。虽然如此，儿子如果不敬谨地奉行父亲的事业，这就是没有先人的训诫了。正因为担心没有先人的训诫，所以我再次告诫他们，使他们永远记得自己的先人，希望违背名教、败坏门第的事情能够避免。《李参政倡和诗序》。淇上隐逸李以世，凭借才能在十年间崭露头角，做到参预大政的官职，任江浙行省官员。不久，因为政绩优异而冠绝江南；一旦他所提出的主张有不合之处，便引退离去，退居白沙。每天与平民士人谈论文章，以此为乐。他来到江浙时，只有一叶孤舟、一匹马，身边绝无随从侍从。由于他从事政务，船上所载的也没有其他多余物品，不过是随身阅读的书籍罢了。他交往的人没有杂乱宾客，只有天台的蒋常翁因为是诗人而得以登门。两人相互唱和，诗作流传民间。唉！李公身居高位，却不以同寒素之士交往为厌；蒋常翁身份微贱，也不因同公卿交往而自认为有所抗拒。这种在末世仅能见到的事情，议论者却还认为李公接近平民是权术，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究竟是什么道理。常翁把他的诗装裱成卷，并不是过分抬高自己，实在是要表彰贤能公卿仍然有礼贤下士的古风。所以我替他为诗卷作序，使世上那些身居枢要、与寒微之士隔绝的人看到它，在这件事上感到惭愧。《渔樵谱序》。《诗经》三百篇以后，第一次变化成为骚、赋，第二次变化成为曲、引，演变为歌谣，发展到极点则依照声调创制作辞，于是出现了长短句和按平仄安排的曲调。到了今天乐府的靡丽杂乱，竟以街巷间逞巧斗舌为能事，诗歌的变化大概到了极点。嘉禾的素庵老人到我在云间的寓所来，拿出一册古锦装订的朴雅诗稿，说是《渔樵谱》，共若干阕。它虽然属于依照声调创制作辞，却不同于今天乐府的靡乱。我曾在姜白石、吴梦窗以后寻求当今的词作，仔细搜求，只得到寄间父子。遗山的天籁风骨，花间词以及镜上词的情致，它大概兼而有之。风骨过于强劲，就接近文人的诗；情致过于淫媟，就沦为诨官的俗语。要能掌握合宜的体裁，也确实不容易。在寄间父子以后承接余响的作品，如今又得到素庵这一家。所谓“谱”，就是音调可以记录、节拍可以配合弦歌的意思。《诗经》三百篇，难道没有一篇不能配合弦歌吗？我不知道，究竟是先有曲谱后有声调，还是先有声调后有辞句？寄间把曲谱分为依声长咏的不同类型，其中有些腔调可以测定，有些不能测定，那么怎么敢拿这些问题去询问素庵呢？我便向他请教。素庵张口大笑说：“唉，我在渔樵的欸乃声中已经忘却了律吕，哪里知道什么‘声依永’、‘律和声’之类的事情呢？” 即使如此，敲击车辕唱出的歌，也是乡野人的雅歌。我的曲谱大概也自然应当算作楚地的雅歌吧？素庵名抱素，字子云，是吴越王钱有起的后裔；考中进士，号竹乡翁，家中设置万卷堂的那位，就是他的曾王父。《牡丹瑞花诗卷序》。

译我读后山氏《丛谭》，记载广陵芍药有一种叫“金带围”的花，没有宿根却突然生长出来；花一开，各级官吏就会有与之相应的祥瑞。居于台辅之位的韩魏公琦、王岐公珪、荆公安石，都应验了这种祥瑞，看来并非虚妄。唉！山中的树木没有知觉，怎么会参与人事呢？大概是人的德行感动了草木，草木因此发生变化，并非偶然。江浙省检校孛术鲁子升庭院中的牡丹，在雪中开花，花朵大如斗，颜色像魏家紫，人们都说这是孛术鲁氏的祥瑞。牡丹和芍药是同类，芍药有应验祥瑞的，难道子升就不应验牡丹的祥瑞吗？第二年，子升由检校官除授为淮幕宪府官员，这一祥瑞也确实得到了应验。哪里知道将来子升不能登上人臣的最高品位呢？我本来就对他有所期待。只是我对牡丹还有感触：世上有像宋单父那样的花匠，能够把木芍药改变成千种姿态，也能使本来不该在冬天开放的花开花；人的力量竟能这样侵夺造化。也有人说，子升冬天开的花，怎么知道不是有人凭人力侵夺造化制造出来的呢？茅山外史张公雨是神仙般的人物，能够顷刻之间使花开放；他特意为子升作了一篇赋，把这花归为上天的祥瑞，作为将来显贵服色的预兆。我读了他的诗，确实相信它是子升的谶语。人们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子升拿出诗和图画合成一卷，来请求我作序，于是我写下这些话。花开放的日子，是至正九年十二月某日。《丞相梅诗序》。至正二年春，江浙行省丞相□□□公凭借清静安宁、整齐统一的政绩向皇帝报告，皇帝召他入朝，主持天下政务。丞相接受诏命将要启程时，回头看见后庭有一株亲手栽种的幼梅，便让人把它移栽到明庆寺殿宇的南面。当地百姓聚集观看，一边拍手一边跳舞，都用手加额说：“丞相抛下我们离去，这株梅足以寄托我们对他的思念。”他们已经把看梅当作看见丞相了。于是僧人古源采集百姓的话，把它编成可以长久歌唱的诗；城中士人也跟着唱和，共有若干首。从前召伯辅佐周王，在南国施行政教，曾停留在甘棠树下；后人思念他的德行，爱护那棵树而不忍伤害它。这就是《甘棠》诗创作的原因。召伯的教化在南国显明，所以有《甘棠》诗；丞相的德政布于江浙，所以有歌咏亲手栽梅的诗。像古源这样的人，可以说得到了古代诗人的性情，不是吗？丞相离去至今已有几十年，这株梅树已经盘曲疏展、硕大繁茂，比从前更加兴盛。城中百姓因此有所瞻仰，公卿因此有所感慕，后人因此有所奋发，也能想见丞相当年的仪容。一棵树的栽植，寄托了千年的情感。唉！草木能够寄托于人的地方，本来不在于土地肥厚或贫瘠，而在于人的德行能够长久还是短暂。这话确实如此，何况护持它的力量又出自金仙氏呢？丞相的德行栽培了它，金仙氏的力量培育了它；我看这株梅与孔老氏所植的桧树一样，都将不会朽坏。否则，南门的柏树有大到四十围的，一人萧欣就能把它砍伐，难道不可畏惧吗？古源拿诗来请我作序，我便写下这些话。思念他的德行而爱护他的树，是人的常情；爱护他的树并长久歌唱来赞美它，是诗人情性的正当表现；为诗人的心意作序而不忘记戒惧，也正是文人忠厚的极致。这就是序。《送经理官成教授还京序》。前任济宁郡教授成彦明君，以文章和才学见长，被当今天子选用。洪武元年春，朝廷派遣使者巡视天下，办理丈量田土的事务，成君正在被选派之列，分管丈量淞地三十八都二百一十五围的土地。到年终查验鱼鳞图册时，父老百姓都称赞他清明果断，丈尺有标准，田册账簿没有欺诈；他把七块不毛之地的累计情况也登记清楚，连同已经装裱好的手卷一并带来，拜访草玄阁。随后请求我写几句话作为赠别之礼，并请借成君向我致意。万一大农寺官员询问，先生的话或许可以作为依据，来考察历年情况。我感叹唐代宇文融做括田使时，开元年间的治理已经持续很久，天下户口却从未有所增加或减少。宇文融在户籍之外括取田地，得到八十多万客户；所谓美田，往往是州县迎合旨意、虚报数字，把有主田说成剩余田，把编户说成客户，百姓含冤却无处申诉。如今皇帝招徕南北流离的人口，天下土地又处在废弃之后，并不是沿袭宇文融的弊政；而且成君所丈量的，也都查清了屯田耕作和荒亡土地的实际情况，可以帮助圣明天子推行均田的政务，哪里能同开元时期那种聚敛之臣相提并论呢？他将要启程时，我写下这些话作为序。《姑苏知府何侯诗卷序》。清明的时代，官吏仁厚；如果不仁厚，就无法兴起治理。昏乱的时代，官吏纷杂暴虐；如果不纷杂暴虐，就无法促使它灭亡。而郡守、牧守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守牧号称百姓的父母，如果上下之间的疾苦不能像从肺腑中共同发出一样相互关联，就不能称为父母。元朝末年藩镇纷纷覆败，守牧寄身于军旅；大小军校，百姓向来不满意。只有那些与执笔的胥吏、背囊的随从相互勾结，放纵一群无赖，开启告讦之门，罗织善良，剥削百姓，使民牧疲敝，又以贪墨败坏法纪的官员，才是民众所遭受的祸害。我们的百姓将要跟谁去呼号呢？苏州百姓遭受罗、张两家的灾难，好像割草、猎禽一样，几乎断绝了生路。大明兴起，天子选拔守牧，在动乱之后慰劳百姓、招抚安置他们，何侯正好被选中。百姓拜谢获得新生，如同脱离焦灼的火灾。近来京师征发人员，迁徙之事以苏州最为严重；何侯从容处置，百姓丝毫不知道受到扰乱。公务稍有闲暇，他就把学校教育当作要务。祭祀殿、讲学堂荒废得像旅舍一样，何侯把它们全部更新，弦歌诵读之声响遍两廊，如同太平时代。曾经因为劳苦百姓的事情，他考察官吏懈怠而急赴宫阙，皇帝将要依军法治罪；他请求忍死进一言说：“杀掉一个郡守而使万千百姓得以活命，我含笑入地也甘心。”皇帝认为他的话仁厚，赦免刑罚而改授赏赐官秩。唉！像何公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百姓的父母。天子仁慈英明，正要选拔天下贤能的守牧进入政堂，与大臣讲论治理之道。何公的简明知能素来已有声誉，我将要听到他受到重用的消息，并替天下百姓庆贺，难道仅仅是替一个郡庆贺吗？我的同伴朱敏搜集郡中士人的歌咏，不远数百里，来请求我写文章为诗卷各篇作引，所以写下这篇序。《送祝正夫赴召如京序》。

