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维子集卷五

译圣朝设置官职，没有比守令更严谨的，没有比风纪官更重要的。风纪官向上彰明天子的法宪，守令向下通达百姓的情实。然而任风纪官的，往往要通过能够尽守令职责的人来了解下情，然后才能申明上级法宪。用风纪的标准考察守令，责任不是很重大吗？大梁刘公文大，起初以茂才出仕，任广宪属官；因为通晓大体，被称为姚州同知。他办事大得民众称誉，竭力核查事情的根由；办理富户案件时只看见贫民的一面，努力为困穷者减轻负担，揭发隐伏，政声被称为神明。后来调任上海县尹，剔除弊病，振兴废弛的事务，察看那些喧哗百姓中扰乱政务的人；积压的诉讼全部得到疏理，狱讼和市场都得到治理。杜浦有百姓为了财货杀害越地之人，刘公到任后立即使他们改过自新。对贪滥欺诈的胥吏，遣送回去读书。刘公公务之余兴建社学，实行乡约之礼。凡民间文书和期限会期，都把诚信要求张贴在墙屋上，听任百姓亲自前来办理。胥吏若有不满，刘公三年不出郊关；百姓扶老携幼前来听受教诲，实行礼让，刑罚几乎不用，因此教化大为成功。任期未满，主持选举的人因刘公廉洁能干，调任他为户部主事。百姓哭泣挽留，却不能使他留下。不久他遭逢母丧，依礼服丧，亲自住在干山墓旁结庐守墓。百姓前来服役，亲近得像对待自己的儿子。刘公开始任县尹时，众人都说他将登上风纪台，省中荐举的奏章也将相继上报。可是他调任户部主事，与主管县邑、晓谕民情的职位属于同一类，都是御史进身的阶梯。服丧期满入京朝见，我知道他不会留在户部。掌管风宪的人，正要同循良守令相互调任，刘公难道会辜负县邑百姓的期望吗？如果果真如此，他将离开州郡承宣布政的劳务，接受明天子耳目的重任。东南民间的利弊疾苦不能上达朝廷的事情，刘公都已经详细知道了其中实情；哪件事有利，哪件事有弊，哪项法令应当因循，哪项法令应当革除，使百姓没有疾苦，使明天子没有忧虑百姓的负担。这不正是我所期望的人，也是刘公不肯自我推辞的责任吗？县邑人士作歌诗为他送行，都是感念刘公的恩德而不能自已的人；我有幸同刘公交往最深，也最了解他。因此记录他们所歌咏的诗，又写下百姓对刘公这样的期望。至正九年秋八月七日。送省理问所提控范致道序 评论吏员的人说：吏员即使廉洁而没有才干，也不如不廉洁却有才干的人。唉！有才干的吏员受到世人推重，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何况既有才干又廉洁的人呢？由此可知评论者推重的次序。山东范君致道，由主簿出任属官，升任理问所提控，大概就是如今所说的廉洁而有才干的人吧？范君在幕府任职时，凡有审讯案件下达，便依据法律条文裁决，各曹官署林立，都心悦诚服地仰慕他，听候他关决，然后把形成的案卷送上官署。理问所官员有两三人意见不合，范君便据理争辩，辨明是非，归结为一致。遇到难以辨明的案件，他上至政事堂与宰相，下至各级官员，争论曲直，所以难以决断。事情只要经过范君，便能处理妥当；即使不经过他，日后也必定会出现过失。范君既以廉洁约束自身，廉洁便公正，公正便明察；又有才干加以驾驭，处理事务像镜子照见细微之处，议论法律像使用尺子，衡量长短、权定轻重，丝毫不差。唉！按制度，理问所属于行中书省，法部若能得到像范君这样廉洁而有才干的人作为宾佐，不只是理问所的幸运，也是朝廷和法部的幸运。参府庄嘉王公曾惊异于他的才干；王公奉命南征，特意征辟范君入幕府。范君立即勇往直前，参与谋划军务，雄才大略在这时全部发挥出来。而廉洁之人所推行的事情，无论到哪里都能治理妥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任职年限届满，理问所官员都叹息，不忍心让他离去。我说，理问所官员之所以惋惜他，是因为要以他的廉洁使天下人信服，以他的才干使天下人敬服。范君应当为天下所用。按照古代王制，辨论官员才干并上报朝廷，是司马的职责。如今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正可以恢复古代王制。范君的姓名既列入辨论之列，从此以后他将成为天下的大吏。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使圣王时代的太平重新到来，除了范君我还能期待谁呢？范君请以我的话努力自勉。送杭州路推官陈侯执中序 我曾读史书，私下感叹于张释之、于定国治理狱讼而没有冤案，福泽便流传到子孙；而燕地士人仰天呼号，六月飞霜，东海孝妇被杀，三年大旱，这些灾变与国家的关系竟如此重大。后世的执法官吏，兴起一桩案件，往往牵连数百人，积累多年不能判决，最终把人陷入死地，因而损伤天地和气的事情是有的。本朝把四海合为一家，深深忧虑有一个人受到不平待遇，朝廷内部设刑部，外部设刑所，郡中又设置推官，专门掌管刑狱事务，大概正因为刑狱所关系的灾变重大，所以慎重对待。后来我来到钱唐，见到杭州推官陈侯执中，他有于定国的风范。杭州作为郡，地域广大、百姓众多，最称事务繁剧；刑狱颇为偏邪，案件纷乱复杂，说也说不尽。陈侯在杭州任职三年，人们仰慕他如同父母，敬畏他如同神明，都称颂说：‘陈侯未来时，政令苛刻、狱讼繁多；陈侯到来后，刑政反而宽缓而敦厚。’百姓陷入陷阱，陈侯使他们获得生路；对像羊狼一样贪婪凶狠的人，陈侯便惩治他们。唉！陈侯执法不烦琐，如风雷霜露一般，生机流行。我听说后赞美陈侯，把杭州百姓当作士人君子来对待；于是他们也有了士人君子的行为，并且不避讳陈侯的恩德，歌唱舞蹈来赞颂他。到了至正十一年九月，陈侯离开杭州入京朝见，士大夫到西湖西边拜访我，拿出他们汇集的诗若干篇，请我作序，所以我得以略述这件事。又听说陈氏的先人中有一位名叫陈寔，曾任太丘长，以德行受到世人尊重，恩泽流传子孙；陈侯难道是他的后代吗？如今陈侯审理狱讼而没有冤案，又达到这种程度，那么省府上达台宪考察他，必定将在朝廷大为显达，而福泽流传子孙，当然不是一两件事所能数尽的。陈侯只管努力。送李景昭掾吏考满诗序

译济宁李君景昭是江浙行中书省的属官，因为才干器识受到丞相府知遇，名声非常显赫。他考核任满回乡，大夫士人都作歌诗来表达他们的心意和私下的恋慕。诗篇写成一卷，请我写在卷首作序。我说：世上所谓使家族显扬，难道只是传承玉圭、世袭组绶吗？家法传给后代，必定要继承志向、承受训诫，谋求发扬前人的美德而不使家声坠落罢了。李君的先父文昌公，以文学政事成为当时著名卿相，他的家族成为官场规矩和为人的典范，更何况他的子孙呢？我正由此知道李君善于承继先业。起初李君游学成均，就有英俊出众的名声。后来承荫出仕，授为邺州鄄城县丞。既被推选为属官，李君以廉洁约束自己，以公正处理事务；无论文书议论、参与谋划大计，还是奉承上级、接待下属，没有不周全的。这不就是所谓能够发扬前人的美德而不使家声坠落吗？从前季孙行父说，先大夫臧文仲教导他侍奉君主的礼法，行父奉行这些训诫来周旋政务，不敢失坠。后来行父活到九十岁，成为鲁国名卿。由此说来，世上所谓善于光大自己家族的人，必须像行父这样才可以。像李君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行父一类的人吗？善于使家族显扬，是忠孝之道。称述他人的善行而不能不发言，是诗人性情敦厚的表现。为诗人作序而一定追溯到他的父兄，是敦厚到了极点。当时了解李君的人，希望不要认为我的话不够好。送沙可学序 我国家统一天下，土地广大、百姓众多，于内设中书省总揽纲领，于外又设置十个行省分掌治理；各方面责任重大，土贡又多，江浙实在是各省中最重要的，所以治理这片土地，任用人才尤其困难。某年，某官来总理行省事务，寻求贤能的从事属官，首先得到一人，名叫沙可学；又得到一人，名叫高则诚；又得到一人，名叫葛元哲。三人被任用后，浙江便以治理有成著称。这三人本来都是天府登载乡试名册、朝廷推崇高等、授予进士出身并赐任州府理佐、理事职务的人。他们本应对繁杂的文书、细小的笔墨事务有所不屑，可三人却甘愿去做。为什么呢？有人说：属官按任职年限计算，待遇相当于州官而比县官增加一半，三人大概是贪图这个。天子所委任而看重的，只有一二位大臣；那些被皇上记在心中的人，内外都是股肱之臣。内相替天子在朝廷寻得人才，外相替天子在四方寻得人才。若希望内外都没有治理成效，是不可能的。何况江浙所处方面责任重大，向上贡赋又多；从事属官如果不选择贤能之人、没有足以谋划治理的才干，不能判断是非可否、明察治理的得失成败，却只选取熟习公文格式和笔墨技巧的人，那么还怎么谈得上治理呢？治理得好与不好，和一个州、一个县相比，其大小轻重又怎么样呢？如今某官为三人求取贤能属官，开始时能够以礼招致他们；三人又始终没有辜负他的求取，彼此共同取得了成效。那么三人难道果真只是贪图任职年限、谋求个人便利吗？沙可学任期将满，大臣想把他留下，并将推荐给朝廷；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士人替外相寻得人才而向天子庆贺，并勉励那些以学习成为进士出身的人。送嘉兴学吏徐德明考满序 圣朝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选拔贤能之士，分布任用于朝廷内外，大概是想把儒学的功效施行于天下，达到太平之治。又担心所选之中遗漏人才，于是由州郡学校负责，史官又任用文学之士，使他们以儒术取代吏务，所期望的儒学功效就更加迫切了。吏员出自儒者，先在州学进学，再升入郡学，逐级上升，有的成为宪司、漕司的吏员，有的成为理曹、帅府的吏员；再逐级上升，便进入吏部簿部的选流，任县属官、知幕府，坐享禄位而治理百姓。这与从刀笔吏、胥吏、巡尉等职位起家的人的尊卑，实在不能相提并论。朱方徐德明，世代以儒业为职，他的祖父、父亲都以孝悌忠信作为家风，朝廷以孝义表彰其家。德明的才干器识，受到这样的涵养熏陶，是有来由的。至正八年，他侍奉父亲游学嘉禾，在郡学肄业，学正应公教导他。德明任学司吏时，掌管学校文书事务：每逢春秋二丁和朔望祭祀，师儒的文告，生徒的膳食供养，钱粮的核算，营缮的文书和役使，他都竭尽智慧心力，一心以奉公为念。从前太守凌公重视学校政务，用季考来造就人才，演习大乐来奉行祭祀，德明奉行这些职责，勤劳不倦，取得了成绩。至正三年，教授康公来主持学校事务，很多事情都借助德明的协助。第二年，府中檄令本学官吏自行征收租税，德明奉行得十分谨慎，以诚意推行，以诚信约束，佃农缴纳拖欠的租税，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其中有多年由门丁、佃户彼此勾结而侵吞公款的，德明又能廉察查出，不必动用刑杖，便征回复原有数额。由此看德明才思敏捷、学问优秀，为学校建立功绩达到这种程度，将来由此推展，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胜任呢？任职年满，他有意长然离去，士友挽留不住，便共同在酒杯中斟酒、在俎上装肉，到东关外为他饯行。德明又屈尊乘舟经过我的住处，请我写一句话作为临行赠言。千寻高木，必定从细小枝芽生长；万里路途，必定从半步开始。从今以后，我将看见德明仕途的阶梯一天比一天高、一天比一天远：先任漕司，再任宪司、理司、节使，进入省部的选流，坐享禄位而治理百姓。我所说的这种境界，指日可待，德明可以以我的话自我勉励。至正十三年秋七月某日序。送理问所掾吏王安正考满序

译至正三年，江浙行省理问所属官东平王安正任期考核届满，杭州士友都作诗为他饯行。诗作完成成卷，请会稽杨维祯作序。我认为，凭吏员身份升迁做官的人，在文书事务中积累年资、按照流品资格晋升，是普通才干所能做到的；能够做到常人做不到的，必定是英俊杰出的人。我所见到的这样的人，就是王君安正。淮贼一时猖獗，列入仕籍的人，不是性情懦弱而畏惧逃跑，便是虚报军功以求迅速升进。哪里有把忧国当作忧家，献身殉职，不因利害得失而退缩顾虑的人呢？近来平章教化荣禄公统兵西征，选派理问所属官随军，安正列在首位。安正从理问所起身，议论事务、援用法律，人们称赞他公允而周详。在军中提出谋略，最终能够参与辅佐而取得成功。凯旋后按功劳计赏，本应擢升到显要职位，可安正退回去接受以前的考核，不敢把军功据为己有，以求取得一级半级的荣耀。由此也可以知道，安正能够坚守正道，与当时那些列入仕籍、虚报军功以求迅速升迁的人不同。如今国家急需有作为、有操守的人才，安正虽然不凭军功求取升进，但凡是为国求才的人，我知道不会舍弃安正。只希望安正严肃自守，等待时机。至正十三年秋九月十日序。送浙江西宪书吏李公锡序 朝廷设置官职、划分职掌，各官署中，重要而关键的职位没有比风纪部门更重要的了。天子的耳目寄托在这里，百姓的血脉贯通于台内台外；它总揽纲要，巡按十二道，以张大监察的网络。担任这种官职的人，必须慎重选择同僚；而书佐之吏，按惯例都选用通晓大法、敦厚有风操的人。士人想出仕、在世上表现自己，如果不幸没有得到卿大夫的荐举，也会在这里考察他们所任的职事。燕城李公锡担任浙右宪司书吏，是宪府某官因为知道他的操行和文艺非凡而推选他的。公锡观察某官所任的职事后，欣然前来，彼此相得如鱼水，配合协调如宫音与征音相互应和。他为人廉洁耿直、严正峭拔，才高而见识深远。司宪长官以及幕府僚属，没有不把他的议论作为取舍标准的；而公锡执掌筹策、提出可否意见，也从未不是出于公正的法度。他曾陪侍某官到某地调兵，又参与筹划，平息事变的功劳十分明显。今年秋天，他的任期和劳绩已经期满，将要离任，我们这些人设宴饯行并作言语相赠以道别。此前，公锡由成均馆造就为士，开始任职于善佑库使，后来历任刑部吏、都水庸田照磨，如今以职官身份任宪府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凭他的老练、才识，熟悉时务、通达政体，完全可以辅佐谋划、评议和匡助中书省的政务，这一天是可以期待的。唉！这是天下人共同盼望的事情，难道只是我们这些人的期望吗？他将要启程，于是写这篇序作为引言。至正十三年冬十月吉日作序。送李仲常任江阴知事序 江阴是古代延陵的属邑，唐代设为州，宋代改为县，又恢复为军；如今土地资源日益扩展，人口日益繁多，设置为散州，直接隶属于行省和各部，与其他列州归属会府的地方确实不同。因此，原来在幕府任职的人，都接受天子的任命，与会府的宾客僚属相等。它左边是姑苏，右边是京口，前面控制大江，后面连接沧海；鹅鼻是神禹活动的区域，席帽是郭璞的宅处，翠君山居中挺立，石凤山在旁飞拱，这又是江河山岭形势中的胜景。故乡有鱼米稻谷的丰饶，市场有珍珠犀角的珍品，人民秀美而有文采，具有淮楚的风气；它的官府事务简少，自宋代以来，被称作道院。两浙的官员游宦于此，不也是优裕而快乐吗？然而近来盗贼兴起，鱼龙混杂的巢穴扰及漕运和赋税，文士和武夫结党，又把江南国家的衣冠人物当作货物买卖；任官于此地的人，也未免因此受了优厚待遇。东维的李仲常，将前往担任江阴知事。仲常见闻广博，才思敏捷，善于谋划而长于决断，在内府任属官十多年，以通达办事著称；他应付外任事务，本来就绰绰有余。仲常去吧，辅佐长官，以善道率领属下，以身先劳。我想江阴的治理，能够有江山风月的胜景、鱼稻珠犀的富足，而没有鱼龙混杂之地的警患来使我的政务受困，这件事不就在仲常身上吗？在筹划政务的空闲时候，请写成诗歌，幸而寄给我。送彭彦温任直学期满代任序 学校中的计官，掌管钱粮收入和支出的节制，就像官府中有主管仓廪的庾氏一样。主管仓廪的人称职，百姓就没有横征暴敛之患，官府也没有违反常规支出的忧虑。计官称职，农民就不会错失征收时节，士人也不会失去供养。这样说来，学校有官员主管教化，计官主管供养；供养充足以后，教化才能实行，那么计官对学校的功劳，难道能因为他主管收支的节俭而轻视他吗？所以法令规定，必须慎重选择这样的人。任期和劳绩期满的人成为谕录，按资历升阶后接近于改任令职；即使以府邑中主管文书的属吏换任谕录，具有才智的人，也能以普通士人的身份辅助二千石长官，出去推行政令，使功德惠及百姓的事情顺利而容易。与谕录相比，有些人任职五年、十年仍不能升迁来施展志向；另一些人却能得到机会辅佐府邑，离老死还不远时便有所作为，这两者究竟谁优谁劣呢？会稽彭彦温，家世是儒者。乡中大夫曾经以他经学和品行兼优荐举他，有司没有录用，他仍不惜跋涉数百里到吴地下从师学习。因此，吴学征召他担任学校的计官。他确实善于理财：能够核查簿籍作为收入依据，按照收入安排支出，节省额外费用，使钱粮的使用经常有余；这就是他用力于计务并对学校有功的地方。他的任期和劳绩已满，教官以及学士大夫都舍不得他离去，又担心继任者不能像彦温一样。然而彦温凭此资历到府邑主管政务文书，辅佐二千石长官办理事务，将会看到他惠及百姓的力量大于在学校任职；学士大夫又何必惋惜他的离去呢？大家都作诗为他送行，并嘱托我写序。彦温是我乡里的学生，他的弟弟彦明又跟随我游学，所以写下这篇序。补过斋序

