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维子集卷九

译三山雷隐禅师，我把他当作师友，已有将近二十年。他辞去职事，归隐莲峰时，曾经把本朝诗僧的作品交给我编选，从端公以下共若干人，当时的诗共若干首，拿来请求我作序。孔子论诗，说诗可以引发情志，可以观察风俗，可以使人群相亲，可以抒发怨情；近处可以用来侍奉父亲，远处可以用来侍奉君主，还能使人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佛教的教义抛弃伦理而以空无为宗旨，它所写的文章又务求宏阔夸大的言辞，没有可以兴、观、群、怨的事情，也没有鸟兽草木的情状，那么它和诗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从吴兴沙门昼以来，不以空无为老师，而以诗文闻名于世的，历代都不缺少。他们错综辞采而成篇，不只是夸饰风云月露，更加致力于表达对君主和亲人的思慕。他们与我辈杰出人物和硕学之士往来唱和，因时局而悲喜，随事情而取比兴，正是《诗经》风雅的宗旨。他们虽然是佛门中人，文章却是儒者的文章，并不是墨家式的空无之说。世上的大夫士人招请他们，使他们归入同文之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过去欧阳修为秘演的诗作序，认为秘演隐居于佛门，和我所说的石曼卿隐居于酒一样，都是世间奇异的男子。只是还不知道雷隐所选的诗中，谁是今天的奇男子？我已经老了，在我所说的石曼卿一类人中，还没有见到隐居佛门的人；如果见到了，我将和雷隐一起跟随他交游。《冷斋诗集序》从前我在钱塘湖上，和句曲外史、五峰老人等人作诗，他们把我的诗推为“铁雅诗”。雷隐震上人又把原报上人的传记交给我，我一向把他们看作方外的另一流派。后来又得到祁川行已方上人，年纪虽小，气势却很盛，才华也很老练。他拿着自己写的诗来见我，说：“《铁龙》《玉鸾》二谣，铿锵有金石之声。”我已经觉得奇异。今年我到了祁川，行上人拿出《冷斋全集》，请我评论。其中有和我古乐府题材的作品，辞句多有警策之处，我更加惊异。啊，他可以和震、报二上人并列为我这一派的人了。我看行上人的才华，蕴藏着天地之理，又不断采集历代典籍的内容，日积月累而不停止。然而我最终仍为上人的才华惋惜，因为它没有用于国家，而是用于山林，和二休等人争论诗篇的工巧。虽然如此，我听说太保刘公出身沙门，大中忻公又凭文字禅感动皇帝，一言一行都有益于世上的君主。行上人作为儒者中的伟大才俊，成就日益增进，声誉日益显大，将来一定会得到皇帝的选知，不再与二休等人较量诗篇的工拙，而和那两位贤者在九天之上相抗衡。我有所期待，上人要努力。用这篇文章来证明我所征求的话并非妄言。《雪庐集序》宋朝南渡以后，大夫中没有文章，直到高安上人圆至出现才有文章，正是严陵说过这句话的时候。起初我奇怪他为什么这样自我贬低，等到取来圆至的文章阅读，才知道他确实超过江子参寥一类的人。他修辞有古代作者的法度；我国圣人与西方圣人相同的地方有两项，不同的地方有两项；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一定要推究到最初的根源和本体。圆至善于写文章，真是好啊！圆至以后，再没有接续他足迹的人，过了七八十年，才得到江在外史新上人。我老朋友刘海带着一编《雪庐集》来见我，请我写序。看他的修辞，几乎接近圆至；谈论道理，也很像圆至。他说：“佛以神道设教，是为了辅助国君，治理根本，使百姓归顺教化，不必等到用刑罚驱赶。况且赞颂今天的天子，把他看作西天佛子、帝王的老师，正是为了尊崇他的根本治理。”新上人的话说得好啊！佛道使道回归最初的本体，它勉励人一定要通过求问、学习、思考、辨析来实行自己的道、振兴自己的教，那么他的文章就不是凭空虚构、穿凿幻境，只求在人我之间逞口舌之能的文章了。于是我命令书吏抄录他的文集，共若干首，使它和圆至的文章一同刻印流传。至正丙午年夏五月初一日，抱遗道人在云铁史藏室书写。《竺隐集序》近代以来，儒者谈论佛教的学说，十个人中有八九个，却很少见到佛教徒谈论我们的儒学。自晋代慧琳推重我们的白学、贬抑裁削佛教本身的教义以来，到了唐代有身穿官服而出家的外臣一行，宋代有向皇帝上书的契嵩。我朝有筠溪牧潜的文集，叫《至秣陵蒲室集》，前后经历一千多年，只有四五个人而已。江左道上人有一部文集名叫《竺隐》，我喜欢他吐露文辞、运用意旨，从来没有佛教本身那种夸大而不合常理的言论。他的雅正风格很接近韩愈，接近欧阳修，简洁明白而又近似司马迁。寻求佛教文章，逐渐可以和牧潜争衡，而在蒲室方面，几乎还要超过他。这是我比较他的文章格调和裁制而言；究察他的论道，则其中不合儒道的地方也很少。道上人曾经来信说：“您掌握文坛权柄吗？铁史对于微小的长处也一定赏识，并不因为有人求取而不好的文章受到非议，也会心悦诚服而无所遗憾。”所以道上人把不丰厚的文章交给我，并不知道它是否合于大道。印子说了一句话。我自从因战乱离开官职十多年，以写作著述为事，与权势显要绝交。一时方外之士中有文句接近古人的，也收集记录下来，更何况有文章而不违背吾道、追踪古代作者，像《竺隐集》这样的呢？我乐意拿起笔为他作序并引出各篇，不推辞。《一沤集序》云间的释训师在郡中的普照寺受业，侍奉天竺如庵真公、玉冈润公。进入径山后，从元叟端公那里得到直指之法。后来多次拜访大士、鹰窠僧迦，在淮泗寻访一有于毗陵、姑苏。最后参见狮林天如子，如今回归故山化城寺养老，另建一室作为宴饮休息之所，自称《沤隐录》。他平日的诗偈题名为《一沤草》，共有十卷。他请我写一句话，把这些文字传给后人，还说：“在元叟一派之外，我有我的铁雅一派，可以让人传诵。”他晚年的诗律更加严整，唱和我与汝的诗作，和我门下的八骏争先后。我听说东山空法师的诗曾列入陈、黄诗派，后来他自己认为齐己、贯休未能得到祖师真传，是诗歌连累了他，于是对此加以隐讳。我也说：“大师有妙绝天下的偈颂，又何必写诗？诗又有什么流派可言？”从他的文集看，他感化众生、齐平万物，感伤今日、凭吊古人，都背负着“沤”所代表的醍醐甘露。探究他的学问，他读我们这一类人的书多于贝叶经文。因此，他借物取比、借物起兴，是我们诗人的感情；而触景悟身，是佛教内典的教诲。这些暂且不论。我和大师谈论“沤”的宗旨：“泡沫因什么而生，又因什么而灭？” 我曾经读过大师的《海月祖象》：“月亮的景象和光明是在月亮上，还是在海上？”海月并不在海中，那么海又在哪里呢？知道海月既不能说在某处，也不能说不在某处，就知道“沤”的所在了。大师起身致谢说：“我的‘沤’可以由一变成万，由万归于一了。”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作为序，使人知道大师超越祖师图的地方，本来就有他自己的根基。《三境图论序》

译我读经书、诸子和九流的书，遗憾还有没有读完的；至于身毒国的书籍，经由译者翻译而来，难以理解的地方，本来就没有时间通晓。杭州净性寺的住持僧无为师在东塔院设酒宴款待我，谈论出世之法。我起初听他说：须弥山内外有七重金山，水分为四洲，东边叫弗于逋提，南边叫阎浮提，西边叫瞿耶尼，北边叫郁单越，各地纵横数十万由旬。又说：持地山外有香山、雪山、宝山，山上有池名叫阿耨达；东北方的山水流到积石山，潜入地下，成为黄河的源头。以我圣朝疆域的广大，西到黄河源头，东到震旦，走遍步章，也永远不能达到一万由旬。那么这个日月世界，究竟是在郁单越，还是在阎浮提呢？又说：太阳是琉璃宝，宽二千四百多里，天子和天民居住其中；月宫以水晶建成，大小和太阳一样，天后和天女居住其中。不知道在这座二千四百多里的宫城之内，是否确实有阴阳、昼夜？如果有，那么又是谁成为它们的日月呢？又说：念头是本性的根源，也就是天命。人、天、地狱的本性，只因一念而有区别。你在弹指之间可以看见三十二亿百千个念头，每一个念头都形成形体，形体又具有知觉。按照我所说的天命之性，从来没有地狱，那么不知道一念成为人天、成为地狱，怎么可以说是本性的根源呢？又说：墙壁、瓦砾都具有佛性，那么瓦砾是否也有一个个念头呢？又说：千种事物产生之后最终都会毁坏，天地的生成和毁灭都在菩萨一吹一唾之间。不知道菩萨的力量既然可以吹气使万物生成，那么和不吹不唾、使万物不灭相比，哪一个更强呢？又为什么还要使万物不能不在十二万年之后灭亡呢？”我当时不能辨析他所说的话，只是默默地告别离去。第二天大师又到我的住所拜访，拿出所著《三境图论》。这篇论述所发挥的内容，没有超出他先前所说的话；图中又说：“因境而生象，因象而生见，生想而生道。”我为他展开图卷，诵读他的书，大概有些地方没有理解其承接。大师又来索取我的话作为序引。我是孔子的门徒，彼此所说的话不相谋合，难道正因为这些内容有些不是他的门徒所能决定，必须由与他说法不相谋合的人来判断吗？如果勉强把卦体同八佛之道合在一起，就是《易》的罪人。因此我把他的话记录下来，用来启发能够取其中正的人，放在卷首作引，并不是强行附会。我又听说，中土的《三宝》有四十二章，实际始于摄摩腾、竺法兰；如今《三境》有章法，又是从大师开始的。那些贪恋佛法的人，想不经过争论、传授、竞争和学习就得到它吗？唉！假使三境之说确实明白而不虚妄，能够使各种法度得到整饬，使众多思想出于大公之道，并从容进入四圣境域，那么还有什么可以胜过它的呢？这样看来，这部书难道不是台祖宗派的嫡传、外道的金城、《四十二章经》的羽翼和辅车吗？大师名并学，自号无为子，是台盘石人，在杭州芝皋剃度出家，从知先接受天台宗旨，如今主持净性寺。《瑞竹图卷序》竹子见于《易经》、经书、《诗经》和《周礼》。《易经》谈卦象，《尚书》谈土地适宜种植的东西，《诗经》用竹比喻君子的德行，《礼记》则叙述它在礼乐器用中的作用。但从未听说把竹子称作祥瑞之物。然而竹心空虚，空虚所以灵秀，因此常常与人的内心有感应的机缘。娥皇、女英在三湘原野为舜哭泣，湘竹便因此生出斑痕。汉文帝孝敬母亲，子母竹笋便在白虎殿生出。唐代陇西发生饥荒，竹子结出像粳米一样的果实，百姓依靠它活命的有上百万人。这大概是湘野的竹斑受到忠贞之义感动，白虎殿的竹笋受到孝心感动，陇西的竹实受到仁德感动。竹子的灵异如此，能说不是祥瑞的应验吗？云间心海上人在庭院中种竹，竟然长出双茎同干的竹子。双茎同干，在有竹子的地方也不是经常能够得到的，那么把它归为心海上人的瑞应，也可以。有人说：心海是沙门之徒，不被外物污染，哪里会有因仁义孝节而受到感应的事呢？我说：人的感情和事物的形态，世间有时会有伪造；只有上天所生的东西，不能掺杂虚伪。既然事物不能掺杂虚伪，那么它能够感动上天，一定有其原因。他的弟子虚碧氏画下竹子的形状，来请求我写话记载这件足以流传不朽的事。上人的高尚德行，我虽然尚未了解，却相信他能感动万物，所以写下这件事；也希望他的弟子明白人与物相互感应的道理，不能把这种感应分离抛弃。至正十年十二月初一早晨作序。《毛隐上人序》有位沙门客人，肩扛金锡杖，背着青色包袱来拜见我。他是云间寄居的人。我问他是不是吴兴儒家子弟，又问他的本业是否是束笔作文。他感到奇怪，说：“制笔是我的祖传职业，我不能忘记先人。况且我自夸生来聪慧，六岁就能熟读书史，每天记诵一万多字。长大后擅长草书、隶书和诗歌，却屈从父亲的命令做了佛门弟子。但世俗的佛门只以学习歌咏、敲铙击鼓、从事替人办理丧事为业，根本用不上我读书作文的本领。于是我重新从事祖先的职业，自号毛隐，大概是想依附毛颕而逃避我们佛门的耻辱。而且还可以凭借这个身份拜访世间贤人君子，例如阁老青城先生还曾见到我，为我的作为感到高兴，并赠给我诗。如今有幸希望见到先生。”我私下里曾诵读先生《三史统辨》数千字，到现在口中还没有忘记。我让他背诵，他如大江奔涌决堤一般流畅，一点也没有停顿。于是我惊异于这个人，说：“人刚出生时，从阴处接受魂魄，魂魄旺盛的人大多善于记忆。昌黎先生称毛颕善于记忆，难道不是因为他的明暗之裔奔月而合于太阴之精，所得魂魄尤其旺盛的缘故吗？”上人以“毛隐”为号，不只是想做毛颕后裔的祖述者，还将传承毛颕的心法，使自己博闻广记、撰述文章，借此帮助世间贤人君子，以文明昌盛天下吗？如果不是这样，他为什么舍弃佛门的事务而恢复祖先的职业，辛苦奔走于文章家门下呢？既然如此，就可以知道上人的志向有所郁结而未能实现。凭上人的技艺，难道只能用于字书、官府、公文、市场、货币的注记，以及佛道巫觋的书籍抄录吗？还是说，正如昌黎所说，毛颕也有秃头、不能任事的时候，于是以诗歌老去而退隐，并且还有“中书不能任用”的议论？我将使你恢复头发，返还你的儒者衣冠；万一把你列入博学鸿儒之士，接受他们的指教，使你不至于在戴冠之际被人以年老为由议论退处，你看怎么样？”上人离开座位拜了两拜说：“先生如果有意提携、洗刷我，我将加冠戴巾，带着笔跟随您。”至正九年十二月作序。自跋说：“我写完这篇文章后，上人竟然翻然改变，按照贾浪仙的旧事来谈论这件事，实在不能不说。这样看来，儒者的才华日渐衰落，进入佛门的毛隐这一类人也越来越多了。” 《送用上人西游序》

译金仙氏的教法，上等是坐禅，其次是游历，下等是诵读学习。消除一切活动和呼吸，使自己归于顽空，可以通过坐而得到；听闻、接触、知觉，汇聚到真实本源，可以通过游而得到。诵读学习，只是出入往来的学问罢了。然而所谓游历，并不是奔赴灵山胜水的聚集之处，去探求伟大佛陀的精神；如果只是用耳目接触它的声光，那也不过是辛苦奔波，和贩夫、丁役、士卒一样。四明用上人，大概有志于佛门的游历，天台、庐阜、罗浮、南岳，他都曾经遍历。如今将从虎丘到金陵，逐渐走到五台山；他的弟子从妙声以下共十多人，拿着赠言来告别，又带着文卷来请求我写一句话。上人由儒学转而学习佛法，认为佛教那些夸大空阔的言论，是用来诱导愚人的，不是用来诱导贤人的，所以又没有忘记儒教。儒者其实也有游历，孔子乘车周游天下，太史公遍览天下名山大川；孔子不游历，无法成就《春秋》，太史公不游历，无法成就《史记》。我曾经见过佛门的文章和史书，能够扩充外学、辅助内典的，有《橘洲集》、有《石门集》，我诵读它们，认为它们大体都得益于游历。上人的学问从游历中得到，将来东归时如果有所见闻，语言文字足以继承石门、橘洲，那么不托付给上人，还能托付给谁呢？否则，只是辛苦奔波，和贩夫、丁役、士卒一样，这本来就是你的教法所不取的。上人还请用我的话勉励自己。《送照上人东归序》四明的水山与天台山同样秀美，议论者把它比作海中的方丈、蓬莱；既然它聚集灵秀而产生人物，就应当有清明俊杰的人才出现，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国家开设乡试选士的制度已经三十多年了，而打破乡试荒废局面的，只有史駉、孙氏、程端学氏几人，后来就没有继承者了。难道那里的才人喜欢隐居、逃入佛门而去的也不少吗？我与南北佛门中的英秀交往，大约有几十人，而四明也一直寂寂无闻。晚年才得到断江恩师，接着又得到照师、觉元，由此可知人才难得。照师又不因才华而自我止步，跟随我学习，称为方外弟子；他连续日夜记诵数千字，写诗文若干篇，勤勉地自我督课，作为常事，所以他的品行日益修养，学业日益进步，今天和昨天已经不同了。只是可惜他学成之后终究无处施展，不能参加我朝盛世的贤良选拔，接续史氏、程氏的足迹，君子不只是为四明人才难得而惋惜，也为此感到遗憾。秋高时他东归来告别，说：“照也有母亲，已经很久没有拜见，心中忧戚不安。何况先生笃实地教导伦理纲常，我怎敢推辞而不回去呢？”我更加感叹照的性情接近道义，才华也足以有所作为。假使照师恢复头发、戴上冠巾，获得俸禄官位，处在百姓之上，他不笃实实行我的伦理纲常之教、推行先王的政事，几乎是不可能的。想到四明获得人才很难，而仅仅得到像照这样的人，他又逃入佛门，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所以为他送行，我非常惋惜，又把这些话重申告诫他。《送象元淑公住持南湖序》我曾经谈论佛教，认为它足以纵横开合于天地宇宙之间，玩弄人世，令王公大人羡慕艳羡，于是把佛门的地位放在孔子之下；这不只是因为它有宏阔而不合常理的文章，也是因为佛门弟子中有些不同寻常的比丘，最为灵异聪睿，人们仰望他们，如同仰望古代神明。皇帝平定南京、完全占有北方服属之地后，天下户籍还没有清理明白，佛门百姓逃避兵役而留下的十不存一二；征收赋税、发动劳役使朝廷疲惫，农夫死于修筑城墙等工程的以万万计。不久之后，高望鸿德者在不可追踪的地方显示神化灵异，天子听说后为之变色。太史官记录这些人，使后世有所考察；又重新选取精进的阇梨，建立大坛场，举行人天佛事，以天界大龙象为主持。佛教一度濒临倾覆，却在一天之内重新站立起来。唉！这是谁使它如此呢？南湖在秀州，是兵车和驿使往来的要冲；兵火之后，高大的殿宇和厅堂已经化为焦土，它的僧徒退缩在简陋的茅屋中，简直像旅舍一样。佳山胜地代代都难得合适的人。象元师从杭州来到大名之地，立即被任命升座主持这里。我很早就从元叟、雪窗、古鼎之间听说过他的为人，如今他年纪更加老成，才华更加老练，道行更加神妙。对于秀州的王者胜地，他修复废毁、补足残缺，使它完备并扩大，使文采教化灿然如太平时代，这并不是难事。至于他能够神妙地通达大知识，一言一行都足以辅助赞成大明的教化，使灵异奇迹照耀一时，让王公大夫仰望他如同古代神明，像前面所说的那样，那么佛教就应当和我们的孔子之教相互表里。西方圣人的道，谁能够废弃它呢？我用这些话勉励象元，也借此反过来勉励自己。青龙集戊申年冬十一月二十二日作序。《送兰仁二上人归三竺序》我在富春时，得到山中的两个年轻人，一个叫兰，一个叫仁。他们天资机敏聪颖，都有可以用来为世所用的才华。我把《春秋》和经史传授给他们，后来战事兴起，他们潜入佛门，来到云间游学。他们告别我说：“佛教有衡台一派，源于北齐时悟得龙树三观法的高僧，并把它传授给南岳。南岳又传给智者，智者因而悟得《法华经》的奥秘。于是他约定五时，铺陈八教，总括群籍，归入一宗。又阐述止观，使教理清楚，观行兼明。于是传给章安，章安传给法华，法华传给天宫，天宫传给荆溪。后来这道法大为修整，会昌年间的灾难使佛教典籍丧失。吴越王到海外求取这些书，在高丽得到；四明观师依据它们而复兴三竺，弘扬演说。正如孔圣人的道，由河洛而大振，由许慎、李斯而大行。儒教和佛教的盛衰，实际上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如今正逢世道变乱，寺刹毁于战争，经书遭受火灾劫难，灾厄比会昌更严重。学者离散，遗留的典籍散乱无序，没有办法考核订正。我们这些人将要向故老请教，从三竺开始，希望先生说一句话作为指南。”我对他们说：“文武之道都具备在典籍中，但有人才在，道才会兴举；人才亡失，道才会停息。你们佛教的道理也是这样。” 你们二人年纪很小，志向却很老成，学业很有武力，能够把佛教宗乘与我们的圣人经典合而为一，将它体现在实际行事中，以等待光明时代的太平。唉！如果你们的宗乘不坠失，那么我们的道也会兴盛起来吧？《送奎法师住持集庆寺诗序》

