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维子集卷四

译保定人张君从德，自从他的祖先侨居吴地以来，已经有很多年了。张君凭借门荫，起初任溧阳副职，后来两次转任诸暨，都因父母丧事没有赴任。按照制度考察后任湘乡州判。他此行出发时，吴地士大夫都知道他的世代德行以及他的为人。他的先父省斋公，博通经史，励志践行，官位升至三品，官声和实际政绩遍布内外。张君早年学习不知疲倦，晚年志向操守更加高尚，能够继承先人所创立的事业，所以大家都乐意作歌诗为他饯行，并嘱托我为文章写在卷首。我听说后很高兴，说：‘自古以来，寄居吴地的外来官员子弟，大多把纵马逐狗、踢球赌博游戏当作事情；否则就沉溺于美色、声乐，淫乱放纵而忘记归返，先人的事业便荡然无存了，哪里还会把学习当作事情、把志向操守放在首位呢？等到凭门荫出仕，很少有人能够胜任职务，斩断祖先世泽的也有。过去我亲眼看见张君处在贫贱之中仍有美好的神色，到了富贵时却不免忧戚，这难道不是有学问才能这样吗？行为清洁就可以闻知大道，志向专一就可以建立功业；既闻大道又建功业，难道只能满足于做一州副职吗？’湘乡是古代熊湘所属的县邑，地方有三江五湖，形势壮阔而险要；当地百姓往往急躁强悍、难以治理，而当地士人却清雅有文采，很容易教化。国家初建时，因为湘乡户口繁多而升为州，张君在那里任副职，如果用我所说的闻道、立功来治理，我就不会再看见强悍百姓难以治理，只会看见清雅有文采的士人容易教化。何况省斋公平日所讲授的治道，张君已经熟悉听闻，难道会违背我的话吗？关于张君此行，我于是写下这些作为序文，吴地人士的诗附在后面。至正七年秋八月十八日。送钱伯举衢州录判序 国家鉴于前朝守令专擅一城的弊病，只设置监长、次官和副贰，而且都由制命任授，不再像以前那样私自征辟，使主官和宾客形成对立的势力。唉！专擅的弊病虽然去除了，却不知道穷州下邑百姓日益贫困、户口日益减少，聚集成群的属吏又控制他们，仍然免不了十羊九牧的扰乱。只有郊关以内、居住在市镇的百姓，由录司统领。录司设置的官员只有三人，官员不冗杂，事务也能厘清。录判虽然品秩低、员位末，职权低下只相当于游徼，但一司的政务可以由他与长官相互牵制，不可以不议论事情的长短。录判监督守令的施行，如果不依循，录判所守持的正道，所发出的直言能够上达，便成为百姓的仪表。过去大多是录判覆奏上级监守。唉！官职难道可以只按尊卑、正副来衡量吗？吴中钱君伯举，是旧家台州通守的后代，多次任职于筦库，百姓的苦乐情状他全都了解，属吏办事成败的情况也很熟悉。如今升任衢州录判官。伯举年纪增长，学问更加优长，又凭借熟悉民情和吏事来辅佐录司治理。我看衢州百姓一定会庆幸他的到来。何况衢州的君子，大多喜爱文墨，又敏于义事；市民出城游玩，登上前山，面对背水，飘飘然产生神仙般的情思，因此习惯于奸邪狡诈的人很少。只是还不知道监、守二官是否和伯举志同道合。如果志同道合，我将庆贺伯举辅佐治理更加容易。难道能说录判只不过是掌管游徼职务而已吗？伯举努力去做，用事实验证我的话就可以了。至正七年秋九月初一。送王茂实慈利州同知序 谈到州县的职官，同知相当于县的县丞，在上面受监守长官统辖，在下面与副职、末职相通。同知可以借助文书在职权范围内自行经营，因此权势和职权较弱，受到的责难也轻，狡猾的属吏和奸诈的百姓，通常很少有人能制服他们。那些轻率而不守品行的人，往往乐意担任这个职位。唉！这难道是国家最初设置守令佐贰的本意吗？