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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曾氏耕读轩记》。曾氏是泰和的著姓，我家与他们有亲友关系。从前鸥江先生学问品行和义行俱佳，在全县声名很重。传道先生以《易经》为学者所宗仰，所著的书有《易变通》《四书类辩》《庸学标注》，官至绍兴路照磨，后来遭逢战乱，为国事而死。我还来得及侍奉原友先生，他是先宜人的舅父。先生眉目秀美、额头宽广，面容洁白如玉雪，仪表气度伟岸。直到现在，乡人和学子还传诵他的文章书法，景仰前代贤者；唉，这样的人还能再得到吗？能济是鸥江先生的四世孙，也是传道、原友两位先生的从孙。我将近二十年没有见到他，今年他经过京师来访我；除了相见交谈、叙说劳苦之外，又追想我们年少时长久在成堂中相聚嬉戏，不觉感到惆怅。不久他将再次分别离去，请我为他家的耕读轩作记，并告诉我说：“能济不幸很早失去父亲，不能自我振作，来继承前人的声名光彩。又因为贫穷而不得已，每年奔波于江湖之间，追逐十分之一的利润，以作为奉养上亲、养育下人的资财，这并不是我的志愿。几年来我把家迁到县城西面金滩之上，有少量园田可以用心耕种，足以取得寒暑早晚的生活所需，没有意外忧患。建造几间房屋居住，没有喧闹杂乱的声音；闲暇时可以专心研读典籍，考察古人的事迹而亲身实行，以此求得实现平生志愿。希望您写一段话为它作记，也用来勉励自己。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能够凭借道来完善自身。而道如果不通过学习，就不能明白。求学而有办法自我供养，没有衣食方面的忧虑，内心安静淡泊，能够专一自己的志向，学问差不多就容易成就了。自我供养的一切都出自自己的力量，这是古人尤其看重的。看能济的志向和他所致力的事情，大概已经接近这个境界了。然而，古人不是说过吗？还要看实际努力实行得怎样。耕种却不努力，即使遇到丰年也没有收获；学习却不努力，即使有良好的资质也不会有成就。这样看来，难道只是有志向就够了吗？孔子说：“希望及时实行。”这就是所说的自我努力。以此作记，愿你努力。《承训斋记》。承训斋，是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重庆蹇公的长子英藏书修业的居所。英早晚侍奉蹇公，听到蹇公的训诲，退下后便担心有所忘记，这就是此斋命名的缘由。他偶然请求我写文章为它作记。蹇公用来爱护英并教导他的内容，凡是明白善道、使自身真诚的方法，想来应当十分完备。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世上的人爱自己的孩子，反复恳切地教训他们，本来都希望孩子能够恭敬承受、佩戴在心，不犯错误、不遗忘。然而有的人轻率地听过，忽然就忘掉了，好像刚把竹简交给他不久便丢失了一样。英恳切地把训诲写下来并悬挂起来，在闲居独处时用来警戒自己，他能够知道什么值得重视，并专心不懈地存于心中吗？既然知道了，就一定要实行；知道却不实行，仍然等于不知道。譬如将要到某处，向别人询问道路，别人已经告诉你山川的标志、道路的出口，你熟记在耳中，也记在心里了；但你从未乘船前往、驾车赶路，也不过只是知道而已。所以学习道理的人，必须致力于努力实行，以求达到它。英，要努力啊！安心领受这些道理，尽力实行它们，希望你不要辜负蹇公的训诲。或者我还听说，以自身的行为作为训诲，有比言语的训诲更加切近的地方；你也应当观察蹇公亲身实行的事情吗？” 蹇公敦厚周密谨慎，表里如一，历任官职三十年，始终谨慎守法，从没有放纵越界。他忠实不欺，得自鲁简肃；不做伤害人、损害物的事，得自李文正；至于张忠定不修饰玩好之物，傅献简待人以诚，范忠文不设置心机城府，这些品德蹇公兼而有之。蹇公亲身实行得这样好，凡是想使自身安稳有利、不毁坏名声的人，尚且应当观察并效法他，何况作为他的儿子呢？《诗经》不是说过吗：“拿着斧柄砍伐斧柄，法则就在眼前。”英承受蹇公的训诲，效法蹇公的行为，再由此进而向古代圣贤求取道理，勤勉不止，那么你的成就将达到什么程度，哪里能够估量呢？英，要努力啊！不这样做，只是徒有这个名号，向众人夸耀罢了，既不是蹇公爱护儿子的本意，也不是儿子爱护自身的道理。英，努力吧！这就是记。《具庆堂记》。左春坊左赞善陈仲完先生，传达同郡林汝澄的意思，请我为他家“具庆堂”作记。赞善君说：“林家世代居住在闽县方山之下。他的父亲昌朝先生，如今春秋若干；母亲陈氏，春秋若干，二人都健康安适。汝澄专心侍奉父母，能够充分表达爱亲敬亲的诚意，这就是这座堂取名的原因。”我听后感叹说：“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和最快乐的事，为什么世上见到的这样少呢？世上有人能够侍奉父亲，却不能侍奉母亲；有人能够侍奉母亲，却不能侍奉父亲；更不幸的，父母都不能侍奉。又有人能够在贫困时侍奉父母，却不能在富足时侍奉；最不幸的，则一生都未曾有一天能够侍奉父母。天下凡是人所想要的事，都可以凭智慧和力量取得，只有这种福分不是人力所能必然得到的。能够拥有它的人，难道不可以称为最大的福分吗？”不过，供养父母虽有资财，而侍奉父母却不得其道，虽可说是有福，却还不能说是快乐。我又听赞善君说：“林氏是本邑的望族，世代笃行善道而且资财丰厚。汝澄承受家中的滋养和帮助，能够侍奉父母，使他们得到爱敬和快乐，是理所当然的。何况如今正逢盛世，汝澄因才干被举荐，任职京师三年，已经应当授官，却因为等待次序而归来。” 他的弟弟刚到弱冠之年，专心致志于学问；兄弟二人使父母快乐的地方，难道不又有超出服劳奉养之外的吗？君子使父母快乐的方法，本来就很广大：内则敬重自身并实行于日常行为，厚待宗族；外则厚待乡党；对上忠于君主，对下仁爱百姓，这些都以侍奉父母的道理为根本而推及出去。这样使父母快乐，快乐难道有尽头吗？我羡慕林家的福分，赞美汝澄能够使父母快乐，又更加看重赞善君替他请求作记。因此既为他作了记，又借此提出这些话。

译《芝轩记》上天仁爱下民，于是选拔明智圣贤的人作为他们的君主和老师，又必定降生贤能智慧的人作为辅佐，使他们帮助完成教养百姓的事业。如果他们确实能够合乎上天的意旨，上天就会降福保佑他们，又以祥瑞显现出来，彰明天人感应相通的事实。祥瑞出现，有的是为君上的，有的是为臣民的。陶唐时期记载景星，有虞时期歌咏庆云，成周时期记载嘉禾，都是尧、舜、成王德行的回应。至于下民孝友仁厚、慈爱节俭的德行，发于自身，显于家庭，而以动植物的祥瑞表现出来的，各代都有。何况辅臣所承担的是国家天下的事务，如果能够竭尽诚心，不违背上天，难道会没有天人感应的征兆吗？所以，职位和德行虽有尊卑、大小的不同，而感应的道理是一样的。当今皇上以天德居天位，一切遵循天道来覆盖养育百姓。他的仁德恩惠所及，遍布天下，像景星、庆云、嘉禾等福祥接连而来、重叠响应，大概与尧、舜、成王合于天道的德行相同。国家把养育百姓的事务交给户部，把教化百姓的事务交给礼部。皇上即位之初，首先提拔胡濙公为礼部尚书。胡公日夜专心处理所掌管的事务，明辨三礼，阐明五教，修订制度，安抚夷狄，没有不尽心竭力而得到其中道理的。后来又奉命兼任户部事务，他仍然日夜专心，询问百姓生活的安乐与忧患，筹划国家用度的出入，也都尽心竭力而掌握了其中的道理。胡公忠厚而富有恻隐之心，小心谨慎而诚恳，勤勤恳恳、努力不懈，心中只有国家宗社和百姓；知道的必定进言，进言必定说尽，而深沉谨慎、缜密周详，从未显露声色。他的才干器量和存心，温和而有贤臣君子的风范。皇上特意为胡公新建礼部官署后，胡公在后寝左边另建了四间房屋，明亮清幽。每天早晚处理完政务，闲居独处、调养精神、思考政务，都必定在这里。有一天，房屋正中胡公座榻前的砖地微微隆起，第二天早晨起来看，隆起得更加高了，挖开后得到一株灵芝。它纵向近一尺，横向为其一半，厚为一寸的一半，晶莹洁白如雪如脂，纹理细密。听说的人都前往观看，说：“这是玉芝。”最后少师蹇公和我一同前往观看，少师公给这间屋子取名为“芝轩”，回头对我说：“你应当作记。”于是我查考祥瑞图籍，其中有赤芝、紫芝、金芝、玉芝、五色芝，而玉芝、五色芝世上并不常有，确实是祥瑞之物。凡是植物都有根基，而祥瑞之物是和气凝聚而成的，只有仁德能够凝聚和气。大概是天地造化因为德行而使它产生的。胡公把诚心用于政事，皇上所重视的爱民之事，关系重大而深远，不是一个人一家人的事情所能相比，因此这种祥瑞并不常有。祥瑞不常有，却出现在胡公独自居处、思考政事的地方，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所以不能不作记。然而，胡公如今精神强健，志向更加坚定，喜好德行更加深厚。他对别人的影响，岂止于此？那么天地造化的嘉祥回应，难道也仅止于此吗？我虽然年老衰弱，希望还来得及看到更多祥瑞。胡公字源洁，世代居住毗陵，是宋文恭公宿的后代，孝友忠信。由进士逐渐升任都给事中、礼部左侍郎兼国子祭酒，进而任尚书，历事三位圣主三十多年，始终像第一天那样敬慎。皇上曾亲自制文称许他“清和恭靖”，命人用白金铸成图书赐给他。这是因为皇上深知他的德行善政。芝生于宣德八年九月，记作于次年四月。作记者为荣禄大夫、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庐陵杨士奇。《防绣堂记》吉水胡元节年纪还未壮年，考中进士，被提升为监察御史。当时他的父母都健在，同僚朋友以此为荣，取杜少陵《入奏行》的话，把他奉养父母的堂子命名为“防绣”。后来四年，他越级升任广西按察使。这时他的父亲敬方先生已经去世，他独自奉养母亲淑人，跟随任所领取俸禄来供养她，同僚朋友又以此为荣，于是仍以“防绣”给他的堂子命名。元节因此请求我为之作记。供养父母而能得到俸禄，做官而能施行自己的志向，都是人人所希望的事。用俸禄供养父母，是因为凭官职共同完成子女的职责。做官的人通常受职位限制，不能随便越出职权有所询问、有所进言；只有掌管风纪的人，没有不能过问的事，没有不能进言的事，因而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这两件事，人本来都希望得到，但哪里能够必然得到？能够得到而以为荣耀，本来就是应当的；二者又兼而得到，即使称为最大的荣耀也可以。我与胡氏父子交往，对他们向来很了解；敬方先生爱护儿子的用心，以及元节爱护自身的作为，都清楚地表现出来。难道只是值得荣耀而已吗？敬方先生对于他的儿子，大概是用古人的道理来教导他，使他修养自身并施用于世。侍奉君主，一定要做到忠诚；治理百姓，一定要做到仁爱；以至于凡是所施行的事情，没有不完全出于正道的。元节存于心中、实行于自身的，大概也只是君子的道理，不敢稍有懈怠疏忽，唯恐辱没父亲。因此他做御史时，严格要求自己，执法公平，获得了清廉谨慎、忠厚正直的声誉。后来奉命代理都察院事务，他的声誉更加广泛而宏大；在广西如今已经三年，明白治理的大体，纲纪肃然，威严和仁爱都得到施行，人们很少有不服从他的。这难道不是由于遵循君子的道理，以父亲的爱护为根本而造成的吗？大概只有实行正道，才能荣耀自身和父亲，而且声名远播。如果元节今后始终遵循这条正道，政绩更加显著，功劳更加卓著，使人们说胡先生有这样贤能的儿子，朝廷有这样贤能的风纪之臣，彼此不断地称誉他们的道义，难道只是亲人的荣耀吗？这本来也是国家的光荣。难道只是荣耀而已吗？于是写下这篇记，等待它日后成就。

译《望云楼记》山西临县高惟明在父母去世后，建楼面向他们安葬的地方，早晚登楼眺望，以宣泄自己长久思念父母的感情，把楼命名为“望云”。他请国子监丞张缉熙代为请求我作记，我向来并不认识惟明；但监丞为人正直，他所推荐的人应当是有根据的。父母，是我们的身体所由产生的，世上还有什么爱比这更深呢？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侍奉父母的礼法是早晨省视、晚上安置，出门告知、回来面见，早晚出入都不违背父母，这本来就是根于人情的。活着时侍奉父母尚且如此，父母去世后，深厚的感情难道能够就此停止吗？古人对于配偶或儿子去世，深厚的爱恋不能停止，尚且有人建台筑观来眺望，何况对于父母呢？惟明建这座楼，本来就是人心中的天理不能自已。惟明从太学生授任衢州府通判，改任太仆寺丞，如今任济南知府。我听说他所到之处都能爱护百姓，这也许是他爱护父母之心的推及吧？然而我所遇到的仁人孝子，不忘父母而把居所命名为“望云”的，不可胜数；这难道不是天理民彝、正直人心所共同具有的吗？“望云”本来出于狄梁公的故事。狄公是唐代忠臣，他的忠诚本是孝心的推展，而他的孝心又因忠诚而更加显著。君主与父母，他们的德性相同，尊贵也相同。想要竭尽心力侍奉父母却力所不及，于是求得竭尽心力侍奉君主，本来不是两条道路。后世如果真想仰慕狄梁公的事迹，为什么不也考察狄公所树立的事业呢？惟明承受国家深厚的恩惠，地位达到古代诸侯的程度，正是应当日夜谋划、图报效忠的时候。因此我借题写这座楼，又向他进言忠于君主的道理；忠君是孝道的重要方面。将来一定会有人考察他的成就，为他大书特书，惟明要努力啊。《康氏重庆堂记》距离泰和城西五里左右，有一个地方叫文溪。文溪之上，平原田野宽广平展，四季种植稻、黍、麦、豆不断；三顾、天柱、武姥、玉华诸山像屏风、像城墙一样，环列于四面。龙河曲折缓流，赣江宽阔壮丽，并列在前方，大概是靠近城郭的佳胜之地。康氏世代居住在那里，族人很多，房屋相连而居。他们都英俊爽朗、通达善辩，具有豪迈进取的气概。仲升就是其中一人。仲升刚出生几天，母亲便去世了。父亲思中因事被谪戍万里之外，留下仲升便离去了。祖母刘氏，是宋代进士简子的后裔，亲自辛勤地抚养他。仲升渐渐长大，祖母又让他跟随叔父思诚，不久思诚也因事被谪戍万里之外，又留下他离去。仲升最终依靠刘氏的教育，成长成人，娶妻生子，使家业兴盛富裕。今年他已经三十多岁，同辈宗亲和长老一个个凋零殆尽，而刘氏年已八十多岁，仍然独自健在。仲升常常暗自庆幸，认为这是自家的福庆。然而想到两位父亲身在远方边地，自己早晚都被祖母的奉养牵系，不能前去探视他们、享受片刻的天伦之乐；而当初一同被谪戍的人已经沦落凋零、不知还有几人，于是内心常常郁结不安。有一天，两位父亲都因不能胜任而被罢职，归为平民；一家之中，于是远行的人回来了，幼小的长大了，年老的健康了，祖孙父子欢聚一堂，和乐融融。仲升更加把这看作全家的福庆，于是建造新堂奉养祖母和两位父亲，把堂题名为“重庆”，以记载自己的庆幸。他写信到京师，请我作记。我认为，天下凡是人力所能得到的欲求之事，都可以凭力量取得；只有出于上天的事，不能强求。上天不容许用虚伪欺骗，天人感应的道理是明白的。有这样的人，忠厚和平，恭敬谨慎，慈爱节俭，以至诚长久实行而不停止，没有不获得福报的。这是上天的回应。仲升得到重庆之福，也是天意吗？还是几代人积累的结果呢？譬如庭院中的树木越来越茂盛，不是一日积累而成的；但如果日夜生长的条件停止，雨露滋润断绝，或者牛羊、斧斤又来侵害，那么所谓越来越茂盛，也就结束了。仲升今后若凭借过去的积累而更加厚重地修养，福庆汇聚的情形，我看会越来越广远而没有尽头。因此作这篇记来勉励他。永乐壬午二月记。《敬乐堂记》敬乐堂，是桃源萧安正甫为侍奉父母而建的堂。君子说，侍奉父母，居处时要做到敬，奉养时要做到使父母快乐，这就是这座堂命名的原因。桃源在泰和东南四十里，萧氏自宋代贡士汉卿开始居住在那里，到如今，安正甫已经是若干世了。安正甫好学博古，议论宏伟而修养整洁，超然于尘俗之外。他所交往的都是当时的名卿大夫、道德文艺之士，评论者说他有凌云般的风韵，因此把居所命名为“凌云轩”。名卿大夫和道德文艺之士为他作文章称述，数量很多。如今他已经七十多岁，面色红润、头发花白，风度高雅、情趣超逸；回头看当时的同辈，几乎像鲁灵光殿一样巍然独存，并且全族数千人聚居一处。只有安正甫年高德隆，有五个儿子，都恭谨雅正，约束修养，遵循善道；平日谨慎地遵行侍奉父母的礼法，以至于立身行事、与人交往，无不谨慎，唯恐给父母带来忧虑，违背做儿子的道理。因此安正甫内心满足，志愿没有违背，内心快乐，外在没有忧患，超然与天同游，自得其乐。自从教化之道不明以后，人们知道侍奉父母，有的在供养方面很丰厚，却在敬意方面有所欠缺；有的敬爱父母，却不能敬重自身；能够敬重自身，那么他的言语行为就不会违背正道，也就能够培植福庆的根本。这正是父母快乐的原因。萧氏为堂取这样的名字，大概可以得到验证吧？我从孩童时代起就在先生长者身边，认识安正甫；前后十年住在萧氏私塾，又与他的几个儿子交往。他现在还在世的儿子有德赞、德刚、德聚、德雍；德聚来到京师请求我作记，也是因为我和他们相识已久，所以推究根本为他写下这些话。

译《溧阳县儒学重修大成殿记》高皇帝正大统之三年，下诏规定岳镇海渎的封号依照古制，以山水本名相称；忠臣烈士则依照当时的称号。起初历代加封的封号，一概废除。孔子阐明先王的重要道理，作为天下人的老师，教导后世，不是只在一方一时有功的人可以相比的。对孔子的封爵，应当按照历代尊崇他的制度，载入法令典章，流传千万年。定都之初，便在京师建立学校、修建孔庙，亲临举行释奠礼；又下诏让郡县普遍祭祀孔子；又下诏废除那些不合孔氏本意的从祀者。这是为了衡量前代圣人的大中正道，并为永远的后代留下伟大的典范。皇上继承大统后，更加尊崇孔子之道，以此治理教化天下，亲临太学举行释奠礼，又下诏有关部门修治曲阜孔庙。大概自汉代以来，尊崇礼敬先师，没有比今天更盛大的了。孔子之道，就是上天之道，是国家和百姓一天也不能没有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在上位施行这条道，孔子在下位阐明这条道，都是圣人。后世继承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之位的人能够施行这条道，是孔子的功劳。论定他的功劳而隆重其礼仪，是圣人的心意。因此天下直到海边的郡县，都有孔庙和学校，那里的人都知道孔子之道尊贵而广大；何况首善之地百里以内，百姓向往兴起的情形又会怎样呢？溧阳县过去是州，原有庙学，元代末年毁于战乱。明朝初年，林公庆任知州，于是重新建造，至今将近五十年。礼殿破败，教谕梁本之刚到任时，拜谒先师，环顾四周，感到惊惧，担心无法使圣灵安妥、符合圣德，于是积存俸禄，节省各种费用，谋划重修。训导陈余恰好来到，意见更加协调，于是把这件事禀告县令、县丞，他们都说：“这是我们的职责，怎敢不竭力相助？”县里的老人听说后，也都说：“这难道不是为了使我们的百姓向善吗？怎么能坐视而自己安逸？”于是都主动表示愿意资助。梁本之把他们的情意上报朝廷，朝廷准许了。于是从某人以下，各自量力拿出私财，建成大成殿若干楹，改旧为新，工程精良、材料坚固，高大敞亮、宏伟华美，超过旧日规模；又新塑孔夫子、四配、十哲的像，经过一年多完成。从此每年春秋，县长官、学官和诸生奉诏行礼，面对先圣，庄严肃敬，执事办理祭祀没有一点逾越；退下后便收敛身心，恭敬修习所学，以求不在古代圣贤面前感到惭愧；对上可以光大国家的任用，对下可以敦厚地方的风俗，所关系的难道是小事吗？诸生来请我记录这件事的完成。接受政教职责的人，能够彻底明白其根本意义，彼此竭尽力量，同心协力，不耗费公家财物，不劳累百姓，终于取得成功，可以说没有辜负职责。县中作为百姓父母的官员，在这件事上奋起办理，都认为理所当然；这又可以看出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也可以看出王化已经施及百姓。这些都值得记载。这项工程开始于永乐庚寅年某月，次年六月完工。最初倡议的是梁本之，工程将成时他因家中丧事离任，由陈余和训导某人代为主持，他们都出力相助，所以一并记下姓名。那些出力相助的乡里老人若干人，姓名刻在碑阴。唉！后来在这里担负政教职责、作为百姓父母的人，都可以从这件事中得到借鉴。《忠孝堂记》忠孝，是做人之道的根本，也是各种德行的首要。人的伦理关系有五种，没有比君主和父母更重要的。古人说过：侍奉君主要像侍奉上天，侍奉父母也要像侍奉上天。君主和父母的尊贵，与上天相等。忠，是用来侍奉君主的；孝，是用来侍奉父母的。忠孝修养完备，然后人道才能确立，世道才能安定。所以圣人用来教化人的内容，学者用来求学的目标，必定在这里。上天生育人类，赋予人五种本性，忠孝已经具备，并不需要等待外在条件。因此君子一定向自己内心寻求，并且笃实行之。太师英国张公对此有所体会，于是把自己闲居的堂命名为“忠孝”，用来早晚自我勉励，他的志向真是卓异啊！张公在太宗皇帝尚未即位时便侍奉他，辅佐龙兴之运，南征北伐，功勋显赫，历事四位圣主，爵位尊为上公，地位升到首辅，俸禄官秩日益增加，恭敬谨慎也日益严格，四十多年间没有丝毫间断，确实具有大臣君子的心志。张公的先王，志向端正谨慎，见识谋虑高远，奋发忠勇，为国难而死，配享宗庙，光耀史册；张公继承发扬先人的志向，专心而坚定。太夫人敦厚有德、乐于行善，善于慈爱教诲，如今年龄超过八十、将近九十，寿禄康宁，各种福分都具备；张公奉养她和婉愉悦，始终珍惜侍奉母亲的时日，确实具有仁人孝子的心。然而他仍然感到不足，不以此自我满足，必须把它表现为堂名来警戒自己，这难道不是志向卓异吗？古人说孝是用来侍奉君主的，又说侍奉君主而不忠就是不孝，可见忠孝本是一条道理。人没有父亲就不能出生，没有君主就不能获得食禄；忠孝对于人来说，就像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何况自身承受国家的重大职责，又位列百官之首呢？不过，君子所以树立德行、建立功业，也只在于诚而已。诚，是贯通表里、始终如一的东西。只有诚，德行才能建立，功业越久远，道义越光明，这就是君子以诚为贵。士奇与张公同朝为官很久，前后陪同张公在史馆七八年，大概完全了解他深厚的德性。张公请我为“忠孝堂”作记，所以我请求用这些话来答复他。

译《翰墨林记》永嘉谢环，字庭循，是一位清雅绝俗的人。他谨慎持守言行，如同处女；致力于义理而有见识，不羡慕荣华，不求取声誉。家中没有多余资财，却常常感到充足，具有自我满足的心意。他懂得学问，喜爱作诗，时常吟咏自娱。有人邀请他游览山水，他欣然前往，有时几天都忘了回来。他交往的都是贤士君子。庭循擅长绘画，起初拜陈叔起为师。叔起是元代张师闵的弟子，成就很高；洪武初年很有声名，在两浙清廉耿介，凛然自持，不随便接待人。他在庭循还是孩童时便认识他，特别爱护看重他，一经指点，庭循就能领会其中妙处。叔起也倾尽胸中所学，庭循于是闻名当时。永乐年间，庭循被召入宫中近侍。宣宗皇帝擅长绘画，天机神思自然流露，不依靠学习。供奉宫廷的臣子特别赞赏看重庭循，皇帝处理万机之余，他常侍奉左右，偶尔承受皇帝询问，总是直率回答。皇上嘉奖他的诚实，多次书写御制诗赐给他，并赐予金帛、衣服。后来两次升官至锦衣卫千户，大概是授予近侍职务，使他能够享受俸禄。庭循更加保持谦虚，不倚仗这些作为荣耀，退居后总是闭门谨慎自守。虽然内心坚定，外表却从未有一丝违逆他人。他居住的地方深邃宽敞而明亮，陈列着唐宋以来的法书名画，前来拜访的人仿佛各种珍宝同时呈现在眼前，应接不暇。有人想得到其中的东西，他就听任对方拿走，从不吝惜。所谓把情趣寄托于物而不把心意留恋在物上，庭循正是这样的人。庭循一向与我友善，曾经和我隔墙居住多年；他的居所原来名叫“米家船”，我把它改名为“翰墨林”。庭循是通达的人，世间各种奇异珍贵的玩物，哪里能够长久保存？即使王逸少、顾长康的作品都是神品，经过几百年也会磨灭殆尽，何况次一等的呢？只有人的行事因文字而流传，即使相隔千年，也如同发生在一日之间。从前苏文忠公记述石氏画苑，特意写出石氏的为人，所以我为“翰墨林”作记，也取此作为榜样。《万玉潭草亭记》有客人从三山来，我询问他说：“海边地区的山丘、园林、岩谷之间，难道没有高尚而远离尘俗、尚未出仕的人吗？可以让我听听吗？”他说：“有，但也很少。福州城外一百里，有条溪叫义溪。溪上有文笔、石鼓、岱顶诸山，都奇特秀美；又有泉水、岩石、树林等优胜景色，是幽人淡士所喜爱的地方。有位君子叫陈周仲，名昌，酷爱学问，通晓《鲁史》，明白自隐公以来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以及圣人尊王抑霸的原则。然而他不常同人交谈，喜欢作诗，有时写作，吟咏自得而已。不是值得交往的人，他不结交；不是合乎义理的东西，他不取用。他饮用清水，吃着淡食，潇洒地置身尘埃之外。他居住在石潭之上，那里有数万竿竹子，便在竹林中建了一座草亭，题名为‘万玉潭草亭’。水光澄澈明亮，树林的影子森然交错，情趣与景色相互融合。四季虽然不同，高雅的趣味却没有止息。仲昌曾倚着竹子歌唱道：‘修长的竹子啊青翠，内心空虚啊外表挺直，洁白的节操啊贞正的姿态，寒暑变化啊颜色始终一样。清冷的风啊早晚吹拂，我的居所之外啊还能到哪里去呢？’又曾临水歌唱道：‘深水清澈啊静静停滞，淡泊宁静啊幽深澄明。渺远的水波啊不起兴，涵容天光啊自在舒展。’ ‘一直明亮洁净啊如镜面平展，姑且使我的性情心灵得到舒适。’《国风》中所歌咏的考槃、硕人，大概与仲昌相近吧！近年来仲昌因儿子显贵而被封为文林郎、监察御史。然而从此更加收敛行迹不出门，深居在草亭之下，仿佛打算在那里终老。我听了客人的话，感叹说：“仲昌真可以称为清正坚贞的士人啊！古人常把竹子比作玉，君子的德行也可以比作玉。止水清澈明净，正是明德的比喻。仲昌以此为乐，他难道确实专心致力于内在修养吗？外物哪里能够动摇他呢？”客人离去后，把我的话告诉仲昌的儿子叔刚。第二天，叔刚来见我说：“别人有心思，我能够猜度。承蒙先生了解我父亲，希望您把对客人说的话写下来交给我带回去，为草亭增光。”叔刚是永乐十九年我主持礼部会试时所录取的进士，由监察御史再次升任翰林侍读，与我一同在馆阁十多年，为人温和恭敬、端正安静。这大概是仲昌德行在家庭中成就的结果。

译《姚氏祠堂记》工科给事中姚铣有时来见我，请求说：“我们的先世从光州到固始，迁徙到闽地，族人日益繁盛。经历五代的战乱，族谱散失，没有流传下来。如今所知道的，是宋绍兴年间国子祭酒子材才开始在侯官定居，于是世代成为侯官人。子孙每年按时到祭酒墓地祭扫，直到今天没有废止。然而没有人详细知道祭酒到现在是第几代，大概又经历宋元战乱，族谱再次散失了。”姚铣七岁时，刚入小学，已故父亲教导他说：“我早年丧父，家境艰难贫困，孤苦一人独自立身，以供养年老的母亲。等到你的母亲嫁来，我依靠贤惠的内助，家业才逐渐发展。只是你母亲能够尽孝，在祭祀和奉养方面都诚心相助。我不幸丧母，你的母亲如今又去世了。成就家业、奉祀先人的责任在我，你难道不思考，只知道努力学习、修养自身来帮助我吗？”说完便泪流沾襟。姚铣牢记父亲的教诲，不敢遗忘。那时父亲正在编修族谱，完成后交给姚铣，又教导他说：“宗族没有族谱，就昧于根本了。我们宗族从前的族谱，大概已经无法再寻究，这次只根据我所知道的记录下来。尊敬祖先、和睦族人，是做人之道的根本，你要努力啊！”然而我有一件大大的缺憾：先世原本有祠堂和祭田，经历战争全都废毁了。没有祠堂，凭什么安妥先人的神灵，表达追念远祖的诚意呢？这是我寝食不安的事情。你要努力帮助我完成它。当时地方狭窄，不能因此使父亲为难，而且父亲回头看着姚铣说，一定要实现我的志愿。唉！父亲突然离世，我成了孤儿；只是因为遵循遗命，孤儿也依靠父亲的神灵。如今祠堂幸而勉强建成，大概是在先父旧居旁扩展土地，得到一块高亢爽朗的地方，纵横各三十步，面积多出三倍。建正堂二十八楹，又建后寝以及存放遗书、祭器的房屋，后寝左右共二十楹，四周环绕着围墙。每年祭祀时所用的仪式器物，大致采用朱文公制定的制度。希望主持此事的人怜悯姚氏，特意记下祠堂建成的经过，也许可以使先父的志向不在后世湮没，使姚氏永远有所依赖。我听说后感叹道：这关系到王化，也是士人德行的开端。祠堂的制度本于朱文公，因为想到人人都有追远报本之心，而行礼也必须有适当场所，所以参照古制制定了制度。与古代相比大概已经简略了。然而世上的士大夫之家，即使有俸禄，能够遵照实行的也很少，难道是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有所不及吗？姚君真是孝啊！身为平民，生活贫困，却始终挂念这件事，到临终还不断嘱咐儿子。姚铣体会父亲的心意，终于在父亲去世后完成了他的志愿。孔子说：“孝，就是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姚铣可以说是能够继承了。礼法规定，祖先有善行却不知道，知道却不能传承，是不仁。姚铣能够知晓，也能够传承。《大雅》说：“孝子不匮。”我在姚氏身上看到了这句话，所以恭敬地为他作记。他的父亲名忠，字用恕，孝行如此，其他品行也可以由此知道。他卒于宣德五年，祠堂建于宣德七年。姚铣由进士被提升为近侍官，温和文雅、清廉谨慎，大概正重新振兴他的宗族。《金溪精舍记》泰和县东面四十里、章江之滨，有个地方叫金溪。金溪之上有大姓刘氏。前二百年，刘氏资产丰厚，文化典籍兴盛，是县东的望族。元代初年，有人号称金溪先生，品德清正、学问博大，受到缙绅君子的尊重。他与我的先曾祖待制公是莫逆之交，于是两家结为姻亲。金溪先生的孙子思敬先生的妻子，是先父少傅公的同胞姐姐；士奇幼年丧父。思敬先生和姑母曾经教导我，使我了解先世，以图不辱先人。我谨慎地记住了这些话。后来我得以听闻金溪先生的德行和教诲。先生读书修养的居所名为“金溪精舍”。他的儿子、孙子早晚侍奉左右，他常常对他们说：“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凭德义相传，成为积善之家，成为乡里的表率，不只是凭借资财。你们一定要致力于学习来明白善道，诚实修养自身，立足于少犯过错的境地，也许才可以承继我们的宗族。”偶尔听到当时有人有一件善行，他必定高兴地告诉子孙：“你们难道不努力吗？”听到一件不善的行为，就说：“你们要深深引以为戒啊！”所以他的子孙都秉持德行、践履义理。金溪先生去世很久了，精舍也在元末战乱中毁坏。我朝统一天下后，刘氏的田地、房屋、积蓄荡然无存。思敬先生感慨地想要重建精舍，却因年老衰病而不能实现，只是常常诵读先祖的训诫来勉励子弟。族人诵读之后，大概没有不惆怅思念、悲伤自责的。思敬先生安静修养、学问博大，擅长文章辞藻。他年轻时受到家教的熏陶，又亲自接受我家诸位老人的教诲，沾染了他们的学术芬芳。后来求学者仰望他，他大概已经成为卓然老成的典范。他的儿子持志，恭谨而专心于善行，终身教授学生并奉养母亲，大概也有志于重建精舍却未能实现。持志的儿子谏，在祖父去世后，父亲才得以建造几间房子作为精舍，并写信到北京请求我作记。谏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件艰难的事。我在家居住时，谏刚刚长牙。听说如今他和他的儿子都在乡里教授学生，奉养母亲而能尽孝，没有追逐义理之外的欲望。刘氏的善庆，难道是没有来由的吗？《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我高兴谏能够继承先人的志向，所以叙述他先祖的训诫来告诫他，也希望使他的后人都努力做到不辱先人；这大概也是思敬先生过去告诫我的用意。于是作记。《东里续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东里续集》卷五　明·杨士奇撰写的记

译《思亲堂记》我在北京做官二十多年，皇帝赐给我住宅，位于东华门外。住宅四周兵民混杂居住，其中十之七八从事商业，但都守法循理，听不到争吵的声音。我曾经寅时出门、酉时回家，偶尔遇到休假，又被宾客牵累，从未到邻近人家的住处走动。邻里的老人一两位，偶尔趁休假来我这里闲谈，谈到附近人家的品行时，便指着我住所北面说：“有郁氏兄弟两人，哥哥名良，弟弟名让，都有孝行。每逢年节时一定悲伤思念父母，祭祀时一定诚敬，说到父母就泪流不止。兄弟二人彼此恭敬友爱，感情更加深厚；出入街巷，又都敬重老人、慈爱幼小，从来没有做过违反法纪的事。”我听后记住了他们。一天，西邻蒋老人带郁良来拜见我。郁良拜了两拜，拿出一卷书，题名为“思亲之堂”。蒋老人替他说明：“良的父母都是苏州长洲人。父亲友谅，乐善好义，凭技艺在京师居住；母亲顾氏，贤良淑德，辅助丈夫，以孝养闻名。良兄弟二人年幼时母亲去世，稍长一些父亲又去世，如今家境虽然富裕，却不能再奉养父母。这是他们终身的悲痛，也是堂名的由来，所以来请求您写几句话。”我感叹说：“良兄弟受到乡里长者称赞，本来是有原因的啊！” 从前孔门弟子询问士人的次序，圣人告诉他们：宗族称赞他孝顺，乡党称赞他友爱。孝悌是百行的先导，也是立身的根本。良兄弟能够敦厚地实行这些道理，本来就是儒者所应取法的。通常人的孝心，对于父母生死有不同表现，只有真诚的人不因父母生死而有所间隔。良兄弟大概可以说是真诚的吧！孝心，是人人共同具有的；只是被欲望遮蔽以后，能够保存它的人就少了。然而本来具有的善性存在于心中，哪里能永远被遮蔽呢？所以圣贤的教诲，必定致力于去除遮蔽，恢复本来的善性。良兄弟的本性善心本来没有被遮蔽，如果能够由此不断充实自己，那么还有什么善行不能达到呢？”所以我愿意借此勉励他们。如果真能这样不断进步，邻里乡党之间，难道不会有人看到你们而受到感化、奋发起来吗？否则，难道不会有人因为不如你们而惭愧退避吗？假使众人都称赞说：“郁氏两个儿子，都是京师百姓中的好人，而且没有辱没他们的父母，难道不是很美好吗？”这大概就是孝道中最大的表现了。于是为他们写下这篇记，让他们放在堂中，早晚自我勉励。《怀德堂记》桃源萧德资新建了若干楹的堂，他私塾老师、前兴宁主簿陈士瞻取圣人论述君子的意义，给堂命名为“怀德”，其中寄托的爱护和期望很深。德资来到京师，请我作记；我也曾是他的旧日私塾老师，本来应当有所答复。人降生时，上天赋予他的清明本性完全具备，天下的道理极其纯一而能普遍应对，天下的事物没有一丝昏昧缺失。然而人的禀赋有清浊、精粹和驳杂的不同，因此从上天那里接受的本性，有的保存了，有的没有保存。由此人的智慧见识各不相同，趋向越来越远，有的趋于善，有的趋于恶，渐渐达到如霄壤般悬殊；终身所得的吉凶，也各不相同。圣人知道上天生人的意旨，本来在于使人行善而获得吉祥。不幸的是，人有些本性未能保存，所以圣人推究根本、建立教化，使人彻底明白上天所赋予自己的东西，谨慎持守、笃实行之，不敢怠慢丢弃，以免失去行善得吉的道路。圣人又揭示修养实行的要领，必须在思考、念虑之间保持真诚，不停息、不二心，那么凡是表现在言语、沉默、行动、止息上的一切，无不是奉行上天赋予自己的本性。圣人惠爱百姓的心，是多么深厚啊！德资开朗爽直而温厚，乐于行善而不知疲倦，诚心遵循陈先生的话，致力于圣人的教诲，务求达到君子的境界，大概没有不能成功的。德资的祖父思贤甫，身材魁伟、胸襟开阔，任性重义，有善行；他的父亲安常甫，敦厚温和而安静，他们早已秉持德行并在前代有声誉。德资本来应当永远铭记他们，并努力图谋继承他们的德行。《诗经》不是说过：“不要忘记你的祖先，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这是说应当继承祖先；又说：“永远思量配合天命，自己寻求更多福分”，这是说不可违背上天。德资要努力啊！于是作记。《本心堂记》友人曾与贤考中进士，成为庶吉士，奉诏入翰林院进学，早晚都同我相聚。他多次告诉我说：“我的从祖本立公今年九十六岁了，曾经对我说，希望得到您的文章，记述他的本心之堂。您和曾氏是姻亲，又有共同爱好文章的情谊，您应该不要推辞。”我认为本立公年高德厚，如今在乡里无人能与之相比，确实应该写篇记来给后人看。本立公是宋朝忠臣，任宝庆府通判，谥号忠愍。他的从孙从小读书，谨慎行事，不肯违背正道来求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他把居室题名为“本心”。我曾登上这座堂，听本立公说：“圣贤设立教化的要旨，不过是希望人端正自己的心罢了。能够端正自己的心，那么事物来到面前时，哪些是善、哪些是不善，都能有所辨别；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也都能有所决定。不被外物诱惑所牵引，不追随感情的激动，内心便有主宰了。由此应对外物，无往而不是德行。端正内心，难道不是德行的根本吗？这就是所谓本心。”本立公曾用这番话自我勉励，甚至拿来告诉别人，也一定说：“一定要使我的本心端正，这就好了。”乡里听过本立公这番话的人，也都说：“这是本公所实行的道理，他的话难道会欺骗我们吗？” 因此，有人因私事争执不平，得到本公一句话，没有不停止的。大概是因为本公天性忠厚诚恳，凡事都向内心求取答案，若得不到答案便立即停止、不去做。从小到老，他努力行善，都出自内心的诚实，不夹杂虚伪，所以一开口说话人们就信服他。这就是本公所说的本心，不只是表现在言语上而已。世上有些人只是在言语上表现得合乎正道，往往考察他的行为，却像秦国人与越国人那样毫不相似，难道不是因为不能从内心修养根本，只在外表上下功夫吗？司马子长说：“能说的未必能做。”像本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既能说又能做了。我刚入小学读书时，本公已经满头白发，县里的长官敬重他的品行，按礼把他当作老人，请他来咨询政事，他早已成为全县人的期望。如今我已经成年并做官，本公却越老越强健，脸色像红玉一样，天天安坐在堂上，宾客列坐在旁，众多子孙曾经捧着酒杯为他祝寿，他无时无刻不处在春风和暖的气氛中，这难道不是人生的大福吗？能够得到福气，一定是因为自身有善行。善行修养于自身，上天就会赐给他福气。这也是本公所谓本心的应验。因此一并记下，希望后人有所振作奋发。

译雪屋记 世人所看重士人的地方，在于他能够立定志向。志向立定之后，道才能实行。孟子说：“富贵不能使他骄奢淫逸，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志向，威武不能使他屈服，这就叫大丈夫。”这些都是志向一向坚定的人。假如志向平素没有定准，那么住在穷巷陋屋、吃粗粮野菜的人，一旦遭遇富贵，很少有不心满意足、意气外露，显出自我夸耀神色的。平日享受富贵、穿好衣、吃精食的人，突然遇到贫贱，就会忧愁抑郁，百无聊赖，也一定有不能自我承受的。因而士人的志向若平素坚定，那么对于富贵、贫贱、困穷、通达，都能一视同仁，始终不会因此改变内心。怀庆王侯某尚未做官时，穿布衣、吃粗食，独自处在一间屋子里，没有肥美食物和轻暖衣服可供享用，没有高堂大厦可居，也没有浮浪之人和豪杰之士来往。他白天出去耕作，夜里回来读古人的书，以求得古人的道，内心清静高洁，光明纯净，没有一丝尘垢污浊的牵累，超然自得。他把所居之处命名为“雪屋”，大概是用来比拟自己的。他立志就是这样。后来他考中乡试，进入仕籍，历任内外职务，做到金华郡守。郡守相当于古代的诸侯，承担治理千里民众和土地的责任。侯革除弊政，兴办有利之事，使枯竭者得到滋润，兴起教育的方法，天天勤勉不懈，好像总觉得还做得不够。因此金华的百姓都乐于接受侯的政令。然而侯自身的操守，淡泊自守，与居家时没有不同。他退食休息的地方，仍悬挂“雪屋”二字，早晚观看省察，以更加坚定自己清白高洁的志向。做官而能操守清白，就会公正；公正就会明察；明察就能行善；亲善而憎恶邪恶，便没有什么不能合乎正道。这样一来，百姓哪里会有不遂意的呢？侯领取俸禄十多年，历任几种官职而达到尊贵地位，已经相当于古代的诸侯了，却始终没有改变志向。他大概可以接近古代清白的官吏了吧？我虽然从未见过侯，友人石彦诚向我讲述侯的事，并且请我写文章记述“雪屋”。彦诚耿直正派、崇尚志节，不会轻易称许别人，他所说的必然可信。因此写下这篇文章，使如今所有做官的人都来看看，了解侯的志向，并有所振作奋发。龙溪书屋记 我的朋友周复则带着他父亲至善甫的嘱托，请求我写《龙溪书屋记》。我虽然没有到过龙溪，也不认识至善甫，但我家离那里很近，又同复则交往已久，所以听说之后也了解一些。龙溪在庐陵城北约一舍的地方，山峰连列，环抱耸立，像帷幕、像屏风。溪水从山脚流出，清澈曲折，向东南流入章江。那里的人家房屋森然排列，有田地、树林、池沼等产业，足以厚养生活。当地风俗崇尚气节义理，并不鄙薄。周氏从烱村迁到这里已经好几代了，时间越久家业越大，而且多有端庄厚重、秀异聪敏的人才。至善甫尤其卓异，他努力行善，坚定地成为乡人的倚重。有七个儿子，他非常疼爱他们。他建造了若干间房屋，购买了数千卷书，从图书出现以来的典籍，直到周公、孔孟，再到周、程、朱、张等众圣贤的著作，以及诸子百家所编纂记载的书籍，全都收藏在其中。他每天延请博通而见闻广博的人，讲论道德仁义的美好，以及上下数千年过去的事迹，哪些可以效法，哪些应当舍弃，用这些来引导他的儿子，使他们逐渐受到熏陶感染，成为善士、君子，不至于流于下流。这就是这座书屋建造的原因。父子之间的爱，是人的天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丈〕 世人爱自己的孩子，多半希望他们富贵长寿、平安健康；像至善甫这样，希望孩子成为善士、君子，不至于流于下流，能够这样爱孩子的人，大概很少见。能够成为善士、君子，富贵长寿、平安健康的到来，也不会超出这一点。至善甫的见识卓越，远远超越寻常人的情感。复则温和文雅、平易近人，喜爱学习而且重视礼法，如今从太学生中被选拔出来，历任大理寺事务，已有能干的声名，马上就要授官了，却急切地辞职归去，把侍奉父母、按时省视父母看得更重要。他们父子之间彼此尽心到了这样的程度，这座书屋的事情是值得记述的。于是写下这篇记。赐印章记 仁宗皇帝赐给我印章两方，其中一方用白金铸成，方圆一寸，印文是“绳愆纠谬”。这是皇帝即位初期，召少傅臣蹇义、少保臣杨士奇到思善门，对他们说：“你们二人从我监国时起就给予我很深的辅佐和帮助，如今不能薄待你们。只是我若有错误的举动，而你们一时不能当面见到我，可以把缘由详细写出，用这方印封记后送进来。”于是赐给蹇义和我各一方印章，又各赐小白纸帖一百张，让我们记述要进言的事情，可见他向臣下求取帮助是多么迫切。后来又召见蹇义和我，各赐象牙图书印一方，我得到“杨贞一”印，并都有玺书，大概是念及我们曾经效过微薄之劳。宣宗皇帝赐给我方寸银印两方，其中一方印文是“贞一居士”，是取先帝赐给我的“贞一”印，举出这两个字赐给我作为名号。另一方印文是“清方贞靖”。当时宣宗看着“贞一”印，又回头对我说：“这是先帝明察地了解你。不过我了解你也并不浅。”他指着“清方贞靖”对我说：“这是你所具有的品德，也是我一向知道的。”于是把印赐给我，又告谕我说：“士奇，你一定要用辅佐先帝的方式来辅佐我。”我叩头回答说：“不敢不竭尽愚诚。” 拜受赏赐之后，当时人都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际遇、极其罕见的巨大恩典。仁宗最初赐给我们二人“绳愆纠谬”印，过了几天也赐给夏原吉。我冒昧进言说：“我和杨荣、金幼孜实际担任相同的职务，如今赏赐没有包括他们二人，希望皇上的恩典能够均施。”我反复说了几次，于是又赐给杨荣、金幼孜同样的一方印。到宣宗赐“清方贞靖”印时，蹇义、杨荣、胡濙也都得到赏赐，印文则各自根据他们的为人而定。仁宗求取臣下益处的恳切、对臣下功劳的铭记，以及宣宗不改变父亲任用臣子的安排而更加厚重地褒奖宠遇他们，这些情形自古以来都很少见。如今两位圣君都已远去，而我孱弱愚劣，终究不能收到万分之一的辅益，只能捧着遗赐长久悲痛，所以恭敬地记下此事给子孙看，使他们珍重世代承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译一乐堂记 吉水罗从敏和他的弟弟从渊、从升，把侍奉父母的堂命名为“一乐”。从升来到京师，通过他妻子的兄长、翰林编修周孟简，请求我为此作记。孟简说：“从敏的父亲敬简甫、母亲杨氏，都品德敦厚、乐于行善，年纪将近八十，都健康安宁、和乐愉悦。从敏兄弟又都温和敦厚、秀雅有才，彼此相亲，和睦同心地奉养父母，所以把这座堂命名为‘一乐’。”我为此感叹、赞叹并羡慕说：“罗氏从上天得到的福分，为什么这样厚重啊！父子兄弟是最亲近的关系，没有比这更亲的了。世上的人有的生来不幸，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有幸能侍奉父母的，又很少能够在父母都健在时做到。有的人只得到侍奉一方父母的机会，有的人只能在贫贱时侍奉父母，却不能在富贵时侍奉。因此，孔子、孟子幼年丧父，伯奇、子骞失去母亲，曾子因得到千钟俸禄而悲伤，子路极力追念背米奉亲的往事，他们的不幸都是天命造成的。至于兄弟之间，兴起‘兄弟很少’的感慨，或有失去兄弟的忧虑，古今不知有多少，这大概也是天命。如今罗氏上有父母俱在，下有兄弟和睦，奉上春酒来祝寿，充满埙箎般的和谐融洽，一家之中从容和睦、相亲相敬，享有天伦之乐，这就是天下的快乐，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快乐吗？” 他们从上天得到的福分，为什么这样厚重啊！但是，他们一定还要靠自身努力，来承受并借助上天给予自己的东西吧？一定要从道理上求取，在内心端正自己，在行为上谨慎，达到问心无愧、不惭不怍的境地，使父母兄弟都能分享我的快乐，这样之后才算没有辱没先人。我听说罗氏是吉水山原一带的望族。宋景祐年间，吉州推官拯，是他们的始祖。建炎年间考中进士，后来做到武冈太守，追赠朝散大夫的棐，是他们的七世祖，恭敬地见于杨文节公所作的行状和胡忠简公所作的墓铭。杨氏又出自忠襄、文节这样的家族，他们家族根源的正当就是这样。从敏兄弟多次游历江湖，经营奉养父母的资财，以便交接名士大夫，因此他们的见闻更加广博。《诗经》不是说过：“题起那鹡鸰鸟，时而飞翔，时而鸣叫。”又说：“早起晚睡，不要辱没你的先人。”罗氏兄弟一定会在这些方面努力吧。以此作为记。宣城县庙学重修记 古代帝王建立国家、统治百姓，首先办理的事情就是教育。学校的制度是：二十五家设塾，五百家设庠，一万二千五百家设序。王都和诸侯国都设有学校。如今郡县的学校，大概就是古代的序。古代的序以下有二十五所庠、五百所塾，大概每个里都有学校，百姓都受到教育。教育的方法，从洒扫、应答，到穷究事理、端正内心，以及一切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无不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所传下来的。不是这些内容，就不拿来施教，也不拿来学习，所以当时风俗教化兴盛，人才众多。后世不明白先王之道，老氏、佛氏二家的学说接着出现，愚昧的人被它们诱惑而沉溺其中，大都背离正道而趋向它们，时间越久越严重。因此正道被荆棘堵塞，风俗和人才都比不上古代，这种积习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我国历代圣君在上，恳切地兴办学校、整顿教育，玺书没有一年不下达，学校已经遍布海边。若还有没有完备的地方，就是在那里任职的官吏没有尽到职责。宣城是南京附近的县，山川秀美厚重，百姓淳朴质实，名人君子忠义的事迹，历代从未缺少。然而我在翰林院时，曾经查阅四方上报的郡县志书，宣城作为一个县，民户有三万多，而如今成为老氏、佛氏宫观的有六十多处，儒学宫只有一处而已。正学和异端不能同时兴盛。正学既然这样少，在这里任职的官吏就应当努力做好整顿、勉励、诱导和扶助的工作，以仁爱百姓，来符合皇上的德意，这样或许才可以。此前任宣城官吏的人很多，学校从洪武三年知县王文质建在泰和门内开始；洪武九年，知县邢知远认为它低矮狭窄，改建在县治西面，庙和学都具备了。永乐六年，知县熊义存和教谕方濬源认为年代久远而破败，合力重新修建，过了多年又破败。宣德二年，教谕张嵓到任，与知县萧吉商议，改建庙的外门和中门，扩展空地作为学校外门。第二年修建明伦堂及师生的膳食居舍，又扩展土地修建射圃；萧吉离任后，张嵓和训导陆霖、杨辉劝募并率领县里好义之人，修建大成殿，东西两庑的神像和神位也全部更新。郡推官尹崇高到任后，采用张嵓等人的建议，在明伦堂后修建尊经阁，工程尚未完成尹崇高就离任了。工部侍郎周君忱巡抚经过这里，工程依靠他才得以完成；至于庙学中尚未完备的地方，郡守袁旭到任后全都补足了。这项工程虽然有众人的力量，但始终以张嵓的功劳最多。于是杨辉来请我写下工程完成的记文。唉，今天所有老氏、佛氏的宫观……”},{ 那些宫室坍塌的，就兴建起来；废弃的，就恢复起来。不一定要有权势地位的人出面，通常不过一个月就完成了。像儒学的宫舍毁坏破败了，想要修葺，即使有权势地位的人为此主持筹划，也还一定要过十几年才能建成。这种难易相差何其悬殊啊！难道不是由于习俗改变了人，而是人心不知道有古代的正道了吗？执政者应当把端正风俗、使人心向善作为首要事务；而风俗和人心之所以能够向善，必定在于兴办学校。学校，就是阐明先王的法度，把它作为教化内容。求学而不明白先王的法度，就不能正确地实行求学之道；执政而不明白先王的法度，就不能正确地治理政事。学校对于世道的关系，实在太重大了。学校建成后，应该有一篇记文；至于那些在这里求学、在这里任职的人，也都能尽力实行先王之道的功业吗？

译《重荣堂记》皇帝即位之初，几次下诏书，把体恤百姓作为首要事务。皇帝想到旱灾和水灾不能按时发生，而饥饿困窘的百姓值得怜悯，便命有关部门保存粮物、慰问并救济百姓，又分别命令朝廷大臣四处出巡，修订并筹备救荒政务。于是四方百姓都恭敬地体察皇上的心意，争相向官府粮仓捐出粮食，作为荒年赈济的帮助；无论远近，都像风吹草偃、云气聚集一样纷纷响应。这正是传记中所说的，尧舜以仁爱率领天下，而百姓也跟随他们的情形。表彰褒奖的诏命，没有一天不下达，光辉照耀日月，声名辉映古今，这是多么盛大的事情啊！新淦县界江里人李孟都，在宣徳十年曾经捐出粮食五百石，县里按照制度为他立碑表彰，乡人也以此为荣。正统五年，当时的刑部侍郎薛君在江右整治救荒政务，重申皇上的德意，以此鼓励他的百姓。李孟都非常激动感奋，又捐出粮食一千五百石。事情上报后，皇帝赐下玺书，表彰他为义民，并用羊和酒慰劳他。李孟都恭敬地到宫阙谢恩，皇帝又命光禄寺赐给他酒食。李孟都承受皇恩的隆盛厚重，回去后便命令收藏玺书的厅堂名为“重荣”。他请武选员外郎毛谷英前来求我撰写记文，用以夸大皇上的赏赐，并永远昭示给后人。我感叹说：这是太平盛世的盛事啊。大概从我童年时起，就曾听年长者说：“从前我国还没有统一天下的时候，百姓困苦于元朝末年的战乱、寇盗，像鸟一样四散逃窜，流离颠沛；父子、夫妻彼此相望，却不能相互保全，各处都是这样。难道他们哪里会料想到还能重新见到今天，成为太平时代的幸运百姓呢？”说完这话，他们一面忧伤，一面欣喜，随后又说：“拿什么来报答皇上的恩赐呢？”我恭谨地记住这番话，从未忘记。从我年幼到成年，再到年老，直到今天，已经八十年了；朝廷清明，礼教修明完备，四境安宁，百姓无论远近都安居乐业，没有强者欺凌众人、暴虐百姓的忧患，反而有抬头侍奉父母、低头养育子女的欢乐，早晨安闲、晚上嬉乐，终年安泰而常常舒适。这是皇上如天地一般的恩赐，难道可以有一天昧着良心而不思报答吗？百姓懂得体察皇上的心意，想着以义行来报效，这正说明天理所赋予的善良本心仍然存在。能够有一次这样的义举，就值得记载；像李孟都这样，第一次、第二次都这样做，而且第二次捐出的粮食比前一次增加了一倍，更足以表明他好义确实出于真诚。“重荣”这座堂，确实值得记载啊！毛谷英历任官职，大多善于知人，又多次谈到李孟都的先人，其中有担任通判的，有担任长史的，有担任县尹的，都以忠厚之道施行政务。拿树木作比喻，它们都从同一个根本生出，本性没有不同；那么李氏惠及他人的人，难道只有李孟都一个吗？因此一并记下。李氏的后代，希望世世代代继承这种德行，不要毁弃。《孝义堂记》江阴的朱维吉向有关官府捐出四千石粮食，用来准备赈济饥民；他善心的发出，大概是为了祈求父亲善庆健康长寿。有关官府上报此事，皇帝赐玺书，表彰他的父亲为义民，同时嘉奖父子二人，并用羊酒慰劳，免除杂役七年，这大概是特别的恩典。乡里的士人采录皇帝的诏谕，把他们居住的堂命名为“孝义”。维吉来请求我写记，我因而得到所抄录的玺书，拜受后阅读。玺书表彰善庆的义行，说儿子能够孝顺，必定根源于父亲，这皇上的话意义多么重大啊！难道是在重视根本吗？同时勉励他们父子，使他们真正践行孝义、谨守法度、表率乡俗；用来光耀宠赐朱氏父子的恩意，为什么这样周到啊！朱氏父子应当牢牢记在心中，恭敬地奉行，哪里可以片刻怠慢忽视呢？我曾听说维吉有极为真挚的性情，他的母亲范氏两次遭遇重病，他都诚心叩拜神灵，割下大腿肉，煮成药汤进献，母亲因此痊愈。士大夫中有许多人为此写文章赞美他，这说明他的诚孝并不是一天才显露出来的。他一定能够牢记皇上的训诫而不违背吧？义，是内心的准则，也是事情的适宜。它必定从侍奉父母开始，所以孝是各种德行的第一位。侍奉父母能够做到孝，再推广到其他方面，就是所谓根基立定，道路便会产生，没有什么不能达到的。朱氏因此用“孝义”命名这座堂，并且更加努力求取进步，若不断进步，将要接近道了吧？这难道还遥远吗？维吉努力吧。以此作为记。继芳楼记 灌溪的罗氏，是泰和的名门。罗氏的继芳楼，是从子赞开始建造的。子赞和他的哥哥子宣，都读书好礼，孝顺友爱，文章才华在一乡之中出类拔萃。他们给楼命名的意思，大概是想继承前代贤人的美德，不使他们的声名和光辉湮没。这不是善于继承、善于述扬的人做不到的，子赞兄弟真是贤德啊。我的妻弟陈叔度来到京师，向我讲述此事，并请求我写话作记。我与征士子宣有姻亲关系，他的几世祖某，品德敦厚、崇尚义理，全家数百人聚居而没有离间之言，五代不分家。我的先曾祖待制公，曾把所居的室命名为“和乐之堂”，大概是为了彰显他们的善行，使之流传无穷。居处有水环绕流过，叫作木兰溪。溪上有花萼亭，一时之间，景物文采的美好成为我们县里的盛望，直到今天还使人赞叹仰慕，认为不可企及。这就是子赞建楼的原因，也是用“继芳”命名楼的原因。我多么幸运，能够凭文章把自己的名字寄托在待制公之后呢？有事业来开创先人的基业，固然困难；有后人来述扬并接续世代，更加不容易。因此古代著名公卿和博学之士，芳名荣誉流传到百代以后，常常忧虑没有贤能的子孙来继承；而那些突然兴盛、暴然显贵、从平民中崛起的人，又遗憾没有高明的祖父来开创先业。能够前后都无愧，二者兼得，像罗氏这样的，为什么如此少见呢？唉，子赞建造这座楼，名山胜水、乔木修竹，依然保持着昔日的盛况。至于亭台楼榭、池塘水陂的美景，奇花异草的种植，琴书图史的丰富，宾客游宴的乐趣，也没有减少前人的旧日景观。那么登高远望，临清水赋诗，能不感慨追想先世流传的风范余韵而受到激发吗？何况罗氏兄弟子孙如此兴盛，“和乐之堂”也应当接连建造起来了。不过，子赞曾见过巷道两旁成列的树木吗？那是祖父得到这块土地后，趁时节种下的。后人如果深厚培土以养护根本，灌溉使它生长不息，筑高台、修高墙来防止侵害，使它绵延不断而不至于中断，那么它枝干粗大到百围，树干直上云霄、树荫遮蔽日光，只要计日就可以等待了。《诗经》说：“不要不思念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他们的德行。”罗氏世世代代的子孙，愿意永远引以为法而不使它衰替吗？我将来如果辞官归来，登上这座楼，还能够汲取湖山间的白云，洗濯于长江清流之中，再为子赞写一首诗，也还不晚。

译乐志堂记 我们宗族从吉水迁到西昌，大约已有四百年，世代凭财产在乡里居于首位；然而真正依靠的是诗书和义行，世代相传，从未把财产作为依靠。世道多变，过去屋宇相连、飞檐高栋、池苑亭榭的盛况，已经没有留存。他们的田地跨越几个县，都是肥沃土地，也都被有权势而善于钻营的人夺走了。只有诗书和义行的传统仍然存在而没有消失，这难道不是先世留下的恩泽吗？我年轻时亲自接受教诲，宗族中的老人，有时说一句话，有时说到一天结束，谈话没有不急切关注后辈品德善行的。我离开家乡二十多年后，宗族中的老辈也快要全部去世了。年轻的人一天天壮大，壮年的人一天天老去；对于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我每每私下探询他们在自身、家庭和乡里所修养施行的事情，是否无愧于先世，几乎不论亲疏、聪明或愚笨，都一致以彦实为榜样。彦实是我的族兄子有甫的长子，幼年时就知道自重，敦厚孝顺友爱，不肯用不合义的手段求取利益，并且常常损己济人。乡里社中有私下争执不平的事情，都跑去找彦实。彦实说一句话就能使它平息。彦实平日恭敬地遵守法度，凡事都先公府而后私室；他行义像壮士对待重大事情一样认真，类似柔弱女子，却使人敬畏服从，大概是能够以柔弱化为强大。他的居所距县城南面五十里，有田园供给生活，有山水供他赏玩。闲暇时，有时沿着田垄行走，有时在清水中洗濯，深深以庄稼按时收获为乐，观赏鱼鸟来使自己舒适。回到家中就督促子孙学习文学，同宾朋饮酒赋诗，内心有所获得，对外物没有牵累，这难道不是我宗族中的贤良之人吗？唉，如今我乡里的人，我不能全部听闻；可是听说我宗族有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不倾心向往他呢？六七年前，彦实因运送赋税来到南京，告诉我说：“我确实私下立志于真诚行善，认为行善能够使自己快乐，于是不自量力，把居所命名为‘乐志之堂’，希望达到这种境界，幸望您为我作记。”我答应了却没有来得及写。如今他的儿子振又因运送赋税来到北京，对父亲行善的事情恳切不已，请求作记更加迫切，所以我叙述彦实的志向及其所得，并且追溯他所依靠的先世传统来作记，也将把它给他的儿子和孙子看。敬本堂记 万安东溪之上有一个世家，叫郭氏。元朝兴盛时期，有孔祥这个人，博雅好古，气度轩昂、胸襟豁达，乡人称他为孔堂。荐绅士大夫大多喜欢同他交游。翰林滕玉霄曾经大书“孔堂”二字，又写文章记述此事。直到今天，乡里的老人还夸耀谈说当年的盛况，清清楚楚仿佛昨天的事。孔祥的曾孙仲玉，如今迁居到宁塘旁边，离东溪乡很近。仲玉始终不忘祖父和父亲，所以把新居的堂也命名为“敬本”，以寄托孝思，也借此谋求不辱没先人。他请翰林修撰曾鹤龄来拜访我，请我写记。万安同泰和接壤，而东溪尤其相近，两地民俗爱好相同。当地的旧家世族虽然富裕显赫，却一定努力读诗书、谈礼乐，以此自我尊崇，不以智谋和力量争强称雄。郭氏先辈的德行善举，已经有事实可以证明。到如今二百年间，他们的曾孙、玄孙世代延续盛德而没有衰落，也必定是以先人为根本。仲玉虽然不得已离开旧居，却仰慕先世，在近在咫尺的地方遥望桑梓，感情恳切而不能自已，可以说是能够敬重自己的根本了。人只是因为不知道敬重根本，所以不知道敬重自身。不知道敬重自身，就会使自身陷于羞辱，也不会自觉有所遗憾。仲玉存有这样的心志，远远超过众人啊。仲玉敦厚诚实、恭敬谨慎，崇尚文雅。他曾经因田赋主管万石区，能够在公私之间获得举荐，乡人称他为“玉田”。他是郭氏秀异而不辱没先人的人。仲玉的四个儿子也都像他的父亲；我认识他的叔子利砥，他温和敦厚，正在专心学习。郭氏将会更加兴盛而不衰，我从这座堂中就可以预见。因此为他作记。至于建堂的年月以及长宽深浅的尺寸，因为不关系到事情的重点，可以略去。大原清适记 澄江南岸靠近江边的地方叫大原。那里地势平坦开阔，都是肥沃的土地，可以种庄稼、种桑树，又有高山茂林的盛景，徐应弘的居所就在这里。他的居所清幽而明爽开阔，四时祭祀、早晚生活以及宾客往来的资费，一向充裕，因此以此自我庆幸。他把宴饮休息的地方题名为“大原清适”。他嘱托我的侄子子旅来请我写文章作记。我家距他的居所虽然只隔一条水，划船就能渡过；早晨去中午回来，中午去傍晚回来。我从幼年到壮年、成年，大约每年到他那里十几次，确实知道那里可以使人舒适。然而人的舒适在于内心，不在于外物，这一点我曾从古人身上观察过。有的人富贵，住宅车马、妻妾声色的供奉全都充足了，可是内心仍有不舒适，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时势使他无法舒适吗？如今幸而遇到圣人在上，早晚勤勉不懈，把安定百姓作为急切要务；纲纪清明严肃，德化广泛施行，年成丰收，烽火警报不起，使天下的人，无论垂髫儿童还是头戴白发的老人，以及众多各类人，都能共同在春风和暖气息中安闲嬉游，内心不留一丝忧愁，这能忘记它的由来吗？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报答皇上的恩赐。上位者用至仁厚待下民，下民就一定用至敬报答上位者。所谓至敬，就是体察至仁之心并修养自身，孜孜不倦地实行孝、悌、忠、信、恭、俭、廉耻等行为，以便永远承受并借助皇上的恩赐；这样，内心所得到的舒适也就无穷无尽了。写记，是为了记住福泽的由来而不忘，应弘还能够永远记住这些吗？以此作为记。

译罗氏旌义堂记 我恭敬地想，皇上以至仁大圣之君治理天下，早晚勤勉不懈，以养育百姓为心。天下人敬奉并承受皇上的德意，兴起仁爱、效法义行，唯恐来不及。大概《洪范》所说保守皇极的众民、《天保》所说承受天德的群黎，就是这种情形。每年郡县之间上奏水旱灾害，皇帝命使者奔驰驿道，打开粮仓赈济；乡里的富户也争相捐粮相助。县官和有关部门上报的，都得到旌表和赏赐。当时淮安百姓罗振捐粮一千二百石，皇上派官员某携带玺书慰劳他，表彰为义民。郡守在他的居所题匾为“旌义”。罗振恭敬地到宫阙前伏地谢恩，退下后，因为他的父亲景泰是我同郡的旧识，便来拜访我，请求为堂作记。他的父亲景泰，是我郡吉水人，年轻时游历淮阴，后来就在那里安家。他曾同我往来，为人忠厚正直诚实，喜欢施舍救济，受到贤能士绅大夫的敬重。他的弟弟罗铨同我在朝廷共事十多年，卓然有成就；同我往来尤其深厚。因此我一向熟悉罗振的事情。罗振字文振，平日耿直自守，不肯苟且行事，却宽厚仁慈、乐于施舍，非常像他的父亲。凡是出资奉公，他总认为是自己应当做的，对众人常说：“这是我们百姓的职责。”君子评论一个人，一定要推求他的根本。文振之所以获得显著的旌表褒奖，固然不是一天形成的诚心，也必定有根源于家庭教训的原因吧？而且如今南北百姓因捐粮而受到旌表褒奖的，往往都有，并不只有一处。若论这种举动的开始，实在是我吉水的胡有初氏，后来才感发了四方。何况吉水是文振先人的故乡，难道能说他的行为同根源没有关系吗？然而道是没有穷尽的，君子立志于义，难道也可以停止吗？譬如水，从山中流出，经过山涧溪流，汇入大河，流行不止，必定到达大海。君子对于义，积累而不停息，行善所得到的感应，难道仅仅是旌表褒奖吗？我希望文振能够在这方面继续前进，所以写下此记来勉励他。退省斋记 万安对于吉水来说是个小县，那里的人敦厚诚实，不夸张谄媚，而且尊重读书人。即使农民、商人、工匠、技术之人，以及老氏、佛氏的徒众，也都知道儒者的尊贵。这难道不是当地美好的风俗对他们熏陶浸润的结果吗？道士李如愚喜爱儒者的学问，遇到儒者就以礼相待，向他们求取益处。县丞林公异是一位儒者，曾把自己的轩命名为“退省”。他已经显示出其中的要旨了，后来偶然通过中书舍人邹尚友请求我作记。难道如愚不想听闻儒者的学问吗？韩退之说过：“应当到他的老师那里去请教。”为什么来拜访我们这些儒者呢？就是来请教。儒者的学问，不过是明白善理、使自身诚实罢了。明白善理，就是对每一件事、每一种物，无论大小精粗，都应当穷究其中极其正当的道理，并不是虚无空幻的意思。使自身诚实，就是对于自身，无论作息、幽隐或显明，都应当谨慎对待真实而不虚妄的发端，并不是清净空寂的意思。然而以一颗心想要通晓万善，有时不能没有走向其他歧途的错误；以一己之身想要在万事上达到诚实，有时不能没有时作时辍的忧患。这是人的常情，所以儒者便致力于自我省察，以求达到最恰当的境界，并勉励自己达到尚未达到的地方。儒者之道，以孔子所达到的最高。孔子教导学习者，从未离开内心反省来讲学。传承孔子之道的是曾子。曾子得到圣人亲自作为老师，尚且说要孜孜不倦；凡是忠信、传习等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也不敢自满，常常自我省察，希望增加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如今学习儒学的人，是学习曾子的人，所以对每一件事、每一种物，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停止自我省察的功夫。自我省察，是修养自身的要务。如愚如果确实想听闻我们儒者的学问，不过如此而已。孔子说：“同他一起前进。”林公异难道不是善于使人进步的人吗？太史公说：“学习老子的人就会使儒学受到抑制。”我不能断定如愚一定不会同他这句话相合，但我相信他乡里的人都可以同他一起向善。因此借邹尚友的请求写下此记，以完成林公异的心意。东里续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东里续集卷六　明　杨士奇　撰序 《送贵州按察使胡士琏先生致事诗序》士人真诚地立志于道，凡是存于内心、见于行动的，都是公正的天理，不受外物牵累。正因为都是公正的天理，所以作为儿子能够得到父母的亲爱，作为臣子能够得到君主的信任，和朋友相交朋友就信任他，治理百姓百姓就服从他，表率万物万物就受到教化。正因为不受外物牵累，所以富贵、贫贱、忧患到来，都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内心，无论到哪里都不会不得其所。古代君子通达于道，都能做到这一点。后世想要学习古人，也一定要达到这一境界，然后才可以成为君子。看清江胡士琏先生，他大概就是当今的君子吧？先生家世代以儒学为业，平日一向守持本分，不在义理和天命之外求取一丝一毫。从入仕到现在四十六七年，历任州郡长官，在外任宪官奔走万里边疆，跋涉多年，无论险夷都保持同一心志，淡泊自守、安然自得。他所到之处，士人敬服他，百姓拥戴他，不知是不是因为善行感化了他们。圣贤论感化人的方法，只在于真诚。先生大概是有真诚的人吧？圣明的君主在上，乐于得到老成厚重、端正清廉的人才，天官卿一向深知先生，将要上奏推荐他任用。先生当时年过七十，因为年老多病坚决推辞，于是皇帝命他退休归乡。先生悠然自得，有如在江川中游泳、在云间飞翔的情怀，《易经》所说“坚定如磐石，不到一天便作出决定”，说的就是先生吧！于是朝廷中的学士和士大夫相继分题赋诗为他送行，太子少保金公嘱托我在诗卷前写几句。唉，我惭愧不如先生的地方太多了，还能说什么呢？我曾听说玉石所藏的地方，那里的山川草木都受到光泽润泽；清江碧山之间，将来一定会有人占验到先生的光彩又回到故乡吧？我又认为这也是先生乡人的庆贺。诗共若干篇。

译赠周用珍诗序 我初到北京时，解除翰林院职务，改任春坊，公务很少。居所位于城西偏僻遥远的狭巷中，达官贵人的车轮马迹都到不了。每天退朝后，便闭门安静独处，不同世俗交往。我的意气放达旷逸，潇洒自在，像山林野人一样。那些清高尚洁、不羡慕外物的士人，时常来找我谈论很久，我也欣然相待而不厌烦。吴中的周用珍当时因善于书法而授官，被选入中书省，居住在城东，距我十里，却稍有空闲就来拜访我。用珍开朗而清静，恭敬谨慎，有务求高尚的志向；他说话依据礼法，他的才能大概适合任用，尤其擅长讲说医理，娓娓道来而颇有造诣。我同用珍交谈，心情洒脱，相互契合。仁宗皇帝即位后，我又进入翰林院，直到如今职务一天比一天繁重，早晚都在处理公务。虽然用珍的居所离我更近了，但见面聚会反而更少。用珍的父母都健在，因儿子能在当世发挥才用而高兴。然而用珍思念双亲，南北相隔数千里，按时省视父母的机会遥远，不能早晚使他们安宁。一天，他向朝廷请求回乡省亲。太子少傅建安杨先生、少保临江金先生，以及士绅君子中一向看重用珍的人，都作诗为他送行。若不是用珍自身具有这样的品德，他怎么能够从当世贤卿大夫那里得到这些呢？孔子说：“出门就侍奉公卿，回家就侍奉父兄。”又说：“这两件事对我来说有什么困难呢？”公卿，是贤能而居于职位的人。圣人难道只是为了自谦而树立这样的教训吗？实在是因为侍奉之事虽然非常切近，但要完全尽到自己的职责而不感到惭愧，也确实很难。仲珍在内得到亲人的认可，在外又得到贤卿大夫的认可，他大概可以说是真诚尽职的了，难道这正是孔子所赞许的吗？他归去时，我也不能没有话说，所以记下他所做的值得看重的事情，作为这些篇章的开头。送陈孟旦赴江阴教谕诗序 陈氏是我的外家。孟旦是海桑先生的孙子、太华先生的儿子，对我来说是弟弟。我年轻时曾在海桑先生身边求学，他的许多孙子都和我同在一处研习笔砚。孟旦最小，比我小十六岁，刚入小学时，曾跟随我在乡里的学塾读书。他警敏、清正、稳重，尤其不同于他的各位兄长。如今他的兄长们都已去世，只有孟旦还在，而且已有了儿子和孙子，渐渐不再是少壮之年了。这样说来，我怎么会不衰老呢？他的兄长们如今虽然也都有了子孙，但在诗书方面的学习却没有听说。唯独孟旦父子能够继承先人的事业而不使它衰落，大概正如黄文节公所说的“中和之气集中在这一支”吧？孟旦明晓《六义》的学问，西昌邑大夫聘请他协助教育事务，他所造就的学生，成绩十分显著。看看如今像孟旦这样协助教化的人，实在很少。如今他考核成绩优异，升任江阴教谕。江阴是三吴一带文物兴盛的地方，太伯、延陵高尚风范所影响的范围已经很远了。他到那里去，应当完全尽到为师之道，使那些学生有所成就，难道会比西昌差吗？孟旦要努力啊！又想到陈氏的祖先，凭诗书和科举取得荣达，从宋代直到今天，代代不断。我外祖父这一支，自高祖、曾祖以来，积蓄仁德，施行义举，雄奇的文章、深奥的学问，在乡郡中声名显著，只是仕途显达还不算盛大，已有声誉而已。往年孟洁、孟京都以乙科进士被选拔为翰林官。我揣想造物者对他们的报偿大概正在此处，却还没有来得及施展一分一寸的才能，二人便相继去世了。我私下实在为他们的命运悲伤。现在只希望孟旦还在；上天对于行善的回应，一定不会有差错。修养自身，得到上天的回应，就像手持阳燧求取火一样，没有得不到的，只是上天的应验有迟有早的不同罢了。只要努力于德义，等待时机，就可以了。孟旦要努力啊！翰林院的学士君子们有作诗为他送行的，我把自己的期望写出来作为这篇序。送郭鼎贞诗序 临江人郭鼎贞任南京刑部主事，任满九年，考核成绩优异，升为郎中，又回到南京刑部任职。鼎贞为人温厚、简朴、沉静，不炫耀气势，也不故作高岸，却有操守；说话总是依据道理，实在是笃实之士。如今外地各司的事务，都上报北京，而南京所管辖的只有应天一郡，政务和过去相比不过十分之一，公堂清闲，案牍简少。鼎贞所任的官职，可以说正适合他的资质了。我在太学认识鼎贞，在秋官任职以来将近二十年，他的仕途平坦如一日；这难道是因为他安静、和平的行为足以承受福分吗？有些人偶然得到一项任命、承当一个官职，便傲然自得，暗中窃取威福的权柄，磨砺自己的锋芒，想用来震慑一世，却没有几天就败坏覆亡了。假使他们稍微懂得用德义来约束自己，能够接近鼎贞的作为，难道还不可以免于灾祸吗？我听说鼎贞出自淦地的旧家族，世代积累厚德；他的来历本来就很久远吧？士君子们相继作诗为鼎贞送行，给事中萧迪哲嘱托我作序。我本来就看重鼎贞，也借此有所警戒。赠萧生序 乡里的学生萧仲敬，被有关官署以有才干举荐到朝廷，历经夏官任职，一年多后升任归善县县令。乡里在京师的人，都替他高兴。县令，是古代子、男爵位，而又是治理百里之地的长官。古代的君子中，有的博学敦德，怀有杰出的才器，却终身困守于丞、尉之职，大概就是想求得县令的职位却不能达到的人。仲敬一出仕便得到这个职位，固然各人命运不同吧？但县令也实在难以担当。凡百里之内，百姓的安乐与忧患、善良与邪恶，都要由我来使它实现。有一个人，或许沦落到受冻挨饿而失去安身之所，或许困于横暴逆境而不得安宁，或许违背自己的良心而陷入刑法，这些也都是由我引发的，是我在道义上有未尽之处。何况上面还有大府尊官来临，奉命出使的使者和过客进出境内，收发文书、听取断案、处理簿书、应付期限等纷繁事务，都杂然呈现在面前；每件事都想完全合乎礼节，办理时都想完全尽到诚意。只要有一处没有尽到，毁谤和失败就会随之而来。县令难道是容易做的吗？古代做丞、尉的人尚且一定要努力尽到职责，何况县令所关系的事情更为重大呢？归善，是苏文忠公教化所经过的地方；他的嘉言懿行，邑中年长有德的人还有能够讲述的。应当以礼对待贤者并向他们请教，这一定会有所帮助，不要只是满足于自己已有的见闻。我既为仲敬得到官职而高兴，又希望他能够适合这个官职，所以写下这些话为他送行。

译送郭先生诗序 我的朋友郭彦铉先生任官将近三十年，今年七十岁而且有病，朝廷命他退休回乡。四十岁勉强可以出仕，七十岁退休，这是古代的制度。大概是在道义通明、德行确立之后任用他，在精力衰退疲惫之后使他安逸，这是先王对待贤者，仁义两方面都做到的表现。圣明的天子尊敬有德之人、优待老年人，恩意尤其隆厚。自即位以来，士大夫中年老有病的，大多获准请求离职，既然实现了愿望，都想欢喜舞蹈，以此作为衰老者的幸运。先生过了四十岁，才出任乡校分教，历经三次考核，以成绩优异升任安吉教谕；又经过三次考核，以成绩优异升任顺德教授。在顺德四年，那里的风俗质朴鄙陋，人们不知道尊重士人，士人也不知道敦励学习，对道德礼乐的意义漠然无知。先生既为教化难以深入而忧愁，又因家人来到顺德后多次遭遇疾病和丧亡，心中受到牵累，平日总是郁郁不乐。如今终于能够解除这些忧患而离去，回到故乡，他的欢喜和幸运，哪里只是平常情感的十倍百倍呢！凡是与先生有交游情谊的人，也都替他高兴。翰林侍读学士王君直带领大家作诗为他送行，说应当由我来作序。我私下想到，童年和加冠之时与先生交往的十几个人，成为莫逆之交，在乡里巷间朝夕相聚，讲学论道，谈古论今，写文章、嬉游取乐，陶然自得，不存求取外在功名的念头，把世俗之人看得还不如草芥。我们曾共同说，凭此终身而无憾。十多年以后，大家各自散往东西，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有的出仕，有的隐退，往往动辄多年不能互通音问。如今忽忽之间四十年过去了，当年那十几个人几乎都已沦落去世，只剩下我们两人，而且也都有官职在身，向南遥望六七千里外的故乡，想来我们的心中未曾有一天不牵挂。如今幸逢圣明时代，而士奇因为受到的恩遇深厚，按道义不能顾及自己的私情；唯独先生能够返回原来的身份，使自己的志意得以放纵于山水云林之间，他在晚年获得这样的适意，真是盛美啊！然而山中若有美玉，草木岩石也都会增添光彩润泽。孔子称赞子贱，一定归本于鲁国的君子；先生归乡，我又认为乡里的后辈也会因此欢喜。送礼部侍郎仪公致事序 礼部侍郎有恒先生、高密仪公，今年八十岁，皇上怜悯他年老，赐下玺书，让他退休回乡，这是特别的恩典。《礼记》说：“大夫七十岁就退休。”郑玄注说：“七十岁而有德，国君便不允许他退休。”我朝效法古代制度，把优待老者、尊敬贤者作为治理原则，写在法令中。然而有未满七十岁而衰老多病、不能任职的人，也听任其解除职务，这是怜悯臣下的仁德。有超过七十岁而不准其离职的，是尊重德行的义举。仁义兼尽，就是圣人的政治。先生起自学官，曾任宝庆知府，升任通政使并兼春坊中允，又升任湖广布政使，入朝任礼部侍郎，奉诏教授皇太孙经书。先生虽然没有在七十岁时退休，但这封玺书的褒奖，充分体现了优待老者、尊重有德之人的意思。先生是怎样得到这些的呢？“有恒”是他的书斋名。先儒说：“守正而不停止，叫作恒。”这不正是先生的德行吗？先生天性淳厚笃实，表里通达；正直诚信的节操、刚强端方的气概、端正笃实的行为，从少壮到老年始终如一，难道不就是守正而不停止吗？所以他到哪里任教，学生都说得到了一位贤明的老师；到哪里执政，百姓都说得到了一位贤明的父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在朝廷任职，众人都说这是贤明的辅弼。这当然应当得到皇上的看重，直到超过八十岁才获准离职。如今他荣归乡里，抚育曾孙，在山水之间逍遥自在，充分享有康宁和平的福气，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超然境界。然而古代的君子，身体虽然退隐，心中却没有一天忘记君主。因此富文忠、赵清献退休时，勤勉地表达忠于君主、热爱国家的诚意，始终没有停止在言语中体现出来。推想先生守正而不停止的心志，将来一定也会同于此吧？先生曾嘱托我为《有恒斋》作记，我一直没有来得及答复。所以我叙述他亲身实践所得的德行，以及给书斋命名的意义，作为他荣归故里的祝贺。送刘鼎序 做学问，能够自己知道不足，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原因，不被外物牵累，这是贤人君子的事情。世上本来就不多见。今春，天下贡士在京师会试的有将近三千人，我奉命主持考试，选得人才二百人，其中闽人陈中考取第一，我邑曾鹤龄考取第二。又选出可以担任学官的人三百人。随后，这二百人入朝廷应对，皇上亲自选拔曾鹤龄为第一。于是公卿大夫都欣喜庆贺，说：“这是天下最公正的结果。”而我邑参加考试的士人中，只有罗敬、刘鼎、郭绍宁、王钺没有列入这五百人之数。这四个人都以父执之礼来见我，举止恭敬，容色和悦，没有一点因落选而失意的样子。我主持考试，正为没有选得人才而惭愧，他们却一同谢绝说：“我们的学业还没有达到程度，不能逃脱公正的考官；幸而得以退下来学习，所受的恩赐已经很丰厚了。”不久以后，他们多次来拜访我，求取教益，脸上没有疲倦的神色；他们和世上那些稍有失意便悲惨沮丧、愤怒怨恨积在心中并显露于外的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人生有得有失，都是命运；只有懂得道理的人才能安于命运。如今我邑的士人中，因命运而获得成功的，可以说是特别出众；那些未能获得命运眷顾，却能反求于内心、不被外物牵累的，像鼎和这三个人一样，他们的内在修养难道不可以说是特别出众吗？罗敬依照成例进入太学，而刘鼎等三人都回到我这里来。我年轻时曾见过鼎的祖父愚村翁，他在乡党之间忠厚诚实；他的孙子大多读书从事儒业，咸涣都因通晓经书而考中，如今咸任河南按察佥事，涣任兵科给事中。今后将继他们而兴起的，难道不是刘鼎吗？这固然是以他祖父积累的德行作为根本吧？他的祖母今年八十多岁，健康安宁、和乐愉悦；刘鼎父母双全，兄弟和睦，回家享受天伦之乐，更加从自身求取进步，不断前进而不停止，他将来的成就哪里可以估量呢？鼎的父亲仲高，是我童年时的朋友，和我同学，分别已有二十多年了。因此我既为刘鼎能够特别超出流俗而高兴，也为故人的儿子有成而高兴，特意赠给他这些话，并且期待他日后的成就。

译送葛主事还乡诗序 庐陵葛氏，世代都是儒家。宋代时曾有人取得科举功名。清隐自幼便寄身于老子之学。洪武年间，他以乐舞生的身份被举荐送往京师，十多年后升任山川祠祭署奉祀。又过了十年，在皇上即位之初，升任太常寺丞。又过十六年，调任礼部仪制主事。如今任满一考，大约已经七十二岁了，奉命退休回乡。清隐为人温厚笃实，行为不苟且。平日常闭门焚香，坐着吟诵《道德经》和《南华篇》，不与俗人交往，飘然自得。可是名儒硕士以及以博雅著称的人，彼此相好而来拜访，有的留住寄居数月也不厌倦。难道不是因为清高自守、不与众同吗？他办理职务，明白典章常制的缘故，通晓礼节文饰、法度等级的详细内容。每年国家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和百神，清隐执掌礼仪、协助事务，严肃恭敬地面对神明；即使是笾豆、罍、洗等末节，也一定亲自到场洁治。《诗经》说：“济济众多的士人，秉承文德，面对上天，迅速奔走在宗庙中。”清隐可以说是无愧于这句话的人了。如今荣归乡里，瞻望桑梓而致敬，欣赏山川依旧，和忘却机心的鸥鸟群相游，追寻烟霞之外的趣味，把荣誉声名遗弃在外物之外，保养天然和气。难道不是盛大的福分吗？这难道不是从他自身修养所得来的吗？于是大夫、士人中有作诗为他的归乡增光的，我为他们把这些诗写在卷首。赠太学贺生序 元代太学生、山西人贺永中，历经三次任官而做到正平县县尹，后来归附明朝，凭原来的官职被举荐，又历经三次任官而做到泰和淘金驿丞，任期届满后便把家安在泰和。我还来得及在士君子之间见到永中。他气度闲雅，言辞简练庄重，仪表法度整齐严肃，从来不曾因为极小的利益而妄取。敏是他的长孙，聪秀颖悟，专心求学，从县学生升入国学，已经一年多了。当时北京学校刚刚建立，校舍尚未完备，各郡县贡来的学生日益增多。礼部上奏，请把南方籍贯的人分派到南京国学，诏令准许。于是学生中急于做官的，大多不愿远行；只有敏说：“我所求的是在学业上进步，当然高兴地前往。”我听了认为他说得对，便告诉他：“世人所谓学习，不过是文章辞藻罢了，真正努力学习、亲身实践的人很少。擅长文章，可以用来求取进身和显贵荣耀；敦厚德行的人，难道偏偏不可以吗？古人修养天爵，于是人爵便会到来，所以学习贵在先立根本，后求枝末。敏，你到那里要努力啊！”求学一定要有老师。如今国子司业吴先生，我曾经和他一同任史官；他行为笃实、操守刚劲，坚定得像岁寒中的松柏一样不变。助教欧阳先生与我同乡，年轻时曾和我共同讲学；他为人温和方正而坦率明亮。这两个人的言论都以道义为根本，并且乐于教导别人，如今都是你的老师。你到那里去，朝夕亲近他们，长久地受到涵养熏陶，怎么会没有进步呢？敏听了我的话，欢喜地跳跃起来。于是我又告诉他说：“还不够。京师是势利之人聚集的地方，四方人士混杂而来，各种巧诈虚伪层出不穷，可以在顷刻之间取得厚重的财物。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内心难道能坚定不动摇吗？有的人在外面遇到正直的人便改变态度，跟随正道行事；等退下来和众人相处，渐渐受便佞邪僻言论的浸染，陷入小人的行为，最终不能自拔。因此选择朋友尤其不可不谨慎。努力啊，敏！”敏警醒地起身拜谢，说：“我怎么敢不刻苦自励，恭敬地接受先生的教诲？请允许我把这些话写在简册上，时时自我反省。”于是我又一并叙述了他的祖德，使他能够想到不要辱没祖先。赠萧汝坚序 今年礼部会试天下贡士三千人，选取其中二百人，又从次一等中选三百人为副榜，按惯例授予府、州、县的教官。我们泰和人中，列入副榜的有九人，其中萧钰等三人向吏部申明，自己的学业尚未达到程度，还不能做人师，希望在太学完成学业。吏部把这件事上报，诏令准许。过了两个月，礼部说太学生越来越多，校舍不能容纳，请下令让曾经考中乡试的人暂时回去，自我进修，以等待再次考试。诏令同意了。萧钰将要出行，请求我赠言。我比钰的父亲年少，所耕作居住的地方又在同一里巷，小时候还曾跟随同一位老师读书。如今他的儿子这样有志于学习，我怎么会吝惜说一句话呢？唉，汝坚要努力啊！世上得到一次功名的人，往往满足于小小的成就，不再有自我进步的念头。更严重的，认识不到自己的浅陋，放纵言论诋毁古人，议论前辈，遇到贤者和长者，也不知道以礼谦下。像汝坚这样不自满而求取进步的人，大概很少见。汝坚差不多可以有漆雕子那样的志向了吧？《尚书》说：“自满会招致损失，谦虚会得到益处。” 如果自我满足的心堵塞在内心，遮蔽在眼前，见到善行却不能辨认，辨认出来却不能接受，即使有人想把善道传给他，也会收敛而离去了。由此便会陷入偏邪，放纵行事，背离正道；时间久了，连原有的所得也会丧失。还有什么损失比这更大呢？如果怀着自己不足的心，始终以不如别人为耻，以内心没有善德为憾，急切地只担心善行不在自己身上，又只怕别人不把善道告诉自己，那么所有想把善道传给别人的人，都会不远千里前来告诉他；因此他每天进步、每月增长，所得的学问德行充沛得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还有什么益处比这更大呢？汝坚要努力啊！又应当谨慎选择所交往的人。你住在太学时，有德义的儒者做你的老师。如今你回去，在文溪、武山之间，像我这样行俭的德义之儒者还有吗？你要真诚地寻求他们，以谦虚之心接受他们的教诲。三年以后再遇到汝坚，我一定看见你浩然如乘长风、凌驾青云而高飞了。汝坚要努力啊！送萧郎中序 临江人萧伯辰，曾侍奉太祖高皇帝，任卫经历；后来侍奉皇上，任泰州知州，又改任深州知州。凡是卫所的政务，无论大小，都必须经过经历；而泰州、深州二州都在京畿以内，百姓众多，事务繁重，不同于其他州。伯辰任职其间，上下都归服于他的才能和善良。他离任以后，大家都思念他而不能忘怀。伯辰是儒者，明白义理，有忠厚恻隐的诚心，具备和平、开通、敏达的资质，又以勤勉谨慎来实行。这大概就是他办事通达、得到人心的原因吧？如今他在深州任满三考，考核成绩优异，升任南京礼部祠祭郎。中国家建立两京，官府制度相同。如今外地的各种事务都上报北京，北京繁忙的事务多了，南京必然就简少，所以南京的官职多半清闲优裕。而礼部掌管礼仪，其清闲优裕更为明显。礼部统领四个属官，只有祠祭一司掌管常规祭祀和岁时祭典，伯辰任其长官。推想他所积累的才能和长期的练习，应该绰绰有余。今年他已经六十多岁，却仍这样不断升进，既得荣耀又得清闲，也算是晚年的福分了！我早就听说过伯辰的声望，今年才在北京偶然相遇。他的姻亲大学士金公嘱托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所以写下这些话。

译送廖子谟序 翰林院庶吉士廖子谟已经授任颍上知县，告别将要赴任。廖氏的祖先与我同住一里巷，我年轻时还来得及在他身边奔走求教。他的曾祖父愚寄先生德辉，我年长后又与他的父亲潜仲相交友善。子谟在翰林院跟随我学习六年，我们志趣相同、道义契合。我向来与流俗少有合拍，如今又渐渐衰老，正依靠几位贤俊之士朝夕相聚来获得慰藉，子谟却突然要与我相隔数千里，怎么能没有感情呢？子谟出行时，我想到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他的，便告诉他说：“君子治理百姓，只求使他们安定罢了。只有县令离百姓最近，道理容易实行，功效也容易取得。”子谟怀有使百姓安定的心，向来如此。有了这种心，即使上面是郡府，下面是佐贰官，他们的心志不同，形势仍然可能有所阻碍；这一定要用真诚去感化他们。真诚可以贯通天地，连豚鱼都能感动，难道还有不能感化的人吗？但如果没有谦虚来承受别人、宽缓柔和来推行，即使有真诚，也不容易感化别人。努力啊，子谟！你在家中所修养的德行，能够在家实行，难道不能在官府实行吗？颍上的风俗淳厚，事务简少；你在抚恤教养百姓的空闲时间，应当每天寻求前人的言论和往事来充实自己，难道只是满足于治理一个百里之地而已吗？赠胡敬同序 廉洁，是士君子理所当然的行为，不是高峻绝异的事情。廉有不止一种意义，就行为而言，就是不贪。只有君子一定廉洁；不廉洁，就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明白义，小人明白利。”义和利，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君子闲居时就在自身修养义，出仕后就把义施于别人；他把别人看作自己，忧虑别人的忧虑，快乐别人的快乐，没有一丝一毫自私之心。小人却相反，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别人，损害别人来使自己得益，使别人贫瘠来使自己肥厚，只顾自己放纵，无所不为。因此，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必定选择君子，把养育百姓的重任交给他们。君子明白义，便一定廉洁；廉洁便一定公正；公正便一定明察，于是百姓安定，政事得到治理。然而君子有德，率性直行，持重而不谄媚，众人往往忌恨他。小人有才，善于迎合，柔媚取容，委屈自己以求合群，众人往往喜欢他。于是便有君子受压抑、小人得伸展的情况，大概取决于支持他们的人是多是少吧。也许还取决于命运吗？丰城人胡轸，字敬同，家境贫寒而有志节。初次考中，虽然得到俸禄来供养父母，外在服饰和日用仍像寒士一样，却怡然自得。授任兵部主事后，勤勉办理职务，坚定地守持自己，不随便取一丝一毫，生活仍和刚考中时一样。升任防州知府后，他勤勤恳恳地以爱民为政，操守更加坚定；俸禄仅够供养父母，生活更加俭朴，而百姓像敬爱父母一样拥戴他。后来被同僚牵累，司法官不替他申辩，降为两浙盐运司同知。贤士君子都认为他受了冤屈，并责怪司法官。敬同既不为自己辩白，后来数年间，凡是从浙江来、或经过浙江任职的人，有操守、有作为的十多人，都极力称赞敬同，赞誉之声没有停止，而且遗憾他没有担任郡守或藩司官，以便施惠于百姓。敬同既被司法官冤枉，又没有被主管铨选的官员了解，这本来就是他的命运。古代君子不因外界的挫折而改变内心在严寒时仍坚贞的操守，敬同正是这样的人。我与敬同往来二十年，向来了解他；如今他来京师接受考核，一见面便要分别，我不能不为这样的君子感慨。因此写下这些话赠给他。送杨修撰致事诗序 翰林院修撰、建安人杨君寿夫，退休的日期已经临近。他的学生连智时也任翰林院修撰，请求同僚诸公作诗为他送行，又请求我作序。连智说：“我年轻时在乡校学习，实际上是跟从杨先生。先生教诲我、供给我饮食，像父母一样。我想，如果没有先生，就不会有今天的我；希望您说一句话，为他的归乡增光。”我听了叹息说：“寿夫以学生学有所成而感到快乐，连智又不忘记老师，这两件事都是如今少见的。”二十年前，我在南京时，早就熟悉寿夫的名声，心中仰慕他。永乐辛丑年，我主持礼部会试，与寿夫共事，一见面就像平生的亲友。当时皇帝车驾出行到郊外，考场封锁了几十天，事情办完后空闲很多，我们六七个人朝夕聚集嬉游，非常快乐。寿夫通晓《春秋》，兼且学问有源流，明于鉴别；平日言谈温和恭敬、谦逊退让，但到辨析是非曲直时，却坚定不移，即使孟贲、夏育也不能改变他。宣德年间，诏令朝廷大臣举荐贤才，我与当今少师、建安杨公共同举荐三人，寿夫也在其中。他入朝后，授任翰林院编修，在馆阁任职七年，成为卓然出众的老成之士。参与编修《宣庙实录》，升任修撰。于是到了七十岁，获准退休回乡。士君子出仕、退处、进用、退让，从容而合乎义理，本来取决于自己的志向。但一定要有圣明的君主在上，使臣下得到合乎礼法的待遇，然后志向才能实现。寿夫也算是荣幸地受到知遇了。他离去时，我大概是替同僚感到惋惜。然而想到昆冈有璞玉，山林中的花草树木都受到它的光彩润泽。如今在丹山碧水之间，学生有了可以师法的人，善人有了可以依靠的人，守令办理政务有了可以咨询的人，过往使客推重贤者，也有了可以致敬的人。他的光彩所照耀的，难道仅仅是山林花木吗？我又替建安人庆贺，于是把这些话写在诗卷的卷首。

译送龚宪使致事诗序 宣宗皇帝即位后，深切思考安定百姓的办法，下诏给吏部：凡是布政司、按察司的正官和副官，以及府、州的正官职位，命令京官三品以上者上奏举荐，必须选取公平端正厚道、见识通达而能顾全大体、能够为国家和百姓办事的人。如果所举荐的人后来接受贿赂，举荐者也一并处罚。皇上继承帝位后，重申旧有章程，并且加以严格执行。因此受到任命的臣子，都小心谨慎，不敢有所忽视。凡是奏荐的人，十人中有七八人都被认为选得合适。当时按察使尤其难以选择。我朋友豫章人龚鐩，字子谏，出身科举，起初升任给事中，后升云南佥宪，改任广西，又改任广东。因少保东莱黄公上奏，升任四川按察使。任命刚下达，朝廷内外都欢欣鼓舞，既喜悦朝廷任官适合其职，又看重黄公明于知人。一年多以后，子谏的声誉更加兴盛，这是士大夫的公论。如今按察使中的贤能之人，子谏显然位列前茅。子谏是宋代吏部侍郎竹乡先生的后代，志向笃定而清正自修，耿介正直而诚信，有学问，明白大体。他曾经议论政事过于直率，虽触犯上意也不后悔。他所到之处不崇尚威严，而政令纲纪清明严肃，除去祸害、兴办有利之事，都有实际成绩。比如在云南，他依法训练屯田士兵，引水灌溉田地，每年都免除了夏季旱灾的忧患。广西叛乱的猺人猖獗，都司不能制服，子谏亲自督率官兵进讨，擒获并杀死猺寇二千多人，把凶恶的首领活捆后押送京师，在市中斩首，又把他们抢掠的数百名良民男女全部送还。任四川时，他释放了十多年间因死罪而长期未决的平民五十多人，这些事都显著地为人所知。他提出的便利百姓的建议尤其多，大概是因为他的心日夜都在百姓身上。他历任官职，有的地方相距万里，有的相距七八千里，跋涉险远之地，而清廉如冰檗的操守日久更加坚定。他做官四十多年，家中贫穷如同平民，有时园田没有一寸一尺的增加，反而比过去有所减少。这样的人，难道富贵能够牵累他的内心吗？今年七十一岁，他向朝廷请求退休回乡。吏部尚书说：龚鐩虽然老了，仍然能够任事，按理还不应退休；这大概是因为看重贤者离去的缘故。皇上想到他经历任职长久而且艰苦，最终还是同意了，这是优待老人的仁德。子谏接受诏命后，经过我这里，说：“老朋友难道不能说一句话为我作临别赠言吗？”唉，长久劳苦之后想要安逸，人人都有同样的心情，哪里只是子谏如此呢？所以我作近体诗两章，寄托与老朋友长久的情谊罢了。送尹道充南还序 三十年以前，我曾在本邑清节书院与道充甫见过一面。清节书院是本邑萧氏建造的，用来祭祀他们的族祖、宋代的子荆先生。道充甫是萧氏的女婿。我见到他时，他才四十岁，姿态明洁，仪表恭敬，言辞温和。如今又在京师偶然相逢，从前那种恭敬温和仍然存在，只是当年的明洁变成了苍老；大概经过长久岁月以后才能认识这一点。道充甫在洪武年间曾被举为贤良，在沔阳任虞官，在檇李掌管郡府幕僚事务，行为端正、操守清洁，当时有政绩声誉。如今闲居而且老了，操守仍和一日之初一样坚定。最近因为他的儿子监察御史循迎接他来奉养，才来到这里。循出身科举，任职于监察风纪方面，能够约束自身、奉行职务，没有辱没昆冈之产的名声。然而我私下听说，他的父亲早晚都在道义上勉励他，始终牵挂不已。唉，世上的人幸而有子弟处在要职，往往凭借声势，傲慢地对待宗族乡党；严重的甚至贪婪卑鄙、污浊猥琐，无所不为。像道充甫这样的人，我见到的实在很少。道充甫想到先人的桑梓已经久远地离开，又将与我分别，向南归去。回乡以后，每天与两三位年高德劭的人乘小车往来，逍遥饮酒吟咏，以享受圣朝太平的恩泽。并且使乡里后辈瞻仰老成之人，从而兴起仁义忠厚的风气，难道不是盛大的成就吗？将来有人以德星占验贤人，大概也会在这里吧？还请见到杨嗣庆先生时，替我转达仰慕向往之意。《东里续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七　明·杨士奇撰序 送邓训科序 永乐十年，泰和医学缺少官员，县中长官举荐邓迁，请求朝廷任命。太医院对他进行考试，认为他有能力，于是任命他为泰和医学训科。他将要回乡时，他的姻亲好友、鸿胪寺序班萧子敬请求我赠文给他，大概是因为我与邓迁同乡。邓氏是县中的旧家族，他们的祖先在宋代曾有人被举为神童，世代不乏以诗书入仕、身列簪缨的人。元代有子方、子静两位先生，敦厚有德、学问宏大，虽然没有做官，却在江乡之间声名隐约而广传，因此成为儒林的冠冕、后辈的模范，直到今天仍然鲜明地留在人们耳目中。大明统治天下后，文运大为显盛，四方才俊争先奋发，愿意在当时效力，我邑的士人也群起如云而兴。杭州府通判杨自立先生、德安府同知罗子理先生、四川盐运经历邓崇志先生，尤其以清正自修、苦守节操而闻名，当时并称为“杨罗邓”。邓氏又有大椿先生、崇雅先生相继出现，虽然职位高低不同，但清廉洁白的操守鲜明地互相映照，大概从来没有不同。如今只有崇雅先生巍然在世，虽然因疾病而废退，但作为老成的典范，仍足以成为乡里的斯文重望，可以说是邓氏兴盛的恩泽了。何况又有像邓迁这样接踵而出的人吗？如今邓迁虽然凭医术被当时任用，但医学是圣人的教化，而且关系到人的生死，这门技术不可以不谨慎。你是诗书簪绂世家的后代，又有温厚秀敏的资质，我知道你一定能够谨慎从事。能够对此谨慎，也就足以继承家声，不辱没国家的任命了。你一定要努力。你回去见到崇雅先生时，请替我转达向来仰慕敬意。

译送李昌明诗序 风俗能够改变人的习性，这种作用由来已久。中等资质以下的人，行善或不行善，没有不是受到风俗教化的影响。因此邹鲁的儒学风气、江汉地区好游的习俗，都是当地风俗逐渐陶冶熏染的结果，并不是邹鲁、江汉的人天性独好儒学和游历，而天下人就不能这样。我的家乡庐陵，是古代扬州的地域，杜佑称那里重视艺文和儒术，这种风气在这里最为兴盛。大概庐陵人都很显著地受到这种影响：家家讲说诗书，人人服膺周公、孔子的教化，时间越久便越加兴盛。这难道是其他地方的人天性有所不能吗？只是风俗逐渐陶冶熏习，并非一天积成。做士人的都知道从自身努力，因此其他郡的人比不上他们。这样说来，生在庐陵是幸运的，怎么可以不在自身修养上努力呢？我家离郡城不到百里，早就听说李伯葵先生兄弟，却一直没有见过。来到京师后，见到学士解君、侍读胡君，他们多次讲到李先生的品行、义理和学问。今年先生的儿子昌祺考中进士，成为庶吉士，进入文渊阁进学，才华挺拔出众，努力修养操行，又能写文章。我本来就很看重他有所承继。过了几个月，先生的次子昌明从两千里外来探望兄长，资质温和，仪表恭敬。我多次去看他，见他手里拿着一卷书，从未放下，也因此喜爱并重视他。不久，昌明以久未回家定省为由告辞，我与他分别，他又拿出诸位君子为他送行所作的诗卷，请我作序。我便告诉他说：“生在文献之邦、诗书礼义之家，入门有贤明的父亲，出门有良好的风俗，长期受到熏陶浸染，你们兄弟应当英俊出众。但是不应自我满足，而不在自身上努力。这次出行，可以看见你的孝悌之心。孝悌，是行为的根本。古语说：‘根本树立了，道就会产生。’努力吧，昌明！使将来人们称赞昌明的贤能时说：‘这是庐陵所培养的人。’难道不是很伟大吗？” 送陈硕望先生序 我邑陈硕望先生持守端正清洁的操行，蕴含通达博大的学问，擅长奇伟的文章，弱冠时便考中进士，出任县令的辅佐，在兴宁施行善政，推行良好教化。他离任二十年后，百姓直到今天仍然思念先生而不能忘怀。后来他被贬到南方边远地区，即使武将、悍卒也都知道先生值得尊重而不可轻慢，他的声望更加显著。远近仰慕他的德义、求取他的文章的人，每天接踵来到门前。他回到家乡后，乡里的名士、年高有德且学问深厚的人大多已经去世，有的又在外地做官游历，只有郭子益先生与陈先生两个人还在。郭先生洪武初年曾被征召到朝廷，因眼疾罢官回乡，闭门守道，不是合适的人不与交接。陈先生正把启发、引导后辈作为重任，跟随他学习的人有的从几百里外赶来，三年后登上高科的人越来越多。如今皇上使天下和谐，专心致力于考察古代礼文之事，永乐四年春天，征召天下名儒从事编纂修订，先生也在其中。他到达后已经老了，按例得到赐环还乡的许可，而且日期已经临近。当先生被征召赴朝时，我乡的学者叹息惆怅，好像失去了依凭，好像忽然茫然无所启发。如今听说先生将向南归去，我想他们一定会欢欣鼓舞，拜谢皇上的恩赐，这种心情超过寻常，可以估量吗？人的学习一定要有老师；得到老师以后，道理才能明白；道理明白以后，依循它去做，便可以使自身完善，推广开来又可以使善惠及他人。用来侍奉君主，可以使君主有所成就；用来治理百姓，可以使百姓得到恩泽。师道所成就的事情，哪里是小事呢？假使陈先生回乡后完全发挥所积蓄的学问，作为学者志士的资助，使将来我乡里有德行修养而才能通达、建立功业而恩泽流传的人，人人都说这是陈先生所成就的；那么先生即使退居，难道不仍然对时世有广大的补益吗？翰林院庶吉士欧阳俊曾向先生学习，为先生归乡而高兴，告诉朝廷的大夫、士人作诗为他送行。我是先生的外弟，所以详细叙述事情的缘由，写在诗卷的卷首。送郭推官序 先王制定刑法，并不是出于得已而为之。人的出生，禀受清气、浊气以及厚薄不同的气质，又有习俗上的差异。因此制定教化的方法，用来统一道德、使风俗相同。然而天下极其广大，百姓极其众多，有服从的，也有违背的，于是又制定刑法来使他们警醒畏惧，使他们舍弃那一边而趋向这一边，这大概是出于不得已。先王是多么深切地爱护百姓，而制定法令又是多么完备啊！我皇上即位以来，日夜勤劳不懈，深切想到百姓的性命最为重要。凡罪当处死刑的人，复核奏报一定要送达，经过四至五次审察供辞、查验事实，已经明白无疑，而对于依照天理人心确实不能容忍的罪犯，也仍怀着怜悯哀矜之心，同众人一起弃绝他。如果还有一丝一毫的疑问，便说：“宁可失之于不合常法。”并且每年多次颁降恩诏，告诫掌管刑狱的臣属要体恤谨慎，这种用意尤其深切。这样做了，而掌理刑狱的人仍有不体察圣上德意，致使诉讼不能得到公平处理，使百姓不应当获罪，这究竟是怀着什么心肠呢！我的朋友郭彦迁担任琼州推官，勤于职守，核察事务，通达事理，断案敏捷，如今已经任满两考。三州十三县的百姓，都爱戴而服从他。广东的藩司、臬司二司，上溯至吏部，都记录他的政绩说“能干”。彦迁所做的，难道不是上体察圣上德意、下合乎人心吗？不然，怎么会得到如此一致的赞誉呢！我和彦迁交游，从幼年到现在，对他的了解一向很深。他为人温厚谦慎，又出身于诗书簪缨之家，是长期熏陶形成的。假如天下掌理刑狱的人都像彦迁这样，上能体察圣意，下能体恤百姓，那么恩泽哪有不下达到百姓的实情？百姓哪有不知道警戒畏惧、趋向正道的呢！如今彦迁又回到原职，将任满三考了。但我听说：“行走一百里路，走到九十里才算一半。”这就是说，常人的情形大多是在事情将成时懈怠，而事情临终完成最为困难，所以不可不尽力。那么，谨慎对待任职将成的告诫，始终如一，以长久保持美名和赞誉，本来就是彦迁应当致力的事啊！《诗经》说：“没有不是有一个好的开始，却很少能够有好的结局。”君子大概对此最为谨慎。我与彦迁分别已有七年，如今相见不久，又将再次分别，所以重申朋友之间劝善规过的道义，既为他高兴赞颂，又为他祝愿规勉。

译送梁教谕序 梁氏是我世代通婚的亲家。本之从幼年到现在，侍奉父母始终笃厚，从父母到乡里邻居，人人都称赞他孝顺。他爱护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拿出所有财物周济贫困的亲戚，时间越久越不厌倦。他精通经学，学有渊源，具有刚直之气，勇于有所作为。曾任瑞州府学训导、溧阳县学教谕，两所学校的教务长期松弛，学生都不能自我振作。本之到任后竭力整顿革新，从此参加科举而进身的人接连不断。在溧阳五年，他积攒俸禄和廪米，倡导县中人修缮破败的庙学，使它焕然一新，远胜旧日。难道不是才德兼备的人吗？如今因丁父忧守丧期满而起复，改任泸州纳溪县教谕。从泰和到纳溪有五千里，四川道路的险绝天下无比。本之上有七十岁的母亲，长子任官在近侍之列，如今随从皇帝在北京；他本来庆幸本之能够在近处获得俸禄，便利于奉养自己，可是本之却要违背这一愿望远行。路人旁观尚且露出不忍之色，更何况孝子的内心呢？所以本之仓促不安地踏上这条路，是被侍奉亲人、珍惜年华的诚心所迫，也是天理公义的体现。我于是为他解释说：凡人出仕，能否实现自己的愿望，各有命运。孟子说，出仕或退处不是人力所能完全决定的；君子以义来安顿自己的命运，对于不能由自己强求的事情，本来就不应存有私心。《易经》说：“官职有变动，守正则吉；出门交往便有功效。”变动而能合乎正道，往哪里去会不吉利？确实不受私心牵累，往哪里去会没有功效？我将要替本之道贺。虽然本之的志向在于侍奉亲人，而不在于自己，但敬慎自身，谨慎言行，努力在功业上有所成就，以光大并承受国家的任命，使父母荣耀安乐，这才是孝道的大节。若只早晚劳心于饮食奉养，那就浅末了。君子也应当致力于长远宏大的事业啊！何况他还有儿子能够敦厚地学习诗书，继承贤父的志向，早晚奉养饮食，也有所依靠。本之的内心可以得到安慰了。然而本之确实是个孝顺的人，士人的各种品行没有比孝更重要的。世上担任教职的人，如果只在文艺方面有所治理，众人便认为可以了。像我本之这样，求使文章与品行、本末两方面同时具备的，大概很少见。纳溪这偏远地方的求学者，忽然得到一位贤能的老师，难道不是幸运吗？得到了贤师却不努力进修，以求有所成就，那将是多么果断地自我放弃啊！又怎能仰承并副合朝廷教育的大德呢？我既为本之解说，又想借此勉励纳溪的求学者，所以把这些话列在各位贤者赠言的前面。送周添彰序 国家兴办学校、任用儒者的盛况，古代从未有过。内而都畿，外而遥远偏僻的地域，直到万里边疆，凡是郡县无不设有学校。每年郡县学校把成才的学生贡送到太学，大约有二千人。太学六堂肄业的学生大约有数千人，校舍甚至容纳不下。太学生每年依次到各部门历练，然后授官。又有进士科，用来选拔太学和郡县学校的学生。近年来由太学生、由进士出身的人很多，都得到皇上亲自擢用。内而任给事中、御史、六卿等职，外而任县令、郡守，有的还任布政使、按察使。用来尊崇奖励儒学，是多么盛大啊！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只要有一点才能，谁不庆幸，愿意为当世效力？何况亲自被选为秀民，承受教育之恩的人呢！郡人周添彰从庐陵县学的生员中被选为贡生，进入太学，历任礼部事务，已经应当授官了。他一心思念离去的父母，急忙请求回乡拜见。人的行为还有比这更重大的吗？添彰登堂拜祝，捧酒祝寿，足以使父母感到荣耀。他退下来后又同过去一起居学的士人谈论圣朝的盛事。那些笃志求学、崇尚志向的士人，难道不会欣然奋发吗？《诗经》说：“凤凰鸣叫，在那高高的山冈；梧桐生长，在那朝阳之地。枝叶茂盛，和鸣铿锵。”添彰归乡时，我反复吟诵这首诗，以此寄托对庐陵众多士人的期望。送康遇▯赴栁州卫经歴诗序 经历是幕府僚属之长，而卫所的幕职尤其比其他部门困难。因为从指挥使到佥事，都由军功起身；凡是政务设施，幕职总揽其纲领，察看其成效，并在幕府中统筹处理。栁州是古代百粤之地，距离今天的京师数千里，与蛮溪獠峒接壤。军务繁多，比其他卫所更为困难。加上那里四时地气不正常，特别不同于中原。遇▯接受任命离去时，脸色怡然，没有一点不能胜任的意思。难道遇▯的心志独异于常人吗？遇▯从小在乡校读书，已经能够持守操行，不随逐流俗，不因窥伺逢迎、卑污苟利而改变，即使困窘，也丝毫不变。后来进入太学，在都察院历事，早晚恭敬谨慎，勤勉不懈，保持清白的操守更加严格。众人把这些看作迂阔，遇▯却独自认为理所当然。他的内心不同于常人，已经很久了。孔子说：“能见到有恒心的人，这就可以了。”像遇▯这样，难道不是有恒心的人吗？只要充实这种心志，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能成功的，这次出行也是如此。我看见的是容易，不是困难。虽然那里地气不正常，但只要坚持自己的志向，不断积累诚意而不自满，凭自身胜过环境的道理，也在于自己罢了。我一向了解遇▯，所以他的亲戚监察御史王铉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又请求善于作诗的人续写在后面。

译送监察御史曽本清诗序 掌管风纪法度的臣子，是国家寄托耳目的人，是纲纪得以严肃、各项政务得以端正的依靠。古代担任这种职务的人，一定要选用具有威望、明察、公正而守道不回的人，然后才授予他。这样，好的官员到了任所，便有所凭借而安定；不好的官员便有所畏惧而收敛。后世掌管风纪法度的人中有时混入坏人，于是好的官员到了任所没有依靠而更加危险，坏官则没有畏惧而更加放纵。这是因为那些人并非威望明察、公正守道不屈，却冒充而居于这一职位。凡是负有端正他人责任的人，必先端正自己。端正自己的方法，必定从无欲开始。无欲，内心所存便明澈；所存明澈，施政便公正；然后才有办法使人畏服。廉耻和道义败坏已经很久了，士人做官而能以无欲来行道的，十人中大概只有三四个，不能做到的通常有六七个，担任风纪官也大体如此。凡是做官而不能胜任风纪职责的人，可以按正道举劾他；风纪官有不能胜任的，便在应受惩罚的条例上加等惩处。国家在任用人才、谋求治理方面如此勤恳地激励，士人仍不知道自我珍重，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进入国朝以来，我们西昌做御史的有九人，最初是王子启，陈仲述继之。子启去世已有四十多年，仲述也去世三十多年了，直到今天，他们所经过的地方，当地人仍啧啧称道他们的善政；我们乡里的父老也常常举出他们的事迹作为子弟的榜样，四方士大夫也共同推重这两人，认为是我们西昌的声望。若不是贤能之人，能够得到这样的声望吗？曽泉本清考中进士，在翰林任庶吉士多年，如今授为福建道监察御史，正当胜任此职。南京的本清果断刚毅、明敏有为，乡里的缙绅先生都对他寄予厚望，说：“这一定是能够不辱没风纪职责、不辱没科第和翰林出身的人吧？一定能够不辱没王、陈两位前辈以及西昌的声誉吧？”于是侍讲学士王行俭带领众人分题作诗赠送给他。我是其中负责主持的人，所以把这篇序列在群玉诗篇的前面。送余通判归泰和诗序 国家施行仁民之政，选择郡县官吏是关键；县相比郡尤其与百姓亲近。然而世人普遍的弊病是，刚强果毅的人有时失之于急躁，柔弱怯懦的人有时失之于不振作，有矜持自负之心的人有时局限于不能施展，具有驾驭众人才能的人有时又陷于不能坚守。百姓未必能受到恩泽。治理百姓的人，如果确实以仁爱为根本，意志坚定，明白事理，通晓古今人事的道理，熟悉事物的实际情形，这样一定能够惠及百姓。我们泰和向来号称忠义之邦，礼让风俗深厚，文献传承远近闻名，从宋元直到国朝初年，所得的贤能长官历历可数。近三四十年，官吏的人品不齐，风俗教化不能不随之变化。皇上即位的第三年，兴化的余君叔炫因治理进贤县有功、任期届满，凭政绩第一升任吉安府通判，掌管泰和县事。余君性情和厚平易、质朴正直，清廉坚贞的操守如金石般坚定，一心保全民众，早晚恭谨勤劳，胥吏细微的奸诈无处容身，上级官员和有权势者也不能以私事干预。他们平素阿谀逢迎、阴险诡诈、把持摇撼的人，都收敛形迹以躲避。乡里街巷和田间百姓都安安稳稳，安于无事。像余君这样治理县邑的人，今天实在是绝无仅有。郡太守四明陈侯的政绩是江西十三郡中最好的，对所属县邑尤其礼遇。余君因为考核政绩来京时，陈侯告诉士奇说：“余君有浩然归隐休息的志向。” 余君一离开，县邑的各种弊病就会全部恢复。后来县里到京城的人，也都说余君有浩然归隐的志向。余君一离开，方圆百里的百姓就都失去了依靠。话说完，人人都仿佛露出忧伤的神色。不久，余君因入朝觐见来到京城，士奇劝他说：“皇上选择贤能之人，把泰和交给您治理，您为什么想离开呢？”郡侯和县民都希望您长久任职，众口一词，您为什么想离开呢？余君默然不答，后来以疾病为由向天官卿说明，坚决请求退休。天官卿也坚决阻止他，大概是尤其知道他深得民心。若不是余君内心真诚，并且在行动中不断积累，怎么会得到上下对他离去如此重视呢？即使是前代史书所称的循吏，与余君相比又有什么差别呢？余君如今又回到泰和，所以我依次叙述这些事情，作诗送他，并表达愿他善始善终的祝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送王教谕之象山序 王效先曾跟随学海桑先生陈公学习，对我来说是同门师兄弟。当初我学习小学时，效先已经成年，提笔作文滔滔不绝。效先学业有成，我也渐渐长大，各自向东西散去，二十年没有相见。如今我侥幸在近侍之地领取俸禄，效先以佐理教务的身份任分宜县学教职，任满三考来到京师，我们得以握手慰劳，叙说久别。效先的议论和志向虽没有改变昔日的样子，但斑白的头发相映可见，容色也已憔悴，于是他已经五十多岁了。由此想到我的年纪也不再年轻，而学业没有丝毫进步，只是徒然滥居士人之名，玷污当时的恩宠；对上不能有益于时代，对下不能使自己处在少犯过错的境地。想到先生已经去世，抚念流逝的岁月，内心怎么能不有所触动呢？效先虽然久居下位，这次来京，有司却上报他的功绩，天官评定他才能最优，升任象山教谕。能够在事务上有所成就而获得称誉，受到上级认可而内心无愧，我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吗？然而古代学校的教育，文章技艺只是末节；而如今评论学校中的士人，往往只看他的文章技艺来评定高下。有些最差的，享受廪禄供养十多年，却连一句话也写不出来，这难道是他们的资质不够吗？大概是师道没有建立；师道不立，讲学便不明；讲学不明，士人便不能辨明自己的趋向。想要振作人心、革新教化，必须从树立师道开始。师道建立，讲学便明白；讲学明白，士人的趋向便确定。即使想追踪古人，也没有什么困难，何况只是文章技艺这一末节呢？去吧，效先，希望你先从自身做起。根本立于自己，难道还会有不能施行于他人的道理吗？效先请求我写赠言，我重视同门之谊，所以把当今最急切的事务写下来告诉你，也借此提醒我自己。

译送王知县致仕诗序 永嘉人王时中曾侍奉太祖高皇帝，任广陵华亭丞；后来又侍奉皇上，任光化令。时中还是国子生时，就已经能够自立自强，建立声誉。到临民任职施政时，清廉谨慎、和善平易，对百姓有实际恩惠，百姓安于他的治理。后来因牵连获罪，被贬谪到交阯，百姓中有几十位老人，走出三千里，匍匐到朝廷请求，请求让时中回来。时中的外甥、右春坊大学士黄淮当时在皇帝身边，也为此进言。皇帝下诏召回时中。回来以后，朝廷虽然知道他适合治理百姓，但见他年老气衰，不宜再使他过度劳苦，于是让他以原职退休，这种礼遇已经很厚重了。儒者有言：“侍奉君主，不担心没有礼遇，只担心忠心不足。”皇上日夜辛劳，以安定百姓为职责。然而掌管一个乡或一个县的人，能够尽心尽力，庇护百姓、使他们获利，不辜负任用使命，像时中这样的人实在少见。那么，他之所以承受这样的厚恩，不正是由竭尽自己所能而造成的吗？如今他回到故乡，依托桑梓之地，每天和家人、儿子、兄弟歌颂祝祷圣明，以表达感激承受恩德之意；和乡里的长者饮酒唱和，享受太平时代；和后辈俊秀讲论孝悌忠信，以敦厚风俗教化。心神和悦，万般忧虑都归于平静，这就是上天百姓的最大快乐，难道还有超过这的吗？他出行时，翰林检讨潘畿因为同乡之谊，请大夫、士人作诗为他送行，并把开头的一篇交给我。因此我依次叙述事情的由来，用来为先生庆贺，也借此告诉今天治理郡县的人，应当努力尽到自己所能尽的责任。送李孟谦训导序 庐陵李草堂先生的小儿子孟谦，任分宜县学训导，任满后调任安庆府学。将要出行时，大夫、士人作诗为他送行。我的朋友胡存渊请我为此写序。我虽然刚认识孟谦，但童年时曾陪海桑陈先生进入郡城，有幸拜见草堂先生。他清正伟岸、凝重庄严，博学而笃行。近年先生的长子石埭教谕孟昭奉召编修《永乐大典》，与我同在翰林。孟昭端庄厚重、温和文雅，文章品行都很出众。孟谦是李氏优秀的子弟，又曾跟随海桑先生游学，经学明达而品行修洁。他在分宜时，大概求学者都乐于归附他。人受到引导之后才会向善，受到警戒之后才会顺从，中等资质以下的人都是如此。所以建立学校，必定要重视树立教师。安庆是京畿附近的名郡，山川秀美厚重，又是余忠宣公教化经过的地方。那里的人应该聪俊爽朗，懂得自己应当趋向的方向。如今又得到孟谦作为他们的老师，由他作表率并启发引导他们。安庆的学校，难道会没有成就吗？孟谦的道业得以施行，本来就是父兄的荣耀。孟谦当自我勉励。送陈雍序 圣明天子即位的第二年，下诏命翰林院臣修撰《永乐大典》，把中秘书所藏的书籍全部拿出来，又广泛搜求天下的书籍，汇总编纂在一起，包罗天地，囊括古今，浩浩荡荡、丰富繁盛。自从有文字和典籍以来，篇章卷帙、史料记载的丰富，没有像这样盛大的。又过了一年，把天下博闻多识的人全部征召入京，参与编纂；又选取太学、郡县学校的学生以及民间善于书写的人，负责誊写，于是天下文艺英才济济一堂，全都汇集到京师，出入宫禁，每天享用大官供给，又有接连不断的赏赐。士人遇到这样的盛明时代，能够参与考订古代、制作典章的事业，在声名文物之地施展才华，难道不是千载难逢的盛遇吗？我们西昌的士人中，因为善于书写而参与此事的，有陈雍、曽贯、刘选三人，可以说都是幸运的。他们在乡校读书时，都曾经有志于学问。雍来到京师，住在我家，他的内心没有一天忘记父母；对人一定守信，遇事一定谨慎，这也是学习的力量吗？学习的方法，在于扩充自己的知识；认识不能先行，便会昏昧于趋向，无法明白什么是善；知道趋向所在之后，还要努力修养实践，实践不努力，便没有可以持守遵循的东西，也不能使自身真诚。雍大概已经懂得这些了吧？如果懂得却不去实行，仍然等于从未懂得。我之所以如此看重雍、如此祝愿他，就是这个原因。雍一定要努力啊！你的际遇难道仅仅到此为止吗？如今修书之事已经完成，进士邓贞、王铉善和雍请我写文章相赠，所以把这些话告诉他，难道只是告诉雍，也将用来告诉那两位。送宗人思恵序 庐陵以忠节闻名天下，杨氏又以忠节闻名庐陵。君子说：“杨氏，是庐陵的元气。忠、襄、文节三位都出自吉水，他们的后世直到今天仍服膺诗书、秉持德义，从来没有断绝。这难道只是杨氏先祖没有受辱吗？也是庐陵没有受辱啊。”我家在宋代从吉水迁到泰和，都是虞部府君的后代。对于水源木本的根源之情，我没有一天忘记。常常遇到吉水族人，都不忘敬爱，何况他们自身修养、事上表现，本来就有值得敬爱之处。前几年我认识了如今的东平太守季琛先生，他博学谨行，在当时有政绩声誉。今年又认识惟效，他考中进士，在宪台任职，因有才能而升任河南宪副。后来又认识思恵。这样，季琛是他的从孙，惟效是他的从弟。思恵温厚秀朗，开朗而能谨慎，来到京师，租借馆舍教授学生，以求专心学问，大概因此见闻更加广博，气度神韵更加舒展了。有高明的祖父在前面开创，又有贤能的子孙在后面承继，一个家族没有不兴盛的。然而这难道一定能够做到吗？古代圣贤的后代，也有仅仅一两代便荒废衰落、默默无闻，甚至遭到毁败污辱的。如同根本已经树立，后人又能够加以培育灌溉，那么枝条便会伸展，越来越茂盛而不衰替。思恵的先世本来就是这样。假如从今以后继续培育灌溉而更加不懈，那么家声将渐渐兴盛起来，也不会止息。这固然要靠思恵竭力学习来实现。思恵将要回乡，前来告别，我没有什么可以再补益他的，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思恵，努力吧！

译送张日孜还泰和序 我的朋友张日孜，是以诗书传家的显贵后裔，承受数代忠厚积累而成的品性，又有明敏和易的资质，并且出自大儒先生门下，得到经学传授。今年县令、县丞推举他担任副教，让他的学生敦促护送他上京请命。得到任命回来后，凡是了解日孜的人，都作诗歌为他送行，并请我写序。有国家的君主，兴办学校、培育贤才，用心勤恳深厚的，自三代以来没有比我朝更盛大的了。它的教育有法度，考核成效有期限，掌教的人有成绩，大都超越升迁；懈怠荒废的，必定受到贬黜惩罚。因此，能够出仕为当世效力的人，通常十之八九出自学校，士人也因此看重学校出身。然而天下广大，士人出于学校的，没有比江西、两浙、吉安更盛的；江西最盛的地方，而吉安最盛的地方，泰和就是其中之一。宾兴之年，昂然奋起的人，在各县从来没有不多的。这大概由于风俗美好，人们都能崇尚志向，洗涤自我，磨炼奋发，以求不辜负皇上的德意。因此，得到掌管教育职务的人，把能获得这一职位看作幸运。然而不用走出乡里，就有天子的任命，享受官禄供给；居家时与俊杰才士讲论道理、讨论德行；出行时与县中大夫以宾主相待，和宗族、朋友、乡里巷人早晚亲切交往，难道不是更加幸运吗？这样说来，日孜归乡，他所得的实在很多了。但我因此又有所感慨。国家当初下诏建立学校时，当时担任泰和县学副教的，是我的伯父吏部公、继父德安贰守罗公以及四川□幕邓公，当时众人一致称作“杨罗邓”，因为他们都很出众。他们立身处世所追求的合乎古人，并不只是文章技艺精工而已。我曾记得伯父刚取得乡荐时，开玩笑对两位先生说：“我们三人如果都能得到一官半职，难道不可以算作不辱没官吏吗？”两位先生异口同声回答：“这是士人的本分罢了。”后来他们都出任显官，而他们的家境却都更加贫薄，那么其他方面的品行也就可知了。继三位公之后担任副教的，有仙游县簿罗公、国子学正严公、杨子初先生，后来又有御史王公。王公操行方正峻洁，屹然不可侵犯。再后来又有临晋令郭公、国学录萧公等几位君子。他们文章学术纯正，德义端方，虽然时代不同、细节偶有差异，但都确实可以作为后进的榜样，只是如今都已经不再有了。《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美好的德行令人遵行。”我和日孜怎么可以忘记呢？又说：“砍伐斧柄，砍伐斧柄，斧柄的样式就在眼前。” 那么今天担任我们县学校副教的人，为什么还要到别处去寻求榜样呢？老师就是表率，表率端正，影子自然随之端正，这是必然的道理。日孜，希望你能从我的话中有所取法。送邓主事南归序 庾岭以南、大海之滨，山川灵秀淑美之气聚集于万物，树木有千年的香气，禽鸟有五彩的珍异羽毛，象牙、犀角、珍珠、贝类等物，充满海陆；每年进贡而向北运来的货物，接连不断于道路上，是多么富饶啊！这种灵气聚集到人身上，便成为瑰奇杰出的人才、修洁端正的资质，像张子寿、余安道这样的人，往往出仕为世所用，但也很少见。灵气所聚集之处，人与物都同样得到它，难道只是厚待那里而薄待这里吗？难道是因为世人求取，人才便出现吗？还是人本来就比万物灵秀，却没有被世人选用呢？自从我在朝廷做官，所遇到的粤地优秀人才有两人：十多年前我在礼部校考文艺，曾与陈琏廷器共事；近年又在礼部校考时，遇到了邓林士齐。他们都博学善文，具有为世所用的才具。我间或询问粤地人才很少得到机遇的原因，却都无法知道。廷器从良郡守升任四川宪使，为国家在一方整肃风纪；士齐从郡博士升任天官属官，日日在冢宰身边，商议天下贤才，使他们各自适合其职，都是重要的任职。他们的功绩日益显著，声誉声望也日益提高。如今士齐承受国恩，追赠父母，正捧着诏书回到故乡，举行焚黄之礼；天上的文光、龙形诏文灿然照临，岭海之人难道没有仰头欣喜观看、低头羡慕的吗？那些或者有才有德却隐没在下位的人，难道不会一下子改变想法吗？幸逢圣明君主在上、求贤唯恐不及的时代，仍然收敛才华、只顾自守，局促地困守于一隅直到衰老，必定不是聪明人的作为。姑且借士齐这次出行来验证吧。士齐来告别，于是我写下这些话赠给他。《东里续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八　明·杨士奇撰序 送周教授序 我们县大原周氏，世代积有厚德，到了所敬，更是受到乡人的尊重。从前县中的大公巨卿、博学大儒和有名望德行的人，写文章称赞他的品行，又为他的才华未能得到世用便去世而悲伤悼念，这样的人共有几十位，仿佛出自同一张口。要在天下取得声名容易，要在乡里取得声名却很难，何况这些称誉又都出自大公巨卿、博学大儒和有名望德行的人之口，这难道是声音笑貌所能造成的吗？所敬的儿子叔京，谨慎诚实、温和文雅，博学而有清俊才华。他的妻子陈氏，是元代潮州教授陈以道的女儿，也是先待制的外孙女。叔京的儿子以巽，自幼敦厚，努力学习，进入县学成为弟子员。从前国子学录萧执先生学习毛氏《诗》，取得乡贡进士，任咸阳县学教谕，改任归善县学教谕。这样考核九年的政绩，如今获得台州府学教授之职。将要离别赴任时，我年轻时曾与以巽朝夕讲学，互相切磋，得到朋友之间互相补益的好处；我们的志趣相投，不只像芝兰同气，也像金石合奏。然而像云、浮萍一样漂泊的踪迹，忽然分隔异地，已经二十年了。近年以巽调任归善，经过乡里，匆匆见过一面。后来他上京朝见，竟没有见到我便离去。今年他留在翰林参与编修，停留京师半年，又多次得以相见，但各自都有职务，从未能够举杯饮酒、叙说久别之情。如今又要相隔千里，内心怎么能不有所触动呢？然而离合是常事，君子不会因此动摇内心。君子立身有道，不过是做到不辱没祖先罢了。以巽处在圣明盛世，掌管教导的职务；虽然他的道德已经施行于自身，在他人身上也一向有验证，但君子不会以自己的才能自满。去吧，努力前行。

译送严绳祖序 严氏在五代末年从金陵迁到泰和，世代凭财产成为乡里右族。宋庆历年间，严震考中进士，任常州推官；从此诗书簪绂代代不缺。理宗朝，严肃以正学和纯粹德行闻名当时，宰相马廷鸾、江万里上奏推荐他所著的《易说》，朝廷召任秘书阁校勘，他不接受，学者称他为朴山先生。朴山的儿子严元任高安县尹，继承父亲的学问，并且忠厚德行惠及他人，影响很广。这些事详载于吴文正公和揭文安公所作的碑志。因此谈到泰和的著姓，必定说严氏；而士奇的祖父、父亲也都出自严氏，士奇又有幸娶严氏为妻，族人之间结为姻亲的更多。所以谈到杨氏世代的姻亲，也一定说严氏。然而元代末年兵乱以后，严氏从前丰厚的财产、壮丽的宅第、诗书文物的盛况，荡然无存，连千百分之一都不能保存。州里乡间的长者常常为此感慨，更何况与他们有世代姻亲的人呢？大明统治天下，设置科举来宾兴贤能，天下士人争相磨炼奋发，于是诗书文物之家衰败后重新兴起的，比比皆是。我开始看到严氏后代重新以科举为志，是从绳祖开始的。绳祖名圭，从小笃志求学，以县学生员身份取得永乐六年乡荐，今年会试中选校官，准备赴登州招远任职。一时与绳祖交游的人都为他高兴，更何况我呢？然而士人不担心不能显达，只担心显达之后无从施展罢了。所以未显达时，应当勤勉积累、充实自己，以等待显达后施展；既已显达，又担心施展才干而才力穷尽，因此积累充实自己更应勤勉不懈。君子做官就是这样。如今绳祖前往那里，担负教师之道的重任，成为求学者所凭借的人。这就像水井一样，如果不使泉源源源不断，怎么应付无穷的需求呢？孔子说：“温习旧知识，获得新知识，就可以凭此做老师。”努力吧，绳祖，难道可以到此止步吗？如今你刚刚显达，同你交好的人都在拭目以待。送彭孔脩重庆教授序 孔脩是庐陵的世家子弟。他在乡校读书时，我和他交好。不久，我来到京师，孔脩为我送行，感情深厚得难以言表。又过了三年，孔脩来到京师，我们相见，握手慰问，彼此欣喜。不久，他将要赴邵阳任教谕，我为他送行，那时彼此相隔更加遥远，临别之情也更加深切，于是写文章赠给他，说明朋友之间的情谊。又过了十年，孔脩任满三考来到京师，相见的喜悦超过从前。刚刚一两次交谈，如今他又要赴重庆任教授，而距离更加遥远。我因生病不能为他送行，但感情仍不能自已。于是告诉他说：君子对于道，从始至终没有一刻间断。时间久了便产生厌倦，事情办成了便显出懈怠，这是常人的情形，君子却不是这样。君子的道就在于真诚。真诚便不会停息，不停息便能长久，长久便会显出成效。当初邵阳的人有懂得求学的吗？你早晚率先教化引导他们。邵阳的士子进入国学、成就学业的，每年都不缺选拔；获得乡荐的人，每科也不缺。其他县的士子望着邵阳，都只能远远落在后面。难道其他县的士子资性独独不同于邵阳吗？只是没有受到教化引导，不知道自我努力罢了。重庆是蜀地的大郡，诗书文物的风俗由来已久。在那里，士人当世显用的，显达而且很多。担任教化引导职务的人，在那里施力容易而取得的成效广泛。那里的风俗超过邵阳，难道只是多一倍五倍吗？然而把困难的事情谨慎对待，却忽略容易的事情，这是常人的情形。你在重庆，难道不可以像在邵阳一样，早晚率先教化引导他们吗？将来重庆士子的成就超过从前，你的考核成绩最优而升迁，难道还会仅止于此吗？功名利禄本来不是君子所考虑的，只是求把自己所能做的事情尽力做好罢了。送董知州序 我的族兄仲素在楚州任职的前两年，写信送到京师，告诉士奇说：“我被贬居住在这里，女儿已经将要成年了。我谨慎地选择她的归宿，寻得海州太守董侯某的儿子，已经答应了这门亲事。董侯是四明的儒者，以尽己之道办事，对上以宽厚体恤治理下属，凭清白、忠厚来修养自身并建立家业，或许可以说胜过我家了。”第二年，友人曾仲濬任海州幕官期满来到京师，又把董侯的政绩告诉我说：“董侯治理海州已经三年，州里的百姓只知道有父母官，不知道有官府在治理他们，因此很少有不能遂意的。州府的佐幕以及下属官员，只知道有一位老成持重、可以作为准则的长官，不觉得太守尊贵严厉，也无不努力履行职责。如今董侯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师，将要再次回到海州。我起初同他相见，他端庄厚重、简朴持重，言辞气度温和，确实能使人喜欢，接近之后又使人敬服。”司马子长论循吏说：“自身修养端正，官府就不会混乱；奉行职守，遵循事理，也可以达到治理。世上做官的，拿法令刑罚来使百姓恐惧的很多；如果不致力于法令刑罚，便寻求修养自身、善于治理的方法，这样的人就很少了。根本不树立，便无法在实际施用中表现出来，百姓又怎么能获得安定遂意呢？” 董侯可以说是自身有德而又能惠及他人吗？《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董侯大概接近这种境界了吧！董侯回任时，仲濬请善于作诗的人作诗为他送行，又请我为此写序，所以说了这些话。送陈正言序 皇上奉承天意、体恤百姓，早晚拳拳用心，只怕有一个人不能处在教化养育之中；广大而深厚的恩泽遍及天所覆盖的地方，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何况距离京师数千里这样的近处呢？国家把思州、思南安抚治理的使命交给田氏，后来承袭其职的人反而借此残害百姓，像豺虎一样吞噬而不知满足。皇帝多次下玺书告诫，他们仍不悔改，于是朝廷果断罢黜他们，把百姓从焚烧和淹溺中救出，将其地分为郡或州，设置贵州布政司统领，选拔贤能有才干的人任职，承担牧守抚养百姓的使命，而这些人都由皇上亲自擢用。于是陈礼正言由进士出身授任知府，这大概是特别的恩典，也是重大的委任。国家孜孜不倦地兴贤育才，本来就是为了百姓；士人平素受到德教浸润、培养，终于成就自己的才具，本来就希望有机会一试身手、显现自己；而出自文献世家、肩负继承家业责任的人，也希望把才干施用于功业，以光大自己的家族。陈氏是西昌世代科举之家，自宋代以来，乡试中举以及参加廷试的人，历经六十多人，直到正言；正言从县学弟子员起步，经历数十年才得到赐进士出身。那么，他秉持忠孝志向，想有所表现来仰答皇恩、光大继承家世，难道不就在这次出行吗？郡守的职责，在于探求百姓的实情，使他们得到安定。曾子说：“百姓所喜爱的，就喜爱它；百姓所厌恶的，就厌恶它。”孟子说：“百姓想要的，就为他们聚集；百姓所厌恶的，不要施加给他们。”这就是安定百姓的重要原则。端正自身并实行它，没有不能通达的政务，也没有不能安定的百姓。努力吧，正言！只是不要忘记圣天子亲自擢用你的用意。正言是先宜人的族孙，所以我在与你分别时，对你的期望尤其深切。