译松江守陈府公刚开始治理政务时，属吏都在外面托病，进退观望。府公说：“吴地人难道想把惯于欺诈变成风俗吗？”于是下令召见各曹吏和书佐，考察其中可用的人，发现萧兰，唯独称赞他诚实质朴。萧兰说话迟钝，似乎不能言语，但内心聪慧明达，懂得事体。在府公面前，每次禀报事务都能兼顾数曹，从没有一件出错。各曹中那些疏懒放诞的人，学习他也达不到万分之一。府公因此更加特别看重他。萧兰越发恭谨，退下后府公一离开，他就关闭斋门，把自己安置在斗室中，翻阅往代史书以及当今的令甲之书。又自己把书斋命名为“补过”，取自圣经的教训：在朝进用时竭尽忠诚，退居时弥补过失。他通过岳父阆翁，请求我杨子写一句话。杨子很高兴：松江百姓，上有贤能的二千石长官，下有诚实质朴的属吏，是全郡的庆幸。于是为他作序说：“从前李孝伯不肯就任郡功曹，说：‘委身侍奉别人，哪里容易？我怕因职位虽小而过失很大，反使自身受辱。’如今你还有什么可补的呢？这样说来，古代的大吏也有闭门思过的，何况郡功曹处在拟议三尺法书的末端呢？”于是作序，并附铭文说：“有过错却不听取批评，实在是害怕违背尼父；有了过错而能够弥补，便能成为像舜、禹那样的人。只有萧氏史君，不以刀笔取利，弥补过失、竭尽忠诚，确实配得上功曹。以诚实质朴的本性，加上周密的思虑，来实行贤府公的成规，这样过错也就没有了。” 乡闱纪录序 军务兴起后，贡举之事中途废止，士人都把弓箭取代了从事笔墨的学习。至正十八年冬天，中书省下令讨论驿路阻塞的问题，外省士人会试必须走海道，而海路必须在夏季等待风信，于是允许提前在春季贡举。于是江浙行省于至正十九年夏四月集中考试吴越士人，认真选取一百多人。议论者说，战争发生在郊野，哪里有空闲闭门较量文章技艺？当时左辖崔公专门负责提调，佥宪郑公又负责监督，大相开府达公在上面大力主持，平章光禄张公特别资助钱粮，借用群堂作为贡院，不到一个月就办完了。选入左右两榜的共三十六人，备榜十五人。郡守谢节已经依据鹿鸣的典故设宴招待士人，又刊刻选中者的程文，以及帘内帘外官员唱和的诗，也一并附在篇首。编成后征求我的序言，我既然参与考校文章，不能推辞。文事在太平昌明的时代取得，通常不足以记载；但在丧乱多变的时代取得，就非同寻常了。合在一起写序，以便后人观看，于是记在这一年五月初一日。送甘肃省参政王公序 自古以来，内外臣僚在职位轻重、劳逸方面各有不同，所以调任有左调、右调的区别。国家疆域的广阔，是汉、唐、宋所没有的。厚待亲近者而荐举远方人才，广泛设置行省，各省分别设置正、副长官，即平章、丞、参等职。即使是云南、甘肃这样的远方地区，内廷中书省的臣僚也交相出任，并不以职位轻重、劳逸不同而区别。何况天下正处在太平全盛之时，那么内臣出任远方行省参政，难道果真就是左调吗？大梁王公可举，作为旧日的文臣，出任甘肃省参知政事。我们同道的士人认为，公应当留居中枢议论政事，在君王面前陈述王道，使他的君主达到三代盛治；如今却出任远方边地，在万里之外，难道不可惜吗？这其实是不懂国家广泛设置行省、治理四方，以及我圣人厚待近臣、荐举远才的本意。甘肃是古代西戎之地，自从接受国家节制，便成为冠带礼义之区。几十年来兴办教育、选取人才，风气发生了变化，与中原诸夏相等。既然要寄托一方边地的重任，又要把盛大的声教广泛传播，非老成的文臣不能胜任。公接受诏命跋涉万里，即使不在天子身边，也不以为可惜。这次出行，公难道可以认为是左调吗？公将要从吴地海运出发，吴地人作诗为他饯行，让我为此作序，所以我向公说明此职的重要，也解开左调之疑。至正七年冬十月初吉日作序。《东维子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东维子集》卷六 （元）杨维桢撰 序 《鹿皮子文集》序 言论有高明却不恰当的，义理有深奥却不通达的，这样的作品，即使后世有所流传，也等于没有流传。更何况言辞庞杂而没有法度、义理放纵而没有准则的呢？孔子以后，立言并流传后世的人不知有多少；那些湮没不传，最终同普通百姓一起腐朽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姑且拿唐人来说，卢殷的文章共有一千多篇，李础的诗共有八百多篇，樊绍述著《樊子》六十卷，杂诗文九百多篇，如今都在哪里呢？并不是它们的文章没有流传，而是因为言辞庞杂、义理放纵，不是足以传世的作品。如今看来，孔子、孟子以下，人们乐于传诵其文章的，有屈原、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再其次，有王通、韩愈、欧阳修、周敦颐、苏洵父子；到了我朝，有姚公燧、虞公集、吴公澄、李公孝光。这十几位君子，他们的言论都高明而恰当，义理都深奥而通达。继虞、李之后，又有鹿皮子，著书二百多卷。我起初读他的诗，说：“这是李长吉一流的作品。”又读他的赋，说：“这是刘禹锡一流的作品。”等到读了他的著作，才知道他可以继承李、虞，通达到欧、韩、王、董的境界，成为孔、孟的羽翼仪范。这是因为鹿皮子生在太平盛世，不拘泥于训诂之学，在文章中抱有道义；他生活在大山长谷之间，精神坚实完备，足以建立事业；志向思虑纯一，足以穷究万物；考察阅览广博宏大，足以通晓典故；而他超然所得的境界，又足以通达鬼神天地的规律。他文章的成就，必定能够在人世间施行，成为传世之作，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奇怪那些言辞庞杂、义理放纵的人，往往由家中自行摹刻，传播于世；有钱的人倚仗资财这样做，显贵的人又倚仗权势这样做，似乎想要同十一经和历代诸子史书一同流传而不衰。他们不知道，屈原以下的作品，即使想不流传，也不可能。若必须借助显贵和富有来流传，那么显贵富有消失，文章也就消失了。唉！正因为显贵富有不足以依靠来传世，才知道文字本身果真足以传世。像鹿皮子的文章而不能流传，我是不相信的。我与鹿皮子是同乡，都在浙东，却没有机会认识他本人。他的儿子季持着文集来，并且说：“为我的文章作序的，一定要是会稽杨维桢。”于是我为《鹿皮子文集》作序。陈氏名樵，字君采，是金华人，居住在圁谷磵，常穿鹿皮衣，自号鹿皮子。《留养愚文集》序

译括地士人中，如今以时文著名的，有林君则氏、叶见山氏、徐景熹氏、刘伯温氏、项子华氏；以古学著名的，则有郑息堂公、洪乐闲公、叶壶谷公、留万石公。时文和古学都精通的人，便有不擅长的一面了。留君睿，号养愚，是万石公的从孙。他经过姑苏，拿出一部大册子，说：“这是睿的杂著。”先生号称懂文章，请为睿评论并在卷首赐序。我起初读他的传、志各一篇，客人来了便中断。夜里点灯继续读，箴、铭、诗、赋、乐词等若干篇，声律文法相合，各自符合体裁。第二天又读他的时文，他所作《尚书》义若干篇，文辞铺陈，义理畅达，不违背古代史家传心的宗旨，我大为惊异，说：“古学和时文怎么会不能兼通？留君不正是兼通的吗？”我听说括州是山地，而留君居住的地方山水尤其优美。山有龙山、鹤山、文山、锦山、九楼山；溪有好溪、石响、石潭、神潭。山川滋润的气息化为雨云，清明秀美的精华成为日月之光。草木因它而有小的秀美，人因它而有大的秀美。留君就是那种大秀的人吧？否则，括州士人不能兼长的地方，留君也不会不能兼长。虽然如此，学习古学之后才能写出古雅的文章。文章符合古法，必然不符合今人的习尚。韩子评论当时的文章说：“我认为非常惭愧的，别人却认为非常好。”留君有志于时文，为求取功名考虑，就不能不写那些不以为惭愧的文章；这样写，就不能不违背古法。留君将如何处理这种矛盾？留君说：“我宁可因为不以古人为惭而在今人看来有弊病，也不愿因为不在今人面前大为惭愧而在古人面前有弊病。”于是把这些话写作序。《聚桂文集》序 秦汉时代的士人没有时文，因为他们向君上陈述的言论都接近古文，还没有像唐宋以来所谓举业那样，制定体式和格律，以此作为取舍标准。韩愈认为这是弊病，曾说“我认为非常惭愧的，别人却认为非常好”，因此时文不能传世。确实如此。我朝设置科举取士，虽然沿袭唐宋，但制度取法成周，文章则上追唐宋以前的古法，所以科举文章往往有可以传世的。然而有司大比所选的文章，又不如师儒义试所取的优秀。为什么呢？大比所选只凭一天之内的表现，而义试所取则是多年积累所得。大比举行时，作者中若有遗漏明珠的遗憾，那是主考官辜负诸生；义试举行时，作者中若没有压倒群伦的高手，那就是诸生辜负主考官。嘉禾濮君乐闲在家塾举办聚桂文会，东南士人拿文章来参加的共有五百多人，选取三十人，从第一名吴毅以下，他们的文章都足以刊刻传世。我与豫章李君一初实际主持评定，葛君藏之、鲍君仲孚又在其后共同讨论，所以入选的人，舆论认为评选公正，士人称誉他们荣耀。就今天科举所选的文章而言，没有比江浙更盛的；就江浙而言，又以饶信最为著称，乡里评论、地方学校举行的文会，每年都不断绝。如今饶信的盛况转移到了嘉禾，嘉禾贤能的长官，正是集贤凌公，他专心致力于古文；崇尚教化的文士中又有名闻天下的人出现，不仅使这种文章更加受重视，也使嘉禾的文风和义俗因此振兴，那么文会的举办对主管政务者确实有不少补益。此文刻印成书后，濮君又请我写一句话置于序首，于是写下这些话。《曹士弘文集》后序 我出生较晚，没有来得及认识庐陵曹先生。后来来到钱唐，有幸看到了他写给刘志善的书信。信中谈到刘光伯、杜子美等人的学问，却没有提及王氏、陆氏之学，认为那是没有用的空谈。他唯独有志于整理礼乐、搜求文献，我已经对他的为人感到惊异。遗憾的是不能与他同时生活、同处乡里，亲自听到他的议论。不久，他的儿子希颜带着《南陵遗稿》来，我才知道先生怀有有用的才能，却没有在世上显露；世人所能见到的，只有这些遗稿。唉！篇章散佚，已经没有多少了。诗有若干篇，文章仅二十九首，但都津津有味地善于谈论世事，综述往代史实，以圣贤之理作为根底，并不是当代那些学问荒谬空泛、没有边际，文章芜杂艰涩、险怪诡异的人所能比的。看他的《翁彦扬之让议》，可见范史中并非没有遗漏；看鸿□□之悖、李庚伯之孝纪，则鄠人的回答也并非没有忍薄之惭。这样的议论接近人情而又依循义理，即使古人也会畏惧，何况如今那些以荒谬空泛为学问、以芜杂怪诞为文章的人呢？先生的学问才能如此，而世人却不能识其才、不肯施用他的道理，难道不应使当代君子惭愧吗？我想在今天所接触的人中寻找像先生这样的人，却找不到可以相提并论的，惭愧因此更加深了。孟子说，诵读古人的诗，阅读古人的书，却不了解古人，可以吗？这就是要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我谨慎地为这些文章编排次序，并校正其中的脱漏和讹误，又在篇末记下这些话，以寄托我把古人当作朋友来尊尚的心意。《王希赐文集》序 干将这样的兵器锋利，可以削断钟。可是它的锋利由人掌握时，有用得当与用得不当的区别。君子用它来抵御盗寇，是锋利；盗贼拿它来杀人，也同样是锋利。文章是锋利的大器，而妄庸之人却轻率地使用它。世上没有片刻的微小利处，却可能很快发展到杀人的危险。唉！怎能不谨慎呢？所以掌管文章的人，不轻易把笔墨交给妄庸之人。之所以难以遴选合适的人，实在是因为锋利雄伟的器物并不常有，而能够摧毁陷阱、廓清混乱、建立功业的人更为难得。如今从六经以下寻找这样的人，逐一考察，邹地一人，楚地一人，燕地一人，西汉三人，唐代二人【通、愈】，宋代三人【周、程在其中】，以及如今的姚氏【牧庵】、虞氏【邵庵】，其后若干人，数量不以此为断；这些人的文章，确实是各时代的利器，是把锋利用在适当人物身上的文章。他们都雄伟非凡，具有摧毁陷阱、廓清混乱的功效。如今妄庸之人像蔓草堆积一样繁多，动不动就夸大自己，说：“我的文章是邹、楚以来的文章，应当流传。”传播到今世和后世，不必超过五年、十年，他们那些蔓草堆积般的文章已经同粪土一起腐朽了，还谈什么流传呢？括苍王廉氏写文章若干篇，遭遇兵火而丢失了一半以上；如今搜集遗稿并续写文章，又有若干卷。王先生读书二十年，才开始敢于写文章，大概是因为具备成为利器的根本；他为人卓异不凡，有奇特的节操，也有使用利器的操守。他的锋利之才不会不用于世间；既然一定会用于世间，那么他的文章流传于世人与妄庸之人之间，必然不同。为此写下这篇序。再序