译天子即位的第一年，对于佛教的教法，已经设置僧省；因土赋而奔走京城的人有数万人，暴尸荒野的有三千多人。高德僧人寂灭离世的有十二人，皇帝命令僧统昙师为他们传记记录；遗留下来而得到恩典、回归故山的有几十人。会稽方舟奎师由旌德新近领受天竺大集庆寺的住持职务，于是荐绅士人及其同道，没有不说法社得到了合适的人。我听说主持集庆寺的，从宋代南峰佛光以下，如元代的无极、宗周、天岸诸公，都是僧人中的大龙象；桂子山的蟾兔之光尚且还在。如今方舟接续他们的足迹，他清正的风标和古雅的韵致所达到之处，我看见桂子山仿佛更加高耸，蟾兔之窟仿佛更加开阔明亮。他出发时，我写下文字赠给他；同盟之士作歌为他饯行，附在文后。《送仪沙弥还山序》天下发生兵乱，三教都遭受灾难，其中佛教最为严重。寺坛、佛塔被用作点燃烽火的材料，幸存下来的则长期充作戍卒的营舍。僧人中有强悍之徒，甚至改换居所和服装，逃往山野乡邑；寺院被毁的情况，几乎与会昌年间的灾难相同。能够卓然自立、不忍败坏佛法门户的僧人，百人中不过一两个。大寺院本来竭力扶持佛教，又和贫困编户一样承担徭役赋税。在这种处境下，他们还有闲暇拔济残漏之身，谈论觉悟之路，超越浊世而开悟，以此作为佛教吗？骊峰是我客居富春时旧日游历的地方。出家朋友雪舟尊者每月招我一次，我到了那里，往往留宿十多天才离开。当时沙弥仪年纪才十二三岁，侍奉老师左右，言谈应答、进退举止，无不合乎规矩。我在山中所写的文章，他听过三遍便能背诵。离开那里十多年后，骊峰两次遭受兵火，雪舟也已经隔世而去。寺院的僧徒日渐离散，只有仪独自结茅为庐，守着原来的寺址不肯离开。今年他不远四百里来到云间拜访我，谈起山中的往事，使我恍惚如同听雷比丘的梦经历了三日才结束。[“雷比丘梦”语义不明]他告辞时向我索取一言，回去为山中神灵重新叹息。佛教徒遭逢兵乱而不改其业，又不自行败坏佛法门户，像仪这样的人能有几个？人们对他的到来不能不有所感慨，对他的归去也不能不有所盼望。我年老而尚未入土，还来得及看到骊峰的宿草重新恢复旧日景观；我还要把岁月大书于石上，取出窟中的钟来为它落成，并且会注明日期。仪，你要努力。我的同袍朋友曰仁、曰兰，住在云间的，应当作诗来系连在我的文卷上。《琦上人孝养序》韩子说：“有人有儒家的名声，却奉行墨家的行为；也有人有墨家的名声，却奉行儒家的行为，这样的人可以同他交游吗？”回答说：“扬子云说：‘处在儒家门墙之内便退后，处在夷狄之中反而前进。’大概名为儒者而实行墨家之道的，可以退后；名为墨者而实行儒家之道的，可以前进。僧人文畅因为仰慕我儒家的道，周游天下，必定向士大夫先生请教，所以被韩子认为是可以前进的人。佛教的教义轻蔑君臣父子的伦理，而我们的道却以建立人伦为教。如今有人奉行佛教，忽然有一天幡然醒悟，抛弃佛教的说法，回归我们的道，这正是君臣父子伦理的美善之处，难道不是君子所应当急切称许的吗？”琦上人，是吴地的儒家子弟。他从小剃发出家，在天平山中修行。成年后游历四明、雪窦，见到石室禅师，禅师非常器重他，让他主管记室。后来他漂泊游历于淮、湘之间，以抒发轻视世俗的志向。不久，丞相府因他被东方名宿推重，任命他主持毗陵龙兴禅寺，但他在那里停留还不到一个月，忽然自言自语道：“出家是为了能够脱离俗世而去，使世俗之人仰慕我，以为我不可企及。为什么如今反而把名字挂在官府名下，停止在道路上迎送往来的人，最终又被俗人所厌弃呢？况且我的母亲已经老了！” 于是他飘然背着包、戴着斗笠，在蠡泽岸边寻找先人的旧居。然而旧居已经破败，他现在准备修筑一所房屋来奉养母亲，使母亲终享天年，只是还不知道资金从哪里来。他首先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上人过去曾以儒者的行为同我交游。如今他又回归天伦之美，尽心孝养母亲，以此来感化他的同辈。吴地人多孝敬父母，又把成人成就看作义举；听到上人的风范后，如果没有人勇于把金钱财物像丢弃托钵的僧人一样丢掉，不再用它去奉承土木偶像，我是不相信的。上人已经拿我的话出发了。明年我将到蠡泽岸边，看见你的房屋突然变成高大的厅堂。令堂亲人如果平安无恙，我还应当为你捧上豆和酒觞祝寿。至正八年秋七月作序。□□氏《注道德经序》道之所以不显明，是因为聪明的人超过了它，愚昧的人又达不到它。圣人把道载入言语，从来都写得简明易懂；只要不是愚昧到了极点，都可以把它弄明白。所以说：“道就像一条大路。”老子的道与我们圣人的道本来没有二致，把它们看成不同，是被私人的智见和求道方式误导了。于是便有了“真无”的论说，这实在不是老子本来的思想。金人□□氏仲宽，用我们圣人的学说注释老子的书，深深忌讳儒者用虚无来断绝礼乐，用惨酷刻薄的权术和数术行事。他谈论老子，却一定要证明老子的道与我们圣人的道相同，可见他读老子有独到见解，而且深信不疑。看他的注释：第十一章开头就破除虚实之论以及“真无妙有”的说法；第十三章深入驳斥灭生脱患的学说；第二十二章把真实可信、可以验证的道理推究到极致；第三十七章以天下万事相互产生、相互代替为必然的道理；第五十三章详细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第八十章历数至善政治的教化，寄望后世圣人实行还淳返朴的治理。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的学说不是虚无主义的祖源，老子的道也不是机谋权术之徒所能奉行的。他的言论坦荡明白，确实是训诂诸家从未见到的。我因此感念无极翁的论说：无极即老子“有生于无”的旨意；又惋惜鹅湖诸子对于“无”的疑惑，是因为没有见到□□氏的论说。他的高等弟子是四明人董自损，曾接受老师的旨意作《同归论》。如今他将把老师所注的《老氏经》若干卷刻板刊行，带着书稿到钱唐来拜见我，请求我写一段话置于卷首。我很赞同他的说法，所以为他作序。至正六年冬十月望日作序。《送邓炼师祈雨序》

译洪武二年夏天发生旱灾，松陵太守陈府公刚刚到任，首先到瞿昙祠求雨，十天也没有降雨。太守愤怒，想要焚烧佛像，僧人叩拜求情，才得以免除。六月二十日壬午，太守改到邓炼师的法坛祈祷；第二天又把法坛移到官署，太守亲自写了一篇心词告天说：“百姓遭受六月旱灾而无处申诉，所求上天三日的甘霖，愿有感即应。”邓炼师于是向上帝上奏章，随后役使五雷丁甲，呼召鬼神。当天少女风从西北吹起，一声迅疾的雷震动屋瓦，大雨倾注而下。第一天下雨，第二天下雨，第三天下大雨，足以使百姓都拍手庆贺，说：“这是府公方寸之中的雨，如果没有邓炼师的法力，也就无法如此迅速地实现他的诚心感应。”太守命属吏于琮向东维先生求取一篇文字，以表彰邓炼师的功劳；先生叙述了这件事，又用歌辞加以铺陈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东海的水都要枯竭，沃焦神的功劳也无处寻找。天上的瓢雨降给松陵太守，他怜悯百姓受苦，急忙呼请邓法师诛除旱魃。妖魔被诛除，旱魃役使丁甲，蚩尤击鼓兴风，旗帜倒插着搜寻蛟龙；蛟龙逃到白龙潭，迅疾的雷霆在夜里劈开干将剑匣。啊！县令不积薪，将军不拜井；炉烟一缕通达赤诚，三日甘霖覆盖万顷云天。你没有看见吗，漕运粮船像星火一样急迫，瓜洲渡口河水干涩。苍天啊苍天，不要再降下灾祸，海边百姓全都像干鱼一样哭泣。邓法师烦劳斥责鬼神的工役，稻田里颗颗稻粒都多如珍珠。松陵太守施行新的政令，和气化作尧民击壤之歌。《东维子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东维子集》卷十一 （元）杨维桢撰 ○序 《赠杜彦清序》我过去游历海上小金山时，曾把船停泊在赤松溪。半夜时分，月光如水，我听见水的东面传来连续不断的歌声，像珍珠贯成一串。不久又听到紫鸾的鸣声，穿过林梢升起，仿佛云端的仙人挟着笙和仙鹤离去。我感到奇异，询问那是什么人，回答说：“是真定杜清氏转动喉咙、引发商调之声的歌唱，间杂着湘竹笛发出的龙鸣声。”第二天早晨我开船离去，没有来得及认识那个人。今年秋天我再次游历海上，路过赤松溪，杜清来同我相见，为我演唱《慢辞古调》和《秦楼三弄》，于是拿出纸张，请我写一段话作为赠别。过去贾充在洛阳遇到夏统的客船，贾充用会稽土地间的歌曲叩问他，夏统便歌唱大禹氏朝会之歌和伍子胥《小海》之曲，声调节拍慷慨激烈，连天风云雨都为之响应。他又捋须发出一声悲壮长啸，沙尘随之而起，直到有人制止才停下。将来有一天我的船返回溪上，我约竹西老人再次用乡土歌曲叩问你；像仲御氏那样不忘故乡的人，难道不会保留着龙山朝会、万国受教化的遗音吗？竹西老人应当为我在椤桫木制的檀板上协调曲调，发出我心中铁龙般的不平之气；即使在梦中，我也会想着这件事。《周月湖今乐府序》士大夫中以今乐府著称的，奇巧没有超过关汉卿、庾吉甫、杨淡斋、卢疏斋的；豪爽的有冯海粟、滕玉霄；含蓄蕴藉的有贯酸斋、马昂父。他们的体裁各不相同，但宫调商调相互协调，都可以配上弦乐和竹管乐器演奏。后来继起的人多得无法列举，往往拘泥文采的人失掉音节，讲究音节的人又损害文采，二者兼顾实在很难。词曲本是古诗的流派，既然编名为乐府，就应当保有《诗经》风雅的余韵。如果只是一味追逐时尚变化、争相迎合世俗潮流，自己还不知道已经流于街谈市谚的鄙陋，看不见锦绣文章和深厚内蕴的美好，那么今天的乐府即使能够配弦竹演奏，又有什么可取呢？四明周月湖文安美，是成公的八世孙。他把词家的余香传播到今天的乐章中，按理应当能够兼顾文采和音节，不留下遗憾。近来我曾让学生吴毅编纂成帙，其中薰香摘艳之作，不嫌多收。爱好此道的人又将把它刊刻于木版，以扩大流传。不能没有一段话为它作序，所以写在书卷开头如下。至正七年十一月朔日作序。《李庸宫词序》大历年间的诗人，后世评论者推重张籍、王建；但王建的宫词，不是张籍所能相比的。宫禁中的事情，难道是宫外之人所能写的吗？王建虽然有过春坊的经历，但才能比不上那些老宦官；如果不是宗氏等人出入宫禁，知道史官所不知道的事，他也不能独享写宫词的美名。因此本朝宫词，自石田公以下，已不下几十家，词的风格不亚于王建的很多，但要说出史官所不知道的事情，却很少。东易李庸仲常作宫词四十首，流传于士大夫之间，不仅风格像王建，间或还写到史官不知道的事情，如金合草芽、胡僧扇、鼓汉记、琵琶、兴隆巢、笙内苑、籍田室、蚕缲事等就是。大概李仲常凭借善于作诗，寄身馆阁诸老之间，已经将近十七年了。他在徽政和长信任职，对宫禁中的所见所闻也很熟悉。那么，后世善于写宫词的人，难道仅仅因为怨情和兴象写得像王建就算成功吗？阅读这些词的人，还应当从这一点去考察。至正戊子八月甲午日作序。《沈氏今乐府序》

译有人问：“《离骚》可以配弦歌唱吗？”回答说：“《离骚》是诗的流派。诗可以配弦，难道《离骚》就不可以吗？”又有人说：“《离骚》不分古今，而乐府有古今之分，这是为什么？”回答说：“《离骚》以下的作品成为乐府，那也就是《离骚》的‘今’了。不过乐府产生于汉代，所以可以说是古乐府；六朝以下都属于今乐府，何况是今天的今乐府呢？”唉！乐府既称“今”，距离汉代的乐府就已经很远了。士人拿笔创作这类作品，不过是文字上的游戏。他们把声音和文辞缀合在君臣、夫妇、仙人、佛教的典故上，用来警醒人的视听，使痴愚的男女知道古今美恶成败的劝诫和惩戒，这种变化出自关汉卿、庾吉甫一类人的传奇之作。有人把它说成太平盛世的音乐，那简直是极大的辱国。唉！《关雎》《麟趾》的教化浸润在声乐之中，本来难道就是这样的等级吗？所以说：“今乐府，是文人墨客的游戏。”然而作品是淫媟还是雅正、邪曲还是正直、豪俊还是鄙野，也会随着作者的人品而表现出来。杨、卢、滕、李、冯、贯、马、白，都是一代词坛宗师，也不能不游心于此。虽然依照声调格律创作，但格调力量雄浑正大，足以流传。近年来，小叶一类俳优辈往往以今乐府自我标榜，常常流于街谈市谚的鄙陋，有的甚至还不如渔樵的欸乃之歌。我不知道再过十年、二十年，它会变化成什么样子。吴兴沈子厚，通晓文史，善于作古歌诗，间或也创作乐府。记得几年前我客居太湖之上，作了一篇《铁龙引》，子厚连续和作四章，都仿效《铁龙引》的体制，飘飘然有凌云之气，我心中已经感到惊异。今年我因海运漕务在吴兴住了一个月，子厚常常带着酒菜和今乐府来访，每次来必命吴氏歌伎按腔演唱，举酒为我祝寿。论其格调气力，有杨、卢、滕、李、冯、贯、马、白诸位词坛宗师的风范，而他的句子和字词没有小叶俳优那种街谈市谚的鄙陋，关汉卿、庾吉甫一派的作品因而得以流传。我不相信子厚的作品不能流传。如今书稿已经编成一帙，他请求我写一段话为之推重，因此我论述乐府有古今之分，作成《沈氏今乐府序》。至正十二年夏四月十四日作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沈生乐府序》张右史曾评论贺方回的乐府，说他的作品张口即成，不需要思索雕琢。又推许他的最高成就，说华美如同游历金张之堂，艳丽如同牵挽嫱施的衣袖，幽深清洁如屈原、宋玉，悲壮如苏武、李陵。具备这四种长处，哪里是张口就能写成的呢？所谓张口而成，是他的真情；具备四种长处，是他的才华。情感达到极致而又有贺方回这样的才子之才，便精妙绝伦于一世，即使文章巨公也不能专擅词坛，这是因为他的情与才都达到了极致。我朝乐府的文辞更加简约，曲调更加严谨，句子却更加流丽妩媚。自疏斋、酸斋以后，不能说没有好的作品：小山拘泥于方整，黑刘放纵于圆转。拘泥于方整，是拘束才华的过失；放纵于圆转，是放任情感的过失，二者都失之偏颇。松江沈端氏曾随我交游于朔方、南方士人之间，通晓音律，能够吹奏我所作的大小《铁龙》，并作《龙吟曲》十二章，于是开始挥笔写乐府，积累成帙，请我写一段话来推重此书。我打开他的书帙，看见他的情感发于真情而成就于才华，这一点也很像贺方回。沈生还应当进一步提高造诣，使小山的拘束得以自我疏通，使黑刘的放纵得到自我节制。若说沈生的乐府不比贺方回的才华逊色，我是不相信的。沈生读书过目成诵，有志于晋人法帖、南唐人绘画；乐府创作不过是他的余力罢了。有求取沈生才华的人，不要因此掩盖了他的其他才能。《潇湘集序》我在吴地下时，曾同永嘉李孝光谈论古人的诗意。我说：“梅子专一于酸，盐专一于咸；饮食中使用盐和梅，但滋味常常在酸咸之外获得，这就是古代诗人的诗意。”后来能得到这种诗意的，只有古乐府罢了。孝光认为我的话正确，于是便同我唱和古乐府诗辞。好事者把它们传遍天下，馆阁诸老认为李、杨乐府出现之后，才开始补足元代诗歌的缺失，泰定年间的文风也因此一变。唉！四十年过去了。兵乱兴起以来，词人的风气又变了一次，往往致力于语言的工巧，而古意逐渐丧失；语言越工巧，意境越浅陋，诗歌距离古风也越远。我没想到四十年后还能得到《潇湘集》，其中仍有古代诗人的诗意。潇湘，是洮阳人唐升，字伯眘。他从湖湘流离到越地，渡过江汉，历经闽地险道，抵达金陵，经过钱唐，上到会稽，周游几万里，没有固定的住处和食物，却不肯稍稍贬低自己去侍奉王侯、寻求知己，只顾从容吟咏，寻求天下真正懂诗的人，来验证自己的才能；这就是唐升在我的草玄阁见到我的情形。他的诗多感伤贤人君子不得志，而不肖之人却与世俗相合。他的乐府、古风、歌谣，平易而不急迫，如果没有寄托就不轻易下笔。至于那些听到它就会愤恨顽劣、嫉恶如仇，慷慨激烈的人，足以受到警戒，而这样的言论本身也没有罪过。《诗经》三百篇凭借六义表现讽刺，潇湘诗人不合于古代风人的地方很少。于是我在欣赏聚会之余，为它作了评点，使阅读者知道，我朝的诗歌中像潇湘这样的作品，也可以刻在金石上，流传于管弦之间，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些遗老最大的愿望吗？至正丙午年三月望日作序。《苗氏备急活人方序》行医最重要的是针对证候，针对证候最重要的是选用相应的药物。药物用得对症，即使是牛溲、马勃、癞狗之宝这样的东西，也能在一时之间发挥功效；否则，即使是黄金、水银、钟乳、琅玕、沅地的沙、婆律的脑、蛇黄之类的珍贵药物，实际上也没有益处。余姚医学录苗仲通，论著《备急活人方》，汇集各家记载、祖父传授、江湖间听闻以及亲自验证的经验，编成一部书。世间有奇异疾病，医经没有记载，医家也不认识，只能凭神悟和理解医理而得到治疗方法，并写成治疗奇病的方剂，这是很难的事。人不幸患上奇病，到了医经没有记载、医家也不认识的地步，医生便说没有药可以治疗，使病人坐等死亡，这难道不是可悲可叹吗？狂妄庸劣的人胡乱投用药物，试探病情轻重，结果不幸加速病人死亡，这就是医生杀人。此书一旦刊行，便能补足医经没有记载的内容，认识医家尚未认识的病症，使天下不幸患奇病的人都有针对病情的证候和针对证候的药物，不再因不幸而被狂妄庸医杀死，这难道不是值得大庆幸的事吗？从前甄权不著方书，他说：“医生靠的是心意，不能把它写成书。”甄权大概把凭心意得到的方法私自隐藏起来，这并不是为后世行仁慈之道。您推重自己独到的所得，乐于同天下后世共同分享，您的用心究竟是宽广还是狭小呢！于是将它刊刻在木板上，又过来征求我的序文，我便作了这篇序。《杏林序》。