译赠彭宗税序 我的朋友郭彦迁任琼州府推官，离别七年，今年我们在京师重逢。我惊异于他的面色黝黑而憔悴，与从前很不相同。彦迁说：“我向西渡海，向北行进，因病停留在北流，病情日益困重。众医围绕诊视，都准备给我用寒凉药。只有彭宗税独自坚持说不可，说：‘按这种病证，治疗法则应当用雄药。’众医都惊骇，没有人赞同他。我多次往来北流，知道宗税行医常有奇效，便独自相信他的话，服了几剂药就痊愈了。若不是宗税，我和你今天还能相聚吗？可是我还没有办法报答他，是要用财物报答他吗？这不是宗税所看重的，而且这样做会损害他一向用来救济人的东西。你何不替我写篇文章来彰明此事，这本来也是宗税所愿意的。”他又说：“他行医如同良将用兵，不拘泥于古法，却多能成功。他存心惠济众人，就像饥渴之人需要饮食一样。有人把疾病告诉他，无论贵贱贫富，他都给予良药。病愈以后，富贵人家能够报答他，贫贱人家有的不能报答。宗税对待他们始终不因能否报答而有厚薄轻重。有时看出病人贫穷、无力自立，又拿钱财给他。他并不只在自己的乡里这样做。凡是行路经过北流的人，没有不受到这种待遇的。四方的士绅君子经过这个县邑，听说他的为人，也一定到他的家中去。” 凡是宗税所敬重礼待的人，他一定为他们尽心尽力。”我在岭海之间往来十多年，所遇到像宗税这样的人，大概很少。我听了彦迁的话，感叹道：“从前宋清有惠及他人的心，只是居家经营良药，帮助医生治病，不要求报答，并且有自己的一套经营方法，最终因此致富。他并不像宗税那样擅长医术，可柳子厚仍然为他作文，使他的名声不朽。如今宗税有宋清那样的仁心，而医术本来又超过宋清，他惠及众人的功绩应当更加广泛。”我又听说宗税是我们庐陵出身的人。我们乡里的人出仕在外，能够自立，像这样不辱没乡里而有光彩，本来就应该为他写篇文章。然而岭海之间，山川的灵秀发为珍珠、珊瑚、丹砂、翡翠以及各种珍宝，多得无法全部记载。那么天地之精华凝聚在人身上，难道不会有宏博、明智、忠信、仁厚的人在这里出生吗？世人虽然还没有认识他们。宗税长期住在这里，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人吗？我因此托彦迁试着询问他。” 《送史参政序》永乐十六年三月，行在吏部上奏各布政司、按察司官员空缺的情况，皇帝下诏让大臣推荐近臣和京官中才干优良的人。当时吏科给事中、溧阳人史寿，守仁正在南京侍奉监国，朝廷召他来到京师，任命为广东布政司左参政。守仁性情豁达而恭敬谨慎，光明磊落而平易近人；他由太学生升任，亲自被擢拔为给事中。他端正自己的操守，勤勉于职务，在任将满三考，始终坦荡如一日，人人都称赞他有才而且贤良。如今接受广东的任命，众人又都为他感到荣耀，认为这正是适宜的任用。唉！士人在太平无事的时代，出任方伯，承担宣布政令的重任，总领几十个府州的治理，周围数千里百姓都听从他的言论而不敢违背，这难道不是荣耀吗？然而广东是南方的大藩镇，山脉相连、跨临大海，杂处着蛋、獠等族和防乡〔疑〕，风俗特殊，各邑崇尚不同；想要人人都能得到合宜的治理，哪里容易呢？一个百姓不能得到合宜的治理，以至一个州一个县不能安宁，都是承宣布政者的责任。因此，度量应当无所不包，施政不应有所偏颇，处理事务应当明断；近处不可只顾一方，远处也不可忽略。古代做大臣，原则就是这样。守仁如今逢上时运而得其职位，把这些原则一一施行，难道可以停止吗？《诗经》说：“早晚都不懈怠”，又说：“要敬慎啊，要敬慎啊。”守仁一定会有办法来副合皇帝的宠命，慰藉百姓的期望吧！他赴任时，给事中任守礼看重同僚之谊，嘱托我赠以文字。我和守仁也不是只因一朝交游而有的交情，所以写下这些话送给他。《赠尹同知赴任序》国家选拔士人，只看重他们实际的才干和德行罢了。果真有才有德，考察他只需片刻，任用他也可以不按通常次序。因为从来没有知道人才却不用、用了却不迅速任用的，只是因为士人的真实才德存在于自身。那些平常庸碌的人，求学不能穷究圣贤之道，言行不遵循道德，却天天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一旦被时代任用；最终年年岁岁过去，像被水打湿的翅膀一样颓然，想飞却飞不起来，这不正是因为自身没有真实才德吗？自身没有才德却不向内反省、努力寻求，往往还推托说这是命运，实在是自己欺骗自己。自身才德充实却一时没有机会的，才叫命运。古代君子如孔子、孟子就是这样。自身没有才德而没有机会，是事理如此。君子不把这说成命运。我的朋友尹自道，自从做县学弟子员时起，就已经能够恭敬谨慎地对待言行，专心研习诗书，不同流俗，在乡里已有声誉。等到他以贡生身份进入太学，圣明天子尊崇《四书》《五经》的道理，以及古代圣贤性理之学，诏令翰林儒臣广泛考察各种学说而精心选择，以便垂教万世。又下诏选取端正谨慎而有学问的太学生，任职缮写。自道虽然刚到国子监，先生们已经看重他，于是推举他应诏。进入翰林以后，从学士以下的人也都看重他。书成之后，皇帝诏令吏部将太学生全部按高下分别授官；考策时，自道成绩突出，列为高等，于是上奏授予正五品澂江府同知。自道从进入太学到授官，只有一年多时间。凡是了解自道的士大夫，都欢喜庆贺，认为这是公正选拔的明证，而不是他侥幸遇合、得到优先。自道充任贡生十多年还没有出身，是因为人们仰望自道高远得难以企及，失意得仿佛有所丧失。孔子说：“不担心没有人知道自己，只求自己成为值得被知的人。”珠玉潜藏在山川深处，它的光彩一旦显露，必定有人奔走去取。只有似玉非玉的石头和鱼目，即使放在珠玉旁边，也有人不屑一顾。所以士人想求得任用，也只是要把力量用在自身罢了。自身努力而才德充实，就没有不能通达的时候，何况遇上圣明、急于求贤、公正选拔人才的盛大时机呢？这时自道将要赴任，来向我告别，并且请求我赠言。唉！我拿什么送给自道呢？澂江虽在万里之外的云南，本来仍在职方版图之内；那里的百姓本来也是朝廷的赤子。皇上日夜忧劳，拳拳以谋求百姓安定便利为念，因此必定选择贤者任地方长官，就像过去一样。治理那里如果不遵循正确的原则，使百姓不能顺利生活，辜负圣朝选贤任民的深厚心意，从而招致讥讽和牵累，我知道自道一定不会这样做，这也不是士大夫们对自道的期望。” 《礼记》说：“百姓所喜欢的，就喜欢它；百姓所厌恶的，就厌恶它。”这就叫作百姓的父母。自道，努力吧！我和自道有世代交谊，所以既为他得到任用而高兴，又希望他能够有所成就。于是写下这些话送给他。

译《送史主事序》豫章的丰城，是江右以文化典籍和贤人遗风著称的地方。二百年来，熊天慵先生、揭文安公，以及那些才高学博、清正有德而享有重望的人，名声遍布天下。其他声名美好、行为笃厚，修养高洁而隐居不出的人，直到如今更多。他们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韵，延续影响后人，文雅兴盛。豫章和庐陵土地相近，文化贤人彼此相望。我曾多次经过丰城，总被事情牵累，不能停船访问遗老，寻求前贤遗事，以满足景仰之情。然而斗牛之间的宝气，本来时时都在眼前。来到京师二十年，丰城在朝廷做官的士人，我认识了很多，有的以文学著称，有的以政事著称，有的以德行著称。总而言之，循良谨慎、安分守节的人，十人中大约有七八个。史安志静考中进士，任礼部主事。他天资明秀，外表和厚而内心庄重，敏于文学，通达政治。从他的上官到同列，都取法于他；朝廷中有名德、享重望的人，也都看重他。他和我交往很久而且很熟。丰城本来就多贤人吗？孔子称赞子贱，一定是因为鲁国有君子。我怎能不因熊、揭诸公而兴起感慨呢？我又听说史氏世代是北方望族，志静的祖父在洪武初年任官于丰城，于是就留在那里安家。他的先世有盛大的德行和丰厚的功勋，光耀当时、闻名后世的，接连不断。凡是出自徂徕的人，一定有挺拔高耸、直入云霄的才质；昆冈所产的，一定有圭璧瑚琏那样的品质。志静从家族中得到的教养，本来就有其根源。由此看来，谈论人的贤能与否、高下与否，说与他的乡里和世代没有关系的人，实在很少。如今他任官六年，考核政绩后要赴北京，士友请求我写文章赠行，所以我推究根本来谈这些。《送康孔高任景陵教谕诗序》学校是政务的首要任务，而教官如果不能博通学问、明白道理，在内心有所自得而不羡慕外在名利，就不会愿意担任这种职务。为什么呢？事务重大而职位卑下，辛劳很多而成效要很久才显现，俸禄微薄而责任重大。因此任命一下达，他们都茫然若有所失，仿佛失去了依凭。有时所得到的地方风俗浅薄恶劣，百姓顽固鄙陋，而自己又不足以振作人心、革新风俗，直到离任，成效仍不显著，责任反而更加沉重。这难道不是因为内心没有值得快乐的东西，所以要依赖外物；自身没有积蓄，所以不能取信于人吗？因此，教官一定要博通学问、明白道理，在内心有所自得而不羡慕外物，然后才会愿意任职。我的朋友康君孔高，才华卓异，年轻时就能自我刻励、勤学问道；成年后被选为乡贡，进入仕籍，曾两次任永州属邑的教官。永州与夷獠居住地接壤，逐渐沾染粗鄙风俗，孔高却能应付自如。后来又在大理任教，远在万里之外的云南，他欣然独自前往，没有一点将要不能自得的意思。直到今天，永州两县和大理的学生，都尊敬佩服孔高的成就；尚未成才的人，也都仰慕留恋孔高，以不能完成学业为遗憾。这不正是因为孔高自身有所积蓄、内心有所快乐吗？如今他又得到景陵县教谕的职位，他成就人才的功效将更加广大，景陵的学生可以向他道贺了。然而景陵在周文王教化所及的江汉之地，没有永州的粗鄙风俗，也没有大理那样的遥远跋涉。孔高到了那里，假以长久岁月，自身积蓄将更加丰富，内心的快乐将更加深厚，那么他推而施于他人、成就人才的功效也会更加广大。不只是景陵可以向孔高道贺，孔高自己也值得道贺。士友作诗赠送他赴任，所以我特意把这些话写在诗卷的前面。《送彭学修任兴宁知县诗序》月池彭氏，是我们县一向以诗书传家的家族。彭氏世代与杨氏有姻亲关系；学修又是永乐辛丑年我在礼部校文时选取、奏进的士人，如今得到湖广兴宁知县的职位。他赴任时，请求我赠言。士人能够惠及百姓，而且容易获得声誉的，没有比县令更好的职位。我一向有志于此，却没有求得。但我曾经思考过：做县令不容易，做今天的县令尤其不容易。凡是百姓中的老弱贫病，都希望得到县令的保护；拥有他们所有的东西，只要有一样失掉，县令就会被认为不能任事。凡是上官，无论贤愚、智不肖，都希望县令尽礼侍奉；只要有一点违礼，县令就会被认为不能任事。县令能不能胜任，声誉毁誉由此产生，升迁贬黜也由此决定。县令可以容易做吗？学修君子，努力吧！约束自己，没有比廉洁更重要的；廉洁，公正和明察就由此产生。惠及他人，没有比宽恕更重要的；宽恕，暴虐和苛刻就没有由头产生。敦厚地持守廉洁与宽恕，并且谨慎施行，做县令也就没有什么难的了。努力吧，学修！我已经赠给学修这些话，又附加一首诗，是因为对他的爱护极深、期望极厚。我从今以后将侧耳等待你的声名，学修要努力啊。” 《送王伯瞻归西昌序》父亲爱子女，根源于天性。爱他们就一定要教育他们，教育他们就一定要按照自己所崇尚的道理来教育。百姓分为四类，士人居其一。士人所研习的是诗书，所践履的是仁义，所鄙弃轻视的只是利益。然而世人所追逐的，大多在于利益。所以爱子而教育他成为士人的父亲，如果没有超然的见识、卓异的志向，是做不到的。以我观察当今，大概十人中只有一二人做到罢了。然而这十分之一二的人中，又有不能实现自己志向的。父亲竭尽力量和心意，希望孩子能够立身，有的人却因为禀赋不够，又受到习俗牵引，越走越低下，最终无法成就贤父的志愿。所以能够勤勉恭敬地承继父亲的志向，坚定不移，不失去自身所看重的操守，最终有所成就的人，我在今天大概百人中才能见到一二个。吉安是江南的邹鲁之地，家家研习诗书，人人践履仁义。时间久了，风俗也不能不稍有改变。西昌王伯瞻的志向，却独自超出众人之上。他爱护儿子铉，从小就谨慎安排他的学习，不让他亲近沉溺于流俗；选择明师良友来教导、辅佐他，又亲自践行来给他作榜样，实在把教育培养的方法都用尽了。铉能够谨慎地服膺父亲的教诲，在言语行为、表里内外都表现出来，终于取得了成就。王氏父子的贤良，不正是我所说的当今百人中仅见一二人的情形吗？孔子说：“鲁国如果没有君子，子贱从哪里取得这些美德呢？”这是重视根源。伯瞻真贤啊！铉如今考中进士，任监察御史，迎接伯瞻到京师奉养。到京不过几个月，伯瞻因为看重奉养老母，准备返回西昌。太学生欧阳昭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我希望乡里的父亲都像伯瞻这样善于教育儿子，做儿子的都像铉这样恭敬地承受贤父的教诲并有所成就。因此写下这些话。

译《送罗子瑄诗序》需要百人合抱的大树、直入云霄的树木，不会生长在道路旁边，通常丛生于高山深林和大谷之中。因此木匠建造房屋、寻找梁柱材料时，一定离开那里而到这里去寻找。士人如果敦厚德行、砥砺操守，具有拯济天下的才具，本来大多出自孝、悌、忠、信、礼、义之家。所以孝悌忠信礼义之家，也就是士人的高山、深林、大谷。想要得到可用的士人，必定要到这里来寻找，这样就没有不如意的。我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平定天下以后，广泛寻求天下有才有德的人，与他们共同治理国家。洪武甲戌年，山东部使者推荐我们县的罗君子瑄，说他的品行才能可以任用。罗氏本是县里的大姓，世代积累厚德，笃守伦理。元代时，曾经旌表他的家族，题为“孝义”。他的祖父罗庭芳，一家五代聚居共同生活，常有千余人，和乐融融。到了子瑄，承袭先世遗风，温良宽厚；居家善于侍奉父母，与五个兄弟相处，极其友爱；和乡人相处，恭谨和顺；又通达练达、果敢坚毅，有过人之处。这些美德，若不是生长在孝悌忠信礼义之家，最终怎么能免于被推荐者选取呢？” 子瑄进入京师应试后，奉命出使四方，上下都称赞他有才干。今陛下登极的第四年，他援引旧例获准请求归乡。了解子瑄的士人，都希望他一定凭借自己的长处得到任用，而不计较他终于离去；正因为如此，大家更加惋惜。我说，陛下正在扩大天地般的德泽，使它遍及天下，将使天下没有一个人不能得到自己所愿所求，难道会唯独压抑我们子瑄的意愿吗？孔子不是说过：“把这些道理施行于政治，这也就是从事政治。”像子瑄这样离职归乡，如果更加坚持自己的长处，用来教化引导乡里邻里、宗族亲党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弟，使他们都努力践行孝悌忠信的行为，本来就是陛下所期望的。难道一定要居官食禄以后才算得到任用吗？于是听到我这些话的士人，都跃跃欲试而感到高兴，作诗为他送行。子瑄请我把这些话写在简册开头，作为序文。《送彭知县复任序》我的朋友王询谟端正厚重、和蔼平易，交友谨慎，不肯随便称赞别人。今年考中，任庶吉士，在翰林与我相聚时，唯独多次说起他的朋友、归善知县彭彦宾可以做良吏。他说：“彭氏本是庐陵世家，彦宾曾任萧山县知县，施行惠政，萧山百姓至今还思念他。如今任归善知县已经三年，政绩如同在萧山，百姓安于他的治理。”彦宾学问通晓古今，见识明达而阅历丰富，持身有道，爱民真诚，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了。我也多次听从岭南巡治回来担任御史和近臣的人说起归善的政绩，都认为那里没有失去职业的百姓。因此我更加相信彦宾是难得的人才。当时我的外兄周以巽正任归善县学教谕，我私下很高兴他兴办学校有所凭借，有贤能的大夫为他纲维。过了不久，彦宾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师，于是通过询谟与他相见。彦宾言语恭谨，出言总依循道理，这大概就是所谓内心所有的东西显现在外表上吧？考核列为最优后将要回去，询谟请求我写话送他：“治理百姓的方法，不过养育和教化罢了。百姓得到养育就能顺遂，受到教化就能向善，然后才差不多可以治理他们。”彦宾知道爱护百姓，归善百姓应该没有不能顺遂的。” 然而怎么知道其中仍然没有不完善的地方呢？百姓不知道善，就难以服从命令；难以服从命令，就将有无法控制的情况。百姓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样想求得良吏的名声，可能吗？教化本来就不是早晚之间能够完成的。如今彦宾回到归善，假以岁月，竭尽诚心引导百姓，未必不能取得成效。古人有句话说：“只看实际努力得怎么样罢了。”彦宾回去后，见到以巽，请替我向他致意。一个县既得到贤能的县令，又得到贤能的教官，学校哪有不大兴盛的呢？学校是教化产生的地方，也是政事成就所由的根本。《送郭知府序》万安人郭士道，具有仁厚的心地、明达的才干和刚毅的气概，从科举中起身，历任内外官职，人人都知道他正直行事。永乐二年，朝廷下达求贤令，大臣推荐他，擢升为顺天知府。四月初吉，他向一向相识的人告别将要出行，于是大家各自作歌诗，表达祝愿之意，并把卷首托付我作序。我想到士道从任行人一职直到今天，经历了不知多少年，历任了多少外官，处在局促的境地，没有知己响应自己的言论，志向不被信任，不能施行，士道不得志也很久了。如今幸而遇上国家太平的运势，公道显明，贤能之士通达，在这个时候得到千里之地担任长官，终于可以施展胸中所蓄，这难道不是士道的荣耀和际遇吗？顺天，是北京的内郡。几年来，王师举义，北京各郡的百姓奔走供应军需劳役，顺天尤其严重。圣天子已经广施恩泽，使他们从困顿中振作、从枯槁中恢复；又殷切地选拔像士道这样贤能的人做长官，使百姓接受恺悌的教化，沐浴忠爱之德，得到所喜爱的，除去所厌恶的，将没有不得其所的人。这难道只是士道的荣耀和际遇？也是顺天百姓的荣耀和际遇啊。” 而且顺天是北京各郡的表率，如果向众人宣告说：“顺天有贤能的太守，百姓安然相处在温饱无事的境地。”那么各郡的太守，即使没有士道这样贤能，而稍微知道自我修养、珍惜名节的人，难道肯甘心处在下风而不起身振作、砥砺自己，使自己的百姓都像顺天百姓一样吗？如果这样，也就是士道的作为施及了他们。士道，努力吧！请让我写下这些话赠给你。

译《送王纪善序》我的朋友王宣倬昭接受庆府纪善的任命后，将要同旧友告别，冒着冰雪走出都门，跋涉数千里到西夏任官。学士解公看重乡郡之谊，已经赠给他文章。我和倬昭同乡，他还是总角少年、在乡校游学时，我就认识他，喜欢他而忘却年龄差距，同他交往直到今天，难道能没有一句话来抒写离别之情吗？然而我看倬昭在家孝顺，对父母、亲友、兄弟和宗族没有亲疏远近，都能尽到敬爱之心；居住乡里时跟随先生长者交游，能够谨慎地遵守弟子之礼；与朋友相处看重信义，也不肯苟且处世，更不肯取利。出仕以后，虽然身居低位，俸禄收入不足以自给，但内心始终安泰，仿佛没有什么不足；于是日夜更加自我警策勉励，仿佛害怕怠慢职守。倬昭可以说是能够自我操持的人。如今朝廷弘扬亲亲之义，访求端正清洁之士来充任辅导，而在倬昭身上有所取用，可以说是真正知人。人与同列相处，如果志趣不合，言语就不能互相接受，道义也不能互相资助。何况地位卑下对于尊贵、身份低微对于高位者，志趣不合时，不能互相接受、互相资助就更加严重。庆府贤王天性忠孝，喜爱贤者、乐于道义，即使汉代东平王、河间王也不能超过他；这本来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凭倬昭这样的自我操持，前往王府加入陪辅之列，从容地朝夕相处，王爷所咨询的、他所进言的，无非是忠孝仁义的美德，以及诗书礼乐之事。倬昭难道不会因贤王盛德显著而获得声名，也在天下闻名吗？倬昭，努力吧！我也将为你庆贺。虽然就要分别，本来也没有什么更多要说的了。《送钱士复任广西参政序》我初到京师时，在荐绅大夫的宴席上认识士复，通过交谈知道他的文学才华。当时他任秋官属官，他哀怜体恤的心意表现在筹划施政上，我也多次听说。后来他升任安庆知府，往来的人大都说士复奉行法令、遵循事理，确有爱民之实；修治破坏的，振兴废弛的，深得治理的体要。他离任时，百姓思念他，即使过了很久也没有忘记他。后来他又调任江西广信，他施政而得到民心，也如在安庆。《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士复正是这样的人。如今他升任左参政，广西是大藩镇，他作为首要辅佐，能够施展自己的志向而惠及百姓的范围也广大了。治理一郡而统辖千里之地，百姓的情况还容易通过耳目了解；再进一步居于十几个郡之上，统督方圆千余里的土地，想让百姓的情形和愿望都能完全为耳目所及，本来就很难，何况又处在穷山绝谷、夷獠聚居的地区呢？所以善于治理的人，一定先厚待近处而举拔远处；远处得到举拔，那么近处没有不被举拔的。周公谈大臣的事务，也说“不遗弃远方”。远近没有一处违背，之后我们的职责才可以无愧。我和士复有二十多年的旧交，私下希望他所能惠及的人更加广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因秋官正董廉恭请求我写文章相赠，于是说了这些话。《送独孤郎中致仕诗序》刑部郎中独孤乐善和我年轻时同乡，同样孤贫求学；学成后一起做官，同在朝廷，也同样自守，不敢谋求义理之外的苟且所得。若论职务繁杂琐碎，早晚恭敬勤勉，从不稍有懈怠；又多次奉命出使，经历万里山川的险阻，以尽臣子的职责，这些是乐善所具有而我没有的。只是享有高官厚禄，随众进退，对上不能补益国家，对下不能有益百姓，因而不能逃脱白吃俸禄讥评的，这是我所有而乐善没有的。乐善比我小六岁，有一天称病辞去俸禄离开，这又是我一向希望而没有得到的。可是世上了解乐善的人，正感叹他仕途积累还不够丰厚却突然归休，将靠什么来安排余生呢？士大夫俯仰之间没有惭愧，进退合乎道义，足以使自己宽裕，贫穷就不是需要忧虑的事，又何必替他私下担忧、过度谋划呢？我只想到自己如今老病日益加重，不能奋发自立，幸而承蒙恩典罢官归乡，将和乐善手持藜杖、头戴棕笠，每天在龙洲、鸥渚之间逍遥游荡，采摘芳草，斟饮清泉，望着南山的白云歌唱《考槃》诗，把一切尘世忧虑都不让它们干扰心神和内府，以此作为晚年的适意生活。乐善，你等着我在快阁之上吧。玉堂的学士大夫看重乐善归来，取韦苏州的诗分韵作诗为他送行，所以我写下自己的话作为序。《东里续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九　明·杨士奇撰序 《送郭子泸赴广西佥宪序》皇帝即位、建立大统的第二年，改年号为永乐，将要把天下百姓都带入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境地。他深思治理施政的方法，于是诏令都御史移文各道按察司，考察所属守令中能够爱护百姓和不能爱护百姓的人，分别升迁或罢黜。又诏令吏部移文各部门，推荐怀抱道术而隐居不仕的士人，以及有才干却沉沦下位的人，将要显著任用他们。于是我的朋友郭君子泸，因任万县知县考核政绩最优，又经推荐升任广西按察佥事。他将要出发时，了解子泸的人都为他欢喜、荣耀、赞叹，认为他可以施展自己的志向。我私下也有祝愿。过去子泸从乡校起身，进入太学，考中进士；做官后在朝廷任行人，又出任百里民社的长官。他学问广博，通达事理，熟悉政务；而且好善恶恶的志向更加迫切。凭这些去掌管大藩镇耳目监察的重任，就像造父驾驭骐骥奔驰在宽阔大道上，哪里足以形容它的容易呢？人们怎能不为他欢喜、荣耀、赞叹？一个人处在一县之上，视察、听闻、询问、考察容易周遍；处在一郡之上，还想使视察听闻询问考察周遍，就已经困难；何况进一步处在数郡之上呢？地位越尊贵，权势越远隔，百姓越遥远，那么下属即使有困苦、忧愁、怨恨、寒冷、饥饿、疾病、疼痛，以及郡守县令中有贞正仁厚的、贪弱残暴的，哪里能够一一传到我的耳目呢？” 如果不能忘掉自己的尊位，削弱自己的权势，乐于平易近人而慈祥宽厚，又怎么会有所收获呢？郡守县令得到一个贤能的人而善待他，对他奖勉、引导、扶助而不失当，那么谁不会受到鼓励而向善？遇到一个不贤的人，就驱逐斥退、排拒阻止而不遗漏，谁不会因不善而受到惩戒？这样，百姓本来就不会陷入困苦。这又在于使自己的视听公正；如果不出于公心，就必定改变是非的标准，反而使奖善惩恶的作用受到破坏，百姓就会不堪其苦。这是我对你的祝愿。况且广西是西南的大藩镇，越过五岭，临近夷獠地区，百姓劳苦困病已经很久了。朝廷正日夜挂念此事，先前已经命重臣前往镇抚，如今又选择像我友子泸这样的人前去主管风纪监察，那么广西百姓的安定和治理就可以期待了。子泸应当有办法符合国家选择人才的本意。”

译《送彭先生序》世人所说的君子，身在何处，道就在哪里；至于别人的是非毁誉，君子不加计较。君子所行的道，包括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伦常，天地万物精粗巨细的道理，日常起居言语沉默的规范，仁义中正、恭敬节俭、知耻的作用，研习诗书礼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务，没有一项不努力探究、广泛考察、深入研究，切身体验并求得充实于自身，使之有利于自己的实践；有时困穷，道隐而不炫耀，独自行事而不求同伴，世人可能有不知道他的，岂止不知道，甚至还会跟着诋毁他。等到通达时，得到施行道义的时机，有惠泽施及他人，后来世人知道了他，岂止知道，还会跟着为他高兴。然而世人知道与否、诋毁或欢喜，君子与此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同乡彭叔介先生，承继几代诗书传家的事业，专心研习从仲尼以来直到周、程、朱、张的著作；凡是性命道德的精微、治理自己和惠及他人的方法，都恭敬修养自身、洁净自己的操行，坚定地自我持守。当他闲居闭门，摒除一切往来请谒之事，只是偶尔同两三个志同道合的人讲论、唱咏来获得快乐时，世上诋毁先生的人大概是有的。先生对此更加坚定，后来出任万安县学教官，又升任香山县县丞，施行政教，教化流行、恩惠传播，上下都适宜，于是知道并喜爱他的人多了。峄山的梧桐挺立在深谷之中，尚未得到任用时，谁会称赞它是美好的树木呢？等到把它砍来制成琴瑟，在清庙中奏响，然后人们才看重它，这是事理的必然。我一向了解先生，如今他因事来到京师，将要返回香山；靖江府长史萧用道嘱托我赠给他几句话。先生经过故乡，那些通达君子之道、又深深了解先生的人，一定会有人赞同我的话吧。《送王琼州诗后序》西昌王氏以诗书德义成为乡里的望族，到今天已经四百年了。宋代户部侍郎贽显融，仁宗朝时他的儿子亿任吉州通判；如今县里还有具庆坊，人们仍把它视为当时乡里的荣耀。户部侍郎之后，文学才华和簪缨仕宦世代相承，连续不断，而且与我家世代交好并有姻亲关系。我幼年时，还赶得上接受竹亭先生以及他的弟弟崇庆太守两位先生的教诲。两位先生去世后，我便带着所学的功业向竹亭先生的儿子伯贞先生请教。伯贞先生博雅精粹，对后辈谦和接纳，如同春阳照临万物，使他们都融通畅达，实现成长发展的愿望。当时他任工部主事，因父母丧居家，我有时早晨去，中午回来；有时傍晚去，晚上回来，没有一次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教益。不只是我如此，县里那些才俊中致力于学问、每天带着所学来请教的人也很多，他们所得到的教益更加深厚。伯贞先生如今任琼州太守，当时跟随他游学的人都已经出仕而登上显要职位；即使是不肖如我，也承蒙恩典在朝廷领取俸禄。每当遥望南海，我便想到乡里的学者如今没有可以凭借依赖的人。然而想到先生统治三州十三县，治理环绕数千里的土地，专心宣扬皇上的德泽，查究百姓的隐情；地位足以施行道义，恩惠足以遍及下民，使海邦沾染文明教化，使岛夷乐于接受衣冠之治，那么先生的功劳在那里，也仍然如同在这里一样。” 先生在琼州任职六年，如今考核政绩来到京师，又要告别我们返回那里，乡人和后辈中有人不能释然，于是写文章或作诗为他送行，所以我把自己的话写在卷尾，用来排解他们的惆怅。《送夏驿丞诗序》沿文江逆流而上，不到一百里，有座山叫石屋，前面临着大江；江的对岸，奇峰秀岭上下相接、并列而立。我曾乘小船往来其间，徘徊顾望，心中非常快乐，心想其中一定有幽静闲雅、安静贞洁的人居住吧？几年前听乡先生吴孟勤、罗德崇说，他们所交游的人中有夏彦琛和他的弟弟惟琛，住在石屋西面；两人都简朴沉静、乐于行善，谨慎自守，不以求闻达为事，喜欢与儒生学士交游，闲居时多收藏经籍来自娱，这难道就是我所说的幽闲静贞之士吗？今年我在京师从胡侍读光大那里认识惟琛。这时他已经被任用为桂林苏桥驿丞，任满一考来到京师，并且将要再次返回苏桥。光大嘱托朝廷中的大夫士人作诗为他送行，又嘱托我在诗卷前作序。君子出仕，无论职位高低、事务大小，最重要的是自身有足以胜任职务的能力而不使职位受辱；那些羡慕高位而以卑位为耻、喜欢大职而厌恶小职的人，大都不足以共事。驿丞的职位低而且小，又在遥远偏僻、炎风瘴雨之地；惟琛在那里滞留满三年，看他的容色，没有一点不得意的样子。从他的府衙到布政、按察等藩臬机构，直到吏部，都考核他的政绩说他能干。善于处置低微幼小的职位，从高尊职位可以知道；善于处置困难的事务，从容易的事务可以看出。假使惟琛的仕途不止于此，将会看到他到哪里都能胜任。我怎么能不乐意为他说几句话呢？”

译《送陈司业诗序》宣德二年秋七月，吏部上奏南京国子监官员空缺，皇帝命翰林侍讲陈敬宗前往任司业。于是京师士大夫都为太学得到人才而高兴。敬宗字光世，起初考中进士，任庶吉士。当时太宗皇帝即位第三年，命令礼部、翰林从新进士中选取端厚博达的人二十八名，让他们入宫学习，光世也在其中。皇帝把中秘书的全部典籍拿出来供他们增益学问，对他们培养优厚而期望重大，并且以此来激励四方学者。参与其中的人，都能奋力自求进步，后来陆续起身任职，有的掌论思之职，有的掌皇帝诏制，内则辅佐六卿政务，外则辅佐方岳治理，全都显著有所建树，没有辜负任用派遣。四方学者也受到感发而砥砺自己，踊跃奋起，日益增多。这大概是文运最盛的时期。如今皇上即位第三年，在首善之地选用光世，这正是对他的期望尤其重大。光世前往那里，尽心做好应做之事，将使四方学者都服膺辟雍的教化，使人才辈出、声誉兴盛，文运重新昌盛，难道又将从这里开始吗？这就是士大夫们感到高兴的原因吧？光世端正严肃、简约沉静，在翰林二十年，同僚都乐于亲近他。如今他要离开，很多人都想请求把他留下。有人严肃地说：“圣明天子专心兴办学校、培育贤才，作为臣子难道只顾自己的私情，不能有所帮助吗？”有替光世个人打算的人，在旁边叹息说：“假使光世的道理能够在太学施行，对我们这些人又怎么敢有所吝惜呢？”然而近来担任司成也很困难。同道就喜欢，不同道就厌恶；如果他的同僚中有人所持的见解不同，在下属之间彼此抵牾，即使光世贤能而有才，他还能凭自己实现志向，以符合皇帝的德意吗？我说：“不是这样。古代大司乐任用有道德的人来教导学生，今天负责教育的人难道不是明白道德之人吗？善人厌恶善人是绝不可能的道理，又何必过分忧虑呢？”于是馆阁中与光世交情深厚的贤者，各自分题作诗赠他出行，并让我为此作序。《送陈嗣初诗序》仁宗皇帝刚开始统治天下时，曾询问少保臣士奇说：“东南是人文荟萃之地，那里还有年长于文学而隐居未被任用的人吗？”士奇叩头说：“臣愚昧，不能知晓。”听说苏州有个陈继，于是当天就派使者乘驿马飞驰去征召他。陈继初到京师，授任国子博士，作为各地学者的师资。不久皇上想亲自取法于他，改授翰林五经博士。当时刚建立弘文阁，便召他置身阁中，使他常能侍奉于宴闲之时，发挥辅助补益的作用，因而更加亲近。今上继承大统后，下诏修撰两朝实录，选拔他担任史官。他起初便操守端正，见识明达，所叙述的内容直截而简约，委婉而严正，深得《春秋》记事之法，确实是优秀的史官。实录修成后，晋升为检讨。过了一年，他因眼疾，请求退休归乡，皇帝下诏准许。士奇与嗣初一同在馆阁任职，也一同参与史事。嗣初博通古籍，深知大要，尤其长于礼制，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帮助很多。临别时感情难以自已，所以作诗为他送行，并且借此问候张宗海、尤文度。诗说：“山中有云，泽中有鱼。愿相伴而行，安闲自在。云升上天空，鱼游在河川。如今你离开我，我心忧愁不安。石因璞玉而生辉，深渊因含珠而显美。” 君子归来啊，将成为邦国的光彩。五彩斑斓的鸟儿纷纷飞翔，群鸟都跟随它。邦国有君子，众多士人都以他为宗主。德星光明灿烂，俯视着东南。我思念这个人，难道不会继承他的声问吗？” 送张员外序 太祖皇帝统治天下，任用贤能而使政治清明。他选取士人并不只凭一条途径，但一定以才能和品行为根本。有财产余裕而通晓政事义理的人，都可以举荐任用。大概家资充裕，必定能守持自身；通达事理，足以办理政务。这正是圣明君主孜孜不倦地谋求治理天下的心意。因此凭借这些条件而升入显要职位，列身内外，著有声誉的人，往往都有。正当这时，华亭张宾旸被提拔为鸿胪寺属官。宾旸温和恭敬而有礼仪，开朗通达而能谨慎，以防范自持，以勤勉行事，所以士大夫大多爱护看重他。皇上即位之初，他升任户部主事。过了几年，又升任员外郎。官位越来越高，所办事务也越来越通达。然而官位升高的人有时会骄傲，事务熟练的人有时会懈怠。宾旸在户部将近二十年，从未有积压的文牍，也没有荒废的事务，而他的操守却更加坚定。若不是他有恒久不变的心志，能够这样吗？士人只有具备恒心，才差不多可以保全始终而获得吉祥。如今他因考核政绩后又调回南京，我特意写几句话，为他向缙绅大夫士作一番宣扬；他们相继作诗赠送给他。送罗敬序 士人的风气轻视实际践履而看重苟且求得，已经不是一天了。但我们乡里的习俗崇尚诗书，父兄亲自以德义率领子弟，求学的人致力于内在修养，不把心思役使在外在名利上，如今大概还存在值得称道之处。我离开家乡到朝廷做官二十多年，后来求学的人，大多来不及认识。近来多次听说罗敬笃实于践履，珍视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不同于流俗。今年会试天下贡士，我担任考官，正、副榜共五百人，我们县被选中的有十六人，没有被选中的只有罗敬和刘鼎等四人。出院以后，罗敬、刘鼎和那十六人一同来拜见我。罗敬举止从容端庄雅正，刘鼎爽朗通达，二人在众人之中恭敬自持，神色安然，没有患得患失的意思。当时我还没有闲暇为那十六人的得中而高兴，却为罗敬等四人的操守而高兴，因为他们所持守的东西超过常人。这不只是我个人的喜悦，缙绅君子见四人有这样的操守，也都为我们乡里有超过常人的士人而高兴。礼部按照惯例派刘鼎等三人回乡，罗敬进入太学。太学生日益增多，学舍无法容纳，又上奏派罗敬等人回乡。罗氏原是庐陵清湖的仕宦家族，世代有科举功名，分居泰和梅溪已经好几代了，怀抱忠信，修习礼义，代代相承而不曾断绝。到了罗敬的父亲宗智甫，以学问品行成为学者的老师。罗敬受到家教的熏陶，一心致力于内在修养，这就是所谓我们乡里的习俗仍有值得称道之处。努力吧，罗敬！士人贵在致力于根本，并且要把它实行出来。古代君子学习明白善道、使自身真诚的学问，逐步进取而有所成就；再推广施行于家庭，又推广到侍奉君主、治理百姓，以此成为国家的光彩，难道只是为了使自身满足吗？努力吧，罗敬！我对你的期望是长远的。你回去拜受父亲在庭前对你的训诫，其中难道没有与我的话不同的吗？

译送段参政诗序 毗陵段民时举以通晓经书考中永乐二年进士，成为翰林庶吉士，与今侍读学士曾公等二十八人一同接受诏令，进入文渊阁学习，于是参与编纂修订《永乐大典》。后来授任刑部主事，升为郎中，又接受诏令，与翰林诸臣共同编修《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今年冬天，皇上因为山东发生饥荒，命吏部慎重选拔牧守之臣，前往安抚百姓，首先提拔时举为布政司左参政。自古圣人统治天下，旱灾、水灾、饥荒，从来没有不存在的。只是圣人以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施政尽可能采取各种办法；做臣子的也以君主的心为自己的心，为此竭尽力量，所以百姓都能得到他们所希望的，而没有遭受他们所厌恶的，即使有灾荒，也不至于受到太大伤害。如今皇上仁爱百姓的心情深切，早晚只怕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应有的安置，这与古代圣人的心意相同。然而做臣子的还有人漠然置之，对上不知道敬重君命，对下不知道体恤百姓的困苦，这究竟是什么心肠呢？时举仪表端正、气度平和，忠厚坦荡而明亮，在处理政务方面有恭敬谨慎、毫不懈怠的节操，有哀怜恻隐、体恤百姓的心意。《诗经》所说的“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时举完全当得起。这次出行，他一定能够宣扬皇上的德政并安慰百姓的期望吧！于是士大夫中彼此有交游之谊的人，共同作诗赠送给他，而我为这些诗作序，写在卷首。送郭兴文序 松、柏、楠、桧这些木材，常常被取出用来支撑明堂、架构清庙，是因为它们的根本良好，又生长在深山大谷之中，没有牛羊和斧斤的侵害，受到风日雨露冰雪的滋养，经历一百几十个寒暑，时间越久，材质越厚实，所以成材巨大而用途重大。士人也是如此，生长在诗书礼义之家，年少时亲近良善的父兄师友，不沾染浮薄鄙俗的习气，又通过求学、讲论来扩充智慧、端正品行，有时还经历饥寒困穷来磨炼志向操守。他平素受到这样的培养，所以出仕后施展才用，成就必定宏大。假如平素毫无修养，只凭一时的声誉便任用他，那么根基已经浅薄，他任职后的成效也就可想而知。兴文出身于良好的世家，年少时亲近的人也都很好；他的智慧、品行、操守所受的培养，无不完备。他在乡里被举荐，到朝廷成为贡士，将要奉命出任四方官职，而且已经将近十年，必定会登上显要职位。任用在于命运，士人所重视的在于道；君子只修养道德来等待命运。我与兴文交情最深，又是姻亲，如今他要南行，便写这些话为他送别。送吴参政诗序 国家设置布政司，品秩仅次于六卿，用来分掌治理外服地区。它统辖的范围广大，体制和权势都很重要，国家对它的委任并不轻。古代君子从政，根本要点在于侍奉君主和爱护百姓。通达侍奉君主之道的人，一定能够爱护百姓。《尚书》说：“百姓如果没有君主，就不能相互扶助而生存；君主如果没有百姓，也无法开辟四方。”所以用苛刻的责求来取悦君主，不是侍奉君主的方法；怠慢君命来取悦百姓，也不是爱护百姓的方法。爱护百姓，正是侍奉君主。可是后世从政的人，不做苛刻责求、怠慢君命的，太少了。郡，是县邑的表率；郡能遵行这个道理，县邑就会随之受到教化。布政司又是郡的表率；布政司能遵行这个道理，郡就会随之受到教化。因此布政司的职责，若不是才德兼备且通达大体的人，便不足以胜任。我任布政司二十年来所认识的人中，像四明吴好德这样的，实在不多见。好德端正厚重、简朴沉静，考中进士后任给事中，十年恭敬谨慎，始终如一。升任江西按察佥事，独自持守风纪，不严厉却能使人肃然。再次入朝任仪曹郎，行事正直，不卑不亢；无论到哪里都尽力办理国事，把百姓的隐情放在心上，不因在京或在外而有所区别。升任陕西布政司参政后，地位更加提高，道德和政务也更加施行，从未苛刻责求、怠慢君命；侍奉君主、爱护百姓的职责，都体现出他的才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好德可以说是通达大体的人吗？如今各布政司中，陕西所管辖的范围最广；如果那里任郡守、县令的人都只以好德为表率，陕西的治理还有什么可比的吗？我曾与好德为邻居八年，对他的情况一向了解。如今他任参政满三年，以考核最优而归京，他的姻亲中书舍人刘孟功请缙绅君子作诗为他送行，又请我作序，所以把这篇序写在诗卷的卷首。送刘参议归云南序 江陵刘子伟由给事中授任云南布政司参议，任职三年，考核成绩优良，将要再回任所。云南虽然距离京师万里，靠近夷獠地区，但归入职方管辖已有四十多年，建立官府，整顿吏治，与内地相同。百姓都安于自己的产业，安守自己的本分，沿袭这种习惯已久；学校贡士、科举荐举的人才，每年从未缺乏。这固然根本在于国家德泽的涵养、教化的诚信融洽，也在于治理百姓的官员承接皇恩、宣扬教化，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吧？得到贤能的县令，足以治理一个县；得到贤能的郡守，足以治理一个郡；布政司又是郡的表率。布政司及其属官如果确实都贤能，那么一方数千里内的百姓，就没有不能得到治理的。子伟本来就是宣抚教化方面的贤能辅佐官。他的兄长和弟弟，我都曾与他们同朝为官。长兄尚书公，见识精深、才干敏捷，主持国家政务二十多年，恭敬谨慎、小心自持，是一位声名卓著的卿臣。子伟开朗通达、平和易近，既受到家族熏陶，又任侍从近臣将近十年，熟悉通达政务体制，可以说与兄长一样优秀。因此，如今在外服担任有名的贤能辅佐官，在天官那里记载最优政绩，本来就是子伟应当有的。但君子的道，关键在于真诚。真诚，就能表里如一、始终如一，没有任何间隔。《诗经》不是说过：“没有谁不能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吗？所以古人有仕途功成之后的戒惧，子伟的贤能大概一定能避免这种情形吧？何况圣明天子深切爱民的仁心，与周武王不忘远方的原则相同；希望尽到臣子的职责、符合君主的命令，难道可以有一天忽略吗？缙绅君子中有分题作诗赠送子伟此行的人，翰林编修裴纶来请求我作序，因此我叙述这件事的由来，并以君子之道作为结语。

译送邓嘉懋序 邓氏自磁溪主簿开始，定居在我们西昌。到宋代神童邓有兴，直到今天，家中诗书传承、簪绂显赫，光彩照耀，震动乡里，代不乏人。我还能够诵读子方、子静两位先生的文章，其中浑厚地保存着商代卣、周代彝器的古意。到了彦高先生，他的诗歌铿锵流丽，具有魏晋盛时的风格；我还曾听闻崇雅先生论诗，极有唐人的情趣。我还知道彦高先生历任四川盐运司，清白鲜明，受到当时人的敬重。到了大椿先生任日照、彭水知县，都有惠民政绩，百姓为他建立祠堂，直到今天仍思念不忘。我还见过冀州知州子宽、山西按察佥事文质、平阳仓大使崇雅、米脂县丞仲简、泰和医学训科性善，他们都是清正有才、博学多识的人，接连在后代兴起。我又与训科君的儿子嘉懋交往，并非一天。邓氏可以说兴盛了。嘉懋从小在县学求学，后来进入成均，之后告假回家奉养父母。又过了八年，部里的文书按照惯例从家中起用嘉懋，希望将要任用他。到了以后，他患有残疾，不能任职，只好上奏罢免，遣送回乡。将要出发时，我前去送他，见他神色失意，仿佛觉得有所不足，像是想把平素积蓄的才学施展出来，让当时的人看到，以报答国家十多年教育的恩德，并继承先世历代芳华而未能实现。我便开解他说：“士人希望对时代有所裨益，固然以取得职位为先。” 然而，树立一种德行，专精一种技艺，即使不能取得职位，在家庭中有所成就就是善；使一家人在乡里有所成就就是善；使一个乡里有所成就，也未尝不是对时代有益。如今国家极力推崇孝道，你回去尽到侍奉亲人的道理，将使一家甚至一个乡里都因此趋于善良。这样如果能够补益风俗教化，就可以作为报答。何况古人本来就有立志建立事业却未能实现，留待后人完成的。如今你有众多子女，而你又善于教育他们；这次归去，教导子女的义方更加严格，在明白事理、学以致用的学问上下功夫，难道不会对时代和国家有所帮助吗？这也可以作为报答。对上能够报答国家，才可以继承前人的声名而不使其坠落，又为什么要失意呢？”于是嘉懋高兴地说：“我虽然不敏捷，难道敢不竭尽力量，勉励自己达到这个希望吗？”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为他送别。送乡贡进士萧镗诗序 我的姑父陈白石先生和他的哥哥金华主簿，都博学能文，议论滔滔不绝。我小时候常在他们家嬉戏，他们的几个子婿都俊秀爽朗、才华出众。唯独萧琛谨慎敦厚，重视根本，不存追求外在的志向。我虽年幼，也知道敬重他。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回头看当时那些俊爽英特的人，经历忧患变故，活着的已经没有几个。唯独子琛仍巍然无恙，确实是因为敦厚务实；坚持这种道路，难道不能走得长远吗？他的儿子萧镗，温和谦恭而谨慎，大概也是以父亲为根本吧？他参加乡试时，年仅十七岁。如今来到京师，带着所作的试文来给我看，读起来文辞和义理都很鲜明。我因此感慨万分。我当初离家上京时，萧镗才进入小学，学习句读。如今他的学业进步到这个地步，我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增加吗？从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退步得很厉害了。只是徒然滥受当时的荣誉，难道不在萧镗面前感到惭愧吗？假如萧镗也这样不断进步，谁能赶得上他呢？如果仅仅到此为止，难道不会在后来的人面前，像我这样的人一样感到惭愧吗？努力吧，萧镗；应当越发努力进取，不可自满。如今萧镗按照惯例回乡，等待再次成为贡士。他的内兄翰林庶吉士陈孟洁，请朝廷官员作诗为他送行，又请我作序。所以写下这些话来勉励他。送侄子之防赴吴江训导诗序 之防是我兄长思贻先生的儿子，性情谨慎安静、和厚。今年参加礼部会试，在选任教官时被选为苏州吴江县学训导。他辞行时，我告诉他说：我们杨氏居住在吉安，至今已经四百年，世代以儒士身份处世，是本邦的大族。之防，你要努力学习诗书，崇尚品行道义；做官的人要持守大节，行走正道。这些事载在国史、郡志和家谱中的，光辉相接。前代有所振兴，后代必定有所承继；这正是我们兄弟日夜不敢安居的原因。今后能够继承并努力的人，不就在你吗？我兄长今年八十五岁，我今年六十九岁。多么幸运，能够看见你凭经术发迹，担任教师的职务，以此安慰我们衰老的身心。然而教师之道极其重要；如果不端正自己的内在操守，不谨慎自己的言语行为，按照圣贤之道来引导学生，难道能够取得成效吗？何况苏州承受泰伯、仲雍、子游以及近代范希文等贤人的教化余泽，至今未泯；山川清秀淳美的气质又集中于人身上，人人都明达秀美、端庄厚重，将来都可能成为君子、成为救济世事的人才。而表率他们、成就他们的责任，就在我们身上。我希望他们听到我的话就能实行，心里喜悦而真诚地信服；我自己却不努力，能行吗？孔子说：“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见解，就可以做老师。” 这句话一定是自己先具备了，然后才能施及别人。扬子云说：“百川以海为学习的对象，最后流到海里；丘陵以山为学习的对象，却不能成为山，是因为它们中途划定了界限。”你前往任职，不要自我限制，也许可以称得上符合朝廷的任用，不使我们前人的光辉被阻断、散失。翰林编修朱孔旸曾替我画竹，于是我作近体诗一章，题赠给你，以寄托临别的心意。

译送汪推官诗序 吉安府推官、蕲春人汪君彦良，于永乐壬寅年到任。郡里随即发文命令他督办这一年的秋赋，运送到北京。汪君敬慎办事，爱护百姓。当时郡中还有积存多年的拖欠赋税没有运送，汪君督办几个月，船只全都准备好了，首尾相接，共有数百艘，沿江湖而行，越过险阻，总共七千里。又过了几个月，全部运达。等内地官府全部接收后，负责运输的百姓没有劳苦愁叹的神情，大概是因为有汪君为他们主持事务。于是吉安在朝廷做官的士大夫数十人，共同感叹并爱重汪君独自为家乡辛劳，都作诗赠送他归去，而我负责为诗卷作序。吉安是江右的邹鲁之乡，谈论诗书的人不论贫富贵贱，穿着儒服的人传习数十代而不改变，依仗气节，乐于行善，急于行义，奔赴功业，趋向事务，这本来就是一贯的风俗。何况又有像汪君这样贤能的长官呢？然而近几年的赋税不能像壬寅年那样按时完成，难道一定都是普通百姓的罪过吗？普通百姓向县官缴纳赋税，即使力量单薄，也未曾不尽力。假如负责奉行命令的人都像汪君，率领百姓的人也都像汪君，吉安的赋税哪里会有积年拖欠呢？这不是我们这些人所应当说的话。不过，自国家统治以来，吉安的赋税从未有一年不足，吉安的郡守也从未有一个不贤能的，不必把时间推得太远。前二十年，金华朱侯、山西蔺侯任职于此；直到今天，郡中人还像思念父母一样思念他们。几年前三山林君担任推官，他施行威严和仁爱，百姓既畏惧又喜悦，把他当作依靠。吉安人何曾没有公正的议论呢？林君离任后，第二任便是汪君。他志向坚定而才干有为，虽然在郡中任职不久，却毅然打击恶人、扶植善行，间或惩治一两个罪行特别严重的人，便没有不震慑服从、收敛躲避的；他确实非常适合这个职务。即使运送赋税并非他职责所专管，他仍能这样尽心为国为民，难道不是足以继承林君的吗？这就是我们这些人为乡郡屡次得到贤能官员而高兴的原因。唉！假如汪君归去后长期经历政务，深入接触百姓，将来难道不会在乡村田野之间得到百姓歌咏，哪里只是今天诸位君子所作的诗呢？请让我写下这些话等待将来验证。送周时立诗序 吉安文泥田里的周氏，世代承袭诗书之家，连续有人做官，凡是出仕的人都凭通晓经书而取得功名，大概一直是乡里的大族。宗余居家时，庐陵县令曾聘请他协助教务。当时周氏的仲方先生辅佐郡学，他的侄子公明辅佐邑学，我与公明相邻而住，过了十多天。公明的长子时立，年方二十岁，在诸生中名列前茅，资质纯厚良善，仪容温和恭敬，谨慎于言行，勤勉于求学问道，我内心很喜欢他。后来我任翰林，仲方先生奉召治理浙江水务，多次往返京师；那时仲容先生和公明都被召入宫中编修，岐凤正在分教国学。仲方、仲容是泥田的希望，公明、岐凤是泥田的英才，我当时得以与他们聚会游处，彼此欢乐。后来我来到北京，岐凤的次子功叙、公明的次子时简相继任翰林官，如今都是泥田的优秀修撰，他们与我聚会更加亲密，欢乐相处的时间也更长。近几年，公明的小儿子时勉、孙子源都被提拔为县学教官，时勉任襄阳，源任德清；他们初到和离任时，因为祖父的缘故，都曾一两次来看我，恭谨端正而厚重，很符合他们的家世。周氏诗书传家的恩泽，为什么越传得久远，越能后继有人呢？源近年参加南京乡试，士人议论都称心满意；他是时立的儿子。我三十多年没有见到时立，却从未忘记他，因为时立安静坚贞、恬淡自守，处在乡里时总是自行增进学业，不厌弃后来的年轻人，往往都以他为老师，而不追求外在名利。这种志向，难道不是大大超过常人吗？譬如玉藏在石中，可以制成瑚琏、圭、璧，用在宗庙朝廷，人们都知道珍贵；至于璞玉未雕而含藏其中，山川因此增添光彩，草木也因它而明亮润泽，却不是有见识的人便不能知道。怎么能看重那显露出来的而忽视这隐藏的呢？今年夏天，时立因为思念弟弟来到北京，偶尔来拜访我；他的温润谨慎，比从前更加深厚了。没过几天，他就要前往德清看望儿子，随后归去，始终没有说一句别的事情。士大夫中有人作诗赠送他，因为我一向了解时立，所以请我为诗作序。南园宴游诗序 鸿胪卿杨思敬在都城南面有一座别墅，山水园林的美景应有尽有。公务之余，他邀请客人前往游览，宾主共同饮酒吟咏的欢乐，可以说达到极致。人的一生，能享高寿的很少，中寿也不多见；即使只是下等寿命，又有寒冷饥饿、疾病、劳苦、困顿、忧郁、惊恐在内心困扰，那么可供欢乐的日子也没有多少。何况有时利欲胶着于心，忙忙碌碌、纷纷扰扰，连吃饭饮水都无暇顾及，即使有可以欢乐的事情，难道还能真正快乐吗？如今我们几个人，幸而年老而健康平和，也都通达了理欲之间的界限，不受外物牵累，又处在太平无事、春日和暖景色明丽的时候，二难相契相合，还有文字创作的乐趣，难道不是最大的快乐吗？然而我听说，古代君子的快乐，难道只是这样而已吗？卫武公年老以后饮酒作诗，始终恳切地自我警戒，《宾之初筵》就是这种情形。大概是快乐而不忘记敬德。德，是快乐的根源，也是古人留给今人效法的准则。这是君子应当做到的，也是我们这些人不能忘记的。思敬辑录诸位的唱和诗作，请我在卷首作序，我谨此写下这些话。《东里续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十　明杨士奇撰序

译送金典籍序 天下的事情都有根本和末节。只有明达而懂得事务重要性的人，才能辨识轻重缓急，并对此用力。天地万物的道理、往古成败的缘故、圣贤用来教诲人的一切道理，都具备在经史百家的书籍中。对上，国家凭借它们来治理天下、成就教化；对下，士君子凭借它们来成就德行、扩充才干；这些书一天也不能缺少。我们太祖高皇帝建立太学来培养贤才，下诏把经史百家的书都集中起来。当时各地将书版运到京师的，全都收藏在太学，交给典籍司管理。典籍司有官员，而查阅取用并不禁止。大概京师是天下汇聚之处，太学是贤士汇聚之处，经籍是贤士所凭借的，而贤士又是国家治平所凭借的。圣明的用意深远啊！我居住京师二十年，往来太学，那里管理典籍的官员中，我只见钱塘金砺汝用最敬慎于职守。他从早到晚谨慎查看，勤勉不懈地修补损坏、弥补缺漏，时间越久越勤勉。官职没有高低，尽职就是贤能；汝用算得上贤能吗？士人接受一个任命，掌管一项职务，就一定要尽力做好应当做的事。圣人即使主管乘田、担任委吏这样的职务，尚且尽心尽力，何况经籍所关系的事情这样重大呢？汝用通过科举出身，多次担任教官，在修养自身和教导他人方面都有贤能的声誉，大概就是明达而懂得事务重要性的人了。如今任满三考，考核成绩优良，记载为最，因而将要离任。中书舍人张侗、左春坊司谏王荣、翰林庶吉士陈镛念及同乡之谊，请求我赠言。我所说的话，并不是出于对同乡的偏私。赠监察御史彭百链归养诗序 监察御史、泰和人彭百链，先前已经蒙恩以自己的官职给父亲加赠官衔，并封母亲为太孺人，专心在家奉养父母；当时已有一个儿子成年。过了两年，儿子去世。百链悲痛地说：“我的双亲该怎么办呢？”于是立即谋划归乡奉养。此时他任职已经满九年，都察院长官天官卿共同考核他的政绩，成绩最优，本来应当上奏升迁。私下爱护百链的人有人阻止他说：“为什么不接受升迁、增加俸禄来奉养父母呢？”百链没有答应，于是把自己的情况如实报告朝廷，朝廷准许了他。学士大夫为他的父母感到荣耀，取李太白《北堂千岁寿》中“侍奉有光辉”一句作为韵脚，作诗赠给百链。泰和数百年来在朝廷做官而获准回乡奉养双亲的人，先前有国子学录萧执先生，如今在百链身上再次出现；而且百链的父母又得到褒奖册封的命令，实在荣耀啊！旁边有人叹息说：“如今圣明天子刚刚整顿各项政务，端正各种法度，并从风纪监察开始。近来亲自提拔正直方正、廉洁清明的臣子担任两京都察院长官，都赐给玺书，让他们选拔僚属，留用贤能的人而罢黜不肖的人。论及如今御史中的贤能者，百链确实卓然能够持守好恶公正，有操守而且有作为；如今却为了成全自己的私愿而离去。那些新近入仕和晚年出仕的士人，想要达到百链这样的境界，恐怕还不能很快做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难道应当让这样的贤才处在闲散之地吗？”又有人说：“居于官位的人想得到君子，几乎都能对时代有所帮助；君子又到哪里不能对时代有所帮助呢？玉藏在石中，山也会有光辉。如今偏僻州县，风俗不如古人淳厚，轻视道义而追逐利益；恶人张牙舞爪地掠夺，善人却退避不敢出头，大概有见识的人也没有谁敢说一句评判是非的话。假如百链进入自己的乡里，能够清白鲜明、不被流俗污染，把自己的操守施行出来，使贪婪者变得廉洁，使薄情者变得敦厚，使暴横者得到教化而驯服，也足以补益时代。何必一定要有官位呢？这在于百链自己努力。果真能够如此，足以使他的父母感到快乐，难道只是使父母感到荣耀吗？君子侍奉父母，没有比使父母快乐更重要的了。百链难道可以不努力吗？”众人都说是，于是把这些话写在赠行诗卷的卷首。送蔚尚书致事序 礼部尚书、合淝人蔚公，年七十三岁，皇上按照年老致仕的制度，特地下令让他退休，赐钞一万缗，并给官船送他回乡。蔚公自洪武乙丑年出仕，任户部主事，升员外郎，又升山西布政司参政，入朝任户部侍郎，改任礼部侍郎，终于升为尚书，历事列位圣君四十六年。他恭敬谨慎、小心自持，始终不改变；清白的操守，年老以后更加严厉自守。当年同时在京师做官、如今仍身居显要的，只剩下三四人；他们都任官最久，而蔚公年纪又最大。如今这位卓然的老成人，竟在一天之内决定引退离去。皇上体察怜恤臣下的心情，低头顺从他的愿望，又加以宠爱恩典。于是卿大夫都羡慕蔚公终于获得闲暇，也赞美皇上优待贤能、尊养老臣的厚恩。士奇认为，圣明君主和贤能大臣的心中，都有不得已的地方。士人从束发学习道义开始，志向就在当世有所作为，何况身居高爵、享有厚禄；这种志向即使到终身，也怎么能忘记世事呢？只是自己考虑到年纪已经老迈，才智和体力有所不及，便不敢用自己的不足妨碍贤能之路、耽误职务，所以请求退休离去。这是知足自止的本分，也是爱国之心，难道真是安于闲逸吗？圣明天子勤勉地谋求治理天下，难道不想长期任用老成之臣吗？” 可是平常对一个人尚且不忍心让他长期劳苦，何况士人从壮年到老年，没有一天闲暇，难道还要让他终身劳苦困顿，以此不同于先王的制度吗？所以老臣离去，圣明仁慈的君主也有不得已的地方。然而，如果都门外夹道瞻望，车马为他饯行的盛况，像人们叹息二疏辞官离去；又让乡人故旧头戴幅巾、手持藜杖，成排聚集在云林泉石之间，像迎接白乐天归来一样，这些都是缙绅的荣耀。不是极大的福分才能有这样的情形吗？荣耀啊！蔚公一生，能有几个人达到这种境界？蔚公归乡时，尚书毗陵人胡公重，因为同僚之谊，请我赠言。士奇一向与蔚公相知，所以不推辞而写下这些话。

译赠胡克宁归常州序 礼部尚书胡公源洁，有一位贤弟名叫克宁。他恭敬地守护祖先坟墓，十年没有探望兄长；这是兄弟之间深切的离别之情。胡公爱弟的感情，大概也没有什么不同。去年冬天，克宁从常州奔走数千里来到北京，兄弟相见，十分欢喜。住了几个月，克宁又始终挂念故乡，告诉兄长将要回去，经过我这里辞别，并请求我赠言说：“希望您有所教诲。”尚书公挽留他而未能留住，也替他说了话。我与尚书同朝交往四十年，做邻居也有十年。那时克宁还年轻，温和恭敬，遵守礼法，每天以求得进益为要务。如今他年过壮年，身体强健，求取进步的志向仍未停止。尚书公无论修身、居家还是立身朝廷，都遵循贤人君子的道路。克宁受到家族熏陶，足以自我振作，哪里还需要借助我的话呢？人的道义所应致力的，在于义而不在于利，在于把救济事物作为要务。《诗经》不是说：“砍伐木柯，砍伐木柯，它的准则并不遥远”吗？胡氏家族的祖先，宋代文恭公大概就是高明的先祖。史传记载，文恭公最初任扬子县尉时，县中发大水，百姓被水淹没，县令不能救援，文恭公率领公私船只救活了数千人。文恭公年轻时曾与一位僧人交好，僧人有秘术，能够把瓦石变成黄金。僧人临终时，把秘术传给文恭公，请求他为自己安葬。文恭公说：“安葬本应尽力，秘术不是我所愿意的。”这段话是文恭公处于卑微地位、仓促应对时说的。自文恭公以来，胡氏家族先后有两代执掌政权，做到侍从、九卿的还有几十人。史书大概认为，这是文恭公救人于水中的阴德所得到的报应。我曾经看过胡氏家谱，他们的先祖自刘宋以来，显达兴盛，接连不断；而常州胡氏的兴盛，确实是从文恭公开始的。像文恭公那样笃实地实行道义、自我勉励，天下后世有志之士尚且将以他为榜样，何况亲身作为他的后代呢？所谓成为文恭公那样的人，就是探究古人的书，存有古人的心，实行古人的行为，只怕自己违背古人而已。克宁依照这条道路前行，勤奋积累而不停止。文恭公难道有什么不可企及之处吗？地位不必计较，努力实行道义才是贤能。请让我写下这些话作为赠给克宁的文字。尚书公大概也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吧？” 送曾吏目还海州序 曾源仲濬任海州吏目第四年，考核政绩后到京师，于是请假回乡探望父母，住了两个月，将要再次回海州。他的同门朋友萧德蕡请求我赠言。我与仲濬也是同门。仲濬学问通达、见识明晰，豁达果断；曾在吏部任职三年，在青州幕府任职两年，来到海州后任职尤其久，见闻更加广博，办事更加熟练。对仲濬来说，我说什么还有什么帮助呢？然而知道却不说，不是忠诚；说了却不说其中重要的道理，不是明智。请让我写下其中重要的道理：国家之所以设置州县、任命官守，难道不是为了养育百姓吗？得到一个州或一个县而任官，也一定要有养育百姓的作为，然后才能承受君主授予的官职，长久到底而不失职。百姓，是君主的根本。如今世上的人，都以急迫催促百姓供给上级为辛劳，以此希望自己的官位一年之内升迁三四次，却对百姓的饥饿、贫困、寒冷和困乏完全不察。对百姓的饥困冻馁不加察看，这就已经违背了上级任用我的本意。这样还想求得不获罪于我，不可能；何况还希望自己的官位一年之内升迁三四次，并且永远不失去吗？百姓的心，并不是不知道奉养上级是自己的职责，只是力量有所不及，那么就应当依靠长官宽厚容纳、等待他们完成即可。君主的心，也不是不知道从百姓那里征取会成为百姓的祸害，只是事务有不得已之处，那么就应当依靠长官宽恕宽容、以此招致百姓来承担。不然，什么人不能驱使？为什么还要精心选拔、认真考察，任用士人呢？所以急迫催促百姓供给上级，以求自己的官位显达而长久，只是侥幸上级没有察觉罢了。一旦察觉，有谁能够避免罪责呢？这不是求取成功反而更加失败，希求荣耀反而遭到羞辱吗？我所见江右尤其严重，海州难道也有这种情形吗？凭仲濬这样的贤能来辅佐政务，幕府之下又有古襄刘侯担任太守。我听说刘侯温和忠厚，有爱护百姓之心，那么海州百姓一定不会遭受急迫催逼，而能得到养育。可是我尤其不能忘记这些话，是因为朋友之间最深厚的情谊。仲濬，你不妨选择其中的话来实行。送萧知事考满序 国家设置卫所、建立官职，其制度是自指挥使以下，都用来安置有军功的臣子；另外选择一名有学术、懂得治理体制的文臣担任知事。事情一定先报告知事，再依次上报到指挥使，然后才能施行。指挥使虽然尊贵，事情不经过知事就会受阻而不能施行，所以知事的地位也不低。何况军政设施的安排、仓储粮饷的出入、案牍文书的繁琐，有时上面还受到亲藩尊贵地位、都阃重要职权、风纪监察严肃性的压临，又处在往来交通的要冲，每天忙于应对奔走，知事也实在难以担当啊！洪武二十五年秋，大同人萧秉文以太学生身份任武昌左卫知事，所谓地位不低和职务难办的情形，他全都遇到了。秉文勤勉谨慎、开朗通达，不敢有丝毫宽纵自己，所以卫中从指挥使以下都依赖他的才能而没有荒废事务，下属官吏都服从他的威严和明察，不敢放纵私欲而懈怠。人们大概只看见他地位并不低，却没有看见他任事的艰难；如今他的任期将满了。将要向天官呈报最优考绩而离任，这次出行难道不会比现在更加超过那些显现出的优点，而更加没有如今所面对的困难吗？即便如此，地位高的人容易骄傲，事务简易的人容易忽视，又有开始勤勉而结束懈怠，这些都是常人的情性，也是君子所戒惧谨慎的地方。秉文，努力吧！一定不要辜负国家任用文臣、看重学术、通晓治理体制的本意。因为我们这些人重视你的离去，又希望你将来成就长远而宏大，所以请求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赠言，于是写在这里。

译赠医士蒋添祥序 太史公的书中说：“能说的人未必能做，能做的人未必能说。总之，别人认为我不能说，并不是我的毛病；我的毛病在于不能做。做出了有益的事情，即使不说，别人仍然会知道并且爱戴仰慕他。如今人的见识却不同了，只尊重那些能说的人，不平心考察他们能做什么，都是这样。”鄂城人萧良用背上生了疽，病势很重，平日亲近他的人都很忧惧。乐良用的一个在世的亲友防来推荐医生，说：“有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我曾听过他讲岐黄之术，请把他请来。”良用说：“我有一位看重的蒋添祥，借着几代人行医的家业为医，诚谨恭谨；他虽然从未谈论医道，但看他所医治的病，没有不痊愈的。我已经请他来了。”听到这话的人都忧惧，变了脸色说：“您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却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吗？他不能谈论医道，凭什么能够治病呢？”良用说：“我认为他很好，难道还会不明智地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吗？”于是更加信任添祥，始终没有改变。过了一个月，病就痊愈了。良用来拜访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并请求我写篇文章来道谢。言语是内在思想的表达，言语果真足以作为凭据吗？宰予那样贤能的人，尚且不能掩盖自己的行为，难道不善言谈的人果真就没有可取之处吗？李将军像个乡野之人，口头不能说出辞藻，史书却称赞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如今有的人穿着儒者的衣服，修习仁义之道，只因口头不能言说，便一概被认为没有学问，何况行医的事业呢？孔子说：“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言谈便举荐他。”医生掌管人的生死，难道只凭言语来验证吗？所以医术的最高称誉是神、圣、工、巧：神的功用在于望，圣的功用在于闻，工和巧的功用在于问与切，也并不在于能说话。假如一定要能言善辩才算良医，那么防、和、扁三人都不懂阴阳、荣卫、虚实的道理，只是凭说辞来获取防风、医和、扁鹊的名利，难道会有这种事吗？所以“医”就是凭心意推察：手按脉，眼察气色，耳听声音，心中谋划治疗方法，如此而已，与言语没有关系。这本来就在于求医者自己的明智。我寄居在蒋氏私塾多年，知道添祥通达医理，专心医术，不浮夸，不自我炫耀，务求谨慎而谦逊，大概有仰慕古人、以自身赶不上古人为羞的志向。现在因良用的请求，写出他的内在修养，也借此告诫那些崇尚言辞的人。赠杨掾序 江夏人宋惟宪请求我说：“先父任陕西都司试职时，和闽中人杨复隆共事，关系极为亲密。先父不幸去世，留下年幼孱弱的弟弟，无处依靠。惟宪不孝，当时远在故乡，幸赖复隆辛勤操办丧葬，使之合乎礼法，又抚养孤弟，教育他、亲爱他，如同自己的亲生孩子。复隆的德惠施及生者和死者，惟宪即使献出生命也不足以报答，愿请您写一篇文章来彰扬他。唉！朋友之道，是人伦大义之一，而以义为主。所谓义，不因盛衰、存亡而有不同；这正是夏、商、周三代所以能够正直行事的原因。如今的人在富贵显达、气焰赫赫之时，托付交情、结交知己，倾吐肝胆，彼此出入相助，意气相合如金石、胶漆，自以为患难时真的可以依靠，死生之间真的不会彼此辜负。一旦势力衰败，就衣袖一拂离去，不顾从门前经过也不进去，相见时不低头，作揖也和路人没有区别，这与古人相比相差太远了。复隆难道还保有古人的遗风吗？在生死关头，以义自重，像这样不肯辜负朋友。他既然享受国家俸禄，担任处理公文的职务，又怎会肯辜负朝廷呢？假使享受国家俸禄、担任处理公文职务的人，都能像复隆一样以义自重，我看天下的人才都可以任用。所以我又为他彰扬此事，用来劝勉做官的人。” 送张知事诗序 襄阳是汉江沿岸的重镇，如今各镇的统帅，都是由武功卓著的人担任。但文书、期限会集以及财物收支等事务，都由幕官统一办理，统帅通常只等着看结果而已。因此，幕官这一职务，也一定要选择通晓治道的人。洪武二十八年，太原人张景先由太学生授任襄阳卫知事。知事在幕府中是副职，幕府常常空缺正员，由副职主持事务。景先果断刚毅而敦厚诚实，办事不懈怠、不疏忽，不到一个月，声誉就十分显著。如今任期考核将要上报，天官依照国家采用唐虞时代考核功绩、辨明幽隐的办法，并且重视军政事务，希望能得到一位士人长期任职于幕府，来辅助统帅所不能及的地方。像景先这样的人，大概正是所要寻找的人吧？那么又怎么会马上把他调走呢？这次他出发，我知道他早上去，晚上就会回来。他的同僚担心他最终会因功劳和文书考核而升迁，都写诗赠送他以表达心意，请我为诗作序。” 送胡希闵归四明诗序 武昌左卫知事四明人胡铉先生去世后的第二年，儿子希闵奉养母亲夫人，离开这里回归故乡。临行时，他的老师楚府教授吴先生命令凡是与他有交往的人，都写诗为他饯行，并派人拿诗稿的开头来请我作序。我虽然没有机会认识胡先生，曾听大夫、士人说，先生敦厚温雅，不雕饰，不炫耀。任官以忠诚仁爱为根本，听到一句残暴苛刻的话，就捂住耳朵、皱起眉头不回答。遇到审讯案件，一定公平而宽恕，先生大概是仁者吧？年满七十才开始获得一个官职，又没有做满任期，未能充分报效便去世了。难道他的志愿还在后人身上吗？如今我看见希闵挺拔端正而且敦厚，我本来就料想这种志愿在他身上。可是，你们见过种庄稼的情形吗？树木种下后本来将要收获果实，但有时种树的人自身来不及看到，果实便归于他的后人。后人如果能够勤勉地继承，就会有所收获；否则任由杂草丛生而不除，禾苗枯槁而不灌溉，也就完了。秋天还能指望什么收成呢？所以德业也只在于善于继承罢了。善于继承的人没有不获得收成的；如果不继承，难道只是没有收获而已，还会使自己一生困穷，并且辱没先人，这不是很可怕吗？希闵，你离开这里以后，要努力善于继承啊！而且我听说希闵的祖父竹隐先生，积累德行、累积仁爱，已经感应出紫芝，却还没有享受到应得的报偿。像这样的家业树木，不止一株啊。努力吧，希闵，不要自己断绝前途。我和希闵房屋相邻而居了两个月，因此赠送这些话。希闵回到故乡，进入乡里的大门，看见父亲的旧友，我知道他还会得到另一番教诲。

译送萧教授归金华诗序 皇明政事安定的时候，海桑先生陈公在澄江之上以《易》《诗》《书》教授学生，诸位学生都温雅端厚，专心学习、努力践行，有的做官，有的隐居，都在当时有声誉。伯龄在众人中也显得出众。先生去世后，伯龄凭《诗经》被乡里荐举，进入太学，授任金华府学教授。金华是浙江东部有文献传统的地方，士人本来就知道趋向哪里。伯龄又亲身勤勉，率先垂范，经过六年，接受伯龄教诲的人往往考取高科而升迁。伯龄的教化日益推行，名声日益显著，人们都称赞伯龄没有辱没自己所受的教诲，也没有辱没先生所施的教诲。如今他请假省亲，回归故乡，十天后应当回任，了解伯龄的人都写诗为他饯行。有人请我写几句话作序，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虽然如此，也见过种树吗？树木既然适宜那片土地而种下，又一定要深培它的根，灌溉以充足其养分，扶持以防止侵害，于是树根盘曲、枝干高耸，直入青云，遮蔽日月。有的树比先种的树还要高，却不如后来种的树高，难道是树木本身不如吗？也是因为培土、灌溉、扶持做得不够用力。所以君子做官，既然适合这个职位，更应努力深固根本、充实修养、防止侵害，以求长成参天蔽日之材，而不敢自我止步。否则，后来长出的树芽，有多少不会超过并胜过我辈呢？往年伯龄由乡里荐举，又被朝廷选用，已经昂然奋起了。如今伯龄的同辈又有由乡里荐举、被朝廷选用而昂然奋起的人，伯龄将只是给别人增加资助吗？还是将使自身更加崇高呢？你年纪正盛，志气锐进，双亲俱在而共享喜庆，又有贤弟承欢堂上，没有家庭内顾的忧虑，正应当勤勉不懈。德行已经修养了，还要更加砥砺；学问已经丰富了，还要更加勤奋；名望已经很高了，还要更加谦下。我知道你离开这里以后，要使自身更加崇高，是很容易的事。那么，使陈先生的教诲更加长远而有光辉，除了你还能指望谁呢？我曾和伯龄一同侍奉陈先生，分别将近十年，不知道这次分别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相见，所以私下取用古人回车相访、请求赠言的意思，为这些诗作序，共若干首。送严士正赴江阴训导诗序 严氏是泰和的世家大族，富盛程度比得上古代受封的诸侯；他们的文章典籍光辉显著，可以从胡忠简、周文忠、吴文正、揭文安诸公的文章中看出。他们家科举及第、出仕做官，从常州推官以下，世代相承。县邑世家像严氏这样兴盛的，大概没有几家。而严氏又是我家世代姻亲，先大考、先考都是严氏所出。士奇又承蒙严氏聘请，童年及至侍奉国正先生时，先生是我先祖妣的弟弟，因为我是姻亲家的子孙，对我教导爱护得很严。直到现在回想侍奉身旁的时光，心中仍肃然，不敢忘记。两家深厚的交情，大概不是一天形成的。今年先生的孙子士正，被乡里荐举来到京城，参加会试取得副榜，获得江阴县学训导的职位。士正明朗爽直、端庄稳重，谨慎辨别义与利，坚定不移，足以成为使家族世德后继有人的人。道是无穷的，君子的学习也是无穷的。他的学问并不专在言语文字之间，所以古人都致力于根本。后世学者不致力于根本，这就背离古人了。学习而背离古人，君子不会认可。努力吧，士正！果真成就自己，才能进一步成就他人。哪管我年老，只要有幸看见姻亲家族后继有人，又希望他前途远大，所以先叙述他先世的兴盛，再叙述君子的学问，作为赠给士正赴任的文章。” 翰林院同乡的诸位先生相互分韵作诗为他送行，接着把诗写在后面。送徐崇威佥宪致仕还乡序 仁宗皇帝即位后，下诏给吏部：“任官年满七十，准许退休离去；有疾病而年龄未到七十的，也准许离去。”并郑重写入法令。到如今已经四年了，做官的人年老有病、不能任职的，都能得到自己所愿；士人君子进退从容，没有束缚牵制，由此可以看出太平盛世的气象。四方出仕的人很多，没有比江西更盛的；江西有六十九个县，没有比吉水更盛的。如今因致仕离职的人，才见到徐君崇威。崇威虽然有病，年龄却还不到七十。他从洪武年间起家，任巡徼、征商；永乐初年入朝掌管外制，又出任陕西、广西两个大藩的审判事务，知宿州，任山西佥宪。他为人自守而爱民，心平气和，历仕三十年，从未有一天因挫折而忧虑。然而长期疲惫，用来内守本心、外应事务，也已经劳苦疲倦了。如今决意离去，本来就是人情。崇威是吉水的旧家族，又是我已故友人胡光大的姐姐的丈夫。他在京师时，常常住在胡家，因此和我的往来十分深厚。光大曾经约我说，将来如果有幸能够辞官归隐，我们共同准备一叶小舟，装载酒壶和书册，沿赣江、萧峡之间溯流而下、顺流而行，饮漱芙蓉山的红色泉水，在澄江的明月下尽情饮酒，歌咏圣上的恩泽，逍遥地度过余年，这就满足了。当时崇威听到这些话，也津津有味地露出喜色。光大最终死在任上，已经十年了，我仍被宠禄牵系，不能离去。两人昔日所羡慕向往的生活，如今将由崇威享有，只是不知道他是否明白。崇威进入故乡，在清澈的水边面对茂盛的草木，万般思虑不起，正自在适意之时，向北眺望京城，数千里之外，他是否还会有思念停云之人的情怀呢？所以在分别时，我歌咏《白驹》第四章赠给他。送郑郎中归省诗序 吏部文选郎中郑诚，字文实，已经蒙受皇恩封赠他的父母，士大夫们采撷诰辞中的文句，把他奉养父母的堂屋命名为“隆寿”，都为此作诗。如今他再次蒙受皇恩回旴江省亲，士大夫们又采撷杜少陵《入奏行二》中的语句作为韵脚作诗为他送行，真是盛大啊！这是郑氏的荣耀。诗可以激发感情，也可以观见世道；把这些诗反复读三遍，大概从上面可以看见朝廷厚待臣下，从下面可以感受到做父母的因子女成才而受到的激发，难道只是使郑氏荣耀而已吗？贤能的人做官，没有一天心中不在国家。文实担任天官属官十多年，对于考量内外百官的贤与不肖、才能与无能，并据此抑扬进退他们，都参与知悉。如今他所经过的道路，从齐鲁以南，渡过淮水，沿长江而上，到达匡庐、彭蠡的深处，上下六七千里；耳目所接触到的，凡是从前被提拔任用的人，也都奉行法令、遵循事理、守职爱民，没有辜负任用他们的使命吗？旴江是崇尚文献的郡，三四百年来，著名公卿、显达人物中，文学、功业、德行如李泰伯、曾子固、程钜夫诸位君子，他们显现在世上的成就光辉灿烂，不可磨灭。回头看看如今州里乡间，是否还会有人奋起而继承他们呢？总而言之，贤才根本在学校。如今在旴江做官的人，也有能够达到兴办教育、振作人才之道的吗？这些都是文实的职责所应当知道的。他早晚回到朝廷，一定会有所收获，用来辅助冢宰公正地黜陟官员吧！大学士曾公请我为送行诗作序，因此也说到我对文实的期望。

译送陈祭酒复职还南京序 我的朋友陈光世，文学卓越，且安静恭谨、端正刚直，洒脱通达，与人相处真诚。他在翰林任官二十多年，升任南京国子监教育官，又有十年了。自从改任南方官职以来，凡是翰林旧交，有时相聚讨论，饮酒吟咏，没有不思念光世的；大概光世也怀有同样的心情。今年春天，他因考核政绩来到朝廷，退朝后会见翰林旧友，彼此握手慰问，喜色津津然溢于眉目，于是就在建安杨公聚奎堂中，拿出所携带的江南美酒，与会九人交相敬酒，尽情欢娱。后来光世考核名列优等，恢复原职，临行日期将近，九人又在堂中设宴为他饯行。酒喝到一半，建安公举古诗“君子有酒”八字为韵，和江陵杨公一起，八个人各自作诗赠给他，然后离去。我为这些诗作序。朋友是志向相同、义气相合的人。久别后相聚，以酒宴互相欢娱，以歌咏互相激发，这是正当的感情。何况赠言是行仁义的事情呢？国家效法古代来治理天下，以典章教育贤才，是治国的首要事务，而把这件事交给太学。任命光世，大概正如舜任命契那样。责任十分重大。凭光世的贤能，难道会不日夜谋划，来副合君上的任命、满足朋友的期望，使美好的声誉永久流传吗？贤能的人承担事务，一定会竭尽其中的道理。古人说得好，开始时一定要谨慎对待结局。古代诗人在赠别归去者的作品中，大概也有告诫人要修治职业的意思。因此我私下取用这个意思，既叙述朋友的情谊，最后又用来规劝他。送杨长史致事序 吉水杨季琛先生，壮年时由乡里以学问和品行荐举，升入朝廷，历任州县官近四十年。每到一处，都教导治理百姓，勉励安抚、抚养百姓，敦厚推行和乐仁慈的教化；他的品行和才能显著，声誉流传至今。如今春秋将近七十，有了厌倦勤劳的叹息。当时他的儿子黻任卫府长史，于是按照官员退休、由子弟受封的制度，请求归乡休息。朝廷知道他的贤能，便把黻的官职封给他，仍让他享受俸禄以供养自己，大概是借重他的贤能，使他辅助黻。过了两年，黻去世；第三年，先生更加衰老，又请求归休，朝廷怜悯他的心情，答应了。士人君子怀抱德行和才艺，又遇到合适的时代，难道不想充分发挥才能以惠及他人吗？只是自身有所不能勉强的地方，那么顺应形势就是适宜的。国家任用贤才来实现治理，既然已经得到这样的人，难道不想长期任用他共同成就功业吗？只是他人方面有不能强求的地方，那么遵循礼制就是适宜的。然而君子也有不劳苦而能惠及他人的情形：古代大夫七十岁退休，作为乡里的长者，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通过教导而使恩惠达到他人。先生归乡以后，一定会惠及他的乡里吧？家族是乡里的起点。杨氏自忠节公显名闻达以来，数百年间，至今仍能辨明宗族中长幼尊卑的次序，联结亲爱恭敬之情，推广教诲，这是长者仁厚的作用。先生又一定会惠及他的宗族吧？士奇有幸回乡，经过宗族居处，拜访年高有德者，查阅族谱异同，考察文献传承，以便观看诸位老者振兴宗族的功绩，也就快要实现我平生的愿望了。请允许我写下这些话作为识语。送吴先生还乡诗序 我在两京做官三十年，往来太学的祭酒、司业都是旧友，所认识的国子监学生和来往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对于博士以下官员的学问深浅、德行邪正，大都能够了解。像那些操守廉洁，连一根草芥也不肯苟且取用的人，庐陵的罗师程、清江的吴节性、表然就是这样的人。清江和庐陵接壤，两地人彼此大都亲厚。清江士大夫在朝廷做官，与我既友好又是旧交，而以廉洁著名的，节性和吏部郎中张玉莹、表然就是这样的人。廉洁根本在义，士人君子把它发于自身、施行于事务，确实是由于义之外的物质不能动摇他。师程、节性、玉莹三人虽然都有俸禄，但他们的家中都很萧条，仍不改变寒素本色，内心充实而自得，所以我对这三个人常常私下敬仰爱慕。前几年，师程因年老请求退休离去；节性、玉莹年龄都在六十上下，尚未到可以退休的时候。今年春天，玉莹因病请求解除职务而离去；节性的儿子任刑部主事，得以封赠父母，节性又放弃官职，接受儿子的封赠而离去，这难道是富贵对他有所牵累吗？节性在为师之道上严肃庄重而不可侵犯，大概使求学者一见到他，便消除邪僻之心，生出恭敬肃穆之意，这是世上尤其难得的品德。唉！江乡百里之间，天色清明、年岁将晚，二三位君子乘着小车往来，这一定会有德星聚集的祥兆吧。至于我，凭着固陋的资质，又加上衰老多病，正被宠禄牵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他们一同来到清幽闲远的水边，共同歌咏太平，作为晚年的快意。朝廷中的学士、大夫相继作诗赠给节性，请我作序，于是也说到我所向往的事情。

译送刘叔毖辰州府同知序 治理天下，把使百姓安定作为最紧要的事务。使百姓安定的方法，只在于得到贤能的太守和县令。圣明天子即位以来，早起晚食，勤勉不懈，只怕天下百姓没有得到安身之处。多次颁下明确诏令，选拔贤能，授予他们太守、县令的职务；又屡次告诫他们抚养百姓、使百姓安定获利的方法。太守、县令能够奉行法令、遵循事理、施行德政、宣扬教化，有安民成效的，必定明确考核并越级升迁；有时顺从百姓的意愿，让他继续任职并增加俸禄品秩，这是对待守令的制度很优厚了。然而百姓仍有没有完全安居乐业的，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守令不能体察圣天子的德意，苟且懈怠吗？严重的，或者还放纵私欲来加害百姓，因而如此吗？假使今天做守令的人都像我的叔毖，百姓哪里会有不安定的呢？叔毖最初由萍乡学官升任沅陵县令，他爱民如子，诱导扶助、教化训诲，并且百般保护他们，只怕他们受到一点伤害。三年考核政绩最优，又因推荐升任北京行部员外郎。沅陵百姓成群向藩司、宪司申诉，希望请朝廷让叔毖回来，没有得到允许。又亲自到宫阙之下伏地上奏，直到现在已经六年了；沅陵县令不知道已经更换了多少人，而叔毖从员外郎进入翰林参与纂修，也已经四年了。沅陵百姓仍然成群赶到宫阙下伏地，请求让叔毖回来，始终不停止。因此朝廷更加认为他贤能，任命他为辰州府同知。沅陵是辰州所属的县，他作为辰州的副职，受益的就不只是沅陵百姓了。叔毖当初凭什么得到沅陵百姓这样的爱戴呢？我和叔毖交往二十年，知道他为人端正敦厚，平易正直，开朗通达、廉洁耿介，表里如一。他处理政务简明安静，不扰民，有至诚恻隐的心意，却不以此求取名声。古人说，平易近民，百姓一定会归附他；叔毖大概已经接近这种境界了。假使天下做守令的人都像叔毖，百姓还有不安定的吗？他将要出发时，吏部主事陈子鲁对我说，应当赠给他一篇文章，难道只是赠给叔毖而已，实在也是要激励今天做郡县官的人。《东里续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东文续集》卷十一，明杨士奇撰序 送王彦鼒序 我们县的王铉，字彦鼒，行为安于自己的本分，言语合乎道理。自从考中进士，就和我往来。后来做了御史，有公务，退朝后或在公暇时，总是来拜访我，我们以清谈为乐。他从未连续几天不与我相见。去年冬天，我随从皇帝来到北京，唯独彦鼒骑一匹马追到江边，为我送行登船。船行到一半，他还隐约可见在江边徘徊，他的情意可想而知。如今他因考核政绩来到北京，得以握手叙说久别之情，来我这里住了一夜两天，便告别回去了。我们两人的情谊，本来都是不能自已的。人生的离合，大都出于偶然，不能永远如此；只有不可以没有恒常的，是内心的存养和自身的行为。如今天子颁下明诏，扩大养民的政策，重申激励劝善的法令。在职的臣子，谁不整饬自身、修养品行，以恭敬承受圣上的德意？何况风纪宪察之官，正是推行激励劝善法令的源头呢？所以我反复咏诵《羔羊》诗，作为彦鼒南归的赠言。彦鼒，努力吧！” 送蔡运使诗序 乡里的先生、山东盐运副使萧鹏举，操守清白显著，对人不轻易认可。去年他来到京师，唯独多次称赞他的同僚蔡继先贤能。他说：“继先是维扬人，性情温厚平易。曾任河南盐政，廉洁正直，奉行法令，官吏和百姓都敬爱他。后来任山东盐运使，他所发布的政令、治理下属的方式，和任盐政时一样。盐运使没有盐政那样的尊贵，而钱财核算、会计事务又繁琐细碎，是盐政所没有的。如果不是内心澄明、欲望少而且通达事理的人，不能做到像继先这样。”他一心宽厚体恤下属，不计较自身利害。他手下的人也争相努力办事，说：‘蔡侯仁爱我们，我们怎么可以不尽力，从而辜负蔡侯的仁德呢？’因此每年课税收入没有不足的，也没有延期缴纳的。使者经过山东考察官吏贤能与否，都称继先贤能，说：‘其他盐运使都比不上他。’我听到萧先生这些话，心中惊异。如今继先来京师考核政绩，天官评定他的成绩为最优，于是朝廷公论和士人君子的评价相合了。这样看来，继先可以称为长者，可以称为当今的循吏。他如今将要回山东，士人中有人作诗为他送行。继先因为萧先生的缘故，来我这里请求我作序。我怎么能不把这件令人欣喜的事情乐于称述出来呢？赠医师邹孟义序 我在京师做官十多年，乡郡中有人来到京城，大多喜欢询问士人的近况。凡是我认识的人，许多已经去世；至于如今能够卓然立身、取得声誉的人，无论我是否认识他们，内心都爱惜他们，称道他们而不厌。邹孟义家在庐陵，距离我居住的地方大约一舍，世代以医为业。他的祖先曾从岭南的隐士那里得到秘方，在当时很有名。直到如今，孟义的医术更加广受欢迎，他所治疗的疾病没有不痊愈的。庐陵、西昌一带，有奇异的疾病，许多医生都不能治愈，孟义却大多能治好。像孟义说“这病不能治”，那么再请许多医生，最终也没有能治的。然而他心中急切地想救济别人，有人来求医，不论对方富贵、贫贱，也不论道路远近，即使在严寒酷暑、昏夜之时，也总是立即赶去；病治有效后，径自离开，病人报答不报答，他都不计较。他存心如此，我只遗憾自己从前没有认识他。今年赞善梁君来到京师，写信告诉我：“孟义所掌握的医术很广，尤其精通小儿科，而且年纪正盛，志气锐进，心意谦恭，将会更加增进医术，扩大功德，没有止境。应当请您写几句话，使他的名声流传。”唉，我的言语哪里足以使孟义名传后世呢？通常说，医生施治婴儿尤其困难，只能从声音、声息、面色之间察验病情，并不是可以凭言语询问得到的。如果不精通其中的道理，专心从事这一专业，就不能取得成功。像孟义这样，已经精通小儿科，又正在不断精进医术，他的造诣将会更加深厚。即使经过邯郸，成为治疗妇女带下病的医生；经过洛阳，成为治疗耳目痹病的医生；经过咸阳，成为小儿科医生，也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他将来一定会有像司马子长那样善于著述的人为他作传，使他的名声不至湮没，哪里还需要我来做呢？不过他是我的乡人，我既然爱重他，所以写下这些话回复梁君，作为《赠医师邹孟义序》。

译送邓宗经永新训导序 学校是治理政事的首要事务。主管百姓的人知道重视学校，掌管教育的人知道重视学校，就可以称为贤能了。我们吉安九县，庐陵附属于郡城，它的学校常常能够得到贤能的教官。然而县令、县丞是最接近百姓的官员，要求他们能够按时到学校一次，或说一句话表达劝勉之意，却是多么少见。即使没有得到贤能的县令、县丞，幸而有贤能的教官，又有上面的贤能部使、贤能郡守廉察督促和劝勉，学校也不会废弛。近年会稽人吕公任江西佥宪，慨然独自想到治理教化的先务，巡视部属到达郡县，一定下车快步走到学宫，拜谒先师，退下来考察学生所学习的内容，深切表达敦促勉励之意，这大概就是贤能的部使。而先后任吉安太守的金华朱公、山东蔺公，也都尽心于学校，劝导率领、奖励激励，有时一天来一次，有时来两次，没有三天不来一次的，都是贤能的太守。当时庐陵负责教育的是浦城人陈士希，辅佐他的是吉水人周公明。士希持守自身、谨慎行事，公明通晓经学、敦厚有德，两人协力同心，坚决把完成职务、造就后进视为自己的责任。后来又得到邓宗经来辅佐教育。邓君学问品行有声誉，而且更加和两人协力同心，三人都是贤能的教官。于是庐陵的学校虽然没有得到贤能的县令、县丞，学生却蓬勃奋发，考取高等科第，登上显贵的仕途，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这固然是诸位贤者的力量。邓君又有治理事务的才干，郡守及其副职在政务上有不通达之处，都来向他请教。邓君曾经在太学学习，从前和他同学的人，如今都已经登上显要职位；邓君的才干本来应该使他位居显要，但他独自安然接受命运，安于已有的处境，每天和他的学生讲求圣贤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并把这当作最大的收获；他内心的存养，哪里能估量呢？任职没有多久，因父母丧事离职，服丧期满后得到辅佐永新县学的职位。永新也是吉安所属的县，我虽然不知道那里的县令、县丞如何，但吕、朱、蔺三位先生的德政曾在那里施行过。邓君把在庐陵取得的成效移用于永新，永新的学校将来难道不会大为兴盛吗？有人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此时便写下这些话。赠陈教授归临江诗序 临江人陈孟浩，是永乐十六年李骐榜赐同进士出身的人。凡是由进士出身的人，最初授官时，在京城则任六卿属官、御史、行人；在外则辅佐方岳大员、郡守，或任中等以上县邑的佐官。一个月之内，大都能够显现作为，建立声誉；才能低下的人往往只得到满足私欲的机会。孟浩内心所存，完全不在这些方面。最初应当授予官职时，他对吏部说愿意得到教官职位，于是奏请授任长沙府学教授。不久改任苏州府学教授。教授并没有繁重的政务，也没有文书、期限会集那样琐碎纷杂的事务，每天亲近的只是俊秀的儒生，所谈论的是周公、孔子的道理，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这一职务大概在于教化风俗、培育人才；如果不是学问明达、志向有操守的人，本来就不会乐意担任此职。由此可知孟浩的学问和志向了。孟浩所到之处，都尽心从事教育，他的学生大多取得成效；而他耿介的操守坚定不移，除了公事以外，从未踏入郡守的门庭一步。从郡守以下直到年老的百姓，大家都称赞他贤能。吏部考核他九年的政绩，列为最优，准备奏请升官。孟浩再三说自己年老而且有病，希望退休归乡，不愿意升官。吏部察知他的诚意，于是奏请让他归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孟浩当时六十五岁，志气和体力仍然强健，精神也没有衰退。从前伏生九十岁时仍然强健，还能传授经书、掌管典故。孟浩难道本来就不能勉强留任吗？他大概是审慎地把握进退的关键，安守老氏所说知止知足的分寸吧？于是士人朋友有人作图赠送他归去，给事中康中正请我写几句话。我和孟浩原来就相互友好，于是作诗赠给他。与孟浩有旧交的学士君子，也接着作诗。赠严士正之桐城知县 严氏是我们县世代有文献传统的旧家族，科举及第、出仕做官相承三四百年。士正继承家族传统，敬慎修身，努力践行，被选为贡士，又升任江阴县学教官。他的学生都心悦诚服，从县令、县丞到年老者，也都从内心敬重他。任满九年，天官考核他的政绩最优，本应升任翰林侍讲学士。曾鹤龄说：“士正的才干和品行可以任用来治理百姓。”于是任命他为桐城县令。桐城是京畿以内的县，百姓淳朴，风俗厚重，还有朱司农遗留下来的仁爱。士正操守清白、风度高雅，怀有古代循吏的心地。士人如果没有得到好的地方，政令不容易施行；百姓如果没有得到贤能的县令长官，生活也不容易安定。因此众人不只是为士正祝贺，实在也是为桐城祝贺。士奇忝居近侍多年，圣明天子孜孜不倦地体察上天之心来养育百姓，选拔贤良，把他们托付给各地的长官。然而如今山泽田野、林间居处、偏僻地方的百姓，难道都能安泰而得到安居之所，不在下面发出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吗？官吏之中，和百姓关系最密切的，没有比县令更甚的了。上面有爱民之心，并且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也没有比县令更迅速的了。县令如果真能竭尽诚心来了解百姓的情状，施行恩惠利益，百姓将没有不在下面安泰的，哪里还会有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呢？《传》说：“百姓所喜爱的，就喜爱它；百姓所厌恶的，就厌恶它。” 一定要这样，然后才不会辜负圣天子选拔任用他的深厚用心，也不会辜负他平素所学的道理；桐城的乡祠，难道不会有继承汉人旧例的人吗？努力吧，士正！我们两家并非只有一代的交情，请允许我写下这些话作为赠给你赴任的文章。

译送杨修撰诗序 仁宗皇帝即位初年，下诏寻求贤才，山东按察使首先荐举仲举。第二年征召他来到京城，吏部尚书多次考他的文章，奏请授任翰林检讨，参与编修《永乐洪熙实录》，升任编修，又参与修撰《宣德实录》，升任修撰。士奇和仲举交往五十年，仲举淳厚坦荡，贞静正直，若不是圣贤之书便不读，若不是合乎礼法的文章便不看；言语举止从容，未曾有过失，纯粹如玉。我曾登门拜访，拜见他的母亲太安人，见她年高而品行美善，言谈有师法。出来后又和他的哥哥伯升交往，他敦厚诚实、恭敬谦逊、简静坦易；一家之中，慈爱、孝顺、友爱、敬悌，温和如春。我交友很多，求得像仲举这样的人，实在少见；求得像杨氏这样母子兄弟和睦的家庭，更少见。所以我当初和仲举分别时，总是思念他而不能忘。后来出仕做官，我们又同在翰林，只是各自被职务牵累，不能像往年那样闲散自在。仲举如今请假回乡，拜扫祖墓。武昌少师、少保两位杨公，礼部侍郎两位王公，因为和他同在史馆，便作诗送他。我的交情最旧，应当为诗作序写在卷首，大概也因此产生了一番感慨。水有源头、树有根本的情怀，人人都是相同的。如今做官的人，大多三四年、五六年，远的十多年，都能回乡省亲，拜扫祖墓，以伸展追念远祖的感情。士奇愚昧无能，承受俸禄三十八年，最终没有丝毫补益，只因皇恩宠禄深厚而不能有一天稍稍伸展自己的私情，那么在和仲举分别时能说什么呢？感情又使我想到，年轻时往来武昌几十年，当时同辈有六七人，都是志向相合、道义相契，彼此友爱、彼此助益，交情坚固如金石，志趣高尚如浮云，几乎不知道人间有富贵忧患之事，仿佛将终身如此。后来既不能实现志愿，众人相继离去，有的做官，有的隐居，如今也大多去世了，只有仲举和士奇两人还在，所以这次分别，我也难以承受这种感情。唉！山川不会改变，古人留下的遗迹仍然存在。仲举省墓之余，摇动兰桨，横渡长江，登上禹书所说的大别山，俯临屈原辞赋所写的江夏，向南眺望曹孟德、周公瑾的赤壁，向东远看苏子瞻的樊山雪堂；因面对旧日遗迹而兴起对旧友的怀念，同时又想到生者与死者的不同。仲举难道也能忘情吗？感情触动于内心，便表现为言语，叹息、吟咏、歌唱，一定有不能自已的地方。明年北上时，一定会倒空行囊来安慰我。至于勉励他尽臣子的义务、告诫他不要滞留于个人私情，这本来就是君子的心意，哪里还用等我来多说呢？送周秉昻甫诗序 文江周秉昻甫，是故吉州总管耐轩先生的六世孙。周氏的祖先以诗书传家，门第显赫，在宋、元两代都很有声望；耐轩先生又曾暗中积德于吉州百姓。秉昻甫才华卓异、气概英迈，从少壮直到老年都不肯屈服，却独自收敛锋芒，处于卑下地位。他以山水自娱，靠田园供给生活，又用诗书陶冶子孙。长子周忱考中高科，在朝廷任职二十年，贤能的声誉闻名中外。其余儿子和孙辈都如玉树般挺立：在家尽心奉行爱亲敬长的孝养，退居家中便竭力办理公私事务。秉昻甫内心没有牵累，对外物也没有羡慕，每天同故旧亲戚饮酒宴会、歌咏作乐，逍遥于云林泉石之间，个人生活已经十分满足。今年县里推选长途服役，乡里赋税大半要运往北京。秉昻甫惊然想到：“这些物资出自百姓，将来要供给公家。沿江而行，渡过淮河，经过黄河、济水，跋涉七千多里，既遥远又艰险，这难道是小事吗？况且这件差役，是我侍奉君上的分内之事；即使年老了，难道可以推辞不去吗？”当时秉昻甫已经六十岁，便当天整理行装，准备督运粮饷的船只，率先出发。经过四个月到达北京，全部粮饷都登记入公仓，而县里的赋税没有一批比他先到。然而正因为有秉昻甫带头，也没有人敢落在他后面。常人的情形是，个人生活满足了，或许就不知道敬奉公事。秉昻甫真可以说是忠厚到了极点啊！乡里有一个这样的人，县里有一个这样的人，能够敬重公事，凡事率先而不敢落后，那么一乡一县的人就会受到激励而行动起来。可是，哪里能得到人人都像秉昻甫这样呢？周忱当时任秋官员外郎，等候迎接父亲到自己的宅第。乡里在朝廷做官而与周忱有交往的人，都赶来道贺。周忱正为父亲举杯祝寿，秉昻甫既为儿子在官场上的贤能高兴，又为来客都是贤士而高兴，挽留他们共同饮酒酬答、尽情倾谈，欢乐融洽，酒宴还没有结束，秉昻甫就屡屡以天将明为由告诉周忱，拜托他留下客人，客人们也都说：“怎么这么快就要走？”秉昻甫说：“年老的人谁不以享受俸禄供养为荣耀呢？只是想到先人的坟墓托付在我身上，怎么能违背舍弃它们，而贪恋远方的荣华呢？”客人知道他的志向不能强行挽留，便取古乐府诗分题吟咏，为他送行。士奇与秉昻甫同年出生，便为这组诗写在卷首的引言。送周以穰序 周和以穰是我的中表兄弟。他为人开朗爽直、温和笃实，没有向外驰求的念头。他在家奉养父母时，孝顺友爱、忠诚守信的行为，闻名于人。研习《诗经》，曾在翰林应试经义，中选后任醴陵县儒学训导。任职数年，因父母丧事离任，服丧期满后，改任新乐县学训导。两所学校共经历六次考核，他的学生大多学有所成，乡贡生的选拔也从未缺额。以穰如今考核成绩列在天官之中，按惯例应当升任翰林。查看他所写的经义文章，发现有一句错误，于是又得到新会县学训导的职位。了解内情的人都替他感到委屈，但以穰自己并不认为这是委屈。他正欣然整理行李上路，说：“我心中感到亲切，因为离故乡七千里，不能一展对桑梓的情怀；如今能够取道便利之路来满足我的愿望，国家对我的恩赐可算厚重了。”唉，士人本来有时会因为一尺的弯曲而遮掩一寻的挺直；然而高明的工匠不会因为一寸朽木而放弃合抱之材，也会取其大处而略去小处。我曾经看过以穰所讲授的经书，他分析义理通达而不滞塞，见于文辞，直截而不浮夸，引用发挥也没有不恰当的。这大概是因为他的兄长台州教授以巽，得到前进士萧执先生的传授，而以穰又私下以此为师法。如今选取科第官员、任用学校教官的人，难道都像以穰这样各有根由吗？以穰独自没有不足之意，也许正是他的学问修养所达到的境界吧？邹孟子所说的“不怨不尤”，以穰大概接近这种境界了吧？他将要离开我去赴任，我特意把他所以遭遇这一番曲折的缘由依次写出，赠给他，也借此表达我的心意，并将它给不了解以穰的人看。

译送陈参议赴湖广序 中书舍人、庐陵人陈彛训升任湖广布政司左参议，任命下达后，荐绅大夫都为他高兴。中书掌管替天子起草对外发布的诏令，是近侍之职。凡是长期担任近侍职务的人，往往升迁出去，担任藩司、宪司或大郡的长官。唯独两制官员长期没有升任外职，大概是因为文翰人才难得，朝廷看重他们离开。如今陈参议的任命下达，于是大家也为中书官员感到高兴。彛训出身于文献之邦，世代承袭诗书事业，为人开朗爽直、通达练达，乐于行义。他在中书任职已经十八年，所以这次升迁，大家也为彛训高兴；湖广是江南的大藩镇，连接黔、蜀，夹在两广之间，处于汴、吴、江、淮水滨，包有汉水、湘水、洞庭湖的广大地域，其中还杂居着夷獠，土地广大而人口众多。像彛训这样前往那里，辅助布政宣化，尽到做臣子的节操，端正自身以率领下属，使民间隐情全部上达，引导圣上的恩泽流布四方，使当地百姓在皇明治平的时代歌唱欢舞，我又将要为湖广百姓感到高兴了。君子处在某个职位，就应当想到尽到自己的职责。我与彛训并不是只有一朝一夕的交情，所以写下这些话赠他上路。凡是同他交好而又重视离别之情的人，又作图题诗附在后面。送钟子勤之官肇庆知府诗序 我们同县如今在京城做官的人，只有我和子勤任职最久。我任翰林，子勤授中书舍人，住宅相近，早晚相聚，忧患相互体恤，深厚的情谊至今已有二十五年。子勤积累六次考核的优异成绩，如今升任肇庆知府。平日同他往来的士大夫相互庆贺，作诗赠他上任；而他同我交往长久深厚，我难道能不说几句话吗？中书近侍的职务，掌管书写诏辞命令，所写都是天子训谕四方的话，责任极其重大。然而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往往长期任职而不能升迁，二十多年间升迁到外任的，起初只在子勤身上再次见到，这也真是难遇的机会。如今圣明的君主临朝，正下诏命各部门举荐郡守县令，严行连坐之法，以求实际功效。可是衰敝困苦的百姓，就像枯枝憔悴的树苗，哪里是一场雨露滋润就能恢复的呢？所以得到一郡一邑而治理它，使百姓的疾病得以痊愈，危险者得到安定，能够在田园乡里安居自得，而自己又不辜负任用，这不是很难做到吗？如果不以廉洁持守自身，以仁爱存心，以公正施政，像父母爱护子女那样，怎么能够取得成功呢？古代称为贤能的郡守县令，也都是在这些方面竭尽努力。子勤，你应当努力啊！而且今天的守令又有比古代更困难的地方，因为声势、渐染和风气习惯相隔得更远了。适逢府尊长官临于上位，部使和过往宾客交相来到面前，我的礼数稍有不到，内在的荣辱就会受到牵连；子弟和奴仆进出于外，胥吏徒隶在外窥伺，我的防范一旦稍有懈怠，毁誉立刻就会到来。若不能做到明察而谨慎，怎么能够避免这些事情呢？子勤，你应当努力啊！将来若有从庾岭以南来的人，我将洗耳恭听端溪的政绩。子勤，努力吧！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列在群贤题咏的珠玉之首。送许鸣鹤南归序 吉水、泰和接壤，如同东西两家；两地的人居住在一起时相互通婚依靠，出外则像兄弟一样亲善，而且都崇尚诗书、重视道义，彼此志趣相合。二十年前，我在翰林禁林任侍讲，同胡光大、邹仲熙共事，又在紫垣南面相邻居住，稍有空闲便相聚，互相讨论而得到益处，互相规劝过失。当时许鸣鹤因推举而在翰林供职，寄居在光大那里；我们都是吉水的贤良之士。每天共同相处，彼此都不禁感叹：衰老之后还能在乡里之间得到这样的朋友，是多么幸运啊！十多年后，光大去世；又过了几年，仲熙也去世了，只剩我和鸣鹤还在，而且都不能忘怀乡里的情思。如今鸣鹤奉皇帝所赐诏令回乡祭扫祖墓，乡里的老人和壮年都聚集观看，羡慕不已；回头看看昔日的同辈，有的还活着，有的已经亡故，那么活着的人中，还有像胡光大、邹仲熙那样彼此互相砥砺、共同受益的吗？朋友失去道义已经很久了，鸣鹤却不是这样。他不因朋友在世或去世而有所增减，即使朋友的后代有不合他的心意之处，他也从未停止劝告；劝告而对方不听，仍然恳切悲悯，从未最终断绝关系。鸣鹤真是厚道啊！世上本来有些人，早晨做臣子时承受朝廷恩宠，晚上便心怀不足；同鸣鹤相比，他们的厚薄究竟如何呢？鸣鹤任近侍十多年，家境仍像未做官时一样贫困，而操守非常坚定，从未委屈自己去曲意逢迎，因此屡屡触犯别人，却毫不后悔，真可以说是坚持正道而行的人了。唉，士人哪里能够都成为坚持正道的人，并同他们一起侍奉君主呢？他将要上路，我对他的情意实在不能自已，所以写下这些话以作临别记念。送尹哲序 泰和人尹哲，字克智，任云梦县学教谕；九年考核成绩优良，升任府学教授。当时教授职位没有空缺，应当按次序在京师等待，但尹哲久病不能任职，便在旅舍向天官说明，希望恢复教谕之职。天官把情况上报，朝廷同意了，授予他京山县学教谕。求学者重视得到贤能的老师，做官的人重视得到好的地方。尹哲经学明达、文章通晓，重视道义而轻视利益，虽然贫困却能守志自持，不混同于流俗，大概可以算贤能的老师吧？京山的学生可以为得到他而庆贺。云梦、京山都隶属湖广，彼此接境；土地肥沃，耕种所费力气少而收获加倍，川泽出产之丰富，四方没有比得上的。当地民俗敦厚朴实，没有浇薄诡诈的习气；那里的学生如果得到老师振作教导，便可以有所成就，这难道不是做官者的好地方吗？而尹哲两次在这里担任教官，大家也可以为他庆贺。我们泰和尹氏，自尹绛在宋代考中科第以来，至今已有数百年；后代又在诗书事业上振兴起来。我亲眼见过的，有务厚先生，以上海教谕退休，他是尹哲的从祖；有复道，辅佐南雄府学教化，后来任澂江府同知，他是尹哲的从父；有铎，辅佐桃源县学教化，是尹哲的弟弟。他们都从经学取得功名，也可以为尹氏庆贺。然而我对此又有所感慨。我年幼换牙时，曾同尹哲的父亲传道先生一起在县学读书，有同门之谊，也都怀有志向。传道突然早逝，十六年来我没能看尽他家诗书事业的盛况；我见到尹哲，就像见到了传道。我同尹哲久未相见，如今在京师数月，只相互拜访见过一次，他竟然又要离开，人的感情难道能够就此停止吗？我的外甥康荣催促我写文章赠给尹哲，所以我先叙述值得庆贺的事情，接着写到我的感慨。

译送解教谕赴庐陵序 吉安所属县邑有九个，庐陵是附属于郡治之下的县。这里山川清丽，人物秀美敦厚而端正雅正，崇尚诗书、重视德义的习俗，闻名四方已经很久了。因此四方来游学的士人往往不惜跋涉千里而来，说：“这里就是当今的邹鲁。”主持政务的人乐于得到这个地方，说：“这里的百姓明白趋向，治理他们可以不费力气。”主持教化的人尤其乐于得到它，因为这里教化容易施行，功业容易完成。往年庐陵学校聘请廖敬先先生协助教务，不久廖先生另有任命，未能赴任。后来学校又不嫌弃地聘请我，但我也另有任命，未能前往。后来我同廖先生一起在禁林任职，每每共同回忆庐陵俊秀之士聚集的盛况，希望再去一次，互相求得片刻‘丽泽’的益处，就像面对弱水而遥望蓬瀛仙境一样。朝夫的家在吉水，距离庐陵一舍半。他为人温厚端洁，出于天性；文学修养得自世家传承。考中进士后，历任宪台、都御史，长官上奏推荐他的才能。当时与朝夫姓名一同上报的人，都担任掌管风纪的官职，升入清要之列；唯独朝夫诚恳地请求到近处教授学校，以奉养母亲。朝廷看重孝子的心意，任命他为庐陵教谕。于是我们这些人平素想去却不能去的地方，一旦由朝夫前往，怎么能不为他高兴呢？然而如今学校最难得到的，不是优秀的学生，而是优秀的老师。譬如木材，土地所生，到处都有；而高明的木匠却不常有。有了良材却没有遇到高明木匠，终究只是一块木头，怎么能发挥作用呢？求学者之所以看重得到老师，正是这个道理；而如今像朝夫这样做老师的人，也很难遇到。朝夫将要上路，士人朋友作歌赋诗为他送行。我既为朝夫得到庐陵而高兴，也为庐陵的学生得到好老师而高兴，于是把这些话写在诗稿卷首。送金幼孚序 翰林侍讲金君幼孜的弟弟幼孚将要回乡，他的朋友饶伯韶请我写几句话赠给他。世上那些得到一个职位、一个爵位的人，往往看重自己的身份，意气扬扬，骄傲傲慢，使人不敢接近。他们的子弟也凭借势力，任意奔驰放纵，旁若无人。金君早晚侍奉在天子左右，掌管内外诏制，承受皇帝的顾问之任，得到的恩宠可以说极其盛大了。然而他处世却谦恭逊让，退然如同空虚，淡泊得仿佛没有任何凭恃，丝毫没有身份尊贵、意气扬扬的样子。侍讲真是贤能啊！也许是他的学问已经达到道理明白、德行树立的境界，所以才能如此吧？如今再看幼孚，他恭谨温和，质朴而不夸耀，恭敬而有礼，敦厚地奉行孝顺兄长的行为，几乎没有凭借门势而放纵驰骋的意态。这样看来，兄弟二人真是各自光彩焕发。然而古人有终身勉励自己、从不停止的人，那就是学习。学习是为了达到道义、树立德行；不致力于此，人的道德修养就不能完备。幼孚还应当离开这里而更加致力于学习啊！譬如水，不停地流，就可以到达大海；譬如树，不停地向上生长，就可以直达云端。内心真诚，外在用力，学习没有达不到的境界。况且幼孚的先人博学敦德，在乡里为人师表，闻名于当时，已经很久了。这本来就是幼孚所应当谋求继承并且不能忘记的。我同侍讲是同僚，侍讲的弟弟，也如同我的弟弟，所以把这些话告诉他。送蒋子防诗序 子防住在我县以西约两舍的地方，家中原本富有资财，到子防才开始摆脱一切世俗爱好，努力学习，成为儒者。他为人端正敦厚、秀美敏捷，重视品行道义；他的学问喜好古道、注重实际，写文章有条理、有意趣。他在赣县学分教九年，如今又调任汉州德阳县学。学校兴办得好，关键在于得到贤能的教官；譬如制作陶器，若没有好的陶工，就不能合乎模具的标准。做教官的人都乐于得到好地方，希望自己的教化容易施行。像子防这样做老师，亲自率先示范，又处在曾有严君平、姜诗、张魏公父子生活过的地方；当地习俗良善，我知道德阳县学一定会有所成就。况且维持学校纲纪，必须有贤能的守令。如今德阳的县令我虽然不认识，但汉州知州刘公潜是我的朋友；他的学问端正、德行修养深厚，大概是贤能的守令。那么在他的属县任县令的人，难道会有不贤的吗？守令贤能，纲纪有所建立，又得到贤能教官，德阳县学怎么会没有成就呢？子防将要上路，能作诗的人为我作诗送他，我便为诗作序。

译送翰林侍讲陈德遵诗序 我和德遵的家住在同一里巷，小时候一起求学，都是孤苦相似；做官以后，职务也相互关联。对于议论和志趣方向，也没有不相契合的地方。我离开故乡二十五年，德遵也离开十多年；思念水木本源的情怀，我们从未有片刻忘记。幸而遇到圣明天子推施恩泽，授予我们先世官职，又让我们能够回乡祭扫探望。我的资质浅薄，屈居于公卿之后，不敢先顾私情；德遵却亲自捧着诏命回乡，登上先人的坟墓，拜伏祭告，以彰显皇帝的宠赐，申述自己的孝思；回来后又会集宗族姻亲和乡里，以抒发久别不见的情怀，这是多么荣耀而快乐啊！于是士大夫共同作诗赠他，并把诗稿卷首托付给我。我因此有所感慨：宗族姻亲和乡里向来厚待我们这些人。他刚出发时，大家为他饯行，爱护他、祝福他，希望他快快到达；听到他得到任命、升任一职，留在家中的人就在家中相互庆贺，出行的人也高兴地在路上告诉别人，说：“这是我们乡邦的光彩。”又听到他能够谨慎行事、修明职守，老人便感叹，年轻人便仰慕，说：“这是我们乡邦的光彩。”如果听说他有不合乎正道的地方，大家便忧悯而悲伤，却仍然希望他能够改正，以免辱没我们乡邦。唉，德遵对我们这些乡人忠诚而厚道到了这种程度，我拿什么来报答他呢？古代的礼法认为，君子即使富贵，也不能把自己凌驾于宗族和乡里之上。我们乡里的前辈尤其谨慎地遵守这一点，近百年来，我亲耳听闻、亲眼见到的，举其大者有一两个人。元朝盛时，先少傅吟窗先生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的身份归乡，态度恭谨谦和温厚，没有改变平民时期的样子；每到岁时宴聚，乡巷之间无论贵贱贫富，全都按年龄长幼排次，尽情交谈饮宴，毫无隔阂。洪武年间，刘槎翁先生以吏部尚书身份归乡，对乡里更加恭敬谦下；对于亲戚邻里，即使是极其贫贱的人，也总是同他们欢聚融洽；即使与儿童交往，也看不出有懈怠的神态；即使养有一匹马，也从未骑着它在城中行走。君子对于宗族姻亲和乡里，处世之道无不如此。前辈已经远去了，后来的年轻人浅陋无闻，却倚仗自己的富贵，忘记对桑梓应有的恭敬，忽视同父兄辈的交往，矜骄傲慢而卑鄙浅薄，他们的刻薄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他们知道富贵不可以永远依靠吗？幸好我们乡里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但我在旅途中所见的，大概已经不少了。每次同德遵谈论到这些事，我们没有不共同惊异、惭愧得汗流满面的。又多么幸运，德遵这次回乡，能够继承前辈君子的品行，来报答乡中老人长者深厚的爱护之意。大概君子的品行，必须先得到乡人的信任，然后才能得到天下人的信任。德遵还请把我的这些话带回去，告诫后来的人，不要让他们全都沦为刻薄之人。送桂修撰致事诗序 翰林修撰、四明人桂君宗儒，六十四岁时因病奉诏退休归乡。士人求学，本来就希望在当时施展抱负，并使声名流布天下，何况正值朝廷清明、贤能之士纷纷进用的时候，却独自退隐，难道是士人平素的心愿吗？而贤能的士人，在上位的人难道不想长期任用他，以希望得到他的功效吗？只是他已经老了，聪明才智有所不及，气力也日益衰退，于是不得不下达退休的命令；这本来是怜悯老者的仁心，也是优待贤能的道义。宗儒凭文学才华出仕，曾经辅佐治理郡县；他廉洁简约的政务、安静平和的教化，已经得到百姓信服。后来进入翰林院，成为天子的侍从之臣，为人温厚端谨，在士大夫之间恭谨谦和，同人交往越久越受人敬重；即使贫困也安然自若，即使有病仍然勉强处理事务，可以说是善人君子了。如今忽然得到赐令归乡，同僚中敦厚重情的人既为他荣耀，又惋惜良友离去，便共同把情感写入诗歌。君子对世间有所助益，进用时就恩泽百姓，退居时就使乡里向善。宗儒归乡后若能教导里闾乡党，使做父兄的都用德行率领子弟，做子弟的都用德行侍奉父兄，形成和蔼的孝悌忠信之风、严肃的礼义廉耻之节，以接近孔子的境界，这也可算是施行政教，未必不能有益于天下。并且在优游闲暇的日子里，同故友夀俊乘小车往来，饮酒宴会、谈论吟咏，超然自得于万物之外；这样难道不会使人占验到德星聚集在东南海滨一带吗？于是为他作这篇序。送耕乐翁养防罗先生归庐陵序 我曾听说吉水罗养防先生乐于行善、笃实守行，在家中用德义陶冶他的子孙，也陶冶乡里才俊。县令、县丞若要敬礼年高德厚的人，一定首先想到先生。然而我家距离他的居所二百里，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他的次子汝敬考中进士，成为翰林庶吉士，早晚同我相处。汝敬英敏杰出，听他说话，总是合乎正道；看他下笔作文，文辞义理宏富，远远超过同辈。由此我更加了解先生教导子弟的方法。汝敬得到俸禄后，迎接先生到京师奉养，我才得以拜见他的容颜、聆听他的言谈。当时先生年近九十，须发雪白，而两颊丰满，温润如玉；言谈举止雍容敦厚，正合古人所说的有德之人。洪范所说的长寿、富有、康宁以及爱好德行，先生大概兼而有之了。上述几种福分，从根本上说，根源在于喜好德行。先生所承受的福分如此丰厚，本来就是有根由的。世上的人福分不足，追究其根本，只是根基没有建立罢了。根基建立而福分达到这种程度，是天理自然的应验；福分仍然不足的人就很少了。近来周公明教谕奉召来到京师，他住处离先生最近，交往最久，也最了解先生。周公明有时对我说起罗氏的先世：“他们都有深厚的德行，受到乡里归附。宋代时有活到一百零四岁的人，后来活到八九十岁的，也大都屡见不鲜。直到今天，他们居住的地方还被人称作老人里。这样看来，罗氏致力于根本，难道只是积累了一代吗？如果不是这样，前后所承受的福分为什么会接连不断，而且如此丰厚呢？所谓有德必有寿，难道只是上天偏爱罗氏一家吗？”如今先生将要回乡，教谕嘱托我写几句话赠给他，所以我写下先生所以承受福分的缘由，说明他的福分确实有根本；同时也让乡里人看看，希望他们能够知道从哪里努力。《东里续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十二，明杨士奇撰序

译安成李氏族谱序 翰林学士、安成人李时勉把他所修订的李氏族谱交给我，请我写序，以留给后代。我同李君一同在翰林任职三十五年，曾听他说起他的先世。大概李氏一族出自南唐烈祖第五子景逷的后代。马令《唐书》说，景逷多次受封，最终为江王，曾任处州节度使，为人简易节俭，诋毁佛书，尊崇儒学，接受劝谏，礼遇士人，大概是一位贤王。安成李氏出自景逷之子李瀚。宋朝平定江南后，李瀚隐居在吉州一带，不同世俗交往。吉州太守李鬯听说他贤能，想求见他；李瀚不肯出门，李鬯不敢强求，便征召他的儿子李光担任阎岭铁务官，让他用俸禄奉养父亲。李光有三个儿子，十一个孙子；孙辈中有两人任府尹，一人任县尉。从此以后，子孙更加繁衍兴盛，考中科第，列入仕籍，世代承续不衰反而越来越昌盛，成为文献之宗。元朝将亡时，行简以名进士身份为国事而死，节操义行光明显著。到了本朝，更加发扬光大。洪武年间，思焕出任绍兴府知府，享有贤能的声誉。如今时勉考中高科，屡次升任学士，掌管诏制，侍奉经筵，持守正道而操行刚劲，在当时声望很高。追溯他先人的深厚德行，难道是一代所能积累的吗？宗族兴盛的家族一定要有族谱，用来说明本源、区别亲疏，这对于人心和世道大有帮助。使人知道尊敬应当尊敬的人，亲近应当亲近的人，这样孝顺、友爱、和睦婚姻亲族的道理就能实行。然而族谱不是仁人不能编修；仁道的实行以自身为根本，开始于家庭，所以编修族谱是仁人的首要事务。李氏过去本来有族谱，如今学士君重新修订它，把先人的仕出处境和品行义行大略都记载齐全，使后代明白同一本源，激发爱护敬重之心；看到祖先积累的深厚德泽，便奋发产生继承先志的愿望。这难道不是李氏贤能的子孙，足以仰副编谱者的仁心吗？不要只把它看成没有实际意义的器物，要恭敬对待它啊！芗城颜氏宗谱序 我的朋友芗城颜君仲平，让他的儿子、教官肃拿宗谱来请求我作序。仲平笃志学习而有品行道义，我刚成年时就同他交往。如今我们都七十多岁了，五十年没有相见，我怎么忍心因为衰老多病而拒绝老朋友呢？族谱，是家族的历史；一定要孝子仁人，才知道编修它。我们共同的祖先，是我们应当尊敬的人；同出于祖先的族人，是我们应当亲近的人。尊敬他们、亲近他们，那么本末亲疏，有的出仕、有的隐居，以及一切足以为后世效法的善行，都应当知道。于是把这些记载下来，告诉后人不要忘记。所以说，不是孝子仁人就不能懂得编修族谱。颜氏出自鲁国附庸小邾子之后，以其字为氏。历经数代，有兖国公；战国有颜率、颜斶；汉代有颜驷；晋代有颜含；隋代有颜之推；唐代最显赫的是颜鲁公。颜鲁公曾被贬为吉州司马，直到今天吉州仍有祭祀他的祠庙。颜鲁公四世孙颜翊，五代时任吉州永新县令，于是定居在那里。永新的颜氏叔子兴祖迁居庐陵芗城，到现在已经十六七代了。其间有人迁到沙田，有人迁到泸源；凡是德行、文学、科第方面，都世代有人。这部族谱只是专门记载芗城这一支。然而从邾武子以来，世系清清楚楚，如同指在手掌上；近代人的字号、世代行第、仕隐出处、生卒、安葬、婚娶，没有不大略记载的，也都没有辱没颜鲁公；并且借此族谱得以流传后世，说它不是孝子仁人所编修的，难道可以吗？小说家多记载颜鲁公死后曾有人遇见他成仙。一个人生前是名人，死后有灵，必然处在清净高明的境域，这在道理上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然而这还不足以评论颜鲁公。颜鲁公的后代散居四方，忠良仁贤之士往往不断出现。我认识芗城的贤者颜伯玮，他曾任沛县县令。太宗文皇帝靖难的军队压境时，颜伯玮父子同日殉难。后来宪臣弹劾奏报十多个不肯顺从命令的人，请求治罪他们的家属，颜伯玮也在其中。文皇帝说：“享受国家俸禄的人，就应当为国家的事情而死，一概不再追问。”圣上的德行广大，仁慈明断，超过前代。像颜伯玮这样卓然不凡，数百年之后也没有辱没颜鲁公，这才可以用来说明颜鲁公一族的盛大。因此我为仲平作族谱序时，也一并提到这件事。华林胡氏族谱序 春秋时有两个胡氏：一个是子爵，封国在颍州汝阴的胡城，后来被楚国灭掉，子孙便以国名为姓；另一个是周朝把虞舜的后代胡公满封在陈国，子孙以谥号为姓，也有人说是以国名为姓，或说是周王赐命而命氏。胡氏大概说：“由周王赐命而得姓的，不是华林胡氏；华林胡氏大概出自胡公满。”华林如今在南昌奉新境内。族谱说：“先世居住在邳州宿迁，到了刘宋太子左卫将军胡藩时，他有功于朝廷，朝廷赐给他南昌乐华林山水之地，让他居住在那里，最终便定居于此。”史书传记认为胡藩是南昌人，应当以族谱记载为正确。族谱叙录秦、汉以来胡氏显赫的人物，历历有据；从胡藩以下断定世系，编成族谱；又传二十四世到唐代侍御史□，再往下记载得更加详细。□有五个儿子：珰、瑜、琼、□、球。珰官至膳部员外郎，他的后代仍居住华林，是宋代尚书胡直孺的祖先。其余四支的后代都迁往别处：瑜的后代迁到陈留，是宝文阁学士、谥文定的胡安国的祖先；琼的后代迁到毗陵，是太子少师、谥文恭的胡宿的祖先；□的后代迁到九江、高邮、朐山；球的后代迁到郡中的武宁。如今只有华林、毗陵两支的后代相互往来，亲密厚重，仿佛从未分家。如今大宗伯源洁出自毗陵，华林的贤者有应麟，他们各自编写本支族谱。大宗伯准备把两部族谱合为一部，但仍然命名为华林，是为了统摄于共同的本源。两支后代繁衍兴盛，诗书功名和仕宦成就交相辉映，族谱记载详细明白；凡是旧家大族，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真是盛大啊！这固然根本在于先人积累的德泽，也一定因为后代人的德行文学能够恭敬地继承吧？□的后代分为五支，其中三支没有名声传下，大概未必没有人，只是难道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的本源而湮没在庸俗之中，又衰落不能自立，所以没有流传下来吗？编谱的人不是不想把它们统合起来，只是形势上无法做到，也就没有办法了。祖先，是我们共同的来源；族人，是同出一源的人，必须借助族谱才能明白。有了族谱，便能保存水木本源之心，实行孝友睦姻之道；所以编族谱，是为了使家族实行仁道，若没有贤能的子孙就不能做到。大宗伯正在把他的仁心推广到天下，更何况自己的家族呢？这就是族谱一定要合并的原因。大宗伯上距文恭若干世，清正修洁、德行厚重，在当时卓然不群，是使文恭名声更加光耀的名卿。族谱所记载的华林若干世、毗陵若干世，编成之后，华林、毗陵各抄录一部。大宗伯嘱托我为它作序。希望胡氏后代更加恭敬地继承先业，传给后世。

译杨氏清溪家谱序 《杨氏清溪家谱》，是记载居住在清溪的杨氏家族的族谱。清溪在泰和城东金鱼洲的西北面，杨氏世代居住在那里，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知道的是，从我的高祖、曾祖算起，到现在已经一百四五十年了。我曾经编写《泰和杨氏族谱》，又编制族谱图，记载泰和的杨氏宗族。至于我的高祖、曾祖以下各人出生、死亡的年月，葬在什么地方，娶某氏女子为妻，女儿嫁给某人，这些都是我应当记载的；但按通常体例不能在那部族谱中对清溪这一家详尽记载，所以编成这部家谱。编家谱既然要详细记载高祖、曾祖以下的世系，却一定要从允素府君开始，是因为府君从吉水迁到泰和，是泰和杨氏的初祖，也是清溪这一支的源头。高祖、曾祖以下的各位父兄弟弟，如今大多迁居别处，但全部写入，是因为他们属于清溪这一支。上代的兄弟也有记载，是为了说明同源而分成不同支派，同时也便于考察稽核。凡是高祖、曾祖以下，出生、死亡、安葬、婚娶，本来都是我应当记载的；仍有缺漏，是因为实在无法知道。至于娶某氏女子，还详细记载她所生的子女；女儿嫁给某人，也一并记载她的儿子和孙子，这是为了说明庆泽流传的源头，也是不忘世代交好的情谊。唉，我的后代看到这些记载，能够有所感发，大概就不至于流于刻薄吧。太原徐氏宗谱序 为什么要编宗谱呢？是为了说明本源、辨别亲疏。譬如树木，枝干伸展、枝条分开，越分越散却越发繁茂；它的果实，实际上都源自同一个根本。一家人的亲属关系，从同胞兄弟到一从、再从亲，再到无服亲属，最后到陌生路人，越分越远；但实际上都出自同一个人的身体。从同一个人的身体延伸到陌生路人，怎么可以不编族谱呢？然而如今编谱的人，往往借此夸耀先世的显贵闻达，以此在人前炫耀。如果先世不曾显贵闻达，就到旁支远族中搜求攀附，把别人的父亲说成自己的父亲，把别人的兄长说成自己的兄长，像拜祭郭汾阳墓那一类事情，以求张扬自己的声名光彩。既然这样，族谱还不如不编。我的县城澄江以南约二里处，有个地方叫太原里，徐氏世代居住在那里。徐氏的杰出人物是应琳。应琳上距初祖十三郎已有七代。十三郎最初从万安皂口迁到太原，生有二子，名叫大翁、小翁。大翁历经两代传到夀远，小翁历经两代传到夀甫，才开始分居南屋、北屋。南屋由夀远及其弟重三、捌居住，北屋由夀甫居住。又经过夀甫四代传到应琳，这时南、北两屋之间已经超过了服丧亲属的范围。两屋的子孙越来越繁衍，等到应琳时，他担心亲族将来会远到如同路人而无法辨别，于是编制《徐氏宗谱图》，把南屋、北屋合在一起记载，使后人能够有所考证。他命令儿子以鼐来请求我写序，留给后代。考察族谱，从太原初祖一直到应琳的儿子、孙子，大约有八九代；族属虽然已经疏远，却都能够考证世系次序，知道谁是尊长、谁是卑幼，又因为同出一人，自然生出孝悌之情，一定不至于彼此把对方看成路人。即使字号或名字无法知道，也就空缺不写；难道肯冒认别人的显贵闻达，徒然自我炫耀吗？我听说有深厚德行的人，子孙一定兴盛。如今合看南、北两屋，作为应琳兄弟的有若干人，作为应琳子孙兄弟的又有若干人；难道他们的来由本来就有深厚德行吗？我曾到过北屋，认识应琳的伯父原德翁，他年过七十，仍孜孜不倦地延请老师教导子孙，把不使家世衰落作为自己的事业。应琳曾经凭借丰厚的产业，成为长达万石之地的首领，乡民都服从他。他的弟弟应琦有一次被举荐到朝廷，却诚恳地以奉养父母为由请求辞去。以鼐也爱好崇尚文雅。这些难道都是北屋继承深厚德行的表现吗？南屋在德行方面的深厚，难道也不会低于这些吗？如果这样，他们的子孙就会越来越兴盛，哪里能够限量呢？那么这个宗族、这部宗谱，难道不会再有继承应琳而为之编写的人吗？徐氏子孙，应当世世代代努力啊。平原丘氏族谱序 吉水人平原丘振仪，我过去在武昌时，才在乡先生吴孟勤那里认识他。振仪把吴先生尊敬得如同老师，亲近得如同父亲，只要先生吩咐，便竭尽全力，从不推辞。吴先生乐于称道人家的善行，屡次称赞振仪好善，说这样的人不可多得。他几次看我所作的文章，送给振仪一篇文章，恐怕我会忘掉这件事。吴先生来到史馆，又请求善于作赋的人作诗赠给他，这是在张扬他的美德。吴先生真是厚道啊！从此我也同振仪往来。振仪曾请求我为他的家乡所谓“平原十景”作赋，后来我们六年没有见面。今年我们在京师相遇，坐下交谈还没有把席子坐暖，他就拿出所收藏的图画，请我为它们题写赞语，又请求我为他的世谱作序，勤恳不倦。世上的人奔忙经营，往来江湖之间，只以谋利为务；即使遇到故旧而志趣不同的人，也没有工夫接上一句话，却有工夫同儒者偶尔交谈，还屡次请求他们作文章吗？像振仪这样的人，确实是吴先生所说的不可多得的人吗？难道是他的家世积累了什么德行吗？按世谱所载，丘氏世代居住在河南，隋朝时有博陵太守和，和生二子：长子行恭，善于骑射，辅佐唐太宗平定天下，因功封为天水郡公；次子行简，任吉州司户防军。行简的孙子琦开始居住在赠山，琦传四代到江州刺史昌。昌生三子：震、选、彦，后来又迁居平原，于是分为三支：震这一支称后丘，选这一支称中丘，彦这一支称前丘。这部谱叙述的是后丘这一支。震生嫩八，嫩八传若干世到岳，元朝末年任大都路管领御河上下长官司正官。岳生明远，明远生振仪。从和到振仪传了若干代，时代已经多次更替；但他们的后代越传越远、越传越多，其中又屡有显达之人出现，这不是世代积累德行是做不到的。先人有所积累，后代却不知道谋求继承，那就不能称为贤良的子孙。振仪所致力的事情，看来是知道怎样谋求继承了吧？他又诚恳地编写先世的谱牒，难道也是希望后代都知道谋求继承吗？做丘氏后代的，都应当以此自勉，所以我为他作这篇序。

译《书院罗氏族谱序》如今凡是获得姓氏、承受氏族称号的人，都是古代圣贤的后裔；但年代历时越久远，其传承世系有的可以考察，有的无法考察。大概他们的先祖曾对当时建立功德，在朝廷中有爵位，史官详细记载其人，因而写明其出自；或者他们家世代都有贤良子孙，记载从未遗漏，所以传承虽然久远，支派世系仍有可以考察的。若先祖没有显达之人，不见录于史官，私人家族又没有人记载，那么传承越久远，加上迁徙不定，哪里还能有可考察的呢？近世士大夫之家编写谱牒，有所考据的，便从源头追溯到支流，历经百几十世，仿佛指着手掌一样清楚；无从考据的，就从所能知道的地方断开记载，不敢妄自援引。这样做在义理上都是正确的，可是世俗之人凭借自己的偏见，往往互相诋毁。有世系来源的，就说是冒充伪托；没有来源的，就说是出身卑贱。这难道是最恰当的议论吗？世上固然有冒充伪托的，难道能因为一两例而废弃千百例吗？况且冒充伪托的人一定会援引圣人来抬高自己的出身。舜、禹是最伟大的圣人，尊贵到了极点，难道要说瞽瞍、鲧不是他们的父先吗？这种说法也太不加思考了。所以君子的心里只会说：“这是我的出身来源，我有可以考证的依据，因此我依此编谱；至于这个人的为人，我不敢妄加议论。” 又说：“这不是我的出身来源，我没有可以考证的依据；即使是大圣人，我也不敢把他编入谱中。”大概作为子孙，谁不想逆流追寻源头，探究祖先的根本始末，编成谱牒，使后世子孙永远维系这种思念？只是有些人不幸无从考察，只好从能够知道的地方断开记载，正如眉山苏氏谱牒的编写，难道是他们愿意到此为止吗？我县书院罗氏族谱，始祖出自有熊氏，到伯嘉时才获得罗姓；春秋时期居住在宜城，又传若干世到汉代成都守褒，再传若干世到新丰侯晋；晋的孙子魏朝皇城使寿昌，寿昌的曾孙臒在晋朝任职，因讨伐蜀地有功，任襄阳太守；又传九世到唐朝中书门下平章事、临清郡王宏信；再传三世到隐，隐生邺，邺的曾孙崇勋迁居江州；其子玩又迁到吉州的岐下。玩有三个儿子，次子延在梁朝时开始迁居我县中团里；延的孙子洞晦迁居书院，这就是书院一支的开端。洞晦的六世孙宏，已经详细叙述了先祖的来历，胡忠简公又为之作铭，内容鲜明而完备。直到今天，书院罗氏的族人传得越远越繁盛。大概从洞晦以来已有若干世，从伯嘉到今天也已有若干世了；源流始末清楚可考，若不是世代都有贤能的子孙，子孙不断记载而没有遗漏他们的才能，怎么会这样呢？唉！真可以说是兴盛了。如今书院罗氏族人中，勤学《诗》《书》、秉持忠厚品德的人，接连不断，未曾缺少。我曾在兄长仲基甫那里认识与谦，他为人敦厚端正，是个儒者。来到京师后，我又认识了尔辅；他恭谨温厚，谨慎而有礼，都是罗氏中的优秀人物。这难道是先祖德行流传下来的结果吗？做子孙的，能够探究自己的出身来源，就一定会修养自身，以求不辱没先祖，这就可以了。尔辅请乡贡进士严圭为中介，请求我为这部谱作序，所以我为它写下这篇文章。《上邳刘氏族谱序》京师，是凡是有志于荣达的人必定要去的地方。城阙的壮丽，山河的宏伟，公卿贤俊的汇聚，声名、文物的盛况，都可以激发人的志趣，开阔人的胸襟，增进人的道德。然而那些跋涉江湖、攀越山岳来到这里的人，他们所致力的事情，大都在于彼处而不在于此。我们同郡刘敦信先生的儿子孝彰，性情温厚质朴正直，常常怀有远游的志向，并不是把求取荣达作为目的。他同现任庶子胡公交好，胡公在京师，写信邀请他，他到了以后便住在胡公那里。缙绅大夫听说他来，都派子弟跟随他游学。孝彰早晨起来教授学生，晚上便同胡公讲论性理之道，以及古今事务。过了两年，他耳目所受的熏陶，以及交游往来的收获，都更加进步了。看到一时之间纷纷呈现在眼前的荣达景象，孝彰说：“这各有各的命运。”孝彰可以说是不同于众人了。孝彰将要回去，带着刘氏族谱，请我为它作序。刘氏最初出自晋朝安成太守▯，传三世到禋，居家于安成。禋之后有景宏，又迁居永新。景宏有二子，长子昫又迁到吉水下潢。昫的儿子庚，任南唐金紫光禄大夫，开始迁居上邳。庚之后有一位名讳不详的人，笃行孝义，使家产积累到数万石，乡里称他为长者。他去世后，周文忠公为他撰写墓志。其后有一人名讳不详，任宋朝宣义郎。宣义郎生次山，次山生元方、敬方。元方的儿子敦复侍奉太祖皇帝，官至浔州知府、广东防政。敬方就是敦信的父亲。敦信博学而笃行，任郡学教师，又任山东考试官。刘氏从晋朝到现在传了若干世，有时显贵，有时富裕，从未衰乏。总的来说，他们世代积累的德行深厚，所以我为他们作序，也借此说到孝彰的志向。