译我朝的文章开始变化，是从刘、杨开始；第二次变化是姚、元；第三次变化是虞、欧、揭、宋；此后文章达到全盛。从气运来说，这是全盛时代；盛极也就是衰落的开端。自天历以来，文章逐渐趋于委靡，不是失之于搜罗琐碎，就是沦为剽窃割裂。能够卓然自信、不随流俗的人，已经很少了。我曾经拿近代的文章衡量当今文章，只能同曾巩、苏辙、王安石、李清臣、陈无己一类人相互追逐，彼此消长而处于中衰状态。既不能在陆游、刘克庄、三洪面前迈步，何况叶适、陈传良、戴溪呢？不能在叶适、戴溪、陈传良面前迈步，何况晁、张、秦、黄呢？不能在晁、张、秦、黄面前迈步，何况二苏、欧阳呢？当时科举士子的技巧兴盛起来了。不仅一代没有真正的作者，而且作为先导、鉴别和评定文章的人，也已经很久没有了。唉！我在这里寻找那些坚定自信、不被流俗改变的人，东浙士人中只有四五个。王廉氏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文章不迎合人们，人们便把他归于拥有鉴别和衡量能力的人之列。我每次为他作序，都不禁起身而感到敬畏。他追踪古代作者，上溯到西京以前，秦地和燕地的文章、楚地的《离骚》、春秋时代的《国语》；班固、崔骃以下的作品便不再论列。像这样的人，能够依据自己的独立判断，不以一代气运的盛衰来决定文章的高下，难道不伟大吗？我让魏生记录他追慕古人的地方，把这些话告诉那些学习古文的朋友。《杨文举文集》序 文章并不是一个人的技艺。大的方面取决于世运的兴盛或衰败，次一等的方面关系到家族德行的醇厚或瑕疵。世运兴盛，文章也随之兴盛；家德醇厚，文章也随之醇厚。士人把文章作为专长，幸而生在光明昌盛的时代，又幸而出身于明德之家。像我同宗的文举，不正是这样的人吗？文举是通微先生的后代。先生奉台省檄令，主持浙江乡试，当时我正列为同考官。听先生的议论，令人凛然起立；由此知道先生的学问出自江张氏。张氏之学出自紫阳朱子，所以他的议论和文章，不合于正道的，绝不说出。二十年来，先生墓上的树已经合抱了。幸好先生有像文举这样的后代，我在吴门寓舍见到他，他拿出所著碑铭、叙志、箴、颂、论、赞等若干卷。我连日阅读，喜欢他的见识各自合乎体制，又符合文理，明察而语言流畅。我居住吴门以来，听说当地善于写文章的有几十家，但大概还没有能及文举的；由此知道文举既得到了家学根本，又适逢国家气运昌盛，这不是平庸大众所能共有的。事情已经很明白了！这也使我面对文章有所感慨。先生进入翰苑不到两个月，便称病辞职归去。高文大册没有一两篇见于史院，而文举的文章也多是在偏远地方和下邑编录的，还没有来得及在帝都铺陈。唉！文举的文章难道就止于这部文集吗？兰台、芸馆，是文章聚集的地方；编纂、润色、著述，是文章之职。居于这样的馆阁而书写担任文职的言论，或许有人能够做到；但有人获得这种职责却不能居于这样的馆阁，我是不相信的。文举还应当以我的话等待时机，皇元一朝的经术事业将要兴起了。文举还应当以我的话自我勉励。至正戊子十二月作序。《春秋左氏传类编》序 三传中对圣人经书有功的，首先应推左氏。因为《左传》所记载的事情，有时先于经文开头，有时在经文之后结束，义理上正好补充圣人经书的裁断。《左氏传》就是考案。想要看到经文所作的裁断，必须考察传中所记的事情；了解事情的始末，然后是非、褒贬才会明白。然而考察经文的人，想在片刻之间掌握事情的始末，难免厌烦翻阅。于是《左氏传类编》便应运而出。巨鹿魏生德刚，最初在应君邵那里学习《春秋》经学；应君又曾向我学习。关于三传，我有所考索，必定涉及魏生。魏生利用闲暇，把左氏所记而前后不相贯通的内容，每一件事都编成始终完整的篇章，把这部书命名为《春秋左氏传类编》。从前铎椒、虞卿等人各自作左氏抄本，摘取原书内容，大概只是简约的抄编，不知求取经书的整体纲要。魏生这部编书，难道能同一般摘抄相提并论吗？我想到他用功勤苦，让人誊写成册，传给同门之士。魏生又请求我写几句话作为序。我对《春秋》诸家有一部判定是非的记录，共十二卷，还不敢流传于世。因为经文有不依赖传文便能明白的地方，也有因传文反而被遮蔽的地方；学者通晓其明处，除去其遮蔽，然后圣人的经书才会像日月一样光明。所以不相合的地方，即使是三家大儒所说的，也要排斥。魏生如果把我的话用于判定传家的是非，那么经书如日月般光明，就不必担心不能显明了。魏生要努力啊！这就是序。至正十四年秋七月初一日作序。《曹元博左氏本末》序 左丘明从仲尼那里接受经学，所以作《春秋传》，作为圣人经书的考案。后来传述左氏的人，有铎椒，曾作八卷的抄撮；虞卿作九卷抄撮，这又是对左氏有功的人。可惜他们的文章没有流传下来。到了汉代，张苍、贾谊又传述左氏，河间王把它进献给汉武帝。到成帝时，刘歆校订秘书而喜爱它，才开始立《左氏春秋》。和帝时终于设立左氏之学，《左传》大为显著。后来晋代杜预又为它表彰显扬，并作注释。左氏是圣门弟子，又亲自担任国史，编纂记载事情始末，考察探究十分精密。他的文章有时先于经文叙述事情的开端，有时在经文之后补足义理，大体上能够推究本始而归结终局。后世谈论经书的人，舍弃左氏便无法建立统绪。因此止斋陈氏说：“记载左氏没有记载的内容，以显示经书所记内容，这都是左氏的功劳。”这就是这句话意义的由来。云间曹元博又按经文考证传文，查考传文以符合经文，编成《左氏叙事本末》若干卷，分类精密，订正审慎，供博学者观览。他用心也很勤苦。评论者认为左氏作传，是仲尼的忠臣；杜征南作注，是左氏的顺臣。如果不是忠臣，那么如今元博为左氏编次本末，究竟是左氏的顺臣，还是忠臣呢？左氏的过失在于善于言说而拙于义理，喜欢根据成败评论人物，以妖祥推测事情，往往传文超过注释。元博既为左氏编定本传，又能衡量其中的是非，合乎《春秋》笔削的大义；这就是既爱护左氏又知道他的缺点，可以称为丘明的忠臣，难道不伟大吗？元博还应当以我的话自我勉励。《春秋百问》序

译六经都有疑难之处，但没有比《春秋》更令人疑惑的。心存疑问而不能解决，却想获得圣人笔削微旨的人，大概很少。这就是《春秋》经的百问。我家收藏这部书共六卷，曾经传授给无锡孟生季成。季成又把它传给华亭曹君继善的儿子元朴。元朴因为这部书流传不广，特意刻印，并请我作序。这部书失去了开头的题辞，很久不知道是谁所著。有人认为是万孝先所作，但万孝先又不知道是哪个时代的人。看它设置问答的方式，往往同我补正《春秋》的意思相合，确实能够解释这部经书笔削的疑问。我曾令孟生不要秘藏所受之书，却来不及刻板流传于世。如今曹氏父子能够把秘密保存的书传播给世人，难道不是完成了我的初心，并且胜过汉代儒生各自私下以一己之见衡量是非吗？虽然如此，讲道学的人认为，讲说经书不合古法，担心学者不从内心求取，而只凭口耳相传。可是《百问》这部书，探究圣人的微妙旨意，想解决诸儒尚未解决的议论，难道不是见识卓越、思考精密的人才能做到的吗？不能说它只是资助口耳之学的辨析。学者对于《春秋》，如果读了却没有疑问，有了疑问却没有在心中求得解释，便贸然把这部书广泛传播视为弊病，那问题本来就在学者自身。《春秋定是录》序 柳子说：“《春秋》如同日月，不可再加赞誉。既然如此，那些自高自大地另立论说的人，都是荒诞的。”欧阳子说：“《春秋》如同日月，但不能使盲人看见；眼睛被东西遮住的人，也不能看见。因此要使盲者复明、去除遮蔽物，就不能不借助言辞。”经文不需要传文便能明白的，有十分之七八；因传文反而被遮蔽的，有十分之五六。使眼睛明亮的人除去遮蔽、通达经文的光明，那么经文如日月一样灿然可见了。我奇怪三家传已经有遮蔽，而诸子又在它们被遮蔽的地方分立宗派、建立党羽，争论是非，和诉讼文书没有区别。假使求经必须通过传，求传又必须通过诸子，那么是非纷纷，便不知道该听从谁。经书的光明于是昏暗了。世上的君子既然在求经时被遮蔽，又到诸子那里寻求不同的说法，这就像在争讼纷争中增加诉讼，厌恶东西遮住眼睛，却又自己投向用药的人。维桢自幼学习《春秋》，不敢创立新说以树立自己的名声，只谨慎地汇合诸儒的说法，随即自行取舍，编成《定是录》。与经文相合的，即使是科举小生的解释，也不遗漏；不相合的，即使是三家大儒的言论，也予以排斥。唉！我又是什么人，竟敢凭一己之见决定千百年来的是非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这岂不是太过僭越了吗？也只是依据那些光明清楚的地方来作决定罢了。后来的君子如果认为这部录仍有不正确之处，改正它，我哪里敢加以避讳呢？《褚氏家谱》序 褚氏的世系出自微子。宋共公的儿子段，食邑在褚，号称褚师，于是以褚为氏。褚氏在卫国有褚师子申定子，大概是其族中仕于卫国的人。汉元帝、成帝年间有褚先生，以品行显著，曾补订司马迁《史记》。六朝以来，褚陶、褚裒都以文学著名。到了唐代褚亮，博学而才思敏捷，入选瀛洲学士；他的儿子遂良成为顾命大臣。遂良从河南迁到钱唐，他的子孙居住的地方称为褚家塘。后来有人迁居苕城，也姓褚；如今乌程朱坞有一条巷子聚居褚族，就是从苕城迁来的。他们的祖先是世超，墓在朱坞后浜的冢舍，称为光远庵。世超生世隆，世隆生大理评事琳，琳生省干溶溶，溶溶生宋□□郎提干大同。大同生宋迪功郎、淮安县丞士登。士登的长子是宣教郎友龙，次子是仲龙。友龙没有儿子，便以仲龙的儿子、将仕郎、国史实录院检阅文字天佑为嗣。天佑有三个儿子，长子锡珪，任善州教授；次子锡琦；三子锡瑜，任蒙古学正。锡珪有四个儿子：嗣良、嗣英、嗣俊、嗣贤。锡琦没有儿子，便以嗣英为后嗣。从士登以前共十代，世世都凭诗书起家，由科举入仕的人代代不乏。宋朝变革，旧居遭遇兵火，子孙丧失了真实的记录，美好的言语和善行再也无法考察。嗣英从族叔祖桂岩公那里访得家谱，命令他的儿子桂缮写成册，册子完成后请我作序。我说，君子的恩泽流传五代，褚氏已经超过十代，而且后来的发展还没有止境。桂同辈的兄弟共有六人，都跟随名师学习举子业，乡里以衣冠世族称誉他们。每逢大比，乡中大夫登记选取、充作贡士的人，褚氏子孙占多数。我推测褚氏祖先积累的德泽深厚，而嗣英培植这份积累更加深厚。我看褚氏的后代将越来越繁盛壮大，若以君子之泽只流传五代来衡量，又怎能用来限制褚氏的德泽呢？褚氏子孙还应当以我的话自我勉励。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 钱唐是宋代的行都，男女都体态纤弱俊美，崇尚妩媚，被称作笼袖骄民。当思陵皇帝为太皇太后上尊号孝宗、奉太皇太后祝寿时，一时在御前应制的多是女子。比如棋待诏沈姑姑，演史张氏、宋氏、陈氏，说经的陆妙慧、陆妙静，小说家史惠英，队戏演员李瑞娘，影戏演员王润卿，都是当时聪慧敏捷者中的佼佼者。两宫出游，聚景园、玉津园、内园都各自献艺，天颜喜悦，赏赐没有限量。这是太平时代朝野最为兴盛的时候。如今正逢刀鸣箭响的时代，故家遗老有时同退职的宫人和孤独的女子谈论前朝故事，总不免感慨而流泪。至正丙午年春二月，我荡舟游春，经过濯渡，看见一位女子淡妆素服，容貌娴雅，叫长年把船靠岸，整理衣襟上前，自称朱氏，名桂英，家在钱唐，世代是衣冠旧族，善于记诵稗官小说，演说三国、五代史事。于是请她到船中，为我讲述徽宗、艮岳以及秦太师的事情。座中客人都侧耳倾听，知道她胸中藏有文史，毫无烟火气。我的心里很惊异，说：“假使桂英生逢思陵太平的朝代，像张氏、宋氏、陈氏、陆氏、史氏那样□□□□□进入宫禁，难道会长久居住在瓦市之间吗？” 她说：“把忠和孝贯穿在经史之中，在众人聚集的场合讲说，也可以敦厚激励浅薄的风俗。这样看来，我们这些号称儒者丈夫的人，反而不如她了。”古人曾称卢文进的女儿为女学士，我对于桂英也这样称说。《东维子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东维子集》卷七 （元）杨维桢撰 序 《吴复诗录》序

译古代风人的诗，大多出自平民、鄙夫和隶役，并不全是公卿大夫士的作品。然而它们流传到后世，有些是今天的公卿大夫士所不能达到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古代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学问修成也就罢了，因此他们说话就像山中涌出云、水中生出纹理、草木开花结实一样自然。后世的人拿着笔苦吟，摹仿朱色、拟作白文，把这当作诗，难道还算有诗吗？所以摹仿得越逼真，就离古代越远。我看后世摹仿作诗的人，对于世道的感受已经很远了。我曾间或在摹仿之外寻求诗，却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富阳吴复见心拿诗来，读他的古诗若干首，确定不是摹仿而成，知道他已经懂得古代风人的旨趣。唉！假使吴复通达而有地位，能够替朝廷宣扬盛德、制作雅颂，那么吴复的作品难道不就是古代公卿大夫士的作品吗？唉！又假使人人都像吴复一样，不以摹仿作为诗，而古诗却不再有人创作，那么我对后世岂不是没有希望了吗？吴复还要更加努力，以此证明我的话是可以的。《赵氏诗录》序 评论诗的品格，与评论人的品格没有不同。人有面貌、骨骼，也有性情、神气；诗的美丑、高下也是如此。风雅以后降为《楚辞》，《楚辞》以后降为《古诗十九首》，《十九首》以后降为陶、杜，再降为二李。他们的性情不鄙陋，神气不群杂，所以骨骼不卑下，面貌不粗俗。唉！这就是诗品中后世不可超越的上品。再往下便是齐梁、晚唐、宋末，他们的面貌日益鄙陋，骨骼日益卑下，那么他们的性情、神气也就可想而知了。唉！在晚唐、宋末以后学习作诗，却想上追陶、杜、二李，下薄视骚、雅，也未免太难了！然而诗的性情、神气，古今并没有间隔。能够得到古人的性情、神气，古代的诗也就存在了。但是还没有认识诗的面貌，却说已经得到它的骨骼，这是妄言；还没有得到骨骼，却说已经得到它的性情，这是妄言；还没有得到性情，却说已经得到它的神气，就更加妄诞了。我的朋友宋无逸送来他乡人赵璋的诗，说：“赵璋作诗有志于古，不是被时代的积习禁锢而不能改变的人。”因此敢把他推荐给先生，请求您说一句话来使自己相信。我既惊讶于宋无逸的话，读过他的诗后，又觉得其中有如桃源、月蚀般的奇异之处，颇能奋力超越晚唐、宋末。以后如果继续进步而不停止，他对于二李、杜甫、陶渊明，大概也能认识他们的面貌了。认识他们的面貌久了，大概连他们的性情、神气也都能得到。赵璋，你要努力啊！不要说我的诗只能达到现在这个程度。至正丁亥九月十五日，在姑苏锦秀坊写成。《李仲虞诗序》。《诗经》删定以后，求学作诗的人还崇尚各家体制。各家体制中最重要的，没有超过杜甫的。宗法杜甫的人，关键在于各人资质所能达到的程度。资质笨拙的人，又只能随着老师所传授的来取得成就。诗从老师那里学得，本来就不如凭自己的资质获得的优越。诗是人的性情。人各有自己的性情，所以人各有自己的诗。从老师那里学来的，难道能成为我自己家的诗吗？天台李仲虞带着诗作作为见面礼，在姑苏城南来拜见我，并说自己向乡里的先生丁仲容学习作诗。第二天早晨又来拜访，拿出一册诗，请我说几句话为它作序。我夜里读他的诗，知道他的诗法得自杜少陵。例如五言诗中有：“清晨露水在仙人承露盘上洁白，朝阳照着虎殿一片鲜红。诏书从西河上发出，旌旗随着斗柄向东、西、北各方。东南的战事平定了，织机上的经纬也空了。”把这些诗放在杜少陵诗集中，仓促间几乎无法辨别。仲虞纯正聪明、诚笃丰厚，博通文章而且见识广博，对当朝典故十分熟悉；虽身为布衣，忧君爱国的见识，却时时流露在诗歌之中。他的资质很像杜甫，所以他作诗不像杜甫的地方也许很少。我寻求丁仲容的诗，其中像杜甫的地方或许还比不上这些，于是知道仲虞的诗列入一家之体，并不是从老师那里得到，而是从自己的资质中得到的，这一点可以确定了。虽然如此，观赏杜甫的诗，不能只看到他的律诗，还要看到他的骚体；不能只看到他的骚体，还要看到他的雅体；不只是看到他的骚体和雅体，还要看到他的史笔。这才是杜诗的完整面貌。仲虞的资质已经接近杜甫，还应当在完整性方面求得完备。至正戊子九月丙辰日作序。《张北山和陶集序》。诗从语言中产生，语言从志意中产生。人人各有自己的志意，有了语言便形成诗，并不是摹仿别人就能得到诗。苏东坡唱和陶渊明的诗，并不是故意借陶渊明来作诗，而是他的见解与陶渊明有相合之处，所以唱和他的诗。这样看来，无法说这些诗究竟是陶渊明的，还是苏东坡的。涪翁说：“陶渊明是千载一遇的人，苏东坡是百世难得的士人；出处固然不同，气味却相似。”这大概是知道苏东坡的诗可以与陶渊明相比了。天台张北山著有《和陶集》若干卷，收藏在家中。他的孙子师圣拿出祖父亲手写的遗墨，请我说一句话使它传之后世。北山是宋朝人。宋朝改易而归于本朝以后，本朝收用南方士人，应征而来的士人纷纷如潮；征召书送到北山那里，北山却独自闭门不起，自称“东海大布衣”，终身如此。唉！正直士人的节操，难道不有些像义熙年间的陶渊明吗？所以他所写的和陶诗，一定有与陶渊明相合之处。观察他的胸襟，很少有不合于渊明的。若说依照韵脚、声调摹仿别人才能作诗，我不相信。虽然如此，世上唱和陶诗的人不止北山一个，难道人人都是北山吗？我曾评论陶渊明、谢灵运，说他们爱山的快乐相同，却又有不同，这是为什么？谢康乐砍山开路，带着几百人，从始宁到临海，疲惫不堪，没有一天能够休息，他从山中得到的，只是粗浅的东西。五柳先生折断车辕，闭门不出，一旦在篱笆间看见山，便悠然自得，如同遇到莫逆之交；他从山中得到的，是精神上的领会。因此，五柳先生吟咏南山的诗可以学习，而他从南山得到的那种精神却不能学习。既然不能学习，那么从山中得到的东西，也不过只是像康乐那样劳作于山林罢了。我认为唱和陶诗而不能成为陶诗，也是这个道理。至正八年夏五月六日。《郯韶诗序》。