守令的选任，混乱已经很久了。同知处理事务，如果能够以百姓为念，使自身保持正直，那么左右前后没有不正的事情，就没有不能推行的；只要确实施行，就会把利益推给百姓。发布政令施行政务，即使超过监守长官，也固然不能以职位地位为限制。昆阳王公茂实，是签省斋公的孙子，起初承受世代恩泽，任下砂县令，考核期满后转任慈利州同知。与他交游的人都为他庆贺，因为他突然提升三级品秩，待遇优厚；又不处在守将责望的地位，而是位居副职，可以借助文书自行施展，岂不是优厚至极吗？我曾在吴中与茂实交往，知道他的志向非常远大；他常常为百姓困穷、官府衰败而忧伤，由此可知茂实的才能将来一定会在当世有所作为，也知道他不会把同知官职当作逃避责任的地方，我为此高兴。我所说的同知发布政令、施行政务可以超过监守长官，将要在茂实身上得到验证。况且我听说慈利是赤松子隐遁的地方，山中多有隐士君子；凭借辞章出仕的人，也有骚人的遗风。所以治理慈利非常容易，我看茂实很早就能得到治理百姓的成效；他退职闲暇时，又可以从骚人、羽客一类人那里享受山水之乐。这就是茂实赴任时已经得到的优厚条件。我已经与宾客畅饮为他送别，酒后作诗的有若干首，于是用我的话作为序文开头。至正七年秋九月撰写。送芦沥巡检范生序 友人白子昭对我说起栾城范生廉卿的为人。栾城的风气坚忍、隐厚，当地人廉洁守节而知礼，坚贞诚信而少文采。廉卿承袭了当地风气中细微的优点，又在南方跟随儒学先生学习经术。学业有成却没有机会施展，于是屈身接受门荫，担任芦沥巡检。廉卿是雅士，而巡检是执弓守卫、管理民众的武职。以雅士来担任执弓之职，实在很难不担忧他才能受到埋没。如今他佩带武器，率领巡逻士卒，承担职务。他所交游的人已经为他作慷慨歌诗，一同在西津设宴饯行。我写一句话为他的离去作序。我既然听说廉卿是雅士而感到高兴，等听说他任职芦沥，却不能不担心他的才能受到埋没。芦沥设有盐课司。盐业百姓依靠私自贩盐为生，即使流亡、死亡接连不断，也不把这些放在心上。按照法令，盐官一旦失察，就要分担罪责；获罪的官员不幸再三失察，轻则略减俸禄，重则贬降爵位，而有些过失甚至远远超出巡逻范围，祸患波及、牵连蔓延，没人替他们昭雪。白漕府猜忌制造祸患的官吏，积存的案卷多得像牛腰一样。明察的漕运长官如果不曲断是非，即使确有曲直，属吏也总是用法令曲解、涂改他的明断。唉！盐政牵连无辜，难道只是法令本身造成的吗？所以对于廉卿担任芦沥巡检，我不能不担忧他的才能受到埋没。虽然如此，国家看到盐政弊病严重，正在商议改革更新，访求天下善于谈论盐政策略的人，听取并采纳他们的意见。廉卿应当把从所学中得到的见解，告诉采风访策的人，使法令不再牵连无辜。这样，我的担忧或许就可以免除了吧。送郭公知事还湖州序

译杭州江以南是有声望的郡。在宋代是行都，如今是行省官署所在地。郡治统辖一州、八县、四个录事司。当地风俗兼有五种而不能统一，百姓习惯急躁争竞、巧诈偷盗而不厚道，所以奸邪容易潜伏，诉讼和市场纠纷日益增多。属吏为了承应上级，向下征取的赋役是其他郡的十倍百倍。不是有才能的长官，加上贤能干练的辅佐，能够迅速承办事务、揭发隐患，就不能治理好。前些时候，总管某离去，经历某又离去，两位知事都因不能胜任而停职，府中事务败坏，混乱纷杂，没有人能够处理。只有如今湖州知事、河中人郭公仲敏，以辅佐治理而闻名，声誉传遍省府。宰相了解并选拔他，又伤感杭州治理艰难、没有人来补缺，于是特意把他调到这里。知事的职位在经历之下，掌握考察、辅佐和裁判之权，从旁帮助二千石长官。