译吴元丁未年春，番阳人祝正夫任淞地上海县知县。第二年，以治理政绩被评为最优。海盗叛乱发生后不到三四天，他便使血流遍地的局面转为安居乐业。当地百姓为他建立生祠，君子称颂他“战胜残暴、停止杀戮”。又过一年，司法官因为琐碎小事责难他，使他停职三个月。士人和平民、老人和孩子，日夜号哭，像婴儿失去父母一样悲痛。于是人们成群结队，不远千里，奔赴宫阙下痛哭，为祝侯请命。天子惊讶地说：“祝挺是我特别选用的人，我让他安坐而治理海邦，司法官竟敢忘记这一点吗？”于是追究并治罪司法官。祝侯又受到提升重用。天日晴朗，众情欢悦。他将要启程时，会稽杨某用话为他饯行说：“从前圣人称赞宓不齐说：‘子贱是君子，是霸王的辅佐；他做单父县宰，是屈才而作小试。’我对于祝正夫，也认为他已经脱离州县的劳苦，拥有王佐之才。只是要看正夫自己如何担当了。”正夫把一句座右铭写下：“天下的事情，看清道理便去做，不计较死生祸福。”看这句话，就知道正夫懂得自我担当，不必等待我再加以叮嘱。《送陈、钱、赵三位贤良赴京序》。皇明龙兴的第一年，天子想同天下贤人共同谋划天下的治理，于是派遣南北访贤使若干人。浙江士人中最杰出的，有陈睿、钱某、赵某等人；访贤使者根据舆论，认为他们兼具治国才能和学术，于是从民间征召他们入朝。三人接受征召而不推辞。恰逢府令和计使一同赴京，他们被推为浙江士人的首领。临行时，他们来向东维先生辞别，请求先生说几句话来警戒教导他们。先生斟酒劝饮，告诉他们说：“历代以考试经艺选举乡里士人的，一次达到三四千人；他们会集于春官，评定其中可以录取的，然后把姓名上报天子。天子赐予出身，吏部授予官职，最终不能超过二百人。这种选拔实在艰难。士人有穷究经书直到老死，却不能参加选拔的，吏部有时还会以旁恩加以录用，他们的处境也很苦。如今你们三人的姓名一经访贤使听闻，不必再在乡里参加考试，挤入那三四千人的数目，也不必登临春官，在那二百人的数目中竞争；可以说你们的进身步子很快，选拔并不艰难，获得官职很容易，处境也并不困苦。然而，你们三人早晨上奏，晚上就会被召见。天子留心经史，有所顾问；励精图治，有所试用。这不是确实怀抱着通晓天人之理的学问，具备治理百姓和国家的才能，明确到足以让天子寄托耳目股肱之任，担任九卿中的显职、六部中的能臣、治理一方的良二千石，使百姓达到太平和谐、使国家安稳如泰山，那么你们接受选拔而离去也就算了。如果不能诵习经书以避免过失，不能使人不议论自己的惭愧；若不是这样，就应当退回来反省，这颗心也会寒凉了。”二三人离席致谢说：“幸亏先生警戒教导我们，您的恩德太大了。”先生再次斟酒，说：“士人困穷而处境约束时，容易守住德行；显达而富足时，容易改变操守。容易守住操守，就会把有德之人的忠言当作忠言；容易改变操守，就会暗中排斥忠言。二三位不要表面上赞许我的话、暗中却排斥我的忠告；我将庆贺二三位有所成就。去吧，努力前进。”壬申年十一月十五日。送松江师黄公入吴序 松江师黄公彦美因病向淮吴大府请求辞职。他手中不拿兵器，作战时也不能守卫门户，金鼓不能振作，战马不能驾驭。过了许多天，大府因怀疑他有诈，命他勉强带病前往。辞职之请这才获得允许。不久，大府又上言，请他到吴门养病，并召请他；幸而他的病痊愈，便重用他。属官将领以下，以及松江郡的官员、市中的老人、乡野的老叟和方外之人，没有不拍手交相庆贺的，都认为他是贤能杰出之人。任用得越大，恩惠也就越大。众人各自拿着酒浆和牲礼，在西门外张设宴席，以表达赞颂和祈祷。老客乡会稽杨公走上前举杯，规劝而不是颂扬说：‘黄公的报答，对于您所侍奉的西夏侯来说，也已经达到极点了。台平难道不是几乎死去吗？谗言欺诈幸而因公论而平反，丹书洗雪冤志也得到伸张。大丈夫的事情已经办完了，除此之外还希望什么呢？’黄公听到规劝，起身作长跪礼，再接过酒杯。维祯说：‘先生的话深入肺腑，凛然如用冰雪浇灌。若说我不解下铠甲、不换上经书服饰而居守在西夏侯墓旁，上天白日可以明鉴。’我说：‘说得对啊！’于是黄公启程。送三士会试京师序 至正己亥年夏四月，江浙省考取吴越士人，我门下弟子列入其中的有三人。南士忻忭，色目人宝宝，还有何生。三人选定日期赴春官，来向我辞别说：‘先生有什么教导我们？’我已经期望他们像汉代晁错、董仲舒那样在策对中大有作为，又勉励他们要成为像宋代李迪那样的大器。三人请求我讲李迪的故事，所以李迪大概是从种放先生那里受学的，学业完成后到京师应试；种放先生先写信把他介绍给柳先生（“开”字读去声），柳开把李迪留在门下作客，并出题让门下弟子共同作赋。李迪的赋写成后，诸生推重柳开，惊叹说：‘您一定会成为天下魁首，而且将来会做宰相。’后来果然如此。我的同年李中丞稷，就是现在的柳先生。三人把我的话拿给他看，又把文章作为贽礼；中丞应当按照李迪的旧例接待三人，并以文章来占验他们的才华。三人只要在众多士人中夺魁，成为太平时代的宰相；三人之中谁会先做到呢？只有靠你们三人自己了，努力吧，不要太谦让李迪。《刑统赋释义序》

译古代帝王凭借来治理天下的，不过是大经大法罢了，那时还没有所谓的律。世道衰落以后，巧诈虚伪横行滋生，法家一流的人才开始制定律法，用来钳制天下百姓。奸邪日益滋长，律法也日益繁密，这也是时势所造成的。大概律令起于秦，确定于汉，律法和刑统到唐宋时更加显著；傅霖氏于是作《刑统》赋，以便于律学的诵习。绳墨陈列出来，天下的曲直便不能逃脱；规矩设置起来，天下的方圆便不能逾越。律法本来就是救治弊病的绳墨和规矩。颍滨苏子说：‘读书万卷，如果不读律法，即使想使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终究也没有办法。’君子从他的话中，可以预见世道的变化。我朝统一四海，享有百年太平，正用儒道治理天下，士人往往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凡是审判一件案件、判处一种刑罚，都要考察经书、援引史籍，同当时的制度相参照；没有不通经的官吏，也没有不懂律的儒者。保定梁公彦举，早年任宗正府属官，曾跟随府使以及省部官员在河南、江北审理案件；阅案越多，研究律法越精，人们都佩服他的明察公允。后来他主管泰州仓库，于是写成《刑统赋释义》一编。上自经传、律疏、史鉴中可以作为凭证的内容，他都加以探究；又用自己的意见加以辨析，把苛细严密的做法推开而归于仁厚，大概真是傅霖氏的忠臣了。今年维祯充任杭州课税提举，幸而与梁公同僚，在平定市价的闲暇，曾同他谈论古代典籍和今天通行的制度；他又拿出这部书给我看。我这才感叹梁公不只是精通法家之律，而且也明白儒者的经史，难道不是顺应时势的通才吗？唉！郑子产铸造刑书，叔向讥讽他，是害怕百姓抛弃礼而只把事情依据刑书来判断。所以说：‘先王议论事情，是依照制度来裁断；刑法尚且不应使后世知道，何况还有比刑书更隐微而不能穷究的道理呢。律法难道可以废弃吗？’作《刑统赋》的，既概括律法而使它简约；作《释义》的，又依据赋文而使它精详，让后来治理政事的人有所考察和准则，足以权衡世道的变化，扶植世道，使君主达到尧舜以上的境界；苏子感慨论说的，难道欺骗了我们吗？梁公从童年起就凭吏事起身，直到老年才从经史中寻求依据，用来文饰和充实他的律学，大概是知道根本所在了。我把这部书反复读了三遍，深有所得，并且冒昧为它写下这篇卷首序。《监宪决狱诗序》自从战事兴起以来，百姓不幸死于兵乱，也没有地方申诉。那些因误会而被有关官府拘捕的，幸而有人申诉，官府又把他们置之不理，最终同叛徒一起被杀。大概杀害百姓的人，几乎连猪狗都不如。官府把李姓之人当作职事，也没有人替他们辨明。唉，百姓陷于涂炭，已经到了极点！我读杭州拔贡官朱莲峰君的志文，看到监宪公平反冤狱的事情，不禁感慨叹息不止。志文中有一句说：‘审求案件，不从案情本身入手，难道想凭文书笔札来求得真相吗？’这句话，正是平反案件的根本。像监公这样的人，真是神明一般的人啊！假使如今在边疆掌兵、在朝廷执法的人，都像监宪公那样存心办事，难道还会有冤情得不到吊恤吗？难道还会有冤屈不能昭雪而枉死的人吗？唉！孝妇含冤，天就大旱；邹衍被关在狱中六月，天就降霜。上天对于蒙冤的人，报应竟然如此。如今旱灾十分严重，监公审决案件，使人人都不再认为自己受了冤屈。我看随车而来的甘霖就要降临了。杭州的士大夫都作歌诗来赞美他，并推举我为序文之首。我乐意为他们书写。至正己亥年秋八月既望作序。