译江阳许守中氏行医已经十几代了，到守中这一代，声名更大，施治更广。有人因疾病请他诊治，无论贵、富、贱、贫，他总是往往前去，往往奏效，而且按惯例从不索取报酬。他鄙视宋清施药收券、以此经营医业的做法，却十分仰慕董杏林的为人。淞地的谢伯照侯曾让画工绘制杏林图作为赠礼，又来向我求文。我认为，杏树曾被我圣人借来比作坛场和黑帷之林，六经的教化也由此开始施及天下，恩泽延及万世而没有止境。唉！杏树的盛大，没有比这更高的了。神仙一流的人物，如董奉，也借杏树施惠，在庐山五老峰之间种成杏林；他的施惠范围虽然狭小，杏树的恩惠却仍未断绝。这难道不胜过用羯鼓催花、让骄纵的儿童和妇人替造化设立牌坊，以及在午桥游宴中以碎锦向宾客炫耀吗？如果把它托付给卯金之帝，传说有这样的话：“果实大如梨，颜色红如橘，吃了它的果实就可以不食五谷而升仙。”那么我不能相信；但说到董奉的杏，就是嵩山的杏，难道反而不可信吗？嵩山的杏树以万计，当地百姓遇到饥荒之年，都依靠杏子活命；董奉用一器杏换一器粮食，以救济饥民，借杏树施惠，仁厚也达到极点了。又何必要相信有能使人神奇辟谷的杏子呢？唉！那只是董奉的狡黠权术。守中氏把施惠本身作为自己的心志，并不借助狡黠权术来制造神异。杏树种得多还是少，我从来不计较，何况还要计较换得粮食的多少吗？这就是他的仁，接近我圣人的仁，而不是狡黠之人的仁。假使守中存有计较得失的心，又怎么胜过宋清呢？守中听了我的话，答谢说：“扩充我的仁心，是先生的教诲。” 《赠医士莫仲仁序》。淞地张泾有一位医术超过常人、在士大夫中很有名望的人，名叫莫仲仁。我来到淞地时还不认识他。仲仁首先来拜见我，我询问他的医术，他一句也不能回答，只是彼此相视一笑。随从说：“仲仁氏患有耳聋。”我很奇怪：耳聋到这种程度，为什么在五声方面却比医术还灵敏呢？我换了一个话题，也开始怀疑他的医术另有奇异之处。后来邻里有人因病请他，他竟然治疗得神妙，我才惊叹他的医术。又有人请冯渊拿着文卷拜谒文生，并写下事状说：“邑中某人患蛊病，众医都不能医治，仲仁氏用峻猛的药剂使他吐出数升虫子，立即痊愈。又有某人患寒病超过九日，胡言乱语而发狂，阴部将要收缩，按医法已当死亡，仲仁氏慢慢用普通药物调治，便恢复正常。又有某人患噤口痢，不能进食，过了七天余气息才将断绝，仲仁氏给他服汤药，他马上能够进食饮水并起身。又有某位大官患痨病，众医争相进药，期望取胜，仲仁氏远远看见便离开，说：‘即使扁鹊也不能医治。’他刚出门，病人就死了。这样看来，仲仁氏只是耳朵聋，却从未聋于内心和眼睛。秦越人教扁鹊饮用上池之水，使他能够看见五脏，如同明镜照见胆一样。因此扁鹊兄弟三人都擅长医术：长兄最善于望色，仲兄最善于察看毫毛。” 行医本来就不以听觉灵敏为贵，而以观察明察为贵。这一点可以明白了。我听说古代的至人，有明察却不专以目视，有聪敏却不专以耳闻；这是在不视之中涵养明察，所以无所不见，在不闻之中涵养聪敏，所以无所不闻。像仲仁这样的耳聋，难道不是在涵养听觉吗？否则，聋者反而目光明察，盲者反而听觉聪敏；断绝逐利的一端，所用的力量便能增加十倍。仲仁氏耳朵虽聋，却宣发于心和眼的聪明，不是那些荒妄庸俗的医师所能比的。如今那些荒妄庸俗的医师，有人被推举为国师，穿着锦绣衣服，驱使良马，前后跟随出入王公贵人的门第；遇到疾病便杂乱地投用药石，希望侥幸碰巧治中，偶然奏效就到文章家那里夸耀，请他们写文章宣扬自己的本领；没有奏效时，却不把它归咎于自己。像这样的人哪里数得清呢？而仲仁氏反因耳聋，被遗弃在乡野之中；这正如把强劲的翅膀收敛在鹢鸟退藏之处，把骏马的逸足隐藏起来一样。他来求我的文章，与那些穿锦衣、驾良马、粉饰荒谬浅陋之术以求文章家夸奖的人不同，所以我乐意把这篇文章给他。至正庚寅春王三月二十有二日，拜手书。《无声诗意序》。云间陶叔彬氏有一部画册，题名为《无声诗意》。其中全都收录历代名画，请我为册首作序。苏东坡说，诗是有声的画，画是无声的诗。诗是心声，画是心画，二者本为一体。把山川草木的秀美纳入心中，用有声的语言描写出来，不就是画吗？观览山川草木的秀美，用无声的图画叙述出来，不就是诗吗？所以能作诗的人一定懂得画，能作画的人大多懂得诗，这是因为二者的道理没有不同。叔彬以诗意品评名画，不只是懂画，而且懂诗。诗的弊病到了宋末达到极点，我朝诗人往往追求盛唐诗歌的选本，不达到晋、魏、汉、楚的境界就不停止。绘画也是如此。唉！这难道是人的性情有所不同吗？只是世道兴衰有所不同罢了。只是还不知道叔彬所收藏的画，从宋代到唐代的有多少，从唐代到晋、魏的又有多少。他勤勉搜求而且收藏甚多。将来让我看到它们，若其中某幅是顾长康、陆探微、张僧繇所作，尚且可以据此判断我的话没有欺骗人吧！因此作序。《图绘宝鉴序》。

译云间义门夏氏的孙子夏文彦，字上良，编纂《历代图绘宝鉴》，共若干卷，从史皇封膜以后起，直到元代，共收录若干人。其内容详备，补充了郭若虚所遗漏的部分，用力也很勤苦。他的儿子大有拿着这部书，来到我的草玄阁，对我说：“邓椿有句话：一个人如果博学多文，即使有不懂画的，也很少；一个人如果没有文才，即使有懂画的，也很少。先生是海内闻名的文人，与欧阳文忠、东坡、山谷、后山、宛丘、淮海、内岩、漫仕、龙眠诸公齐名，冒昧请求您说几句话，题在书的前面。”我说：书法在晋代形成，绘画在唐、宋盛行；书与画本是一回事。士大夫中擅长画的人一定擅长书法，画法就是书法所在。既然如此，绘画难道可以由荒妄庸俗的人随意取得吗？宣和年间建造五岳观，广泛召集天下画史，像进士考试一样出题选拔，应诏而来的人达到数百名；然而大多不符合皇上的旨意。由此可知，绘画的长期积习虽有画谱和品格标准，但神妙的品第出于天赋资质，大概不是依靠画谱和品格就能得到的。因此，画品的优劣关系到人品的高下；无论侯王贵戚、轩冕之士、才德之人，还是山林隐士、道士僧人、世家子弟、妇女，只要天赋超凡、能够入圣，就可以冠绝当代而名传后世。否则，有的人一味临摹，即使符合画谱标准，自己从心中体会、从神理上领悟的东西却很少。所以评论绘画高下，有传形和传神之分；所谓传神，就是气韵生动。比如画猫能使墙上的老鼠绝迹，画大士能使渡海的风平息，画翊圣、真武，叩问它们便能得到回应；画人的肖像，竟能夺取人的精神。像这样，难道不是气韵生动、神机夺取造化吗？只是我还不知道，《宝鉴》中那些依靠临摹而得名的人，士良是否也能辨别出来。即使如此，梁武帝作《历代书评》，米元章作《续评》，若不是神识高明的人也不能做到。我想作《历代画评》，接续萧、米二人的著作；士良父子应当有所帮助，使我的品评得以完成。至于我嘱托大有编写的图画纪咏，则应当赶快完成，以接续《宝鉴》。因此作序。《送写神叶清友序》。古今称为最能传神的，是晋代的顾长康。顾长康画像，不只是得到人的形貌相似，而且连同人的情性和精神也一并表现出来，这是古今传神的妙处。他画裴叔则，在脸颊上添了三根毛，于是裴叔则的神采便显现出来；他画谢幼舆，把谢幼舆置于岩石之间，于是谢幼舆的情性便可以看出。传神而不能得到人的精神和情性，只是一味追求拘谨的形似，这与泥木偶像相差多远呢？天台叶清友【原文“昬其父可观觐京师”疑有讹脱】，曾随父亲可观到京师，画过天子的容颜，奉命任提举梵像监。清友继承家传，曾在五湖之间为我画像，画我戴鹿冠吹笛的形象。谈论者说，他不只是得到我的形貌骨相，而且也得到我的神采，不在顾长康之下。我曾说，像顾长康这样传神，可以称得上穷极古今的妙处了。不过考察古代的律例，殷代的画工，那么顾长康又有不能做到的地方，不能拿来同清友说了。商高宗梦见贤人在野外，便让画工根据形象去寻找，终于从传说中找到与梦中人极其相像的傅说。傅说在梦中与画工相遇，我不知道画工凭什么能够画得像君王梦中的形象。画工的神妙，大概有暗中夺取造化的奇妙本领。如今圣明天子正日夜求贤，即使版筑之下也有贤人，或许还会让人把他们画成图像。我姑且认为，殷代画工在商代所表现的神妙，在今天仍然神妙；那么顾长康所谓的妙处，又哪里足以拿来告诫清友呢？《送周仙客谈禄命序》。我曾经对谈论禄命的人说：“德行胜过命运的人昌盛，命运胜过德行的人灭亡。推求禄位应当依据命运，还是依据什么更好？应当推求禄位而依据德行。”于是举出古代德行的两个事例：五代时，正延政镇守建州，派一名部将到军中报告事情，回来晚了，按律当斩。部将回家把这件事告诉妻子连氏，连氏赶快放他逃走，还资助给他金钱。部将暗中投奔江南李主，隶属于查文徽的麾下。查文徽攻打延政，部将率军攻陷城池，下令说：“有能保全连氏一门的，赏赐。”连氏急忙报告说：“将军不让建州百姓的妾身活下来，请先杀死我，我发誓不独自求生。”部将因此收兵，全城没有被杀害。直到今天，连氏仍是建州大族，世代享受禄位，官做到卿相。宋王方贽上任后，奉命均平两浙田税；钱氏当时苛暴征敛，每亩竟达到三斗。王方贽突然减为二斗，返回朝廷后，皇上责问他为何减少田税定额。王方贽回答说：“每亩征一斗，是天下通行的法令。两浙既然已经成为王朝的百姓，怎么能再沿袭伪国的弊政呢？”皇上高兴，批准了他的奏章。直到今天，浙地田税仍著为法令，这是王方贽遗留下来的恩泽。他的官职很快升为右司谏，后来做到京东转运盐使，生有五个儿子：皋、凖、覃、巩、罕。凖的儿子珪官至宰相。一个将领的妻子、一个征税使者，因为存心仁厚，福及自身和家庭，并把福庆延及子孙，竟然如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丈〕 如今享受俸禄的贵人，承担着人家的国家大事，却不肯说一句话、施行一项政令来使天下受益，只想着保全自身、保护妻子儿女，把这当作福分。人能够成就事业而自身有时不能保全，妻子儿女有时也会中途离开他的门庭，这种情况没有一天停止。仙客谈论禄命，必定应先警戒人们凶险吝啬的后果，更应当推举古代有德之人的事迹来启发他们。像连氏、王方贽那样福及自身和家庭，并把福庆延及子孙，仙客的术数便将具有古代君子的教诲了。因此写下这些话告诉他。《送杨懋昭占数序》。自从星命之学取代神蓍而兴起，数术就荒疏了。天地如此广大，也不能逃脱数的支配，何况万物呢？天地有确定的数，所以寒暑的更替也有确定的计算。《书》说：“先推算命运【逸书】。”如今研究数术的人有计算的方法，可以推步人的吉凶悔吝，这也许是神蓍遗留下来的灵验吧？西蜀杨懋昭以算数决断人的事情，世人推许他为神奇的算师，难道不是因为他的算术超过蓍草和蔡草吗？我看世上的术数家也很多，他们一定要依据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吗？一定要传递声音、传递字画，然后数术才有所依据吗？懋昭却不是这样，他在人意幽微交接、默然感通之中占得人的心意，于是数便产生了。数产生后，卦象便【原文“士”疑为讹字】出现；卦象出现后，《易》的卦辞爻辞便清楚显现，从而应验吉凶。唉！也真神奇。因此说：“算术超过蓍草和蔡草，并且懂得《大易》先于民众而发挥作用的人，并没有消失。”即便如此，卦爻和数也有其中的道理；道理受数制约，而道理顺畅，也足以驾驭数。严遵用《易》为人占筮，却一定依据数来说明道理；对人子谈话依据孝，对人臣谈话依据忠，大概就是以道理约束数。邴吉凭借暗中积德而延长寿命，贡禹凭借守持节操而治愈疾病，难道不是顺理也足以驾驭数吗？懋昭用数来判断人的事情，为什么不也参照道理呢？这样或许先天、后天的道理都能完备，而《易》的教化也能推行了。懋昭认为我的话说得对，写下我的这番议论便离去了。《送何心传序》。

译世上不相信相地术的人说：古代安葬死者，是由百司授予土地，并没有相地的术法。过去的圣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为百姓谋求利益，甚至对于务农、狩猎这些低贱的事情，也无不推究其利害来告诫百姓；如果相地之术果真可信，为什么圣人的教诲偏偏不在农耕、狩猎之后提到它呢？我曾经辨析说：占卜墓地的兆象，或许是为了使死者得到安藏而不可没有。至于占卜山脉形势，以此判断活人的贫贱、富贵、寿夭、贤愚，则未必有这种道理。《诗经》说：“既测日影，又登冈岭，察看它的阴阳。”那么冈岭的阴阳，也与相察居处是否便利有关。《诗经》又说：“占卜涧水以东、瀍水以西，只要有利于洛邑的粮食供给，就按此选择。”地点在东在西，也与迁都是否有利有关。如今却选择丈尺大小的墓穴，企图为腐朽百年的尸骨求福，使愚昧的子孙埋藏祖先，十年、五年还不能立即入土，这都是《狐首指蒙》一类书造成的过错。天台何心传，是宋代大学博士、瓜隐先生的孙子。他家有六宜楼，用来延请海内的名师传授学业；在讲习之余，他又传得其老师玉平山人的相地之术，准备带着这门术法游历京师，求我说几句话来警戒自己。我说：京师有公刘相察居处的事迹，有姬旦迁徙都邑的事迹；您的术法也有符合《诗经》《尚书》的地方吗？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用《狐首指蒙》之类的书来占定一小块土地，凭空恐吓人们祸福，以便把这门术法卖给愚昧的子孙，我本来就不会赞许它。玉平的老师曾这样说明相地之术：“领悟山水流动与山势峙立的法则，阐明河洛【原文“何洛”】深藏的奥秘；探究动静变化的关键，认识乾坤的奇妙作用。”这是阴阳家一流中最高的术法。心传如果传承了这些道理，那么我原先不肯赞许的地方，他就可以免除了。至正八年九月十日作序。《赠相士孙德昭序》。自战国以来，圣人的道术不能实行，急于追求功名利禄的士人便转而成为游说之士、滑稽之士、刑名之士。然而凭三寸巧舌鼓动天下，使人们改变亲疏向背的，其危害尤其不同于合纵连横、捭阖之术。汉朝拥有天下以后，风俗稍稍受到合纵连横、捭阖之术的影响；等到人们知道这类伎俩已经穷尽，又转而在当时谈论推测天意、观察人的相术，败坏君主、贻误世道的，往往有这类人，明载于往史的也不少。唐代以后，学习相人术的人更加纷纷出现。他们凭借此术谋生，急于把它卖给别人，于是欺罔世人的事情无所不至。他们揣摩臆测，说话与自己的术法相去甚远，也全然不加计较。唉！以相术求取自身富贵吉祥的人，是希望自己得到富贵吉祥；以相术替别人相面的人，更是希望别人得到富贵吉祥。因此相士说喜庆、说祥瑞，求相的人就高兴；说妖异、说灾祸，求相的人就愤怒。相士既想从中获利，又怎么会说妖异、说灾祸来触犯求相者的怒气，断绝自己的利益呢？不要奇怪他们会揣摩臆测，言语与术法相差甚远而毫不在意。云间孙德昭氏在金陵山中从异人那里得到相术；这门术法的传授接受并不苟且。他给人谈相时，善就是说善，恶就是说恶；是善是恶在于人，是否得利在于天。而我所推重的这种术法，并不明白【原文“首”疑有误】；由人、由天的事情也会有所改变。这不就是所谓士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吗？相术之中若有这样的人，大概也接近道了。按照君子的议论，对于这样的人是不会吝惜褒扬的。于是他来求言，我便写下这些话作为序。至正九年夏五月十四日。《送陈生彦高序》。技艺一定以积累为贵，积累之后才能变化，变化之后才能达到神妙。师旷弹琴时，奏出清徵调便有玄鹤聚集，奏出清角调便使风云突然变动，这不正是他的技艺精纯而达到变化、变化而达到神妙的效果吗？君子评论古代能以音乐感动万物的人，一定会说琴；至于筝、笙、篌等乐器，则不能列入其中。唉！大雅之音已经听不到了，那么即使当今的音乐有像师旷之琴那样精纯、变化而神妙的，难道就不能感动万物吗？松陵陈生彦高，博学而多才多艺，尤其精通音律。我曾在三泖水云之间听他弹奏十三弦琴曲，奏出商声，调动林间风籁，使之激荡发作；转入徵音，便使鱼龙悲鸣长啸。他随着感情弹奏，想要欢乐便欢乐，想要悲伤便悲伤。因此欢乐的人有时会流泪，忧戚的人有时会起舞。所谓技艺能感动万物，不就是这样吗？还是我听说，晋代谢仁祖喜爱筝歌《秋风》一词，因此得到桓温的礼遇，桓温很快把他招到府中。陈生曾向东游历瓯越，达官贵人中有人像桓温礼遇谢仁祖那样礼遇他，也召请了他。如今他又将协助漕府办理事务，将要取得位居百姓之上的禄位。唉！如果不是他的技艺能感动人，能够得到这样的际遇吗？唉！一种技艺精通到这种程度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技艺超过陈生的人呢？因为他请求我作序，所以我为他写这篇谈论技艺的文章，也因惊叹陈生的奇异际遇而感慨：读书人遇到有不如陈生这样顺遂的情况，并不是技艺本身的过错。技艺精纯而达到神妙境界的人，并不止陈生一人。至正庚寅三月十五日作序。《朱明优戏序》百戏有鱼龙角抵、高縆凤凰、都卢寻橦、戏车走丸、吞刀吐火、扛鼎象人、怪兽含利、泼寒苏莫等技艺，但都不如俳优侏儒的戏，有的还关系到讽谏，并不只是供一时耳目娱乐。窟■〈石垒〉家的技艺起源于偃师向周穆王献技；汉代户牖侯借此祖法，用来解除平城之围，运用机关使木偶在城墙间起舞，又使阏支以为活人，后来逐渐演变成伶人的戏具。他们牵引歌舞，也不过借助口唇发出咇唧之声，从没有用人的声音达到嬉笑怒骂、兼备五方声调，演成诙谐戏谑、咽咂成剧的程度。玉峰朱明氏世代学习窟■〈石垒〉家的技艺，他的祖父曾在皇帝驾前担任俳优之首；朱明本人手法更加机警，口才和歌喉都好，而且手与机关完全相应。一谈一笑，真像从木偶的心肺间发出，观看的人惊叹如见神灵。松帅韩侯在偃武堂宴请我，朱明操纵一群木偶，表演尉迟平寇、子卿归来以及降臣昏辟等故事，其中不能说没有讽谏的意味，实在不是苟且供一时耳目玩赏的东西。韩侯既赏给他金钱，诸位宾客各自赠诗，韩侯又请我作文章来为他的技艺增重，于是写下这篇文章送给他。时在至正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优戏录》序