郭公到任后，既统辖所属各曹，又裁决赏罚取舍，实际上还兼任二千石的职务。不到一个月，府中败坏的事务重新振作，积滞的事务得到疏理，破损的得到修补，纷乱龃龉的事情也没有不妥帖顺利的。相府以下，察院、宪司、漕司所急切呼告、紧急应答的事务，也没有不周旋办理、符合心意的。于是代理职务而治理有方，百姓欢喜地称颂他为贤能干练的官员。如今他恢复原职而离去。杭州官吏相互设宴在西亭为他饯行，并向维祯请求饯别之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维祯早就为百姓长期不得不依靠官吏而忧急，只因官吏对公事苟且，却只对私事热心罢了。能够把自己的私心转移到朋友和亲人身上的人已经很少了，何况能够把私心转移到官府事务上呢？能够把自己的官职看作本来职位、尽心尽责的人已经很少了，何况又能把这种责任心推及其他职位呢？所以维桢看到杭州官吏治理无方，以至于被罢黜离去，从来没有不为他们才干困窘而悲伤的。等到听说杭州人谈论郭公的政绩，又从来没有不感叹郭公才干虽微，而无私治理所能惠及民众竟如此广泛。李经历 经历是古代郡中功曹一类的官职。功曹，是太守亲自征辟任用的人。经历如今由吏部选用，秩为七品，掌有印章，主持审理官吏文书，向上使二千石长吏的政绩得失相互平衡，向下统摄属吏，使各项事务纳入既定轨道；这样一来，他的体制更加尊崇，责任也更加重大。朝廷慎重选择经历，与选择郡守县令一样，任用廉洁明察、有操守有志尚的人。因此，郡中如果不能得到贤能的二千石长吏，幸而得到一位贤能的经历，郡政也可以治理。徽州路经历李君任期届满，回到庐陵；他的侄子出来，把郡中人士所写的治绩拿来，请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我认为李君的政绩清楚显著，足以一一记载；徽州人士夸耀地记述的那些事情，都是他能够做到的。不过，如今称为贤能经历的人，大概还没有比得上李君职守的。李君的职责，并不只是删定讼词、革除滥竽充数的卒吏，便足以称为贤能经历；也不只是平定市场上的契券，明辨狱中的爰书，制定运输赋税的办法，使州县官员感到便利安稳，便足以称为贤能经历。只有当他的政令受到上级不当干预时，必定设法引导那个人离开，不让不正当的事情实行，使事情归于正当，就像弯曲的木材归于墨绳、悍马服从驾驭一样。唉，这才是真正的贤能经历。我听说徽州输送金银时，历年监官都取其余数据为己有，李君却把余数退还百姓，用来抵补其他年份输送的数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徽州的俸禄粮饷，本来田地不足，便从山中征取；山地不能生长庄稼，便向佃户白白征取。李君收取实际应纳的收入，并长期免除这种白取。事情一经确定，那些乡里的宿豪便以利诱官府，想要借此作奸，也被压制而不能实行；地方胥吏彼此勾结，拿短处和长处来要挟官府，也被阻止得无从施展。所谓对上使各方面的意见得到平衡，对下使事务纳入轨道，经历做到这种程度，确实可以称为贤能。我阅览各郡经历不知多少人，往往陷于随波逐流而不能自立，却没有见过像李君这样真正尽职的人，难道还能停止称述吗？所以我替他概括这些政绩来说明，同时也是把他作为吏员的老师来示范，并不只是记载事迹而已。送海盐知州贾公任满序 天下的公论，不在公府，而常常在里巷百姓中。百姓看起来很愚昧，但辨别是非的心却很明白。