《东维子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东维子集》卷二 （元）杨维桢撰 序 送帖山提举序 天下的官职，没有比主管杭州征税更艰难的了。每年办理一次，额定赋税达十万巨额；即使是在京城所在之地，负责征课的人也不能完成。这是因为没有母钱作为本钱，也没有其他官司作为辅佐。每年无论风雪阴雨、水旱灾害、兵乱火灾，货物转运都不能有一处不通。主管者每月考核、每季校核，额数稍有减少，便辱骂甚至杀戮其人，不仅把他们当作奸伪之徒，还不许他们以其他理由申诉这一法令。外面的税款没有遗漏，内部才可以交差。于是秘密设置关卡，编纂名册，使无赖和巡游侦伺的人络绎不绝地搜检拦截。那些侥幸逃脱、漏入户籍而成为巡游侦伺者资财的，几乎超过一半。大概制度不供给征课小吏的俸禄和饭食，反而让他们靠征税谋生，那么就不能责怪他们不偷盗。又因为漏税者很多，权势人物一旦不幸败露，往往不到一两天，就动用上官命令追捕呼喝、威胁挟持；若不服从，便句结并挟制衙门校尉和群小，最终排闼入户，掠走财物，如同取走寄存之物。赋税陷落而不能登记上缴，类似的事情不时发生；偶尔有人不畏强暴，发誓要依据文书和法律惩治这些人，反而会被人诬陷中伤。而且一旦入官五日，按职掌轮值课税纲目，一经在账册上署名，势必无法登报。清白纯正的人自己进入了祸患之地，所以旧吏把清白之人带入污浊之中，离开时又污秽不堪；人们称之为投进墨海，完整地来、残破地去，称之为进入火狱。因此说，天下的官职，没有比主管杭州征税更难的了。如今有幸大施恩典，仿佛洞察了这种困难的情状，把过去积累的陷落赋税一日之间全都免除；新近每日的赋税又按照实际情况征取，使墨海、火狱重新有清白清凉之日。于是像帖山氏这样的旧官，才开始寻找机会同我们这些人取得解送文书而离去。我已经斟酒为他送行，为彼此庆贺；他又过分请求我写文章，所以我叙说他不幸处在难以任官的境地，又庆幸他得到特别恩典，使墨海、火狱有了清白清凉的庆幸。这就是序文。送关宝临安县长序

译北庭关宝氏考中春官，天子赐进士出身，前往监督临安县。他曾跟随我游学，又是我同年德流公的儿子，经过钱塘时，请求我写一句话为他送别。我告诉他说：‘如今盗贼在淮、颍之间兴起，把祸乱延伸到江浙；百姓因战争而耗损，因奔命而兴废，已经四三年不能恢复安定；百姓中善良的人陷入盗贼之中，招抚他们却还没有回来。唉！难道我们的百姓喜欢做盗贼吗？这是抚慰教养失当而又被饥寒逼迫的缘故；水旱灾害相继发生，田地没有减少赋税；妻子儿女四处流离，农民却不能停止徭役。百姓受害的根源，全系于州县。州县不把情况告诉府，府不把情况告诉省台；即使偶尔听到，也不相信，以至于我们的百姓财物耗尽、力量穷竭，而赋税徭役更加急迫，征求更加繁多。百姓死在道路上的相互枕藉，幸而活下来的人，不去做盗贼的几乎没有。你生任百里之邑的县令，这是试行政治的开始，应当推究其中的情理：上级怜恤百姓，百姓就是我的赤子；上级不怜恤百姓，百姓就是我的寇盗。这难道不可畏惧吗？近来皇帝下达明诏，哀痛遗民，确实把百姓看作国家的根本；根本不能任其受到伤害而耗损。应当免除他们的赋税，宽缓他们的征收，给他们以充裕的劳力，始终谨慎得像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 ‘并且再三告诫守令和牧守，务必要使百姓安康、救济百姓，上承明天子的德意，下体察我们赤子的困穷。不要在百姓中招致寇盗，千万不要把百姓驱赶成盗贼。我将看见疲惫的人得到恢复，流离的人返回故乡，休养生息，以恢复中统、至元年间的治理，这一定要从临安开始。’关生用我的话勉励自己。送龙孔阳序 有士人年满六十，体力却强健得像三四十岁的人；居处贫困、生活不能支撑，却总像富足兴盛之时一样。人们说：‘番地的龙孔阳，今年客居钱塘。我曾同他往来，见他的才气学识，综合考察天人之理，议论古今的要害，用来衡量天下成败治乱，像镜子照物一样清楚，像蓍草占卜和孔钥校勘一样准确，彼此完全相合。’他大概可以同古代豪杰并列；而他同当今那些盗取虚名、误导天下的豪杰，所走的道路大概完全不同。然而急于求才的人却不举荐他，使他积蓄才华而没有施展的地方，于是拿文人墨客的笔和书椟代替司寇的斧钺，诛伐古代奸邪小人和谄媚之徒，以警戒今天类似的人。唉，这是谁使他成为这样的呢？到了至正乙未年秋八月，中书兵部黄公昭奉承天子的明命，出巡慰问江东，采集天下舆论来选拔天下人才。他对于被豪杰遗落的人，心意足以招致他们，权力足以振兴他们。我将庆贺孔阳有贤能而知己的人。不久，孔阳来辞别说：‘我以后不能时时同您嬉游了，我携带着笔墨砚札，已经同黄公的计吏约定明日出发，您拿什么赠给我？’我赞美黄公能够得到孔阳，也赞美孔阳能够为黄公所得，于是对他说：‘天下没有事情时，中等才干的人拿着三尺法令也绰绰有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人〕 天下多有变故时，即使豪杰应对变化也会感到不足。安危、优劣相差悬殊，而一时人才所遭遇的处境，确实有幸与不幸之别啊！如今天下也多有变故，正不是人才幸运的时代。去吧，孔阳，不要以为自己幸运！’又替我告诉黄公说：‘选拔一个人是孔阳，选拔同类人才也应当是孔阳。兰花憔悴，蕙草也受伤；天鹅高飞，鸿雁也会喜悦。同类与非同类，我将向黄公询问。’黄公把这番话问了孔阳。送庆通公翰林承旨序 承旨不是古代的官职，起于唐代，以文学之士充任顾问，出入侍从，因时参与谋议，接受谏诤，署为翰林，于是称为内相。只有承旨尊贵，作为东阁第一人，确实因为任职者年长而熟悉政务，常常练达于当世事务。凡是天子的机密诏命、内外秘密奏章，以及朝廷有重大议论、拟定废置而没有及时预先告诉他人的事情，承旨都可以专门接收、专门答对，国家安危成败的决定也在于此。唉！官职的重要竟然如此，而世人却把承旨看作安置老臣、闲散度日的职位，岂不是误解了设置此官的本意吗？至正十五年冬，江浙省平章庆公拜任翰林承旨，东方人惊讶地互相说：‘朝廷把江浙看作东南的大方面，盗寇日益横行，纸钞日益阻塞，百姓日益无法聊生；天子授予庆公密命，赐给五绞龙衣和金虎双珠之符，使他专门治理东方，可以便宜行事；假以时日，希望他能够取得成功，最终升任宰相。如今却在一天之内把他提取出来，置于闲散之地，这对庆公是优待；东方人又凭借什么呢？会稽杨维祯为他解释说：‘朝廷因为公是世代大臣，又负有重大声望；天下派他出来整顿东土，使岛夷改变心意，猫兵接受号令，文武安逸和谐，千里之外的冲突在谈笑间就能化解。’ ‘在尊俎宴饮之外，吴越遗民已经有将近三年没有看见战争，可以说没有辜负明天子托付给他的东方重任。如今天子更加切实地治理内部事务，把公召回东阁，大概是因为有比东方之任更重的托付。怎么知道承旨不是为了安置老臣而置于闲散地呢？承旨若不是安置老臣、置于闲散地的职位，那么承担天子重大责任的人，公知道，天子也知道，当然不是为了安置老臣而置于闲散地。’就是这样！庆公启程时，传提举王本以下作歌诗若干首，推举我写序，我没有推辞，也想让公知道东南士人中有深知公的人，他们确实不同于一般东南人。公在宴见天子时，天子如果问公东南士人对承旨的议论怎样，那么我的文章就可以拿出来了。这就是序文。送高都事序

译传记说子产执政，他所能做的没有别的，只是能够任用那些有才干的人罢了。能够任用那些有才干的人，人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子产便没有不能做成的事。禆谌善于谋划，子太叔文辞优美而能够实行，冯简子善于裁断大事，公孙挥能够了解四国的情况，并且能辨明各人的族姓、班位和才干，又善于辞令。子产向子羽询问四国的情况，让禆谌谋划、冯简子裁断，然后交给太叔实行，因此郑国没有失败的事情。子产善于任用人才，正是依靠这些人的力量。江浙平章左畣纳失公出征淮夷，在金陵总制军事，急切地任用人才，把人才作为首要事务；善于谋划的、善于裁断的、善于实行的，以及善于辞令的，都以礼延请到幕府，使他们各自竭尽所能。这正是子产善于任用能人之能。高子是令之中秀异而有文才的人，又善于了解四国的情况及其人的族姓、班位、才干和能力，并且善于辞令。这样，高子一人兼有古代两个人的才能；总制从众人中选拔他，正如子产选用太叔、公孙挥一样，他应当有助于总制，因此总制便不会有失败的事情。让他作为幕府的首要僚属，并不过分。不过我还有问题要问高子：如今的兵，有称作猫、称作鸧的，难以测度，甚至超过盗寇的军队。只知道用猫、鸧来抵御盗寇，却不知道应当用对待盗寇的办法来防备猫、鸧；既然有比盗寇更加凶暴的东西，唉！