译《泰和杨氏重修族谱图序》士奇已经编成杨氏族谱，为了便于阅览，又制作了这幅图，并且想把它刻印出来，分发给族人。杨氏族谱自从延真观的刻本散失后，各房只保存了本房支派的谱而已。幸亏与芳父年过八十、将近九十岁时，仍急切地把尊祖睦族作为要务，才开始统合编成这幅图，因此士奇所修的谱有了依据；与芳父仁爱我们族人的用心也十分深厚。宗族兴盛，必定要有谱牒来彰明根源，启发敬爱之情，使宗族关系维系无穷。谱牒不编，传承时间不久，族人有的分离析散、辗转迁徙，彼此隔绝而迷失遗忘，尊卑无法辨别，喜庆和丧葬也不能互相顾及；这并不只是他们内心薄情，也是形势必然导致的。所以谱牒不能不编，谱编成后还必须各家收藏、人人保存，然后才能推广敦厚和睦之风并长久实行。这幅图上溯到府君辂开始迁居庐陵，后来又迁到泰和，至今已有二十三世。其间有的记字，有的记名，有的记行第，有的记号，共四百零九人；失去字、名、行第、号，只记作“某”来标识的，有十五人，共四百二十四人。要编泰和这一支的族谱，必须从庐陵府君开始，是为了尊重我们的出身来源，也是沿用旧图的记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九人〕 其中有些人的世系关系已经失传，如第十五世瑞荣的祖父某人，第十六世百三太学、百六太学、百某太学，第十七世君实，第十八世华甫、实甫、善甫、云谷、定甫、达观，第十九世惠可、文可、元可，都仍按旧图的位置列入，希望保留传疑的意思。如今第二十二世以下的子孙还很多，这里只记载旧图所录以及士奇所知道的人，大概因为族人散居各处，加上士奇在外任职，无法逐一访查记录，姑且只说明世系统绪而已。统绪明确以后，后世有继续修谱的人，就可以依据这里再行记录。世谱本来是所有子孙都应当致力的事，只是他们的才智和力量有时还达不到。若才智和力量足以做到，又能勤勉完成，留给后人，差不多就可以算是贤良的子孙了。士奇这样做，本来就是寄望后世有贤良子孙。然而图是用来揭示世系的，谱还兼载事略，阅览的人难道不应因重视这个而废弃那个吗？《廖氏族谱序》《廖氏族谱》是我县愚寄先生廖子谦所编写的。先生去世已经三十年，他的孙子海康教谕潜仲来京师考核政绩，把谱拿给我看，请我作序，并且说：“这是先祖亲手写的。”我因此感慨万分。当初国家开始建立学校，县令聘请先生主持教务，又聘请杨子渊、罗子理、邓彦高三位先生辅佐他。四位君子在学问、道德、仁义方面，像海洋一样深广、像高山一样积蓄，像冰一样清澈、像玉一样纯洁，都是众人所仰望的人。三位先生后来都出仕做官，廖先生却已经年老了。当时海桑陈先生、竹亭王先生还都健在，吏部尚书刘公、崇庆太守王公也退职还乡。四五位老者每天乘小车往来，雍容地宴饮游乐，德星的光辉灿然相映。在此以前和以后任职的几位老先生，都是老成持重、足为典范的人物，关系到斯文的根本，是士林的表率。求学的人争相前往归依他们，甚至下至里巷中的商贩等卑微之人，也都肃然畏惧、恭敬仰望。后来这些人相继去世，一个个都不在了；岁月越来越远，后来的年轻人没有可以仿效的榜样。读书人轻视清廉朴素而甘愿浸染污浊，外表谈《诗》《书》而内心贪图财货，受到熏染渐渐沉溺，越走越卑下；更严重的，甚至连里巷商贩中的卑微之人都容不下他，他却反而自大得意。士人的风气到了这个地步，哪里还能再有廖先生这样的君子挺身而出、振拔世风呢？因此读到先生的亲笔手稿，怎能不感慨？廖氏出自周文王之子伯廖，后来从金陵迁到西昌，到先生这一代已经传了若干世，而且世代以儒业为本，绵延不断，没有缺失。族谱开始由先生的曾祖梅涧府君编写，先生接着加以叙述；体例仿照楼氏，只记载本支亲属，而官号、生卒、葬地、婚娶、子女嫁给何人等，都记得详细而有条理。他们的先祖曾与我家隔巷而居在清溪之上，后来中间经历变故，子孙四散迁徙，只剩下零落的残墙废址、荒草中的旧居遗迹还在；乡里的父老常常感叹他们先世的善行，仿佛是昨天的事情，然而世代已经越来越远了，这难道又不值得感慨吗？不过今天有值得高兴的地方：我从廖氏第四代人那里看到了这些人——有愚寄先生，有先生的堂弟、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伯先，有编修官的儿子、松溪教谕季习，又有潜仲以及潜仲的儿子、翰林庶吉士谟。他们都由《诗》《书》而发迹，有的任侍从近臣，有的担任教职，而且都从事文学方面的职务，难道不是盛事吗？如今西昌章逢故家的后代，像廖氏这样兴盛的，大概很少了。这固然是君子遗泽的结果，难道不也是他们自身努力而造成的吗？那些只能令人感慨的事情，我又能怎么样呢？至于值得欣喜、并且能够靠自身努力实现的事情，凡是做子孙的，都应当努力。廖氏后来还会有继承先业而兴起的人吗？请允许我把这些话写在卷首，等待将来验证。

译《徐氏族谱序》翰林侍讲罗汝敬带着槀城知县徐聆聪来请求我为《徐氏族谱》作序。聆聪是永乐二年进士，曾任庶吉士，我在翰林院时就认识他。后来听说他治理槀城，能够得到士民的拥护。他由进士出身进入清流，又能在任上获得百姓拥护，是一位好官。以清流出身而成为良吏，而且我一向认识他，因此他有所请求，我不能推辞。编修谱牒，是为了尊敬祖先、厚待族人，其中实际包含着彰明先祖、启迪后代的意思。按谱所载，徐氏出自伯益，伯益的次子若木受封于徐，子孙于是以徐为氏。传二十五世到周穆王时，有偃王，开始居住在太末。又传到汉代，有瑄，任金紫光禄大夫；有尚，任征南大将军；有丘，任征北大将军。又传到晋代，有▯，任尚书左丞。又传到唐代，有坚，任集贤学士，封开国侯；有元高，因攻破黄巢有功，补授承务郎，开始迁居上饶南山。到了宋代，徐氏的文献功名渐渐兴盛。最有名的是世称西窗先生的人，他曾跟随朱文公讲学；以及绍定五年考中进士第一名的人，都是徐氏族人。如今居住在山门的人，实际上是从天圣九年礼部尚书直方迁居山门之后发展而来的。其中显达的人，元朝有容，凭《易经》考中，官至余姚州同知；本朝有观道，任吏部、礼部郎中，他的儿子克俊任工部主事。聆聪大概是郎中的侄子。徐氏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世代为臣之家吗？考察他们所以显达的原因，有的凭功劳德行，有的凭文学才能，都是凭自身努力取得的。如果后来又有贤者出现，考察、阅读这部谱而谋求继承先业，难道不应该思考怎样靠自身努力取得成就吗？自身取得成就必定从敬慎修身开始，所以我详细叙述他们过去的事迹，用来告诫后来的人，使他们努力。因此为这部谱作序。《陈氏族谱序》中书舍人、长乐人陈登思孝，把陈氏世谱托付给我，请我为它作序。周朝的小史掌管国家的史志，确定世系，辨别昭穆，遇有事情便告诫君王避讳，这些都见于礼典。后来宗法制度废弛，世代为臣的显贵之家以及巨室中重视尊祖敦族的人，都以此为根本，编作谱牒，用来约束族人，使他们都遵循孝悌之道。这固然是古人忠厚的用意，但若没有贤者就不能做到。陈氏出自虞舜之后，从周朝历经汉、晋到唐代，世代都有显达之人。唐末居住在光州的一支，跟随节度使王审知进入闽地，居住在玉融，后来又迁到长乐。陈氏在长乐至今已经十八世，子孙越传越远而越兴盛，读书仕进之人也代代有显达者。其族谱由第十七世孙伯康编纂，追溯他们的出身来源，凡是支派、尊卑、亲疏的分别，以及姓名、官爵、生卒、葬地、婚娶等详情，都灿然齐备而不混乱。又另列体例条目，推引古义，同时加以训诫，充分体现了仁人君子的心意。古人谱牒中编得好的，如今独有欧阳氏、苏氏、陈氏族谱流传。它们的方法虽然不同，但用来教导孝悌、根本在于忠厚的用意却是一致的。若不是伯康贤能，怎么能做到呢？我听说伯康侍奉父母很孝顺，治家遵循礼法，居乡处世依据义理，历任官职至江山县知县，凭廉洁能干得到百姓拥护，朝廷曾张榜表彰他的善政以示劝勉，他确实是陈氏中卓越的贤者。陈氏中同我往来相知的人，有他的堂弟仲完，如今任左春坊左赞善，为侍从近臣近二十年，始终像第一天那样恭敬谨慎；有他的侄子全，考中进士，如今任翰林侍讲，温和恭敬、谨慎周密，退处时自我持守；有他的儿子登，历任三县县丞，如今任中书舍人，爱好古学，博雅多才，乐于行善、憎恶邪恶，不肯苟且逢迎，他的篆书在当今独步。陈氏确实有很多贤者，而且也都是伯康所成就的。如果今后陈氏族人根据他所编的谱，探究世代德行的根源；根据他所列的训诫，勉励自己走自立之道，那么陈氏贤才彬彬而出，岂止达到今天这个程度呢？这正是编谱者的期望，所以我把这些话写在卷首，等待后人。《荷山刘氏族谱后序》世家大族的声名、文物制度虽然经历时代变故，但子子孙孙最终仍能接连不断地继承发展而不衰，这固然根本上由于先人的忠厚遗泽，也由于谱牒的编写起到了启发作用。他们看见先世积德累仁，功业声华灿烂显赫在前，而回头看到自己还没有做到，必定会警醒地振作起来，继承先业，以免在后世受辱。这是凡作子孙、只要有志于行善的人共同的心情。既然如此，编写谱牒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我县东南十里有荷山，刘氏在这里成为望族已经有若干世了。自从利宾幼年丧父，随母亲改嫁曾姓，便冒称曾姓，从此荷山人也把曾氏当作望族。传到利宾的六世孙仁可时，他看到先世谱牒，终于弄清了祖先的根源，于是恢复了祖先的刘姓。子孙对于祖父，凡是祖先的一言一行有美善之处，尚且谨慎遵循，不敢违背，何况刘氏这样重大的事情呢？刘氏的子孙可以说是贤良了。仁可生以智，以智生伯昻；伯昻是先伯祖清江主簿的女婿，也是士奇的堂姑父。他曾问知，伯昻家自仁可以下，世代都有深厚德行，能够庇护乡人。伯昻又英俊豪爽、卓异不凡，博通古今，怀有成就事业的才干。元朝末年盗贼遍地、百姓陷于苦难时，他屹然守护一乡，使这里独自保持平常秩序；然而最终没有得到机会在当时施展才干，一生坎坷，郁郁而终。直到今天，乡里那些由他教养成人的子孙仍彼此告诫说：“不要忘记刘君。”他得到乡人的爱戴就是如此。既然这样，刘氏子孙的贤能，难道仅仅在于恢复祖姓而已吗？这部谱是以智父子重新修订的，先主簿公以及乡先生、前吏部尚书刘公崧、广平刘公云章，都已经为它作了详细的序。如今伯昻的儿子子敞把它珍爱得如同双璧，又重新抄写装订成册，大概是要彰明先祖的德行，启发后代子孙，使这种事业流传无穷。后来他间或派儿子公确来京师，请我写几句话。子敞是我的表兄，我不敢推辞，所以探究根源而写下这些话，使刘氏后世看到这里的人，也能想到要世世继承先德，不在无穷后世受辱。

译《西昌尹氏族谱序》西昌尹氏，原本是儒学世家。宋真宗朝有一位名绛的人，考中景德二年李迪榜进士，官至衡州通判。尹氏世代传承《诗》《书》。衡州生仪，任河南节判；节判的曾孙是国子学录茂之。学录有四个儿子，长、次、幼三人都是儒学官员；其中次子任庆元路同知。又传两世到德可。尹氏宗族到这时衰落了，只有德可有三个儿子：务本、务尚、务厚，都在乡里任教授。务厚由泰和县学训导升任上海县学教谕，后来退休。务本生传道。传道有四个儿子：务尚起初没有儿子，务厚有两个儿子复道；自道是务尚的后嗣。如今复道和传道的儿子哲铎，都以会试副榜身份任学官。自道以国子生身份任澂江府同知。尹氏《诗》《书》的传承，可以说世世都能继承了。我和尹氏同住一县，虽然没有来得及认识务本，但他同临淄知县欧阳日新、德安府同知罗子理两位先生交情深厚，正如古人所说的“金兰契”，这样的人难道会是偶然的吗？务尚温和安靖、忠厚诚实；务厚重视伦理，光明磊落、胸襟开阔，他所实践的义理显著可见。我所撰写的《蔗境翁传》中，传道、复道、自道以及哲，都是笃实谨慎、行为端正，足以称得上他们的家风，都是我认识并了解的人。世上号称士人的人，只凭借《诗》《书》这一点，往往却发现他们的品行并不配称为士人。像尹氏这样，才可以说名实相称。尹氏原来有谱，记载从衡州以下直到传道的曾孙，共十三世。考察他们世代的德行，以及他们的子孙和《诗》《书》的传承，今后应当会更加兴盛；他们的品行也将同这些成就相称，这样就差不多了。因为复道兄弟请求我为这部谱作序，所以我把尹氏的出身和事迹写在卷首，并以此寄望于他们的后代。《南径胡氏族谱序》编写谱牒，是为了亲睦宗族。世道太平、民风淳厚，谱牒便盛行。近些年来士大夫之家大多有谱，足以有益于世道和人心。可喜的是，孝子慈孙不失去良心，传信的传信，存疑的存疑，不肯有丝毫增减。那些突然崛起的人，想同故家世族抗衡，往往攀附贤者、援引权贵来夸耀自己，却对其中的错乱谬误毫无自知，君子不能不为此感慨。我看我县南径胡氏的谱，可以知道它出于孝子慈孙的良心，是君子一定会采纳的。它质朴而有条理，详尽而不浮泛，记信实而不妄自攀援。他们的先祖居住在庐陵永阳，宋乾道乙酉年开始分居南径，到今天二百七十年，共十世；其中姓名、行第、字号、生卒、葬地、婚娶，大多有记录而没有遗漏。若不是世代相承都有敬祖爱族之心，能够做到这样吗？胡氏的谱，由如骐编纂。如骐凭才干被举荐，如今任任丘知县，考核政绩来到京师，拿出族谱请求我作序。唉，谱牒是仁人的用心。士人实行仁德，从家庭开始，后来推及乡里、国家和天下，都是由家庭推广出去的。如骐这部谱，正是实行仁德的先务吗？胡氏自从居住南径以来，虽然间或有人出仕，但到如骐才开始显达，他的仁德所能惠及的范围不可估量。我听说如骐在家居时，曾创办义塾，教导本族及乡人的子弟；又在道路旁建造广爱亭，让行旅休息，能够这样施仁于乡里。如今他承担了治理百姓、安定社稷的责任，如果确实能够不断推广这种仁心，那么所能惠及的范围哪里可以估量呢？哪里可以估量呢？我又借为谱作序的机会勉励他。《萧氏族谱序》同县人萧建平从小立志求学，刚成年时因误入罪责，被谪戍万里之外，在东海外十四年，后来才因身体虚弱获准罢戍回乡。他回乡时，父亲吾幼翁去世已经七年，母亲也还停柩在浅土中。建平独自一人，财力微薄，却不忍让父母这样安葬，仿佛一天也不能忍受，于是辛勤营造墓地，不到几个月便把父母二人都安葬了，乡人称赞这是难能可贵的事。建平又只记得高祖以上的祖先，却忘了世次；宗族中的老人和长者也都凋零，无法考问；同姓中仅存的人又都住得遥远，关系疏远，因疏远而离散，实在令人感慨。于是他根据所知道的情况，从高祖以下断开编成谱图，请求我为它作序。萧氏先世居住在西昌县城南约半舍的高富里，世代积蓄丰厚资财，相传都是行善的人。到了志可，开始入赘本县刘氏，长子孙后便在县城西面定居，这就是建平的祖先。如今谱从善卿开始，善卿又是志可的祖先。我听说志可的父亲明叔曾捐出资财开渠引水，灌溉乡间若干顷田地，渠名叫黄连陂。直到今天，渠旁的田地还没有夏季干旱的忧患，人们仍然称道说：这是萧氏家的功德。至于吾幼翁，说话谨慎从不轻易出口，身体瘦弱得仿佛衣服也承受不起，为人不矫饰、不抗争，恭谨谦和地守持言行，这些都是我亲眼见过、亲自了解的。孔子所说的“积善之家”，像萧氏这样延续数代，差不多可以接近了吧？可是从这幅图上看，他们的子孙如今四散各处，零零落落，像清晨的星星和经霜的树木一样稀疏。世代有善行的人家，后代理应振兴发达；萧氏的后代未必就只能这样。何况还有像建平这样存心厚道的人，我大概还来得及看见他们兴盛吧！于是为他作序。

译《玉山李氏重修族谱序》编写族谱，是为了明辨世次，区别亲疏，记载族人的出身来源，彰显先祖的功业，启发后代，这些意思也都包含在其中。所以凡是世代为臣的显贵之家，都有谱；但如果没有贤良的子孙，也没有人能够主持修订它。庐陵玉山人李原珪，出自唐朝西平忠武王李晟。李晟的儿子李宪任江西观察使，居家于袁地；传若干世后迁到玉山，又传若干世，族姓越来越繁多，越远越兴盛。原珪担心世次和亲疏关系将会混乱而无法辨明，也担心先祖出身的光大传统会被遗忘而不知道谋求继承，于是借旧谱重新修订，准备留给后代。安府纪善刘贯唯请我作序。我听说对世代有功勋德行的人家，后代必定有大夫之才，心怀国家，功业施于社稷，广泛拯救百姓，使天下安定，这才是功德的盛大。西平王李晟多次拯救唐朝，史书称即使三王的辅佐之臣，也没有谁能超过他的才能，可以说是仁义之将；史书又因此认为这样的人应该有后代。史官固然把这些归本于功勋德行，但他们不过看到了李晟几个儿子能够继承他的劳绩，并没有看到数百年后子孙繁盛，更没有看到今天像原珪这样的人，能够谋求使先人的声望光彩不至泯灭。这难道只是西平王奠定的根基吗？也许还是他的后代世世代代不断培植的结果吧？不然，为什么会这样久远而兴盛呢？一个人有高明显赫的祖先，先人在前面声势铿锵、光彩显赫；如果作为他们的子孙，却不能敬慎修身，谋求在后世继承先业，就不足以称为贤良。所谓贤良的子孙，即使祖先没有声势显赫的功业，也仍然会勤勉修身，谋求使家业光大；何况祖先中有像西平王这样功业显赫的人，更应当怎样继承先业，谋求不辱先祖呢？这正是原珪编谱的用意和期望。所以我为它作序。《南雄杨氏族谱序》南雄杨氏族谱，是杨氏的后代有文因为想到先世迁居不定，担心年代久远而失去根源，所以编写的。他们的先祖出自唐朝长安靖恭坊，祭酒膳跟随僖宗幸蜀，于是定居眉州，世代都有显达的官员。传九世到宋朝昭庆节度使逵，逵有两个儿子：伯、知章；知章任吉州知州，后来追封鄂国公。鄂国公的儿子端仲，追封申国公。申国公的第三子孟栋，侍奉理宗，官至太保、参知政事，退休后居住台州。幼子履之，官至淮西安抚；安抚的儿子公畿，宝祐丙辰年进士，仕元后任南安路总管，于是定居庐陵。总管有两个儿子，仲壮行，历任官职至衡州路判官，退休。判官有两个儿子：长子伯昌文，次子仲彬文昌；文任抚州路崇仁县尉，有两个儿子，次子仲▯任肇庆路知事，死后葬在南雄保昌。第三子孟仲礼，洪武初年被举荐，授任南雄常平仓大使，于是定居南雄。他有两个儿子，仲广就是有文的父亲。杨氏从靖恭坊迁到眉州，又传十二世迁到台州，十三世迁到庐陵。十三世以来，出仕的人大多在南安、庐陵、临川数郡，而居住、安葬、婚娶实际上多在庐陵。有文编的这部谱，从眉州开始叙述，在庐陵部分最为详细，体现了树木有根、水流有源的意思，也包含了对并州故乡的思念，无不完备。我和士奇的先祖同出于靖恭坊，因此他请我为这部谱作序。我曾见虞文靖公所作的衡州判官墓志，叙述他的家世和事迹，特别详细，流露的感慨也特别深。大概杨文靖是他的外家亲属，对他了解深，所以叙述得详细。如今这部谱同文靖所述相合，谱中所列的人大多有福泽，有学问、有文章，又可知他们的根本承继于铭文所述。唉，靖恭坊这一支的源头始自汉太尉，史书称太尉世代积累德行，所以他的后代散居四方，往往都达到通达显贵的地位。这固然源于太尉清白的遗德，也一定因为仁义的施行世代相承，才终于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如今南雄一支的显达，从有文开始。有文凭才干被举荐，授任扬州府通判，开朗敏捷、果断通达，敬谨地奉公，厚道地惠及百姓，官吏畏惧他而百姓爱戴他；他将来的成就实在不可估量。只是能否善于继承，还要看他的后代，因此作此序。《傅氏族谱序》江陵石首的傅氏，最初出自临江新喻。元朝末年有一位名三俊的人，他的次子鼎孙任石首县儒学教谕，迎请父亲来奉养；因兵乱阻隔不能回去，于是便留在那里安家。到了鼎孙的次子汝霖，他深深怀有重视水源木本的念头，一直想亲自到新喻去，弄清先世的情况，访问族人，但最终被事务牵累，没能成行。他后来卧病在床，回头对家人说：“术士说我今年应当死去，如果死了也没有别的遗憾，只遗憾没有亲自到渝水之上去一次，以满足我一生的愿望。我这样死去能够闭眼吗？幸好还记得父亲曾把曾祖以来万分之一的情况告诉过我，如今将要死了，如果再不说，就会没有人知道了。”他把这些事情全部告诉几个儿子，又嘱咐长子启良说：“你谨慎地记下它，将来你们兄弟或许能够完成我的志愿。”启良谨慎地记下了这些话，他的弟弟启让于是把它记录下来，编成傅氏族谱。谱从宋朝侍郎堂开始，详细记载则从宣义郎光之后开始；光后的儿子节，入元后考中乡贡，官至宣州路录事，是三俊的父亲。三俊有三个儿子，鼎孙是其中的次子。从三俊居住石首到启良兄弟，已经四代了。若不是汝霖诚恳地尊祖敬宗，临终还不停止，这些世系后来的人或许就无法弄清自己的出身了。后代的人即使贤良，也可能无法明白自己的出身来源。唉！做人的子孙，谁不想长久守护先人的桑梓，不离开故乡，同宗族聚集相保，使亲亲之恩敦厚深厚，世世代代不断呢？不幸的是族人分离析散、辗转迁徙，兵戈接连不断，南北阻隔，仁人孝子在感情上又会怎样呢？更不幸的是彼此隔绝而迷失遗忘，本人已经去世，子孙想考察追求自己的出身，却再也无法做到，只能抱有无穷的悲哀。因此仁人孝子一定会对此十分谨慎。汝霖是傅氏的仁人孝子吗？新喻同庐陵接壤，我听说傅氏族中还有人留在那里；如果启良兄弟能够前往访问，拜谒祖先坟墓，回来后召集族人，明确昭穆次序，敦厚亲情友爱，以完成先人的遗志，并且使渝水之上的宗族知道江陵的人同出一源、并不遥远，这难道不是仁义而且孝顺吗？启让由进士出身，如今任河南按察佥事，风纪严肃，是傅氏贤良的子孙。他偶然来到京师，拿出这部谱请求我作序。我听说了这部谱编写的缘由，于是按次序写在卷首。《东里续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十三，明代杨士奇撰写的序文

译《泰和杨氏族谱序》杨氏出自姬姓。晋武公的儿子伯侨，传四世到叔向，食采于杨，生食我，便以封邑为氏。食我之后分散居住在华阴，战国时有章，章生秦卿欵，欵生石。石跟随沛公征战，任太史，生赤泉严侯喜。喜传七世到太尉震，震的第五子奉任城门校尉、中书侍郎；奉传八世到结，在慕容氏政权中任中山相。结传三世到恩，恩传七世到宁，宁生虞卿，虞卿生堪，堪生承休。唐天祐初年，承休以刑部员外郎身份出使吴越，因杨行密作乱不能回归，于是定居钱唐。承休生岩，岩生郁，郁生蟫。归入宋朝后，宋太宗改他的名字为覃。《宋史》中有他的传记。覃生文友，文友生辂，迁来居住在庐陵郡城中，这就是庐陵杨氏的始祖。庐陵府君有两个儿子：锐迁居吉水杨家庄，鋋迁居吉水湴塘。锐的孙子延安又迁到上径，延安的孙子允素开始迁到泰和，这就是泰和杨氏的始祖。泰和杨氏原来有族谱，刻在石上，置于县西延真观。元朝末年延真观毁于战乱，石碑损坏，刻本也散失了。逸士士奇寻求它二十多年没有找到，近来得到族父与芳翁寄来的所修谱图一册，其中传承世系失于接续的地方也很多。我私下担心时间越久，族谱就越发废失，于是依据谱图所载，按照欧阳氏五世以下分支另立世次的办法，统合记录下来。那些传承世系失于接续的，都仍按旧图的位置列入，并在下方详细注释，希望将来延真观刻本出现时，可以据此防止遗漏并加以补订。于是命名为《泰和杨氏族谱》。唉！根据族谱来看，从庐陵府君到今天共二十三世，从允素府君开始迁居泰和以来已有十八世。世代积德累仁，时间越久越深厚，因此后代的兴盛，其他宗族很少能相比；可是年代越远，关系越疏远，再加上富贵和贫贱的差别，于是彼此都把对方看作路人，这实在令人感慨。苏文公曾说：“起初本来是同一个人的身体，却终于成为路人，令人感慨；这就是编写谱的原因。”杨氏子孙看到这里，希望世世代代都表达同出一源的敬意，不要忘记。《潘氏世谱序》仙居潘叔政拿他编写的《潘氏世谱》来请我作序。谱中已有他的乡先生王原采所作的序。推究潘氏世家的实际情况，以及编谱者用心的诚恳，已经完备了；又感叹后世流俗的弊病，并援引古事加以训诫，也已经十分周详。我还说什么呢？叔政凭儒学出身，历任数郡佐官，能够持守自身、爱护百姓，并为国家议论兴建水利，取得了成绩。他也曾任我郡的副职，所到之处，百姓都喜爱并称誉他。我怎能不为此说几句话呢？我曾说，编世谱，是用来使家族行仁的。士君子年少时求学，本来就希望对上侍奉君主，对下惠及百姓；然而能够先在家族中施行仁爱，然后才能在国家、天下施行仁爱。能够孝敬父母，然后才能敬奉君主；能够厚待宗族，然后才能惠及百姓。因为道德修养在自身，推行施用时，必定由内而达外。叔政在外施行仁爱，已经在士大夫间有了声誉，那么他在家族中施行仁爱，也就可以看见了；编谱只是其中的一端。我看后世编谱，很少没有援引夸饰、矜诞失实的弊病。潘氏族人过去非常繁多，他们的先祖曾与宋宗室联姻，大概是仙居的显赫宗族。如今所记录的，只传录可信的内容，简明而真实，并且有依据。叔政实在值得敬重啊！我听说叔政曾向原采先生学习。先生官至翰林修撰，学问醇正，作为子弟、臣下、师长，都终身没有一丝苟且。鲁国如果没有君子，孔子又是从哪里取得这种德行的呢？叔政难道不是有所承继吗？我一向与先生交往，彼此了解很深；仔细考察此事，除实其所荐。如今先生去世还不到四十年，却已经没有人主持祭祀了。读到他所作的《潘氏谱序》，我怀念故旧而悲怆，实在不能不为这种感情所触动。因此一并提及。《吴氏世谱序》我曾读《宋史》，看到龙图直学士仙居吴公芾，无论立身、事君还是治理百姓，都遵循君子之道；只是因为刚强正直而不被当时容纳，我心中十分仰慕他。后来又读朱文公为吴公所作的神道碑，记载比史书更详细，于是仰慕之情更加深切。大凡君子出仕，都希望把自己的学问推行出来，使君主受到辅佐、百姓得到恩泽；然而能够实现志向的，为什么这样少呢？后人了解他们的行事而不断仰慕，也就是爱好贤才、尊崇德行的心，这种心古今相同。至于仰慕其人，又想见到他的子孙，就说明君子感动人的力量深厚了。我偶然遇到仙居士人，没有不谈到吴氏后世的；只是曾听王静学先生说，龙图的子孙宗族，诗书传家的德泽至今没有衰落，可以说仁者必有后代。近年我结识龙图的子孙、太学生吴同志，他温和恭谨，言语行为都非常谨慎，大概已经更加看重昆冈所产的美玉了。后来他被提升为陕西都指挥司断事，我又听说他更加敬慎职守，因此更为敬重他。三年考核政绩后，我在京师再次见到他，这才得以看到他的宗谱。原来他的先祖居住在遂昌，唐中宗朝有一位名进的先人考中进士，官至刺史。刺史的第十世孙名全智，仕于梁，官至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光化年间，他避乱迁居仙居，于是在那里安家。他的子孙越传越远，也越发兴盛。祭酒的第九世孙中有三人考中进士，名叫咏、谦，其中一人就是龙图。咏的儿子骧、谦的儿子浚、龙图的儿子津，又相继考中进士。从此以后，文献传承更加绵延，吴氏也成为仙居的望族，这难道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吗？族中原来有谱，到岐时又续修。谱中凡是姓名、字、排行、生卒、葬地、婚娶，知道的就详细记载，不知道的就留缺，条理清楚而不混乱，名为《世谱》。历代所得的封赠诰敕以及碑志、行述等文章，另行编辑成卷，名为《世录》，附在谱后。这些事如果没有贤能的子孙，是不可能完成的。唉！吴氏的先祖在前代开创基业，已有这样的人才，后代难道会没有继承者吗？继承先业的方法，也不过是增殖学问、树立德行罢了。《传》不是说过吗？一定要恢复到它的本源。我正是对吴氏贤能的子孙有所期望，所以写下这篇文章来答复吴同志，作为《世谱序》。

译《李氏族谱序》乐安下墟里的李氏，先祖从真州迁来。大约唐僖宗广明年间，抚州人袁剑宗作乱，真州李慧奉命讨伐平定，因功授任宣武节度使；下墟里的人感念他的德行，为他建祠祭祀。宣武有两个儿子，都做了显官：长子仁，官至司空；次子恕，官至团练使。恕居住在下墟，他的子孙传世越久越兴盛，穿儒服、从事诗书的人，文质彬彬。宋代有一人考乡贡，在江西名列第一；元代有一人以明经入仕，官至集贤院都事。他们族中原来有谱，起初由德源所记录，后来在兵乱中毁坏，德明根据旧谱重新记录。此后罕章继承记录，现在汝文及其侄子泉又接着记录。德明所录的谱，乡先生何伯善曾为它作序；罕章所录的谱，由祝永贞作序。如今所录的谱，是泉来请我作序的。我看这部谱，从宣武到泉共十八世；他们的本源、支派，以及姓名、排行、官职、生卒、安葬、婚娶等应当尊重、亲近、敬念而不可忘记的内容，浏览一遍便可全部了解。世代守护并实行这些原则，就可以使仁厚的行为更加笃实。宗法废弃而族谱流行，大概还可以保留古人仁厚的心意。仁厚之心施用于家庭，就能使家庭和善；施用于乡里，就能使乡里和善；推而广之，还可以兼善天下。族谱本来就是世道所看重的东西，但若没有贤良的子孙，也不能编成。李氏的子孙接连不断地继承编修，确实都是贤良之人。泉是永乐乙未进士，被提升为行人，敦厚诚实而谦恭，他大概又是其中的贤良者吧？因此为他作序。《丰城李氏族谱序》天下的治理，根本在于亲爱亲族，所以先王时代特别重视宗法。后世宗法废弃，士君子仍专心编修谱牒，大概也是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是敦厚根本的途径。谱牒清楚之后，根源就不会昧失，亲疏就不会混乱；孝友慈睦出自仁爱的良心，自然不会停止。仁爱施于家庭，推而及于百姓，再推而广之，天下的治理便由此兴起。谱牒难道不是关系到人心和世道吗？兵科给事中丰城李实编作《李氏族谱》，他的乡先生、国子祭酒胡公已经为它作了序，又来请我作序。我接受谱书读过后说：“唉，何其兴盛啊！他的先祖出自唐宋王成器，成器的儿子是梁王钧，向南迁到信州；又过两代迁到徽州黄墩；又过三代传到金紫光禄大夫、都督淮南荆湖四川节度使匡禄；又迁到饶州玉溪；又过十四世传到钦，才迁到丰城提陂，如今传到李实已经五世了。追溯他的先祖，声名光彩震耀，显赫到如此地步，难道不是盛大吗？”天下众多的族姓，他们的先祖谁没有在世上声名光彩、震耀显赫过呢？但有些后代子孙庸碌无为，不能立身成事，使前人的盛业终于湮没，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作为子孙，能够卓然立身，使前人的盛业不至湮没，这才差不多可以称为贤人。李实凭明经科考中进士，被提升为近侍之官，恭敬谦谨，大概是能够自立的。这样看来，这部谱的编成，正可以使李氏先祖的盛业不在后代湮没；这也许是因为他内心本来就有仁爱之心吧？仁爱施于家庭，再推广开来作为惠及他人的功业，又有谁能阻挡呢？李实正将要在当时发挥作用，所以我写下这些话，并一同寄托对他的期待。《余氏族谱序》翰林庶吉士余学防拿他父亲斯延先生所编的《余氏族谱》给我看，请我作序。我家与余氏交好不止一代：先曾祖待制公与友梅先生交往，曾为他所著的《经史时务策》作序；求伯父吏部公又与斯延先生交往，他的小儿子学奭是吏部公的女婿。这样看来，学防来请我，我难道敢忘记世代的交谊而不尽力吗？何况编族谱，是为了明辨根源、教人孝悌；我如果不能有所帮助，是不可以的。按谱记载，余氏自宋襄公靖知吉州开始，他的次子西任融州通判，次子仲忠娶泰和陈氏，来到县城万岁巷居住。西融生南昌令仁，仁在行为和道义方面很笃实，曾作家训说：‘读书是兴起家庭的根本，遵循义理是保全家庭的根本，勤劳节俭是治理家庭的根本，和睦谦顺是整齐家庭的根本。’直到今天，乡人还把它作为准则。南昌生孝感主簿可大，可大通晓五经，凭进士起家，在孝感施行善政，百姓为他建祠祭祀。孝感生袁州学正天祥，曾在郡试中名列第一；他生五个儿子，人英开始迁到千秋乡株木里，使家业更加壮大。人英生五个儿子，珪考取乡试，任九江儒学提举。珪的孙子、赣州路学教授希武，就是友梅先生，也通晓五经。友梅有三个儿子，存道尤其博学，从天文、地理、历数到医卜之书，没有不精心研究的。存道生昌龄，就是斯延先生。当时安成刘云章先生从虞文靖公那里学得性命之学，斯延先生前往跟随刘先生学习。他修养德行、勉力实践，曾被征召到京师，后来因病辞退；于是把所学教给乡里人和自己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子也都卓然有成。学防凭《书经》考中永乐二年进士，与翰林修撰曾棨等二十八人一同接受皇上的命令，在宫禁之中进学，成为天下人羡慕并寄予厚望的人。唉！余氏自襄公作为宋代名臣以来，到今天已经传了若干世，诗书和福泽为什么能这样不衰反而更加隆盛呢？难道不是因为有人念及祖先的德行，想要继承祖业，世代不乏其人，并且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吗？如果从今以后继续有人更加不懈地追念祖德、思考继承祖业，那么余氏的福泽难道有尽头吗？余氏子孙应当世世代代记住这一点。

译《丰城槎溪王氏谱序》《丰城槎溪王氏谱》，是王氏贤者逸勤最近续修的谱。逸勤的儿子、乡贡士安奉父亲之命，请他的姻亲、翰林侍读孙曰恭作介绍，来请我作序。我接受谱书读过后，王氏系出宋翰林学士元之的曾孙御史中丞闿，闿最初居住在丰城槎溪。从此以后，世代都有贤能的人，从闿到逸勤共十五世。家族传承延续得如此兴盛，更加众多而富厚，诗礼传统也没有中断，这难道不是因为先祖的根基有来由，世代培植得更加深厚吗？不妨看看树木：根基已经栽植，生机已经通达，后来又能按时得到雨露滋养，不遭受斧斤砍伐，那么根本就更加牢固，枝叶也更加茂盛，哪里会有穷尽呢？仁义忠信，是培植滋养它的东西；骄奢凶悖，是摧残伤害它的东西。古代圣贤君子之后代不能振兴，有的甚至败坏断绝，归根到底是后人没有加以培植滋养，或者自己放纵而砍伐损害它。王氏自中丞以来，历经数百年不绝而且更加兴盛，难道不是世代都有培植的方法吗？他们先世的谱，有宋状元薛坡姚公、信国文公元、学士承旨程、文宪公、国朝文渊阁大学士朱公、助教聂公为之作序；他们称述王氏先德，并期望王氏孝友亲睦，已经说得十分详尽了。我还要说什么呢？不过，《诗经》不是说过吗：‘彰明这些后来的人，使他们继承祖先的足迹。’槎溪王氏以中丞为根本，但关于中丞的事没有可考的资料；然而中丞又以学士为根本。史书称学士文章醇厚、学问深奥，为世人所仰慕；他又以刚正鲠直、敢于直言的气节，成为著名大臣。前人奋发建功，已经十分盛大；后世如果一定有能够努力学习、专心立志，挺然特立而兴起，以继承前人的美好声光，岂不是伟大吗？姑且把这些话写在谱的前端，以等待将来。《石冈萧氏族谱序》我县石冈里的萧自诚先生寄信并送来《萧氏族谱》，到北京请我作序。谱的旧序已有乡先生刘子高所作。自诚先生续修并有所增益，所以又请我作序。我与他的儿子省身有文字交谊，不能推辞。萧氏系出齐国宗室子云，后来居住在临江玉峡。到宋代有一位名逊的人，才从玉峡迁到泰和石冈。现在的谱把玉峡世系列在前面，而从逊以下断为石冈谱。石冈萧氏，本来就是泰和的望族。逊以下世代继承儒业，拥有丰厚财产。到登仕郎思廉的儿子保孙，任诸王府掌计。他跟随文丞相举兵图谋复兴宋朝，事情失败，家族也遭覆灭。唉！国家平时培养士人，是把他们当作国家的重任。宋朝灭亡时，忠义之士很多，大概文丞相是第一人。当时，他在丞相职位上所享有的宠禄隆盛，哪里可以用数量计算？然而到了危急关头，往往有人弃国而去，不加顾念，更有甚者背叛国家来谋求私利。像保孙这样一个小小的掌计，并没有高爵重禄，却不忍坐视国家灭亡，毅然竭尽心力跟随文丞相行事。即使家破人亡、几乎丧命也不后悔；这种忠义气节卓然突出，哪里能用成败来评判呢？虽然萧氏从此以后日益衰落，但在文学、才能、品行方面杰出而自负的人，世代从未断绝。我读刘先生的文章，总要反复低回叹息，为萧氏累世不得志而悲伤，并设想他们先人的形象。直到今天，他们的子孙仍努力修养士人品行，其次等者从事耕种，不失为敦厚朴实的百姓，这难道不是他们先世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泽长久而未泯吗？自诚先生淳厚笃实、喜好义理，即使年老担任教授，也不知疲倦。省身凭明经考中进士，从翰林庶吉士再升为刑部郎中，如今任河南右布政使，温和雅正、清廉持重，在当时享有贤名。刘先生所希望的、使萧氏家族盛大流传的事业，大概就在这里。上天难道总要经过长久时间才作出裁定吗？上天对于善人给予福报，即使时间久远，也不会有差错。那么世上那些愚昧而专门与善类为敌的人，最终难道能够违背天意吗？我又想到刘先生邻里小儿所说的话，所以在为这部谱作序时，把他的论说补充完整。

译《瑞安杨氏谱序》福建布政司左参政瑞安杨公景衡年满七十，辞官将要归乡；因为我与他同宗，他拿出世谱请我作序。谱从宋代司马说起，司马居住在闽地长溪的防村。司马以后，世代凭文学取得俸禄和官位。淳熙年间，宗旦任瑞安县知县，他的弟弟士芳跟随陈君举先生学习，于是定居瑞安。士芳的儿子斯泰任太学生，曾两次上书论说贾似道误国，却没有得到答复。他是左参政的高祖。大概司马以后，官位俸禄没有比左参政更显赫的了。杨氏自晋太傅叔向的曾孙、秦国上卿欵开始，欵生汉赤泉侯喜。赤泉侯的曾孙是丞相敞，丞相的曾孙是太尉震，到这里达到极盛。太尉一支到唐代靖恭坊，又是一次兴盛。杨氏从秦国上卿开始编谱，直到太尉以下尤其详细。宋无为子为《杨氏谱》作序说：太尉之后另有东垣、宜阳房、荥阳房、蜀中院；靖恭之后另有淮南院、蜀院、闽院、丹阳房。而《唐书》所列太尉后代的分支尤其众多；由此可以看出太尉盛德所流传的福庆深厚而久远，也都因为有谱才能看见。正如欧阳文忠公所说：‘杨氏在汉、唐两代常常出现显贵人物，所以世系谱从太尉到今天一直没有中断。’ 太尉以上另出的支派没有谱传下来。近世揭文安公作《吾家忠节祠碑》，说：‘天下杨氏都以太尉为祖。’这大概是根据有谱可查的支派说的。否则，赤泉到太尉共八世，其中的旁支难道都没有子孙流传到后代吗？无为子也说赤泉的孙子另有新昌院，这当然说明过去确实有旁支；只是既然没有谱，就再也无法知道了。谱所以不可缺少。士奇曾续修本宗谱，遍求各支的谱牒，只见到蜀谱。它与我们宗族都出自靖恭，所记本源完全相同。其他支派的谱虽然没有见到，推想现存的也应当不会不同。左参政这部谱把初祖记作宋司马，应该是唐司马谱中所引用的内容。灵峰寺碑记载咸通九年杨仲和施田的事，仲和是司马的儿子；碑又记载司马第四世孙谆在景德元年施田的事。碑上所记应当是真实的。咸通是唐懿宗年号，景德是宋真宗年号，都是所记的年代；这样看来，把司马说成宋人无疑是错误的。谱没有记载迁到闽地的由来，难道是先前失于记录，或者虽有记录却因年代久远而散失了吗？还是因为重视近亲而忽略远疏，所以略去了吗？编谱的方法，是明辨根本，详记亲近，保存可信之事，缺疑不载。欧阳修、苏轼所作的谱，值得效法的地方，大概就是这样。如今少傅建安杨公为这部谱作序，说杨氏最初都从关西迁到闽地；然而少傅的旧谱已经散失。士奇曾见过他所列的上世人物，所记的排行和官职，与左参政谱中所记的恰好相似。他推尊先祖的意思，难道就是无为子所说的闽院吗？这还不能确定。闽地偏僻在一隅，历代很少遭受兵灾，所以旧家的文献还有可以考察的。左参政虽然年老而身体未衰，如今又日渐闲适。瓯地与闽地相距，犹如东西两家；如果他确实有志于此事，还可以把它完成。将来有幸再次相逢，希望彼此拿出所收藏的谱牒，能够考察不同之处并合并相同之处，这也是晚年一件快事。左参政，努力吧。《邹氏谱序》谱牒，是君子用来使宗族行仁的工具，根源在于孝悌之心。君子没有什么地方不施行仁爱，而施行仁爱必定从家庭开始，这就是谱牒所以编作的原因。兵部武库郎中新淦邹孟爵编的是邹氏谱，他能够对宗族施行仁爱吗？邹氏先居住在抚州艳坪，宋代有一人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后来有人入赘新淦润陂，于是成为新淦人。入赘润陂的人生了两个儿子，次子少四府君又迁到淦地晋溪。从此以后，他的后代日益兴盛；少四的五世孙义叔有三个儿子，次子立文又迁到韩溪，是孟爵的父亲。孟爵所编的谱和图共有三种：从少四到孟爵的孙子，编为新淦谱，是重视他的出身，并且明示源流；从高祖到孙以下，编为五服图；又从他的父亲以下编为韩溪谱，是厚待亲近，并且辨明亲疏尊卑。用意多么周密啊！古人编谱，并不只有一种方法，各有适宜之处。邹氏这部谱由孟爵创编，总之合乎人心，不必完全出自古法。孟爵也是孝悌之心不能自已吧？可以说他能够使宗族行仁了。君子在家庭中施行仁爱，必定向上推而忠于君主，向下推而惠泽百姓。孟爵在朝廷任职多年，他的官位将进展到什么程度，大概还不可估量。现在他偶然请我为这部谱作序，所以我推广这些道理来告诫他。孟爵，努力吧！《严氏家谱序》泰和有一个世代显贵的家族，叫严氏。他们的先祖出自冯翊，唐末有一位名实的人任江淮转运判官，居住在广陵。他的儿子可求侍奉杨行密，可求的儿子续侍奉江南李氏，又迁到金陵。续的孙子令钧开始迁到泰和。令钧的曾孙震，是宋庆历二年进士，任常州推官。震又名宣，有三个儿子：长子执矩，不出仕；次子执中，任新建县丞；幼子执衡，任临安府同知。从此子孙开始繁多，文献也更加兴盛。三执的后代，历代在文学、气节和品行方面都有声誉，人钜公为他们作了记述。执矩之后有季模、山臞、吾庐，见于湏溪先生刘辰翁和刘尚书崧的文章；执中之后有迪功郎皥、乡贡进士万全，万全是胡忠简的女婿，见于《忠简文集》；执衡之后有致尧、可久、秘书校勘肃、高安县尹用父，见于周文忠、杨文节、吴文正、揭文安的文章。这就是他们文献传家的盛况。严氏在宋、元时期，宗族兴盛，财产富足，住宅台榭宏伟壮丽，显赫辉煌；同时又遵奉诗礼、敦厚忠诚，大都具有君子长者的风范。如今还不到百年，过去那种显赫辉煌已经看不见了，但诗书、忠厚的习俗仍有保存。大概世人所凭借来振兴宗族的，正在这里，而不在那些外在的东西。严氏旧谱历经世变而亡失。执矩之后有昭远、教谕圭；执衡之后有子琼，曾把两支的世系合录为谱；执中之后元晏、执衡之后士臧，又各自编作家谱，叙述本支，亲近自己的亲属，人人都有共同的心意。然而一定要把三执之后合起来编成全谱，才差不多能够扩大同源一本的仁爱。圭的儿子子琼谱成后，来请我校正；元晏的谱，我曾为它作序；士臧的谱，又来请我作序。士臧是秘书六世孙，洪武年间国子学正从礼的孙子。如今严氏只有学正这一支，谨慎操守，不放弃儒业；而且严、杨两家世代通婚，我怎能不推扩仁爱的境界，来期望严氏后代呢？因此作序。

译《丰城史氏谱序》史氏的出处不止一个宗族，但都说是古代太史的后代。像史佚、史兴、史苏，都是以官职为姓。近世史氏中有声望的，虞文靖公说：‘二百年间，只有眉山、四明、真定三个族支。’我在朝廷任职三十多年，没有遇到眉山史氏的后人；在京师做官的四明史氏，偶尔遇到一两人。最后我结识了安安，字志静，他敦厚地实践道义，喜好学习而不懈怠，我与他交情最深。他的先祖出自真定。探求他的宗族谱牒详情，不免产生对盛衰的感慨。元代中书左丞相、太师、镇阳王天泽有八个儿子，长子是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格。平章的后代中有人任邓州官职，子孙于是留居当地。传了一两代，到河南行省都事宪中，生户部郎中文质。我国朝廷完全占有天下后，征召元代旧臣，选拔有才能的人授予官职。文质得到富州吏目的职位，富州就是今天的丰城。文质后来死在任所，贫困得不能归葬，于是葬在那里。儿子伯允因此在丰城安家。伯允一直念念不忘光大、延续先世，最终带着未实现的志愿去世。临终时回头对两个儿子纯、安说：‘一定要完成我的志愿。’又咬着安的手臂郑重告诫他：‘你一定不要忘记。’ 安当时还年轻，家贫而努力学习，后来考中进士，任礼部仪制主事，升为郎中。他孜孜不倦地访求真定和邓州的族人及谱牒，前后十多年却没有找到。大概居住在邓州的时间不长，当然很难寻得；而真定的子孙也寥寥无闻。即使偶尔还存有一两支，经过朝代更替、命运变化，老人都已经去世，他们既不通晓学问，又与同伴混迹于农田，以耕种和开凿为业，哪里能知道自己的祖先出自何处呢？唉！元朝兴起时，史氏一门父子兄弟在国家和百姓方面建立功德，封爵崇高，冠带仕宦接连不断，是多么兴盛啊！等到天命离开元朝，凡是辅佐国运、治理政事的家族，也跟着一同衰落，像史氏这样，又是多么衰败啊！安每次和我说到本宗族的盛衰，以及他先祖临终时的话，总是不由得泪流沾襟。我曾劝解他说：‘盛衰的道理，总是相互承接的。汉代名臣的后代，不是有在唐代复兴的吗？唐代名臣的后代，不是有在宋代复兴的吗？关键在于增殖学问和德行，以迎接并承继先业。如今像你这样有才而贤能的人，难道不能使史氏复兴吗？你一定要努力。’安曾编作史氏谱，上自镇阳王的曾祖，下至安的儿子；至于居住在邓州的一支，或传一世，或传二世，大概都没有可考的资料，于是请我作序。我答应了他，还没来得及写成，安奉命随从赞交趾的军队，死于忠贞之事。我每次想到安都很悲伤；安去世已经十年，而我如今七十二岁，想到自己曾答应为谱作序，于是勉强支撑病体完成它，把它寄托给他的儿子，让这篇序冠在谱前。《杨氏谱序》《杨氏谱》是我的朋友、翰林修撰杨君仲举为他的宗族编的谱。他的先祖居住在代州崞县，世代以儒业为业，凭明经考中。后来他的子孙凭武功显达，凭忠义奋发，在宋代官至武功大夫、贵州刺史、永兴军路马步军副都总管，名叫宗闵。他历仕五朝，名声传遍西北二边。建炎年间，金人侵犯长安，他坚守节操而死，屡次追赠至太师、魏国公，谥忠介。他的儿子震有文武才干，历任官职，做到知麟州建宁砦。敌军包围建宁，声势极盛，城中守卒不到一百人，敌人诱降，他不屈服，反而更加奋发激励自己，最终与儿子居中、执中合力战死，屡次追赠至太师、秦国公，谥恭毅，并载入《宋史·忠义传》。秦国公有四个儿子，存活的有沂中、彦中。沂中后来被赐名存中，与张、韩、刘、岳一同在高宗朝任事，官至太师，追封和王，功绩事迹都详载于国史。杨氏宗族从此兴盛。彦中官至武义督机，随和王护卫车驾南渡，带着家属居住临安；又把秦国公葬在湖州武康，在苏州长洲创置别业，都留子孙居住。这部谱所记录的，只是和王、督机两支；上溯自秦国公的曾祖承奉公，下至仲举的儿子，共十三世。仲举出自督机一支，距离督机已经八世，如今居住在苏州。杨氏入本朝后显达的人，从仲举开始。我与仲举交往五十年，他持身谨慎，品行如玉如雪般清白，任近侍之官已经十多年。蓝田的美玉，必定会进献朝廷；邓林的良材，必定会被工匠选用。承继忠义宗风的家族中有这样的君子，理应在圣明的朝廷发挥作用。只希望他的后人，都努力学习、敬重德行，使家业在世上延续而不衰。仲举偶然把谱给我看，请我作序，我恭敬地写下这些话。《凰冈萧氏族谱序》我县城南一舍之外，有个地方叫凰冈。土地肥沃，适合耕种；距离城邑很远，又有大江阻隔。山冈、涧谷曲折回环而幽深，后世兵戈盗乱的祸患常常波及不到那里。因此当地人朴实厚道，勤劳谋生而自给自足，没有羡慕外界的心意。在乡里有声望的，是萧氏。萧氏自宋室南渡时开始居住在这里，到今天已经十一世，世代大都从事诗书，践行忠厚。虽然世代没有出显贵人物，但一向与他们往来并互相通婚的，都是当时的显达之人。我家先世与他们有亲缘关系，我还来得及听父兄说过：元末兵乱时，全家出外避难，投靠萧氏。萧氏家中无论尊卑内外，行为都慈爱、孝顺、恭敬、俭朴；他们致力于诗书礼法，敬爱宾客如同子弟对待父兄；寄居在萧氏家中的宾客，他们又使之安适如同在自己家里。世人所谓的显贵，大多只看外在而已；德行则根植于内心。如果内心没有德行，只是在外表上显赫，君子并不看重。萧氏可以说是内在确有德行的人吗？我出生得晚，没来得及认识他们的老人长者，但与信立有往来。他为人俭朴质实、温和随和，不讲究外表装饰；由县学秀才升入太学，拿出族谱来请我作序。考察这部谱，始祖是诠。乡先生尹子厚称说：诠在宋代曾起兵勤王，担任军队先锋，后来因讨伐防割牛洞的叛寇而死，乡人认为他有义，为他建立祠庙祭祀。诠有四个弟弟：諲、证、谏、诜。但族谱只记录诠这一支的后代。其支派分流，越来越分散，也越来越繁多。如果不是因为先祖在内修养德行，世世代代坚持不懈，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内在修养长久了，没有不在外部得到表现的。从今以后，萧氏在外部表现出来的德行，不就在信立身上吗？也只要在内心不断努力，等待它显现出来罢了。我已经把这些话回复信立，又写下来给萧氏族人看。

译《西昌袁氏家谱序》按《袁氏先庙碑》所载，袁氏是虞舜之后，系出陈郡。自司徒滋的小儿子邯任吉州刺史，留居西昌，于是成为西昌人。邯传十世到宋代宣德郎倜，有六个儿子；次子士表历任官职，官至建宁府通判。又传五世到以宁，有三个儿子；次子务敏有四个儿子，共有十八个孙子。如今曾孙、玄孙更加增多，袁氏的后代多么兴盛啊！西昌以科举显名的家族有十多个姓，袁氏在宋代考中进士的共有七人：嘉泰二年士安，嘉定元年士表，嘉定十六年槱，绍定二年樵和文焴，淳祐元年清伯，咸淳七年岄。又有考中乡试的士宪、灏、濚、櫮，都在宋代。当时科举以经义、诗赋取士，袁氏都凭赋闻名，他们的文物传统又是多么兴盛啊！但这部谱没有全部记载，是因为它由以宁的孙子曾所录，只特别记载本支而已。我还来得及见到以宁，当时他已经八十多岁，敦厚有德、喜好善行，具有仁人长者的风范。他去世时，海桑陈先生为他作墓志铭。务敏很像他的父亲，他去世时，萧子尚先生为他作墓志铭。由袁氏上世考察到今天，大概是以宁父子有承继先业、使后代富裕的功劳。务敏的孙子仲愚，如今由县学升为太学生；曾孙和通过选拔成为乡贡士，袁氏的文物事业大概将要后继有人了。然而高祖、曾祖的善行，难道会有不能继承的吗？袁氏与杨氏同乡，我在务敏的几个儿子年幼时，又曾和他们同在一门求学，所以借仲愚请我为这部谱作序，也寄托我的愿望。袁氏的后代，要努力啊！《况氏族谱序》礼部仪制主事、南昌人黄钟，字伯律，他的先祖本来姓况；他的父亲以实幼年丧孤，遭逢元末战乱，被乡里的黄氏收养，于是沿用了黄姓。伯律担心后代不明白自己的姓氏出自何处，便取出先世的谱，重新修订流传，并请我作序。按谱记载，谱从虞国国君的儿子烈开始。烈最初居住在水北，后来子孙日益增多，分散迁徙到各处。烈的第十二世孙昌伯迁到丰城曲江；第十九世孙鼎迁到西山，如今那里称为况坊，是他的族人居住的地方；第二十七世孙政迁到瑞州药湖，敏迁到奉新虬峰，敬迁到韶州。鼎的第十八世孙升又迁到靖安，景迁到凤冈。如今唯有韶州一支的远世情况无法知道。像水北、曲江、西山、药湖、虬峰、靖安、凤冈这些地方，他们的子孙都很兴盛，也都不断出现显贵人物，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硕大宗族吗？难道不是他们最初积善累仁，为宗族奠定了基础，又有后人继承培植的结果吗？钟出自靖安一支，在烈之后第四十三世，在升之后第六世。这部谱从烈开始记载，是尊重他的根本；而从迁居靖安以来，凡是排行、官职、生卒、安葬、婚娶，特别详细，是亲近较近的世系。对于各支，只记载迁徙的始祖，是为了备查考核，也是编谱的体例。谱是用来明辨源流、启发孝爱、厚化风俗的；它根本出于天理，发端于圣人的礼典，但若没有贤能的子孙，就不知道去编修。伯律是贤能的人吧！姓氏，是先王用来区别出生、分辨类别的；后世有时不得已而改去原姓，最终能够恢复原姓的，必定是子孙中尤其贤能的人。伯律这部谱，大概已经接近恢复原姓了。伯律通达义理，谨慎行事，又勇于行善，所以我以尤其贤能的期望寄托在他身上。这就是《况氏重修族谱序》。《刘氏族谱序》我的朋友刘仲良编作《刘氏族谱》，让他的儿子、河南按察佥事咸带到北京，请我作序，希望把它留给后世。按谱记载，他们的先祖居住在金陵；五代时有一位名况的人任柳州判官，因为道路阻隔而留在泰和，于是在那里安家。况以下世代久远，无法知道；可知的从仲良的五世祖实夫开始，所以谱的祖先断自实夫以下，知道的就记录，不知道的就留缺，这正是编谱的体例。眉山苏氏出自眉州刺史味道，味道以下无法记载，所以他们的谱从高祖记到昆弟的儿子，共六世；对于高祖、曾祖的官职、婚娶以及去世的年月，特别详细，君子认为这是编谱的善法。刘氏谱记录五世以下，对于本支的名讳、称号、仕宦、婚娶加以详细记载，难道不是得到苏氏谱的启发吗？仲良未必一定仿照苏氏，但编谱的道理存在于人心，本来就有相同之处吧？谱是用来明白根源、辨别亲疏的；然而教人孝友、劝人敦睦、引导礼义的意义，大概也是同时实行的。所以苏氏《族谱亭记》反复以六行作为告诫，仲良想把这部谱留给后世，目的也未必不在这里。何况我们乡里有名的诗书衣冠之家，践行所谓六行的，都是仲良亲眼见到、不能忘怀于心的人；借乡里的榜样来激励自己的家族，本来就是仁人君子的心愿，不能自已。我与刘氏住在同一个乡里。仲良的父亲愚村翁以及他的从父以彰，都恭谨谨慎，言语行为有法度。以彰擅长讲说《河图》《洛书》及数术，得到先儒的精要，我年轻时曾去向他请教。仲良兄弟过去都与我同门求学，如今咸和他的弟弟涣都考中进士；咸任按察佥事，身在外任，涣任兵科给事中，又与我一同在朝廷任职。我大概往来周旋于他们祖孙父子之间，亲眼见到他们家中尊卑、亲疏之间孝友敦睦而不违背礼义的情形；如今这样的家庭不可多得，所以把他们表彰出来，给后人作为效法的榜样，这对我来说是适宜的，对仲良希望留给后世的心愿也有所帮助。

译《郑氏族谱序》贵州布政司防政郑景曜拿他所修的《郑氏族谱》，托贵州按察佥事郭公绪来请求我作序。这部谱有我的朋友胡仲器所作的序，又有元干寿道为郑子谦家所作的《司徒庙记》。寿道、子谦都是元延祐乙卯进士，同先曾祖有同年之谊。对我来说，为族谱作序本来就是合宜的。况且我在馆阁任职时，曾见过各郡县呈上的志书，饶州志所记郑司徒的事迹同族谱相合；又载有宋代贤人彭汝砺的诗，用来歌咏赞叹司徒当时功德、爵位的盛大，含有景仰而不忘的意思，那么为它作序，本来也是有根据的。郑氏以荥阳为郡望，唐永泰年间有一位名选的人，从荥阳迁到徽州祁门。黄巢之乱时，郑选的孙子郑传同他的弟弟郑鲁玫以平民身份奋起组织义军，保卫乡里。不久邻县的土寇相互勾结作乱，郑传将他们全部平定，于是又一并保卫徽州、饶州二州。郑传累官至检校司徒、上柱国，死后，人们在浮梁为他建庙祭祀。司徒有十三个儿子，其中做官的十一人，有六人居住在浮梁。浮梁传到第十一世，有名舜臣的人迁到池州建德。郑舜臣到郑景曜已是第四代了。这部谱从郑选开始记载，至郑舜臣以下，则只记建德一支，大概是特意详记本支。如今天下宗族兴盛的，大多是他们的上代曾对百姓有大功德。当初黄巢的势力强盛时，他的兵锋所到之处，没有谁能够抵抗。大州大县中那些拥有高爵厚禄的人，往往望见风声便弃城逃走。司徒起初并没有任何官职，却能毅然把百姓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他的功业虽然没有在史传中得到详尽记载，却能使当地百姓为他建庙祭祀，后来的贤人又为他撰志彰显，并歌咏他的事迹而不忘。这难道是偶然的吗？直到今天，他的后代越来越多，在诗书和仕宦方面往往都有声名，这不正是上代功德深厚、惠及他人所留下的结果吗？我读这部族谱，大概正是敬佩感叹它根基深厚。古书说：“公侯的子孙必定会恢复祖先的事业。” 郑氏一定会有贤能的子孙，努力学习、积蓄德行，在后世重新振兴吧？景曜考中进士出身，从监察御史升任现在的官职，在当时享有贤能的声誉，他本来就是郑氏的贤子孙吧。因此作这篇序。《清溪杨氏先德录序》清溪在泰和东阳门北面，杨氏居住在清溪之上，大概是县城东北角。自杨允素府君居住泰和以来，到我已是十六代了。然而分居清溪的这一支，已经无法考究始于何时。我幼年时听年长的人说：“这就是从前以藏书著名的杨家。相传叔球府君博闻强记、学问精通，一时的老儒都比不上他。求学的人有疑难或遗忘的地方，都来向他请教，并且都能得到所求，所以乡里称他为‘书厨’。后来连他的家也这样称呼。他其实是郡伯府君的父亲、待制府君的祖父。”由此可知，居住在清溪大约已有二百多年了。杨氏世代都有文献学问，是乡里的名望之家。到了元朝末年几十年的兵乱盗祸，破坏极其严重，凡是名门大族倾覆消灭的，千百家中连十分之一都不能保存。那时，杨氏的旧日长者已经全部去世，家中的残篇断简也一件不存。即使乡里的遗老，有时还能向人讲述祖先的德行，但文字记载已经没有流传。我幼年丧父，幸而内有先母的教诲，外有几位世父和外家老人的教导。稍稍长大后，历方访求，先得到陈心吾先生所作的墓铭，接着得到先父所作的家传，又得到刘尚书所作的墓表、墓铭两篇文章，最后在赣农家即将毁坏之际得到欧阳楚公亲笔所写的墓碑，真像有神灵在保护它们一样。后来又得到史传，于是汇编成卷，并增加先父、先兄的事状、墓志、碑传，以及先母慈训的记录，全部收在其中。取名为《清溪杨氏先德录》，开头冠以族谱；族谱一定从始祖记起，是因为重视根本。如今清溪杨氏的后人许多已经迁往别处，但把他们全部记录下来，是因为详记亲族。清溪杨氏二百年来，做官的人都具备一定条件，留居此地的人有的勤勉从事诗书，有的亲自从事农业，虽然没有全部记录，但大体都遵循义理、秉持正义，不嫉妒、不贪求，安静淡泊而自得。总之，他们能够传承延续，是有根源的。按照礼法，祖先有善行却不知道，是不明智；知道却不传下去，是不仁。因此我恭敬地编纂这部书，用来遗留给后人，使他们永远敬慎地承继祖德。

译《宏冈袁氏家谱后序》洪武二十六年秋天，我同乡的袁本谦奉命担任汉阳河泊官，同我在武昌相遇。因为他的先父曾经教过我，所以他对我格外厚待。他把自己所作的《宏冈袁氏家谱》给我看，说：“我们的先世本是唐代吉州刺史袁邯，家在西昌，如今城西袁家巷就是旧居所在。到了宋代，一支迁居万安，另一支迁到县城东面的中埠，还有一支来到宏冈。宏冈的始祖名叫袁谔，袁谔传到诚伯，就是本谦的高祖。本谦出生一年多父亲便去世，又过了一年多母亲也去世了，独自依靠祖母抚养教育，才成长成人。但如果想完全知道上代的来历，以及同姓中尊卑亲疏的关系，就要依靠族谱保存下来。族谱确实不能缺少。所以我现在又从高祖以下一直记到我儿子，共六代，另编成家谱，留给后人，使他们都知道尊敬尊长、亲爱亲人的道理。”我说：“您真是孝友之人。孝友大概是各种品行的首要，也是万福的根基。您又如此重视它。您还将进一步光大祖先的事业，难道只会做一个河泊官而已吗？此行大概可以看到这一点。”又过了十年，我在翰林院，本谦也任职满三次考核，来到京师，因考绩优异被授予云南临安府巡检，并赐九品服，这是按升迁的典制办理的。他将要出发来告别，说：“只是因为您没有忘记我们先前的情谊，所以我才把心里话都告诉您。从前在武昌，我曾同您谈过家谱，如今我将近六十岁，马上要远行万里，以后不知何时才能再见，您难道可以不写几句话，叙述我作谱的缘由，以安慰我远行的心意，并用来劝勉袁氏后人吗？”我于是又回答说：“自古以来宗法废弛，天下人的子孙日益繁盛，便不能辨别尊卑亲疏；不能辨别尊卑亲疏，就会日渐流于不孝不友而自己还不知道。于是族谱兴起了。然而世道日益衰落，人们往往假借族谱来夸耀门第，严重的甚至巧作伪造，百般增加虚饰，他们的心意难道都在尊敬尊长、亲爱亲人吗？本谦是孝友之人，您的心意确实专在尊敬尊长、亲爱亲人，而且一定会把这种心意推而广之，用来教导后人。您这样用心，将来还会进一步光大祖业，难道只会做一个巡检官而已吗？您虽然年老，此行大概可以看到这一点。仅凭这部谱就可以了解您了。您的儿子克俊、克让也都恭敬谨慎、敦厚守礼而喜爱学习。苏老泉说过：‘看了我的族谱，孝友之心就可以油然而生。’这句话说的正是袁氏的后人。孝友确实是各种品行的首要，也是万福的根基。愿袁氏子孙更加继承发扬这种道理，不要废弃。我又以此告诫袁氏后来的子孙。《甄氏家谱序》古代宗法实行时，人们都尊敬祖先、敬重宗族，风俗因而变得淳厚。后世宗法废弛，人们仍有不忘尊祖敬宗的心意、不陷入浅薄风俗的，依靠的就是族谱的流行。所以族谱可以联系人的心志，敦厚教化的根本，仁人君子一定会对此十分谨慎。然而世代更替、变故很多，迁徙没有定处，传承年代久远，统绪世系无法明白，世代次序也无法知道，这也是情理和形势所造成的。只有仁人君子会把能够知道的写明，把不能知道的缺略不写，这才是谨慎到了极点。数百年来，士大夫所作足以成为世人典范的族谱，有庐陵欧阳氏谱、眉山苏氏谱。欧阳氏谱上溯二十世祖，其中缺少七世；苏氏从高祖以上失去传承，族谱便从高祖以下开始记录。这些都是写明能够知道的，缺略不能知道的。他们心里本来认为，一家之中还有什么事情比尊祖敬宗更重要，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所以说，这是仁人君子的用心，哪里像浅薄风俗中那些夸大自炫、喜好攀高而轻率无实的人所作的事呢？太仆少卿甄德辉作《甄氏家谱》，从他的祖先记到孙辈，共五世；曾祖以上，大概已经无法知道。能够知道的，从祖父以下，祖父、父亲的生卒、安葬、婚娶等，全都记载得很详细。他这样极其谨慎，难道不是符合仁人君子的心意吗？甄氏最初居住在真定获鹿，德辉的祖父五处士因元末战乱迁到河间庆云，死后葬在那里。他有一个儿子名成，于是便在庆云安家。甄成品行笃实，使家业更加兴盛。他有三个儿子：德刚、德辉、德源。德辉凭《春秋》学问考中洪武庚午乡试，最初授汝宁府同知，后来改任襄阳、湖州二府，最终升任南京太仆少卿。他处理政务果断刚毅、公正敏捷，在士绅中很有声望。他既然能对家族所重视的事情如此谨慎，当然也应当把这种品行推广施行到外部事务上，无论到哪里都能通达。于是刑部主事徐孔章请求我为这部谱作序，我便写在卷首。《丰城荷塘袁氏族谱序》丰城有许多前代的君子，我年少求学时便十分景仰他们。我在朝廷任职四十年，丰城人在京师做官的也很多，而且多才而贤，不辱没本乡前代闻人的声誉，我都得以同他们交游。最后结识了监察御史袁秉常。他为人廉正和厚，待人处事宽裕明信。他从科举出身，由学官任御史，恭敬谨慎、公平宽恕，致力于维护大体。鲁地有很多君子，大概我也可以这样说丰城。秉常升任太原知府，即将赴任时，拿他哥哥秉彝所作的袁氏族谱，托我外甥康荣请求我作序。考察袁氏，出自妫姓，是舜的后代、陈胡公的后裔；伯爰的孙子辕涛涂以祖父的字为氏，后来有的写作爰，有的写作辕，实际上同出一源。后来又去掉‘车’旁写作袁，汉代以来代代都有显达之人。丰城袁氏最初居住在豫章西山的蓼洲，到了处士德由时从蓼洲迁到丰城搜湖，后来又迁到荷塘。这部谱专门记录荷塘一支，质朴明白，简约而完备，确实体现了作者的贤能。族谱用来考察源流，明白本支，辨别亲疏，从而启发孝敬亲族、和睦相处的行为，是家族的重要典籍。一定要有贤能的人才能编作族谱；不贤的人作谱，便会假托、错误援引前代尊贵显赫的人，说他们是自己的祖先，却不知道这样会扰乱宗族，使自己陷入不孝，最终被世人讥笑。袁氏这部族谱，我所以说作者是贤能的。谱中所记从袁二府君以下直到今天，共十二代，子孙越来越多，又有像秉常这样在圣明时代显耀而特别通达的人，这难道不是由于他们的先祖一向行善、施仁，积累深厚而造成的吗？从今以后，袁氏的子孙阅读这部谱时，希望都考察自己从谁而来、同哪些人同出一源，以勉力尽到孝敬亲族、亲睦宗族的道理；并且努力学习、致力修德，以求使祖先更加光耀，像今天的秉常一样而且更加兴盛，这样或许才不辜负作谱者仁爱族人的深厚用心。谨作此序。《东里续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十四，明代杨士奇撰序

译《读杜愚得序》李白、杜甫都是大家。太白具有无与伦比的天才，而少陵卓然继承了《诗经》三百十一篇之后的传统。他所保存的，是唐虞三代大臣君子的心志；爱君忧国、感伤时局、怜悯万物的情意，往往表现为变风、变雅的内容，这是由他们所处的时代造成的。他学问广博而见识高明，才力宏大而思虑深远，雄健深沉、宏阔伟大，浑厚含蓄而精深完美，才思神妙的运用，全都出于正直的性情。所谓诗人以来，只有少陵一人而已。世上注释杜诗的人很多，浅薄的有时鄙陋，深奥的有时穿凿，不足以探究杜甫心中的含义和诗辞的深奥意义，其中有些反而被搅乱而不能明白。虞文靖公搜集杜甫近体诗一百多篇加以注释，大概能够理解杜甫的心意，但那些关系到世道大事的长篇短章还没有全部涉及。剡县单复，字阳元，专心研究杜诗，认为前人的注释仍有不足，于是把自己的心得也用来作注；考察事迹、探究含义，一定归于恰当，对于疑惑而无法贯通的地方便空缺不释，共十八卷，取名《读杜愚得》。文字简明直截、清楚易懂，总的说来，他对于杜甫心意的领会很多。阳元在洪武年间任汉阳湖泊官，谋划刊刻此书流传，却没有遇到机会便去世了。武昌丁鹤年看重这部书，从他家中求得遗稿，想完成阳元的遗志，也没有遇到机会。三十多年前，我经过武昌，丁鹤年把这件事托付给我和张从善。当时我没有空抄录，但心里始终没有忘记。后来我同训导严颐谈起此事，严颐说：“江阴的善庆兄弟，品德清高、崇尚义理，喜欢作诗，曾经刊刻当时名人的作品来流传，这件事对他们并不难。”于是我请求张从善拿他所抄的本子来核对。不几个月，严颐来信说已经刻完，请我作序。事情完成得多么快啊！事情本来各有机缘，但如今能有善庆这样的人，正如从千百人中求得十一人一样，实在不容易得到。评论者说杜集是诗歌的大成，因为它兼备各种诗体。文靖公也说，学习杜诗就没有一处不在其中。善庆这次举动，不只是使阳元的用心得以不被泯灭，对学习杜甫的人也有帮助。于是写下这篇序。《杜律虞注序》律诗不是古代原有的诗体，却在后世兴盛起来。《诗经》三百篇都出于真情，平和舒缓而含蓄委婉，可以歌唱吟咏，用来感发人心，哪里有所谓格律呢？从屈原、宋玉以下直到汉魏，以及郭景纯、陶渊明，仍然保有古代诗人的情怀。颜延之、谢灵运以后，渐渐崇尚新奇，古意虽然衰落，但诗体还没有改变。到了沈佺期、宋之问，律诗出现，号称近体，于是诗法改变了。律诗在开元、天宝年间开始兴盛，当时如王维、孟浩然、岑参、韦应物等作者，仍然从容闲适，潇洒疏淡，含有足以吟咏的余味。至于雄健深沉、浑厚有力，有行云流水之势，有冠冕佩玉般的风度，从胸中自然流出，从容自然而成，既都出于正直性情，又不拘泥于格律，也不超出格律之外。所谓随心所欲而不超过规矩，成为诗中圣人的，难道是杜少陵吗？此后作者代代出现，雕琢锤炼越发用力，格调却越发低下，志向越笃定而气势越衰弱，大概都是受格律束缚的结果。否则便以呼喊叱咤为豪迈，再也没有正直的性情了。观水的人一定要到大海，登高的人一定要上高山，少陵难道不是诗家中的海岳吗？一百年以前，赵子昂、虞伯生、范德机诸位先生都擅长近体诗，也都宗法杜甫。伯生曾经把自己比作汉代朝廷的老吏，说自己深明律法。他又曾选取杜甫的七言律诗加以注释。伯生学问广博而才华高超，品味杜甫的语言，探究杜甫的心意，领会实在很深。看他题咏桃树的那一篇，前辈都认为无法解释，而伯生阐明它的旨趣，使仁爱百姓、怜惜万物以及感叹的意义都清清楚楚，这不是深得杜甫之意吗？有人怀疑这部书不是虞伯生所作，因为欧阳原功所撰的墓碑没有被收录。伯生以道学和文章受到当世尊重，墓碑所记取大略而省略细节，所以是否收录此篇不足以证明伯生；但这种文章一定只有伯生才能写成。这篇作品过去没有刻本，江阴朱善继曾刊刻单阳元的《读杜愚得》，我从他的儿子熊那里得到这部书，又请求他父亲同意后刊刻它。我听说熊有孝行，这正是他能够继承父亲遗志吧？《庐陵李伯葵先生诗集序》我幼年侍奉陈心吾先生进入郡城时，郡中的儒师和老人多在那里，天天往来相处，彼此欢乐。李伯葵先生年纪最小，诸位老人出去后，伯葵常常独自留下。每次他拿出自己所作的诗，请陈先生评定我也在旁，当时我还没有知名。可是我看到陈先生喜爱玩味、称赞不止，伯葵出去后，便私下向他请教。陈先生说：“众人的意趣平凡浅陋，只有伯葵志向高远而古雅；众人局促拘谨，只有伯葵舒展从容而富有余裕。而且他的前途不可限量。”我心中记住了这番话。陈先生去世后，我渐渐长大，二十年没有到郡城去，却时时听到来往的人传诵伯葵的诗，心中更加仰慕。又过了二十年，我在南京再次见到他，同他握手交谈了一个多月。先生虽然面色苍老、头发斑白，但仪态法度雍容，言论高雅有法则，只是他的心中常常感叹前辈已经远去，不能忘怀。于是我得以看到他一生所作的诗，更多地感受到：声音和谐，如金石相击；声调清越，如佩玉相鸣；兴致寄托深远；浑厚之中仍保存着古意。先生学问丰富而志向坚定，胸襟广大而才华高超，一点尘俗也不能进入他的心灵深处，所以他的诗作兴盛。先生怀有仁心、秉持义理，行为端正，居住在郡城北面，安静淡泊而自得，避开荣誉声名；即使他的儿子显贵，他仍戴角巾、穿布袍，安闲自如。他回到家中，就召集子弟和乡里的俊秀，整日谈论道理；有时天气清朗、景色和美，便出门同幽雅之人、贞正之士一起游乐于溪山泉石之间，超然自得于尘俗之外。吉州自诸位老先生相继去世以后，只有伯葵先生巍然独存；如今他去世又有五六年了，吉州的士人难道能忘记先生吗？先生早年的诗，陈先生曾经为它作序；如今他的儿子、河南左布政使昌祺，将先生晚年所作的诗同诗集一起刊刻，又托我作序。我早年便知道敬重先生，而且同昌祺同朝相交三十年。昌祺自从考中高等科名后，历任朝廷内外官职，执掌大藩，宽厚廉洁，卓然成为名臣，这本来就是先生教导的结果。为他作序，难道可以推辞吗？

译《通鉴纲目集览正误序》朱文公根据司马文正公的《资治通鉴》作《纲目》五十九卷，用大字书写的是纲，用分注书写的是目。这部书体现孔子作《春秋》的宗旨，用来端正人心、树立世教，对治理之道有帮助。分注已经很详细，但其中的言语和事迹有时出自深奥偏僻之处，不是浅薄少学的人能够立即通晓的。从前王行卿曾著《集览》，以方便求学者，他的用心是好的。然而其中不免有像《文选》中“蹲鸱”那样的鄙陋错误。我的亡友右春坊赞善陈济，字伯载，为它订正谬误四百多处，取名《集览正误》。伯载学问广博、见识端正，对这部书用力勤奋，历时多年，考证精密切实，几乎没有遗憾，对《纲目》很有帮助。这部书原来藏在我家。近来我陪同太师英国公在史馆时，谈到《纲目》，更加认为它对治道很有益，感叹《集览》的错误，于是拿出伯载所作的书。英国公读后认为正确，说：“应当扩大它的流传。”于是取来刻印发行。唉，《纲目》是一部关系到治理之道的书，伯载这部书确实不可缺少。太师公是功勋卓著的大臣，一向喜爱贤能、尊重儒者，如今设法使这部书不至于失传，其用心深厚了。士大夫君子有志于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道理，想要考察古代以扩充自己的学识，这部书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我深深赞许这件事，所以为它写在书卷的开头。《蠖闇集序》求学却不从经书中寻求根本，教人却不以经书为根本，都只是苟且而已。经书是圣人的精髓。不明白经书，就不能通达圣人的道理。然而世上从来不缺求学的人，只是难以遇到善于教导的人。元代时，江右的经学老师受到四方推重，五经都有专门的学者，学问精深明彻，讲授之外又各自著书，以惠益后来求学的人。当时齐、鲁、秦、蜀的士人跋涉水陆数千里前来受业，前后相接。到了本朝兴起，江右的老师宿儒往往还在，求学者都有可以依归的人。如南昌的包鲁伯、傅拱辰，临江的梁孟敬、胡行简，庐陵的陈心吾、刘云章、欧阳师尹、萧自省、刘允恭、刘伯琛、陈村民，临川的吴大任、何伯善，都学问高大浩博，凡是有志于经学的人都一定会去拜访他们。何先生名淑，以《诗经》学问成名，考中至正辛卯进士，授官湖广武冈县丞。恰逢湖湘盗寇作乱，未能赴任。当时吴伯高任江西廉访使，征召先生署理从事，先生没有就任。虽然盗寇之祸波及乡里，但拿着经书跟从他求学的人一直没有断绝。洪武年间，朝廷以贤良征召他，后来又以太子宾客召用，他都以疾病为由辞谢。后来朝廷特意征召天下名士九人，先生也在其中。先生到达后入朝觐见，仍然以疾病为由辞职归去，跟从他学习的人却更多了。朝廷后来又派使者到他家中起用他。当时蜀献王也派使者带着书信和礼物来聘请，然而先生在前一个月已经去世了。使者相互对视，叹息着离去。先生从经书中获得学问，又在自身实践中修养，光明俊伟，难道只是用空话给学生看吗？先生的文章铿锵如金声，晶莹如玉的洁白，阐明至理，一心用来启迪人心、扶植世教。譬如布帛、粮食，是供百姓生活实际使用的东西。我家距先生的乡里数百里，幼年时伏案诵读先生的程文，心中非常仰慕，却不能赶去拜见请教。稍稍长大时，先生已经厌弃尘世去世了，我常常因此自我遗憾。唉，前辈老成之人已经凋零殆尽，却让浅陋的后生滥居文章之职，我回顾反省，惭愧得汗流不止，常常因此感叹。今年，先生的孙子、宁国府学训导士彦在京师拿出家中刊刻的《蠖闇集》，托我作序。《蠖闇》是先生自取的号，也是他退居之所的名称。集中收有古体、近体诗二卷，赋、序、记、说、题跋、行状、墓表、志铭、策问六卷。我曾见过先生所著《诗经衍义》等书，都已经流传于世。由此想到，本朝初年的诸位老先生都有著作，如今只有梁、何两家的著作流传下来，大概是因为他们的门人和子孙贤能。因此我为这篇文章作序时，怎么能不更加感慨，并且更加看重先生有贤能的后人呢？《王忠文公文集序》古代做士人的人，文章和品行都完备，但一定以品行为根本。所以夏、商、周三代以前，文章最高古，却没有人专以文章成名，因为他们的根本不在文章。秦汉以来，士人才开始有专门凭文章成名的。有的人违背道义，君子便不称道他，扬子云的《剧秦美新》就是这样。若是确实出于忠于君主、亲爱父母的诚心，读来使人感动激奋、仰慕不已，即使相隔千年，仍仿佛就在眼前，诸葛武侯的《出师表》、李令伯的《陈情表》就是这样。近数百年来，士人多喜欢读韩文公、欧阳文忠公、苏文忠公的文章，总的说来，都是因为他们以立朝的大节为根本，光明显著，足以振奋人心。我国兴起之初，金华宋公景濂、王公子充相继进入翰林，掌握文坛权柄。当时奉诏修撰《元史》，二位公都担任总裁，是一代中巍然可望的人物。不久王公以翰林待制奉命招谕尚未归附的云南，到了那里便反复向当地人说明天命、人心归附与违背以及吉凶祸福的道理，他们起初已经表示归服，恰逢有倔强的人拒不奉命，王公奋发守义而死。十年以后，天兵攻下云南，王公死于国事的真相才在朝廷完全显明，然而旌表褒奖的恩泽还没有施及。皇上继承大统的第五年，义乌县丞刘杰向朝廷申明王公的忠节，朝廷下诏向众人询问，确认属实，于是下诏追赠翰林学士、中奉大夫，赐谥号“忠文”。这时距离王公去世已经七十年了。诏令下达的那天，舆论欣喜畅快。忠孝本来是人人天性中固有的品德，治理天下的人一定要表彰它，以端正人心；这关系到改善风俗和治理之道。那些在前代被埋没而必定在后世显扬的事情，是因为天道彰明忠贞、护佑善人，即使年代久远也不会差错。刘杰又搜集王公平日的文章，准备刊刻流传，托我作序。王公的文章早在前朝便有声望，进入本朝后，首先被朝廷任用，关于这些事情，宋学士诸公的序文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我特意记录他为节义而死的事，用来说明他的文章所依据的根本。唉！王公为使命而死，大概同唐代颜鲁公一样。颜鲁公的书法流传后世，即使一片纸、一尺绢，人们得到也愿出千金，何况文章是至理和要道的寄托呢？它必定能够流传。王公名祎，是义乌人，死时五十二岁。刘杰所提出的十件事，朝廷采纳了其中九件，其中就有论述王公死于国事的事情。他也可以算是通达政事的人了。

译《性理群书补注序》上天生育人类，赋予人的本性本来是均等的，但人所承受的禀赋却有不同。上等的人得到精粹的气和完整的理，这是圣人。圣人的德性纯粹合乎天道。次一等的人知道自己的本性同样出于天赋，却不能完全具备精粹和完整，于是便明察它、修养它，不敢违背天道，而一定以圣人为宗师，这就是贤人。自孟子去世后，圣人的教化不再流行，圣人的道理日益晦暗，经历了一千多年。其间知道尊奉圣人的人并非没有，但足以阐明并修养圣人之道的人很少。直到濂溪、洛学诸位君子出现，圣人用来教导人的道理才由晦暗重新变得明白，求学者才清楚知道正道所在而有所依据。假如没有濂溪、洛学诸子相互阐明和修养圣人之道，用来给后人树立法则，那么世上的学者每天趋向异端，便没有止境，又怎么知道上溯宗奉圣人而归于正道呢？所以想要学习圣人的人，一定要从濂洛之学开始。从前文公先生曾辑录周敦颐、二程以下诸位君子的嘉言懿行，作《伊洛渊源录》。后来熊端操又著《性理群书》，大体依据文公所辑，并增加司马文正公以及文公先生的言行。熊刚大接着为它作句读和解释，无非是要引导求学者归于正道。近年我的朋友吴敏德又作《性理群书补注》，对端操所辑的内容有所增删，对刚大所作的解释也多有修改订正，各自都有适当之处；至于义理的根源、讲学的方法，大体都已具备。圣贤的话只有一个道理，古今人的心也是相同的。求学者完成这部书后，可以借助古人的道理探求自己的内心，考察前人的行为来实践于自身，笃诚信奉而真正履行，积累日深、涵养日熟，即使由此上溯濂洛之学，仰望洙泗之学，也没有不能逐渐达到的。敏德对求学者的期望深远而广大啊！敏德学问端正、见识明达，志向坚定、行为庄重；他的著作不止这一部，总的都含有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用意。他为文公《小学》作集解，皇上刚开始在经筵听讲时，他便录下进呈。敏德历任台宪官，升至左副都御史；在肃清政务的闲暇，又辑录前代名臣的谏疏来勉励属官。七十岁时便以疾病为由退职。我曾说敏德具有古人的道德和古人的心，大概不是当今世上常有的人，所以借这部书一并提到他。《医经小学序》医学起源于三皇，到周代六官中设有医师，掌管医疗政令，用来保障百姓的生命。历代通晓医学的人，都有著作流传。离古代越远，后世出生较晚的人往往不能探究医学的根本和旨趣。更严重的，对于脉证、阴阳、表里、经络、运气等学说全都茫然无知，只执守前人固定的一张方剂来应对病人，妄图侥幸求得万一的效果，使百姓不幸，不能保全性命以终其天年，当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近来宪臣有人提出意见，请求在各乡里建立学校、设置教席，希望可以减少人们夭折。虽然一时被朝廷议论所阻，但这确实出于怜悯百姓的诚心，也确实切合民生需要。往年副都御史陈公曾有训示，刊刻刘纯所辑的《医家玉机微义》，作为施治的依据；又想把它作为施教的依据，于是同时刊刻刘纯所辑的《医经小学》，使这部书流传。全书首列《本草》，其次是《脉诀》，再次是《经络》《病机》《治法》《运气》，共六卷。它以《素问》《灵枢》《难经》以及张仲景、王叔和直到近代刘守真、张洁古、李明之、朱仲修诸家的著作为依据，摘取其中切要，编成韵语，分类汇集，以便初学。这部书本末条理清楚明白，简约而完备，是医学的指南，也是端正根本的著作。凡是善于学习的人，都致力于根本，何况医师掌握人的性命，难道可以不明白根本而苟且行医吗？学习医学的人如果确实能熟读深究这部书，把它融会于心，那么所走的都是正道，所使用的都是正确的方法，触类旁通，年年讨论医理而达到十全十美，哪里会有什么困难呢？这部书非刘氏不能编成，若没有陈公，也不能流传。是学医者的幸运，也是百姓的幸运。刘纯字宗厚，是吴陵人；他的父亲刘叔渊，是朱仲修的高足，学术传授自有来由。” 《新编葩经正鹄序》国家选取士人，把经学放在首位。有远大志向的士人，努力凭经学进身。经书是圣人心法的寄托，也是施政的根本。士人不通晓经书，就不适合任用。所以夏、商、周三代以后，能够用于世事的士人，在侍奉君主、治理百姓方面功业卓著、值得记载的，必定出自经学；但要明白经学并不容易。即使《诗经》成为经书，它的言辞柔和含蓄、委婉动人，它的道理精深而蕴含奥妙，要明白它，必须掌握其中的要旨；但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哪里能掌握要旨呢？梁君本之在筠庠任教时，担心求学者难以进入诗经精深蕴奥的境界，便同他的内弟陈赏一起，取朱备万所作的《解颐》、何伯善和曹居贞所作的《主意》、林泉生所作的《矜式篇》，分别编排并附入各章，合为一书，取名《葩经正鹄》，使学习《诗经》的人读了以后，大体都能明白，不再被其他歧途迷惑，确实是《诗经》三百篇的指南。梁君惠益求学者的用心，可以说很深了。筠地很久没有推荐通晓经学的人，本之来任教以后，筠地的求学者中，有考取乡贡的，也有考中进士科的，不乏其人。这部书对人的帮助，也已经显现出效果。虽然如此，自商周以来，用来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整治家庭、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道理，以及上下之间行事的是非，都在《诗经》三百篇中有所表现。而自汉代以下，谈论它的旨趣的人非常多。到了宋代朱文公，才把各种说法折衷归于一处；这部书又阐明文公的旨趣，并汇聚其中的要领。士人如果确实能通过这部书寻求要旨，能够寻求要旨来考察自己的内心，能够考察内心来明白道义的是非，并且依照正确的道理去实践、以错误的道理自我警戒，那么无论处在贵贱、内外、进退、隐显哪一种境地，都没有不有利的，难道只是有利于文章和科举进退而已吗？这也是阅读《葩经正鹄》的人应当知道的。本之将要到溧阳任教时，从他的行囊中找到这部书，读后高兴得跃然而起。本之请求我为它作序，所以写在卷首。

译《恒轩韩先生诗集序》《恒轩集》是越地山阴的韩本常先生所著。他的祖先是相州安阳人，是宋代司徒兼侍中、赠尚书令、魏国忠献王的第十二世孙。建炎年间，韩氏因为是勋旧之家，随从皇帝南渡，于是定居越地，直到今天成为越地山阴人。先生年少时便有远大志向，品行义举一向在乡里闻名。先生的父亲叔英先生曾经让他跟随乡里的诸位老人游学，当时有赵公本初、刘公昭父、王公思敬、钱公子予、吕公中立先生等人，都在那里求学。洪武初年，科举制度实行，先生认为功名伸手可取，便刻苦学习举子业，即使初春严寒、盛夏暑热、秋雨连绵，也手不释卷，废寝忘食，以至于得了痞疾。后来有关官府多次以经学明达、品行修洁推荐他，他都以痞疾为由辞谢，于是居家教学，以教化乡里的后辈。建造一所房屋，题名为“恒轩”，在其中陶冶性情、修养心性，每天以吟诗为乐。尤其专心教导儿子韩阳，使他继承祖先的事业。先生一生创作诗歌很多，五言、七言律诗以及长短歌行，字字句句都合乎法度，随着感情抒发、按照事情叙述，温厚而清深，这难道就是所谓出于性情而止于礼义的作品吗？可惜旧稿经过火灾以后，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怎能不令人痛惜！先生虽然已经去世，他的儿子韩阳在永乐丁酉年考中乡贡进士，任苏、松二郡学职以及润州丹阳教谕，所到之处都能凭教师之道树立自己。经太常卿、我的朋友姚友直推荐，他被提拔授任监察御史，廉洁持重、刚正不阿，能够振肃风纪，朝廷内外都知道他的声名。如今读先生所作的诗，温厚清深，而忠君孝亲的心意屡屡表现在篇章之中，由此也可以知道韩阳做官处事的善行，没有不是根本出于先生以义理教子的家学而形成的。现在他拿诗集请求我作序，于是写下这些话放在诗集前面。《西巡扈从诗序》宣德甲寅年秋天，居庸关以外的怀来、保安、宣府、万全都获得大丰收。皇上担心边地百姓安于丰足而忽视警备，于是在九月甲申日亲自驾车巡行，整顿告诫边防。翰林词臣中随从的有士奇、勉仁、宏济、德遵。士奇七十岁，特意给他配备二十名舆卒。沿途天气清爽温和，行动休息都很舒缓，号令严明，行路的人不劳苦，居住的人也不受扰乱。有时驻跸在平坦开阔的地方，命令将士飞驰放箭、骑马射击，用来检阅武备。这月丁酉日到达洗马林，大约距宣府以西一百八十里。洗马林旧名荨麻林，是语音沿袭造成的讹误。当时北边阿噜台的部众被卫拉特击败，狼狈地到塞下苟延残喘。皇上身边那些迎合取宠的臣子，多请求趁机掩袭捕捉他们。皇上说：“朕只是知道整顿防备，乘人困厄而加以困辱，不是王者应做的事。”没有听从。随从大臣中，士奇最不熟悉军事，有时凭文章方面的事情接受皇上询问，但所受宠遇始终相同。一天晚上，皇上召见并问士奇：“卿这几天骑在马上，也作诗吗？”士奇惶恐叩头，皇上再三慰劳他。班师以后，十月甲辰日到达北京。这次扈从往返总共只有二十天，其间感情有所触发，也时时表现在诗赋吟咏之中。总共得到若干首小诗。回想前五年奉命巡边到宣府，往返二十天，在路上没有一次不把兴致寄托在诗中；而今再回头看当时，年纪更加老了，气力更加衰弱，词意也更加鄙陋，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只是因为这些诗出于一时扈从之作，将来也可以由此考见年月，所以还是把它们录下来而不舍弃。《玉机微义》序 都察院副都御史姑苏陈公有戒，奉命镇守安抚陕西，仰体皇上的仁德，亲自早晚勤劳，使凋敝困顿的百姓得到休养，百姓因而渐渐安定；于是整顿边疆，也已经完备牢固。时有余暇，他体恤百姓的心意从未有片刻忘记，只要有可以使百姓获利的事就去做。偶然得到医家《玉机微义》一编，认为它可以救助世人，便捐出俸禄，雇工刊刻，以便广泛传播。于是布政使郝公珩、王公敏联合同僚中有志于施救济人的人，率先出力协助。书成以后，郝公请我作序。这部书由会稽徐彦纯、吴陵刘宗厚编集，后来又有所增益；二人都精通医术，共五十卷，按门类分编，对论述病因、辨证施治，条理灿然，已经十分详备。医家中神农、轩辕、岐伯、伊尹以及秦越人、张仲景的著作，是万世所共同宗仰的，不可改变。历经晋、唐、宋各代，也都有知名医家；近代张元素在北方兴起，大概得到神授，深入探究医道奥秘，第二代传给李明之，第三代传给王好古；南方朱彦修私下师法他们，于是成为医家的正统流派。徐彦纯、刘宗厚又私下师法朱彦修。评论者说，张元素的医道是医家中的王道；所谓王道，以养育百姓为根本，张元素的方法以厚养脾土为要，这就是懂得从根本上用功。这部书以《素问》《难经》《金匮要略》以及张元素一派的医方为主；其他各家的治法，只要不违背这一原则的，也旁采收录，加以补充。即使中等医术的医生执此施治，也可以取得疗效；如果患者能够了解这些道理，也一定不会被庸医误导。它所救济和惠利的人，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医术，是圣人仁爱百姓的办法。陈有戒等诸公在这部书上同心协力，使它广泛流传，大概是因为他们不忍百姓受苦的仁心不能停止。把这种不忍人之心施行于政事，难道会有边际吗？

译《沧海遗珠》序 诗歌本于人的性情，关系到世道人心，《诗经》三百篇没有比它更高的了。自汉代以后，历代都有诗人创作，然而每一代不过几个人，每个人不过几篇诗，所以诗并不容易作。而且诗尤其不容易辨识；如果不能深刻通晓六义的旨趣，不能明白作者的内心，就不足以认识并评论诗歌。萧统编选古诗，高适、姚合等人编选唐诗，下至宋、元，也各有选本。他们采录得不详尽、选择得不恰当，都免不了后人的讥评。选择不恰当，大概是因为鉴识不明。近代选古诗的，只有刘履；选唐诗的，只有杨士宏，几乎没有遗憾，可见他们的鉴识超过常人。我国朝文运兴盛，诗道昌明，追踪古代作者，编选诗歌的多达十几家，但只有刘仔肩、王偁所录的还算近于完善。刘仔肩的选本过于简略，王偁的选本虽精审而详尽，却仍不免有所遗漏。都督沐公把自己所得的名人作品，选择其中精粹的，汇集古体、近体诗二百余篇，都是以前选本没有收录的，名为《沧海遗珠》，将要刊刻流传，嘱托我作序。我读了这些诗，大都清楚雅正，和平婉丽，情趣韵味极好，像夜里的明珠、月亮一样晶莹珍贵，值得喜爱、玩赏和流传。由此可以知道都督公的鉴识确实明达。公字景颙，是黔宁王的第二个儿子，正凭借忠诚的谋略和宏大的才略辅佐兄长黔国公，为朝廷镇守安抚西南一方；在安定治理的余暇，又以吟咏诗歌来陶冶性情，并做成这件事。如果不是兼有文才武略，怎能做到呢？然而如今是崇尚文治的朝代，天下又这样广大，诗文创作这样丰富，那些遗漏而值得收录的作品未必只有这些；这大概只是它的开端吧。《法书志》序 我一向简朴淡泊，没有其他嗜好，只喜欢书籍和古代法书。然而如今好的法书极难遇到。偶尔遇到一件，不仅是我的力量不足以购得，也是不愿把自己的爱好强加给别人。朋友中有了解我心意的，把自己的余物分给我、赠送给我的，我总是高兴地接受而不推辞。所以我得到的，都是世间常见、而世人所称赏的，大多不在我这里。偶尔把所得到的周代以来篆书、隶书、行书、草书法书一百二十本，各自作了记载，汇编成一卷，名为《法书志》。《文籍志》序 士人之所以可贵，只在于能够穷尽并践行大道。明白大道，必定要从读书开始。经书，是圣人精神的精华；史书，完备记载了行事的得失；诸子百家，有的醇正，有的驳杂。应当辨明其中的是非邪正，以求达到最恰当的归宿。这些书都不可缺少。我祖先收藏了数万卷书，元代末年全都毁于兵乱。我很早就有志于学习，但孤贫无力得到书。稍稍长大以后从事抄录，没有钱支付纸笔费用，便常常向别人借来阅读，能得到的并不多。十四五岁时，出外教小孩读书，颇有一些收入，用来供养自己，没有空闲买书。二十岁左右逐渐远出，靠授徒所得较为丰厚，才开始收藏书籍，但还不多。等到在朝廷做官，有固定俸禄，又时常得到赏赐，便节省各种费用，日积月累，把它们作为购书的资金。经过十多年，经、史、子、集虽然不能完备，也积蓄了不少。与我祖先所藏相比，只有千分之一、百分之一；与我年轻时相比，却可以说很丰富了。人对于自己所喜爱的东西，费心劳力求得它，必定会谨慎保护、珍惜收藏，不至于使它毁坏。等到传给后人，后人却未必知道得到它的艰难，有的冷漠地看待它，不加留意，把它丢弃得如同丢弃瓦砾。我担心后人不知道守护，因此凡是书籍都记载我得到它们的缘由，并勉励后人说明应当怎样守护。古人爱护一草一木，尚且告诫子孙不要毁坏，何况书籍是圣贤至高教诲的寄托呢？应当敬重它们啊！况且积藏书籍难道只是为了夸耀在座位旁、充满箱笼而已吗？一定要讲习诵读，探究明白，务必把它们领会在心中并落实在自身行为上。司马君实说，积藏书籍不如积累阴德，因为子孙未必能够读书；他难道不是有所激愤才这样说的吗？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他对后人的期待太低了。我不愿意以这种薄待后人的态度对待他们，努力吧！《牧斋诗》序 陈子韶把自己藏书修业的处所命名为“牧斋”，大概取自孔子称说《易经》“卑以自牧”的意义，用来勉励自己。他妻子的弟弟、翰林院庶吉士萧省身，在京师请求缙绅贤士作赋来歌咏它；因为我了解子韶，便嘱托我为它作序。我往年在桃源山中读书，和子诏来往，子韶为人谨慎诚实、恭敬谦和，专心收敛自己，从未炫耀荣耀、沽名钓誉。有人只看他的外表，认为他谦逊柔弱、畏缩退让，好像不能胜任什么；但他的内心刚强坚定，确实不可动摇。他家贫，以教书为业，收入虽不丰厚，只够勉强供应寒暑朝夕的生活，但他安安乐乐、自得其乐，把千驷万钟的富贵看得不足以改变自己的志趣。然而我对于子韶有一件感慨的事：陈氏自五代以来迁居泰和，四百多年之间，诗书礼乐、簪缨功名相互辉映，前后一直是县里的大族。他的后人中有像子韶这样的，可以说没有辱没家族。再说，追溯子韶的高祖、曾祖以上直到最初迁来的祖先，其家族源流清楚显著，乡里的老人都能说出。然而如今记录陈氏宗族的谱牒，却没有收录子韶；陈氏后世贤能的人固然很多，但不如子韶贤能的，也未必少。这样的谱牒得到子韶，难道不应当更加重要吗？至于说子韶的名位轻重，本来不取决于谱牒是否收录；只是谱牒做到这样，果真可以说没有遗憾吗？但子韶从未因此责怪别人，反而说：“我的行为大概有辱于先祖吧？”于是更加恭敬地修养自己，从不懈怠。子韶取“卑以自牧”之义，难道只是写在空话上而已吗？世上那些借仁、附义来作为名号的人，最终所作所为却截然不同，就像香草和臭草、白昼和黑夜那样相反；他们同子韶相比，怎么会相差到这种地步？这正是缙绅贤士应当为他作赋的原因。赋有的歌颂，有的规劝，旨趣并不相同，但都能有所发挥子韶的心意，所以我摘取叙述他行为事实的大概，作为这篇序，使读诗的人能够考察并相信这些事实罢了。

译《志训堂后序》吴兴章自明甫的儿子章善，洪武年间被授予茌平县典史。自明甫写信教诫他，娓娓道来一千多字，对于修养自身、治理政事、体恤百姓、敬长亲贤的道理，全都列举并讲得曲尽其详。这些话大概不只是可以帮助治理一个县而已。爱得深，所以说得详细；认识得明，所以说得恰当。根据他所说的话来考察他的存心，自明甫真是一位贤父啊！章善拜受父亲的训诫，把它悬挂在堂中，早晚省察阅览，希望不辱没父亲。等到自明甫去世，章善历任茌平令，几次升迁，如今任刑部郎中。他为人开朗敏达、恭敬谨慎，对这些训诫始终拳拳服膺，所到之处都把它悬挂在堂上，总像父亲临于上方，而自己刚刚接受任命一样。章善真是贤子啊！亲人的德性和上天的德性，同样都是仁。儒者说：侍奉父亲就像侍奉上天；接受上天的命令而出生，就像子女承受父亲的命令而行事。君子敬畏天命，不敢违背，就像孝子敬重父亲的命令，不敢违逆。所以敬父亲就是敬上天。那么从少年壮年直到老年、终其一生，难道可以有片刻间断吗？古人谈孝，必定称说曾子；他戒慎警惕、努力自持的心意，直到临终时手脚都能保全，然后才算完成。章善一定要在这方面努力啊！章善以“志训”命名他的堂，缙绅君子已经为它作了序、作了记。他又嘱托我作序，我既为此高兴，又愿意对他提出更深的期望，于是写在后面。《善安堂诗》序 我县刘文复，性情和易，敦厚守信，重视气节和道义，乡里士人多乐意同他交往。今年来到京师，京师的士大夫也多喜爱他的为人，知道他家有善安堂，便为它吟咏歌唱。文复嘱托我作序。我回想童年时就认识文复，他家在县城中。当时城里有些人卖弄私智，欺骗愚弱之人，取得丰厚财产，于是高堂重屋，歌舞丝竹之声昼夜不断，谁不自以为可以这样过完一生，并使子孙永远享受呢？但文复和他的兄长存礼谨慎自守，不敢在道理和本分之外苟求所欲，每天以奉养父母为快乐，建造龙洲书馆，请老师教育子弟；他们的资财并不宽裕，但在奉养父母、抚育子弟之外，救济贫困也毫不吝惜。等到我二十岁左右，再去看先前那些极其富有、极其享乐的人家，忽然像烟消散、冰融尽一样，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文复一家之内，父子、祖孙、兄弟之间孝敬慈爱，天伦之乐与从前相比不但没有衰减，反而更加深厚。这难道不是所走道路不同，导致安危不同吗？人安置自身和家庭，也像安置器物一样，放在安稳之处就安稳，放在危险之处就危险。行善，是使自己处于安稳之地的方法。《尚书》说：“行善，上天就降下各种祥瑞。” 《易经》说：“积善的人家，一定会有多余的福庆。”行善本来就是上天所保佑的。他后来文复的父亲活到八十八岁，母亲活到八十七岁；他的兄弟都头发将白而身体无恙，他的儿子长大并懂得求学，这难道不正是他们得到上天保佑的结果吗？所以我把自己所见的这些事写在各位贤士吟咏诗歌的卷首，使读者知道行善一定会有应验，也想让希望家庭安定的人知道应当选择什么方法。《崇孝堂》序 江阴朱熊，字惟吉，性情极其孝顺。他的母亲曾经病得很重，请医求巫都没有效果。朱熊痛苦急迫，不知如何是好。有人说古代医书中有用人肉治疗母亲疾病的说法，他便向北辰神明裸身祈祷，两次割下自己的大腿肉煮成汤汁献给母亲。母亲吃了以后，病就好了。宗族乡党都称赞他，没有不同的议论。翰林院检讨陈嗣初先生听说后很赞赏，把他侍奉母亲的堂命名为“崇孝”。所谓“崇”，大概是要把孝行提升到道的层次。陈先生已经为此作了记，又写下这番道理。朱熊来拜见我，也希望我说几句话来勉励他。割大腿肉这件事，在我们儒者看来有不足之处，因为圣人的教诲中没有这种做法，而且担心最终会残毁身体、损伤生命。残毁身体、损伤生命，理应被名教所排斥；但评论一个人，也要进一步考察他的内心是否真诚。父母，是我自身的根本。父母危急将死，就是我的根本将要断绝，哪里还有空闲考虑自己的身体呢？在这种时候，父母最重要，自身次要。何况事情紧迫、计策穷尽、无可奈何之际，即使舍弃生命也有顾不得的；他的内心本来就会说：“我的身体承受于父母，只要父母平安，我甘愿舍弃生命。”何况用人肉治病的说法记载在医家书中，我对于父母难道可以停止不做吗？何况割伤身体也未必一定会损伤生命吗？所以割大腿肉受到世人赞许，也是因为人们体谅它出于爱亲的真诚；而儒者阐明正道、用正言加以匡正，则是为了树立规范、流传后世。能够用宽恕的态度看待它，大概就可以不加非议了。朱熊的真诚孝心值得赞美，然而君子的孝并不止于此。孔子对曾子说：“立身行道，使名声流传后世。”曾子凡事都从自身反省，每天多次自我检查，直到临终手脚都能保全，也不敢忘记孝道。曾子的学者又说：“每抬一次脚，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担心辱没自身、使父母蒙羞。”这些都是君子的孝。君子的道，务求长远而宏大的事业，朱熊要努力啊！奉养母亲的闲暇，要努力探究前人的言论和行为，亲身践行，以符合陈先生为堂命名的意义啊！而且我听说你家是诗礼传家的旧族，如今你的世父、父亲都敦厚行事、崇尚道义，你也应当继承下去而不使它毁坏。朱熊要努力啊！于是写下这篇《崇孝堂序》。

译《沙村江楼诗》序 沙村江楼，是乡里前辈刘伯川建造的。沙村在我县南部山水深邃幽僻的地方，四方往来的人迹无法到达，而刘氏世代居住在那里。伯川是刘氏中秀异而有文才的人。楼依凭沙村的胜景，高高耸立，独自突出。乡里的名卿巨老都作有赋咏和记述。历经世代变故，伯川去世，又没有儿子，文书散失无存，楼也早已倒塌。他的堂弟伯埙如今在旧址上重新建造它。伯埙能够记住刘尚书子高以前题在楼中的长诗，以及寄给伯川的近体诗，偶尔向翰林诸公诵读。诸公听到尚书所作的江楼诗，都很高兴，接着作诗唱和的有曾学士以下若干人。伯埙把它们一并汇集起来，请我作序。楼最初由伯川建造，我虽然没有来得及见到，但从伯川这个人也可以推知它的情形。伯川是先父的同门朋友，我曾听县中老人说，他家非常崇尚儒学、礼敬士人，唯恐有所不足。元代末年兵乱，攻打劫掠遍地，百姓逃入深山穷谷，也无法自保，一时间县中的士大夫带着妻子儿女逃来依靠伯川。伯川尽力接待迎候，使他们住在馆舍山谷中，几乎不让他们有寄居羁旅之感，而且日子越久越不厌烦。凡是依靠伯川的人，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尚书寄来的近体诗，大概说的就是这件事。伯川一生把钱财看得如同粪土，四十岁时还拥有数千亩田地，一天之内全都分给亲戚乡里，又遣散家中的奴仆，只和妻子住在几间破屋里，仅仅能够遮挡风雨；早晚喝稀粥，却安闲自得。平日不与世俗之人交往，但善于观察人物，而且喜欢奖励提拔后辈。士奇十四五岁时，和陈孟洁一同前去拜访他，他把我们都当作故人之子而喜爱。那天雪后初晴，酒喝得正浓，他命我们二人沿溪边行走吟咏，各自作一首小诗表达志向。孟洁回答说：“十年勤苦读书于鸡窗，胸怀青云志向，梦想白玉堂。等到杨柳小路上香风吹来，红楼中争相观看身穿绿衣的进士郎。”我便应景敷衍说：“飞雪刚停酒意还未消，来到溪山深处踏着白玉般的积雪。不嫌寒气清冷入骨，只因贪看梅花走过野桥。”伯川看着孟洁笑道：“十年勤苦读书，只求博得红楼中一看吗？”又说：“不会失掉一个风流进士。”他看着我笑道：“即使是贫寒的士人，也应当耐得住寒苦。”又说：“人必须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作为；你们要努力。”伯川去世后二十多年，孟洁考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来也去世了。如今又过去二十年，我幸而还苟存着一口气，事情都如伯川当年所说；然而我未能达到他的期望，常常因此内心惭愧。伯埙从刑部主事再次升为郎中，和我一同在朝廷任职。每当共同谈论往事，追念前辈高尚的风范和深远的情韵，都感到再也无法遇到了。如今高兴伯埙能够继承伯川建楼的心意，所以借此叙述诸公的诗，并附带说到伯川为人的大概。《禄养堂诗文》序 永新戴礼，字本敬，永乐乙未年考中进士。考中进士的人，按例要先到各部门观政，然后授予官职。只有本敬想到母亲年事已高，及时奉养母亲的诚心不可耽搁，便把自己的情况告诉朝廷，希望得到教职而且距离家乡近，以俸禄奉养母亲。于是获授衡州府学教授。衡州距离永新不到五百里，他便经过家乡奉养母亲，然后赴任。到任后，把奉养母亲的堂屋题名为“禄养志”，以此表示喜悦。缙绅大夫听到这件事，都替他高兴，有的作文记述，有的作诗歌咏，已经积满一卷了。永乐辛丑年，我和本敬一同奉命主持会试考务，他便把这些作品拿给我看，请我作序。士人做官，都希望施行自己的道理：上可以侍奉君主，下可以治理百姓。而侍奉君主、治理百姓的道理，都根本在于侍奉父母。所以说：“孝，是各种品行的源头，是践行大道首先要做的事。”人爱自己的父母，本来出于天性，但也有幸运和不幸。父母还在时没有充分奉养，等到得到俸禄时父母却已经不在世，终身怀有仲由那样的悲痛，这种人世上并不少。本敬很早就失去了父亲，但他的母亲孺人头发已经将白，身体康健安适。本敬出门便和诸生谈论周公、仲尼的道理，回家便登堂祝母亲长寿，甘美的饮食供应充足，承接母亲的容色使她欢悦，享有天伦的极大快乐，也是人生极大的幸运。能够得到这种幸福而感到喜悦，是应当的。士大夫都乐意为他作文作诗，也是因为天理民伦本来就具备于人心之中，大家有共同的感受。那么登上这座堂、诵读这些文章、吟咏这些诗歌的人，难道会有不欣喜、不羡慕的吗？《虚庵诗》序 河南按察司佥事、我县人刘咸士，把自己的居所都命名为“虚庵”，大概取《易经·咸卦》卦象中的意义，用来求得增益。缙绅君子同他交往的，已经为此作文记述；又有人为此作赋吟咏，汇集起来请我作序。人的心，它的本体本来是虚的。圣人能够保全这种本然的本体，使心虚灵澄澈，广大而公正，外物来到时便顺应它。圣人以下的人，免不了受气质禀赋的拘束，被物欲拖累，不能保全本然的本体，因此他的存心和行为不能不背离大道。所以圣人的教诲，必定把虚作为求道的要领。所谓虚，就是无我的意思。君子通晓这个道理，心便专一于大道，不被私欲遮蔽，以公心为主，不把外物与自身隔绝对立，因此天下的善都归向他，每天都进入高明的境界。小人对此昏昧不明，以私人的聪明自以为高，以偏见自以为正确，因此内心闭塞，拒绝外来的善，天下的善无从进入，日益沉沦于污下之处却自己不知道。这就是贤者和不肖者分开的原因。士皆如果对此有所见，把它用来命名居所，早晚看着自我警戒，将来进入大道，前途是无法估量的。这正是缙绅君子应当为它作赋吟咏的原因吧？士皆凭借通晓经学而考中进士，如今在外地担任佥宪，是朝廷的耳目、政治的纲纪，百姓的安乐疾苦、审议案件的是非得失，都系于他的职任。如果确实沿着这条道路而不懈怠，一定能在当世有所建树，在后世有所流传。努力吧！士皆是我的执友，所以借着叙述这些诗，特意寄托这样的期望。

译《东郭草亭宴集诗》序 圣明天子继承大宝的第二年，改元正统。仁义的施行遍及远近，干枯的得到滋润，倒下的重新挺立。万物都舒畅生长，而凡是朝廷内外大小臣僚，也都洗涤修整自己，恭敬奉行法度。天子常常在天将破晓时上朝接见百官，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即位以后，临御经筵，文学侍从之臣手执经书侍立左右，讲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理，每天都恭敬勤勉，不敢懈怠安逸。到了三月十五日，皇帝赐假。于是九位讲臣预先约定到郊外游玩，享受一天的闲暇。这天早朝退下后，大家连骑从文明门出去。礼部尚书胡公恰好相遇，便一起向东走。走了二里左右，鸿胪卿杨君思敬望见我们，高兴地出来迎接，指着道路旁说：“这里可以稍稍休息。”大家下马，沿小路进去；向北转过一段，便是一片约有一百几十亩的空地，四周用芦苇编篱笆围住。篱笆里面全是菜畦和麦垄，沟渠田埂整齐有序，像画一样。中间挖井设置辘轳，引水灌溉，所有种植耕作都有条理，原来是思敬的别业。众人从容地周览一遍，回来坐在井旁柳树下，一同羡慕思敬的生活乐趣。思敬用上好的茶招待客人，随后准备酒菜，请大家进入小亭入座。亭子用茅草覆盖，简朴而清雅，幽深而明朗开阔。亭子外面杂种着名花异果，四周筑墙加以防护。墙外种着桃、李、杏树，正值花朵盛开，飘逸地有一种尘世之外的情趣。思敬举酒使客人尽兴，一位老人弹琴歌唱相助。酒杯往来没有限制，客人也欢乐地尽情抒发，纷纷作诗留在亭中。不久夕阳缓缓迫近西山，思敬送客出门时说：“希望每年这一天，都能在这里等候诸位。”又对士奇说：“希望你为这些诗作序，使后人知道诸位君子曾经在这里快乐过。”君子的快乐，难道是苟且寻欢吗？为什么呢？百姓有失所，难道还能快乐吗？身处不合适的地方，不能快乐；同不合适的人相处，也不能快乐。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百官各尽职守，百姓都得到安定，四海没有战乱，早晚都值得快乐。忙于职务之后，能够在空旷闲适、萧散清幽的地方舒展心情，坐着观赏时令万物的生长发育，这是这次聚会可乐的地方。何况在座的都是贤能的卿大夫，胸怀道德、服习诗书，志趣相合，言语投契，没有什么不可快乐的。更何况思敬好客，有郑当时、陈孟公那样的风范，怎么会不快乐呢？快乐而把它表现在诗歌中，是快乐到了极点。后世读这些诗的人，希望能够考察他们快乐的由来。诗共十首，都是近体诗。这月十七日作序。《翠玉楼诗》序 永阳胡孔时往年来到京师，在我的朋友周是修处同我相见。是修向我详细讲述孔时的品行，又把他为自家《翠玉楼记》所作的文章给我看，大概叙述景物的趣味，同时寄托劝勉之意。我既看重孔时的为人，又看重是修爱护、教导人的方法。没过多久，是修去世了，我同孔时断绝音讯十四年。今年我们又在京师相见，他恭敬谨慎、推重贤者、喜爱道德的心意更加深厚。胡氏居住在永阳，诗书传家、践行道义，受到乡郡重视已经有好几代。我年轻时还来得及认识国宾先生，他修养端正严整，性情和厚，使人敬爱。渚樵先生虽然未能亲自认识，但听说他专心求学、致力于道义，急切地把成就后辈当作自己的责任，大概就是孔时的祖父。产自昆山的玉，生于丹穴的凤凰，必定为世人所珍贵。如今孔时来告诉我说：“近来士君子为《翠玉楼》作的诗已经很多了。诗一定要有序，请您为我写一篇简短的序，留在家中让后人一看。既然不能得到，我本来坚决推辞说不能作序，但还是没有获准。”所谓“翠玉”，是是修取苏文忠公诗中的语句来命名的。难道这只是为了说山水的胜景、登临游览的快乐吗？其中也许是想让人因这些话而想见作诗者，并用它来勉励自己吧？孟子说：“推论评论古代的人，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却不知道他的为人，可以吗？所以还要评论他所处的时代，这就是以古人为朋友。”苏文忠公的学问宏博，文章雄健豪迈，气节志向刚正，独立自守而不顾忌，历经百般挫折也不改变。当时像黄文节这样的人，对苏公尚且自称后进之士；不愿亲自接受前贤烈士的教诲，以增长自己所不能的地方，不合人之常情。苏公又说：“心中所期望的事情，可以同知己谈论，却难以同俗人说。”后人景仰倾慕到这种程度，那么后世做士人的，想在世上有所树立，向苏文忠公学习，未必不会得到帮助。是修爱护人的方法有道，他的意思难道不在这里吗？不过他只是引导而没有明说。诸位君子所作的诗，一定有涉及这些意思的吧？孔子说：“诗可以激发情感，可以观察世情。”这就是兴、观诗的道理。请允许我据此为孔时作《翠玉楼序》。《东里续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十五，明杨士奇撰序

译《虞氏家范》序 所谓重视世代传家的家族，是说世世代代都有德行善举，在一个家族之内，父子、兄弟、夫妻、长幼、亲疏远近，都各自敦厚地履行自己的道义，和和睦睦，恭敬严肃，秩序井然而互不逾越；上承高祖、曾祖，下及曾孙、玄孙，延续十几代而不断，这才可以称为世代传家的家族，难道只是说富贵吗？这样的家族，世上虽然有，却也很少。祖父贤能，固然希望子孙都敦厚地实行孝、友、睦、婣的品行；子孙贤能，也必定思考如何努力践行孝、友、睦、婣，以光大宗族。但知道这些道理却不能实行，或实行了却不能长久，大概是因为人的品行不齐，而且亲身践行、感化他人的功夫还不到位，训诫、勉励、防范的措施还不完备。二百年来，世人一致推重浦江郑氏的和睦行为，没有不同意见，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感化有所依据，防范有所建立；否则，怎么能够长久实行而不衰败呢？如今看乐平虞氏的家范，莫不是听闻郑氏的风范而受到激发的吗？虞氏最初居住在会稽，与唐代永兴公同出于日南太守；传到国后，到了饶州太守少微，留下家人在余干，子孙繁衍，分迁到乐平，子孙更加繁盛。到了世杰先生，他始终不忘水源木本，殷切希望后人合族居住而不分散。但他迫于年老，在临终时把自己的心意传授给儿子彦佐。彦佐恭敬谨慎地承受父亲的意旨，这部家范就是因此编作的。彦佐的儿子讷谦，又有所续增，共通列一百五十件事；对于尊祖、睦族、修身、齐家、处乡等理所当然的事情，训诫说明详尽，防范周密，一概出于天理人心的正道，既明白又完备。世杰的遗谋，是为虞氏的义行开创先导；彦佐的继承发扬，是为虞氏承接先人、启迪后代。其弟弟和侄子一听到善的训诫，已经分开的宗族便立即重新合聚，又由此可见人性本善相同，而感化能够迅速发生。前面兴起感化，后面实行防范，虞氏合宗的道义，难道一定能够在长久中得到验证吗？唉，合宗是仁爱之道，必须有极其公正而不偏私的德行，才能长久坚持；而这又有赖于学习。学习则天理明白，心中德性坚定，外界诱惑无法从中离间。虞氏的后代，必定都努力求学吗？有如此高明贤德的祖父在前，后人若能勉力恭敬遵从而不改变，难道不会同浦江郑氏相媲美，共同成为永远传扬的世家吗？家范完成后，讷谦托翰林侍讲刘球、工部郎中周礼来请我作序，所以我恭敬地为它作序。《东山燕游诗》序 自古以来，天下可以快乐的日子常常少，可以忧愁的日子常常多。为什么呢？在上没有良善的政令，赋税征收没有常规，不能快乐；五谷歉收，受冻挨饿而无法应付，不能快乐；四方异族不归服，军队屡次兴动，不能快乐；阴阳失调，灾害疫病接连而来，不能快乐。这几种情况有一种，百姓就困苦；有两种，百姓就危险；有三种，百姓的忧患就无法承受了。几种情况一种也没有，这才叫太平安康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大概相隔数百年也未必能见到一次。如今圣明天子在位，广施恩德，使万方都得到滋润；选拔贤能、荐举人才，让他们都位列官职；宽免拖欠的赋税，赦免过失罪愆；各种政务修明兴举，阴阳乖戾转为调和顺畅，万物舒展生长；海岛夷人和山洞獠人，全都驯服归附。这不就是所谓太平安康的时代吗？所以贵人在上可以尽情快乐，平民在下也可以尽情快乐；士、农、工、商，无论地位大小、贫富如何，都各按自己的类别，在适合自己的地方快乐。当时云中的张君从善已经寓居武昌很久了。这年秋九月的一天，他集合四方旅居这里的士人以及本地才俊，共七人，到城东十里左右的东山游玩，以此庆幸自己有幸处在太平安康的时代而没有忧患。大家采用苏轼、李白的五言诗体各自作诗，又取杜牧《齐山登高》诗的首句作为韵脚，依次编写成篇。南阳邓君存诚又把这件事画成图，附在诗的后面，用来彰显他们的快乐。第二年春天，士奇从江右来，张君拿出来给我看，又命我作序。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士君子立身行道，俯仰之间没有惭愧，随时随地本来都没有不可快乐的地方。然而士人之所以可贵，本来就在于能够把百姓的忧乐作为自己的忧乐。即使有时所处的职位不能做到全部，内心也一定会说：“百姓的事情是我所应当忧虑的，绝不能因为超出职权就嫌避不管，而有一刻自求安宁。”如今看诸位君子所作的诗，凡是他们应当忧虑的事，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再说的了；诗中觉得稍有不足的，不过是担心聚会不能常有、进修不能持续罢了。难道是他们的志向不知道忧虑百姓吗？不是。如今凡是我所应当忧虑的事情，本来已经不需要依靠我，也用不着我再忧虑了。我当然可以跟随百姓而快乐。我的忧虑既然已经不需要我去忧虑，又使我能够跟随百姓而快乐，那就确实说明百姓没有什么可忧虑的，而我也有可以快乐的事情。这种志向虽然没有明说，却已经显然表现在言外了。这样看来，这些诗对于世间的太平安康，以及诸位君子因百姓安乐而快乐的志向，都可以推知而无所隐藏。我怎么能不为它作序来加以阐发呢？

译《绍祖录》序 上虞张九皋先生曾经把自己休息的轩屋命名为“听鹤”，缙绅大夫为它作文作诗，已经很多了。他的孙子居杰和弟弟居彦汇集成一卷，题名为《绍祖录》。鹤，是鸟类中最清雅的；它的鸣声记载于《易经》，歌咏于《诗经》，是圣人所取法的。先生喜欢听鹤鸣，又用它来命名轩屋，难道不是因为自己的志趣与鹤相契合得很深吗？人的志趣既有所作于心，必定会表现在行为上；推究这种爱好，先生大概是怀抱纯洁的操守，超然脱离世俗伦类，光明洁白、不受流俗污染的人吧？先生去世已经很久了，但读《听鹤》的文章和诗歌，先生的志向和行为本来没有泯灭，这不正是居杰兄弟一定要汇集而不敢忽视的原因吗？世上有出息的子孙，即使祖父、父亲未曾有过善行，尚且要积累学问、勉励品行，以求立身扬名，显耀祖父父亲，何况祖父本来有善行，难道可以使它泯灭吗？《礼记》说：“先祖有善而不知道，便是不明；知道而不传，是不仁。”居杰兄弟岂只是明白，而且也仁厚啊！他们题名为《绍祖录》，本来就是要继承祖先的清白，以求不辱没祖先吧？《尚书》说：“遵循你祖先所行的道路。”《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修养他的德行。”居杰兄弟的用心多么孝啊！考察一个人的言语，必定要考察他的行为；他们兄弟都通过科举起家。居杰从给事中再次升任江西布政司参政，公正而有所作为；居彦由教官升任福建按察司佥事，恭敬谨慎而平和，清白的操守都在当时有声誉，这难道不是他们一向从家庭中得到的教养吗？难道只是表现在空话上吗？他们兄弟都同我有来往，居杰和我同朝尤其久，所以请我作《绍祖录》序，我便恭敬地写下了这篇序。《蓝溪钓隐诗》序 古代的君子，他们的志向都以对世间有所用为可贵。即使一时闲居在山林泉石之间，借耕作、垂钓来自得其乐，他们的快乐也不在于空旷、清静、安逸，没有世俗忧虑的侵扰，而在于自己内心有所积蓄，因此可以快乐。自己有所积蓄，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有所济益，隐居或显达都可以快乐。从前齐太公、诸葛武侯，曾经在渭水之滨、隆中享受闲居的快乐，等到他们出仕，都在当时建立功业，使恩泽流传给后人。那么他们先前所享受的快乐，难道果真只在于耕作和垂钓吗？蓝溪距离泰和向西一百里，山高水清，车轮马蹄往来不到那里。我的姨父刘务耕居住在那里。务耕意气豪迈，遇到事情发表议论，常常使在座的人惊异。他的儿子彦伟却能降低身分专心读书，谨慎厚道的品行受到乡里敬重；他很喜欢弹琴作诗，对其他一切世俗事务都没有兴趣。有空闲时就拿着钓竿坐在小船里，沿着溪流上下游荡，任意前往，有时整日忘记回来，于是自称“蓝溪钓者”。士大夫听说后，都为他作《钓隐》诗。彦伟特意请求我作序。我认为彦伟年轻而资质优良，又处在圣明的时代，应当努力学习、培养德行，以求对世间有所用，驰扬美名，建立伟大功绩；但他却满足于一丘一壑，安然自得，仿佛将终身不改变这种快乐。把空旷清静、安逸闲适、没有世俗忧虑作为快乐，确实是忘却世事之人的做法，君子不以此为可贵。君子所看重的，在于自身具备成事的条件；有了这些条件，退处可以使自身受益，出仕可以使别人受益，随处安身都没有不可快乐的地方，怎么能沉溺于那一方面而忘记这一方面呢？各位作诗的人，有的意思表现在赞美上，有的表现在祝愿上，归宿各不相同。但彦伟是我的外甥，所以我用古代君子的事迹来告诫他。彦伟将要愿意学习古代君子吗？《白鹤山房诗后序》建宁郊外有座山，名叫白鹤冈。山峦奇秀，回环抱合，起伏不平；涧水清澈，环绕山脚。豫樟、桧柏等树木生长其间，树干高耸入云，枝叶茂盛，满眼皆是。如今翰林学士杨公勉仁的祖父某先生去世后，葬在这里。杨公家中守丧期间，曾在墓旁建屋，命名为“白鹤山房”，以便前来祭扫省视，并且每天与兄弟们在其中读书讲道。杨公后来考中高科，在朝廷享有俸禄和官位，但心中没有一天忘记白鹤山房。于是他让善于绘画的人作图，退朝闲暇时常常展开观看，以此自我慰藉；词林诸位君子也相继作诗作歌，表达杨公的心意。大学士胡公已经在诗卷前写了序。一般人的情感，对于山水的胜景、亭台楼榭的幽静，曾经游赏、休息并从中得到自我适意的地方，即使离开很久，心中也总不会忘记；何况这里是我亲人的遗体所安葬之处，我曾早晚在这里致敬，也曾在这里讲学，难道能没有感情吗？学士公如此恋恋不忘，因而作图，正是合乎情理的。然而杨公凭借文学、才干和品行，受到圣明君主的知遇，身居机密近要之地，成为文坛的领袖，那么他早晚尽忠竭诚，以仰报知遇之恩，努力显扬祖先以尽孝道，这才是今天应当急切做的事，难道一定要寄托对白鹤山房的思念而作图吗？但由此图也可以看见君子仁厚的内心。我又听说，某先生的墓地原是真如寺的土地，寺僧因为杨氏世代在乡里有厚德，便把这块地赠给了杨氏。天下的名山胜水，没有不被仙宫佛寺占据的；百姓仰慕福田功德，即使有奇异优美的地方，也还唯恐供奉仙佛不及，何况还希望从那里得到什么呢？由此看来，杨氏的仁厚由来已久，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白鹤山房诗》后的序。《新正宴集诗序》朋友之间的交往，能够长久相处，本身就是相会相遇的快乐；相会时心意相契，忘却外物和自我，又是一种快乐；如果还能作诗作文，那就是快乐的极致。永乐壬寅年，正月初始，按旧例可以放假，共六天。甲子日，天空澄澈明朗，风和日丽。邹君汝舟、金君用诚和我三人舍弃坐骑，徒步出行，避开喧闹。道路空旷寂静，经过姚君友直的住处；当时张君伯原住在他的南邻，听说后也来相会。大家坐在小斋中，焚香清谈，接着下棋嬉戏。姚、张二位君子置办酒席，主人和宾客相互斟酒劝饮，酒杯不停地传递，不计次数；兴致到了，彼此欢畅融洽，心胸开阔，尽情抒发心意。于是邹君回头对众人说：“古人宴会，都有吟咏歌唱；今天若不接续，怎么彰显这次雅集呢？”于是取杜少陵“迟日江山丽”一句，各自探取其中一字作为韵脚作诗。大家都已经醉了，而我尤其醉得厉害。最后才出来。第二天，诸位君子让我为诗集作序，说这次聚会的快乐已经达到极致。我推究这种快乐的由来，我们同僚之间的交情，难道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吗？邹君是钱唐人，永乐十年由广东防政升任左春坊左庶子，前一年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姚君是会稽人，永乐二年由中书舍人升任司经局洗马。金君是三衢人，永乐七年由翰林典籍升任左春坊司直郎。张君是蕲阳人，永乐四年由靖江王府教授升任左春坊司谏。我是庐陵人，永乐二年由翰林侍讲兼左春坊左中允升任兼左谕德，前一年由翰林学士调任左春坊大学士。把这些写在诗卷开头，后来观看的人便有所考察了。

译《赐游西苑诗序》宣德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皇上因为在朝文武大臣每天勤勉处理职务，没有空闲休息，特意命公、侯、伯、师、傅、六卿以及文学侍从官游览西苑，以休息劳累、舒畅疲倦。于是成国公臣勇、丰城侯臣贤、新建伯臣玉、少师臣义、少傅臣士奇、臣荣、尚书臣璡、臣濙、臣中、侍郎臣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读学士臣时勉、臣习礼，接受诏命出行。当时少保臣淮刚从退休处回来，也奉命同行，共十五人。皇上又命宦官引导，从西安门进入，听任大家骑乘车马，到太液池后下马步行。太监臣诚奉皇上的圣旨，命大家遍览各处，从容游观，不要急忙。于是臣诚引导众人，沿太液池东岸向南行进，观看新建的圆殿；返回后又观看改建的清暑殿。臣诚对臣勇等说：“这两座殿都是皇上奉侍皇太后宴饮游乐的地方。”臣勇等仰望殿庭和四周廊庑，只见规制高明，修缮精密；凡是供奉所需的器具，洁净鲜美，无不齐备。俯首思量，皇上的圣明孝心、皇太后的盛大福泽，都是古今少有的，于是叩拜欢呼，称颂万岁。随后下山登上万岁山，到达广寒殿；仁智、介福、延和三殿以及瀛洲、方壶、玉虹、金露诸亭，也都一一游览。这一天天空澄澈明朗，纤尘不起；引目四望，山川壮丽，花草树木芬芳繁茂，飞禽走兽、潜游跳跃的生物各自适应其天性，万物全都呈现在眼前，使胸襟豁然开朗，心情舒畅，所有忧虑都得到净化，确实是上天造就的佳境，也是人生极其舒适的境界。不久，宦官传达皇上的命令，赐给大家黄封酒和御厨珍馐，让众人尽醉而归。大家再次拜受诏命，酒杯刚传了几巡，当时已经很久没有下雨，忽然东边阴云飘来，细雨沾湿了席面；黄莺歌声如笙簧，和鸣不止，众人更加喜悦，彼此斟满劝饮，尽醉而出。我听说：“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皇上统治广大的四海，抚育众多百姓，每天都有无数政务，因此利用闲暇在这里休息，也在这里享受天伦之乐；同时又俯察左右执事者的辛劳，使他们也能共同享有今天的舒适，恩德实在隆盛。于是群臣庆幸得到这样的遭遇，作诗的有若干人，诗总计若干首。我士奇多次参与在这里侍奉宴饮和闲游，因此谨写此序置于诗卷开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归田趣序》士奇在朝廷白白享受俸禄，已经三十三年，恭敬侍奉三位圣君，都在翰林、春坊这些参与谋议和辅佐的职位上；只是我的学术迂腐浅陋，才智低下浅薄，不能收到哪怕尺寸的补益，承受三位圣君天地般的仁慈，包容保全，不加斥责，反而屡次得到升迁。然而我内心私下反省，惭愧、戒惧、警惕，只觉得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大概是地位高、俸禄厚，而能力微薄、才干不足，这是第一点。正当精力强健时，尚且不能稍稍施展自己，如今衰老多病、困顿疲惫，视力、听力、步行都不能再勉强自持，只能勉强借助别人，这哪里还能再有机会自己效力呢？这是第二点。而且我固执浅陋、迟钝愚笨，不能以卑躬屈膝来迎合众人，这是第三点。固然皇上的大德，我在睡梦饮食之间也不敢有片刻忘记，可是对于这三点又能怎么办呢？朝廷有七十岁退休的制度，士奇这把犬马之齿，来年正好达到期限。圣恩一定会怜悯我而委曲成全，那么家乡的山水原田，可以耕种、捕鱼、砍柴、放牧；又幸好有三个男孩，长子将近成年，次子将近十五岁，小儿十一二岁，都颇能听使唤；小孙子也能绕膝嬉戏，足以娱乐。虽然四时景候各不相同，但我这衰残的身体既然不再需要操心思虑，那么手扶几杖在其间逍遥，也差不多可以自得其乐了。因此趁着闲暇作了四首《满江红》词，等到承蒙恩准退休回乡后，和渔翁、田叟一起歌唱，用来享受太平，荣耀皇上的厚赐，安适地度过余年，并拿出来给平素交厚的人观看。于是朱孔易分别绘制图画，沈民则用隶书题写古体字，卷首题为《归田趣》。《庆黄先生寿诗序》今年四月五日，是永嘉黄先生八十七岁生日。先生今年八十七岁，聪明而康健。当时他的儿子淮任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侍奉皇上左右，虽然还不能退职朝夕奉养父亲，却为父亲长寿而健康感到快乐。于是请朝廷中的显贵和词林中的士大夫君子，请善于作诗的人写庆寿诗，带回家乡，让年轻人歌唱以助酒兴；又请我为此作序。先生字思恭，永乐十年因儿子淮的显贵而封为奉议大夫、右春坊太学士。十三年为洪熙元年，又因儿子淮的显贵而封为荣禄大夫、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先生的长寿和荣耀，多么盛大啊！各种事物的长久存在，凭借它自身的资质，也一定要得到适合它的环境。松柏的资质最能长寿，也一定要生长在深远高大的山谷、幽静深邃的地方，然后才能经历千百年而直凌云汉。先生出生在天下太平的时代，承继诗书传家的世代，具有敦厚、宁静、坚贞的德行；所居住的地方是山水文物之区，偏处一隅，叔季末世的兵戈战争也没有波及。先生禀性清正而完备，修养端庄而深厚；到了老年，又屡次承受上天的恩宠，因心中有快乐而身体安逸，长寿而显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如今计算朝廷内外的大臣，有父亲在世便受到封赠的已经很多了；但像这样年近九十，荣耀兼有数职，尊贵地升至一品，而且品行无愧于先生的人，难道只有浙东浙西一人吗？上寿是一百岁，中寿是八十岁。我听说极长寿的人常常出现在政治昌明的时代，大概是因为道德和慈爱施及百姓。观察先生的情况，大概可以验证这是国家至仁所得到的应验，又难道只是黄氏一家的庆幸吗？

译《欧阳先生庆寿诗序》吉泰和欧阳子白先生，出生于疆圉作噩之年，在孟秋之初；到今年生日的早晨，大概已经经历了四百五十六甲子。先生姐姐的儿子少詹事兼翰林侍读学士王君直，是朝廷中的名卿显臣，作诗带回去，让他的子孙歌唱以祝寿；又因为我了解先生，嘱托我作序。欧阳氏的先祖出自唐代吉州刺史欧阳琮，与宋代文忠公同祖。洪武初年，凭文学和治理政绩任临淄县令、声名显著的贤者，就是先生的父亲。先生幼年丧父，努力学习，奋发自立。当国家喜爱贤才、急于求治之时，同辈中才俊英锐、正值盛年的人，都纷纷出仕，列身清贵之职，享有崇高声誉；唯独先生安于恬淡，乐于清静居处，坚定地守道自得，穿着宽大的衣帽，坐在乡里的学塾中讲论诗书，推阐发明周公、孔子的道理，成为州里后辈学习的榜样，也受到郡守县令的敬重礼遇。如今先生面色苍老、头发斑白，聪明而身体强健，巍然独存，如同鲁灵光殿特立不倒；这难道不是因为内心充实、不向外物奔逐，心安体舒，从而符合仁者安静长寿的道理吗？楩楠、豫樟生长在高山大谷、幽静闲远的地方，雨露滋润深厚，牛羊和斧斤都不能侵及，它们长寿本来就应当如此；而它们的材质，也足以支撑明堂、作清庙栋梁。虽然先生没有志向出仕经世，但詹事君曾经向他求学，如今正在天子左右，掌管诏令文书，论说政事，思虑恭谨，操守清廉正直，显然是士绅君子所仰望的人物。他的道得以施行，也就是先生的道得以施行了。这正是那些名卿显臣作诗共同庆贺的原因。作诗的人有：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建安杨公，吏部侍郎丰城黄君，礼部侍郎会稽章君，少詹事兼翰林侍讲学士临川王君，翰林侍读学士安城李君，吉水钱君，右春坊谕德清江黎君，以及先生的外甥詹事君，共八人。为诗作序的，是先生的朋友、比先生小八岁、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同乡杨士奇。《陈母伊安人寿序》永乐二十一年三月五日，是翰林侍讲慈溪陈敬宗的母亲安人的生日。安人到这时已经八十三岁了。陈敬宗虽然被官职所牵，不能早晚侍奉母亲，为母亲长寿康健而高兴。第二天早晨早早起身，准备洁净的酒和牲畜，陈设丰盛的豆笾，祭告祖先，以答谢祖先广施保佑的美善；退下后又与朋友聚会宴饮作乐。这样一来，敬宗欣喜得仿佛亲自在母亲身边侍奉，捧着酒杯快步拜祝，以承受母亲的欢悦；宾客们也都为敬宗有母亲可奉养的快乐而高兴。大家共同分题作庆寿诗。《洪范》所说的五福，长寿列在第一。礼制说，八十九十岁称为耄，大概属于上寿；百岁为中寿。君子谈论长寿的根本，一定是看他是否具备道德、仁义、慈爱、孝顺、恭敬、节俭等品德。古代的公卿大夫，德行和寿命兼备且有声誉的很多；妃嫔夫人和普通妇女，德行寿命兼备且有声誉的却很少。太安人姓伊，是德兴县令陈公孟藻的妻子。我听说她做媳妇时，特别孝顺；德兴任官时，她独自留在家中奉养婆婆，尽心尽意地爱敬，直到婆婆终身。她做母亲时，特别慈爱；德兴去世后，她教导三个儿子努力求学，有的奉养家庭，有的出仕做官，都卓然有成。她作为妇人和母亲的德行，在宗族、亲戚、乡里中传播，显著如此，难道不是她长寿的根本吗？敬宗自从考中高科，如今身处参与谋议、亲近君主的职位，承受恩宠荣耀，按时把俸禄拿来奉养太安人，实在没有辜负母亲而且很有光彩。又正逢太平丰足的时代，四方无事，太安人每天坐在堂中，子孙围绕膝下，早晨安闲、晚上欢娱，志趣有所适从，心意没有违逆，那么长寿而康健、康健而快乐，正是自然的道理。这样说来，太安人的福分、敬宗的欢喜、宾客的吟咏歌唱，难道都是偶然的吗？作诗的宾客共有十人，作序的有一人。于是敬宗把诗序带回去，将让子弟们每天歌诗佐酒，以祝母亲长寿，又让读诗的人通过这篇序知道长寿是有根本的。《挽陈御史诗序》我的表兄陈君仲述去世已经十五年，他的儿子陈赏考取乡荐来到京师，不久落第将要回去。士大夫中了解陈君的人，见到陈赏已经有所成就，又想到再也见不到陈君，都感慨地写了歌诗。陈赏拿来给我看，请我作序。一个人处在世上，未必没有一项品行、一种技艺值得称道；但到他去世时，也未必不会忽然像一阵风吹过，能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却很少。只有贤人君子去世时不是这样：贤人君子的品行和技艺，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他们对于人，如同粮食、布帛一样不可一日缺少。人没有布帛粮食，就会因寒冷饥饿而困顿，不能顺利活下去；没有贤人君子，就无从以他们为准则而行善，也无法达到天下太平的快乐。所以世间有贤人君子时，人们依靠他们；他们去世后，人们思念他们。思念到了歌咏不忘的程度，说明他们修养自身而感动他人的力量又深厚长久。像陈君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世上的贤人君子吗？陈君为人，所学一定在圣贤之道上，所行一定依循仁义，所言一定以忠信为根本。他常常自己诵说道：“人不能以古人要求自己的标准来要求自身，是可耻的。”所以他在乡里教导人，必定以德行礼义为内容；做御史十年，必定孜孜不倦地遏制恶行、表彰善行，以匡正君主、庇护百姓为职责。他任官时虽然贫寒俸薄，和在家吃饭时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施及他人的恩惠却很多。何况他的文章美好，有些地方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呢？这就是陈君所谓的品行和技艺。既然如此，他去世后，人们都会思念他，何况那些曾经了解他的士大夫呢？他们情感达到极点，写作歌诗，本来就有不能自已的。可是读这些思念陈君的诗，必须先了解陈君的为人；那么这篇序又怎么可以不写呢？因此我选取陈君品行的大概，写在卷首。