地方大夫的政绩，做得不好，百姓便在市上议论、在道路上讥谤；做得好的，也会交口称赞，几乎说个不停。因此想要考察守令的善恶，不必只察看守令本人，而考察里巷间的议论，就能知道了。我经过海盐田间，常常遇到伯格长，他们都歌颂本州太守的治理。问太守是谁，原来是宛邱贾公禧。我已经在心中认为他贤能。不久，州中人士张玉汇集为他饯行的歌诗若干首，来请我说：‘自从海盐升为州、设置太守以来，得到百姓称誉的，没有像今天贾公这样最突出的。从前有些廉吏治理本郡，表面上同我们大姓之家相互敌视，诉讼多不能得到公平。贾公廉洁而不存嫌隙，案件只要避开私情便依法办理；大姓家有理的必定举发，无理的也照样处理，即使贫弱之人也绝不稍有宽纵。借故构成的案件，积累多年不能判决的，部使者多交给贾公处理，便能得到公正。亭中胥吏软弱无能的，扰乱属官；庸劣懒惰的，蒙蔽胥吏。即使命令出于无私，有时仍不能直行，贾公一旦施行政令，众属吏便恭敬得像卑微的弟弟；百姓听从，严厉的老胥吏也顺着他的风气而改变，政令肃然，如同家中老人奉行尊长的命令。施政以正直为准绳，以诚信加以限制，所以对上足以使有司交代，对下恩惠没有不达到的。’ 在此以前，吏卒巡行乡里，像蚂蚁一样连续不断。贾公到任后，立即把这些踪迹全部革除。上级府署听说后，也因此检查并告诫左右不得作奸。州中有些事情并不合乎法令，加上州民与亭中豪族相互交结，形成了轻浮好事的习气，很容易滋生事端。贾公重申条令教化，百姓全都改变态度、归顺教化，不再有往日剽悍轻薄的风气。他因此得到百姓称誉，而州府士人把这些事写入歌咏，也确有实证。张君请我写一言作为诗卷开头，使我的话同伯格长的颂辞相合。又因为如今做守令的人，往往只顾征收米盐、奉行期限会期，不再知道为百姓伸张情理、消除隐患，恳切地以厚待百姓、形成良好风俗为职责，所以我乐意替他作序，用来劝告其他官吏。送监郡观闾公任满序

译刘子说：忠孝不能修养，其他善行也没有可取之处。唉！臣子的职责，没有别的，不过是忠和孝罢了。韩非子说：对父母是孝子，对君主却是背叛之臣。唉！忠和孝本来就不可能两全其美。如今有这样一个人，对父母不算悖逆，对君主也不算背叛，难道不是臣子品德的完美体现吗？我在钱唐守将中见到的这个人，就是闾公。闾公到任以来，首先询问百姓的利害和忧乐，专心除去他们的祸害和忧患。郡中有猜忌而制造祸患的官吏，以及对人不仁的强宗世家，必定严厉铲除惩治他们。正如牧羊，除去危害羊群的东西，羊群才开始繁盛；正如治病，刮除杀灭病根，疾病才开始平复。百姓中倚仗法律作恶的，必定处罚；受到牵连误入罪名的，必定设法救出；如果不能立即救出，就像有东西梗在喉咙里，必定吐出来才停止。这就是闾公治理法律的方式。红巾贼攻陷杭州时，凡是扼守城池、保卫土地的臣子，不是稍稍逃遁，便是出卖城池投降。只有闾公辅佐某监宪官、某监兵官，同贼军坚持抵抗了十三天，多次处在箭石交加的危急境地。城池被攻破毁坏而又重新修复，正是闾公雄才大略和高尚节操感发于人的结果。当时太夫人避居在隐秘的地方，闾公仍穿着戎衣，早晚像平时一样入见母亲，没有使亲人有一天忧虑。因此，他出征在外不称为背叛之臣，回到家中也不称为悖逆之子。唉！像闾公这样的忠和孝，不正是我所说的臣子之美吗？如今他任满离去，郡中百姓如同失去父亲，属吏如同失去老师。临行那天，许多父老来到我的住处，请求写文章记述他们的追思，又拿着歌谣送行的诗卷，请我作序，把它作为郭西门的供帐。我亲眼见到闾公忠孝治政的事迹，其中有足以劝勉世道的地方，所以把它写下来。至正十四年六月三日。