能够了解四国的情况、辨明各人的族姓、班位和才干的人，难道会不察知这一点吗？不察知，是不聪明；察知而不说，是不忠诚；说了却不尽力，是不勇敢。总制称赞高子善于任用人才，我怀疑不会只是这样，所以向高子重申此问。送魏生德刚序 学校中的教师，有主持教务的主教，其次有学正、学录；学正、学录以下有训导。训导由主教自行选任，有时也由提学官根据舆论推举选择。职位虽然卑下，但这些人的德行和文学，实际上是主教的副手和辅佐。主教本人有时地位低下而不合适，副手和辅佐实际上就是宾师。因此，学校如果不能得到贤能的主教，能得到一位贤能的宾师，也足以使学校增重。我同年同知安庆公的儿子关国用，因明经而考中，来监督杭州的临安县。他认为治理地方的根本，没有比学校更优先的。每逢朔日、望日到学校巡视，忧虑学校所教的不是应当教的，所养成的也不是应当养成的。弟子名额多有缺额，人材没有成就的地方，深怕无法回应圣天子尊崇师傅、责求成效的心意。于是派小吏不远百里，捧着檄文和礼币到同门魏德刚那里，以礼聘请他担任学校和太学的教师。德刚准备动身，来向我辞别，请我说一句话。如今盗贼在淮、泗之间兴起，把祸乱延伸到天下。各郡县的长官正把募兵、调赋、制造弓箭器械当作急务，哪里有空闲治理学校呢？然而国用写信对我说：‘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教化。穿赭衣、戴红头巾的人包围城池、联络乡野，即使用斧钺去讨伐也不能取胜，这是有关官府的教化衰败、礼义的维系松弛造成的。‘我们难道可以废止学校一天的教化吗？鲁国城邑的弦歌，并没有因为刘邦、项羽的侵扰抢掠而暂时废止。如今的盗贼不过像狗鼠罢了，我们又怎么可以因为鲁邑弦歌的旧俗而抛弃自己的百姓呢？’我既高兴，又回信答复了他。魏生出行时，我一定要写序送他，并且希望他把百姓纳入礼义之中，把太平带回今天；这件事应当从临安开始。送司农丞杭公还京诗序 我的朋友曹文炳经过我的旅舍，谈到大司农丞杭公的履历和作为。杭公出身于世代儒学之家，承受峨眉山的秀美灵气，具有非凡才干。遇到当今主上在金陵开国，他凭经学取法于史，以法史知识取得郡邑长官职位，又凭郡邑长官的才干成为宰相幕府宾客。过了一个多月，皇帝亲自下诏任命他为现在的职务；不到十年，便从下级史官做到九卿，升进快捷迅速，才干不辜负人，竟到了如此地步。他出使吴松，经理僧道旧官田土，从未苛细察访、希求侥幸，只用言语晓谕为期，事情核查完毕，竟没有杖责一人，而在两个月之间就办成了。如今他回京复命，郡中士人没有一句赠言切合他的心意，希望我写一句胜过庸常众人的话，又不要把文章投给无知之人。我答复说：农事是国家的根本，少昊氏设置农官，苍姬氏以稷开国。秦汉以来，称作治粟、大农、春卿、司稼，都是为了尊崇根本。如今考察古制设置官职，把大司农列在九卿之首，可以说知道天下的根本了。杭公正凭才智得到皇帝御笔选任，所说的话能被听取，所提出的计策能被采纳，这难道不是农业的福分吗？他经理农事而归，舆人歌诵他，考功官也会记录他的功绩。我又怎敢以年老衰弱为理由推辞写一句话，于是作序，并且又附上古代风人的诗辞说：‘十年农星昏暗无光，太史昨夜占问五潢。’ ‘国家的根本在于重视谷物和俸禄，奎星、胃星明亮，天仓星也明亮。中书省的垣墙旁边是司农署，品秩列于九卿，尊贵如大府。春天耕种时登记田亩，冬天收藏冰块，六十五官分掌九扈。杭公隶属均输少卿，赋税充足，国家充足，百姓也充足。农田和漕运一时办完，文章如锦绣，人品如美玉。归来奏议，皇帝说“好”，诏书宽大，赐给百姓减免租税。太平的治理景象今日已经出现，不必再讲贞元年间宰相均田的图策。’ 又代冯县尹作送行序 司农在《周官》中是太府，掌管九赋、九贡；秦代称治粟内史，属官有两史、两丞；汉代有司农丞，称为中丞；唐代设置丞六人。如今主上在金陵开国，其他府寺尚未来得及建立，而农政司先行设置。大概因为钱粮金帛积聚之处，天子的籍田、京师的农具、百官的俸禄、朝会祭祀以及赏赐所需，都由它供给。重视农业、重视谷物，实在是富国强兵的根本。因此主管此职的人，如果没有郑康成那样的文学、牟融那样的通达事务，就不能授予。元年冬十月，大司农丞杭公仲玉奉命来到松江，经理田赋。事情办成后册籍上报，没有遗漏，也没有虚增；采用法令不苛刻，驾驭下属不烦扰、不逾越。三个月事情办完，郡县都称赞他。人们说：他没有杜中立以绳墨急切约束官吏的弊病，却有郑庄公使军队行千里而不携带粮食的功效。唉！由此可知他的治理和德行了。不过我还有话要告诉仲玉：主上新近收复浙江，官田、民田的土地早已有成册登记；然而佃户的租额每年都被地主增加而不减少，田间日益荒芜，庄客佃户日益贫困。到了如今，大概已经穷困到了无处伸手、无处放脚的地步。农丞的品秩仅次于大卿，而掌管我们百姓土地生产的人，正要回去朝见主上。主上如果询问吴地百姓的疾苦，假如您能够把这些情况说出来，三吴的农民就幸运了！因此作序。送淞江同知李侯朝京序

译明朝承受上天新的命运，在金陵开创基业。百官尽职，百将尽忠，实在是君臣相逢、千载一时的盛会。之所以能够成就大业，使天下臣服，都是因为国家善于用人。宝定李侯浩，字师孟，才干足以承担重任，智慧足以平定乱局。松江归附后，起初奉命来担任同知，大概因为他是股肱心腹旧臣，所以授给他慰劳百姓、安定聚集民众的重任。他任职刚满一任，赋役高低得到均平，仓库出入得到平衡，功过升黜得到彰明，利害兴废得到适当处理，关梁开闭更加严密，狱讼审理复核而宽平。松江士人和百姓拜谢称颂，把他比作古代的循吏。今年春天，中使奉命下到郡中，选取他担任机密近臣和法从官。李侯没有来得及脱下官帽，郡中士民就攀挽着他，使他无法成行；于是他们十人一群、五人一伙，一同到西关郊外为他饯行，举杯敬我，请求我说一句送行的话。我举杯斟酒给李侯，说：‘天子任用像您这样的股肱心腹之臣，并不多，难道不是吗？请您谨慎对待。’第二杯酒说：‘您历经民间，今后应当把百姓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以此来报答天子的重大恩命。’第三杯酒说：‘四海之内还有没有归服的地方，希望您辅佐天子平定它们，不要让金革战争长期劳民。’李侯回敬酒向我致谢说：‘我没有勇武，怎敢忘记先生的规劝。’ 不久，上海祝大夫拿着青白色的绢轴来，请求我写文章作为饯行，于是写下这篇文章。送检校王君盖昌还京序 士人生在乱世，不会因为贫困就苟且求取官职，必定迟迟忍耐，等待真正的君主，然后才出仕。这不是志向远大、见识卓越、毅然有大丈夫气概的人所不能做到的吗？中书检校王君盖昌正是这样的人。我归老于松江求学时，王君同富春吴毅、桐庐章木、会稽张宪、山东马成、吴门杨澄，都列在高才生之中。当时秦邮张氏占据六州，奸佞之徒结党并进，像在市上用斧椎敲击、脱碗作谣的人多得不可计数。有人想带王君前往，王君说：‘呸！丑陋啊！秦邮难道是王郎的主人吗？’只是出仕有时机，我正在谨慎地等待真正的君主。不久，王君辞别我，客居泗水，又辗转到下邳，艰苦穷困到了常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王君却弹铗自歌，泰然自若，脸上没有丝毫忧色。皇明承受上天的明命后，王君自己庆贺说：‘天下安定了，我有可以侍奉的君主了。’徐守臣把他的才能推荐给相国，他在谨身殿拜见主上，陈述奏对。不久，皇上赞叹他的仪表风度，认为他的论议裁断宏大深刻，把他当作大器，特授为中书检校。唉！如果不是他谨慎出仕、等待时机，直到遇到真正的君主，他哪里能这样契合而得到这个职位呢？我说，志向远大、见识卓越的人，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如今他奉使来到松江，首先拜谒大成宫，向先圣释奠；接着来访我在草玄邸的居所，然后拜访师友，在这里停留了若干日。郡守盛升在泮堂设宴为他饯行，诸位宾客都作诗来夸赞王君，也夸赞松江学校。又一定推举我作序，我再次举酒，为他饯行说：‘宰相，是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人。’检校拾遗、举荐缺员，又是辅佐宰相治理天下的人。天子把治理天下的责任寄托给宰相，宰相又凭借检校来辅助自己；检校是宰相的辅弼之友。责任重大啊！责任重大啊！因此作序。送冯侯赴新昌州任州尹序（二首） 我从前经过田野，看见四五位父老聚在一起谈论县令冯侯的贤能；有人哭泣，有人叹息。我询问原因，他们说：‘自从冯侯到任将近两年，百姓沐浴他的恩惠，数也数不清。