译侏儒奇异宏大的戏剧，起源于古代亡国之君。春秋时代，它甚至凌辱大诸侯；后代又割裂、拆解文义，以至于侮慢圣人的言论。演成大剧，大概应当处以诛灭的刑法；但太史公却为滑稽人物作传，选取他们言谈中隐微而切中事理的部分，因此对感慨世道的人启发很深。钱唐王晔汇集历代优人的言辞，其中有关系世道的，从楚国优孟以下直到金人玳瑁头，共有若干条。太史公的宗旨，其中是否有与内心相契合的地方呢？我听说仲尼论说进谏的道理有五种，开始称为诡谏，最后称为讽谏；又说‘我所赞同的是讽谏吗？’大概是因为讽谏的功效，能在从容的一句话中体现出来，而龙逢、比干未能获得良臣称誉，正是因为达不到这一点。看优人寄托在讽谏中的话，如漆城瓦衣、两税之类，都只是一句话的微妙表达，却有扭转乾坤、倒转日月的力量，难道还需要像牵衣拦驾、伏在蒲草上进谏那样激烈吗？这样看来，优戏的技艺虽然在诛绝之列，优人进谏的功劳难道可以轻视吗？其他如安金藏剖腹明志、申渐高饮鸩、敬新磨勉励诛戮，以及疲敝时代杨花飞使昏乱的君主转向治理。君子的议论甚至说，台官还不如伶官。至于他们赐教给弥猴解愁、至死不改，足以使北面事奉两位君主的人感到惭愧，那么忧虑世道的君子对此不能不连声叹息了。所以我为王晔的编录作序如下，希望读者不只是把它当作开怀一笑的助兴之物，也能知道王晔所感慨的，正是太史公所感慨的吧？至正六年秋七月作序。《东维子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东维子集》卷十二 （元）杨维桢撰 ○记 新建都水庸田使司记 天地各得其位，水便成为天地间的脉络；水流运行，天地的功用便得以完成。古代水患危害百姓，神禹治理它，功绩与天地相等。后世负责水务的官职，虽然大小不同，难道能有一天废弃吗？这就是周代匠人、稻人，汉代水衡、水司空等官职所以著称，以及今天都水使司所以设立的原因。大德初年，都水司设在平江，称为行都水监。泰定年间改为庸田司，迁到松江设置；由于不固定，往往被人视为驿舍，所以拆毁其官署，把办事处寄设在别处。至正元年，又在平江重新设置都水司，官秩提高到三品，统辖江东、浙东西道的官员，与掌管风纪的重要大臣相互调度，并兼办工部事务。属官也都按照司臬官吏的标准遴选，各郡县守令都受其节制。该司权力尊崇、势位重要，比从前更有增加。至正八年，都水使者□□□□□公到任，说当今圣天子十分忧虑，东南租税的收入主要依靠三吴，而三吴又是水乡，所以把都水司设在平江；如今官吏却寄署他处，名实不相称。此前他已向朝廷请示，获准拨给官钱四万缗，又获准拨出群治西财赋府旧址若干亩。于是聚集工匠、准备材料，于当年十月八日开工，不到三个月便告竣。正堂宽广宏大，旁室幽静严密，幕司和各曹的房舍鳞次栉比、翼然张列，旁边筑有环绕的围墙，前面建有高大的门楼，气势突兀，规模完备。吴地父老都拄着藜杖仰望，啧啧称赞，认为自己没有想到白发之年还能重新看到这个官司建成。工程完成后，正副长官率领属官站在新署正位，与新任守令一起举酒庆祝落成。幕府元僚沙君来请我杨维桢作记。维桢考察吴地水患，从宋代李兵部、韩殿省到郏亶父子，经营规划已经很详尽了。溧阳有五堰，江阴有十四渎，其他大吴等地的水道，以及松江称为塘、浦的水道，共有一百三十二处，志书籍册仍可查考。然而，还不如我朝既有足够的才力兴利除害，又有足够的德泽消除水势震荡、漂荡忽变的灾祸。大德年间，三江淤塞，平章□□氏疏浚治理成功，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近来洪河突然横溢，折向西北流，天子一念触动大地承载之力，派使者沉璧祭河，河流便恢复了旧道。唉，任都水职务的人，对上应当以圣天子的心意为心意，对下应当以□□氏的功绩为功绩。三吴百姓难道还会有陷于水灾而无处申诉的吗？况且治理水务的职责，本来就在于顺应天理；世上从没有顺理而不能兴利的，也从没有违背天理而能够除害的。孟子说：‘禹治理水患，是顺着水势使它流向本来应当流的地方，不妄加干预。’顺着它本来应当走的方向，就是顺应事理。鲧反其道而行，所以说他是违抗天命。所谓命是什么？就是事理。以治水为职责的人，职责应当与事理相合；即使水势浩荡也能治理。否则，天下所有治水的人都成了鲧，难道能不慎重吗？左公字廷宪，居于宪府，出使云南，气度威严而有风采。他一旦奋髯发怒，奸人的胆气便全都坠落。到任后看见百姓饥饿溺水，便像自己身受其苦一样。此年十二月，授任浙东阃帅大使。尚公名有用，字继贤，此年九月，九十于官。副使□□字质卿，康公若泰字鲁瞻，此年五月，授任国子监司业佥事官。□□公字国宾，此年十二月，授任福建宪佥事。王公仲温字辅卿，照磨李嘏字公锡，分掌事务的是掾史。钱璛是奏差，蔡琳、李报也是。系辞说：广大啊，法象所昭示的道理！玄天与黄地相配，坎水之德源远流长。雷雨在上，江河在下；阴阳吐纳运行，这就是坎水的德性。顺应它便吉祥，违逆它便遭祸。上帝怜悯天下，上下四方广大无边的太湖地区，忽然遭受震荡。周官中的稻人，汉代掌管水利的水衡，于是设置官司，修治水利农田【叶】；在东方建立这个官署，保护那片土地。宪臣中的贤良之人，奉天子之命而来，才能坚贞而有干济，不张扬也不软弱。观察天时，顺应地理；恩泽丰厚于海邦，使水归入沟壑，土地恢复原有居处。昆虫不再陷溺而得以藏息，百姓耕作取食、凿井饮水；男子乐于劳作，女子修治纺织【叶】；年谷屡次丰登，八方顺利丰成，蜡祭都能通行【叶】。主管此职的人以功绩报告说：‘我掌管水利庸田，开创农业祥瑞【作郎反】。’ 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记

译《禹贡》记载九州的方物，茶却不在其中。大概古代的茶属于药品，还没有成为食品。到了唐代，饮茶才开始盛行，不仅华人喜欢，回鹘人也驱马来交易。谈论财利的人不能不把茶与盐列为同一类，所以茶税开始由赵赞创立，由王播增加，又由王涯实行专卖。茶于是成为财赋的来源，后世治理国家的人便不能废除它。宋代设置榷茶机构，建立交引法、贴射法，有时又放松禁令，以便均衡茶户的赋税。然而，有法而没有得力的人执行，官府和百姓反而都会受害。我朝在江西设转运司，在江浙设置提举司。三类官司与百姓没有相互为害的弊病，可见官司靠法令存在，法令靠人才推行。常湖的茶司与平江合并为一，大概又因为御膳所设在这里，体制尊隆、事务重大，与其他地方不同，所以称为都司，使用四品印章，增设监长一员，幕司升为提控按牍。过去署所又暑热又狭陋，至正七年，副提举嘉禾张公霆来到后，才扩展土地，增建厅事、后楼若干楹。都提举东平赵公深又买下民地，开辟门道，建造仪门两座。至正九年，□□□□□□□□□公又重修东楼，就是宋代的清风楼。楼仍沿用原来的题额，栋梁屋宇高飞如鸟翼，面貌焕然一新。提举司的官署这才既雄伟又华丽，与事务□□□□相称。三项大工程的协助完成者，是提控按牍吕君天佑。□公曾在清风楼上宴请我，于是我便写下工程始末，并请以侍奉天子、供奉御膳为题，说明臣子事奉君上的敬意；又推及施恩于百姓、臣子爱护下民的仁心。事奉君上，怎敢不谨慎履行职责；对待下民，也一定要承接上面的恩泽。如今圣天子看待百姓如同看见伤者，神明般深切地温煦他们，连一饮一食的片刻也从未忘记，难道肯让百姓劳苦来供养自己吗？任此职务的人，如果对下民有一丝一毫的虐害，便是辜负上面的盛德，怎么能算奉法的良吏？我听说贤良的正副长官处理政务，向下察看民情，与同僚协同，议定政务，使胥吏的差役得到整饬；凡属吏都尽职，并且按期复命。江边的商人、山中的丁男，都愿意走出道路，勤勉服务于自己的土地。旧有积弊被刮除，主要事务顺利流通。这大概就是事奉君上的敬意尽到了，对下民的仁爱也施行到了。应当一并记下，作为后来者的劝勉。□公字景渊，是□□宪监的后代。赵公字伯渊，历任台宪官。张公字彦荣，也是经宣徽院推举选拔而来。杭州路重建北门迎恩馆记 杭州是宋朝的行在。宋朝归附以后，朝廷在这里设置行中书省、行宣政院、财赋都府、肃政府、转运司、儒学、军医、金帛、杂造等各司，鳞次栉比、棋布其间。每逢年节，朝廷派使者颁布诏旨，宣布恩赐，带来金币、斧钺、裘貂、上等酒以及名山大川、古代宫观寺刹、祠庙中的御香宝器，沿途不断。使者到来的那天，行省、宪司以下，各司各府的官员无不奔走戒备，整肃仪仗、声妓、部曲，前导后拥，作为郊外迎接的礼仪。迎接过于逼近城内，官署寺院便显得懈怠空旷；迎接若远在一舍一驿之外，又过于劳民。所以选择城郊关隘之外的地点，作为迎送使者的驿次，这就是北门迎恩馆设置的由来。馆建于至元元年，‘承恩’二字的匾额是右丞图噜公所书。至正十二年秋七月，红巾军侵犯杭州，毁坏了迎恩馆。盗寇退后三个月，监郡观闾氏首先捐出自己的俸禄，命仁和县属吏率先重建废墟，建成若干楹房屋，包括堂室、厅轩以及围墙和门，还建有供更衣的亭子、烧煮食物的厨房；凡是坐卧饮食所用的器具，没有不完备的。并且改写匾额为‘迎恩’，以尊重皇帝使者的到来。工程于这一年十一月某日开工，告成。公派仁和县丞某来请我作记。我认为，《周官》的制度规定，凶礼时不应兴劳役工程【力政就是土木工程】。杭州城不幸遭受朱鬂氏兵火之后，竟又兴起劳役工程，这难道不是所谓时势困窘却举措奢大吗？但论说劳役工程也有缓急：缓的可以不兴，急的却不能废止。迎恩馆是皇华使者迎送和住宿的地方，奉行王制，尊重天子使者，这是臣子的敬意。朝觐、贡赋，送往迎来，又是臣子的忠诚。奉持忠与敬，臣道就在这里，难道可以废弃一天吗？因此不应按照‘时屈举赢’的规定来责难它。这次花费了若干缗钱；我不详细记载它废毁和兴建的始末，只以此作为记文。然而，公治理政务，知道先后次序，在城郭残破之后兴办弊政的地方，恐怕不止这一处。传播风教的，是先圣大成之宫；砥砺死节的，是忠臣享受血食的庙宇；以及仓库、关梁等要害之处，也都已经陆续兴办。我还应当依附《春秋》的义例，作取舍褒贬，用文字记下，以说明应当重视民力。至正十三年正月某日记。淛西宪府经历司题名记 淛西肃政司经历□□□□公在帅正堂对我说：‘凡是官署衙门，都必须有显著的题名。不是只为了记载年月、标明爵位籍贯，把任职者的姓名官位编列在这里，还将要在另一方面辨明名与实，难道可以不畏惧吗？’我们幕府旧有石碑记载姓名，差不多已经刻满了。如今新碑承接在它后面，请我写文章作记。我读柳子中丞的《壁记》说：‘由官号来观察实际，使后来居住在这里的人，能够因此敬慎地办事。’公的话，大概已经懂得应当敬慎的道理。我曾经论说朝廷选任官员，没有比掌管法令的部门更难的，尤其没有比幕府中的宾佐僚属更难的。宾佐如果得人，时机合宜，便能使大义宏大、立节坚贞、执法确当、议事详审允当。一个司的法令，难道还会有人因私情而加以扰乱吗？所以宪司幕府如果得到一位贤良的经历，一道之政无不治理，三尺之法无不取信。任职于此的人，难道能不敬慎吗？这样看来，题名的意义哪里只是为了使金石好看呢？后来的观看者，应当懂得公所说的敬慎，像柳子所说的那样敬慎地办理政事。公字文卿，河西人，由台译史起身，性情忠诚明朗、严峻正直，具有文武才略。因跟随大夫某公平定寇乱有功，升任此职。至正癸巳九月丙寅日记。海漕府经历司记

译至正八年十二月甲子日，海漕府重建完成。起初，府治所在地是吴人漕万户朱张氏的旧居，历经六十多年，破败得无法修补了。如今才拆除重建，并且向北扩展而扩大规模。经历司的官署位于扩展的地方之内；常熟、江阴千户所是在前三年创建的，位于府署东侧，于是转作经历司，仍在城的东北角修治办公署所。常熟、江阴两处土木工程完成后，府中正副长官带领幕府宾僚，站在各自正位，依次举酒庆祝落成。经历孙公来拜见我说：‘起初担心府署工程浩大，不能很快完成；如今幸而官府没有感到损失，百姓没有感到劳苦，终于取得成功，并且连幕署也一同完成了。中间内外，同样华美焕然，希望您为此作记。’我说：‘《春秋》中即使修筑一门一阙，也必定谨慎记载，这是尊重王制、重视民力。如今海漕府署的建制，足以说明民力没有被遗忘；幕署狭窄破旧，也一并迁转到便利之处重建，难道可以不记吗？’有人提出疑问：‘漕运幕署不关系风纪，也不是刑名所寄托之处；军旅、赋徭、修缮等事务中，涉及金钱出纳的，一年不过两次漕运罢了。文书和期限会集，不过是一个掌管刀笔的人就足以应付，哪里值得考察清选之才，授予六品的官秩呢？’ 回答说：‘不是这样。鱼龙之国，距离天子之地千里，和武夫、操帆弄桨的人以及文身披发的族类相邻；危险和安稳彼此潜伏，利与害相互乘除。一个机会没有察觉，一点隐患没有防备，漕运政务的成败，国家的治理或荒乱就会由此决定。查核事实、辨别真伪，尚且不只是核对期限；征发劳役是否恰当，也还没有谈到。居于幕司而参与筹划决断的人，难道可以没有这样的人吗？’因此，吏部选用幕府宾僚，并不比选用府中正副长官低下。幕府中，位次在经历之后的，是知事、照磨；他们又是辅佐幕府元僚的人。三个人各自履行应做的职责，以补足府中正副长官的不足，难道能让他们有一天处于这种优闲的官署，却不知道其中承担着贤才劳苦的大责任吗？况且将来公卿、牧守的选任，往往由此起步，那么就知道任职于此的人，个个都应当才能充沛，足以周济天下的用度。意义重大啊！一并写下作为记文，使继孙公之后来任职的人，不只想到官署房舍建成的劳苦。孙公名震，字仲远，金陵人，由青台书史起家，历任宪台、行省、阃府以及行垣属掾，常提出可行与不可行的意见；如今辅佐漕运政务，廉洁谨慎、勤勉敏捷，府署建成，尤其多有他的谋划之力。知事邓绘，字元素，金台人；照磨卫权，字衡甫，洛阳人。同僚之间协力恭敬，都有高雅声誉。海盐州重修学宫记 至正六年夏六月，松阳叶侯由守令重新选任为海盐州长官，到任第三天，便率领僚属、官吏以及校官和弟子员到学校举行释奠礼。他环顾学宫，见它逐渐倾圮毁坏，忧愁地说：‘掌管方圆千里政教的人，是长吏；政教发端的地方，是学校。如今毁坏到这种程度，长吏还凭什么治理政教呢？’于是和校宫官吏商议应当修葺整治的地方，捐出俸金办理；先发用学廪中现有的储存，又征收过去拖欠的租赋，共筹得中统钞若干缗，于是召集工匠、准备材料，计算日期完成工程。叶侯亲自冒着盛暑巡视工程，一点也不畏惧。大成殿原来浅狭逼仄，一遇祭祀，乐器无处安置，于是新建乐轩、燕居阁，在其上塑绘圣人像；由于地势高压且难以支撑，所以这项工程最艰难，费用也最大，名义上说是修缮，实际是重建。东西两庑是供从祀先贤居处的地方，原来剥落的塑像和色彩又恢复鲜明。四斋是弟子员住宿的房舍，过去阴凉和温暖都不合适，如今已经明亮宽敞、深幽洁净。直到厨房、浴室、仓库、粮库、水井、厕所，没有不完整整齐的。工程从当年七月开始，经过四个月完工。第二年春天，州中的士人李桂、朱克刚等把此事来请示维桢，希望我记述年月，并且彰显叶侯的功绩。我听说海边盐碱之地，坚硬贫瘠，百姓距离文身披发、穿草衣的夷人不远，要用礼义教化他们，并不是容易的事，已经很久了。叶侯不轻视这些百姓，不用柱后惠文那样的严酷法律来约束他们，而是用礼义教导他们，他的用心是仁厚的。皇元兴起将近百年，子孙长久安治，外族归向教化，大抵是学校维持教化的力量。想到近来治理百姓的长官，往往把急切苛刻当作方法，把急于求成、追逐利益当作能干，把学官看作儒者迂腐的事务，对于政教所由产生的根本茫然不讲。所以我曾说，守令不懂得治政的根本，只把急切苛刻当方法，把功利当能事，即使设置了学官，也和秦代焚烧书籍、威压学校的人同样有罪。唉，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辜负了学校的明文制度和慎重选任守令的本意吗？叶侯不轻视海邦，首先致力于建立纲常、陈明纪纲，作为治理方法，不敢一天废弃学校的教化，可以说是懂得治道的循吏，足以符合学校明文制度和慎重选任守令的要求，难道不是海邦百姓的大幸吗？况且叶侯治理政务，以崇尚学校为先，对上承接政令正直不阿，对下治理简易宽和，使教化通行、百姓和睦，争讼日益平息，刑罚日益减少。《传》说：‘教化是百姓的寒暑，不能不合时；政事是百姓的风雨，不能不有节制。’ 像叶侯这样的政务，也可以说是节制政事而及时施行教化了。因此应当记下侯的姓名：彦中，字大中，曾因才思敏捷、有风操，被任为江南行御史台架阁管勾。所到之处都有美好的政绩可以记载。协助完成此事的同僚有□□□□□□□□、同知刘塔失、徐晟，判官牛世安、栗兴祖，教授黄栋。负责督工、供应差役的是州吏沈嗣昌、徐士毅，学吏徐志仁，学直郭子杰。长兴州重修学宫记