译有人问：“诗可以学习吗？”我说：“诗不能靠学习来造作。诗本于性情，有这种性便有这种情，有这种情便有这种诗。往高处说，《雅》诗的性情纯正，《风》诗的性情复杂；往低处说，屈原的诗性情骚动，陶渊明的诗性情安靖，李白的诗性情飘逸，杜甫的诗性情深厚。诗的形态，没有不依随性情而产生的。虽然如此，对于诗所由产生的性情不能靠学习得到，却不能不学习那些相关的内容。声音和平中正，一定由于性情和平中正；或者本性有所偏失，就要靠学习来修养，这便是学问的功效。有人说：‘《三百篇》中有些出自普通男子、妇女之口，难道他们都完全懂得学习吗？’我说：‘普通妇女没有学问，却能沐浴在先王的恩泽中，这就是学习的极致。发之于言辞，止于礼义，与当时公卿大夫、君子的言语一同被圣人记录下来，并不是没有根本。我们元朝的诗，以虞集为宗主，赵孟頫、范梈、杨载、马祖常、陈旅、揭傒斯为辅佐，后继者接连出现而没有停止。我在东南寻求诗人，有永嘉李孝光、钱唐张天雨、天台丁复、项炯、毗陵吴恭、倪瓒，他们也都是有根本的诗人。近来又得到永嘉张天英、郑东，姑苏陈谦、郭翼，吴兴又有郯韶。郯韶的诗清丽而温厚，没有无穷愁苦、艰险困顿的姿态，大概是他在学习方面用力很深而且没有停止；探究诗歌本源，达到他创作所能达到的极致，大概是得到了《楚辞》的声调，得到了《雅》的性情，因而具有《雅》的声调了。难道他只能列在元代诗人一人之数，追随李、张、丁、项等人就停止了吗？郯韶只管努力就是了，他已经编成的诗集有若干卷。《两浙作者序》。从前我在京师时，和同年黄子肃、俞原明、张志道谈论闽地、两浙的新诗。子肃列举闽地诗人若干人，却严厉地诋毁我们两浙没有诗。我愤怒地说：“这话多么荒诞！诗出自性情，难道闽地有性情，而两浙都是木石心肝吗？”后来我回到浙江，想为子肃的话洗雪冤屈。听说有一个以诗著名的人，我没有不亲自到门下拜访、采集其精工之处的，但往往不能深深打动人心。过了十多年，仅仅得到七家：第一家是永嘉李孝光；李和一家；天台项炯可立一家；东阳陈樵君采一家；元镇两家。老和尚说：“句曲张伯雨，云门思断江。”从前王、刘二人尚且能使河朔增重，何况这七家难道不足以使两浙增重吗？可惜不能让子肃看见。曾评论诗和文章是同一种技艺，而诗尤其难以精工。不专心从事本业，不能深入其中堂奥，却希望流传后世，是妄想。仲容、季和放眼六朝而归宗于老杜；可立有李骑鲸的气势，君采得到元和鬼仙的变化；元镇在二陈之间纵横比较而达到晋汉，断江得到老谷的衣钵。句曲的风格早年宗法大历，后来痛切地革除纤艳放纵的习气。七人的作品完备地见于各种诗体，共有若干篇，题名为《两浙作者集》。这不只是为了堵住子肃的话，实在是要表明高雅正大的诗风正在浙江兴起而且没有停止。至于作者接连出现而不停止，难道仅仅限于这七个人吗？《卫子刚诗录序》。我进入松江，看见世家子弟总有十几人，能够抛弃穿裘乘马的习惯而以文章笔墨为业的，大概很少。城西的卫子刚，是山斋别驾公的孙子。他先拿诗作作为见面礼来见我，后来又拿出一册《敬聚斋诗稿》。读他的古诗，如《秋夜曲》《白苎词》；排律，如《九山燕集》；五言律，如《江水深深》《碧梨花淡淡》《明九农劳畚臿三泖》《足风波》；七言律，如《亚夫旧是将军子》《贾谊初传太傅官》《玉人娇列锦步阵》《银笔醉调金缕衣》《醉吹银笛》《五老洞闲拾瑶草》《三神山》；绝句，如《消寒图》一首。它们的音节、兴象，都达到盛唐境界而且还有余力；不是专门主掌诗坛的人不能达到。古人评论诗，说穷困愁苦的言辞容易工巧，欢乐愉快的言辞难以写好。子刚的工巧，不是从穷困愁苦中得到，而是从欢乐愉快中得到，由此可知他的才华远远高出同辈，不能用个人的休戚之情来限制。他的年龄还没有超过壮年，词句却已经这样精工；如果再给他以岁月，使才华更加老练丰茂、词句更加高雅古朴，那么难道会只达到今天所见的程度吗？至正九年夏四月二十九日作序。《玉山草堂雅集序》。昆山顾仲瑛把他过去与朋友交游往来、唱和以及杂赋的诗，全部刻印成书，编次成卷后，请我说一句话放在卷首。我来到吴地，看见吴地的大姓之家，以交结朋友为乐的，往往只是把交友当作市井交易，只看重权势地位、声色货利；不喜欢声色财利而喜欢与各种流品交往的很少，何况喜欢儒者呢？不喜欢儒者而喜欢读书作文的也很少，何况喜欢以文章、笔墨、章句作为不朽事业的呢？仲瑛的爱好既然不同于他们，所以他选择朋友也不同。他起初与我交往，筑亭，命名那座亭子，是为了尊重我所学的道理；设置坐榻，命名那张榻，是为了区别我所停留的地方。我有什么修养，竟能得到这些待遇呢？大概仲瑛仰慕义理、喜爱贤人，想借此表示从我开始；表示从我开始以后，天下比我贤能的人就会到来。因此他所交的朋友一天比一天多，文墨汇集的作品也一天比一天多，这就是《草堂雅集》由他家产生而传播到外界的原因。诗集从我开始编次，共有五十多家，诗七百多首。作品的工拙、浅深，自有确定的品第，观览的人不必等待我的评定。有些人如果护短逞愚，坚持认为自己超过别人，仲瑛依据自己家的尺度，也总能辨别是非而取舍。这次编集，其中有值得观览的地方。浏览它的人，无论身份贵贱、年少年长，也无论是儒者、佛教徒、道教徒等不同流派，总体看来，它们的条理如同金石相互发声，又如盐梅彼此调和，大概一定能从雅集中有所收获。既然从雅集中有所收获，也就能了解作者为人。仲瑛读书的房屋名叫玉山草堂，所以诗集以此命名。他自己所著的有《玉山瑛稿》《玉山乐府》，正在当世流行。至正九年夏五月十二日。《郭羲仲诗集序》。

译诗从声音和文辞开始，而邪正以性情为根本。上古帝王时代的辞章，没有流传下来的，偶尔见于帝王时代，至《诗经》三百篇而完备。后来在楚地变为《离骚》，汉代变为乐府歌辞；又变为琴曲、五言诗和七言诗；大变于声律，逐渐流传到晚唐、宋末，弊病也达到了极点。君子从诗中观察时代的变化，大抵就是如此。古代诗人大多有道德，所以把情感发之于歌咏，声音和平，思想深远。后来不幸成为被放逐的大臣、被驱逐的人、被赶出家门的妇女、失去丈夫的妻子，写出哀怨感伤的辞章，于是变风、变雅产生了。后世诗人只要受到一点触犯，或被饥寒逼迫、疾病折磨，遇到一切无聊困窘之事，就一定大声号哭、疾呼，把情感尽情发泄后才停止。偶尔有不是这样的人，那个人一定有远超常人的地方，不会被世道变化所改变。我在钱唐读诗人的作品，大概有几百家，有的称为古骚辞，有的称为古乐府，有的称为古琴操，说起来似乎很容易；他们学习了古人的句读，难道果真就能成为古代风人的诗吗？不能。有客人谈到学习诗的方法，对我说：‘有了《三百篇》《楚辞·离骚》、汉代乐歌的辞章，年龄过了五十岁，就不敢说一句晚唐、宋末的话，怕那不是诗。’ 他以此自我责备，又用这番话教导别人，别人还要反过来诽谤我，这使我没有一次不为当世没有诗而悲伤。幸好与我的论说相合的，确实有四五人：蜀郡虞公集、永嘉李公、东阳陈公樵，就是这些人。私下继承他们余绪的，也确实有四五人：天台项炯、姑苏陈谦、永嘉郑东、昆山郭翼。郭翼早年丧父，中年丧子，家中十分贫困，又多次生病，按理说他的语言应该大声号哭、疾呼，有不能自我抑制的地方；可是我每次看到他的作品，都觉得悠然有思，淡然而有意味，兴致寄托高远，意趣深长，读起来使人飘然自得，又清爽得仿佛忘了自己；而对于君、亲、臣、子的重大义理，有时也有所发挥。我没有一次不赞叹他的天资大大超过常人，且不被世道变化所改变。我在娄江时，郭翼拿自己的诗来拜访，请我作序；今年他到浙江游学，又带着诗集来到杭州，再次提出请求，于是写下这些话。郭翼字羲仲，东郭生是他的自号。至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间纪游诗序》。诗有专门为记述行旅而作的吗？答：有。《北风》说：“北风多么寒冷，雨雪纷纷而下；承蒙你爱护我，便携手一同前行。”这是百姓服役远行、遭逢乱世、相互携手离去时所作的诗。《黍离》说：“那黍子一行行，那稷苗一列列；脚步缓慢地走着，心中摇荡不安。”这是大夫服役远行经过故都，面对宫室徘徊而不忍离去时所作的诗。后世大夫、士人记述行旅的诗篇，也由此开始。幸而生逢太平无事之时，便作登山临水、寻奇览胜的诗；不幸生逢四方多事、豺狼虎豹横行之时，便作感伤今世、追思古代、叙写险阻艰难的诗。与《风》《黍离》相近的诗，历代都不缺少。钱唐莫景行，壮年便放弃仕途，淡泊地做一个林下隐士；但他喜好游览，作诗也不停止。他游历云间，把经过的名山大川、前贤的宫室、隐士的居所以及名胜亭台，一一用诗记述下来。现在既不是《北风》《黍离》所产生的时代，便也不是《北风》《黍离》那样的诗。这些诗本来就是依据时代的治乱，以表现感情的悲舒。莫君这部集子，喜欢游览的人将要把它传为寻奇览胜之作，刻印流行。莫君真是幸运啊！诗集共有若干首，来拜访我，请我作序。我正奉命担任钱唐关令，每天都有公务劳苦，没有一点空闲用于文墨；何况我身处海隅，已经失去太平生活三四年，正将面临大夫远行服役的艰难，不能像景行那样从容地在山水之乐中笑歌。于是读到这部诗集，感慨便随着它而生。至正十四年秋八月十四日写下此序。《金信诗集序》。语言虽工巧，却不合乎理义；内容闭塞，却不能在辞语中通达；像这样，后世还会有流传的吗？何况语言庞杂而不合声律，义理放纵而不守法度的呢？《诗经》三百篇以后，传世的诗人有多少呢？屈原、贾谊、苏武、李陵、司马相如、扬雄已经很高明了；其次是曹植、刘桢、阮籍、谢灵运、陶渊明、韦应物、李白、杜甫，他们相继自成一家。大抵言辞一出便精纯，不庞杂而又合乎声律；义理有根据而确定，不放纵而又合乎法度。再往下是唐人的律诗、宋人的乐章、禅林的讲唱，以及乡野村落的俚俗歌谣，诗的弊病达到极点。金华金信跟随我在松陵的水泽之间游学，谈论经书，断读史书，尤其擅长古代歌诗。他首先诵读我所作的三百篇古乐府，便能熟悉融会我的辞章，深入探求古代风人诗歌的六义，还自我庆幸说：“我进入诗歌的门径很高峻、很广大了！我的诗若再往下退，我是不相信的。”一天，他替我评论诗，说：“有人议论《铁雅》的句法、声律，本于屈原、柳宗元的《天问》。”我说：“不是这样。它安排比兴的法则，实际上合于《春秋》。先生的诗，是《春秋》的诗吗？还是诗歌中的《春秋》吗？”我因此很高兴，说：“金信已经可以和我谈诗了！” 从此他停止写近体诗，所作的诗编在《春草轩》中，如《古琴操》《赵璧词》《荆卿篇》《博浪锥》《月支王头饮器歌》等，气势充沛，感情激烈，辞语郁勃而和谐。金信的诗已经有法度了。这难道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吗？他平素积累的功力，大概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如今皇帝制定礼乐，派人推行天下，采集民间歌谣收入国史；东州还没有响应的人，我将把金信作为与之相似的人推荐。《蕉窗律选序》。