他处理事务简明，调派徭役公平，征收赋税仁厚，审理案件能够洗雪冤屈而且明察；百姓听从他的命令，没有抵触拒抗的，都出于公正平允，像经过秤石的法度裁定一样。两年中所施行的政事，几乎一天也没有改变；可是执掌司法的人却因毛发般细小的事情裁断他，我们百姓陷于疾苦、颠沛流离而无处申诉，三个月来简直像失去了父母。’我听到这些话，便记了下来。今年春天，皇帝派遣使者巡视各道，核察郡县官吏的名实，考察冯侯的行为，认为他极其忠诚，功绩列为上等，便向皇上报告。皇上说：‘冯公是我亲自选取的，按理他的政绩不会辜负我的法度。’于是嘉奖他的功劳，升任新州太守。百姓又都流泪说：‘我们本来把冯侯看作在会府中为我们主持政事的大官，如今却不能再得到他，为什么要夺走我们父母官的恩德，把恩德给别人呢！’我曾经谈论官吏的优劣关系到百姓的忧乐，得到一位良吏，一个郡就喜悦；失去一位良吏，一个郡就忧愁。因此汉代重视贤良的二千石官。如今冯侯从县升任郡守，把华亭的治理推行到新昌的政务中，我知道他将成为朝廷中的良二千石。将来他再来使我们的百姓复苏，我每天都在盼望着。又 华亭是松江有名的县，贡税财赋相当于浙江的十分之五，编户达到百万；直到遭遇兵火，原先繁荣富庶的景象百中只剩一二分，做县令的人也难以治理。丁未年春，乌江冯侯任此地县尹，把慰劳招徕、安定聚集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使流离的人返回，使受创伤的人振作起来，经过将近两年，县邑才开始恢复。官署所在之地的百姓欣喜，就像瘫痪的人重新站起来行走，炎热的人受到清风洗濯，服役出行的人回到故乡见到父母一样。这年夏四月，海盗兴起，被牵连误捕的华亭人有近百人。冯侯发誓尽死力向统兵官申辩说：‘华亭向来是善地，是古代二陆所出的文物之邦，百姓并不是违背法度而跟从他人叛逆的。’统兵官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郡中百姓能够在圣明时代获得新生，都是冯父的力量。百姓为他建立生祠，歌颂他的德行，不忘记他怜悯百姓的穷困；凡是可以作为冯侯功绩的事情，没有不让上级听闻的。上级记住他的姓氏，认为他可以成为我们的良二千石，于是升任新州太守。百姓和父老、幼童跑到西关外为他饯行，挡住马头哭着说：‘我们田地的赋税，是您替我们均平的；我们成年男子的徭役，是您替我们节省的；我们诉讼中郁结而不得公平解决的事情，是您为我们伸张道理、加以处理的。如今您离去了，今后替我们均平赋税、节省徭役、依理伸冤的人，我们还能盼望谁呢？’ 他们惶惶不舍的情状，简直像孩子失去了慈父，站在回顾四周却没有人的地方。我为他们解释说：‘杜甫曾说：“假使元使君能够得到十位像这样的同伴，分散错落地列在天下各地担任州牧，万物都会吐露生气。”如今假使让冯使君一类的人分布在天下各郡，难道会有万物不吐露生气的吗？’新昌百姓的生息都来自兵器弓箭留下的余烬；我想那里流离的百姓还没有全部回来，荒地还没有开垦，一定盼望我们侯父母官的到来，就像盼望丰年一样。将来一定会看见颂扬之声在田野乡里兴起，而没有叹息、忧愁和怨恨的声音；这正是我朝良二千石的福庆。以后冯侯任期届满，回到中书辅佐政务，他给天下带来的恩泽哪里数得尽呢？我们的百姓只管等待他，又还有什么遗憾呢？送杨明归越觐亲序

译做官和侍奉父母哪个更重要？回答说：侍奉父母。做官有时也是为了父母，那么做官就不重要了吗？回答说：俸禄足以供养父母就做官，俸禄不足以供养父母也做官，还不如为父母啜饮豆汁、饮水，使父母得到快乐。做官又有什么重要呢？我的宗侄杨子明辞去乌府的檄令，回到故里，为堂二月八日有将近白发的母亲。他身虽住在京城宫阙之下，心却一直挂念在母亲早晚省视之处。东方睡斗山的北面，白云之思常常存在他的心目中。今年春天，他从白下整理船只，经过松江来草玄阁拜访我。随后急忙来告别，我问他要到哪里去；他说：‘思念白云之下的母亲，早晚都在倚门盼望我，如今我就要出发了，请老先生说一句话来教导我。’我想起杨明在乡里时，十岁便以孝悌著称；长大以后豪爽不受拘束，依靠父母身体强健，又有孝顺的妻子善于侍奉婆母，于是生起做官的心思，想施展胸中的抱负。后来经历兵乱，备尝险难，志向没有完全实现，而父母也已经老了。庭前的风吹树木，难道能不有所感触吗？你应当早些归去，却回来得太晚了。你归去时，我写序送你，又附诗说：‘天西的白云，天东飞翔的乌鸟。台春之乌依依不舍，高堂上的游子回来还是没有回来？堂前春草生长，承受春日光辉；船只行行驶出彭郎矶，不要让霜和露沾湿人的衣裳。’ 送断事官李侯序 大梁李侯文彬世代居于执法之职，具有判决案件的才能，为当今天子所简拔知遇。天子亲自奖赏提拔他为中书断事，转任都督断事，他能够胜任职务。凡是边民被牵连误捕、郡守有冤屈未能申白的案件，凡经过出使官推究覆核的，都凭借公平允当取得朝廷信任。今年奉诏办理田亩覆核、查实之事，来到松江十多天，得到成册账目，向上报告。松江官吏和父老很高兴，李侯查核得失而不苛扰百姓，大家一同来向会稽杨维桢求取赠言。维桢听说李侯承担天子耳目之任已经整年，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大公无私、正直不阿的人，于是为他说：‘断事官在古代是士官，周代称寇，晋代称理，秦汉称廷尉，如今称大理断事。天下有不平之事，在您这里得到平反，您又以平允的判决使断事官职守得到实现。断事官所承担的责任并不轻，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案件一定要依据事实果断判决，判决一定要明察审慎。明察和果断都达到之后，又一定不能被上级夺取主张、被旁人扰乱，那么法令才能得到伸张，职分才算完全尽到。既有明察和果断，又没有旁人的扰乱、上级的夺取，这样的声誉可比古代汉朝的张某；由此可以预见侯将迅速升入显要的内职，成为中书郎、外部使者、郡中二千石，不必再等待龟卜、蔡卜来证明了。我和天下百姓共同期待着您。洪武二年九月十日作序。《东维子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东维子集》卷三 （元）杨维桢撰 序 《曹氏世谱后序》广陵曹时复拿着祖父的世谱来告诉我说：‘我因为兵乱离开故乡，已经十七年了。幸而祖宗的坟墓所在之地，先人所居的某水某丘还在。战争平息后，我将带着全家返回故乡；若能得到先生一句话为我的世谱作序，希望我们曹某以及后世之人不忘记先祖的出处，最终安葬的年月。’按照谱牒，曹氏是谯国人，从几代祖先中的某人起迁居汴地。曾祖成之，又从汴地迁到广陵蜀冈。祖父某，任浙行省儤使。祖母周继玉，宣使君去世后，周氏正值盛年却守节。父亲某翊，任正司照磨，追赠奉议大夫，曾任汴梁路治中。母亲霍氏，封太康县君。太康君善于治理家事，父亲在外做官，六个儿子都靠太康君的力量教育成人并有所成就。长子时升，任广帅府奏差，早年去世。次子时泰，封奉议，任留守司经历。至正癸巳年，某相奉诏招讨江淮海道，某相选择随从者，时泰主动前往。时泰奋然无所推让，历经险阻渡海，忽然掀起鲸浪，船覆没而死。某相怜悯他忠于职守而死，追赠他官职。妻子郑氏，生一子。次子时益，任翰林院典书，早年便有父亲的声名。三淮兵乱阻塞道路，他奉母亲和妻儿逃脱灾难，出了虎口，在杭州择地居住，后来因病去世。他的妻子李氏，生有三个儿子。次子时晋，任海道府掾，开始办理漕运直达京师，上级称许他的功劳，赏赐官职，任嘉禾照磨。时晋在海上返吴，遇风，船沉没在莱州海面。他的妻舅霍氏，是霍仲皋的女儿，通晓书史，喜欢阅读古代孝义传记。当时有贵人听说她的才华，想要夺取她的志向，她发誓说：‘曹氏世代以忠孝著称，我这个门中妇人难道敢像平庸妇人一样违背名教，使夫家和娘家两姓都因我而辱没门户吗？’最终坚决谢绝了对方。妯娌郑氏和李氏听说她的志节，便相互带领守寡而忘却其他志向。李氏有一个儿子，努力纺纱织布来资助他，送他出外从师，勉励他勤学，使他不坠失前人的声誉。世家贵族的其他诸子也相继有所成就。三位守节妇人一同请求时复说：‘希望回到故乡，守护公婆的坟墓，并且使诸子拥有耕种的土地；我们这些人死后头向故丘，也没有丝毫遗憾。’时复返回故乡的计划于是决定了。船停泊在我门前，霍氏拿着茶来，并为我的老妻祝寿。后来她又写信说：‘我不幸，三位伯氏早夭；三位嫂嫂也都共同守节。先生执掌铁史之笔，记载真实，超过国史；如果能在您的宏论中加以表扬、推重，这不只是三位守节妇人得恩，曹氏一门也将增光。’ 铁史评论说：欧阳太史所著《五代死节臣》一文并不多见，只找到王凝的断臂妻子一人，特意表彰她，用来使那些不如妇人的男子感到惭愧。如今曹氏一家，男子有为国事而死的，妇女有守持贞节的，并非只有一人可以与乱世流离中的王凝妻相比，他们全都不愧于王凝妻。世代若都有欧阳太史这样的人，难道还会不被列入传记吗？万一史官遗漏了他们，那么我就把他们记录下来，附在曹氏族谱之后，也让亡国之臣中有不如三节妇的人感到惭愧。送经理官黄侯还京序