译我客居游历吴兴，经过长城界，看见新田开辟，弦歌诵读之声相互传来。进入那里，夜间捕鱼的人不在■〈鱼孕〉、竹林、芦苇间聚众喧闹。进入城郭，挈壶氏的职务履行得很谨慎。孔圣人的庙宇扩建而焕然一新。询问当地政务，原来是州长□□□□的教化，经过六年才取得成效。不久，州中父老请我的学生刘巽来拜访，请我作学校记，说：‘长兴是吴夫概、霸王所筑的城池。过去作为县令，后来升为州学，是本地人宋少傅刘公涣所建。金人焚毁之后，从县城东面直到如今太平桥东边，县令赵汝譢建造戟门、杏坛、藂桂堂。张公明增建藏书阁，学校的规制才开始完备。我朝至治年间，州长□□□□重修礼殿，但堂、阁、门、屋废弃而没有重建的地方还很多。至正五年，州长□□□□到任后，每逢朔望必定巡视学校，宣布教条；凡是关系风纪的事务，都与淳师老德一起讲习实行。州中的士人因文学而成才，能够在科场中被选取的，往往由此兴起。然而学校营缮事务重大，民力没有条件完成。至正十年夏六月，侯开始劝导各位好义之人捐出俸金带头，知州韩公惟德也因此响应。负责督工的是州吏俞文渊，儒者中积极办事的是刘坦、吴鼎、赵良珪。’ 大殿增高加隆，□□□翼屋二座；中堂、两庑以及东西两厦四斋，灵星门、大成门，厨房、浴室、粮库等，都焕然一新。堂后又创建一亭，名为光霁，经过三个月告成。废兴始末本来应当有记录，只是没有遇到有名望而能作文的人，幸而遇到了您，希望您把它写下来。’我感叹三代衰落以后，学校的教化全都成了苟且敷衍的道路，已经很久了。汉代接近古代，但学校教化没有什么可称道的。蜀地得到文翁兴办学校，才开始改变邹鲁的风俗；东汉在北方州郡兴办学校的，只称赞常山的宓恭，何况更低下的地方呢？唉，三代以来，学校的兴盛和废弛，本来就取决于循吏的得失。我朝州县所在都有学校，虽然主持教化有专门官员，但施行教化是否有效，就要看守令是不是贤人；如果守令不是贤人，学校的教化就无法实行。学校教化消亡，想望风俗改变就困难了。朝廷把教化的责任交给守令，如今侯把教化作为治理的根本，宽缓地给予时间，成效才开始显著。唉，我因此知道循吏的功效，急切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我也知道学校的教化，必须长久坚持这条道路才能成功。文翁、宓恭之后，难道不会再有人继承吗？朝廷设立学校的本意，难道不是为了不被辜负吗？百姓对大夫、士人的希望，难道不就在这里吗？这些事情值得记下了。侯字得之，是世代居于北庭的平章保□公的嫡长子。曾经游学成均，两次获得乡荐；所到之处的风采和政绩，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长州县重修学宫记 元朝统治天下，从京师直到郡县，都建立学宫，急切地施行教化，把它作为王道教化的根基。今天子以文治达到太平，尤其把教育培养人才作为大事，士人往往因品行和学艺而兴起，学官也更加受到重视。长洲是从吴县分出的，起初借驿舍作为孔子庙。大德六年，县里迁移驿站材料来修建县治，学校几乎废弃。至元再元三年，县长元童以礼义劝导，郡人陆得原重新修建学校。不到二十年，殿堂斋庑仅能遮挡风雨，篱墙破败，往来之人踩出了道路。何况殿前台阶还没有涂墁，泮池还没有开凿，从祀先贤还没有设置，塑像龛室和校官的居舍没有安排，讲室没有讲席，弟子员也没有，以致师生都深感困苦，这不是严整学校规制的做法。至正八年某月某日，教谕王季伦刚到任，环顾叹息说：‘这不是创始者的罪过，而是校官因陋就简的罪过。’又查核学校每年的租赋，发现都被奸宄之徒侵吞，已经不是一天积累的了。于是向监县奄都刺使报告，又向郡守萧公极力陈说，罢黜其中罪恶最重的人，租赋收入才逐渐恢复旧额。从此制定收支制度，取出廪禄剩余，兴废补缺，长洲学校才开始和其他县邑的学校一样，以完备美好著称。能够用财力帮助它完成的，以陆氏的女婿徐君某为首，郡人黄公某次之。至正九年某月开始施工，第二年四月某日告成，而王季伦任职年劳的考核也完成了。他乘小船沿松江而来，在三泖泽中找到我，请我记下此事。我听说孟子论教化，必定先从使百姓粮食充足说起；粮食不足，教化便无从施行。长洲地势低洼而水势凶猛，每年赋税五十万，顽民逃避劳役，所受逼迫不亚于猛虎，哪里还有闲暇治理礼义呢？在县里主管教化的人，若对这种困难漠不关心，尚且不行，何况学校收入又被人盗取，学政不能振兴，本来就是必然的。我过去在姑胥，熟知季伦有文章、有学问，又有治理事务的才能。上天没有让长洲的斯文废弃，所以让季伦以在史馆修写的劳绩来充任县学之师。我亲眼看见他施政有方：把被佛寺占据的田地收回，把被佃户欺骗的田地亲自丈量并治理，然后淘汰学业荒疏、品行不端而滥列学籍的三十多人，又礼遇那些有声望的士人，以此率领上下。这样，他的培养自然充裕，教化也取得成效。奄都刺侯崇尚师道，大概不在元童氏之下；萧公对于士人确实善于选择、尊重人才，而季伦得到他的敬重和信任尤其深厚，一时之间臣属、家族和豪右也都乐于劝勉资助。这样也可以知道季伦作为师儒的成就了。县里的士人前来游学、歌咏的人，希望都遵循圣人的教诲，以符合师儒的期望，不要忽略前人的功绩，并且今后还要不断修葺，使事业延续无穷。季伦，字季伦，番阳人，是故宋职方郎仁允的孙子。至正十年五月十六日记。绍兴新城记

译至正十二年秋九月，越人修筑新城。第二年春三月，工程告成。郡中年高有德的余文昌等到我在钱唐的寓舍拜见，请我作记，并且叙述事情始末说：‘这座城原来是宋南渡时蕲王韩世忠所筑，后来扩展加宽，城墙周长共四十五里。进入我朝七八十年，逐渐倾圮废弃。淮夷违抗教化，在大江以南制造祸乱，州郡狼藉，如同无人之境。守卫疆土的人这才想到城郭是可以凭借的。我们的绍兴距离筑唐只有一百里，钱唐陷落以后，越人惶惶不安，带着孩子、扶着老人，逃往山中、漂渡海上以求避难；后来才知道大林大数的贼人只是乌合之众、像鸟兽般劫掠，便又纷纷逃散归来，按户计算共有一万五千户。当时浙东肃政府分镇越地，佥事□□□□公慰劳招徕我们的百姓，确实使他们有了依靠。后来他召集父老晓谕说：‘修筑城池是大工程，怎么能轻易劳苦百姓？但现在劳苦，终究会获得长远利益。钱唐大方面的贼人直抵行垣，是因为城池废弃；当初苏界常湖的贼人越过城门离去，是因为城池新建而坚固。这些都是你们百姓亲自听闻的，希望共同以此惩戒苟且，考虑长久的计划。’百姓开始觉得为难。’ 公又制定条例，告知各家财力：先捐出自己的俸金，率领郡县官吏以及郡中富裕的人出资；仍然不足的，就按田地征赋：缴纳粮食二十石以上的，出若干缗钱，修筑若干丈尺；四十石以上的，出资加倍；有三石、五石的，按等级助资办理，各有差等。没有田地的人出工，并由工程供给饭食。百姓于是高兴地前来，像孩子听从父亲办事一样。估量工程、规定日期，不到一月就完成了。城基厚四寻，城身全高一寻四尺，城面宽七尺。外面用铜键、石块加固，又在上面垒筑四尺高的女墙。守戍处有木制谯楼，防卫处有校联、蔺石、渠荅等器具，无不整备。城基的城门共五座，水门六座；四座城门各建瓮城，只有城基处用重门代替瓮城。城门都用梁石砌成门洞，上面各设望楼。又依靠北面的蕺山建造伐虎亭。城池建新以后，城门也逐渐改换旧名：东门五瑞水改名朝宗，东南稽山门今名会稽，水门名东门；西门常喜今名常橲，水门名澄清；西北西郭今名承恩，水门名拱辰；北门昌安今名泰安，水门名永定；南水门植利今名兴利。工程浩大、事情重大，若不是有名的文士就无法记载。我是郡中人，幸而请您把这些事联缀记述下来。’ 这样不仅能使后人知道城池兴废的年月，还能使越地百姓世世代代知道有坚固不拔、如金城汤池一般的保障，使民社兴盛长久。’我认为，《春秋》记载城内城外的城池，共有二十九处，圣人一一写下，这是谨守王制、重视民力。至于记载筑城虎牢，是责备郑国拥有城池却不能守护，反而覆弃城池资助寇贼；由此可知，在要害之处筑城兴防，本来也是《春秋》所认可的。何况越地背靠大海、肘腋长江，承接禹氏巡行山丘的遗迹、句践氏建立霸业的根基，是有国者的雄强屏藩，难道能把它和荒城野郭等量齐观吗？唉，一方工程虽小，关系四海的大局却大；一时劳苦虽短，万世利益却长久。不过，掌管城防不容易，守住城池更不容易。守城并不只是三巡三鼜的警戒，还要以忠义作为维系，以道德作为维系，以道德作为屏障，以众人的心作为凭依。守得坚固是最重要的，任职于此的人，应该想办法砥砺自己的德行，团结人心，抒发卧薪尝胆般的忠愤，不忘古人执意报仇的义气，以洗雪我们大国的耻辱，这才可以。否则，守备政务不修，连船夫也都会成为敌国的人。即使有金城汤池，我仍然对此忧惧。于是作记。公出自国族，通晓文史，曾任南■〈高上土下〉监察，审理案件、辨明诉讼，扶持树立名分义理，严肃而有丰采。重修西湖书院记 能够砥砺人臣风化的，一是忠，一是清。把这种风化推行到纲常所在之处，又确实依系于六经之道。圣贤凭借它来建立教化，历代君王凭借它来达到治理。啊，这确实是崇高的事业！杭州西湖书院，原来是宋代鄂王的府第。宋末改为国子监，入我朝后建立书院，祭祀三位贤人。三贤就是处士林逋、郡守白居易、苏轼。岳飞以精忠报国而死，他的大节没有争议；处士林逋以洁身自守、独善其身，符合清正之道；苏轼、白居易都有忠直的志向和遗爱于民的政绩，确实有助于风化，也没有辜负六经之道。由于祭祀三贤的祠堂不能废弃，至正十六年春，浙省丞相金紫达公、浙西监宪丑公各自捐出俸金重修。到第二年大规模阅兵时，招募士兵越来越多，营房越来越狭窄，军队便驻扎在寺观，操练于学校，书院刚修好的部分随即毁坏。平章光禄张公谂得知此事，原任书院山长白明日向他报告，便下令驱逐部伍，把营房迁走；书院两翼残缺的补足，破损的更换，脆弱不能支撑的加固。三贤的塑像重新施彩绘色，六经版籍再次修补，墙面涂白，梁柱涂黑，焕然明丽，比旧日景象更加美好。啊！学校是风化所由产生的地方，何况是这所书院呢？孤臣岳飞的精忠，三贤的清节，关系风化并不是小事，所以光禄公对此警醒于心，在战事间隙振兴已经衰落的斯文，使清正之风流传后世，让岳飞、林逋、苏轼、白居易四位君子的恩泽与六经之道一同永垂不朽。他对名教的功劳，难道能说浅薄吗？工程完成后，山长应子尚奉张公之命，在云淞之上向我征文，刻在石上以记载年月，并且让后人知道光禄公停止武备而修治文教的事迹就是如此。所以我不推辞，为他写下这篇文章。至正二十年四月八日记。华亭胥浦义冢记

译尸体无法埋葬叫作弃，连尸体都得不到叫作捐。用衣服包裹全身，用棺木容纳衣服，用椁包住棺木，用土覆盖椁，这是礼制。自从佛教陀林之教流行，开始有人违背先王之礼，忍心抛弃亲人，这是人心沉沦陷溺，已经很久了，唉，实在可怜！淞地百姓大多不能按照礼制安葬亲人，人们说没有坟地，只好把尸体交付水火，也是形势所迫。仲尼观看延陵季子安葬儿子，墓穴深度还没有到泉水；淞地安葬死者，难道独独没有可以堆土挖穴的地方吗？这就是华亭夏君尚忠义冢修建的原因。他在胥泾东面取得一块不宜耕种的土地，四周围墙约一里，划定墓域，命名为义冢，使没有葬地的人都能归葬。按什伍编排他们的子孙，各自树立标志，以便将来有地方祭扫享祀。又规划一角建造精舍，让僧人主持，以掌管墓籍。对于贫穷无力安葬的人，又出资出力帮助他们。啊，夏君的用心也真仁厚啊！周文王更葬腐朽的遗骨，天下人因此感恩；宋世良、贺兰祥等人收葬暴露的尸骨，所在地方旱灾便得到雨水。夏君的仁德，难道不会感动天地人神吗？我听说夏君的先人清润处士，曾经怜悯人们积存尸丧而不能入土，捐出金钱粮食，数量达到千斛千缗，也不计算得失。兴办义冢的举动，难道又不是很好地继承先人的遗志吗？我本来就乐意记述此事，何况夏君又郑重相请呢？于是写下这篇记。夏君是本郡义门敦武公的孙子，字士文，任承直郎、镇江路府判官，后来弃官归隐，更加读书习礼；在文章方面又创立夏黄书院，附祀他的外祖橘隐公，他爱好古道、崇尚礼制，大多如此。睦州李侯祠堂记 侯的谥号是士龙，字士龙，姓李，世代客居汴州的亳州。祖父某人，由世代为将领而升任郡守。侯天生有臂力，身高不足七尺，精悍敏捷，筋骨强健；他的臂膊手腕强硬，甚至可以用拇指掐着爬行的虱子。自幼喜欢角抵游戏，长大后能投石、拔距，远远超过同辈。后来诵读《孙武子》，立志成为能敌万人之将。淛帅某人听说他的才能，聘请他到帐前，试验他的弓箭技艺：骑马奔驰，向二百步外的箭垛射去；在马上反手连续发射五箭，五箭全中，众人喧闹，都认为极其奇异。又试验犀角剑的锋利：指着牛颈的界限，规定尺寸和位置，一剑砍下，牛颈断裂，分毫不差。他又精通老君拐法，双手舞动连环的一百斤大刀，上下飞舞如同木片，刀锋之气逼人，使人毛发竖立。歙县寂金铃氏自恃骁勇武艺天下无敌，侯生擒了他；后来又放他拿着利器再战，仍然将他擒获。因功劳由千夫长升任徽州判官、同知睦州兼民兵总制。在任时抚恤农民、检阅军队，百姓像仰赖父亲一样仰赖他，像倚靠坚城一样倚靠他。当时淛帅升任枢密使，驻守睦州，养兵达到数十万，骁勇将领共有十八部，唯独称赞侯为其中巨擘。曲部军队经过城下时，枢密使命侯出关迎送西兵，军纪丝毫没有动摇。金仓氏入侵桐埠，枢密使召集诸将商议，侯提出上、中、下三策，枢密使不用上策而采用下策，众多溃败的将领都拥护主帅逃走。侯独自骑着奔雷马，带着几十名步兵，趁半夜突然出战，敌军没有防备，许多人受伤。他又乘锐气斩下敌将的首级，挂在马颈下，从万人之中冲出，万人都退避，没有人敢抵抗。他口渴，奔向锦沙泉，取出随身佩带的药，对随从说：‘我报答主上的心愿已经尽了，不要让敌人砍下我的头。’于是服药，倚着马死去。当时是至正丁酉年十月四日，他二十五岁，过了若干天。梦示睦州老人说：‘我死后已经成为神了，还能捍卫灾患、铲除邪恶，使我们睦州人获利。’第二年春天，睦州人为他在锦沙墓地建立祠堂，请我撰文作志。过去鲁国御者县贲以死尽职，鲁君为他作诔文并立表彰。侯以死尽职，但他的忠烈还没有上达天听，掌管文辞的人难道不应当为他作志吗？所以我为他在祠堂中作志，并系以诔文说：‘李侯生时，是有力量的勇士；李侯死后，是严厉的鬼神；驱除我们的邪恶，赐予我们福祉；用诔文为我立下忠贞的准则。’【‘■〈禹隹〉’字形疑误，去声】二陆祠堂记 唐人的诗称陆敬舆为华亭人。君子评论三代以下辅佐君王的人物，认为在董仲舒、诸葛亮之后就应当提到陆敬舆；这样看来，陆敬舆足以使华亭的地灵更加尊重。只是【缺文】没有对此提出建议。我拜访淞江学宫，准备合用释奠礼来祭祀，才知道有两位俊才。询问父老，他们说是陆士衡、陆士龙。二陆自昭侯陆逊以来，世代都是华亭人。如今县城西二十五里有华亭谷，谷旁有一座山叫昆山，陆氏祖先葬在那里。陆机、陆云出生时，当时人把他们比作昆仑山冈上出产的美玉，于是山因此得名。山的北面又有机山、云山，也因兄弟二人而得名。邑人曹继善在山的北面建了几间房屋，把二陆的塑像供奉在里面，命名为二陆祠堂。他又说：昆山北面就是二陆的旧宅；陆机怀乡诗中有‘昆山北面多么美好，声音如同钟声’的句子。陆机、陆云年少时就有奇异才华，文章冠绝天下。陆云六岁便能写文章，与陆机齐名，中州人称他们为‘二俊’。晚年二人仕于成都王司马颖麾下，都遭杀害。唉！文章发展到东汉末年已经衰败，建安诸子杰出地并立，而陆士衡兄弟却凭借文章名盖天下；中州人见到他们，就像见到景星庆云，确实可以称为一时的俊杰。只是令人惋惜的是，他们急于追求功名，到了仕途末路便遭到覆败；难道不是因为擅长文章、享有声名的人得到了天地间特殊灵气的聚集，却不懂得正确选择进退，都是因为没有学习圣贤之学吗？直到今天，进入吴地的士人都仰慕二陆的遗风，却又无不为‘华亭夜鹤’而悲伤，不能承受那清越鹤鸣所带来的哀痛。祠堂用这些话来命名，大概是因为乡人不忘他们的乡土旧情，所以用祭祀社神的意义来祭祀他们，把他们作为人物的准则。君子对此的议论还很欠缺。然而昆山秀美杰出的气象，历代从未断绝；华亭秀美杰出的人才，也历代从未没有。依我的议论，尚未得到那天地灵气聚集的人，应当更加自我勉励；尚未得到圣贤之学的人，应当更加自我警戒。这难道不是曹氏建祠堂的用意吗？如果世所称道的人才不断出现，果真符合我的话，那么我对于士人没有敬奉陆敬舆祠祀的感叹，大概也可以免除了。鱼浦新桥记