译《挽萍翁先生诗序》萍翁先生姓陈，字焕章，是吉州西昌人。先生去世后，士大夫中了解他而思念不忘的人，作诗或辞来寄托自己的心意。他的儿子、翰林庶吉士陈上启汇集这些作品，请我作序。我是陈氏的外甥，尤其了解先生，也尤其不能忘记他。士君子去世后，如果他生前所树立的事业卓绝伟大，可以作为世人的表率，人们对他的思念就会深；思念深到以吟咏、歌唱、悲叹来抒发而不能自已，就更深了。陈萍翁先生能够从士大夫那里得到这些，难道是偶然的吗？先生在家中孝顺友爱，对宗族敦厚而重恩义，在乡人朋友中以忠信著称，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险境，操守始终不变。先生的学问无所不究，尤其精通医术，认为神农、轩辕、岐伯的医书可以救人免于夭折，于是专心研究、深思探究，以达到其中的奥妙。他教育子女，必定以通晓经书、品行笃实、不辱先人为要务。他救助别人，有时用医药，有时用钱财，使人脱离困厄的不可胜数。然而正当国家昌明之时，他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来施展自己的所学；年老后又在万里之外劳苦奔波戍守，最终匆忙劳碌地去世。这难道就是士大夫们作诗歌、悲叹而不能忘记他的原因吗？陈氏自五代迁居太和以来，文学、德义和仕宦声望兴盛的世代从未断绝；到了我的舅氏一辈，品行、声誉、文章和文物礼法仍然文雅有序。然而十多年之间，几乎全都去世了，幸好只剩萍翁先生，可是他又没有出仕。这样一来，外家那些年长有德的人全都没有了，我们这些后辈小子到哪里去取法呢？这正是我尤其思念他而不能忘记的原因。既然尤其不能忘记，却一句话也不说，难道合乎情理吗？谨把这些写在卷首。《宋若璟挽诗序》永乐三年二月，庐陵人宋若璟去世。当时他的儿子子环已经考中进士，任庶吉士，奉诏在翰林院进学，正要赶回去奔丧。子环年纪很轻，资质淳厚，气度温和，敦厚谨慎；与人说话恭敬谦逊，偶尔下笔作文，辞采和义理都很灿然。士绅大夫都爱护看重他，说：“这个人一定有贤能的父亲和老师吧？”后来与他往来，才都知道若璟就是他的父亲。如今因贤子的归来，大家悲伤贤父永远离去，各自作挽诗，以寄托哀叹、悼惜之情。子环的同年好友周恂如将诗汇成一卷，拿来请我在卷首作序。我反复读了三遍，于是作序说：“一个人生在世上而得到世人的称誉，未必值得看重；只有死后仍然有声誉，才值得看重。出自庸常众人之口，大家共同夸赞、称誉、炫说，尚且未必可信；只有儒生君子有所称道，然后才可信。儒生君子见道清楚，辨别事物审慎，存心正直，发言公正而没有私心。他们一向不肯轻易作寻常的毁誉；如果称誉某人，一定是因为这个人的德行和义理确实具备于自身，向远处可以使他人得到善化，向近处可以使自己的家庭得到改善。唉！” 若璟去世后，能够得到士绅大夫如此的称誉，难道还不可以说是既受重视又可信吗？若璟虽然去世了，却仍然没有真正消失。我家离他居住的地方不到一百里，六年前因当今翰林学士解公才开始认识他，虽然只见过一次面，随即便分别了。然而听说他一生的善行也很多，只是我来不及记载，因为解公所作的墓表和庶子胡公所作的墓志已经记载详尽了。所以我特意说明作诗者的用意；这篇序本来就是为诗而作的。即使从这篇序来推求他的品行，也可以由此推知了。” 《王询谟挽诗序》翰林庶吉士王询谟去世后，在朝廷中的贤士君子以及同他交往的人，一同哭泣吊唁，认为这样的人难得一见，却突然去世了，实在值得为世道惋惜。大家又相继作诗哀悼他，这些全都是至公无私的话。询谟禀性纯粹而厚重，内心平和而安静，学问广博而端正。他文雅有才，行仁义于侍奉父母，可以成为孝子；侍奉君主，可以成为良臣；交往相处，可以成为益友；治理百姓，可以成为循吏。他考中一次进士，却来不及施展所积蓄的才学便去世了，那么跟着哀悼他的人，难道不正是为世道惋惜吗？天下士人中，享有俸禄官位、得到长寿的人，并不是都具备询谟所具备的才能。有的人缺少其中一项，有的人缺少另一项，往往在这方面失去却在那方面得到；那么这些哀悼询谟的诗，难道是出于私人感情吗？读这些诗，就能知道询谟的为人，也就知道他的可惜和可叹了。”

译《故处士吴贤翁挽诗序》我的朋友梓橦教谕吴宁、字存渊，对我说：“伯父贤翁一生的品行、义举和才智，在乡里格外突出。不幸年轻壮年时遭逢艰苦的兵乱，没有机会施展才能。等到遇上皇明天下安宁的时代，却已经衰老，不能任事，最终穷居而死。士人有所抱负，活着时未曾在当时显达，死后又没有在后世留下声名，将要默默无闻地同草木一起腐朽。这正是我吴宁为伯父深深悲痛、长久感慨的地方。如今准备请贤士大夫中有名望而善于作文的人，取古代《蒿里》的意思，作诗歌称颂宣扬他，希望可以使他不朽。然而伯父居于山林，从未自我炫耀；一生交游，又都已经去世，世上了解他的人很少。幸好你我同乡，你应当了解我的伯父，希望为我把他一生的大概写在卷首，也许可以使作者们有所依据。”贤翁居住在澄江以南、三顾山脚下，距离清节先生萧子荆读书的台子只有几十步。我家离那里不到五十里，我确实了解贤翁。不过古代作诗序的人，都是用来说明作诗的用意，从未有在诗作之前先作序的。若在诗后作序，是给读者以说明；若在诗前作序，是让作者有所取证于义理，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贤翁名庭富。他天资温厚宽达，有气节，喜爱学问，通晓《诗经》，明白其中的大义，不拘泥于章句。乡先生刘云章、德安府同知罗子理先生，都是博学而品行高尚、对人很少轻易认可的人。刘先生曾称赞他的学问有实用，罗先生也称赞他的诗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他怀有才识，推测事情，常常奇异地料中。安庆吴侯去疾镇守我们这个州时，多次召请他来谈论义理。他居家时不露出急躁的言语和脸色，乐于淡泊；虽然对外物没有什么抵触，但与人交往从不苟且。对待宗族亲戚深厚重情重义，寡居贫困的姊妹，资助供给她们终身；对于孤苦的外甥，帮助得更久，也不感到厌倦；教育族人子弟，必定以忠信为根本。族人子弟有志于求学的，他更加厚待，急切地奖掖扶持，唯恐来不及。大概从乡里的大夫直到田间百姓，都知道贤翁是善人。他八十六岁去世。吴氏世代以诗书传家，宋理宗时有太学生季平、其侄叔友，以及跟随文丞相起兵的那位，是贤翁的祖父。父亲均玉也读书爱礼，所以贤翁的贤德本来就有根源。他的寿命也与他的品行相称，这正是上天报答善人的道理没有差错。世上的人有时只有一项善行值得采录，士君子往往称述它，借此帮助其流传不朽。贤翁不止有一项善行，那么把他的事迹托付给士君子的称述，使他的光辉流传久远而有所显耀，难道不可以吗？难道不可以吗？《张光弼诗序》庐陵张光弼先生年轻时师事虞文靖公，学得作诗的方法。文靖才高识广，他的诗浩博而不放纵，变化无穷，而始终归于正道。先生的诗气势宏大雄壮，格调节制老成，同时从容雅正，足以称为博大。张潞公翥最早了解他，当时的学者也都倾心仰慕他。他一生的作品散失很多。我近来从给事中夏时那里得到他五言、七言古体和近体诗一卷，交给他的外孙浮梁县丞时昌，让他刊刻。邹孟氏说过：“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著作，却不了解他的为人，可以吗？”先生名昱，在元朝做官至浙行省员外郎，曾在军幕中参与谋划忠贞方略。元末政治败坏，于是弃官不再出仕。张士诚占据浙西，礼聘他出仕，他不肯屈服；但与周伯温、杨廉夫交往融洽，自号一笑居士。明太祖皇帝统一天下后，访求前元旧臣中的贤者，曾奉命来到京师，深受温厚接待；后来怜悯他年老，说：“可以清闲了。”于是厚赐遣送他回去。他便取用皇帝的话，改号可闲老人，在浙西湖山之间徜徉，以诗酒自娱，八十三岁去世。唉！观察他的诗，考察他的出处行藏，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了。《题〈东里诗集〉序》族孙张挺来到京师，抄录我新旧诗作，编成三卷，并且请求我在卷首作引。唉！我哪里值得谈论诗呢？古代善于作诗的人，纯粹都出于正道，所以把诗用于乡里、邦国，都有补益于世道。诗，是心志的发露。三代的公卿大夫，下至闺门中的女子，都有作品来表达自己的志向，而且他们的话都值得流传。三百一十一篇，就是我夫子所编录的那些诗。我的早年没有听闻大道，后来沉溺于世俗爱好，又常常不得已应付别人的请求，因此真正保存的志向没有多少。观察水一定要到大海，观察山一定要到泰山、华山；小沟小丘，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呢？《国风》《雅》《颂》是诗的源头。再往下是《楚辞》、汉魏晋诗，以及盛唐诗歌；像李白、杜甫和高适、岑参、孟浩然、韦应物等诸家，都是诗的正统流派，可以沿流而上，探求源头。这也是我有志而未能做到的事。张挺，你要努力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一篇〕

译《息庵禅师语录序》息庵禅师是我庐陵胡忠简公铨的后代，名慧观，息庵是他的别号。他幼年在七祖思禅师处剃发，又师从青原兰若的虚白镜公。从童年起，他同时学习儒学和佛学。乡里的陈宗舜先生当时已八十岁，常常来到山中居住一两个月；息庵以弟子事奉他非常恭谨，早晚接受教诲，广泛研究儒家典籍。成年后，他出游参访各方名师巨宿，以求在佛道上进步；久而久之，豁然有所悟入，努力修养自身，深入造诣。他曾游历湖南及两浙，所到之处，善男信女归依礼敬如云；于是沿岷江溯流而上，登临峨眉，在蜀地居住二十年。蜀献王非常嘉许礼遇他，说：“这确实是真正的道人。”当时王府中的官僚多是老成名士，都降低辈分同他交往。他返回后进入福建，又到南海游观，从藩宪大夫以下的官员都相互敬重他。正统初年他来到北京，敬礼他的人更多，于是大家合力在城东北角建了一座寺院，让他居住。息庵住在其中，前来参拜请教、询问道理的中贵人以及士人百姓常常挤满门外。息庵端坐其中，不轻易外出，即使城中的大寺也从未留下他的踪迹；但一年中还常常来我这里三四次。我因为乡里的关系，也曾去拜访他一次，于是看见他的庭院中，焚香供奉、布施供养的人接踵而来，便戏称他说：“佛教所说的正午一餐、树下一宿、身穿坏色衣服的人，不就是您吗？” 他回答说：“学佛的人借这些外在形式来表达诚意，我们的圣人不是说过‘自行束脩以上，我未尝没有教诲’吗？我所看重的也只是他们的诚意。您何必只看外表呢？”但我回头看看他所储藏的东西，空空荡荡，没有多余的物品，只有忠简公以及杨忠襄、杨文节、胡刚简四位贤人的遗像。我戏称他说：“这不还是停留在外在形相上吗？”他回答说：“这几位公的名声和德行都很高，都是山川孕育的精灵、国家的元气、斯文的命脉。况且胡、杨两家世代珍爱这四幅画像，是我先人珍藏的东西，我怎敢忽视忘却呢？”我叹息说：“像这样喜爱贤人、尊重德行，难道是那些寻常地背离伦理、断绝义理，却自我欺骗世人、把这种行为说成高尚的人一类吗？”不久我听说他化去，连续多日为他惆怅。中贵人们共同建塔安藏他的遗体，又建寺祭祀他。他的弟子圆震曾经辑录老师平日与求道者问答的话，编成语录。独清居士刘宽源准备刊刻流传，并且请求我作序。因此我把平素相知的情况写在卷首，使观看的人知道息庵一生经历的大概和他的实际修行绝非苟且，并不是世上那些虚假冒充、空谈佛法的人所能同日而语的。《赠韩道纪序》如今天下之内，从天子的都城到外面的府、州、县，都设置僧官、道官；官署有属吏，有印章，发布文书，上级率领，下级承接，使各自管理信奉本教的人，各自敬慎地遵循师长的教诲，不要专务外求；朝廷又反复申明这些规定，命令年年下达，所以重视他们的教法、仁爱他们的徒众，恩德实在隆厚。洪武二十九年，汉阳府玄妙观道士韩鸣善奉命担任道纪，人人都以为荣耀，唯独鸣善淡然得像没有得到什么，又警惕得像有什么不能胜任的地方。人们对此感到疑惑，我解释说：道教所讲的道，是守护真性、安定精神，不为个人私欲营营奔走；富贵贫贱、荣誉利益，都与自身无关，所以鸣善表现得淡然，这是道教的教义。如今皇帝已经任命他为官，又使他升入九品官阶；一个郡中所有属于道教一流的人，都让他率领管理，其中有不遵循教义、不遵守戒律的，都是他的责任。上级这样宠信我、任命我，我尚且害怕治理不好而受到羞辱，更何况一郡之众，难道能不警惕自己有所不能胜任吗？我听说鸣善一向自然淡泊，他的高足常公能够依照师父的教法祈祷，使雨旸调和、疾病疫疠止息，尤其以恭敬事奉、减少欲望著称；可见他确实得到了老师的传授，本来就应当如此。” 又听说汉阳一郡二邑，只有一座玄妙观；这座观中只有他的几个弟子。鸣善虽然淡泊，却并没有不能胜任的地方，他完全能够恭敬承受老师的教诲和圣天子的宠命，使道业长久而不衰败。宾客中有蒋立恭，听了我的话，高兴地说：“像这样的人，不是更加尊贵、更加荣耀吗？”请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赠言。《杏园雅集序》古代的君子，即使闲居，也从未有一天忘记天下国家。何况承受俸禄、担任官爵而侍奉君主，难道还能自我放纵吗？《诗经》说：“早晚都不懈怠，来侍奉一个人。”这就是古代贤臣侍奉君主的道理。如今居于承明殿、延阁的人，职责在于文学和谋议；然而他们通常寅时入朝、酉时出朝，恭敬勤勉地侍奉君主左右，尚且还惶恐不安，担心哪怕有一丝一毫的缺失，何况敢于自我放纵吗？这本来就是他们职责分内的事。至于劳逸、休息和张弛适宜的道理，即使古人也没有废弃。于是正统丁巳年三月初一，适逢休假，南郡杨公和我等八人，一同到建安杨公的杏园游玩，永嘉谢君庭循也来相会。园中有林木泉石的胜景，当时各种花卉争相吐芳，香气浓郁。建安公为嘉宾聚集而高兴，凡是用来助兴娱乐的东西全都准备齐了。宾客们也都欣然自得，仿佛解开了羁绊，洗濯清爽，在万物之外自在游赏。宾主彼此适意，清谈没有穷尽；酒肴遍陈，歌声韵律一同响起。于是谢君把这次聚会绘成图。唉！这是一日的快乐，情感与环境相互契合；而这次衣冠人物的聚会，都是《羔羊》所称的大夫，具备《菁莪》所赞的礼仪，融洽着《台莱》所表现的情意，又都没有忘记卫武公自我警戒的心，可以说差不多接近古人了。题作“雅集”，不正是这样吗？所以我就把序写在图后，诗也依次附在后面。《东里续集》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译《东里续集》卷十六，明杨士奇撰，跋 恭敬题写《三朝赐诰命》刻石之后 太宗文皇帝统治天下二十三年，文臣中从未有人得到赐诰敕。只有永乐十年，文臣获赐诰书并封赠祖父母、父母和妻子的，尚书八人，太子少师一人；翰林中则是内阁大臣五人。我士奇也在其中。当时大概非常看重这件事。仁宗昭皇帝刚刚即位，遵循洪武年间的制度，凡文臣考核成绩优异的，都赐给诰敕并封赠亲属，而且首先涉及辅臣。当时制诰草稿已经定下，皇上亲笔在辅臣诰书中增加两句话：“不要因为地位崇高而难以进入，不要因为有所听从或违背而有所懈怠。”唉！这圣明的心意，正是二帝三王的心意。我恭敬侍奉三位圣君，共获赐诰书十五通：永乐年间四通，洪熙年间十通，宣德年间一通。我士奇心中常常惭愧恐惧，资质驽钝而没有功用，不能报答皇恩万分之一；对于上面的荣耀任命有所辱没，然而也不敢忽视。谨慎缮写并刻在石上，永远给子孙看。恭敬题写仁庙赐敕及诗刻石之后 我士奇起初以翰林、春坊兼职的身份，在东宫恭敬侍奉仁宗皇帝。到仁宗继承帝位后，我共侍奉二十二年，因为愚直而特别承受恩遇，时间越久恩遇越深，始终没有间断。唉！皇帝的车驾已经远去，每当捧读从前赐给我的诏敕和诗，便悲痛感伤不已。谨把我在随侍皇帝来到北京以后所得到的赐物记录下来，刻在石上流传。此前受到的赐物还有很多，先全部送回泰和珍藏，另行刻石。恭敬题写宣庙赐敕刻石之后 宣宗皇帝在位十年，认为我是先朝旧臣，又明察我的愚诚，对我的信任和礼遇始终不衰，所受皇帝亲笔的赐书更加多了。这些赐书都盖有玉玺，右边这两道敕书的宠恩尤其深重。唉！如今皇帝已经驾临鼎湖而去，不再回来；我有时打开赏玩，追忆感伤到了极点。谨慎誊写先行刻在贞石上，于是恭敬地题记在石刻下方。恭敬题写《天恩卷》之后 右边这篇是我士奇在永乐八年五月十八日于文华殿陈述情况、题写奏本后所录的副本。当时太宗皇帝亲自征讨北方，仁宗皇帝在南京监国，朝廷内外政务全听凭他裁决处理。我士奇以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的身份留下来辅导皇太子；我的同母弟弟罗京听说北京有种田的命令，便寄信来告别。士奇将要离开，实在是不得已，于是写下这篇启奏陈述情况。仁宗皇帝反复看了两遍，拿给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蹇义、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黄淮看，说：“士奇一向没有一句话谈及私事，这件事应当准许他。”金忠却说：“连永昌的军役也一并免除吧。”仁宗随即亲笔在奏本后题写十九个字，交给事中施行。这十九个字就是我获得的命令和恩准。又命金忠赶快前往永昌卫，并命有关官员供给罗京宪的粮食和脚力。我归谢天地的大德，像士奇这样不肖的人，凭什么能够报答呢？既然拜受恩命，便辞谢了粮食和脚力的赏赐。等到兵部公文送到永昌时，罗京宪已经在几个月前去世了。永昌卫当天就遣送罗京宪的妻子、儿女男女共五人回泰和，让他们从京师一同居住，依傍先人的坟墓；又使亲戚聚居乡里，在无事之地安闲游乐。我大概没有一天忘记朝廷保全我的恩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口〕 罗京今年来到北京探望我士奇。兄弟相对，都已面色苍老、头发斑白；每当谈论往事，感激之情到了极点，眼泪不断流下。罗京请求我抄录当时陈情的奏本，以便传示罗氏子孙，于是我又把事情的大概记下。唉！罗氏后世子孙还应当努力思考，勤奋学习，务必行善修身、保全家业，永远不要辜负朝廷的大德。”}], 恭敬地题写朱孔昜所接受的敕命之后。右边是宣德二年翰林院编修臣朱孔昜所接受的四道敕命：孔昜本人一道，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各一道。孔昜谨慎地将副本全部抄录并收藏起来，后来偶然请我士奇在后面题识。我记得，永乐初年，皇帝下诏征求四方善于书法的人来书写外制，又下诏把其中尤其擅长的人选入翰林院书写内制，并且从秘府拿出古代名人的法书，让他们有空时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技艺。当时孔昜兼擅署书，渐渐达到了詹希元的法度，风韵雄伟，卓然出众。有一天，皇帝在右顺门临朝，召孔昜书写大善殿的匾额，他提笔立即写成，深受皇帝嘉奖。当日就授予他中书舍人的官职，第二天又有一道“防”文，凡是书写内制的人都授予中书舍人。大概善于书法而获得官职，是从孔昜开始的。后来北京宫殿落成，宫禁中的匾额全由孔昜书写，于是升为编修。又过了五年，才授予这道敕命；编修是史官。敕文首尾，不过是当时通行的命史官之辞。孔昜历事四朝，都是因为书法而得到知遇；接受这道敕命以后，没有“防”文，升任春坊中允。如今虽然年老，笔力却更加遒劲，正像苍然挺立于岁寒中的松柏。他将来的官位和成就，大概还不能估量；诰敕中的褒奖，也大概不会止于此吧。谨在后面拜手题识如此。恭敬地题写谢庭循所接受的御制诗卷之后。从前宣宗皇帝在万机政务的空闲、讲论道德之后，偶尔从事书画游艺；当时若不是厚重端雅的人，不能在左右供职。永嘉谢庭循独自得到皇帝的爱重，常常侍奉于燕闲之时。庭循清廉谨慎而有文才，每次承受皇帝的询问，一定以正直的话回答。他尤其精通绘画，每有作品进献，总是承受皇帝的褒奖和赏赐。这一卷就是其中的一件。皇上一向重视官职，不轻易授予；没有“防”文就提升庭循为五品官，任锦衣卫千户，大概也是兼重他的为人。如今皇帝的车驾已经远去，庭循十分谨慎地珍藏着这卷诗。因为我是宣德旧臣，他偶尔拿出来给我看。我拜手叩首，瞻仰诵读完毕，感动、悲痛、羡慕和赞叹一同从心中涌出，不能自已。唉，这种赏赐，不是庭循便不能得到，也不是庭循便不足以承当；多么盛大啊！它如同龙的光彩、宝物的灵气，向上照耀银河，必定有神物护持，使永远成为谢氏的荣耀，哪里会有穷尽呢？恭敬地题写御试策题之后。

译永乐十年三月，皇帝亲自策试礼部会试选出的士人，评定名次高下；臣刘咸中列为第二甲第四名，赐进士出身。臣咸恭敬地拜谢恩荣，欣喜而感慨自己得到这样的际遇。后来把所受赐的策题装裱成卷，并把应试文章附录在后面，请我士奇题识。这年二月，我士奇等奉诏主持会试，入锁院五天后，特命礼部尚书臣吕震传谕说：“务必精心选择，一定要录取有实际学问的人，希望将来任用时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我士奇恭敬谨慎地承受了诏谕。当时天下士人聚集应试的有三千人，选取一百人进用，确实是精心选择的结果。士人能够参加这次选拔，已经很难；等到奉上大策，洋洋洒洒三千言，全部合乎义理，又列入十人的选拔之中，就更加困难了。咸可以说是能够表达自己所学的人。然而听说，开口说出来并不难，难的是实行。如今咸已经有俸禄和官位，替国家维护法度纲纪；出任外藩时，一定要善于推行所学，以侍奉君上、治理百姓，仰体并副合皇上‘任用得人’的盛意，希望对上不辜负恩命，对下不辱没科举出身。我士奇参与听到了圣谕，谨拜手抄录记载如上，希望咸时时顾念并努力敬慎地实行它。恭敬地题写蹇尚书所收藏的高庙御书之后。右边这幅字，是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臣蹇义任中书舍人时，太祖高皇帝为他改用现在的名字，亲自挥笔书写赐给他的。又过了三十二年，我士奇才得以拜观。天子的文章光明回旋，如日光般焕发，散开来如庆云，笔势如龙腾凤舞。我士奇忘记了自己的僭越，斗胆私下推求其中的意义。先儒朱熹解释‘义’说：‘心的裁制，事情的合宜；这是说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都能得到合宜的道理。’大概在君主那里表现为仁，在父亲那里表现为慈，在儿子那里表现为孝，在臣子那里表现为忠，在朋友那里表现为信；它同二帝三王所说的‘中’、‘仁’、‘敬’、‘诚’，正相互表里。义的作用真是大啊！臣义当初由进士被选拔为中书舍人，他能够担当重任、成就远大事业，大概皇上早已把他记在心中了。当时列于近侍的官员，大多经过一次、两次考核便升迁离去，唯独臣义经过三次考核，历经十多年仍未升迁，而皇上的眷顾却更加深厚。难道不是想让他朝夕侍立左右，以练达谋略的精微和政治的本末，作为日后圣子神孙取资的依据吗？自古帝王，每下一项任命、发布一道命令，都必定替天下后世考虑；凡想把重任交给某人，必定先把重要的道理传授给他。臣义之所以能够彰明圣明君主的心意，大概就在这里吧？后来臣义升为吏部侍郎，皇上即位之初，选任六卿，便任命他为吏部尚书。等到册立皇太子，又慎重选择辅佐大臣，命他兼任詹事府詹事。皇帝的车驾多次前往北京，都把他留下来辅佐监国，这就是所托付的极其重大。而臣义通达政务，秉持恭敬，推诚尽意，凡是知道的无不进言，所说的又一定合宜，举止从容而简肃，因此当时深受倚重。这确实出于皇上的明察、信任和任用，但必定也根本上来自高皇帝明智而早有识见、预先造就了他。近世的君主，如宋太祖，能够早早看出张齐贤可以担任宰相，后来把他留给太宗；然而却一定把他贬出朝廷，等到太宗自己任用他，这难道是诚心待人的道理吗？看高皇帝对待臣义的事情，唉，圣明的谋略实在深远啊！臣义既然恭敬承受上天和皇帝的宠爱，那么为了谋求善始善终，使功业光大而长久、荣耀显赫，从今以后应当怎样做到极致呢？我士奇与臣义同朝为官已久，而且彼此相知深厚，所以愿意对他有所祝愿和规劝。恭敬地题写吕少卿恭敬和韵御制嘉禾诗之后。永乐初年，太宗皇帝查阅中秘书，得到太祖皇帝所作的《嘉禾诗》，命人刻石摹拓，装裱成轴，赐给诸王以及京师三品以上文臣、翰林近臣六人、国子监祭酒和司业，到此为止。当时我士奇忝任内制，也有幸得到赏赐。凡当时受赐的人，都献上歌颂、赞扬太祖皇帝神功圣德、始终敬天的诚意，以及太宗皇帝表彰先帝遗志、诚心继承发扬的孝心。天地造化的奇妙，有些不是绘画所能仿佛其万一；然而臣子至诚的感情，本来就有不能自已的时候。如今有幸看到大理左少卿吕升从前任山西按察佥事时拟作的恭和诗，反复诵读，想来正同于臣子至情不能自已的心情。吕升的文章学问笃实，行为端正清廉，有忠于君主、爱护百姓的心意，大概是士林所重视的人。恭敬地题写冯敏所收藏的皇帝赐名御书之后。洪熙元年四月五日，礼部进呈事情的奏状，皇上看完后，见其中有主事冯智安的名字，亲自挥笔在外面题写，把他的名字改为‘敏’。敏拜谢赐名，退下后把御书装裱成卷，偶尔拿给我士奇看。我士奇拜手叩首看完，对他说：‘皇上仁爱臣下，实在深厚啊！激励他，是为了成就他；成就他，大概是对他有所期待。敏，就是勉励、奋力前进，唯恐赶不上的意思。有了敏，事情就没有不能成功的。因此孔子教导学生，曾说“敏于事”，又说“敏于行”，还说“敏则有功”。门下弟子敬服老师的教诲，不敢忽略，都记载在简册中。孔子的话，本来根据傅说而来；大概是说，做学问、修德行、办事情、建功业而不能敏捷努力，就会有厌倦懈怠、半途而废的忧患，有的人甚至会陷于一事无成，这是圣人深为忧虑的。皇上的训诫，又本于孔子，真应当敏而敬慎啊！天下的事情，有志向就能成功，没有志向就会败坏。敏，是用来实现志向的。在深不可测的深渊中探取骊龙的明珠，只要专一志向便能得到，何况立身行道呢？真应当敏而敬慎啊！如今朝廷孜孜不倦地选拔贤能、任用人才，共同谋求教化和治理；敏也应当每日进步，显达任用还没有止境，怎么能够不更加敬慎，以仰体并副合圣天子的期望呢？’ 敏肃然起身说：‘我这个不才之人，岂敢不早晚警惕磨砺，力求不辱没这份宠命？只是当时同辈中，有些人尊重君主所赐的名字，却不以此称呼我；只有父亲的旧友，才会替我谋划。士奇平素同冯氏父子往来，又爱重敏能够谨慎守持操行，想从长远和大处帮助成就我，忘了自己的僭越，便给我取字叫“钦训”。’ 恭敬地题写致仕官罗崇所接受的敕谕之后。

译右边是永乐二年正月十七日的敕书，江都县致仕典史臣罗崇有一通。臣崇把它装裱成卷后，又过了五年，皇上巡幸北京，下诏令吏部通过驿站召来天下致仕官员，暂时任用他们处理政务。罗崇来到后，得到署理麻城县的职务，将要出发时拿出这道敕书给我士奇看，请我题写一句话。我士奇俯伏端正诵读，仰想皇上通达孝道、推恩臣民、优厚礼遇年高旧臣，圣德隆盛。而罗崇年老退职，竟遇到这样的荣耀和幸运，欣喜感激之情，将怎样报答才好呢？孔子说：‘君主以礼使唤臣子，臣子以忠侍奉君主。’忠，是臣下之道的当然要求。如今皇上日夜谋求治理，孜孜不倦地把安定百姓作为急务。罗崇这次出任，若确实能够专一而纯洁自己的心志，宣扬皇上的德意，惠爱抚恤百姓，使他们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大概就能够尽到为臣以忠的道义，也不辱没、辜负这道敕书；将它珍藏起来，传给子孙，使荣耀光赫，哪里会有穷尽呢？罗崇还应当更加努力敬慎啊！恭敬地题写所赐《欧阳文忠公集》之后。《欧阳文忠公集》在宋代有几种版本，只有周益公家编刻的版本最为精美完备。这一部是近年在春坊新刻的；当时东宫殿下在监国的空闲，专心研究经史，凡是历代名臣的奏疏，都取来阅读，尤其喜爱文忠公议论切直、文章淳厚典雅，于是命令刻印。书板完成后，詹事臣蹇义、臣忠、谕德臣士奇，都各获赐一部。这就是我士奇得到的版本，比益公本更加精美完备。总目录是：年谱一册，居士集十册，外集七册，《易童子问》一册，外制一册，内制二册，四六三册，奏议五册，杂著述六册，集古录跋尾四册，书简三册，附录二册，共四十五册。恭敬地题写敕建太学碑之后。洪武十四年，改建宣圣庙和国子监于鸡鸣山南面；第二年，翰林学士臣宋讷奉敕撰写碑文，铸印局副使臣詹希元奉敕书写并篆刻，碑石立在监中。永乐十三年，我士奇才得到这个拓本。我太祖高皇帝对先师恭敬礼敬、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的诚意，旧时朝臣中如今还在世的，都能清楚讲述这件事；这块碑上所记载的，仅仅是十分之一二，难道是出于当时圣心谦逊克制才如此吗？按照旧例，只有翰林之臣在散官署名时把官职写在名字之后，宋讷这篇文章却独独把职衔署在名字之前，实在难以理解。恭敬地题写御制修孔子庙碑之后。这是永乐十五年下诏修缮曲阜孔子庙完工后，皇上亲自撰写碑文赐给它的碑。臣听说诏令下达之初，皇帝多次命令有关官员，工程一定要精洁，一定要坚固，不得有任何亵渎怠慢。因此臣工恭敬承命而更加谨慎，过了很久才宣告完工。大概我国家圣圣相承，在尊敬礼奉先师方面，没有不竭尽其力的。这块碑由中书舍人臣朱孔昜奉敕书写并刻石；这个拓本是衍圣公臣孔彦缙赠给我士奇的，我谨慎地题识并珍藏它。恭敬地题写蒋院判用文所得到的令谕之后。仁宗昭皇帝监国时，赐给太医院判蒋用文御书。用文的儿子主善把它装裱成卷，因为我士奇是当时的旧臣，请我题写一句话。听说《周诗》说：‘啊，前代的君王不能忘记。’这句话是说，先王的盛德留在人们心中，人们思念仰慕他，时间越久越不能忘记。昭皇帝的德泽遍及天下，天下人都倾心仰戴。他升遐之日，四方万民都兴起哀痛，如同失去了慈爱的父亲。直到今天，人们追思感慕仍不能停止，为什么呢？圣人的心意，早晚勤勉不懈，只在于奉承上天、体恤百姓；在政务空闲时，礼遇贤者、延请士人，从容询问，无非是寻求治国之道、察访百姓疾苦。他咨询的范围很广，大概不只限于辅弼大臣；对左右侍从，只要能够正直进言、帮助补益，礼遇厚重始终不间断。这就是他的道德越来越崇高、恩泽越来越广泛、感动人心越来越深厚牢固的原因。当时用文以儒医身份侍奉皇上，恭敬谨慎，在燕闲时进奏答对，多次献上忠言和助益，从未不被皇上嘉许采纳。这种德意长久不衰，这一卷就是他临终时所获得的赐物。用文去世后，被追赠为太医院使，赐谥号恭靖，皇上又亲自撰文祭奠他说：‘你也有嘉善的言论，用来辅助我的治理；忠诚爱护之情的恳切，记在我的心中。’ 于是下诏让有关官员修治他的祠堂和坟墓，又命令主善世袭他父亲的官职。如果不是用文平素效忠并有所补益，他怎么能得到圣上仁厚的知遇之心呢？真是达到极点了！唉，君主得到贤臣容易，臣子得到明主却困难。后世做臣子的，知道蒋氏当时所受到的恩遇，钦佩仰慕皇帝的天德，思念不已，大概没有不感叹自己生得晚、错过那个时代的。唉，真是达到极点了！谨拜手叩首题记于后。恭敬地题写仁宗庙号御书之后。永乐七年，太宗皇帝第一次巡幸北京，翰林修撰王直留在身边侍奉。仁宗皇帝监国，参与处理机密政务，对他十分嘉奖重视。仁宗多次对大臣谈论近侍中贤能而有文才的人，说：‘王直这样的人哪里能够多得！’永乐十一年，王直应当随从皇帝前往北京。后来监国时，侍臣中有不能办妥事情的人，仁宗的睿意无不思念王直。王直的父亲、琼州知府伯贞入朝觐见，仁宗因为王直，对他恩意备至。我士奇当时任春坊谕德，这些都是亲眼所见，才知道圣明的君主知人善任，仁爱深厚如天，其中有些地方不是语言能够仿佛的。唉！皇帝的龙驾已经远去了。右边这四纸御书，是王直珍藏的，如今装裱成卷，永远传示子孙；因为我是当时的旧人，他请我题记。第二纸，确实是我奉命携带并赐给他的。追想往事，怎能不悲痛苍凉！谨为此题记。恭敬地题写某给事中所收藏的敕书之后。皇上继承帝位、改换年号后所颁布的第一道敕书，是用来告诫训谕内外文武臣子的，语意谆谆恳切而且明白显著。皇上的这番心意，就是上天和祖宗的心意。敕书颁下至今已经六年，内外臣子中，能够恭敬体察皇上的心意，致力于敬奉法令、爱护百姓，并因此升进俸禄官位的，到处都是。那些不能这样做、反而放纵私欲来残害百姓的人，没有不遭受斥责罢黜的，不过这样的人也很少。由此可见，在有道的时代，君子多而小人少；并且赏善罚恶的执行极其公正。给事中臣某珍重这道敕书，把它装裱成卷，早晚阅读观览，用来不断自我激励，使自己更加切实地体察圣心。某人有通达的才干和敏锐的见识，戒惧谨慎而恭敬坚定，他将来的成就实在不可估量。我士奇有幸拜观，谨拜手叩首题识于后，以等待日后验证。恭敬地题写所赐诰敕刻本并赠给侄子子弼。我士奇刻石之后，侄子子弼恰好来到，于是拓下本子送给他，使他谋求功业而不至于辱没此物。《易传通》。

译《易传通》十四卷，元代番阳董贞卿，字季真，辑录。五经之中，先儒所论著的，以《易》最多，而精微义理在这部书中都具备。至于经与传、古代与今人的辨析，先儒传授的详细情况，翻开书卷便一目了然，可以称为《易》学著作的集大成之作。我家所藏的，分为六册。自从我授徒以来，购买书籍，这是最早得到的一部。《易学启蒙》。朱子的《易学启蒙》，只有胡方平的版本最好。洪武乙卯年，司仓伯罢官归乡，看见我刚开始读《易》，拿出一部书给我看，说：‘孩子，你要努力！《易》的精微蕴奥都在这部书里。等熟读程朱的传义之后，应当熟读这部书。我收藏它就是等待你，这就是胡氏的《启蒙》。’不久书被人偷走，伯父很不高兴，连续多日把愤怒表现在责骂上。我后来出外教授童蒙，才得到这个版本。追想伯父对我这个不肖晚辈如此恳切，他的恩德是多么深厚啊！《朱子易说》。右边是《晦庵先生易说》二十三卷，分为三册。先生研究《易》，除了《本义》《启蒙》之外，凡是杂著以及门人记录的口授之言，其中的精微义理都在这部书里。这是先生的孙子鉴所编辑的，是学习《易》的人不可缺少的书。《书传纂疏》。右边是《书传纂疏》六卷，分为三册，元代新安陈栎辑录。陈栎字寿翁，号定宇。如今读《书传》的人，大多要凭借这部书以及董鼎的纂注。我外祖家的藏书中有《书传会通》，尤其详细完备，但如今的学者大多还没有见到。我虽然见过，也还没有来得及抄录。《诗传通释》。《诗传通释》由元代安城刘瑾辑录，共二十卷。我家藏有四册。它采录各部经传以及诸位儒者阐发的要义，又考察世代次序和源流，极其明白完备，确实是一部《诗经》学的会通之书。我家的五经，都是自从我授徒以来购置的。我年轻时，独自只有《易传义》和《四书集注》；《书》《诗》《礼经》《春秋左氏传》都是向别人借来抄录后阅读的。既不容易得到书，又每天被衣食问题牵累心思，虽然学习，却不能如愿。后来外出授徒直到现在，做官得到俸禄，衣食有余，就不断买置书籍。日积月累，书卷颇为丰富，可是刚到四十岁，便困于疾病，气力日益衰弱，眼睛日益昏暗。虽然志向仍在，但精力勉强也无法前进，不能不深感遗憾。所以求学的人一定要在年轻力壮时努力。如果安逸地居处、享受温饱却不自我努力，或者像我一样早早衰弱，徒然抱着来不及的叹息，又有什么益处呢？《春秋胡传纂疏》。《春秋胡传纂疏》三十卷，元代新安汪克宽辑录。我家藏有十册。除左氏、公羊、谷梁三传之外，汉代以来说《春秋》的儒者很多，只有伊川程子最能得到圣人的旨意；胡文定公确实传承了程子的学说。朱子说：‘文定的《春秋》阐明天理，端正人心，体用贯通，具有刚大正直的气象。’所以近世研究《春秋》的人，兼取左氏、公羊、谷梁、文定四家。这三传过去都有注疏，这部书专门以胡传为主。《春秋会通》。《春秋会通》二十四卷，我家所藏的分为四册，是我同郡安福李防先生所辑。先生字行简，元至正壬午年凭借这部经书中举并被选拔，列在陈祖仁榜第三甲进士，官至赣州路信丰县尹。后来遇到寇乱，战败后守节而死。江西行省上报了他的事迹，但因南北道路阻隔，不能送达，所以当时旌表褒奖的恩泽没有施及他。国朝修撰《元史》时，先生的相知者没有人在掌权的位置上，有司又不知道采录上报，因此不能列入史传。于是世上知道先生的人就更加少了。士君子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求得内心安定罢了，难道会计较身外的名声吗？先贤和后学所取法的正是这一点，怎么可以使它湮没而不彰显呢？如今世间流传先生为国死难的事，只有元代江西廉访使韩准请求赠谥的咨文中可以看到。我最近从翰林庶吉士周忱家得到这篇文字，谨慎地抄录下来，放在这部书之后，使后世的学者知道先生对于《春秋》并非只能够通晓，而且在科举中也光彩照人。《春秋左传二集》【二首】。我的朋友邓存诚初次考中进士时，答应把这部书送给我，却一直没有得到。大概进士们都要到各衙门观政，没有空闲彼此相见；从此以后，我们更加隔绝。后来他做了御史，任期届满升为山东按察使，又升为布政使，历经十五年，才把书送给我。朋友在守信方面不犯过失，像这样实在不能忘记，所以题记下来。《春秋左氏传》六十卷，杜预作注，孔颖达作疏。我家这部书共十六册，是福州府学刻本，据说从刘伯埙员外那里得到。《春秋本末》。《春秋》中，仲尼因循鲁国史书的旧文，通过删削取舍来彰明法则和鉴戒。《春秋本末》则是我太祖高皇帝命令儒臣依照仲尼的旧文汇辑编纂，以便阅读观看。开头列天王，以尊重正统；先写中国，后写夷狄，义例极为精密，都是圣人的制作。刻板在太学，我家所藏二十册，是从庐陵晏彦文那里得到的。《左传博议》。东莱先生的《左传博议》考订年谱，乾道戊子年写成这部书。我家有一册，共十五卷，题名为‘精选’，由此知道他所著的并不只有这些。《仪礼逸经》。这部书的刻板在北京，国学官彭士扬任典籍时，在崇文阁搜查、查看残缺的书板，只有这部书的书板完整，于是当天印刷出来赠给亲友。它大概已经被废弃六十多年了；它时而显现、时而隐没，原本自有时运吧。

译《仪礼图》。右边是《仪礼》二册、《仪礼图》六册，是陈嗣初博士赠给我的。塾宾罗仪范为它作了疏解，并抄录补充。《礼记集说二集》【二首】。《礼记集说》十六卷，陈澔撰写。我家所藏的分为三册。这部书出自孔氏弟子之手，又杂有吕不韦、战国处士和汉代博士的言论，其中的义理不能说都纯粹，错简也很多。近世吴文正公吴澄撰写《礼记纂言》，对它多有改订，篇次也分别按类别归并：如《曲礼》《内则》《少仪》《玉藻》《深衣》《月令》《王制》《文王世子》《明堂位》九篇，作为通礼；《丧大记》《杂记》《丧服小记》《服问》《檀弓》《曾子问》《大传》《间传》《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十一篇，作为丧礼；《祭法》《郊特牲》《祭义》《祭统》四篇，作为祭礼。其通论共十二篇，分为五类：《礼运》《礼器》《经解》为一类；《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为一类；《坊记》《表记》《缁衣》为一类；《儒行》为一类；《学记》《乐记》为一类。《大学》《中庸》被剔出，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投壶》《奔丧》两篇归入《仪礼》正经，不与《礼记》杂列。《冠礼》《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六篇，都是用来解释《仪礼》的，另行辑成传，附在经书之后。这样一来，一部书中类别分明、篇章各别，条理灿然，确实是不可刊削的经典。临川过去有刻板，战乱后不复存在。近来听说吴司业德润家有这部书，正打算借来抄录，还没有办成就遭遇火灾，于是再也得不到了，可惜啊！姑且把考订确定的篇次记在这里，以显示大概。这是詹事府张录事教导儿子的旧书。我刚来到北京时没有书，开始向张君借阅两部书，他于是把这部书送给我，共三册。书上题记说：‘永乐壬寅八月题识。’这一天是上丁日祭祀先师，陪礼刚刚退下。《书禹贡传注详节》。《书禹贡传注详节》，是我已故朋友湖州府经历郭庆宜先生删节《禹贡》的传和注，为便于记诵而作的。先生研究《尚书》，曾经跟随元代进士戴迈养高讲习，他的学术传授是有来历的。《五经旁注》。《易》《书》《诗》《论语》《孟子》的旁注，是庐陵李省中先生所作，简明而切合，便于初学。先生名恕，与龙麟洲、刘水窗同辈同行。我认识他的从曾孙思益，思益任沭阳县教谕；他家已经不再流传这部书。我所收藏的总共六册，书坊刻板颇有缺误。《古文孝经说》。右边是《古文孝经说》，宋元祐年间，秘书省著作郎兼侍讲范祖禹字淳夫在经筵进呈的书。如今刻板在成都，我家有一册，是从吉水教谕黎德让那里得到的。《吴文正公考定孝经》。吴文正公考订的《孝经》，刻于新淦刘氏家；卷首有我同郡刘云章先生的序。这部书大概依据朱子刊定的错误，以古文、今文相互校定，训释明白切实，远胜旧注。《孝经经传直解》。元延祐年间，钱天祐撰写《孝经经传直解》，大体以朱子刊定的文字为主；他删去《闺门章》，并把《五刑章》同上一章合为一章，依从草庐吴氏的考定本。这部书当时已经刻板流行，有翰林承旨程文海的序。洪武庚午年冬天，我从武昌回来，在盘塘避风，向邻船上的上虞张肃借来抄录，时间仓促，来不及抄录它的直解，只抄录了经文和传文，如上所记。《易主意》。《易主意》一册，元代临川乡贡进士涂溍生所作，专门为科举而设。近年只有庐陵谢子方有这部书，用来教授学生。于是我郡学习《易》的人，都凭借它。我年轻时曾经抄录过，后来遗失了。这一部是万安训导郭公承替我重新抄录的。《易义二集》【二首】。右边是《易义》一册，建宁赵友士用来教授他的学生。赵氏原是建宁的经学教师；我任审理时，赵氏任伴读，我们往来友好。这部书是吴司业德润得到后赠给我的。右边是《易义》三册，是初学者编集的，虽然浅近，没有什么发明，但并不违背义理；偶然得到它，姑且保存下来。《解季通易义》。元代盛世时，吉水解氏研究《易》很有名。江乡之间偶然得到并阅读它，我所寻求的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季通是解氏兄弟中的一人。这部编书平正典实，可惜有许多缺文。《书卓跃》。《书卓跃》二册，元代永丰陈雅言所作，专门为科举而设。如今南昌有刻板，我从雅言的孙子彝训那里得到；彝训现任中书舍人。《诗解颐》。《诗解颐》四卷，国朝文渊阁大学士朱善所作。南昌有刻板，我从兵部侍郎卢渊那里得到，共二册。卢渊和朱善是同郡人。《东里续集》卷十六。《钦定四库全书》。

译《东里续集》卷十七，明代杨士奇撰写的跋。《四书集注二集》【二首】。右边是《四书集注》的一种版本，它的句读和旁边批抹的方法，兼取勉斋黄氏、北山何氏、鲁斋王氏、导江张氏诸本的长处，由宣城张师曾校勘，并增补音韵考订，大概是现在最好的版本。刻板在常州府学，这部集子共六册。永乐十年二月，我奉命考察常州府学教授金原祺，当时参与同考，从他那里求得了这部书；但它的刊刻偶尔也有错误。右边另一部《四书集注》三册，刻板在鄞地，句读完全采用黄勉斋的方法，又有熊勿斋的标题，便于学者，大概也是善本。勉斋名黄榦，字直卿，是朱门中的高第弟子；勿斋名熊禾，字去非，受学于进斋徐几子；他与子一起向节斋蔡渊、伯静学习，学术源流纯正。像这样的一部书，我从春坊司谏周冕、字汝服那里得到；周冕是鄞人。《四书辑释》。《四书辑释》，倪士毅编。朱子《四书集注》之后，前代儒者著述、推广和阐发它的，不下十几家；但如今阅读《集注》的人，单单凭借《四书集成》和这部书的最多，大概是因为其他著作不能全部得到。《集成》内容广博而杂，不如这部书醇正之处多、瑕疵少。我回忆年轻时贫困，得到书非常困难。十二三岁时，曾向乡人刘文璧求得半部《论语辑释》，那其实是残缺的书简，却把它珍藏得如同合抱的大璧。后来到武昌授徒，才得到这部九册的书。知道我年轻时得到书的艰难，就一定知道应该怎样珍惜它。《大学中庸日录》。右边是《大学中庸日录》，元代吴文正公的门人袁明善撰述，是根据老师传授的义理写成的。其中有文正公补写《大学》第五章的传文。这一册是吴司业德润赠给我的。《孟子节文》。右边是《孟子节文》一册。考察翰林学士刘三吾的题辞，这部书大概是刘三吾等人上奏请求而编成的，共一百七十多条。此外只是不用它来出课试题目、不用它来作为科举取士的依据而已。刻板在太学。《大学衍义三集》【三首】。宋代儒者真文忠公撰写这部书，是为了给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准备法则和鉴戒。君主以及辅佐大臣，都不能离开它。董仲舒论《春秋》，说拥有国家的人以及做臣子的，都不能不知道它。我对这部书也是这样说。右边是《大学衍义》，共四册。我在武昌授徒时得到最后一册，带着它回乡，读它时却遭遇火灾；如今只存三册，收藏起来等待补全。宋代真文忠公的《大学衍义》四十三卷，著述宗旨见于真德秀所上奏的奏札和序文。这部书内容广大而精密，纲目全部完备；凡是肩负天下国家责任的人，以及做臣子而想使君主达到唐虞三代之治的人，都一定要从这部书中考察学习。《四书管窥三集》【三首】。闽地黄泽，字敷仲、永乐壬辰年，我在礼部校阅文章，当时他是被选送上奏的进士，我却没有认识他。他辅佐外藩时，我曾看过他的封事，忧勤恳切，爱护百姓的心意非常突出，是当今贤能的地方长官。如今通过我的朋友朱与言寄赠这部书给我，因此一并题记这个人。《四书管窥》四册，永嘉史伯璿，字文玑所作。它是在饶氏《辑讲》、何氏《集成》、胡氏、陈氏的发明、金氏的考证、许氏的丛说、倪氏的《辑释》之后撰成的。它评论各家的缺失，都平正而确切。刻板在永嘉郡学。我从学士黄宗豫那里得到。听说黄州郡学近来曾刻印这部书，不知道情况怎样。《四书管窥》的旧刻板在永嘉叶琮那里。叶琮是洪武乙丑年进士，任黄州府知府时，又把它刊刻置于府学。我的朋友吉水周公明任黄冈县教谕时，向他求得这部书，共五册、两本。我原来都已有，于是可以互相补足缺漏、订正错误，得到彼此资助。《理学类编》第二集【二首】这部书以及《策要》《宋史略》《元史略》，都是清江退庵学士的女婿袁鹏赠给我的，刻板在清江。三十年前，清江还有许多老师宿儒，独有、梁有、张有二位先生都著有书，而他们的乡里又有好事者为之刊刻流传。文物遗风，因此还没有泯灭。这部书出自临江张九韶先生，吴文正公的孙子伯尚为它作序。临江有刻板，使求学者一看便能得到。至于天道性命之学，也不是毫无帮助的。我从恂如那里得到这番话。《十一经问对》这部书是为小学教育设置的。所谓十一经，是《书》《诗》《春秋》《仪礼》《周礼》《礼记》《论语》《孝经》《大学》《中庸》《孟子》；没有涉及《易》，是因为那不是小学所能涉及的。《孝经》，吴文正公校定。这部编本和一册私录，都是文正公的孙子、徐州判官子尚寄赠给我的。文正公的后人因为先世是通家之好，所以都同我往来。他们所刻的先世文字，我已经多次得到遗赠；而子尚寄来这部书不久，便突然听说他去世了，实在可惜。《四书待问》《四书待问》一册八卷，是元代临江萧镒、南金编纂的，为科举之学而设。元代科场有《四书疑问》，明朝初年三科仍是这样。洪武甲子年才改为《四书义》。这部书是我刚学习科举业时从司仓伯那里得到的。如今我所收藏的书中，只有这部保存得最久。《元程文四集》【四首】以上是《诗》《礼记》《春秋》三经的经义文章，虽然是残缺的篇简，但属于元代前七科的文章，又选取了其中精美的作品。以上是元代前八科的程文，已经不完整，只有一卷《四书疑》和《易义》罢了。不过它完整记载了当时的文章格式，可以用来查考。以上是元至正二年江浙、江西、湖广三省乡试，以及会试、廷试中选的文章，又从中选取佳作。大概元顺帝曾经停止科举，到这时才重新恢复。以上是延祐乙卯年会试程文一册，已经不完整。这部编本总共十卷，现在保存三卷。第一卷是蒙古、色目人回答《四书疑》和策问的文章，第二、三卷都是汉人、南人回答《四书疑》的文章。考察这些文章，大概当时选刻者首先选取了待制所作的《四书疑》。我家在兵乱后所抄录的版本只剩一篇，这一篇和第二篇，都是永乐乙未年春天我从天台张廷璧那里得到的。《元延祐初科会试程文》其中左榜缺少四人的文章，缺文更多，错误尤其严重，大概是匆忙之间来不及校对。《策要》这是退庵的女婿赠给我的。

译《朱子语略》我年轻时听老师长者说，求学的人每天诵读五经、四书和各部史书，此外闲暇时应当阅读《朱子语类》。有一天我经过水南叚福可家，福可是先待制的侍史，他家有《语类》两卷。福可说这是杨氏旧物，便把它归还给我。书虽不完整，但我从此开始认识这部书，高兴地带回家给先宜人看。她哭着指着书签上的题字对我说：“孩子，你要敬重它，这是你父亲的手迹。”不久，先叔子超把书带进灌塘尹氏馆中，书便丢失了。从此我到处寻求《语类》全书，却始终得不到。这部集子只有两册，特意题作《语略》罢了。它由朱子门人杨与立编纂，刻板在北京国子监。永乐庚寅年，杨庶子随从皇帝还京，把它送给我。书中缺少十分之一，我得到邹侍讲的版本加以补录，于是成为完整的一部书，共二十卷、二千四百八十条。凡是求学者明白善道、修诚自身的方法，大体都具备在这里。假如真能亲身实行，就可以逐渐达到古人的境界。然而《语类》本来就是求学者不可缺少的书啊。《白虎通》我抄录《白虎通》一册。洪武乙亥年春天，我客居武昌，和蒋隐溪父子游览东山，在一个乡野人那里得到它。《忠经》一册，是汉南郡太守马融撰写的。它的篇章义旨和篇数都仿照《孝经》，郑玄为它作注。蜀中有刻板，我得到这部书，是德让说的。《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唐太宗的《李卫公问对》、《尉缭子》、黄石公的《三略》和《六韬》，就是这些。我家收藏的七部书合为一册，只有《孙子》有魏武帝的注，是从江夏宋惟宪那里得到的。《说苑》第二集【二首】《说苑》二册，我从现任大理寺丞邹师颜那里得到，听说刻板在四川；与袁州本相比，它的优点多得多。《说苑》二十卷，汉代刘向采集各家传记中记载的、可以作为规范或警戒的言行，分类编录成这部书。我家有两册，刻板在袁州，错误和缺漏大概很多。它是从友人、宜春县令蔡胄那里得到的。因为蔡胄的操行严正清廉，他在任上买到这部书，连同李及之的《白集》一起保存，我于是也得到它，这部书应当珍爱并重视。《列子》《列子》八篇，是古代的《列御寇》一书。唐代称为《冲虚真经》，宋代又加称《至德真经》。道家受到后世的尊崇，时间越久，地位越高。这部书，柳子和朱子论说得已经很透彻了。我家有一册抄本。洪武庚午年冬天，我从武昌乘船回来，在盘塘遇风雪阻隔了好几天，无事可做。邻船上的上虞人张肃有这部书，于是我借来抄录。由于一时草率，后来想重新抄过，却一直没有空闲。《五子》老子、庄子、荀子、扬子、文中子，世人所说的“五子”就是他们。不过老子、庄子属于道家，荀子、扬子、文中子都属于还不够醇正的儒家。我家收藏的《五子》共七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篇〕 《道德经》草庐先生注释《道德经》一册，是我得到的。先生的曾孙是子常。后世注释这部经的，不止一家。总的说来，这部注本最能领会老子的本意。虽然老子的话，儒者不肯采用，但像“治国如烹小鲜”“佳兵不祥”这一类的话，即使圣人再次出现，也不会更改它。

译《战国策》古本《战国策》，是婺人吴师道认为鲍彪的校注有许多错误，重新加以校正的本子。后世文章家因为它记录的是先秦言论，都珍爱重视它。不过，有志于圣贤诚意正心之学的人，对此书没有什么取用之处。苏州有刻板，我家有四册，是从吉水周叙那里得到的。《小四书》第二集【二首】小学教育废弃，已经很久了。歙人朱升辑录方逢辰的《名物类求》、程若庸的《性理字训》、陈栎的《历代类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编成一部书，称为《小四书》，用来教育初学者，希望能够保存古人的遗意。书的上方和旁边都有注释，对教书的人尤其方便。刻板现在婺源，我从婺源秀才汪樵那里得到这册书。这部编本是永乐丁酉年秋九月从陈克永典籍那里得到的。《叙古千文》以上是胡致堂所作的《叙古千文》。曾听长者说：先谕德五岁时，侍奉先待制，教他读这部书，他已经能够明白大意。洪武庚申年，我才从萧尚鲁那里求得这部书，那时我已经十五岁了。我不肖而愚钝，使家学荒废失传，大多就是这样。后人可以把这引为戒鉴。得到此书以后，又过了三十五年，到永乐甲午年八月六日，记下这些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月〕 《太极解》南轩张宣公的《太极解》，是我从庐陵清湖罗德崇先生那里抄录的。先生名献先，是待制的同年，任宁都州判。他是求师的从子，年轻时曾跟随求师游学。我的祖父兄弟和先谕德相交友好；先生为人孤高耿介，不随便与人苟合。他曾任武昌府学训导。当时我客居武昌，他没有一天不屈尊来访；他所收藏的，即使是片纸简札、尺牍书信，也无不屈尊赐教。有一天，他在江边小楼设酒招待我，我醉后留宿，醒来时已是夜里二更，便起来烧笋煮茶，谈论太极。先生把这篇解说背诵得非常熟，我当时还没有底本，于是请求他为我抄录。第二天到别处寻求底本，核对后竟没有一个字错误，于是私下感叹前辈读书用功竟如此切实，难道不正是后学应当师法的吗？从我抄录这部书到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所以记下此事，用来给后人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三十五年、八月、六日〕 《朱子语录》从前陈忠肃公每次得到明道先生的文章，一定要穿戴整齐以后才阅读。既然如此，读这部书的人，难道可以不更加恭敬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四年〕 《楚辞》第二集【二首】《楚辞》出自忠臣爱君忧国、恻隐悲悯的真诚，所以前代正人认为它是《诗经》三百篇的续篇。这部编本是我从刘伯埙那里得到的。我年轻时贫穷，没有书，偶尔向别人借书，实在很难得到。成年以后，购置了不少书，但有人来借，我总是不吝惜。可是《楚辞》被借走而没有归还的，竟有五次。我前后遇到的事情就是这样，实在可叹，所以记下来作为告诫。《史汉异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篇〕 《史汉异同》是庐陵刘孟先生所作。想要了解西汉文章的妙处，一定要考察这部书。大概先生在司马迁、班固两方面用功最深，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册书不完整，是德安副职罗先生的手迹。《资治通鉴释文》以上是《资治通鉴释文》一册。宋代右宣义郎、眉山人史炤，字见可，撰写了此书；而天台胡三省的《通鉴音注》辨正了其中六百六十多条错误。这部书是我过去从亡友陈一敬那里得到的。《史略释文》以上是《史略释文》一册。我在京师时，连同两册《史略》，都是从邻居中罢官离去的人那里得到的。我回忆十四五岁时，因为贫穷，迫不得已到村落里给孩子当老师，以谋求奉养父母的办法，却急切想要这部编本和《十书直音》。当时这两部书在市场上的价格是百钱，但我还是买不到。家里独有一只母鸡，已经养了好几年，先宜人便命我拿它去换书。如今我得到的书颇多，可先宜人去世已经二十年，不能再见到这些书了。唉，真是悲痛啊！《诸儒史评》《诸儒史评》五册，所选取的内容都精确。前大理寺丞、山东人耿通家中的书，耿通死后，他的儿子把家产全卖掉作为回乡路费。这部书被他邻居的仆人用五百文买去。后来我听说此事，又拿五贯钱从那个仆人手里买回。当时书铺里若不是十贯钱，根本买不到这部书。做父亲的拥有学问却不教育儿子，使珍贵的书落到如此低贱的地步，这是谁的过错呢？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钱、二十年〕 《隋书》以上是《隋书》详细节录本一册，从第一卷到第十卷的《纪》和十篇《志》而已，后面缺少十卷《列传》。洪武庚申年，我在山东萧尚鲁先生的私塾中任教时得到它。

译《通鉴续编》以上是《隋书》详节一册，从第一卷到第十卷的《纪》和十篇《志》而已，后面缺少《传》十卷。洪武庚申年，我在山东萧尚鲁先生的私塾中任教时得到这部书。《通鉴续编》。《史略》第二集【二首】宋代进士、同郡人曾先之编写《史略》，以方便初学者；而大字刻本对老年人的眼睛尤其方便。这套刻板在国子监，我家有四册，可惜其中错误很多。《史略》二册，是书坊的旧本。永乐丁酉年，我在京师，邻家有个罢官离去的人，把这部书留下送给我。大概书坊新刻本错误很多，我家收藏的国学大字本也是如此，都不如这个本子的错误少。《通鉴总类》是宋代沈枢编纂的，分为一百七十一门，共二十卷，刻板在苏州郡学。我最初从晏彦文那里得到十二册，缺少八册。吉水周功叙从苏州替我印补，于是成为完整的一部书。这部书内容芜杂，不值得观览；而周伯温把它比拟为袁氏《纪事本末》，实在过分了。《通鉴纲目书法》《通鉴纲目》书法五十九卷，六册，是我从国子司业张智玄那里得到的。略有缺损，还没有补录。这部书是我同郡永新人刘水窗先生所著。先生名友益，字益友，与龙麟洲、李省中、萧芳洲属于同辈。他一生的精力都集中在这部书上。揭文安公为它作序说：“它的文辞取法《公羊传》《谷梁传》，它的义理取法《春秋》，它的志向在于朱子。”可见对它推重极深。《通鉴纲目凡例》《通鉴纲目》凡例分十九类，是朱子制定的。读《纲目》的人一定要得到这部书，才能明白古人精深意旨寄托之处。如今太学有刻板，我家有一册，是邹仲熙侍讲赠给我的，后面还有抄录的汪克宽《凡例考异》。《元史节要》《元史节要》是接续曾先之《史略》编写的，只是为了方便初学者。另有《元史略》，体例不同。这两部书都出自临江全史的刻板，现在刻板在太学。《通鉴纲目》朱文公依据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另立义例，撰成《纲目》五十九卷。它体现的《春秋》之意，真是达到极点了！其中的条理纲目都出自文公，只是由他的各位门人编缀成书。偶尔有不同之处，也许是抄录、传刻造成的错误吧？我住在京师时，同给事中林从做邻居。他出任陕州判官时，卖掉家具作为路费，我从他那里买到这部书，共十六册。《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册。这部书是宋代袁枢、字机仲编纂的，我家文节公为它作序。全书四十二卷，记载二百三十九件事情，都关系到大事，首尾完整，读者很方便。我住在京师时，从晏彦文那里买到它。我教学生二十多年，凭借一点一滴的勤劳努力，仅仅得到五经、四书和几家唐人诗文罢了。诸子百家和史书，都是向别人借来阅读的。皇上即位之初，提拔我任翰林，俸禄赏赐有余，我不敢胡乱花费，全都用来购置书籍。从此我的书简册才逐渐丰富起来。我的后代如果知道我收藏的书，都是出自皇上的恩赐，一定能够恭敬珍重并妥善收藏它们。《元史略》《元史略》和《元史节要》都出自临江体例，体制不同；如果得不到完整的《元史》，把这两部书合起来阅读，也可以了解大概。《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从宋太祖记到宋钦宗，共十八卷，由礼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李焘撰写。《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从宋高宗记到宋宁宗，共十五卷，由户部架阁、国史院检讨兼编修官刘时举撰写。《宋季三朝政要》从宋理宗记到宋少帝，共五卷，没有编著者姓名。《二王本末》一卷，则取自陈仲微的记录。总共三十九卷，我家整理为四册，总题作《宋鉴》。这个本子删节得非常厉害，而且错误很多，大概近年书坊翻刻文籍，篇幅一味省略简削，大多如此。不只是这部书，也可以作为对人心风俗的一声叹息。《晋书》一百三十卷，唐太宗命房玄龄等依据旧史重新编纂。除了纪、传、论以及太宗亲自撰写的部分外，其余大多出自颜师古、孔颖达等人；《志》出自志宁等人；天文、律历两志则全部出自李淳风。朱子极其称许其中的《天文志》。我家有《晋书》二十六册。永乐乙未年，同族忠襄公的九世孙、东平知州的儿子民服考中进士，人在京师，淡泊无他嗜好，只有志于学问；听说国子监有书板，便拿出全部钱财求印。我帮助他支付工本费，他因此把这部书赠给我。《三国志》《三国志》由晋代陈寿撰写。宋文帝认为它过于简略，命裴松之广泛采集材料为它作注。后世认为裴注过于繁多，于是把陈寿原书删裁整合为一部书，先后有几个人这样做，但都没有完成。叶水心说：“陈寿大概已经把材料全都用来著书了，裴注所载的，都是陈寿舍弃不用的。而且他说，擅自裁定的人是轻率议论，会贻误事情。”他又说：“陈寿的高明之处逼近司马迁，超过班固。”他如此推重陈寿。至于记载魏而为蜀作传，叶水心当然不能只偏袒陈寿。近世庐陵贡士萧常，改正其名为《续汉书》，从昭烈帝记到少帝作本纪，魏、吴都作载记，又选择裴注中的精善部分一并收入，大概是最为恰当的了。周益公为它作序，不过这部书当今学者很少见到。我家有《三国志》三十册，刻板在太学。《前汉书》班固撰写《前汉书》，包括十二篇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其中八表和《天文志》，是班固的妹妹、曹世叔的妻子班昭完成的。世人称说优秀的史官，一定说司马迁、班固。班固的才华不如司马迁；至于郑夹漈讥讽班固没有学术，只会专门剽窃，这种议论实在过分了！我家有国学印本二十五册。《后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大概是删取刘珍、谢承、薛莹、刘义庆等人的汉史编成的；但范晔完成的只有纪、传，志还没有完成，他就被诛杀了。后人取司马彪所撰的《续汉书》来补足它，所以志并不是范晔所撰。我的收藏有四十七册，是国学印本。《史记》《史记》一百三十卷。司马子长才华见识高超卓越，文章疏宕纵横、奇特伟丽，至于描写事物的精妙，更是超然独出。朱子说它粗疏率意，而且怀疑《史记》当时还没有删改、尚未脱稿。我同郡的刘申斋说：“《史记》初读时，觉得有许多多余的字和句；再读，只觉得好；读到第三遍，原来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删掉一个字、一个句子，就不好了。难道是探求得笃实的人，才独自领会得深吗？”我家有八册，刻板在太学。我最初印这部书和《文献通考》时，两书都有缺板，一年多也没能补录。永乐二年，友人汤如川、曾与贤，以及我的学生萧省身、独孤乐善、欧阳允俊登第后成为庶吉士，在翰林任职，几次到我家借读。有一天休假，他们高兴地来访，把两部书缺失的部分一起补录，到傍晚才完成，书签题字全是如川的手笔。如今如川、与贤、允俊都已不能再作书了，每次看到他们的手迹，便感慨而生怀念。《两朝实录纂修始末》以上是恭敬编修两朝《实录》的始末，一卷，是臣士奇所记录的。诏令下达之初，臣通率领军队前往征讨交阯叛寇，没有来得及参与此事。事情进行到一半，臣淮因病请退。完成编修以后，户部尚书臣陈山、礼部尚书臣张瑛都以兼任学士的职务奉命参与其事。前后共历时六年，才得以编成此书。表文和颂词是臣士奇所撰。书成进呈后，皇上的恩典非常厚重，命令吏部记叙劳绩、晋升官秩，礼部设宴并赏赐。于是论定功劳，分别赐予白金、宝钞、文绮、鞍马。然而从纂修官以下直到杂役执事，全都晋升一级官职，大概是吏部不再区别劳绩了。臣士奇谨慎地记下这些事。

译《宣庙实录纂修始末》以上是恭敬编修宣宗皇帝《实录》的始末，前后经历四年才得以成书。表文和颂词由臣直撰写，进呈以后皇上的恩命更加优厚。臣辅加封名号并增加俸禄，臣士奇、臣荣升为少师，臣溥升为少保，臣直、臣瑛升为礼部左侍郎，兼任的官职都照旧。纂修人员都升官一级，凡是主事、御史、评事，都调入翰林。其余参与校对、催促纂修、誊录等官员，都增加俸禄一级。平民身份的士人担任誊录者，都授予试任中书舍人的职务，并分别赏赐白金、宝钞、文绮、鞍马。全都是皇上亲自下令，不是出自有关官署；官秩有条理而不紊乱，大概超过前代了。现谨慎记下此事。臣士奇谨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一日〕 《两汉诏令》第二集【二首】以上是《两汉诏令》三册，刻板在太学。张守初真人来到京师，把上清纸赠给我，说：“略微帮助你使用书信纸张。”我向来交游很少，即使有至亲至友，也懒于写信；但计算这些纸可以印成一部《汉诏令》，于是便托欧阳助教允贤完成了此书。每次退朝后，我便闭门谢绝宾客，坐在南轩翠竹之下，清风徐徐吹来，独自取出这部书，借着其中宽厚深沉的言辞，考察宽大仁厚、忠诚仁爱的意义，反复涵泳体会，也是一件快意的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以上是《两汉诏令》。西汉部分十二卷，由宋代吴郡人林虙辑录；东汉部分十一卷，由四明人刘昉辑录。元代苏天爵把它们合为一部书，又取洪咨夔的《两汉诏令总论》列在各卷卷首。洪咨夔也曾辑录这部书，但如今已经失传。我家有三册，脱漏和错误很多。错误的地方大多已经考订改正，脱漏的地方虽然补录了，仍未完成。《杨铁崖三史正统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前年我病中有人把这部编本遗赠给我，但我记不起那个人是谁了。其中缺漏和错误很多，我大致作了订正。我的旧藏中有贝廷臣所著《铁崖传》，记载这篇文章比较详细。辨文末尾说：“我私下写下自己的说法，以等待千年之后的君子。”可是传记却说：“想要进献而没有成功。”这部编本中还有特别明显的错误，尤其多，不知道究竟哪一种说法才对。《历代大统易见》以上是《历代大统易见》一册，过去从王询谟那里抄录而来，不知道是什么人编纂的。王询谟说，他在临江偶然遇见此书，便抄录下来。近年我在内府看到有人进献这部书，也记不起是谁作的。《宋史略》永乐甲辰年十月甲子日，淦人袁鹏把这部《宋史略》赠给我，题作《朴学斋志》。《文献通考》《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是宋代宰相马廷鸾的儿子马端临编纂的。书中偶有重复出现的内容，删削整理得还不彻底；然而体例宏正，记载事情详细而确实，对实际应用很有益处，不是其他类书所能相比的。类书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尚且有的失之泛滥而不切实，有的混杂怪异而不合常理，更何况比它们低劣的书呢？《文献通考》的刻板在太学，我家共有四十册。《郊社考》一册，曾被行俭借去而遭遇火灾；我想印补，过了好几年仍没有空闲。有一天我经过沈民则修撰那里，看见几册断简，原来正是这部书，《郊社考》也在其中；纸张、刻板与我家所有的没有两样，于是请求把它补入，这也真是奇遇啊！《玉海》《玉海》二百四卷，分为六十七册；另有《六经天文编》一册，《周易郑注》《周书王会》《诗考》合一册，《诗地理考》一册，《践阼篇》《汉制考》合一册，《汉艺文志考证》一册，《通鉴答问》二册，《通鉴地理通释》三册，《急就篇》二册，《姓氏急就篇》一册，《小学绀珠》四册，共八十四册。这些书都是宋代王应麟辑录的，刻板在太学。《玉海》原本是为应试博学宏词科的人编设的，但听说他的孙子说尚未脱稿，难道也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书吗？听说松江府学也有刻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 《稽古定制》以上是《稽古定制》一册，是我太祖高皇帝命儒臣考察唐、宋制度，斟酌其中可以作为法则来教导百姓的内容编成的。孔子说：“使上位安定、百姓得到治理，没有比礼更好的。”又说：“君子借以辨明上下名分，安定百姓的心志。”只有礼制施行以后，百姓的心志才会安定，所以圣人治理天下国家，一定重视礼。永乐癸未年，臣士奇在京师，才遇到这部书，谨慎地抄录并记下此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赐谥录》我客居武昌时，在湖广参议吴文家遇到宋代赐谥的编录，借来抄录以后，我又曾辑录唐代和元代所赐的谥号，于是合编为一部书，总题为《赐谥录》；其中有私谥的，也附带记载了不少。《通典》《通典》是唐代宰相杜佑所著，大体依据刘秩《政典》三十五篇的旧本加以扩充，又参照新礼，共二百篇，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法、州郡、边防八门。如今很少见到全书，士大夫家中所有的都是节略本。我家有四册，是近年书坊新刻的，大概又是节本。《官制沿革》以上是《官制沿革》一册，是先师海桑陈先生家中的书，其中有先生的手迹。士奇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先生因为先考先妣的缘故，召来我教导。我十二三岁时学习科举业，却不了解古代官制，于是先生把这部书给了我。算来得到这部书已经四十年了，先生的手泽仍清晰如昨，唉，真是悲痛啊！谨慎记下此事。《方舆胜览》《方舆胜览》三卷，没有注明编次者的姓名，大概是元代人编写的。当时又有《舆地要览》两部书，都出自《一统志》，彼此有详有略；《舆地要览》尤其简略，而且不记载沿革。如今书坊都有这几部书，我家只有《胜览》三册；末卷卷尾题作“大明”，是后人改写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五篇、二百篇〕

译《西昌志》以上是《西昌志》。宋淳熙三年，知县陈秀实命贡士严万全、倪求已经搜集整理编成此书。淳熙至今已经二百四十三年，还没有人续作，难道不是乡邑的一件欠缺之事吗？这部集子是刘仲兼、梁叔庄共同抄录后寄给我的，大概因为我曾经有志于此，所以姑且记下并收藏它。《桂林郡志》《方舆胜览》三卷，没有署编纂者的姓名，大概是元代人所作。当时又有《舆地要览》两部书，都是根据《一统志》编成的，彼此有详略不同，而《要览》尤其简略，又不记载沿革。如今书坊里都有这两部书，唯独我家有《胜览》三册；它的末卷卷尾题有“大明”二字，是后人改写的。《西昌志》。以上是《西昌志》。宋淳熙三年，主管县政的知县陈秀实命贡士严万全、倪求已〔“防稡”二字原文如此，疑有讹误〕编纂了这部志书。自淳熙至今已有二百四十三年，却没有人继续编纂，难道不是乡邑的一件缺憾吗？这部书是刘仲兼、梁叔庄共同抄录后寄给我的，大概因为我曾经有志于此，所以姑且记录下来并收藏起来。《桂林郡志》。以上是《桂林郡志》四册，共三十卷，是欧阳允和送给我的，但缺少两卷。桂林旧有志书，洪武年间教授陈琏依其旧志续修。书中论及夷獠，必定记载前人驾驭、治理他们的办法；论及瘴疠，则详细列出前人的治疗方剂。这是仁人用心之处。陈琏字廷器，如今任滁州知州，施行政绩惠及百姓，百姓非常拥戴他。听说他又在修《滁阳志》，但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茆山志》。以上是《茆山志》二册，是太子少师姚公惠赠给我的；它的编纂和刊刻都很认真。《西域记》。以上是《西域记》一册，由吏部郎中、我同郡人陈诚子鲁所著。子鲁在永乐十一年奉命出使西域，所经过的哈宻、和卓、巴实、伯里、哈里、赛玛尔、堪等各番地，总共往返超过两年，其中在哈里停留最久，所以书中特别记载得详细。子鲁又对我说：“各番的风俗，大体都与哈里相似。” 《契丹志》。以上是《契丹志》一册，书已不完整，我忘了是从哪里得到的。只记得洪武辛酉年，我借住在淘金袁氏家中，和芗城张子震一同观看这部书，并作诗寄托感慨叹息之意。到如今已经三十七年了，虽然只是残缺的书简，却没有丢失。大概我一生对于古书和遗文，即使残缺不全，也从来没有不加以珍藏爱惜的。《吉安府志》。以上是《吉安府志》一册。我和钱检讨习礼在京师时，都有志于此事，于是把各自所有的家乡旧志，以及从前辈文集里采录的近事，附益进去。后来没想到习礼被召赴北京，我也因公务繁忙没有时间；所录的城郭、官府之类，在府城部分还比较详细，却没有涉及各县。我所拟定的其他门类也都没有完成。只有科目这一类，后来得到陈村民先生的《吉州进士录》来补充，各县的资料才都齐备了。《东里续集》卷十七。钦定《四库全书》。

译《东里续集》卷十八，明杨士奇撰写的跋。《宋名臣言行录》。以上是《宋名臣言行录》七册，是如今书坊刻本中从黄学士宗豫那里得到的。诵读其中的嘉言，仰慕贤人的风范，我很乐意自己能够得到这样的老师。书中稍有篇章次序错乱，大概是传抄、刊刻造成的错误。《文公家礼》。以上是《朱子家礼》一册，如今士大夫之家大多遵照采用，其中也有人对某些地方提出疑问。我偶然在朱季宁家得到张南轩《三家礼范》的后篇，其中有武林应本中所作的识语以及《家礼辨》数条，这些论述都很有道理，因此抄录下来放在书后。《图绘宝鉴》。这是吴淞人编纂的，可以说内容很博大。但世代次序错乱，实在可笑。吴淞近年又编纂了一部汇集古今善于书写之人的书，次序错乱得更加可笑。后人做事，多有疏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又令人感叹。《吴文正公外集》。目录中有《杂诗》一卷，但卷中没有，大概尚未刊刻。《尔雅》。《尔雅》三卷，是古代的小学书，原本没有什么深奥的义理。世人说是周公所作，不对。朱子说：“《尔雅》是取传注编成的，后人却把雅正的传注编成了《尔雅》。”我家有一册，附郭璞注。《经史动静字音》。《经史动静字音》大概是为了便于教导和防止学者读错字音。然而如今南方的学者，大多忽视它，不加以研究。我在武昌时，在张从善那里遇到这部书，所以特意抄录回来。当时是洪武甲戌年。又过了二十五年，在某日题识。《埤雅》。以上是《埤雅》二册，共二十卷，宋代陆佃农师所著，他的儿子陆宰为它作序。之所以名为《埤雅》，是说它可以作为《尔雅》的辅助。赣州旧有刻板，后来毁于兵乱。如今江西宪副林瑜巡视辖区经过赣州，访得此书，便命工匠在郡学重新刻印。这部书对于博物之学，大概是有帮助的。《小学集成》。古人关于小学的教育，后世已经不实行了。晦庵先生搜集编录传记，编成这部书，对学者的功劳很大。建安何士信又汇集各家的说法，编成《小学集成》，对于这部书也有很大的补益。大概义理和法度数量，随处都写得明白，不必再另外考求。读《小学》的人，一定不能没有这部书。我家所有的共三册。《吉州进士录》。《吉州进士录》，是村民先生陈宗舜甫编纂的。使本地后来的读书人能够考察、看到乡郡前代文献的盛况，从而有所兴起，这部编录不能说没有帮助。我寻找它很久都没有得到，近来有一部传到北京。永乐乙未年，曾本清赴京应试时遇到这部书，抄录后送给我。可惜其中的人名颇多错误，大概是辗转传抄造成的。《宋名臣言行类编举要》。以上是《宋名臣言行类编举要》一册。我游历武昌时从郭俨彦庄甫那里得到它。这部书是我庐陵同乡钟尧俞编的，前集、后集共十六卷。钟尧俞在自序中说：“前集列举言行的体例，后集阐明言行的作用，首尾都含有深意。大概是取朱子编纂的书，以及《纲要》《长编》等书所记载的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内容，分类编成此书，其中有值得观览的地方。”尧俞在咸淳四年以史馆编校的身份获得功名，赴殿试后授进士出身。崔豹《古今注》。崔豹《古今注》一册三卷，分为舆服、都邑、音乐、鸟兽、虫鱼、草木、杂注七篇。崔豹是晋代人，字正熊，官至太傅丞。这部书大概属于《博物志》一类，其中有值得观览的内容。我从曹冀成那里得到它。《群书考索》。《群书考索》分前、后、续、别四集，是宋代章如愚编纂的。这部书出现较晚，辑录前代儒者论说精义的内容特别多，所以对学者很便利、很有益。我收藏十七册，是从友人、武昌人邓贞存诚那里得到的。《册府元龟》。《册府元龟》在宋真宗时由杨亿、王钦若等奉诏分类编纂，分为五十部，共一千卷；这部书只是其中词臣部的四卷。我过去游历武昌时从蒋隐溪那里得到它。《吉水杨氏族谱后》。以上是吉水杨氏族谱一册，是伯父吏部公亲笔所写。当初，吏部公罢官闲居家中，专心致志地修订宗谱。当时吉水族人有人携带这部谱书来到这里，吏部公把它抄录下来，准备作为考订补充的依据。没想到他最终去世，来不及修成。唉，真令人惋惜！这部谱书是亡弟仲陆收藏的，年代久了颇有残缺，于是我把它重新拼接修补，并在后面记下这件事。《世说新语》。钱塘人王羽仪任礼官时，和我有交往，喜欢收藏书籍。有时一年多，有时几个月不见面；一见面，他总有一本书送给我。这大概是因为彼此相知的缘故。这部集子是他最近从祭祀嵩岳回来时送给我的。《群书备数》。以上是《群书备数》一册，是前翰林编修张美和编纂的。临江有刻板，我从那里得到它。庶吉士曾泉，美和又曾编纂《理学类编》二书，大概都是用来帮助小学学习的。《木钟集》。《木钟集》一册，是朱子门人、永嘉人陈埴器之所著。我最初从江夏樊思齐子贤那里得到它。子贤送给我的其他书还很多，后来大都被亲友拿走了，如今只剩下这部集子和《韩文》。我二十岁左右到武昌住旅店时，住处和子贤相邻，一见面就像平生老友一样相互亲近。当时他已经七十岁，年轻时和同郡的聂炳、南昌人包希鲁交情深厚，还曾亲自得到虞掲、欧阳原功的认可。他认为诸公治学都有要领；研究《诗经》，评论古今人物，以及推测事情后来会成功还是失败，都很有道理，却沉浮于市井，以卖书为业，即使乡里人也很少有人知道他。只有吴启公佑时常来拜访他，却不明白他的用意。他很喜欢作《中州乐府》，认为冯海粟的豪迈俊逸、张小山的精工华美，自己应当兼而有之。有时写成作品，便为我诵读。有一天我仿效他的体制唱和了几篇，他脸色忧愁而不高兴，说：“老夫难道是这样期待贤者的吗？”又说：“老夫错了。”我非常惭愧，从此他不再和我谈论乐府了。可以说，他是以道德来爱护人的。后来不久我们分别，分别后不久他就去世了，真令人惋惜！我不才而且资质低劣，既没有达到前辈的期望，但他拳拳深厚的情意，直到今天我没有一天敢忘记。因此借这部书记下我的感情。

译《太平广记》。以上是《太平广记》一册，内容从第二百七卷到第二百十卷，所记载的是书画方面的事情，大概是残缺的篇简。这部书是从武昌王玠那里得到的。王玠字道原，本是南昌修江人，因从军而在武昌，为人落魄，喜欢作诗，和我颇有交往。我家还保存着他的几首诗；然而他极力钻研道家的学问，也有著述。他的学问大概不过停留在言语文字之间，并不是真有修炼、有所得。后来他因身体虚弱多病而死，距今还不到几年。他的门徒张大之认为他已经得道，尊称他为祖师，绘制画像加以崇奉。近来有传到京师的，我不知道他凭什么得到这些东西。《事文类聚》。《事文类聚》分六集，共二百二十一卷；前、后、续、别四集，是宋代祝穆和父编纂的。祝穆是祝晦庵的姻亲子弟，曾经登门求教。新集、外集二集，是富大用时可编的，都记载官制。富大用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人，但元代官制都已具备，所以可以确定是后来编成的。这部书既以“类聚”为名，然而其中事迹和文章，世人共同知道的，往往反而缺载，为什么呢？我家有三十册，是从山东李吉那里得到的。李吉曾任我县县令。《自警编》。以上是《自警编》，刻板在蜀中，分为五册。我从重庆教授彭孔脩那里得到它。这部书对人有益，但我想删去重复的内容，精心选择其中的材料；又想广泛采集各部史书所载的嘉言善行，依照这个体例贯通分类编入，只是都没有时间完成。《仕学规范》。《仕学规范》四十卷，是宋代张镃时可编纂的。书目分为六类：为学、行己莅官、阴德、作文、作诗。所录都是宋代名贤。时可和晦庵先生同时。晦庵先生编《宋名臣言行录》，这部书曾经引用过它。大概这两部书都有益于学者，士大夫家不可以缺少。我家《仕学规范》五册，刻板在蜀中，是从黎教授德让那里得到的。《策场备要》。以上是元代吉水人解观我先生编纂的《策场备要》。先生名观，字伯中，对《易》和诸子百家的学问都深有研究，没有不通晓的。有一天他拜访吴文正公，正好吴公和学者讨论历法，先生详细列举前代儒者的说法，纤细周全，没有遗漏，并且总括加入自己的意见。吴公惊叹说：“伯中不是当今一般的学者。”于是两人共同讲论了三天才停止。然而先生多次应试都没有考中。至正年间修撰辽、金、宋三史，欧阳楚文公、揭文安公共同荐举他，征召他来到朝廷；但他的议论与朝廷不合，最终离去。不过，他私下记录的宋、辽、金史事非常丰富，朝廷得到他的书后，全部采用了。可惜这样的人，国史中竟没有留下声名。《考古图》。以上《考古图》二册和《埤雅》二册，都是从赣州知府王遂那里得到的，大概它们的刻板都在赣州。《五云方尺》。以上是《五云方尺》一册，是先伯父渔灌府君亲自抄录的。它原由仲殷兄收藏，仲殷兄去世后，我得到了它。仲殷兄对于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这些前辈所看重的事，以及书信往来，都一定遵守法度，像这样严谨，不像如今的人那样草率。我谨慎地收藏它，用来给后人看。《橘亭幽兴集》。以上是《橘亭幽兴集》一册，是汇集古代棋法的书。友人邓存诚多次和我下棋，我不能胜过他。存诚把这部集子传授给我，从此我颇能胜过存诚，但也只是胜过存诚而已，从没有因此胜过其他人。我起初不会下棋，任翰林官后，在晚间退值的空闲时间，有时和光大相聚，把下棋当作娱乐。光大机敏聪慧，棋艺渐渐有所造诣，我比不上他。当时同僚中会下棋的人很多，各自按棋艺深浅高下互相配对。日彰和仲益是一对，光大和宗豫是一对，用行和民则是一对。崇璧和果之、用之和我，又各自是一对。希范比不上果之，却稍胜过我，只是喜欢坚持自己的议论，毫不屈服。日彰曾开玩笑对我说：“我的棋好像坐在十一层塔顶，您的棋恐怕在百尺深井底吧？”我说：“您还比不上李憨子，我难道不能胜过林和靖吗？”仲熈说：“既然比不上李憨子，又何必以胜过林和靖为能？”不过仲熈的棋艺还在我之下，而他专心喜爱下棋，超过我认识的几个人。有空时，他总去拜访用之和我；有时邀请我们两人到他家，关门下棋，并催促妻子准备酒菜款待客人。我因有病戒酒，他就用粔籹代替酒，通常一直到傍晚，有时到夜里二更才散。但仲熈从来没有赢过一局；虽然赢不了，却从来没有不快乐的。他只是喜爱下棋，并不把胜负得失放在心上，像仲熈这样的人只有一个。我曾作诗嘲笑他说：“一年之中要数输棋的日子，竟然从新正一直到岁除。”当时还有喜爱下棋却不会下的，如思孝孜；会下棋却不肯下的，如伯厚。我们这些人身居近侍之职，承受国家的荣耀和恩宠，在闲暇时却不能及时进修来表现自己，反而甘愿这样自我放弃，并且使后来的年轻人看到后仿效，荒废学业、败坏德行，这些都不是小过错。然而在国家太平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在职务之余，能够从容闲适地放纵心情，都是皇上的恩赐，怎么可以忘记呢？所以我既责备自己的过错，又把这件幸遇记下来。

译《革象新书》。考察书中篇章，这部书大概作于至元辛巳年以后。《类林》。《类林杂说》十五卷，是类书中较为琐碎的一种，但颇有值得观览之处。大概是近人编纂的，刻板在北京国子监。《古文矜式》。《古文矜式》这部书，我十六七岁时在淘金袁氏的私塾中读书，曾向芗城张子震借来抄录。子震酷爱积存书籍，对我说：“起初没有这部书，是用他家收藏的古锦琴囊换来的。”可见世人把它看作秘传而稀有的书。可是士奇得到它以后，常常拿给别人看；有人想借来抄录，他就立即给他，从不秘藏。后来我所抄的本子丢失了，而曾经向我借抄的人，又抄了一本送还给我，这也正是不把书秘藏的效果。大概书籍如果遇不到合适的人，就不可以借给他；但如果遇到正直可靠的人，却一概秘藏而不借，难道不是过错吗？《文章正宗》三集（三首）。《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我家有八册，是宋代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编纂的。书目分为四类：辞命、议论、叙事、诗赋。文章从左氏、《公羊传》《谷梁传》起，止于韩愈、柳宗元；诗歌从《康衢谣》《击壤歌》起，止于李白、杜甫。文章即使出自名家，但如果不是阐明义理、切合实用、源流正当的，也不收录。前后各类文章的编录，从来没有像这样严谨的。学者若专心学习这部书，那么见识和志趣就会端正，言论也不会背离正道。以上是《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共七册，如今保存五册，缺少第一卷至第八卷，且并不完整。我客居武昌时，借住馆舍授徒，有一位秦老翁带着两个儿子跟随我学习。秦老翁耿直豁达，以贩卖书籍为业；他收藏的书有些十多年也卖不出去，因此陷于贫困，几个月都没有收入束脩。秦老翁说：“先生买书，只要您想取什么就取什么。”于是我取了《大学衍义》和陶渊明的诗。秦老翁以为我有明确的学习指向。十岁的大儿子笑着说：“这本书在我出生时只花了一千钱买来。”我说：“收藏了十年，难道不应该卖到一万钱吗？”秦老翁说：“先生待自己太宽厚了，为什么却用轻薄的态度对待我？”我于是又取了《文章正宗》，秦老翁又把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的诗给了我。孟、韦的诗都是旧刻本，保存得特别完整。秦老翁又回头笑着对我说：“这些书也该从极静转而活动了。”我拿书离开后，当夜秦老翁邻家的房屋失火，蔓延到秦家的书铺，把书全部烧光。第二天早晨我去慰问他。秦老翁说：“事物的成败有一定的命数，前一天归还，先生能够保全这些书，也同样是命数。”后来我带着书到了京师，侄子相登第后，皇上赐他居住在崇礼坊。一天，他到我家取走《大学衍义》一册、《文章正宗》二册，又取了陶渊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的诗以及其他书回去阅读。当天夜里邻舍失火，火势蔓延到相家，把相家收藏的书全部烧毁。因此我从秦老翁那里得到的书，只剩下这五册和《大学衍义》三册。如果相在第二天才拿走，就会赶不上这场火灾而被烧毁；但想到秦老翁所说的命数，难道确实不是偶然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刘士拯以给事中的身份巡按交阯，留下这部书送给我。当时我刚到北京，客窗中的书册很少，有人送书给我，我就把它当作珍宝。这部集子共有五册。《文选》。昭明《文选》六十卷，有唐代六位臣子的注释。如今学者能够看到汉、魏以来的文章，独自依赖这部书保存下来。刻板在太学，我家有三十册，起初缺失很多；大概因为借来抄录，经过十多年、走过十几家，仍然没有能够全部补齐。如今书板多有缺失，并不只是这部书如此；想得到一部有印刷、装订、修补、抄录之劳的完整书籍，不是早晚之间能够完成的。收藏书籍的困难就是这样。后世之人如果得到它却不知道珍惜，又究竟是什么心肠呢？《韩文》。继史书和《汉书》之后，文章大家一定首先称道韩愈、柳宗元。我在武昌时，最初从吴公佑那里得到柳宗元文集，却还没有韩愈文集。樊子贤前辈把这部四册的本子送给我，并且为我诵说前代儒者的话：“韩退之因攻治文章而见到道，周敦颐、程颐、程颢既已明白道理才发而为文。君子究竟是沿着水流上溯以求源头，还是从源头顺流而下呢？”我非常感动于他的心意，距今大概已经三十年了。所谓恍惚间如同昨日，孔子说过：“到了四十五十岁还没有声名，实在令人惭愧叹息。” 《柳文》。《柳文》四册。我到武昌后，和吴启公佑往来时，他家靠出售书籍来补贴日常生活，于是取出这部书送给我。那是洪武己巳年。又过了二十五年，在三月初一题记。《韩柳文》。《韩文》《柳文》各三册，是从建昌秀才黄卓那里得到的。《韩文》缺少外集十卷，《柳文》缺少外集二卷、附录一卷。如今书坊流行的本子大多如此。其中用朱笔圈点涂抹的，依照谢叠山本；用墨笔圈点涂抹的，依照罗通斋本。通斋名泰，是庐陵人。范德机曾拜他为师。《续文章正宗》。《续文章正宗》二十卷，由真文忠公编纂。书目分为两类：论理、叙事。叙事之下又各按类别划分，都是宋代文章。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的作品最多，间有范希文、李泰伯、刘贡父、曾肇，以及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的数篇，可以说都是精华。我的朋友尹彦璟常常不满于它没有收录司马温公的《谏院题名记》。这个批评当然是有道理的；《太极图说》《西铭》《易》《春秋传序》都是论理方面的重要文章，却都没有收录，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尊重它们，不把它们混同于一般文章家之文吗？这部书末卷有目录却没有文章，难道也是尚未完成的书吗？如今刻板在太学，我家共有六册。《欧文书简》。六一公的五世孙伋任饶州知州时，取周益公家收藏的欧阳修文集重新刻印。我最近看到饶州本，与周益公本相比增加了五十多篇书信，难道是欧阳伋自己得到后增补的吗？于是我把它们抄录下来，放在各卷之后。《欧文外集》。《欧文外集》二十五卷，二册，是从翰林庶吉士杨勉那里抄录的。前面有年谱，行状、墓志、祭文等附录在后。我家这部文章以及所抄的东坡文，并非出自同一抄手，而且都不太熟悉文章义理，因此错误很多，还没有能够校正。残缺的《韩文》。以上是残缺的《韩文》一册。我十二三岁时，陪侍家叔子言先生经过水南，从段福可那里得到它。先生指着其中批点的文字，我说：“这是先主簿公的亲笔，但已经残缺破损很多了。”于是我拿回来补全并重新装订。到如今又过了四十年，这是我家最为古老的书。《苏老泉文》。以上是苏老泉的诗文三十多篇，是我和用之一同阅读他的全集后选出的。世人评论文章家说：“一个时代数不出几个人，一个人又数不出几篇好文章。”从这部选录可以知道其中的困难。《二范文集》。

译友人监察御史王守真起初任苏州推官，因上奏事务到京师，和我相见，于是问起苏州郡中的先贤，说他们的后代如今怎么样。他首先说：范氏子孙仍然很多，都敦厚朴实；除非有公事，否则不进入官府；他们保存先世文集，刻板完好齐备，像新的一样。我们于是共同感叹：天道对于仁人能够留下这样的后代，世上的人应当以此为鉴；却不肯做仁人，那究竟是什么心肠呢？我又向他求得这部集子：文正公文集二册，奏议一册，年谱一册，忠宣公文集二册，以及《褒贤碑记》等文一册，共七册。《苏东坡文》。以上是苏东坡文集六册，是从胡祭酒若思那里抄录的。所抄内容为《东坡集》第二十四卷至第四十卷、《后集》第八卷至第十卷、《外集》第二十五卷至第九十卷。奏疏、内制、外制以及诗歌，都还没有抄录。《曾南丰文》。《南丰先生文录》本来有四册，我抄录了第九卷至第五十卷，是从金谕德思孜那里抄来的，缺少第八卷的诗没有抄。先生文章值得珍贵，不只是因为文辞工巧，更因为在濂洛之学尚未显著之前，他的言论往往已经与之相合，这也是由于他的学问正当。古代君子作文，都以学问为根本；学问广博之后，又一定以正为贵。所以先生的文章与苏氏文章虽然都流传于世，但二人的学问却不能一概而论。《黄山谷刀笔》。《山谷先生刀笔》一册，我从苏州秀才萧湘那里得到，共二十卷。其中不只是书信文章写得好，他对于治学、作文、写字的论述也都包含至理。可惜这个抄本残缺折损之处很多，错误也没有得到善本来校正。《朱文公文集》。《晦庵先生文集》一百卷。先生平日对于《四书》、诸经、史传，发掘前代圣哲的精深义理，启发后世学者的聪明才智，著述已经很多了；至于他余力所写的文章，数量又是如此之多，而且都寄寓着至理。这是学士君子不可缺少的书。我家有二十二册，是从杨庶子勉仁那里得到的。《吕东莱文》。《东莱先生文集》十五卷，《别集》十六卷，《集录》十卷，《外集》五卷，后面又有附录。我家有八册，是从中书舍人陈彝训那里得到的。总题名为《文集》。刻板在北京国子监，所缺大概有四分之一。《栟榈集》。《栟榈集》是闽地沙县人邓肃志宏所著。邓肃有传记，见于《宋史》。他起初是太学生，进献《花石诗》讽谏宋徽宗，因此被斥退。宋高宗即位后，擢升为左正言，多次陈说国家大计，又被斥退。读他的诗文，可以想见他的为人。我家有二册，是从邓肃的同乡、如今任吏科给事中的陈山那里得到的。《录崇古文诀》。以上是《录崇古文诀》一册，内容从韩退之的《毛颖传》开始，到钱君倚的《义田记》为止，是一部不完整的书。它是前德安副守罗先生的亲笔抄本。先生为人整洁，即使是细小的事情，甚至在仓促之间，也一定不马虎。他曾说：“小事都不敢苟且，那么大事也不会苟且。”这部编录大概是他为躲避兵乱，在山谷中抄录的。《录吴草庐文》。以上是《录草庐先生文》一册，我从晏彦文甫那里得到。总共抄录问答、书信、说、记、序等一百六十一篇，都是义理精深、文辞精粹的作品，是后学应当尽心学习的。《支言集》。以上是《支言集》，是元代吴文正公、草庐先生所著。刻板在衢州常山县，我从金司直用诚那里得到。从第一卷到第三十六卷，共三册。元代盛世时，北方有许文正公，南方有草庐先生，都是道学方面的大儒。他们的功绩，在朝廷和学者方面都十分显著，重显于当时而流传于后世。文章虽是先生学问之外的余事，但后学能够由此窥见先生的一点，私下取法于他，独有赖于此。先生关于诸经都有著述，《支言集》也都已经刊行。兵乱后书籍散失，他家所保存的只有《支言集》。先生的五世孙瓘任常山丞，能够持守自身、爱护百姓，想重新刻印《支言集》，但贫穷没有资金，于是回家卖掉家中的园田来刻书。尚未完成，便因获罪而离任。我得到的，就是已经刻成的部分。尚未刻出的还很多，大概是碑志一类的文章。《支言后集》。以上是《草庐先生支言集》第三十七卷至第一百卷，共二册，是我后来续得到的。先生的五世孙子常，先生是元代大儒，又曾任待制。延祐甲寅年乡试时，他是我的座主，我们有通家之旧，所以我每到一处，听说他的后代，便总希望见上一面。所遇到的常山丞子宣、子常，都敦厚文雅而有德行，不愧为他的世家后代。这部集子实际上就是子宣、子常共同努力编成的。《录虞学士文》。《录虞学士文》六册，是从周编修崇述家传下来的，也就是韩克庄刊刻的本子。世上又有大字刻本，由欧阳圭斋作序，与这部略有不同。两种刻本都已经不存在了，如今书坊流行的本子，比我家所抄的缺少三分之一。虞公以道学自重，而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是他的文章。读者可以由此窥见他的学问。《录揭文安公文四集》（四首）。揭文安公勤奋好学，操守清正，写文章义理端正、文辞洁净，法度森严，是一代人的典范。我曾见过两种公文集刻本，考察后知道都是他任授经郎以前所作。我家所抄的文章有二册，是从蒋立恭家传来的。近来听说僧录司官溥洽有公文集十册，询问后得知已经失去一册，现存九册；他的门徒带回四明，所以没有能够看见。以上是揭学士的诗、颂、表，也是过去从蒋立恭那里抄录的。如今书坊所刻的揭氏诗歌，有许多是这部抄录中没有的，应该补入，只是还没有时间。《元史》载有《掲公传》，见于《公上太平政要》四十九册，但其中没有这篇文字。我所见到的几部掲公文集，也都没有。只有这部旧时录存在蒋立恭家中的本子收有它，因此本来就应当是善本。以上是《文安公曼硕文集》十二册，永乐丁酉年录于朱中书、李宁处，大概是从礼部郎中王仪家收藏的刻本中得到的。全书原有五十卷，现在缺少十三卷。第八至十四卷、第十八至二十一卷，都是诗；第二十二卷是赋，第四十卷是题跋。这缺少的十三卷，我过去所录的本子中大概偶尔还有一些。不过，这部集子也有目录，目录虽列有篇目，卷中却没有，不知是怎么回事。黄文献公文集二集【二首】

译黄文献公溍，字晋卿，是金华人。他和先待制一同考中元延祐乙卯科进士。这一科录取的人最盛，左右两榜共五十六人。其中文章、品行、政绩以及在国史中有传的，有欧阳▯原功、马永古特、祖常伯庸、许有任可用、张起巗梦臣、于文传寿道、杨载仲▯公，以及先待制等十多人。战乱以后，文集还能保存下来的，只有黄公一人，大概也是依靠门人的力量。我家有六册，是从王杰文英公的同乡那里得到的。进士、岭南人郭瑛，任金华县令，能够守持自身、爱护百姓，百姓归附他，如同归附父母，有古代良吏的风范。他来到京师时，惠赠我《余文献集》和胡仲子的文集。余文献是我曾祖父同年考中的进士，我本来就应当珍重，何况还是郭县令所赠的呢？柳待制文集 《柳待制文集》四册二十卷，是金华人柳贯道传所著。道传起初向金仁山求学，写文章古雅、明辨而广博。金华本来就是文献之郡，元朝盛时，道传和黄晋卿先后出现，与虞揭、欧阳诸位君子齐名，可以说是盛况了。他们的文章都有刻板藏在郡学中，我都得到了。文英最初得到的晋卿文集还很完整，道传的却已经缺了三分之一。到现在还没有几年，然而听说晋卿文集已经再没有全本，而道传所存也只剩五分之二，真可惜啊！这样看来，一个地方的文献难道就可以由此知晓吗？又哪里只是金华如此呢？刘申斋文集 刘申斋先生，名岳申，字高仲，是我的同乡庐陵人。《元史》中有他的传记，他和先待制交情友善。《考家集》中，我的先祖兄弟都出自他的门下。这部集子一册，是我从胡学士光大那里录得的。听说如今吉水有一位士人家中收藏着先生亲笔所写、数量很多的文稿，我想求见，却没有办法前往。先生不仅文章高古，而且我郡旧日世家的文献，也有许多可以据此考察。濂洛诸儒像 濂洛二程、紫阳四先生，都是道统的正宗，是孔孟以来万物元气的极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超越的了。诸位先生阐明圣人的精义，作为辅翼，都是对这一道统建立了盛大功勋的人。紫阳先生的赞辞已经写得很完备了。学者瞻仰他们的德容，涵泳于赞辞之中，大概差不多可以像到了礼义之门，远望道德之堂了。然而，他们之所以不可超越，以及建立盛大功勋的地方，都完整地存在于他们所成就的著作中。学者不能只凭这幅画像来探求这些道理。到了《易》所说的“知至至之”以及克制自己，即使年老了，难道也可以停止吗？于是我拜观这卷画像，在后面恭敬地写下这些话。余青阳文集 以上是《余青阳文集》一册，从乡贡进士柯暹那里得到的。这大概是近年安庆所刻的本子，附有事迹和传记，这样做确实是应该的。可是为什么还要把祭文、挽诗附在后面作为赘余呢？其中的挽诗有些写得恶劣荒谬，这是编刻者的浅陋，恐怕又比南昌刻《文山集》更加严重。李云阳文集 云阳李祈，别号祈，字一初，是茶陵人，元至顺癸酉科进士第二名，官至儒学提举。元朝灭亡后便不再做官。这部刻本藏在永新，是我最近从永嘉秀才徐▯道那里得到的。《续潜溪文粹》以上是《续潜溪文粹》二册，缺少很多刻板。这是本曹兾成家中的书，借给我后还没有归还的。每次面对它，都不免产生山阳闻笛般的感叹。《覆瓿集》《覆瓿集》是诚意伯、括苍人刘基所著，他家中有刻板。我所收藏的三册，是从黄学士宗豫那里得到的。刘基的文章不比宋濂差，而世人唯独称道宋濂，是因为刘基被他的功业掩盖了。《郁离子》《郁离子》一册，由括苍人刘基伯温撰写。“郁离”，是用来说明他的文章的。刻板藏在他家中。我从前浙江布政司照磨王仲志那里得到此书。胡仲子文集 胡仲子文集的刻板藏在金华我家，共二册，是周纪善是修送给我的。仲子名翰，另一个字是仲申，和宋学士是同门。洪武初年，他曾参与编修《元史》。他的文章精粹深厚，宋学士非常推重他。贝清江集 所谓《清江集》，是檇李人贝琼廷臣所著。贝琼曾拜杨防夫为师，洪武初年参与编修《元史》，任国子助教，后来死于任上。我家有三册，是洪武乙亥年得到的，贝琼的儿子、楚府纪善季翔送给我的。苏编修文集 苏编修伯衡，字平仲，是宋文定公的后裔。洪武初年，他的文名和宋濂不相上下。宋濂任学士时，曾推荐他作为自己的替代者。这部集子刻于处州，我家有四册，是从王景彰学士那里得到的。吴鲁客文集 闽人吴鲁客，名海。近来闽中的文章，以鲁客为巨擘，他的门徒王孟杨编刻此书，使之流传。这一册是孟杨任翰林检讨时赠给我的。郑氏文集 以上是《浦江义门郑氏文集》，共十二册，是翰林检讨叔美送给我的。其中《麟溪集》二册，记载当时贤人的诗文以及谱图；《规范药房集》五册、《随庵集》一册、《半轩集》二册、《遂初斋集》二册，都是郑氏先世的文章。义门郑氏闻名四方已经很久了，他们世代相传的德行和文章全都具备在这里，可以考察、验证并作为规范；条理清楚，那么治家的人都可以把它作为法则了。《师山文集》所谓《师山集》，是元代歙县人郑玉所著，同郡的程以文为它作序。朝廷曾征召郑玉任待制，他因病辞谢，居家生活，只把每天著书作为事情。国朝军队进入徽州时，守将将要强行征召他，说：“我难道会侍奉两个姓氏的君主吗？”第二天，他穿戴好衣冠，面向北方拜了两拜，自缢而死。事见《元史·忠义传》。这部集子是我从欧阳允和那里得到的。刘文霆集 以上是《刘文霆集》。文霆名闻，是安城人。元天历庚午年考中进士，官至沔阳知府。当时他的文名很重。后来因为在沔阳任上的气节不够完美，所以不被世人称道。如今他家已经没有后嗣，这部集子是近年由他的外孙杨嗣庆编刻的。我从安城县尹道冲那里得到它。《山阴集》

译所谓《山阴集》，是清江人刘永之仲修所著。仲修研究《春秋》之学，他的诗文清丽古雅，尤其受到当时人的重视。他擅长书法，篆书、楷书、行书、草书都有师承。曾听长者说：仲修刚成年时还没有学问，于是拜访同郡的岳父练伯升。练翁的大儿子是女婿，早已有文名。练翁家特别看重他，却把仲修当作平庸之人看待。仲修于是发愤回家求学，日夜钻研不懈，亲近良师益友，讲论切磋，三年后学业大有长进，当时的声誉更超过练氏兄弟。这说明士人贵在立志。又听说仲修家里财产丰厚，向数郡放贷施舍，仲修却淡泊自守，穿布衣，每天静处一室，以书籍笔墨自娱。客人来了，不准备丰盛饭食，只饮几巡酒，谈论文章、赋诗、焚香、弹琴而已；家中的事务从不放在心上，不是儒士从不接见，也不与之谈笑。真可以说是幽静贞正、超脱世俗的人了。这部集子是我从右春坊中允吴君仲平甫那里得到的。《静修文集》大贤君子的身家，关系着国家的元气和斯文的命脉，实在是上天为了世道而生下他们，并不是因为出仕或退处而有所不同。元朝盛时，许鲁斋、刘静修就是这样的人。鲁斋的功勋事业在朝廷和学界，静修虽不出仕，但他的高尚风范和清正节操与鲁斋并驾齐驱，确实是百世的老师。静修流传到今天的著作，只有这部集子，学者难道可以忽视吗？《交州稿》以上是元代天台人陈孚《刚中交州稿》一册，大概是至元壬辰年奉命出使安南时所作，后面附有《玉堂稿》。士人以气为主，有志向却没有气概，不能有所作为；志向和气概都有，却不能得到命运的助力，也同样不能有所作为。像刚中这样的人，莫非也是不能得到命运助力的吗？这部集子的刻板藏在浙江，是我过去从庐陵王仲志那里得到的。朱文公年谱二集【二首】《朱文公年谱》一册，刻板藏在徽州，是我从翰林典籍陈寿那里得到的。《朱子年谱》在永乐初年得到，是前江西佥宪吕升校阅的本子；新得到的这一部比较明白。《元城先生语录》以上是元城刘忠定公《语录》一册，也是黎教授赠送给我的。刘公的学问得自司马文正公，横浦先生为它作的序说得很确切。学者不可忽视。《谷轩稿》后记 我平生懒于写诗作文，往往被亲朋乡人强求，不得已才答应。前年王防、钟防和外甥康荣在京师，各自替我取来稿草抄录，拿出几十篇，于是连缀成一册，并在卷首题名为《谷轩稿》。既然没有再按作品写作的年月编次，其中错误又很多，也来不及全部改正。寄给仲子，只是让他姑且收藏罢了。《崇古文诀》楼迂斋选编的《古文诀》，虽然取舍自有意旨，但总的来说不如真西山《文章正宗》精纯。我家有四册，是从张侗中书令的儿子那里买来的。《金石例》《金石例》十卷，是元代侍讲学士潘文僖公所著，汇辑古代格式和条例，极其详细完备。文僖名昂霄，字景梁，号苍崕，是先待制在延祐乙卯廷试中担任读卷官时的考生。这部书本来是我应当重视的，可惜这一册是从湖广佥宪王霖那里得到的，出自吏人抄录，篇帙不整，我还没有时间和精力重新抄录。永乐丁酉九月一日记。《南北史》李延寿编撰《南北史》，南史起于宋，止于陈，共八十卷；北史起于魏，止于隋，共一百卷。李延寿是唐代史官，撰成这部书，前代儒者多称善。它的不足之处，是记载妖异和谣言太多而且繁琐鄙陋，但比旧史高明得多。如今刻板藏在福州府学。我家有《南史》十五册、《北史》十三册，共二十八册，是从欧阳允和那里得到的。吴彦直诗后记 这是合浦县令吴彦直谪居任丘时临终所作的两首诗，一首用来寄给朋友，一首思念他在远方的儿子，所表现的都是天理和民彝的正道。我曾听翰林王侍讲时彦谈论过他的学问和政绩，他是当时士大夫中的贤者。到了临终弥留之际，他所说的话切实而委婉，整饬而不紊乱，尤其足以看出他平生的修养。彦直是临川文正公的曾孙，真可以说没有辱没祖先。《清类经星分野大略》抄本 以上所抄录的郡县，详略各不相同，是因为把分野书和现在刊行的郡县志互相参照比较。如果全郡所辖州县的星域都相同，就只写出郡名；若想知道详细情况，再到刊行的郡县志中查考。如果所辖州县的星域不同，就明确写出某州某县，以免混乱。这是偶然得到这部书，仓促抄录，不能详细整齐，所以采用这种简便办法。有空闲时应当重新抄过。不过听说南京太学有全书刻板，一定要设法求得史志静印寄来。永乐甲辰四月初一记。《东里续集》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译《东里续集》卷十九，明代杨士奇撰写的跋。《古乐府》《古乐府》由元代南昌铁柱观道士左克明德昭编纂，起于唐虞，止于陈隋，按照曲调分类编成十卷，书的缘起详见题下注文。虞文靖公为它作序，刻板如今在南昌。我家有二册，是从太常寺丞谢靖贞那里得到的。凡是我家收藏的文籍，只要是从故人朋友遗留下来的，一定谨慎记明它的来源；不敢轻视那些通过买卖得到的书，所以不记载其来源。《历代乐府诗辞》《历代乐府诗辞》由庐陵人周巽亨编纂，起于击壤歌，止于李唐，总计诗一千二百余首。它论述各诗的时代先后，以朱子答巩仲至的话为主要依据，同时采纳前辈的议论，也间或夹杂自己的意见。庐陵旧有刻板，但我还没有得到。这一册是我客居武昌时，在府学训导晏彦文那里抄录的。《风雅翼》三集【三首】所谓《风雅翼》，是元代会稽人刘履坦之根据《昭明文选》所收的古诗，重新加以订正选编的书。它的注释一概依照朱子解释《诗经》《楚辞》的体例。从康衢击壤之歌起，下至唐宋作品，凡是具有《风》《雅》遗意的，都附录在其中。在此前选编古诗的书中，没有能超过它的。我所收藏的抄本，是朋友张从善亲笔抄写的。从善名登，是大同人。他跟随父亲戍守武昌，操守坚定，笃志好学而不懈怠，亲手抄录的书非常多。我客居武昌时，和他来往十分亲密。丙子年冬天，我回到庐陵，因为我很重视这部书，他便赠给我，以作识别。我家中另外还有从善亲手抄录的杨孟载诗一百多篇，字迹端正整齐。吉水人刘日升借去，最终没有归还。不是可以托付的人，却随便把书借给他，刘日升足以作为借鉴。以上是《风雅翼》一部四册。永乐丁酉年，郭公绪从浙江来到京师，把它赠给我。虽然颇有脱落的刻板，但与最近得到的本子相比，文字还较为清楚。抄录陶诗 三十年前，书坊出售的陶集都只有诗。我家有一册，是洪武己巳年冬天刚到武昌时，抄录在我同郡人李明达的诗后面的。那一部有文章，还附有补录，并在每篇下面详细载录前代儒者的评论，大概是旧本，我非常珍爱。无奈朋友朱正民从我这里借去阅读，还没有归还，朱便出任松江巡检，李明达也到宣城后去世。朱后来因获罪被谪戍辽东，曾经借出使的便利寄信给正民，约定把书完好归还给我。然而我私下盘算：人陷入忧患，狼狈到连自身都未必能保全，哪里还有闲暇保全这部书呢？他还这样说，只不过是因为心里不能忘记罢了。过了几年，书坊刻印发行了这个本子，我便买来得到它。永乐丙戌年，我在京师，正民因为医术高明被征召进京，我们相见寒暄劳苦之后，他立即拿出这部诗集归还给我，说：“老朋友，我没有辜负你。”书完整得像新的一样，我才感叹正民这样的信义，在今天实在难得。正民开玩笑对我说：“即使陶渊明本人还在，人们尚且不知道珍重他，何况是他的诗文呢？”我无法回答。退朝后的闲暇时间，我时常展开诵读几篇，有时校正其中的差错。第二年，正民跟随诏使渡海，前往宣谕西南诸番国，途中去世，再也没有回来。每当打开阅读，都禁不住思念故人的感情。范益谦说：“凡是借用别人的物品，不可以损坏后不归还，何况是书籍呢？”像正民这样的人，真是不愧为古人啊！所以详细记载下来，给后来的人看。谢玄晖诗 以上是谢玄晖诗五十一首。我家原来有谢集，被堂侄拿走后遗失了。我常常向士大夫之间求借，却无法得到。有一天在家里无事，我凭记忆慢慢写下，只得到这些。大概年老衰退、记忆荒废，过去所学大多都是这样，真可叹啊。抄录阴何诗 我几次抄录阴何的诗，都被学者拿走了。在京师时，我从道官袁止安那里得到这部本子。虽然杜甫喜爱何逊，李白又很像阴铿，但学者还是宁可去求取李白、杜甫的作品。《古诗杂钞》所谓《古诗杂钞》，是梁、隋、初唐各家的诗，都是《文苑英华》所收的，也是我在武昌任馆时学生所抄录的。我早年既然难以得到书，所以遇到什么就随即抄录，这一部就是如此。《读杜诗愚得》二集【二首】《读杜诗愚得》，由绍兴人单复元阳所著，共十八卷。我家抄录的共有七册。过去注释杜诗的人很多，但简要直白、能够明白古代诗人心意的，只有这一部最好。虞道园曾注释杜甫律诗一百多篇，最为简明；这部书难道是取法于道园的吗？元阳清心自守、爱好古学，洪武初年任汉阳湖官，他注释这部诗从未给人看过。武昌人丁鹤年喜爱谈论诗歌，和他关系亲厚，也只不过看见过一两次。单复去世后，他的儿子衰败了。鹤年向他求取稿本时，已经没有保存下来。后来过了几年，才设法从汉川百姓家中找到，但已经遗失了后面两卷。又过了十多年，从景陵士人那里求得，才成为全书。我客居武昌时，和鹤年往来，他拿出这部书给我和张从善看，让我们抄录。以上是杜诗六册，另有目录一册。当初，我和张从善得到丁鹤年先生收藏的单元阳《读杜诗愚得》本，抄录时担心他急着索回，就取来书坊刻本，利用其中的空白纸页抄录，希望省工省事、尽快抄完。这些都是从善亲手抄的。从善后来重新抄录了一部，便把这部本子交给我。我也已经重新抄过，但这是故人的手迹，不敢抛弃，谨慎题记后收藏起来。李诗 以上是唐代李翰林诗一部，共五册，是元代萧士赟根据杨齐贤的注本增删而成的。学习诗歌的人一定要到李白、杜甫那里去求取，譬如观山一定要登嵩山、华山，观水一定要看黄河、大海一样。这部书辨别伪诗，并列在各卷末尾，很好。但其中也有辨误之处，大概世上选编李白、杜甫诗的人，以范德机的选本最为精当。李长吉诗

译洪武戊寅年冬天，我从淘金回来，经过县城，走到深湖，遇上下雨，便在路旁的田舍休息。有位学馆教师请我坐下，一个童子在旁边背诵李长吉的《梦天》诗，其中许多句子和字音都错了。我私下告诉那位教师，应当替他纠正，他回答说：“我从我的老师那里学到的就是这样。”神情仿佛很不高兴。不久，他进去告诉主人，主人出来后，不再问我从哪里来，只向我作揖说：“您为什么非要说我的老师不对呢？”我笑而不答。童子越发高声不停地诵读，我听得厌烦，想起身躲开，但雨一直不停。过了很久，我对主人说：“读这些东西，对你没有什么用处，为什么不如读些杂字书，还能得到实际用处呢？”他说：“是。”我说：“我用杂字书和你换这部诗集，怎么样？”他说：“可以。”于是我把一贯钱交给主人，说：“这些钱可以买十几部杂字书。”主人很高兴，立即叫童子把这部书交给我。随后才问我从哪里来，又叫妻子取来豉汤、荞麦饼作为礼物。雨停后，他非常恭敬地送我出门。只有那位教师始终对我说的话不能释怀。自己并不明白，却妄自尊大，作为老师反而误导别人；听到正确的话，不肯接受，又因此心怀怨恨。这就像想教育自己的孩子，却不知道选择老师，只是白费钱财而没有益处。像我所遇到的这种人，都是不可取的。因此记下我当初得到这部诗的经过，同时也借此作为告诫。《唐音》我阅读《唐音》时，间或选取须溪评论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人的说法，附在这部书中，所选可以说很精当了。近来听说仲熙行俭在北京抄录唐诗很多，我拿来阅读，感到痛快，却也颇有遗憾。他认为这部书过于简略；他所抄录的我还没有见到。不过依我的意思，假如有志于学习唐诗的人，能够专心学习这部书，已经足以得到资助和益处，又何必一定要多呢？《唐三百家绝句》以上是《唐三百家绝句》，刻板藏在北京国子监。这部书是永乐十四年仲熙随从皇帝回京时赠给我的。唐诗有杨伯谦所选的本子就可以了，像这部集子所说的：“即使多，又有什么用呢？” 《唐诗杂录》以上是唐诗。过去我在武昌时，蒋立恭带着《文苑英华》残本一册来给我看，于是我让童子抄录，题名为“杂录”，意思是说其中的诗并不纯一。《击壤集》《击壤集》二十卷，是宋代邵康节先生所著。我家有二册，是从给事中、四明人吴福那里得到的。朱子说：“康节的学问，精髓在《皇极经世书》中；他的诗就像花草。学者如果能够在这部诗集中涵泳而不厌，也可以使胸襟明净，作为接受道的基础。” 文信公诗 《文信公诗》一册，是新近刻板于南昌的本子。永乐戊戌年夏天，我得到它。欧阳允和说，文信公流传于世的诗很多，而这部书保存的很少；不过它在后面附载了申斋的传记，使读者了解文信公的一生，并非没有帮助。至于把后人赞颂文信公的文章一同刻在后面，难道是因为这些文章对于文信公有重要意义吗？又刻入王鼎翁生祭文信公的文章，难道也是认为文信公为国而死，对鼎翁有所激发吗？我年轻时还见过乡里的长者，说文信公被捕以后，看守得非常严密。到了南安登船，被拘禁捆绑，再也不能登岸，这篇文章最终没有能够看到。既然如此，文信公那光明炽烈、震动照耀天地的大忠，难道果真是由于这些人吗？所以我取揭文安公题写鼎翁《吾汶稿》的文章，附在生祭文的前面，用来消除无知者的蒙蔽。黄殷士诗 以上是黄殷士诗，临川有刻板。王时彦学士探望父母回来时，把这部集子送给我。殷士名元，是翰林待制，国亡后为守节而死，史书有传。传记称他善于作文，尤其长于写诗，大概诗又特别擅长乐府。傅与砺诗一集【二首】以上是傅与砺诗二册，是从翰林庶吉士习侃那里得到的。傅与砺是文白先生范公的门徒，虞揭也很看重他。他的官位不显，史书也没有留下姓名，只有依靠这些诗流传下来。傅与砺的诗精工细致，古体诗出自《文选》，近体诗往往出自盛唐，所以值得流传。唐律诗 以上是唐诗十卷，都是近体七言诗。由越人宋洵编选，是我从章尚文郎中那里得到的。近体诗本来在唐代最为兴盛，但宋洵的见识低浅，并不是懂诗的人。这部书的水平由此可见。抄录杨伯谦乐府 杨伯谦名士，字▯，祖先是襄城人，后来任官临江，便在那里安家。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是武职，伯谦开始读书，成为儒士，擅长写诗，也擅长乐府。他曾选编《唐音》，此前选唐诗的人都比不上他。虞道园为他作序；与他交游、讲论诗学的傅若金、辛敬、万石、旷达、练高、周祯、刘永之等人，也都有诗名。伯谦曾任涟水教官，有诗集刻行。我过去得到过一部，送给了原本的主人。这四十九首乐府，是我的朋友吴中杨仲举亲手抄录的，最近从曹兾成那里得到。《杜诗类编》永乐庚子年冬天，士奇随从来到北京，只骑着一匹马，行李和书册都不能带来。到了北京以后，空闲时间越来越多，却苦于没有书可读。即使是素来交情深厚的颐庵祭酒、素庵庶子，手中有书也不能借给我。武昌人邓存诚当时寄居京师，几次来看我，拿出自己收藏的书，分给我十几种，这部书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它的字大，适合老眼阅读，很可喜爱。王子启诗 以上是乡先生王子启的诗。先生一生所作的诗很多，但都没有保存下来，这只是他的《长江万里稿》。先生名佑，洪武初年被举荐为教官，当时和天下士人一起参加吏部考试，中选的有十八人，先生和同郡胡子祺、刘原实、丁子坚都在其中，都被授任监察御史。那天在御史台中赐宴，先生操守刚正，风度严肃，多次论奏政事并纠劾百官，毫不顾忌回避。太祖皇帝嘉奖他。当时广西刚刚平定，便提拔他任广西按察佥事，后来改任四川崇庆知州。罢官回乡后，县大夫请他担任学校训导，过了一年多便去世了。他持身严谨，从年轻到老始终如一；处理国事如同处理家事，必定真诚尽力。他性情嫉恶如仇，曾说：“种植好庄稼，必须防止稂莠滋生。”因此在任官时执法从不宽贷，所到之处都拆除淫祠。他为人清正洁净、凝重端庄，小人远远看见他，往往畏缩躲避。他喜欢接纳引导后学，虽然以庄严态度对待他们，但言语和声气温厚宽和，没有人不乐意亲近他。他每次告诫学者，必定要求他们务求学习正学，成为正人。海桑陈先生曾说：“当今士大夫中，像王子启这样壁立千仞的人很少了。”又说：“子启确实没有辜负自己所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然而他没有儿子，也没有人为他主持祭祀，所以著述大多散失。虽有幸依靠萧氏刻印这部集子使它流传下来，但其中他最得意的作品，也没有什么人能够理解他的学问，如今只有我还在使用它。因为我知道他的生平很详细，常常说：“想替他写传记，却还没有完成。”我年轻时因姻亲关系常去拜访，亲受他的教诲，他对我十分疼爱，所以得到这部诗后，便把他的生平大略写出，附在卷末。抄录余青阳诗

译以上是余青阳先生的诗，防亭的诗附在后面。余先生名阙，字廷心，元末镇守安庆，为守节而死，谥号忠宣。他年轻时在青阳山中读书，所以学者称他为青阳先生。防亭是安庆人吴去疾的别号。吴去疾曾向青阳先生求学，后来任我的家乡泰和州守。他的诗没有刻板。《青阳集》的刻板在南昌和安庆，而南昌的刻板已经废弃很久了。我这册书是从邹侍讲仲熙那里得到的，比刻本多出不少诗。杨防夫乐府 杨防夫《乐府》一册，是我从江夏人雷贯道那里抄录的。杨防夫是吴人，名维祯，号铁崖道人。元代李黼榜进士，学问广博、才华很高，但不拘小节，所以官位不显。他的文学和品行义行，完整见于他的门人、国子助教贝琼所著的《铁崖先生传》。《望云集》《望云集》是淮南人郭奎子章的诗集。子章和汪朝宗、吴去疾一同拜余忠宣公余阙为师，都有诗名。这部集子是从巢县县丞周仲举那里得到的，大概巢县有刻板。高季迪《缶鸣集》二集【二首】以上是高季迪《缶鸣集》，由建宁知府芮麟在郡斋刻印。可惜错误很多，从未校正。金华人胡仲子曾经为它作序，却不知道把序文放在篇首，大概是一时草率所为。芮麟来京时，把这部书送给我。芮麟听到我的话十分高兴，准备回去完成校订。还没有动身便突然去世了，也很可惜。以上是高季迪的近体诗，我过去从陆伯阳那里抄录的。季迪的近体诗，以五言律诗为佳；他的古体诗则以乐府和拟古诗为佳。他写文章长于叙事。洪武初年，他参与编修《元史》，被授任户部侍郎，后来罢官回乡。之后因获罪，死在京师。《姑苏杂咏》以上是《姑苏杂咏》一册，由前史官高启季迪撰写。刻板藏在毗陵，是王达善学士送给我的。诗中各种体裁都具备，每次打开诵读，恍惚如同亲自游览阖闾的故墟，遍览遗迹，追怀古人，既可感慨又可仰慕，不知不觉间叹息到了极点。杨孟载诗 杨孟载，名基，是吴地人，擅长作诗，与高季迪、王止仲、徐防文结为诗文朋友。孟载在洪武初年曾任山西按察佥事。这首诗是他的手笔。庐陵刘彦信游历浙江时得到它，拿来给我看。胡延平诗 延平在永乐十年因儿子广贵而获赠翰林学士。他一生的品行、义举和政绩，详见我所作的传记。延平本人尚且可以不朽，何况还有这样的儿子呢？《文山行述》集杜 文山旧有《集杜绝句》二百首，叙述得很详细。这一集把它们合成一首诗，大概也是依据文山公自己的叙述吧。《古赋辨体》右边这部《古赋辨体》一册，是元代进士、广信人祝尧编纂的，我从兵部金尚书那里得到它。学习赋体的人一定要以此书为考据，然后体制才不会【原文“▯”字有疑】。王竹亭 竹亭先生作诗，古体诗以魏晋以前为宗旨，近体诗也不肯低于中唐。此集大概是先生去世后，只依据旧稿，未曾选择，草草编刻成的。听说旧稿遗失了很多，先生一生自认为得意的作品，我年轻时曾抄录数十篇，后来却遗失了。如今在这部集子中见到的，也没有多少，实在可惜。常建诗 唐代常建，是长安人。玄宗时考中进士，被授予盱眙县尉。世间流传他的诗集一卷，如今已经很少见了。我客居武昌时，有一天和陆伯阳一起拜访吴孟勤先生。当时先生刚得到这部诗集，拿给我们两人看。伯阳开玩笑说：“老师没有地方用它，不如拿来送给后辈。”先生认为可以。我说：“既然要用来教后辈，那么我应当得到它。”因为我比伯阳小七岁，先生笑着指着门外打水的人说：“二位贤者请以此作诗，先写成的人拿走它。”我的诗先写成，说：“清澈明亮如同镜子，铜瓶越往下放，水就越深。梳妆完毕却不照自己的影子，应当是怕金簪坠落吧。”于是作了一揖，拿走了诗集。三人相视大笑。伯阳于是便不再作诗，对我说：“应该抄一本送给我，以此来谢罪于我的不恭。”回去后，我立即抄录一部送给伯阳。伯阳拿《谢玄晖诗》给我作为答谢，谢诗如今也是很少见的书。后来被我的侄子拿走，便遗失了。这部诗我得到已经二十多年，伯阳去世也有十三年，吴先生去世也有十年了。每次翻阅它，追想当年交游相处的快乐，没有一次不叹息而惆怅。《宛陵集》右边这部宋代都官员外郎、宣城人梅尧臣圣俞的《宛陵集》六十卷，是如今宣城太守袁旭重新刻印的。为什么要刻它？表彰先贤来作为后进的榜样，是太守的职责。起初宣城郡的政务长期废弛，袁君到任后，专心竭力，铲除奸邪，清除污秽。一年之间，横暴之民得到收敛，善良百姓得以安宁；他整顿学校政务，兴办教化，表彰先贤，激励众多士人。于是修葺都官的坟墓，率领学校诸生举行拜谒礼，并访求他的文章。大概郡中人没有谁知道这些，直到访求都官的后人，才得到这部文集，于是刻印流传。圣俞在仁宗朝与韩、范、富、欧诸公交游，圣俞的诗名在当时尤其显著。起初王文康公曙读到他的诗，感叹说：“二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作品了！”欧公尤其深知赏识他，两人相互亲密，当时大概有人把欧、梅比作韩、孟。难道不是宣城山川灵秀之气所集中孕育的吗？如今天下的学士君子都知道圣俞是宣城杰出的人物，只是宣城本地人反而有不知道的，这是袁君内心不能自已的原因。圣俞一生所著，还有《唐载》二十六卷、《诗小传》二十卷、《孙子》注十三篇，又曾参与编修《唐书》，这些也是后来宣城人应当知道的，所以一并提到。《五伦诗》右边这部《五伦诗》一册，是松江沈翼编纂的。沈翼的两个儿子，沈度任翰林侍讲学士，沈粲任侍读，刻印此书以便流传。他们的用意十分深厚，可惜遗失的作品还很多，而所选的也不够精当。《杨和吉诗集》，附《萧德舆故宫遗录》。我十多岁时，读刘云章先生所作和杨和吉《滦京百咏》的诗，总想见到杨和吉的作品，却一直不能如愿。今年我在北京康外甥孟嘉的馆舍任教，向文明门，他的门徒把这部诗集给了我。又有杨和吉的《西云小草》《野人杂录》，这才知道并非小稿，于是合为一集，并把萧德舆的《故宫遗录》附在后面。这些都是前朝遗事，可以供人阅读，也可以作为鉴戒。杨和吉名叫允孚，是我家湴塘一族的人，曾以平民身份客居燕都，往来于两京之间。德舆名询，也是吉水人，洪武初年任工部主事，曾随中山武宁王治理元代故宫，将其改作亲王府，因此都能详细知道其中的事情。《张日昭族谱序》后

译我们县的张日昭来到京师，拿着他父亲宗震翁编写的《张氏族谱》给我看，请我写几句话。宗震翁端庄文雅，宽厚和善，在家庭中实行孝友，在乡里以忠信受人敬重；他用书诗教导子弟，用医术救助并使本县百姓受益。县里的人没有不感念宗震翁的，我一向知道这些。我又多次见到先生学士撰写文章，记载张氏先世的事，说张氏在宋代已经有凭进士功名显达的人，后来子孙相承，成为儒者和医者，都有隐德；由此我也更加了解他们的世系。我曾私下认为，如今世人族姓繁衍，仍能不混淆尊卑亲疏，彼此敦厚和睦、敬爱相待，还保有古人宗法的意味，是由于建立族谱的缘故。然而读族谱的人，又一定会考察子孙能否配得上先人，并把它看作家族的荣辱。这并不是说要看他们是否尊贵、富有、显达，而是说他们能否继承孝友、忠信、廉洁的品德。所以族谱虽然以考察本源、辨明亲疏为宗旨，但昭示先人的德行、警戒后代的意义也都具备了。宗震翁编写这部族谱，他的用意本来就是要警戒后人吧？先人积累的德业，必定要在后代身上得到验证；宗震翁的世业没有衰坠到这种地步，这就是他先人积累德业的验证了。而宗震翁又不断积累德业，那么在后代身上得到的验证，难道会少吗？宗震翁本来就是要借此警戒后人的。既然如此，从日昭兄弟以下，更应当努力思考善于继承先人事业的方法。《书郭彦常墓志铭》后 彦常去世十三年后，他的妻子萧氏也去世了；又过了两年，他的儿子公绪在大▯岭的原野上择得吉地，改葬父亲，于是把母亲也迁来合葬。起初，同乡萧仲谦甫的女儿，名叫继柔，安静贞淑而贤惠。那时彦常孤苦独立，谨慎地寻求贤德的配偶，于是聘娶她。她十九岁嫁到郭家，竭力辅佐丈夫兴立家业，对族人亲戚和睦相处，上下尊卑分明，内外各方面都处理得合宜。丈夫去世后，她持守这个家业，一如丈夫还在世时。公绪由陕西佥宪调任浙江，迎接母亲前去奉养。公绪操守高洁，虽身居显贵却生活俭朴，母亲对此十分安适。他曾买了一匹布给母亲做衣服，衣服做成后，质地疏薄，不合公绪的心意，正准备重新制作。母亲听说后叹息道：“做儿子的竟然不了解母亲吗？我作为女子，跟随丈夫从政，没有辜负君命，也没有辱没父亲的教诲，这就够了。衣服饮食哪里是我的志向呢？况且你替国家承担监察纲纪的重任，难道反而要用衣食来使亲人享乐吗？”话还没说完，眼泪便不断流下。公绪跪下谢罪，不敢再打算重新制作，这才作罢。唉，母亲真贤德啊！她在永乐戊戌年六月九日去世，距她出生大概六十年。葬礼已经完成。公绪刻印了我为他父亲所作的墓志铭后，今年起复入京，改任广西佥宪。临行时，他拜见我，哭着说：“先母的德行，实在配得上先父；只有请您哀怜她并为她彰显，使她和先父一同流传，或许可以让先母不至于湮没。”我和彦常在微贱时就是深交，详细知道他夫妇二人的德行，所以不敢推辞，便把其中大意写在他父亲墓志铭的左边，用来给他们的后人看。《题赠冯寅宾诗卷》后 冯寅宾先生，是吉水永新人，冯氏世代为儒，以《春秋》闻名于世。元初，鲁山先生的两个儿子，长子奕翁，次子翼翁，都精通经学，被称为“三冯”。二人都考中进士，翼翁官至抚州知州。寅宾先生是抚州的儿子，年轻时随父亲在外地任职游历，博学而有大才，胸怀侠气，曾经有志于武事；但他看当时没有什么人值得与自己共事，所以最终处处龃龉而不合。元朝末年盗乱兴起，窃据一方的凶恶首领起初想强行招致他，先生以义不肯受贼玷污，对方将把他活捉，他便远远逃走。即使姻亲遭到他们毒害，他也始终没有回头。国朝统一天下后，他便纵情于山水之间，与庐陵刘仙客、泰和杨自立、罗子理、邓崇志结为诗文朋友。寅宾先生的文章奇特古朴而峻峭严厉，不写寻常语句；书法宗法钟繇、王羲之，清劲有力，没有一点俗气。洪武七年在泰和去世，于是葬在那里。我的先叔祖武山公的夫人，是寅宾先生的姐姐；我年轻时作为姻亲子弟，多次亲自接受他的教诲，所以颇为了解先生的大概。如今他的儿子绍宗寄来这卷诗文，请我题写一段话。瞻仰遗像，哪里禁得住思念？又想到世上知道寅宾先生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写下我所知道的再作答复，使它给他的后人看。《艾氏谱》后 家族有族谱，就像国家有史书，贵在记载真实。史书如果不真实，就是诬妄。所以优秀的史官遇到不知道的事，必定空缺不记。孔子说：“我还赶得上史书有缺文，正可以看出古人谨慎郑重的用意。”族谱是记载我们宗族本源的来历、支派的分化，更应当谨慎郑重。儒者先贤编写族谱，没有比欧阳文忠公更好的。欧阳氏族谱缺少七世，正是因为只记真实。如今看永丰艾氏族谱一出，便知道它记载真实。永丰是欧阳氏的乡里，难道不是因为从文忠公那里有所领会才这样吗？族谱中有方春、惟庆、方直，他们的自序对先世记述得很详细。我曾见乡先生刘申斋写文章赠给方直，并且极力称道方春的学问和德行。艾氏先世本来就有许多贤人。我任职于两京时，和晋府长史少岳、给事中广有交往。二位都有才华和品行，而广是由进士出身。艾氏贤能之人，还有后继者。因而读到这部族谱，便在卷首题写这些话。《至善斋说》后 钱唐朱子澂把书斋命名为“至善”，郡人李煜为此写道：“善，是人从上天那里得到、因而生来具有的理。只有圣人能使它完整，普通人被蒙蔽，不能使它完整。所以经书和传记所记载的、圣贤所教诲的，都是勉励人们使它明白、使它恢复。达到至善，大概就是能够使它恢复并使它完整。能够恢复并使它完整，就可以侍奉上天；不能恢复，就不能成为君子。所以君子的学问，必定要追求达到这个境界。”子澂大概是立志于君子之学的人吧？子澂去世后，几十年间，他的儿子晖一直珍藏这篇文章，偶尔拿出来请我题写“至善之【原文‘防’字疑为‘说’】”，并将其列入方册，内容明白而完备。就此文来说，已经足够了，又何必等待后来的人置喙呢？《竹林清隐记》后 先师海桑先生用《易》《书》《诗》教授学生，跟从他的人很多，请他作文的人也很多。然而他从不苟且答应，答应作文后也从不苟且许可；启发引导、鼓励扶助学生的心意，总是唯恐做得不够。他年逾八十，施教仍不厌倦。当时县中有许多资深老儒，而先生的年龄、德行和文学都受到尊崇。仲敬与先生同乡，在授徒的空闲时间里，大概没有一天不去拜访、侍奉并接受教诲。先生写这篇文章时，大概已经七十七岁。五年后，仲敬考中孝廉，得到荔波县丞一职，先生作诗为他送行。大约第二年，先生去世；仲敬改任贺县县丞，先生已经来不及见到了。仲敬字一敬，一生与先生的孙子孟省以及我交情最深厚，如今只有我还在。读到这篇文章，不胜感伤。先生去世至今五十年，仲敬去世也二十七年了。他的儿子、常州府学训导永珍藏着先人的手迹，都完好如新；但先生一生的著述堆满家中，孙辈不能像珍藏至宝那样保存，如今已经没有一笔留存。人的贤与不肖并不相同，想到这些更加感伤。谨在末尾写下这些话，交还给永。《王氏族谱序》后