送旌德县监亦怜真公任满序 本朝在郡县设置监官，达噜噶齐在属官中地位最高，其次是县令、县丞、主簿和县尉，另有以首领为长的案牍官。六曹的吏员凡遇事务，先由属吏和令、丞共同议论可否，然后上报。达鲁赤处理政务也是这样。他的官秩十分尊贵，职任也很优厚。近来朝廷以六件事责成守令，达噜噶齐所负的责任与县令相等。从前尊贵而优厚的职位，如今却转为繁重了。宣州旌德县的亦怜真公，起初由行省官署出来掌管符印，历任监望县，三次调任到今天，任职将近四年。他宣扬上级的德政，使之惠及百姓，不让百姓有愁苦叹息之声；山林草泽中的人都知道归向教化。大府凭借他来完成事务，同僚依靠他来取得准则。百姓有所依赖而不恐惧，官吏有所畏惧而不放纵。六项政事都完备，本来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而他对学校尤其用心：聘请师儒，扩大生徒，按月记录、按季考核，使全县人士都受到教育和培养；学校中育才乐教，常能听到弦歌诵读之声，这又说明他知道治理的根本。往年淮寇渡江，各城接连残破，祸患延及旌德，亦怜真公首先奋发忠勇，成功收复县城。百里之内百姓的性命寄托于此，因此他是兼具文武资质、才干足以有所作为的人。今年夏天政绩完成，接受上级考核，我的学生马某在县中任教，承蒙亦怜真公勉励振兴之力，他临行时请求我写文章相赠。马生所说确有根据，因此写下这篇文章，使日后史馆传述循良官吏时有所采录。至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王学录任满序 至正八年夏四月，平江学录王君达卿任期届满离去。自教授以下，以及郡中大夫士人，凡与王君交游的人，都作诗赋歌辞为他饯行，并请我写开头的序文。我当时正在苏州游历，看到苏州学校废弛得十分严重。提学官并不是不严厉责备教官，但教官没有可以施教的内容；考察供养也并不是在供养真正应当培养的人。郡学大而完备，却还不如一个普通百姓家里有课程、有规矩的私塾。幸而任此职的人对此有所忧虑，忧虑之后又有所作为，学录王君就是这样的人。王君是一个孝顺而有品行的人。从前供养不能成材的人，王君设法清除了；有才之人却失于教养的，王君设法引导他们；教育不是正确的教育、学习不是正确的方法，王君又设法纠正。别人每天顺从过失，王君每天修治勤勉。因此苏州学校虽已废弛，还是稍稍得到整顿，实在依赖王君。于是士人议论说：‘学校若得不到贤能的校官，得到一位学录也足以振兴教育；正如郡中若得不到贤能的二千石长吏，得到一位学录也足以振兴治理。’以王君能够如此尽到学录之职，那么逐级积累资历成为郡府幕官，却不能辅佐二千石治理的人，我是不相信的。虽然如此，王君的学问日益修养，品行日益努力，志向也日益远大，又哪里会只依靠一个文学属官的职位逐渐积累资级而出头呢？王君应试进士时，我曾看过他讲解《大易》的文章，深刻精微而纯洁明净；又看过他的赋，华美而有法度；看过他代拟的言辞，温和顺畅而简洁古雅。他接连因不幸未被主考官录取，那只是主考官没有明察。一旦遇到明察的主考官，他过去未被录取的才能就会被录取。录取之后，他将进入道山、璧水之学，其选拔还来不及，难道会去替人承担二千石官吏文书事务的劳苦吗？唉，被压抑得越久的人，伸展起来必定越远；胸怀越大的人，发扬起来必定越宏大。我的话，正等待着在王君身上得到验证。送徐州路总管雷侯序