译至正十三年秋八月，萧山县鱼浦的新桥建成。鱼浦的老人许士英来钱唐拜访我，说：‘鱼浦西北距淛江，东南通往明越，直到台州、婺州，商旅往来，砍柴割草、背负货物的人，都要从这里经过。早晨出发，晚上还不能回来，争着渡河、摇船，不免有相互冲撞、翻船溺水的危险。’县主簿赵君某奉帅府檄令来这里镇守，军务整顿之后，大大顺应了百姓的愿望。于是召集老人告诉他们：‘这条浦给百姓渡河造成了困难，为什么不改用建桥呢？’浦中百姓都响应，没有一句反对的话。桥不到三个月就建成了，全长五百尺，共有十五孔、十六根桥柱；两旁筑堤，设置栈板和栏杆，贯通全桥。唉！过去没有而现在有了，创立这项实际功业本来就很难；桥还要在潮汐的险处出没，又是一难。在此以前，红寇攻陷杭州，赵君刚到任，鱼浦西南依山的边地有许多恶少乘机虐害百姓，百姓彼此牵连而离散。赵君全部查捕他们，整个地区因此安定。如今桥建成，又使百姓免除险阻，这正是他从前平息盗乱、安定百姓的心意，又把这种功效推及这座桥。我希望您写文记述，并且替赵君歌颂。我说：‘在前人认为困难的事情上取得成功，在今天却变得容易，并不是鱼浦过去不能建桥。’ 能够施惠并且懂得治理政事的人太少了。像赵君这样不把建桥看作难事，难道不能说是既施惠又懂得治理政事吗？郑国的子产，是春秋时期施惠的人，到了捐出一辆车的时候，人们尚且都认为可笑。那溱水、洧水本来可以涉渡，百姓仍然以此为苦，何况这条浦的困难，哪里只是十倍于此？长吏以百姓为念，难道可以不懂治理政事吗？西门豹开凿十二条水渠，每条渠都有桥。到了汉代，长吏认为桥横断驰道，彼此相连很不方便，想把三条渠合并为一座桥。邺地父老坚决不答应，认为西门君的制度不可改变。长吏最终听从了他们。惠民的政绩影响于人，直到今天仍照耀史册。程子说：‘即使只是接受一命的小官，如果确实存心使别人获利、使百姓受益，也一定能有所救济。’赵君的存心已经体现出来了。浦中百姓歌颂他，应该不会逊于郑国舆人的颂歌。赵君的制度，也应当像邺地父老那样坚决守护，这难道不是百世的利益吗？浦中父老又请我为桥题名，于是题作‘惠政桥’。唉！赵君的惠政不只是这一件事。赵君名诚，字君实，世代居住在漷地。公铭说：江水浩荡，划定鱼浦的疆界。渡过鱼浦设置渡口，百姓因杭州方向的渡道而困苦。赵君治理政事，施惠百姓而且有方法。谁说鱼浦宽广，不能建桥？正是这座桥，彰显了西门豹的光辉，彰显了长久的德政，使百姓永远不能忘怀。《东维子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东维子集》卷十三 （元）杨维桢撰 记 平江路常熟州知州王公善政记。圣明天子君临天下将近二十年，周详了解各种情况，认为守令离百姓最近，不可以不重视他们，于是下达明确诏令，严格选拔守令，以振兴治理之道。担任这种职务的人，本应欢欣鼓舞，洗心革面、振奋自强，以符合皇上的仁德之意。为什么廉耻之心日益衰落，奸诈虚伪日益滋长？不幸一旦发生变乱，百姓环顾四周便起兵，不接受法令，甚至杀害长吏来响应盗寇，却没有人能够制止。朝廷又大规模发兵，定罪的人多得数不尽，于是战乱接连不断，长久不能平息，百姓更加困苦。弱者填满沟壑，壮者跟随盗乱而受到污染，绵延数千里，田地荒芜，乡邑成为废墟。即使有才高智明的人，也缩手闭口，没有挽救弊病的办法。追究事情的由来，都是守令不能振作，是他们的过错。唉！百姓积累的愤怒，已经很久了。千百人中能有一二个出类拔萃的人，却偏偏同庸众不同。负责铨选的人没有办法加以甄别表彰，掌管文墨的人又没有办法为他们树碑立传。唉！这样凭什么劝勉世道呢？常熟州知州豫章王公，在任五年，政事公平，诉讼得到审理，百姓非常和睦喜悦。后来请求退休回乡，百姓怀念他的德政，于是为他立碑记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吏部侍郎贡公平籴记》

译【原文缺失，无法翻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十三年、三月〕 于是众人一同到贡公那里，请求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作为平籴之后的法式。我认为，管仲有调节物价、控制轻重的权术，李悝有尽地力的教法，平籴之法就是由此产生的。它的要旨，是使多余的补益不足的，按照物价公平施行，使百姓达到刚好够用而已。历代都承袭这种制度，汉代称为均输、常平，唐代开始设置和籴使，宋代又有博籴、便籴的条目，这些都是美善的制度；但如果任用的人不得当，也就同强行掠取没有区别。如今贡公使用内帑钱若干，不经过有关官府散发收取，亲自同百姓交易，并把诚信的命令告诉他们，百姓听从他，就像孩子听从父亲一样。不到三天，飞船和运输船就挤满了渡口，米堆积在地上，主管收纳的官吏都来不及办理。不到一个月，粮仓收入便达到永宁、泰定二仓，百姓没有受到骚扰，而粮食已经充盈。大概这就是掌握了和籴的根本法则，足以宣扬皇上的恩德和旨意。难道不是朝廷任用得人的成效吗？不然，城郭残破，富家豪室流落荒野，连救活自己都来不及，又从哪里取得财物来谈和籴呢？这件事确实值得记载。汉代耿寿昌因平籴便利有益，获赐特爵关内侯。贡公入朝觐见时，我将看见他获得赐爵。虽然如此，赐爵只是他个人的利益。我听说贡公有一箱奏疏，共有一纲二十目，都切合议论国家大政、决断重大利害，而天下可以凭借它来治理的事项，他都分条陈奏给皇上；这实在是吏部献给朝廷的内职啊。唉，这些对我们有利的事情，难道可以一两件来计算吗？这又是江南父老最殷切的期望。贡公名师泰，字泰父，是宣城人。起身于胄监，曾经担任著名的御史。其时江淛行省检校李思义奉行省之命参与籴粮事务，郡监伊斯罕也同贡公一起出了力，所以一并记载在这里。《樊公庙食记》至正十二年秋，盗贼从徽州侵犯江浙，政府参知政事樊公在行省值宿，行省官吏都相继引退离去，唯独樊公披甲上马，率领不到一百名宿卫兵，急忙出省攻打贼军。跟随他的人都心怀忧惧，樊公说：“我是守卫封疆的大臣，如果不守卫而离去，就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废弃臣子的道义。”走到行省坊门口，遇到另一个逃跑的人，樊公将要因为兵力孤单、队伍离散而勒马返回。他大怒，拔出佩刀砍那个人，说：“城池不守，你要到哪里去？”于是跃马在天水桥迎击贼军，在巷战中战死。樊公在江浙政府任职共两年，辅佐首相，兴办有利之事、革除弊端，不因猜忌而有所顾虑。任吏期间，他把举荐贤能、黜退不肖当作自己的责任，职位虽是参知政事，实际上却承担着兴利和执掌权衡的职责。伯夷被称为仁人，因为将军葬于首阳山，天下人为他悲伤【不得全尸，所以这样说；关于下葬之事见《韩非子》】。樊公被称为仁人，因为将军葬于天水，东南人为他悲伤。唉，又哪里知道他是自己决意遵循义，而人们自己对这种义怀有的敬畏和爱戴，竟有超过对生死的呢？义既然已经决定，即使头颅碎裂、身体涂满泥土，也没有悔恨。死得不能安于自己的决定，而是由于外界激发；或者出于不得已，这些都不是为义而死。义和利相距甚远，其中不能相差一寸。凡是遭逢祸乱，却在义与利之间首鼠两端、以奸诈之术图谋的人，不能死在司寇手下，幸而死去，也会令人怀疑他的死因。唉，怎么可以不加辨析呢？所以伯夷死了，天下称他为义；樊公死了，天下称他为忠。实行义行，不可能靠声音、笑貌掩饰而获得，必须在忠诚上作出决断，安然守住平素所有的操守；而天下最为严重的事物，也不能改变这种操守。自古以来，死时鸣甲【雍门狄】、死时以剑殉节【楚囊】、死时衔须【汉温序】、死时咬碎牙齿【张巡】、死时呕血【陈】、死于郢州【黄从龙】、死于潭州【李芾】的人，大都如此。唉，像这样的人，才可以同他谈论封疆大臣、国家屏障之臣。议论者说，保全节操未必能够成就功业。唉，节操本身没有增减，功业却有成败；没有增减的是内在的操守，有成败的是外在的事功。《春秋》记载死于节义之人，也是考察他们内在的操守，而对外在功业有时并不计较。如果把功业和节操分开来衡量天下的忠臣，就不是《春秋》的义理了。樊公死时，他的仆人田丁也为主人殉死，这同《春秋》中蒯瞶的仆人相似。樊公死后两个月，姚园寺僧人雪率领杭州人为樊公在天水院建立祠堂，塑造樊公的像，每年按时祭祀；又在门前立碑，请我作文记载。于是我依次论述他的死节壮烈如此。樊公名执政，字时申，只有“独杭”是他的自号。他的世代是郓人【他的世系及出仕经历，见另一篇传记】。《听雪舟记》

译陵阳刘尚贤遭逢当今天子兴起，因儤直任浙垣胡公相府的大宾僚，自己把他退居时的居室命名为“听雪舟”。他托同道金信氏带来信说：“我十年前在富春山中仰慕先生的风采，希望能同您见上一面，却没有机会。如今幸好军旅之事平息，听到的钲鼓声已经转为虚舟上的风雪声了。希望先生屈尊写一篇文字作为记。”我感到奇异，说：“轩以舟为名，舟以听雪为名，这是江湖漂泊之人的境界。深夜里听见瑟瑟的声响，两边冰窟发出凋敝的声音，不能安睡；这不是在烟水穷途中的旅人，便是草野溪边的寒苦渔夫。刘尚贤身穿戎装、佩带弓箭袋已有十多年，如今天子停止用武而崇尚文治，将要登上清贵的仕途、侍奉天帝，所以即将听到九奏之乐了。他对于雪，哪里还有闲暇去听穷途旅人、寒苦渔夫的声音呢？或者也有另一种说法：用声音听雪，本来就不如以道理听雪的人听得深。如今雪从幽暗中出现而崇尚洁白，像变化隐秘地藏在密处而后散布于六合；像大道将要聚集而雪粒先行；像阴气将要枯竭，聚合显现后便消散；像时运隐藏瑕疵、收藏疾病；像不论高低平险，都按照事物本身一律施行，因而达到平治。像这样，雪所具备的德性就很广博了。刘尚贤如果能把雪所具备的德性反求于自身而拥有它，那么声音就不在雪中，他从听雪中取得的意义，不是已经很多了吗？” 否则，听雪舟所听到的，就只是穷途旅人和寒苦渔夫的声音罢了。金信把这个说法转告给刘尚贤，又过了十天，刘尚贤寄信来致谢说：“我不聪敏，现在才明白，用声音听雪不如听您所说的以道理听雪来得高明；请把这些话记录在轩中，作为记文。” 《大树轩记》乌江冯侯仲荣有一处祖先留下的宅院，在霸王庙东面。他的祖父某人亲手栽种了三棵槐树，如今都已粗到两手合抱，是有百年历史的旧物。冯侯更加培土加固它们，把轩命名为“大树”。冯侯来到华亭，公务之余经过我的住所，谈到故家的高大树木，说：“我家节侯公曾在大树处驻军，军中称他为‘大树将军’。我本来不知道那树是什么树，也不知道树在什么地方。如今我家的树出自祖父亲手栽种，我敬重它，也称它为‘大树’，冒昧请求先生写一句话作为记志。”冯侯年轻时在军中侍奉主上，他向主上陈说，应当铲除残暴、治理冤屈，以成就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功业，这同节侯的志向没有不同。他早晚侍奉主上，住在草舍中【“上”声，止的意思】，有时甚至饥饿疲惫，这同节侯吃豆粥麦饭也没有不同。他为人谦逊退让而不夸耀自己，也同节侯相似。节侯在关中获得军民的赞誉，于是召来进言者，追究咸阳王的谗毁；幸亏皇帝宽宏大量，才解除对他的疑虑。冯侯也曾依据法令，因额外差役而拘捕书吏，并弹劾掌管司法的人；幸亏主上素来明察，冤屈随即得到昭雪，声望更加扩大。赤眉军平定后，弘农得到安抚聚集，群盗都转化为良民。这是邓禹未能做到的事，节侯却做到了。上海发生变乱时，冯侯被以逮捕华亭人为要挟，名字列在死刑名册上，别人都不敢承担责任，冯侯却以全家百口担保他们，使将死之人转危为安的几乎有一万人。这又是节侯所不能做到的。取用前代将军的称号来命名今天的轩，谁说不可以呢？冯侯如今离开州县劳务，升入中书幕府，地位更加尊贵，施展更加广大，声誉更加显著。又怎么知道他不会被破格拔擢，执掌国家权柄，辅佐圣主实现太平之治呢？大树所带来的恩泽，一定会振兴你的祖先；而‘大树将军’这个称号，难道不会因你而使节侯更加光荣吗？冯侯答谢说：‘我愿意努力践行先生的话，以实现先生对我的期望。’于是把这些话写在轩中作为记。知止堂记 世上的高士，曾经把做官比作鱼进入逆流的须笱。笱一旦套上，即使有蛟龙般的身躯，想要舒展鳞甲鬣毛、摆动尾巴在江湖间遨游，也困难了！所以沉沦覆没的人，到处都是。能够安然退避的，从陶朱公、范蠡，张赤松、张良，疏大夫、疏广，陶处士、陶潜以下，曾有几人呢？《老子》中有警醒人的话说：‘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遇危险。’这句话可以对有悟性的人说，却难以告诉那些随波沉沦的人。云间老人夏谦齐，曾任某监漕官，年纪还没有到退休的时候，就勇敢退职回乡，把自己燕居的厅堂命名为‘知止’，看来他深深体会了老子的话。老人去世已经五十年，兵火到来，堂也毁了。他的第四代孙夏颐贞，仍然竭力保护赵文敏所写的匾额，把它悬挂在北山的新堂上，没有忘记祖先。夏颐贞勤奋好学，有做官的才干，但正逢时局艰难而不出仕，是懂得进退出处的人。假使他出仕，官场这个坑，难道能坑害他的六尺之躯吗？今年秋天，颐贞在堂中设宴招待我，为新悬挂的匾额落成，并请我作记，于是写下这些话。知止堂记 愚昧的人不知道止足，庸俗的人不知道止足，通达的人知道止足。知道却不停止，和不通达没有区别。陶朱公泛舟五湖，留侯跟随赤松子隐退，这就是知止。假使不知道止足，就会尸身被革、宗族被灭，和伍子胥、韩非一样罢了。这是谢公伯礼命名堂舍的意义，不是愚昧庸俗的人所能理解的。谢氏是淞江望族，到伯礼才凭仕籍显达，官至卿、郡守、奉训大夫，年纪不到五十便辞官归隐。他对儿孙说：‘你们知道马和船吗？船行驶时，满帆借风，快如流箭，千里路一口气就能到达。如果贪图快捷而不停下，那么瞿塘、灩滪这些险处就会在桅杆和船桨奔驰冲突之间出现。马奔驰时，像流星闪电，乘着快意可以早晨到燕地、晚上到越地。如果贪图安逸而不停歇，那么太行、井陉的险道就在马的嚼子和缰绳之下。我年纪还没到退休，志意却已经疲倦了。祖父、父亲的某山某水，足够用来耕种和垂钓；师友宾客，足够用来饮酒宴乐；一两个家中老人，也足以主持办理王赋。如果不知道止足，漂泊跌倒的祸患就要降临到我身上了。’于是用‘知止’命名退居的房室。东藩大臣多次挽留他，他都没有出仕，最终以疾病为由辞免。参政周公琦已经为他的居室题写了匾额，又请求我作记。我因此长叹说：‘伯礼比一般人贤明得多。如今做官的人，只怕晋升不快、地位不高，谁肯像赤松子、泛舟五湖的人那样预先见机，成为当时所称的通达之人呢？唉！上蔡的猎犬、华亭的鹤，使自己以及子孙留下悔恨的，有多少人呢？看看谢氏的知止堂，难道也不能稍稍得到警醒吗？’于是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记。守约斋记

译淞江汪氏自曾祖父敦武公从枣阳跟随淮安王南渡，到他的父亲君泽，三代都凭武职承袭将门的世代恩泽。到了文裕，才凭文学改换门荫，担任当涂、毗陵两县教谕，升任兰溪州正。所到之处都有教化功绩，于是亲自把书斋命名为‘守约’。世俗所谓的约束，与圣门所谓的守约不同：穿破旧粗布衣，吃脱壳粗粮，节俭苛薄地对待自己，却一点儿也不以利惠及别人，不是守约；表面谦让、暗中争竞，极力钻研利害，像老鼠一样首鼠两端，即使面对大义也不勇于应承，不是守约；轻视伦理，削弱礼法，把身体当作土木，任性而直接行动，也不是守约。孟子曾说：‘守约啊。’孟施舍的守约不如曾子的守约，是因为孟施舍只是把力量用在意气上，而曾子遵循义理、把握其中的要领。像曾子那样守约才可以。孟子的心性之学大概由此而出，其功用达到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之间。唉！守得极其简约而功效极其广大，这是圣门的事业。虽然如此，曾子的守约一定从博学开始；如果不广博地学习文章，不用礼来约束，又哪里知道曾子所守的是什么呢？文裕的心学已经进步到这里，开始知道孟施舍的守约不值得称许；这对于三【字形疑误】位祖先，难道不是大有光彩吗？文裕只需以我的话自我勉励罢了。一笑轩记 庐陵张昱居住在南垣都司，并把自己的寓居之轩命名为‘一笑’，请求我写话作为记。圣门说快乐然后发笑，人的笑不会令人厌恶。我哪里知道张先生因什么而快乐，又怎能一定替张先生推究他为什么发笑呢？张先生没有快乐却发笑，那么他的笑就是虚伪的，谁敢承受张先生的笑呢？庄子说‘开口笑’，一个月不过四五天，这是概括一般人的情形而言。魏国宗室苌终身不笑，宋代包拯的笑几乎要等到黄河水清才有，一笑之难有如此。晋代陆云患有笑病，梁代王筠见人便笑，一笑之容易又有如此。张先生的一笑如果不是因为快乐，难道一定属于这两类中的一类吗？否则，张先生一笑，我就无法推究其原因了。不过，陈希夷一笑而天下从此安定，季义父一笑而天下从此衰败。笑啊，笑啊，真是可怕啊！我将向张先生求证，请不要轻易一笑。三友堂记 河间公子李志学年轻时在九华山读书，曾在山南面搭建草堂。如今他在虎林任职于开元戎府，设有一所客堂，作为藏书修业之地。一天，他将要陪客人渡过钱湖，进入茅步，登上鹫岭，在客晚亭休息。看见三个人，穿着草衣，形貌像树木，类似木客，各自用辞章相互唱和。一个客人说：‘五鬛老仙，是赤松子的后裔；青牛归来已经一千年。仙客原本是掌管风雨的人，不认识人间的汉帝、秦帝。’一个客人说：‘渭水龙孙，是孤竹的后代；海波的影子拂动珊瑚。拿一竿寄给蟠上公，钓得两块璜玉，重如六只鳌。’一个客人说：‘玉龙的声音在五更时已经嘶哑，绿衣倒挂在扶桑树上迎来黎明。梅仙在大树间相见，梨花如梦中飘落，春云显得细小。’三人看见公子，各自拿着辞章请他评判。公子惊异地说：‘赤松氏，大概是傲然面对世事变迁、不知道秦朝封爵的人；孤竹氏，大概要出仕了，他所治理的，是苍姬氏那样的治理；梅仙，又像是从人间梦境中醒来，将要在蛮烟蜑雨的国土上脱下官靴。赤松像我早年的节操，孤竹像我的志向，梅仙又像我晚年的处境。’三位客人虽然道路不同，归宿却是一致的。我将尊崇并拥有这些品格，把他们请到客堂中。于是命名客堂为‘三友’，并题写匾额。我的朋友铁心道人为此记述；所谓三友，是希望向公子增益三种益处，期望公子成为经得起岁寒考验的朋友。因此记录三友的辞章，为它作记。雪坡记 淮阳谢公得到我所写的《雪坡文》后说：‘先生替我立言，几乎就是我的座右铭了。但我看今天那些追求富贵的人，实在如同幻境，和雪不能把握、不能揉捏有什么不同呢？’先生说：‘苏轼把雪误认为幻境，其中也很有意味，请让我把您的话说完。’我说：‘把雪投入炉中，闭合坚硬的东西，这是幻境。至人却从雪的一盈一虚、一消一息之中体会万物一体的道理。眼睛所见就能保存道，最终也确实要归于所能容纳之处，必定在这些道理之间。唉！雪所凭借的道理就是这样，说它是幻境、幻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我听说如今淮海有五位杰出人物，其中有谢公存中。谢公自幼喜欢读书，一遍就能了解大义，年过三十，不屑于做章句之儒，却慨然有澄清天下的志向。杭州是南方的大都会，加上军队驻扎，因而遭遇饥荒；即使有极大的才智，也不能善后。谢公在这里任守将，却谈笑之间就治理好了，三军没有骄纵的神色，百姓没有面有菜色，大概一定有超越当今所谓大才大智之处，只是别人无法了解。唉！观察他把雪寄托在坡上的含义，就可以明白了。世上的豪杰，身处丧乱，把自己私自托付于坚固的京城、金坞、狡兔的洞穴，自以为可以保全自身；至于子孙无穷无尽，却不知道人间境遇一旦改变，就像巨大的幻境一样，反而带着他们加速死亡，实在可悲啊。只有见识高明的人，能够在盈虚消长之外有所获得，把自己寄托在不能把握、不能揉捏的事物上，像雪坡这样就是如此。罢了，他的朋友俞孚斋抄录我的文章离去，说：‘像先生这样能从雪坡中知晓道理，才是真正知道苏雪堂所谓幻境已经进入道中了。雪坡能够体会幻境，他和苏轼又相差多远呢？’ 凝香阁记