译前翰林学士解公为《吉水王氏族谱》作序，王氏的孙辈文子拿来给我看，请我写几句话。解公是王家的世代姻亲，所以对他们的先世叙述得特别详细。王氏的先人从金陵迁到吉水，宋、元两代都有人在科举中显达；诗书和德行代代相承，是显赫的旧家族。大体说来，家中财富丰足，不足以使一个家族获得名望；能够成为名门的，必定是诗书和德行在前代有所开创，在后代有所继承，足以使乡里尊重、使史册增光，这样称作旧家族才没有辱没。所以王氏先世虽然常常积累千金，但他们成为旧家族的原因，起初并不在于这些财富。世上那些急切积蓄千仓万箱财物、想使家业壮大的人，行为却有时违背德义，最终陷入困辱，连自身都不能保全，何况家族呢？《诗经》说：“实在不是凭借富有，也只是因为不同。”王氏的来历正是不同寻常。文子近年来打开粮仓，拿出粮食帮助本县长官救济饥荒中的百姓。事情传到朝廷，朝廷派使者携带诏书慰劳他，表彰他为义民。王氏有这样的后人，也是其他所谓旧家族中少有能比的。解公序中所记的“克开”，大概与我家时英府君一同考中开禧三年乡试；杨氏、王氏也是世代通家。因此我在序后写下这些话，交还给他。《胡刚简考功历》后 士大夫用道义侍奉君主，指出困难、陈述善道，连自身都无暇顾及，哪里还有空闲顾及名声呢？刚简公因为忠诚而遭到放逐斥退，甚至被追查并毁掉他出仕以来的文章，这是多么鄙陋啊！这就是小人的作为。公去世后名誉反而彰显天下，公的正义不可掩盖。后来那些继承小人行径的人，可以把这件事作为鉴戒。《高氏白云山舍诗文》后 右边这部《高氏白云山舍诗文》，从虞道园到苏伯修，共有十一人。虽然他们地位有高低、名声有隐显的不同，但都是当时享有盛望的伟人，大概是高家的传家宝，也可以借此考察高氏后人的贤德。经历兵乱后，高氏的子孙不能守护它，流落到异姓之家；近来归到鄱阳儒者戴某手中，由他重新装订成卷。虽然是前代遗物，却完整如新，没有最终被庸夫俗子抛弃、在灰烬中湮灭；在不幸之中，又有极大的幸运保存下来。戴某珍藏它，难道只是看重其中的文章吗？关键在于看重其中的人；看重这些人，并考察他们善良的品行，以便努力追赶他们，这是君子的作为。承蒙拿出来给我看，所以在后面题写几句，交还给他。《题董以中传》后 沈志行写了《董以中传》，叙述以中精通医术，又感念他治愈母亲的疾病，并且详细记载了他的平素品行。前代儒者说，病卧在床，却把生命交给庸医，就等同于不慈不孝。然而如今以行医为业的人，不是庸医的，大概千百人中只有一两个。志行能够找到以中，难道不是因为寻求得审慎、选择得精当吗？这可以说是孝。古语说：“没有恒心的人，不可以做巫医。”所谓恒心，就是坚贞专一而不自我改变。以中平素的品行如此，他的医术精湛、疗效显著，也是理所当然的。俞叔铭、吴纯伯都始终与以中交好，这也足以看出他选择朋友的原则。志行写了这篇传，又请学士君子题写文字，使它流传。我听说以中曾说：“不求在当今被人知晓。”既然如此，志行所作的这篇传记，难道不会被以中讥笑吗？《赠医士蒋防祥卷》后 右边这一卷，是武昌各位士友所作、长史掾陈希远赠给医士蒋防祥的诗文。我来到这里后，长期住在蒋家，因此对他了解得很深。他家行医的技艺继承了数代旧传，时间越久越精湛。他的心总是把别人的急难当作自己的急难，唯恐有做得不到的地方，差不多就是古人所称的良医，而当今世上却有人求助于他。起初人们对他敬爱如同子弟对父兄，得到救治后却淡然相待，像路上的陌生人一样，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希远感念防祥为他妻子治好了疾病，能够不忘恩情并努力报答。这样的报答又不是普通世俗浅薄的做法，而是一定要寻求一种可以长久流传的文字寄托。他难道不也不同于一般人吗？唉，别人困苦却不加体恤，不是仁者的心；受到恩惠却不报答，不是义者的行为。防祥既施行了仁德，希远又笃行了义道，这篇文章确实没有辱没他们。

译《跋扈从诗与鹓侄》右边这几首诗，是去年十月随从皇帝车驾出边，经过居庸关到宣府，往返途中所作。那时天气十分暖和，是往年没有的；沿边的禾黍都已经成熟，收获也已经结束。一路所遇之事都很有真实的情趣，唯独经过坦行兄被贬谪的地方时，追想往事，感到悲伤，感情不能自已而已。坦行是你的岳父，所以抄录给你观看。重录送鹓诗跋尾 永乐壬辰年冬季十一月，我写下这首诗与鹓告别。如今已经二十九年了。鹓近来把我写给他的诗编成一卷，寄到北京，请我在后面题字，但这三首诗不在其中。大概当初他回家时，他的父亲读到这些诗，悲痛哭泣不止；也许是怕伤了父亲的心，所以把它们收藏起来，从此再也没有拿出来。如今他的父亲去世已经七年，我也七十六岁了，希望他的兄弟、叔侄彼此亲爱、互相扶助的心意，即使我老了仍然十分迫切。因此重新把这三首诗写在后面，交还给他，让【原文“旅艮”字样有疑】共同观看。正统五年六月十八日，在灯下草草写成。《远斋记》后 右边是元代程文宪公钜夫亲自写的《远斋记》《岁寒亭诗序》和《四雪诗》，吴文正公澂为文宪公写了《晋锡堂记》。如今文宪公的孙子南云重新书写这些文章，请我在后面记下年月，将要刻在石上流传。至元二十三年，文宪公从御史台出发，奉诏到江南访求遗逸之士。第二年，他带着赵文敏公孟頫等二十多人入朝觐见，他们都受到奖赏任用。当时文正公虽然到了，却不愿做官而离去。文宪公仍极力向朝廷说，他所著的书可以用来教导国子监学生、传布天下。朝廷下诏派官员抄录进献。文宪公当时任集贤直学士，《远斋记》大概就是在这一年写成的。大德四年，他被授予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居住武昌时，冬天写了《岁寒亭》。大德七年，他任湖北代任期满归来，居住在旴。第二年，在麻源第三谷修筑房屋。又过一年，写成《晋锡堂》，这是文正公为它所作的记。文正公早年曾与公一同在徽庵程先生门下游学，公曾题写文正公居所为“草庐”，大概两人相知最深。元朝统治天下将近百年，东南士大夫凭圣贤之学、浑厚正大的文章，登上清要职位、达到显达地位的人，是从文宪公开始的。他的事业都详细记载在国史中，而他所荐举引进的，如文正、文敏以下，知名人士尤其多。君子侍奉君主，没有比荐举贤才更大的事情了，文宪公的功劳真是盛大啊！南云公是他的五世孙，历经三朝任职，如今任吏部稽勋郎中兼翰林侍书，每天都在天子身边。他退朝后还这样恳切地关注先世，从中也可以看出君子恩泽的流传。《梦存诗序》后 读翰林修撰梁公所作《刘选举善梦存诗序》，大概可以知道刘选举一定能够勉力行善。梦中所做的事，就是心中所存的事。心里不忘记父母，必定能够敬慎自身。自身，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我和刘选举同乡，曾与他的父亲文复交往。文复孝顺友爱、乐于行善、尊敬贤人、重视道义，勉励儿子学习，尤其用力。选举是县学学生，因为擅长书法被举荐，在京师数年间，教诲劝勉他的书信没有一次超过十天不送到。父亲这样爱护选举，选举怎么能不努力呢？虽然选举早年丧母，继母姚氏爱护抚养他，超过亲生母亲。选举也能够谨慎地善待继母，这些难道不都是文复亲自做出榜样、施行于家庭的吗？苏文忠公说过：“称赞一个人的善行，一定要追溯到他的父兄。”所以我对选举这样说。《书王修撰送行序》后 我们县的尹子源博览书史，懂得义理之道，凭才能被举荐，如今得到福清河泊官一职。翰林王修撰行俭在北京写这篇序为他送行，是看重同乡情谊。你们两人都和我久别，我对你们十分钟情。虽然子源如今有机会暂时相见，但又将相隔数千里，再见不知要到哪一天，按情理说，感情应当更加如何呢？不过，离别是常事，士人做官，关键在于谨慎操守，以忠诚侍奉所任职的事业，这是子源今天应当致力的事情。子源此行，一定要勉励自己。你的才能，难道仅止于此吗？然而走远路必须从近处开始，登高处必须从低处开始，只能靠自己努力来等待成就。我姑且把这些话写在行俭文章的后面，作为赠言，也算是朋友的情谊。《书东郭草亭宴集诗》后 北京山川的秀美，园林池塘亭台水榭的游赏胜景，超过天下各地。城内城外的富贵人家，高大的屋脊和栋梁相连接；华美的宴席、丰盛的酒食、娇艳的歌舞，使人唯恐一天的时间不够用。然而人们彼此相交共同享乐，大多是心志驰骛于外物的人；如果心志满足于内在修养，对外在享受就会有所不屑。鸿胪卿、大兴人杨君思敬，每年暮春十六日，一定在东郭草亭置酒宴请文人儒士。从正统改元的那一年到现在，已经在己未年聚会过三次，参加这些聚会的都是文坛名流，尽情享受饮酒赋诗的雅趣。宾主融洽欢快，内心满足而忘却外物。京师中像这样的聚会，大概千百次中难得有一两次，难道不是因为鸿胪卿这样的人难以遇到吗？三四年间，簪缨相聚的诸位君子已经有了生死、离合的不齐，这大概也是嘉宾难以常聚的缘故。唉，兰亭聚会已经成为过去，后世所仰慕它，是因为有文字保存下来。这次东郭聚会，诸位君子不能没有作品留下。己未年的聚会，我因南归，没有来得及参加；鸿胪卿间或拿出他的诗文，请我题写，于是把这些话附在末尾。这一年六月三日。《周氏世直堂》后 国家所依靠的，以及士大夫赖以立身的，只有正义和正直之道。这是一天也不可忽视、忘记的。凡世人所说的旧家族，也因为先人有所作为，后代又多有继承，难道只是说富贵吗？周氏的先人真伟大啊！希望后代之人继续继承，不要使它中断。《东里续集》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译《东里续集》卷二十，明代杨士奇撰写的跋 《卫生宝鉴》东垣李氏的门人罗谦甫编纂《卫生宝鉴》二十四卷，其中《内药误》三卷，《名方》十七卷，《药象》一卷，《医验》三卷，末尾附《补遗》一卷。论述伤寒、中暑的部分，是后人所写。这部书精粹、明白而完备，是医家不可缺少的书。吴中陈有戒寄赠给我这部书，所以题识并收藏。《用药真珠囊》诗 澹庵杨公，是一位有志于仁道的君子。他用周公、孔子的道理侍奉君主，以爱护百姓为心。曾因牵连案件被拘押，闲暇时无事可做，便写成这部书。它对学习医术的人大有益处。从前文王被拘在羑里时推演《易》，陆宣公被贬居时撰写方书。圣贤处在忧患之中，从未忘记帮助他人，都是同一颗心。我读这部书，更加看重身居职位、享受俸禄却无所作为的惭愧。《拔萃方》右边这部《拔萃方》十九卷，从《针经节要》到《杂方通》，共分十九类。元代杜思敬编集。洁古、东垣一派的传授，汇集而成此编。君子评论洁古，认为他是医家行王道的人，以扶助人体元气为要旨。这部编书本来就值得重视吧？我家从书肆买来，分成四册。《小儿医方一集》【二首】这部书专门为治疗小儿疾病的医家编写，共四卷。第一卷是陈氏的痘疹方论，后三卷都是钱氏的药物与证候。我们得到的这部书，大概只是残缺的篇简。钱氏的学说基本保存完整，陈氏所述却只留下目录。因此又向各位医家索求抄本，补录在后面。不过我曾见朱丹溪《格致余论》极力论述二家的得失，大意是说钱氏的书兼备源流，明辨经络、表里、虚实；陈氏使人掌握灵活的治疗方法，能够触类旁通，发挥无穷的作用。陈氏多使用燥热药物，偶尔有碰巧奏效的情况，却没有想到偏执一端的过失，所以著论来作为世人的警戒。我得到这部书后，便附载朱氏的说法，用来告诫有慈爱之心的医者。钱、陈二人都治疗小儿，钱氏不拘泥于议论而用药十分恰当，陈氏议论虽好，但用药常常误人。这部书中阎氏关于治疗伤寒的论述，不为医家所取，使用药物的人都应当知道这一点。《汤液本草二集》【二首】这部抄本与后来抄录给盛御医的本子相比，脱漏错误很多。应当逐字对勘后补入；有些内容是这部本子有而盛本没有的，也都应当对勘补入。这部本子是抄录给盛御医的，比过去抄录的本子好得多。然而两个本子彼此有详略不同，都应当相互对勘补入。旧抄本中有《丹溪本草衍义补遗》，应当抄录到这里。这部本子虽然没有《丹溪补遗》，但各条下面有时引用丹溪的论说，也有补遗中没有记载的内容。《东垣内外伤辨》右边这部《东垣内外伤辨》，苏州有刻板，是王守真得到后拿来赠给我的。韩明善在序中说：“它的学说本于《内经》，补足了仲景的缺漏。医者在研究《素问》《难经》以及越人、长沙诸家著作之后，应当一定考察这部书。” 《东垣用药真珠囊》古代的良医，能够审察疾病的根源，明白药物的作用，所以面对疾病制定方剂，往往百发百中。后世浅陋的医者，这两方面都不能通晓，怎么能够救治病人呢？这部书大大惠及后人，功劳广博。刻板在苏州，我也从御史王守真那里得到一部。《东垣试效方》我患病多年，换过五六位医生，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最后求治于蒋院判用文，他便给我秦艽白术丸，还没有服完一剂，病就突然痊愈了。后来他又把这个方子传授给我，说：“这是《东垣试效方》中记载的。”我又从俞嘉言那里得到这部书，使用它后很能通晓医理。俞嘉言见我得到这部书非常高兴，因为用它试治，没有不见效的。大概是因为掌握了其中精妙的论说。世上的庸医不能探究疾病根源，不懂医理，只守着古方而不知变通，因而治疗越来越差、距离治愈越来越远。这难道没有原因吗？《朱氏三书》右边这三部书，即《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丹溪医按》，都是金华朱震亨彦修所著。彦修是儒者，是同郡许益之的高足，在医学上有穷究义理的功夫，得到正统传授，所以论说极其精密，治疗常有奇效。这些书近来只有两浙一带的医生多使用，但通常把它们秘藏起来。永乐乙未年，东宫殿下命令刻印，赏赐给朝廷内外的人，以广施仁恩。我当时侍奉经筵，最初也得到过赏赐。医书 右边这两册医书，包含外科、济阴、劳损、胎产、惊风、疮疹、急救等科。胎产方我多次试用，多次见效；急救一科尤其切合实用。在偏远乡村，突然遇到急病而得不到医药，如果确实得到这部书，也可以稍微有所救助。刻板在朝天宫。《袖珍方》《袖珍方》四册，是我刚到京师时从长史邓尚忠那里得到的。它分门别类，古方无所不有。如果不明白阴阳、表里、虚实，不熟悉脉象和证候，却只拘守这部书，那么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一定会造成过失。阅读此书的人不可轻率对待。《三元延寿书》右边是《三元延寿书》。朝天宫有刻板，其中论述清心寡欲、饮食禁忌之类，都是百姓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我从刘渊然那里得到它。《外科杂方》右边是《外科杂方》，是从宗豫学士那里抄录的。他说这些都是经过验证的方子，后来又有人从我这里抄录，试用后也常常有效。《外科精要》我家过去有《江陵十书·内外科精义》和这部书。它们论述外科的道理以及揭示治疗方法，极其精密完备，不可忽视。《秘传证治类方》这册书和《证治要诀》都是从御史陈嶷、陈云以及戴原礼那里得到的。虽然没有经过考订，但论述证候、汇集方剂，层次井然，条理分明。《五运时行证治录》鄱阳胡秉常闲暇时来拜访我，我们一起讨论五运时行、受病、脉证和治疗方法，他在这些方面颇有造诣。后来他特意写成此书赠给我，所以题识并收藏。《眼科源流一集》【一首】我年轻时亲眼见到孟坚兄凭借治疗眼病，往来于龙泉、万安二县，人人都认为他的医术神奇，每月都有迎请他前去诊治的。他曾告诉我自己从哪里学来，大概就是这部书；并且对我说：“也只是在熟习它上下功夫而已。”近来又得到此书，因此记下他的说法。近来医家书籍的刻板大多废弃了，现存的往往是庸人和小孩子抄录的，错误多得数不清，实在令人感慨。《卫生易简方》这部方书，是礼部尚书胡源洁编纂的。医家所使用的内容，没有不完备的。他仁爱百姓的心，可以说是广大了。医者必须以研究《素问》《难经》以及长沙诸家著作为根本，然后参照运用。近代洁古、东垣、丹溪的学说，虽然未必完全正确，却也相差不远。这部编书中有许多良方；如果不认识疾病的根源，不明白药物的性质，就不可以轻易使用。《海底眼》右边是王鼒的《易卦海底眼》，附有何侁的《四言独步》，专门用五行的盛衰、生克、制化来论断事情的吉凶祸福，颇有道理，比起世俗把神煞混杂其中来论断的说法，高明得多。

译《书法正宗》右边这部《书法正宗》一册，是我年轻时舅父、白水县丞陈孔立先生拿出来让我学习的。先生教人学书，必定谨守法度，说：“不精通真楷书，就不能进而学习行书、草书。”然而先生为人卓异不受拘束，飘然超出规矩之外，一生从不写楷书，而行书尤其精妙。我曾拿这件事向他请教，先生笑着说：“你只管做一个鲁男子，不必谈论柳下惠。”这虽然是一时的戏言，总的说来，其中的至理也不外乎此。姑且记在这里。《书法三昧》《书法三昧》这部书，我起初从伴读陆闿那里抄录，后来把它送给各位侄子；这一本则是在朱舍人家重新抄录的。我年轻时从未学过书法，后来与陆闿交往，得以尽情窥见他家所收藏的丰富书法著作。陆闿与我交情深厚，又把其中的旨意详细告诉了我。我虽然知道这些道理，也曾经练习，却最终没有成就。苏东坡说：“内心和外在不能一致，心和手不能相应，是没有学习的过错，难道不是我的毛病吗？”曾南丰评论王羲之的书法，也说那是精力所致，并非天生如此。大凡各种技艺虽然都有法则，但如果不熟练就不能精通，难道唯独书法不是这样吗？陆闿名闿，字伯阳，高邮人；朱名古，字季宁，昆山人。二人都以擅长书法闻名。《宋刘次庄法帖释文》以上是宋代刘次庄《法帖释文》，并附上陈与义的刊误。我最初是从武昌尹千户那里抄录的，大概是童年时所写，草草带到京师，后来又重新抄录。尹名升，我客居武昌时，他已经七十多岁，退休闲居，和我交情深厚。他为人慷慨豁达，颇有侠义之气；喜爱草书，精通四声等文字学问，自己所著的书已经刻板流行；喜欢宾客，尤其喜欢接待儒者。他的住宅正在黄鹤楼北面，大别山和江汉在门前汇合，鹦鹉洲横列在左边；他治理数十亩空地，建成园池，在其中修筑小亭，杂种四时花卉，灿烂不绝。山川因阴晴、早晚而呈现的景色，从亭下望去，数百里都可以尽收眼底，实在占据了武昌的胜景之处。亭中佳客没有空闲的日子，我也每隔几天就去一次，在那里饮酒至醉。然而自从我离开武昌，尹升也前往雷州并在那里去世，那块地方于是荒废了。因此随意记下这件事，也一并记述他这个人。《法书考》元代盛熙明撰写《法书考》八卷。第一卷评论古代书籍，第二卷叙述文字创制的源流，也间或谈到书写的方法。第三卷至第七卷都是论述书法，末卷附论印章。虞集、揭傒斯、欧阳玄都为它作了序。学习书法的人可以从这部书中得到帮助，大概也能够有所收获。我是从中书舍人、南昌人陈古训那里抄录的。

译《书史会要》《书史会要》由松江陶九成编纂，大概是抄录史传以及诸子百家杂记中所记载的、收藏善书之人的事迹而成。这部书没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地方，至于编述近代的事情尤其错误，只有其中论书法的一卷对初学者稍有帮助罢了。这部书是庐陵人王守真从松江回来时赠送给我的。《碑目》中书舍人陈登思孝喜欢搜集古今石刻，广泛寻求、博访各处，并记下它们出土或所在的地点，编成了这部书。我和用之都抄录了一本，按照它去搜求，也多次有所收获，可惜它还不能全部记载。《玉篇》《玉篇》一册，考察其中的图书，题作《周阳侯世家》，大概是我族兄孟坚的书。我在宾畿那里得到它，弟弟宾畿又是从萧子英那里得到的；子英是孟坚的妻弟。孟坚收藏了很多书，死后没有儿子，所以遗留下来的书没有人保藏，全部散失，不复存在。我曾诵读刘长卿“生子诗，且免琴书与别人”的诗句，私下以为这是没有后嗣者的感慨。如今世上的儒士之家，子孙不肖，往往拿先人的书籍以及所作文章去换取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严重的甚至用来换酒食，把丢弃它们看得如同丢弃泥土草芥一样；这样既有悖于不孝，又被别人耻笑的事情，我见得太多了。像这样，又何必以有后嗣为可贵呢？《广韵》《广韵》一册，洪武庚午年，我买到它，价格是五百文。后来被朋友拿走了，十年后我又买到一本，价格也一样。如今百姓日常使用的各种物品，经过十年之久，大都涨价十几倍。唯独书籍没有涨价，难道是卖书人的操守特别廉洁吗？还是喜欢书而寻求它的人少，虽然想涨价却办不到呢？《北谿字义》这部书是陈北谿先生所著。先生名淳，字安卿，是朱文公的高足弟子。近来，刘伯埙员外从福建回来，赠给我两部，于是我把一部寄给稷子。圣贤教人，大都首先要使人明白义理；义理明白以后，自己便有可以持守遵循的准则，实行起来也不会有差错。这部书所讲的，都是义理中重大而切要的内容。初学者如果能够熟读反复、深入探究，那么根本源流就会端正，对于自己所应实行的事情也不再有疑惑了。《韵会》欧阳永和在福建时，寄给我这部书，共五册。对于读书和写文章，它的帮助很大。王介甫说：“人有闲暇，不如看看韵书，其中是有道理的啊！” 《洪武正韵》《洪武正韵》是我太祖皇帝命儒臣刊定的书，彻底洗去了江左以来千年的拘泥偏僻之弊，又恢复了古代的规范，盛大啊！刻板存放在太学，我家所藏的总共有四册。《五音集韵》以上是《五音集韵》三册，是礼部侍郎高密仪公赠给我的。这部书出自北方，学习的人不但容易据此校正音韵，也可以借此多认识一些字。《汉隽》《汉隽》十卷，天台人林钺所著。“隽”是用来比喻其中的滋味。我从左司直郎王子沂那里得到它。《翰林要诀》楷书并不是古代唯一的书体，自钟繇、王羲之后，上下各代大都使用它。然而也有不明白书法规则的人，不能达到它的最高境界。陈绎曾把这些述写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法则。掌握了法则，如果不是经过长期勤学而达到纯熟，也仍然只是徒然罢了。曾子固说：“王羲之所能达到的境界，也是靠精力自行取得的，并不是天生如此。”学习一门技艺，尚且必须做到知与行两方面都尽善，何况从事古代圣贤的学问呢！我得到这部书，不愿把它秘藏起来，所以记下这些话来给后来求学的人看。《文选双字》宋代苏易简编成了这部书。苏易简是一代名人，却把心思用在这件事上。荆公选编《唐百家诗》后，曾感叹说：“在这件事上耗费时间和精力，大概已经够惭愧的了，何况这部书呢！”史志静得到这部书，在他前往南京时拿来给我看；恐怕增加行李负担，于是便留在我家。《兰亭》《乐毅》【二体二首】这件《兰亭》石刻在蜀地，有人说是义门郑楷所刻。我从姑苏刘绍葢那里得到它，是赵松雪临摹的本子。古人的行书，只有王羲之这件帖最好。然而学习书法的人，必须先把楷书写好，然后才可以进一步学习行书。赵松雪所临的王羲之楷书，又以《乐毅论》为第一。因此把它附在后面。以上《兰亭》刻板在蜀地，有人说是蜀府伴读、浦江人郑楷家所刻。我从行人刘绍那里得到它，大概是赵松雪临摹的本子；与北京的临本相比，笔势气韵似乎更胜一筹。又从钱习礼检讨那里得到北京的《乐毅论》帖，也是赵松雪临摹的，颇为精美，于是把它附在后面。《绛帖》这件帖是从定国徐公那里得到的，应当珍重收藏。《不完绛帖》以上是不完整的《绛帖》数页。洪武庚午年，我在武昌旅舍中从邻舍破旧箱子里得到它。纸张和墨色已经非常昏暗腐烂，实在不忍心丢弃。于是装裱成一卷，看起来远远超过《泉汝》帖。《阴符经》《阴符经》这件刻本在蜀府，我从本之那里得到。书法清秀婉约而刚劲秀丽。本之说，世间相传是虞永兴所书。我认为它是宋人的书法，难道是蔡忠惠的笔迹吗？应当寻找懂得鉴识的人来质问核实。

译《元瑞鹤记》以上《瑞鹤记》，是元代吴文正公撰文、虞文靖公书写的。秦定二年刻成，现在存于北京。我从谢靖真寺丞那里得到吴公的这件作品。文章非常好，而虞公的书法温润秀丽、典雅有法度，也足以作为后辈学习的典范。《汉庐江太守范君碑》这块碑是从大理寺丞孙时那里得到的，没有碑额；碑的前后以及下部都缺失姓氏和名字，纪年也全都看不见。陈思孝说：“这是汉代庐江太守范式的碑。”然而碑文说他曾任侍御史、冀州刺史，这些经历在史传中也都没有记载，或许是史书记载简略的缘故。碑现在在济宁州学，已经断裂了很多。夹漈郑渔仲断定是蔡邕所书。汉碑至今虽然断裂、讹误、残缺，但现存的没有一块不佳，这块碑尤其难得。《汉修孔子庙器碑阴》以上是汉代韩勑《修孔子庙器碑》的碑阴，详细记载了修建孔庙的人出钱的数目。没有记完的，又刻在碑的两侧。出钱的有二百、三百，也有五百，最高达到三千。然而并不按照出钱多少排列先后，这也可以看出古人所重视的，并不在这件事上。《汉郎中郑固碑》以上是《汉郎中郑君碑》。郑君名固，字伯坚。这块碑如今在济宁学中，我从给事中赵惟恭那里得到它。碑的前后没有年月，其中说“延熹元年授任某官”，又说“年四十二岁”，由此可知它是在桓帝、灵帝时期建立的。但文字磨灭得特别严重，欧阳公《集古录跋尾》还记载其中几句话，如今大多已经漫漶不见了。《汉司隶校尉忠惠鲁君碑》以上是汉代司隶校尉忠惠鲁君碑。鲁君名峻，字仲严。“忠惠”是他的谥号。碑在今天的济宁州学。郑夹漈断定是蔡邕所书。碑已经断成两块，字迹磨灭到无法辨读的，几乎占四分之一。这一拓本是从大理寺丞孙时那里得到的。《汉封龙山碑》以上《封龙山碑》在元氏县。自汉延熹七年至今，已经一千二百多年。石刻虽然剥蚀得很厉害，但文字还可以寻究。碑首说：“封龙山，是北岳的精英。”这一本是从主事刘智安那里得到的。《道因法师碑》唐代《道因法师碑》，由台司藩大夫李俨撰文，兰台郎、骑都尉欧阳通书写。欧阳通是率更令欧阳询的儿子，书法出自家学，法度严整，意态气韵飘逸，只是少了些含蓄的情趣。《玄秘塔铭》以上唐代大达法师《玄秘塔铭》，由裴休撰文，柳公权书写，石刻在西安府。学会昌元年建立。唐代擅长书法的人，前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后有颜真卿、柳公权；柳公权所说“心正则笔正”，虽然是当时规劝皇帝的话，却实在是书法的第一要义。《多宝塔碑铭》颜鲁公所书《多宝佛塔碑》也在西安府学，比其他碑保存得特别完好。虽然书法发展到颜真卿、柳公权时，晋人的风韵几乎已经消尽，但颜公的书法端正方严、刚劲有力，凛然具有忠义之气，所以为世人所珍重。学习书法的人必须把颜公的楷书、真书和行书合起来观摩，才可以得到其中的妙趣。《八关斋碑》以上《八关斋碑》，是颜鲁公所书。当时唐代河南节度使田神功卧病，宋州刺史徐向等人为他祈福禳灾、报答恩德。《唐书·神功传》中也概略记载了这件事。碑在今天归德州城外的僧寺中。永乐丁酉年秋天，进士尹崇高奉命出使河南，为我带来这个拓本；但每行下部都缺四个字，大概是拓碑时被夏季洪水淹没所致。

译《元文敏公墓志》以上是元代翰林学士元文敏公的墓志，由中丞马文贞公、文学士虞文靖公书写，并篆额。元文敏先任待制，延祐乙卯年为座主；文贞公与他是同年，和文靖公的交往尤其深厚。这件帖是我从中书陈彝训那里得到的，应当珍重收藏。《永乐中视学碑后》视学的第二天，国子监官员上表致谢，各人都获赐一袭衣服，随后又赐群臣宴饮。再过一天，群臣请求在太学刻碑。《晋平西将军周府君碑》以上《晋平西将军孝侯周府君碑》，文章是陆士衡所作，书法是王逸少所书。刻石在今天常州宜兴县。周府君名处，是义兴人；义兴就是今天的宜兴。碑后题记说：“唐元和六年，义兴县令陈从谏重新树立。琅琊承仕荣镌刻。”大概这块碑到唐代又重新摹刻了一次。《岳麓寺碑》二帖【二首】以上《岳麓寺碑》，是从礼部侍郎胡濙那里得到的。我晚年喜爱李北海的书法，最后得到这件作品，而此前得到的所有作品都比不上它。近来在中书舍人刘素家看到北海所书的《秦望山碑》《法华寺碑》，温润清丽，大概又是特别出众的作品。法华寺原在绍兴府，寺和碑都已经毁坏很久了，实在令人惋惜。《岳麓寺碑》由李邕书写，石刻在长沙。我前后得到十多本，纸张墨色都模糊不清，甚至无法辨认。大概拓碑一定要有高明的工匠，而湖湘一带的好工匠尤其难以遇到。长沙同知李吉特意替我取得这一拓本，所以比以前得到的略好一些。《云麾将军碑》李北海的《云麾将军碑》，永乐丙申年，用之在北京寄给我的。这块碑出自良乡县，是北海所书。共有两块《云麾将军碑》，其中一块在陕西；陕西的那块是李思训所书，良乡的这块是李秀所书。陕西的那块书法略胜一筹，但我所收藏的北海书法，只有这件和《岳麓寺碑》。就纸张和墨色来说，也是这块碑的拓本略胜。《罗池庙迎享送神诗》以上东坡所书《罗池庙迎享送神诗》，笔意非常好；但与沈传师所书的碑相比，有十几个字不同，应当以柳碑为准。这一拓本也是从长吾那里得到的。《陶隐君茅山帖》以上《华阳陶隐君茅山帖》后面有庐山曹士冕的跋。颜鲁公《大驾帖》、米南宫《露筋碑》的文字都很完整，都是行书中的佳作。又有南唐李后主行书《望故园赋》的残篇，后面有米南宫题写的十个字，怀疑都是曹士冕家所刻。我客居武昌时，从湖广防议吴文家得到它。《四体千文》以上周伯温所书四体《千字文》刻板，在鄱阳。中书舍人朱季宁的次子任乐平教官时，将它送给了我。苏州过去也有刻板，比这一部颇好。元代擅长篆书的人很多，周伯温最为用功。他写字的结构，大概出自泰山李斯旧碑。他所著的书阐明了这个道理，即《说文字原六书正譌》。《九成宫醴泉铭》以上唐代欧阳率更所书《九成宫醴泉铭》，石刻在西安府麟游县，已经有很多地方残缺剥蚀。我平生得到的拓本有数十本，这一本是从给事中、毗陵人胡源洁那里得到的，纸张墨色特别好，所以唯独保存了下来。《哀册文》褚河南所书《太宗哀册文》，旧日是从已故友人登州教授郭敬守先生那里得到的。书法家评论古代名贤遗迹，褚河南流传于世的佳作有三件：三龛碑、《儿宽赞》以及这件帖。三龛碑我没有见过，曾见会稽邓宗经收藏的《儿宽赞》墨迹，实在精妙绝伦。这件帖也是当今世上罕见的作品；我家收藏的各种法帖中，它应当居于首位。

译《手植桧赞》以上孔圣人亲手栽植的桧树赞，是宋代米芾撰写并书丹的碑，碑在孔林，我从衍圣公彦缙那里得到它。陆伯易曾经对我说：“宋人的书法，米芾最好；而我家收藏的米芾书法，只有这一件和《露筋碑》最好。” 《同知昆山州事杨公墓碑后》以上元代同知昆山州事杨公墓碑，文章是欧阳原功所作，书法是杨友直所写，篆额是虞伯生所书。昆山人名学文，字节文，曾任吏部侍郎、赣州路总管，是杨孖的儿子。庐陵和安成的杨氏，都出自靖恭坊；这里说他们都祭祀酒膳之后，大概和揭曼硕《忠节祠记》犯的是同一个错误。详情见我《忠节祠记》跋尾。这块碑和那篇祠记，都是东平州守季琛先生赠给我的；先生处在忠襄公的时代。《汉泰山都尉孔君碑》以上《汉泰山都尉孔君碑》。孔君名宙，是宣圣的第十九代孙。这块碑立于延熹七年，是他的故吏和门人所建。与汉代其他碑相比，它保存得稍为完整。孔宙是孔融的父亲，见《汉书·融传》。《泰山李斯篆》四帖【四首】以上泰山石刻，是李斯所写的篆书；如今能够看见的只有这四十六个字。字形笔画浑厚，结构略显修长。我从山东佥宪洪遵道那里得到它，曾见应天府学有石刻《宋刘跂泰山秦篆谱》。刘跂在自序中大略说：“当初，宋莒公、欧阳文忠公得到泰山李斯石刻时，全部只剩五十多个字，高不过四五尺，形制像方形却又不是方形，四面宽窄不一。所谓五十多个字，在南面稍微平整，所以曾被人拓摹。其余三面都残缺、昏暗，刘跂才开始刮去污垢、磨除剥蚀而拓摹下来，共有篆字二百二十二个，其中可以读出的有一百四十六个。碑文从西面开始，转到北面、东面、南面：西面六行，北面三行，东面六行，南面七行，每行十二字。最后一行有诏书中的‘制曰可’三字，又转刻在西南棱上，共二十二行。刘跂是河间人，这部谱是在政和年间编成的。然而如今人们得到的泰山李斯石刻，只有这四十多个字，难道其余的现在都已经磨灭了吗？还是又被污垢剥蚀所遮蔽，而士大夫从未亲自到那里，拓碑的工匠又都苟且敷衍、不肯尽力呢？所以我记下刘跂所说的话，用来说明其中的大概。” 以上是秦二世东行诏书，篆书由李斯书写，他的篆书非常精美。我在两京二十多年，寻求这件作品却始终没有得到。近来接连从洪遵道那里得到它，纸张和墨色也很好。京师是四方人士汇集的地方，喜好古物、博雅有学的人都在那里收藏。周代、秦代以来的金石刻很多，但我只见邹仲熙、高庭礼、陈思孝有这种刻本，可见它确实如此难得。我得到泰山秦篆以后，又寻得刘跂这部谱，于是把它附在后面，用来说明泰山上的秦代石刻，尚未磨灭的恐怕不只今天流传的墨本所显示的这些。应天府学有这部谱的石刻，我是从张士谦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考察《史记》所记载的秦始皇东游颂，与刘跂的小字谱相比，有十处不同。《史记》作“临立”，刘跂本作“临位”；《史记》作“廿”，刘跂本作“二十”；《史记》作“远黎休明”，刘跂本作“远方黎民”；《史记》作“后嗣躬圣”，刘跂本作“后世”；《史记》作“躬听礼顺”，刘跂本作“作着明”；《史记》作“体顺后嗣”，刘跂本作“躬听礼顺”；《史记》作“昆嗣”，刘跂本作“体顺后嗣”；其余都相同。郑文宝以及各处的峄山颂，都是出自徐鼎臣。《史记》没有记载他的书。秦二世诏书，《史记》中有记载。《松雪书》给稷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可惜没有见到他的全集。这篇文章也是因赵松雪的书法而流传下来的。《宝晋斋帖》二帖【二首】以上是不完整的《宝晋斋法帖》。我客居武昌时，从同郡医士曾尚文那里得到它。一天陆伯旸来访，反复欣赏，便借去临摹。陆伯旸去世后，他家中再也找不到这件帖；后来帖归于他的弟弟伯瞻，伯瞻任官南京时拿出来给我看。我向他说明原委，索要此帖，他却立即把它藏了起来，不再拿出。伯瞻后来死在山东，这件帖最终也没有查明下落，但时时萦绕在我心中。侍讲高谷对我说，他也曾借来临摹，不久归还给了伯瞻的儿子，后来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伯瞻的次子瑄近来受到荐举来到北京，我偶然问起此事，也把原委告诉了他。瑄回答说：“从小到大，我在家中的箱笥里从未见过它。幸好我能回到乡里，一定查究搜寻出来献还给您，不敢违背您的恩德。”瑄后来在浙江得了官，便取道回乡，从乡里人中四处访求，终于找到了它。于是顾谦主事出使回来暂住时，到了只来得及展开看一眼的工夫，我恍如隔世，因为已经四十五年没有见到它了。它已经损坏模糊，不再像从前那样明整，大概长期流落在俗人手中所致。重新得到它，我先是欣喜，继而感叹，于是重新装裱并记下这件事。像瑄这样存心与他的父亲不同，也尤其值得记述。无为州过去有《宝晋斋帖》的石刻，我寻求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大概我多次遇到无为州的士子以及在那里任官的人，他们都说已经不存在了。今年周恂如员外奉命督理无为的赋税，于是我托他前去询问。周员外回来时把这件东西赠给我，原来石刻在州学，如今只保存了这二十帖。全都是王羲之的书法，另外还得到米芾方尺大小的隶书数字，实在很合我的心意。如今书法之学虽然衰废了，但哪有董治理教于此、游学于此，却完全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呢？世间的宝物，往往就这样被庸人俗子埋没，实在令人叹息。《李北海书麓山寺碑》李北海的书法，法度严整，筋骨雄健劲挺，沉着而又飞动；落笔具有千钧之力，所以值得珍藏。《玄静先生碑》以上唐代《玄静先生碑》，柳识撰文，张从申书写，李阳冰篆额。张从申的书法出自二王，与李北海的风格相近。古人评论他的书法，说他在江南一带独步。这块碑在茅山，大概是唐代著名的行书作品。我从道录司官员袁止安那里得到它。

译《遗教经》以上《遗教经》和《兰亭序》石刻，在归德州。《遗教经》只有二十三行，原本是六朝人的书法，有人认为是唐代经生所书；这里说是王会稽所书，不对。我从刘士皆那里得到它，因为上面有汝州的印记，所以把它附在《汝帖》之后。《汉谷城长张君碑》以上汉代谷城长张君碑，没有碑额。大概是中平二年由他的故吏所立。文辞和字画都古朴典雅。碑在今天的东平州学，我从宗丈、东平州守季琛先生的儿子民服那里得到它。《虞恭公碑》题与翺孙 这块碑最适合初学者学习取法，但年代久远，碑石已经缺损了下面三分之一，字形笔画却非常好。如今把它附在这里，和翺孙一起学习书法，不可懒惰。《汉溧阳校官碑》以上碑建立于灵帝光和四年，大概是长平人潘干任溧阳长时，兴办学校、修明教化，他的属吏赵勋等为此建立的。现在碑在溧水县学，我从进士彭琉那里得到它，但字迹大多漫漶，无法辨认。《白石神君碑》以上《白石神君碑》是从子启学士那里得到的，没有碑额。大概建立于汉灵帝光和六年，文字多有剥落，尚且可以读出，而字形笔画非常好。《梦英千文》以上是梁代周兴嗣次韵编成的《千字文》，宋代释梦英用篆书写成。干德三年刻石，现在在西安府学前。释门弟子中以书法著名的人很多，但以篆书古雅而著名，是从梦英才开始见到的。《扈从西巡诗》罗员外学古得到我这首诗，把它刻下放置在宣府学舍。教授刘准寄给我这个拓本，大概过了三个月，宫车已经晏驾。看见这件东西，哪里能不更加长久悲痛呢？于是题写此语，交给和侄。《先曾祖碑铭重刻石后》自元代末年兵乱火灾以来，杨氏先世的文字全都没有保存下来。欧阳公这篇文章，洪武乙丑年我从赣锡坑萧氏那里得到。它多次濒临毁灭，大概有神灵在暗中保护。洪熙乙巳年，承蒙恩典，追赠曾祖、祖考都为荣禄大夫、少傅、华盖殿大学士，曾祖妣、祖妣、妣都为夫人。当时又修建祠堂，于是到北京买来石头，请吏部郎中兼翰林侍书程君南云重新书写这篇文章，刻好后运回，放置在祠堂中，用来留给我的后人。祠堂记也附刻在碑阴。《鲜于伯几真草千文后》鲜于伯几的书法，当时与赵文敏公齐名，两人交情非常深厚；但鲜于伯几早逝，所以流传下来的遗迹很少。这件真草《千字文》的刻板如今在南京太学。所谓真草书，大概是兼有行书。《家刊千字文》以上是翰林侍书程南云所书。古人说：“字在晋代被败坏了。”意思是说，六书的字形体制被破坏了。这一版本以六书为准，如“障▯”“鶤”“亯”“愯”“玅”之类，大都纠正了千年以来的错误，是初学者应当知道的。《劳略帖》唐太宗《劳略帖》，我从郭教授敬守那里得到。大概是曹士冕家所刻，黄山谷评论为佳品，大概并非虚言。《东里续集》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二十一，明代杨士奇撰写跋文 题写《绛帖》给侄子升 这部《绛帖》共五册，是山西参政杨鼎赠给我的。杨鼎曾在翰林院任职，在山西有贤能的声誉。不过，这部帖子的装裱者把次序弄乱了，这种错误不止一处。把欧阳询法帖寄给侄孙奕、奂 你们兄弟自幼丧父，依靠祖父教养成人。如今祖父也去世了，应当早晚勤奋学习，立身处世，努力做到不辱没祖父，不可以自暴自弃。我知道你们都已经结婚，估计还没有字。现在给奕取字为崇规，给奂取字为崇矩。奕、奂二字都含有大的意义，但如果不遵循规矩，就不能成就大事。古代儒者所说的“大器尚且需要规矩准绳，先治理自己，然后才能治理别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们兄弟要努力，努力！同时把欧阳率更的法帖寄给你们，供你们练习书法。练习书法与做人走的是同一条路，写字的一点一画，都要遵循法度，时间久了习惯纯熟，下笔就会有可观之处。人的一言一行，也都要遵守礼法，时间久了习惯纯熟，德行就会受到称许。努力，努力！《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右边是《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建于金熙宗皇统四年。僧人汝尚撰写，唐代柳诚悬书写。大概可以从中得到近似柳诚悬书法的作品。北京诸帖 右边的《黄庭经》《乐毅论》，都是赵文敏公临摹《兰亭序》的作品，没有署名。颜鲁公的《座位帖》缺失了一半，有人说都是颜公临摹的，不知道是否确实。《金丹四百字》也是颜公所书，石刻都在北京。永乐七年，皇帝巡幸时，扈从的臣子很多都得到了这些帖本，但像这样纸墨精美的，十分少见。这是我从太常少卿朱焯那里得到的。《七观帖》三帖【三首】右边是《七观帖》，是元代袁文清公所作，用来赠给退休南归的程文宪公，书法则由赵文敏公书写。我家有赵公的小楷帖，如《黄庭》《乐毅》，都是临摹古人的书法，只有这部帖显露出赵公自然的情趣。可惜纸墨不算很好。这部刻帖如今在四明，是我从秀才陈孟颙那里得到的。我得到的《七观帖》很多，只有这一册的纸墨稍好一些。这是彭百链从浙东回来时赠给我的。程文宪的归来，袁文清的文章，赵文敏的书法，都是所谓得意之作；这些东西竟然全都汇聚在这里，真是盛美啊！可惜当时刻帖工匠的技艺不够。我得到的只有这一册稍微清楚一些，大概是鄞县士人吴友麟赠给我的。《杨仲弘墓志》右边是《杨仲弘墓志》，由黄晋卿撰写，库库书写。仲弘、晋卿都是先待制的同年进士。我曾经抄录这篇文章，附置在题名碑的背面；后来又从王汝玉赞善那里得到这件作品。汝玉认为它是佳品，便赠给了我。可惜它的纸墨相当差。《贺捷表》临本 钟繇的《贺捷表》，欧阳文忠公已经在《集古录》中详细评论过了。石刻如今已经不存在，我曾见过几种摹本，字的大小都不一样。只有友人陆伯旸收藏的这一件，最能得到原作的笔意，也最为优胜。陆伯旸去世后，他的文书典籍散失了，不知道这部帖流落到了哪里，真可惜啊。这幅纸是陆伯旸年轻时临摹后赠给我的；每次展开欣赏，想到亡友，就为之悲伤。《圣教序》右边是唐太宗撰写的《圣教序》和唐高宗撰写的《三藏圣记》，后面又分别附有僧人玄奘亲笔书写的文字。后来又附有玄奘翻译的《心经》。这些都是僧人怀仁集王羲之的字而成的，并由于志宁、来济、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润色。咸亨二年刻石，如今在西安府学。现在世上学习行书的人，除《兰亭序》之外，就以此帖为取法的依据。我从江夏宋惟宪那里得到这一册，纸墨相当精美。

译《北庭草书》右边是《北庭草书》，宋治平丁未年，宋孝孙在资中刻成。我忘了它的来源，也没有留下书写者的姓名。宋孝孙断定是怀素所书。看它笔势飞动、超逸脱俗，确实不是怀素不能达到的。可惜这一册的纸墨不够好。陕西《座位帖》二帖【二首】右边是颜鲁公《座位帖》的草稿石刻，刻石在西安府学。这一册骨力清劲、笔势飞动，与后来临摹的本子相比，实在相差悬殊。我从周恂如员外那里得到它。我们郡的胡忠简公书法确实出自颜鲁公，他的大节也与颜公相似，所以把他上给宋高宗的封事亲笔稿附在这部帖的后面。右边是长安所刻颜鲁公《座位帖》的草稿。观赏颜鲁公的书法，一定要结合他的品行来观察，才能完全领会其中的妙处。题颜鲁公书 这一卷是颜鲁公的楷书，其中《中兴颂》最好，《东方朔画像赞》次之，《题名帖》又次之，而《题名帖》的字最为清楚。北京《座位帖》北京的颜鲁公《座位帖》原本共有四幅，永乐七年扈从的臣子们得到的只有两幅，大概它的一半早已遗失了。永乐十一年，有百姓在修整菜园时挖到了另外两幅，杨学士立即把这两张纸赠给我。我又把旧日从沈民望修撰那里得到的两幅一并拿来装裱，终于成为完整的作品。譬如延平出土的宝剑，神奇之物终究应当重新合在一起。詹孟举书法 本朝的大字书法，詹舍人的作品是第一流的，他的小字也很精美，只是世上不多见，我唯独在秘府中多次见过。詹孟举最初从巙巙子山那里学习书法，大概兼有虞世南、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体势，同时又有如戴冠佩玉一般庄重典雅的风致。《孔子庙学记》右边是《魏孔子学记》，曹植撰写，梁鹄书写，书法尤其精妙。这块碑在孔林，是我从衍圣公彦缙那里得到的。《汉修孔子庙器碑》右边是汉代韩勅修建孔子庙器物的碑，大概立于灵帝永寿二年。这就是六一公所讥刺“霜月皇极”之语的那块碑，我只是特别喜爱它的书法。《汉鲁相晨孔子庙碑》右边是汉代鲁国国相晨所立的孔子庙碑，晨没有姓氏。赵明诚《金石录》说，他就是史晨。碑在曲阜，立于建宁三年。详情见欧阳文忠公的《集古录》。我从陈思孝那里得到这件东西。陈思孝一生广泛搜求、厚重积藏，遇到重复的东西，往往拿来赠给朋友，不只是赠给我。《孔子庙堂碑》右边是唐代《孔子庙堂碑》，虞世南撰写并书写。石刻在西安府学，也是从那里得到的。胡给事曾在内府见过旧刻本，与这一册大不相同。大概由于年代久远，碑刻剥蚀，已经失去了原貌。欧阳文忠公小时候得到这块碑时，刻画还完整清晰；过了二十年再次得到它时，已经残缺了。何况如今又过了三四百年呢！《夫子庙堂记》右边是《夫子庙堂记》，唐代驾部郎中程浩撰写，宋代宣义太师梦英书写。世人多喜欢诵读这篇文章，梦英的书法则一味取法柳诚悬，但骨力、气势和神态都较弱，不能与柳公相比。米南宫二帖 右边是米南宫的两帖，过去从我的朋友陆伯旸那里得到。陆伯旸谈论书法，在唐代推崇褚河南，在宋代推崇米芾。我听说米芾最擅长临摹晋人书法，观看后面这一帖，就可以看出他在晋人书法上下的功夫了。《笔阵图》右边是《羲之笔阵图》，不是王羲之亲自书写的，大概是近代人所书，只是王羲之的笔法因此得以流传罢了。石刻在西安府学，是闵佥事赠给我的。子昂《千字文》右边是松雪翁的行书《千字文》，大概遗存有智永的意趣。学习书法的人容易从中见到成效。这块刻帖收藏在松江海边的一座僧舍中，当时人很少知道。监生王宁奉命巡视盐场，经过那里得到此帖，便拿来赠给我。因此它才渐渐为士大夫所知。《淳化帖》三帖【三首】这一册是我的故人朱吉季宁家中的旧物。朱吉在洪武末年任湖广佥宪，因受牵连被逮捕，只好把全部文籍卖掉作为旅费。这部帖落到了江夏沈氏手中。今年仲举巡视探亲，回到江夏时，沈氏家境已经非常衰落，他的儿子也把文籍全部卖掉。仲举于是买下这部帖并赠给我，题签仍是朱吉的亲笔。看着它，更增添了感慨。这部帖的摹刻大都很差，只有王羲之、王献之的几帖还算可以，但也实在不多。右边是泉州刻的《淳化帖》四册，是我朋友陆伯旸家的旧物。洪武甲戌年冬天，我从武昌回来，陆伯旸把它赠给我。题签全是陆伯旸的亲笔，图书印记都还保存着。只是想到故人已经去世很久，而这部刻帖如今归入内府，也无法再得到它了。右边又是泉州刻的《淳化帖》五册。永乐乙未年春天，我从兵部尚书、四明人金世忠那里得到它。过去从陆氏得到的本子，与这一册各有缺略和错简，于是可以相互参照考订。宋代米芾曾经辨别其中的伪书，黄伯思也校正过法帖中的错误；他们所论述的内容，都见于我的另一部著录。

译王右军书法 这一部出自曹氏《星凤楼帖》，现存的内容并不完整，但保存下来的都是王右军的书法。行书有十多帖，草书有四帖。《州民奉橘》《临墓田丙舍》《官奴》《虞治书》《裹鲊》等帖都在其中。楷书有《乐毅论》海字本，也有完整本；有《东方朔画像赞》，没有《兰亭序》，但有宋人的题跋数首。永乐庚子年冬天，我经过临淮，拜访族兄弘璧时得到它。《黄帝祠宇》右边是“黄帝祠宇”四个字，是唐代李阳冰篆刻的，地点在缙云。每个字高一尺五寸，把它缩小一半就是现在的大小。我家收藏的李阳冰篆书中，这是最大的一件。听说缙云仙都山有鼎湖，世代相传是黄帝升天的地方。李阳冰曾经篆写“鼎湖”二字，如今还在那里，我却没有得到。《忘归台铭》右边是《忘归台铭》，由李阳冰书写，刻在处州。李阳冰曾任处州缙云县令，所以他的书法在处州尤其多。听说那里还有孔子庙碑，以及在吏隐山留下的题诗题文，都是佳作，我却没有得到。长安《绎山碑》右边是《绎山碑》，大概是宋淳化四年郑文质根据徐铉传授的本子，把《绎山碑》摹刻后置于长安学中的。郑文质是徐铉的门徒。如今泰山上还有秦代刻石李斯的真迹，只是磨灭得很厉害。我偶然在邹侍讲家见过摹本，只有二十九字，与这一册相差很远。青社《绎山碑》右边是《绎山碑》，青社本已经断裂得很厉害。我得到它后，钱习礼检讨曾见过陈思孝论述《绎山碑》各种翻刻本的次序，说：“长安本第一，绍兴本第二，浦江郑氏本第三，应天府学本第四，青社本第五，蜀中本第六，邹县本第七。”不过，蜀中本我还没有见过。东明精舍《绎山碑》陈思孝从北京寄来赠给我的这部帖，大概是浦江郑氏东明精舍所刻的本子。宋景濂说它是根据长安本翻刻的，但依我看来，它也是出自绍兴本，究竟是否如此还不知道，应当寻求懂得此事的人加以辨别。邹县《绎山碑》右边是《绎山碑》，字形笔画与其他各本相比特别小。是从行俭那里得到的，他说出自山东，但没有详细说明具体地点。听说邹县有《绎山碑》的翻刻本，难道就是这一册吗？应当寻找懂得此事的人加以考证。篆书偏旁字源 右边是《篆书偏旁字源》，宋代宣义大师梦英书写。这块碑在咸平二年立于长安学中。后面有梦英亲自题写的文字，又附载郭忠恕的答书。《彼岸寺碑》右边是《彼岸寺碑》，在汝宁上蔡县，是我从监察御史尹崇高那里得到的。大概此碑建于宋真宗时，如今已经剥落得很厉害，不知道撰文和书写者的姓名。中书舍人陈登思孝以篆书闻名，直到今天还多次称赞此碑的好处，而我却不能理解其中的妙处，姑且保存下来。《五箴》后记 右边是唐代韩文公的《五箴》，宋仁宗时狄道人宋寂用篆体书写，后来他的儿子摹刻在石上，时间是宣和六年。党怀英书法 右边是党怀英用篆书写的《竹溪四绝句》，金章宗明昌六年刻石，原在济州普照寺，如今在州学中。《大学经》右边是《大学经》一章，用钟鼎篆书写成，我忘了从哪里得到，也不记得石刻如今在哪里。听说西安府学有汉代《隶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魏三体书》《左传》的遗字，其他的我都没有得到。题王氏父子书 右边这些残帖都是王氏父子的书法。开头是王右军《兰亭》“荷华长者鹘”等残断石刻；《兰亭》从大字开始到“向”字，共五十三字。接下来是薛稷临摹的《兰亭》六帖，再接王徽之二帖、王操之二帖、王涣之一帖，最后是王献之《洛神》一帖，全都出自曹氏刻帖。它们的刻石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特意重新重视并表彰它们。当时还有人赠给我怀仁集王右军字的作品，也一并附在这些帖的背面。《汉圉令赵君碑》右边是《汉圉令赵君碑》，立于初平元年，大概是在献帝即位初年。碑如今在邓州南阳县学中，文字已经磨灭，几乎有一半无法看清。我从陈舍人思孝那里得到它。《汉北海相景君碑》右边是《汉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碑》。景君死于汉安二年，碑如今在济宁州。碑体虽然完整，但字迹漫漶磨灭，很多地方已经无法阅读。《汉碑阴》右边是汉碑背面的题名，是我从思孝那里得到的，不知道题名所列的是些什么人。碑阴所记载的，都是门下书佐和旧日属吏之类的人，但字形笔画相当好。魏受禅尊号二碑 右边是魏代接受禅让、建立尊号的两块碑，有人认为是梁鹄书写的，有人认为是钟繇书写的，不能确定；但它们雄健华美，古朴典雅。后世学习隶书的人，一定会取法它们。两块碑都在许州，是从刘士那里得到的。它们都是尊号碑，靠近碑座的下部都已经磨灭，无法看清。大概古碑历经年代久远，大多如此。《纪信碑》右边是《纪信碑》，唐武后时期由卢藏用撰文并用隶书书写，书法非常好。前人评论卢藏用的隶书列入能品，我从士皆那里得到这件作品。《唐任城县桥亭记》右边是《任城县桥亭记》。唐开元二十六年，任城县尉防芳撰写，王子言用隶书书写。书法虽然出自唐人，但古意苍劲浓厚，后世能达到这样水平的人很少。我们家收藏的唐代隶书，只有《纪信碑》和这块碑两件。《黄庭经》二帖【二首，其中一帖附《曹娥碑》《出师颂》】右边的《黄庭经》字形稍微肥大；《曹娥碑》的纸墨虽然不好，但姿态韵味都很优美。这两帖过去从汉阳教授胡士安那里得到，《出师颂》是近来从检讨王孟扬那里得到的，把它们汇编成一册，收藏起来比较方便。右边是《思古斋》本，《黄庭》前面有“唐临绢本”四字，但装裱背面的裁切把它裁去了；石刻原在颍上县学。廖子谟任县令时寄赠给我几册，遗憾的是捶拓碑石的人做得很差。颜书《东方朔画像赞碑》二帖【二首】右边是颜鲁公大字书写的《东方朔画像赞碑》，在古代乐陵郡的山石上，如今属于山东泰安州境内。大概是天宝十三载，颜公任平原太守时所刻。后面还有碑阴题记，我过去曾多次得到过。这一册是从修撰余正安那里得到的，保存得特别完整。彭百链御史把这部帖赠给我。夏文颜书写。这是千古流传的两件绝作。不过考察《唐史》，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叛；此碑建于天宝十三载冬天，正值治理城池、整顿军队之时，竟然还有余力做这件事，从中也可以看出【阙】的气度了。《志公像赞》《志公像赞》。如今灵谷寺有石刻，吴道子绘画，李白作赞，颜真卿书写，世人称为三绝。旧刻已经损坏，这是重新刻制的，但已经不能再看到原书法的精妙了。碑阴有赵松雪的篆书，十分精美，不过我还没有得到。《罗池庙碑》右边是唐代韩文公的《罗池庙碑》，由中书舍人沈傅师书写，桂管观察使陈曾用篆书书写碑额，碑文和篆书都很精美，立于长庆元年。我从长吾那里得到它。

译《昼锦堂记》右边是宋代欧阳文忠所作的《昼锦堂记》，蔡君谟书写。蔡君谟的书法在当时非常受推重，刻石遍布各地。如今我家只有这块碑，是听钱习礼检讨说而得到的。子昂《十七帖》右边是赵文敏公临摹王羲之的《十七帖》。赵公一生在这方面下的功夫，这部帖最多。临摹本的石刻也有好几处，我总共见过四本，都不如这一册精美。《汝帖》二帖【二首】这块石刻在河南汝州。永乐丙申年冬天，中书舍人陈彝训随驾回南京，探看自己的行装时发现有《汝帖》两本，装裱都很完整，于是把其中的《汝帖》十卷分给我，共十三幅，每幅都有汝州的印记。另外还有两幅，是从河南佥宪刘咸士那里得到的，都比我以前得到的本子好。这部刻帖的【阙】长睿曾作过非常详尽的辨析。应天府学《绎山碑》右边是应天府学的《绎山碑》，是元至元癸巳年刻成的。思孝曾说：“与长安本相差很远。”确实如此！《汉大风歌》右边是《汉高祖大风歌》的大篆体刻石，在沛县。沛县有新、旧两块碑，旧碑已经损坏，这大概是近代重新刻制的。我从大理寺丞马某那里得到它。《洛神赋》二帖【二首】右边是王献之书写的《洛神赋》十三行，是陈正伦赠给我的石刻，如今在常州，但刻工不够精良。《洛神赋》旧石刻中精美的本子如今都不存在了，只有这一册还在毗陵，但刻工非常拙劣，只保留了原作的意趣而已。我从御史陈正伦那里得到它。《乐毅论》右边的《乐毅论》只保存了开头和结尾二百四十多个字，中间缺失了四百多个字。曹士冕所说的张氏斫鱼石，就是这一块。不过我忘了自己从哪里得到它，也不知道这块石头如今在哪里。《五清卷》后记 卷中的诸位君子都是三十多年间在翰苑交往的朋友。孟端在永乐年间去世，近年幼孜、子启、民则、崇述也相继去世；观览他们的文章书法，更加深了对故人的感怀。《茅山崇禧万寿宫碑》右边是《三茅山崇禧万寿宫记》，文章由元代镇江路录事王去疾撰写，翰林承旨赵孟頫用行书书写，并篆写碑额。行书尤其精美。我从安成进士彭琉那里得到它。《通波阡表》右边是《通波阡表》，我从张氏的孙子、户部主事宾阳那里得到它。文章由杨廉夫撰写，书法有真书、篆书两种字体，都出自陈文东，却借用了太朴伯温的名义；这正是太史公所说的依附青云之士，流传给后世的做法。陈文东极力取法晋唐，他的书法姿态妩媚、含蓄蕴藉，自成一家。所欠缺的，只是骨力。

译《七姬厝志》七位姬妾都为义而死，张氏撰写的文章、宋卢书写的书法，都精妙绝伦，它们流传久远是毫无疑问的。我从嗣初那里得到这件作品。智永《千字文》这是智永《千字文》的真迹，原来收藏在鲜于伯防家。大德年间摹刻于松江郡学。这一版本是我近来得到的。闽人王源永的书法，像精金美玉一样。这一刻本在规模、结构上接近它，但若论丰采神韵，相差就很远了。大概像龙伯高却还没有达到他的程度吧？先待制《抚州推官跋记》之后。这篇碑文作于先公任期已满之后。我曾听老年人讲过他任满调任的缘故，说郡中有个豪横的僧人叫云住，暴虐横行，成为百姓的祸害。朝廷内的中书省、朝廷外的行中书省和按察访察机构，都同他的权贵要人相互勾结，没有人敢追究他。先公审理他发掘坟墓的案件，查明实情，狱案已经完备；可是行中书省和按察访察机构都派子弟到郡中替他求情。先公坚持不听，于是行中书省发公文驳斥郡府。这样，行省把事情报告给中书省，郡府又直接由南台转达御史台。御史台最终赞成郡府的意见，上奏请求诛杀云住。还没有执行诛杀， 中书省的符文就下达，调先公回任归安县尹。然而云住最终还是没有免于一死。《元史·先公传》也记载了云住的事情。当时掌权者结党为邪，往往都是这样。这就是记文中所说的‘不能完全施行自己的志愿’。抚州知府王升近来寄来这块遗碑，我谨慎地记下此事并收藏在家中，用来传示子孙。《唐中兴颂》。这篇颂文在前三十年还能见到字迹清楚的拓本，字画大多明白；但近十多年来得到的拓本，模糊程度大都像这样。难道是石碑更加接近剥蚀了吗？还是因为打碑的人技术不好？或者有好的拓本，只是我没有见到？这块碑是丰城史志静赠给我的，我一向喜爱它，得到之后便成为我家的珍宝。《兰亭》十四帖【十五首】。这帖石刻现在在颍上县，开头题作‘唐临绢本’；但临写的人和刻写的人都很差，是我从廖子谟那里得到的。这件《禊帖》临写和刻写都非常差，不记得是谁赠给我的，姑且保存着。后面的两帖，一帖前半完整而后半残缺，另一帖前半残缺而后半完整，字体肥瘦也相近，都远远胜过这一帖。永乐年间，扬州掘地得到它们，近来是勉祭酒赠给我的。这两帖虽然不完整，但点画、波磔的精妙处都在于神采有余，足以作为学习的范本，何必要完整得更多呢？这是《兰亭》前本，虽然稍弱；后面两本很好。虞恭公的本子也很好，应该珍重收藏。这是福州本，我得到的福州本很多，唯独这一帖有陈肤仲的题字。肤仲是三山人，晦庵的门人。张商英的兄长也名叫唐英，死于神宗年间。这里所说的唐英，应当是另一个人。近年扬州僧舍掘地得到两块《兰亭》旧刻，一块缺少前面，一块缺少后面。盐运使何士英把它们裁齐拼合为一帖：前一块保存十八行，只到‘犹不二’三字；后一块保存十行，从‘能不二’三字开始。两本的肥瘦相近，清雅的韵致很可爱。若论骨气，应当在福州郑本之下。世人传说宋思陵驻跸扬州时，金人突然到来，车驾仓促出城躲避，御用之物都来不及携带，于是把所喜爱的《兰亭》石刻埋藏后离去；难道就是这两块吗？柴叔舆侍郎一共得到两本，分给我一本，因此记下它的大概情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石〕 近来胡若思把这个本子拿给我，想让我评定为标准，大概是我的老眼昏花了，所以特意辨明这一点。前帖是郑清之家传下来的旧刻，石刻现在在福州。后帖是松雪临写的，石刻现在在北京太学。这件刻本现在收藏在中书舍人胡宜衡家，比郑本稍差，比松雪本略好。这帖是从詹事王时彦那里得到的。王时彦忘了它是从哪里得到的，也没有考察石刻是否还存在。它应当是唐人临写的，难道是褚河南的笔迹吗？这个本子又在郑本之下、胡本之上。内府收藏的刻本有三十多家，如今石刻还存在的很少。我见过的有汝州本、绍兴本、临江戏鱼堂本、福州郑清之家旧刻本、颍上唐临绢本、北京太学本，以及蜀中的赵子昂临本。我曾经得到过很多，这五本是近来同一时期得到的，优劣并不相同。王时彦说：‘《兰亭》即使是下等本，入眼之后也自有趣味。’这话大概并非虚说。前翰林检讨王偁得到《兰亭》墨本，进献给皇帝。文华殿所藏的是唐人的钩摹本，皇帝命令刻石，间或赐给大臣和近臣。这一卷是左谕德臣士奇所受赐的，我恭敬地拜手记下此事并收藏起来。吴敏德任御史时，巡行所到之处，都急切地办理有关名教的事情；这就是其中一件，实在值得称许。我偶然得到这件刻本，于是在后面记下此事。这是绍兴本，比这一帖还完整；如今剥落成这样，大概是世俗人不知道爱惜，损坏得太厉害，实在令人叹息。世人大都说字形肥厚而不削损的才是标准体式；然而山谷所欣赏的，是肥而不多肉、瘦而不露骨。这个本子大概就是这样吧？我见过的本子很多，还没有见过精神这样爽朗的。珍重，珍重！参议李君拿这个本子给我看，我姑且为它题写几句。《兰亭序》题赠昱孙。这块石刻现在在绍兴郡学。我从章尚文那里得到它。这个刻本原来在我的庐陵，不知什么时候迁到了绍兴。它古朴的意味苍劲深厚，比汴京新近摹刻的本子相差很远。我家总共得到过几个本子，只有这一帖比较完整。《玉枕兰亭》二帖【二首】。这是《玉枕兰亭》石刻，现在在南京火药刘家，是我得到的。陈镛字叔振，陈清修敬重并喜爱我。他由翰林庶吉士擢升为礼部主事，跟随兵部尚书李庆进入交阯，死在战乱中，实在可惜。这件刻本原来在绍兴府，如今失传已经十多年，现存的墨本也很少。我从给事中任守礼那里得到这一帖，虽然纸墨较差，但字画和意态都完整，当然值得我珍爱和看重。《宋杨忠毅公神道碑》。宋代杨和王与张、韩、刘、岳诸位公，同在宋高宗朝任事，排除大难，击退强敌。他们的功名载入史册、光耀后世，实在伟大。看了翰林学士刘一止所写的这篇碑文，又知道杨公忠贞精诚、义烈无比，凭一座屏障抵挡数以百计的敌人，在困顿疾病中率领士卒，抵抗数十万狂暴横行的敌军，屡次出战，屡次击败敌人，然后秉持大节死在城下。杨公又开创了杨氏家族的先业。杨公的死，类似古人所说有重于泰山的死，不是这样吗？杨公死去距今二百四十多年，子孙没有废弃诗书的美德。杨公开创杨氏家族的事业，难道还没有止境吗？难道还没有止境吗？汉魏唐元隶古。

译这是汉、魏、唐、元的隶书古迹。唐代隶书享有盛名的，不止一人；只有卢藏用，还保留有汉、魏的意味。元代的隶书，如虞伯生、杨友直，尤其有名。虞伯生的作品出自《庙学记》，杨友直的作品出自《华山庙》。大概隶书一定要以汉、魏为最高标准。汉代又比魏代更古。这一卷所辑，前一面从魏代开始，接着是《白石神君碑》；后一面从唐代、历代元代开始，接着是《华山庙》，也是逆流追溯源头的意思。《陆伯旸草书》之后。这是二十年前友人陆伯旸为我书写的作品。陆伯旸去世已经十七年了；这张纸我曾经赠给杨仲举，杨仲举又赠给我的弟弟宾畿。如今看到它，不禁惆怅，于是姑且在后面记下几句。《饶介之诗》之后。饶介，字介之，号醉樵。曾经在张士诚手下任职，能写诗，精研书法，在当时享有盛名。宋仲温、宋昌裔都出自他的门下。这一册是饶介亲笔所写，我从庐陵刘彦信那里得到。《萃叔耕遗墨卷》之后。这是吴兴萃叔耕先生的遗墨一卷，包括诗二首、画三幅、亲笔书信一幅。诗可以看出他的志趣，画可以看出他的韵致，书信可以看出他的学问；先生真是清高雅正的士人啊！先生的儿子原朗珍藏这些手泽，像捧着拱璧一样。他偶然来到北京，拿出来给我看，我打开把玩，敬意不止。原朗的风度情致不辱没他的父亲，也值得敬重。《徐宪使传》之后。这是《山西宪使江阴徐公传》。我的先师海桑陈先生为徐公的儿子逊撰写并书写此传。陈先生是江右的大儒，作文不苟且；他答应写这篇文章，内容全都根据徐逊的叙述。徐逊字伯敏，当时任泰和县令，喜爱贤者，礼遇士人，明白大体；他的循良政治受到百姓爱戴，是卓然出众的贤能大夫。看他的儿子，就可以知道他的父亲，这就是陈先生为他大书特书的原因。徐宪使由此不会泯没。伯敏去世至今已有五十年，他的儿子将这篇文章重重包藏，保存得像新的一样，也足以看出贤者确有后人。他的近亲、陈先生的孙子、江阴县学教谕孟旦，来请求我题写。唉！先师写成这篇文章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我拜读它，悲痛感慨难以承受。又有一件感慨：伯敏任泰和县令三年，考核优异而升迁；后来接任泰和县令的有十多人，百姓中的老人直到今天仍只思念伯敏、称颂伯敏而不停止。古人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恭敬地拜手题写在卷后。《松雪书杜秋兴五诗》之后。前辈说：‘松雪开始学习书法时，摹仿钟元常；后来想舒展笔势写大字，于是转入李北海；最终以右军为宗主。’我还见过他写《白驹图》，后面有《白驹之诗》四章，笔意都出自钟繇。这一卷所写的《杜秋兴诗》，难道还在他学习钟繇之前吗？它同他后来所写的作品相差很远。曾子固评论右军的书法，也说是从学习中获得的，不是天生如此。大概不学习就无法成就名声，看看松雪这件作品，更能相信这一点。《欧阳士则所藏其表兄诗翰》之后。老友欧阳先生的儿子士则来到京师，拿出他汇集的外兄侍郎王君寄给其父子二人的诗，合成一卷，请我题写一句话。唉，我还能说什么呢？侍郎的先母夫人是欧阳先生的姐姐，难道这不仅仅是思念外甥的亲情吗？先生的父亲临淄公早逝，先生的学问大概出自王氏。侍郎的父亲琼州公长期在外任官，侍郎的学问确实出自先生。先生对侍郎用心忠诚慈爱，这种情谊大概不是其他舅甥关系可以相比的。我和侍郎同在翰林三十五年，他每次向我谈到舅父的德行，心中从来没有不深深感念的。如今先生年已八十多岁，侍郎每每想到不能回去侍奉在他身边，所依赖的只是士则早晚奉养。现在士则因荐举将要出任外职，于是侍郎心中似乎很不愉快。毛生为了亲人捧着官府文书奔走，是孝；包孝肃考中进士，因双亲年老，十年不出仕，也是孝。侍郎的忠诚慈爱，难道同舅父过去的忠爱有什么不同吗？我家同王氏、欧阳氏相交友好，不是一代的事了。士则珍惜光阴、奉养长辈的诚心，如果不把我的老话看作迂腐，也就是孝的极致了。《彭贯主事家藏先世书简》之后。民瞻先生有高明的学问、刚正耿介的操守，是我们郡的声望人物。他因为作诗送给胡忠简而触怒秦桧，被贬到辰州。这十帖书信寄给彭氏的女婿家，都是在辰州所作。字里行间从容自得，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处放逐之中。大概君子的正直发自内心，无论身在何处都能自得。先生赴辰州时已七十岁，到八十岁才获准自由行动；等到再次入朝，已经九十多岁了。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二沈三年’虽是一时的戏言，但天道终究不会差错。世上那些竭力以仇视正直之人的人，难道不应以此为鉴吗？彭氏后人同叔能够珍藏这些书帖，又有艮斋、诚斋父子、圭斋诸位贤者题字，都是至为珍贵的宝物。《卫中书所集名书》卷之后。中书舍人卫靖把张即之、赵文敏、杨廉夫、倪元镇、宋克、温昌裔、卢公武、陈文东的书法佳作汇成一卷。这些人的品格、地位、声望有高有低，但也都是一时的名家。张即之是宋末人，他的书法虞道园一向不取。然而我在秘府见过他临写《兰亭》并展开写成大字，确实很有晋人的意味。赵文敏是元代的巨公，卓然为当代第一。杨廉夫、倪元镇都是元末人，杨的文章、倪的清韵都受到当时重视，并不是以书法闻名。宋克、温昌裔、卢公武、陈文东都在洪武年间得到任用。宋克善于运笔，真书、行书、草书都精妙，章草应当是第一。温昌裔擅长行草，体势兼有晋唐笔意，风姿翩翩；他被贬辰州之后，书法才取得很大成就。卢公武的书法我只见过他写的几个篆字，十分高古。陈文东的真书、草书起初兼学二王、虞世南、欧阳询，自成一家；后来仰慕二宋，逐渐放纵不拘，就不如鲁男子那样善于学习了。不过听说他的隶书很高妙，我没有来得及看到。卫靖因为卫嘉拿出此卷来求我题字，我姑且把自己的浅见记在后面。《松雪墨迹》之后。这是子昂书写张宇初真人、进献于文华殿的作品。当时士奇任春坊谕德，于是承蒙皇帝宠赐。《题麦舟图》卷之后。士君子用心处事，凡是天地之间的事情，都看作自己分内的事。范文正立志要实现伊尹的志向，大概是把天下的重任主动担当起来。忠宣的志向同他的父亲相同，但世人喜欢谈论他的麦舟故事，甚至把它绘图流传。评论者又说他重义轻利，胜过见到一箪食、一豆羹就显露脸色的人；虽然这种说法意在警戒世俗，但用它评论忠宣，却浅薄了。乌获能举起一钧，难道可以仅凭此事来评论他的力量吗？朱文公编录宋五朝名臣的言行，从忠宣开始，学习到他一生言行中的重大方面，全都完备，却没有收入麦舟之事。大贤观察人的方法是有道理的。范君启东珍藏这幅图，最后请我题字。我哪里足以了解忠宣呢？但我看重启东能够敬重同姓中的贤者，所以推演文正的志意，写在诸位公卿题识之后。

译《东里续集》卷二十一。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二十二，明代杨士奇撰写的跋。陈文东书。陈文东的这件书法中有大令、王献之、虞世南、欧阳询的风格，其中以虞世南、欧阳询的成分较多，初学者可以从中观摩。《翔鸾寺记》。鸡林人写的这篇文章简洁高古，确实可以知道什么地方没有人才呢？难怪太尉要访求他，也难怪赵文敏为它书写。偶然驸马都尉赵公拿出来给我看，于是我题写在后面。行书《千字文》。《千字文》所用的字不重复，便于学习。古人曾经用篆书、隶书、楷书、草书多种字体书写，唯独没有见过用行书书写的。用行书书写，大概始见于赵承旨；虽然有石刻流传于世，但精妙没有比得上这一卷的。我也曾见过赵公书写的五体《千字文》墨迹，都比不上这一卷。把它比作精金美玉，实在无法挑剔。值得珍藏，值得珍藏！我偶然在日省斋看到它，恭敬地题写在后面。《宋高宗御札》之后。这是宋思陵、阜陵赐给杨和王及王子枢密公的御札，共三十九通。王的孙子文皞汇集编次，刻石至今已经二百零五年了。王氏第八世孙翰间把它拿给我看；看其中皇帝对臣下的眷顾、托付和信任，实在深厚而令人感奋，达到这样的程度！当时徽宗、钦宗被迁往北方，宋朝社稷将要覆亡，人们都认为如果没有张、韩、刘、岳以及杨和王诸公协同尽忠、共同努力，事情就不能成功。如今看这些御札，固然是君主有办法得到人才并任用他们的结果吗？士人遇到合适的时代，怀有志向却得不到君主的知遇，所以最终不能成就功名。假如杨和王得到君主如此深厚的信任，他的功名岂不是正因此而显赫吗？唉！《六月》诗说：‘玁狁非常猖獗，所以我因此感到急迫。’南渡的局势比这更加严重啊！‘共同整治武备，以安定王国’，杨和王难道不是无愧于此吗？只有《大雅》说的‘不要辱没你的祖先’，王氏的子孙难道不应当恭敬地以此自勉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五年〕 《赵文敏公墨迹》之后。元代盛世之际，赵文敏公的法书冠绝天下。上至朝廷，下至山巅海边，到处都有大字题刻，光彩照耀如日月。直到今天，他的书法真迹仍流传于世，没有不珍重收藏、如同捧着拱璧一般的。我在秘府和民间见过的很多，大多是他所书写的汉唐以来名人的文章以及老子、佛教的言论；至于我们儒家的圣经贤传，却很少见。想来一定是有的，有的秘藏不肯拿出来，有的则被愚民俗人不知珍惜而废弃了。如今我在吉安知府四明陈侯本深那里拜观到这件作品，是太学‘三纲领’以下五十八字，浑厚而飞动，温润而典雅，在挥洒之间保存着庄重恭敬的意味，确实是珍贵的重宝。我小时候从临川吴文正公等先生长者那里听说，吴文正公曾书写‘知止而后有定，至则近道矣’四十二字，即《礼记·大学》传第五章中缺失的文字，于是摘出放在这里，认为应把‘知之至也’之上作为传的第五章，在‘止于至善’之下接上‘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我反复诵读、考察经传的文理，发现都贯通明白，而这是先儒从未说过的。大概吴文正公撰写《礼记纂言》时订正错简，这类事情很多，因此受到世人的重视。陈本深请我在后面记下几句话，于是附带记下这些【缺字】。《郑孟宣书同气诗》之后。这首诗虽然只有二十八字，但抑扬顿挫、开合有致，明白而恳切直率。其中忠诚慈爱、悲悯恳切的心情，大概同《鄂不韡韡》诗彼此相映。我们乡里的刘文复常常诵读它，用来表示劝勉和告诫。我的兄长又请名家书写它，以扩大它的意旨。它对于教化风俗，是有帮助的。《子昂书〈昼锦堂记〉》之后。这卷《昼锦堂记》是尚书夏公家中珍藏的宝物，经历忧患，长久保存至今。凭忠献王的功业、文忠公的文章、文敏公的翰墨，光彩相互辉映，数百年间卓然成为三绝。把它比作至宝，大概一定有神灵在护持它吧。《鸰原别意》卷之后。《鸰原别意》是亡友胡公光大在北京时与他的兄长方大先生分别所作的诗。方大经过南京时，曾请我在后面题记，我没有及时答复；光大去世后，我每次想拿笔，就被悲痛的思念触动，终于没有写成。朝廷一直嘉念光大不止，再次追赠官职至一品，又授予他的儿子官职，并厚厚赏赐他的家人。于是他的儿子奉伯父之命，催促我为这些诗题记。唉！光大去世至今八年，方大和我也都老了，难道能不感慨吗？从我认识方大至今三十五年，同光大在翰林共事十七年，大概没有谁比我更深知他们了。他们兄弟之间笃厚孝友。方大清廉朴素、谨慎坚定，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同乡人相处恭敬诚信，依信义行事，遵循规矩。虽然他的弟弟一时显贵盛大，他家的门庭仍然冷清如旧，没有改变。光大简朴沉静、慎重稳重，严格选择交往对象，不是合适的人便不看一眼，别人也不能用不合正道的事情来求他。在任职时恭敬勤勉、周密细致，从不在家中谈论公事，也从不把私事托付给公事去办理。虽然他的荣誉声名受到四方士人的仰望，但淡泊俭约的风气始终如此，他们兄弟的德行就是这样。世上显贵通达的人，有像胡氏兄弟这样的，实在少有。那些显贵却不知道守道而做官的人，在外任意放纵；居家的人也在内任意放纵，灾祸到来时落到自身，并波及家族，难道会是偶然的吗？胡氏既能保全一生，又有身后的恩泽，难道不可以作为世人的鉴戒吗？我又希望胡氏的各位子弟，都将继承两位父辈的品行，所以写下这些话告诫他们。《黄汝申摹宋陈草书》卷之后。这是宋仲温、宋昌裔、陈文东的草书，都是黄汝申临摹的，可以说极其精妙。没有长期积累、反复熟习，不容易达到这种程度。宋仲温、宋昌裔二人起初都从饶介之那里得到书法传授。仲温专心学习魏晋，诸体都擅长，章草应当属于妙品。昌裔被贬到辰州以后，书法才有很大造诣，飞动纵逸而不超越规矩。文东也擅长各种书体，大概得到仲温的助益。听说他的汉隶尤其高妙，但我没有来得及见到。洪武年间，吴中有三位书法绝手；近年以来，善书者多出自吴中，而又多出自宋、陈二人的传授。学习书法，法取上等才能达到中等；向上追溯宋、陈以前，并不是没有可以用力的地方，但远行要从近处开始，这里本来就有可取之处。因为汝申拿这卷给我看，于是为它题记。《山谷与云岩禅师书墨迹》之后。山谷先生在元祐八年初改任编修官，平日同云岩关系很深，文集中有几封书信，反复表达向往来访之意。儒家和佛教所依据的根本不同，但先生喜爱佛学，往往借佛教来比喻儒理。然而先生孝友有节、崇尚义理，对名教有功；因为看重他这个人，也看重他的遗迹，所以看到这卷墨迹的人，本来就应当肃然起敬。《周纪善所藏鲜于墨迹》之后。鲜于公的书法，在元代盛世时同赵文敏公齐名。前辈评论他的书法，只说属于能品；看看这件如拱璧般的作品，那些话哪里足够呢！可惜他早逝，世上流传的作品很少。岐凤应当珍藏它。《苏文忠公父子及秦、黄、张、晁诸贤帖》之后。这是苏文忠公父子兄弟以及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诸位君子的墨迹。秦、黄、张、晁，就是所说的苏门四学士。总共八纸，各自达到精妙境界。戴弘演御史收藏此物，我展开欣赏，十分欣喜，仿佛能在眉山一堂之间看到他们的高尚风度和高雅韵致。

译《宋贤帖》之后。这是宋代范文正公、韩魏公以及李忠定、张忠献诸位贤者的墨迹，共十二幅，都是当时的巨公名人。如今由监察御史戴弘演收藏，他拿出来给我看，光彩灿烂，像景星庆云相互辉映。那件去岁帖出自王定国，有人认为是寇莱公，有人认为是曾文定，都不对。因而题记后归还给他。《宋克遗墨》之后。南宫生的书法出自魏晋，用笔精妙，丝毫不苟。洪武年间，两浙以法书著名的有三人，宋克居首；南宫生尤其杰出，这种作品在今天实在不容易得到。这几首诗大概是他得意之作，应当珍重收藏。宋贤墨迹。宋代贤人的墨迹三纸，富郑公、司马温公、苏文忠公各一纸，但装裱时失去了次序，应当加以表明。其中有‘清容’图书，怀疑是伯长过去的旧物。《褚河南儿宽赞》之后。评论者谈论褚河南的书法，说字里像有金光生出，行间如有美玉温润，法度温雅，姿态美丽多变。看这篇赞文，确实不是虚说。我寻找了几年才得到它，谨慎地珍藏起来。我的先世收藏过褚河南的书法，颇像蔺相如以下的珍宝，传了几十代；节文最终因优孟遭遇世间兵乱，家产被盗寇毁坏，这件书法散落民间。后来即使偶尔见到，也无力赎回，之后又不知是否存在，全家都以此为遗憾。平洲府君和刘子高先生的文章详细记载了这件事，所以看到这幅作品，更加重了我对先世的感慨。《欧阳率更梦奠墨迹》之后。韦续《墨薮》说，欧阳询的正行书属于中上品。欧阳询教人写字有八诀，对初学者最有帮助。学习者观摩古人的书法，必须看墨迹，才能见到其中的妙处。这件《梦奠》七十八字是真迹，在人间绝无仅有，是稀世之宝，大概曾经进入宋代御府。赵文敏公的题字根据碑志考察，是他三十七八岁时的笔迹，所以同后来所写的特别不同。我家收藏古代墨迹，这件是年代最久的。《丘氏所藏宋告身》之后。宋代告身沿袭唐代制度，但草率简略，已经远远赶不上唐代了，何况又是在嘉熙末年呢？丘氏子孙能在二百年后、再一次改朝换代之后仍珍藏此物，他们家族旧有的文献还可以据此考见。《詹舍人书〈昼锦堂记〉》之后。韩公的功业，欧公的文章，都是世人极为看重的。这篇记从‘出入将相’到‘社稷之臣’几句话，古今谈论韩公的人，没有谁能像这样逼真。它当时由蔡君谟书写在石上，直到今天仍流传为宝。詹君的书法不逊于君谟，也值得珍藏。《宋贤像》之后。这是宋代贤人画像，从陈希夷到真文忠公，共二十四人，出自宋人手笔，十分精美。大概是毕文简公子孙的旧藏，共传了三百年。道学家、文章家、名公都在其中，只是道学家没有濂溪，文章家没有六一；一定原来有，只是流传年代久远，因而散失了吗？《吴、虞二先生像》之后。元代道学大儒中出自我们江右的，有吴文正公、虞文靖公，都在临川。我的先曾祖吟窗先生参加延祐乡试，确实是吴文正公的门生，并且同虞文靖公交往友好。如今两位公的文集都可以考察看到；家集记载先祖金洲先生兄弟向学，也都登门拜在两位公门下。我听长者说，先世曾经收藏两位公的画像，都有他们亲笔所作的自赞，后来因兵乱丢失了。我只见过他们往来的书信几幅。近来从程南云那里得到这两幅画像，恭敬地装裱成一卷，于是从文集中考察他们的赞辞并抄写下来，又把行状、神道碑附在后面，收藏在家中，想让后人瞻仰画像，了解他们的道，并努力学习。《程文宪公遗像》之后。做大臣的，应该端正君心，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兴办学校，培育人才，这些是最重要的职责。元朝取得天下后，信任并任用南方士人，从程文宪公开始。程公虽然没有担任执政，但遇到合适的时代并得到君主知遇，因此在上述几方面功绩显赫，施惠于当时，流传于史册。何况他以明白正大的学问，发为深厚闲雅、典正有法的文章呢？他的成就怎么能够泯没！唉！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凭什么能够治理？世人所说的国家元气、斯文命脉，不就是指文宪公这一类人吗？我因在他的孙子南云那里拜观遗像，敬仰之情实在难以尽述。画像后有题赞：‘李韩公先待制，是公延祐乙卯年的座主；欧阳楚公、许文忠、张文穆、黄文献，都是先公的同年好友，又有世代通家之谊。’南云请我题写，所以一并记下。《程提举行吟像》之后。元朝兴起时，南方士人中最早显贵并受到任用的，没有谁先于程文宪公。后来吴文正公、揭文安公相继兴起，都是程文宪公为他们声誉传播、加以推荐；他们也都出自江西。元朝灭亡时，手持黼冔、为国家尽职的士人往往仍在。吴文正公的孙子任江西行省参政；揭文安公的儿子任刑部侍郎；程文宪公的孙子任福建儒学提举。他们在世局变化中都保全自身而退去，没有辱没祖先，足以说明君子的后代也能继承先德。如今我有幸拜观提举公的行吟像，又看到李伯韶所写的传，说他有‘傍花随柳’的情趣。唉！他大概也是像栗里、斜川那样得到闲适的人吧？我由此肃然起敬而又心生仰慕，题写在后面。《李公麟〈鬼章效马图〉》之后。行人司正黄宗载拿着友人蒋伯辉收藏的宋代李公麟所画《鬼章效马图》，请我题写一句话。图的右边有苏文忠公的叙文和赞语。如今世上的士大夫相继作诗称赞它，我不能再有所增加了。然而这幅图的精妙，也不必等后人一次又一次地称道。我只是反复诵读文忠公的叙文，不能不有所感慨。当元祐初年，文潞公、吕正愍、范忠宣诸位贤者共同执掌政权。当时朝廷清明，推行仁政、施布恩泽，急切地惠及天下，唯恐来不及。不从事游猎，不以远方珍物为宝，而四方蛮夷进献的贡物却接连不断地送来，充满朝廷，朝廷视之如同没有一样。天下人欢喜庆贺，对太平抱有希望。不久文潞公诸贤全被排斥，章惇、蔡京一派重新被任用，蒙蔽耳目，进谗言驱逐忠良，使上下隔绝，政治纲纪混乱。天下人受其荼毒而困苦，逐渐到了徽宗、钦宗时代，灾祸终于无法挽救。假如当初文潞公诸君子终身留在朝廷之上，没有被排斥，怎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呢？小人败坏人和国家，竟能如此，究竟是谁应该承担这个罪责呢？凡是治理天下国家，得到贤人就能治理好，否则就会混乱。元祐年间，即使是边远地区防御的任务，所任用的也有种师雄一类的人，尚且值得称道。

译谁知不过几年，即使是辅佐君主治理天下的宰相，也无暇过问是否合适，竟把政事全交给不肖之人。这样，国家的安危、政治的治乱，难道还要等到以后才看得出来吗？唉！有国家的人可以把这作为鉴戒。自古以来，有些人活着时荣华富贵，死后便湮没无闻，这是第一种。即使他们品行不善，后世听到他们的名字，仍然会鄙视厌恶他们。至于文忠公一类的人，虽然本人已经去世，后人听到他们的名字，便会肃然起敬、心生爱慕；有时在数百年之后得到他们的一纸一墨，也会珍重收藏，把它当作家中的宝物。像这幅图一类的作品，正是人们喜爱善人、憎恶恶人的心情，古今都没有不同。唉！人应该成为贤人还是不肖之人，也可以由此得到鉴戒。伯辉的七世孙能够保存这幅图，虽然是看重其中有先人的名迹，但这是否也是内心存有喜爱善人的心呢？《郭鼎贞藏张戡〈歇骑图〉》。好马在世上不容易得到，好的画作尤其不容易得到。人们常称曹霸、韩干的画艺为绝技，看这幅画，张戡确实并不比他们相差很远。这是翰林侍讲金君家中的旧物，大概是欧阳氏七贤图一类的作品。现在既然把它送给鼎贞，也就不让侍讲的心思被物品牵累了吗？鼎贞应当把它看得像拱璧一样珍贵。单凭一种技艺的精妙，尚且能得到人们如此看重；那么古代君子所精通的义理和玄妙大道，是人一天也不可缺少的，又应该怎样珍重呢？鼎贞正在研习经书、修养品行，专心学习古人；金君请我为这幅图题字，所以我写在后面。《题竹示防子学》。这是苍筤竹，它的生长势头正在不断向上，具有由小积累而达到高大之势。我写下来给防子看，使他努力学习。《圣贤像》之后。有人怀疑这幅图的卷轴、纸张、笔墨并不是当时所有的东西；然而前辈中有论述书法学习的人说，纸、墨、笔、砚自古就有，只是后人的制作形式不同罢了。那么观看这幅图的人不必因此怀疑。《赵大年小景》之后。这是赵大年所画的小景，原来是苏州人章仲华珍藏的。大年名令穰，是宋太祖的五世孙，官至崇信军观察使，收藏了很多隋唐以来的法书名画。大年的悟性和理解力敏锐，书画一经浏览，就能领会古人用意的精妙之处。近代画家所记载的，说大年画山水多用设色，又说他喜欢画江南小景，表现寒冷沙汀、烟笼水洲的情趣，这些在当时很受重视。宣和御府秘藏中也有很多他的作品。如今这幅图画着园舍、坡岸、树木，淡云和水鸟，只有一尺多，却清澄明净、潇洒自如，幽静淡远的情趣达到了极妙的境界。它确实像画家们推重的那样，可以称为稀世至宝。图后有袁文清公、杨铁崖等诸位君子的题咏，像金声相和、玉音相应；又有元璞等老先生的释文，也都不在灵澈、皎然之下。它值得珍藏的地方，又不只在画本身。金珠玉璧，世人争相珍爱，仲华却唯独以此为最看重的宝物，难道不是清高脱俗的人吗？仲华去世已久，如今他的孙子孟升仍想到祖父为何看重这件东西，也像祖父一样看重它。孟升大概是孝子吧？看重祖父所喜爱的东西，就是看重祖父的志趣。我们的身体是祖父留下的遗产；我们珍重祖先留下的东西，不敢有片刻背离正道，也是孝的极致。我从未认识孟升，左赞善陈公偶然拿这幅图给我看，并告诉我其中的缘故，请我题写，于是为他写下这些话。《君臣百像》之后。这是古代君臣画像，共一百人。汉代以后贤臣的画像有很多缺失，大概当时只是根据手头所有的材料刻制，其中的人物也未必都是真实形貌。荀况说：‘伊尹没有胡须。’如今画中却给他画了胡须。还有更可笑的地方：画伊尹一定让他背着鼎，画子房一定让他怀里抱着一卷书，实在拘泥而浅陋。至于题名，有的用名，有的用字，有的用号，有的用谥号，为什么如此不统一呢？这卷是从建阳县丞、南康人何景春那里得到的。《九歌图》之后。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爱护君主、忧虑国家，忠心恳切，却遭受谗言邪说，放逐而死，是古今共同悲痛的事。时代相隔越来越远，幸赖先正朱文公根据他的文辞阐明他的内心，吴文正公又依据他的题辞从《礼记》中加以考证。于是屈大夫的心志，光明清白，与日月一同辉耀于无穷。我曾在秘府见过李伯时画的《九歌》，如今又在李祭酒时勉那里见到赵文敏公所画的《九歌》，大体相同而小有差异，也各自极尽情趣。于是请东阳人吴希纯临摹赵图，大概也像唐人临摹晋人法帖一样。吴希纯又用篆体古文书写《九歌》，分别放在各幅图的右边。每当展开图画诵读文辞，就好像在眼前亲自见到千年以前的情景。至于吴文正公题写赵图的文字，也附在后面。《张子俊临圣哲像》之后。这是宣圣和各位弟子的画像，弟子共有十一人，难道是四科弟子之外又增加了曾子吗？大概原画出自宋代李公麟之笔，由会稽张子俊为我临摹。宣德癸丑九月初一日，后学杨士奇谨慎记下并收藏。《萧翼取兰亭》之后。这是一幅萧翼取《兰亭》图，画得极其精妙，确实是阎立本的笔法。当时君臣凡是游玩适意之处，阎立本一定有所创作，何况这是这样一件奇事呢？然而，关于萧翼的事情，后人怀疑的地方不止一处。看这幅画，应当必有缘由，只是没有后来所说的那么多曲折罢了。我家所藏唐画，只有这一卷。《登瀛》卷后。唐武德四年，任秦王世民为天策上将，于是开设文学馆，设置属官，以延揽文学之士。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朂、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任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班，轮流值宿。秦王有空便到馆中，讨论文籍，命阎立本为他们画像，褚亮撰写赞辞，称为“十八学士”。当时人称他们如同登上瀛洲。后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又都画像于凌烟阁。十八人中，除蔡允恭、苏朂外，其余都在《唐书》中有传，而许敬宗列在《奸臣传》第一。知人之难，真是太深了！这幅画大概是临摹李伯时的作品，距今计算已有一百多年了。后来在画后题字的冯海粟、李祁，都是元代长沙人。海粟字子振，官至集贤待制，史书称他为人豪迈俊异、博学多才，擅长文章，但很不拘守法律。李祁字一初，是癸酉科进士第二名，官至江浙儒学提举，入明朝后不再做官而终老。我偶然得到此卷，姑且在后面题记。《冯寅宾遗像》后。冯寅宾先生是元代进士，翼翁字子羽的儿子，也是我先叔祖妣武山夫人的弟弟。他博学而有奇才，立志有所作为，却终身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但他的文章书法清劲绝俗，受到当时人的推重。他不轻易与人交往，能够相互知心的，只有杨子渊、罗子理、邓崇志、刘文原几人。士奇五六岁时，还来得及拜见他；因为是姻亲，他屈尊对我加以教导和爱护。如今已经六十多年了。我拜观先生遗像，诵读伯父遗文，敬仰前代贤者，既恭敬又感慨。《归田趣》卷后。士奇写成这首词几个月后，不幸先皇帝弃世，我正处在悲痛服丧之中。今上皇帝继承大统，对先朝旧人一一征询、任用。士奇有幸在没有被摒弃之列，却按道义不敢谈论自己的私事。偶然读到这首词，实在有说不尽的惭愧和悲伤。难道那种优闲散淡的生活，造物主不肯轻易赐给人吗？还是本来已经赐予，只是各有自己的时机呢？唉！士奇今年七十二岁，时光不断流逝，前途还剩多少呢？诵读老子的言语，想到接近耻辱的边缘，惭愧和悲伤更加深重。唉！《子昂七贤图》后。

译这幅赵松雪的《七贤图》，是我先舅父陈孔硕先生所收藏的。先生收藏的书画非常丰富，去世至今才五十年，善和里的旧宅已经毁坏，所藏书画也没有保存下来。近来只从他的儿子孟旦那里得到这卷精心装裱的画，归还给孟旦的儿子考考，希望他们永远珍藏祖先的手泽。《龙眠山庄图》后。这是一幅宋代李伯时所画的《龙眠山庄图》。龙眠山在舒城县西南，形状像卧龙，所以得名。伯时名公麟，是舒城人。元祐年间中进士，史书称他博学，擅长诗歌，熟悉古文奇字，能辨认秦玺，受到当朝推重。官至御史检法，年老后归隐龙眠山中。他的画艺仅次于顾恺之、张僧繇。这幅《山庄图》尤其是他用心之作。我一共见过它三次。我的儿子稷最近得到这一卷，格外精妙。又听说伯时与弟弟公庚、元中极其友爱，当时号称“龙眠三李”。画中处处都有兄弟三人，也可以想见他们当时的情形。《宋好古竹石》后。宋好古是魏郡人。元代天历年间，任艺文监照磨。揭文安公称赞他通达而好学，喜欢交友却不苟且求合。任官必定尽守职责，遇事必以义决断，真是可以为世所用的人才。他尤其擅长画竹石，独自达到精妙境界。曾有人把他的作品进献给明宗，明宗对左右说：“这是真正士大夫的笔墨。”京师人于是借用杨补之画村梅的故事，把他的竹子称作“敕赐士大夫竹”。我偶然得到宋好古的画笔，便把揭文安的话题写在后面。题《羲之写经换鹅图》。这是一幅王羲之写道经图，笔意精妙，不是近代画家所能仿佛的。感慨追想当时情景，他神清气爽、天趣自然，宛然是神仙中人。按《晋史》记载，王羲之喜爱鹅。山阴道士养了好鹅，王羲之前去观看，心中非常喜悦，便一定要买下它们。道士说：“如果您为我书写《道德经》，我就把这一群鹅全送给您。”王羲之欣然写完，装在笼中带鹅回来，非常快乐。他就是这样任性率真，并不是把鹅当作玩物。后世流传的王羲之所书《道德经》，已经看不到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有《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像赞》《兰亭序》，但也都是翻刻本，大多已经失去真迹面貌。书法固然是王羲之的精湛技艺，但他一生值得重视的地方不止这些。后人还可以到这些法书之外去寻求。题孙从吉《梅花》。孙隆，字从吉，赴任新安知府时创作了四十幅小梅花，每幅都有一首诗，装裱成二十合，留下来作为送给我的临别赠礼。孙隆得到会稽王冕的画梅笔法，画得非常清雅；这四十首诗也都是王冕过去的作品。大体上，王冕每画一幅画就题写一首诗，孙隆积存王冕的作品也非常多。我因此写下这段话，留给孙晟。题梁女婿楫竹。君子的学问，用竹子的节来谨慎地自守，用竹子的空虚来接受益处；修养内心，使它清明；实行大道，使它正直；在严冬中经受霜雪，在金石般的声律中协调和谐。凡是从竹子身上有所取法，难道不是要用来修养德行吗？题《雪夜清兴倡和》后。这是永乐七年正月胡文穆公雪夜来访时所作的倡和诗。这年二月，胡公随从太宗皇帝巡狩北京，我侍奉仁宗皇帝监国。当时善于绘画的人都到了北京。胡公说，到了北京一定要画一幅图，附上两首诗，留给后人看。胡公到了北京后，正逢公务繁忙，终于没有画成。回到南京以后，又都被事务牵累，时间一久便不再记在心上。我记得胡公曾对我说：“术士说，我们两个同僚将来都能老年退居，果然如他所说。到那时各自备一只小船，只要两个童子能够驾船就行。船中储放书册、纸笔、酒壶酒杯和棋局，像广访君那样。把船停在你家门外一里左右，派童子去叫你。你直接上船，我们一同逆流而上到五云驿，望见芙蓉峰就掉转船桨。到了你上船的地方，你独自回去；广不过如此，你就离开。你来访我也这样，只是逆流到玉峡便返回。每年一定互相拜访五六次，用这种方式共同享受闲适。”后来有一天，胡公又对我说：“我们两人的情谊实在像兄弟，谁后死，谁就给先死者写墓志铭。”我答应了他，只是当时也不过是随口说说，哪里想到胡公竟突然先我而去呢？胡公去世半年多后，有一天夜里我梦见和他一起泛舟，从快阁到郡城下面，同船非常快乐，还一同联句作诗。胡公起首句，我接续第二、第三句；胡公接续第四、第五句；我又接续第六、第七、第八句和结句。醒来后却忘记了第五至第七三句，我悲痛得不能自已，于是补写成诗：“金螺潇洒面对芙蓉，鹭渚鱼洲幽深相通。远树白云映照秋色清净，故人清雅兴致同在酒船中。河山在吟咏之后显得梦境般冷寂，生死深厚的交情寄托在感慨之中。还想那美好的缘分如同往昔，一同骑着黄鹄飞过江东。”于是又想起当年备船互访的约定，这些也都是梦中的话。只剩下我这个后死者，又有什么快乐呢？胡公去世九年后，我才得以撰写他的墓碑。又过了十一年，我整理旧书，发现胡公雪夜来访时的诗稿遗墨，仍然像新的一样。永嘉谢庭循君看了它，便创作《雪夜清兴图》，于是我把自己和的诗附在胡公诗后，置于谢图之前，并在末尾题记。也借此说到我们交游之人有的还在、有的已经去世的感情。正统二年秋九月七日，某题记。题《杨氏族谱》后。永乐戊子年，我编写了这部族谱。第二年又绘制谱图，是想扩大它的流传。过去曾经刻印过图谱，现在又把这部族谱刻印出来。我最初得到芳伯的旧谱图，重新仔细审订、参校，大约经过六年才编成。这时仲素兄在楚州任丞，我写信向他询问，他便抄录给我看，并且回信说：“这是我先君所记，用来在岁时祭祀时遵行的。所记录的内容与旧谱相合。”从晋子修来到京师，拿出这部编本来请求订正。两位兄长都已经年高，却能够把五六十年间的事情一一说得像昨天一样，于是我替他们补充了几件遗漏的事。又两次把稿本寄回去，请芳伯核实，特意订正了一处错误，并写信告诉我。全部办妥后，才定为正式本。我编写族谱如此慎重，不敢草率从事，就是这个缘故。我又曾听仲素兄说，他的先君编写《延真谱》时，族中有子弟降低、玷辱自身而损害先人美德的，一概删去不录。仁人君子振兴宗族的深厚用心，竟也如此。把这些一并附记在谱末，给后人看。《东里续集》卷二十二。钦定《四库全书》。

译《东里续集》卷二十三，明代杨士奇撰写的跋。重新题记《杨氏族谱》后。最近查阅《宋史》，发现其中与上代谱系不合，所以把这部谱的序文重新补改二十九字，在始祖处增加注文四十一字，共七十字，并全部用图书印记覆盖。重题《雪夜清兴倡和》后。士奇既已收集倡和诗并作了题记，又承蒙馆阁中一向与我们两人交好的诸位公卿题诗和和诗，如同明珠美玉相联相叠，光彩交相辉映。胡公所说的“后日的佳话，难道不就在这里吗？不就在这里吗？” 《杨氏族谱》始祖府君名下增注。这里依据旧谱所载。不过唐代官制中没有虞部侍郎这一官职，有一种说法是任员外郎；而且覃已经在宋朝做官，不应当他的孙子还在南唐做官，姑且仍按旧谱记录，等待考证。《罗氏族谱》文后。这篇文字是西昌旌孝坊罗氏族谱的文章，共十篇，都是本邑前代名公所作，其中多数出自亲笔。只有藩先生的序，是我先伯益民府君所写；先叔祖平洲府君的跋语，是我先伯通判府君所写；广平刘先生的序，是他的弟子兴宁主簿陈士瞻所写。这部谱大概是德安贰守罗公编集的，前四篇是德安公所作，后六篇是德安公的叔父宽则所作。如今族谱已经亡佚，只留下这些文章。德安公操守如玉如雪，治理政务一以仁厚为本，任满后却因诬陷获罪，被贬戍甘肃，直到老年仍保持节操，至死没有丝毫改变。他年老以后，官府征调他的长子罗宪代役数年；罗宪死后，又征调他的幼子罗京代役。士奇年幼时曾承受德安公的教诲，到这时便把他的实情告诉仁宗皇帝，于是皇帝下令免除罗京的差役，并免除罗宪的遗孤独自回乡服役。如今罗氏一族没有几个人，只有德安公还有子孙，而且知道仰慕诗书。仁宗皇帝天地般的大恩，我士奇和罗氏万代子孙都铭刻在心，怎么报答？怎么能够忘记？这或许也是德安公的德行足以得到庇护和延续吧？罗宪的儿子罗升近来来到北京探望我。我年老体衰，暂且留下他帮助照料；罗京把这篇文章寄来，让罗升装裱，嘱托我题写。罗氏上代已经有前面诸位公卿所作的文章，我特意记述德安公的大概事迹，给他的后人看。《刘士传雅寓斋》卷后。“雅”是正、常的意思；“寓”是旅居、寄居的意思。人居于一室之中，也处在天地之间；经历一朝一夕，也处在数千百年之中，一切都是旅居和寄托，不能以为恒常；只有正道才是恒常的吧？正道的本体极其精纯专一，在天地之前看不到它的开始，在天地之后看不到它的终结，是恒久而不可忘的。然而正道无处不在，明察而遵行它就吉祥，昏昧而违背它就凶险。只有君子，无论大到君臣、父子之间，小到行动、静止、言语、沉默，以及仓促困顿之际，都不敢离开正道。虽然知道世间事物不能永恒，却不敢忽视那恒久不可忘的正道；不致力于此，就会处处失当，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自得。士传谦逊谨慎、喜爱善行，在近侍之职任上已经多年，如今奉藩司宣谕之命向西行，他难道会因为所处之地和职位不能恒常，便改变自己所守的恒常之道吗？临行时拿出这卷求题，所以写下这些话送给士传。努力吧！《源泉处士墓表》后。我刚到京师时，多次往来太学，在诸生中认识了同郡人刘长谦。他平和忠信，学问笃实而不浮夸，言语不违背正道，我心中喜爱并敬重他，便同他交往。后来长谦被提拔为中书舍人，我也升任翰林，居处相近，出入相伴，与长谦更加亲密。长谦表里如一，交往越久越令人信服。这虽然出于他天性的善良，难道也一定根本在于教育吗？如今看学士解公所作的《源泉处士墓表》，称处士在元代曾亲自接受吴文正、虞文靖以及乡先生刘申斋、解竹梧等君子的教导，所以他的志趣、见识高明正大，与常人不同；后来退居守志数十年，终于没有辱没师门。又说处士晚年恳切地教导孙子，务必以求学成就家业，不可傲慢懒惰、骄纵轻薄。他曾指着长谦说：“实现我的志愿，一定在这个孩子身上。”由此看来，长谦确实根本出于学问吗？孔子说：“鲁国没有君子，这些人从哪里取得这种品德呢？”然而追究处士的根源，还是要再往前推。唉！世上的人如果能够成就自己的德行，却说这不是根本承受于父亲和老师的贤德，大概未必如此吧。《袁氏谱》后。编写族谱，是为了说明宗族的源流根本、维系孝敬，也有彰显先人德行的意义。如今世上的士大夫之家，能够保存族谱的，十家中不过三两家。有的遭逢时局多变，族谱丧失无存；有的虽然保存下来，却没有贤能子孙为之整理修订，最终使后世无从考察。这两种情况，都可以说是不幸。中书舍人四明袁忠彻把他父亲前太常寺丞庭玉所作《袁氏族谱》给我看，我看后不禁感慨。袁氏本来有族谱，谱历经时局变故，独自完整保存下来，却被贪图私利的族人藏匿，几乎废失。幸亏太常的父亲菊村先生竭力追寻修订，到了太常，又扩展绘制成这幅图，以使它永远流传。假使袁氏世世代代的子孙看着这幅图，能够彻底了解自己的源流根本，敦厚地实行孝敬，不至于成为路人，那么这难道不是不幸之后的大幸吗？菊村父子，难道不是袁氏的贤能子孙吗？袁氏世代积累忠厚，历代都有显达之人。菊村的曾祖父又曾经担任我县的长官，旧日的德泽难以忘怀；如今看到名贤有后，我在感慨之余更加敬重。《萧以軏哀辞》后。前永新县令、四明人乌继善先生所作的《泰和萧以軏哀辞》，萧以軏的儿子德邻托他的堂兄德蕡来请求我题写一句话。我年轻时认识以軏，知道他有深厚的德行；于是反复读了这篇文章三遍，感叹说：“这篇文章对以軏并没有过分夸誉，乌先生也不是会过分赞誉别人的人。言语虽然简约，意义却已经深切周到；事情虽然记得简略，却可以由此类推看出其他方面，实在值得珍藏啊！”孝和悌，是一切品行的根源。心中存有孝悌，长期积累真诚不止，可以感通天地，感动鬼神，招来福祥。以軏孝悌的行为已经很显著了，而乌先生惋惜他寿命不长，似乎对天道有所怀疑。天道的报偿施与，本来有时不在本人身上，而在他的后代身上，如三槐王氏一类就是这样。以軏虽然不幸早逝，去世时只有德邻，才几岁；如今德邻已经长大，温和端厚，每天勉励自己行善，以此立身兴家。他的几个弟弟都早晚相伴，努力督促他们学习，也都很有希望。天道对于以軏，难道不确实存在吗？只是乌先生没有及早看到罢了。看到了这些，乌先生还会有什么疑惑呢？只有那些讥笑毁谤、破坏家庭的人，最终却获得福祥，才说明天道不可信；但这种事情一定不会存在。

译孔子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行没有比孝悌更重要的，抛弃孝悌，没有什么不善比这更大。因此我借乌先生的话加以推明，萧氏子孙应当世世代代珍藏这篇文章，以知道自己应当致力于什么。《出师图颂》后。这幅《出师图》，如今由太子太保成国公朱公收藏，是他父亲东平武烈王永乐四年出师时所画的图。朱公偶尔拿出来给我看，嘱咐我题记年月。士奇私下思量：出师那一年，我任职翰林词林，确实随驾出征，亲眼看见文皇帝誓师、东平王恭敬受命，以及军容的盛大、阳光天气的晴朗，心中十分欢喜，曾经作《出师颂》，用来记载当时的盛事。现在恭敬地写在图上，以答复朱公。唉！东平王忠诚精纯、义气深厚，功劳伟大、战绩显赫，卓然居于中兴诸将之首。他的谋划宏大深远，经略深厚长久，都铭记在皇上的心中，因此特别受到托付股肱心腹重任。虽然上天不肯留下他，让大星坠落军营，至今已经三十八年了。太保公恭敬地承袭爵位，恭谨侍奉四位圣主，纯诚厚德和显著功绩，在朝廷上十分显著。《江汉》的诗说：“召公的事业有人继承”，说的不就是太保公吗？前人事业光大，后人光荣继承。《大雅》说：“岂不是显赫而且世代相传”，多么盛大啊！族孙俊本宗谱系后。这是我族兄仲素先生谪居淮安时亲手抄录的本宗一支谱系，留给他的儿子之纪，使他不要忘记自己的根本。仲素的父亲经历公，在故元时资财产业很富有，号称“杨半州”；但他去世以后，子孙流离失所、分散迁徙，几乎不能自行生存。大概盛极而衰，也是常理。可是仲素先生即使处在颠沛艰难之中，守身如铁石，操守如玉雪，可见先世流传的风气和遗留下来的德泽仍然存在。先生去世三十年后，之纪也死了二十年，之纪的儿子俊拿着这卷来拜见我。我感慨之余，写下这些话还给他。《尹务厚寄子诗》后。这是一首我县尹务厚先生寄给儿子的诗，大概是用来代替家书的。澄江距离庐陵万里，先生自称在外任官数年所收到的家书，只有这一封；先生去世后，这首诗便成为绝笔。士君子立身的大节，侍奉父母、侍奉君主这三件事而已。看这首诗，足以知道先生的内心，而只要按照自道所说的去实行，即使一生也不会厌倦。先生去世四年后，同乡姻亲家生杨士奇得以拜观此诗，恭敬地题记于后。《书康仲矩墓表》后。民献随季望运送赋税来到京师，于是请求我写这篇文章。民献拜谢，季望也拜谢。文章写成后，我交给他们，他们又都拜谢，脸上都显出欣喜。大概季望爱护哥哥，不亚于民献爱护父亲。告辞十多天后，他们渡江，遇到暴风，船翻沉了，叔侄二人都溺死，行李没有一样保存下来。我听说后，悲痛哀悼，流下眼泪。康氏一家向来和睦的品行，长期积累而成；季望、民献淳厚笃实、努力行善，也实在难得，却一旦遭遇这种灾祸，造物主的意旨究竟是什么呢？于是我重新抄写这篇文章，寄给民阜、民则，既哀悼季望、民献的不幸，又略微安慰老姑的悲痛。《彭氏族谱》后。世人所谓的世代显贵之家，必定是先世有功勋事业、道德义行或文学成就，在当时显著闻名；有的载入国史，有的见于名公硕儒文章的记载。后世看见这些记载，知道那一家先人的情况，因而想认识他们的子孙，但能够保存下来而不至于断绝的，大约百家中只有十家。十家之中，能够都善良而不辱没祖先的，又只有两三家。难道是他们先世积累的功德不足以为后代谋划、留下福泽吗？还是后人不能很好地继承呢？这其中也一定有能否得到上天眷顾的关系。我县以功勋事业、道德义行、文学成就著称的世家，不下几十姓，而本县尤其兴盛。多次经历时局变乱，本县世家的子孙即使没有凋零灭绝，也往往迁徙离散，如风中波涛、烟絮一般漂荡无定。所以即使有善良而不辱没祖先的人，人们也很少知道他是某姓的后代。因而能够连续十几代合族而居，尊卑老幼，早晚一定聚集，出入一定相伴，使人人都知道他们是某姓后代的，只有月池彭氏一姓。我县彭氏的先人，以道德义行、文学成就登上显贵仕途的，一代接一代。周文忠公、杨文节公以及周公的儿子东山先生以下诸位名公，与彭氏诸位祖先往来的文章诗作，鲜明可考。而他们的子孙以学习诗书、守持操行节义来继承祖先，虽然多次经历时局变迁，却越来越久远、越来越兴盛，没有离散的忧患，大概是得到了上天的保佑。其实从上天那里得到的保佑，未必不是由于人的作为。过去张公艺的家族处在五代兵乱纷扰之时，却独能保全宗族、完整家庭，聚居相处，和睦如一日。当时世上比张氏智力更强的人不知有多少，但被称为能够像张氏那样保全家族的，为什么这样少呢？如果不是世代奉行仁义，积累忠信，从而得到上天保佑，怎么能做到呢？既然如此，天保佑彭氏，也一定有它的根源。如今智先生正任香山丞，将来会在功勋事业上有所建树；和先生又以道德义行和文学成为乡里后进的表率，仰慕、受到二位先生激励而奋发向上的人将会更多，士升也是其中之一。那么上天对于彭氏的心意，哪里能够估量呢？士升是二位先生的从孙，是原泰君的长子，资质美好而且好学。今年到京师跟随他姐姐的丈夫萧直史用道学习，临回去时拿出这部族谱给我看，因为我家与彭氏世代交好；又想请我在谱后题字。我不禁羡慕欣赏，于是写下这些话。士升回去后，更应当思考修养自己，使祖先所得的上天保佑得以延续，这就可以了。

译《时思仪略》后。前四川布政司左参政天台夏公庭简编写《时思仪略》一卷，交给他家的子孙，使他们遵照它在岁时祭祀祖先。这些仪式文字、器物，都有现成的规定，大体以朱子所制定的为根本，又参照本朝制度，明确而完备，使主持祭祀时不必再考究古今，照着执行就没有一项不合礼度，夏公用心真是深厚。祭祀的道理是，只要有诚心就会有神明感应；然而没有比祖先更亲切的了，因为气脉相通，实理相连。因此孝子慈孙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亡者如同侍奉仍在世者，专心致志地保持诚敬；仪式文字和器物的详细规定，全都是用来表达这种诚心的。何况祭祀供给已有田产，经营筹划也早有安排，没有临事仓促的忧虑，就能专一心志于面对祖先、与神明交感之间；若不是用心深厚，怎么能周详完备到这种程度呢？士大夫之家，礼制中重大的事情有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而庄严地对待祖先、与神明交往，又是其中更重大的事。看夏公的这一举措，难道不是极力推重礼制中最重大的事项吗？还是将来还不止于此呢？君子实行道义，从亲人推及百姓，由内而达于外。夏公如今辅佐方伯，担任巡行宣抚之职，治理数千里土地，如果确实推广这种心意，使受到教化的人都归于夏公的厚德，这也一定要从这里开始吧？夏公把这部书给我看，我便题写在卷首。《书赠地理师罗仁则卷》后。这是一卷诗文，共有若干首。武昌艾仲宣向士大夫们征集诗文，赠给他的朋友、宜阳地理师罗仁则。大家都称赞仁则精通地理术数，谨慎守德，不把利益放在心上。最后他请我说几句话：“自从天地定位，山川岳渎形成以来，山川古今不变；人的事情却早晨这样，晚上就可能变样。地理难道能没有关系吗？只是人的身体，是祖父所遗留的，同一气脉相感应，其中的道理也确实不能废弃。然而如今掌握这种术数的人，往往大肆宣扬吉凶祸福的说法。做子孙的听惯了这种说法，以为吉祥福气可以立即获得，而凶灾祸患终身都不会临到自己。于是竭尽力量耗尽财产，今年葬在某个山冈，明年改向某个方位，四寸厚的棺材被迁来迁去，没有一年安宁。仁人孝子难道会这样用心吗？为什么呢？只要使亲人的遗体归于土中，不在低洼潮湿处被狐狸毁坏，不因早晚而迅速腐朽，那就可以了。至于吉凶祸福，是上天所命、德行所招，怎么可以苟且求取呢？口口声声说是为亲人，实际却只考虑自己的吉凶祸福。吉凶祸福无法算计，而亲人的遗体已经受到损坏，甚至到了不忍说的地步。这难道不是操持术数不端正、侍奉亲人不真诚，反而都是那些急切追逐自身利益的人的过错吗？” 仁则精通术数，谨慎守德，不把利益放在心上。仲宣热心于张扬别人的善行，只是因为友谊深厚，并不是想从中为自己谋利。这样看来，士大夫们应当乐于称说仁则，而不会厌倦吧？刘尚书撰写《拙存萧先生墓碣铭》后。槎翁先生的文章和品行义理，是当世名臣；他不轻易认可别人，但听到一件善行，便高兴地称赞传播，甚至亲自写在文章中使它流传。何况拙存先生在乡里辈分尊长，操守笃厚，又与他有世代姻亲之好，难怪他对拙存先生情意恳切，不能停止赞说。拙存先生内含清正、涵养淳厚，安于恬淡而修养高尚，内心充实而不羡慕外物，超然自得，这不就是世人所说的有道之人吗？直到今天，乡里的老人中仍有能够谈论当时事情的；这篇文章确实没有辜负郭有道的声名。司马子长说：“乡里人想磨砺品行、树立声名，如果不依附青云之士，怎么能流传到后世？”拙存先生因此不会消亡。墓铭写成后四十五年，拙存的曾孙仲德拿给我看；我题读三遍，肃然起敬，于是在后面写下这些话。《上模曾氏族谱》后。西昌曾氏，原是世代读书的儒家。最初居住在县城西郭。宋代盛时，有孝子曾肃。他的几个儿子都考中进士，拥有俸禄和官位。曾氏宗族散居各处并不统一，但居住在澄江南面上模里的，子孙繁衍，资财产业丰厚，而且世代笃行善事，儒学人才不断有人继承。这样已经有几百年了，难道不是根本由于他们先世积累深厚吗？高大的乔木、楠木和桧树，根基深厚牢固，枝叶就会舒展茂密，直冲云天、遮蔽日光，这是常理。如今骤然兴起的人家，早晨显荣，晚上就衰败；突然建立，立即倾覆，大概是因为没有根本。根本是什么？就是德行和善行。曾氏正可以作为证明。假使从今以后，继承他们家业的后人更加不断地积累德善，那么将来的证明又哪里能估量呢？刑部主事曾翚编写这部族谱，来请求我题写一句话，所以我推究根本，以表达勉励之意。

译《书杨氏训子诗》后。这是一首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建安杨公教训长子恭的五十韵诗，前面原本已有序。对于过去父子离合的缘由，以及激励期望、劝勉告诫的用意，写得多么周全详尽啊！即使是普通人承受父亲这样的教诲，也应当知道奋发自强，何况杨恭呢！恭字允宽，我与杨公同官二十六年，也见过允宽年幼时进入小学读书，他质朴诚实、纯厚凝练，遵守礼节而不妄言。当时他已经失去母亲，杨公随驾在北京，允宽独自留在南京，却从未稍有放纵。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回到福建，十六七年没有相见。我一向喜爱允宽，每当遇到从福建来的人，常常询问他的近况；他们都说他是桂林的杰出、蓝田的温润美玉。我曾想，最初与我同官的七个人，他们的儿子中，能够谨慎、沉静、谦让而有所成就的，大概允宽居首。因此我不仅心里敬重他，也常常在入朝时用来勉励自己的儿子，出朝时向朋友称扬他，从未不提到允宽。他如今三十三岁，一定不会辱没杨氏的门风了。然而杨公仍然不停地训诫他，大概父亲对于儿子，就像上天对于万物，难道会因为万物已经长成，便停止雨露的滋养吗？不过君子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教训；杨公如今是当朝名臣，凡是发自内心、施行于政事的事情，上受到圣天子的宠信任用，下受到士大夫的赞誉和乡里的仰慕，允宽也一定会默默观察，思考如何继承吧？允宽到北京省亲，不到几个月便奉命南归，拿出这卷诗请求我题记，所以我写下这些话。《鲁王书正固先生卷》后。这是鲁王殿下大字书写“正固先生”四字，赐给纪善王贞的作品。笔法端庄严整，神采飞动。即使只从“正固”二字的意义来看，也是在赞许王贞的行为确实配得上这个称号。王贞博学而谨慎自守，不故意矫激以求异，也不阿谀逢迎以求取容纳。言语举止雍容有度，一概依据礼法。他的文学、德行和义理，在今天确实是藩国中卓越的老成之人；若不是贤明的藩王喜好道义、尊重儒者，见识明达、待遇优厚，王贞虽贤，也未必能得到这样的赐书。这实在是盛事。士奇与王贞交往已久，二十七八年前曾一起任职翰林。当年共同任职的二十多人，如今只剩三四人。只有王贞年纪虽高而没有辱没名节，至于职务上的成就，我又有愧于王贞。因此拜观这幅书法，只有更加敬重。《杨氏族谱图》后。杨氏过去在延真观存古堂有祠堂，祠堂里有两块碑，其中一块是族谱图，现存于古堂。主海云的彭公年轻时还亲眼见过它。后来道观毁于兵乱，祠堂和碑也一同废弃，后人再也无法看到了。我重新修绘这幅图，海云看了它，讲述年轻时的事情，历历如在眼前，使我深有感触。不久海云恳求得到这张纸，大概因为他的祖母孺人正是我容斋府君的女儿，他敦本重义的心情实在不能自已。这难道是寻常的方外之士吗？谨在后面题记，将它还给他。那么我们杨氏的子孙看了这幅图，敦本重义的心情难道能够自已吗？《许岳孙墓志铭》后。许岳孙是我的朋友、中书舍人鸣鹤的长子，十多岁时跟随父亲来到京师。当时同乡朋友的子弟有很多住在京师，但像岳孙这样端庄稳重、专心求学而不追求外在装饰的，实在很少。永乐己丑年，鸣鹤随驾前往北京，岳孙在料理家务之余，多次拿着自己的学业来向我请教，渐渐显露出学问的端绪。他修身尤其谨慎，我喜爱并敬重他，每次面对他，心中都欣然亲近，常常在士大夫之间称赞他，认为许氏有了这样的儿子而没有忧患。岳孙去世，我深深悲痛惋惜，又认为这是许氏的不幸。如今匆匆已经六七年，每当遇到后生晚学而不合我心意的，就又想起岳孙。有一天，他的父亲拿出学士胡公所作的墓志文章给我读，我怎么能抑制自己的感情呢？唉！对我尚且如此，对于他父亲的感情，又该是怎样呢？《萧氏与春堂》卷后。我年轻时和子震、子巽一同在海桑先生门下求学，曾经登上与春堂，拜见天与翁。老人苍颜白发，风流儒雅；堂中兰花桂树繁茂，光彩交相映照，是多么快乐啊！当时先生正撰文记述与春堂，士大夫君子又接连作诗歌咏唱和，声音流传不绝，又是多么盛大啊！天与翁去世后，子巽也去世了，至今二十多年，每次展开诵读这些文章，没有一次不感慨，因而思念、敬重他，不能忘怀。二十多年之间，荣华富贵忽然消失的事情很多，就像烟云飞鸟掠过眼前，不在心中留下痕迹；唯独与春堂仍使人思念、敬重而不能忘记。文章确实不可缺少啊！如今堂中只有子震还在，而白发纷披，子孙环绕膝下，他的快乐大概不比天与翁少；学士大夫继续为它作文章、写诗，作品也已经很多了。这样下去，难道会使后人更加不能忘记它吗？事情因文章而显著，文章因称扬德行而流传。萧氏忠厚而乐于行善，在乡里闻名已久，这些文章无疑可以流传。后世观看萧氏家族而受到激励，想借文章使声名流传久远的人，也应当努力修养自己吧？《韩复阳墓碣》后。本朝初年，文章浑厚高古的作家中，金华胡仲申先生出类拔萃。宋学士宋濂曾说：“我见过世上的士人很多，心中所仰慕佩服的只有先生。先生的文章，难道只是当今难以遇到吗？”又说：“先生对于别人，很少推让；凡是他称许的人，都一定认为是贤者。”这话确实可信！我年轻时得到过他的文集，看见他所撰写的墓铭有六篇，韩复阳是其中之一。铭文称赞复阳孝敬父母、努力学习古道，处在乱世而不受污染。他以医术闻名，大概只是寄托于医术罢了。当时评论吴中士人，必定把复阳列为首位，我曾经铭记在心。如今我和复阳的次子公达同朝为官，公达恭谨小心，刚由御医升任太医院判，所受宠遇日益隆厚。天道的报应，韩氏也有凭据了吧！我有空时与公达谈到这篇文章，他便拿出摹刻本给我看，大概与文集中的版本相差一百多字。仔细考察，应当是刻本正确。刻本由詹公孟举书写。我平生见过詹公的小楷，这一篇是最好的。詹公的法书，也是本朝杰出的作品。能够发掘潜藏德行的幽光，又把文章书法汇聚在两位杰出人物身上。韩氏子孙，还应当世世代代珍藏它，以图继承而不使其败坏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人〕 《吴氏族谱》后。

译这篇是新喻吟峰吴氏族谱的跋文。族谱记载：吴氏自始祖栖筠迁居吟峰以来，直到今天的刑部郎中方大，共有十七世。其中诗书传家、科举登第、出仕做官的人，接连不断，都有记载，文献足以考证。周礼中的小史掌管邦国的制度，确定世系，辨明昭穆。所谓世，是诸侯的世本；如今的世谱便由此开始。大概古人正是用仁厚之心来对待自己的族人。然而，若世代没有贤能的子孙，便不会有人知道编修它。吴氏世代都有贤者，所以记载详尽明白，后继有人而不曾断绝吗？族谱前面有包孝肃的序，后面有梁石门的序。孝肃与栖筠的孙子同年中举，石门与吴氏居住的地方是同乡。他们这些话，难道会是随便说的吗？我每次读苏文定公的《浩然堂记》，都想着认识吴氏的后代。如今大司寇南康魏公不轻易认可别人，多次向我称道他的属官中有一位防公闿敏，方大一定名列前茅。推算吴氏的福泽，它还没有衰竭吧？还没有衰竭啊！《都城览胜诗》后跋 正统四年，重新修建北京城的九座城门完工了。高台和高大的建筑巍峨雄壮。环绕城池的护城河，既疏浚又加固，堤岸坚实，水深而清，澄澈如镜，焕然一新。老人们聚集观看，欣喜赞叹，认为是从前未曾有过的景象，真是京都的壮丽景观，万年难得的盛事。于是少师建安杨公、少保南郡杨公，与各位学士，在闲暇日登上正阳门城楼纵览景色。高山长河环绕拱卫，平原广野绵延开阔，泰坛、清庙高大严整，宫阙楼台壮丽，官府民居鳞次栉比，店铺街道棋盘般分布，朝见、会同的人群成群而来，车马往来纷纷聚集，灿烂如云霞，蒸腾似含烟雾。四面望去，一切景物都尽收眼底，胸怀顿时开阔，兴致与景色相应，游览真是快乐啊。南郡公作了诗，各位先生都依韵唱和，编缀成卷。当时我因蒙恩准假南归，没有赶上同游，后来有幸看到诸位的诗作，十分羡慕赞叹；他们都是所谓登高能够作赋的大夫。吟诵之余，我因而感叹：凡事的成功，各有它的时机。太宗皇帝开始营建北京，已经修建了郊庙宫殿，将要修筑城池时，恰逢有事情发生，来不及顾及此事。后来国家屡有事务，长久以来也无暇顾及。皇上即位第五年，仁德恩泽广布，天下安定，才开始修筑城池，不久便告成功，难道不是得到了合适的时机吗？有了合适的时机而没有合适的人，仍然不能成功。我曾听说，命令刚下达时，工部侍郎蔡信向众人说：“工程太大，不征发十八万民夫不可，木材及各种费用也相应很多。”皇上于是命大监阮安负责这项工程，征调京师聚集操练的一万多士卒，停止操练而役使他们，厚待并按时发给他们粮饷，均衡他们的劳逸；木材和各种费用，全部从公府现有的财物中支出，有关部门不参与，百姓也不知道，而一年之内便告完工。这大概全是由于阮安忠于公事、勤于体恤下属，而且善于筹划。难道事情的成功不是由于人的作用吗？唉，一件事情的成功尚且必须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对于治理国家天下这样重大而艰巨的事情，难道不能由此推知吗？《白云山房记》后跋 这两篇《白云山房记》，是前任吏部尚书、我的同乡刘子高先生和安成刘云章先生，为前任山东盐运副使、我的同乡萧鹏举先生所作。七八十年前，我郡文坛的巨擘，如尚书冠冕佩玉般典雅的文章，安成先生关于道德性命的学问，都受到学者仰望，如同仰望泰山北斗。至于运副仁义的品行、如冰霜蘖芽般清苦的操守，上追古人，近代很少见到。我如今有幸在运副之子、翰林编修镃那里拜读此卷，三种绝妙之处都具备了。谨将敬仰之意记在这里。萧氏子孙应当永远珍藏它。《黄教谕资深斋》卷后跋 浦城黄友文担任教谕时，在清江曾与我的舅父陈孔立先生交好。我曾去拜访他一次，却没有在清江县学遇到他。今年我们在京师相见，友文端庄雅正，稳重厚道，言谈举止都不失礼。我打开他的行装，得到他所收藏的《资深斋诗文》一卷，读过之后，大概知道了他的用心。友文请求我写一句话作跋。于是当时有客人谈到农家辛勤耕作的事情，说：“正值春天温和的时候，开始忙于播种；等到禾苗已经长出，便密密茂茂、勤勤恳恳地从事耕作锄草，谨慎做好防旱防涝的准备，一切都依照时令，不违背适宜的规律。无论大小事情都尽力去做，不拔苗助长，也不停息；力量用得勤，收获便丰厚。到了秋天，庄稼就茂盛繁多了。由此获得丰厚的收成并广泛收藏，安闲自得，富足充盈。凡是早晚寒暑以及公私各种事务所需要的东西，都不必向外求取，全从家中取得供应，没有不充足而如同满足自己愿望的。这些都是因为做事能够掌握其中的规律，不遗漏自己的力量，所以收获丰厚，而使用起来也不会耗尽。”我听了这番话，认为它与圣贤谈论求学的道理相合，因此摘录下来，缀在诸位诗歌的后面。《桃源萧氏族谱》后跋 我年轻时，听从先生长者讲论学问，知道邑中像桃源萧氏这样的旧家，其世系出自梁代祭酒萧子云，是有来历的。当时思贤和他的弟弟思和都已年高。思贤端庄稳重而意气重义，思和爽朗通达而卓异。两位老人去世后，思贤的儿子安常、安韶，思和的儿子安正，也都卓然出众。六七年前，安韶的长子德蕡请我到私塾中教书。当时德蕡的叔父中只剩安正甫一人还在。每逢岁时节日，在高堂广庭中，安正甫坐在东位，我坐在宾位；各位弟弟、子侄、孙辈按照次序列成两行，下面大约有一百几十人，衣冠整肃，礼仪秩序井然，和气从容而又恭敬亲爱，气氛十分融洽。我闲暇无事时，常与德蕡兄弟从居所旁沿着石台出去，涉过溪水，登上槎峰山顶，放眼四望，只见山水环抱，原野田地平坦肥沃，绵延数百顷，全都属于萧氏。我曾徘徊观赏而喜爱这里，于是追究他们的祖先，原来从宋代贡士萧汉卿开始居住在这里。他家收藏的汉卿所铸的钟还在，大概到今天已经有若干代了。他的子孙众多，家业更加兴盛，而谈论诗书、从事儒学之业也从未中断。我曾私下感叹，认为凡是事物的兴盛必定有赖于根本；萧氏的兴盛，必定是祖先积累仁德、累积厚福所造成的吧？假如他们的子孙从今以后继承现存的事业和所施行的德行，都只继承祖先的仁厚，那么将来把这些德泽广泛留给后代，哪里会有尽头呢？德蕡有才智，慷慨而崇尚义气，洪武年间曾在秋官任职，如今退居家中，急切地把继承先祖事业、使后代富足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次来到京师，拿出这部族谱请我题跋；这部谱大概是德蕡重新修订的。看了它，便可以知道他仁厚的用心。只有仁厚，才能继承祖先并使后代富足。德蕡回去后，见到族人，还应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东莱黄公训子书》后跋

译父亲对于儿子，是最亲近的关系，没有比这更亲的了，所以爱护也没有比这更深的了。然而人的爱有不同：君子用义来爱，普通小人只是苟且谋求儿子的利益而已。工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东莱黄公，第二次奉命前往交阯时，亲手写下几件事情留给儿子琮作为训诫，都是修养自身、治理家庭、待人处世的重要道理。这就是所谓君子爱护儿子的方式。琮能够敬重父亲的教诲，把它装裱成卷，早晚观看反省。琮请我的父亲的朋友写一句话，我从前听说赵伯鲁接受父亲的简册，毫无遗失地牢记不忘；他也是人家的儿子。琮可以说是很难得了。然而善于接受教诲的人，必定会根据父亲的话在内心明白道理，并落实到行动中，不能只是徒然装饰成卷来炫耀。努力吧，琮！而且君子还有以自身行为教导人的一面。黄公心地正大，严守义与利的区别，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以宽厚恩惠施及百姓。他在交阯二十年，当地人无论老幼都像敬爱父母一样拥戴他。天下士大夫，无论认识他与否，都知道他是君子。士人如果有志于立身行道，尚且要把黄公作为榜样，何况是黄公的儿子呢？努力吧，琮！普通人的儿子尚且有卓然奋进、努力向善的，何况出生在昆冈这样的美玉产地，如果不能具备温润、坚实、谨慎而卓异的美德，又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琮啊，努力吧！琮聪秀敏慧，喜爱学习，所以我特意乐意为他说这些话。为仲郢弟题家谱 仲郢弟来到京师，请求家谱；他确实是清溪这一支的后代。我还把先世的事迹一并交给他。诗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他们的德行。”我的弟弟，你应当努力整饬自身、修养品行，并把这种要求推及诸子，都设法继承先人的德行，使人称赞说：“这个人没有辱没清溪的先人。”这样就差不多了。这封简札也要层层严密收藏，不要给别人看，因为浅薄的风俗不能不加以戒备。题家谱辨明冒认妄说 复亨已经去世。近年，四十三都源塘杨世充的儿子孟辨说，他的祖先是复亨的后代；又听说孟辨已经请行俭写文章，记载他的先世出自复亨。我家居住在那里时，认识世充，曾询问他的宗族支派。世充说：“我幼年丧父，祖父以上祖先的名讳、字、排行、号，都无法知道，亲戚中的老人也都不在了，无从查问。只是还保存着一块先祖的神主牌，上面题写着：理定县尉应真，先母王氏。听说这是历代所奉祀的祖先。”我查考吉州科举录，应真是宋代进士，而我家旧谱没有记载他，显然不是我家的同宗。近来我和行俭一同在馆阁任职，谈到孟辨请他作文的事，行俭说：“当时只是根据孟辨的话写下来的，实际上没有其他证据。”所以我把这些情况详细记下，用来告诉我的后人。槎翁先生《郭氏家录》后跋 西昌冠朝里的郭佺和他的儿子一同登第于宋景祐元年。郭佺官至祠部员外郎、河南府运判，他的儿子官至屯田员外郎、定国军通判。自宋代以来，西昌士人中父子凭科举功名显达的很多；而直到今天，即使是乡里平民和田间农夫，能够啧啧称道的，却只有冠朝郭氏，大概是因为他们父子同榜登第。西昌世代以科举显达的家族固然不可【阙】，但他们的世次和祖先的德行泯没失传的，也很多；唯独郭氏把当时皇帝赐给他们的诗、诰词以及庆源本末等文章都传了下来，清清楚楚地保存着，我又更加看重他们子孙能够使祖先的事迹不至湮没。刘槎翁先生已经全部亲自为他们书写，又作文章题在后面，这样一来他们的传承哪里会有穷尽呢？从我年轻时所见，乡邑各位老人中，整理先世谱牒和事迹的，只有刘先生能够竭尽心力，做到没有遗憾；他又对乡里旧家的文献殷切关怀，唯恐不能流传。只有因为他厚爱自己的家族，进而推及乡里，先生真是盛德君子啊！通判的后代、如今的乡贡进士某人拿出这卷请我题跋，我反复读了三遍，仍不胜敬仰羡慕，于是谨书于后，归还给他。《张德翁墓志铭》后跋 《元良医张德翁墓志铭》一通，是我先伯祖清江府君所作。德翁的孙子日昭来到京师，把它给我看，请我在后面写一句话，并且说：“待制公也曾屈尊为先祖父瑞芝的事写过文章，世人称为实录，没有过分赞美。先祖父旧日曾借助君杨氏的恩宠，实在是厚爱君公，希望您不要忘记先前的情谊。”待制公又是我的曾祖府君，我哪里敢接续先人的文章末尾呢？然而想到上世的文章和品行，都挺拔出众，而且都受到人们的敬重和认可，德翁一定是凭借某种原因获得这些评价的。我家所居与张氏同乡，如今距离德翁去世也才五十年，常常听乡中老人详尽讲述德翁的事迹，与墓志铭记载的如同出自同一张口。又听说德翁曾遇到神人，传授给他奇异的药方，所以医术更加精湛，救助的人也更多，而墓志铭对此略而不写。神人是否遇到，并不值得讨论。从前太史公叙述长桑君教导扁鹊的事情，君子尚且认为这是可取的谈论，涉及神怪的事情却不足以作为凭证。我听说德翁的先世以儒业为业，到他的祖父才开始兼治医学，从此世代成为儒医。儒者对于观察和体察道理已经达到极高境界，那么德翁行医，即使没有遇到神人，他的医术大概也没有不精湛的。然而民间街巷中，几十年之间，显贵大族忽然衰败、遭逢变故的，哪里数得清？而德翁把家业传给他的子孙，到今天仍繁衍兴盛，并且都恭谨读书、喜好礼法，修习祖先的事业，不使它失坠，反而更加勤勉。若不是德翁曾经救济过别人，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呢？铭文称德翁有阴德；有阴德的人，他的后代理应比今天更加昌盛，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就是铭文所谓真实记录、没有过分赞美的地方。张氏子孙应当世世代代珍藏它。