译诗写到律诗，是各家的一大难关。苏东坡曾举杜少陵的诗句说：“五更时分鼓角声悲壮，三峡中的星河倒影摇动；五更的漏声催促天明的箭刻，九重宫阙的春色使仙桃陶醉。”此后便寂寥无闻了。我也有诗说：“报捷的文书早晨奔驰到玉关营寨，胜利的消息夜里传到甘泉宫；军令严明，钟鼓声伴着三更月色，野外露宿，貔貅军营万灶升起炊烟。”只能说接近前面所举的诗罢了。我曾惊奇于苏东坡的见识，也赞同他的论断，但仍认为还没有达到极致。我在松江时，诗人来请教诗法，从没有一天停止过。除了骚体和选体之外，谈论律诗的占十分之九。我每次讲到律诗，总要举崔颢《黄鹤楼》、杜少陵《夜归》等篇，先讲它们的气势，然后再讲格律。崔颢、杜甫的作品，虽是律诗，却有不受律诗束缚的地方，可惜没有机会与老苏共同讨论。上海蕉梦生释安，编有一部集子，收录从虞集、马祖常以下善于作诗的人中，具有唐律风格的诗三百多首。诗集编成后，命名为《蕉窗律选》，带来请求我作序，并刻印流传海内，用来警戒那些诏令文章中委曲拖沓、胶滞不畅的声调。选集中有许多雄浑之作，合于苏东坡所举的标准；只是超出崔颢、杜甫之上的作品，我还没有见到一两首。编末收取我的放纵、硬朗、排奡的律诗，共十多首。释安在我门下学习作诗，也已经有些日子了。这样选取的诗，正应当与我所讲的相合。这部集子流行以后，本朝风雅诗歌的选本中，即使有受贿取诗的情况，君子也有不会遗漏的作品。《梧溪诗集序》。世人称杜甫为“诗史”，因为他所写的诗完备地表现了当时的事情。我认为杜甫不只是记事的史官，他还具有《春秋》的笔法。他的旨意直截却委婉，辞语隐约却显明，如《东灵湫》《陈陶》《花门》《杜鹃东狩》《石壕》《花卿》《前后出塞》等篇就是这样。因此知道杜诗的人，应当知道它是《春秋》式的诗，难道只是史诗而已吗？虽然如此，杜甫难道是有意要写《春秋》吗？礼乐诗歌衰亡以后，《春秋》才产生，圣人正逢那个时代，有不能不作的原因；杜甫也是如此。《梧溪集》是江阴王逢遭逢丧乱时所作的诗。我读他的诗，哀悼家国的灾难，忧悯国家的灾难，搜集贞操事迹，访求死节之人，网罗民间歌谣和百姓吟唱，如《帖木侯》《张武略》《张孝子》《费夫人》《赵氏女》《丙申纪事》《月之初生》《天门行》《竹笠》《黄官》《柳场》《无家燕》等篇，都是将来国史取材的根本，也可以说是杜甫诗史一类的作品吧？王逢本是山林泽畔的士人，淡泊闲静是他的本来性情；又因为具有《春秋》式的比附和裁断，所以我也说它是《春秋》的诗。假如采诗的官员还没有废除，那么《梧溪集》中的《春秋》就可以私下寄托于其中了。不然，为什么它在史册上有如此清楚的比附呢？它竟然如此不避讳。考察它的格调和裁制，有风流俊逸的才采，有豪迈跌宕的气势，不让于贵族显宦、威武之士；兼有众人的长处，也颇像杜甫。唉！当世只会剿袭旧说、保存残余，想借此流传后世、称为作家的人很多；而王逢的诗如果不能流传，我是不相信的。至正十九年冬十一月初吉日作序。《齐稿序》。厚重的诗，不忘自己的根本。古代人的正当性情，与今天那些诗人动辄说“某某体、六朝体、杜夔州、孟襄阳、李西昆”不同；他们哪里知道所谓追溯诗歌自身根源呢？高唐卢升，是三卢相国的后代，庄惠公的孙子。他十三岁就会作诗，曾跟随河东张先生游学，南来以后又在我分唐的杖履之间跟随我。他把自己所作的诗编成一册，名为《齐稿》。“齐”是他的出身之地，所以用来命名，表示不忘本源。故乡遥远得仿佛隔了一个时代，卢升仍能对着我在地上画出山川，详细列举旧日风俗，细小事情也能说尽，难怪他的诗特别。□原今观其诗，多半合于古代诗人的比兴、风格、声色韵致，仿佛置身于先生时代的公卿大夫行列。这难道是今天那些妄自谈论汉魏六朝、夔州、襄阳、西昆的男子吗？我因此器重他。如今听说虚莹的■〈宀〈禾殳〉〉退之后，我将约卢升沿海向南，寻访太师尚父受封的旧迹，登上泰山日观峰，历数山河旧迹。河西善于歌唱的人，我将抽暇寻求小白君臣称霸的功业；泱泱大风还存在于歌咏之中，等到创作诗篇时，你应当唱和我。《孙氏瑞莲诗卷序》。松江以东有黄浦，黄浦以东有横溪，孙善的家就在横溪之上。他家有园林池塘的胜景。至正七年五月初一，池中生出一株瑞莲，一根茎上开了两朵花。远近听说的人争相前来观看，说莲花的花茎分层生长已经称为祥瑞，荷花一茎双花而花茎独立，也称为祥瑞。后来孙善在池上宴请宾客朋友，大家都举杯为孙善祝贺；他又请我各作一首诗，共有若干首，汇集成卷。于是我的朋友许如心来请求我作序。我说，天地间物产出现异常，如果人们不认为奇怪，就一定认为是祥瑞。然而奇异并不是物自身奇异，而是因人而显得奇异；祥瑞也不是物自身祥瑞，同样是因人而成为祥瑞。人们把微小的东西看作奇异，即使它是祥瑞，祥瑞也仍然只是奇异；人们把微小的东西看作祥瑞，即使它奇异，奇异也仍然成了祥瑞。芝草生长在商山四皓隐居之处，是祥瑞；出现在元封时期那位荒淫无道的君主那里，就反而成为怪异。嘉禾生长在共和年间，是祥瑞；出现在赤乌年间动荡混乱的时代，就反而成为怪异。我听说孙善家世累代的家风，孝友之道很厚；孙善本人又倜傥而有奇特节操，仰慕义理而努力行仁。瑞莲的出现，难道不是他远超常人、累积德行的应验吗？德行有祥瑞的应验，花朵有祥瑞的征兆。要说莲花不是孙氏的祥瑞，我是不相信的。孙善还要更加勤勉地学习，更加努力地积德。上天产生祥瑞来赐予天下，为孙氏显明彰著，这大概还没有止境。唉！莲花一茎双花，偶尔出现，人们便称为祥瑞之物；人类若偶尔出现几代相继而不分离的家族，人们难道不把他称为祥瑞之人吗？《唐史》说：“天上的祥瑞是五色云彩，人间的祥瑞是出类拔萃的人。”这就是所谓瑞人的说法。孙善要努力，希望能够承担得起这个称号。《诗史宗要序》。

译诗的教化作用由来已久。《虞书》记载君臣唱和的道理，合于五子的作品中兄弟的情义，《关雎》彰明夫妇婚姻的关系，《小弁》完备地表现父子之间的恩情。这就是诗的教化。后来它散布于乡里百姓，被采入国史，又配以歌乐，用来培养人心、厚重天伦、移风易俗的工具，确实就在这里。后世《风》变为《骚》，《骚》变为《选》，流传虽然远了，根源仍然在这里。魏晋以后，这种教化于是熄灭了。求取诗歌的人，大多只在声病末节上寻求端绪，至于以三纲贯通、以五常为根本的道理，便放弃而不再探究。国史所凭借的材料，又到哪里去采集呢？到了盛唐，凭诗歌成名的士人，几乎有一百多家，其中还有承袭六代弊病的。只有杜甫慨然兴起，收拾千年以来已经坠失的传统，陈述古事以讽谏今世，谈诗的人都尊奉他，使他成为一代诗史。他向下洗去淫靡浮艳，向上接近风雅，使海内风气纷纷改变，却几乎没有人知道《诗经》百篇的旨意。评论杜甫功绩的人，说他的地位不在骚人之下。唉！近世末流的学诗者，都知道诵读少陵的诗，却不探求其旨意义理的根源，那么又是追逐末流而丢掉根本，与六朝的弊病相同了。我为此叹息已经多年。龙江殷生到钱唐我的寓所拜访我，从袖中拿出亲手编写的诗集，题名为《诗史宗要》。看他的编次，开头讲君臣，结尾讲朋友，根本归结于伦理；表明正道，分别节义，显扬重要义理，纠正错误见解。有些地方宗旨意趣鲜明，如日月星辰罗列；有些地方文势充沛，如江汉奔流。提纲挈领，洞察幽微，像掌握钥匙一样开启千百篇诗歌的大旨，将博大内容约括在一部诗集中。那些忠君、孝亲、友爱的深厚感情，以及《鵙鸠》《鹡鸰》所留下的余韵，使学习诵读它的人油然生出感触；悲伤自己得到这样的诗集而不自觉心病，洒然如同它替自己说出了想说的话。后世的年轻学子，拿这部书作为美好的尺度，用来扩大对各种作品的品评，那么《骚》《雅》的传统怎么会不接近，诗歌声教怎么会不恢复到古代呢？殷生再次请求我作序，于是写在书卷开头。殷生名惟肖，字起岩，汝南人，曾跟随我游学，与海内名士李孝光、张天雨、段天佑成为忘年诗友。至正十三年九月十日，在分塘五柳园亭写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五篇〕 《曹氏雪斋弦歌集序》。女子诵读书籍、撰写文章，史书称东汉曹大家，近代则有李易安、朱淑真一类人；她们显露文才，一首诗、一封信，往往都能感动人。然而她们出于小聪明、狭窄的才智，受陋劣气习拘束，不能达到正当的性情；与曹大家的才华和品行足以成为六宫师表、当时文坛的楷模，且能使父兄光耀相比，不能相提并论。我居住钱唐时，听说有位曹雪斋女士，以才智闻名于人。她曾拿着自己所作的若干诗文，请作为她老师的丘公来介绍。她亲自陈述说：“我幼年有幸得到酸斋贯公、恕斋班公的指教，却还没有来得及见到先生，希望先生赐下一句话来激励自己。”今年我在吴兴，她又和乳母一同到洞庭、太湖之上拜访我，为我歌诗、弹琴，抒写山川荒凉的悲哀；又弹奏《关雎》《朝雉》的琴曲，来和《白雪》之章。我默默推知，雪斋善于叙述人伦和风操，又善于作文作诗，恐怕不仅如此。唉！曹大家之后，难道就不再有人了吗？我听说《诗经》三百篇中，有些出自妇女女子之手，她们的辞句都可以配弦歌演唱，圣人亲笔记录下来而成为经典法则。后世那些文学修养深厚的老学者，尚且有做不到的，难道因为它们出自女人便把它们丢弃吗？像雪斋这样的著述，本来具有天赋资质，又用学问加以充实，发之于咏唱，并用声律调和；假使她生在《三百篇》的时代，难道不会被圣人记录下来吗？所以我上下选择她的作品，选取那些能够追踪古代诗人风格、又善于借琴调抒发贞人壮士情趣的，编为《曹氏弦歌集》。将来太史氏也许会采录它。删去其中过分的，使它合于中正；约束偏颇的，使它合于正道，那么王道的事业也就完成了。难道这不只是庆幸曹大家之后仍有传人吗？至正五年十一月作序。《富春八景诗序》。富春自从严子陵耕田垂钓以后，直到今天，一草一木都因客人的到来而显得高雅。我看乌龙山、金华山等山，像奔跑的狻猊、口渴的骏马，夹着江水奔流而下，与越地千岩万壑、吴地龙飞凤舞般的山势会合，最终一同汇入大海。江水早潮晚汐，一来一去，光彩耀人耳目，也是天下奇观。山川聚集灵秀，隔代而兴起的人物，有孙仲谋在江左称孤，叶中书入朝廷任相。其他如名臣、雅士、仙人的踪迹、隐士的遗迹，也不是一两件可以记完的。从前柳宗元的愚溪偏僻在荒远之地，却被柳宗元采写；黄州赤壁荒芜成为战场，却被苏东坡作赋。于是它们都有机会显扬于世。富春的景物独独没有被前人题咏显扬，难道是造物主有意留待后人吗？至正乙未年，我游览富春，和当地人冯正卿以及我的韩、魏等二三位朋友，一同品评题咏当时的八景。在此以前，我同乡张世昌已有六首咏景诗，但他的辞章没有流传。总的说来，这些诗的比兴体制并不只是追求写景工巧，还要兼顾叙述当地人物名节的盛美；这一定要等待善于言说的诗人，使后世也能像李翰林在黄鹤楼感叹崔颢、阎都督在洪都府惊异王勃那样。这样，富春山水就应当和愚溪、赤壁因遇到柳宗元、苏东坡而获得的声名一样。品评题咏所寄托的意义，难道可以苟且从事吗？我作了八首诗，二三位朋友唱和，我便作了这篇序。《铁雅先生抝律序》【附】。先生曾说：“律诗如果不能古朴，就不如不作。”他在钱唐时，为诸生讲授律诗体制，开始作了二十首，多有奇特的对偶。他起兴像杜少陵，用典像李商隐，使江湖间鄙陋的诗体因此发生变化。然而在律诗中，他又时常写放体，这正是从■〈委页〉然处得到的。天性纵逸，不知道有四声八病的束缚；诗势惊骇，如同蛟龙震怒、猛虎咆哮，排开大海、冲破高山，使万物飞走都惊惶退避，无处可逃。观赏的人应当从中领会它神奇飘逸的精神，不应当用雄强险峻的标准去约束它。句曲张伯雨曾说：“没有老铁的力量，就会堕落到卢仝、马异之后，成为大虫罢了。”所以现在汇集这种抝体诗若干首。先生看见后，命令我评论它，怎么样？太极生叩头说：“真正的色彩脱离涂抹，天然的工巧谢绝雕琢。”太初生说：“刚健有排山倒海之力，工巧却没有剪水般的斧凿痕迹。”释安说：“先生的抝律，自然像水犀制成的硬弩、朱亥所用的铁锤，别人看见它便觉得昂然不可侵犯。然而其中自有收放开合的妙法，这就是先生的抝律体。”先生拍击几案表示赞赏，认为我们二三人说到了要点，于是把这些话一并录下作为序。释安谨慎作序。《东维子集》卷七。钦定《四库全书》。《东维子集》卷八。

译（元）杨维祯撰。序。《送邹生奕赴京师会试序》。汉代儒生通晓经书，贵在不违背老师的学说。能够不违背老师学说的人，皇帝便征召任用他们。根据才干高低，任命为博士、郎、大夫、部刺史，逐渐做到九卿、丞相、御史的人不少。我因此知道汉代士人比较接近古代。他们从事学术，有所师法宗主；他们立身行事，有所操守，还没有开始把凭经术求进取当作谋求利禄的工具。距离古代越远，下面求取进身之阶的人便凭经术求仕，上面也据此设置科目选取人才。然而今天取得职位，明天就抛弃经学了，把从前所学习的东西看得不啻为画龙的草稿、祭祀后丢弃的刍狗一类的东西。还想责备他们终身不违背师说而不抛弃经术，做得到吗？吴郡邹奕字弘道，他的祖父士表是我的朋友。士表乐于行善、喜好宾客，教育子孙尤其勤勉，不惜花费千金，到远方聘请大儒来住在家中。邹奕的经学所以明通、才干所以通达，就是这个原因。今年秋天，江浙乡试中凭《诗经》应试、赴有关部门考试的共有七百人，考中者仅十人，而邹奕又名列第一。他从祖父和老师的讲明教诲中长期积累所得，由此可以知道了。他将要到京师去，把我当作祖父的执事，行拜礼请求赠言。因此我陈述汉代士人接近古人的情形，来勉励他。何况当今天子已经恢复科举以选取士人，又选拔经学老成者侍讲经筵；进士中通晓经学的人，今后按照次序召来任用，做到汉代九卿、丞相、御史那样的职位，本来并不难。邹奕从祖父和老师的讲明教诲中得到的学问，难道能够一天就忘掉、抛弃吗？邹奕，你要努力！你的祖父已经不能看见了；将来果真没有辜负所学，难道只是安慰老师的期望，也实在是安慰地下的祖父啊。至正丁亥年冬十一月初吉日作序。《送强彦栗游京师序》。孔子说：“士人如果留恋安逸的居处，就不足以称为士人。”由此可知古代的君子没有不出游的；但世上出游的人却很纷杂。志向不能自我确立，糊里糊涂地走遍四方，希望万一遇到奇异机缘，得到满足后回来，反而给自己招来灾祸、连累他人，往往就是这样。至于君子的游历，延陵君子不幸生在东部边远地区，他不以自己的国家为志向，却专心到上国游历，以便遍见中原富盛之地的人物，继承先帝王遗留下来的风俗，用善政来扩大自己狭小的耳目和局促的意气，然后有所收敛而返归中正。遇到合适的，或遇到不合适的，这种游历都是不能停止的。嘉定强彦栗生在延陵君子的故乡，从前曾勇于出行而不能自禁，走出吴关，经过毗陵、句曲，转向上游到金陵，于是横渡长江北上，渡过洙水、泗水，在阙里纵览游历；经过涿野，奋发考察燕赵风俗，终于抵达京师，来观看天子的光辉。京师中位极显贵的人认为他的才华奇异，想拉拢他置于宿卫之中，但彦栗径直决然离去，没有片刻停留。这说明他的志向不在微小的利禄功名，而在于保存宏大的志业。如今他又不怕数千里跋涉，像从前一样经过吴门，来向我告别，说：“我的行李要运往京师，不能和你长久相处。” 事情办完后，我赞叹他的游历不畏艰难，而他的志向又不苟且。我知道他的游历像从前君子到上国的游历，不像当世那些漫无目的、只求借机遇谋取利益的人。将来他回来，再在吴门见到我，听他说话，观察他的心胸；如果有足以使我惊异的地方，然后我才知道他的游历之所以不能停止，正是这样。只是我困顿滞留在吴地，像退了羽毛的鸿雁一样，不能在你的行程上奋飞数尺，我难道不会拂袖而起吗？《谢生君举北上序》。上饶谢生谢钧跟随我游学已有十年，通晓《春秋》五传，学问和才华日益精进不止。他自幼便广行孝友和睦之事，别人没有一句非议。从前他曾把自己的品行和文章写在乡里正长那里，接连参加有司考试都未能考取，却不责怪有司，反而责怪自己的经学还没有学到家，于是更加进修，毫不懈怠。今年秋天，他来向我告别说：“我有幸承蒙先生教诲，却没有仕进的途径来施行先生所教的学问；我困辱于泥涂之中，谢钧感到羞耻，先生也会感到羞耻。幸亏我乡里的应奉张公将带我前往京城，所以恭敬地来请先生，希望先生赐我几句话来警策我。”我为此长叹道：“才华因没有先达引荐而困顿，品行因缺少同道援助而衰微，这是古今士人的共同忧患。士人有才有德，却不幸老死在三家之村、千室之邑的，并不少见。往往想借助交结青云之士，最终奋发而起；即使才仅一尺、禄仅斗满，也都能伸展自己的才华，何况才华茂盛、品行卓异的人呢？你去吧！我听说张公是大相府的宾卿，相府以喜爱贤才闻名天下。张公凭贤才把你推荐给相府，你只需担心才华不够丰茂、品行不够卓异，不必担心没有先达和同道。我看张公不会因为嫌疑而避开贤才，也看见你的贤能不会因为资历次序而不得进用。” 古书说：“大夫将要昌盛，是因为他得到了士人。” 张公正是凭借谢钧这样的士人。又说：“平民将要昌盛，是因为他生养了好儿子。”谢氏的父亲正是这样。又说：“线是依靠针穿入，并不是依靠针锋利；女子因媒人而婚成，并不是因为媒人贞洁。”谢钧也正是这样。《送吴子照游闽序》云间吴生吴照将要游历闽地，带着四明臧彦诚的书信来请我为他的出行作序。信中详细说，吴生年少而有奋发远行的气概，又博学好古，仰慕先生奇特的文章，如同仰慕太史公；大概想遍览山川形胜，结交豪杰，借此开阔胸襟、舒展意气，或许能有所凭借来成就自己的才华，因此请先生说几句话来申明他的志向。我说，古代百越之地属于《禹贡》的扬州区域，物产贡赋闻名天下，但人才的出产却不多见，难道是山川磅礴之气还没有发泄出来吗？还是王者的德化还没有广泛施行呢？汉代以来，封疆郡县广受诗书礼乐的浸润，然后人才辈出，和中州文章道义之士相等。到了我朝，涵养教育已经长久，士人中考取高科、登上显贵官职的接连不断；在当地任官的人也不把冒险崎岖、触犯瘴疠视为困难。那里的山川足以开阔眼界，人才足以作为师友。吴生此行，登山游览时或许会遇到隐士奇人，有些是早已相识的，有些虽未相识却已经彼此知心；他们询问到我，就请打开行囊拿出我所传的《铁笛传》和史钺绝笔等若干篇文章，一定会有使我感到奇异的地方，也会使他们惊异于吴生。日后回到吴地，还可以拿这些来验证我的话。《送张先生南归序》