译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张公分治江淛的第三年，修筑城堡，整治粮仓，扩建庭院，开辟田地，使军队休整、百姓安息。于是广泛延请海内闻名的士人，在宾贤馆中谈论仁义、讲习礼乐，收集东南遗书，并将燕居之室命名为凝香阁。张公向在客地、会稽的杨维祯征求记文。杨维祯为张公厌恶战争、喜好治理而高兴，于是说：‘韦应物的诗说得好：“卫兵排列如画戟，闲居之处凝聚清香。”我取用他的诗，是因为其中包含文武之道：森然排列的戟兵，表明不忘武备；凝聚清香的燕居，表明不厌文治。文武两方面都修治好了，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能治理的。’如今士人从深山长谷中出来，都说：‘我听说光禄公善于尊重贤才，善于养育士人，善于求取良言、接受内部劝谏。’他们无不欣喜地相互告诉说：‘南垣有这样贤能的宰相，百姓大概可以痊愈了吧！’光禄公礼贤下士如同周公，择友如同仲山甫。宾席上的士友，有帷幄中的筹谋，有饮宴间折冲御侮的方法，有高堂大厦、细竹席之间的朝廷谋略。不是这样的人，不能进入他的内室。于是，在横经论道之时、投壶雅歌之余，清香凝聚在一座阁中的情景，超过了道山的和风丽日，安穆舒展而和谐。君子观察凝香阁的‘凝’，就像《大易》论鼎那样，可以由此凝聚天命；‘凝’的旨意深远啊！光禄公对上辅佐天子实现太平，对下使百姓获得长久安定。我从凝香之名中占察此事。然而，如果这样理解，那么五木百种香料，无论多么奢侈，都不值得论说；瑞麟、辟邪，无论多么珍贵，也不值得论说；高达数十仞的鳌山，焚烧沉香、沃甲等香料，香气传到数十里外，也只足以招来吊丧百姓的窥伺罢了。唉！哪里知道我所谓凝聚自有它的道理呢？哪里知道我所谓凝聚自有它的道理呢？把这些话写在室中作为记。寿斋记 论说获得长寿的方法有三种。李少君认为丹砂可以化为黄金，黄金制成饮食器具，使用它就能增寿，这是方技家的长寿说。广成子说：‘一定要安静，一定要清净，不要劳累你的形体，不要动摇你的精神，这样才可以长生。’这是道家的长寿说。孔子说：‘仁者长寿。’子思说：‘有大德的人一定能得到长寿。’这是儒家的长寿说。方技家凭借术，道家凭借智慧，儒家凭借德；德是最高的。淮阴汤公仁，字寿之，承旨赵公曾经为他在燕居之堂写过字。今年汤公登上八十岁。作为他的儿子，中书省宣使某人与众孙带着酒来庆贺父亲的高寿。宣使某又命座上宾客刘仲威不远数百里向我求写祝寿文章，想借此光耀自身，并把福庆留给后人。我说，年过七十，子孙亲眼见到四代同堂，汤氏因长寿得到的福气确实不假。只是还不知道他获得长寿的方法，是出于方技、道家，还是儒家。刘仲威说：‘汤公平素用《诗》《礼》教导子孙，不惜远行千里延请刘正安之类的名师，而且将要捐出若干亩田地，建立义塾，使乡里的孩子得到教益。’ 汤公难道会学习方技家、道家那一套吗？论德行，没有比周文王更大的；文王对武王说：‘我本来可以享寿一百岁，分给你三年。’这样看来，长寿不是出于天命，而果然是出于德行，这就确实可信了。汤公的德行充足，那么他的寿命可以惠及自身并延长到子孙。希望汤氏的祖先和后代，都以我的话自我勉励。衍泽堂记 太史公自叙说：‘司马氏姓氏的由来，上溯到颛顼的子孙；官位、功业、文章，下至我这一代而上溯历代。唉！世代的德行和子孙，本来不必避讳自我铭记。’明代泰州孔希道自述：他是孔子的第五十六代孙，属于泰州一支，实由宋代朝散公孔端朝出守泰州，得到赐田，在州城东北建家庙，因而命名为孔家堡。朝散公第七代孙孔瑛，任中山府教授，希道是孔瑛的儿子。遭遇兵乱时，他带着家庙碑渡过长江，与温州、衢州一支相会，这并非虚妄。可见他就是这样以世代德行自重。他所居住的房舍，又用‘衍泽’二字作篆文匾额。孔希道来到淞江，先拜访我的草玄阁，请我写话作为记。我说：‘圣人去世一千五百年，从衍圣公世袭封爵以下，能以文章才华得到胄子监考试、以此表明嫡系身份的人很少。何况后代散居四方，沦落为编户，稍微知道自我振拔，进入学校求学以谋生，有的又因为是谱牒上的后裔而不愿自甘沉沦。像希道这样作为先圣的仕宦后裔，始终敬谨而害怕世代德行不能继承。他到吴地向名师执经求学，又将参加有司考试，与胄监之士竞争高下。圣人的恩泽流传一千五百年，在我们这一支中还没有穷尽。’ 唉！圣人的德行深厚，因此流传的光辉、恩泽隆盛，万世不绝。继承他世代事业的人，又能够使承载的德行更加光明；承载的德行越光明，恩泽就越加扩展。这是希道对自己的期望，也是我们对希道的期望。我听说君子谈论世代恩泽，不在于名号爵位累积叠加，而在于行为符合礼义。希道行为修养完美，声名达到显著的程度，他所扩展的恩泽，还有什么能超过这呢？正心斋记 淞江万户侯石伯玉亲自把燕居的东室题名为正心。伯玉曾谦逊地对我说，他所在的宾客之列都是士人和贤能的卿大夫，有时吟诵雅颂、投壶，有时弹琴赋诗，使人不知道伯玉原来是武将。第二天，他又请我写文，说：‘请记正心。’我说：‘士人中怀有豪杰才能而又懂得圣贤之学的，已经很少；何况才能已经显露、官位已经成就，却还战战兢兢地害怕自己的心不正，想求得圣门切近自身的学问呢？’我观察历代的万户侯，往往是少年子弟承袭祖先爵位，以学习武艺为名，懵懂而不明白求学，刚愎自用，奢侈显盛而骄傲自满。又有幸生在太平时代，武力无处使用，只是忙着放鹰跑马，带着弓箭游猎，之后烤羊击鲜，招来无赖亲狎之徒，沉醉歌舞，把这些当作事情的人比比皆是。哪里有像石侯这样，年纪尚轻而志向已老成，切切实实地学习正心之学，又请求儒先生的话写在座右，用来警戒反省呢？所以替他说：‘人之所以正，是因为身体正；身体之所以正，是因为心正；心之所以正，道从哪里来？只是敬罢了。’请用射箭来作比喻：射箭的人一定要先端正自己再发箭，内心意志端正，外在身体挺直，然后才不会射偏正中的靶心。这不是依靠敬还能依靠什么呢？文士的心正，表现在执笔；武士的心正，表现在射箭。伯玉知道射箭不能心不正，那么凡是面对事情、所畏惧的事情大于射箭的事情，难道可以不依靠正心的方法吗？唉！棘门军营的嬉戏不如细柳军营的严肃，飞将军李广的放纵不如程将军的严整；这就是敬与不敬、心正与不正所产生的结果。希望伯玉仍以我的话自我勉励。归来堂记

译我进入吴地，首先拜访三高祠。三高辞去国政，并不是忘记君主；返回故乡，并不是贪恋乡土；放迹江湖，也不是逃避尘世、败坏教化的人。吴地人直到今天仍然尊崇三人的高尚，却不知道继承他们高尚品格的人，在范蠡、张翰之后又是谁。有人说：‘上洋有章吉父，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吉父年轻时凭奇才任丞相府舍人，不知何时乘驿传急行成为宣使，于是取得官籍。近来在京师做官游历三十年，出任江浙府的副职，恰逢母亲去世而离任。服丧期满后，镇抚海道；才过几个月，便突然决定归乡，说：‘我的头发已经斑白了，太夫人的年纪也将近八十了。城南有若干顷桑麻田，足以等待俸禄、奉养老人。不知世人会把我看作什么人？看作什么人呢？’于是他在住宅西边建造归来堂，终于实现了高雅的志愿。今年我向东游历，经过青龙江，吉父的住宅就在江边，他邀请我到堂中，准备音乐和酒食，为我设宴欢娱，我因而得以举杯为太夫人祝寿。第二天，吉父请我写文记述归来堂。我曾感慨晋代处士的归来，不知情的人认为那是以五斗米折腰为耻，了解的人则认为是司马氏将要倾覆，他不忍心侍奉两个不同的姓氏。如今吉父生逢盛世，遇到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因才干而得到任用；吉父又凭才干被选拔登上要职，年纪还未到致仕便退职归去，这是因为母亲的缘故，爱惜与母亲相处时日的诚心有不能停止的地方。处士归去，是因为义；吉父归去，是因为孝。孝与义本是一回事。因义归去，并不是世道之幸；因孝归去，实在是风俗教化的荣耀。名为“归来”的堂，难道是要假托晋代陶处士的踪迹来抬高自己，并求得追随夫■〈氏鸟〉夷子、张季鹰之后吗？虽然如此，吉父年纪还不老，精神爽朗峻拔，才智见识丰盛，举荐贤能的人不会轻易遗漏吉父。若只在不孝之家寻找忠臣，那也就罢了；若是在孝亲之家寻找，吉父难道不能终于实现归来的志愿吗？请让我用这篇文章答复吉父的命名，把它写在堂上作为记。《东维子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东维子集》卷十四 （元）杨维桢撰 记 内观斋记 佛教曾经有“内观”的偈语。所谓内观，就是役使心来观察自己的心。有这种说法的人，于是说：用聪明的耳朵听就会聋，用气来听就会寂静，却能听见雷霆；用明亮的眼睛看就会瞎，等到用精神去看就会闭目，却能看见嵩山、华山。这些都背离了我的心学。儒家先生却不谈这些。儒家先生所说的内观，大概是圣人向人显示自我检点的要领。因此，他们施教于弟子时，往往启发这一要领，使弟子反照自身。反照自身以后，才能自我领悟所学的内容，这就叫内观的教法。孔子让漆雕开出仕，问子贡和颜回谁更强，使子路跟随自己到海边，都是启发他们进行内观，使他们领悟自己所得究竟如何。至于颜子、曾子，他们从内观中所得就更大了。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孟子把这种功夫推演为守约。后来终于因为鲁国而得到了圣人之道，这是曾子内观的伟大处。颜子说：“向前看忽然又在后面，却独独看见自己所达到的境界卓然屹立。”子贡把它推演为听到一点便能推知十点。曾子也形容这种境界若有若无、若虚若实。后来终于因相遇而得到孔子的道，这是颜子内观的伟大处。学生吕恂用“内观”给书斋命名，请我作记。所以我用圣人的教诲来指示他，用颜子、曾子的学问来约束他，并用佛教的说法来告诫他。中定斋记 道达到“中”才会安定。稍微越过中，就好比秤失去平衡，首尾一头高一头低，哪里还会有确定的准则呢？道若不符合安定的准则，就会把仁说成兼爱，把义说成只顾自己，把正直说成证明父亲有罪，把廉洁说成离弃母亲，把恭敬说成召见君主，把公正说成出卖朋友，把不疑说成焚烧妻子、烹食儿子。它对道的危害，哪里说得尽呢！尧把天下传给舜，没有别的话，只是把握中道罢了。舜治理天下，也只是运用这个中道罢了。然而子莫也说要执守中道。子莫执守中道却没有权变，这是守中而不知道适合确定准则的情况。因此圣人建立中道的教诲说：“君子随时处于中道。”这是让人懂得运用中道必须有权衡和尺度。虽然如此，权衡尺度并不容易精确。权衡尺度不精确，中道本来就不能确定。怎样才能精确呢？要在思虑“道将行、道将废”的危险和细微处时慎密，又在无思无为时安定。眼前万物纷纷兴起、纷纷沉伏，都不能逃过我的掌握，而我在彼此两忘之间坦然与它们相处。这就是我的权衡尺度达到极致的境界。到了这样，即使天地的开合、古今的往来，也不能超出我所确定的范围，何况万物呢？姑胥申屠生衡请我给他取字为“权”，又把他治学的书斋命名为“中定衡”，于是开始记述此斋，所以写下这篇记。约礼斋记 吴兴蒋生名毅予，已经把读书的书斋命名为“约礼”，于是请求说：“希望先生赐给我一番话，写在屋里用来警戒教诲我。”我记述说：“圣人的道，像天一样高，像海一样广大；广泛地寻求它，高远得不知道从哪里接近，浩荡得不知道向哪里前往。直到老死仍不能得到它，是因为没有绳墨尺度来约束自己。礼，就是用来作为绳墨尺度的东西。圣人用大道教导人，却一定用礼来端正他们，是为了约束他们归向正道。圣人的道高而广大，似乎没有边际；一旦以礼来约束，便有了界限。老子、庄子擅长用宏阔的话语谈大道，但圣人的门徒不取法他们，因为他们把道说得太高远而严重脱离了礼。圣门弟子称赞颜子：起初他寻求圣人的道，仰望它越发高远，钻研它越发坚固；看它仿佛在前面，转眼又仿佛在后面，已经好像看见有个卓然挺立的境界，最终却是凭借约束于礼而得到它。学习颜子的学问，以求得圣人的道，这是你的责任。你要努力。” 学诗斋记

译吴兴陈生鲁跟随我在云间学习经学，说：“我不聪敏，不敢学习先生的《春秋》，但《诗》实际上和《春秋》相互表里；希望先生先教我《诗》，然后再涉及《春秋》。我又把学习的地方命名为‘学诗斋’，请先生写一句话让我自我勉励。”孔子说：‘《诗》可以激发志气，可以观察风俗，可以使人合群，可以寄托怨情。’这几种作用，难道是拘泥于章句文辞末节的人所能得到的吗？孟子谈论解说《诗》的人说：‘不要因为文字而妨害词义，不要因为词义而妨害意旨，而要根据意旨去推求作者的志意，这才算真正懂得了。’这就是孟子善于学习《诗》的地方。他又说：‘《诗》消亡以后，《春秋》才产生。’大概孔子记录了夷王、懿王时代的诗歌，一直到陈灵公的事情，三纲五常已经有不忍说的地方了。所以说‘《诗》消亡，《春秋》产生’。学习《诗》的人，如果确实还没有从《诗》中得到领会，又怎么能得到《春秋》的道理呢？士人在千百年以后学习《诗》，也是有道理的啊！虽然如此，吃鱼觉得有滋味的人，就不知道熊掌的滋味；吃熊掌觉得有滋味的人，就不知道鱼的滋味。人没有不饮食的，但真正懂得滋味的人很少。因此善于学习《诗》的人，不知不觉只见《诗》而不觉得有《春秋》；善于学习《春秋》的人，也不知不觉只见《春秋》而不觉得有《诗》。这不是说学习这两部经典不能相通，而是说学习经典贵在专心。你从《诗》中得到知识，就像知道了食物；吃饱了，却不知道滋味，就不能说是善于学习《诗》。孔子本来就痛恨学习《诗》却没有获得知味之得的人。他说：‘熟读《诗》三百篇，交给他政事却不能通达；即使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你要用我的话来勉励自己，将来如果让你处理政事，即使在蛮貊之邦施行，也一定能够通达，哪里去不得呢？” 钝斋记 霅城之内有一所家塾，是倪用宣家世代以经学和诗礼传家的地方。就在他住宅的西侧，题名为“钝斋”的，是用宣休息居处的房屋。用宣的祖父富阳公，是我的举主。用宣看待我如同叔父，于是请我为“钝斋”作记，并说：“我不幸很早就失去父亲，稍稍长大便承受祖上的荫庇，在低贱的仓库职务上服役三年，志愿不能施展，奉养亲人的事情荒废了，自身的学业也荒废了。有一天我毅然自我抛弃仕途而离去，回来读旧书，等待奉养我的母亲。母亲想让我做世人那种奔走于县府簿书之间的人，让我忙碌地效命于鹰犬般的差役，以求急于竞争的升进，我不能这样做。所以把书斋命名为‘钝’。”我怀疑用宣出身于富贵华美之家，正值盛年，仕途的起步就像船顺流下水、大雁顺风疾飞，却突然以“钝”自我止步，难道真是他的本心吗？只是他在才能运用上很充足，却受限于处境；至于荣辱不惊、迟速不计，这如果不是他平素学力的积累，就是天资特别。想到世上的士人，戴着高冠，把脚抬得高高的，在连绵的山岭和相邻的台地之间寻找歧路、闯入洞穴，受困于道路阻断，只是一心想以捷径求得进身。他们不知道脚一踏空便会落入陷阱，最终免不了被人耻笑，那么所谓捷径在哪里呢？回头看钝斋之“钝”，悠然自得地生活在水的南面、山的北面，上有头发花白的父母，下有在襁褓中嬉戏的幼儿，外有贤良的老师和友人的交往；享受自己的快乐，却不知道世间还有权贵地位的高低、炎凉荣枯的反复变化。他与那些人的差别，难道不是天壤之别吗？用宣的老师是张安国，朋友是康伯龄；凭借他独到的资质，再加上师友的学问，用宣将光大祖先、承载德业，他的前途难道还可限量吗？外在事物所谓的利钝，又哪里值得用来计算我的短长呢？则斋记 吴兴赵生名柯，字仲则，又给自己的读书室取号为“则斋”。赵生的祖父府判公曾与我一同在台任职，他的岳父府推吴叔巽又是我的举主，于是他以“则斋”请求我作一篇说。我认为赵生所取的“则”，取义于《伐柯》诗；《中庸》曾采用这首诗来证明道从来没有远离人。向树上求取斧柄，斧柄的样式就在这棵树上，人们却仍然迷惑于彼此，斜着眼去看它，认为它很远。治理人的道理从自身取得，从来没有远离自己；把它看成遥远，和斜眼看树而迷惑有什么不同呢？圣人如孔子还说：“君子的道有四项，我孔丘一项也没有做到。”所以他治理自身，只是把要求别人做到的反过来要求自己罢了。你如果能以孔子自称未能做到的态度，不敢不勉励自己，那么道就在这里了。《传》说：“能够教导别人，就不会居于别人之下。” 君子想要居于民众之上，没有这个原则，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把这个“则”推行到自身，容貌举止就值得观瞻，进退行止就合乎法度；把这个“则”推行到民众身上，民众就会敬畏他、爱戴他，并以他为准则、以他为榜样。因此说：“君子一行动，世世代代都成为天下的道路；一行走，世世代代都成为天下的法则；一发言，世世代代都成为天下的准则。”啊！这就是“则”的最高功效，也是学习所能达到的极致。赵生要以此自我勉励啊！至正十年冬十月二十五日记。月山记 月亮中有山吗？佛教说月亮中的景象是大地山河，说月中有山也可以。山中有月吗？赵知微登上天柱峰，在阴脢之秋得到月亮，说山中有月也可以。月，是水的精华；山，是石头的积聚。水和石本来不能相互进入，却又未尝不能相互进入。这是彦明氏得到月亮的山，把它看作万物奇异会合之处。彦明过去任开化县令，在金钱溪上得到这座山，孤峰突起，像一顶帽子。如今山顶有一道白色纹理，像月牙的弦，彦明喜欢它，仿佛获得拱璧，说：“溪名叫金钱，而溪神不用钱财玷污我，却把这座月山给我，我怎么能不拜谢神的美意，把它看作奇迹呢？”于是命名为月山，又画成图，拿出来给我看，请我写月山记。我笑着说：“这只是月山的假象，图画就更加虚假了。我还记它做什么？我将和你带着九节杖、挟着飞仙，游览广寒宫，俯身把海内外的名山都收入眼底；又将向东登上岱▯万仞的山顶，看黄玉轮从九地之下升起。这才是全山的形象、完整月亮的真实形态，恍恍惚惚，得到它就像处在太初的邻近之处，是众人无法看见的景象。你能跟我去吗？” 彦明说：“我不能去，我已经在月山的月亮中得到它了。”云：至正十年十一月三日记。小瀛洲记