译当今天子在金陵登基，迅速拥有天下，归入职方掌管的版图超过了唐、汉。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土地田亩和田间道路没有固定的簿籍可供查考，因此设立大司农堂，征集各地的九赋九贡，又派遣使者巡视天下，把划定田界作为首要任务。北庭黄侯万里氏入选，分赴华亭丈量田地，事情件件办完后，返回京城。士人朱辉绘制了田间竿尺图，用来显示黄侯勤于王事而且办事敏捷、取得成功。他带着这卷图来草玄阁拜见东维先生，请求写几句话来为他的此行增重声色。先生器重他的品德才气，又因为他是相门之后，推辞不掉，便在图卷末尾叙述此事，又采集民谣作诗一章，每章八句。黄侯是前朝中书右相国的孙子、参大政黄公的后代，也是速公的后嗣；他把门荫让给弟弟，从自己出任儤直起，历任太和县监、济宁行垣官勾，都有美好的政绩。如今凭才干丈量松江田亩，把最好的成绩报给上级；如果再获优赏、授予爵秩，假如又分掌三吴之地，正是吴地百姓所盼望的。黄侯还请以我的话自我勉励。诗说：天子如龙腾飞，平定两都，山川草木全都恢复生机。丈量三吴田亩，难以依靠旧有簿籍；把田地公平分配，幸喜已有图册。海市开辟盐场和鱼业，荒碱之地也得以利用；泖乡的稻稏成熟，土地肥沃。对功臣的赏赐眼看就要承受特别的恩宠，这一带又要重新分发汉代那样的竹符。送山西省参知政事陈公序 参政这一官职始于北魏，历代沿袭。我国筹划经营草创之初，设置天下行省官署若干处，各以参政辅佐主政者，名义上次于丞相，实际上行使丞相的职事。唉！地方方面大任的寄托是多么重大啊。茶陵陈公由兵部尚书调任松江郡守，不到一个月政务就有了成效。天子又选拔他升任山西参知政事，临行时到会稽向杨某某辞别，杨某某为他饯行，说道：“唐代萧瑀参与宰相政事，唐太宗称赞说：‘萧瑀议论政事不因利益而动摇，即使面对死亡也不畏惧，真是国家的臣子。’魏征参与宰相政事时，天下米价每斗三钱，唐太宗对群臣说：‘这是魏征劝我施行仁义的成效。’如今陈公在吴地元初时期，以耿直正派的态度向朝廷进谏大事，不因死而畏惧；参与议定朝廷典章、诏令和法律，纠正错误，切磋磨砺，树立一代的大典，以平日所学的圣贤之道，谈论仁义、践行仁义，匡正辅佐皇帝自身，致力于使皇帝达到尧舜的境界；这就是萧瑀、魏征的才能和志向。天子简拔并了解天下人才，想望陈公的风采已经很久了。山西刚刚创设行省，统辖六十三州，是南北两京的腹地，也是天子时常巡行的地方；天子首先选重臣去行使丞相职事，陈公正当其选。我看他一定会更加勉励自己尽忠，以报答这项重大委托，招抚流离百姓，荐举被遗落的人才，使弓刀相向的遗风全部改换成衣冠之士入朝宿卫；群臣百官都得到供给，甚至会达到门外不必关闭、旅途中不必携带粮食的境界。使洪武年间的治理超过唐代贞观年间，陈公成为国家的忠臣，不在萧瑀、魏征之下，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期望，也是天下人的期望。”洪武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撰写。当日，淞江通判方从善、推官孔道原、经历石宗亨在西门外设帐送行，举酒为陈公送别，并让门生朱芾抄录我的文章作为赠行之礼。送都督府指挥龚使君序 我的朋友濠梁人龚君希鲁，凭借文武才干，多次奉天子之命出使思播峒蛮等边远地区，掌握了其中的要领，回来向天子报告。天子称许他的功劳，授予中顺大夫、京畿漕使。任期未满，又转任大都督府指挥使。都督一职始于唐代行军征讨之时，在本道任职的称大都督，大都督中带有使持节身份的称节度使，在外任职的权重无比。如今制度改革，不再设置节度使，而让节度使在朝廷中设立大都督府，指挥使正副共三十六员。戚钺雕戈、山玄朱组等仪仗，比古代班次礼仪更为隆盛。不是智慧足以参与朝廷政事、义勇足以统率军队、功勋劳绩早已显著的人，不能入选此职。指挥使是天子的耳目，官员中有不敢进言的，指挥使出使时可以代为言说。指挥使耿直刚强，又是天子信任亲近的臣子，并不只是掌管严整的宫廷警卫而已。希鲁以平民身份起家，不到十年便处在机密近要的职位上，却越受尊崇内心越谦下，始终恭敬谨慎，没有一点傲慢的神气和矜夸的脸色。君子都认为他是将来辅佐国家的最佳人选，德行厚重而器量宏大，更何况他所到之处广泛考察天下的民风和官吏的弊病。将来他从容进奏，慢慢说出百姓的不平之事，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出的没有不恰当的；能够称为天子信任亲近的臣子，这件事就要看希鲁了。希鲁临行请求我写几句话相赠，于是写下这些。两浙运判王侯分漕序 圣明的天子因为南方地区的土地人民还没有恢复到版图之内，不忍心动用武力，选拔通晓经术、熟悉时事的人宣示威德，使他们归向正道。于是王侯某以大司农司都事的身份入选，骑驿马赶到吴地。浙省大臣认为那只是些小小的盗寇，正在观望时机，又害怕让天子的使者受到羞辱，便把他留下不派遣。第二年，省中大臣奉行制命，授予王侯两浙盐运事判官，分司海上。盐灶百姓听到王侯的名字，全都拍额庆幸，携老带幼，欢呼罗拜，愿意接受他的规条教令。退下后又互相告诫，只管共同修治盐池、积聚柴薪草料，依照法令标准丈量盐池，进一步开拓池荡，观察时机率先教化；不要有一丝违误、暗中奔走或急流冲毁之事，稍有耽误期限，便各自知道赶赴劳作，以完成年度考课。鞭打催逼所造成的愁苦声音听不到了，猜忌并制造祸患、盘踞仓场的官吏，也无处藏身。喜欢喧哗的人有时捏造诬辞污蔑王侯，王侯却办事更加严厉。他焚香向神明发誓说：‘如果我办事有负朝廷、欺骗百姓，神明就不要保佑我；否则，请神明为我洗雪冤屈。’不久，晋升之后那些喧哗诬告的人死去，百姓更加惊骇惊异。凡是奉天子命令的官吏，只有诚心才能感通上天。事情虽小，以至昆虫草木，都能迅速产生感应，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何况叛逆的盗虏呢？何况盐丁呢？王侯出身于中原世代享受俸禄的家庭，是朝廷的风纪之臣，只是不幸没有在虏庭前扬声陈说，以说明祸患、为国难殉身。等到他掌管海上的赋税，究察根本并付诸施行，又不幸被制造祸患的人所害，于是向神明发誓。神明的报应像回声一样迅速。百姓可以欺骗，难道上天也可以欺骗吗？我痛惜世上那些横暴的官吏，接受方伯、连率重任的人，欺骗公家、蒙蔽皇上，严酷折磨百姓来成就自己的奸谋；上天似乎没有听见，是因为事情还没有定论。事情一旦定论，难道还会有遗留下来的残余百姓吗？我赞赏王侯能够以诚心承担在自己身上，又能感通神明，把他的治理事迹记录下来，作为其他官吏的劝勉。送华亭县丞盛侯秩满序

译从前西门豹任邺县县令，魏文侯教导他取得功业、成就名声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是让他从众人那里取长补善罢了。乡邑中先前获罪受罚的士人，一定要尊敬他们，以礼相待；又让人寻找那些掩盖美德、宣扬丑恶的人，互相参验。大概因为幽暗处的狗尾草像禾苗，黑色的牛像老虎，白色的马骨像象牙，碔砆像美玉，这些东西因为相似而混淆真假；选取人才也一样，难道能不审慎吗？广陵人盛侯彦忠在华亭任县丞，刚到任时，首先询问邑中从前获罪受罚的士人，以师礼侍奉他们；其次询问可以交友的人，以朋友之义对待他们；又一定对那些掩盖美德、宣扬丑恶的人反复考察，然后相信其中可靠的人。对于反复无常、倾轧危险的人，远远斥退，如同躲避仇敌。因此，他从众人那里取长补善，数也数不清；即使是方外之士，也没有遗漏。所以他的治理成绩特别优异，传到上级府署；百姓的赞颂不归于县令，而归于这位县丞。一任考核期间，县令三次更换，像过客一样来去，而盛侯安处佐贰职位，却完全像县令一样办事；百姓依靠他如同依靠慈爱的父母，依依不舍，只怕他的任期届满而离去。唉！县丞比县令贤能，也就可以看出来了。探究他的治政根本，就是不自作聪明、不自用智谋，而是像西门豹一样，从众人那里取得自己的聪明和智谋罢了。那三次更换、如同过客一样的人，所走的道路与他相反，所以他们的优劣判然不同。