译至正八年夏，天子认为徐州一带风气强悍刚劲，又因饥荒而盗贼很多，百姓困于水旱灾害和昏乱之中。至正八年春，于是统辖四州七县的地域，设置为会府。当时属吏很难选拔，守长尤其难得。于是海道都漕府万户雷公某，因为是首选，被任命为总管，入朝觐见。天子对他反复训诫之后，他才前往。唉！把徐州作为中原的开府之地，雷公作为开府的守将，如果不是才能贤能、素有声望，并且一时之间已经被皇上记在心中，哪里能当此重任？我听说雷公治理棣州时，棣州是盗贼冲要之地，历来有许多人守御，都不能制服盗贼。雷公不但善于防御，而且能够教化遣散他们，直到今天棣州人还称他为雷防御，赞叹之声不绝于口。他统帅海运时，先前的漕运船只经过的地方，多是鱼龙潜伏的深渊、剽盗聚集的巢穴，商船和运粮船常被毁坏。雷公一开始主持漕运，运粮共一百八十万，不到十天船只便汇集到直沽道，巨浪仿佛平坦道路，粮食没有一升一合遗失。像雷公这样的人，可以称为朝廷的能干之臣，完全没有辜负皇上的选任。唉！把他治理棣州的教化、主持海运的功劳推广扩大到徐州，难道会有不称职、不能回应皇上训旨的吗？不过，我正因各地地气有盛衰而有所感慨：吴楚古来是荒远险要之地，蔡放之流所到之处，如今却成为衣冠人物和礼义财货汇聚的地方。徐州、豫州本来是中原之地，如今却有十六七分之地变成山林荒莽。一个县的人口有时还比不上江南一处聚落，百姓向南而流，如同水要向东流，主持治理的人无法禁止。如今二千石长吏以开辟土地、增加户口作为显著政绩，雷公治理徐州，政绩最为突出。现在如果我看见中原的富庶与今天吴楚之地相同，又哪里还会担忧百姓拿起武器作乱，只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行了。雷公请以我的话自我勉励，徐州百姓日夜都在盼望着您。这一年九月三日，吴地人士都作赋歌诗为雷公饯行，会稽杨某为此作序。送平江路推官冯君序 平江路推官冯君任期届满，苏州父老挽留他而不能留住，于是共同写成歌谣为他送行，请我写话，把他的善政记载下来作为序文。我客居苏州不久，并不知道他的善政，询问父老，他们说：‘冯君由东嘉经历任上政绩最优，升任高等，调任刑官来到苏州。苏州是事务繁重的郡，狱讼繁多兴起，奸诈虚伪的事情从各方面出现。上游官署有行丞相府、监漕官、都水使司、海道都司，如果其中有人所作所为不正，卖弄正直的人就会向上声诉，受到谤责往往在片刻之间。何况副推官缺员，冯君独自承担大府的狱事；他看待监狱，常常想为将要陷入死地的人寻找生路，只怕有一件事不合乎法律；已经形成的案卷中，很多吏员收受狱货，便以虚假情状欺骗冯君。他在官署中审查结案，若有不能明察的便暂不裁决；又把疑点向父老宾客询问，所以每月初一在父老宾客中实行乡约，使他们有过失时能够来告知。冯君任刑官，敬慎办事大体如此。’我说：‘狱讼关系天下人的重大命运。推官又掌握决定生死的权力，怎么可以不敬慎呢？孔子任命言偃为宰，首先询问能否得到人才，是想依靠人才来实行首要政务。何况审理狱讼不能只凭自己，而要从众人那里审慎取证，以此获得明察呢？’ 即使像皋陶那样明智、像皋陶那样善于审问，审理疑狱时仍有借助神羊来裁决的地方。冯君任推官，负责推问审讯，却能从众人那里取证来充实自己的判断；他的忠信清明已经表现在歌谣中，不必借助神物来获得明察，那么冯君难道不比皋陶贤能吗？皋陶被举用后，不仁之人便远离；冯君若被举用而处在高位，我将看到百姓有所依赖，那就是仁德的表现。因此记于至正八年冬十月。送理问所知事马公序 行中书省，是古代藩国、方伯、连率所承担的职责。辖地广大，责任重大，所以法度严明，体制尊峻。