译关于神仙的说法是，八方都有大海，大海中有仙洲，十个仙洲中瀛洲是其中之一。汉武帝曾在曲室召见东方朔，询问十洲所在之处和各地物产的名称。东方朔说，瀛洲在东边大海中，方圆四千里；上面生长神芝和玉石，山高千丈，有泉水流出如酒，名叫玉醴泉，饮用后能使人长生。洲上都是仙人之家，山川风俗像吴中，但那里只能听说而不能到达。所以秦王设置馆舍，选取天下学士，其中地位高、人物出众的，比作登上瀛洲。吴兴褚寿之的住宅，有水、树木、花卉、山石的胜景，于是把堂命名为小瀛洲。寿之在堂上设宴，请我作记，不只是因为这里山川风俗像瀛洲，还因为他的前代曾列于居住在瀛洲的十八位学士之中。寿之的先祖是瀛洲学士褚亮，褚亮的儿子遂良居住在杭州，后来有从湖州南浔朱坞庄迁来的人，于是成为湖州人。寿之大概是瀛洲学士褚亮的若干世孙。寿之的兄弟共四人，子侄共十多人。从五世祖淮安县丞起，都是通过科举发迹，世代以诗礼传家。寿之的先父放弃仕途来侍奉亲人，寿之的兄弟都有做官的才能却不做官；他们若求学入仕而处在清高的职位，来继承登瀛洲的荣耀称号，难道不就在这些子弟中吗？” 我又高兴褚家子弟都聪明爽朗，善于求学问；他们的父辈更加轻视金钱而重视聘请名师，以至于有老师不怕千里远来。我知道褚氏子孙中一定有人光大并继承祖先褚亮的事业；今天居住在小瀛洲，难道不是将来登上大瀛洲的阶梯吗？问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又何必指着神芝、醴泉、白玉山呢？况且，山川风俗之美像吴中的地方，不就在这里吗？写在堂上作为记。至正十年冬十一月序。爱日轩记 我读扬子之书，读到“孝子爱日”时，没有一次不掩卷叹息。唉！孝，是上天真诚之情的流露。只有知道相处的日子已经不够的人，我才知道他作为孝子的天性真诚已经达到极点！唉！树想静止而风不停，子女想奉养父母而父母却等不到了；这就是孝子珍惜时日、不能自已的原因，并不是有人强迫才这样。因此说：孝，是上天真诚的流露；爱日，是诚心的极致。钱塘市中有一位金孝子名鉴，在住宅南面筑屋来奉养父母，题名为“爱日”，取自扬子的话。啊！金孝子奉养父母，大概是出于上天真诚的极致吧。他早晨到这里来省视父母，晚上到这里使父母安定；外出要到这里告知，回来要到这里面见父母。至于询问父母想要什么，推知并供给他们所需，承接父母的意愿去实行，没有一件不是如此。他勤勤恳恳奉养父母，只看见时日不够。说金孝子是上天真诚的极致，不对吗？唉！“爱日”二字，大概就是孝子寄托天性真诚的地方。过去仲由贫穷时吃藜藿，亲人在世时亲自背米走百里奉养他们；后来他坐在重重褥席之上，享用鼎食，却悲叹父母已经不能享用。啊！这是有珍惜时日的诚心，却不能等到富贵以后再奉养父母。狄仁杰的母亲在河阳时，他登上太行山，看见白云孤独地飘飞，便认为自己的母亲居住在白云之下，而自己仰望也无法到达。啊！这是有珍惜时日的诚心，却有不能长久在父母膝下奉养他们的遗憾。金孝子家中有奉养父母的资财，又不肯轻易出仕，以至于有一天离开父母；他大概是不等到后来富贵，也不在远方叹息悼恨。啊！金孝子能够奉养父母，难道不是做人儿女的大幸吗？季路、狄仁杰所不能做到的，是让珍惜时日的诚心始终不懈，如同大舜思慕父母一样；我愿意把这件事记在轩上，留给后代子孙。后代子孙都把你这位孝子的心作为自己的心，那么孝子的一个行为就会纯正地推行开来，成为一家的政教，又使天下人听到这种风气而奋发起来。孝子感动人心、以天性使人行动的作用，是不可胜数的。金孝子的行为成为世间教化的支柱，又哪里只是小小的补益呢？魏生本信拿着这篇文章来，于是我写成《金孝子爱日轩记》。修齐堂记 我们州的诸暨有东西两家施氏。西施家的秀美集中在苎罗美人身上，东施家却没有听说什么。到了宋代，才有施宗圣，学问和品行在乡里受到尊敬，人们称他为东丘先生。东丘之后有施锷，在绍兴年间考中进士，进呈中兴雅颂。他的子孙从东向西迁徙，多隐居在吴门。我到了吴中，在阊门之外见到他们，正是仁杰家。他的先人大概是从越地迁来的人，恐怕就是我们邑中东丘先生的后代吧？我起初并不认识仁杰。吴中的学生张守中，十四岁便被称为奇童，能够夜里背诵经史书籍数千百言，每天学习大经义、骚赋、表章若干篇。贵官家的女儿和乡里的富翁都争着要把女儿嫁给张氏子弟，而仁杰却独自抢先得到他，由此可以看出仁杰是什么样的人了。仁杰曾请我到他的住处，看到堂上题写的匾额“修齐”，是吴兴赵魏公所书，于是举杯行礼，请我作记。我看阊门一带的住宅，全都是经营货财的场所，其中的人都是各地商人。他们日出便早早经营，日落还没有停息。与他们谈论的，都是锥刀末利和谋求牟利的计策；与他们谈修身，他们就说‘不过是穿着绣文的衣服罢了’；与他们谈齐家，他们就说‘不过是高大的屋宇和雕饰的墙壁罢了’。哪里知道我们圣贤《大学》的道理呢？而仁杰却独自超出流俗，以《大学》的学问来约束自己。仁杰大概是古代那种朴实厚道的长者，平素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孟子推演《大学》的教诲说：“国家的根本在家，家的根本在自身。”由此可知，一个人修养自身，一个家就会整齐；一个家整齐，一个乡里就会向善。向远处推行，达到千里之内的治理；向广处充实，达到四海的均平，也不过是修身、齐家而已。《大学》说：“一家仁爱，一国就兴起仁爱；一家谦让，一国就兴起谦让。”感应的机理，本来就这样迅速。修身齐家的教化施行开来，难道仅仅是使一身修养好、使一家整齐吗？我听说吴地风俗多半偏爱内室而在外崇尚勇力，有人逞匹夫之勇争斗而残害自己的身体，有人被妇女儿童的言辞迷惑而扰乱自己的家庭。听到施氏这样的风气，难道不感到惭愧吗？施氏的教化若能施行，那么我写这座堂的记，也许就不至于成为空话了。至正十年十二月十日记。南楼记

译信都吴公侨居吴兴，在霅水北岸筑楼，背靠苍弁、金盖、玉几诸山，群山环拱于离方，因而把楼命名为“南楼”，又用来作为自己的号。楼上收藏书籍万卷，一时的名士考究经书、评断史事以及东南的民情事务时，一定会在这座楼上作客。我也在宾客之列，于是他请我作记。我说，南楼在武昌，是晋代庾亮氏所营建的。富贵人家的高檐大屋，面向南方筑楼，收藏玉帛、安置歌舞，用来聚集山川风物胜景的，多得数不清；然而庾亮之后却没有留下什么名声。数百年后，吴公在吴兴的声名接续了他，难道不是楼依靠地势的灵秀，而地势又依靠人的杰出吗？虽然如此，庾亮并不是人杰。他本来学习庄子、老子的学说，是擅长清谈的人，见识昏暗、才能短浅，只是因为周顗亲自受到重视顾念，四海之人同情晋室，奸臣任意施展野心，若不是依赖几位地方长官，国家几乎陷入极大弊病。他晚年困窘，甚至想逃入山中、避居海上；不得已，才出任芜湖，驻守武昌。他在武昌时，没有听说有什么经营筹划，只是想任意猜忌、贬黜大臣；各位佐吏都是东阁的旧物，也没有听说其中有谁雄奇特异。月色横铺，秋意深浓。登南楼，不过是和浩等人谈论吟咏，光阴景物对于中原毫无补益，甚至还不曾越过雷池一步。他的才能不足以有所作为，就是如此。如今吴公凭借方正之学，是宰相家族中的英才，出仕后成为天子的耳目，铲除奸恶，擢用忠良。遭逢吴地丧乱，又亲自承担守护城池社稷的重任；他在楼上与门客、僚友讲论明辨的，也都是治理国家的道理、广泛救济时局艰难的策略。今天的吴兴，难道能和昔日武昌共享同一轮秋月吗？唉！秋月不分古今，而人物却有古今之别，怎么知道今天的人不能胜过古人呢？登上这座楼的人，欣赏山川人物的胜景，又怎么知道没有善于作赋的大夫在此饮酒，借山川之神来述说大业、歌颂盛功，以此鄙弃浩等人所谈咏的光景呢？写在楼上作为记。吴公名钧，字元播，是平章冀国公最小的儿子，御史中丞南窗公的次子。至正十三年夏五月记。生春堂记 嘉禾谢玉渊，把自己休息居处的堂命名为“生春”，取自谢灵运西堂诗句。京兆杜伯原父已经替他用小篆书写了匾额，又请我作记。我曾经经过他家，他总要在堂上宴请我，讲论《春秋》经学。我曾问玉渊：“圣人把‘春’这一字加在王正之上，并不是史官的文饰，而是《春秋》的第一义。传授经义的人把周正解释为夏历，如果不是说春，便说夏时，以周历月份冠在上面。唉！以寅为正、以寅月为春的开始，是人们知道的；又哪里知道以子月为正，才是春产生的开始呢？”谈论三统的人认为，十一月是干支的开端，九阳之气潜伏于地下，所以黄钟属于天统，是春天由此产生、万物由此开辟的开端。假使圣人借用寅正而放在子月，那么天时和王正之间总是相隔两个月，凭什么向人显示诚信呢？“生春”的意义，没有比《春秋》更深的了，难道只是你家中孩子吟咏玩弄草木所能知道的吗？玉渊离席说：“谨受教。”我说：“还不够。我听说幽暗之处有山谷，土地肥美却苦于寒冷，五谷不能生长，百草不能繁殖。精通音律的人一吹奏，春气便应和，草木就生长；人顺应天时，也有这样的作用。如今深山穷谷，难道没有阴气凝结、寒冷闭塞，经历春气却仍然不长草木的吗？即使太阳仰面照暖，也有照不到的地方。假使音律之气均能感应，不毛之地都生长不息，你难道没有办法吗？由“生春”这个道理推开去，万物就会有蒙受其恩赐的了。不要只把它寄托在梦寐之间，作为吟咏的材料而已。”玉渊举起酒杯，携杯弯腰行礼道谢说：“我不聪敏，不但接受了‘生春’的教诲，也接受了《春秋》的教诲。”至正十三年秋七月十八日记。尚志斋记 我读《陈胜传》，没有一次不感叹士人如果没有志向就不能立身。陈胜把自己当作燕雀般的佣工同伴，却把自己的志向看作鸿鹄。陈胜的志向在于富贵，后来也终于没有落空。唉！陈胜不过是奴仆，何况那些还不如陈胜的人呢？圣门弟子如颜渊、曾点、季路、公西华，圣人一定以志向来启发他们。诸人的志向，没有比颜子更大的。颜子希望得到明王而辅佐他，因此他的善行足以使天下适宜，却不自我夸耀；劳苦超过天下人，却没有机会施展。像颜子这样，难道不就是所谓大人君子的志向吗？孟子说：“士人要尊崇志向。”这里的“尚”像尊崇服饰、尊崇车乘的“尚”，是尊重并以之为主的说法。然而“尚”字虽相同，志向却有不同，不能不加以辨别。昆山吕子正，把自己的休息书斋命名为“尚志”，大概是他的朋友张希颜来拜访，请我作记。我说：“你尊崇志向是容易的，只是不知道你的志向在哪里。”子正说：“在中道。”学习圣门的人，只是切实地有志向罢了，这一点在季路的见闻中就可看出。至于颜子，我哪里敢相比呢？我对他说了这些，他感慨地说：“我的志向已经不鄙陋了。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如果不能成为颜子，我不相信。”颜子在未通达时，不过是住在陋巷中的人罢了；假使他通达，就会成为春秋时代的伊尹。学习颜子，就是学习他的志向；伊尹的志向，我不寄望于子正，还能寄望于谁呢？子正年纪刚过二十岁，却好学不倦；侍奉父亲，以此来实行自己的志向，虽然还没有显著表现，但他所尊崇的志向已经如此。将来他秉持志向奋发而起，我知道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他。写在书斋上作为记。至正八年夏六月记。蓝田山三一精舍记

译蓝田山三一精舍，是桐庐姚杰所创建的。山在桐江以北三十里，北面背靠锺阜，和周颙隐居的地方相距很近。山中有香炉般的峭壁，紫烟缭绕的瀑布，如白龙蜿蜒摆尾于云际。向西可以看见天日，向南可以看见乌龙山高冠般的山峰和停盖山、伫山。江水环绕山下，如玉虹伏在地上缠绕着山流去。这是蓝田山形势和景物会聚的胜地，适合仙人逸士居住。姚杰把三一精舍建在这处胜地，始建于至正甲午年，第二年落成。我经过桐江，想抵达那里却没有空闲。姚杰于是画出山水形势和营造的年月，托我的学生章木来请求我写几句话作为记。我问“三一”是什么意思，他说：“三，是孔、老、释；一，是道的归宿。位置居中，尊圣人而设文昌殿，释氏居左，老氏居右。”我疑惑说，既然推尊孔氏，而孔氏左右又有他的门徒，为什么还要取老、释呢？他又说：“大道没有比我们圣人更大的。那些分岔离开大道的成为老氏、释氏，我将约束它们的分歧，使它们归向广大而正大的道。”这就是姚杰的意思。近代缙绅大家不讲究正规的庙制，却在旁边营建三教堂，并且让孔子、老子来辅翼瞿昙的尊位，这是对圣教的大侮辱。姚杰却在我们的道衰微之际，扶持并尊崇它。那两家学说如果处在弟子的行列，就能教化异端，使之归于皇极，使人人都知道君臣父子的伦理，以及礼乐刑政的教化。民众中秀异而出众的人，不再沉溺于虚无寂灭的归宿，这难道不是姚杰用心宏大、推行教化广泛吗？所以我乐意替他写下这篇文章，让它告示乡里、流传后人，不至于最终像周颙氏那样迷惑于异端。对于补益世间教化，有人也许会说：‘这算什么大事！’姚杰名杰，字君用，后裔出自唐代少监。今年八十岁，耳聪目明，在两棵柏树之间结庐居住，以文章和美酒自娱，享度晚年。学者尊称他为栢庭老人。他供养门徒的田地，世代收入作为奉养的共有若干亩，账册见于碑阴。松月轩记 吴兴向东若干里，聚落名叫南浔。褚氏乐闲君的世代住宅在那里。至正甲午年，祖先的房屋遭兵乱焚毁，他的儿子褚质，字彦之，重新在朱坞溪上营建别业。苍松夹道，数百株成林。下面有石床和云梯般的石阶，上面以重檐轩屋遮蔽；有时在树下焚香读《易》。月夜便弹琴，有时歌咏《离骚》，有时与客人长啸傲游、赋诗，仰头听空中的天籁，俯身坐在清凉的月影中，俨然像世外境地。于是就把轩题名为“松月”。彦之不远二百里，从云间来请我作记。我与他的父兄交往将近二十年，彦之拜我为父辈，我把他看作异姓侄子，按情义不能以年老懒惰推辞。盘根错节、外貌经受风霜、内心坚如铁石，经历严寒而不和众草木一起腐朽，这是松树的操守。天地一气中的清纯之气凝聚为太阴，照耀于天空，和太阳轮流发明，共同成就七政的功用，这是月亮的德性。彦之借松月寄托自己，松月不在松和月本身，而在于我的元气刚强、方寸之心明亮。你的祖先瀛洲学士褚遂良，担当顾命大臣的重任，正值奸邪萌发、将要作乱之时，不怕万死，抗颜极力进谏，他的忠诚盛大极了。彦之是承继那种忠诚的人。甲午年各位兄长遭遇意外灾祸，彦之舍身历险，发誓不与灾祸共存，老天一定要让他报仇之后才罢休。褚遂良以忠著称，彦之应以孝著称。啊！人的品行，没有比忠和孝更大的了。假使彦之站在朝廷任职，承担重大责任，一定能够守持大节，又怎么会辱没你的祖先呢？我对彦之的期望就在这里；他把自己寄托于刚强和光明，在松月之间就可以看见，哪里真是骚人墨客玩弄草木景物之流呢？彦之起身道谢说：“我虽然不聪敏，怎敢违背先生的教诲？请您写在轩上作为记。”岁次己酉年秋七月初一写。竹月轩记 诗人把月亮和竹子相配，从六朝以来没有听说过。李谪仙有“何处我思君，天台绿萝月”，月亮寄托在梦中，并不在竹子上。六一翁有“颜侵风霜色，病过桃李月”，月亮寄托在桃李上，并不在竹子上。老杜说“竹送清溪月”，月亮又兼同清溪而言。只有老坡说“明月浸疏竹”，才专门写竹中的月亮。然而苏坡是在方外的虚寂堂得到这一景象的，还没有在士大夫家中见到。如今我在云间义门夏公子益中的轩中见到了它。我曾夜宿他的轩，不久月亮从竹梢升起，益中请客人坐在竹下；抬头看见数十竿玉立的竹子，高大秀美、疏朗清幽，仿佛空谷中的佳人将要携伴结侣，来虚静的庭院拜访主人，轻盈盘旋、徘徊不去，竟不知清冷的夜色已经流逝。后来主人和宾客一起饮酒，直到大醉；脱下头巾挂在稀疏的竹枝上，有时弹琴，有时吹匏、击石，与玉立的竹子发出的铿锵声相互应和；天籁从空中发出，景物的光影散布在地上，仿佛钧韶之乐奏响、龙鸾起舞。当时主人和宾客都颓然躺卧，忽然不知道自己身处人世，仿佛在白玉宫阙之中，而不是在柔软的红尘里。席上宾客各自赋诗，第二天连同诗作一起写给轩主人，于是给轩命名为“竹月”，并推请我为竹月作记。益中年纪虽轻，才气却很老成；他尊敬老师、爱护朋友，把势利的风俗化为礼义的乡风，没有辱没世代义门的后代，所以我乐意替他写下这篇文章。《东维子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东维子集》卷十五 （元）杨维桢撰 记 借巢记【五十四“借”字，谁借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