上级府署认为他的才能足以任用、品德足以称贤，提升他去辅佐大郡，进入宾省幕府，又有什么过错呢？他离任时，方外之士从延庆起，依次共有十人，征求我的文章为他饯别，所以我乐意写下他的治理事迹作为赠行礼，也作为其他官吏的劝勉。送团结官刘理问序 至正二十六年秋七月，东藩吴主推行郡县团结的政令，选派使者到各郡。大参周公亲自到嘉禾各郡，理问刘侯来到淞江。刘侯召集年高的百姓，以酒食礼待他们，推选众人所拥戴的首领，设置若干万夫长，下至若干队长，使大小甲相互维系。老翁赠言说：‘回去替国主报告，古代团结民众的政令，大概已经见于管仲治理丘邑的兵制了。管仲的军令，始于五家组成的轨，士卒队伍在里中确定，军政在郊外完成，祸福共同承担，缓急相互以死相助；这是霸国团结民兵的方法。然而王家的军队，没有比临淄更强盛的。苏秦说：‘临淄有七万户，即使按下等户计算，每户也有三个男丁，三乘七就是二十一万人。’大概临淄百姓一向富裕，而且当地习俗是斗鸡、走狗、六博、蹴鞠，车毂相撞、行人肩膀相摩，所以齐国凭借临淄而强盛，天下没有谁能抵挡。世道衰落五代以后，团结民众抵御盗寇，反而正好助长盗寇；百姓中所谓白甲军，又都是不接受官府命令的人。梁贞明五年，吴地团结民兵，只是用来保卫乡里。如今刘侯以文武才略辅佐国主的政事，为国家治理军队，采用管仲的法令，难道还有不能实行的吗？’ ‘我将要问刘侯：吴藩所属各郡的百姓，像齐国临淄那样的有多少呢？否则我恐怕所团结的，大多只是五代时的白甲军罢了。唉！后世的霸国，不担忧世上没有管仲，却担忧没有临淄这样的百姓。唉！哪里才能得到像临淄百姓那样的人，与刘侯讨论霸国团结民众的政事呢！’ 余公参政序 参政在周代还没有作为官职出现，始于后魏、隋、唐，后世沿用，也是因为宰相职位有时人手不足，所以设置参政来参与。职位虽比宰相低一级，但承担相应职务的人在其中，于是辅佐台衡、调和天地元气，大概也就是行使宰相职事了。参政的地位，难道不也很重要吗？不是老成而有谋略议论、坚定凝重而刚劲正直的人，不足以担任。淮东行省设在吴门，太尉张公实际统领它，参与政务的人有时由他征召；而征召并不是出于个人好恶的私利，也是公论的结果。秦陵俞公希贤，曾以正直进谏担任参谘幕府，意见不被采纳，就总是请求离去。凡是上报太尉公府的大刑罚、大政事、大典礼，一定先参与议论，反复裁定修改，直到恰当可行才停止。府中称他为骨鲠之臣。我听说从前忠肃鲁公参与大政，权贵害怕他的耿直，称他为‘鱼头参政’。俞公以参谘府中骨鲠参政，难道不是相府中的‘鱼头鲁公’吗？但从前的鱼头鲁公在太平朝代忠于天子；如今俞公在藩国匡正挽救，正值拨乱反正之日，他纠正、拨除邪风，力量凛然，难道不比从前的鱼头鲁公更加艰难吗？唉！一个邪正的进退，关系着一国的安危。只是俞公对于安危所系的事情，甚至要以自己的去留来争取。我看太尉公府有了这样的人，淮地百姓蒙受利益，而利益还会惠及江浙百姓，这正是俞公的功劳。我有幸与俞公交游，乐于看到他有操守，也期待他有所作为，所以写下这些话。俞公一定会用事实证明我的话并非妄言。送提控案牍李君秩满序 府中的提控案牍官，地位相当于大郡的照磨官，不属于外出任职的官员，由吏部选任，而二千石官员以宾客之礼礼待他，是因为他要辅佐二千石治理政务。华亭因为户口众多，升格为松江会府，赋税输纳四十万。自从淮地军队渡江驻扎吴地以后，松江作为京畿近辅，地势雄要，是吴地的犬牙之地。起初由将官兼管二千石事务，马步官兼任法曹。近来战争稍稍平息，郡府恢复牧守，而别驾、判官、推官仍多有空缺。幕府中有两名提控案牍，他们分担的难道只是文书案卷吗？官员、百姓、僧人、道士以及海滩田土的赋税，加上旧有的十六项户口、徭役、狱讼审判、营造和供给，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即使府长任用了合适的人，幕府辅佐缺乏才能，府长也不能处理好。因此选任时，必定挑选才能超群的人担任。他们的责任相当于古代长史、司马，而功劳却相当于半个刺史；那些软弱无能、不能胜任的人，根本不敢希望处在这个职位上。邗城李君实氏，离开淮东宪史之职，担任松江提控案牍。户口、徭役、狱讼审判、营造、供给，以及一时疏浚河道、修筑城池、运输粮饷等繁重事务，他都能辅佐府长，在从容谈笑之间办妥；对上没有失职，对下也没有少施恩惠，乡野没有怨声，府中能够安坐而治理，理应受到府长的宾礼，与那些软弱无能、不能胜任的人不同。如今任期届满离去，府长如同失去了朋友同僚，又如同失去了老师；百姓父老则如同失去了蓍龟。送行的队伍在西关外张设，父老谈论他的才能和贤德，便到会稽杨某那里请求文章。我祖父曾是松江的宾客，亲耳亲眼见过李君辅佐治理的情况，和父老所说相合，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九月初四日，他的交接同僚维扬人秦文绎、字彦思请求把文章写在卷轴上端。送张先生赴河南幕府序

译从前孔门弟子谈论志向，有勇士、辩士、圣士的分别，而成为圣士才可以做辅佐君王的人才。子路希望得到白羽如月、赤羽如火的旗帜，钟鼓震动天空，刀槊遍布大地，率军进攻，前面没有敌国。孔子称许他是勇士，就是因为这一点。子贡想穿白衣戴缟冠，出使两国之间，不带一尺一寸的兵器，也不带一升一斗的粮食，使两国亲近得如同兄弟。孔子称许他是辩士，就是因为这一点。只有颜渊不同于二人的志向，他希望辅佐贤明的君王，使城郭不必修治，沟池不必开凿，阴阳调和，人口繁盛，兵器铸库化作农具。孔子称许他是圣士，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为此感慨说：孔门弟子不幸生在乱世，却各自具有能够强兵、排除祸难、治理天下并使百姓安定的才干，他们的才能没有不完备的。子路、子贡强兵排难的能力，随着各自的才干已经显现出来了。最为不幸的是颜渊辅佐君王的事业没有在当时显现。我感叹当今世上难道果真没有这样的人吗？还是有这样的人，却没有国君来任用他呢？我不得而知。近来河南省察罕公以天下大将军的身份辅佐天子中兴，不远数千里，从天台、雁荡之间起用张先生某。先生隐居避世，是学习颜渊之学的人。学习颜渊之学，就会有颜渊的志向。如今他前往河南辅佐察罕公，将要拜见明主，并以颜渊的志向，期待君王以辅佐之才治理国家。我听说河南公的幕府有君子营五千人，奋起挥舞长戟，冲荡三军，像子路那样能战的人，已经有了。以雄辩的舌头代替铠甲兵器，像子贡那样能辩的人，也有了。只是还不知道能够销毁兵器、把它们铸成农具，拨乱反正、恢复王道的人有没有。没有，果然没有。我把这件事寄托给先生。先生若能施展颜渊的才能，使子路、子贡那样的人没有机会施展武力和辩才，那么河南的功业就成就了，先生的志向也实现了。千万不要说：兰草和白芷不能与鲍鱼同店，皋陶、夔不能和逢蒙、比干同时。送张宪之汴梁序 会稽张宪与奉元赵信一同在我门下游学，两人都具有忠义之气和经世济民的才能，只是还没有遇到真正赏识他们的人来施展才干。至正甲午年，张宪曾以平民身份上书，为章三旦公辩说，章公认为奇才，把他列置于三军将领之上；他出奇谋料敌情，所说一一应验，章公上表推荐他担任某官，但如果不是他的志愿便不就任。乙未年春天，盗寇又攻陷常州、湖州，他又拿计策去求见苗部总兵，意见不能被采纳，便离去，呜咽流泪，斟酒祝祷，约定将来。伟人辅佐救世，太尉张公听到张宪的名声，征召他任行人，让他游说江东，并且向淮安输送粮米。张宪来辞别时说：‘我此行一定会被大将察看，如果得到我老师的一句话教导，我就有凭借去见察公了。’我听说唐代宰相裴度辅佐君主中兴时，招揽遗落的豪杰，收复失地；起用悬匏那样勇敢的人，以武勇进取；延请献德、棣那样的人，以善辩进言；一文一武，各自适合其才能，这就是事业容易成功的原因。如今太尉希望成为唐代裴度那样的人，豪杰归附他还唯恐落后，难道只得到一两个悬匏、愬那样的人就够了吗？如果得到更多，升平天下的盗寇就不足以平定了。赵信已经出发，我又让悬匏、期那样的人才的后代继续前往；耆、愬所擅长的本领，应当由你承担，你要努力。假使大将门下三千门客中，有十分之九的人都称有赵、张两位奇士，难道只是光耀我的门庭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九人〕 送倪进士中会试京师序 华亭人倪中，字德中。我在璜溪时，他曾跟随我游学，具有非凡才能，懂得修身立志，受到当时同辈人的推重佩服。至正壬寅年，浙江行省贡士三十二人，倪中的名次在前列；第二年参加会试，却因病没有成行。今年丙午年在京城举行会试，优待那些渡海而来的士人，立即举行殿试，而且录取魁首又不限制南方士人。