译《沙湖萧氏族谱》后跋 自从宗法废止以后，族谱盛行，本来就是有助于人心和世道的一件事。古代宗法明确，有百世不迁的大宗，有五世便迁的小宗。继承父亲、继承祖父、继承曾祖父、继承高祖父的，都是小宗。小宗虽然不止一个，但都统摄于大宗之下。举行冠礼、婚礼必须报告，死亡必须报丧，祭祀时不敢冒充尸主。因此从源头到支流，条理分明，脉络有序。然而这种制度已久未施行，于是士大夫之家没有不修族谱的。族谱上溯到始祖，是体现宗法中建立大宗的意思；下至高祖，是体现宗法中建立小宗的意思。把大小宗合在一起，约略保存其大意，汇合千百年的世系传绪，归入几页纸张和淡淡的墨迹之中。唉，这也只有士大夫能够做到，流俗之人就不屑于做了。我的乡里沙湖萧氏，其支派出自汉代相国萧何，到了齐、梁时期，在江左蔚然成为名门。至于唐代萧瑀，八代为宰相，显盛得没有谁能相比。五代时有一位名昶的人，任巡察判官，为躲避马氏之乱，开始从湖南迁居泰和的禾溪，这就是沙湖萧氏的始祖。后来到景定二年，有一位名德升的人向礼部贡士，这就是沙湖萧氏的族祖。族谱中记载的这些事情都清楚可考，例如左丞相王黼、参政董德元以及诸位名贤所作的志文、跋文、序文，这里就不再详述了。我所期望的是，沙湖边这个家族能够世代兴盛，代代都有俊秀人才；上天又赐给两个嗣子震、子巽，他们都聪慧而有文才。世代绵延久远，那么将来的福祉便没有尽头了。这不是很兴盛吗？所以我为这部族谱作跋，以此与他们相约于无穷的将来。题袁进士镛传后 我读《林公辅传》，看到宋代进士袁镛为节义而死的事，何等伟大啊！袁镛曾考中进士，与将作少监谢昌元、华文阁直学士赵孟頫交好。当时宋朝国运日益艰难，三人相互约定，要竭尽忠诚报效国家。德祐丙子年，元兵攻入宋朝都城，袁镛最终为国事而死。他的家人十七人听到袁镛死去，也都投水而死，难道不是壮烈吗？谢昌元、赵孟頫后来都离开宋朝，做了元朝的臣子。揭文安公曾经论述宋朝因衰弱而灭亡，与周朝相同，并且感叹周朝死节的臣子不能像宋朝这样多，难道不是说宋朝有许多像袁镛这样的人吗？然而袁镛没有被史书记录，这是为什么呢？我曾看《宋季野史》，当时从荐绅大夫直到工匠、艺人以及方外之士，奋不顾身为王事而死的，数不胜数。但考察国史，所记载的连十分之二三都不到，那么史书所遗漏的，难道只有袁镛吗？后来袁镛的曾孙太常丞庭玉，太常丞的儿子尚宝司丞忠彻，都得到显要任用。到这时，袁镛的事迹终于在后世大白。可是谢昌元、赵孟頫如今听说没有后代，上天佑助善人的道理，确实可信啊！《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他们的德行。”前人有所创始，后人又有所继承，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贤能子孙。袁氏子孙，希望你们世世代代都勤勉敬慎地继承这件事啊！因忠彻拿出此卷请求题跋，于是写下这些话归还给他。题《全室集》《全室集》是僧人泐季潭所作的诗。泐是龙翔忻笑隐的高足，擅长作诗。洪武年间，他与复见心齐名。复见心因犯法而死，他的诗没有流传下来。只有泐有这部诗集，也多亏他的门徒才得以保存。题《蒲庵诗集》《蒲庵诗》是释见心复公所作。我起初从陆伯阳那里得到它，都是七言古体诗和近体诗。他的五言古体诗、近体诗以及文章，我曾见过，却没有得到。我收藏这部诗集已经很久了。近来僧录觉义南浦谈到此事，南浦欣然请求刊刻流传。复公是江右丰城人，虽然出家为僧，但凡是他交游往来、议论谈说的人，大多是儒者。年轻时曾游学燕都，亲自接受虞文靖公、欧阳楚文公等君子的教诲，与张潞公交往尤其深厚。他早年便有诗名，元朝政治纲纪败坏，于是渡海到鄞县居住。洪武初年，复公与季潭泐公都因高僧身份被召到京师。两人的诗当时在丛林中都很有名：泐公清淡古雅，复公丰润畅达。朝廷中的大夫士人多推重他们，求诗的人每天接踵而来，几乎踏破门槛。我听乡先生刘子高说，见心学问广博而才思敏捷，作诗提笔便成，从来不苦苦思索；一天即使写十几篇，也像泉水不断涌出，没有困难。丁鹤年说，见心淡泊少欲，至于对儒士以礼相待，有吴全节的风度。唉，这大概就是他的诗能够昌盛的原因吧。南浦刊刻完成后，嘱托我在后面写几句话。复公的诗，宋学士已经说得很完备了，我特意记述他平生的大概以及南浦好义的事情。《黄文节公槐安阁诗》后跋 山谷先生在元丰四年春天来到太和任职，《东禅槐安阁诗》按年谱考察，是刚到任时所作。诗集中又有一首赠东禅长老的梦偈。长老就是《槐安诗序》中所称述文者，大概这首梦偈也是因槐安阁而写起的。先生在元丰六年冬天任期届满离去，在太和住了三年，曾在慈恩、普觉、观山以及各山寺中题咏很多。如今只有东禅寺保存《槐安》一诗，这块石碑也不是旧刻，必定是洪武年间重刻的。大概洪武三年才开始把太和改名为泰和，而这块石碑如今也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这张纸。寺主僧鉴辉重新装裱它，请我题记年月，并把梦偈一并抄录交给他。如果能够找到一块石碑，把两篇文字合刻流传，也将是山门永垂不朽的盛事。《赵文敏公书》后跋 赵文敏公的书法达到神妙境界，得到它的人把它看得像拱璧一样珍贵。他的外孙王蒙字叔明，承继家传，品格高雅、韵致脱俗，名声重于吴越，也都对佛法心存敬意、恭敬礼拜。我得到这卷书，层层包裹珍藏已经多年。海上人重新修建广福寺，功德无量，拿它用来布施，使它永远镇护山门。《张真人画》后跋 这是西璧真人所绘的《北真、灵岩、靖通、岘泉四图》，用来赠给如今的神乐提点徐善渊。四处都在上清。北真，是道家修筑道观来祭祀北斗之神的地方；灵岩，相传是张氏祖天师炼丹的地方；靖通，是虚靖真人居住的地方；岘泉，则是无为真人遗蜕所藏的地方。善渊往年奉命出使上清，事情办完后，真人陪同使者在这里宴饮游览。分别时，善渊不能忘怀这神明幽胜之境，所以真人把这幅图赠给他。看那山水木石，以及烟云开合变化和四时景趣，都极尽天机流动的意味。我听说道家的最高境界有许多奇异的能力，无法测度，这难道就是其中一种吗？既然它显现在外的已经如此，那么真人内心所存的境界，也同样不可测度吗？古人说达到最高道境的人，盛大的德行和容貌反而像愚人，难道不可以从外在形貌推知内在境界吗？提点与真人以道相契，必定在内在境界上有所收获；只是其中情形，我就无法知道了。《海禅师螺川送别图》后跋

译我乡的海禅师长久游历名山，这卷画都是各位老宿与他交往时赠送的。不认识这个人，只看他所交往的人，海禅师难道是普通人吗？如今霜气清冷、树叶凋落之后，师仍然独自巍然存在。往往观看这幅图的人，不能不产生对存亡的感慨，这也是人的常情。然而我听说师所奉行的宗旨，是把外在情感视为道，那么师对于这些情感究竟是怎样看待的呢？《心经》《金刚经》这是《心经》《金刚》两部经，洪武年间僧人宗泐奉诏为它们作注释。前面有我太祖皇帝亲自撰写的序文，其中论述空相的旨趣和迷妄产生的原因，简明精切，圣人的见识超越常人。自古以来称得上通晓佛法的帝王，也没有谁能达到这种程度。学习佛法的人一定要考察这篇序，然后才可能有所收获。《金丹玄奥》录后跋 这是《金丹玄奥》一册，是神仙家关于保养精、气、神的学说，其中说：“我曾经见过汉中道士有这部书，认为它精纯而不杂，是不传给别人的秘本。”这与通过服食丹药来求长生，大概不是一回事。然而其中抄写传录的错误往往存在，我不懂这些内容，不能加以校正。《列仙传》这是《刘向列仙传》一册，如今刻板在朝天宫。我从同乡道士萧凤梧那里得到它。汉代人所记载的仙人，只有这些而已。有人说这不是刘向所作，因为文章风格不像西汉；而且汉史《刘向传》中也没有说他著有此书。《真仙体道通鉴》这是《真仙体道通鉴》三十六卷，由浮云山道士赵道一编纂。大概是搜集刘氏、葛氏等各家的书编成的。有须溪先生的序，但其中也有后人续写增补的内容。赵道一与须溪同时，怎么会又记载赵元阳呢？这部书的刻板如今在朝天宫，莫非是渊然不使其师的著述湮没吗？我家有十册，是从道录掌书萧凤梧那里得到的。《坛经》这是《坛经》。我在武昌时，有个姓于的人跟随我学习，把它赠给了我。于生家里非常富裕，他的父亲热心施舍经书、供饭给僧人，把这些当作善行功德。没过几年，家产将要耗尽，又被仇家诬陷，导致他被处死，妻子儿女也都被迁往边地。这难道是施经饭僧的人所希望的吗？他的遭遇与所做的善事并不相应。像于老先生这样的人，常常接连出现；而世上做这种事的人反而越来越不厌倦，这是为什么呢？《度人经》这是道家的《度人经》，从太常寺丞葛清隐那里得到。我二十岁左右时担任乡社师，乡社中禬禳、祈祷、报谢之事从未断绝，而且多使用道家的科仪法术，其中的文书一定交给社师办理。我那时对道家经典颇能讲说，大概是有所凭借的缘故。离开乡社以后，便不再用心于此，如今阅读这部经书，茫然得像从未认识过一样。追想过去，不觉兴起感慨。《四十二章经》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只有《四十二章经》。看它说出生在中国很难，佛教本来是羡慕这里的。然而这里的人喜欢佛教学说的，往往希望往生西方，这是什么缘故呢？《楞严经》二部 这是《楞严经戒环注》。注释《楞严经》的不止一家，但以戒环的注本最好。这部书是从四明僧能义那里得到的，他大概是专心研究这部经的人。《楞严经》十卷，是从定岩佛经处得到的。我家颇收藏了几种版本。伊川先生从来不看佛、老的书，只有明道先生看过。明道先生说：“不看它，就没有办法知道其中的道理。”朱子也说：“没有全部看过它的书，却想判断其中的是非，就像没有听尽一个人的话，却想判定他的诉讼是非曲直。”他们怎么能够如此果断地自行判断，又使对方心服呢？我把这种做法作为准则。我家收藏的这部经共有十册。《圆觉经集要》【附《金刚经句义》】《圆觉经》和《金刚经》两部经，都是佛教所谓精深义理和微妙道理的著作。佛教、道教是我们儒家所排斥的，只是因为它们的道理不同。求学的人必须确实看清它们与儒家不同的地方，然后才算有所收获。《东里续集》卷二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二十四，明代杨士奇撰《神道碑》。赠资善大夫、太子太傅兼谨身殿大学士杨公神道碑铭。洪熙元年正月，朝廷向群臣推施恩典，按照制度追封他们的祖父母、父母；而且首先从皇帝亲近的重臣开始。当时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蒙受恩典，追赠他的祖父达卿、父亲伯成，都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祖母谢氏、阮氏，母亲刘氏，都为夫人。尚书将要在祖父墓上立碑，于是命他的儿子恭来拜访我，请求撰文刻石。士奇与尚书公同宗，而且同朝为官二十多年，彼此知交深厚，曾经为他的祖父撰写墓志铭。如今杨公想把这项显赫的恩命昭示于无穷后世，所以我不能再以已经写过而推辞，于是作序并撰铭。杨氏世系出自关西，唐朝末年有一人出仕福建，留居浦城。从此子孙居住必依傍祖先坟墓，后来分居建阳、崇安一带，族人更加兴盛，于是用氏族之名来命名所居的乡里。到名万大的人，遇到一个道士指示安葬亲人的地方，道士说：“葬在这里，后代一定显贵。”于是按照他的话安葬，并把此地称作杨墩。后来又迁居建安的龙津里。数代之后到文德，文德生伯逊，父子都致力于行善施义。伯逊有四个儿子，长子就是达卿，名福兴。达卿是他的字，生来秀美聪颖，不同于一般儿童。稍稍长大后，他涉猎书史，明白古今，通晓大义，一心向善。家里本来富有资财，乐于施舍救济宗族中贫困而不能自给的人，有病便为他们共同筹办医药，有丧事便替他们准备殓葬，安葬以后还按礼节祭奠。家中有失去父母的孤儿，无论男女，都接来抚养教育；长大后便替他们婚嫁。把这种做法推广到乡里邻党的百姓，也同样厚待。乡人中有人盗掘他祖先的坟墓，向有关官府告发；官吏收受盗贼的贿赂，使案件被压下而不能办理。公向当道官员竭力申诉，最终治了盗墓者的罪。从此他的乡里四周再没有盗掘坟墓的人。有贫困而不得已去做盗贼的人，公即使知道，也从不声张，总是周济他们，并教他们谋生。夜里有盗贼翻墙进入公的住宅，家人发觉后，盗贼惊慌逃跑，仓促之间不能翻过墙去。公打开门锁放他出去。有个叫李必延的人，向乡里的富户借钱，贫困已久不能偿还。债主催逼得很急，他想不出办法，准备卖掉妻子来偿债。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公，公便按照借款的数额替他偿还。李氏夫妇得以保全，但生活更加窘迫，无法自给，于是依附于公。当时正值元朝末年各地兵乱遍布，一天李必延辞别离去。两年后，盗寇攻围建宁城，并且四处抢掠。有个自称总管的人到公门前拜访并感谢过去的恩德，原来就是李必延。他邀请公携带全家与自己一同离开，说：“不走，兵祸马上就要到了，生死无法预料。” 公说：“如今不幸共同遭逢世间的灾难，只有能够使人活下来，才可以感动神明、招来福泽并造福后代。若真有心救活众人，那么所处的地方难道不容易施行吗？况且救活我一家，哪里比得上救活我一郡，再推广到我的宗族乡党呢？何况战争的胜负还无法预先料定。如今城中的守备坚固，勇敢善战的士卒也不少，如果有人奋勇挺身而出，一举决胜，难道只是你们这些人的利益吗？”李必延叩头说：“公是有福德的人，我不敢违背您的教诲，请允许我告辞。”我的帅于是辞别出来。第二天，敌寇解除攻势，城下的包围以及召集人马四处抢掠的队伍全都撤走了。当时行省左丞阮德柔分治建宁，听说公的名声，以礼相待，把他请到家中，询问他平日所做的事情。公回答说：“治理农事，是和百姓共同承担的职责而已。”德柔说：“卿大夫和庶民的道理相同，应当有能帮助我的地方。”公回答说：“不敢这样说。庶民只是保全自身，卿大夫则保全百姓，惟愿侯爷记住这一点。”德柔叹息说：“话语简洁而道理极其深刻。”于是更加恭敬礼待他，并命令自己的几个儿子早晚侍奉公。公从容地教导他们保持谦逊节俭、去除骄傲自满，这是保有富贵的道路，他的儿子们也受到感化。后来公对德柔说：“如今赋税徭役烦琐苛重，接连各城都困苦疲敝，而儒士和鳏寡之民尤其值得怜悯。” 德柔立即下令减免停止这些事务。当时行省承制可以授予官职，德柔强行要公出仕，公竭力推辞才作罢。从此公回家收敛行迹，不再出门；即使居家，也更加勤勉地救济众人。他在乡里的粮仓设置两架水碓，把所得的收益储存起来，年成歉收时拿出来赈济贫民。曾经遇到大饥荒，他拿出粮食招募百姓在山上种树，按照所种树木的多少发给粮食，百姓高兴得到粮食，争相前去做事，几年后树木长得茂盛。凡是贫民没有房屋居住、死后没有葬具、渡口缺少船只桥梁，以及修建学校、佛寺道观所需的材料，他都一一供给。他又指明山中的树木，告诫子孙世代照此施行，不得拿来供私人使用。乡里有渡口，船夫必须收钱才肯渡人，没有钱的人甚至有冒险涉水而被水淹死的。公每年计算佣金，交给船夫，告诫他们不得向过往行人收取一文钱，来往行人都依靠这项安排。乡里的风俗重视巫术，所以从事医业的人很少。公命小儿子伯安跟随良医学习，传授他的精要，并且家中广泛储备良药。遇到大疫，乡里患病的人接连不断，公命伯安挨家挨户送药，病人全都痊愈，巫师便没有施展技艺的余地了。乡里的耕牛遭遇疫病，公派人带着钱财奔走邻县，大量买牛来供给贫困的人。恰逢秋季大丰收，贫民全都获得耕作的利益。他惠及众人，就是这样广泛。平日里，即使是极微小的生命，也不忍心伤害。附近居所有条溪涧，盛产鱼虾，水深石多，渔人无法用网捕捞，便投放毒草毒杀后捕取。公怜悯这种做法，便按溪涧所产鱼虾的价值给钱给渔人，告诫他们不要再捕杀。儿童有挖取雀卵来嬉戏的，公一定给钱赎回，再放回原处。耕田的百姓春天来到时，焚烧山林来积肥田地，公想到这是万物生长的月份，焚烧会伤害生机，便常常预先准备酒食，召集乡里人，告诫他们停止这种做法；如果不遵从，便加以惩罚。直到今天，乡人仍遵守承行，不敢违背。他惠及万物，又是如此。他日常生活清淡俭朴，没有外在的贪慕。闲居宴饮时也不忘自我检点，曾把范益谦的座右铭悬挂在居所，早晚观看反省。修建宗族祠堂，按岁时祭祀祖先；礼仪完毕后，便让全族在其中宴饮，长幼按照次序，恩义都得到充分体现。他处在乡党之间，谦恭谨慎，无论聪明愚钝、老幼，都能得到他的真心。有时乡人发生争执而感到不平，公只用一句话加以裁断，他们便都服服帖帖地按礼相待。请儒师教导子孙，自己也亲自从内心勉励他们。国朝初年天下刚刚安定，大家知道治理的运道将要恢复，他说：“我的子孙一定会有人做官。”于是每天用忠孝教训整饬他们，说：“不是这样，就不足以达到长远宏大的成就。”又说：“如果将来得志做官，不要忽视宗族。”他多次举范文正公义田的事，说：“这是贤人君子所做的，是重视祖宗的人所做的。”他一生的一言一行，大多都是仁人长者的作为。他容貌仪表魁梧伟岸，年过七十，面色红润、头发花白，健康强健，平和愉悦。

译他头戴幅巾，置身于云林泉石之间，潇洒闲适而自得。乡里人不直呼他的名字，称他为寿翁。他死于洪武戊午十一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四岁。葬在县城东面光禄坊白鸐山的山脚下。原配谢氏，继配阮氏，都有贤德。儿子五人：伯正、伯祥、伯起、伯成、伯安。女儿三人：长女嫁给李氏，次女嫁给范氏，次女嫁给刘氏。孙子二十四人。曾孙若干人。他的子孙中做官的，伯祥任留守卫知事；杨荣从家中起步考中进士，凭文学才干和品行受到三位圣主的知遇，从翰林编修历经十次升迁，做到太子少傅、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参与辅佐机密事务，到现在已经二十六年，所受任用托付之专、恩宠待遇之隆，时间越久越盛，成为天下人羡慕仰望的对象，大概是旷世少有的。礼部吏部稽勋清吏司主事纯，任揭阳县丞。没有出仕的子孙，喜好学习、致力于行善的，也还有很多。唉！公留给后代的福泽，以及上天对公的报答，可以说很厚重了。铭文说：杨氏的始祖杨攸最初起于华阴，历经汉代直到唐代，才迁徙来到南闽开创基业；从此来到这里，世代有人出仕，在浦城安家。子孙逐渐繁多，繁多之后又分居，崇安、建阳各地环绕祖墓而居，氏族专有其乡。贤德的万大先生安居而清静淡泊，在武夷山南面与仙人相遇。仙人对万大先生说：“你心地非常善良，我赐给你一处吉祥的墓地。”后世没有谁能比得上，杨墩草木郁郁；再次迁到龙津，英才高高挺立，连续振兴，世代积累德行，传到寿翁。寿翁立志行仁，恩惠施及鳏寡病弱，认为万物与自己本为一体，施爱从亲近的人开始，先厚待家族，再推及州里。看看那些困苦穷困的人而我自己安康居处，我独自怎么能毫无恻隐慈悲之心？形体同在天地之间，谁不是我的同类和所有？若有人伤害他们，我难道不感到惊惧痛惜吗？一听说此事便赶去救助，早晚勤勉不懈，谋求使我的心安宁，哪里顾得上疲劳？始终坚持，从未停止。德行善事不断积累，就像治理田地，播种必定有收获。时逢时代清明，于是寿终正寝，把德泽广泛留给后代，使他们建立宏大功业，传给儿子和孙子，第二代更加显大；文才振兴，辅佐皇帝的事业，侍奉皇帝和祖先，从头到尾都恭敬谨慎，谋略和筹划有所资助，俸禄地位因此崇高。到了今天圣明的君主说：‘你是我的辅佐，你是我的股肱，你是我的心腹。’君臣之间彼此信任，如鱼得水般契合，声名光彩传遍四海，这是千载难逢的际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岁〕 由现在追溯祖先，考察源头，凡有兴起必有先人开创；上天的宠爱褒奖和崇高官秩，都在天子的文章中灿然显现。只有仁德才会有后代，只有善行才会有福庆；有德之人安葬于此，后来的子孙应当敬重。永宁卫指挥佥事追封隆平侯张公神道碑铭。太宗皇帝在北平起兵以后，诸王和大臣共同推戴他，皇上端正大统，主持天下政务，于是大封功臣，赐给他们铁券，使爵位传给子孙，并推恩追封他们的祖先。当时临淮张公张信，原任北平都指挥佥事，最先表现忠诚，特别受到皇上的信任；皇帝车驾所到之处，便出任统领诸将，入朝参与帷幄谋议，始终侍奉左右，于是凭借功劳受封隆平侯。等到皇上巡幸北京时，命公辅佐仁宗皇帝监国；仁宗继承帝位后，加授公为少师。公享年八十多岁，想到朝廷的宠爱恩典以及父母祖先的德行善举，都应当长久昭示后人，使他们不要忘记，于是请士奇撰写神道碑文，刻在墓前的碑石上。士奇与公同朝三十多年，又曾共同辅佐监国，情谊上不能推辞，于是摘取公所述的世系和事迹，叙述并撰写铭文。叙述如下：张氏世代是凤阳临淮的世家。宋朝末年有一位出仕为都统领的人，名宗远，是公的高祖。曾祖名礼，祖父名彬，父亲名兴，任永宁卫指挥佥事；三代都因公的显贵而追封为隆平侯。曾祖母夏氏、祖母朱氏，都追封为隆平侯夫人；母亲詹氏，封为隆平侯太夫人。永宁公字彦文，性情刚毅，力量超过常人。他很早就失去了父母，已经卓然自立。乡里有贫困匮乏的人，他总是推让自己的余财来救济他们；但他胸怀大志，不肯用琐屑、曲意谨慎的做法来求取一时的声誉。元朝末年动乱时，他曾说：“大丈夫应当在困厄与安泰之间救济世人，以建立功名，难道能琐琐屑屑地埋没在田间吗？”太祖皇帝兴起后，他徒步前来归附，于是跟随太祖渡江，被授为广陵翼元帅，跟随攻取徽州、婺州等州，生擒伪万户张十一、伪镇抚李胜等人，全部收服了他们的部众。当时改定官制，改任钱唐卫管军正千户，官阶为武德将军。从此每次征伐他都随军出行，他所受的制词中说：“弱冠时便从军，气盛力壮，于是辅佐上将，安定徽郡，攻取星源，在武林耀武扬威，长驱进入越地。等到苗獠背弃恩德、叛臣在边境反叛时，又能固守诸暨，竭力援救东阳。等到大举平定江浙，临安归附，姑苏平定，后来又有温州、台州以及闽海一带的战事，他都参与并立有功劳。”这大概是完整记录了他的功绩。后来他跟随大将军北征，抵达开平，攻克应昌、马邑；随后独自遭遇元将布哈平章的军队，对方兵力很盛，而他所率仅有一千五百人。他与敌军激战到傍晚仍未决胜负，第二天早晨再次交战，终于击败布哈的军队，斩首一百多人，缴获骆驼、马匹和辎重。主将上报他的功劳，朝廷特赐金帛，升任濠梁卫指挥佥事，官阶为明威将军。不久，调任永宁卫，凭借威望和信义使强悍粗暴的人服从。用宽厚恩惠抚慰士卒，用军纪整肃部伍；自身操守端正，处理事务勤勉谨慎，威严与恩德都很显著。洪武壬戌年十一月六日，他死于任所，享年五十岁。起初葬在临淮。他的妻子太夫人詹氏，名慎，是元朝赠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河间郡侯詹某的孙女，也是赠参知政事、追封河间郡公詹旺的女儿。她安静专一、诚敬纯正，能够辅佐丈夫、教训子女，以合乎闺门的礼仪。永乐甲午年五月十三日，她在南京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在江宁县英山原得到了吉利的卜兆，少师公于是打开父亲的墓藏，将太夫人合葬在那里。儿子三人：长子就是少师公，自普定卫指挥佥事因累积功劳升至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少师、隆平侯；次子毅，任都指挥佥事，镇守定州；次子【此处缺字】，任江阴卫指挥佥事。毅、忠都先于父母去世。女儿二人：长女嫁程宝，次女嫁祝惟学。孙子十四人：镛，任大兴左卫指挥佥事；

译镗，任江阴卫指挥佥事；钲、铭、鋋、鍴、【字形不明】、铉、鉴、镔、钢、鏻、镛、钰、钲、鋋，都已先去世。孙女九人：长孙女嫁平越卫千户刘胜；次孙女嫁都指挥佥事吴浩；次孙女嫁都指挥佥事冯楷；次孙女嫁前军都督佥事李得；次孙女嫁指挥佥事柴昶；次孙女嫁锦衣卫指挥佥事徐景璜；次孙女嫁王普；次孙女嫁指挥佥事缪义；次孙女嫁指挥佥事朱荣。曾孙六人：淳，任大兴左卫指挥佥事；涌、泰、虎、长生、仙童。曾孙女八人：长曾孙女嫁通州守卫千户陈瑄；次曾孙女嫁指挥佥事杨勇；次曾孙女嫁指挥佥事李山；次曾孙女嫁指挥佥事王忠；次曾孙女嫁刘某；其余三人还年幼。玄孙二人：福、祐。玄孙女三人。铭文说：上天启佑大明，神龙在淮地兴起。杰出的勇士和有才智的人，如云一般一同前来。威武雄壮的张公，才华卓异而且勇武。徒步前来归附，开始隶属于麾下。施展他的谋略，于是被选拔并受到知遇。无论安抚还是征伐，没有一次行动不随军前往。铁骑金戈，蹂躏吴地，践踏粤地。南方大地大都安定后，又长驱北伐。以少数兵力遭遇多数敌军，反而更加奋勇强盛。斩杀敌人，生擒俘虏，他的功劳因此彰显。荣耀的诏章光辉灿烂，官阶和俸禄都得到提升。有什么恩惠不能使人感怀？有什么威势不能使人服从？军纪严整，操守高峻。与古代著名将帅相比，还有什么可以超过这些呢？他的事迹实在很多，尚未称述的还应记录下来。记录未能赶上他的生前，但他的显赫名声留在后世。他竭尽劳苦，耗尽诚心，起而辅佐中兴。身佩玉带、头戴金貂，昂然立于朝廷。功劳载入天府，恩泽施及后代。追溯并嘉美祖先的根本，使荣耀光照三代。夫妻合葬，墓前立有饰牲石碑。发扬幽潜之中的光辉，太史为此撰写碑文。赠骠骑将军、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王公神道碑铭。宣德十年，加赠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王瑜的祖父彦逹、父亲，谥号都为骠骑将军、左军都督佥事；祖母黄氏、母亲成氏都追封为夫人，并封他的继母茹氏为太夫人。于是王瑜请求我撰文刻碑，立在他父亲的墓上，用来彰显皇上的恩典于久远。考察王氏，最初出自太原。宋代有一位名源的人任沧州学官，于是就在此地安家。他的儿子名福绵，从沧州迁到泗州，娶房氏，生一子就是彦逹，又迁居山阳。彦逹有三个儿子，铭是次子，字铭甫。洪武初年随军征伐，因功统领五十名士卒，年老后由王瑜接替。王瑜对我说：“先父天性朴实，崇尚道德，致力于仁爱，行为一向端正，尤其重视教育子女。他常说，忠孝是做人最重要的根本；人如果对此昏昧，就不能立足于天地之间。”我不敢违背和懈怠。若不是承受先父的德行，我也不会有今天，幸亏得到您的恩惠赐文。我与王瑜同朝为官很久，平素大概了解他的为人。起初王瑜接替父亲，被选派隶属赵简王的卫队，当时留在京师。一天，他的卫队指挥孟贤等十多人暗中结党，制造邪谋，企图篡夺，部署已经完成，而简王实际上并不知道。王瑜的亲戚中有人参与谋划，王瑜私下听说后，竭力劝阻；他们不听，于是王瑜上奏揭发了此事。诏令逮捕孟贤等人，全部抓获，搜得伪造的诏书以及阴谋的始末，孟贤等人都伏法被杀。王瑜升任辽海卫正千户，随后晋升锦衣卫指挥同知，并推恩两代，追赠他的祖父和父亲为怀远将军、指挥同知，祖母和母亲都为淑人，继母封为太淑人。后来王瑜升任都指挥佥事，代理左军都督佥事，佩带漕运印，充任左副总兵，负责江南粮饷运输。他遇事勤敏，操守清白，从下属那里连一丝一毫也不取，早晚勤勉专一，志在奉献国家，于是实授都督佥事。王瑜之所以成为贤能的儿子，关键在于他有铭甫这样贤能的父亲。王瑜效忠十多年，官至二品，承担重大使命，荣耀也及于祖先和父亲，上天给予的报答实在深厚。凡人的善行，怕的是自身没有；如果确实有善行，天道从来不会错失对他的报偿。铭甫的显赫功业虽然没有在他本人身上显现，却一定会在他的儿子身上显现；荣耀的诏命虽然没有在他生前出现，却一定会在他死后得到验证。天道难道不是可信的吗？铭甫有四个儿子：长子琳，次子琮，次子瑜，次子瑄。有八个孙子：堂、坚、玺、贤、真、頔、显、賔。铭甫生于元至正辛丑年五月十日，卒于永乐壬寅年十二月八日，享年六十二岁，葬在海州城北沙村的原野上。铭文说：南山的树木，根基深厚，挺拔生长成为栋梁，高耸直入云表；既适宜做柱子和房梁，供庙堂使用，也适宜造舰船和舟楫，渡过海洋与湖泊。王氏宗族世代都有崇尚善良仁爱的人，这种传统一直沿袭。历代祖先直到铭甫，都把深厚的福德集中留给后代；后代秉持雄健的志向，忠诚而真挚，以此侍奉大君，揭发并铲除凶恶之人，于是扫清了阴暗的气氛。皇帝赐予宠荣嘉奖，说：“这是表彰你的义行。”提高官阶，增加俸禄，以此装饰他的自身。追溯他的祖先和父亲，进一步显扬并褒奖封赠他们。他的父亲贤良，确实履行了德行，在家中完成教诲，终于使今日声名显赫；高大的佳城也已经建立。他的墓藏就在这里，子孙们春秋两季前来拜祭，后代子孙绵延兴盛。封荣禄大夫、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黄公神道碑铭。黄氏是嬴姓颛顼的后代，以封国为姓。黄氏宗族世代都有以功勋事业、文章德行闻名的人。永嘉黄氏，自宋代御史检法衮凭科举起家以来，美好的家业便有传承。世代专心从事儒学，检法的孙子名▯，任职郎官，名适；适生元明正书院山长南一；南一生松阳县学教谕应发；应发生通，娶屠氏，生公，名性，字思恭。黄公自幼聪颖过人，早年丧父，由祖母刘氏亲自抚养，送他跟随明师学习。当时他已经卓然立志，读书一定探究其中的大义。十五岁时，乡中父老在试场考察他所学的文章，命他作《新竹赋》，大为赞赏惊异；而且他的操行清白。元朝末年兵乱，方国珍窃据温州、台州，代理官员和趋附者像蚂蚁一样依附于他，凭借势力声焰赫赫，震动乡里。有人劝黄公出仕，他神色严正地斥责对方，于是收束脚步不再出门。适逢年成大坏，家境更加衰落，他亲自节俭俭约以率领家人，但奉养双亲一定丰厚。国家平定天下后，家业才重新振兴；他把余财拿出来救济亲戚乡党，总把这看作分内之事。妻弟王时中孤苦贫穷，来依靠黄公，黄公出资送他求学；后来王时中升为太学生，黄公仍然不断拿出自己的资财供给他。王时中已经授官，却因获罪按律应抄没家产，有司因为同籍而连带抄没黄公的家产。黄公叩见有司，请求取得祖先祠堂的神主以及先世传文，交给亲戚说：“要好好保存它们。假如黄氏祖先的德行还没有泯灭，我一定会回来，那么这些东西不可遗失。”

译后来又请求取回检法所受的告身，有人说已经烧毁了，他悲痛得几乎昏绝。到了京城，他把实情禀告朝廷，得以释放回家；后来发现告身其实没有烧毁，又恢复原职，他大喜说：“找回这个东西，即使万金也不值得看重了。”黄公一生从幼年到老年都不厌倦学习，闲居时专心研读典籍；喜欢作诗，不追求雕琢，只务求义理胜过文辞。遇到名人的文章中有合乎义理的，就亲手抄录下来。晚年也喜好谈论道学，曾抄写邵子《安乐窝吟》放在书斋墙上，时常吟诵来自我排遣。永乐十年，因为儿子黄淮显贵，封为奉政大夫、右春坊大学士。当时黄淮侍奉仁宗皇帝监国，仁宗多次问起黄公是否安好，曾赐给他一器琼玉膏。洪熙初年，进封黄公为荣禄大夫、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黄淮上奏请求把少保的俸禄分给乡里，以供养父亲，皇帝准许了。天下听说后都以此为荣耀。当时黄公已九十岁，胡须头发一半花白而脱落的牙齿又重新长出；虽然听力很差，眼睛却更加明亮，步履强健。他在前二十年曾预先修建寿藏；这天早晨，甘露降在寿藏前的松柏上，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黄公长寿的征兆，到此时果然应验。黄公虽然显贵，却更加敦厚谦谨，即使五尺高的童子也以礼相待，温和宽厚而有容人之量，从不计较冒犯。邻里的恶少曾侵占黄公的菜地。黄公不计较，但对方侵占不止。有人讥笑黄公懦弱，黄公就像没有听见一样。后来恶少又侵占官地，有司将要治罪，便向邻里的老人询问。黄公替恶少隐瞒了实际情况，并请求从轻治罪，众人都佩服黄公的度量。黄公已经进封一品，他朋友的儿子在朝廷做官而官阶较低，经过黄公家时烧黄纸祭告祖先，官位却在黄公之上。乡人纷纷讥笑这种情形，黄公却怡然自得，一点也不放在心上。闽人陈兴祖是清高的士人，与黄公交情深厚，客死永嘉。黄公按照完备的礼仪替他收殓安葬，还常常展开画像来瞻对他。他们交情深厚、重视情义，大多如此。黄公性情简淡，没有其他嗜好，所收藏的只有经籍、法书、名画和古代器物。有人来出售这些东西，他倾尽钱囊也不吝惜。他不嗜酒，却喜欢宾客；有客人来，他一定尽情倾谈，畅快欢乐。黄淮称病归家，每日侍奉父亲饮食起居，黄公更加高兴；有时带着宾客乘小舟，在山水之间游玩，飘然超脱于世俗之外。他所作的诗文有《静庵集》八卷，收藏在家中。一天病重，他亲自写下几件事交给黄淮，大意是把报答君上看作最重要的事。他遗命丧葬遵循朱氏礼制，并排斥佛教、道教的法语。事情安排完毕后便去世了，时间是宣德六年十一月五日，享年九十三岁。讣告传来，皇帝派官员赐祭，命有司办理安葬。朝廷大臣从师傅、六卿以下，都前来祭奠。黄公的妻子王氏出身乡里的儒学之家，贞淑有德；嫁入黄家后，早晚亲自勤劳操持妇事，辅佐并使家业富裕。凡是制作器用、安排财物，都井然有序。她尤其谨慎奉行祖先祭祀，和睦宗族姻亲，对庶出的子孙爱护超过亲生子孙。永乐壬寅年十一月十三日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起初封为宜人，后来追赠为夫人。她去世时，朝廷派官员赐祭，命有司营办安葬。儿子二人，女儿一人；长子济，是庶出；次子就是黄淮，女儿也都是王夫人所生。黄淮洪武年间考中进士，由中书舍人屡次升任右春坊大学士、通政使、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在朝廷上有刚直不屈的操守，历事几代圣主，都受到皇上的信任。如今因病归居府第。女儿嫁王士昌，王士昌早死，没有儿子，她发誓守节，不再改嫁。孙子五人：乐已先去世，另有棻、棐、采、槃。孙女三人：叶玑、王宜嘉，都是已经嫁人的；另一人尚未出嫁。曾孙四人：旭、晖、珣、瑜。黄公与夫人合葬在本县大罗山的原野上。于是黄淮准备了书信以及前翰林检讨潘畿所撰的事状，派人来京师请求我为墓道上的石碑撰文。我与黄淮同朝为官三十年，承蒙黄公一向知遇，不敢推辞，于是恭敬地按次序写下这些事，并系以诗说：沧海边际，清澈的浙江以东，光彩焕发的永嘉，是文献汇聚的地方。出仕的人奋发建立功业，退居的人追求自己的志向；出仕或退处的道理，世代都有人闻名。世代居住此地的黄氏，来历已经很久远。宋代绍兴年间，台幕中有黄衮，坚守德行和义理，不依附权奸，最终使后代得到富裕。如今威武雄健的黄公，难道会在他的世代嫡传中隐没吗？处在卑下地位时，他怀抱贞正、含藏温和，确实继承了祖先。众人纷纷贪鄙邪曲，只有黄公保持安恬；众人纷纷自矜高傲，只有黄公践履谦逊。五色的凤凰轻快飞翔，翱翔在云汉之间。皇帝嘉奖这位贤者的出生，天子的光辉灿烂照耀；提升尊贵官秩，增加厚重俸禄，赐予玉带朱衣。他在乡园中从容宽裕，逍遥享受期颐之年。国家有长寿而俊杰的人，这是太平时代的祥瑞；也有贤淑有德的夫人相配。青山郁郁盘绕，夫妻如双璧一般合葬；吉祥由此孕育，福祉流传，百般福气昌盛。赠资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熊公神道碑铭。西涧先生熊公，他所学习的是圣贤学说的深奥内容，通晓性命之学的要旨；他自身所存的学问一定希望施及众人，众人的行为又一定希望流传给后世。他实在是正直、明达、诚实的君子。先生五十九岁，一生从未参加一次科举考试，便去世了，难道不是命运如此吗？先生名直，字敬方；“西涧”是他居住的地方，求学的人因此这样称呼他。熊氏世代居住丰城。先生幼年丧父，跟随母亲改嫁给古田县令、吉水人胡时中，于是定居吉水；曾经冒用胡姓，后来又恢复熊姓。先生自幼端庄稳重，喜爱学习而从不懈怠，白天诵读，夜里思考，每天跟随老师和大儒听讲。他大概没有不读的书，对于《四书》《五经》以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学说，都竭力深入探究，不通晓便不停止。成年以后，学问充实而有所收获，县里人争相聘请他做塾师；邻县的大夫也纷纷送来书信和礼物，请他担任学校训导。先生不忍离开母亲，于是推辞了这些聘请，而请求进入吉水学，充当弟子，希望能够早晚侍奉母亲。他的老师不把先生当作普通弟子，反而多次向他请教疑难；同门学生大都拿自己的学业来求教，远近前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先生认为，端正纲常、阐明世间教化，没有比《春秋》更严格的了，所以来求学的人都接受《春秋》教育。每逢乡试，县里总是推荐先生参加考试，但他每次参加都未能中选。

译后来他作为贡生进入太学，从此名声在京师流传已久。祭酒、司业以下的官员都很敬重他，六馆的学生跟随他学习，就像以前在吉水学一样。永乐十二年，他参加应天府乡试，终于成为《春秋》一科的第一名。当时先生的儿子以及他的许多学生都考中高等科第，担任重要官职，而先生已经五十七岁。第二年会试又未考中。每次榜单公布，士人们都争着询问先生的姓名列在第几名；等知道他没有中，而接受他教诲的人却有许多中选，无不更加尊崇他的学问，并感叹他的命运。永乐十三年，他回乡探亲，求学者有从数百里外来跟随他的，人数更加众多；没有留下任何遗憾，他因病在家中去世，时间是永乐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先生内心庄重，外表和厚；孝顺、友爱、忠诚、仁义出于天性。与人交往竭尽诚信，闲居时专心玩味学问，时常发表意见，评论古人的是非，众人都佩服他。文章温润雅正而丰富，他著有《春秋提纲》《西涧槀》《钟陵槀》《金陵槀》，另有诗、赋及杂录若干篇。他大概从成年到老年，从未有一天忘记施展抱负、为世所用的愿望，也从未因外在的得失而动摇心志。唉！士人立志于古道已经很久没有了。古人求学一定落实在实践上；然而人的命运有得有失，能够安于自己的命运而不违背正道，这就是君子的道路。像先生这样的人，可以说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先生去世十五年后，即宣德五年，朝廷推恩于廷臣，赐给诰命，命令追赠先生的父亲某人以及先生本人为资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追赠母亲杨夫人为夫人，并封先生的妻子郭氏为太夫人。儿子四人：槩，永乐辛卯年进士，任监察御史，升任广西按察使，改任广东按察使，入朝任大理寺卿，进而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当时享有盛名；棐、槃、棨都立志于学。女儿一人，嫁徐彦襄。孙子若干人。于是槩派棐来对我说：“先父去世时，胡文穆公已经为他的墓撰写了铭文。如今承蒙皇帝颁下诏命的荣典，依法可以建立神道碑。若不是先生深知先父，没有人比您更适合撰写碑文。”唉，西涧先生是我的朋友，我怎么能推辞呢？于是叙述其事并为他作铭。铭文说：士人求学，是为了明白道理。道理能否施行，有命运存在其中。修养自身，等待命运，这才称为君子；说到行动或止步，又同自身有什么关系呢？唉，熊先生确实把道理落实在自身，立志要推行它，却屡屡受阻而不得通达；他内心安适宽厚，不忧戚、不怨怒。既然命运如此，我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他仁爱万物、施惠于人的志向坚定不变，恩泽虽没有施加在自身，却将遗留给他的后代。后代兴盛雄健，遇上圣明的时代，戴着獬豸冠、束着犀角带，手持白简立于朝廷，铲除杂草恶木，以培育良善的庄稼。先生的志向，他们践履并竭力实行；皇帝嘉奖先生所生的贤人，天子的荣耀从天而降，以崇高的官阶和厚重的褒奖，使光辉照耀九泉。叙述他的始末，将铭文刻在贞石上；子孙后代绵延不绝，恭敬奉行，永不厌倦。《东里续集》卷二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二十五，明杨士奇撰，《神道碑》。追封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荣国公，加封河间王，谥忠武张公神道碑铭。王名玉，字世美，姓张，世代居住在河南开封祥符。曾祖某、祖父某、父亲天佑，都追封为荣国公；曾祖母某氏、祖母刘氏、母亲王氏，都追封为荣国夫人。张王起初在元朝做官，任枢密知院。不久，他清楚地知道天命所在，洪武乙丑年从北方前来归附我太祖高皇帝，太祖以厚礼相待。张王感奋于知遇之恩，想要报效，戊辰年随军征讨捕鱼海子、喀尔喀一带，因功授济南卫副千户。又跟随征讨富勒呼特穆尔，直到延安、延川后返回，升为明威将军、安庆卫指挥佥事。庚午年随军征讨永顺、散毛诸洞。辛未年追击侵犯边境的北方部族，直到雅哈山才返回，调任燕山左护卫。癸酉年追击敌军至黑松林。甲戌年征讨野人等处，升为都指挥同知。戊寅年，朝廷听信谗言，对亲藩用兵，事势紧急，太宗皇帝不得已发动北平军队，军中的谋划部署全都交给张王。张王推诚尽虑，早晚不懈；凡事情可不可行、应进应止，众议纷纭不能决定时，他神色严正地说几句话便作出决断，而且都合乎军机。因此每逢举措必定咨询张王，首先采用他的计谋，夺取北平九门，安抚顺从者、讨伐叛逆者，三天之内城内城外全部安定。军队将要向南出发时，张王说：“不能先平定蓟州，否则将成为后患。”蓟州平定后，其余地方就不足为虑了。当时蓟州守将马宣谋划起兵迎击，皇上命张王讨伐他。张王到达后劝谕他投降，他不肯，于是包围城池进攻。马宣率军出战，张王便擒获并杀死了他，同时擒获指挥毛某。张王知道毛某可以任用，便释放他而不杀，送到北平，于是安抚整顿军民。当天夜里急行到遵化，预先告诫将士不得滥杀，说：“军队行动以取得人心为根本。”于是挑选勇敢的士卒，在四更时登上城墙，打开城门。将士全部进入城中，这才发现守将率众抵抗，于是擒获并斩杀守将，其余人一个也没有伤害，文武官吏全都跟随张王上前拜谒。随后移军永平、密云，所到之处敌人望风便献城投降。行军到滦河时，张王进言：“都督潘忠、杨松在莫州阻塞我军南路，应当先擒获他们。”皇上很高兴，于是亲自发兵，命张王担任先锋；依照他的计策攻取涿州、雄县，生擒潘忠、杨松。当时长兴侯耿秉文率二十万兵驻扎在真定，张王主动请求前去侦察，回来后说敌军没有纪律，而且主帅身上带有败相，不会有什么作为。皇上到达无极后，因敌众我寡，想借机考察诸将的勇怯，召集他们询问此次出兵应向哪里进军，并估量是否一定能够取胜，众将都没有提出合适的意见。张王说：“现在应当直接奔赴真定。敌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刚刚聚集，尚未整齐；我军乘胜出击，一鼓作气就可以击破他们。”皇上说：“张玉的话正合我的心意，我依靠张玉一个人就足以办成此事。”第二天抵达真定交战。耿秉文大败，几乎被擒。斩杀他的左副将军、驸马都尉李坚，右副将军、都督▯忠以及都督顾成等，斩首三万多级，缴获马匹二万。又击败安陆侯吴杰的军队。皇上召见张王说：“这是你的功劳；如果不是你与我的意见相合，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永平飞马报急，江阴侯吴高等人率辽东军攻城，形势危急；又有侦探报告，曹国公李景隆率数十万军队将要进攻北平城。皇上与张王商议，决定先援救永平。抵达后，吴高等望风丢弃辎重逃走。张王跟随皇上追击，斩杀俘获很多。张王说：“大宁离这里不远，请移军袭击大宁，可以免除后顾之忧。”皇上听从了，于是跟随进攻大宁。从辰时到午时，城池被攻破，斩杀都指挥朱鉴，擒获都指挥房宽；下令安抚城中百姓，不久便平定。北平告急的消息传来，李景隆军队包围城池，于是回师。张王请求先攻击李景隆的营寨，然后回去救援，皇上同意了，径直捣入李景隆营寨，激战三天。城中军队也擂鼓呐喊出城，内外夹攻，李景隆军队支撑不住，大败逃走。张王跟随攻取广昌、蔚州，进攻大同，全部攻下。侦探报告李景隆收集溃散的士卒，自称有百万之众，而且将要再次进攻。张王说：“用兵贵在神速，先发制人者胜，请让我前往驻守白沟河，以逸待劳，这样一定能够取胜。”皇上命张王率军急驰前往，驻守三日。李景隆的军队到达后，张王率精锐骑兵奔驰攻击，斩杀敌人不可计数。李景隆再次大败，收集残兵退守济南。张王乘胜追击，包围济南城。后来解除包围，回头攻打沧州，擒获敌军大将徐凯。进攻东昌时，敌军列阵决战。皇上率数千骑兵绕到敌阵后方，敌军将皇上包围了好几层。皇上已经冲杀出来，张王不知道皇上所在，便突入敌阵，激战中接连杀死一百多人。张王也负伤而死。十二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五十八岁。皇上悲痛大哭。回师以后，诸将都在身边，谈到东昌战事，皇上说：“胜负是用兵的常事，不值得计较。我所遗憾的是在艰难时刻失去了张玉这样优秀的辅佐，我至今睡觉不能安稳，吃饭不能下咽，眼泪不停地流。”诸将都哭泣。皇上正式登上帝位后，举行酬报功臣的典礼，对侍臣说：“张玉才智、勇略兼备，论北平之功应当列第一，可惜他早早去世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 追赠张玉为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追封荣国公，谥忠显，并追封他的三代祖先和父母。仁宗皇帝在东宫时，多次对侍臣说，张玉见识、才智和谋略卓然成熟，不是其他将领所能相比；而且他端正方严，能够匡正辅弼，实在难得。仁宗即位后，加封张玉为河间王，改谥忠武，并告祭太庙，让他配享太宗。皇帝亲自撰写祭祀张王的文辞，其中说：秉持义理，怀抱忠诚，一心为国。处在军旅之际，谋划战事、奋勇向前，面对百战而无所畏惧，所向之处敌军风行草靡。大功即将完成时，他挺身冲入敌阵，只要义理所在，便视死如归。忠贞精魂贯通星日，功业因竹帛上的褒扬而传扬。张王为人庄重果断，博览书史，明白大义，而且见识谋虑高远。治家遵守礼法，井然有序；奉命出师，军纪严肃；与士卒同甘共苦，从未无故杀害一人。他常对部下说：“做将领的，应当让鲜血溅在战袍上，让芳名流传在史册中。”可见他以身殉国的志向早已确定，古代名将又有谁能超过他呢？他的妻子王氏，是枢密院判执中的女儿，具有美好的德行，屡次封为王夫人。儿子三人：长子辅，凭武功起家，屡次升迁，获奉天靖难推诚宣力、辅运佐理等功号，任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英国公、太师，监修国史，知经筵事，功德丰硕，是国家的元勋大臣。

译次子輗，任神策卫指挥使；次子軏，任锦衣卫指挥同知。女儿一人，永乐年间册封为贵妃。孙子六人：长孙忠，授勋卫；次孙鉴、瑾、瑄、斌、某。孙女八人：长孙女在洪熙年间册封为敬妃；次孙女嫁清平伯吴英；其余都尚未出嫁。我长期陪同太师公在史馆、经筵任职，因为我作为永乐、洪熙两朝的从臣，亲耳听到两位圣上曾经谈论张王的事，所以接受嘱托撰写这篇神道碑，恭敬地叙述并作铭。铭文说：文皇帝奉承天命，中兴国家，邦国威武雄壮；忠武王奋然兴起，成为皇帝的羽翼，在帷幄中秘密谋划，深思长策，深谋远虑，都符合皇帝深厚的心意，如鱼得水一般。义旗刚刚举起，他仗剑率先驱驰，夺取城池九门，这是功业的开端。攻取蓟州、遵化，像探囊取物、探穴取雏一样容易；擒获抵抗的锋锐，摧折枯朽之物。皇帝的车驾已经南行，大旗走在前面；接连攻下雄县、莫州，迅速奋进到常山；长河不能成为险阻，铁城也并不坚固。安抚投降者，诛灭叛逆者，恩德和威势一并宣扬；决心消灭敌寇，哪里还顾得上自身安危？精诚贯日，刚劲之气如虹；在聊城激战，怒发冲冠。先轸的战旗，千百年来只有这一位忠臣可以相比。张王的劳绩在于国家，张王的功绩载于史册；张王的后代如同先祖一样贤能，而且更加宏大伟盛。山河永固，朝廷有明确誓约；进入清庙配享太宗，超过千万年祭祀不绝。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太子太傅、成国公，追封东平王，谥武烈朱公神道碑铭。上天命仁圣之人为天下百姓的君主，必定会生出文武才略宏伟杰出的人来辅佐他；君臣同心协力，平定暴乱，达到太平，以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开创基业已经很难，中兴事业尤其不容易。因此前代史书赞美功臣，往往把开创和中兴并称。像我太宗文皇帝这样，龙兴于北方藩国，在国家将要危亡时安定宗社，使大业永固，他的功劳大概又有特别艰难之处：凭一隅之地的军队应对四方强盛的敌人，没有坚固的不能摧毁，没有刚强的不能驯服。这固然是上天所决定的，也一定有才略宏伟杰出的辅佐者，来发挥亲近、前后奔走、抵御外侮的作用，因此大功一成，便蓬勃而起，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东平武烈王在那个时代，难道不正是伟大杰出、特别出众的人吗？王姓朱，名能，字士弘，世代居住在凤阳怀远。曾祖父某、曾祖母某氏、祖父某、祖母某氏，父亲亮跟随太祖皇帝征伐有功，屡次升任武毅将军、燕山中护卫副千户；他谨慎持身、行善抚士，在当时很有声誉；母亲为某氏。王天生资质美好，从小喜爱读书，侍奉父母极为孝顺。洪武甲戌年承袭父亲的职务，在藩邸侍奉太宗皇帝，谨慎恭敬，从未稍有懈怠；抚恤下属也和父亲一样，因此很受皇上信任，早晚侍奉在皇上身旁，从不离开。太宗在北平起兵之初，帷幄中的秘密谋议，只有河间忠武王和朱王参与其中。当时北平三司中有相互勾结、制造祸乱的人，朱王与忠武王提出建议，率领部下首先擒获他们，于是夺取城池九门，安抚城内外百姓三日，人心大为安定。率兵进攻蓟州，擒获其将领都指挥马宣等人，随后攻取遵化、永平、密云。跟随皇上进攻滦河，返回后又跟随攻克雄县，首先攻破东门，敌军败逃，追到月漾桥，擒获敌军总帅都督杨松、潘忠等人；又在莫州追击其余敌众，斩杀俘获不可计数，乘胜长驱进入真定，大败长兴侯耿秉文的军队。当时朱王只率三十多名敢死骑兵追击败军到滹沱河，耿秉文的部众还有数万人，又列阵迎向朱王。朱王奋勇大喊，冲入敌阵，敌军纷纷溃散，彼此践踏，死者无数；弃甲投降的有三千多人，皇上非常高兴，赐书嘉奖。永平飞马报急，江阴侯吴高率辽东军攻城紧急，朱王跟随皇上前去救援，吴高逃走，朱王追上他，杀伤俘获很多，于是跟随平定大宁，诛杀拒不听命的人，安抚整编其部众而回。当时曹国公李景隆率军攻打北平城，朱王跟随皇上到郑村坝，与李景隆军交战，大败敌军，进而攻打。又击败了李景隆的营寨。李景隆在九门列营，朱王接连击败他。城中也出兵夹击，李景隆狼狈逃走。朱王跟随攻打广昌、蔚州、大同，依次全部攻下。李景隆又收集溃散的士卒，自称百万之众前来进攻。皇上亲自抵御，朱王担任前锋。午时抵达白沟河，击败他的都指挥平安军以及申某的军队。又同敌军交战，大败他们。第二天，朱王率左哨作为前锋，再次大败敌军，全部攻克敌军的营垒栅寨。敌军逃走退守济南，朱王率军追到铧山。敌军严整军队列阵等待，朱王接连击破他们。敌军放下武器投降的有一万多人，朱王把情况上报；皇上全部安抚并释放他们。自此敌军感戴恩德，都愿意前来归附，不再有战斗的意志。然而皇上得到降兵后立即遣返，不加留置。朱王跟随攻打沧州，首先攻破东门，进入城中，斩首六万多级。敌军震惊恐惧，于是擒获其总帅徐凯。进攻东昌时，敌军列阵决战。皇上率数千骑兵出到敌阵后方，敌军将皇上包围数层，朱王奋力从侧翼掩护皇上突围。进攻夹河时，朱王作为奇兵先锋，大败敌将盛庸的军队；又在藁城击败平安的军队，追击败军到真定，在东门交战，斩首一万多级。于是攻取彰德以及定州、沧州西部的水寨。不久又在德州击败敌将李辛，于是攻克东阿、东平，攻破汶上各处营寨。在淝河设下埋伏，击败平安十多万军队。进军小河时，被敌军乘隙攻击，稍稍退却。诸将急忙请求回师，只有朱王竭力劝皇上继续前进，说：“用兵不可能总是胜利，难道能因为一次小挫折就自己沮丧吗？项羽百战百胜，最后仍然灭亡；汉高祖屡次失败，最终却兴起。自殿下举兵以来，胜利已经很多，这一次小挫折何足挂怀？只应以宗社为重，整顿军队继续前进罢了。”皇上拍手叹息说：“你的话深合我的心意。”于是继续进军。抵达灵壁时，敌军以大军迎战，朱王首先登上敌阵，冲入阵中，大败敌军。生擒其副总兵陈晖、平安的守将马溥、徐真以及都指挥三十多人，缴获马匹二万。敌军死者的尸体遮蔽原野，投降的有数十万人，皇上全部释放遣返。继续进军攻克泗州，渡过淮河击败盛庸的军队，于是攻克盱眙，攻下扬州。跟随皇上渡江进入京师，大功告成。诸王、臣民推举拥戴皇上，皇上承继大统。论北平之功，朱王居于首位。赐号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左军都督府左都督，封成国公，享受三千五百石俸禄，子孙世代承袭。

译赐给诰券，追封三代祖先都为成国公，祖母和母亲都为成国夫人。永乐二年，命令兼任太子太傅。永乐四年，安南黎季防杀害本国君主，毒害虐待臣民，又阻拦拒绝诏使。朝廷多次晓谕，他仍不悔改，于是发兵讨伐其罪。命朱王统领军队，佩征夷大将军印，率左、右副将军，左、右参将以及神机、横海、骠骑、防击、鹰扬五将军所部八十万军队出征。临行时，皇上亲自到龙江送行。军队到达广西，皇上回头对侍臣说：“朕夜里观察天象，西征主帅恐怕有忧患，是朱能吗？然而朱能足以办成这件事，朕只是担心他不习惯当地的气候罢了。”十多天后，讣告传来，皇上震惊悲痛，停止视朝五天。当时与朱王一同举义的永康侯徐忠等十多人，都入宫慰问。皇上流着泪说：“在艰难的时候，大家同心协力、互相救助，朱能是其中的首领。而且他平素的存心和行事，都应当有长远的发展，为什么突然止步于此？”说到这里更加悲楚，左右侍从都流泪，没有人敢抬头仰视。原来朱王到达龙州后染病去世，时间是十月初二日，享年三十七岁。皇上亲自撰文祭奠他，内心的悲痛哀伤充分流露在文字中，读到的人都为之落泪。皇上给予的赙赠抚恤特别优厚，追封为东平郡王，赐谥武烈，并加赠他的三代祖先都为王爵。仁宗皇帝亲临朝政时，特地下诏让王配享太宗庙庭，所赐祭文尤其褒美隆重。这大概是因为他当时是开国功勋中最杰出的人。王身材魁伟高大，勇力超过常人，气度宏大，见识高远，举止从容端庄，言辞温厚宽裕。在众人聚集议论时，王加以裁断，言语简洁而道理恰当，没有人不心悦诚服。他善于驾驭将士，教导、训练、安抚、体恤他们，亲近得如同父子；军纪严明肃整，没有人敢逾越。每逢遇到强敌，他便大声呼喊，策马冲战，以一人抵挡百人，敌人都望风退避。他安抚招纳投降归附者，恩惠周到；出谋划策、制胜敌军，从没有遗漏的计策。他尤其善于任用人才，人们大多归心于他，即使古代的良将也不过如此。葬在昌平北泽山的平原上。配偶王氏，屡次获封东平郡王夫人。有儿子若干人，长子袭封成国公、太子太保，忠厚实在而公正忠诚，恭敬勤勉从不懈怠，历事四朝，是国家所倚重的人。次子任某官。有女儿若干人，某官某是她们的女婿。有孙子若干人，孙女若干人。永乐初年，我任禁林侍讲，凡军国大事参与陪同朝廷议论，常常与王接触，久已相知。到这时，太保公嘱托我撰写神道碑文，我恭敬地叙述事迹并作铭文。铭文说：圣明王朝的兴起，实在是上天所命，必定有名闻当世的人辅佐扶翼；文皇大圣，恭敬谨慎地奉守藩国。上天将要开启局面，内难突然发生，不得已之下，义旗于是高举；文武人才济济，像风云一样奋起兴盛。当时东平王才略雄伟，日夜辛劳，早起晚睡，密切侍奉帷幄；剪除违逆、安抚顺服，宣扬皇帝的德音。城内城外团结一心，军威所到之处，渔阳一带望风披靡。永平不能固守，大宁陷落，后方没有忧患，前锋轻捷推进；折断朽木般摧毁强敌，没有什么坚固之物不能攻破。中山、益都追击败军，沧州歼灭叛逆，都奋勇争先登城，如闪电扫荡、雷霆轰击。青州、齐地既已平定，便踊跃向南，抱定志向决意前往，以宗社为念；灵壁迅速攻下，长淮飞渡，广阔的疆土上，有人迎接而无人抗拒。长江不再成为险阻，内难彻底平定；辅佐皇帝登上御座，天色开朗、日光明亮。国家有贤良的储君，于是兼任太子太傅；行为端正严肃，气度宽厚仁慈。南方交趾没有安定，奉命前往征讨；军队尚未出国境，大星便坠落军营。上天不肯留下他，堂上的柱子突然倒下。皇帝听闻后悲伤，抚恤典礼隆重厚重；忠心存于社稷，功勋载入史册。伟大啊，后继者兴盛，显赫地彰明先贤；河山有誓言，追尊褒崇有诏令。皇明万年长存，永远祭祀于清庙。黄氏先墓碑 工部尚书昌邑黄公奉命治理交阯十九年，仁宗皇帝即位后，发玺书召他回来。第二年到达京师，皇帝命他仍以本官兼任詹事，这是因为托付的责任重大。于是赐给诰命，追赠他的祖父聚、父亲士中，都为正治上卿资政大夫、工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追赠他的祖母李氏、母亲王氏以及封他的妻子王氏，都为夫人。又过一年，即宣德元年，他上奏请求回乡祭扫先祖坟墓，皇帝准许了。临行前，他告诉士奇说：‘我的福分浅薄，才能微少，却冒昧承受荣禄官位，能够达到今天，都是历代圣人的大德和先祖父母留下的福泽。如今恩宠如此隆厚，又追溯施及祖先，我怎敢不设法彰明显扬它，使它永远昭示给我的后人？我将回乡在墓道上树碑，希望把碑文托付给您。’于是把事迹状文送来，请我考核。黄氏世代居家于泗州，元延祐年间才迁到青州昌邑的画埠里。曾祖讳佑，志有两个儿子，次子就是他的祖父。祖父字谷保，元至正年间迁居县里的新郭里，喜爱耕种的事业，轻视荣华利禄，饮清水、吃粗淡食物，安然自得。享年若干岁，于某年某月某日去世，葬在居所右边。祖母李氏，继祖母为毕氏。李氏享年若干岁，于某年某月某日去世，与祖父合葬。有四个儿子：伯礼，成；仲士能，叔廷举，最小的就是他的父亲。有一个女儿，嫁给某巡检李志仁。他的父亲幼年丧父，却能够卓然自立；侍奉母亲很孝顺，治理家庭合乎礼法，待人宽恕；性情宽厚坦率正直，不合义的事绝不去做，有君子长者的风范。享年若干岁，于某年某月某日去世，葬在祖墓右侧。母亲王氏，孝顺慈爱、节俭勤劳，遵守妇道，堪为母亲的表率，内外亲族都以她为榜样。享年若干岁，于某年某月某日去世，与父亲合葬。有四个儿子：长子禴，次子就是尚书公福，再次为祐、禧。禴先去世。有六个孙子：璝、璲、▯、琮、某、某。尚书公在洪武年间中乡贡，历任开封项城、太原清源二县主簿，金吾前卫、龙江左卫知事，后来升任龙江经历；上书论事，太祖皇帝亲自提拔他为工部右侍郎。皇帝刚即位时，他升任左侍郎，随后升为本部尚书。北京初次营建时，选拔任用重臣，改任刑部尚书。安南郡县平定后，在那里设置布政司总管，又设置按察司监督，重新命令他以尚书身份总理政务，并同时授予两司的印信。他居中调度、防守得力，正直而有大臣的气度；在交阯勤勉地安抚和辑睦新归附的百姓，使他们像对待父兄一样拥戴他，这难道不是他的祖父和父亲积德的结果吗？

译铭文说：黄氏出自嬴姓，是陆终的后裔，受赐封地。于是便以国名为氏族名；其族人繁盛，散居中原，秉持德行、建立功勋，世代都有闻名之人。昌邑这一支宗族从泗州迁来，于是迁到适宜的土地，建屋居住，修养含藏的德性；努力行善，世代积累已经很多，有所蕴积就必然会发扬。于是说：‘正当这个时候，皇明统治天下，治理四海，厚禄显位，登用尊崇贤能之士。’如今的司空，从儒生中崛起，遭逢历代圣主，在朝廷内外历练，具有美善的谋略和深远的见识，操守高雅，行为端正；百姓感戴他的恩惠，皇帝赞许他的正直，士大夫都仰望他，老成之臣列在前面。于是说：‘贤人生逢时世，有所开启必定有先兆；百围粗的大树，根本盘结茂盛；浩荡的大河，也有自己的源头。’世代德行丰厚而显著，如今司空受到皇帝嘉念，追赠褒封，光明盛大的恩宠照耀到祖父母和父母。祖先安葬在新郭里，司空回来祭祀并告祭；乡人前来观看，羡慕赞叹，甚至手舞足蹈，人们也感慨追念。谁没有子孙呢？行善就能开启后代的福佑，难道不在于我们自己吗？新郭里的坟墓，路过的人一定会俯身致敬；春秋祭扫，面对霜露，子孙将延续百世。赠资善大夫、刑部尚书魏公神道碑铭。源头深，水流必定长远；油脂厚，光必定明亮；德行盛大，福庆必定广大。所以世间富贵显达、在当时光耀显赫的人，都不是偶然的。必定是他的先人先积累善行、施行德惠，确实有惠及他人的事实，这才是天道自然报应必然到来的结果。往事很多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如今南康魏氏的兴盛，难道不是根源于他们先人的积善吗？魏氏世代居于南康，是儒学之家；朝佐生闻卿，闻卿生庭郁，都因学问品行受到乡里的敬重。庭郁娶陈氏，生下某，字伯泰，他的德行善行更加受到乡里敬重。他从幼年就懂得孝敬父母；十岁时母亲生病，便满脸忧色，早晚侍奉在身旁片刻不离，夜里睡觉也不解衣，药物饮食一定亲自送上；有时独自到神祠祈祷，跪拜俯首哭泣，很久不能起身，亲戚邻里都惊异不已。长大以后，家境富裕，与两个弟弟伯永、伯颙亲爱尤其深厚。兄弟共同居住、共同做饭、共同使用钱粮，男女以及奴婢二千多人，衣食供给都各自得到应有的份额，没有谁得不到，整个家庭和睦严肃。官府举荐伯永为属吏，他叹息说：‘我们兄弟三人，怎么能让一个人独自为官府服役？况且刀笔吏不是我们儒家所应做的事。’恳切请求免除他的职务。后来又叹息说：‘我家成年男子众多，怎么能唯独没有为官府效力的人呢？’ 于是让长子源补任文学弟子。家产积累得更加富裕，他多次指点着家人说：‘古语说积聚财富而能分散救人，上天厚待我，让我拥有这些，难道只是用来救济自己吗？你们要记住。’遇到饥荒年景、粮价上涨时，带着金钱登门请求卖粮的人成群而来，他说：‘我储存这些粮食，本来就是为了救济贫困的人；不卖给你们，而是全部拿出来分给贫穷者。’他所救济的人很多，乡人都从心里佩服他的义行。有人发生争执、互不相让，往往都去找他评理。名人嘉宾路过他的乡里，没有不前来拜访的，一定要宾主尽欢才离去。即使是农夫、乡野老人偶然相遇，他也与他们亲切交谈，从未怠慢。晚年自号渔樵，善于饮酒，却即使整天饮酒也不失态。他于永乐十七年四月七日去世，县里人奔走哭吊，全都悲哀，又相互叹息说：‘一心救济别人，世上有谁比得上公呢？如今却已经去世了。’享年若干岁，娶刘氏，有贤德的行为。儿子三个：源溥、济；女儿两个，长女嫁给黄氏，次女嫁给张氏。孙子十人，孙女二人。源于永乐四年中进士，任监察御史，历任浙江按察副使、刑部左侍郎、河南左布政使，入朝任刑部尚书；才华宏大而持守正道，是一位杰出的名卿。评论一个人的贤德，通常要从他的出生家庭说起，因为这意味着祖先积累了善行、父母教育有方。所以朝廷对于群臣中能够尽职尽责的人，必定有推恩的典礼。源任御史、侍郎时，都能按照他的官品秩级追赠父母；他的父母因他任尚书，又能按照他的官品秩级追赠祖父母。父母，《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源将要在父亲墓前树碑，拿监察御史彭鉴所撰的事迹状文来请求我作铭。铭文说：匡庐山高大巍峨，彭蠡湖浩荡无边；天地汇聚和气、涵育清气，集中孕育出人中的英杰。他居处幽静，行为正直，避开荣华而获得声名。看待别人和看待自己一样，施加爱护真诚无伪；遇到孤儿和困苦者，内心为之怦然不安，打开储藏、倾尽家产来救济他们。他心中所存的是：善行一定有报，天道必然会加以验证。后代有才华的儿子，雄健奋发而兴起，施展谋略，辅佐朝廷。皇帝的诏章如龙文，追溯褒嘉他的先人；提升为上卿的高位，层层追赠恩宠，增益荣光。他们究竟有怎样的心性，为什么同一血性却情操不同？为什么不看看魏氏的福庆？魏氏的高坟郁然隆起，墓前立有华美的石碑和石刻牲像；车马经过都下车，观看这篇刻写的铭文。《东里续集》卷二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二十六，明代杨士奇撰《神道碑》户部尚书古公神道碑铭 宣德三年二月十八日，户部尚书古公去世。讣告传来，皇上派进士康琰赐祭，命有关官署提供船只送他的灵柩回乡，并且办理安葬事宜。安葬后，他的儿子本拿着礼部尚书蔚公所撰的事迹状文，赶赴北京，托少保夏公请求我撰写神道碑文。我与古公同朝三十年，知道他有廉洁清正的操守，便答应下来而没有推辞。公讳朴，字文质，号素轩。古氏世代居于河南陈州。讳义甫，娶王氏；生讳安道，娶程氏，这就是公的祖父母和父母。因为公显贵，公的祖父、父亲都追赠资善大夫、户部尚书，祖母、母亲都追赠夫人。公在洪武年间中乡贡，成为太学生。奉命清理各郡县的田赋图籍，父亲去世后回乡服丧；服丧期满，隶属五军断事官署掌理刑狱。于是上奏说家境贫困，希望做官取得俸禄奉养母亲。太祖皇帝嘉奖他，任命他为工部营缮主事，授承事郎。他把母亲接到京师奉养，居住不久，母亲去世，官府供给船只送她回乡安葬。服丧期满，改任兵部车驾司主事，升任武选司员外郎，授奉训大夫；再次升任郎中，授奉议大夫；随后升任兵部右侍郎，授嘉议大夫。太宗皇帝端正大统后，转任左侍郎，授通议大夫。皇帝赐给他文绮和袭衣。皇上巡视北京时，他侍奉仁宗皇帝监国。曾奉命暂代礼部、兵部以及詹事府的职务。洪熙年间改任通政使，当年升任户部尚书，授资善大夫，赐诰命追赠两代祖先。于是请假回乡省视并祭扫祖墓，皇帝赐给钞币和袭衣。公侍奉父母很孝顺，不合义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随便取。任官处理事务时，早起晚间思考，辛劳勤勉而不懈怠，一心奉公，没有人敢把私事托付给他。他谨慎遵守祖宗成法，不肯逾越。有人说某件事拖延太久、某些小过失没有及时处理，也应当有所增减、折中办理，他始终不为之动摇。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宫殿，他在江西主持伐木工程，怀有爱护百姓之心。工程完成后，特别受到赏赐。户部主事刘良平日行为不检，任满三年时，公考核他的政绩，给出下等评定；刘良叩求皇帝左右的人，请求给公考核为上等。公说：‘贪婪奢侈的人，只是侥幸还没有被察觉揭露；不改正行为，最终必然失败。上等考核是不可能给他的。’刘良于是诬告公其他事情，公被逮捕拘禁。太宗皇帝看出了诬告，最终释放了公。后来吏部奏请授予刘良诰命并封赠他的父母，仁宗皇帝说：‘和乐平易的君子，自然会得到福禄。这是曾经诬告大臣、犯下罪行的人，他能算君子吗？’ 没有同意。刘良最终因贪赃败露，众人都佩服公的明察。公所主管的事务完成后，从未向家人谈说。清白如冰、坚贞如蘗的操守，坚定不移。平素不经营产业，也不从事华美奢靡的雕琢；细小的玩物一件也不蓄藏。退朝后清静地独坐一室，以书册自娱。他曾经病了，我去探问，进入他的书斋，几案之间只有一册《自警编》，从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操守了。洪熙年间诰辞称赞他‘端厚简静，操行清洁’，可见皇上对他的了解和知遇很深。去世时，没有一丝积蓄留给子孙。儿子三个：瑄、璟，都先去世；最小的是本。女儿四个：贾、莹、孔、彰；陈、谏、李、怡是她们的女婿。孙子若干人。铭文说：古语有句常言说：‘公正就能明察。’怎样才能做到公正？大概只有清廉吧。清廉作为一种操行，是士人本分以内的事。为什么世人却很少遵循它？十个人中也不过一两个。士人的操行不正，公理又从哪里兴起？可叹文质公做到清廉，他的清廉是真诚的，究竟是什么样呢？就像冰壶映玉一样清澈。等到他临终将要咽气时，屋里空空荡荡，像悬挂的磬一样。那些显贵的官员，住着高大的房屋；可叹文质公去世归来啊，将住在哪里？那些荣耀的爵位，田地横贯阡陌；可叹文质公去世归来啊，将靠什么吃饭？他的行为清白纯正，内心安闲宽厚；污浊的人嫉妒他，清廉的人亲近他。看那些贪婪的人，像沟渠积水泛滥，早晨涨满，到晚上便干涸都来不及。可叹文质公洁白分明而不受污染，永远传播美好的声誉。它就在这通碑上。故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工部尚书、追封茌平伯、谥荣襄吴公神道碑铭。公讳中，字司正，姓吴，世代居住在山东武城，以儒业为生。曾祖渊，祖父兴，元代任任丘令。父亲成，都因公显贵，屡次追赠荣禄大夫、正治上卿、少保、工部尚书。曾祖母某氏、祖母某氏、母亲某氏，都追赠夫人。公在洪武戊寅年由国子生授营州后屯卫经历，升任大宁都司经历。太宗皇帝刚举义旗时，军队到了大宁，公带领众人出城迎接。公相貌洁白、身材魁伟，回答明白流畅；皇上一眼就在人群中注意到他，赐给袭衣，命他守卫防州，训练士卒，努力耕田。南方军队攻城，他率众击退；调任守蓟州，防御、安抚都很有方略，皇帝赐给衣服器物加以嘉奖，于是命他署理北平布政司理问，升任本司经历，负责供给粮饷、运输物资并协助守城，又因功绩升任大理寺丞。这一年发生旱灾和蝗灾，公说这是刑罚滥用造成的，都是我们臣子的过错，请求告诫法司务必宽缓公平。不久升任少卿，因为揭发奸邪，升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将要营建北京宫殿时，改任工部尚书，奉命到蜀地取材；回来后又命他主持运输物资到北京，赐绢六百匹。皇帝北征，公随从扈驾并兼管粮饷运输。回来后，父亲去世服丧回乡；起复时仍命他主持宫殿营缮。公说营缮是吉庆之事，臣下丧服尚未除，不应当参与，于是改任刑部尚书。后来因上书论事触犯皇帝，被逮捕拘禁。仁宗皇帝即位后，恢复他刑部尚书之职，改任工部尚书，命他兼任詹事，又升任兼太子少保。宣宗皇帝即位后，尤其信任他，升任少保，仍兼任尚书，赐宝带、金织衣。不久因受牵连被解除少保职务。公侍奉三位圣主，都受到信任；凡皇帝出行巡幸，无论远近，他都随从扈驾。三陵营建时，都是公主持工程，完成后都有银币赏赐。皇上即位后，因公是旧臣老臣，又恢复他少保之职；重建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以及乾清、坤宁二宫，命公主持工程。他早晚辛劳勤勉，以至成疾，但终于完成工程。公虽告假，皇帝嘉念他的劳苦，升任少师，赐白金、文绮，并加赐绣麟衣。不久病重，终于不起。正统壬戌年六月丙辰日去世，讣告传来，皇帝停止视朝一天，派礼部尚书胡濙赐祭，追封茌平伯，赐谥荣襄，命有关官署办理安葬，授予他的儿子贤世袭锦衣卫百户。公为人和易开朗，勤于奉公。他掌管刑法司法时宽厚平恕，常亲自查看狱中，命令清除污秽，放松枷锁，按时供给饮食，告诫吏卒，及时加以抚恤。

译等到调任冬官，职务堆积繁多，他规划筹措、经营安排，条理井然。心中默默记住的事情，即使过了很久也不会遗忘；胸襟气度宽容，即使受到触犯也不计较；有时委屈自己道歉谢过，爱护属官，常常替他们掩盖过失。他在南京任职时，曾经把制造海船所需的木材摊派到江西、浙江，江西承担的数量增加了几十倍，当时舆论喧哗。公听说后惊骇，立即上奏请求停止摊派，全部由公家供给。有才干能力的属官，他总是奖励提拔他们。事先储备木材以应付当时需要，随用随有，从未缺乏。自正统以来，京师有许多大规模营建，所需费用全由公家支出；有关官署不知道，百姓也没有听闻。这固然是皇上的仁德，也有公预先筹划协助的功劳。他明察奸邪，曾在四更时分入朝，路上遇到携带数十万缗钞币的人，公说：‘不是盗贼又是什么？’命随从把他们全部捆绑押送，并加以盘问，原来是造钞匠盗窃宝钞提举司的钞币，于是依法处置。偶然遇到有价值的情况，必定上报皇帝，不以超越职权为嫌。他历事四位圣主，都受到优厚待遇，所得赏赐，时常少有人能与之相比。宣德年间，皇帝曾赐给他银章，上面写着‘和敏详达’，大概是用来表彰他的品行。他所得的书籍、诗文、图画尤其多。想到自己久病，上奏请求停止俸禄，皇帝没有批准。在家居住时侍奉父母很孝顺，常常迎接他们到京师奉养，尊奉备至。父母去世后，使他们享有皇帝亲自祭奠的荣耀。永乐年间，皇帝命大臣的儿子入宫侍奉皇太孙，公把这个机会推让给弟弟。虽然身居显贵，他对姻亲、亲戚、乡党都相处亲切融洽，如同平民时一样。遇到穷困者便时时周济，不问认识还是不认识。与人相处谦逊和蔼、愉快亲切，大官和受宠近臣都乐意亲近他。他临终那天，前来哀悼的人很多，无论亲疏远近。享年七十一岁，葬在良乡县某乡的原野。配偶刘氏，封夫人。有七个儿子，都是侧室某氏所生。有三个女儿，长女嫁给锦衣卫指挥李洪，其余尚未出嫁。孙子若干人。我与公同朝交往四十年。到这时，贤拿着少保江陵杨公所撰的墓志文，请我书写墓道碑，于是我又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补叙进去，并作铭文。铭文说：光彩焕发的吴公，从成均馆中崛起；最初开始任职，便感受到风云际会，穿着武臣服饰随军出征，竭尽勤劳，贡献谋略，早晚不懈。于是升任大理寺，继而登上都察院，恩宠光彩隆盛，仕途大道宏阔开展。他施行正法，秉持公正；遇到灾害便主动承担罪责，皇帝赞许他的真诚，于是掌管国家刑狱，审问奸邪、惩治暴徒，既恭敬又谨慎体恤，恭敬执行皇帝的诏令。再次进入冬官，像古代的司空一样，使百姓及时得到利益；整治材料，考核工匠，鞠躬尽瘁，竭尽诚心。历事四位圣主，升降进退都在左右侍奉，始终保持恭敬。朝廷中功绩很多，当时人称赞他的声望；他如山岳般高峻，身居师保之位，在六官之上。为什么上天不肯留下他，却让他突然长逝？七十岁的高龄，在古代已经少见；长寿、富贵、善终，他也都得到了安宁。史官为他作铭，留给后代子孙。显忠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太傅黔国公、追封定远王、谥忠敬沐公神道碑铭。正统四年三月十八日，黔国公沐公在云南楚雄去世。讣告传来，皇上悲悼，停止视朝，增加隆重的抚恤礼典，先后两次派官员赐祭；追封定远王，谥忠敬亲王，也两次派官员祭奠。他的儿子护送灵柩回南京，公卿文武群臣以及沿途各地的大臣都来祭奠。于去世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葬在江宁县长宁北乡观音山先茔旁边。沐氏祖籍凤阳定远，其先世情况，前翰林学士王景所撰《黔宁昭靖王神道之碑》记载得很详细。昭靖王的高祖父、曾祖父、祖父因为昭靖王显贵，都追封黔宁王；高祖母、曾祖母、祖母和母亲耿氏，都追封黔宁王夫人。昭靖王有四个儿子：长子讳春，袭封西平侯，死后谥惠襄；次子就是王叔昂，任右军都督同知；幼子昕，任驸马都尉。王讳晟，字景茂，从小气度宏大厚重，端庄谨慎凝重，聪慧悟性超过常人，同时博学而有远见，恭敬谨慎，少言寡语，喜怒不显露在脸上。高皇帝器重他，成年后授任后军都督府佥事；他早晚恭敬勤勉，升任特进荣禄大夫、左都督。当时惠襄继昭靖镇守云南后去世，王袭封西平侯，仍奉命镇守云南。王继承父兄的事业，秉持忠诚，竭尽思虑，更加弘大长远的谋略；用威势使人服从，用德行使人感怀，早晚恭谨自励。在此以前，麓川不安定，各蛮族驱逐宣慰使，分割占据当地。王恰好到任，奏请发兵平定，又奏请在当地设置孟养、木邦、孟定三府，镇沅、威远二州，干崖、潞江、湾甸、大侯、者乐五长官司，每年征收他们的贡赋；又在潞江以西设置腾冲千户所，用来控制当地，于是夷人平服安定。太宗皇帝即位第三年，八百蛮族首领侵犯边境，王派将领先率军讨伐，亲自率兵随后赶到；蛮人听说王到来，便逃走，王军进兵擒获其首领并杀掉。事情上报后，皇帝赐玺书、白金慰劳王。第四年，安南违抗命令，征夷将军率京师及湖广等都司军队讨伐，命王佩征夷副将军印，充任左副将军，率云南等都司军队分道进讨。王率军从云南经野蒲进军，砍伐树木开辟道路；先派偏将攻取猛烈棚、华关等关隘，贼众全部逃散。于是修筑堡垒驻军，制造船只，分派诸将从宣光、江口出兵，夺取澳沕寺；又连夜驾船出洮水列阵。军队于是派将领率兵逆流攻打贼军的富良江，从早晨激战到傍晚，贼军退却。第二天早晨，诸将都想奋力进攻，王说：‘我们奉命吊民伐罪，所要的是擒获几个凶恶首领。’

译‘即使放纵军队杀戮，也不符合皇上好生的心意。’于是停止进攻。随后架设浮桥渡过军队；这时征夷将军的大军也到了，于是合力攻打贼军的多邦城栅，接着捣毁东西二都以及盘滩，围困枚噜江、仙侣等地的贼军，全部攻破。贼首黎季犁父子狼狈地抛弃部众，只带着家属和左右亲信远逃海上。王与征夷将军合兵追到日南州奇罗海口，全部擒获俘虏，没有遗漏，用刑具押送京师。共得到四十八郡、一百八十六县、三百十二万五千九百户，缴获象、马、牛等牲畜以及军需物资和兵器。安南平定。六年春，班师入朝，皇帝赐号显忠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封黔国公，食禄二千石，赐诰券、玉带、金币，命其子孙世代袭承。大宴时，皇上亲自作诗褒奖。又每天在便殿赐宴，随后返回云南镇守。这年冬天，安南余贼怀有二心，皇帝命王佩征夷将军印，总兵讨伐。王军压境，贼军逃入乂安海岛。追到占城境内，擒获贼首陈季扩、阮帅、邓容等，押送京师杀掉。军队回师后，仍镇守云南。十七年，富州蛮族首领长期拖欠赋税、不入朝廷，皇帝命王调发云南、贵州军队讨伐。蛮族据险抵抗，王派兵截断他们的后路。诸将请求迅速进攻，王说：‘用威势使人服从，不如用德行使人服从。’于是派人向他们说明祸福，蛮族立即派儿子到京师谢罪，并全部偿还拖欠的赋税。仁宗皇帝即位后，重视王的功勋、德行和老成，诏令他兼任太傅，召他入朝，恩礼更加优厚。于是命他佩征南将军印，返回云南镇守。宣宗皇帝刚即位，派使者携带玺书和金币慰劳他。皇上即位后，恩礼与宣德初年相同。第二年改元正统，赏赐金币更加丰厚。这年冬天，四川防川棃溪蛮、合底泊等蛮族作乱，他上奏派弟弟都督昂讨平。正统二年冬天，马龙他郎甸蛮族不安定，又上奏派昂平定。三年，麓川思任发骚扰边境，侵掠腾冲、南甸；派人劝告他，他不肯服从，王于是上奏请求亲自率兵讨伐。军队到达潞江，王勉励诸将说：‘出兵还要讲究谋略，不能只凭勇力；况且将近瘴气盛行的月份，不是用武的时候。如今官军已经集结，如果贼人能够畏惧威势、悔过自新、表达诚意请罪，请求下令赦免他们，这样也可以。’于是再次派人劝告，他仍不服从，才命弟弟昂以及都督方政等率兵前进。王尤其告诫他们要慎重。当时王整顿军队在后方，方政等乘夜渡江攻破贼寨，贼众向北逃跑，官军乘胜追击到景空等寨，斩首三千多级，缴获三十多头象。方政奋勇独自冲入贼阵，贼军伏兵从四面杀出，方政力战而死。这时春天已经过半，王担心瘴气发作对官军不利，于是撤回军队，准备驻扎在金齿。有诏令传来，王返回镇所。王到达楚雄后，疾病突然加重而去世。病危时，他回头对弟弟昂说：‘我们父子兄弟承受国家和天地无穷无尽的恩典，我已经不能报答了。我的弟弟，你要努力；我们一家子子孙孙世代坚定忠诚，保守臣子的节操，不要有愧于君主和亲人。’又对昂说：‘这次战役，虽然是偏将失利，但本来也是我这个统帅的过错。这个贼人绝不可赦免，你要努力，努力！’说完便去世了。灵柩归途中经过的道路、城郭，无论贵贱、大小，没有不迎接叩拜、悲痛哀哭的。大概是因为王镇守当地很久，恩惠慈爱深深施加于下民。王忠孝的诚心出于天性，没有一件事不是竭尽心力的。他与子弟谈话，也反复叮嘱这条道理；对两个弟弟非常友爱，以礼法教导子孙，家政井然有序。他地位达到人臣极致，却礼敬贤能、尊重士人，虚心听取意见，宽厚有容，从未当面指责别人过错。凡文武属官有过错的，都唯恐被王知道，尽力自行掩盖；后来能够自己悔改、改变行为的人也很多。王通晓韬略，却以仁爱为根本。蛮夷有罪，从不轻易用兵诛杀，一定先劝导他们改过。多次劝告仍不悔改，才上奏发兵。等到军队进入境内，如果夷人能够知道畏惧、悔罪，也曲意宽赦他们，让他们重新做人。即使临阵交战，也一定告诫部下不要任意杀戮。赏罚分明而有信用，威严和仁爱并行。至于修缮城池、整治武备、训练将士、治理屯田、疏通水利、充实粮仓，他始终谨慎遵守成法。对于减轻徭役赋税、询问疲病困苦之人，更加勤勉留意；学校破旧，就备办材料、雇请工匠修葺，不因此烦扰百姓。处理公事有空闲时，手不释卷，考察古事、明白道理，动辄以古代贤人为师。他从容兼备文武才能，是仁义之帅。配偶程氏，在公之前去世，追封定远王夫人。有一个儿子俨，袭封黔国公，温雅谨慎稳重，恭敬遵循家法。有两个女儿，长女册封为赵简王妃，次女嫁给武定侯郭玹。有一个孙子玘，孙女一人在室。到这时，王的儿子拿着事迹状文请求我撰写神道碑，我谨按状文叙述并作铭。铭文说：上天在淮河以西开启皇明，使它与天地相配，厚重地生育出帝、后二位圣人。至仁的圣主做百姓的父母，心中存念天下万方，包容覆盖一切。何况有孤儿流落乡里，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二圣怜悯他说：‘让我们收养他，教导他，辛劳周全地抚育，使他成长成人，成为具有伟大才略的人。’皇帝又有恩厚的话说：‘恢复你的姓氏，树立你的荣耀，使你先于宗族祭祀。’啊！昭靖王盛大的德行、像明亮太阳一样显著的功勋，体现了孝与忠。啊！忠敬继承先父的功业，以孝为法则，以忠为践履。最初从都督府任职，受到皇帝的亲自选拔，早晚不敢懈怠，秉持谨慎恭敬。前往安抚滇地百姓，差不多五十年，遵循父亲的行为，施行皇帝的恩德，使他们有饭吃、有衣穿，免除寒冷饥饿。重视学校，尊崇教师，引导他们懂得尊卑；使政令公平，劳作和休息适时。百姓感戴他的恩惠慈爱，深入骨髓。有人不能受到恩惠，便劝告、教导他；反复教导仍不悔改，就用刑杀来警戒。交阯人悖逆凶暴，猖狂作乱，违背天意毒害百姓，侵犯我国边疆。奉诏出兵，前往执行上天的讨伐。军势雄健迅疾，如雷驱电扫；飞渡富良江，像走平地一样。两路军队穷追猛赶，在海边擒获贼人；释放和宽纵被胁迫的从众，宣布朝廷的教化法令。于是整顿军队，唱着凯歌回朝；饮酒庆功，凭功勋授予上公爵位，嘉奖宠信这位重臣，龙章光彩灿烂。滇地百姓思念他，抬头远望他的旌旗；皇帝不忘遥远之地，再次命他南行。他恭敬侍奉五朝，鞠躬谨慎，奉献国家而忘却家庭。志向像坚硬的金石，哪怕一寸荆棘也没有剪除，亲身从未安闲停歇。偏将的过失归于自己，最终因王事承担罪责。德行善举极多，显赫的华美褒奖，千年也不会磨灭；沐氏世代子孙，光耀地效法贤者，坚定忠诚并继承先祖，使这份声誉永远发扬。奉天翊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镇远侯、追封夏国公、谥武毅顾公神道碑铭。

译永乐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镇远侯顾公在贵州去世。讣告传来，皇上震惊悲悼，派官员赐祭，追封夏国公，赐谥武毅，按制度赙赠，命有关官署办理丧葬。于是命他的嫡孙兴祖袭爵，兴祖护送灵柩回乡，葬在扬州某原。顾氏祖先居住在湘潭，公的曾祖父百四，曾祖母某氏；祖父千二，祖母朱氏；从祖父开始定居江都，父亲万一，母亲周氏。公讳成，字景韶，天性仁厚，从小就能怜悯救助贫病孤苦者，胸怀正直之气；遇到有人蛮横无理地欺凌别人，他一定打击羞辱对方，使其畏服才罢休。他的祖父曾当着众人惊叹说：‘这个孙子一定能兴盛我家。’公身材相貌魁伟，粗通书籍，通晓大义，膂力超过常人，擅长武事，尤其精于骑马、刺击和射箭。箭无虚发。元末他曾游历燕都，有十多个强盗劫持他的船，同船的人都惊慌失措，唯独公奋力冲出与盗贼搏斗，把他们全都打得溃逃。回来后，张士诚在泰州起兵，擅自称王，公知道他成不了大事。乙未年，我太祖高皇帝渡过长江，第二年公前来归附；到镇江时，他与十一名骁勇士卒转战冲入城中，没有人敢抵挡他们的锋芒。后来敌人越来越多，援军又断绝，众人全被城中人捆绑，十个人都被杀了。公奋力跃起，挣断捆绑，踢倒持刀的人，脱身逃走。回来后对众人说：‘镇江城中都是庸人，可以攻取。’于是带领众人攻城，攻克后授任百户。随军攻打常州、宣州，都攻克了，选拔充任旅正。回来后又随军攻克江阴，跟从宁河王攻克通州，升任千户。攻打枞阳的双刀赵，攻打安庆、江州、池州、兴国的各处山寨，也都攻下。庚子年在龙江击败陈友谅的军队，公缴获他的战舰和马匹，特别赐白金。陈友谅退回后仍占据安庆、江州，公随大将军全部收复，并攻取他的八阵营等各寨。随军攻克南昌，援救安丰，击败元军，进攻庐州。随军攻克武昌、荆州、衡州，跟从开平王攻下襄阳；回来后攻取泰州，留守兴化。跟从中山王攻破旧馆，攻克湖州、苏州。洪武元年，升任坚城卫指挥佥事。洪武二年，率军攻克信阳、唐、光。洪武四年，跟从临江侯攻取西蜀，路上遇到敌军，公亲手杀死一百多人，活捉二十多人。进攻罗江，活捉伪元帅及其部下二十多人，全部送到军门斩首示众。进入汉州时，伪官戴丞相、向知院率重兵迎战，公指挥众军奋勇前进，戴、向都狼狈退逃；追击败军直到成都，包围城池，最终迫使它投降。蜀地平定后，调任成都后卫总帅，由公守卫那里。洪武六年率兵前往重庆，擒获妖贼王元保以及伪万户李邦祖等人。八年调任贵州卫；第二年瓮傍等山寨的蛮贼叛乱，公率兵讨伐，斩首一百多人，俘获的人马尤其多，夷人畏惧服从，叩头请求每年缴纳租赋，公答应了。偏远山峒中有凭险固守、尚未攻下的，也逐一平定。后来各夷族反复叛服不定，公连年出兵平定，前后俘获、杀戮的人数无法计算。洪武十四年，跟从颍川侯征讨云南，公率步骑兵担任前锋，首先攻克普定，留下公守卫，并作为后续援军。公分派将士修筑栅栏防守。第二年，公出兵攻克西堡；于是各蛮族联合数万人围攻普定。诸将都想出城交战，公坚持不同意，说：‘贼众我寡，一出城就会被贼人窥伺，必须等他们攀上栅栏时再出击。’贼军攻到栅栏，公披甲上马，从北门率战士奋勇出击，亲手杀死十几个迎战的贼军骑兵，贼众退却；诸将于是乘胜从东西两门出战，击败贼军。当时南门的包围还没有解除，公抓来十八名俘虏，杀掉其中十七人，放回一人，并说：‘我本来要在二更时把你们全部杀掉。’ 到了约定日期，贼人听见官军举放铜角铳、铳炮，都惊惶奔逃，包围于是全被解除了，缴获的贼兵盔甲数不胜数。当时有中使在普定，见公勇猛谋略出众，回去奏报，朝廷特意派人赐给他龙衣、金带，升为世袭指挥使。凡是普定所属的各部蛮夷，公都平定了。十七年，平定阿黑、螺蛳等十多个寨子，以及投降的尾洒蛮酋马乃的部众；西堡蛮夷怀有二心，又被平定。二十一年，总戎檄令公讨伐平定乖西、扒古里、谷劳、金纲等寨，于是擒获关索岭的首领贼人葛蓬和叛贼阿束，都处死了。土官阿宗反叛，焚烧劫掠驿舍，想乘虚攻打公，声势大盛。当时官军精锐全都驻在东川，公率领余下的部众和土兵深入贼境，占据关口，多次击败贼军。贼军逃走后，众人认为暑热瘴气不利于士卒，想退兵，公不答应。不久，贼党杀死阿宗投降，于是上奏革除普定府，贬黜其中怀有二心的知府，建立卫所统辖当地百姓，又把其地分为三州、六长官司，由公总管治理。从此公尽心安抚，大力施行恩惠和信义，各部夷人都归附服从。二十五年夏，公入朝，赐文绮二十副、钞三千贯、白金四百两；当天赐宴于防御同馆，升为镇国将军、贵州都指挥使司同知。公到贵州后，首先征讨康佐叛蛮，攻破阿老等寨洞。二十七年，平定都匀、丰宁、西梁、瓦材等地的寇乱，斩首一万四千余级，俘获三千八百多名生口并加以安抚。因其功绩和善政，二十九年升为骠骑将军、右军都督府佥事，并授予他的长子统为普定卫指挥使。这一年，朝廷命公佩征南将军印，总兵征讨水西叛寇，生擒其首领敬德并斩杀，其余贼寇全都投降。三十年，五开蛮反叛，公率兵捣毁并攻破六峒。又进兵攻打天柱、天堂、春花、金井、蒲头、大小坪等处的生苗，以及螃蟹、米毫、湾溪、舟溪、万潮等地的防寨，全都攻破。三十一年，普定西堡以及贵州的光金、谷劳、龙里、金石番、羡唐等部夷人又反叛，公依次亲自前往，诛杀叛乱首领，安抚其余部众。回师后，第二年，高庙宾天。又过一年，太宗文皇帝北伐平定之师从藩国起兵，公奉命前去抵御，到了真定，北平军的主帅把公捆绑起来献上。文皇帝认出公是先朝旧臣，解开他的捆缚，对他说：“难道不是皇考在天之灵，把你交给我的吗？”

译于是向公说明不得已起兵的缘故，说完眼泪流了下来，公也哭了。文皇帝便派人护送公到北京，命他辅佐仁宗皇帝留守。当时姚广孝奉命辅佐留守，皇帝把心腹之事托付给他。姚广孝一向不熟悉军事，和公商议时多有不合。防守南兵围城时，仁宗在军队调度方面总是听从公的意见。城中文武大臣争相进言说：“顾成是南方将领，心怀叵测，不可专门任用。”然而公所提出的谋略都符合战机，并且全部取得成效。朝廷多次命公出兵统将，公坚决推辞说：“臣侍奉在陛下左右，每天陪同议论政事，能够略尽微薄之力，就足够了。”赐给公的甲胄、刀剑、弓矢，他也都不接受。南兵多次围城，最终因失败而退走，其中大多采用了公的谋略。洪武三十三年九月，论定公的功劳，赐号奉天翊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后军都督府右都督，封镇远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子孙世袭。赐钞三千贯、白金三百两、防币三十加副，随即赐给诰券。这年冬天，命公镇守贵州，大概是因为公一向在当地享有威信。永乐元年春，公到达贵州，蛮夷听说公来了，欢喜地争相出来拜见，叛乱者全都归附，境内安定。公上书谈论国家大计，认为国家应当尽早册立储君，以端正名分。北边官军中有功之人的爵位赏赐既已确定，也应当用礼法加以约束。皇帝下诏褒奖答复，赐钞五千贯、防币八加副；又加赐钞一万贯、白金二百两，防币仍按前数。三年，赐诰追封三代，祖父、父亲都为镇远侯，祖母、母亲都为侯夫人。永宁土官的宣抚使因其弟谋杀而导致部下作乱，公擒获其弟送往京师治罪，同时依照当地土俗上奏，任命宣抚使的妻子承袭职务，于是部众平静下来。六年，皇帝将巡幸北京，预先召公来辅佐太子监国。公到后，皇帝慰劳了他多次，并说明召他来的用意。公说：“皇太子孝顺友爱、仁厚恭谨、勤勉明达，足以承担托付。况且左右文武大臣，他们的见识深远，都不是愚臣所能比的。蛮夷虽然如今已经服从，但稍有争端，就会拿起兵器作乱。愚臣不敢擅自决定去留，只听凭陛下的命令。”皇帝体察出公的心意，感叹了好几天，赐钞四万贯、白金二百两、防币三十六加副，命他返回贵州。公辞别皇帝退下，临辞别文华殿时对太子说：“殿下侍奉君父、体恤士卒百姓，平素行为真诚；只是对小人应当置之度外，万事自有天理，不值得挂怀。” 大概当时怀有夺嫡之志的人不愿公留在京师，公明察此事，所以预先找机会引退。土官上奏请求为公建立生祠，朝廷同意了。公奉召入京时，播州、贵州蛮夷正在作乱；公回去后，派儿子勇率兵征讨，全都平定了。当时思州台罗等蛮夷也作乱，公派人晓谕其首领普亮，普亮立即服从。于是公患病的事情被朝廷知道，朝廷派医生骑快马前去诊视，又派公的孙子携带诏书慰问，赐钞三千贯。公的病稍有好转，便亲自率兵讨伐清水江叛寇，平定了他们。台罗蛮夷再次反叛，公亲自征讨，俘获、杀戮几乎殆尽。回师以后，公的病又发作，部下上报，朝廷再次派医生快马前往诊视，但公最终没有救活，享年八十五岁。公从年轻时就身经战阵，挺身作战，奋勇向前；即使身受十多处创伤，也一点不退缩，必定要俘获或斩杀敌人。他在实际战功方面远胜于谋略，在判断敌情、应对变化方面百次没有一次失误；谋划国家大事能明辨大体，不拘泥于细枝末节，竭尽诚心奉公，到老死也不懈怠。诸葛公所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公大概做到了。朝廷追封公之后，又追封公的三代，祖父、父亲都为夏国公，祖母、母亲都为夏国夫人；元配彭氏再追封为夏国夫人，继室穆氏、李氏也一并追封。儿子七人：长子统先于公去世，洪熙年间因其子显贵，追封为镇远侯；次子铣；次子铨；次子锐；次子勇，历任官职至贵州都指挥佥事；次子亮；次子源。铣、亮也先于公去世。女儿六人：分别嫁给陕西都指挥同知黄庸、普定卫指挥同知李杰、永宁卫指挥佥事徐震、普定卫指挥佥事李庸、贵州前卫指挥佥事李宣、贵州前卫指挥佥事王纶。孙子九人：兴祖袭封镇远侯，效力于三朝，能够继承祖先事业；凯、再兴、德旺、兴能，任贵州卫指挥同知，先于公去世；琮、琦、玹。曾孙六人，玄孙一人。到这时，兴祖把公的事状准备好，托我士奇为公书写墓道碑。士奇在永乐、洪熙年间任翰林，日常侍奉两位圣主，确实听闻过公的事迹，所以没有推辞，恭敬地按次序写下，并为之系铭说：大明奉天而起迹于淮土，公奋力追随真龙，前来归附。皇祖挥舞金戈铁马，威武地四方征讨，铲除暴乱，打击强梁，谁敢抵挡？中原既已安宁，便论功行赏、赐予封命，授予崇高爵位和丰厚俸禄，前往安抚南方边境。遥远的南方边境，有毒蛇和妖狐，凭借险阻不肯驯服，跳跃奔突，呼啸叫嚣。公奉行天子的威势，如雷霆驱驰、闪电扫荡，平夷其巢穴，堵塞其洞窟；多次征讨后才安定下来，于是登任都督府官职，又守卫禁宫城垣。任职不久，迅速北归。上天保佑公，使他成为圣主的辅弼。圣主了解公，说他是当时的旧臣。光明的两位圣主，都把公当作心腹任用。满朝疑议纷纷，公的任用却更加坚定，公也不因别人责难而动摇。公居官有道，秉持诚信，恭谨办事，多次进献谋略，最终都取得成功。为了报答公，恩典更加隆重，赐金貂玉带，地位仅次于三公。皇帝对公说：“尔名成，你是我的心腹；南方边境要由你前去申明抚治。”公拜受诏命，南方夷獠迎接公，把公当作父母般归依。焦渴者因得到滋润而解渴，倒下者因此重新站起。谁若悖逆凶暴，敢于触犯刑诛？小的擒获，大的杀戮。公虽然身在外地，心中仍挂念朝廷，常用匣函陈奏，所说都是国家大计。皇帝圣明，赞许公的忠言，厚重赏赐并华美褒奖，恩典从天而降。国家有老成之臣，本应长寿百岁，为什么不肯留下遗爱？营星突然坠落，失去一位盖世雄杰。公以智慧著名，以勇武立功，福德深厚，始终享有哀荣。庆善恩泽留给后代，绵延不绝；后人当笃念先祖，恭敬地世世代代继承。李氏先茔之碑

译永乐元年，太宗皇帝褒封奉天靖难功臣之后，又论及守城的功劳，文武大臣依次升迁。原北平布政司右参议李友直升为北京刑部左侍郎，历任十八年，改任工部左侍郎。仁宗皇帝即位的第二年，赐勋资治尹，授予诰命，追赠他的祖父彦名、父亲人义，都为嘉议大夫、资治尹、工部左侍郎；祖母臧氏、母亲杜氏，都为淑人。不久又追念旧日功劳，特升友直为北京刑部尚书，再次赐予诰命，加赠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为资善大夫、北京刑部尚书，祖母、母亲都为夫人。友直奉命书写荐告文并焚烧黄帛之后，出来对我士奇说：“友直德行浅薄、才能微少，哪里值得承受如今这样隆盛的宠荣呢？只是二位圣主的厚德如天，所以恩泽能够施及我身；又是先祖先父母努力行善、施行仁德，经过长久积累而深厚，甘愿处于幽暗沉默之中，把福泽留给后代。友直哪里敢忘记自己的来由呢？”他将要在先父母墓道立碑，把皇上用来宠幸我以及先人留给我的恩德记载下来，永远显示给李氏子孙，请我为他书写。考察李氏祖先，是保定清苑人，世代承载德行；到彦名时，家产更加富足，却乐于施舍救济，唯恐来不及行善。彦名大概七十二岁去世，妻子臧氏七十五岁去世。三子：人德、人义、人厚。人义继承家业，家境富饶，却自奉俭朴而乐于施舍，像他的父亲。他施及他人的恩惠更加深厚，平日和睦宗族、喜欢宾客，只是一心以善道教导子孙。洪武辛巳年某月某日去世，享年六十二岁，葬在乡里的柳林社。妻子杜氏，辅佐丈夫、教育子女，治理家庭都合于适宜。某年某月某日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与丈夫合葬。二子：友直、友亨。孙子四人：昉、晖、旸、映。女儿三人。铭文说：树木都有根本，既深又牢固，伸展到树干枝条，它的高大谁能阻挡？德行善举所施及之处，积累得多了，必然会有显达的后代，繁茂地开出花朵。清苑这座县城，是丰饶的乡土；兴盛的李氏宗族，笃实行善，留下福庆。文皇奉天而起，正义之师开始兴起；李氏有明智之人，预先察知形势，表露忠诚，经历险阻而前进，鞠躬尽力，专心不二，于是得到丰厚的报答，获得丰厚俸禄和崇高官秩。历事两位圣主，冠带簪缨列于朝廷，不争竞，也不柔媚，声名传播而盛大。圣主惦念他的功劳，也已经劳苦至极；凡有开创，必先以仁德追念祖先。光彩灿烂的诰章，像龙纹一样辉煌，从天而降；荣宠的命服照耀九原的松柏，雄伟的丘坟高高耸立。焚烧黄帛荐告，聚集众望；愿先人欣然承受君主的忠诚、承受子孙的孝敬，用来劝勉后人，刻写碑文于墓道。《东里续集》卷二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二十七，明杨士奇撰写的神道碑、墓碑铭 工部尚书李公神道碑铭 太宗皇帝最初受封藩王镇守北京，建文年间，朝廷大臣借齐藩违法之事，建议凡是藩王所在之地都改置守臣，于是提拔张昺为北平布政使。张昺到任后，探求王府的隐秘事情，想要对太宗不利。王府史官李友直秘密把此事报告给太宗。义师起兵后，便提拔任用友直。友直质朴正直，诚实可信，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深受嘉奖，日益受到信任；出外管理粮饷运输，入内负责严密守城，常常都由他承担。他竭尽力量和心思，事情大多很快办成，众人都称赞他有才干。当初授任北平布政司右参议，建立北京后，改布政司为行部，升为左侍郎。当时刚开始营建宫殿，营造修缮事务繁重，专门负责经画、度量和督办，亲自承担劳苦，早晚都不懈怠。后来改任行在工部侍郎。仁宗皇帝即位，嘉念他过去的劳苦，升任行部尚书。奉命代替皇帝祭祀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陵墓以及秦愍王，回来后，陈说关中百姓的疾苦，深受皇帝嘉许采纳，赐给诰命，并追赠祖父母和父母。请示焚烧黄帛后，便在墓地立碑，以夸示皇上的恩典，彰明先人的德行。宣宗皇帝即位，改任行在工部尚书。曾奉命在蜀地督办采伐宫殿木材，安排措施有方，安抚慰劳诚恳，劳作者没有怨言。从此朝廷凡有兴建工程和重大劳役，全都委托给他。他处理事务有条理，又体察下情，所作所为都公正，因此人们愿意听从办事，聚集在一起讥讪诽谤的事情也没有发生，并且屡次承受劳绩赏赐。友直字居正，为人坦荡平易、开朗敏捷，虽然不与万物争竞，却能端正自守，也不向外物屈服；有体恤他人的心，施舍救济从不吝惜。和人谈话一定归于忠厚。凡有赴任的官员来向公辞行，他必定勉励他们施行爱民之政。和人交往真诚深厚，别人遇到缓急事情，大多都能得到他的帮助，度量宽宏能够容人。所属部门中贪婪奸诈的人，凭借公是长者，屡次欺侮轻慢他；公虽然知道，却不计较，清正的舆论因此更加推重他。公享年七十岁去世，时间是正统三年某月某日。讣告传来，皇帝赐祭，命工部营造葬事，礼部赐祭，公卿以下都前往祭奠。李氏的祖先是陇西人，元朝末年，他的曾祖父山迁居保定清苑；从此以来，世代都隐居不做官，却笃实行善。祖父彦名、父亲人义，都追赠为资善大夫、北京行部尚书；祖母臧氏、母亲杜氏，都追赠为夫人。他的元配臧氏追赠夫人，先他十七年去世；继室刘氏、王氏都勤勉地辅佐内务。儿子三人：昉、晖、旸。女儿二人：长女嫁府军前卫指挥使徐震，次女嫁保定右卫指挥同知王原。孙子四人，孙女二人；曾孙四人。众子将捧着灵柩送回清苑安葬，事先由昉带着吏部尚书郭公所撰写的事状，来我这里请求为墓道碑作文。我曾经为他们的先茔作过铭文。然而我和公同事四朝，素来相互友好、彼此知己，所以没有推辞，为他作序并铭刻。铭文说：遥远的陇西，是李氏的来处；迁居清苑，正值元朝末年。清苑是丰饶之乡，柳庄里土地坚实、水质清澈，孕育出和厚纯粹的风气。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积累仁德、厚重福泽，承袭美善。于是生下居正，使他奋发而起，发抒纯诚，侍奉藩府。义师兴起时，他竭尽劳苦；加高城墙、疏浚护城河，巩固根基；连接车队、船队，供应粮饷。向左奔走、向右驰驱，献出谋略才智。乾坤既已端正，廓清了阴霾。天子的恩宠辉煌显赫，禄位高峻；从藩府屏障官员中超迁，升为冬卿副职。冬卿再次升迁，达到官位所能达到的极点。立身处事、治理事务，严谨勤勉、谨慎肃穆。肃敬存于公心，从不怠惰轻忽。秉持信义和仁德，处理事情合乎义理；体恤穷困，怜悯鳏寡，急切施舍救济；度量宽宏豁达，内心明澈。对奸诈虚妄之人从不计较；计算起来，他恭敬地侍奉四位圣主，始终诚心如一。七十岁圆满归去，一生行为没有可惭愧之处；必定有碑铭记述，流传后世。故乡的坟墓，他终于依制归葬。为他铭刻碑文的，是太史氏、光禄大夫、少保、户部尚书黄公。自古以来，明白道义的仁人君子，常常把天下国家放在心上，而不替自己谋私利。范希文说：“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天下这样广大，胸怀这种志向的人并非从来没有，只是他们的志向能否施行，取决于所遭遇的时势。以希文这样的志向，尚且不能在当时全部实行，难道不是因为际遇艰难吗？只是士人中卓然有志的人，不会因此而稍有懈怠，但这样的人也很少了。三四十年间，我士奇所结交的名卿大臣中，像东莱黄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有志于范希文而无愧的了。公禀赋刚毅，操守正直，胸怀忠厚的志向，具有远大的才器；风采凝重，气量宏伟，内外通达；博学好古，笃信不疑；不苟且附和，也不矫饰求异；不向权势屈服，不被祸患震慑；只遵循义，只实行道。难道不是士人中卓然有志的人吗？公是东莱昌邑人，他的先世事迹见于我所撰的墓碑。公名福，字如锡，年少时便不平凡，以《书经》被选中，洪武甲子年乡贡入太学。起初授项城县主簿，改任清源县主簿，都有惠及百姓的政绩；升任金吾前卫知事，改任龙江左卫知事，早晚勤于职守，才能见识明敏，革除积弊，多次提出意见，辅佐上官；升任本卫经历。上书论述国家大计，太祖皇帝阅后认为奇异，破格升为工部右侍郎，特别受到信任任用。太宗皇帝即位初年，追究齐王与黄离间的罪过，李景隆在皇帝面前指着公说他是奸臣。公厉声说：“臣的罪确实应当处死，但把我看作奸臣，就不是皇上了解我的正直而不予追问了。”公调任左侍郎，随即升为工部尚书，授资善大夫；凡是他陈奏的事情，都得到皇帝嘉许采纳。一年多以后，天下工匠聚集京师，许多人因疫病死亡，都御史陈瑛认为这是公的罪过，上奏弹劾他，皇帝却没有追究。北京初建、设置行部时，北方多年用兵，百姓困弊严重，首先改任公为行部尚书，委任他安抚治理。公竭尽诚心、殚精竭虑，使倒下的人重新站起，使焦渴的人得到滋润，百姓因此得到苏息。交阯违抗命令，朝廷派大将军率军讨伐，命公先到两广整顿军务；他调度得当，军需充足而百姓没有困苦。交阯平定后，在其地设置郡县，建立都指挥司、布政司、按察司总管其事，依制度设置官员；命公以尚书兼掌布政、按察二司的印章，主持治理。公把百姓看作子女，顺从他们合理的愿望，革除他们厌恶的弊政；使他们劳作、使他们和睦、教导他们、整顿他们，亲自勤勉而不倦怠，并告诫郡邑官吏都实行安抚养育百姓的政务。官吏承受公的仁德，没有人敢违背作乱。公认为这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新近归附的百姓，

译在百姓政务的法令规划方面，无论细小还是重大，他都全心尽力。因此交阯人更加像敬爱父亲一样拥戴公。当时中朝士大夫因被贬谪而来到这里的，都得到公温和体恤；有的人生病，公亲自登门探视；对于其中贤能的人，公让他们与自己共事，甚至让他们教导百姓，并且都以礼相待。中官马骐倚仗恩宠肆意暴虐，从三司以下都缩头躲避，只有公多次裁抑他。马骐诬奏公怀有异志，皇帝深知这是诬妄，说：“这是君子不能容于小人。”于是搁置了他的奏章。公在交阯将近二十年。仁宗皇帝即位，公上奏六件事，全都得到采用。当时刚建立储君，皇帝驿马召公回京，玺书中有“元老长久劳苦于外，朕深深挂念而不曾忘记，急切想见到他”的话。临行时，交阯人扶老携幼送公，人人号哭，不忍分别。公到京后，深受嘉奖慰劳，赐白金、文绮，随即命他兼任詹事，大概是因为托付极为重大。赐诰命，追赠三代。不久仁宗去世，公主持营造山陵的工程。宣宗皇帝即位，马骐激起交阯变乱。当时兵部尚书陈治代公掌管藩、臬二司，多次上奏请求召回公，大概是因为交阯人思念公情深。公此前已经持节亲自为藩王册封，朝廷当天召他回来，又奉命再次前往交阯。当时交阯寇首黎利占据各城反叛，朝廷命将领率军讨伐。公和他们一同出发，将要到达交阯边境时，交阯叛军抵抗官军，统率军队的人失去军纪，被叛军擒获，公也被叛军俘获。叛军都下马向公拜见，说：“公若不是没有北归，我们这些人也不会走到今天。”说完都哭了，把公共同安置在馆舍中，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他。公估计叛军没有悔罪的意思，便绝食，希望死在叛军手中，并且小心防护，不让他们离开身边；叛军最终还是以礼相送，让他回到北方。公回来后，奉命和平江伯陈瑄共同督办江南粮饷运输。公与平江伯同心协力、共同谋划，事情办得很有成效。公上奏充实粮食、充实军备、节省劳役三件事，切合当时政务，都得到嘉许采纳。宣宗念公年纪已高，长久劳苦在外，改任南京户部尚书。宣宗即位初年，因为南京是根本重地，又认为公是先朝老成之臣，进升为荣禄大夫、少保，仍兼任尚书，辅佐襄城伯李隆镇守南京。公当时虽然年老，事情无论大小，都必定周密思虑，裁决处理恰当；襄城伯完全听从公的意见。文武各司凡有疑难事务，都来向公请教。当时南京政务严肃、百姓安宁，大概是把公视为最重要的依靠。朝廷下发玺书，凡涉及机密的事情，公必定参与。赐诰命，授光禄大夫，加赠三代。公又上奏学校、田赋、钞法、盐法、官俸等数件事情，多数得到施行。正统四年冬天，公患病，病情一天天加重，但还时常勉强起身议论公务。第二年正月五日去世。公卿以下奔走哭吊，讣告传来后，皇帝赐祭，命有关部门办理安葬。贤士大夫都为正直之人的去世而悲伤，也替世道感到惋惜。公从小官做到一品，始终把国家和百姓放在心上。曾取范希文的话，把自己退食休息的厅堂命名为“后乐”。遇到大事、裁决重大议论时，众人有时犹豫不决，公独自奋然决断；众人有时退缩畏避，公独自勇往直前。有人提出好的意见，他乐于像流水一样接受；斥责奸邪、排除奸佞，从不有所顾忌。下属有过失，大多予以宽容；和他交往的人，他必定以正道辅助。忧虑国家而忘却家庭，年老以后更加笃定。所得俸禄赏赐，大多分给宗族姻亲。临终之日，家中没有积蓄百缗。平生立心行事，全都以不蒙蔽天理为根本。享年七十八岁，葬在昌邑西面新郭的原野。曾祖佑、曾祖父谷保、父亲士中，都追赠光禄大夫、少保兼户部尚书；曾祖母倪氏、祖母李氏、母亲王氏，都追赠夫人；妻子王氏，封为夫人。儿子五人：琮、琇、玮、玗。女儿二人：长女嫁逢玘，次女嫁叶清。清在公任交阯官职时先去世。清的妻子守寡十八年，也先于公去世。孙子二人：恺、▯。我士奇和公同朝为官四十年，晚年承蒙公知遇，情谊非常深厚。公去世前一年多，我请假归江右，路过南京；公当时患病，我首先登门拜访，他欣然起身握住我的手谈论国事，娓娓不休，一句话也没有谈及别的事情。唉，他的话还在耳边，哪里还能再见到像黄公这样正直而忧国的人呢！公的儿子琮请求我把文字写在公墓上的碑石中，我恭敬地为他作序并铭刻。铭文说：上天仁慈，生育贤人和才士；对上可以辅佐圣德，对下可以安定时局。士人若高明，能把道义的认识存于心中，就应当恭敬实行，怎么敢逸乐懒惰？莱州有黄公，资质刚强雄伟，能够明白道义并毫不犹疑地实行。遭逢历代圣主，已经五十年；爵位尊崇、官秩重大，出任内外各职；早晚不得闲，睡觉起身也不间断，竭尽才智、耗尽思虑，专心一意地使用诚心。对下增施恩惠，对上增益德政，陈述谋略，确实正直。凡百姓患病，都像痛在自己身上一样；百姓既然痊愈，我才吃得下饭。南交刚刚归附，诏令公安抚抚育他们，教导他们，以春日般的温暖慈爱他们。交阯人拥戴公说：“我们的父母有诏，要把公召回，就如同失去了依靠。”公的仪态庄严，内心正直，外表方正，不吞忍谄媚，也不随意吐露；推举贤人、推荐能士，继承先哲的遗志，追求天下人最后的快乐。公确实承继了这一事业，持守操行坚定。国家有公，犹如殿堂中有柱石；士人仰望公，犹如仰望霍山与衡山。爵禄圭组繁盛，有谁能与公的志向相比？却突然不肯留下遗爱，这不是时世令人叹息吗？孙先生墓碑铭 正统五年五月二日，丰城孙先生去世。先生名贞，字宗正，号竹轩。孙氏在唐兴元年间有一位名叫瑫的人，从江左来到丰城，死后葬在县里的同造里敷山，子孙从此定居丰城。到了南唐，有一位名叫行琰的人，曾经写信给节度使马希萼，请求停止用兵，百姓因此得到依赖和安宁，子孙更加兴盛，历代都不乏有声誉的人。行琰的六世孙孙发，是宋元祐年间进士，任永丰县令。又过九代到孙实，生下祐卿；祐卿幼年丧父，由李氏姨母抚养，便冒姓李，生下仲明；仲明是先生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先生天资不凡，年少时喜爱学习，县大夫选拔他充任博士弟子。当时泰和的经学老师刘子彦任学谕，器重他，把《毛氏诗》传授给他。后来在文渊阁大学士朱备万、进士黄德润门下完成学业，升为太学生。考中京畿乡试，第二年参加会试，考中教官选，授绍兴府学教授。他端正自己来率领学生，勤勉从事教学。有御史倚仗势力想要破坏法令以谋私利，先生坚持不听，学生们日益取得成效。有一位明晓许负相术的人，说先生面上显出忧色，心中有所触动，便向上官说明，请先生回家省亲。

译将要到家时，听说父亲去世，哀伤过度，超过礼制；服丧期满后，改任汉阳府学教授，所作的安排和在绍兴时一样，而学生取得的成效加倍。任职九年，政绩为最，升任国子助教；他尽心教学的作风没有改变，和任教授时一样，于是上奏恢复孙姓。祭酒胡公、司业吴公都派自己的儿子跟随他学习。改任博士，升为七品俸禄；祭酒、司业职位空缺时，推举先生代理监事。洪熙年间，赐给诰命。母亲八十岁，先生也已六十多岁，上奏请求回家省亲，于是存有退职养老的念头。皇帝特许他解职侍奉母亲，当时他的儿子恭任翰林，便援引辞职侍奉封君的典例，授先生为翰林编修、文林郎，令其致仕。回家后，早晚不离母亲身边，自守更加严谨；不是公事，脚步从未踏入县衙。每逢乡试之年，各藩聘请他主持考试，他都推辞不去。母亲去世后，他在敷山脚下筑室居住。乡里的俊秀子弟愿意来受业，他从不拒绝，全都倾囊相授；贫困者也不索取学礼。他善于教育子女，每人各授一部经书；其中三人通过科举出仕，一人在重庆任职，一人在祁门任教。先生退居敷山时，三人都迎接他前去奉养，先生高兴地说：“我将去看看他们治理和教化的情况，并加以促进。”到达后，又都高兴地说：“大概没有辱没您的教导吧！” 他们都把先生留下来，有的住两年，有的住数年，之后才回去。先生兼通各经，尤其长于《诗经》和《春秋》；文章平和通畅，有《竹轩集》若干卷。他谨慎选择交往，明于识人；他所举荐的人，如按察佥事张某等，都能坚守操行、特立不群，在当时很有声誉。先生具有治理事务的才能，遇到事情，条理井然。可惜他止步于教职，没有得到充分施展。平日侍奉父母孝顺，对宗族姻亲和朋友厚道。在太学时，遇到故人的子弟遭受忧患艰难，便周济体恤他们，虽长久也不厌倦。有从狱中出来、贫病困苦而想来依靠他的人，他顶住众议庇护了对方。他不苟且依附权势，起初和夏原吉、卢渊、李庆最为相知。等到夏、李任尚书，卢任侍郎，先生当时任太学官，却从未到他们门下拜访。家中藏书极为丰富，书市中缺少的书，大多亲手抄录，即使年老也没有停止学习。他心地端正谨慎，自奉俭朴。几个做官的儿子每当得到俸禄赏赐，送回来供养父母，他都不拆封便退还，并写信告诫他们说：“你们留下来奉养我，使我并不缺少这些东西；这是诸子出仕以来从未向我索取过一物，大概是担心败坏他们的操守。”凡是他思虑的事情都深远，所以历任官职三十多年，始终坦荡如一。晚年退休后，在讲论道义之余，每天和两三个老朋友宴饮游乐，谈笑之间，外物丝毫不能进入他的思虑。有一天，他拄杖出门，观看江水上涨，路过故人家中，像平常一样清谈；到了晚上回家，没有疾病便去世了，享年七十五岁。妻子揭氏，是元代文安公的族孙，封孺人。儿子五人：长子温；次子良，考中进士，从监察御史升任交阯、重庆两郡守，又升为广西右布政使；次子恭，进士及第，从翰林编修升为修撰，又升为侍读；次子俭，先去世；次子让，乡贡会试选中教官，从祁门县学教谕升为应天府学教授。做官的几人都有卓著的贤名。女儿二人，范迪熊侍奉恭，范迪熊是他的女婿。孙子十五人，孙女十人；曾孙二人，曾孙女五人。诸子遵照遗命，把先生葬在敷山先茔旁边。恭赶到北京，把同僚刘某所写的事状托付给我，请我写墓碑。我和先生同朝三十年，去年南归时，先生带着酒到江边迎接我，我们相处非常欢乐，酒过数巡便匆匆分别。当时先生体力康健，神采清明，我还庆幸先生的福寿没有尽头。哪里想到过了一年竟成了永诀呢？我恭敬地为先生作序并铭刻。铭文说：丰水岸边，世代都有闻名之人。道德和文章光明灿烂，在盛大的皇明时代发扬。真龙兴起，武功相继，于是有这位孙先生。显明地传授学业，钻研群经，担任教职。从学校到国子监，完全尽力效劳，功绩确实卓著。他的操守高卓，志向宏大，只是才华未能充分施展。他秉持义理，存养仁德，把这些交付给后代，使百姓受到恩泽。感叹孙先生，道已经实行了。生时长寿安康，死后也安宁。敷山的原野上，高高的是他的坟墓。士奇为他作铭，以续接前人的声闻。赠资善大夫、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公墓碑铭 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山，蒙受恩典，追赠他的曾祖父、祖父都为资善大夫兼谨身殿大学士，曾祖母、祖母都为夫人。陈山恭敬地奉命书写荐告文并焚烧黄帛后，将他父亲的德行事迹托付士奇，请我写在墓碑上。根据事状，陈氏最初从长葛迁到南剑州沙县，宗族既已兴盛，便分为三支；上代都有显达的仕宦。居住在廊口白泥里的一支，在宋代有世卿，侍奉太宗、真宗，最终任秘书少监、广州知州，国史中有他的传记。他的儿子中俨任驾部郎中。郎中五世之后有名智的人，智生天麟，天麟生名禄的人，就是他父亲的曾祖父和父亲。母亲姓范。他父亲名讳某、字某，出生时父亲去世，家道衰落，母亲亲自辛勤教育他，舅氏也资助他。十多岁时，陈智的才识日益增长，渐渐能够卓然自立；经营生产有条理，为乡里所称道。成年以后，家境更加富裕，选择胜地迁居县城西面。他为人重义，喜欢救济施舍，急人之所急；通晓医术，凡有人求医，便冒着风雨、早晚前往救治，救活了许多人。道路毁坏、桥梁坍塌时，他常常拿出私财和粮仓物资修治，以便利行人往来。他性情刚直，遇到私相争竞和不公平的事，就公正评判是非，从未有丝毫苟且徇私；他说出的话，没有人不服。

译乡里因此有“陈公道”的称号。几个儿子长大后，他常常督励他们学习。家中有秘书的旧宅第，他多次告诫儿子们说：“这是我先世努力学习才得到的，你们如果不努力谋求继承，怎么可以呢？”晚年在县城北面建造别业，那里有园林池沼的美景，每天和朋友们在其中宴饮聚会、吟诗歌咏，一切富贵、忧患、祸福，都不足以扰乱他的心思。洪武戊辰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葬在从门西山的原野。娶朱氏，继娶黄氏。儿子三人、女儿三人，都为黄氏所生。儿子长名石，次名山，次名虎；女儿分别嫁庄汝爵、苏必昌、卢均贤。孙子四人：璟、炯、珪、梦琴。陈山通晓经学，乡贡考中，历任郡县学官，擢升为吏科给事中，后来凭文学侍奉当今皇帝于春宫，升任左春坊左庶子、户部左侍郎，最终升为尚书兼大学士，宠遇日益隆盛。他任庶子、侍郎时，都曾蒙恩以自己的官秩追赠父母；到现在，追荣的诏命已经三次下达。这难道不是陈公救济施舍所得到的报应吗？至于陈公以先世事迹来勉励儿子，也已经实现了他的志愿。我士奇和陈山同在馆阁任职，又有长久交谊，不能推辞作铭；况且听说陈氏是忠肃公的族人，谨作序并铭说：陈氏迁居剑州沙县，过去曾有显赫声名；堂堂忠肃公，正气凌云。同一根本而枝干不同，所成材质并无差异；宗族既然同出一源，道义本来也是同一类。有的人出仕而显著，有的人隐居而微贱，彼此辉映。陈公所处的地位和所享的寿命，使他成为侃侃正直之人；他秉持刚直，以公正判断是非，表现出卓异的操守；只把百姓的利益和安宁作为谋求目标。有人不得安宁，他不等别人催促便赶快前往。只是他最终没有居于高位，未能广泛施展才华。忠肃公所保存的品德，陈公也有相似之处；他恬淡怡悦，以平民身份终老。仁厚之德集中于他，生下光耀继承祖业的儿子；儿子得到际遇十多年，升列六卿，宠禄繁多，嘉美荣耀归于他的父亲。墓前立有高大的石碑，墓道史氏作铭，来日的后裔都应以此为告诫。为已故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公撰写的墓碑铭。永乐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公患病。第二天，他勉强入朝，退朝后病情加重；又过一天，去世。公世代是鄞县人，从小慷慨豁达，仗义负气；壮年游历京师，继而游历齐、鲁、赵、魏，直到北京。在北京居住二十年。太宗皇帝最初在北平起兵时，公以平民身份入见，被署任纪善，随即跟随征伐。第二年，署任长史；又过一年，升任工部侍郎。永乐二年，升任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公侍奉皇上，恭敬谨慎、处处小心；每当被召问，知道的无不说出，退下后从未泄露，因此更加受到礼遇，委任也更加深厚。公辅导储君，以正直自持，有话无不尽言，尤其受到优待。和同僚讨论政事时，直抒胸臆，不肯两边讨好；能够虚心接受善言，气势充沛，如同决堤江河注入大海。兵部机要事务繁多，公曾经推让给同僚中的贤能之人；如果有一件事情处理不当，就一定主动引咎。别人有一点长处，他必定称赞。即使有人一向和公意见不同，只要对方有别的优点，公也从不不称赞。乡里有人曾多次窘辱公，公任尚书时，那人补任官吏来到京师，害怕公不肯容纳他，公却推荐任用了他。有人说：“他难道对公有怨恨吗？”回答说：“只是看重他的才能可以任用，怎么能因为私人的缘故掩盖别人的长处呢？”他尤其喜欢奖掖善类。士人有得到一官便前来拜见公的人，他一定告诫说：“国家优厚地对待士人，只希望你为百姓造福罢了。”他所到之处，总是把救济众生作为要务；听说有人说出一句涉及暴戾苛刻的话，便立即脸色骤变。可以说，他是公正正直而慈爱厚道的人。他胸襟坦荡平和，神情洒脱；政务之余，朋友门徒往来相聚，一壶酒、一局棋，吟咏歌唱、谈笑戏谑，彼此相处融洽。他侍奉兄长世华极尽恭敬，爱护抚养兄长的孩子如同自己的孩子；重视交情，朋友死后留下孩子没有依靠的，公便替他抚养成人，也有抚养成人后替他们娶妻的。其他如周济贫困、抚恤丧葬，所救济的人尤其多。他博通史学，每当谈论当时成败、治乱的原因，娓娓道来数千言仍不竭尽，事情的源流曲折历历分明，如同亲眼看见一样。他享年六十三岁。起初病情危急时，尚书蹇公、侍郎卢公前去探望，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公说：“命数到了这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只是想到我忠当初以一介平民被皇上召见，历经数年位列六卿，恩宠极盛、地位尊贵，却从未报答皇恩分毫。我忠即使死了，能闭上眼睛吗？” 随后他回头看着襁褓中的孩子，对二位公说：“我忠不能报答皇上的恩德了，士竒一定要记述皇上所以宠信我的缘由，为我写铭文，希望孩子长大后也许能有所知晓。”讣告传到朝廷，皇上作祭文祭奠他，其中说：“竭尽心力，早晚勤勉，小心谨慎周密。”始终没有间断。皇太子作祭文祭奠他，其中说：“能够竭尽你的心力，知道的没有不说的，助益实在很多。”又说：“老成忠厚，正要资助他作为辅臣，却突然去世了。”唉！看公与君主、臣下之间，始终坚持同一德行，生前荣耀，死后哀荣，是多么盛大啊！公名忠，字世忠。祖父汉，父亲文英，因为公显贵，都追赠资政大夫、兵部尚书。祖母楼氏，母亲马氏，都追赠夫人。娶妻余氏，封夫人。儿子一人，名达。公去世时，达刚出生六个月；第二年二月，兄长的儿子复初奉公的灵柩归葬于鄞县某乡某原。士竒平素承蒙公知遇，按道义不能推辞，于是先叙述事迹，再为他作铭。铭文说：神龙驾御上天，云气聚集相随。千载难逢的时运，正是昌盛之期。金氏的先祖，居住在东淛，世代笃行善良仁爱。德行积蓄涵养而尚未显露，如同播种必有收获。等到公奋然而起，贤明的君主与良臣相逢。从北京开始，奉天靖难。公侍奉帷幄之中，恭敬谨慎周密，皇上把心腹之任交给他。国家于是安宁，荣耀的官秩和显赫的任命接踵而来，于是兼任冬官，最终掌管国政，又辅佐储君，成为宫臣之首。公的德行很多，公在世时仁厚深重。古代的君臣关系，有始有终并不常见。公的结局伟大，隆盛的宠荣光耀难以名状，如同上天。皇帝的恩德，在公去世后仍眷念不已，希望惠及后人。鄞原的坟墓，湖山郁郁盘绕；归葬于此，永远安宁。为已故中奉大夫、山东布政使司右防政陈君所撰的墓碑铭文。

译陈氏的先祖，是五代时任大理评事、名晖的人，从金陵迁到泰和，开始成为泰和人。自宋代以来，子孙繁盛，都以儒业为生，是诗礼世家，世代有人做官。通过科举入仕的有六十一人。到了士启，士启名雷，既然已按字行世，于是另取字震之。他的曾祖文瑞，元代任瑞金县儒学训导；祖父存道，任安远县儒学训导；父亲焕章，号萍翁；母亲萧氏。萍翁有四个儿子：长子士瞻，洪武壬子年乡贡进士，任兴宁主簿；次子士悦；三子就是士启；幼子士朂。士启还在童年时，就已经卓异出众，能够自立。刚满十岁，跟随兴宁君学习诗律，文章才华已经显露。十二岁学习应举的学业，研治《易经》，和朋友讨论时能够自立一说，不因袭旧说。尚未成年，乡里大姓便请他教授家塾。前辈和他辨析史传，他很少退让。父亲因受牵连被贬谪辽东，中途与随从失散；士启听说后，徒步行走万里前去探视侍奉，一年多便置办了居室以及共同生活所需的一切，全部齐备。后来奉命回来侍奉母亲，并帮助士悦料理家事。当时公府征发徭役，全部按家产丰厚者征取，陈氏家产在乡里列为甲乙等，士启虽然年轻，兄弟们却同心协力，绝不肯落在人后。当时兴宁君也因受牵连被贬到五开，置办行装，派人往来宁父兄的人，常常接连不断；士启奉养母亲，尽到孝道。父亲和兄长相继代替归来后不久，父亲去世，士启最终守丧至永乐元年。兴贤诏书下达，县令举荐士启，于是他被选入江西乡试。第二年考中礼部会试，廷试赐进士出身。凡是进士尚未授官的，分隶各司观政，士启在左军都督府。当时成国公掌管府事，得到士启后非常喜爱，闲暇时便同他讲论古代大臣、贤将侍奉君主、役使人才的方法。士启也乐于竭尽诚意，因此受到更加优厚的礼遇。后来召入翰林，任庶吉士，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他辨析广博，聪明敏捷，同列都推重他的老成。翰林编修周述向朝廷称说陈士启才行兼备、有所作为而且有操守，越级擢升为礼部祠祭郎中，授奉议大夫。他深入学习典章制度，谨慎办理职务。当时吕震任尚书，属官中谄媚依附的人大多得到亲近；尹昌隆不肯谄媚依附，吕震便以罪名罢逐他，终于排挤得他死亡。同列因此惴惴不安，只有士启坚持正直之道，不苟且顺从。有人以尹昌隆的事告诫他，他回答说：“人各有命，我恭敬勤勉地办理职务，听凭命运罢了。委屈自己去谄媚别人以求容身，我做不到。” 吕震虽然厌恶他，最终却不能加害。因母亲去世守丧离职，服丧期满后恢复原职；不久升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士启宽厚爱民，处理事情一定尽心，胸襟开阔，不以琐碎苛察自称明察，不以苛急要求成效，待下属常取用他们的长处而宽免小过。妖妇唐赛儿惑众作乱，他因未能察觉而获罪被捕，拘押数月后获释，恢复原职。他多次巡视所属地区，督促徭役赋税不严定期限，使百姓得以自行安排，因此旧有事务都能完成而不扰民。青州年成歉收，郡里统计饥民人数上报，朝廷派使者与士启按照人数赈济粮食。等到抵达时，饥民人数增加了一倍，使者打算再次上奏等待答复。士启说：“百姓的性命危在旦夕，如果再次上奏等待答复，十天半月之间就会有许多人饿死，请先上奏，随后立即发粮；如果获罪，请让我独自承担，不敢因此连累别人。”于是独自具奏，朝廷听从了他。所到之处，百姓有争讼，郡县不能裁决而伏在马前申诉的，他从容地用几句话讲明道理，他们全都心悦诚服。三年考核为最优，赐诰命，授中大夫。高煦暗中谋划叛逆，事情稍有察觉时，士启恰好到达青州，听说后连夜奔驰回来，告诉三司，共同具密奏上报。罪人被捕后，士启跟随阳武侯、兵部尚书录治其余党，并抚慰安定百姓。随后他和御史、给事中一起清理山东各郡的军籍弊端，奸诈者无处容身，受冤者得以平反。他为人果断坚定，处理政务平正持平，遵循事理行事，不故意矫饰违逆，从未专事求名，但所到之处百姓都爱戴他。平日里他友爱兄弟，和睦亲族，待人和易，历久不变。宣德六年八月四日，他在任上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娶康氏，儿子一人祚，女儿二人，长女嫁曾贯，次女嫁梁贶。祚本是士悦的儿子，以侄子身份承继为后。孙子二人：敬、放。祚奉灵柩归葬故乡，事前请我为墓道碑作文字。士启是我先母夫人的族侄；我比他晚出生两个月有余，我们二人从童年起便因学问相亲相益，又同朝为官，友好到老如一日，彼此相知没有比我更深的，所以勉强为他撰写，并系以铭文说：“陈氏出自有虞氏，以国名为姓，辗转迁到金陵、西昌，再迁到源厚本深之地，支派繁衍分布，世代绵延振作，有德行也有文章。树林般并峙的是诗书之家，星辰般罗列的是簪笏仕宦；科举得名六十人，震之的后代开始发达。在石渠、天禄等馆阁，编纂校订典籍，有人或许有所不足，在自己却十分优长。任职仪曹郎署，勤勉而恭敬；有人或许自我屈从，在自己却守持正道。处在东方大藩，是齐鲁之地；辅佐宣扬政令，以正道施行。小心谨慎，举止从容而顾全大体，官吏佩服他的清正，百姓承受他的福祉。历事三位圣主，终于得以完整归返，呜呼！震之对于宗族，使整个宗族的荣誉大为光耀；震之开始兴盛，世代的德业还将继续隆盛，后继不绝。” 为已故翰林侍讲学士、奉训大夫曽君所撰的墓碑铭文。正统辛酉年三月二十一日，翰林侍讲学士曾鹤龄在任上去世。讣告传来，朝廷命礼部左侍郎王直赐祭。朝廷的公卿大夫都前往吊祭，馆阁诸位贤者又加以赙赠。曾君是吉安泰和人。鹤龄是他的名，延年是他的字，另有一字延之。他凭《书经》考中江西永乐乙酉乡试，会试得礼部第二名，廷试第一名，赐进士及第。这是他开始显达的经历。起初授翰林修撰，授承务郎；宣德庚戌年升任侍读，授承直郎；正统戊午年升任翰林侍讲学士，授奉训大夫。这是他历任的官职。起初与同僚共同编修天下郡志，尚未完成，便参与编修《永乐洪熙实录》，又编修《宣德实录》，都尽心纂述，事情一定考究事实，不虚加声誉，也不曲意贬抑。他曾同人主持礼部会试，又主持京畿乡试，都能公正选拔人才。乡试第一场刚结束，办事人员没有防备火灾，烧毁了三分之一的试卷；有关部门苟且惜费，想让考生照常考完后两场便结束，试卷被烧毁的人不再补试。延年不同意，说：“被烧毁的试卷难道全都是成绩最差的吗？停止补试，凭什么安定士子的心？况且朝廷把得到人才看得最重，难道还吝惜一天的费用吗？