译浙江士人多半没有恒心，研习经学也往往不专一。有的学一年就更换方向，有的半年才改弦更张，却侥幸考中科举。因此士人研习经学更加不专一，而且还把经师是否有利可图作为趋向。心想学习经学本来是为了明白圣道，难道还要计算是否有利吗？如果因为科举有利才学习经学，那么科举一旦没有利益，经学也就再次被抛弃了，最终一定会灭亡而已。嘉禾张生张汝霖独独专心研习经学。从前我在钱唐时，他最初奉父命来接受《春秋》五传。他三次参加乡试，才学却没有完成。他不责怪有司，反而责怪自己的经术还没有达到标准，于是始终更加努力地学习，经学修养不断增进，没有止境。他坐着诵读，行走思考，常常像没有受到过教诲一样。所以又背着书箱，不远涉水陆，寻找我在九山的居所，以完成自己的学业。这难道不是因为他学习经学的志向在于明白圣道，而不计较科举是否有利吗？我赞赏他不背离我门下，又惊异于他性情有恒、志向一定能够实现。嘉禾的田野，难道真的没有埋没这样的人吗？唉！《春秋》是以断定褒贬为主旨的书，志向有成的人才能达到它的境界。明白圣道而不计较功利，也是《春秋》的教诲。像张生这样的志向，大概已经得到了《春秋》的裁断之义，也已经得到《春秋》的教诲了。将来推举他担任职务，天下的治理，谁能抵挡他呢？那些为科举功利而学习经学，科举一旦有利便放弃经学，最终也必然灭亡的人，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呢？《送韩奕游吴兴序》同乡韩生韩奕跟随我学习《诗经》和《春秋》，品行日益修养，才华日益茂盛。他写文章如云气升腾、飞鸟高举，还看不出停止的时候。今年他跟随我在吕氏私塾学习，却总想着纵情游览京城。我阻止他，他又请求说：“韩奕跟随先生学习，有幸懂得经史，文章也已经写得通顺。听说先生的奇异气概多在东西洞庭、大小二雷和七十二座山峰之间显发；如今我将访问先生过去游览过的地方，聆听鱼龙龙虎、风烟林壑的声息，借此扩大见闻并完成学业，希望先生赐我一句话来警策教导韩奕。”我赞赏他的志向，说：“人的学问，就像大海。水沿着河流而行、逆着河流而上，不到大海就不会停止；大海汇集众多水流，然后才成为百谷之王。学习怎么可以稍有所得便自我满足呢！”洞庭湖西面有蒋氏义门，刘氏、范氏世家也在那里。巽毅、凤麟都是跟随我游学的人，都好学不倦，也知道学习不可稍有满足。他们又将不远数百里来寻找我在■〈氵夘〉乡的居所，以完成学业。韩奕，你去吧！和他们在洞庭湖上读书，然后从洞庭湖乘船进入大江，渡过大河，登上北岳，尽览天下壮观，把见闻吐露成文章，献给明天子，求取万言之誉。大概你的远行就从这里开始，韩奕，你要努力啊！” 至正十年三月三日作序。《送齐易岩序》太极，就是理。一阴一阳由此产生，教化也由此而出。万物像天地一样，也不能逃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的周期，何况万物之中的个体呢？周代和秦代合计，也不能逃脱五百一十六年的数目。称伯而为王，也不能逃脱十七代的记数，何况一个人的一生呢？圣人创作《易》，把前代的数理用于蓍草和龟甲，已经神妙了。然而还没有听说一言一画就能成为征兆的。若能在一言一画的细微处显出征兆，而且比蓍龟显现数理更迅捷，就更加神妙了。这就是先天之学：在鲁国是梓慎，在郑国是裨灶，在齐国是甘公，在汉代是眭京，在晋代是管、郭，在唐代是袁、桑，在宋代是邵子，在元代是传氏、初庵，而初庵学术的宗主就是齐氏，即《易岩》先生。齐《易岩》说：“初庵的传授，得自建昌廖学海。廖学海从蜀地杜可大学得此学。杜可大从王天悦那里得到它。王天悦实际上承受于邵子。王天悦的学术几乎断绝，把书埋藏在《玉枕》中。蜀地盗贼挖墓时发现了秘本，杜可大用钱从盗墓者手中买来，但没有人能够传授。廖学海因直言获罪，被编入军籍，发配汉阳道；遇到杜可大时，杜可大已经知道他的姓名，说：‘我的命数应当把这门学术传给你，我见郡将把你从军籍中放出，安排你住在道宫，收你为弟子。’” 齐氏在国初便已闻名于世。皇帝将要召见他时，廖学海已经对女儿说：“我如果在某日死去，死后若干日朝廷的诏命来到，而我已经死了，他们还会索取我的书；我的书中应当传授的，就传给他们。”齐氏是有声望的人，女儿还说：“那个人在某处，某日会来；以后他会做最高品级的官，你将依赖他做官，并且会获得若干顷田地。”后来果然如此。初庵去世三年后，《易岩》才出生。初庵临死时对弟子们说：‘你们这些人口耳相传的学问，只得到我的皮毛；能够善学我的书而得到我的精髓的，大概就是齐氏某人吧？’《易岩》四岁便知道读《易》，长大后对于河洛、七纬、太乙、九宫的数术，以及星算、鸟占、啸风、鞭霆等术，没有不彻底研究的。因此在初庵的学术上，他已经高高登上顶峰，不是同时代同辈人所能企及的。我曾经对天人之学感到奇异：父子之间未必相互传授，传给别人也似乎有一定的命数；那么，他观察万物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至于《易岩》观察天的学问，我不了解；但他观察万物，我看见他常常从一言一画中得到许多人的知识。虽然如此，我对《易岩》还有一个疑问：道比数更难传。尧凭此道传给舜，舜凭此传给禹，禹凭此传给汤，汤凭此传给文王、武王、周公，后来传到孔子、孟轲。” 孟轲去世后，这一道统便没有得到传承。唉！道的传承，难道也有一定的命数吗？还是没有命数呢？孟轲之后，难道可以不再传承了吗？《易岩》说：道的传承，既取决于天，也取决于人。这正是阴阳太极的道理。《易岩》离开我前往京师，请我写这篇文字作为他的序。《送何生序》

译何生名伯翰，他的祖先是西夏人。祖父息简礼曾在杭州掌管僧务，于是就在杭州安家。父亲何益怜，质班早逝。何翰五岁时依靠舅父，舅父便让他改随母姓。母亲一向贤淑，通晓文史，守寡后发誓守节，教育何翰很有方法。白天一出门便到外傅那里学习，晚上回来督促他完成学业。十六岁时，他向我学习经学，通晓《春秋》五传，尤其长于《毛氏诗》，又长于《易》。遭逢时局丧乱，士人把弓刀技艺换成了笔墨，唯独何翰在城郭外开辟园圃，奉养母亲，供给她菽水。闲暇时便退居小室，整理旧书，收集编缀我平生散失的文章草稿，于是补注吴复所编的《予古乐府集》，流行于当时。人们称赞他学问广博、见识丰富，即使吴复也不能超过他。今年夏天，文闱重新开放，何翰参加考试。考试前三个月，灵鹊在他的书舍筑巢，树木显现出扶持屋梁的形状；打开离门，占卜者知道这是考中俊秀的征兆，却不知道他的学问本来就有根底。他将要参加春官会试，同门朋友作赋写诗，在西门外设宴饯行，请我作序，于是我把他的世系、出身和文章品行的大概写在卷首。《送李志学还吴序》太尉府中的僚友，任官者以百计，只有右辖李公质朴鲁直而少文，却可以托付大事。参与右辖官署的官员也以百计，只有军谘李君从容有礼而能讽谏议论，可以辅佐成就大功。因此，判断东方诸侯将来成败的人，也不看他们兵力强弱、战马壮疲，而看他们参与幕府谋议时能否得到人才。如今所谓乡里的豪杰，乘时而奋起，大多像鸩鸟一样安于现状，又以肉食者为鄙陋。唉！把事情托付给一个卖菜佣人，难道不是错误吗？一定要有雄才卓识、胸怀王霸谋略、具备登上公卿辅弼之位的器度，然后才能和他共同成就大事、建立大功。像如今的李君，难道就是这样的人吗？我听说河间有很多重礼守法的士人，而李君难道就是其中这样的人吗？他早年便怀有这样的操守，接受贤母的教诲，贤母如同严师。当戎马扰乱华夏时，他就慨然有平定河洛的志向，何况太尉府已经了解他呢？不过，西边敌军突然撤退以进军，伺机窥探我们的破绽，并不足以成为我们的忧虑；如果又无缘无故退去，使我们无法乘机进攻，也不足以成为我们的喜悦。李君回到太尉府后，太尉如果问你西边敌情虚实如何、我方攻守利害怎样，你一定要有所回答；回答时必须有防御戎敌的要略可以为太尉提出谋划，千万不要说乡里豪杰那种像鸩鸟一样安逸、又被人鄙视的话。至正乙亥年夏六月壬申作序。《送刘生入闽序》古代公卿地位虽然尊贵，却极其重视卑贱之士；凡是谋划事情，必定从卑贱之士中有所取用。士人中奇异卓越、刚直正直的人，也愿意把自己的全部才能奉献出来；上下彼此相得，然后事情才能谋划成功。汉代叔孙通不能任用两位贤士，项籍有韩生却不能任用，齐王韩信有蒯生却不能任用；鲍生被萧何选取，陆贾被陈平选取，王生被释之选取，吴公选取贾生，田延年选取尹翁归，暴胜之选取隽不疑。这六位君子身负守将的尊严，掌握臣子的显贵，却从不以此自尊自贵；他们必定要从大人物那里选取人才，因为奇异卓越、刚直正直的人才可以共同谋划事情。如今公卿不肯选取士人已经很久了。我起初从贡公身上看到了这一点。贡公以户部尚书的身份入闽，天子又把治理财政、供给军队的责任加给他。四方等待贡公出行的人有多少，钱唐刘生却凭超过常人的才华以及刚直的风骨声望，被贡公赏识。贡公选取刘生，唯恐失去他；刘生也愿意把全部才能报答贡公，唯恐有所不及。我看贡公出任远方，王事确实有成算，事业也一定会有成就。召集陆贾等诸生，既不失去他们各自所发的誓愿，又使六君子的道义更加光明。刘生想报答贡公，使贡公的声名更加光明，难道不能亲自实行召集陆贾等诸生的做法吗？” 刘生曾因才茂而受到肃政使丑的公的推荐，被授予校官却没有就任。如今他乐于被贡公知遇而出仕；他用来报答知遇之恩的方式，已经明白显示出他不自欺，也可以告诫别人了。杭州能作诗的人为他歌咏此事，君子请我为之作序。刘生名中，字庸道，世代是山东人。《送王公入吴序》王者时代，人才从乡里取得，这就是三物所选取的办法。战国时代，人才从门客中取得，这就是四公子供养门客的办法。两汉时代，人才靠推荐取得，这就是公卿彼此推举的办法。唐代人才靠科举取得，士人带着文书来自我应试。士人兴盛到唐宋的科举，离王道已经很远了。如今选取士人不能脱离科举，军队兴起以来科举也废止了；如果又不幸不能靠推荐取得人才，那就只能从门客中取得。三吴会合之地就是今天的淮吴府，门客聚集在那里的人将近七千。我从战国的门客中寻找人才，找到了孔伋、孟轲、荀况、鲁连、毛遂、冯驩、牛畜、荀忻、徐越；至于张仪、苏秦一类，不过是妾妇罢了，不值得以门客身份进用。淮吴的七千门客中，和妾妇不同的有几人？有没有越、忻、畜、驩、遂、连、况这样的人？连、况尚且不可得，何况轲、伋呢？有人说：淮吴有王明氏，清澈而不混浊，受到搅扰也不变浊；有俞贤氏，说话合乎伦理，行为合乎法度；有用仁氏，廉洁足以成为典范，不随从流俗而治理地方，几乎可以比作循吏；有陈敬氏，进言刚直，风采操守如古人；有姜仪氏，能评定人物品行，具有明察如冰镜的美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千人〕 淮吴的门客难道比战国的门客差吗？缙云王生当时因为儒科废止，已经多年研习古文，准备带着这些学问进入吴地，在杭州湖边向我告别，请我说几句话为他送行。我正怀疑淮吴的门客，他却要到那里作门客，我将从王生身上考察淮吴的门客。假如确实有那五个人，这五个人又各自引荐同类人才共同进用，王生便不会成为当今庸人，就会喜欢他们，成为畜、忻、越那样的人。如果只是妾妇一类，那就回来吧。《吴氏归本序》