天子亲自以制科策问考察士大夫，询问当时政务的急务，倪中以极其直率、刚正的言论回答，他成为汉南第一人，必定无疑。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士气不振将近二十年，朝廷贡举再没有卓异人才成批出现，追不上延祐、泰定年间的盛况。那些领取文书、换取符传而出仕的人，大多没有治理政务的实际表现；他们为了求得进用，随声附和、屈节迎合，出卖自己的出身和操守。像这样的人，难道只是使科举蒙受耻辱吗？他们给国家带来的耻辱更加严重。汉代举荐贤良，因董仲舒而荣耀，却因公孙弘而蒙羞；唐代举行进士科，因陆贽、韩愈而荣耀，却因皇甫镈、王涯之流而蒙羞；宋代举行进士科，因韩琦、欧阳修而荣耀，却因丁谓、王安石之辈而蒙羞。唉！士人从一日的科场中出来，不过在言辞和举止之间，便成为天下后世成败毁誉所系的对象，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这正是今天子振作精神、奋发有为，亲自策问士大夫，务必要得到真正人才来任用。甲等上第的人以此获得荣誉，国家也以此增光，我希望倪中就在其中。倪中还要以我的话自我勉励，希望不要辜负我的教诲，也不要辜负我那圣明的天子。送华亭县主簿张侯明善序 天下钱粮的总数以百万计算，而吴地最多。吴州设置的征收机构有百所，松江又是其中第一。松江两县，即华亭、上海，每年也有一百五十余万。自从张氏以来，兵役、赋税繁多兴起，百姓的力量已经疲惫不堪。又重遭钱氏的祸害，百姓凋零死亡，流离逃走的有十分之六七。如今遇到圣明之世，南北统一，首先设立大司农，经营田亩，慎重选任守令，再三申明农事。所重视的就在国家赋税。任职松江的守令，往往像走在陷阱边缘一样，因为百姓贫困而赋税繁重，法律对他们的考核责罚非常严厉，他们都惶恐担心祸患降临。郡守林公到任后，没有时间顾及其他事情，首先把国赋当作第一要务。对所属官员约定期限日期，明确赏罚。华亭主簿张侯明善分管堡社，督促出力很有方法，独自奏报了最先完成的功劳。堡社父老没有怨言，还一同拜谒铁史先生，请求写文章送他。我高兴张侯是曹濮公卿的后代，年轻而敏于学习，有治理才能，何况还受到众位公卿的嘱托，难道能不多加赞美吗？于是为他叙述这件事，并作诗四章。淞江的租税一百五十万，比起其他地方超过十倍。并不是计算增减、调节盈缩有什么妙法，而是催收科税使百姓陷入困境，人太多了。白米鲜肉，百万艘船张帆运输。张侯三项政绩独称优异，黄堂的赏罚分明，惩罚过失、劝勉有功。彩帐表彰功劳，荣列第一。道路上没有人捡拾遗物，门户也不用关闭。田地全部开垦，驿站桥梁都已修完。金陵的使者如果来询问，这就是蓱乡的好县官。风云际会自有通达之路，可以使骏马腾跃；荆棘丛中没有巢穴，凤凰也无处栖宿。东阁的宰相是座主，张侯便从玉笋班中出仕，辅佐当朝天子。送谭知事赴河南省掾序

译济南人谭君清叙，先由奎章阁属吏授任儒教官，又转任平江路知事。在幕府官员中，他的职位仅次于经历，但属吏拿着案卷进来，不经过他的笔判，长官也不敢先行处理，因此府中事务无论大小，都可以由他执掌裁决。谭君参与幕府事务以来，凡是议论可否、赞助与否，全都一一合乎道理。府中有疑难案件尚未判决，常常前来向他咨询；属吏隐瞒、百姓被压抑而尚未显露的事情，他也能揭发昭雪。同列官员的风纪因他而振作，长官接见应对也因他而严肃。然而他仍因不能施展平生志向而闷闷不乐。任期考核尚未届满，河南行省便征召他为属掾。临行时吴地士人设帐送行，在西风门请求我写几句话赠给他。我想如今那些具有才能而做官的人，往往受资格限制来决定升降；但吏部在通常资格之外另设重视选拔任用的科目，有的人一两年便升迁，最近的甚至七八个月、四三个月，尚未有一个任满考核期的人便得到升迁。唉！任用贤才的法则本来就应当这样。如今谭君突然从阁史中崛起，不到二十年就升到七品官阶，辅佐留守并参与行省政务；如果不是他的才能、名声和操守足以适应时势，又怎能进入行丞相府，并且被推入朝廷选拔任用、急于求贤的行列呢？河南是行省控制四方的要地，礼乐文物，是天下人所瞻仰、所崇尚的地方。谭君出任辅佐重任，使政令得以推行，成就行丞相治理一方的功业，也可以稍稍施展他的才用。任用越大，声望越振；朝廷中急于求贤的人，又会依照选拔任用的制度提拔他，由此辅佐相府，进而上辅当朝天子，把广大恩惠施及天下，难道不在谭君身上吗？只愿谭君到了任所更加努力，以报答这次选拔罢了。至正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撰写。送陈汝嘉漕掾秩满序 本朝入仕的途径，没有比进士科更尊贵的。然而士人怀有才艺，也不能人人都通过科举出仕。转科之业中，进入司椟担任属吏作为起步的人，制度也允许他们出任官职。因此儒者凭借在司椟任吏积累劳绩而逐步做到宰辅的，往往也有，并不一定比进士科出身的人低劣。华亭人陈汝嘉，世代以儒业为本，起初凭文学奋发进取，却在科场受挫。于是采用毘陵郡侯薛公的推荐，担任司椟属吏。等到考核漕府，又因为看重汝嘉的才能，再次征召他担任案椟之司。如今再次考核完毕，又将调任帅府。过了这一阶段就可升入省垣、进入流内品秩，任州县官，承担治理百姓社稷的责任。我听说汝嘉在郡府任吏时，廉洁而勤勉，辅佐郡守施行政务，件件都值得称道。居于漕府时，多次驾船航行，渡过海洋，以智虑周全谋划，以忠诚努力成事。因此调运粮食到京城，如同走在平坦坚实的道路上，功效迅速而且多次成功，没有亏损。上级因为怜惜他的劳绩而赏赐他，待遇十分优厚。唉！从汝嘉过去的行为来看，他将来的功绩大概有值得称说的地方。汝嘉年纪正强健，志向又很远大，依照资历逐步晋升，官职达到最高品秩、享受优厚俸禄，可以指日而待。何况他的才干实绩更加丰茂，声望功业更加盛大；执政者一旦提拔他，越过资历等级而上升，那么世上那些从司椟属吏起步、逐步做到宰辅的人，我难道不敢以此期待汝嘉吗？只是汝嘉的母亲说：‘我家没有得到皇上赐予进士出身，常被儒者讥诮。’唉，那些进士出身的人，怎么知道其中跌倒而不能迅速升到最高等级的，难道很少吗？汝嘉此次出行，吴地的大夫、士人都作诗为他饯行，并取我的话作为序文开头。至正七年秋八月二十一日。送陈仲刚龙头司丞序 番易人陈君仲刚由贵溪主簿升任浙江龙头盐司丞，在钱塘拜见我；他曾经做过县令，请求说：‘您难道没有一句话教导我吗？’我说：‘治理事务，没有比盐亭更困难的了。治理农民，农民缴纳租税，遇到旱涝便可视情减免；治理盐亭却不同，每年要征集足额盐课，以三伏为期限，按每一伏计算日期，十天亏欠就要被簿责，一年亏欠就要削夺俸禄、贬降爵位。有关规定写在法令中，即使是饥荒之年、雨涝之月，也不能以此妨碍劳作、申诉请求宽免。这就是任盐亭官的困难。漕府的飞符早晚下达，督责属吏急如法律；小吏像鹰击取物一样，征收私盐比征收公课还严厉，盐亭就更加疲惫了。盐亭官一开口替盐亭说话，便会因触犯法令而获罪；即使获罪，也不能减轻职务离去，还会被拘系缠锁，如同刑徒。因此，任盐亭职务的人往往不得不把本性变得像蛟龙蜃气一样狡诈，把百姓当作牛羊一样驱使，苛刻追逼、催促办事，以此当作奇功，还可以借此获得名声、资历和晋升。至于宽厚仁慈、致力于施行善政的人，反而不足以被称为贤能，还会多次招来罪咎祸患。既然如此，盐政没有善政，实在是形势使然。你是宽厚仁慈的人，已经把善政施行于贵溪百姓，如今把它移用于盐亭，难道会因为无法改变这种政务形势，而违背自己的志向吗？’ 然而君子治理政事，与其不能得到上级的赞誉，有人便苛刻征收、催促办事以求奇功，却不知道使下面的百姓困苦，反而使上级的负担更加严重。因此盐政的弊病到了今天已经达到极点，如果不赶快治理根本，即使管仲、桑弘羊再世，也不能妥善处理后果。大司农正在考虑从根本上治理弊病，降低估定的价格以疏通百姓的食物供应，免除额外征收以舒缓盐亭的力量，截定日期更新吏员，专门选用廉洁善良的人，不要让苛刻之人加重盐政的病害。你是新任官吏，应当奉行法令、顺应时势，和盐亭一起重新开始；善政的施行，正好赶上这个时机。盐司的长官豫章人胡君，是我所友善的人，你再把我的话告诉他，让他探究盐政的根本和末节。将来考核浙江盐政，以成绩列为最优的人，如果不是龙头第一，还能是谁呢？’ 东维子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东维子集卷四 （元）杨维桢撰 序 送张从德之湘乡州判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