译必须重新考试。”有关部门具陈两种意见请示，最终听从延年，于是另行命题考试，舆论大为佩服。他奉命代替朝廷祭祀神农、虞舜的陵墓以及南岳，都严肃而虔诚恭敬。这是他所负责的职务。平日里他敦厚孝友，起初和兄长椿龄一同考中乡试，却独自留下奉养父母。椿龄赴会试后，考中进士，成为翰林庶吉士，不久去世。延年将他归葬，并教诲他的遗孤；子女长大后，都替他们办理婚嫁。对于寡居的姐姐和孤单的外甥，也都厚待。这是他在家庭中表现出的品行。他为人和厚平易正直，与人交往真诚，表里如一。说话办事公正而不徇私，能以道义纠正别人，也乐于接受善意的劝告。虽然嫉恶如仇，但言辞语气雍容，小人也不怨恨他。这是他从自身发出的品行以及施于他人的表现。他平生喜爱读书，年长后更加勤勉，默记、讲解、分析经史，学问贯通。表现在著作上，以和平简洁、阐明道理为主，不追求工巧。有诗、赋、序、记、传、铭、赞若干卷，收藏在家。他教育人时，总是先讲德行，文艺放在其次；如果教人学习文章，一定引导他们学习经术，使他们探究根本道理，后来多能成名。这是他施教的情形。曾氏最初居住在金陵，是唐代光州团练使曾庆的孙子曾延搆为避五代乱世而迁到西昌。五代之后传至孝子曾肃，四个儿子都通过科举显达，从此子孙更加繁盛。这就是他的先世来源。又传十世到元代瑞金县教谕曾约，这是他的曾祖。洪武年间，沔阳黄蓬湖官九韶生，追赠翰林修撰；伯高是他的祖父和父亲，封太安人；胡氏是他的母亲；陈氏是兴宁县主簿士瞻的女儿，封安人，是他的妻子。五个儿子：长子序，考中进士，授行人司行人；次子防，选为乡贡；次子应；次子庶；次子庾。两个女儿：长女嫁胡仲璇，次女嫁严时。八个男子、四个女子，是他的孙辈。他早晨入朝侍奉，退朝后便到馆阁，和同僚高谈阔论，直到无人回去。后来得了痰疾，突然不起。他临终之日，自癸亥年至辛酉，共五十九年，这是他的寿数。葬在西昌某乡某原。因为看重交游情谊，我叙述他的事迹，使之流传后世。次子概请人刻石置于墓道；他的同僚之长是士竒。叙述品行于墓碑，必定还要有铭文，这是古代的制度。铭文说：西昌的文献世家有曾氏，从唐代末叶由曾升传下来的；后来有孝子曾宋盛，到了他的四个儿子，个个文采出众，五人登科折桂。他们的后代振作兴盛，显达不断；掌教瑞金，延续十代，直到他的曾孙奋发努力，立志精通经学，在乡试中考取第一，戴着高冠，穿着盛服，升任近侍，出入承明、延阁，和俊杰联袂；石室金匮中的典籍，编述事业后继有人。他恭谨竭尽心力，整治你的事务，希望明白道理、端正合乎义理；考核功劳，进升俸禄官位，忽然归去，终身无愧。此丘巍然高耸，太史撰志式表恭敬承奉，后世子孙还将继续下去。《东里续集》卷二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二十八，明代杨士竒撰墓碑铭。怀庆知府李君墓碑铭。河南怀庆府知府李君，于正统四年七月初七日在任上去世。归葬泰和千秋乡罗团的墓地后，第二年，他的儿子诚带着翰林侍讲余君学防所撰的事状，赶到北京，请求我把文字写在墓碑上。我今年七十七岁，衰老疲倦得很，加上还被公务牵系，每天勉强支撑，想辞官退隐却未获准，又怎么能答应别人的请求呢？所以凡有所求，我大多竭力推辞，即使对方愤怒怨恨也不顾；但诚恳不断地请求，我又想到李君操守严正、爱护百姓，是我们乡里卓然出众的人，而且平素交情深厚，实在不忍坚决推辞。李氏家族居住在泰和西郭文溪之上。曾祖父宗明，祖父云龙，父亲又新，都有孝友的品行；母亲萧氏。李君名湘，字永怀。自幼端庄稳重，谨慎自持，喜爱学习，进入乡校跟从老师学习《春秋》经，学业成就后，赴北京入太学。永乐年间被选用，历任刑部、都察院，因才能著称，升任东平知州。他专心以持守自身、爱护百姓为务，平常俸禄之外不合义的东西一概不肯苟取。对公事勤勉，早晚办理政务，一刻不少休息；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孩子，教导勉励他们，谆谆不倦。不是十分悖逆的，不轻易施以笞罚；征发徭役一定核验各户财力厚薄，百姓都心悦诚服。州城东面有大村坝，水源出自防山，雨水泛滥，多次成为百姓的祸患；他上奏请求征发民丁修筑堤防抵御，祸患才停止。州及所辖五县土地广大，很多荒芜废弃，他督促百姓开垦，仓廪充实。年成歉收时赈济借贷，都有准备。祭祀所用的祠坛、公府衙舍，都整修一新；增修学校，彰明教化，在齐鲁之间很有声誉。前任知州获罪离任，后来因宽宥复职，李君奉召还朝，百姓怀念他不忘，纷纷到朝廷申诉，请求让他复任。皇帝出征北方边境，下诏山东东西百姓随军供应粮饷，运输道路遥远，死伤很多；李君率领东平百姓，行军抚慰安置都有方法，最终使百姓完整归来。他在东平十多年，始终如一。正统初年，诏令朝廷大臣举荐郡守，礼部尚书毗陵胡公举荐李公，于是升任怀庆知府。任命下达，东平百姓争相挽留而不能，扶老携幼，哭泣着送出数十里。到了怀庆，他完全采用治理东平的方法治理百姓，百姓欣然拥戴他如同父母。怀庆有军卫，向来倚仗势力欺凌百姓；李君遇事裁制他们，不动声色，军士便服帖，不敢放纵。在怀庆三年，郡中百姓得到安宁，上下都交口称誉他，没有异议。李公敦厚温和，孝顺友爱如同他的父亲；待人真诚，能够救助别人的急难，不因贵贱贫富而改变自己的操守。唉！如今他已经去世了。他享年五十七岁。妻子朱氏。儿子四人：诚、譛、譓、谆；女儿三人：萧鸾、刘载、言朱箎是他的女婿。孙子三人：珽、玘、珎。铭文说：士人立身的根本，在于守持自身；为政最重要的，在于以仁爱治理百姓。温和厚道的李君，守持美善的德行，履行谦逊，践行恭敬，内心诚实质朴而不事浮华。学业成就后出仕，逢当时盛世奋发建功；统辖一州五县，治理郓地。勤勤恳恳地早晚操劳，寻求百姓的疾苦，为百姓的辛劳而不敢停息。早起尊敬上下长幼，以礼教导百姓，努力行善、去除邪恶，使百姓承受福祉。亲自考察并举荐正直者，作为下属的表率，美好的声名远播齐鲁。圣明的君主急于治理国家，考察政绩优异，升迁官秩。怀孟是著名地区，古代二千石官吏治理教化所及之处；三年便有成效，百姓拥戴他。怀庆、东平同样深情相待，却没有等到高寿。唉，他已经去世了！清廉善治官员的行迹，不愧于前代史书。江山曲折环绕，故乡有他的坟墓；后人想要考察他，就看这篇刻文。礼部左侍郎章公墓碑铭。正统二年十二月初四日，行在礼部左侍郎章公在任上去世。讣告传来，皇上赐祭，命有关部门准备船只送还他的灵柩，并办理安葬事宜。从公卿以下都前来祭奠，准备在第二年某月某日下葬。在此之前，他的孤儿瑾带着翰林侍读学士李时勉所撰的事状，请求我把文字写在墓碑上。考察章氏世代居住在会稽。高祖斌，是宋景定年间乡试第一名。曾祖某，祖某，祖母某氏；父亲某，母亲某氏。公名敞，字尚文，号质庵。自幼聪颖好学，渐渐长大后很快立下志向。父母以及乡里长老都对他寄予远大期望，文学日益进步。永乐癸未年，在乡试中考取《诗经》魁首；第二年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庶吉士，和曾棨等二十八人一同奉诏进入文渊阁学习。恩宠优厚，四方学者都羡慕他。文学更加精进，参与编修《永乐大典》。壬辰年擢升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授承直郎。他专心研究狱讼事务，早晚勤勉，即使当时囚犯众多，审理判决也没有滞塞；推究情由、依律处置，必定恰当合宜。后来又召到北京，进入翰林编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书》，于是留在行在刑部任职。西山有劫盗，诏令急速捕捉。捕盗者拘捕了行路的数百人上报，皇上命刑部尚书复审讯问，若属实便全部斩首示众。尚书把这件事交给公审讯，公全部辨明他们是冤枉的，只有一人确实是盗贼，上报后便诛杀盗贼，完全释放被冤枉的人。都城外有几名迫莫商人投宿在路旁，何千户家夜里发生盗贼抢劫商人的事。商人怀疑何千户有所参与，准备上告官府。何千户无法辩明，便自缢而死。事情传到朝廷，诏令五城兵马捕盗，如果三天不能捕获，兵马司便以放纵盗贼治罪。三天后仍未捕获，兵马司害怕了，于是搜查何千户邻近的二十多家，得到数万缗钞票，便把邻居拘捕当作盗贼，送到刑部。公检验钞票，发现全不是从远方得来，而且没有其他赃物，便以此责问兵马司。兵马司据实回答，二十多家人全都获释。公升任本司员外郎，授奉训大夫；又升任郎中，授奉议大夫。不久遭父丧，服丧期满后改任吏部考功郎中。他考核官员公正明确，小人感到不便，便造谣诋毁他，他坚定不变。洪熙年间赐诰命，追赠他的父亲为考功郎中，封他的母亲为太宜人。不久遭母丧，一年多后起复，改任验封郎中，随即升任礼部右侍郎，授嘉议大夫。

译安南的耆老奉请诏命，黎利权署国事，皇上同意了。特意命公和通政徐琦携带诏书任命黎利，并抚慰安定当地百姓。二人都通晓大体，熟悉旧例，举止从容而有分寸。到达后，宣扬皇帝的恩德旨意，全国都欣喜拥戴，对他们更加恭敬礼待。将要出发时，黎利等人又厚重地赠送金珠香料彩帛，累计数百件，二人全部推辞。黎利等人跪请再三说：“小国臣下侍奉大国的通常礼节就是这样；如果不借助这些东西，便无法表达我们的心意，实在希望不要嫌弃。”公说：“我们奉天子命令前来，是为了使你们和睦安宁。你们只要像侍奉上天一样侍奉皇上，像保护婴儿一样保护百姓，永远不改变，就可以了。财货贿赂实在是末节。”最终仍然退还，一丝一毫也没有取。黎利派使者奉表章和地方物产，随公等到朝廷谢恩，并暗中把所赠财物夹带在其中，请求上奏让朝廷收下而不让公等知道。出发将要离境时，随从中竟有人泄露了这件事。公二人搜查行装找到财物，叹息说：“如果听任他们这样做，就是表面推辞、内心贪求了。”于是取出封识，交给边吏让其带回。黎利回国后，朝廷赐给公诰命，追赠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为嘉议大夫、礼部右侍郎，祖母和母亲都为淑人。黎利去世后，朝廷认为公奉使没有辱命，再次命他携带诏书，命黎利的儿子麟代理国事。到了边境，认识公的边吏手舞足蹈地下拜说：“天朝像养育子女一样对待属国，不接受金钱的大人又带着诏书来了！”他们奔走预先告诉黎麟，所有迎接奉承的礼节更加恭敬。公回来时，像初次到来一样，丝毫没有接受财物。此前继承封为晋王的人因犯罪被废黜，已经革除他的护卫、卫所房舍、土地和护卫军，先前迁往边地戍守的只留下了一千人。继任的王请求有关部门归还全部房舍、土地和军队。有关部门上奏说：“这些东西已经给予百姓很久了，如果全部归还，就会夺取三万多户百姓的居处和佃地；况且如今只有一千军队，已无实际作用，应全部归还。”皇上命公前往审度处置。公到后，对继任的王说：“如今陛下临御天下，只怕有一个人失去安身之处。殿下以皇帝至亲接受屏藩国家的托付，必定也有同样的心意。如果顺从一千军人的欲望，却失去三万多百姓的心，我知道殿下必定不会这样做。”王意解，说：“我只听侍郎的。”公于是筹划分配，使一千军人都得到足够供给，三万多户百姓也没有察觉受到损失，大家都很高兴。回朝后转任左侍郎。公在礼部时，尚书胡公施政崇尚宽大，公以严肃辅佐他，二人同德同心，共同成就政务。对于属吏的欺骗行为，即使很小也不宽恕；遇到弊端必定告诉胡公，商议整顿革除。他督促办理各项事务，总是尽心尽力，说：“我作为辅佐者，按道理就应当如此。”他为人明敏豁达，遇事果断，不肯含糊依附。敬重老人，礼待贤者，以道义交友。朋友有过错，能够当面直言规劝；有人困于忧患，便竭力援助，即使多次相助也不厌倦。他居住时喜欢栽种花卉，闲暇便焚香阅读书册，临摹古代法书而已。有一天早早起身，在朝会途中，忽然刮起猛烈的风，只好乘轿回去；当天晚上便去世了，享年六十二岁。原配叶氏先去世，后来追赠至淑人；继室赵氏，封淑人。儿子五人：璨、瑾、璠，正统元年进士，璵、瑛。女儿一人，嫁钱康孙。孙子一人，名恩。孙女四人。公任庶吉士时，和士竒往来，时间越久交情越亲密。唉，如今他已经去世了！铭文说：章氏世代是有声望的儒家，自宋代大比选士、宾兴人才以来，常有突出者考取贡士第一。到了公这一代奋发而起，在当今圣朝振扬声名光彩，使家声更加宏大崇高。出入延阁、承明，学问更加广博。于是主管刑狱，辅佐审理案件，做到明察而谨慎，早晚不得闲暇。想到古人，宁可死于狱中也要为人求生；听取诉词，审察实情，核验冤屈与正直。没有冤屈不予纠正，平反案件功绩很多，转任考功。卓然持守公正，不因赞誉诋毁而改变内心。升任春官副职，恭敬辅佐三礼，秉持正直清廉，也严肃整治纲纪。第二次出使南方交阯，奉行使命确实合宜。行囊回来时，丝毫没有增加，仍有所作为。办事有条不紊，历任四朝官职，始终谨慎如一。既然保全名节归来，也没有玷辱此篇文章。史官为他铭刻墓碑，借此告诫后世子孙。为已故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徳黎君所撰的墓碑铭文。右春坊右谕德黎君，于正统二年十一月请假回清江，在家得病去世。他的孤儿统带着翰林侍读习嘉言所撰的事行状，请求我撰写墓碑。我听说后哀悼他说：“唉！黎君考中进士，是优秀的进士；进入风宪系统，是优秀的御史；治理百姓，是优秀的郡守；在皇帝近侍之列，是优秀的辅臣。为什么突然止步于此呢？”黎氏的先世，见于我为他父亲所作的墓表。他的曾祖父允诚，祖父惟琇，父亲宗瑞，母亲邹氏；因君显贵，父亲追赠右春坊右谕德，母亲追赠宜人。君兄弟三人，君排行最小，名恬，字潜煇。天性清正美善，六七岁时便知道仰慕学问，多次跟从名师，得到其要旨，回家后自己不断增进功业。永乐壬辰年考取马铎榜第二甲进士。不久遭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授陕西道监察御史。凭正直声望振扬风纪。辛丑年，朝廷因灾异征求意见，众御史一同上奏，实际由君起草，历数任事大臣没有忧国恤民之心，言辞恳切激烈，不顾忌避讳。皇上说：“御史说得对，任事大臣不能承受。”后来把推荐的御史中有才干、可以任用的人，都升为知州，安置在远方。

译君被派往交阯南灵州，那里尤其偏僻遥远。君欣然说：“圣人尚且不鄙视九夷，我是什么人呢？”到任后，教导爱护当地百姓如同子女，百姓都像侍奉父亲和老师一样侍奉他。政令教化已经施行，适逢黎利反叛，势力一天比一天壮大。总帅王通懦弱不能制服，又受属吏胁迫，于是擅自伪造制书，勒令三司及郡县官吏全部解职，随王通向北归去。君当时正在随行。回朝后，王通及共同谋划的人都依法治罪；朝廷认为事情并非出自众官，便全部置之不问。宣德七年，士竒率同僚上言，认为黎恬有文学操行，可以任近侍，于是任命他为右春坊右谕德，授奉直大夫。当时春坊事务简少，他奉诏进入翰林，参与纂述，考核为优，赐诰命，追赠其父母；参与编修《宣庙实录》，选充经筵官；奉命主持礼部会试两次，用心公正，当时有许多人才被选出。于是请假回乡，扫墓祭祖，获赐路费并供应驿船。祭扫祖墓后，在墓旁立碑，又退下来会聚亲戚乡里，十分欢乐。将要启程时患病，医药长久无效，于正统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去世，享年五十一岁。君笃行孝友，胸襟磊落而有大志，以拘泥于流俗为可耻；学问广博而正当，议论充沛；文章波澜壮阔、辞藻华美而根本在于义理；内心公平，评论人的邪正、事情的曲直，没有人不服气。他尽心办理公务，从不苟且；不是合适的人，便不与之相处，不因容貌而改变原则。他面色洁白如玉，仪态举止恭敬严肃，使人不敢冒犯；但平时风度洒脱，与良朋益友偶然相逢，便吟诗饮酒相和，酬答往来，通常极尽欢乐才散。他藏书修业的书斋名为熈熈，著有诗文集若干卷。原配敖氏，追赠宜人；继室王氏，封宜人。儿子四人：统、缙、颂、生、颢；女儿二人：傅徴贤、罗某是她们的女婿。孙子二人：升生、冕生。按去世那年的某月某日下葬，葬在某原，与敖宜人合葬。黎君是我主持礼部会试时录取的士子，又因同乡相识，所以彼此相知深厚、交往长久。他的二哥慎、兄长的儿子经，都有文学，和我往来。我曾说：“清江自刘氏之后，已有一家三人如联璧般光辉照耀；如今黎氏又再次出现。”过了不久，慎去世，经也去世。黎君每次向我说起他的兄长和侄子，没有不流泪的，我也为此感叹。哪里想到如今又要哀悼黎君呢？铭文说：清江的黎氏，世代承袭诗礼。由淦水三洲迁到版城里。自高祖、曾祖以来，潜藏的德行没有显扬。到了他的曾祖父，武职出身而奋发建功；到了潜辉，卓然显著，专心致志学习，凭贤能科举升进。秋空中的雕鹗，铁冠白笔的御史，面向朝廷立身，振肃宪纪，张大国法。弹劾邪恶，指斥奸佞，使动植物仿佛也有所知。过去所学的，如今都亲自实行。既被斥往偏远之地，便让他治理夷类；他不以身处鄙远为耻，勤勉抚育夷民，也有这样的心意：“我是仁慈的长官，把他们当作父母子女，又怎么肯因此责怪他们呢？”后来升入桂芳之列，所任职务是辅导太子，出入词苑经筵，侍奉皇帝左右，正要显著建功，为什么突然殒亡？松柏中途倒下，不能成为栋梁。唉！潜辉已经埋藏于此，我的铭文将来还可作为考证，希望他的精神犹如生存。为已故通议大夫、资治尹、吏部右侍郎郑君所撰的墓碑铭文。国家废除中书省，升置六部。吏部所掌的事务简要概括说，就是任用贤才，考察政绩，据此升降进退官员，为治理太平提供人才。因此士大夫若不明察而公正，就不足以胜任吏部的职务。大概吏部得到合适的人才，百官各司才有希望得到合适的人；百官各司得到合适的人，百姓的生活才有希望不失所。吏部所关系的事情，难道是小事吗？旴江郑诚，字文实，任吏部侍郎十多年，大概就是称得上胜任吏部职务的人吧？宣宗临朝，对任用人才尤其重视。朝廷三品以上官职有空缺，必定命众臣共同推举；又命吏部，凡各方面和郡守有空缺，令三品以上朝臣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吏部审查是否合适，然后才上奏授官。这大概就是尧舜任用人才的方法。文实前后举荐数十人，全都符合舆论公议。他对于朝廷内外各司政务的得失、人才的高下、品行的邪正，广泛知晓、全部熟悉，尤其熟悉典章旧故。皇上有时在面前询问，他陈奏详尽明白，没有遗漏。虽然这是因为久任铨选之司，也因为他存心正直、用意专一。调任官员时，必定衡量事务的繁简以及才能是否相称而安排。办理公事必定遵循旧章，在赞助黜陟方面，通常是公卿宰辅所倚重的人。驾驭下属官吏，不显威严却自有严肃，下属也没有谁敢欺骗他。有时有人乘隙欺骗他，他便立即察觉，召来告诫使其改正，并不轻易加罪。大官和受宠近臣有所请托而事情不合义理的，他一定从容地据理回答，不肯苟且顺从。亲近故旧有请求却没有得到满足，便捏造诬陷、散布诽谤来诋毁他；他知道后也不计较。大概他为人明敏、敬慎、和厚而果毅，宽恕而有容人之量。郑氏是旴江的儒医世家，宋末他的先祖号仁斋，曾任抚州儒学教授。高祖祯在元代任官，做过抚州医学录；曾祖铭，洪武初年历任彭泽、南陵二县典史；祖父瀚远、父亲守中，都隐居不仕。母亲王氏，继母傅氏。文实自幼秀异聪颖，喜爱学习。刚满十岁，监察御史巡行县邑考察试验，嘉许他，举荐为县学生。跟随明师学习《春秋》。二十岁时考中江西乡试，进入太学，成为监生，受到祭酒胡公的喜爱，常侍奉左右。二十四岁升任吏部司务，精勤办理职务，已经声名渐起，升考功员外郎，授奉训大夫。遭母丧，服丧期满后改任文选员外郎。两位司郎中虽然以老成自居，却都佩服他的才能，感激他的帮助。升任文选郎中，授奉议大夫。洪熙年间赐诰，推恩封赠他的父母为五品。

译宣德初年升任吏部右侍郎，授嘉议大夫。他在任上常常四更起身，退朝后便坐在公堂，直到天晚仍办理职务；即使事务琐碎繁多，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且更加自我磨炼，声誉更加隆重。追赠、封赠他的祖父、父亲都为嘉议大夫、吏部右侍郎，祖母、母亲都为淑人，于是晋升通议大夫、资治尹。文实侍奉父母孝顺，父母生病必定面带忧色；母亲去世后哀伤毁损身体；友爱诸弟；对待奴仆也有恩惠；侍奉老师如同父亲，老师去世后厚待其家人。与人交往真诚，遇到有人沦落忧患，便竭力救助；遇到名贤的子孙，通常特别看待。宋高宗赐给吕颐浩的亲笔诏书，流落民间，文实认出是前江西佥宪吕升的旧物，叹息说：“这是世间的珍宝。”便买回收藏。凡是吕升的事迹，大多也像这样。享年四十九岁去世。讣告传来，皇上哀悼叹息，命礼部赐祭，有司办理安葬。朝廷中从公侯、师保、尚书以及御史、近侍、六卿等，都前往吊祭。他乘舆的轿夫、奴仆以及所居街巷的平民，也都叹息惋惜，有人甚至流泪。他刚患病便病情危急，医治无效，家人忧惧仓皇，准备请道士祈祷禳解。文实严肃地说：“生死是命，我平日的行为可以无愧，还有什么要祈禳的？” 于是停止了。只是因为父母年老而不能奉养到终身，他独自悲痛，除此之外没有谈及别的事。当晚去世，这一天是正统三年十一月初一日。五年前有个推算人的出生年月日时来判断寿命的人，说文实按年岁行运到午年便应当终止。唉，他的命数果真如此。妻子黄氏，封淑人。儿子一人垕，女儿一人，都还年幼。去世第二年春天，准备把灵柩归葬故乡，黄氏让垕带着刑部侍郎何文渊所撰的事状，来拜见请求墓碑文字。我和文实同属大江以西人，又同朝为官很久，所以叙述其事并作铭文。铭文说：郑氏出自姬姓，以国名为氏，世代都有文献德业。过去听说苍天建立大明，开启隆盛的治世，选拔贤能，任用人才，分布列置官位。天官吏部实在重要，把鉴别衡量人才的职责寄托给它的卿佐，必须慎重选择任用。文实从旴江秀士中崛起，出类拔萃地精通经学，入仕后卓然有志，三次升迁，达到宰辅副职。竭力早晚勤勉，敦促勉励众士，人才济济，逐步升用。审察他们的善恶，考核所办事务，做到公正明察，平正而不偏。该进则进，该退则退，居中裁制；所推举的人，必定先经过考验。温和地处理事务，脸色不严厉，不谄媚，也不违逆，一切依循义理。为什么突然夺走他的生命？未能广泛施行其德政，可叹他完整归去，没有羞愧。佳城郁郁，在旴江之滨；后人想考察他，就看这篇墓志。赠嘉议大夫、刑部右侍郎杨君墓碑铭。杭州有一位君子，名叫杨孟潜。他去世已经三十年了，他的儿子刑部右侍郎寜，拿着以前翰林侍讲匡南余鼎所撰写的墓志文章，对我说：“先父承蒙追赠恩典，官阶达到三品，按法可以在墓上立碑，冒昧请您撰刻碑辞。”我早已从士大夫那里听说过孟潜的品行，又与寜同朝为官、交谊深厚，于是为他写了这篇序：杨氏本是沈氏，世代居住在杭州钱塘，以读书为业。元代杭州路学教授某去世后，他的儿子夀之才出生；母亲杨氏把他抱到舅氏家抚养，于是改从舅姓。夀之生了德文，德文娶傅氏为妻，傅氏就是孟潜的祖父母。孟潜名升，自幼沉着端重，不同凡俗，天性孝顺友爱。年幼时就立志求学，但早晚侍奉父母，不离亲身旁，使父母得到欢悦。他十分疼爱唯一的弟弟，一生不变。洪武丙子年，他因《春秋》经学被选参加乡试；次年参加会试，列入副榜，授任星子县教谕。那时他才二十多岁，却敦厚地坚持师道，端正威仪，讲说明白，从早到晚亲自勤勉而不懈怠。言语举止虽是细微之处也不苟且，屹然像老成的人。学生们全都诚心服从。前庶子、庐陵人邹缉为人方正，不轻易认可别人，当时恰好辅佐星子县学，却唯独对孟潜格外礼敬，称赞他的声誉不绝于口。星子县学连年在贤科考试中都不能荐举士子，郡县和学官受到堪舆家的说法迷惑，认为学宫地势不利，谋划迁移学宫。孟潜恰好到任，毅然说：“学业只要达到要求，就没有不能被荐举的。”最终没有迁移。他对待学生，诱导扶助、奖励劝勉，忠诚慈爱而恳切周到，时间越久越加深厚。三年中，学宫荐举了两人；又过四年，荐举了四人，这些人都考中了进士。从此以后，科举考试中不再缺少人才。杨升任职九年，考核政绩后升为邵武府学教授，不久调任徽州府学教授，施教如同在星子县一样。他所到之处，诸生都跟随他学习《春秋》；在乡试、会试等大比中升第的人接连不断，善于教化的成效当时便有声誉。他为人纯厚诚实、和蔼平易，衣服用品俭朴素淡，不合乎道理的话从未出口。与人交往诚恳坦白，说出的话必定兑现。他离开以后，人人都思念他，长久不能忘怀。他一生把侍奉父母看作最要紧的事，得到俸禄一定迎接父母来奉养。有人想荐举他治理百姓，他竭力推辞说：“如今幸好身在闲散之地，早晚都能侍奉父母身旁，为什么要夺走这份机会呢？”那人才作罢。永乐甲午年，他留在北京，因病去世。去世时，年迈的父母和妻子儿女都在徽州，家境十分贫困，他只遗憾不能终身奉养父母。徽州人听说后，在学舍旁为他的家属修筑房屋，让他们居住。若不是他平日积累善行的诚心，又怎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呢？他死于这一年十一月的晦日，享年四十三岁，葬在钱塘花家原。由于他的儿子寜显贵，屡次追赠，最终赠至嘉议大夫、刑部右侍郎。他喜爱写文章，诗歌雅淡，接近古风；著述有《拙斋藁》《春秋正义》，收藏在家中。妻子袁氏，封为太淑人。儿子二人：长子就是寜，中进士，升任刑部主事，又升郎中，因辅佐武功而升任刑部右侍郎；次子宜。女儿二人：长女嫁监察御史刘安定，次女嫁某。孙子若干人。铭文说：人的品行没有比孝更优先的，他对孝道专一而真诚；为师之道贵在善于教导，使群才得以成就。他一生忠厚，行为平正直率；上天自有报偿，身后屡获荣宠。显赫的后代兴盛起来，戴着高冠立于朝廷，振作声华而行事亨通。既然墓地高大宏敞，就让他归葬钱塘原野，前往祭扫祖先坟茔，并为后世留下这块碑，让太史撰写铭文。赠嘉议大夫、工部右侍郎周君墓碑铭。

译宣德五年，皇上命令越府长史周忱担任工部右侍郎，赐给玺书，让他巡抚南直隶的苏州、常州等郡，同时主管粮饷事务。周忱专心尽力，早晚不分，为上可以资助国家用度，为下可以惠及百姓生计。三年后，皇上赐诰书嘉奖，并褒奖追赠他的父亲为嘉议大夫、工部右侍郎。于是周忱拿着礼部侍郎章敞所撰写的父亲府君行状，请求我撰写墓铭，将刻在墓石上。我与府君同年出生，居住在同一郡，又与周忱同朝为官而有文士之谊，因此不能推辞。府君名森，字秉昻，周氏的先祖是会稽人。唐代御史中丞勍率兵讨伐黄巢，留下镇守九江，子孙因此定居在那里。七世孙太子詹事世修迁居南昌武寜，又过四代，出了宋代敷文阁学士友贤。周氏五代不分家，诏令表彰其门。友贤的儿子是两浙宣抚汝翼，汝翼的儿子是瑞州知府应合，应合的儿子是元代吉州路总管、追赠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追封庐陵郡公的天骥，周氏又因而定居在那里。郡公有五个儿子，长子是横州路治中志道，府君的高祖。曾祖是忠州判官圭，祖父是南康路知事鉴，父亲名润，世人称他为遗安先生，当时很看重他的学问和品行。元朝末年，他们为躲避兵乱迁居吉水月冈，后来又在那里定居。母亲李氏，懂得学问而有德行，善于承继遗安先生的志业。她四十岁还没有儿子，便脱下华美衣饰，纳侧室黄氏，生下府君。府君幼年读书，机警聪敏，有志向；到了成童之年便总理家中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偶尔还显露出才能。里中赋役繁重，县令很看重他。成年后胸襟开阔，才干器识充实宏伟，有司多次想荐举任用他，他总是以父母年老为由推辞，却能尽孝奉养。父母生病时，他亲自调制药物、准备饮食，数日不离身旁。父母去世后，他悲哀憔悴；每逢岁时祭祀，总是谨慎办理。他曾经改葬生母，抬棺经过家门，准备迎入堂中举行祭礼，亲戚中相信阴阳家禁忌的人纷纷阻止他。府君说：“子女侍奉死者应如同侍奉生者，哪有亲人的棺木经过家门却不让她进入自家呢？”即使有灾祸，周森也不后悔。姐姐去世后，几个外甥都寄居远方，安葬费用全由他自己承担。妻子的母亲去世，没有墓地，他便拿出自己的地为她安葬。有人说这块地对后人很有利，怎么能推给异姓？府君说：“如果确实能使后人获利，那么给他家和给我家是一样的。”他同人交往敦厚守信，喜欢宾客来饮酒谈论，虽整日如此也不疲倦。他有刚直之气，对有过错的人当面斥责；但也能替人排解纠纷、解除困难，庇护乡里。有人制造伪钞，事情败露后，官府却冤枉逮捕了他的乡人，府君竭力向官府为他们申辩。邻乡曾有盗贼抢劫富家，乡里的无赖也动了心，暗中结伙准备发动。府君察觉后，逐一前往，向他们说明祸福，说：“那些抢劫的人，早晚会成为鱼肉，难道你们也可以效法他们吗？”又召见首谋者，把他关在家中，使事情没有发生。不到十天，官府就把邻乡的盗贼全部捕获并杀掉，抄没了他们的家产。乡里的无赖都到府君面前叩头道谢说：“若不是您，我们全都要因做盗贼而死了。”乡人受他恩惠的，大概不止这一件事。他曾乘船出行，船中有人丢失财物，怀疑是同船的人偷窃，准备把那人送到官府。府君说：“这是一件尚有疑问的事，就由我代为赔偿吧。”几天后找到了真正的盗窃者，失主十分惭愧。府君平日喜欢积藏书籍、教育儿子。周忱起初学习举子业，亲手抄录前代名人的程文，编成册子，交给他作为范式。周忱中进士后，奉诏入翰林进学，每天都有长进。等到升任刑部主事、进为员外郎，便有了能干的名声。府君很高兴，多次到京城看望他并加以勉励。府君治学通晓大义，同时旁通医术、卜筮，尤其喜爱郭景纯的葬法。有贫困得无力安葬的人，来向府君求取吉地改葬亲人，大概是希望借此摆脱贫困。府君说：“所谓吉地不是可以强求的，如果有善行，自然会遇到。”他的操守和行事就是这样。洪熙年间，因为周忱显贵，府君被封为奉议大夫、越府右长史。周忱上奏，把自己俸禄的一半分给乡里，用来奉养父亲。宣德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府君去世，礼部将此事上报，皇帝命进士甘瑛赐祭。享年六十七岁。妻子龙氏，是元代义兵防军复皋的女儿，有贤德。她早于府君二十七年去世，继妻胡氏后来也被追赠封号，二人都为宜人；龙氏后来进赠为淑人，胡氏为太淑人。儿子都是龙氏所生，共四人：忱、恫、恪、怡。恫先去世。女儿二人，长女嫁陈行恭，次女嫁萧肇成。孙子八人，孙女八人；曾孙五人，曾孙女四人。府君于去世次年四月二十九日安葬，与里仙狮石南面的龙淑人墓合葬。铭文说：周氏的先祖，显赫而有门第。起初从越地迁到洪，又转迁到吉。镇守吉地的人威武刚健，斯文由此受到尊重。吉地的贤人感念周公，永远称颂而不忘。轩公的桐乡，青原与白鹭，都是周氏的旧迹。周公的子孙身穿儒服、头戴章甫，起初来到月冈。周公的第四代孙，晚年遇上太平盛世，安闲地居处于丘陵林野之间。月冈传到第二代，有一人名秉昻。他的才干足以处理繁杂事务，明白事理，通达政务；却把才学收藏不用，逍遥自在地往来游息。他在家族和乡里的声誉卓著，后来有伟大的后嗣兴起，在朝廷上显扬。秉持志向，倾吐忠诚，以副贰冬卿之职；对上辅助朝廷，对下惠及百姓。皇帝说“好”，又追加恩典于他的父母。高高的坟丘上，陈列着祭牲，记述他的品行并载明荣誉，于是刻下这篇铭文。太史吴先生墓碑铭。先生名勤，字孟勤，姓吴。他的先祖从大梁迁到荆州，到了箎任南康官职，便定居在匡庐山南面。后来到晢任永新县主簿，又定居永新。他的曾祖名原道，祖父名文振，父亲名师尹。师尹是元代有名的进士，任永丰县丞。母亲龙氏，一夜梦见紫衣大士，醒来后便生下先生。先生幼年聪颖奇异，五岁便知道仰慕学习，七岁每天能读几千字。到了成童之年，《四书》《五经》都能背诵。尚未成年便能写文章，落笔流畅，但一定以义理为根本，从不苟且创作。永丰君在大江以西以经学著名，先生与弟弟仲谨都才气出众、英迈杰出，人们称吴氏兄弟为“二凤”。先生有志于科举，乡里的前辈都认为他一定能考中。永丰君说：“我已经老了。”于是先生没有成行。永丰君去世后，元朝政局日益败坏，各地盗贼充斥。先生叹道：“世道到了这个地步，我难道能坐视不管吗？”于是列举平息盗贼的几条办法，前往告诉吉安守臣纳苏罗丹。纳苏罗丹懂得礼法，虽赏识先生却不能任用他；先生离去后，州里的盗贼更加严重。他前往洪地避难，不久，伪汉军队包围洪地。有人想把先生荐给行省平章多通，先生听说后制止，说：“这个人已经没有坚定的志向了。”

译第二天早晨，多通果然逃走了。城池陷落后，先生从小路赶回乡里。明朝军队攻下吉安后，军纪严明，先生说：“这才是真正吊民伐罪的军队。”他前去拜见总帅，当时淮南人郭子章在幕府中参与谋划，两人相处十分欢洽；总帅任命先生为太和官员，他没有赴任。洪武初年，诏令兴办学校、征召儒师，郡里荐举先生；中书省考核经义，他名列第一，于是上奏任命他为武昌府学教授。他严格遵守师道，端正学校规章，教诲勉励诸生，许多人都成了才，其中如中书参政方鼐、国子祭酒吴启，都是出自他的门下。任职数年后，先生援照惯例辞官。楚昭王聘请他做诸子的老师，并以宾客之礼敬重他。先生不讲周公、孔子之道以外的学说，因此楚王对他的礼遇日益深厚。永乐初年，朝廷召他参与修撰太祖高皇帝实录；先生明悉旧事，谨慎运笔，当时都推许他为直笔。实录修成上奏后，皇帝赐给他白金、文绮，改授开封府学教授，施教如同在武昌。周定王也厚礼相待。到开封的第二年，他因病不起，时间是永乐三年二月二日，享年七十六岁。定王派官员前来致祭，藩府、宪司大臣和郡太守以下官员都亲自祭奠，诸生悲哀仰慕不止。次年归葬乡里。先生孝顺侍奉父母，恭敬友爱兄弟，教育孤侄如同亲子。他的胸襟明净，行为法度雍容，不显严厉却自有肃然之气。他的学问无所不究，喜欢用道理诱导后辈，总是把自己的见解毫无保留地讲出来，士子们都乐于亲近他。他从不拿非圣贤之书来教育人。看见学生玩味扬子《太玄》的文章，便严肃地说：“为什么不专心研究孔孟之道呢？”他取舍一切都以义为准。在楚王府任职时，蜀献王、湘献王都派使者带着书信礼物，表达希望见他的意思；广西藩司、宪司也请他主持乡试。文衡先生叹道：“楚国待我如此优厚，古代贤王礼敬士人，也不过如此。我怎么能对外另有交往呢？”于是全部谢绝。湖广行省参政吴云，过去与先生交情很好。吴云死在任上，两个儿子贫困不能归葬，先生扶助他们，使他们能够立足，又教导其中的次子学习。凡是亲友以及名贤之后，他都急切地奖掖帮助。对于利益，即使很微小也不苟取。他最初罢去教授职务回乡时，诸生送给他路费，他一丝一毫也没有接受，说：“诸位贤者只要努力上进、不懈怠，就是勤勉地报答我了。”他待人和厚，有人有一点长处，便不断为之宣扬赞誉；从不主动说及别人的过失。至于评论事情的公正与是非，他不肯含糊依从。为他人的忧患而忧患，为他人的急难而急迫相助，常常唯恐来不及。喜爱宾客来访，从不因家中贫乏而废弃礼数。闲暇时他诵读佛经。学生疑惑而询问他，先生坦然说：“这是先夫人的遗命，我不敢借此祈求福报。”楚府纪善贝翺听说后叹道：“这正是朱夫子所记载的尹和靖的孝行。”先生不忘先人，自号“匡山樵者”，晚年又改号“凷翁”。他的文章浑厚雅正，著作有《匡山樵者集》《六义斋集》《鹤山集》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妻子孺人萧氏，贤淑谨慎、慈爱惠和，尽力辅佐内政；早于先生十年去世。儿子一人，善存；女儿一人，嫁胡光大。孙子三人：耘、耔、耕；曾孙六人。士竒刚成年时，在武昌拜见先生，往来七年，深受他的教诲和爱护。后来两人同在史馆，朝夕相处更加亲密。先生将赴开封时，临行前对士竒嘱咐得十分厚重。先生去世前十天，曾来信表示诀别之意，但讣告随即就到了。唉！像这样老成的儒师，世上难道还会再有吴先生吗？当时先生的外甥胡君光大撰写了行状，并约请解君大绅为他撰墓铭。我把文字写在墓碑上，唯独墓铭久久没有来得及写。今年善存跋涉六千里来到我这里，请我宽恕迟延之罪，这难道还来得及听见吗？我恭敬地叙述此事并作铭。铭文说：凡是士人向先觉的老师求道，只愿先觉之人明白得如龟卜蓍占般可以取信。啊，先生啊，钻研深厚，学识广博；秉持义道，践行仁德，树立起表率和法则。遭逢时局极其艰难，心中急于拯救如同救火；匍匐奔走进言，而那些昏聩之人却不肯听闻。大明如太阳高悬天空，光辉遍照四方；朝廷嘉许并重视有道之士，升入学宫施教。众多英才整齐而来，来游学，来歌咏；朝廷贤关之中，人才汇聚，英名飞扬，光彩振作。显赫的亲王藩府，实行河间王的治道，宾客宴席庄重有序。像董仲舒那样端正义理，于是趋赴召命；又任职史馆，书写《春秋》褒贬之旨，严明褒奖与诛责。阳光温煦时如春日，霜气严肃时如秋令，表里始终没有间隔。有德行，有文章，成为斯文中的冠冕。璞玉藏在山中，连草木也承受它的光辉。可叹先生啊，为什么不肯稍稍留在人世呢？先生的墓藏，封土高六尺；后人永远怀念先觉，经过墓前一定俯身致敬。故奉议大夫、郑府右长史赖君墓碑铭。正统六年八月十五日，郑府右长史赖君在家中去世。他的儿子、翰林编修世隆身着丧服，拿着监察御史薛希琏所撰写的长史君行状，请我把文字写在墓石上。赖氏的先祖从江右迁到汀州清流，世代有人科举及第，承继深厚德行。高祖名寜，曾祖名霖，祖父名李宗，父亲名福兴，都守持品行而不出仕。长史君名添贵，字景望，晚年号澹庵。出生满一岁便成为孤儿，母亲陈氏抚养并教导他。长大后悟性通达、聪颖敏捷，跟随县学博士学习，兼通《书》《春秋》《礼经》，擅长写文章。永乐乙酉年，被选为乡贡。次年参加礼部会试，入选教官，授浙江丽水县儒学教谕。任职九年，因政绩最优升任教授。朝廷等待职位空缺时，他上言希望仍任教谕，朝廷准许了，授任仁和县学教谕。又任职九年，政绩再次最优，诸生联名写状请求留任，朝廷于是升他为郑王府伴读。他随王到凤翔，长史有空缺时，郑王便命他代理长史职务。凤翔的学者大多跟随他学习经书。他的次子世隆任翰林官，按恩典可以封赠父母。君援照弃官就封的惯例，郑王看重他的离去，便举奏任命他为右长史，获得批准，授奉议大夫。

译不久，他遭逢母亲丧事而离职。服丧期满后，因病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君为人坦率正直，存心忠厚；孝敬父母亲友，兄弟和睦，对宗族亲戚真诚，与朋友交往恭敬谦逊；在乡里以诗书行义自持，成就儿子，并以致知力行来勉励学生和施行教化，孜孜不倦，总是亲自率先示范。他的学生后来多由科举升为显要官员，在当时很有名声。他把诸生当作儿子一样对待。有人被仇家诬陷构害，郡守厌恶那人的抗直，准备把他贬为小吏，君竭力为他申辩昭雪。有人欠官租无法偿还，他便倾囊代为偿付。前任官员征收的廪米，因年久腐坏，有司责令看守粮仓的百姓赔偿；百姓贫困无力偿还，准备自缢，君便拿出自己的俸禄代为偿还。大凡排解困难、调停纠纷、救济急难贫困，他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在藩王府任职时，他从容地坚持正道，遇事提出规劝和补救意见，深受郑王器重。一生中，即使一丝利益也不苟取，处理事情必定合乎道理。朋友去世后无处安葬，他便依礼将其安葬。属吏挖土筑墙时，得到一件白金器物，有人告诉君并请他分取，君不答应。他崇尚义理而遗弃私利，大都如此。他的学问有根本，从未被老子、佛教的邪说迷惑。著作有经义若干篇、古文若干篇、诗若干首，收藏在家中。他的妻子是曾氏。儿子五人：长子世昌，次子世隆，宣德庚戌年中进士，升任翰林官；次子世安，次子世和，次子某。女儿二人：长女嫁王瓘，次女嫁尚防。孙子十人。他于正统七年安葬，墓在本县某原。铭文说：积聚仁德，深厚家声；世代身着儒服，振作谨慎，绵延相继。幼年丧父却能奋发，志向卓异；上探虞舜、周公之道，深究洙泗之学，剖析隐微，阐明奥义，发明经书义理。在学校端坐正席，居于师席之位；众多童生冠者聚集左右。讲说道理，传授学业，开启蒙昧；从早到晚勤勉不止，竭尽劳苦。声誉和实际才德日益兴盛，光明照耀朝廷；辅佐亲王藩府，于是被简拔任用。怀抱忠心，倾尽诚意，秉持正论；匡正直道，仰视古人而无愧。内心笃厚，孝顺友爱；推己及人，施舍救济。各种士人的德行，他几乎全都具备。去世以后安宁长眠，所以把这些刻在墓穴之铭上，以此表彰他。太史氏。《东里续集》卷二十八。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二十九，明代杨士竒撰写墓表。

译奉议大夫、尚宝司卿张君墓表。正统七年二月三日，尚宝司卿张信彦实在任上去世。张氏世代居住在山东掖县进士乡，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因品行而在乡里著称。祖父名二，父亲名五。母亲姓于，见于我所撰写的墓铭。父母有三个儿子，彦实是最小的一个。他天性孝顺友爱，幼年即使饥渴，饮食也不先于父母。父亲去世时，他悲哀得形容憔悴；母亲生病，多次更换医生也不见效，病情反而加重。彦实听说人的肉可以治疗久病，便亲自割取自己的肉煮成汤汁进给母亲，母亲于是痊愈。永乐初年，乡里上报他的孝行，有司将此事转达朝廷。朝廷派御史核实后，诏令表彰他家，并任命他为尚宝司丞，授承直郎，后进为承德郎。他在家侍奉两个哥哥如同父亲，无论壮年老年、贫贱富贵，始终如一。在官府处理职务勤勉谨慎，同僚有长处便谦让给他人，有过错通常自己引咎。他器量宽容，同僚有的捏造诽谤，有的倚仗权势欺凌他，他一概不计较，像没有听见一样；但遇到行为不合义理的事，必定据理力争，不以越出职分为嫌。前尚宝卿朱琇等人品行尊贵，又受皇上宠信，也严肃畏惧彦实，但内心一直感念他的忠于职守。任职九年后，升尚宝少卿，阶官为奉训大夫，后进为奉直大夫。仁宗监国时，凡是上呈的表章奏疏，都由翰林撰写文辞，装入宝函封好，交给尚宝司用髹漆木版夹护，然后发送。一天，所上奏章的髹漆木版中夹着一张破旧纸，送到行在后，内侍将此事报告，仁宗命臬司查问纸张从何而来。仁宗召翰林和尚宝官询问此事，彦实于是回答说：“纸在封好的函内，臣不敢预先知道；至于函外的事，就是臣的罪过。”于是仁宗派彦实自行陈述，同僚中随驾的人教他援引翰林官来求得幸免。彦实说：“我不敢欺骗自己，何况敢欺骗君主呢？”臬司判定彦实不敬，给予薄罚，随后恢复职务，因此朝廷舆论更加重视他。仁宗即位后，首先晋升他为尚宝司卿，授奉议大夫，赐诰命，并以他所授的散官追赠父亲，封母亲为太宜人。又过九年，加给四品俸禄。彦实喜欢听取善言。起初任职侍近之官时，接触内阁诸公，心想自己原是平民百姓，仰望这些人如同在云汉之上，哪里有机会听到他们一句话？如今有幸朝夕相亲，怎么能自我放弃呢？于是把一部《鲁论》藏在袖中，遇到安静闲暇之时便作揖请教。二三位公卿都乐意为他尽力讲解。读完一篇后，他常常涵泳玩味而不厌倦；每天还临摹智永《千字文》一遍，从不间断。他为人开朗敏捷、平易正直，谦逊和顺，不与人争竞，和人交往真诚。享年六十六岁去世。妻子杨氏，封宜人。儿子二人：昱、昻。昻承继伯兄之后，袭任旗手卫正千户，跟随出征麓川夷，积累功劳，升至本卫指挥同知。彦实病重时，恰逢昻上奏请求回家。将要再次出发时，昻忧虑而不忍离去，正准备把自己的情况上报朝廷。彦实听见后说：“接受君主的命令，难道可以顾念私情吗？”催促昻立即出发。三天后，彦实去世。临终时仍然如此清醒明达。女儿一人，嫁都指挥胡宽；孙子二人：源、浩。彦实将要临终时，看着家人没有别的嘱咐，只说：“少师公了解我，我死后一定请他把文字写在墓石上；这样我即使死了也能含笑地下，没有遗憾了。”去世后，朝廷的卿大夫都前往吊唁祭奠。于是昱、昻将要扶柩归葬应天府，附葬城南凤楼乡宜人墓旁，便带着尚宝卿朱礼所撰的行状来请我完成遗命。行状当然不如我了解得详细。唉！彦实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做儿子、做弟弟的道理都做到了；侍奉君主而不欺骗，也尽到了做臣子的道理。这是士人品行中最重要的方面，至于其他品行也多有可书之处，所以为他写下这些文字，使人刻在墓上。赠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黎君墓表。正统元年六月，临江清江的故处士黎君，因为儿子恬显贵，承受诰命，追赠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他的妻子邹氏也追赠宜人。恬请假回乡，举行焚黄的典礼，请我为父母的墓撰写墓表。我平日与恬有文士交谊，如今又同在史馆任职，不能推辞。考据翰林修撰习嘉言所写的行状：黎氏的先祖从新淦三洲分出，居住在清江板城里，族人日益繁盛，世代笃守诗书礼义。曾大父子信、大父允诚，都隐居不仕。父亲惟琇，元朝末年兵乱时，率领众人保卫乡里；归附明朝后，授昭信校尉、通州卫百户。昭信校尉以上的祖先，都有深厚德行。奉直大夫名应本，字宗瑞，有孝顺友爱、忠诚守信的品行，勤学诗书，崇尚礼义；治家严肃，婚嫁、丧葬、祭祀全都遵循古礼；厚待宗族姻亲，训诫子孙和族中子弟，使他们都遵守规矩。奉直大夫为人端正谨慎、和悦安详，即使严寒酷暑，独居时也不显出懒散的样子；处理事务公正明断。乡里有人争执不能公平解决，都来请他裁断；有人需要帮助以渡过贫困，他总是予以救济，多次也不厌烦。乡里称他为长者，通达而有才干。二十岁时，朝廷新建京师城池，命百姓烧制砖瓦以代替赋役；县里推举奉直大夫主管制造运输，又推举他统领千人治理海船，后来又推举他统领万石赋税，前后十多年，他做事不急不缓，却总能预先办成。这大概是因为他爱护别人真诚，处理事务有方法，却从不把其中哪怕一丝一毫的收入据为己有。当时同事中有人迂腐地看待奉直大夫，急于谋取私利而怠慢公事，以至于败坏事业、连累家身，没有不后悔自己不曾像奉直大夫那样行事的。奉直大夫尊重老师、敬爱朋友，尊崇贤者、敬重有德之人，总担心自己做得还不够。他尤其笃厚地侍奉石门梁先生，又派儿子跟随梁先生学习。至于张编修美和、刘山阴仲修，也都与他交谊深厚；当时的名人硕士，大多同他相交。他居住的城南有许多肥沃田地，闲暇时督促童仆耕种，自得其乐；给自己的堂屋取名“耕乐”，又建造“松庵”收藏书籍图画，早晚在那里吟咏。他一向喜爱作诗，年老后诗艺更加精湛。从少年壮年至老年，他没有一天没有公私事务，但内心却萧散闲适，总是从容有余。享年五十五岁，于永乐四年三月三日去世。邹氏是同乡人，有淑德和美好仪容，确实配得上君子。她在奉直大夫去世七年后去世，时间是永乐十一年六月六日，享年六十六岁。现在夫妇合葬于新喻官塘里金盆山的原野。儿子三人：孟珵先去世；仲慎因明经被征召任用，称病推辞，多年后也去世；幼子恬，永乐壬辰年中进士，授陕西道监察御史，南灵。

译州知州、右春坊右谕德，都以文章和品行闻名于当时。女儿三人：一人早亡；一人嫁陈孟韶；一人嫁黄次声，他是仲子、季子的女婿。孙子六人：经有，早年以文学著称而去世；纲、统、缙、颂、生、颢；孙女五人。曾孙六人：昌晟、生暠、生升、生冕、生昪、生；曾孙女七人。唉！奉直大夫才干足以治理政事，德行足以长久安抚百姓，但生前从未获得一项官命，大概是他的志趣安于隐处。然而他身后的追赠命令必然到来，是因为在家教子有成的功效，也许正是行善自然得到的报应吧？我恭敬地为他撰写墓表，以示后人。奉议大夫、礼部主客郎中王君墓表。松江华亭有一位君子，名叫王叔高甫，淡泊朴素而喜好德行，贞静自守而以志趣为乐，超脱于穷困、显达、生死的牵累之外。他的儿子在朝廷任官，考核政绩优异，承受皇帝特下的恩典，封赠父母为五品官阶。叔高甫被授为奉议大夫、礼部主客郎中。他拜谢叩头接受命令，始终恭敬谨慎、谦逊自抑，专一诚恳，没有丝毫骄矜自满的神色，反而更加自我整饬勉励。他的儿子恪尽职守，不使这份荣耀和诰命受辱。叔高甫七十三岁时，慨然说：“即使活到一百岁，也还是这样罢了。”从前杜牧曾亲自撰写墓志，预先安排身后之事。我虽然没有善行可以继承古人，但既然得到今人的声名，能够写文章的人大概还会保存我的一生，而且我还能亲眼看见这件事，那就足够了。于是他的儿子请翰林侍讲学士临川王君又撰文。某年，叔高甫去世，时间是宣德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岁。葬在本县城南秋泾的原野。他的遗孤濬请求我写文章刻在墓石上。考察王氏先祖居住在金陵，元至正年间，德彰任崇德州都目，百姓感念他的德政，为他建立惠政碑。他年老后退居华亭，就是叔高甫的父亲。叔高甫名镐，很早便通晓经史，敬慎言语和行为；孝顺父母。哥哥锡任临川知县，死于任上，叔高甫亲自前往迎回灵柩，并抚养教育哥哥的遗孤澂，使澂成长成人。澂后来任浮梁知县，颇有声誉。这些就是他在家族中显著的品行。他常常拿出所有财物救济贫困，抚恤灾患，帮助无力办理婚嫁、丧葬的人。这就是他在乡里的显著品行。他教育自己的子孙和乡人的子弟，必定要求他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守信，学习古人，致力于行善。晚年取古人保存于心中的道理，自号“留耕道人”。这就是他内心深厚的修养。叔高甫对于医药、卜筮之书都很通晓，尤其喜爱书法、图画、琴瑟，这也可以想见他的清雅情韵。妻子邵氏，是处士憩的女儿，善于辅佐内务，封宜人。儿子三人：孟淌、仲渲、季濬。濬在永乐年间由太学生升任礼部主事，又升郎中，历事四朝，以能干闻名。女儿一人，嫁孙节。孙子四人：永、育、畿、甸。唉！世上有人获得一项官命，便有的欣喜自得，任意张扬意气，再也不图在善道上进步；又有人急切经营自己的欲望，耗费精神、劳苦筋骨，直到老年还不停止。拿这些人同叔高甫的作为相比，难道不是天地悬隔吗？叔高甫的墓，确实应该有墓表。

译前台州府通判陈君墓表。前台州府通判陈君去世已经十四年了，他的儿子嶷拿着翰林侍读苗君所撰的行状，请我为他的墓撰写墓表。苗君曾经对我说，直到今天，乡里人都能讲述陈君忠厚而有作为的品行；在京城做官的台州君子又对我说，陈君学问广博、操守严谨，世上少见。况且我还知道故友陈焕曾奏荐过陈君，陈君一定是贤人吧？那么为他撰表以示后人，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考察陈氏先祖，世居谯唐，是兵部尚书舜举的后代；名仙的这一支才迁到今天凤阳的防城。陈君曾祖德，元代任金乡县尉；祖父华甫，任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理问，追封防城县男；父亲岱，官至山东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母亲何氏。陈君原名友亮，被荐举入朝见太祖后，皇帝喜欢他，赐名岩，字维石。他自幼便有孝行，稍长以后专心向学，所学每天都有进步，从不稍懈；同时资质见识明敏，气度器量宏伟，乡里的老人都器重他。最初被荐举却还没有授官，恰逢湖广洞寨盗贼不服管束，皇帝命吏部选拔才识通达、善于辩说的人前往宣示教化、抚慰劝谕，陈君就在其中。到达那里后，盗贼突然有数百人持兵器怒吼而来，同去的人都面露恐惧。陈君厉声说：“我们奉天子之命前来，有什么可怕的？”于是独自上前，从容劝谕盗贼说：“你们都是良民，圣明天子想到边地臣民没有得到妥善安抚，以致你们不得安宁，所以命使者前来宣谕他的恩德。”随即完整宣读皇帝的诏令，盗贼受到感动而喜悦，全都丢下兵器列队跪拜，最终顺服。回来以后，户部派他到湖广常德督征拖欠的租税；他到任后察知当地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便向朝廷申明，请求准许用钞帛代替租税，朝廷采纳了，一府百姓都得到便利。起初授任祁阳县江湘市巡检，察访奸恶，搜捕藏匿者，境内因而清平。常德知府钮衍荐举他的才干，他升任浙江慈溪县丞。县民因田租加额而困苦，他上奏请求免除增加的租额。曾经长期旱灾，他亲自奔走一百里到外地，向鄞山天井潭祈祷；第二天回来，大雨随即倾注，四境都得到滋润，年成大熟。他在县任职六年，适逢诏令求贤，上元知县陈焕荐举他响应诏令，升任顺德府通判，授承直郎，施行惠民政绩。遭逢母亲丧事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台州府通判，升承德郎，专门督理农事，周遍巡视属县，勤劳不倦；根据高地低地督促种植，巩固堤坝以防水旱，教导有方法，期限有安排，并以惠民抚恤为根本，百姓受益依赖，称他为“佛”。他常到学校勉励诸生，亲自同他们讲解分析。任职将满九年时，朝廷召他回京。不久，他奉使命出行，经过防城，因病死在家中。病危时，他回头对几个儿子说：“我能够死后归葬故乡，已经足够了；只是遗憾享用了朝廷的俸禄，却没有报答朝廷。你们要努力务农来缴纳赋税，努力学习以求任用，也许可以稍稍符合我的心愿。”时间是永乐二十二年正月初十日。陈君持身端正耿介，从不苟取一丝一毫，言语举止都遵循礼法，谨慎交际。任官时一心厚待百姓，大概享年六十岁去世。于去世当月二十五日葬在县城东南的原野。妻子李氏，具有妇德。儿子四人：岐、嶷、峥、▯；女儿二人，长女嫁临海县儒学训导李青，次女嫁蔡敬孙；孙子十二人。唉！古人所谓和乐平易的君子、百姓的父母，难道不是陈君这样的人吗？假使陈君能够专任一郡，把这些恩惠施加给郡中百姓，难道会低于古代的循吏吗？当时那些治理一郡的人，哪里一定比陈君优越呢？何况陈君的才能难道只限于治理一郡吗？如今幸逢圣明之世，皇帝勤勉急切地简拔寻求郡守县令，而陈君没有等到这一天，这难道不是陈君的命运吗？这难道不是陈君的命运吗？萨孝子墓表。孝子名琅，字用谦。他的先祖居住在今天顺天府宛平县；父亲名仲礼，元代任福建行省检校，因此定居闽县；母亲姓沙。孝子七岁时，检校君去世。家里一向贫困，母亲发誓守节不再嫁人，亲自抚养遗留下来的儿女。孝子当时虽然年幼，却已经完全懂得母亲的心意，卓然有志。早晚亲自采拾物品来奉养母亲，偶尔得到一种好吃的东西，也一定带回去供养。母亲总是疲弱不堪，他只忧虑母亲寒冷饥饿，对于自己的寒冷饥饿和劳苦憔悴，从未考虑。舅父金孟相学问品行淳厚笃实，他稍有空闲便前去跟从舅父学习，只听从舅父的教诲，努力学习不懈，母亲心里很高兴。母亲生病时，孝子昼夜侍奉左右，亲自煎药进奉。病情加重后，众医都束手无策，孝子夜里露宿祈祷北辰，希望用自己的生命代替母亲。母亲当时已经七天不能饮食，忽然苏醒，说：“刚才有人告诉我，你有一个孝子，特意增加你的寿命三十四岁。”母亲的病稍微缓解，后来却成了风痹病，起卧都由孝子和他的妻子亲自扶持，即使是便溺器具，也都亲自洗涤，时间越久越加勤勉。母亲去世后，他居丧哀毁，终身如此；一谈到亲人便悲痛得不能自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四月〕 郡县想荐举他的孝行，或上奏请求旌表，孝子听到后都竭力推辞。乡人林棠为他撰写传记，有司也把他的品行列入郡志上报。乡里的老人勉励子弟侍奉父母，总是以孝子为例；原本不能侍奉父母的人听到孝子的事迹，也感到惭愧羞耻而改正行为。孝子有一个妹妹，他抚养疼爱十分深厚，对利益从不苟取一丝一毫。他曾买下马氏的地来建房，平整土地时得到一件白金器物，便全部送还马氏；马氏请求留下其中一半，他拒绝接受。在废弃的园圃中又得到一袋金珠，便寻找失主归还。治家严肃，常警诫儿子；询问学业时必定要求以古人为老师。凡是同求学者谈话，总说要亲身实行、脚踏实地；同做官者谈话，总说要侍奉君主、爱护百姓；同乡里朋友相处，必定真诚守信。他喜欢安静，安于正道，从未踏入权贵势要之家。享年六十六岁去世，时间是正统元年十一月某日。妻子林氏。儿子二人：长子琦，中进士，现在任翰林院编修；次子璘，早年去世。女儿三人，都已出嫁。孙子一人，名文昌。琦跟随我在馆阁任职数年，我曾经详细了解孝子的品行。如今琦奔赴讣告准备归乡，我前去吊唁；琦拿着史官陈叔刚所撰的孝子行状，哭泣叩拜请求说：“只是先人的墓石还没有墓表，幸望您哀怜而赐给我一篇。” 叔刚是孝子萨某的同乡人。他又说，县中曾经大旱，百姓中的老人祈祷了很久却没有回应，有人说：“难道不是诚意还没有达到吗？”不如请萨孝子一同来祈祷。众人应声说：“好。”孝子听说后，立即斋戒前往祈祷，随即下起了雨。后来一天，乡里发生火灾，火势蔓延得非常猛烈，众人无可奈何，一同请孝子来。孝子和众人叩头呼天，祈求上天怜悯，火很快就熄灭了。唉！这难道是声音笑貌所能做到的吗？孝子的墓，确实应该立碑表彰，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

译夏伯亮墓表 吴中有一位萧散闲适的士人，名叫夏伯亮。他喜欢漫游江湖，航行舟楫之间，便借此调剂物资的有无，帮助百姓所需，自己也从中得到十分之一的收益。他说：“我这样做，并不是像端木赐那样贫困，也不是像胶鬲那样生逢衰乱之世，只是因为我的心适合游历罢了。”他曾经渡过长江，经过淮、徐，取道齐、鲁，到达燕、蓟，遍览各地山川，并访求古人的遗事，以此开阔胸襟。然而他仍自号“商潜”，凡是所得的货物和利息、物资的有无，大概从未计算过。伯亮名亮，世代是苏州某县人。他的祖父君实，父亲文通，母亲为某氏。伯亮幼年丧父，能够挺立自强；侍奉母亲孝顺，母亲多次称举他的孝行来训诫勉励诸孙。伯亮对父母的安葬和祭祀，都谨慎办理，并教导自己的孩子，必定努力做到忠信孝悌；又常常取古人的言行来引导他们。他居住乡里，总是同贤者交往；与人相处不专挑对自己有利方便的，遇到利益便考虑合不合义，周济贫乏的人，救助有急难的人，不羡慕荣华，也不追逐声名。年老以后，子孙日益增多，于是在淞南买田，在娄上筑室，逍遥于云林泉石之间，又号“娄东散人”。他喜欢作诗，描绘山水林木，颇有佳趣。他喜好古物，善于鉴定辨别；对于各种器物的款识以及图画，能够判定为某一朝代、某一个人所作，并评定它们的品第，全部精确恰当。洪熙年间，因为儿子显贵，被授予征仕郎、中书舍人的封赠诰命，诏命下达时却去世了。这一年是三月十六日，享年七十三岁。妻子石氏，有慈爱俭约的品行，勤勉地辅助丈夫。儿子四人：昺、防、暠、晟。昺由永寜县丞升任中书舍人；防考中进士，任翰林庶吉士、中书舍人、吏部考功主事。女儿二人，长女嫁归安主簿陈益，次女嫁龚珩。孙子四人：钦、钺、鈌、铎。昺、防都曾和我同在翰林，而防相处最久；他亲自写了行状，请求为父亲的墓作表，所以我叙述其事，为他写下这篇墓表：他的操守始终如一，行为平正；处身于清淡自适之境，清白而忘却荣华与声名；既然享有高寿而终，又有儿子在朝廷任职。唯愿上天明察，保佑他；善行终究会有征验。

译河南知府李君墓表 先皇帝亲临朝政时，日夜操劳，勤勉谋划安定百姓的办法，选拔贤能俊杰任用为牧守。于是宣德五年，任命监察御史李骥为河南知府，赐给他玺书，命令他革除百姓所厌恶的事，满足百姓所希望的事。河南地域广大，事务繁多，百姓又多次困于旱灾水灾，加上受到亲藩势力的压迫；那些受宠的近臣和将校倚仗权势凌虐百姓，百姓不堪其苦。李君到任后，辛勤劳作，确实使困顿者得到伸展，使衰败者重新振作；充实空虚之处，整饬纲纪，明确法令，百姓才开始得到苏息。过去那些以欺凌百姓为能事的人不能再放纵肆意，全都心中不满，便纷纷借助亲藩的势力来毁谤李君。朝廷听说后，把所有借势之人都逮捕起来，依法处置。李君的政绩更加显著。有中贵人经过洛阳，强行索取县库白金带走；李君听说后，派吏员骑快马追索。中贵人知道李君派人追来，低头从怀中取出白金归还，一句话也不敢说。他在郡中兴办学校，礼敬贤者，均平赋役，平息盗寇，全都尽心竭力；为了勤于职守，往往天刚亮就坐在公堂上，有时到了太阳西斜，还没有时间吃饭。郡中曾发生大疫，他捐出俸禄购买药物来救济百姓。又曾逢大旱，他亲自到嵩岳祈祷，雨随即降下，滋润充足。他所治理的一州十三县，官吏畏惧他的清廉，百姓感念他的恩惠；邻郡百姓有争讼而感到不平的，往往跑到他的公堂下请求裁决。他任河南知府六年后去世。去世那天，他的僚属以及百姓中的老人悲哀他，如同失去了亲戚。古人所称的良二千石，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李君名骥，字尚德，六岁时父亲去世，自幼便知道致力于学习，言语行为谨慎，受到师友的敬重。他研治《诗经》，在山东乡试中考取，成为太学生。洪武丙子年，皇帝车驾来到太学，亲自选拔十八名学生任给事中，李君也在其中，被授予户科职务；他上奏请求停止关市检察商税中烦琐苛细的弊端。不久因受牵连获罪而免官，后来因推荐起用，任新乡县知县。他治理有方，虽然当时供应和劳役繁多，却没有扰害百姓；招徕流亡百姓数千户，使他们全都得到安置。因母亲去世服丧而离职，百姓仍多次到上官那里请求上奏挽留他，但李君没有答复。服丧期满，改任东安县知县，像治理新乡那样招抚流亡，劝导督促农桑；凡是百姓认为不便的事，全都上奏请求革除。县中狼多，曾经咬死寡妇的孩子。寡妇向李君申诉，李君反而躬身自责，并向城隍神申明寡妇的冤屈；第二天早晨，据说那只咬人的狼已经死了。朝廷大臣交相上奏称赞李君的政绩，召他任刑部浙江司郎中。他审议案件公平宽恕，曾上疏提出崇尚教化、重视农桑、培育贤才、选任守令、爱惜民力、体恤军士、裁汰冗官、培养防御才能、抑制侥幸求进、整顿马政、疏通钞法等十四件事，多数得到采纳。他在刑部任职三年，又因受牵连获罪，被贬谪戍守边地。仁宗即位后，下诏寻求贤才，近臣上奏推荐李君。召他任贵州道监察御史，他更加奋发，振举风纪，慷慨持论，从不把攻讦别人当作正直。曾陈述十件时务，都受到嘉许采纳。他巡行所到之处，斥责奸邪贪污，奖赏贤能之人，人们因此心悦诚服。他治理下属简约明快，任官稍有空闲，手中从不放下书册。从厅堂到住所、粮仓，他大都悬挂铭文来警戒自己。所使用的物品，即使是几杖之类的细小器物，也必定取用端正正直的，不可以苟且。任河南知府时，在治所后堂种植梅、竹、松，常常退食后在其中休息，将堂命名为“四友”，其中一友就是自称的自己。有一天，他在堂中宴请宾客，谈笑之间，突然去世。这是正统元年六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岁。他的先世居住在青州，以儒业为生，后来迁居兖州郯城。曾祖父绍宗，祖父辉，父亲寿康。母亲朱氏，因为李君显贵，父亲被赠为监察御史，母亲为孺人；妻子刘氏封为孺人。儿子五人：长子隣，任长垣县儒学教谕；次子杰；次子英；次子辅；次子恭。辅先去世。孙子二人：兴道、兴邦。士奇与李君同朝为官，平素熟知他的品德，又同江陵杨公弘济交好。江陵公曾为李君撰写传记，到这时又告诉隣，请求我作墓文。唉！李君外表严肃庄重，内心明达宽恕；居家时对父母孝顺，在乡里敦厚。做官时所经历的功劳业绩显著，而清廉如冰、苦节如檗的操守，无论顺境逆境都不改变。他曾自号“复一贞士”。考察他一生的隐退与显达、困窘与通达，他所履行的是正道，所坚持的是坚定不移的操守。所谓贞，不正是这样吗？不正是这样吗？所以特意为他写下这篇墓表。赠文林郎河南道监察御史刘君墓表。君名循，字率性，姓刘，世系出自汉长沙定王刘发。最初由长沙迁到安成，后来又由安成迁到防和珠林，家族中屡有人考中科举，成为防和的望族。又由珠林迁到吉水夏朗，家族中又屡有人考中科举，成为吉水的望族。宋咸淳元年进士、官至文林郎桂阳州教授的天声，是他的先祖。他的儿子益厚开始不再求取功名；益厚的儿子惟德、孙子永寜，都因博学厚行而受到乡里的敬重。君是永寜的儿子，自幼便知道致力于学习，跟随父亲、湘阴州同知鹤皋以及任县丞的长辅学习，也受乡贡进士王光荐器重。他研治《尚书》，广泛通晓诸子、史书和百家著作，有志于考进士，学业已经完成，却遇到科举中断。等到科举恢复时，父母都已去世，他感慨叹息说：“已经来不及奉养他们了，求取俸禄又有什么用呢？”于是不再出仕，专心教导子弟，但仍勉励他们参加科举，说：“读书人本来就应当把所学实行出来，而且我家的世业也不能没有继承。”平日侍奉父母孝顺，奉养、安葬、祭祀全都合乎礼制；抚养弟妹，恩意周到。靠耕作和求学建立家业，又以勤劳节俭实行之。他为人公正端方，不肯苟且奉承，话一出口人们便信服；胸襟洒落，喜欢种竹，居所四周有数千竿，题名为“竹斋”，时时在其中捋须歌咏，不同尘俗往来。大约五十五岁时去世。妻子王氏，继妻张氏。儿子四人：长子鼎贯，永乐乙未进士，任监察御史；次子亮；次子敞；次子衍。女儿三人：长女嫁王若旦；次女嫁张宗琏，张宗琏为永乐甲申进士，由刑部主事再升任大理寺丞；次女嫁曾传昌。孙子四人：洪熙元年，因为鼎贯显贵，追赠君为文林郎河南道监察御史。我没有来得及认识君，但与宗琏、鼎贯交游，他们都笃实自重，大概由此可以了解君。君的弟弟纉叙述君的事迹，称说他的才干、谋略、智慧和见识远远超过常人。学士曾公曾为君撰写墓志，感叹如果能让君施展所蓄积的才华，那么他所到之处的成就一定不可限量；如此看来，君的处世为人，难道不足以成为经世致用的人才吗？难道不是各自有自己的志向吗？鼎贯又请求我作文章，所以为他写这篇墓表。故广西布政使司右参议林君墓表。

译广西布政使司参议林公于永乐九年九月七日去世，享年五十一岁。林氏的先祖居住在光州。唐末有一位名叫靖的人，跟随王审知到闽地，因功封忠烈侯，死于闽地，子孙于是定居福清古隆。到了元代，有名廷玉的人，隐居不仕，生下考亭书院山长时中；山长又生福建行省员外郎子华公的父亲。员外郎在元末镇守潮州，于是又在潮州定居。公名兴祖，字伯祯，幼年聪敏好学，七岁丧父，母亲陈氏守节不嫁，抚养教育他。稍长以后，出外跟从明师学习，十四岁能写文章，十五岁从老师学习《春秋》，每天学习举子业。家贫，便以教授学生来奉养母亲，同时能够竭尽孝心。母亲曾因受舅氏牵累，被带到县衙，将要受笞打，公叩头哭泣哀求代替母亲受笞，县令于是把母子一同释放。第二天，县令按照礼仪带着礼物荐举他，以孝廉身份送往京师；授任山东蓬莱县主簿，他保持恭敬谨慎，操守凛然如冰檗。任职三年，因耽误公务获罪，降任龙江驿丞；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后改任仪真递运大使，升任邵武府仓大使。郡中年成歉收，尚书夏公当时巡抚福建，获准便宜行事，召集郡属吏说：“百姓饿死，实在可怜，谁能到巡抚那里请求赈济？” 当时正值盛暑，天气炎热，众人没有回应。公说：“兴祖应当去。”随即把郡府文书藏在怀中，日夜兼程赶去。夏公看了文书，从容不语；公恳切地说百姓性命危急，仰赖您如同仰赖慈母，义愤之色显现在脸上。夏公立即下檄令郡中开仓，救活了数万百姓。郡守丁原振向朝廷推荐公，升任当涂知县。他施行宽厚仁惠、和乐亲民的政绩，兴办学校来培育人才，表彰善行来劝励风俗；操守仍如在蓬莱时，官吏百姓都拥戴他。任满一年，升任代府长史，赐给敕谕以及袭衣文绮。当涂几十位老人跪伏在宫阙之下请求挽留，不能如愿，都哭泣离去。公任长史时，早晚思考匡正辅佐的办法，上疏陈述十多件事，又随事直言劝谏，却没有被听取。朝廷知道后，召回他改任工部都水郎中。不久升任广西右参议。当时安南违抗命令，朝廷正要出兵讨伐叛乱，便授予他相关使命，让他乘驿马疾行前往。到任后，他立即亲自到边境周察险易，绘图进呈，并献上规划方案；又请求军队只惩办叛逆，不要滥及无辜，预先禁止将士俘获百姓，以慰藉归附者希望得到安生的愿望。过了一年，安南平定，朝廷在当地设置郡县；他被调去交阯安抚整顿降附之民，振兴凋残，早晚尽心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有一天，余寇又反叛，公分兵守卫盘滩城；他招降的三十多人都在城中，贼寇包围城池，形势危急，主帅担心这三十多人会发生变故，准备把他们全部杀掉。公说：“我既然答应他们不死，如果杀了他们，就是失信；以后还凭什么招降别人？况且三十多人能做什么呢？不杀他们，贼寇自然会解围离去。”公在交阯两年，入朝回京，走到滕县去世。他为人端庄稳重，有高雅的风度，整天端坐，别人从未见过他疾言厉色。侍奉寡姊如同侍奉母亲，教养孤苦的外甥如同自己的孩子，终于使他们有所成就。他的朋友张礼闻任宾州学正时去世，儿子张政孤弱，不能回乡；公到广西后，召张政来同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学业完成后，赠送丰厚路费遣送他回乡，后来张政也做到了显贵的官职。公做官有实际惠政，对人和物都淡泊，不经营货利，家中没有多余财产，只有积存的书数千卷。他曾指给儿子看说：“我把这些留给你，就足够了，你要努力。”他喜好写古文，所作诗歌有《棠阴清趣集》，收藏在家中。他的妻子黎氏，是旧日的名门，有孝德。比公晚十年去世。儿子一人，名厚，永乐辛丑进士，现在任郑州知州。女儿二人，长女嫁给段某，次女嫁给百户周镇。孙子五人：举、皋、翚、准、翀。女儿二人。公去世的第二年，厚把他安葬在郡城韩山东面的祖坟旁。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厚备具事状，托我的朋友彭子斐请求我作墓表。我在礼部主持考试时，曾是他的考官，按情理不能推辞，所以叙述事迹，为他写下这篇墓表：对父母孝敬深厚，自身品行完备，做官能够惠及百姓。唉！伯祯真是这样的君子啊！太常博士杨希淳墓表 我们泰和的杨颢，字希淳，是永乐辛丑进士，被授任太常寺博士，能够谨慎办理职务，在士大夫君子中颇有声誉。任职三年，天官考核他的政绩为最优，援引成例上奏授予诰命，追赠他的父亲彦通为文林郎太常博士，母亲韦氏以及已故妻子刘氏为孺人，并封继母周氏为太孺人。杨颢于是上奏请求回乡举行奉诏焚黄的典礼，诏命下达时却病发了，换了几位医生也没有治好。宣德七年十二月初三日，他在北京去世，享年四十五岁。士绅君子听说他的死讯，都感叹惋惜。希淳为人笃实清廉谨慎，侍奉父母能够尽孝，侍奉长辈能够恭敬，与人相处能够守信，面对财物能够顾念道义。他贫穷时从不忧愁，显贵时从不倚仗权势；正直却不放纵，质朴却不粗野，淡泊而又使人亲近。我认识他的祖父舜卿和父亲，他们都是乡里的善人。希淳参加礼部会试时，我是他的座主。他任博士时，公务很少，我邀请他住在邻近的地方，辟置馆舍请他教授学生；前后二年，早晚相接，观察他的言语行为，发现他内外始终一致。唉！乡里的俊秀之士，凭借言语和政事驰名，自以为远在希淳之上的人比比皆是；但平心考察他们的行为，像希淳这样平实的人，实在没有几个。我常常私下估量，希淳足以长久保有俸禄官位，不会有倾覆失意的忧患，却因一场疾病突然去世，这难道不是命运吗？这难道不是命运吗？然而，君子对希淳的评价已经确定了。他的弟弟希武把他的灵柩运回安葬在泰和，我因此记述他一生的大概，交给希武，让他刻在墓上；详细情况见于墓铭，这里不再重复。

译何子玉合葬墓表 太医士何彦征在京师，因为医术受到重视；公卿大夫同我往来十多年，彼此尤其亲厚。他为人孝顺友爱，平日总是设法使父母快乐。后来何彦征赴京任职，父母病重将死，他都没能在父母身边侍奉；一谈到这件事便泪流满面。有一天，他详细写述父母的德行善举，到我这里行礼并说：“我这个不肖孤子不孝，父母在世时不能尽到终身奉养的心愿；父母去世后，既不能卓然立身来显扬他们的一点德行，又不能请士绅先生在文字中使他们流传不朽，这就更加重了我的不孝。世上凡是使父母声名不泯灭的人，大多都会在墓上有所表彰。如今私下希望求得您的恩惠。我本来就乐于称述善行，何况这是孝子恳切不已的心愿呢？”考察何氏的先祖，是汴地人。宋代有一位名某、号进斋的人，任国子学录，跟随高宗南迁，开始在镇江丹徒定居，世代以儒业为生。到了名暹、字明德的人，辛勤努力求学，于是把居室命名为“明德斋”，用来自我警策。他学成后不出仕，认为行医可以帮助别人，于是精心研究岐黄医书，在世上很有名声。他的儿子煜，字景宣，也精通医术，而且尤其切实地施行救济，使受惠的人更多。他娶石井里儒家茅氏，生有三个儿子：子瓛、子玉以及某。子瓛致力于学习，擅长楷书。洪武年间，朝廷召他到中书省西掖书写诰命，等到将要授官时，他以疾病为由辞谢。子玉是彦征的父亲，名璧，为人和厚谦慎，侍奉父母、敬重长辈都合乎本分。同族亲戚中有孤苦贫困、无所依靠的人，他便抚养教育，使他们有所成就；对于鳏夫寡妇和孤独无依者，则供养他们终身。贤士君子大多乐意同他交往，他的礼仪风度雍容和美。永乐戊子九月十日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妻子郭氏，是元代市舶副提举原德的孙女、处士源的女儿，名妙宁，天生有美善的资质，二十五岁嫁入何家。侍奉公婆有妇人的道德，辅助丈夫有妻子的道德，成就儿子有母亲的道德，可以说是女子德行的完备体现了。永乐庚子十月十日去世，享年六十七岁，与子玉合葬在本县长乐乡凤凰山的左侧。儿子二人：彦征、彦宗；女儿一人，嫁吴祥，吴祥先去世。孙子四人：儁、仪、伦、佑；孙女四人：吴信、杨悼是她们的女婿，另外两个尚且年幼。曾孙男四人，曾孙女二人。考察何氏的先祖，因为儒学和医术闻名，像子玉的祖父、父亲那样惠及他人的人很多。到了子玉，他施惠于自身，仪范于家庭，也都是善人长者。虽然不曾在当时显达，但古人说仁者必有后代；将来他的子孙能否振兴光大，哪里能够估量呢？哪里能够估量呢！周宗苑甫墓表 顾山西麓，周氏是暨阳的名门望族，世代都有善德。暨阳有许多大族，但直到今天谈到以善为务的家庭，必定首先推重周氏。大概从本郡县的贤能守令、士大夫君子，一直到乡里百姓和田间农人，没有不这样说的。周氏传到伯源时，正值元末寇乱，他东奔西避，尝尽艰难困苦。我国平定天下后，他才重新恢复旧业，辛苦开垦荒地，整治田地房舍；正当致力于根本事业、培植善行而尚未完成时，乡里诬告攻讦的风气兴起。伯源不幸陷入诬陷，被谪戍山东，后来又迁戍云南。他就是宗苑甫的父亲。宗苑甫名阆，他父亲离去时刚刚成年。想到父亲的志愿还没有实现，他奋发而起，昼夜勤劳，使家业日益富裕；同时修整自身，努力学习，孝顺、友爱、和睦亲族的行为受到乡里的称赞。官府的徭役赋税，他唯恐稍有迟误。又不幸被陷入诬告者的诬陷之中，被谪戍广右，后来因病代替服役而归。正准备优游田里，奉养父母、教育子女，自得地生活，却没过多久病情加重，终于不起。那是永乐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享年四十岁。第二年葬于顾山北面，附葬在祖坟旁。宗苑甫仪表丰伟，端庄稳重而胸襟开阔，富有智识；忠信而好义，即使处在艰难之中，细小的行为也必定谨慎。平日里他急人所急，周济穷困、救助贫乏，把这些看作理所当然。可惜他没有活到下寿，而且遭受忧患的日子太多了。妻子夏氏。儿子二人，长子璂，次子珪，都像父亲一样谨慎守行。女儿二人，李枢、郭琛是她们的女婿。孙子三人：振拱、某；孙女九人。到这时，璂、珪悲痛父亲生前未能伸展志愿，准备在父亲死后设法为他伸张，便带着行状和书信请求我为墓作表。唉！暨阳一向被称为道院，大概是说这里风俗淳厚，清静少事。几十年来，受到邻近地区风气的熏染，浮薄、好讼的风气常常兴起；虽然不过占千百人中的十分之一，但他们施展险恶手段伤害别人、损害事物，善良的人又怎能安居呢？宗苑甫父子就是这样的善人。宗苑甫虽然处在忧患艰危之中，却立定志向、坚持操守，专心不改；平时难道不是君子吗？所以为他写下这篇墓表。《东里续集》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三十　明·杨士奇撰 墓表

译蒋志祥墓表 泰和县城西四十里有严庄，那里有一户旧家族姓蒋。蒋氏兄弟中贤能的，名叫吾贯、吾望。他们选择改葬父亲处士君，于是寄来书信以及翰林编修萧镃撰写的处士君事状，请求我为墓作表。我年轻时曾听塾宾萧尚鲁先生称说蒋氏的德行，如今我又同蒋氏结为姻亲，不能推辞。考察蒋氏的先祖居住在长沙，唐末有名绍录的人考中进士，官至侍中，后来躲避马氏之乱，迁到泰和，最初居住在梅溪里，传了几代到正卿，又迁到严庄。到了必济，号竹庄。竹庄生宗周，宗周任元代袁州学提举。提举生以信，是处士君的父亲。蒋氏世代凭借仁厚使家业达到富裕。处士君兄弟三人，处士排行最小，名玄，字志祥。幼年丧父，早早立下志向，把父亲遗留的资财产业让给两个哥哥。两个哥哥不肯接受，他便只取够日常用度的部分，不求有余。两个哥哥勉强顺从他的意愿，于是各种徭役赋税和一切需求，都不让幼弟承担。乡里人推重他的品行道义。然而处士亲自勤劳致力于农业，节俭并率先垂范，家业也因此富裕；但他又急切谋求光大世代德业，拓展旧宅，建堂命名为“正心”。每年时节，他召集宗族以及行冠礼、婚礼的宾客宴饮，都在这座堂中举行。族人无论亲疏、贫富，都彼此亲爱和睦，有无相通。聘请名师教育子侄，自己在内督促考核；子侄也都谨慎有序，遵守奉行处士君的教诲。处士君对于乡邻周济穷困、救助贫乏，也从不区别对待。他为人质朴温厚，正直而不放肆，对外物没有抵触违忤，却从不苟且顺从。无论男女老幼、愚笨贤能，人人都爱戴敬重处士君，称他为长者。所以从年轻到老年，他所走的道路平坦安稳，没有忧患侵扰。大约五十五岁时去世，死于永乐二年八月十八日。妻子彭氏，继妻刘氏，都有美善的品行。儿子三人，长子吾敬，在处士君去世数年后也去世；次子吾贯、吾望，都善于继承先业。女儿一人，嫁刘民瞻。孙子十人：恢亮、恢广、恢彦、恢贡、恢敏、恢俊、恢周、恢重、恢仰、恢硕；“恢重”一名原文重复。我的女婿也是其中之一。曾孙男十三人。唉，世道不古已经很久了！同胞兄弟之间为极小的利益争斗，彼此筑起隔阂，甚至把对方看作秦越之人，这种情况比比皆是。能够把同父兄弟的产业让给别人，实行友爱恭敬之行的人，大概千百人中只有十分之一。像这样富裕而能仁爱宗族乡里的人，不就是古人吗？处士君应当得到这篇墓表。吾敬特意为他写下墓表，想让他的子孙和乡人永远以此为法。赠中议大夫、赞治尹、大理寺右少卿陈君墓表。士人如果能够为国家效力，深受皇帝简拔知遇，却不被爵禄束缚，从容自得，不违背自己的道义，那么一定是见识明达端正，能审察内外的区别，洞察事机的细微，坚定地处于正道而不可动摇。这样的人难道不能称为豪杰吗？我国开国之初，有一位金陵的陈中行先生，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先生名遇，字中行，天资纯粹，自幼笃志学习，广泛研究经史。元至正年间，授任江东明道书院山长、温州路学教授，远近来从学的人纷纷聚集。后来元朝纲纪衰败，兵乱四起，他便弃官归隐，闲居一室，安于清淡，守持简约，把居室命名为“静诚”，乡里于是以“静诚”称呼他。先生怜悯世道越来越乱，常常早起焚香叩天，希望早日降生仁圣之君来救活受创残破的百姓。明太祖高皇帝在金陵定鼎时，南台侍御史秦元之素来了解先生，入朝对皇帝说：“陈遇有辅佐之才，应当安置在左右，使他发挥辅弼助益。”当天皇帝召见先生，与他交谈后非常高兴，礼遇更加优厚，称先生而不直呼其名，每天侍奉帷幄，参与谋划政务；皇帝曾三次驾临他的府第，任命他做官，他总是辞谢。臣民推戴皇帝登上大位后，皇帝所咨询的全都是保卫国家、安定百姓的大计，先生竭尽心力、吐露诚意，提出了许多补救和更正的意见；皇帝两次命他任翰林学士，他都坚决辞谢。他曾奉密命，和中官赵信一同前往巡视浙江，回来后上奏称职，皇帝赐给他白金；又命他任礼部侍郎，他再次坚决辞谢。偶然生病，皇帝赐药，命中官带太医院官员前去诊治；当时天气微寒，特意赐给他锦被和御供米。他病愈后入宫谢恩，皇帝嘉奖他，接连三次称他为君子；又任命他为礼部尚书，他仍坚决辞谢。从此皇帝不再强迫他担任官职，每次召见和赐赉都十分优厚，有时坐谈久了便赐宴，间或命御厩中的马送他回去。先生秉持道义，心怀忠诚，非正道之言不陈说；群臣因过错受到责罚时，他往往替他们解释，皇帝明白他的诚意，从未因此怪罪他。皇帝几次对他说：“你年老而不愿做官，就让你的儿子出来带刀侍卫吧。”他又叩头，以儿子年幼为由辞谢。他清静淡泊、安然退处，始终志向如一。前后得到的赏赐、问候以及御笔墨迹很多，皇帝眷顾礼待之厚，仅次于功臣和外戚。大约七十二岁时去世，死于洪武甲子九月十九日。讣告传来，皇帝派中官赐祭，另外赐给东园秘器和丧赙，命令安葬在钟山长林原，右春坊大学士董伦为他撰写墓志。陈氏先祖居住在曹地，宋代龙图阁待制义甫跟随高宗南渡，历任官职至金紫光禄大夫，死后谥号文忠，才开始在建康定居。到理宗朝，武功大夫、淮南诸路兵马都统制执中，是先生的曾祖父。祖父文德，元代考中进士，授任溧阳州判。父亲辛之，任淮南盐课提举。母亲为某氏。娶金华王氏，继娶维扬周氏，都是世族。儿子四人：孟杰、孟学、孟德、恭。孟杰、孟德三人早逝，女儿都已经出嫁。孙子六人：纲、纪、纯、绶、绍、综。孙女四人。恭考中乡贡，历任官职，如今任通政司左通政，在当时以才干闻名。朝廷因为恭显贵，屡次追赠先生为中议大夫、赞治尹、大理寺右少卿；周氏追赠为恭人。于是恭带着事状，行礼请求我为墓作表。我听说先生志趣清远，神韵萧散，在体味道义之余，还寄情于绘画，曾经绘制高皇帝御容，精妙绝伦，当时无比。然而他从不以此自我扬名，也没有人能够得到他的画作。先生有弟弟中复，洪武年间曾随侍入宫。永乐初年，授任翰林待诏。我几次与他会面交谈，他为人端庄稳重、清雅，不轻易谈笑；偶尔发表议论，娓娓而谈，近于道理，也擅长绘画，受到文皇帝的重视。当时中复的儿子孟颙因善于书法跟随我在翰林任职，性情简静，修身洁己，绝口不谈绘画。我偶尔和中复谈到这件事，他说：“这个孩子很有志气操守，不屑于把心思放在这种低下的技艺上；我年轻时在先兄身边嬉戏，拿笔墨玩耍，先兄斥责我说：……”

译“‘难道我没有别的长处吗？你却去学习其中最低下的一项。’如今我虽然老了，每当想起这句话，没有一次不感到内心惭愧，只是已经来不及了。”唉！先生操守朴素而清洁，见识明达、道义端正，在改朝换代之际，亲身承受皇帝的知遇，最终保持自己的操守直到去世。即使专心于一项技艺，古人也不免有春苑池之屈辱。先生浩然正气长存，不因时势而屈服，难道不是一时的豪杰吗？等到他的后代，如中复父子，仍然能够承继而不辱没先人，也可以看出先生以身示范、教化家庭的成效。可惜他在遭逢际遇、面见皇帝之间，必定有许多真正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的事情；但他自己不曾说起，当时那些了解先生的老臣也都已经去世，于是这些事终于湮没而无从流传。所以特意记述其大概，让恭刻在墓道石碑上。族弟仲穆墓表 我们西昌杨氏从始祖到我们兄弟，共有十七代。从始祖以下，最初都一代单传。到第八世杨昉时分成两支，都居住在县城中。伯祖一支有七个儿子，居住在西城；仲祖一支有两个儿子，居住在东城。居住西城的一支，富有程度在全县首屈一指，没有人能与之相比，而且诗书学业和品行道义都显著超过乡党。居住东城的一支，田园仅够供给生活，但他们的诗书学业和品行道义也同西城相当；他们忠信的行为、文学的光华，使远近的人都钦佩服从，并且屡屡有人因考中进士而做官闻名。自元末兵祸纷乱数十年以来，城邑荒废毁坏，高门大宅长满荆棘，瓦砾之间幸存的百姓百不存一二，流离逃散、迁徙不定。到了大明统一天下的时候，能够恢复旧业的，大概千百人中只有十人之一。当时杨氏后代中仅存的人，都退居山谷林野之间，虽然没有废弃诗书，却靠自己的劳力养活自己，恬淡愉快，没有向外追求的心。族父与良就是其中一人。他带着全家迁到澄江之南一舍左右的地方，选择云亭乡中村，依傍祖坟居住。他娶龙氏、王氏，生有五个儿子，都敦厚谨慎。其中第四个就是伏生，字仲穆；侍奉父母非常孝顺，父母在世时奉养、去世后安葬和祭祀，都同样尽其诚心；谨慎持守自身，不敢有任何逾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丈〕 他教导儿子一定说：“不要辱没先世。”抚养孤侄，恩意深厚；与乡人相处恭敬而能谦下；他说的话人人都信服。平素努力行善，所不喜欢做的是佛教、道教之法。临将去世时还用这些话告诫儿子。他大约四十九岁去世，死于永乐十四年八月十九日。他祖父以上的世系，见于我所撰写的谱牒。他的妻子是县城西面的陈氏，元代赣州路推官梅村先生的曾孙女；陈、杨两家世代通婚，就像古代的丰、朱、陈三姓一样。他有五个儿子：德崇、德纯、德修、德渊、德敷；女儿一人。孙子十四人，孙女五人，曾孙男二人。德敷是正统二年进士，授任大理评事。杨氏城西这一支因进士而做官，实际从德敷开始，人人都认为这是由于有父亲的贤德。德敷曾请求我为墓作表，所以特意为他写下这些。

译袁进士墓表 正统四年八月十九日，泰和进士袁和在家中去世，知交都为他悲悼惋惜。大概是惋惜他怀有才智，却没有得到施展。袁氏本是县中有文献传统的家族，在宋代屡有人考中科举、出仕做官并闻名。入明以后，家族中由科举进身的，开始见于袁和，却又突然去世，了解他的人哪里能不惋惜呢？他的高祖以宁、曾祖务敏，都温厚文雅，是乡里的善人。我小时候曾亲近受教于他们。祖父克睿、父亲仲暹，也都能够继承他们的德行。我年轻时都同他们一起求学。袁和字淑景，自幼聪颖过人，喜好学问，跟从乡校老师学习，同学都推重谦让于他。御史以及藩宪大臣巡行所属地区进入学校，考察诸生的文章才艺，都称赞看重袁和；他们离开其他学校时，也一定举出袁和来勉励众人。因此，江右十三郡六十九县的学校，都知道仰慕袁和。后来他在乡试和会试中考取副榜，本应授任教官，有人建议让他进入北京国子监学习，以等待下一科考试，于是他考中正统元年进士。按惯例在礼部观政，奉使命出使广东，办完事情回来经过家乡，省视父母。父亲因病去世，已经入殓，他号哭悲痛后才起身，向北赶回京师复命，随即请求撰写墓志后归乡安葬父亲。袁和居丧时严格遵守礼制，服丧期满将要前往京师，却得病突然去世，享年四十六岁。他为人通达敏锐，善于谋划，明于识人，推测事势发展，后来应当怎样，往往都能料中。他谨慎持身，居家孝顺友爱；宗族亲戚、朋友和乡党有急难时，都能前往救助。他写文章提笔便成，而且都合乎义理。有志于建功立业，本来无论被任用到哪里都适宜，却突然去世，难道不是很可惜吗？母亲陈氏，是前进士、兴宁县主簿士瞻的女儿。起初娶白氏，继室为卓氏。儿子七人：胜、举、肇、敞、监、继、吉；肇是我的孙女婿。敞先去世。女儿二人：长女嫁梁英，次女嫁防。孙子一人：昉。我在朝廷做官四十年，己未年春天，才蒙受皇恩得以回乡拜扫故土。当时平日亲交已经凋零殆尽，只有淑景作为姻亲子弟，早晚往来，出入相互扶助，谈论融洽，我对他非常期望。分别还不到几个月，突然听到他的讣告，悲悼叹息不止，所以写辞哀悼他，并让他的儿子刻在墓上。辞曰：才华的生得，难道很多吗？寿命不能延长，又能怎么办？我所怀念的人啊，只能徒然长久叹息。赠征仕郎、虎贲右卫经历仰君墓表。苏州长洲有一位孝顺友爱、谨慎自持的人，名叫仰仁泽，乡里宗族姻亲都看重他的品行，没有异议。他曾因儿子显贵，被封为征仕郎、虎贲右卫经历，春秋六十七岁去世。我的朋友翰林检讨陈君为他铭刻墓志安葬，他的儿子仰瞻告诉我：“墓志已经埋在地下了，只是先人的笃厚品行，应当彰明于世，希望先生把它写在墓碑上，即使身死也不会朽灭。”据陈君所述，仰氏祖居长洲，仁泽名泽，父亲仰均达，母亲龚氏。父亲因受牵连被贬谪戍守五开，那里距苏州数千里。仁泽当时刚到弱冠之年，留下来奉养母亲、抚养弟妹，但心中悲痛地挂念父亲困苦地处在远方，日夜不能停止。一天，他跪下对母亲说：“请让我去探望父亲。”母亲叹息说：“你还年轻，平日从未走出门户百步以外，怎么能冒险跋涉远行呢？”他回答说：“我已经到了成丁之年，别人远行万里，难道都是因为熟悉路途吗？”于是告别母亲，背着伞独自上路，几个月后到达父亲戍守的地方。父子相见，非常欢喜；他侍奉父亲，极尽爱敬之情，凡是父亲日常所需，都安排齐备。又过了几个月，父亲告诉他说：“我难道不想父子共同住在这里吗？我出行时把你的母亲和弟妹托付给你，自从你来以后，我日夜思念你的母亲，也担心妇女孩子没有依靠。你难道不能体会我的心意吗？况且我在这里足以自给，你母亲和弟妹的生活供给却比不上我，你还是回去吧。”这样劝说再三，仁泽只好勉强辞别归去。回去后，他孝顺地侍奉母亲，尽心抚养弟妹。弟弟去世后，又十分厚道地抚养弟媳和遗孤。弟媳的娘家有人强迫她改嫁，她叹息说：“母子生活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要改嫁他人？”于是守节不从。姐姐和姐夫相继去世，他把他们留下的孤儿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凡是宗族、姻亲、朋友和邻里有急难，他总是唯恐来不及援助。治家遵循礼法，教育儿子以忠信、俭朴、勤劳为本，把安于义理和命运作为要务。唉，这就是他受到乡里宗族姻亲看重的原因吧？他死于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妻子邹氏，封孺人，先于他去世，与他合葬在乡里章墓泾的高地。儿子二人：长子仰瞻，次子仰恭；女儿一人，嫁给李防。孙子孙女共五人。仰瞻考取乡贡，起初授虎贲右卫经历，升任大理右寺副，后来升任大理寺丞。他端正刚直而能存心，施政平恕，操守清正坚劲，在当时卓然出众，这实在是以父亲的品德为根本的。仰君的墓，确实应该有墓表。

译萧德资墓表 屠维单阏年，我从湖湘归来。长洲县东南桃源的萧氏聘请我做塾师。萧氏是县里的大族。当时，家中有年老而长寿的人，有俊秀壮健而才华出众的人，风流文雅，人才济济。我在讲授之余，和他们一起交往议论，饮酒唱歌；有时登山观赏白云，有时临水赏玩游鱼，没有一天不快乐。大概因为萧氏先世资财丰厚，尊重厚待塾师，而以前在他家任塾师的多是名人，其他号称大族的也比不上。 我在塾中只留住了一年多，萧氏兄弟中，德资和我的交情尤其深厚。后来我被征召入翰林，往来于两京之间，德资多次押运赋税来到那里。公事办完后，他一定来拜访我，从容留住数日，彼此慰问，叙说旧事；临别时总有依依不舍的神色，于是约定结为婚姻亲家。又过了几年，他的儿子承恕来信请我撰写墓表，我才知道德资已经去世，为此悲伤悼念不已。德资孝顺友爱，敦厚重义，对财利淡泊不屑；别人借贷有无偿还，他都不计较。他读书能通晓大旨，喜欢宾客，尤其喜欢接待儒师君子；但本性淳厚任真，以涉足权谋诡诈为耻。他侍奉名门，居室名为“怀德”；除了奉养双亲、教育子女之外，还亲自巡行田间，看着僮仆耕作，以此自得，仿佛不知道世间还有治乱荣辱之事，这不就是古人所称的善人吗？德资名资，德资是他的字。萧氏的先祖出自梁国子祭酒萧子云的后裔；宋代有伯原，从峡江来任泰和县知县，便留居此地。孙汉卿当时有科举功名，传至士鸣，士鸣生文翁，文翁生这位贤人。他端庄稳重，魁伟杰出；元末战乱时，一乡人都依赖他，把他看作支柱。他生安常，志向品行像他的父亲。洪武初年，父子相继担任万石区长，乡人都感念他们。德资娶某氏，继娶某氏，共有六个儿子，德资排行第五。德资生于洪武乙卯年四月六日，卒于宣德壬子年二月七日，享年五十八岁，葬在沙坑的高地。德资娶康氏，生四子：承纪先去世，承翼、承恕、承节。承恕是我的女婿。女儿二人：朱鸿、刘绋，都是女婿的姓名。孙子二人：祯、馥。唉！风俗日益偷薄，只知道贪利，很少知道有义；如果只知逐利，便放纵自己的私智诡术，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最终却都落得失败覆亡。他们起初看到德资这样行事，认为他不如自己；但德资从容安适，最终保全声誉，善终一生，难道不是可以效法的吗？所以我为他作墓表，用来给后人示范。

译罗孟昭墓表 泰和县西郭有一位处士，名叫罗孟昭甫，八十岁去世。他的儿子刑部主事罗崇本穿着丧服来到门前，哭泣叩拜，请我撰文为墓道作表。我已经吊唁了他，又暗自叹息。三十年前，我曾为他的母亲作过墓表；如今他的长子去世下葬，又为他作铭。我难道要记述他们三代人的墓葬吗？然而我一向与他们父子交往，而且心中很敬重孟昭甫，不能推辞。罗氏先世居住在县里的仁善乡梅山里，后来迁到坳头里，资财产业丰厚，号称“坳头罗氏”。孟昭甫的高祖仲实遭受横祸而死，家道于是衰落。祖父均瑞五岁时失去父亲，随母亲张氏改嫁刘茂林，因而冒用刘姓。长大后，他能够自强，家业又振兴起来。均瑞生三个儿子：孟仁寿、仲文寿、季良寿。兄弟更加奋发，使家业振兴。孟仁寿就是孟昭甫的父亲，母亲姓刘。孟昭甫名道生，幼年聪敏，父母很爱他，送他跟随乡先生萧尚仁学习。不久，郡学选他为弟子员。当时吉水颜仲伟先生任教授，又举荐他进入郡学，他便跟随颜先生学习。他既受到两位先生的喜爱，学业正日益进步，却因生病被罢免弟子员，回家奉养双亲。后来遭逢父亲丧事，便不再出仕。他孝顺地侍奉母亲，恭敬友爱兄弟。每年官府核验田产、分列甲乙以征发徭役赋税时，孟昭甫总是率先尽力，从未打算苟且逃避。他曾押送税粮到京师，途中停留在池州，正遇暴风大作，只见江心有船翻覆，船中人浮沉水面，无法自救。孟昭甫向众人喊道：“有谁能驾船救活一个人，我就给他若干斗米。”几个人依照他的话，飞速前去救援，共救活五人，他便按数给那些人米。五个人感激孟昭甫使自己重获生命，叩拜哭泣说：“我们都是黄湓湖畔的人，如今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您，希望知道您的姓名，回去写在家中先祠里；我们以及子孙，早晚都向您致敬，祝愿您长寿得福。”后来孟昭甫经过湖畔，看见五家都写着他的姓名，果然如他们所说。孟昭甫有两个儿子，渐渐长大，他感慨地想：“我早年遭逢家中多故，没能学习，如今幸好有了儿子，却又不让他们学习，我就不配做父亲。”于是建造北斋，礼聘名师教导他们，像尚仁先生以及他的儿子靖江府长史用道、龙泉县学训导龙仲雨、广西按察佥事陈公延，都是他说的那些人。他一向重视水木本源之念，说：“冒用别人的姓而不恢复，是抛弃我的祖先。” 于是他和兄弟们共同商议，向官府说明情况，恢复刘姓。他闲居时喜欢读《史鉴》，考察古人的言行；对没有益处的事物从不留意，以勤劳使家业富裕，以节俭自奉、以此待客。客人来了一定盛情款待。有一天得病，众多医生围着诊视，药物却没有效果。孙子罗镛请他祈祷，说：“这是命啊，有什么用？八十岁的人了，难道还要祈祷吗？”他说：“你们要努力学习，不要自暴自弃；还要告诉你们的叔叔：忠诚谨慎地奉职，不要有愧于君主和父母。”说完便去世了。这是宣德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原配韦氏，继娶胡氏。儿子二人：长子▯，考取乡贡，成为国子生，二十年前去世；次子宗本，宣德二年进士，任刑部陕西清吏司主事。女儿四人：袁仲彬、胡秋辉、乐象明、严思济，都是她们的女婿姓名。孙子三人：镛、翰、翀；孙女三人。曾孙一人：浚。我之所以敬重孟昭甫，是因为即使大贤君子也不能没有过错。从前子路听人指出自己的过错便高兴，先儒认为他也是百世师表。如今读书人也都有子路这样的心吗？虽说千百人中未必没有十分之一这样的人，但喜欢谄谀、厌恶直言的人却很多。偶尔听到劝善责过的话，他们不以巧言掩饰，便神色严厉、气势汹汹地抵挡；严重的还骂作诽谤，后来把对方视为仇敌。其中有能够反省自己、责备自己的人吗？因此他们的德行日益败坏，声誉日益低下。我住在家乡时与孟昭甫相处，虽然往来并不频繁。后来我在京师，孟昭甫和他交厚的汤如川来拜访我，迫近黄昏便留宿，拿出酒来相互慰劳，谈到久别和时事。如川是个刚直的人，多次借事责让孟昭甫。孟昭甫欣然接受，说：“如果不是您爱护我，哪里会这样做？我恭敬地接受您的赐教。”于是饮酒十分欢畅，我还以为这只是他一时勉强服从。后来观察很久，发现他没有丝毫违逆之意。以后我也曾因一两件事责让他，孟昭甫惊讶地说：“这是我的过错。”也欣然接受，不以为忤。从此他与我的往来更加亲密。唉，能够虚心听取意见，听到合乎义理的话便服从，孟昭甫这样的人多么难得啊！这就是我敬重他的原因。假使世上的求学者都用这样的心态来求取进益，还怕不能有所成就吗？所以我为他作墓表，以资劝勉。

译严处士墓表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泰和的处士严俊德去世。他下葬时，前翰林侍读梁潜已经为他撰写墓铭。处士的儿子严颀等准备了他的行状并书信，来到京师请求我作墓表。我的先祖母朴山先生是处士父亲的玄孙，处士的父亲与我的先祖母同宗兄弟；我又娶了朴山先生的六世孙，所以处士一向厚待我，我按情理不能推辞。严氏先世居住在冯翊，唐末迁居广陵；五代时又迁到金陵，金陵发生战乱，便迁居泰和。泰和严氏传到第五世严震，宋代考中进士，任常州推官。他的儿子执衡任临安通守。又传六世到肃，即秘阁校勘朴山先生。可见揭文安公傒斯所撰碑文；他的儿子用甫，任元代高安县尹，可见吴文正公澄所撰墓志。又传三世到从礼，洪武年间任国子学正，娶郑氏，郑氏是宋端明殿大学士郑瑴的后裔。生三个儿子，长子就是处士，名定真，俊德是他的字。处士幼年质朴谨慎，不与同伴嬉游。学正先生亲自教他，学习要求一天比一天严格，他一定努力达到要求。成年后，凭借学问出任乡塾教师，乡中跟他学习而贫困的人，他都不收束脩，说：“我难道是为了这个获利吗？” 先生在太学任职多年，留下处士管理家事；处士每年一定一两次前往京师探望，送去供养所需。先生去世后，处士办理安葬和祭祀，丝毫不违背礼制。他淡泊于进取，在乡里穿布衣生活；不是贤人君子，便不亲近厚待。有余财就借给别人，不苟且计较利息；贫穷不能偿还的，连本金也不再索取。他教育儿子一定要致力于学习，说：“这是先人的世业。”又说：“人的行为，应当做到内心无愧于自己，上无愧于苍天，这就是我尽心竭力的地方。你们要努力。”他常以自己的家世为自负，不肯苟且低头屈从。因此对那些鄙陋谄媚的人，他像看待草芥一样轻视，因而很少与人合得来。但县里的长官礼遇贤能之士，每年举行乡饮酒礼时，谋划从东西两郭选取宾客，总共不过五六人，处士就是其中之一。唉，真是贤德啊！处士去世时六十二岁。他的妻子龙氏，是县西甘溪里的名门女子，生四子：颀、顼、颐、预。颐任江阴县学训导。孙子十人：曍、晰、曦、昭、明、晅、昉、时、冔、暧。古代君子称述他人的善行，一定追溯其根源。我幼年时，曾亲自接受学正先生的教诲；先生当时严肃方正、清廉耿介。我作为姻亲家的子孙，每次见到他都承受训诫；直到今天回忆起来，仍使人敬畏，不敢产生骄奢之心。处士是他的嫡长子，难道不是因为从家庭中受到的教益深厚吗？唉！西昌在几十年前，像先生这样的正直君子还有很多，所以士人有善行，乡里也有善俗；如今这种风俗已经不能不令人感慨了。那么对于处士，我怎么能不追溯根本而加以说明呢？

译纪善康君墓表 梁府纪善康君孔高，六十岁去世。他的儿子康颒拿着翰林修撰曾鹤龄所写的行状，请我为他的墓作表。我年轻时与孔高在乡里交游，也不能推辞。根据行状，康氏原本姓匡。唐代有匡胄，任吉州判官，开始在西昌祁洲定居。其后有匡稠，仕于江南李氏，任蕲州刺史；归宋后因避讳改姓康。匡稠之后有克俊，迁居县城昼锦坊，两代后迁到平易坊，又过三代到仁安，早年去世。洪武年间，朝廷下诏表彰他的妻子陈氏的贞节。仁安的儿子德昭娶尹氏，生两个儿子，长子孔猷，次子就是孔高。孔高名岳，少年时跟随乡先生萧子上学习《书经》。洪武丙子年考中江西乡试，第二年参加礼部会试，列入副榜，授祁阳县学教谕，改任云南县学教谕，又改任零陵县学教谕。遭遇父母丧事，服丧期满后，又改任景陵县学教谕。历任四所学校九年，升任南阳府学教授。他所到之处都端正师道，教导诸生，均有成绩；学校庙学毁坏的，他就修葺；士人习气鄙陋的，他就革除。广西、四川乡试都聘请他担任考官，他曾赴四川一次，士人都佩服他的公正。永乐初年，他从云南归来，听说继母萧氏生病，便绕道赶去省视，留下侍奉九个月。刑部奏请判处他杖刑，仍让他担任边远县的教谕。皇上说：“母子相隔万里，好不容易见面，遇到困难便立即舍弃，何况是母亲生病，特别赦免他。”于是改授零陵县教谕。仁宗分封诸子时，命吏部慎重选任王府官员。尚书蹇公读到孔高的试卷，极力称赞他的学问。孔高当时托病推辞，多次辞谢而未获允许，便上奏授任梁府纪善。孔高恭敬尽职，梁王对他很厚待。过了一年多，他请假回乡祭扫先人坟墓，到达后病情加重，于是上奏请求解职，朝廷准许他回乡。走到临清便病逝，再也没有起来，这是宣德己酉年六月二十二日。葬于某年某月某日。孔高有孝顺友爱的品行，重义轻利。当初他入赘刘家时，刘家只有寡妇和孤儿，孔高为他们维持门户，抚养孤儿成人立业，随后才离开，一点财利也没有私取。朋友去世后留下孤儿、无人依靠的，他就收养为自己的孩子，教育他们。他曾把谷物储存在公廪之外，遇到饥荒之年，有人擅自发放借贷而不能偿还，他始终不追究。在祁阳，有个商人久病不愈，同伴抛下他离去，孔高偶然遇见，便把他带回家，给他药物和食物，直到痊愈，又给他路费送他上路。在南阳，淦杨氏的儿子经商而把资本全部亏尽，贫困后投靠孔高，孔高供给他衣食，教他经书，后来他考取乡贡离开。他救急行义，大多如此，却从来没有施恩自得的神色。他为人刚直，不事矫饰。有文集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原配刘氏，继娶罗氏，四个儿子、五个女儿都是刘氏所生。儿子名颐、颒、顼、颙、颒。颒考中进士，如今任大理评事。颙考取乡贡。郭公纶任辰州府学训导，陈禧、刘皋、曾颢、罗某，都是他的女婿姓名。孙子七人，都是读书人。在明，你看，关于义与利的区别，世上那些穿着宽袍大带、谈论周公孔子而自称讲道德的人，有时为了一丝一毫的利益也不肯相让；对于亲爱之人陷入困境，却几乎不动心，甚至还要伸手推人一把。这哪里是在明辨义利呢？唉！孔高总算没有辱没自己的名节。真是没有辱没啊！因此作《承德郎、北京行部主事刘子政墓表》。唉！我同子政甫分别已经二十五年了。每当想起乡里的善人端士，没有一次不想到子政甫，而如今他已经不在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悲悼叹息，不能自已。于是子政甫的儿子孟铎请求我写文章来表彰他的墓德，我虽然有病，也不再推辞。子政甫姓刘，名正。他的祖先原居吉州安福，后来迁到庐陵双溪的金竹里。曾祖父是景山，祖父是宗敬，父亲是原凯，母亲是戴氏。子政甫刚满周岁就丧父，过了几年又丧母；稍稍长大后，便能够懂得自立，致力于学习，通晓古今，并且亲身实行、踏实践履。在这以前，宗敬的弟弟宗仁在元朝做官，任贵州路总管，邀请宗敬一同前往；由于防备兵乱，道路阻隔，宗敬未能回来。国家平定天下时，子政甫十七岁，徒步赶往贵州，迎接祖父回来奉养。祖父当时已经九十岁，却回头对子政甫说：“你确实孝顺，但我年老而且有病，禁不起远行。我在这里已经很久了，而且侍奉供养我的孙辈并不缺人；即使死后葬在这里，我也安心，不愿意回去了。你回去吧，修复我的田地房屋，不使先世的产业毁坏，这就是你的孝心。”子政甫回来以后，在堂上写下“思复”二字，用来勉励自己。先前被权势豪强侵占掠夺的祖业，几乎全都逐一收回了。于是他又赶往贵州探望祖父，但祖父已经去世并下葬了。他又因为几位堂兄弟坚持遵从祖父临终遗命，不同意把祖父迁回来安葬，只得大声悲恸地回来；并且常常悲痛自己没有赶上奉养父母。每逢岁时祭祀，他一定诚敬而且哀戚。侍奉两个姐姐，极尽爱护和敬重。教育儿子和孙子，一定要求他们勤于询问学习，务必谨慎自律。起初，孟铎在翰林院任职，听说父母都病了，便向朝廷请求回家省亲，言辞恳切至极，朝廷特意命他回去侍奉数年，父母的病都痊愈了。子政甫回头对孟铎说：“你的弟弟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有所成就了，你不要因为父母的缘故而耽误侍奉君主，你去吧。”孟铎于是到朝廷任职，被授予吏部验封主事，改任北京行部吏曹主事。宣德元年，朝廷赐下诰敕，封赠他的父母：子政甫为承德郎、北京行部主事；母亲戴氏为安人。人们都替子政甫感到荣耀。子政甫却坚持谦逊退让，并更加修治臣子的职责，以报答君主的恩赐；又告诫他的儿子们。子政甫为人忠厚诚实，谨慎恭敬，不是合宜的人便不交往，不是自己应得的东西便不取。对朋友守信，对乡亲能够体恤贫困、救济急难。平日里除了督促子孙学习诗书，还同志趣相投的两三辈人纵情于云林泉石之间，潇洒超然于尘世之外。他喜欢种菊花，曾自号“菊圃”。他大约活到八十岁，才去世。他死于宣德五年五月一日。葬在某原，葬于某年某月某日。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孟铎考中进士，任翰林庶吉士，后来两次任吏部主事，存心正直、行事有儒者的风度；次子仲鉴；三子季钥。女儿嫁给李昌复、戴仲实、彭志昂、戴若瓘，他们都是他的女婿。孙子六人，孙女七人；曾孙四人。子政甫曾有一次到南京，和我比邻而居，连续住了几个月，所以我了解并敬重他。我常常认为，假使世上的人都像子政甫这样，还担心什么风俗不能敦厚、治理成效不能达到古代那样呢？所以我现在为他撰文表彰并记载下来，这不仅是为了满足他儿子的心愿，也是因为我内心有些话不吐露出来便不能罢休。

译《靖江府纪善罗君墓表》。庐陵人罗宜范以郡中荐举的才能和品行来到京师，在兵部任职三年后，升任肇庆府照磨。他请求我为他的父亲、纪善君撰写墓表。按照墓志所载，罗氏的祖先起源于豫章西山，迁到庐陵后，起初居住在县里的马冻里，传到第二代又迁到太安，族人日益兴盛，并且以谨守礼法成为名门。传到第十六世罗士敏，敦厚地奉行儒者的品行；他的儿子启南性情耿直，致力于行义。元朝末年盗贼兴起，将要攻打郡城，启南倾尽家财招募勇士，跟随郡守在吉水大败盗贼。战胜之后，郡守想分兵包围盗贼，启南坚决争辩说军队不可分散，但没有被听从。盗贼见官兵兵力分散、势力薄弱，便奋力突围而出；启南奋力作战，死于战事。他的长子齐正随后也死于盗贼之手，启南就是纪善君的父亲。母亲是杨氏。纪善名澄，字齐渊，还未成年便成了孤儿；想到父亲和兄长都为王事而死，每当谈及便流泪呜咽。他侍奉母亲极为孝顺，侍奉守寡的嫂子如同侍奉母亲，抚养孤侄尤其尽心，并且刻苦钻研学问。他跟随乡里的先生罗伯刚学习《诗经》，即使当时战乱还没有平息，也早晚勤学，寒暑从不稍有懈怠。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惜阴”，于是博览通晓群书，并且以亲身实践为务。朝廷平定暴乱、安定天下以后，修明教化和养民的政务，县中长官以礼聘请他担任社学教师。洪武十五年，他因荐举被征召到京师，授任四川蓬州儒学正。他从早到晚坐在讲堂上，为学生辨析义理，必定讲到透彻明白才停止。学生送给他的财物，即使一文钱以上，他也全都不收，说：“我的职责就是教书，也已经领取俸禄了。”他的学生大多取得了成效。任满九年，天官考核他的政绩为最优，上奏朝廷，升任靖江王府纪善。一年多后，他在任上去世，时间是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六日，享年五十六岁。他为人外表和易，内心明达，遇事能够果断；遵守并奉行家法，不信奉老子、佛教。祭祀时不祭非其类的对象。乡里发生疫病，众人都躲避，没人愿意前去过问，只有他独自前往扶助照料，供给饮食，最终也没有染病。他善于识人，凡是他所许诺和奖掖的人，后来大多都有所成就。他娶李氏，李氏是元代柳城县尹尚文的女儿，通晓书籍，孝顺恭敬，清廉节俭；李氏在他去世十年后去世。儿子三人：着楷、蓬、着；万载县儒学训导楷，就是宜范。女儿二人：王诚思、周如神，他们是女婿。孙子八人。宜范在京师替我主持家塾三年，我听他说话、观察他的行为，知道他是君子。现在考察并了解纪善一生的事迹，大概可以知道他的品德有家世根源。因此我为他撰写墓表，以示后人效法；这本来就是仁者应尽的事情。《东里续集》第三十卷。钦定《四库全书》。

译《东里续集》第三十一卷，明代杨士奇撰写的墓表。《赠武略将军直隶大河卫千户刘君墓表》。刘氏的祖先世代居住在润州。宋咸淳年间，有一位名叫刘与耕的人任吉州知州，后来随军参加文天祥在空坑的战斗，战死在那里。他的儿子刘信叔曾经跟随父亲在军中，父亲死后便不再出仕，定居吉水环洲，隐居行义，终其一生如此。他生了刘均和，刘均和以孝顺友爱、敦厚朴实闻名于宗族乡里。刘均和生刘用文，刘用文淡泊自守，从此刘氏三代不再做官。公是用文的儿子，名忠，字存信。他为人端庄稳重，有信义，器量开阔通达。至正癸巳年间，他在淮、泗一带游历；第二年，知道天命在我太祖皇帝一方，于是奋身投效，跟随大将军作战，参加番阳之战，征讨姑苏，平定山东，攻入元都；他始终在军中，从未杀害一个无罪之人，也未做过一件不合义的事。洪武癸丑年，因功授任忠武校尉、直隶大河卫所镇抚。天下已经大定，没有什么征伐之事了，但公从不把安逸当作方便自己的理由；遇到劳役事务，便总是请求前往，即使年老了也恭敬谨慎，毫不倦怠。八十岁时去世，时间是洪武辛未年三月十一日。葬在山阳钵池山南面。公没有儿子，便由弟弟克宽的儿子刘敏承袭他的职务。后来十年，刘敏升任大河卫千户，朝廷追赠公为武略将军、大河卫千户。公的妻子周氏，封为太宜人。又过了八年，周氏也去世了。永乐二十二年，刘敏年老患病，便让他的儿子刘靖承袭职务，自己辞官归家。刘敏推究这份功勋爵位的由来，实在是从公开始的，于是备述公的事迹，来请求我撰写墓表。我考察公的高祖尽忠，侍奉君主时没有愧对臣子的身份；曾祖、祖父都修养德行、韬光养晦，以等待后代，而这些功业首先在公身上显现。从公一生待人处世的仁爱、立身行事的正义来看，可以说各种美德都兼备而无所遗漏。因此我连同这些德行的来由一并写下，使它们流传后世。《赠翰林侍讲承德郎陈彦和墓表》。我读古代史书中记载施恩行惠的长者事迹，没有一次不感慨叹息。想象着见到那些人，又私下叹息能够遇到这样的人实在困难。那种慷慨激烈、把别人的急难当作自己的急难，像饥渴之人急于求得饮食一样；把丢弃千金看作抛掷一根小草，舍弃之后毫不顾惜的人，本来就很难轻易找到。至于能够明白义与利孰轻孰重，随着自己的力量所及，从容地去实行，却不把这当作名声的人，大概也很少见。若不是为了求名，那么有的人或许是受到某种刺激，有的人起初虽然努力，后来却不免发生变化；这样的人又哪里值得称取呢？像我的乡人陈彦和先生，或许就是君子中值得称道的人吧。我举出一两件自己知道的事：乡里有人出售一块宅基地，心里想把它给彦和先生，但想买这块地的有十几个人，争相出高价。卖地的人本来愿意把地给彦和先生，说：“这是位长者，不会欺骗我。”那十几个人却互相说恐吓的话，使卖地的人害怕。彦和先生说：“怎么能因为我的缘故，使人彼此仇恨伤害呢？”于是估算土地的价格，拿出钱分别给那些争买的人，又以土地原价的两倍给卖地的人，才接受了这块地。他曾经借给别人谷物一千四百石，长久不能偿还；彦和先生便把借券改写为九百石，说：“五百石算作赠送，九百石等到丰收年慢慢偿还给我。” 等到彦和先生病重将死时，他对几个儿子说：“别人并不是有意欠着我，只是他们的力量达不到罢了。我死后，你们把九百石也一并送给他们。”后来那些人最终都没有收取。这颗心难道是为了求名，或者是受了什么刺激吗？等到他去世以后，仍然坚持他的意愿而不改变，难道不是内心真诚吗？彦和先生从小侍奉父母孝顺谨慎，即使在兵乱艰难困苦的时候，也没有因为早年丧父而有所间断。彦和先生去世时，他的母亲还在，痛哭说：“为什么我活到八十岁，却失去了孝子！”哭泣不止，过了一年多也去世了。彦和先生居住乡里时诚实谦恭、和蔼平易，不与外物相违，难道不是善人吗？他的名讳为某，死于洪武己巳年九月二十三日，享年四十岁。陈氏的祖先居住在温州平阳，元朝初年有人在吉州做官，便留居庐陵；传了两代又迁到泰和，到彦和先生已经是第四代了。祖父是元寿，父亲是观定，母亲是刘氏。他的妻子曾氏有孝顺和睦、慈爱惠人的品行，继室为胡氏。儿子三人：德逊、德逵、循；德逵早逝。女儿二人：萧玄、安高仰，是她们的女婿。孙子四人：瓛、璩、玓、玦；孙女五人。彦和先生葬在县城北面，与曾氏合葬。当时循为父亲守丧，年仅十岁。永乐十三年，循在廷试中考取进士第一名，授任翰林修撰，后来升为侍讲。洪熙元年，朝廷推恩于他的父母，追赠彦和为翰林侍讲、承德郎，曾氏、胡氏都封为安人。世人称说行善的人后代必有福报，从彦和先生后代的应验来看，确实可以相信。因此我特意为他在墓上撰文表彰，用来劝勉世人。《赠承德郎左春坊左中允张君墓表》。刑部主事张宗琏改任左春坊左中允的第二年，朝廷赐下诰命，追赠他的父亲彦忱为承德郎、左春坊左中允。这一年，宗琏升任大理寺右寺丞，向朝廷请求回乡祭扫先人的坟墓。临行前，他来见我说：“我这个不肖的孤儿能够凭借读书出仕，在朝廷领取俸禄，都是先父母积累的德行和留下的福泽。如今幸蒙朝廷推恩，荣誉恩典及于父母；先母曾经蒙受您的恩惠，为她在幽暗的墓地撰写墓志。只是先父的墓表，也希望执事再次屈尊惠赐，使我们几个孤儿得偿心愿。”我私下想，我们乡里的前辈君子，大概也有不为一家父子中的两个人都撰铭文的。然而我是史官，古代的良史也有把一家父子兄弟接连记载下来的。只要他们的品行值得记载，我就应当记载，以表彰善行、垂示劝诫，我又何必推辞呢？按照墓志所载，张氏的祖先出自贝州清河。唐朝末年，有一位名叫张融的人任吉州刺史，便在任所安家；他的孙子张渥迁到吉水，居住在文昌乡西团里，世代都有以诗书科举相继显达的人。传到心禹时，他慷慨而有气节。元朝末年，各地盗贼遍布，心禹奋起组织义兵，跟随官军讨伐盗贼，战死。其子允昌，就是张君的祖父和父亲一辈的先人。母亲是吴氏。张君名德棐，字彦忱，自幼不同凡俗；七岁读书，记忆力很强，九岁便能写文章，才华压倒同辈。

译他偶尔听到先生长者谈论古代豪杰的奇伟事迹，便满脸喜色，眉目间都流露出来。他家本来很富有，群盗谋划抢劫他家时，他十二岁，对父亲说：“盗贼贪图我们的财物，我把财物散发出去救济贫困，同时暗中破坏盗贼的谋划，这是一举两得。”父亲高兴地说：“真是我的儿子。”便听从了他。张君侍奉父母孝顺，祖姑年老而贫困，便迎接回来，像奉养母亲一样直到终老。他把孤独的外甥当作儿子教育，对待宗族姻亲，无论亲疏，都没有人说他有过失。族人中有一家全家染上疫病，平素与他关系深厚的人都躲避不去，张君亲自准备汤粥，每天三四次前去探视，即使夜间也不懈怠。众人劝阻他说：“只要是我应当做的事，我就应当去做；做这种事有什么可怕的，难道还会迷惑鬼神吗？况且路旁的树木能够庇护人，难道人反而不能庇护人吗？”他治理家事、训诫子女严厉而有法度，同乡人相处却和悦融洽。至于议论事情的是非，他从不稍稍宽容迁就。曾有人推荐他的才能，但他因为父母年老，最终没有出仕，于是自号“希樵子”。然而他胸怀高远，志向卓异，平日常常想到自己局促地困居乡里，从未能走遍四方，纵览大河高山，并同当时的贤能俊杰交往。他又私下痛惜祖父以平民身份死于节义之事，愤恨当时那些身居高位、享受厚禄，却背叛国家、投降求生的人；每当听到那些人的姓名，便拍着手斥骂不止。每次酒兴正浓时，他就歌诵诸葛孔明的《出师表》，反复吟咏感叹，过了一会儿又惆怅若有所失。他喜爱《春秋》左氏传，以及各部史书所记载的上下两千年间治乱兴衰的事情。因此他广泛阅读，默默记诵；大宴宾客时，谈笑赋诗，拿起笔便能立即写成。他曾说：“我不能低头学着诸位去写秋虫悲鸣那样的文章。”他大约三十六岁便去世了。临终前，他回头对妻子说：“好好奉养我的母亲。”又指着自己的儿子说：“好好教育他。”他说：“我一生的行为可以无愧于造物主，那么报应或许就在这里。”说完便去世了。时间是洪武乙丑年八月二十日。他娶萧氏，萧氏追赠为安人。儿子三人：长子宗琏，永乐甲申年考中进士，任翰林庶吉士，三次升迁后任大理寺丞；次子宗珩、宗瓒。女儿二人：长女嫁给钱氏，次女嫁给朱氏。孙子六人：颖、频、颙、颂、顼、领；曾孙一人：睦。观察张君的志向、品行和才干，假如得到任用，必定不会平庸无为，可惜他还没有达到做官的年龄，便困顿迟滞而死。他去世时，宗琏才九岁。此后二十年，宗琏渐渐显达扬名，造物主对于善人的报应竟没有差错到如此地步吗！所以我选取其中值得记载的事，为他表彰于墓上。《赵孝子墓表》。宛平县丞、毗陵人宋懋对我说起他乡里赵孝子的品行，请求我为他撰写墓表。宋懋说：孝子名铉，字文鼎，是宋代宗室签判良发的第七代孙，赵家在暨阳居住已有好几代了。祖父是彦珪，父亲是思诚。元朝末年盗贼四起，有朱定等二人，带着人马在县中抢掠。当时郡中总帅察知彦珪父子才干志向足以有所作为，便下令让他们捕盗。彦珪也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责任；他已经挫败了盗贼的锋芒，后来群盗聚集势力袭击彦珪，彦珪和他的儿子都遇害了。盗贼的意图还没有满足，准备把他们全家人杀光。当时文鼎刚六岁，母亲吴氏背着他逃往姑苏，投奔姑母夏节妇。盗贼追踪到了姑苏，他们又逃往武林，藏在姻亲方氏家里。住了没有多久，武林全境都成了盗贼出没的地区，文鼎便与母亲失散，陷入困苦孤独、无所依靠的境地。有个了解并怜悯他的人，把他藏起来带走，并写信通知夏氏。夏氏带他回家，抚养教育了十年。我国朝廷诛除群凶、宏大地安定天下以后，文鼎也渐渐长大，于是回到乡里，面对祖先旧居的遗址，辛勤地清除荒草、砍去蔽障，建造房屋来遮蔽居住。然而他想到不能见到母亲，便常常昼夜悲苦，睡觉吃饭都不得安宁。又过了一年，他向祖先神灵禀告，辞别家人，前去寻找母亲，却没有找到。母亲始终没有回来，他便挑着雨具、裹着粮食，走遍吴越一带，三年都没有找到她。他更加痛苦，不能自我承受。有一天，他在会稽的旅舍偶然遇到一位商人，向商人说明情况后，径直赶往鄞县，终于找到了母亲。母子相见，仿佛获得了新生；于是他迎接母亲回家，恭敬地奉养孝敬她。过了十二年，母亲去世，他悲伤哀毁，感动了众人。郡人、翰林侍读学士王达为他撰写赞辞。宣德初年，郡通判李学将此事上报，监察御史赖巽奉命核查，确认属实，朝廷下诏表彰他的家门，免除他家的徭役。文鼎死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岁。娶某氏，儿子若干人，孙子若干人。唉！百姓行善，只要确实有诚心，没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宋代朱康叔几岁时便与母亲失散，母子互不知消息达五十年。康叔走遍四方寻找母亲，从未因此废止饮食，平日很少享用酒肉，一说到这件事就流泪，后来便同家人辞别说：“如果见不到母亲，我就不回来。”最终在同州找到了母亲。他的事情与文鼎相似，大概都是积累至诚之心而得以找到亲人的。孝是各种品行的首要，能够诚到如此地步，那么其他品行也可以由此类推看见。康叔曾侍奉王介甫、苏子容、苏子瞻诸位先生，后人用文章和诗歌赞誉他的事迹，并不止一篇；那么如今为文鼎表彰墓地，怎么可以缺少呢？怎么可以缺少呢！

译《邓伯修墓表》。国家设置掌管风纪法度的官职，是为了纠察邪恶、禁止违犯，整肃政纪，从而辅成治理的功业。任用的人得当，公道就能彰明，行善的人得到舒展，不善的人有所收敛；任用的人不得当，私意就会放纵，行善的人受到压抑，不善的人反而肆行。风纪法度所关系的，难道是小事吗！皇上即位之初，多次颁下诏书，告诫并振作宪臣。当时掌管宪法监察事务的人，久居其位，懈怠之心已经萌生，私欲也不再自我约束，于是他的属官便纷纷随风趋附。其间虽也不是没有挺立自持、始终不变的人，但既然与长官不合，也就不能使自己的志向得到施行。圣明的皇帝洞察一切，刚断奋发，废黜斥退不肖之人，选拔提升贤良之士。于是太康顾公奉命任都御史，巡视所属各地，清除污浊，发扬清正，不到一个月，监察纲纪之地便焕然一新。凡是派遣出去巡按郡县的御史，都能振举风纪，履行职责而不辱使命。苏、湖诸郡所治理的事务尤其繁重，先前的巡按者大多崇尚威严治理；到这时，御史邓棨独自采用宽平而谨慎的办法，使奸吏畏惧，百姓怀服，声誉日益振起。巡按任期满一年便由他人代替，邓棨将要被替代时，他所治理的官吏和百姓预先上奏请求留任，诏令同意了。不久，邓棨因父亲去世回乡服丧。苏、湖诸郡的人都有不忍让他离去的心意，邓棨可以说是贤能的了；他一定也是有家庭教养根源的吧？邓棨通过翰林检讨陈嗣初请求我撰文，为他的父亲撰写墓表。我以前从未认识邓棨，却曾从顾公那里听说他的贤能，所以不再推辞。根据吏部主事黄振宗所叙述的他父亲的事状：他的父亲名同，字伯脩。邓氏世代是建昌人，以儒学和医术著称。伯脩的祖父济，违父信可，祖母为徐氏。伯脩早年丧父，却能自持修身，专心学习，侍奉母亲和兄长，以孝友著称；居住乡里，有君子长者的品行。平日生活俭朴简约，淡然无所羡慕，只把教育子女作为要事。儿子做官以后，仍在岁时书信中恳切地加以善意训诫。唉，这就是邓棨所以成就的原因吧！伯脩生于吴元年丁未二月十二日，卒于宣德辛亥十一月廿九日，享年六十有五。配偶郑氏。儿子三人：长子就是邓棨，由进士擢升为广东道监察御史；次子德，作为伯兄某人的后嗣；三子文，作为仲兄某人的后嗣。女儿一人，嫁给江士熈。孙子四人：瑺、珂、佩、环。伯脩能够成就他的儿子，使他充任国家之用，本来就足以向世人表彰并加以劝勉。又因为朝廷任用人才明察而果断，所以邓棨这一类人得以一并升用。幽隐违失之处未必都能被人知道，而我又想勉励邓棨恭敬地侍奉君上和父亲，永远坚持而不改变，所以借此墓表把这些事完整地记载下来，以便后人看见。《王素行墓表》士竒有一位同门朋友，名叫王素行。王氏清正朴素，生活简约，说话一定依循礼，行动一定遵循义，交友一定选择善人。戴葛巾，穿布衣，吃蔬菜，饮清水，以教书授徒自得其乐。荣华俸禄不放在心上，尘世杂事的踪迹，是非毁誉的声音，一概不能触及他。这与《易经》所说的“履道坦坦”、与《诗经》所说的“温温恭人”相合，而他去世已经很久了。自从我入朝做官以后，每当退朝思念乡里，想起往来交游的闲适乐趣，没有一次不想到素行，也没有一次不为再也不能见到素行而悲伤惋惜。王氏在赵宋时由金陵迁到泰和，世代以儒业为家。到彦仁及其子君聘，相继凭科举登进。君聘的儿子叔明，考中留梦炎榜进士，官至通州判，是素行的七世祖。曾祖父浩，是我县的大儒，当时博雅俊秀的士人，多出自他的讲学门下。祖父子敬，任贑州路教官。父亲仲隆，素行名天禄。素行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陈氏也亡故。长大后，他侍奉祖母，侍奉父亲和继母，都竭尽孝心；又深深爱护异母弟弟，始终如一。宗族姻亲和乡党之间没有一句非议，与朋友相处敦厚守信重义。平日手不释卷，喜欢种菊。轩前常有十多株，不嗜好饮酒。每到秋天菊花开得灿烂，他便煮上好茶，清静地相对而坐，赋诗抒写心意，悠然超脱于万物之外。他大约四十六岁去世，于永乐二年十月十九日葬在某乡某原。配偶胡氏。儿子五人：洊、克、绍、父志、濓、粲、洵、沆。女儿三人，孙子九人。唉，我因素行而有所感慨。素行是海桒先生的儿子，也是先母夫人的弟弟。素行比我士竒年长七年多，我们两人小时候都曾受先生教育。当时陈氏的外甥有十多人，先生和各位舅父尤其看重我们两人，认为我们将来或许不会辱没外家。我奉召到京师时，与素行分别，还共同追念前人对我们的期望。分别大约三年，素行便去世了，如今已经三十年。我虽然独自活着，难道对外氏有丝毫补益吗？洊如今跋涉六七千里来到北京，请求我撰文为他的父亲作墓表。我对于素行不能不说几句话，对于外家则更加惭愧而悲痛。

译《袁处士墓表》洪武庚戌年，我当初在县学读书时，诏令下达，开始在各县建立学校，礼聘杨自立、罗子理、邓崇志三位先生为教师，严格施行教法。又选取二十多名弟子，都是十五岁以上的人，但这些人的品行并不整齐。过了一年，三位先生相继出仕，学校的教化松弛下来；那二十多人也陆续被引退离去，其中品行低下的沉溺污浊、追逐末利，接连败坏了他们原本淳良敦厚谨慎的品行，几乎有一半。有人出仕，有人退居，而袁君克睿独自闭门远离世俗，奉养亲人以自得其乐。后来七八年，克睿的祖父请海桒陈先生教授他的家塾，我跟随先生学习，和克睿的弟弟若子同席。当时我十二三岁。克睿多次从旁与我一起追论往事，感叹那二十多人死去、迁徙的太多了。又过了二十年，我奉召来到京师，当时只剩克睿一两个人还在。再过二十年，听说只剩克睿仍然屹立无恙，并且以德行善举受到乡里尊敬、士绅看重。我每每想着什么时候能回到故乡，与他再次握手，谈论旧事，慰藉久别的情怀，却没有多久，他的讣告就到了。我为此感伤哀悼不止。今年他的孙子和准备了事状，请求我撰文作墓表。我亲眼见过袁氏六代人，而且我幼年求学时先后与克睿父子同师，不能推辞。袁氏出自唐代尚书右丞袁滋。袁滋的小儿子邯刺任吉州刺史，因而在泰和定居；家世代有诗书传统和仕宦人物，科举功名尤其在宋代兴盛。他的六世祖建宁通判士表，以及士表的兄长士安的儿子清伯岄，相继登第。通判士表五世传至以宁，就是克睿的祖父。父亲务敏，都谨慎沉静、和厚朴实，在乡里恂恂守礼，从未有丝毫邪僻的举动。其母为李氏。克睿名睿，侍奉父母极为孝顺。元末兵乱时，他奔逃藏身于山谷，采拾食物供养父母，从未使供养匮乏。他的二叔务学去世，没有儿子，克睿奉祖父之命作为其后嗣。克睿侍奉继母和承继的母亲，敬爱都与亲生母亲相同；父母去世时服丧悲痛，和兄弟相处友爱恭敬。天性淡泊，重义轻利，多次把有余的东西推让出来救济不足的人。宗族姻亲和邻里之间有争执，都请他裁断，对方因他的义理而折服。晚年建造“贻厥堂”，延请名师来教育子孙。闲居时读书诵诗，即使年老也不厌倦。永乐甲辰四月十七日去世，享年七十有一。葬在县北五里的枧原。配偶孺人康氏，是本县名门履谦的女儿，名柔定。她的父亲过去很富有，孺人却简朴质实；嫁到袁氏后，承受家中多次变故，把嫁妆全部拿出来帮助丈夫兴旺家业。她对于为妻、为母的道义，没有不竭尽其力的。克睿去世的第二年五月二十日，她也去世，享年七十有三，葬在千秋乡珠林之原子。儿子五人：仲暹、仲鲁、仲彬、仲亷、仲伦；仲鲁、仲伦都先去世。女儿二人：长女嫁刘子颖，次女许嫁萧湘。孙子六人：和、正、綂、元、年、进士。穆穟穉稔稹。孙女七人，曾孙男八人，曾孙女五人。唉，世人所称的处士，难道只是崇尚退隐吗？也是看重他的行为足以成为移风易俗的榜样。像克睿这样修养自身、施及家庭和乡里的行为，都是从容合乎天理民彝的自然之道，并非流俗之人所能达到。因此应该为他作墓表，也借此表达我与他交友的情谊。