它向各部门和众官府宣布政令，只掌握和主持大纲。凡细小事务不能送到执政官署，便在官署内设置理问所，如同法曹议府，用来揭发隐藏的奸恶，申雪受压抑的冤枉，使法律治理公平允当。担任这个官职的人，不是有才有德者不能胜任。幕府属官又是议定法律的起点。东平马公某，是浙江行省理问所幕府属官，刚毅有为，善于持守法令而有才干。每当审理刑狱、裁决政事，向相府上报他的意见，六曹没有不认为正确的；各部门和众官府都仰赖他作为准则。由此可知，理问所官员有才有德固然重要，幕府属官有才有德更为急迫。我感叹当今身居高位、享受厚禄的人，大多是世代有功勋的贵戚和受宠近臣，他们把属官当奴隶，把百姓当牛羊，凭好恶决定是非，凭喜怒实行赏罚，只要略略示意，众人便奔走听命，谁敢稍稍违拗他们的心意？作为他们的属官，又执笔任职于幕府，能够独自坚持议论而不屈服，同巍峨显赫的权贵抗争，并寻求归于正确意见的人，像马公这样，难道不就是我所说的有才有德者吗？马公之所以能在理问所坚持公平、受到政府重视，决不是靠声音笑貌所能做到的。马公本是公卿子弟，熟悉朝廷典章；从宪府吏员起家，任大郡从事，后来凭廉洁能干被提拔为相府属官，再由属官升任现在的职位。他能够明察各种事务、裁决重大议论，由此便可以知道。任期届满，姓名上报春官；明天子正急需掌握法则、治理天下幽隐冤枉的臣子，一定会对他有所安排。他临行时，我写这篇序文为他送别。送马彦远旌德教谕序

译百里之地的治理有长官，长官由吏部选拔，承受天子的任命；百里之地的教育有教师，教师由学校选拔，承受丞相的檄文。县学教师似乎比县长官职轻，但县长不教育百姓，就没有办法治理。若教育百姓必须专门出自教师，那么教师的职责实际上比县长更加重要。因此，师道尊贵的地方，百里之长便以宾客之礼待教师，不敢凭权势凌驾于他之上。唉，主持百里教育的人，难道可以把自己看得卑微吗？钱唐马生彦远，由明经科举出身，任师儒之官。起初离家任晋陵县教师时，人们认为凭彦远的才德，应当被卿大夫贡举给天子，任职于交通发达的大都大邑；如今却低头屈身在十户人家的小邑任教师，难道会怀疑他心中有不平吗？哪里知道县教师的职责有时比县长更为重要呢？我听说旌德是山水之邑，土地不肥沃，却多出优秀人才；过去考取高科而成为大儒的，往往有旌德人。如今经历了十几次乡试，士人却没有一个列入贡籍，难道人才与过去不同吗？也是任教者没有成效造成的过错。彦远在家孝敬父母，与朋友交往以信义自立；他在晋陵讲习的，都是圣贤留下的宗旨和当世的重要事务。如今他要去做旌德教师，就要把自己在家中修养的德行用来兴发当地人的孝悌忠信，把自己所讲的道理用来培养当地人的经世才略。我将看见旌德的士人凭借品行和学艺作歌唱《鹿鸣》而来，都推说自己的成就来自教师；这样，彦远的教化就能施行，也就能够辅助一县的治理。哪里有什么理由要计较百里之地官吏的高低卑下呢？何况彦远的道术日益宏大，声名日益显著，他越级登上高等资序，取得高位，与大都大邑的官吏并驾齐驱，不过是迈几步路的距离罢了。十户之邑果真能够长久耽误彦远吗？旌德县长亦怜公、杨宝公，都崇尚文教以治理地方。希望他们一定认为我的话是正确的。送孔汉臣赴邵武任经历序 国法慎重对待守令的任职，称为选用幕官；元僚也不把这件事交给钤曹，通常认为选用幕官是守令进退升降的喉舌。如今皇上已经重申守令制度，尤其重视幕官的选拔，选任必定以廉洁安静而有风采才干的人充任。即使闽、蜀、二广距离天子极远，三年也必定派遣使者到达当地，奉天子的命令任用官员；慎重选择守令和幕官，同中书、吏部一样严格。