译钱唐吴观善，字思贤，从杭州来到淞地，拜见东维先生，说：“我家的外高祖徐防御氏，宋代是小儿科医生，入赘给范防御氏。范氏没有儿子，又招赘宋四门教授吴氏之子从明，从明字公亮，继承范家的家业和医术。南渡以后，从汴京迁居到杭州东青门。从明生德诚，德诚任提领平江医学；德诚生仁荣，仁荣任杭州路医学录。仁荣生有四个儿子，长子就是我观善。我通晓经史，学习并不专门，却精通岐黄之书。我曾读范文正公的传记，范公幼年随母亲改嫁朱氏，却不曾有一天敢忘记自己的本源，成年后又恢复范姓。这是君子返本的道理。我跟随外甥一支而宗奉范氏，如今将返本归宗于吴氏，这是合乎礼的。我已经在先庐东边建了一座堂，命名为‘归本’，请先生写一篇大手笔文章作志，希望吴氏子孙能够由此懂得水木本源的道理。”我哀叹秦法：儿子成年便出赘，世世代代沿袭成风，父亲的正道因此不正，竟不把自己的儿子当作儿子，却把女婿当作儿子，导致宗族祭祀不明、氏族无法辨别。有司发布诏令治理百姓，又不加以厘正，甚至使一家人杂乱地登记在同一户籍中，其败坏伦理纲纪实在太严重了。吴观善能够在徐、范两宗之外追溯本源，迅速归正于吴氏，如果不是读书明礼、笃实端正的君子，怎么能做到这样呢？” 正因为有《铁史》记载此事，我乐意为他作文，使后代那些不肖子孙不再重蹈秦代风俗的积弊，也有所警戒。《送于师尹游京师序》士人中有学习周公、孔子之学的人，不幸没有被有司推荐，而志向又不甘心和普通百姓一起耕种庄稼，于是想自己到京师谋求发展。不幸的是，他们的学问又不合时宜，开始便不得不凭借小道，向王侯求取，希望侥幸得到万一的机遇；这样的人十之常有八九。凡是占星观风、推步干支、察色相骨，乃至巫瞽妖祝、驱使丁役甲士、炼制丹砂黄白之术、水火之术，只要能够窥探人的隐秘、欺惑他人、以一件诡术求取机遇的，没有不屑于去做的。而在这些技艺中，接近儒道、最受尊贵官员和卿士内心敬重、外表礼遇的，没有超过岐黄医术的。大概岐黄之术掌管人的生死命运，是百家众技都不能超过的。有些极力夸奖自己医道的人还说：“上等医生可以医治国家。”我曾在京师观察岐黄一流的人，他们把封闭的书箱藏在内室，带着侍女随从，骑着价值百金的马，出入王侯庭院，有时还出入宫禁，一点也无所顾忌。小则索取千金，大则求取显赫高位，并不以一旦由尊贵变得疏远卑贱为耻。唉！像这样，难道是我的道术处在偏侧所导致的吗？还是公卿不乐意正式推荐士人所造成的吗？【先生说：读到这里如果不能一唱三叹，就不算懂得这番话。】天台于师尹和他的兄长舜道，曾经跟随我游学。舜道凭经学考中进士，师尹却接连不能在有司那里得志。如今他不远万里游历京师，来请求我写几句话为他送别。我说：“师尹怀有才艺，却不合时宜，难道还要区分京外、彼此吗？”师尹说：“儒术不能使我身旁■〈彳夹〉受益的，正是岐黄医术。如果在儒术这里不能遇合，难道在那边就会遇合吗？”我为他的技艺已经成熟却没有得到施展而悲伤，又壮其志向必定会有所成就，于是写下这篇序。《送沈均父序》我的朋友漕使拙齐公曾对我说，太末有一位奇士，姓沈，字均父，自号自量，是宋少师某人的七代孙。他为人严正，有风骨操守；别人有过错，他当面斥责；痛恨佛教，如同厌恶粪蛆。考明经时没有被有司录取，便焚烧抛弃举子所学的技艺，以岐黄医术隐居。至正年间，境内有强悍百姓兴兵作乱，守将没有人能对付他；沈君起身，率领邻邦大侠，联合兵甲，遵照浙江都元帅的命令将其擒获，像捕捉狐兔一样，并把他的巢穴全部铲平，一县因此得以安宁。又有龙邑县令翟某，贪婪而且和豪强相互勾结，像根株相连、彼此啃噬一样侵害百姓，百姓没有一天能够安宁满足。沈君列举他的罪状，奔走到部刺史那里揭发，翟某与其同党一并获罪，被迁徙充实边地，人们无不称快。其他贪官见到沈君说：‘这是一个穿白衣服、上书论事的读书人。’我听说后，对此人感到惊异。不久，沈君游历淞地，和我相见；看他的外貌似乎柔弱，但内心精悍无比；考察他所做的事情，确实没有虚假。他在九山停留一个多月，才告别离去。淞地能作诗的人作诗为他饯行，并把诗篇交给我。我认为，士人即使只是平民，也承担着人伦和世教的重任；一言一行都切实关系到挽救时局。即使是担负俸禄官位的人，也必须是毅然有为的豪杰之士才行，鲁仲连、郭林宗、石徂徕就是这样的人。” 世道衰落以来，士气不再振作，难道这一代竟然没有这样的人吗？我从均父身上看见了古代的士气。唉！世上有些人承担着为人尽责的言论，却往往像哑蝉一样闭口，像伏马一样低头；反而是那些身着布衣的士人吐露不平。世道的不幸，难道也可以说是世道的幸事吗？后世寻求均父这样的人，可以从我的文章中得到凭证；他们若因此托名欺世，难道还真能算作扁鹊、仓公一流吗？这就是序。《东维子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东维子集》卷九 （元）杨维桢撰。序。《送周处士还山序》我读鲁庄公时期的《春秋》，没有一次不赞许曹刿的为人。曹刿既不是鲁国在位的大夫，也不是鲁国同姓的显贵世家。鲁庄公将要和齐国交战，在位的大臣没有人进言，曹刿却出来拜见鲁庄公，开口陈说战事。曹刿难道是想谋求私利来要挟国君、盗取名声来扰乱世道吗？鲁国被齐国削弱，他实在不忍心看着国君将要败北、国家宗社将要倾覆。唉！假使鲁国在位的君子都像曹刿一样为国君忧虑，深谋远虑，鲁国难道还不能称霸吗？长勺战胜齐国以后，曹刿于是做了大夫。君子既庆贺鲁国有曹刿，又庆贺曹刿的言论得到验证，说明他并非借劝说国君来扰乱世道。南州处士周靖，在红贼攻陷吴兴时，向统兵主将提出战守策略。主将认为他的意见正确却没有采用，参相杨公推举他，认为可以把他安置在枢机要地，推荐奏章多次上呈；处士却又拂衣离去。处士难道是想向国君求取私利、扰乱时局吗？参相竭力举荐处士，难道又是对处士有私情吗？这正如长勺战后任用曹刿一样。处士不接受荐举征召，甚至拂衣而去，这就足以证明他不是为了盗取名声、谋求私利。前些时候，处士路过杭州，从北门拿出自己陈述的策略来见我。我很高兴他的言论已经传达到当时的君子那里。言论是否有利，不在于他自己；如今他最终返回故乡山中。处士难道不能和曹刿同列吗？仅仅获得一项任命的荣耀，不值得我向处士祝贺；我将祝贺的是，他的言论能够像曹刿的言论在鲁国那样，在当时的国君那里得到施行。因此写下这篇文字。《送郑处士序》

译朝廷选用文武官吏，无论大小官职，只要没有可以相称的人选，便下诏到山林隐逸之中，担心有傲世而离去的人才，寻找他们唯恐来不及。狮山处士郑子美隐居山中四十年，言官听说朝廷要起用他，便派中使到门前，劝他出山，前后达两次，处士才起身上路。和他交游的，从吴询以下若干人，都作歌诗为他送行，又请会稽杨某为他作序。杨某推辞不得，于是将要向郑先生提出疑问：唉！如今举用逸民，难道已经不是太平盛世的文治典制了吗？国家失去太平已有五六年，官吏每天都来不及支应，百姓每天都不能安生。如今才急于从在位官员之外寻求俊杰，郑先生带着什么本领前往呢？唉！淮河以西、长江以东，盗寇制造的祸乱并不小。先生能够佩剑持矛，出入戎马交战之中数千里，使士兵不知疲倦、敌人无法抵御吗？回答说：不能。盗寇没有统一的君主和臣属，依靠山川、背靠大海，各自占据险要，自称孤长。先生能够单骑到他们那里，谈笑之间说服他们，使他们立即丢下兵器、倒下旗帜，重新成为良善百姓吗？回答说：不能。可怜百姓不断死于道路和刀兵，又死于征税徭役。先生能够吊慰死者、救济病弱，招抚流亡、安定反侧，使他们重新拥有活命的地方吗？” 回答说：不能。如果不能，那么先生和如今在位的官吏就全都成了废物。县官要追究名实，恐怕将对处士郑先生不利。郑先生战栗起身说：“别人赠送给我的话，没有像先生这番言辞这样危急的。幸望先生能够教导我。”于是举杯，以祝词再次勉励他。祝词说：“安危成败，料定得如同蓍草；功过赏罚，确实都依时而行。君主不三心二意，臣下各尽臣职而不欺骗；离卦以独明照察，骏马不能和它并驾齐驱。小人退去啊，君子因此大大到来【叶】；填实九鼎，树立四维；狂暴洪流横冲溃决啊，仍然向东流去。持守国家大政啊，这是臣子的职责【叶知】；臣子不能尽职啊，神明会听见。”祝词结束，郑先生拜了两拜，斟酒洒在道路神祇之前，然后出发，说：“我若不知道规劝，愿像这道路神祇一样受罚。” 《送王熙易客南湖序》军队兴起以后，做官的人不再由中央任用，多数由地方权宜地授予官职。通过临时授官取得职位的人，如果不能按时得到俸禄粮食，就洋洋自得地离去了。这样的人，进则没有俸禄官职，退则又可能失去生产生活；谋生之事徘徊不定，无法把自己安置在任何有着落的地方。即使是卑贱的商贩，也要依附富人，甘愿做更低下的牙校和权贵的爪牙，凭借根基和门路控制郡县的利害，专横裁断、威胁胁制，然后才能供养自己和全家。唉！这已经是士人中最下等的做法了，距离盗贼还远吗？较高一等的人，没有俸禄便回乡耕种田亩；如果不能归隐山林、遁迹海滨，就做鲁连、夷齐那样的人。实在不得已，便带着技艺做门客，而所凭借的技艺也是古代传授下来的技艺。否则，除去经商和求取门路以下的做法，又还能怎样呢？东州王熙有做官的才干，却没有做官的地方；因贫困而出仕，将有人给他授予临时官职，但又因为这种虚设差役、没有廪食的处境而离去，带着他的技艺做宛陵南湖的门客。南湖大概就是今天礼部贡公的家乡。南湖给他假期，让他回家休息，又来拜见王子，为他的出行送行。只是还不知道王子要带着什么技艺到那里去、从何处施展。王子说：“唉，我的技艺是父亲和老师教给我的圣贤之术。我将使贡公能够辅佐天子，不让百姓因农事而受困，不靠盗贼供给军队，不用物价估计和纸币贬值来压榨天下百姓，仅此而已。除去这些，再寻求我不去经商、不去求取门路以下的事情，也没有多少了。我不过是做鲁连那样的人罢了，做夷齐那样的人罢了。”我赞许他的话和他所掌握的技艺，于是写序为他送别，并且告诉南湖说：“南湖如果不举荐门客就算了；既然要举荐门客，应当从王子开始。” 《太史印谱序》我曾经感叹，文字有了戴侗的《六书故》，四目氏的文字便开始被凿坏了。幸而没有被凿坏的，是仓颉十五篇，其中的字共有一百四十个，是篆籀文字的本义。不幸的是又被分韵之书凿坏了，出现了新创的字，如镑、铲、鋫、锯、灶、入、锺、鼎、泀■〈舟行〉、浉■〈飠迅〉等，又续加收入图经、隐诀等书。四目氏文字之法到了这里，确实遭遇了一次灾难。齐郡太史子玄，像子产一样博古，像扬子云一样识字，曾经续注《爰历》《埤雅》。这部《印谱》所收，是汉、魏、晋、唐的官私印文。摹印属于八种书体之一，所以这部书比古文字更接近后世。然而我看汉代文字大多简要古朴，即使是篆书也和隶书相近，没有枝脚蔓延的毛病；等到看唐文、宋文，都有从错误中衍生出来的文字。难道汉文离古较近，而唐宋离古日远、错误日多吗？还是汉代识字的士人多，而唐宋识字的人少呢？我向子玄请教。子玄说：“马援本是武人，却上书谈论伏波将军印文之说，又下令大司空校正郡国印章。”那么，先生说汉代传授、认识文字的人多，确实可信。虽然如此，吴延陵君子的墓志，孔子的文字仅有六篇罢了，却已经有四篇文字是新创的。大概又是汉人增加了方篆的字体，借圣人之文来欺骗后人罢了。我对于汉人不能没有遗憾，但对于唐宋人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于是记录这些，作为《太史印谱序》。《西山序》

译东阳有一位蒋君子，家在东昼水和西岘山之间。他家西面又开辟土地，经营泉石、花竹，名为沱、谷、屏、洞、亭、坛、台、圃等，共十四处，总称为“西山别墅”。蒋君常常乘轿陪太夫人在其中游乐，有时和东邻西里的仕宦归来者饮酒赋诗，以享受他们的快乐。他观赏景物所作的诗，共有若干首；继金华先生之后唱和这些诗的人，也有若干首。好事者于是把他的别墅绘成图，汇集他的诗，来请会稽杨子写一句话。杨子说：“唉！我曾在西山品评人物和地方，已有自己的看法。西山有薇可食，周代饿夫伯夷叔齐虽然饥饿，却特立独行，足以作为百代师表，确实没有辜负西山。周代以后，山中生发清爽之气，容纳那些怀抱忧世之情的文人；王羲之、马融、曹植等可以作为代表。然而马、曹二人，不能达到饿夫的清高，只是在谈论马、曹之事时表现清高；他们对现实事务并不治理，却高视西山，对晋朝宗社的覆亡一点帮助也没有。是西山辜负了马、曹，还是马、曹辜负了西山呢？蒋君子有出仕的才能却不出仕，大概是幸运地生活在承平时代，和饿夫隐居的时代不同，不敢假装清高到食薇度日，只是在西山实行自己的平素志向。耕种谷物、缫丝养蚕，足以养活自己的身体；花草月露，足以滋养自己的心灵。以孝为职责便侍奉父母，以义为职责便接待宾客。看西山晴、雨、霏、爽的变化，都成为我的四时朝暮。被我的歌声吟咏的，一草一木全都呈现出有德的神色。这又是君子的平素本色，不必勉强和那些只会高谈阔论的人相同。唉！拿我的看法来品评西山的人物和地方，像蒋君子这样的人，西山怎么会辜负君子？君子又怎么会辜负西山呢？”我没有见过蒋君子，是通过金华先生才认识他的；没有游览他的别墅，却通过先生的诗，仿佛游览过它。因此写下这篇序。《送如一翁归曲江草堂序》曲江的钱如一翁，从成年时便擅长五言诗，到了后来又擅长七言长篇。他曾经凭借《诗经》经义考中乡荐，却没有获得俸禄官职。人们都称赞他的诗，认为像杜甫；他一生艰难贫困，也和杜甫相近。所谓草堂钱塘，就是曲江。钱如一翁响应藩镇征辟二十多年，依靠微薄俸禄供养自己。孔子庙旁的草堂也已经荒废了。少陵曾避乱到鄜州，又转往秦州，流落剑南；蜀地录事王司马一类人为他修建草堂。到了宋代吕相镇守成都，又在原址重建草堂，把先生的画像绘在其中。钱翁多次经历盗寇之乱，如今战乱平定，得以回到钱唐。只是还不知道草堂没有被风雨毁坏，是否又被战马践踏蹂躏，果真安然无恙吗？我听说如今浙江都大使朱公，正停止武事，招请有旧德的硕儒，在雅歌投壶之间以礼相待。太平的景象难道已经从这里出现了吗？如果他看见车骑为尊者空出左位，或许经过钱翁草堂，便会询问它是否经得住风雨。即使草堂已经受损，难道不能像录事王司马那样修复，不能像成都的吕相那样为钱翁重新建造吗？如果果真如此，相国尊重贤者便不是虚假的了。我将从钱如一翁此次归行来占验此事。《风月福人序》白乐天晚年归隐洛中，以琴歌酒赋娱乐晚年，有邓同、韦楚元、刘禹锡作为唱和朋友；蛮素等歌妓姿容充满眼前，以饮酒为乐，又有晋公作为雅集主人，优游于晚景十多年，身体没有陷入甘露之祸，便自称为有福之人。然而他的诗中有病，与乐天相伴的春随樊子一时归，说明他的胸怀仍有不快之处。我不到七十岁便辞官，在九峰三泖之间将近二十年，优游的光景超过乐天。有李五峰、张句曲、周易痴、钱思复作为唱和朋友，有桃叶、柳枝、琼花、翠羽等歌妓。只是池■〈高上土下〉花月的主人缺少晋公罢了。然而东方诸侯如李越州、张吴兴、韩松江、锺海盐，举行盛大宴会和歌舞伎乐时，我没有一次不居于其首位。席宴之中，池■〈高上土下〉的主人从来不缺。风和日丽时，我驾着春水宅【先生船名】前往吴越之间；好事者招我前去，仿效古人水仙舫的故事，荡漾在湖光岛翠之中。远望我的人呼我为铁龙仙伯，只是不知香山老人有没有这样的享受。客人中有小海生祝贺我是江山风月的福人，又为我画老年像，用八个字题写在像上，还在上面题诗说：“二十四考中书令，二百零六字太师衔【鲁国太师，这两句本是先生的诗句】；不如八字神仙福，风月湖山一担担。” “天年直到九十九【先生的四世祖杨佛子享年九十九岁】；好景长如三月三【先生曾自言遇到忧患不忧愁，遇到疾病不生病，遇到丧乱不遭丧乱，胸中四时总是春天，所以自号嬉春道人，命名居所为春不老，并作《嬉春小乐章》一百篇】；小素小蛮不必相比，桃根桃叶还适宜生男【先生八十岁时精力不衰，滴翠仍有生女、生男的乐趣】。”我和诗说：“红兜罗巾，白■〈毛迭〉衫，金銮辞职后仍得到头衔。家中没有扑满，谁来把它打破；世上有铁枷，人人自己承担。黄白之术从未传到八八【陶八传授炼丹术给颜真卿】；龙蛇之数何必辨三三。人间的黄阁就在平地，交给西京妄自称男子的人吧【完全不被险韵束缚，先生曾说有才力的人，韵越险，句子越奇】。” 《送朱生芾蒲溪授徒序》我读漆园老人关于士人的论说，知道有六种美好品德。这六种品德既取决于自己，也取决于时代。我正逢时代变故，而且已经老了，没有能力再有所作为。既然不能成为朝廷中尊主强国的士人，那就希望修养仁义，成为太平时代教诲众人的人。至于刻意标榜品行、高谈阔论而怨恨诽谤，像鲍焦、介推、申屠狄一类以刚亢自守的人，我决不这样做。我门下的朱生朱芾和我一同遭遇丧乱，不能安居于自己所喜好的事业中，背着书剑来向我告别，说：“我得到七宝，瞿氏请我做西席先生；也许可以把从先生这里学到的东西施用于他人，所以冒昧请求先生说一句话为我送别。”唉！朱芾把仁义作为修养，在乱世中做一个太平时代的士人，于是实现了我的愿望；我的愿望能够实现，难道不是我这门学问的幸运吗？朱芾，你去吧！更加谨慎地修养自己，不要仿效那些空谈高论的人，陷入刚亢自负。《送韩谔还会稽序》