热衷奔走钻营的人往往争着进入候选之列，只贪图转任升阶迅速，却不知道主持选拔的人正是要使有才有德者升迁、无才无德者受到黜退。襄国公孔君汉臣起初由国子监伴读出身，出任微州丞相府从事；丞相听说他贤能，便征辟为属官。任职年限届满，主持闽地选官的人把他署任为邵武经历。孔君廉洁，足以减少私欲；有智识，足以察知隐微；刚强而容易争斗，所以以“武”著名。不过小人是勇于作恶，君子也应当勇于行善。孔君是先圣孔子的第五十四代孙，是国子监中的优秀人才，也是丞相府一向推重选择的人。把这种善行推及君子，又使教化广泛及于小人。我将看见邵武人都以道义相互尊重，人人具有邹鲁的风气，不必依靠严厉打击凶猛之徒来成就二千石的治理；若不是孔君，谁能促成这一切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孔君此行，不要只说进入远方边徼任官，可以获利并且升阶迅速罢了。您出行时，取道吴淞的士人都作歌诗为您饯行；我恰好在您的乡人张彦明那里相会，张彦明又请我作序，所以写在诗卷开头。至正九年四月四日。送江浙都府吏倪光大赴京师序。自从周代成王选士的方法废弃以后，士人中有些离开常途而另谋出路，吏道又被儒者视为停滞，儒者把吏员看作庸俗之流；从事吏职的人则把儒者看作迂腐之人，于是二者开始互相攻击，而不再彼此谋求合作。汉、唐时期，士人中有从书佐、卒吏起家，最终成为萧何、曹参那样著名宰相的，固然千百人中也难以盼得一两个。姑且说如今的吏员，通常受到七品秩的限制；又有破格授予四品、越次登上显贵之位的人，往往位列八座，而且并不少见。有些人只拘守旧日典籍，雕琢章句，执着一端而自以为是，不通达时宜；他们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不能说讲得不详细，可一旦任官，便颠倒悖乱，完全违背大道。因此，由科举取得官职的人，如果政绩不能超过从吏牍起家的人，也就有愧于古代的士人了。然而我对如今的吏员也有所感慨：他们揣摩窥伺，深刻诋毁，以巧言文饰，极力控制长官，气势压服豪强百姓，被称为能吏；苟且偷安、刻薄寡恩，把这些当作治理手段，却希望国家安定、百姓安宁，这也是倒退着走却想求得前进。虎林倪君光大，早年读经史，想通过儒学进身，志愿伸展却没有实现，于是在江浙都府试任吏职，周密办事，被推许为儒吏。柳子厚说：‘士人学习吏事，通常忧虑文辞不足；所以办事敏捷而少文饰的人，又忧虑没有决断，因此放纵而不能自制。’ 倪君用儒术修饰吏治，我知道他将会既办事敏捷又能充分施展，既有才气放达又能自我约束。况且他侍奉七十岁的父母，以孝闻名；与朋友交往，以诚信自任。孝与信，正是忠于君主、爱护百姓的根源。倪君若把这些推行到吏治中，日后逐渐升到显要职位，享受厚禄，位列八座，承担国家大事，除了倪君还有谁值得期待呢？又怎么能与州县中只按资历循序晋级的庸俗吏员相提并论呢？如今他赴京师上报钱粮事务，在吴门来向我辞别；吴地士人君子又作诗为他壮行，并推请我作序，于是我把这篇序写在诗卷开头。像这样作序，正是因为我对光大的期望深远。至正八年十月甲子序。《东维子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东维子集》卷五 （元）杨维桢撰 序 送刘主事赴京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