译安阳韩氏从宋魏公到今天，共有十代，分散居住在南北各地的，世代都有贤能的子孙，像韩谔就是其中之一。韩谔不只是因为世代簪缨而为人称道，更因为好古博雅、清正自守而敏于求学受到称誉。他闲居的屋子名叫“读易斋”。进入他屋子的人，不用询问也能知道他是文献世家的子弟。后来他隐居在西湖之上，与伯雨张公结为师友，学业更加精进，品行更加修养，我对此既十分欣喜，又深感敬畏。我愿意看看乡里那些出仕的人：他们离开亲戚，抛弃祖坟，只想着使自己和家族荣耀，却不知道世道变故的日子令人畏惧。一旦姓名挂在官府文书上，就像挂在刑狱名册上，可能被禁锢拘系，也可能被放逐流窜，甚至可能遭受斧钺刑杀，连累妻子儿女和整个家族。想要回到故乡，除非君主怜悯他年老困顿、困顿到濒临死亡，准许他请求退休告假，否则依法根本无法离去。如今您使自身的道义受到尊重，在世间心情安泰，进退都能自由，如今驾着一叶小舟，横渡长江向东而去。回乡拜见乡里的父老、兄长、师友，道路上迎接您、守候您，能够见到您的风采，就如同见到神仙。唉，他们难道会把您禁锢束缚起来吗？会把您放逐驱赶吗？会斧钺加身、牵连妻子儿女和全族并加以戮辱吗？等您归来，他们难道不会惊叹并仰慕您吗？但我又听说，乡里的老人和百姓已经有一半以上不是原来的人了，城郭也已经不是旧日的样子了。您在风露清冷的夜晚，驾鹤来到小蓬阁上，写下《海峤》诗篇，难道不会有同声相应的人吗？经过城头时谈论甲子年，请把那些学仙而离去的当时人物替我记下来。写这篇文字的人是谁？梦见道士飞鸣的人，又是谁？老乡客杨某寄居在由卷之中，寄来这篇文章。《赠木莭工王辅序》嘉定人王辅世代以七种技艺为业。王辅从小机警聪慧，记忆力强，能够背诵我所作的古歌行一百多首。他经乡里阆翁先生介绍，拜见我于草玄阁下，自己陈说道：“王辅承蒙周左辖公赠给‘木莭耕’三个大字，世人于是称我为‘木莭耕道人’。他们这样称呼王辅，我怎敢请求大人先生说一句话来阐发其中的意义呢？”先生笑着说：“你用镊子代替耒耜，难道真的懂得耕作吗？不过，世上把不耕作当作耕作的人多了。渔人用钓鱼来耕作，商人用筹算来耕作，工匠用斧头来耕作，医生用针砭来耕作，占卜者用蓍草和蔡草来耕作，兵士用弓刀来耕作，胥吏用笔和书牍来耕作，伶人用丝竹管弦来耕作，游说者用面颊和舌头来耕作，佛门用梵呗来耕作，道家用步虚来耕作，神仙方士用丹田来耕作，最高甚至公卿大吏以礼乐、文章、法令来耕作。耕作虽不止一种，但它们作为不耕之耕却是一样的。难道只是王辅用镊子耕作吗？”不过我又诘问王辅说：“你用镊子所从事的耕作，只是在田间老人和乡野妇人那里罢了，是否也曾向士大夫第一流的人物耕作过呢？”王辅说：“我不过是个卑微小民，哪里知道第一流的人物呢？如果大人肯指教我，那就太好了。” 我说：“世代都有在内执掌国政、在外招揽英才、把天下带入太平境地的人，头发刚洗过，却一天之内三次握住散落的头发。你带着我的话去，拜见他的足迹，献上你的镊子，用它握住那位三次握发的人。”我替你祝愿道：“中原有圣明的宰相，越裳氏的白雉就要到来了。”王辅拜了两拜，接受我的话离去。《陶氏菊逸序》毗陵陶氏，是前朝的文献世家。宣和年间，有人担任翰林检阅，某人随从皇帝车驾南渡。他的五世孙是■圃君，某人曾任常郡教授，于是家居毗陵。国初以宋朝遗老的身份被征召，不肯出仕。家中聘请顾师竹山蒋公教导子弟，当时石田马中丞公正跟随他学习。陶家与他的孙子陶靖成为同窗好友。马公在南台推荐授予陶靖官职。陶靖没有做官的志向，于是效法陶朱公经营生产，资财富足，礼敬贤者、供养宾客，从不吝惜。亲友有急难的就周济他们，死去的就替他们置办棺椁，乡里称他为义士。到这时，四代同居一处，一家有一千多口人，孝顺友爱、和睦融洽，没有人说过离间的话。战乱兴起，毗陵陷落。他的儿子陶泽和兄长陶和孝敬母亲，迁居吴下。陶和隐姓埋名，以烧制墨为业；陶泽也以菊自号为逸民。司徒陇西公听说陶泽有才干品行，坚决起用他担任参佐，陶泽不得已接受了任命。不久便辞职回归，又折节屈意，闭门读祖父的书，家中没有一斛粮食的储蓄，却安然自得。如今他向东游历海上，在谷洲寻找菊泉，访问我这个老圃、更生以及能使人延年的人，以饮酒赋诗为乐。临别时，他请求我写几句话赠给他，于是我为他叙述名节，又作诗《菊逸之歌》。歌中说：菊花多么淡泊啊，像北门的秋色；菊花多么宁静啊，像栗里的山丘；菊花多么超逸啊，能够审慎地决定去留。我这个老圃啊，住在海边；饮用菊泉啊，在谷洲。若没有这样的人，我还能同谁作伴呢？《淮海处士寿冢募资序》我听说古代没有预先修治坟墓，后世有预先修治坟墓的人，称为达生之士。至于建造高大的房屋，让客人在其中宴饮的，是范子敬；建造寿藏来纪念前代贤哲，并与他们作为主宾相处的，是赵台卿。这样看来，预先修治坟墓、为自己谋划幽冥住宅的事，难道不是达生之士才能做到的吗？然而有些达生之士想仿效范子敬、赵台卿的做法，力量却达不到。我恐怕人们不免相互带着钱袋、拿着锹铲，成为埋葬之徒。淮海处士钱子材先生把光阴看作百代中的过客，年纪也已经老了，却不以死亡为忌讳，想买下一块不食用的土地，预先营造寿藏，这件事不能不求助于他人。过去赵秋曾帮助那些没有能力安葬亲人的人，后来得到金钱显贵的报答；处士接受别人一抔土的恩惠，日后难道不会有结草报恩的回报吗？我贫穷，没有什么可以赠送，所以写下这篇文字，向仁人义士发出告示，希望大家共同资助他完成这件达生之事。《叶山人省亲序》

译有客人谈论金华叶山人的行为差异，说道：“山人是方士，擅长公孙娘的舞剑技艺。”又说：“山人是方士，精通《鸿宝枕中书》。”又说：“山人是纵横家，年轻时曾带着书策向北走到燕地，向南走到粤地，向东向西走遍吴、蜀。”又说：“山人是义侠之士，张吴氏凭借伪造的爵位多次招请他，他多次不答应；张吴氏把米帛送到他家，他却转而把这些东西分给百姓和乞讨者。有个弟弟被士兵杀死，士兵又掳走他的孩子，山人持剑在路上拦截他们，把孩子夺回来了。”这个客人议论他的种种不同，却无法说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有一天，他穿着道服来草玄阁拜见东维先生，自己说道：“我小时候跟随许先生的弟子交游，长大后又有幸登门侍奉读书黄先生。遭逢时局丧乱，家中贫困，慈母去世，父亲又已年老，我出山谋求俸禄来奉养父亲，但俸禄又不能苟且取得。如今我已经五十岁了，将要回归故山，却没有办法见到父亲，怎么办，怎么办？希望先生赐我一句话，作为我终身的教诲。”我惊异于他生长在许先生、黄先生的乡里，承受了师友讲习的积累，并不是没有学问的人，却竟然茫然无所归依，像失去父母的孩子一样，唉！迷失羊群的原因在于岔路多，失去方向的原因在于所学太杂；你的书剑没有成就，做官和隐居两方面都荒废了，只能得到那些议论你行为差异的说法，实在是理所当然。唉！壮士会因秋天而感伤，孝子会珍惜父母尚在的时光。感伤秋天已经过去，珍惜时光的日子正在到来，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庭前的风木中，应当还有曾子所侍奉的父母；厅堂之上，难道会没有像子路那样以粗茶淡饭奉养父母而感到快乐的人吗？你还是赶快回去吧，不要再轻率地做出使自己成为行为乖异之人的议论对象的事。我所居住的地方与金华相邻，将来听说乌伤山中有位名叫应天的叶孝廉，能够把庭前的孝心移作忠于国家的事业，成为大明的名臣。我对山人抱有这样的希望，山人应当用我的话勉励自己。《送琴生李希敏序》先王制作音乐，一定是要使万物受到感动，然后用它来协调治理。音乐的根本在于调和天下人的感情；感情和谐，阴阳之气便会相应和谐，阴阳和谐，天下难道还有治理不好的吗？有虞氏弹琴，南风因此为他解除忧愠、使财物丰盛；师旷演奏《清角》，黑鹤因此长鸣而迅疾起舞。声音感动万物，真是迅速。至于下至鸿渐，杜氏演奏羯鼓时，猿猴、鸟、狗、羊也都因此徘徊不前。至于声音节奏的快慢，如果万物都具备聪明灵性而成为人类，难道还会有听到音乐却不受感动的吗？如果没有感动，那就是声音感人的力量还没有达到。后来我来到吴中，才有机会在无言僧舍听到泗水杨氏伯振弹琴。我为此三次感叹仍嫌不足，甚至手舞足蹈。回来后再听其他人的琴声，仍觉得自己的精神气脉在流通。唉，琴艺竟然达到这样的境界！以我一天之中受到琴声感动的情形如此，便知道先王用来协调治理的音乐能够迅速感动万物，确实不是虚妄的说法。后来以琴来拜访我的人，大约有一百多人，却没有见到一个达到杨氏境界的。晚年得到李氏希敏，或许差不多接近杨氏了。李生自认为琴艺达到极高境界而有所收获，我也赏识他。他拿着文卷来请求我写几句话，于是我为他书写先王协调治理的音乐盛况。不过我又听说，先王教人弹琴时，一定要配合瑟来调和阴阳吗？《礼记》说君子没有特殊原因不会撤去琴瑟，《诗经》说“如鼓琴瑟”，又说“琴瑟在御”。由此可知，古代的琴从来不是单独演奏的。大概琴统摄阳，瑟统摄阴。伯牙弹琴，马仰头吃草；瓠巴在山中鼓瑟，鱼儿游出来聆听。鱼是阴类，马是阳类。阴阳各自随着同类而相应，琴瑟并奏之后阴阳才和谐。阳气不能单独存在而没有辅助。如今以琴自称能手的士人很多，却没有以瑟闻名的人。我将和你一起寻找海上的老师学习瑟，希望不要违背《诗经》《礼记》的教诲，也许先王协调治理的音乐就可以重新出现了吧？《送墨生沈裕序》墨这种黑色，是以颜色制造出来的；能够隐藏在暗处而长久显露光泽的，没有比黑色更好的了。黑墨的功用也是如此，但从事制墨技艺的人有高下。技艺高超的，能充分发挥黑墨的作用，时间越久越显出光泽；技艺拙劣的则相反。这就是制墨的技艺，在世上有极高的声誉。它的锋利可以削木，它的清润坚劲可以进入水火而不变质。天下人把它传作珍宝，鉴赏墨的人即使隔着物品用手触摸，也能知道它是天下最精美的墨。唉！制墨这门技艺，难道可以凭虚妄平庸的工艺得到这种声誉吗？三衢沈生沈裕，从他的祖父东皋子起，世代制墨，以绝艺继承古代名家的声誉。因此沈裕所传承的墨，仿佛有心法秘诀，不是一般人所能辨识的。近来李氏父子的墨很贵，必须等很久才能得到黄金；李氏父子的墨却仍然不可得到。东皋子的墨如今已经不可得到，而有人想得到他的传承，却又想把它看作眼前低贱之物，这哪里是懂墨的人呢？沈裕把自己制的苍璧墨赠给我，并且请求我写一句话来阐发它，所以我为他说明这种墨流传久远、工艺绝伦，使人知道沈裕的墨不可以因眼前而轻视。他游历京师时，还要带着我的文字去拜见同乡黄集贤、同年赵礼部，那么沈氏之墨不用等很久就会贵重起来，这是一定的。至正八年春二月作序。《赠笔史陆颕贵序》韩愈为毛笔写过《毛颕传》。毛笔最珍贵的是中山兔毫。汉代制度规定，天子的笔都用兔毛。蒙恬用鹿毛作笔柱，用羊毛作笔被；欧阳通用狸毛作笔心，外面覆盖兔毫。由此可知，毛笔并不只是兔毫珍贵。宣州诸葛氏传下的毛笔有两等，最上等的，柳公权求得一枝。诸葛氏又对儿子说：“学士如果能写好字，就应当留下这枝笔；否则就请退还。”不久柳公权果然退还了，诸葛氏便把普通笔给他。大概最上等的笔，不是王羲之那样的人不能使用。石晋时有一位奇士，夜里传授好笔，早晨关上门出去，用竹筒衔在墙壁上。外面的人把钱放进竹筒，好笔就从里面跳出来。笔的床架说：“毛颕在馆阁诸公中享有盛名，已经很久了。”到他的孙子时，于是以“颕贵”作为名号。他经常用丰狐的毫毛，有时用麝毛来制笔，赠给我，还说：“史钱，这是史铁心的颕笔。”我使用它，笔锋劲健有力，圆润而善于驾驭。若舍弃它的制作方法而使用其他工艺，便不能写字了。因此铁心制作的颕笔，世人很少得到，即使得到，也未必能使用。它凭借颕笔而自我珍贵，这和唐代诸葛氏所说的那位奇士有什么不同呢？我所要称道的，是他的颕笔珍贵而且他自己也能自重，不轻易被人相信。因此写下这篇序赠给他，使世上的大手笔知道他自负的珍贵，并不是我过分赞美他。至正甲辰年夏五月初一作序。《东维子集》卷九。钦定《四库全书》。《东维子集》卷十。元代杨维桢撰。序。《高僧诗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