译《徐孟声甫墓表》翰林编修徐珵将要把父亲孟声甫归葬故乡，他身穿丧服，带着史官张益所叙述的事状，请求我为墓撰表。徐氏世代居住在苏州长洲。曾祖父孝基，祖父文祯，父亲子明，母亲朱氏。孟声甫本是伯父子复、伯母薛氏的次子；子明没有儿子，伯父便命他作为子明的儿子。洪武年间，征召富民充实京师，子明也在其中，于是带着家属同行。父亲因牵连获罪，将要到狱中去，孟声请求代替父亲前往，到了父亲那里劝阻他。孟声跪下说：“父亲有急难，儿子不能代替，养儿子又有什么用呢？”最终代父亲到狱中，过了很久遇到赦免而获释。父亲去世后，他多日不吃不饮，但始终以稀粥维持生命。每逢岁时祭祀，都竭尽诚意表达孝心。对于亲生父母和承继的父母，一样厚待；亲族姻亲有丧事，必定帮助收殓安葬。没有后代的人有十多个，他都代为治理家产。尊卑内外，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他为人外表朴实，内心明达，言语举止持重，从不苟且迎合；对人和厚、恭敬谦逊，从不与人抵触。别人有善行，他高兴得像是自己做的一样；别人有不善之处，便用温和的话引导他，使他改正。与朋友交往重信义，自己生活俭朴，对宾客却很丰厚。他的学问通达大义，居住京师以后，每天亲自处理徭役赋税之事，未能完成学业；稍有闲暇，便研习朱子《小学》一书，从未离手。他每每对几个儿子说：“这难道只是用来教育幼童的吗？你们应当终身佩戴在心、奉行不忘。”又对他们说：“我的祖先过去曾有闻名之人，近世虽然没有做官，但积累善行已经很久了。我的后代大概会有兴盛起来的人，你们应当努力学习，以迎接并承继这种传统。”孟声甫年轻时曾向乡先生郦尚德学习。当时同学大多才气俊爽，矜持奋发，追求声誉，只有孟声甫独自保持淡泊宁静。郦先生说：“各位学生虽然有才华，却不如徐生敦厚踏实而能有始有终。”十多年后，同学们出仕，大多因不检点而败坏，孟声甫却以韬晦自全，一切都如郦先生所说。孟声甫晚年号善庵。他面对财物总是以义为先，常常把别人的急难当作自己的急难。在京师，苏州有个姓洪的人被捕，送来白金十镒以及其他财物寄托给他，说：“把这些托付给您，只求您用来供给我日常生活；幸而能够活着出来，我一定拜谢您的恩德。”孟声甫谨慎地把财物收藏起来，却用自己的钱供给他。洪某的事情获释后，按两倍数目偿还。孟声甫说：“患难中相互救助，是分内之事。”最终推辞不受。他的朋友吴叔振在苏州去世，家里十分贫困，便派儿子瑾带三千缗钞钱赶去吊赙。乡人尹仲申曾借钱数万缗，全都花在婚丧之事上，无法偿还，请求宽限偿还期限。孟声甫说：“谁没有缓急之难呢？况且你不是胡乱花钱的人，请就把这些钱送给你。”随即取出借据烧掉。邻里有两个人，一个以屠宰为业，一个以砍柴为业，都有老母亲，贫穷得无法供养。孟声甫怜悯他们，分别给钱，让他们改换职业以供养母亲。年成歉收时，乡里的年轻人来求米，他已经给过米了。到了夜里，那人翻墙入室行盗，被家人发现抓住。孟声甫说：“这是困于饥饿，不得已而为之。”又给他钱放走，并告诫家人秘密处理，不要说出去。另一天，他傍晚从外面回来，遇到一群盗贼，盗贼要劫掠他。其中一人出力救他，说：“这是我们乡里的长者。”于是独自送他回家，原来就是先前来求米的年轻人。乡里按户摊派公赋，孟声甫常常先于众人缴纳。有贫困者，他便替其借贷出资，表现厚德，大多都像这样。他活到六十有六岁去世，卒于正綂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配偶丁氏，有妇德，比他早八年去世。如今将与他合葬。儿子四人：琪先去世；其次璘，其次珵，宣德癸丑年进士，任翰林庶吉士，授编修；其次瑾。女儿一人，嫁许琳。孙子三人。唉，孟声甫修养自身、施惠于人的地方深厚了。虽然他平素不以荣华显达为志，却有儿子能够遵守奉行他的训诫教导，终于登上贤能之科，做了近侍官。而孟声甫享受俸禄和子女奉养达数年，这大概就是行善自然得到的报应。善事难道可以不做吗？所以作此墓表来表示劝勉。

译《故南野翁陈君墓表》苏州常熟人陈符，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因为他的父亲从道尚未下葬，想到父亲客居北京时与我有交情，便专门派人带着御医盛起东所叙述的事状，又加上书信和礼物，跋涉数千里，托礼部主事卫靖请求我作墓表。考察陈氏的祖先居住在昆山，以诗礼闻名；到子正时家境富裕，生九龄时才迁居常熟。钱氏是从道祖父的妻子，也就是他的祖母。从道名继善，南野翁是他晚年的别号。他从小就聪慧异常，长大后专心求学，孝顺地侍奉父母，宗族亲戚和乡党都称赞他。修养德行、遵循义理，每天勤勉不懈；治理家庭谨守礼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仪式，都斟酌古制施行。家境日益富裕，却喜好简朴淡泊。为人刚正率直、旷达通脱，明智而见识笃实，对经史百家的践履和学问都通晓深入；即使年老，手中也不曾片刻放下书卷。他严格教育子孙，督促他们学习，每每教导他们修治内心，说：“心不正，就不能成为仁人；不仁，就不能做人。”子孙有过错，他一定正色斥责，不姑息迁就。他常指着家中的仓库对孙辈说：“世上的人都致力于积聚金帛粮食留给后代，我不能仿效他们；我所希望的是你们以宽厚富裕的心积善存德，不要只是拘谨琐屑地仿效流俗。” 他把收支财物的地方命名为“平轩”，又撰文刻在石上来记载这件事，让后人世代遵守。厚待宗族，贫穷的人有的给他们买田以供养，有的为他们建屋让他们居住。对于乡里邻居，他周济穷困、救助匮乏，全都尽心尽力。尊崇贤者，敬重士人，交往久了敬意也不衰减。儒者吴文度学问品行都很高，陈氏聘请他教授家塾，以非常优厚的礼节相待，七年如一日。文度去世，丧葬所需全部由陈家提供。每逢春秋祭祀，必定命令儿子或孙子去扫墓，直到南野翁去世，二十多年从未废止。又刻印他所著文章使之流传，与人交往相处，真诚大多都像这样。他精通医术，宣德年间被征召到京师，留居三年，因年老获准辞归。士绅大夫中与他相识的人作诗作文赠送给他。回去以后，几个儿子恭敬勤勉地孝养父亲，营造园池，杂植花卉奇树，在园中修建两座亭子供他游息。老人取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东皋西畴”作为亭名，多年每天与宾客宴饮作乐，超然于尘世之外。一天，他回头对儿子说：“我将要归去了，应当同亲友告别。”于是命人驾船遍访故旧。回来十多天后，他沐浴更衣，穿戴整齐而去世，是正綂四年，享年七十有三。元配范氏先去世，继配沈氏。儿子二人，长子就是陈符，次子续。女儿二人，张容、周鼐是她们的女婿。嫁给张家的女儿也先去世了。孙子二人，复、蠙；孙女四人。他的儿子和孙子都恭谨谦逊，勤勉求学，没有败坏南野翁的教诲，准备在明年某月某日把他安葬在涂菘冈横沥以西的原地。唉！南野是践履实行的君子，在家庭中施行孝敬，把忠厚传给子孙，把恩惠施于宗族乡里，把义气彰显于朋友之间。积聚财富而乐于散施，富有而敦厚守礼。一般人有一项长处，名声就已经很显赫；南野各种善行都具备，既长寿又健康，因而福祉更加繁盛。把这些刻在他的墓上，用来给后代树立法则。

译《教授郭君墓表》刑部员外郎、泰和人欧阳汤请求我为他的岳父郭君彦铉的墓作表。彦铉是我年轻时的莫逆之交，所以不推辞。郭氏的先世，见于我为他们所叙写的续谱。彦铉名鼎，祖父巨卿，父亲庆宜，洪武年间任湖州府经历。母亲车氏，是湖州公的第五个儿子，彦铉排行第二。他幼年奉父亲之命，作为伯父庆宏的后嗣。自幼聪敏好学，有立身志向，兄弟都比不上他，最受湖州公和伯父登州教授敬守的喜爱。他侍奉在仕途上的湖州公，服劳奉养，早晚都勤勉。父亲去世后，与弟弟西治一起办理殡殓，奉灵柩归葬，礼数都做到极尽。对兄弟友爱恭敬。小弟龙做了钟仲敏的入赘女婿，钟家有仇家拘捕仲敏和龙，捏造罪名，到京师申诉。彦铉不忍弟弟陷于无罪之中，急忙赶去看望。仇家连彦铉也一并拘押上路，仲敏、龙在途中被仇家拷打，无法忍受痛苦。到了司法官署，他们已经不能开口说话，彦铉代替他们陈述事情始末，事情终于真相大白。诬告者被处死。龙归途中因病去世，彦铉悲痛难忍。这大概是因为孝友本来就是他的天性。他研治《书经》，洪武末年，县令、县丞举荐他充任学训导。彦铉通达而有见识，举止从容，详审文雅，善于辞说；上级官员都认为他贤能，他所说的话全都被听取采用。任训导九年，考绩最优，升任安吉县学教谕。安吉的士习低下，与泰和相差很远，他竭力振兴教化。九年后考绩又最优，升任顺德府学教授。那里的士习和地方风俗尤其低下，他又竭力振兴，经过五六年，每天都能看见成效。适逢诏令规定，做官而年老多病的人听任辞官，彦铉已经六十有九岁，于是决意离职。这是洪熈元年。他回乡后得病，又过十年去世，是宣德甲寅六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九。彦铉所到之处，士君子都敬服他。他曾主持广东乡试，藩司和宪司看重他年高而成熟，都说他是斯文的表率。葬在县北郭坪下的原地。彦铉去世时，只有三个女儿在身边：长女嫁给汤氏，次女嫁给萧孟节，三女嫁给刘三省。当初他的前妻李氏带着吃奶的孩子回到外家依靠，几年后，彦铉娶尹氏为妻。尹氏是上海教谕子厚先生的女儿，有贤德。她听说前妻有个儿子，便告诉父亲，请求寻找孩子带回来；先生亲自前往寻找，多次都没有找到。此后彦铉也在远方做官，李氏去世，那个由外家抚养长大的乳儿名叫斗▯，年纪渐渐大了。彦铉后来又有三个儿子，名叫合懽、同庚，都已经入小学却去世了。等到他告老归乡，才重新深深感到没有后代的悲哀。他的朋友彭彦晦设法找到斗▯，把他带回来，彦铉和尹孺人都非常欣喜。郭氏一家内外，年长者有的曾见过李氏离去时的情形，又见到斗▯长大，而且相貌很像父亲，都为此感叹而喜悦。乡里和朋友们也很高兴，庆贺彦铉的儿子归来，都带着酒来祝贺，说：“郭氏的福气还没有衰尽。”彦铉一向有少量田园，他的子侄私下觊觎已久；一天听说前妻的儿子回来了，都惊愕失意，随即一同辱骂，合力把斗▯排斥出去。当时彦铉已经患病，虽然心里明白，言语却不能发声，没有人能够制止他们。尹孺人的外甥铎，幼年承受彦铉的教育，想到应该报答，便对他的弟弟和侄子们说：“我有田地可以给斗▯，他父亲的园田任凭你们取用，不必参与此事。”他的弟弟侄子不肯容纳斗▯，于是斗▯又回到外家。彦铉心中忧郁，最终不起。弟弟虎让自己的儿子企作为彦铉的后嗣。几年后，汤氏夫妇又找到斗▯带回，捐出自己的田地房屋给他，自己住在乡里。唉，彦铉的田园大概不到百亩，然而利益改变人心，并不一定要财产丰厚，就能突然使同胞骨肉变成仇敌，实在是世道最深的慨叹。至于尹先生、铎以及汤氏的忠厚，这世上难道能从千百人中得到十分之一吗？所以我一并为他们表彰，以表示劝勉和警戒。《征士朱君墓表》朱氏是吉水的儒学世家。其先祖在宋代名肇，前面六代子孙都有文学才华。最小的儿子名斯馨，元祐年间多次参加进士考试，官至刑部侍郎。适逢各地多事，才开始居住在吉州白水。儿子惟几迁居暮膳里，后来又迁居岐里。族姓日益繁盛，到征士已经十世。曾祖父云卿，祖父景春，父亲存芳，都隐居不仕。母亲李氏。征士名渊，字子深，别字坤源。五六岁时，便能背诵古人的诗，琅琅诵读不停。侍奉宾客时，整日站立，凝然不懈。稍长后，更加喜爱学习，跟从乡里的名儒欧阳师尹先生，学业逐渐有所成就，声誉也随之兴起。洪武年间，诏令郡县举荐贤才，一时朱氏被举荐的有三人：从叔宪章，以贤良身份；朱君，以明经身份；弟弟子良，以怀才身份；三人都到了礼部。宪章和朱君都因父母年老恳切辞谢。子良从华亭县令升任刑部员外郎。朱君退居后，每天以奉养父母为要务，在乡里授徒，而父母所需的甘美和祭祀供养常常充足。除了祭祀和宾客往来之外，其他事情一概不经营。对兄弟友爱和睦，对宗族姻亲友善；乡里有人冒犯自己也不计较，有急难便能周济。永乐初年，被征召入朝，因年老辞谢。从此他优游丘壑，以教育子女为要务。他告诫儿子说：“我不足以成为世俗任用的人才，你们要努力。”他爱好淡泊朴素，胸襟气度洒脱。闲暇时朋友同辈相聚，商讨古今，联句赋诗，饮酒取乐，超然于尘世之外。永乐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去世，享年七十有二。葬在里堵水陂的原地。元配周氏，有淑德；继配都先去世。继配所生儿子四人：伯载璇、仲载明，也都先去世；叔载经、季载衡。女儿四人：周彞纲、陈元康、陈祉、陈竒龄，都是她们的女婿。孙子八人，孙女六人。载经考中乡贡，授教官，如今升任贵池县学教谕。他到我这里哭拜请求说：“先父将要临终时，回头对几个孤儿说：‘我死后一定要得到西昌杨公为我作墓表，那就没有遗憾了。’不肖的孤儿把这句话铭记在心，不敢忽略忘记。然而拖延很久仍未能实现父亲的心愿，这是不孝的罪过太深了。希望先生哀怜我，把墓表赐给我，以成全先父的遗志。”唉，征士君子把这件事托付给我了！又看过进士江奎所写、足以证明朱君品行的状文，于是为他作墓表。

译《邵仲仁墓表》仲仁名仁，姓邵，世代是姑苏士族。曾祖父宏，祖父明之，父亲珤，都隐居而有品行。母亲顾氏。仲仁天生有美好的资质，器宇沉静庄重；稍长后卓然自立，喜爱文学，侍奉亲人，供养、安葬和祭祀，都能竭尽孝心。兄弟之间相互敬爱，对朋友重信守义，教育子女有方法，和睦亲族姻亲，厚待乡里，对人有恩。乡里人多尊重他，称为长者。仲仁从未自满，反而更加勤勉不懈，曾把居所命名为“乐善”，乡人于是便以“乐善”称呼他。未到壮年因牵连获罪，迁徙到滇南；即使处在艰难旅途和琐碎事务之中，凡是行义之事也不减在乡里时，因此滇南人都像他的乡人一样尊重他。邹孟氏所说“有恒心的人，仲仁就是这样的人吧”，大概说的就是他。三十九岁去世，是永乐戊子三月十九日。葬在昆明金马山以南。他的次子璇，早年立志清静，跟随长春真人刘渊然学习老子的道法，刘渊然替他改名为以正。天子写信询问刘渊然的弟子谁最贤能，刘渊然举荐以正回答，于是召他到京师入见，任命为道录司右至灵，升任右演法，主持灵济宫。以正早晚思念父母的德行善举，担心最终湮没无闻。他托秀才王益夫带着我朋友翰林编修杨君所叙述的事状，请求我为父亲的墓作表。我接过来读了，说：“唉，这个人是可以表彰的！”仲仁的品行，都是人道本来应当做到的，也都是人所能够达到的；但世上的人能够像仲仁这样认识并实行的，却很少。世上做老、释之徒的人，大多自以为获得了出世之法，却回头看待自己的亲生父母，冷漠得如同对待路人一样，这样的人是有的。能够殷切谋求使自己的亲人永远不被湮没，像以正这样孝顺的人，就更少了。因此特意为他作墓表。《朱氏先茔之表》苏州崇明人朱氏名新，字通甫，读书好礼，有孝顺兄长的品行，不另行经营生计，只勤于农作，早起晚息，亲自督率家人。每年收获除缴纳公赋之外必有余粮，并在乡里施行义举；贫困、缺乏和患难之人，都依赖他得到救济。他施舍越发丰厚，内心却总觉得还做得不够。乡里的善人都称誉他的行为，不善的人也受到感化而改过。他修治道路，使行路者得到便利；建造桥梁，使渡水者得到便利，也都尽心尽力。乡里称他为长者。某年去世，享年七十有六。配偶葛氏，继配唐氏。儿子二人：长子旭，字孟熈；次子暠，字某。孟熈孝顺友爱的品行如同父亲，为人恭谨谦让、廉洁清静，改变了乡里的风俗；他急人所急，平日很少出乡。曾逢年荒，县里的粮仓不足以赈济百姓，他便亲自率领乡老渡海拜见巡抚侍郎周公和郡守况侯，说明灾情，得到二千余石米粮回来赈济，百姓借此活命。弟弟暠早年去世，留下的孤儿礼、乐还年幼，孟熈像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他们，选择良师益友使他们完成学业。孟熈某年去世，享年七十有三。配偶张氏，儿子思政先去世，留下三个孙子敏、安、奉，都还年幼。暠居家行事如同父亲和兄长。兄长因为赋税出差服驿役，马匹看起来供给不足，官府逮捕兄长并鞭打他，暠哭泣如雨，当即解开衣服请求代替兄长受鞭打，旁观者都认为他有义气。为人喜欢隐匿别人的恶行、宣扬别人的善行，三十一岁去世。配偶陆氏，儿子礼、乐。礼从太学生凭善于书写简牍入翰林任缮写，升任户科给事中，改任中书舍人，如今任尚宝司丞。洪熈年间，朝廷制度追赠他的父亲为征士郎、中书舍人，母亲为孺人。朱氏从通甫以及配偶起，都葬在崇明新城南原；他的两个儿子及儿媳按次序附葬。如今礼因省视坟墓回来，请求我为他们的先茔作表。礼和我同在翰林多年，为人质朴正直、和易平实，遇事不苟且，几次改任官职都在近侍之列，操守始终如一。我一向很看重他。大概我曾观察到，世上那些聚有爵位的人，等到本人去世以后，他们的子孙有的流于卑鄙琐屑、污浊低下，更有甚者，平庸之人都不愿与之为伍；而山林中幽隐闲逸的人，子孙却有崛起而显达、闻名于世、受到世人尊重的，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那些聚有爵位的人平素没有余力惠及他人吗？又或者他们不能使自身行善，本来就不足以裕及后代；而幽隐闲逸之士能够居心行善、遵循义理，又随着自己的力量所及使人得到利益和依赖，这就是他们能够有后代显达的原因，大概并非偶然。像崇明朱氏的先人，就是如此，所以为他们作表。又或者他们不能使自身行善，本来就不足以裕及后代；幽隐闲逸之士能够居善循理，又随力量所及使人获益、得到依赖，这就是他们能够有后代的原因，大概并非偶然。像崇明朱氏的先人，正是如此，所以为他们作表。《东里续集》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三十二，明杨士竒撰《墓表》

译《封从仕郎中书舍人金君墓表》近十多年，有士大夫从三吴来，多次对我说，他们遇到过两位清白高洁的君子，侍郎周君说得尤其详细。一位是江阴的严志道，另一位是华亭的金文鼎，都是我的旧友。志道曾经在朝廷做官，文鼎曾奉诏受封为官。志道有凛然如冰霜、如蘖木般清正的操守，文鼎有恭谨平和、宽厚平易的气度，两人都还未老便归隐乡里。归乡后都隐逸于旷远幽静之地，从未把心意涉入尘世之事，也从未到郡守县令的官署留下足迹。我一向推重这两个人，曾寄诗表达仰慕之意。听说他们收到诗，都高兴，却都没有答复，因此我更加推重他们。想着能够与他握手，以慰藉久别的情怀，如今文鼎的讣告突然传来，我为此惆怅了好几天。他的儿子钝于是来请求我撰文作墓表，我怎忍心推辞。根据大理少卿沈君所写的状文，金氏的先祖是汴人。宋朝南迁时，随之渡过长江，居住在松江的华亭，于是世代成为华亭人。文鼎名铉，字文鼎，别字尚素。父亲仲能，博学而守道，断绝了追逐声名利禄的念头。母亲马氏，有贤德。文鼎天资聪敏，自幼喜爱学习，不向外界求取功名；母亲像成童时失去父亲一样悲痛，感动人心，而他对母亲尽到孝心。洪武年间，他被征召居住京师，奉母亲一同前往。母亲当时六十多岁，他侍奉供养得非常周到，使母亲安心，甚至忘记了思念故乡。母亲生病，他昼夜侍奉汤药饮食，不离身旁，数月过去也不懈怠。母亲病愈而双目失明，文鼎更加痛切奔走，寻求良医好药，竭尽心力，但母亲的眼睛最终再也不能复明。从此供给母亲的饮食，都要自己先尝过才进奉；即使公务紧迫也不废止。有人想推荐他的才干，他恳切地以母亲为由辞谢。母亲八十多岁去世时，他悲哀毁瘠如同丧父。岁时荐祭，从未不流泪沾湿衣襟。与人交往竭尽诚意，勇于行义，通常把它视为分内当然之事。乡人陆士原病重，将自己的儿子和侄子托付给文鼎说：“我死后，这些人一定会因利益而相互抵触，希望先生善意引导他们；我死也不敢忘记您的恩德。”后来果然发生争执，文鼎召他们来，当面劝导说：“你们难道没有看见父亲在世时兄弟一向恭敬相爱吗？为什么突然背弃这种情谊？”他反复晓谕譬喻，陆家的子侄都醒悟过来，改过自新，重新亲爱和睦。友人丘德润去世，亲人年老，孩子年幼，他便周济其家并教育其子，他的行为大多都是这样。他为人潇洒脱俗，不苟且交际，喜欢吟咏，有古代诗人的情趣。对于琴棋书画等技艺，他都极有造诣。他居住南京几十年，建造了一座小楼。书舍人王孟端为他画了几十竿竹子，其中一幅匾额题为“清风高人韵士”。我经过那里，他必定请我登楼，焚香、弹琴、饮酒、赋诗，享受那种如在山林泉石之间的闲适。居家时他专心教育子女，甚至把这些写入诗歌，流传给后代。宣德三年，因为儿子显贵，他被封为从仕郎、中书舍人。接受诰命以后，便带着书册到上海偏僻之处居住，不与世俗之人交往。钝曾向朝廷请求回乡省亲，等到辞别母亲返回京师时，文鼎亲自送他到丹阳。临别时只对钝说：“你只管恭敬尽到臣子的职责，以光耀父母。如果我不能再见到你，你要永远记住这句话。”过了三年，文鼎去世，是正綂元年闰六月廿四日，享年七十有六。以去世次年三月十三日葬在县里的蒲溪原。著作有《鳯城藁》《尚素斋集》，收藏在家中。配偶倪氏。儿子二人：长子就是钝，擅长书法，累次升任中书舍人；次子锐。女儿二人：钟真、刘恺是她们的女婿。孙女三人。唉！九峯三泖的清正灵秀之气聚集于人，因此成为通达敏捷、博闻善辩、聪明机巧的人才，驰骋六艺之才华、享有能干有为声誉的人很多。然而要寻求像文鼎这样守正履平、志趣淡泊、以朴素为乐的人，大概也没有几位。我怎么能不为他作墓表呢！我怎么能不为他作墓表呢！

译《故宁晋知县郭子昭墓表》公名晋，字子昭，另一字士昭，姓郭。他的先祖出自中书令郭子仪的儿子郭暧，后代中有一人名源。宋仁宗时，欧阳公欧阳修推荐他博学有才，他辞谢而不接受征召。这件事载于郡志以及他的家谱。公是郭氏最初迁到泰和的祖先。乡贡进士宋杰、太学生蠡，是公的六世、七世祖。曾祖父道传，任泰和州学录；祖父建中，屡次任官至江华县尹；父亲宗大，是本县的大儒，学者称为峻极先生。公生来身材高长挺拔，风采沉静庄重。乡先生陈心吾曾称赞他说：“他的资质温厚，言语恭谨，举止恭敬谦逊，文章雅正驯厚。”郡太守汤槃也称赞说：“看他的容貌，精神峻拔整肃；听他的言辞，声气温和纯粹；询问他的学问，能沿流溯源，通畅融会。”洪武五年，他在江西乡试中考取第五名，第二年会试中选为教官，授任永丰县学教谕。在学校任职六年，他的弟子大多有所成就，唱着《鹿鸣》之歌升入仕途的人，比前一科增加了一倍。洪武十二年，太守汤槃因考核政绩入朝觐见。太祖皇帝在华盖殿设宴赐百官食物，命令各地守臣分别举荐通晓经学的士人任用，于是郭公应诏被举。公被召入朝后，升任中书省掌记。当时中书省由胡、汪两位丞相主持事务，公尽力辅佐筹划，深得他们的心意，所以每逢政务稍闲，便同他谈论经史，商议考订政事。由此两位丞相深深嘉许他，多次向皇上称说。皇上于是召见他，赐给宴席，又赏赐一套衣服，将要授予他重要职任。恰逢两位丞相钟奇祸而相继被灭族，中书省也被撤销设置。公被降为宁晋县知县。朝廷士大夫都为他惋惜，说他的才干刚刚被知晓，却不能得到重用。公听了却怡然说：“这是命运，何必惋惜呢？”当天就上路赴任，同行的是伯父员外公自立。公的姻亲兄长不忍与他分别，便率同僚作诗赠送。翰林承旨宋濂为诗作序。宁晋是真定府所属的县，旧地虽然广大，但居民很少，耕种治理没有遍及，很多土地尚未开垦。公到任当天，就召集其他地方的百姓，劝他们种植农桑。约定三年后征收租税；没有几年，桑麻遍布田野，黍稷连接阡陌，土地没有一尺一寸荒弃，赋税增加了一倍。某年大旱，百姓祈祷很久也没有得到回应。公当天斋戒沐浴，至诚祈祷。过了两天，大雨下得充足。两年后又遇旱灾，公再次亲自祈祷，降雨也像上次一样。县里的百姓失火，火势将要蔓延到官署，郭公叩头面向火灾祈祷，火不久便熄灭了。学校房舍破败，郭公替它重新修建。百姓不愿送子弟入学，领取廪食十多年，竟有不知道《论语》《孟子》章句的人。郭公稍有空闲，便到学校去，督促诸生，为他们开导劝勉、诱导扶助；从此学生都学有所成，科举中也不乏人才。过了四年，郭公遭逢母丧，服丧期满后，恰逢县学训导职位空缺，诸生向县令徐逊请求说：“郭先生博学而笃行，实在应当担任经学教师，请求留下他代理这个职务。”徐侯向郭公请示，郭公于是留了下来。才几个月，朝廷颁布防务方面的命令，允许百姓把民间的弊病亲自到京城当面奏报；乡里不守法的人纷纷效仿，竟然诬陷郭公有罪，终于使他死去。郭公精通《诗经》，深得六义的旨趣，当时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如进士姚与诚、萧放，都是他的弟子。他所作的经义文章，典雅端正而丰富充实；如今他去世虽已有几十年，仍有人传抄它们，作为取法的范本。他尤其擅长诗歌，可惜诗稿散失，没有保存下来。享年四十七岁。妻子萧氏，有美好的德行。儿子两人：兴让、兴文，都没有失去儒者的品行。兴文考中明经科，出使四方，将来会有事迹留存。孙子五人：植、脩、勉、俊、逊。郭公刚去世时，因为仓促，只能嘱咐在旧址旁草草安葬。安葬后二十年，兴文才请我为他的墓撰写墓表。我出生得晚，不足以完全了解郭公万分之一的情况。郭公的侄子益先生士竒，跟随姑父在国初被征召，朝廷授予官职，他因病辞官归来。当时本邑先代正直有德、老成持重的人，应召者最终都出仕了，留在家中的人几乎凋零殆尽，像益先生这样还在世的仅有一两人。远近赶来求教的人纷纷聚集，我幼年丧父，也曾在他门下受业，承蒙郭公教诲，所得尤其多。兴让、兴文又都和我同学，彼此最为亲密，所以不敢以才疏学浅为辞而不替他撰写墓表。谨将我所知的大概叙述出来，为他作墓表，希望使他的后人永远知道而不忘记。杨彦威墓表 我们杨氏一族，在宋朝盛世时从吉水杨庄迁到泰和，传到第六世尚真府君时，他的两个儿子都任承事郎：长子德明，次子德宽。由此开始分为两支，子孙日益繁多，家产丰厚，在全县首屈一指；而诗、书、礼、义的传承也没有衰落，日益兴盛，显赫地成为本县的望族。德明的儿子英才、梅卿都考中乡贡；梅卿的曾孙率斋、岫云、益斋都考中漕贡，授登仕郎，子孙更加繁盛，乡里称为“三登仕家”。率斋的儿子是容斋，容斋的儿子是远峰，远峰的儿子是师鲁。师鲁有三个儿子：子尚、子脩、子友。子尚有两个儿子：彦威是次子，名德同。彦威幼年丧父，侍奉母亲严氏；又孝敬地侍奉两个叔父和兄长。彦威一向跟随兄长彦实，彼此都尽心爱护敬重；他和两个兄长共同居住。彦威每一个举动，都一定先向两位兄长禀告才实行；两位兄长也像彦威敬爱兄长那样亲爱彦威。彦威以恭敬节俭约束自己，以忠诚守信对待他人。本县曾推举他担任耆老，让他在乡里主持公道，人们都佩服他的公正。他闲居时手不释卷，凡洪武至宣德年间颁下的诏、敕、令、谕，常常谨慎地辑录成书，时时翻阅并牢记在心。他曾说：“这正是君上用来使百姓得到福祉的东西，怎敢忽视遗忘呢？” 他专心致力于教育儿子，常常勉励他们说：“不可败坏你们先世的声誉。”宣德丁未五月二十日，他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娶郭氏，儿子三人：挺、拱、防。挺如今任都察院检校。女儿五人：高宁、萧、祯、曾、崇、胡、永、严，其中萧、祯、曾、崇、胡、永、严为他的女婿姓名。孙子两人：俭、效。孙女一人。彦威是我同族的子弟。我任职南京时，他因押运赋税来到那里，路过并留宿，和我畅谈了几个晚上，所说的话都合乎道理；看来我非常看重他。宗族称赞他孝顺，乡党称赞他友爱，彦威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分别数年后，听说他去世，我悲悼叹息不止。到这时，挺请求我撰文为他作墓表，所以记下他的家世来源和大致品行，给他的后人看，使他们谋求不辱先人。

译赠太医院使袁君墓表 我在朝廷任职三十年，同朝为官的人，从六卿到近侍诸司，凡是他们正职、佐职的操行贤能与否、才艺高下，我大体都知道。至于同僚同道之间互相资助、彼此相悦，如同一家兄弟，像太医院判袁士珎、蒋用文这样的人，却很少。士珎家在蕲春，用文家在仪真。两人在中年相遇，成为同僚，便彼此亲爱。士珎明敏爽朗、果断刚毅，用文温和恭敬、周详高雅。两人在职务上能够各自谦让自己的长处，虚心听从对方，始终没有一丝不同的意见。相距几个月，两人却都去世了。当初仁宗皇帝居东宫时，我任谕德，和士珎、用文一同侍奉监国最久，彼此有往来友好。用文去世后，我已经替他撰写了墓表。士珎的墓表我曾答应撰写，因为长期没有空闲，忽然已经过了八年，但心里从未忘记。士珎姓袁，名宝，“士珎”是他的字。他的父亲叫仲和，母亲姓戴。士珎侍奉父母很孝顺。洪武年间，他的父亲被编入兵籍，按名册应当出征，士珎刚成年，请求代父前往，主管官员认为他身体羸弱，不肯答应。士珎奋发激励自己，变得强健精悍，神气昂扬，主管官员才答应了。他到了京师，被选为乐舞生，跟随太宗文皇帝到燕地。那时金华名医戴原礼奉召来到京师，士珎奉命跟随他学习医术，后来又跟着他进入金华山中，往来十多年，终于得到丹溪朱彦脩的传授。文皇帝平定内难，亲自经历战争达数年，士珎一直侍从随行，立有保卫辅佐之功。内难平定后，授任承直郎、太医院判，进升承德郎。士珎侍奉皇上小心敬慎，一时勋臣贵戚之家有人患病，大多奔走迎请他，没有不见效的。有时贫穷低贱的人把急病告诉他，他也赶去诊治，从未要求报酬；而且他一向厚待文士，士人多感念他的德行。士珎待人诚实，有人犯错，他不苟且宽容；对方能够改正，他就欣然与之亲近，毫无积怨之意。他处理事务，人们都佩服他的公正；对于财物的取舍，一定衡量是否合乎义。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去世，享年六十二岁。讣告传来，仁宗皇帝悲悼惋惜不已，赐给丧资和棺材，命有关部门供应船车，派宦官护送，安葬在南京安德门外。第二年五月，追赠太医院使，派官员赐祭，备极始终的恩典。士珎娶马氏，贤良而能持家。马氏在六年后去世，与丈夫合葬。儿子三人：瑛、瑾、理。女儿三人。孙子若干人。在这以前，四方士人因医术被召来隶属于太医系统的有数千人，他们都能称道袁、蒋二人的德行；等到二人去世，大家都追思仰慕他们，直到今天仍未停止。有人遇到困难和疾病，便叹息着互相说：“如果袁、蒋还在我们这里，就不会到这种地步。” 这难道是声音、笑貌所能造成的吗？士珎值得尊重的地方，当然不只是他的医术高明；当时士大夫虽然有许多人知道这一点，却不如我了解得深，所以我便替他撰写了这篇墓表。孙处士墓表 国子博士孙子敏同我有文字交往的情谊。一天，他请求我为已故父亲处士君的墓撰写墓表。大概我曾从太常杨公所作处士墓志的文章中听闻过处士的品行，杨公已经为他作了铭文和墓表，我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处士名真，字文俊，世代居住在本郡安福。父亲春庭，隐居教授；母亲姓周，父母都有善行。处士从小就与众不同，侍奉父母孝顺。长大后，笃实地奉行古道，受到先生君子的看重。元朝末年战乱，他带着妻子儿女到荆襄一带躲避兵乱，后来就在石首安家。虽然当时盗寇不安，他却勤奋学习不曾中断，书册从未离手，所到之处人们都爱护敬重他。洪武初年，县令、县丞举荐他为明经科，他极力推辞，于是请求教授社学，尽力把成就后辈作为自己的职责，学生的束脩一概不问。有人说：“这是孔子也不会废弃的事。”处士说：“圣人重视这条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我有幸看到人们听从我的话而进入善道，怎么敢考虑其他呢？”他教导学生，一定着眼于修养自己、推及他人，依循义理、安于天命。有人讥笑他不出仕，处士说：“人的穷困和显达有命，而且我难道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不足吗？”他为人平易恭逊，简朴而宽容，喜怒不形于色。自从居住在石首后，他没有一天不思念故乡，一谈到故乡便流泪。然而他的愿望未能实现，曾经回乡探望省视，停留在那里，久久不忍离去，后来又回到石首。不久便去世了，时间是洪武乙亥三月庚辰日，享年七十四岁。妻子安福刘氏，柔顺温婉、恭敬严肃，孝行深厚至极，亲自勤劳节俭地辅佐丈夫，合乎处士的心意。四年后的四月庚申日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与处士合葬在石首县南马鞍山的原野。儿子三人：长子和，次子敏。和敦厚端谨，从巫山县学教谕升任严州府学教授，再升为博士。看他的成就，也可以知道处士在家庭教育上的成就了。次子敬，女儿两人，都已出嫁。孙子八人，曾孙六人。唉！如今士人的风气越来越低下，平日不致力于自我修养，稍有一点长处便沾沾自喜，却希望把哪怕一丝长处推及他人时，反而固执地闭藏起来，不肯拿出来。有的人即使肯施与，也急切地索取报答，不亚于饥渴之人对饮食的渴求。看孙处士的品行，这两种情形真如冰炭、薰莸一般不能并存。孙处士，难道是古代那样的人吗？难道真是古代那样的人吗？

译刘仲高墓表 仲高名昂，姓刘，是吉安泰和人。他的先世情况见于我所作的宗谱序。父亲存善，朴实安静、自得其乐，号愚村；母亲姓罗。三兄弟：仲贤、仲良，最小的是仲高。他从小机警聪敏，有才智，他的举止行动，连年长的长辈同辈都比不上。读书通晓大义，并且笃实奉行孝悌。他家原本富裕，稍稍长大后，喜爱闲居的自在，嗜好琴，常常闭门焚香，弹奏几曲自娱。前翰林学士解公曾经拜访他，替他的琴室作记。仲高一生的足迹从未越过百里之外，只有一次进入郡城，便立即离去，再也没有出来。他喜欢宾客，名卿贵人经过泰和，大多请来礼待。乡里志趣相同、意气相投的几个人，往来饮酒下棋，谈笑没有一天间断。他善于议论，也善于用含蓄的话讥讽戏谑，胸襟开阔旷达，有人冒犯他也不计较；出入乡党之间，从未招致怨恨。晚年在县城东南五里左右的珠林江上建造别墅，亲自享受捕鱼耕种的乐趣。当时他的儿子已经显贵，而他退居在那里，自得其乐，超然于尘世之外了吧。他享年五十八岁去世。他的兄弟在我年轻时都曾和我一同在海桑陈先生门下求学。仲高比我小六岁，直到今天，我有时还追忆少年时的事情，讲起我们嬉戏的往事，听到的人没有不笑倒的。自从我出仕三十多年，想到过去的同学中只有仲高还在世，常常私下盘算：幸好将来能够辞官归乡，就可以和他在里巷之间朝夕相见聚会，共享欢乐。却突然听到他长逝的消息，惆怅了很久。于是他的儿子涣请求我撰文为他作墓表。仲高生于洪武壬子正月二十三日，死于宣德己酉某月某日。妻子萧氏。儿子五人：长子涣，永乐乙未进士，任兵科给事中、扬州府经历；次子鼎，选为江西乡贡，未能赴京；次子升，次子谦，次子解。女儿三人：萧季廉、曾公升、陈正彝是她们的女婿。孙子、孙女共八人。仲高下葬时，梁纪善所作的铭文和墓表已经详细记载了情况，这里特别记下我所看重的事情。赠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罗君墓表。西北两个藩部世代成为边疆祸患，善于治理的人，也只是按照一定的方法加强防御而已。皇上即位以来，以德怀柔、以威服人，四海内外没有不竭诚归化的。然而朝廷没有忘记武备，谨慎地选拔朝臣，分别整顿边防。都察院佥都御史罗亨信前往甘肃任职时，北方边境也已经内心归服，前来朝贡的使者没有一年不到。只有迤西的残余盗寇逼近塞下，归顺和反叛没有定常。亨信说：“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近年来边防废弛，将帅贪图安逸、苟且偷安造成的。一定要用法令整治他们，或许可以振作起来。”于是弹劾陕西行都司一名都指挥使擅自阻挠出兵的罪行。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命兵部尚书快马前往核实，果然如亨信所说，便在军中将那人斩首示众。将士们大为战栗，军势于是振奋起来，勇猛追击，斩杀俘获的敌人不计其数。首领死后，余党四散逃走，西部边境因此安宁。斩杀一人而使千万人惊惧奋发，这大概就是由亨信的话启发的。上报将士功劳后，亨信也受到荣誉赏赐，朝廷内外都称快。此时亨信的父亲中宪公的讣告传来，亨信上奏请求回乡服丧，皇上特意命令供应驿站车辆，让他回去办理丧事。葬毕后起复任官，于是亨信回来经过京师，带着所撰写的事状，请求我为其父作墓表。我看了事状，感叹说：“亨信能够专心思虑、竭尽言论于国事，对国家很有补益，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以父亲为根本吗？”于是根据事状写道：“罗氏的先祖居住在南雄，宋朝末年迁到东莞的英溪。到中宪公已经七代了，族人非常繁多，世代承袭诗礼传统，都隐居而不出仕。中宪公的曾祖名德秀，祖父名应辰，父亲名善。中宪公名昌，字祖昌，因为亨信显贵，起初追封为文林郎山西道监察御史。他去世后，追赠中宪大夫、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中宪公从小聪敏好学，亲自奉行孝友之道。元朝末年兵乱，他侍奉父母迁居循州、惠州一带避难，同时妥善供养父母。洪武初年才恢复旧业，父母却相继去世；当时正值艰难，未能完全按照礼制安葬，他含悲忍苦，睡不安、食不宁，直到改葬才停止。教育兄长的孤儿均已，并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中宪公记忆问答很强，谈论时善于举出古代事例，娓娓不绝。他性情耿介，不随便与人交往，慷慨而有志向。县里的长官多次想推荐他，他总是推辞。晚年患足疾，于是闭门居家不出，督率僮仆，努力耕种以供纳赋，自号英溪耕隐。正统二年六月十九日去世，享年八十四岁。妻子黄氏，追赠恭人，先于他去世，如今合葬在麻地岭祖坟旁。儿子两人：长子亨信，次子胜珤，早逝。女儿一人，嫁给梁彦义。孙子三人，孙女六人，都嫁给士族。亨信是永乐二年进士，起初选任给事中，升任监察御史，又升为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他有操守、有作为，三十多年恭敬谨慎，从不懈怠。我听说中宪公教育亨信时，他刚开始学习，父亲便说：“学习一定要期望能够用于世事；一生忠于君主，才是孝敬父母的方式。”等到亨信出仕，父亲多次写信勉励他：“约束自己，勤勉办理职事，不要因为父母年老而把这件事放在忧虑之中。能够侍奉好君主，父母就安稳了。”这难道不是亨信的根本吗？孔子说：“鲁国如果没有君子，那么这些道德从哪里取法呢？”对于亨信，我怎么能不把他的根本归于中宪公呢？所以特意记下这些，来告诫世上做父亲的人。

译曾春龄墓表 唉！这里是我的朋友曾君春龄的墓。春龄是永乐四年进士，任翰林庶吉士，五个月后就去世了。他的寿命没有配得上他的品行，学业也没有完成而用于世事，难道是他的命运如此吗？春龄家世代为簪缨之家，宋朝时有安强，任御史，在公卿中有声名。到了元代传道先生，以《易经》为学者所宗仰，所著有《易变通》《四书类辩》《庸学标著》。他曾任绍兴路照磨，后来居家，遇到战乱，乡郡推举他，他率领义兵抵御盗寇，兵败后守节而死。他的弟弟耕道先生任瑞金县学教谕，生子九韶；九韶在本朝洪武初年任沔阳黄蓬湖泊官。九韶生伯高，都有学问和品行。伯高有两个儿子，春龄是长子，次子鹤龄。兄弟二人的学问，都得自家训。春龄小时候就端庄稳重如同成年人，稍长便奋发努力于学问，学业日渐显露头绪。县里的长官选他充任博士弟子员，他在同辈中卓然出众，先生和长者多越过年龄界限同他交往。乡人爱惜自己的子弟，大多派他们跟随春龄游学，他的声誉日益增长，学业也日益进步。永乐乙酉年，兄弟二人都考中江西乡试，春龄年轻却名列前茅。于是乡里很久没有兄弟同榜中选的情况，即使有，也不是同胞兄弟；是同胞兄弟的，又不在同一科，于是大家认为这是曾氏的祥瑞。第二年，鹤龄留下侍奉父母，春龄独自赴会试，礼部选取他列入前列，廷试赐进士出身，授翰林庶吉士。当时正在修撰《永乐大典》，春龄和从四方征召来的老儒硕学共同承担编纂事务，众人都称赞春龄的学识优长。这年八月，他因病去世；第二年鹤龄才奉着灵柩归乡安葬，享年仅三十三岁。他居家有孝悌的品行，居乡有忠信的节操，温厚而平易，有爱人的心。可惜没有来得及施展于世，难道不是命运如此吗？然而君子不会因为一个人命运所遭遇的不同而衡量他的高下，所以我特意撮述他的世系和品行，表彰在他的墓上。中宪大夫肇庆府知府王公墓表 永乐十四年，琼州府知府、泰和人王公遭逢母丧。服丧期满后，授任肇庆府知府，还没有出发，七月九日便因病在北京去世。他的次子翰林修撰直之当时住在官舍，长子信随行，三子奉着灵柩回乡，安葬在本县西北新山的原野。安葬完毕，他平素交游的杨某作此文感叹说：“唉！我泰和的文化典籍和人物传统，几百年来靠六七个世代相传的儒师君子维系。国朝开国前后三十年，王竹亭先生和他的弟弟崇庆太守，都是卓然出众的清正德行、端正学问，成为本地的希望。两位先生去世后，各位老成显达的大人物也相继去世，那么这个地方的希望不就在王公身上吗？如今王公又去世了！后来出现的士人，有志于此吗？他们又到哪里去取法呢？那么，表彰前辈来作为后世的仪范，难道可以不有所记述吗？”王氏出自晋代司徒王导之后，从金陵迁到泰和。宋仁宗朝，户部侍郎王贽及其儿子王亿都凭科举进身，享有显著声誉。此后王氏族人接连以科举进身，直到天隐臣，就是王公的曾祖、祖父。父亲子与，就是竹亭先生。母亲姓陈，继母姓李。王公名泰，字伯贞，另字之干。他天资极为出众，五六岁时就能当着宾客背诵所记的书，动辄千余言而口不停。他的仲父崇庆公尤其器重他，和竹亭先生从小早晚教诲切磋。到了成年以前，他对五经、四书以及诸子史书都通晓大义，下笔作文，文思充沛而不断长进；后来到安成刘云章门下学习《易》。当时同门学生很多，刘先生唯独推许王公聪颖悟性高，久而久之叹息说：“跟随我学习的士人，有谁能像王某这样远大有成呢？”成年以后，他更加有志于游历四方，跟随仲父越过五岭，登上苍梧，到了桂林；随后顺湘水而下，泛舟洞庭，逆流到金门，取道三峡险道，遍览巴蜀，于是向东游历到京师才返回。他的学问更加充实，文章更加纵横奔放。洪武壬戌年，皇帝下诏寻求贤才，和他们讨论治国之道，县令、县丞举荐王公应诏。到京后，授任广东按察使佥事，分巡雷州府。到任才七天，便有诏令停止分巡，召回京师，改任工部水部主事。不久遭父丧离职，后来因复职迟缓获罪，贬为安庆，之后又起用为琼州府知府。当初征召他到京时，高皇帝亲自召见并延请询问，王公以《易经》回答，皇帝称赞其见解精当。当时天下士人同被征召到京的有五百多人，皇帝亲自用经义和时务策试问他们，提升王公为第一名，又命王公考定其余人的高下，上报皇帝。后来王公在工部，皇帝对尚书赵某说：“江西秀才王某，你有空应当跟他学习。” 王公素来胸有抱负，又感念皇上的知遇，更加想着效力报国。他在雷州时，询问百姓的疾苦和愿望，凡是百姓所希望、所厌恶的事情，就上奏为他们昭雪冤屈、救济孤寡，防御海盗，改革海北盐法等五项弊病。他又上奏请求疏浚宋代寇准所开凿的水渠，引吕塘的水，灌溉东洋的万顷田地，以便利百姓。后来他任琼州知府。琼州人听说他要来，高兴地说：“这位大人在雷州百姓中留下了恩爱，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忧患了。”王公到任后，一切事务都以宽厚简易、亲近百姓为原则。此前崖州黎人互相仇杀，卫府都把这件事当作谋反上报，还大肆说盗寇勾结一百多个寨子，声势很大，请求发兵搜捕诛杀。朝廷依照所奏，下令发兵。正好王公刚到任，卫府逼迫府衙派官吏作为军队向导。王公说：“蛮人相互仇杀，是常有的事，但还没有谋反的迹象。如果真像先前奏报的那样，现在盗寇应当已经攻陷几座城池了，邻近境地还能安然无事吗？如今军队一出动，就会玉石俱焚，请求复查核验事实，之后发兵也不迟。”卫府说：“朝廷的命令可以拖延吗？”王公说：“我请求以自身承担责任，卫府不要参与。”王公察知宁远县丞黄童廉平素可以担当此事，便命他前往复查核验。黄童回来报告，情况果然如王公所说，并且带着黎人中几名首事者一同前来，于是将实情上报朝廷，诏令停止出兵。

译崖州人举手加额说：“若不是太守，我们这些人都要遭受灭顶之灾了。”蛮人也都感动流泪说：“太守是我们的父母。否则我们就会以叛贼的罪名死去，哪里还会有遗留下来的同族呢？”琼州的风俗好争讼，百姓争夺利害，稍有一点事情就到府县申诉，往往牵连一百几十人。贪官把这当作自己的利益所在，根据贿赂决定取舍，反复剥削索取，永不满足。百姓实在承受不了，就放弃产业，逃进生黎的山洞。王公把诉讼的人列在庭下，片刻之间用几句话教诲遣散他们，切中他们的实情，却不拘泥于法律条文，他们都服服帖帖地离开了。时间久了，百姓都受到感化，诉讼于是平息。那些逃亡后归来的人有一万三千多人。琼州的田地一年种三次却收获很少，粮食供应卫军；军队常常因一时急需向百姓征取，百姓交不出米，就逼迫他们交纳其他物品，所得利益高出数倍，百姓因此困苦。王公命令百姓每年三次收获、三次输纳，再也没有人敢违抗，弊端很快革除。而往常军卫干预妨碍府县政务，也都收敛退避了。只有那些强横之人仍不服气，王公曾暗中伺察他们的短处，想要抓住把柄施展威势。过了很久，他们找不到任何把柄，反而心悦诚服地说：“他约束自身竟然这样严格，我们怎么能冒犯他呢？”有一年大旱，百姓祈祷很久仍没有回应，王公叹息说：“这是我的责任。”于是斋戒筑坛，露天祈祷。第二天大雨下得很足，唯独城南十五里江外没有下到；当夜王公又露天祈祷。第二天早晨王公出行，检阅番舶渡江，雨便随着王公来到，倾注而下，直到傍晚才停止。这一年琼州大获丰收。王公在琼州将近三任，他的政务清廉安静、简易明白，百姓以此为乐，奔走执行他的命令，唯恐落后。即使黎峒的百姓一向强悍难驯，也都信服跟从。大概自从王公到任后，琼州富裕的人遵循理法，贫穷的人也能得到足够供给，彼此相安无事；他又兴建新学校，亲自到学校教诲整饬诸生。因此岭南各郡由科举升用的学生，琼州常常居于首位。监察御史周敏巡按广东回来，向众人称道说：“王琼州真是所谓安静的官吏，日计不足而年计有余。”广东布政使徐奇也说：“岭南各郡的太守中，只有王琼州一个人有长者之风。”王公离开琼州时，百姓带领老弱送到十里海上，跪拜并哭泣说：“您要走了，我们百姓怎么办呢？”王公尽心保护百姓，全都出于至诚，所以时间越久，人们越亲近他。王公在家侍奉父母孝顺，母亲生病时日夜侍候在身旁，汤药一定亲自调治后才端上去。仲父罢官归乡，年老而没有儿子，王公像侍奉父亲一样恭敬地侍奉他。办理丧事依照古礼，治家以节俭自足，不为有余财产作打算，处在富贵还是忧患之中，态度始终一致。被贬到安庆的十年间，他淡泊自得。为人清正淳厚、坦荡明亮，表里通透，却又恭敬节俭、简朴沉默，外物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有人问他一生行事的要领，他说：“不过是遵循天理罢了。”他和人谈话，一定以孝、悌、忠、信为依据；无论到哪里，不论贵贱老少，人们都乐于亲近他。他写文章出入于司马子长、班孟坚、韩退之、柳子厚等名家之间。乡先生陈心吾曾读他的文章，回头对门生说：“后来的文坛权柄就在这个人手里了。”他的学问在《易经》上最深，对于《尚书》《诗经》《春秋》也广泛探究其旨趣。诸子史书以下，直到医术、卜筮、阴阳、方外之说，没有不通晓的；有时施展医术为人治病，往往取得奇效。书法以二王为宗，又旁通智永、欧阳询、虞世南，都达到精妙境界。篆书、隶书也很精工。他享年七十五岁去世。妻子欧阳氏，是临淄知县日新先生的女儿；继室萧氏。儿子两人：信、直。女儿一人，嫁给杨子珩。孙子八人，孙女若干人。从前龚少卿、召信臣都凭明经成为汉代的循吏，《易经》的道理在后世渐渐隐微了。看王公治理琼州，和南阳、渤海的治理成效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天下治理者为什么应当重视通晓经术的人。所以我把这些写在他的墓上。如云居士墓表 文渊阁大学士吉水胡公已经为本县如云居士的葬墓作了墓志，又告诉士奇，请我在他的墓上作表。士奇和居士同生于一个郡，却从未亲自承接他的容颜、听受他的言谈。我曾听舅父陈孔硕先生说：“居士尊重信义，轻视财利。我起初还不认识他。有一次仓促经过他那里，把贵重货物寄放在他家。后来再次经过，发现他的居所全被烧毁，财产也全都丧失。我既然不再提起寄放货物的事，便进去慰问他。居士出来肃敬地接待客人，取酒敬我，尽欢之后，便把我寄放的全部货物拿出来归还。我心里知道他的义气，不敢说报答他，只请求拿一半货物资助他修建房屋罢了。”居士默然一笑说：“您难道不知道夏琏吗？”我不敢再说什么。如今世上的人，还有像居士这样的吗？士奇后来认识居士，又遇到清湖罗伯崇、匡山吴孟勤两位先生，进一步听到他们谈论居士的为人：“他广泛涉猎书史，通晓其中大义；性情刚正耿介，遇到事情明辨是非，严格区分君子和小人；虽然多次因此招致怨恨，却始终不改变。他善于谈论，每当处在众人聚集的场合，娓娓道来，总能提出新颖的见解。他曾游历四方，结交各地名人贤士，和他们反复讨论高下是非；回来后每天寻求山水之乐，带着朋友门徒，袋里装琴、车上载酒，登高临水，轮流唱和，自在漫游，任意享受所适意的事情。他的资质容貌魁梧伟岸，仪态风度闲雅，大概远远一看就知道是个潇洒超俗的人。”学士胡公也说居士有孝友的品行，父母去世后，他睡在草荐上、枕着土块，住在外面，直到服丧期满才停止。祭祀父母采用朱氏礼法。他家财产富足，却淡泊无欲，没有其他嗜好；一向喜爱收藏书籍和名画，尤其喜爱法书，购藏了很多古代法帖，每天按一定功课临摹，从未因为事务而废止，也可以从中看出他的志趣。陈先生最初认识居士，所以只知道一件事；罗、吴两位先生是他的塾师宾客，所以了解得详细；学士胡公是他的亲密知己，更加了解他的深处。能够得到贤士大夫如此众多而充分的称道，如果不是他自身确有实德，长期实行而不知疲倦，又怎么会达到这种程度呢？居士可以说是奇伟、廉正、刚直，超然于万物之上吧？居士姓夏，名琏，字彦琛，“如云”是他的号。他的祖父名致和，父亲名仲贤，母亲姓韦，妻子姓萧。儿子四人：鼎、卣、车、冔；女儿一人，孙子两人。居士享年六十四岁。著有《如云集》《石屋渔唱集》，收藏在家中。唉！世人所尊重的士人，难道一定要拥有爵位、分封土地，在当时有所建树之后才值得尊重吗？只要德行修养于自身，施行于家庭，内心正直，在外部压力面前不屈服，在当时得到信任，面对古人也不惭愧，这大概就是君子所看重的。像居士这样的人，世上本来就不多见。我见到了这样的人，所以替他作墓表。

译康仲矩墓表 深溪康仲矩去世已经二十二年，他的妻子杨氏派小儿子民献带着事状来到京师，交给兄长的儿子士奇，请他为康仲矩作墓表。士奇的先父有十个姐妹兄弟，如今只有康氏姑母还在，她既有命令，我怎么敢推辞？深溪距泰和东南约两舍，山水明丽秀美，康氏世代居住在那里。康氏本来姓匡，宋代为避讳改姓康，便沿袭下来。宋室南渡以后，有名景明的人，官至桂林府同知。元代有名震的人，跟随吴文正公学习，广泛通晓五经，尤其用心于三礼，以古文著名于当时，曾任庆洲书院山长，学者称为匡山先生。仲矩是桂林的五世孙，是庆洲的侄子。父亲宗器，两个儿子，仲矩是长子，名规。他幼年聪颖敏捷，立志有成；成年以前便广泛涉猎经史。当时安成盗寇掠夺泰和，仓促之间他的父亲遇害，母亲和弟弟被俘。仲矩孤身赤脚、袒露上身，安葬父亲后，便倾尽财产背负行装，爬行奔走到安成，寻求母亲和弟弟，终于把他们带回。兵乱稍微平定后，家中贫穷得只有四面墙壁，但他奉养母亲，能够使母亲快乐；辛勤开垦荒地，经营生计，后来家业更加富裕。他一直痛恨父亲死于非命，未能有一天奉养父亲、使父亲欢喜，于是把堂屋命名为“思亲”，以表明自己的心志。他抚养弟弟季望，极为友爱；治家有条理，和人交往久了感情越亲密。乡里有人发生争执，只要得到仲矩一句话，便立即服从。喜欢宾客，乐于施舍救济；曾捐出很多财物修建石桥，以便利行人，桥坏了以后又重新修建，毫不厌烦。他享年五十一岁去世。临终时，几个儿子请他说想留下什么话，他说：“你们如果能够努力从事诗书学业，继承门户，就是我所希望的，其他没有什么了。”他的妻子是元代翰林待制吟窗先生的孙女、武山先生的儿媳，在族人姻亲中树立了母仪典范。儿子六人：民凯、民勇都先去世；民防、民阜、民献、民则。民防过继给堂兄伯颖，民则作为季望的后嗣，二人都学习儒业。女儿一人，嫁给罗季脩。孙子十一人。如今季望已经六十岁，头发将要斑白，仍然恭敬谨慎地把寡嫂当作母亲侍奉，家中事情都必先请示。民阜兄弟都恭敬地侍奉叔父母如同父母，不敢有丝毫擅自作主。一家之中，既和悦又严肃，这难道不是根本出自仲矩的品行，并由此影响家庭的吗？仲矩死于洪武丁丑正月一日，葬在团箕山的原野。士奇年少丧父，父亲的朋友、前登州府学教授郭敬守先生曾告诉他：“你们先祖兄弟和庆洲君有金兰之交。” 后来他又说：“两家的前辈都已经去世了，我担心世代的友好关系不能继续。”仲矩的婚事，确实是我促成的。大概仲矩曾经跟随郭先生学习，他一定有所取法吧？最终全面考察他的所作所为，他是康氏的贤良子孙、杨氏的贤良女婿，也是郭先生的贤良弟子。这正应当为他作墓表。

译戴处士墓表 仙居戴处士去世后，张廷璧已经撰写了他的行状并办理了安葬，翰林编修郑好义又为他的墓作了铭文。处士的儿子宏演偶然来到这里请求说：“墓志已经收藏在地下了，只有先人的品行应当表彰于墓外，冒昧请求执事赐予恩惠。”宏演为人恭谨敦厚诚实，仅从他的儿子就可以知道他的父亲。张、郑二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作文不肯苟且虚夸，而又都是处士的同乡；他们所叙述的情况，何况还有事实依据呢？于是我在他的墓上作表说：“戴氏世代居住在仙居戴里，以儒术为业。高祖某，宋代任郡学录；曾祖立之，祖父实甫，父亲道显，都隐居不仕。处士名防，字养正，年轻时喜爱学习，跟随乡先生顾景南研治《尚书》。长大后努力探究濂洛诸儒的深奥学说。为人忠厚端正严谨，有品行义节；每次读到孝友忠义的事情，便诚恳地用来训诫子弟；谨慎地选择交往对象，具有才智谋略。元朝末年兵乱，各地草寇盗窃抢掠，成为百姓的祸患。唯独处士侍奉母亲，预先察觉祸患而远走，未遭灾祸。他家原本财产丰厚，遇到年成不好、百姓饥荒时，百姓聚集起来打算打开他的粮仓。处士听说后，把他们召来对他们说：‘你们饥饿而我关闭粮仓不救，是不仁；我的粮仓而你们擅自打开，是不义；哪里比得上我打开粮仓，让你们平均分食，这样双方都得到好处呢？’ 众人都高兴地拜谢说：‘您是仁人，心里想着救活我们；我们难道不是人，竟敢做不义之事吗？’于是按人口计算给他们粮食。天下平定后，郡县依据部里的文书核查百姓田地和税额，有人想虚报增加数额以求利益，处士便如实核定徭役赋税。乡里争辩说：‘欺骗隐瞒百姓的罪过，是这样增加不实的税额，就会使百姓永远受到苦难，这难道是养民者的仁心吗？’最终按实际情况登记。适逢有建造船只的徭役，负责督役的人苛刻得让人无法接近，处士的叔父正在服役，众人认为这件事难以承受，处士便亲自前往代替他。事情办完回来，叔父说：‘如果不是你替我去，我就不能活着回来了。’便把自己的田地房屋推让给他，处士不肯接受。叔父母没有儿子，他像侍奉父母一样供养他们。叔父母去世后，他分散他们的财产，把它平均给族中贫困的人，自己一点也不占有。治理家庭、驾驭下人，都合乎道理；乡里佩服他的公平，有事情大多到他那里求取公断。宏演考中进士，成为翰林庶吉士，参与修撰《永乐大典》。处士听说后高兴地说：‘我的儿子能够成就我的志愿了！’亲手写了二百多字，详细申述立身和做臣子的道理，用来寄托告诫。他所居住的地方有园林池塘的胜景，夹杂种植花卉和蔬菜，在其中建亭，取名“涉趣”，自号园翁，每天和名人雅士在亭上饮酒吟咏，共享欢乐。他于永乐三年某月某日去世，享年七十岁。妻子徐氏，有贤德的品行，先于他去世。儿子三人：长子和，次子宝，次子宏演，宏演曾任监察御史。孙子若干，孙女三人。处士的学问明达于圣贤之道，品行在自身完备，才干谋略足以施展于世，却仅仅施行于家庭和乡里，没有扩大彰显，看来只能留待后世。然而我听说他的几个儿子选择日期安葬处士时，前后阴雨严寒，连续十多天没有停止，唯独下葬那天晴朗温和，众人都说这是处士品行所得到的感应。若不是诚心行善，他能够达到这种境地吗？经过他的墓的人，应当肃然致敬啊！”},{ 《赠中顺大夫、鸿胪寺卿杨公合葬墓表》洪熙元年正月，皇帝下诏给吏部说：“做臣子的能够恭敬谨慎、勤于职事，就一定要推恩于他的父母，褒奖答报他的出身，也借此来劝勉天下侍奉父母的人。”于是施恩从近处开始，凡是朝廷中的臣子，只要父母尚在，都能亲自承受褒奖和封赠；不幸父母已经去世的，也同样使荣光照耀到幽冥之地。因此远近侍奉父母的人，都仰望而羡慕，把这看作有子女者的荣耀；也有人反过来自惭，觉得自己不能尽到爱护子女的道理。当时鸿胪寺卿杨善的父母都已去世，赠他的父亲为中顺大夫、鸿胪寺卿，母亲为恭人。这年十月，杨善重新选择魏村社的墓地，打开父母原来的墓藏，迁出后合葬在那里。于是他拿吏部考功郎中张彻所作的墓铭来拜访我，请我作表并说：“按制度，可以在墓上树立七尺多高的石碑；但没有文章，就无法昭示上天的恩宠、发扬潜藏幽暗中的德行。只希望惠赐文章，使杨氏的名声不至泯灭。”我说：“唉！国家把恩德施加给臣下，又追溯恩及他们的父母，本来就是重视根本的意思，其中也有激励忠诚的道理。做臣子的有幸使父母获得光荣恩宠，而一定要把这些寄托在不朽的文字上，本来就是孝子的志愿。如果真能把这种心意推广开来侍奉君主，难道也不会败坏你的忠心吗？那么我为此作文章，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考察杨氏家世，他的祖先世居太原乐平。元朝盛时，有个叫文举的人，隐居而不出仕。他的儿子叫成，字仲礼，就是杨善的父亲。仲礼二十岁时游历京都，正逢元末兵乱，道路阻塞，不能回乡。归附明朝后，洪武初年入籍大兴，于是便在那里安家。仲礼为人沉着刚毅、胸襟开阔，勇于行善，躲避不善之事，仿佛那会伤害自己一样。平日淡泊自守，没有外在的欲望；即使是一言一行的细节，也必定谨慎而守信。他敬养老人，爱护幼童，居住乡里、接待宾客时，都能体察他们的心意，周济急难、防止匮乏，倾尽钱财也毫不吝惜。古人所称的一乡善士，大概仲礼就接近这种人了。他死于永乐丁亥年五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四岁。他的妻子是定兴和氏，品行贤淑谨慎，足以匹配君子。比丈夫早死八年，但死亡的月日与丈夫相同，享年四十二岁。儿子三人：善、得、祥【缺一名】。孙子七人：宗宏、容、宾、宽、宁、定【缺一名】。孙女四人：善由【疑为人名，原文似有缺漏】。杨善由礼部引礼舍人历任三次升为鸿胪寺丞，又升为鸿胪寺卿，凭才能在当今二十多年间建立了声誉，难道不是根源于贤德的父母吗？为表彰他们的墓，写道：“杨氏贤德的父母安葬在这里。” 自古以来常说：“这是父亲，这是儿子；说一个儿子贤不贤，关键在于他的父母，不在于世代门第。”这样的情形也很多：有的是父亲开启了基业，有的是后代继承而振兴，像杨氏这样光明显著，是乡邦之人所希求的。过路的人，乘着高车经过这里，也应当扶轼致敬啊！《东里续集》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三十三，明代杨士奇撰，墓表

译彭原复墓表 这是彭原复的墓。彭氏是泰和西郭月池里的名门望族，其世系见于我所作的《香山县丞墓表》。原复的祖父是志永，父亲是与材，母亲是郭氏。原复兄弟二人，他排行第二。伯父与吾没有儿子，奉父亲之命把他过继为后嗣。原复自幼孝顺友爱，谨慎厚道，喜欢亲近笔墨书籍，不和群童嬉戏亲昵。十岁时被乱兵俘虏，走了几天后被弃置而去。偶然遇到父亲结交的旧友，于是依附他生活；但又过了两年才得以回家。回来时父母都已去世，旧居也已焚毁，没有强有力的亲戚可以依靠，他便亲自努力谋求立身。从学于姻亲王子与明先生，学习做人之道，重视自己的品行，不肯用不义的手段从别人那里取得东西。对于谋生之事也很洒脱，不把它放在心上；但与亲戚乡党相处，始终和悦恭敬，无论长幼贵贱，人人都乐意亲近他。他嗜好饮酒，但从未违背礼法规矩。曾经主持乡里的徭役赋税，当时主持徭役赋税的人大多倚仗势力苛刻剥削百姓，唯独原复淡泊自守，宁愿损害自己来厚待百姓，因此尤其被称为长者。洪武庚午年闰四月十四日因病去世，距出生四十年。妻子刘氏，有贤德。儿子二人：诩、翮。女儿三人，都已出嫁。孙子二人：铭、钦。孙女四人。曾孙一人。现在儿子中只有诩在世。他起初被吉安郡学聘为训导，在翰林院考经义时取得声誉。后来英国公向朝廷请求选士来教授家塾，当时朝廷特地下令吏部选拔文学优长者，于是奏请派遣诩，众人都认为他没有辱没使命。原复刚去世时，同胞亲属中有人欺凌他的遗孀和孤儿，想夺取他们的产业，每天虐待诩；这大概是过路人都不忍心看到的。当时谁能料到诩能够立身到今天呢？虽然诩有贤德的母亲，但一定也是原复生前有善行、为后代积德的结果，这一点不可抹杀。鸟兽对于同胞，还知道彼此相爱而不相互残害，为什么人反而不如这样呢？那些凭借欺诈和蛮力一时横行的人，事情本来终究会得到公断。那些作恶而不知厌足的人，看见原复后代的境遇，也可以稍稍收敛了。我把这件事表彰并记载下来，也是为了警戒世俗。故广西按察佥事刘长吾墓表 永乐壬寅年十二月十八日，广西按察佥事刘长吾在北京去世。长吾是吉安永丰人，永乐壬辰年中进士。永乐以来，进士考试共七科，只有辛卯、壬辰两科取士最少。参加考试的都有三千人，而录取的都不过一百人。然而这两科的士人，起初被选拔授予显要官职的最多，后来有政绩声誉的也很多，长吾就是其中之一。长吾名某，以字行世，出自晋安成太守刘遐一支，世代以儒业为生。祖父思恭，父亲子硕，母亲李氏。长吾幼年聪颖奇异，喜爱学习，专治《书经》。二十九岁中进士，历任都察院职务。过了一年，升任广西按察佥事。长吾做官有廉洁的品行，通达大体；处理政务简明，审理判断是非时，运用法律宽严得当，从不苟且营私。曾在盛夏奉命巡按向武，有人说那里是瘴疠之乡，何不等到秋天再去？长吾说：“我的职责在于察看百姓的疾苦，如果只图自己方便，那百姓怎么办？”凡是巡行所属各地，他都一定把访察百姓隐情作为要务，凡百姓所喜爱或厌恶的，都顺从而施行。他年轻时曾从刘子钦学习经书，刘子钦后来被谪戍南丹，长吾经过那里，仍执弟子礼，十分恭敬。刘子钦也很自重，并没有稍稍降低自己的身份。于是蛮方之人渐渐懂得了师生之间的名分。同僚陈赏巡按梧州时去世，恰好长吾经过梧州，便特意留下来处理他的后事，终于把遗体送回故乡，并把他的妻子儿女一同送归。他所做的义举大多都像这样。融县有个戍卒凶恶悖逆，成为百姓的祸害，一百多名父老向长吾申诉，长吾查明事实后，把他戴上刑具送往京师。在路上去世。恰逢朝廷派遣巡抚经过融县，戍卒的儿子因父亲死亡而怀恨，诬告长吾另有罪行。巡抚上报此事，都察院逮捕长吾审治，后来证明诬告属实而长吾无罪。然而不久，长吾便去世了，享年三十九岁。唉，真令人惋惜！长吾娶周氏，生有一个儿子，尚且年幼。长吾去世时，身边只有一个养子。现在将把他的遗体送回故乡，安葬在永丰。读书人努力学习、修养品行，常常忧虑没有机会，不能施展于实际；有了机会，又忧虑受官位限制，不能发挥才能。像长吾这样，差不多能够施展才能，却又不能长享年寿，难道不可惜吗！长吾修养自身、施惠父兄宗族的事，他乡里的人本来就知道；至于他施行政务、惠及广西百姓的事，大概缙绅君子多半知道，而乡里人未必全都知道。翰林侍读学士曾公已经替他写了葬铭，我又摘取其事迹作了墓表，交给他的家人，使他们刻在墓上。

译王思贤墓表 处士姓王，名某，字思贤。王氏祖先居住在庐陵何山，后来迁到安成连岭。到名叫扆的这一代，才迁到泰和县城西的南富里。又过了几代到兴祖，就是处士的曾祖；廷圭是他的祖父，功迪是他的父亲，都以儒业为生而没有出仕。处士从小喜爱学习，善于侍奉父母；立身处世、治理家庭，全都以严谨为准则。虽然富有，心意却很淡泊，曾经完全失去财产，仍安然自若，仿佛从来没有失去过。他对内亲自承担奉养父母，对外亲自供应公家赋税。为人端方谨慎、恭敬守礼，同时待人和厚宽裕。别人有过失，从不轻易张扬；有人有所不足，就引导他使他一定达到要求。对于家中子弟，大都用礼法加以约束。与人交往，合乎义理而且真诚，他公正直率，全乡人都敬服。天性不饮酒，却喜欢借酒使客人尽兴。客人都沉醉酣畅，处士却独自清醒在其中。他与众人一起放纵嬉戏、倾吐心意，没有隔阂，曾自号“独醒老人”。前翰林学士解公曾为他作传。他大约七十七岁去世。去世时留训给子孙，只是说要用诗礼立身，用俭朴勤劳立家而已。他先娶罗氏，后娶萧氏。儿子五人：守一、守训、守约、守敬、守恒。其中四人已经去世，现在只有守训在世。女儿一人，嫁给赖九▯。孙子八人：维某某、某某、某某【原文人名多有缺漏】。处士安葬的事，翰林侍读王君直已经为他作了墓铭。守训又命经来京师，请求我作文章表彰墓主。我家距离南富里不到一舍，曾听说他们的祖先在宋朝灭亡时，奋发仗义、竭力出征，跟随文丞相勤王的军队。丞相多次经过并留宿在他家，喜爱他们一家兄弟子侄都俊秀爽朗、卓异出众，亲自大书“续槐精舍”，以督促勉励他们学习。他们祖先的作为受到世人重视，就是这样。处士虽然安逸地居住在云林泉石之间，从未出仕来施展才能，但考察他修养自身、施惠于人的作为，大概没有辱没他的祖先。到了今天，像经、维等人都努力学习，将以求得实际功用，而且后来的人又更加勤奋不止，这些都是处士启发的结果。那么处士难道应该没有墓表吗？难道应该没有墓表吗！

译李氏黄塘阡表 无锡县儒学教谕、庐陵人李湛孟昭，任满三考后升任府学教授，在京师候补，绘制了祖先葬在黄塘墓道旁的六座坟墓，并叙述大概情况，请我作墓表。我答应了他，却一直没有回复。李湛因病在京师去世，临终时嘱咐儿子琏，一定要请我作表刻在墓道上。琏于是哭泣叩拜，转达遗命。唉！我与李湛是老朋友，难道敢忘记平生的约言吗？考察这六座墓，其中李湛的始祖四承事与妻子合葬；右边是始祖的儿子或孙子，大概世次、字、名已经散失，无法考证。再往右是李湛的曾伯祖荣卿，左边是李湛的曾祖晦卿；他的祖伯父复又附葬在曾祖左边。再往左数十步，是李湛的母亲江孺人的墓。李氏原是庐陵的士族，祖先居住在衡州，与宋朝忠臣、湖南安抚使芾同宗。到景嗣时任承信郎、吉州孔目，迎接父母到任所奉养；他的父亲就是四承事。景嗣喜爱吉州士人的风气兴盛，于是选择住在郡城西边。孔目在吉州任职时，恰逢安抚公任知州，因为敬重贤者，特别与他厚交友善。景嗣为人博学笃行，著有《委顺子呻吟集》。他有两个儿子：荣卿、晦卿。晦卿号朴庵，精通性命之学，守正力行，排斥异端，著有《励志集》《识过录》；又取朱子首岁表年、因年著统的意义，著成《百世一表传》。伯复号复斋，元朝盛时乐于道义而不出仕，并且刚正自守，著有《见心录》《承家录》；又辑录古今佛、道二教的事迹，著成《辨惑录》。李氏传承文献，真可以说兴盛啊！我年轻时曾拜见李湛的父亲克贞先生，他仪度雍容，官至槀城丞，在文章、品行和政事方面都很出众，受到当时人的高度重视。后来我在儒林艺苑之间与李湛交往，他温和安静、纯正而有操守。他的弟弟孟谦，学问品行也不辱没父兄。前面有开创，后面有继承，像李氏这样，难道不能说是兴盛吗？穿着宽袍大带、谈论古今的人，哪一个不是士人？但一定要阐明正当的学问，一定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不肯歪曲道义去迎合世俗，而能连续几代不衰、越来越像李氏这样的人，大概也很少。李氏难道不是庐陵的望族吗？乡里人士经过黄塘墓道时，应当扶轼致敬啊！故黟县知县、赠承德郎、刑部主事严君墓表。洪熙元年某月，刑部清吏司主事严珊因皇上的恩典，获得诏令追赠他的父亲，并因珊的官阶承德郎而追赠他的母亲程氏为安人。于是严珊来到我的门前，拜谢并哭泣说：“先父下葬时，乡里的先生、前左春坊司直金君已经为他撰写墓志。只是皇上的恩命以及先父施惠于当世的德行，应当有文字表彰、传示后世，却还没有托付之处，希望您怜悯而赐文。”严珊曾随我在翰林院六年，勤学励行；他离开翰林任秋官属官后，声誉日益显著。由儿子的品行便可以知道他的父亲，何况又有金君墓志中所记载的事迹呢？考察墓志所记严氏家世，他们的祖先居住在睦州，五代时有人在冲之江山县任县令，便在该县渎口里安家。到宋宣和年间，名叫赐的人迁到开化龙山；迁去以后，族人更加兴盛，乡人便把那里称作严村。赐传八世到浩然，浩然生得华，得华娶徐氏，就是严禄的祖父母。往上三代都没有出仕。严禄字伯宜，最初因荐举担任太仆寺群牧官。三年后罢群牧官，改任国子监掌馔；又因荐举升为闽县知县，后来改任黟县知县。他任掌馔时，从大司成到六馆士人都称赞他；任闽县知县时，面对藩府贵臣既尊贵又众多，且朝廷使者和海南诸蕃国进贡往来的住宿、供给事务繁多，需要不断应接奔走。伯宜从容地把事情办妥，却没有扰害百姓。当地旧有赋税是其他县的十倍，百姓无法承受，伯宜竭力向府中申诉，使赋税得到平减，百姓至今还依赖他的恩惠。他任黟县知县时，爱护百姓如同在闽县一样，尤其尽力兴办学校，百姓非常归向敬服。他任职不久便死于官任。伯宜从小好学，拜从兄好礼为师。好礼曾任思恩、临汾、建平等地的官职，他不怕路途险远，总是前去跟随学习。伯宜侍奉父母孝顺，侍奉哥哥伯谋，凡是田宅、奴婢、器物，只要伯谋想要的都给他，自己只取剩余的。他收养孤侄，始终和亲生儿子一样对待，宗族姻亲和乡里人都能得到他的关怀。他尤其急切地推行义举，在家族和乡里施惠如此，所以他的政令能够施行于百姓，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于永乐辛卯年五月二十四日去世，享年五十七岁。起初娶程氏，是宋秘书少监洞的后代；继娶戴氏。儿子四人：瑄、珊、珣、环。珊是永乐十三年进士，由翰林庶吉士升任现在的官职。女儿一人，嫁给戴铠。孙子三人，孙女一人，正在成长。如今皇帝多次下诏，命令朝廷内外举荐能够胜任地方长官的人，把安抚百姓的重任交给他们；又严格告诫不得贪污，并加重举荐者连坐的法令，希望一定能选得适当的人才。朝廷内外的臣子都惴惴不安，不敢苟且行事，有人说恐怕辜负皇上的恩德和意旨。唉！像伯宜这样的才能和德行，难道不正是合适的人选吗？可惜他不能再生于世了。士人怀有可以施用的才能，又遇到可以任用的时代，却受命运限制，不能把才能完全施展出来，只能使后人思念而不忘，难道不可惜吗？或者说，难道不令人感慨吗！

译王处士墓表 我与少保澹庵杨公同在翰林院四十多年，如今闲暇时共同私下议论属官中贤能者很多，都私下欣喜这是从前未曾有过的情形。如今贤能之士遍布四方，荆湖一带贤能的检讨王振，大概就是其中最杰出的。少保公又说，王振从家庭中得到的教养是有来由的，于是谈到他的父亲处士君的德行。处士善，大概是笃实行善的人，我记在心里。一天，王振带着少保公所作的处士墓铭，托同僚编修萧镃来请求我作墓表，我无法推辞。考察王氏，他们的祖先从防城迁到荆州某县。六世祖邦直在宋朝官至侍郎；祖父名琦，元朝任迤南河泊官；父亲名文才；处士名某，字贵华。他仪容清秀、仪态严肃，懂得学问，明白大义，把不欺骗作为存心立身的根本；在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姻亲方面都有品行。性情和易而又耿介，毅然认为不合义理的事，即使一根草也不肯苟且取用。他自己淡泊生活，却能舍弃财利，以仁爱对待宗族乡党；常常积存粮食，偶遇歉收之年，便全部拿出来借贷赈济。他严格教育子女，经常勉励他们孝、悌、忠、信。子孙有过错，他就发怒而不与之相见，一定等到改正才罢休；每每教导他们说：“做人只应经常反省自己的过错，不应议论别人的过错。” 又说：“士人持守品行，应当像【缺】一样，否则一旦亏损，就会成为终身的累赘。”王振被选为乡贡士赴京时，县令、县丞赠送路费【缺】数百缗，处士竭力推辞。不久又回头对王振说：“这些钱是从贫民那里搜刮来的，【缺】做官的人怎么可以接受不义之财？”王振恭敬地牢记在心。乡里有争讼，处士必定据理【缺】调解公平，从不因私情遮蔽公道；县令、县丞以下的官员都共同敬重礼待他，方岳大臣经过此地，也都来慰问问候。处士享年八十四岁，视力听力都没有衰退，容貌丰润光泽，像红玉一样。他去世那天，前来吊唁的人哭得都很悲哀，远乡僻处的老人也都前来会葬。如果不是平素积累的真诚善德，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呢？他娶孙氏，具有妇德。儿子三人：孟思聪、仲思忠、季子就是王振；王振为宣德庚戌年进士，授予现任官职。女儿一人，嫁给刘俊孙。孙子若干人。处士于宣德丙午年九月辛丑去世。苏文忠公曾说：“称赞一个人的善行，一定要追溯到他的父兄。”王振受到缙绅君子的敬重，难道不是根源于处士吗？所以我作此墓表，告诫天下做父亲的人。中顺大夫、兴化府知府李公墓表。李氏的祖先出自唐代宗室敦煌房，五代时为避乱迁到越地以后的台州宁海，于是在那里安家。事迹见黄文献公文集中的《霁峰先生墓志》。霁峰先生处在宋末元兴之际，以文章高妙、学问博深而受当时人重视。黄文献大概是在考察浙江乡试时成为他的门生的。霁峰是李公在兴化一支的高祖，曾祖名栗，祖父名炳，父亲名塾。李塾通晓《书》《诗》《春秋》，洪武初年分教华亭县学，于是定居在那里；后来任鄜州同知，死于任所，归葬华亭。娶华亭沈氏，生子就是兴化公，名铜，字至刚，号敬斋，以字行世。年轻时聪颖敏捷、不同凡俗，曾跟随杨防夫学习，写作诗文有清新深远的意趣。洪武戊辰年考中明经，奉命侍奉懿文太子。起初授祠部试郎中，实授后因牵连获罪，谪戍边地。不久召回，任虞部郎中。很快升任河南布政司右参议。黄河决口冲毁汴堤，居民十分危惧，李公建议借用王府积存的木材制作筏子救济他们，百姓因此得以保全、存活的很多。后来调任湖广布政司左参议。太宗文皇帝入京即位，李公来朝。大臣有人称说他的才能，又说他是洪武旧臣，于是任命他为通政司右通政。当时正在修撰《洪武实录》，李公也参与其中。他早晚都在皇帝身边，谈说洪武年间的事情十分亲切熟悉。这年冬天升任礼部尚书。当时礼部事务繁杂琐碎，李公长于处理繁难事务，条理井然，因此更加受到宠遇。《实录》修成后，获赐白金、文币和金织衣。永乐二年春天册立皇太子，命李公以尚书兼任左春坊大学士。东宫开设经筵，李公与右春坊大学士解缙最先进讲。后来修撰《永乐大典》，四方文士都聚集京师，仍命李公总领其事。不久任侍郎，宋礼从中进谗，使他被疏远。一年多后降为仪制郎中，但遇到重大事务仍必定交给他办理。解缙一向与李公交厚，李公遭到谗毁出事后，又有人根据李公的话说解缙心怀怨望。后来解缙被召回下狱，李公也一同被捕下狱。仁宗即位，念及李公是旧日宫臣，又任命他为通政。几个月后，又考虑到他年老不能胜任朝参，改任兴化府知府。当时朝廷正把仁慈恩泽广施天下，李公仰体并敬奉皇帝的德意，劳心安抚百姓，郡中百姓都感念他的恩德。刚满两年便死于任所，即宣德丁未年七月四日，享年七十岁。娶孙氏，足以匹配君子。儿子二人，长子瀛，次子源。源是永乐甲辰年进士，通达明敏，由验封主事升为员外郎。正当在当时受到任用时，曾因推恩追赐父亲诰命，并追赠母亲为恭人。女儿四人：长女嫁盛衍，次女嫁太常少卿郑雍言，再次嫁王瑄，幼女嫁考功主事宋琰。雍言、琰都是进士。共有孙子八人、孙女三人，曾孙一人。唉！李公历事四位皇帝，共四十年。入朝掌管国家礼仪，辅佐储君；出任藩府辅佐官，镇守名郡，显赫荣耀盛大啊！虽间或经历艰难险阻，但回头看同辈之人，覆败消亡的，哪里数得过来？即使有人能在千百人中保存十分之一，而求得像李公这样屹立不倒、享有高寿、身居高爵、从容善终的，又有多少呢？何况他还有杰出的后代奋发而起，继承事业，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所存的善德深厚、所施的恩德广大，才造成这样的结果吗？我与李公同朝为官很久，源已经请少保杨公为李公的墓作铭，又来请我作墓表，因此写下这些话。

译李贵祥夫妇合葬墓表 龙泉、泰和两地土地相连，就像东西两家相邻。两地的人在远方偶然相遇，也能亲近得如同平素深交。如果有人有值得称道的义行，彼此相爱，甚至愿意像对待亲生子弟一样。起初我在李九畴中进士时见到他，喜爱他说话质朴而礼数恭敬，认为他将不会使乡郡蒙羞。后来又见他任御史，喜爱他奉行使命、敬慎办事，认为他将不会使朝廷蒙羞。因此多次往来，也更加听闻他的家世，知道他的品行是有根源的。如今九畴的母亲将要归来与父亲合葬，他身穿丧服拜见我，请求说：“我不才又不孝，无法报答父母大德的万分之一，希望请您为他们谋求不朽。”我哀怜他，于是为墓表题写：“这是李贵祥甫及其妻合葬的墓。”李氏世代居住在龙泉，贵祥甫名英。他在家中实行孝友，在乡里施行忠厚，为人公正平直，曾经帮助县令处理政务。永乐三年某月某日去世，享年六十九岁。他的妻子萧氏，侍奉公婆、辅佐丈夫、教育子女，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地方。永乐十九年某月某日去世，享年八十岁。李氏的祖先名荣，祖父名真淑，父亲名九成、九万、九畴，儿子名某，孙子名某。铭文说：“世间夫妻，德行相配的很少；这对美好的夫妇，如同合璧，彼此辉映。活着同居一室，死后同葬一穴，后代继承其德，使家门更加宏大。” 王堂墓表 元代良吏、淮东道宣慰副使王公有一位贤能的孙子，名维政。他年轻时便有远行进取的气概和远大的志向，操守刚正，议论高明，一向想在世上有所建树，却不幸未能充分施展抱负便去世了，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还有一些深知王君的老人尚在人世，常常向年轻人谈说他的才干和品行，以及未能施展的抱负，深为悼惜。唉！如果他本身没有真实的德行，怎么能使死后这么久人们仍不忘记他呢？维政名堂，洪熙元年因儿子钰显贵，追赠翰林修撰、承务郎，封他的妻子史氏为太宜人。修撰君的曾祖名理元，累次追赠朝列大夫、秘书少监、骑都尉，追封太原郡伯，事迹见于虞文靖公所作墓志。祖父名艮，就是宣慰公，事迹详见国史及黄文献公所作墓碑。父亲名仲庐，元代任绍兴路总管府经历，母亲徐氏，封宜人。修撰君自幼聪颖，七岁便能作诗，老少都认为奇异。长大后跟随乡先生唐处敬学习，每天读书千言，终身不忘。他正努力学习古人时，虽值元末兵乱，也从未停下。明朝初年国家平定，父亲因元朝旧官身份被谪往濠梁，修撰君侍奉同行，亲自辛勤奉养父亲。后来奉父亲回乡，辛苦地开垦荒地、治理田地房舍。有诏令征发军民修筑沿海城邑，大夫推举他率领百姓服役；他安抚驾驭、筹划安排，全都有条有理，百姓没有困苦，工程反而提前完成。其他率领军民的人，大多仿效他。有司以贤良身份举荐并送他到京师；奉命出使蜀地回来后，上奏称说他的政绩，后来得病回乡。病愈后，恰逢太康王师鲁任浙江布政使，是当时一方最有声望的人；他任用的掌管文书的属官，一定慎重选择贤能而有名望的人，于是采纳舆论，举荐王堂为属官。他所说所做的一切，都符合王公的心意。奉檄督办嘉兴赋税时，有位推官不称职，因为不受王堂礼遇而怀恨在心。后来推官因受贿被捕，押往京师狱中，便编造诬词牵连王堂；王堂被逮捕后，诬告终于被查明，他无罪，但仍未能离开京师，便因病去世。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享年若干岁。太宜人史氏，是宋代宰相浩的后代；父亲名本，追赠中大夫、资治少尹、河南布政司右参政，母亲吴氏，追赠淑人。太宜人天性纯正聪明，涉猎书史，通晓大义；幼年丧母，侍奉两位继母，都能使她们欢心。继母患严重肺病，家人害怕传染，全都逃避，只有她亲自侍奉汤药，几乎两年不

译离左右；直到继母去世，也没有表现出一丝懈怠，自己竟然没有染病。她嫁入王家后，家中贫困得只剩四面墙壁，亲自辛勤纺织，昼夜寒暑都不懈怠，借此帮助修撰君置办产业，终于使家业富裕起来。修撰君最初被举荐为贤良时，本来不想赴任，有人教他用欺诈的言辞来推辞免除。太宜人在屏风后偷听到，便对修撰君说：“事情怎么可以侥幸？这种话一定不能听从。”修撰君说：“我难道会被他迷惑吗？”修撰君去世后，她严格教育子女，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有一定的规制。治理家庭、驾驭下人、和睦宗族邻里，都处理得恰当。她有智慧见识，凡是审察事机、预料事情，大多都能预先料中。平素不信鬼神征兆，不迷惑于祠祀祈祷，却颇爱佛经。年近八十，仍健康安宁、和乐舒适。敕封的命令下达时，子孙内外合计将近五十人，一起捧酒祝贺长寿，乡里人认为这是善德得到的回报。宣德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去世，享年八十五岁。钰把她与修撰君合葬在修撰君墓中。儿子二人，长子钟先去世，次子就是钰。女儿一人，嫁给楼琏。孙子六人，孙女二人。曾孙六人，曾孙女四人。钰是永乐十年马铎榜第一甲进士及第，起初授翰林编修，正统年间升为修撰。起初朝廷革新学校，慎重选拔文学品行足以为人师表的人，授予风宪官职，让他们主管一方教化事务。于是升钰为按察佥事，赐给玺书，命他前往江西。临行时，他根据事状请求我为父母的墓作表。钰与我交往二十五年，是我敬重的朋友。孔子说：“鲁国没有君子，那么这些人从哪里取得这种品德呢？”既然如此，他的父母，我难道可以不说几句话吗？因此恭敬地为他们作表。赠奉政大夫、中书舍人周君墓表。宣德年间，朝廷选用太康顾公佐为都察院都御史，赐给他玺书，让他罢黜贪污官吏、清除弊政蠹害，使监察纲纪完全清明。于是顾公举荐南昌人熊尚初为都察院都事。都事是都御史的幕府辅佐，凡都御史上奏施令，一切文书都要经过幕府，所承担的关系重大，不同于其他官职。尚初练达、周详、谨慎，没有耽误事情，也没有错误举荐。顾公很器重他，后来又受到继任顾公者的特别重视。尚初的才名于是闻名京师，朝廷赐敕命加以嘉奖勉励，并因他的官职追封父亲景方。尚初升为经历后，任都宪幕府长官多年，景方去世。知情的人都叹息说：“没有这样的父亲，就不会有这样的儿子，可惜啊！”于是尚初身穿丧服拜求墓表。根据国子助教李洪所作的行状：景方笃实地教育儿子，尚初起初授七品官阶，在家等待任用时，景方常告诫他说：“皇上的恩命固然可以成为我的荣耀，但你日后一定要能够守职尽责，不给我带来忧虑，那才足以称为荣耀。”到尚初授官后，又用谨慎、勤勉、和厚、宽恕来勉励他，教他作为立身任职、待人驭下的道理，并且把不欺骗作为根本，孜孜不倦地勉励他。他的儿子也能恭敬遵循而不违背，这大概就是他能够承袭官职并获得声誉的原因吧？古代君子称赞一个人的善行，一定追溯到他的父兄，这话并非虚妄。然而考察景方，他其他的善行还很多：居家有孝友睦姻的品行，财物宽裕却生活俭朴，每年常常拿出钱粮赈济贫困。有人向他借贷而无力偿还，他便不再追问；有人替他佣耕，他一定给足报酬。有司曾推选他掌管乡里的海船事务，乡人共同借白金六百两购买材料，后来无力偿还，景方独自拿私财偿还，没有牵连众人。这难道不是能够仁爱乡里的人吗？景方从年轻时便致力于学问，为人坦率正直、刚毅坚强，对自己生活俭薄，却厚待宾客。他在居所修建三座堂，名为“一敬”“维清”“嘉猷”；两座楼，名为“复古”“凝碧”，都是用来安享晚年、宴乐宾客的。大夫士人多为他作赋吟诗

译，他难道不是潇洒超俗的人吗？他名纪，字景方，别字松节。他于正统七年十一月五日去世，享年八十六岁。世代居住在南昌卢观。五世祖云卿，宋代任右补阙；祖父敬升、父亲中立，都隐居而未出仕。母亲刘氏，妻子徐氏。儿子二人：长子就是尚初，次子尚爵；女儿二人：长女嫁程子良，次女嫁陶朝洪。孙子六人，孙女四人。唉！考察景方的行为，观察他所承受的福报，再验证行善所得的回报，显然都有证据；因此把这些表彰在他的墓中，使后代继承他的事业。赠奉政大夫、吏部考功郎中毕君夫妇合葬墓表。

译吏部考功郎中毕昌来到门前拜了两拜，带来他所叙述的父母行实，请我作墓表。毕昌在京师做官二十年，始终温和恭敬、廉洁谨慎，像第一天一样。我一向敬重他；而我任内制官时，亲眼看到他的父亲显祖、母亲骆氏两次承受朝廷命令，获得封赠。又想到，如果不是他的父母亲自修养德行、行善积德，怎么能得到这些呢？于是摘取他所述写下。毕氏世代居住在杭州仁和，自祖先以来勤劳俭朴，践行忠厚。元朝时有仲义，及其子进，都隐居不仕。显祖是仲义的孙辈。洪熙元年，封显祖为承德郎、吏部考功主事，妻子骆氏为安人；宣德八年，赠显祖奉政大夫、吏部考功郎中，骆氏为宜人。显祖名如其，字天资，天性淳厚质朴，志趣崇尚淡泊。自幼勤苦以继承祖业，孝顺奉养父母，和睦宗族姻亲乡党。与人交往久了关系更加亲密，平日简默寡言，但说话一定合乎道理，行动一定顾及言语。别人有善行，他必定称誉不止；别人有不好之处，则一定为之遮掩。在爱护子侄方面循循善诱，常常延请明师在家塾中教导，又亲自在内考查他们的成绩。每每告诫儿子说：“我年轻时遭逢兵乱，不能求学，你们有幸生在太平时代，却又不努力，这是自己抛弃自己。如果真能自我勉励，不仅可以使自身荣耀，也可以因此使父母荣耀。”他的胸襟气度平和旷达，善于饮酒却始终不至于失态。晚年闲暇时，每天与故交朋友在湖山之间纵情适意，超然如同游于万物之外。后来享受俸禄、奉养父母并承受封赠，仍然淡泊如故，内心没有丝毫动摇，反而更加谦逊自下。他享年八十三岁。生于元至正戊子年四月七日，卒于宣德庚戌年七月二十六日。他的妻子有妇德和母道，足以辅佐君子；享年七十八岁，生于至正癸巳年二月二十三日，卒于宣德庚戌年二月二十五日。夫妇合葬于钱唐县包家山原。儿子四人：长子富琮，次子富礼，再次是昌，昌为永乐乙未年进士、吏部考功主事，升为郎中；最小为盛。女儿一人，嫁给徐文义。孙子六人。从前《考槃》诗歌咏叹隐士盘桓居处宽广，表现出自得之意。毕君难道不是接近这种境界吗？毕君内心守持幽静贞正、淡泊自守，直到高龄，难道不是孔子所说的安静而长寿的人吗？虽然他生前没有亲自受到荣耀的封命，但死后封命终于及于他。这又可见行善的回报，虽然来得久远，却必然显现。后世经过他的墓的人，应当扶轼致敬啊！故封从仕郎、中书舍人周君墓表。唉！如今士人的习气难道不像古人了吗？有的人心中不存仁德，行为不遵循义理；有的人不致力于孝友睦姻；有的人不讲求学问，也听闻不到正道；有的人只以利益为甘美，任凭欲望驰骋。这样的人往往还能从当时显贵公卿那里得到死后的声誉。唉！这难道可以用来观察世道吗？吴中周璿为他的父亲从仕君服丧，来请求我作墓表。我因年老多病，推辞说不能作。周璿拿出所叙述的从仕君德行善事给我看，质朴而不浮夸：侍奉父母，饮食一定亲自准备；调养劳苦，也一定亲自操持。父母去世后守丧，依照岁时举行荐祭，一定洁净。与哥哥相处和悦融洽；哥哥在吴学任分教，因牵连获罪而死，家属迁往别郡，他便竭力救济哥哥留下的幼小孤儿。堂兄去世后，留下的女儿不能出嫁，他就像嫁自己的女儿一样把她嫁出去。岳父因住在乡里的富户之列而被迁往京师，年久之后家道衰落，他每年都不断资助。岳父去世后，把遗体送回故乡，安葬在那里。岳父的儿子被捕入狱多年，他又竭力资助。等到那人被远方贬谪，他迎来奉养老母，并且教育抚养他的孩子。他的朋友寄居在官府，家中有布一千匹，准备运往京师缴赋；一天夜里邻舍失火，仓促间逃出，所寄存的布匹只来得及搬出一部分，房屋已经烧毁，来不及救护。他的朋友感念他的恩德，请求帮助修建房屋，他一文钱也没有收取。他年轻时曾充任博士弟子，涉猎而知晓《春秋》的大义。晚年在乡里的私塾教书，跟从他学习的常有一百多人；他教导子弟和求学者，总是约束他们务本、敦厚、诚实。郡县举行乡饮酒礼，他一定受到礼遇和邀请。因儿子显贵，他被赐敕命，封为从仕郎、中书舍人，享受俸禄供养十多年。即使年老，他仍恭敬谨慎、自我持守，从不厌倦。余读到这些事，叹道：他确实应该表彰。他名恕，字仲立，别号存翁。宋代有一人任抚卫司兵马钤辖，南渡时从鄢陵迁守泰定州，于是成为苏州人；此后世代尊崇儒学和医学。他的先祖名子华，曾祖名继善，元代任平江路医药提举；他的高祖名极，隐居授徒。他娶顾氏为妻，父母是陆氏，获封孺人。璿、玑、瑾、琼，是他的四个儿子。璿现任中书舍人，玑任宁波府学教授，都是他教养成就的。曹煜、沈珪，是他的两个女婿。孙辈十四人，五男九女。他享年八十四岁。正统己未年十二月庚辰日去世。葬在长洲县彭华乡金盆坞的墓地，与妻子合葬。将这些一并记下，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

译彭叔敏甫墓表 监察御史彭朂奉敕提督南京郡县学校，取得了成绩，天官卿两次上奏，评定他的政绩为最优。因为他与我是同乡，我经过那里时，他对我说：“彭朂不孝，不幸生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在朝廷做官，得到俸禄却来不及奉养父亲，这是我终身的悲痛。更不幸的是，按令例在朝廷任职，一考核就评为最优，本可推恩封赠父母并加封自己，却受到新例限制，不能立即实现。我只因这件事早晚都不得安宁。又想到先君墓上的树木已经合抱，而墓碑还没有刻文，幸望先生怜悯我而赐文。”于是他拿出少傅建安杨公所作的墓志给我看，并说：“御史的父亲，名某，字叔敏，杏隐居士是他自号。”彭氏在唐天祐年间有名玕者，任吉州刺史；传至名思永者，宋治平年间任御史中丞，都居住在庐陵山口里。后来传至少英及其子子淳，都跟随文丞相起兵抗元，迁居永丰新陂，又迁到龙潭西边，这就是杏隐的高祖和曾祖。祖父贵德，号雪厓，精通经学并任教授。父亲名景忠，兼业行医；杏隐继承父业，造诣更加深厚。凡治愈疾病，从不索取报酬；有人赠给他衣服饮食，他总是拿回家献给父母。父亲去世后，母亲张氏患痨病十多年，他早晚侍奉左右，饮食汤药、衣服盥洗、坐卧扶持，全都亲自承担。母亲去世时，乡俗因害怕痨病传染，死者通常都火化，杏隐竭力拒绝众人的意见，按礼制装殓。父母去世，他都悲伤过度；忌日祭祀必定悲痛，岁时到祖祠献祭必定诚敬谨慎。他厚待各位弟弟以及兄弟的儿子，教导抚养、办理婚嫁，全都尽心尽力；又以礼聘请名儒到私塾做子弟的老师。他为人温雅谨慎，言语行动不苟且、不虚妄；与宗族姻亲乡党交往相处，和和气气，即使受到违逆，也不在言语神色上显露出来，人人都称赞他的厚道长者之风。两个儿子都做官享受俸禄，奉养他十九年。宣德八年十月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葬在乡里的小金冈。妻子黄氏。儿子二人：长子朂，永乐乙未年进士，任南雄、建宁两府儒学教授，后来升任御史，当时有贤能的声誉；次子昻，防试中选入教官，现任唐府伴读。女儿一人，嫁给刘伯端。孙子十一人，孙女六人，曾孙男二人，洪湖。凡世间有大功德的人，才会见于铭文和墓表；像杏隐君这样，立身处世本来都具备善德，何况他的诚孝尤其是大德，实在应该为他立表。陆守道墓表 姑苏萧仲南跟随我在翰林院二十多年。他为人质朴诚实、沉静稳重，从不苟且求请。有一次他带着外甥陆某来拜访我，请求我为他父亲守道的墓地写表。我想到自己从未亲自见过守道，也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便再三推辞。仲南说：“如果他不是在乡里有值得看重、可以传给后世的品行，我哪里敢来烦扰您？”他详细讲述守道平日的事迹，又拿出他的行状以及我朋友张宗海所作的墓志铭文。我读后相信了，便写道：“陆氏出自吴地，是荆州牧陆抗的后裔，世代为长洲望族。高祖陆盛开始居住在陈湖之滨，以积善培植家业。曾祖荣甫，有人来向他卖田，他必定增加价钱买下；有人讥讽他近于求名，他说：‘贫困到了极点才会卖田，我只是防止他陷入贫困罢了。’祖父仲祥，父亲文伯，家业更加富裕，但常常自念：富而不履行义道，怨恨就会聚集到自己身上；因此所作所为从未违背义理。母亲张氏。守道名礼，敦厚明敏，自幼就有孝敬兄长的品行；又亲睦宗族乡党，喜爱学习，长大后跟从名师讲授，很早就谨慎辨别义与利，于是广泛涉猎书史。永乐甲午年，朝廷沿用旧制，从富民中选拔有才德的人，守道也被选中。召他入朝后，他多次奉命出使外地，从未辱没使命。尚未授官，便援引旧例暂时回家。再次被召时，因病未能成行。他最初被召时，把家事交给两个儿子，并以‘友恭’题写在厅堂上，告诫他们说：‘你们兄弟把这件事做好，其他百事也就都做好了。’回家后，他在轩外种橘树，又告诫儿子说：‘种树和培植德行相同，要把土封得厚，按时浇灌，还要经常查看，除去蛀虫；这样根本就牢固，生机畅达，花果就会繁茂硕大。’他在家庭中的训诫，大多如此。他曾借给朋友的儿子白银一百两。不久朋友因事获罪，应当被远方贬谪，儿子仓促来偿还借款，守道说：‘你的父亲是我的朋友，我愿把这笔钱作为路费送给他，最终也不接受偿还。’有个叫华某的人与他一同奉使命出行，华某在途中染疫，他的随从害怕而逃走，守道独自扶持他，亲自煎药、煮粥给他吃；华某死后，他备办棺木收殓安葬，赶快写信通知他的家人，并把后事交还给他们。荒年时，他多次打开粮仓赈济贫民；凡是长期借贷、无力偿还的人，他总是烧掉借券。乡里贫病者，他给药；死了，他给棺木；缺少耕种种子，他给粮种；这样的事多得无法计算。他施予他人，大都如此。平时谨慎言行，以诚心待人，胸怀坦荡平和，不事外在修饰；虽然富有，心境却淡泊如常。他喜欢宾客，敬意长久不衰；闲暇时读书赋诗以自得其乐。宣德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去世，享年五十九岁。妻子吴氏。儿子二人：珩、瑄。女儿一人，嫁给张枢。孙子三人，孙女三人。唉！自从井田制废除、兼并兴起，强者欺凌众人，暴虐日益严重。几十年来，富家豪族像豺狼虎豹一样对待乡人的地方，在大江以南没有比吴越更严重的。前几年，朝廷派使者巡视，扶助善良，削弱并铲除强暴，已经大致肃清。然而近来听说旧日恶习渐渐复发，沉溺得多么顽固，却不知反省啊！但世上难道曾经没有善良仁厚的人吗？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忠信的人。’我已经在守道身上验证了这句话。因此为他立表，置于陆氏后世，希望世世代代承继，不要废弃。

译韩母太安人王氏墓表 太医院判韩叔旸的母亲太安人，在乡里去世。叔旸上奏请求奔赴讣告回乡，上皇慰问并命他留任，赏赐钞三千贯。第二天他再次上奏请求回去，上皇又留住了他，并命工部派官员营办葬事。叔旸接受命令退下后，带着国子祭酒具宗鲁所写的太安人生平事迹，请同僚蒋主善代为求文，给墓地立表。我与叔旸有同朝的旧谊，不能推辞。考察太安人的姓氏是王氏，名妙安，世代居住在苏州嘉定，族人众多，家产富足。父亲某，母亲某氏。她刚成年时，品性端正贤淑，父母非常疼爱她；即使流寓在外，也一定谨慎选择归宿。当时金华韩伯器也寄居滇中，品行义举为众人所敬重，又精通医方，于是求婚，她便嫁入韩家。她恭敬侍奉丈夫，亲自勤劳节俭地辅佐他，使家业逐渐建立，家用日益丰足。后来朝廷以名医征召韩伯器，他便带全家北归京师。太安人想到韩氏先人的坟墓久未扫祭，请求伯器带她和儿子回武义。回去后过了一年，伯器去世，她按礼守丧，随后又与儿子奉其灵柩归葬故乡，并更加严格地教育儿子，常说：‘你们应当继承的，是世代相传的家业；尤其应当继承的，是世代相传的德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石〕 继承世代德行，必在于学习；要努力，不可懈怠。’后来叔旸在朝廷做官，因自己的官职推恩赠封父亲，封母亲为太安人。太安人接受诰命后，立即写信勉励叔旸敬慎行事，不要辜负国恩，使父母蒙羞。她对各个儿子和儿媳一视同仁，总是用合乎义理的原则教导他们；对宗族姻亲厚施恩意，对下人宽恕。平时致力于行善而避开不善，闺门内秩序井然。享受俸禄奉养十年，虽年事已高，仍健康安宁、和乐愉快。忽然得病，屡次服药，最终还是不起。时在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她生于元至正二十二年八月一日，享年七十三岁。将在去世当年的某月某日葬于某乡青草山阴塔石之原，附葬在丈夫墓旁。儿子十人，现存仲旸、叔旸、季旸。孙子四人：杰、仪、健、俣。孙女五人。叔旸卓异洒脱，精通父亲的医业。永乐年间以名医被征召，进入太医院任职。今上居东宫时，他勤勉谨慎、小心恭敬，时间越久越恭敬。皇上即位后，越级授予他太医院判，恩遇隆厚。凡是得到的赏赐，他必先拿来奉养老母，然后才顾及自己。人们都替太安人感到荣耀，而太安人始终保持谦逊，从不自我夸耀。唉！人的贤德一定根本在父母。太安人反复教诫儿子要继承世代德行，而她自己亲身践履，年老而不懈怠，确实如此。真是一位贤母啊！确实是一位贤母啊！于是为她立表。张母太孺人董氏墓表 宣德甲寅年，朝廷准备封贵州道监察御史张君庆的母亲董氏为太孺人，诰命尚未下达，太孺人便去世了，于次年下葬。现任礼部侍郎王公为她作了铭文。墓葬过了四年，张庆请求我写墓表。张庆敦厚诚实、清廉谨慎，勤奋好学而有文才，考中进士后任御史，以稳重厚道著称。张庆早年丧父，一生都本于母亲的教训。母亲墓上有墓表，本来就是合宜的。根据行状，董氏是本县旧族，宋代参知政事德元的后裔。父亲天成，母亲曾氏。太孺人自幼善于女红，熟读《女诫》等书，贞洁贤淑、娴静高雅，深受父母钟爱。长大后嫁给同乡故家张孟芳。她侍奉公婆极其孝顺，不久公公去世。当时徭役赋税正繁重，孟芳年纪虽轻，每天都竭力办理公事；太孺人也尽力在内辅助，事情往往很早就办妥。后来她帮助丈夫经营家业，住宅和资产都比从前增加。孟芳去世后，太孺人尽心教育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像丈夫在世时一样严格。孙辈、曾孙辈后来越来越多，她进一步申明礼教以加以防范。太孺人平时祭祀极其严肃，对宾客有礼，对奴仆有恩；家中长幼贵贱的衣服饮食供给，都有一定的次序。甲申年曾遇大灾荒，乡里的富户大多关闭粮仓，不肯发粮。太孺人计算家中储粮一万多石，估量出足够本年供给的数量后，命儿子把其余粮食全部按平价卖给邻里的贫民，并按人口供给，不要求偿还。乡里人都感念她。宣德甲寅年九月二十日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儿子长子就是张庆，次子旻先去世，次子俊，次子贤，次子良，次子雍，次子熈。萧德高、曾克温、曾一新，是她女儿的女婿。孙子三十二人：显▯、頥、吁、颙、颢、颋、防▯、頔、颉、顽、硕、颂、頠、顔、颠▯、颀▯、颎、防、顗▯、防、颛、頵、顉、顼、项、顁、颒。孙女十二人。曾孙男十五人：暠、昴、晏、晕、晃、升、昱、昪、冕、旦、暹、昺、晁、景、曼。曾孙女十一人。《易经》说：‘积累善行的人家，必定有多余的福庆。’古代诗人歌颂祈祷时，祝愿福气，也必定祝愿子孙贤能而众多。像太孺人这样修身治家、施惠乡里，行善真诚，理应有贤能的儿子，以及越来越多的孙辈和曾孙辈。所谓天道赐福善人，不正是这样吗？不正是这样吗！这就是墓表。

译王母曾孺人墓表 泰和西部边地南富里的王氏有一位贤母曾孺人，去世下葬，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乡里、族人、姻亲仍不断称道她的德行善举。她与我的从伯母是同胞兄弟姐妹；我的从兄思贻先生曾写信到京师，转达他儿子的请求，求我为墓地作表。当时我在北京任侍从，没有空闲。过了七年，他的姻亲、贵州按察佥事郭公绪申又转达其子的请求，我答应了他。这时她的孙子绂正在京师，便带着原韶州府学训导欧阳源所写的事状来见我。我读后叹道：‘孺人平日的品行如此，难怪乡里族亲称赞不厌；作为她的儿子，一定想把这些昭示于远方吗？’曾氏原是万安龙丘里的旧族，世代积善。某人娶郭氏为妻，这就是孺人的父母。孺人名庄，天性柔和娴静，自幼涉猎知晓书籍，恭敬接受母亲的教诲，勤于女工，爱憎取舍不失正道。家里虽富有，她却清简朴素、自我约束。嫁入王氏，成为思齐甫的妻子。王、曾两家的门第资财相当，而思齐甫杰出不凡。孺人在家中辅佐丈夫，侍奉公婆尽到孝道，治家条理井然。元末兵乱时，她带全家逃入山谷避难，生活常度没有改变。战乱平定后回家，家产已经损失殆尽，思齐甫也去世了。孺人当时三十三岁，谨守礼法，辛勤抚养子女，一儿一女，自己吃苦穿粗衣，亲自早晚劳作，使家业再次兴起，一切都像思齐甫在世时那样。她把孩子教育成人，儿子娶妻，女儿出嫁；家庭内尊卑贵贱严肃和睦。这正是乡里族亲共同称道的地方，也是尤其难做到的事。她在永乐乙酉年某月某日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儿子守贞；女婿就是欧阳源。孙子三人：长孙綂，次孙绂，永乐辛丑年进士、任莱芜知县；次孙纁。孙女二人，曾孙男四人。唉！人的善行，在忧患、艰难、贫困之时本来就难得，何况作为妇女，守寡而困居穷处，竟能秉持礼法、从容自守，直到最终有所成就，像曾孺人这样的人，不是贤德之人又怎么能做到呢？不是贤德之人又怎么能做到呢？因此兼采众人的话，把它写在墓石上，以符合她孝子的心愿。中军都督佥事李公夫人王氏墓表。妇德以孝敬、慈惠为要：孝是奉事长上，敬是奉事丈夫并端正家庭，慈惠是施及下人。若其中有一项缺失，妇德就不完备；德行完备，家庭没有不兴盛的。时代离古代久远，女子教育不明，德行完备的人大概也很少了。看我朋友沈民望所叙述的李夫人王氏的品行，她大概近于这种人吧？夫人的儿子芳奉父亲都督李公之命，请太医士孙公器代为求文立墓表。王氏世代为江西番昜望族。她的曾祖名才，洪武年间因军功累积官职至辽东都指挥佥事；祖父名文昌，承袭金川卫指挥；父亲名文义，早逝；叔父名文邦，代为承袭其职，调任锦衣卫。夫人名妙庆，生长于勋臣之家，受到良好的母教，涉猎知晓书籍，精通女红，笃敬侍奉父母，爱护她的人受到族亲姻亲的敬重。成年后嫁给都督公。都督公名福，李氏世居河南鄢陵，也凭武功建立家业。都督公承袭父职，跟随出征作战，因累积功劳勇绩、才智出众而升任督府官职。夫人做媳妇后，侍奉公婆，生时奉养、死后祭祀，都像侍奉父母一样竭尽诚敬；亲睦宗族亲戚，严格教育子女，对侍妾婢女施以恩惠。她天性慈爱宽恕，从不在言语神色上发作；闺门之内庄严和睦而有常规。她亲自保持俭朴素淡，即使富贵也不改变。她的子女受到影响，在妇道、妻道、母道上大概都能够完备吧？享年五十九岁。儿子一人，就是芳；儿媳是后军都督同知王公或的女儿。子女一人，尚未出嫁。都督李公有几年奉命率军防备海道，得以专心筹划，尽力办理公事，使边疆千里肃清而无忧，能够忘却内顾之忧，大概正因为夫人善于治理家事。古代公卿大夫的妻子，德行值得称道的，有的歌咏在诗中，有的记载在史书里，都能流传后世。如今像李夫人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立表吗？因此作表。故罗母刘氏墓表 洪武三十三年九月五日，西昌人罗氏的母亲刘氏去世。安葬在县城西北十里楮原后，靖江府长史萧用道已经为她撰写了墓铭。她的儿子孟敬等又请萧建平来求我为墓碑撰表，我以不了解她的事迹为由推辞。建平说：“母亲世代居住在泰和城西，父亲与继母郑氏生有淑德。那时仁寿居住在同乡，刚到弱冠之年，父亲均瑞、母亲刘氏为他选择了贤良的配偶，于是母亲嫁给了他。进门以后，她侍奉父母，侍奉公婆。婆婆生病时，汤粥药饵一定亲自煎煮后送上，不让别人代劳。她早晚侍候在婆婆身边，从没有懈怠的脸色。婆婆说：‘新媳妇竭尽孝敬来侍奉我，希望新媳妇的子孙也能长久尽孝敬来侍奉新媳妇。’她又以和睦的态度对待宗族姻亲，以恩惠对待下人，以勤劳节俭辅助丈夫，置办产业使家庭兴旺，教育几个儿子，使他们敦厚忠实，尊崇诗书。当时乡里的先生萧尚仁在家塾中教书，母亲告诫儿子和孙子一定要恭敬地接受教诲。她唯恐孩子们怠慢而辱没先生，命令他们早晚所供的饭食菜肴必须亲自调制并务求洁净，然后才送给先生。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如今的长史公萧用道继承父业，母亲侍奉他也像侍奉先生一样。间或他的儿子、孙子跟随其他先生或长者从外地回来，她都一概以厚礼接待。因此她的子孙在交游熏陶之下，大多文雅端谨，循规守礼。” 仁寿五十岁时去世，她守贞自持，谨慎度日。每逢年节，儿子、孙子、曾孙，以及儿媳、孙媳，合计六十多人，排列在她左右，依次登堂为她祝寿。精美的食物交错陈列，她慈祥的面容喜悦和乐，这可以说是福气了。可是这一切难道也是偶然的吗？”她去世时七十六岁，有七个儿子：某某、孟逊先去世、某某、某某。孙子十九人，孙女十四人。曾孙八人，曾孙女十人。我从建平那里听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建平端庄稳重而且诚实，又因为我和罗氏同乡，所以为她撰写墓表，使世上羡慕福气的人知道福气是有根源的。《东里续集》第三十三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第三十四卷，明代杨士奇撰写的墓志铭。《钱秉渊墓志铭》。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吉水人钱秉渊去世，安葬在庐陵淳化乡南路的坪原。三十三年后，他的儿子某某拿着堂兄、翰林检讨习礼所写的事状，请习礼代为求我撰写墓志铭。钱家居住在吉水文昌乡，世代以诗书礼义闻名于乡里。他的祖父以和，父亲立明，母亲张氏。秉渊名某，生性孝顺友爱。尚未成年时，遭逢元末战乱，父亲当时已经卓然有成就，他便侍奉母亲和弟妹逃避兵乱，奔走于邻县之间。正值年成歉收、家中人口众多，母亲早晚忧虑，他便跪下说：‘有儿子在，大人还忧虑什么呢？’他早晚竭尽全力筹办谋求，使全家衣食没有不足，而且始终面带愉悦、态度和蔼，以使母亲快乐。他终身侍奉母亲，尽到敬爱之心；想到未能侍奉父亲，只要谈及此事就悲痛不已。他疼爱弟弟，延请老师教育他，所有公事私事全都自己承担，不让弟妹操心；对弟妹的成长、婚嫁，也都尽心尽意。他厚待宗族，为人庄重少言，即使盛暑看见弟侄，也一定戴帽穿好衣服。他乐于救济施舍，喜欢接待来访宾客，旅人经过时都供给馆舍饮食，使他们像回到家一样。享年四十七岁。娶张氏为妻，张氏很有妇德。儿子三个：昭、曍、暄。女儿一个，嫁给王三益。孙子十人，孙女一人。铭文说：宗族中有这样伟大的人，世代都以儒学传家；只有孝与友爱才能继承他的事业。尚未施展的抱负，留待后世子孙去实现。《杨处士墓志铭》。永乐壬寅七月四日，延津人杨处士去世。他的儿子杨盛拿着兵科给事中李本所写的处士家世和生平事迹，请求撰写墓志铭。从前我在翰林院时，杨盛任庶吉士，我们有交游的情谊，所以依据事状为他叙述并撰铭。杨氏的祖先出自弘农，世代都是有声望的家族。元至元年间，名某的人任保安州知州，死在任上，于是便在那里安家。他的后代某人生得誉，都隐居不做官。得誉生忠，又迁居易州涞水，他就是处士的父亲。洪武年间，曾任河南延津、湖广邵阳两县主簿，都因施行仁惠的政事而得到百姓拥戴。去世后，处士奉送灵柩归葬，路过延津，延津人感慨地说：‘这是我们的仁慈父母啊！活着时抚养我们，死后就要这样离开我们吗？’大家一起挽留并葬在延津，处士无法阻止，安葬完毕，便在那里留下来安家。处士名埜琳，字某，为人质朴纯厚，侍奉双亲极其恭敬。父母去世后，他因哀伤而形容憔悴，丧祭也不违背礼制。祖先的墓在涞水，每年从未荒废祭扫。他平日勤勉不懈，把继承先业作为心愿；教导儿子时也一定讲述先世的盛况，说：‘努力谋求，不要辱没先人。’他亲自奉行节俭来创立家业，淡泊地穿着布衣，没有羡慕外在荣华的意思。他同人交往重视信义，遇到贫困者一定救济他们。借贷后无力偿还的人，他便折断借券，不再追问。虽然他平日对自己的供养很俭薄，但偶然遇到贵客，一定尽情款待，欢洽之后才罢休。杨盛在京城做官，多次前去探望父亲，父子相聚十分欢乐。杨盛有时因为客居在外、供养父亲不周而暗自惭愧，处士察觉后对他说：‘崔玄暐的母亲能够通达道理，难道我就不通达吗？只要你能尽忠侍奉君上，就是你的孝道，何必拘泥于口腹身体的供养呢？’杨盛将要回京时，处士又对他说：‘我这几次来见你，大概是想到自己老了，恐怕一旦死去就再也见不到你。如今回去后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你只管尽心办理国事，不要因为我这个老人的缘故而徒然牵挂。’处士回去大约两个月便去世了，享年六十二岁。去世后，从县邑的长官、副职到乡里的老人，全都悲伤痛惜，前往致以吊唁和祭奠之礼。起初娶郑氏，生女二人；后来娶马氏，生三男二女。长子就是杨盛，永乐戊戌年进士，任翰林庶吉士，如今任中书舍人；次子敏，三子惠。长女嫁给高嵩，次女嫁给王某，另外两个孩子还年幼。孙子二人：易、诗；孙女一人。安葬于永乐某年某月某日，墓在当地祖坟旁边。铭文说：‘存心良善，行为美好。铭刻在他的墓藏中，使他的美名永远传扬。’ 传扬！” 《故翰林庶吉士王钦正墓志铭》。正统元年三月，皇帝临轩策试士子，我和如今的少保、江陵杨公都任读卷官。皇帝亲自选定周旋等三人为第一甲，王鉴为第一甲第四名、第二甲第一名。退朝后，杨公对我说：‘王鉴所作的策论，篇末的议论，光明磊落而精确恳切，见识高远而义理端正，才华广博而文辞流畅，将来一定是有所作为的人才。’我深以为然。周旋三人接受任命后，皇帝下诏命大臣选拔进士，仿照永乐甲申年的旧例，让他们到翰林院学习，共选得十四人，王鉴名列第一，全部授为庶吉士。王鉴等人仰体皇帝的德意，都能够奋发自励。当时朝廷重视都察院官员的选拔，命令廷臣推荐监察御史。我和杨公都属意于王鉴，但正好有命令规定不得推荐初次做官的人。然而我二人对王鉴的期望深远而重大，并不只是让他做监察御史。一天，我听说他病势危急，便托关系亲厚的人为他求医寻药，不到几天他竟然去世了，我为此悲伤悼念不已。又托关系亲厚的人为他料理丧事，并答应为他的墓葬撰铭。于是他的朋友、给事中刘益叙述了他的家世和生平，前来催促我撰铭。王氏是吉水金塘里的世家，世代修养仁厚品德。曾祖所安，祖父子完，父亲嘉靖袭，都崇尚诗书礼义，不羡慕仕进。母亲为某氏。王鉴字钦正，从小端正秀颖，专心奉行孝友之道，又喜爱求学问，不用别人督促勉励，早晚都自行精进。他在宣德壬子年凭借《书经》被选为江西乡贡第一名。第二年参加礼部会试，列入副榜，本来应当授予教官；宣宗皇帝认为副榜中还有被遗漏的人才，命廷臣在文渊阁对他们进行复试，共选得二十四人，赐给冠带和校官俸禄，命他们进入国子监继续学习，王鉴也在其中。三年后，王鉴考中会试，并通过廷试，赐进士出身，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他为人简静端洁，温和恭敬而坦荡平易，议论事情都合乎道理，所作所为一定依据义理。他淡泊自守，在京城居住数年，从未踏入权贵之家。公务退后便闭门读书，以探求古人的用心。间或写诗作文自我娱乐，来往的都是重视诗书、品行正直的人。他将要临终时，唯独因为父母年老而不能终身奉养，独自悲恸。考察他的志向和行为，本来应当享有俸禄、长寿和显达，哪里想到竟然会突然止步于此呢？所以他去世时，众人都为之悲悼惋惜。去世后，家中陈设萧然，入殓时只用从前的布衣，这也足以看出他平日的操守了。他死于正统三年六月十三日，享年三十六岁。娶周氏为妻，周氏是左庶子崇述的侄女。儿子三个：琮、珙、珣。女儿两个，都还年幼。唉！像钦正这样的后辈士人，难道还能多有吗？铭文说：

译他是栋梁之材，却被选入了垂棘之地；他是千里马，却突然倒毙在天子的马厩中。唉！钦正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命运造成的吗？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彭城伯张公墓志铭。彭城伯张公在任上去世，公卿大夫都前往吊唁。他的弟弟都督公请求我为他撰写葬铭，我答应了。于是命彭城公的儿子某某拿着事状前来拜见。根据事状，张氏是故归德府永城县的名门，祖先世代积善累仁，代代都有继承。到了高祖、曾祖，德业充实而更加宏大。高祖名文铭，祖妣宋氏；曾祖名景惠，祖妣刘氏；祖父名从义，祖妣朱氏；父亲名麒，洪武年间做官至昭勇将军、指挥使。永乐辛卯年追封为奉国翊运保义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彭城伯，谥号恭靖。甲辰年又追封三代，父母都进封为彭城侯和侯夫人。恭靖为人敦厚开朗，致力于行义施德，秉持忠心侍奉皇上，始终如一。母亲为仝氏，屡次被封为彭城侯夫人，恭敬节俭而慈爱仁厚，言语勤谨，行为合乎礼法；她美好的内德，在家庭中形成了良好风气，如今是太皇太后的母亲。恭靖的儿女各三人，公是长子，名防仪，身材魁伟，诚实厚重，和蔼平易，表里如一。成年时，仁宗皇帝还是世子，公奉命在文庙值宿守卫。北平的军队出征时，公持剑跟随，向东攻取大宁，回来后又在郑村坝作战，连续取得大胜，因功越级授为义勇中卫指挥同知，随后援救蓟州，击败进攻蓟州的辽东军，追赶败军到榆口才返回。从此他侍卫并镇守北京，南军围城时，公从早到晚在其中效力。永乐二年因功升任本卫指挥使，三年调任金吾右卫，五年调任锦衣卫，十四年调任府军右卫，二十二年升任中军都督府左都督。这年冬天，任命他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彭城伯，食禄一千五百石，爵位由子孙世袭。第二年，他侍卫宣宗皇帝谒祭孝陵，回来后奉命总督操练左哨军马。正统元年患痹疾，皇帝派太医院官员督促医治，最终病重不起。正统三年六月二日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公平日孝敬父母，友爱弟弟，恭敬侍奉四位圣主，小心谨慎，恭敬严肃。凭借功勋和亲属关系，爵位不断加封，受到隆重礼遇和丰厚赏赐，但他始终保持谦逊平和，安静自守，遵循礼制、奉行法令，深深戒惧骄满自盈。在家庭内外，都清廉严肃。所以他去世时，讣告传来，皇帝特意派宦官监督丧事，命礼部赐祭，命工部赐给丧葬费用并负责营葬。葬于去世当年的某月某日，墓在某县某乡某原。他的配偶宋氏，屡次被封为伯夫人。儿子八人，长子辅，次子辂，任府军右卫指挥使，先于父亲去世。輗任越府群牧千户。軏任越府典宝。轼任襄府群牧千户。辙、▯、辕，女儿二人，孙子孙女各三人。自古以来，外戚有贤能的，也有不贤的；贤能的能够保全富贵，并使子孙延续享有福泽；否则祸败覆亡很快就会随之而来。这本来就在于居上位者是否掌握了驾驭他们的方法。我国自洪武、永乐以来，对于厚待外戚之家，以恩惠亲近他们，以礼法约束他们。像张公这样的人，既承借了几代积累的德善，又亲自修养恭敬节俭的品行，这大概就是他的家族兴盛能够长久而且越来越昌盛的原因吧？铭文说：大明建立皇极，贤能的外戚很多。堂堂张氏，是任姒一类后妃的根本来源；他们的祖先世代积累仁德，培育福祉，就像石中藏玉，光彩灿烂。到了恭靖，彭城伯开始受封，根基深厚，流泽宏远，用来传给彭城公。公继承家业而兴盛，秉持孝与忠，恭敬勤勉，从不懈怠自身。起初因外戚身份而来，后来又以武职侍卫；义旗所指向的地方，他总是身先将士，无论作战还是守卫，功绩都十分卓著。皇帝嘉奖他的忠诚，以此酬报劳绩，于是他的爵位高高建立；他恭敬侍奉四位圣主，所受恩德深厚广大。只知戒惧盈满，只知尊崇谦逊；秉持你的恭敬，自始至终如一，用来永远保全家族，而不只是保全自身。从前东汉东京，有次伯敬平定乱事；到了宋朝建立，杜有审和琼也有相类的功业。唉，张公确实配得上这些美好的称誉。所有子孙，都应以这篇刻石铭文为鉴。《国子司业吴先生墓志铭》。太学是国家培养贤能、造就人才的地方，关系到振兴政治的根本，不是小事。太学的师范尤其要在于用人得当；如果不是道德彰明、品德树立、能够知晓古人的用心和治学的本末，并且受到众多士人衷心敬重诚服的人，就不足以胜任。几十年来，被称为适合这一职任的，只有临川吴先生；他大概就是其中最为卓异、最为杰出的人吧？先生以明正的学问、敦厚实在的文章、端庄厚重的品行和高峻清洁的操守，挺立不屈，光明纯洁而不受污浊。他施行教育，必定先端正根本，然后循序渐进地达到目标。先生自从在乡校读书时，就已经立下非同寻常的志向；近来虽然贫困，仍然早晚勤苦磨炼，不被外物夺去志向。洪武年间被选为乡贡，因为生病未能成行。后来进入太学成为太学生，祭酒、司业以礼相待，不把他和普通学生等同。奉命到云南宣谕武臣，又到福建巡视军士。当时奉命出使的人，所到之处都有赠送金帛，这是为了表示重视朝廷的使命；先生一丝一毫也没有接受，回来时行装没有增加丝毫，只有经过山川时所作的吊古赏胜诗一百几十篇而已。他会试礼部考取第一，廷试第四，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升为修撰。后来考订礼部会试，参与纂修《高皇帝实录》，书成进呈后，皇帝赐给白金、文绮和金织衣。他又参与纂修《永乐大典》，任副总裁。吏部说国子监缺少司业，太宗皇帝说：‘这个职位不能轻易授予，应当让祭酒胡俨慎重推荐有学问、有品行、能够成为师表的人上报。’胡公推荐了先生，当天便授予他国子司业。过了不久，祭酒另有任命，从此都由先生总管监院事务。当时士人的学风日益衰败，求学的人急于求取功名，大多不肯用心研究经典，只诵读前辈的程文，希望侥幸得中。先生革除这种风气，整天端坐在堂上，召集学生为他们讲解分析义理，并且设置疑问诘问他们，使他们退下来反求于内心，希望他们得到自我领会的益处。写文章时，他要求先讲义理，然后讲辞采；学生这才趋向于扎实用功，不再追求苟且取得。先生以礼法约束属官，属官中有几个人行为不检点，感到不便，便相互寻找先生的过失来诋毁他，最终没有找到什么。后来又编造欺诈之事来诽谤他，但先生平素的操行早已得到外界信任，诽谤最终没有传播开来。有人把这些事告诉先生，先生只是自己引咎而已。因此他的声名更加高，而诽谤他的人更加不容于清议。虽然他宽宏大量地待人，却从不委屈自己去求得合群；即使当时的权贵最终都不喜欢他，他自信的信念却更加坚定。仁宗皇帝一向了解他，一天对士奇说：‘我即位以来，两京的臣僚大多按照资序升迁，只有南京吴司业没有升迁，大概是因为我很久没有见到他，所以忘记了。’

译三天后，仁宗皇帝驾崩。先生任司业十八年，太学生有几千人，直到天下的贤士君子都称赞吴先生遵循古道，是贤明的老师，唯独掌管铨选的人好像没有听见。这虽然是先生的命运，却更加显明了他的操守。而且士大夫在世上的声望轻重，难道也只取决于官职是否升迁吗？先生极其孝顺，父母去世时依礼服丧，悲哀憔悴得形销骨立。后来在太学任职，遇到学生告假回家探望父母，常常感动悲痛而不能自持。他与朋友交往，一定用正道辅助他们，即使因此触犯对方也不回避。中允李贯，过去和先生是同舍生，平素关系深厚；李贯因受牵连入狱十年，家境十分贫困，先生竭力救济他，并且告诫家人有无相通、共同扶助。李贯最终死在狱中，先生对他家人的救济反而更加勤勉。他平日施行义举，大多类似这样。一天在太学举行宴会，他突然得了风疾，病情急剧恶化，便被抬回家。他回头对儿子说：‘我死后不要采用浮屠、老子的法式办理丧事，料理丧葬时不要说及其他事情。’说完便去世了。去世那天，家中没有一缗钱的积蓄。礼部尚书蔚公召集众人捐助丧费，替他办理入殓，送回故乡安葬。先生名溥，字德润，号古崖。吴氏世代以儒业为生，祖先居住在临川种湖。曾祖父景南，祖父名某，父亲思清入赘崇仁章氏，于是便在崇仁安家。后来因先生显贵，追赠他的父亲为承德郎、国子司业，母亲章氏为安人，并封他的妻子郑氏为安人。儿子四人：与弼、与畴、与年、与性，都能继承父业。女儿二人，长女嫁应天府学教授孙曰让，次女嫁徐士英。孙子三人。先生于宣德丙午九月三日去世，享年六十四岁。于去世次年的某月某日葬在崇仁左桥的原野。我比先生年长两岁，与他同在翰林任职七年，又因同乡而结为莫逆之交。后来我到了北京，他曾寄居我家，夜间共同坐谈他贫贱时的事情，实在使人肃然起敬，后来才知道他的操守刚峻严厉，大概是天性如此。不久听说他去世，我为儒林失去他而悲痛，曾私下想为他写传，却没有空暇。如今与性新任休宁县学训导，在北京请求我写他父亲的墓志，于是我增删传文为他撰写墓志，并系铭文如下：呜呼！先生，是君子之儒，走的是古道，属于古代贤人一流。他立身贞正，操守坚定，必有根本源流，用来使后来的学者受到教益。难道世上没有这样的人吗？谁呢？就是具有古人之心的先生！呜呼！先生足以振兴儒林。呜呼！先生已经逝去了，未能有所作为；寒崖上的古柏，高尚的风节令人凛然生敬。周员外墓志铭 兵部职方员外郎、吉水周君退休四年后，死于家中。他的儿子、翰林侍读周叙，拿着侍讲刘球所撰的事状，请求我写墓志。我一向与他父子相交，虽已年老多病，也不能推辞。考察周氏世居吉水泥田，是有名的儒学世家，历代都有显达之人。宋朝末年，有讳应龙、号盘洲者，是当时的大儒。他的儿子讳京孙，任直宝谟阁，上疏极力斥责贾似道奸邪，指出不罢免他必将误国，意见未被采纳，便弃官归家。他是周君的高祖。曾祖讳厚，在乡里任教授，不出仕。祖父讳闻孙，元至正年间中乡贡进士，任鳌溪贞文书院山长；朝廷召他参与修撰辽、金、宋三史，他上书请求把正统归于宋朝，当时不能采纳，于是离去。父亲讳观，母亲李氏。宣德年间因周君显贵，追赠其父为奉直大夫、兵部职方员外郎，母亲为宜人。周君讳鸣，字岐凤，天资聪敏，自幼喜爱学问，长大后通晓经书，广泛研究诸子百家和史书。他家原来产业丰厚，经过兵乱，财产损失，有司仍按旧籍征收徭役赋税。周君当时还是少年，却毅然亲自承担此事，各项事务无不办妥，家产日渐恢复，家境日益富裕。成年后，桐城县征召他任儒学训导，他端正师道，严格施行教法，学生大多有所成就。父亲去世后，他服丧；服丧期满，上书议论政事，升任山东即墨县主簿，因明敏详慎而受到上司器重。布政司下令让他随御史按察司官员到登州，审查记录重大案件七十三人，其中有四十五人不服判决。御史按察司官员都不听取意见，周君委婉而详尽地陈述，又援引古代因平反冤狱而知名的人物来引导他们，最终听从了他的话，共同复核案件，四十五人都得到平反。当时正用兵，征收即墨县兵器用铁十七万，周君因海滨不产铁，上奏请求停止，又上奏便民十多件事，都得到采纳。他在县中赢得了百姓的拥戴。永乐甲申年，改任国子学正。皇帝车驾巡视太学，预先赐宴并赐袭衣。吏部说汉王府缺少纪善，命令从国子监官员中选任，祭酒胡若思公推荐周君，于是任用了他。到了王府，凡有不合宜的事，他都直言不讳。高煦表面上对他以礼相待，实际上却嫉恨他；然而周君遇到高煦有过错，必定进谏，并不害怕触怒他。当时王府私自藏匿不登记的军士三千人，又放纵护卫军占据各卫牧地，拦截抢夺商民财物，百姓深受其苦，却无人敢申诉。周君把这些事全部告诉高煦，并且说：“如果不早些收敛这些行为，事情一定会上报朝廷，国家就危险了。” 高煦不听。高煦修建宝贤堂，周君进献箴言，含有规劝讽谏之意，希望他能够醒悟，高煦更加厌恶他。仁宗车驾北巡时，仁宗监国，高煦也留在南京，倚仗宠爱，骄纵任性，所作所为更加违法。周君担心祸患殃及自己，入朝极力进谏，于是大大触犯了高煦。高煦把他的罪过诬告给仁宗，下令将周君关入锦衣卫狱。周君在狱中陈述申诉，并把过去进献的谏书抄录后上呈，仁宗醒悟，立即释放他，出任长洲县学教谕。他振兴整顿学校政务，很快见到成效。乡试荐举之年，各藩府聘请他担任考试官：考福建两次，考浙江一次，都称赞他选得人才。在长洲任职九年，升任南京国子博士。初到任时，在文华殿入见仁宗，仁宗还因他任纪善时的事情，俯身慰问他。在国子监任职两年，继母去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经推荐升任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员外郎，授奉训大夫。当时正在清理军籍，职务繁杂琐碎，周君从容统筹办理，没有积压的事务。任满三年考核为优，赐诰命，升为奉直大夫，并推恩追赠他的父母。宣德十年，因年老多病上陈请求退休，朝廷准许。正统三年四月五日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周君对父母极为孝顺，抚养两个年幼的弟弟，兄弟之间十分友爱，弟弟们的冠礼、婚礼都尽到了礼数。

译他与三位堂兄弟及子侄共百口同居共食，全家之内都没有私藏财物。他写了十多条家范，命子孙世代遵守。对于子弟中天资高的，必定教他们学习经书；对于好学的，必定尽力奖掖进取。族人中有人死于仕途，贫困不能归葬父母的，他必定设法帮助其归葬。他能够怜悯穷困、救济危急。清江人艾时春任宁海道官员时，遇到盗贼，受伤很重，行囊也将耗尽，周君偶然遇到他，替他求医买药使其痊愈，又分给他钱财。临别时他所行的急人之义，大多如此。周君有才干，善于持论议事；诗文辞采焕发，波澜层出，提笔即可写成。著有《尚书通春秋纂要》和《退斋稿》若干卷。“退斋”是他居所的号。原配彭氏，追赠宜人；继室王氏，封宜人。儿子三人：长子勉，次子序，永乐戊子年进士，由翰林庶吉士累升为侍读；次子广。女儿二人：前兵科给事中金昭伯、庐州儒学训导彭埙，是他的女婿。孙子七人，孙女三人，曾孙男女各二人。葬于去世次年的某月某日。铭曰：吉阳周氏，是文献世家，世代都有杰出人物，推许为大儒。他们钻研六经，观察贯通的义理；有的在朝廷上显扬，成为挺立的忠臣；有的隐居下位，修养自身的善德；也有人著书立说，开启蒙昧。周君继承家业而兴起，承受盛世，辅佐治理小县，安抚百姓疾苦；升任辅佐亲王的官职，竭尽心力，匡正过失，纠治邪恶，声誉传播四方。虽与不合者相抵触，哪里会有什么功劳？暂时受挫而很快又得到信任，圣贤之道无穷无尽。穿着宽衣，在学校中横经讲学；后来升任中书郎，官秩更加尊崇。功成身退，何等从容；逍遥于山林泉石之间，终于享尽天年。山势盘曲，河流回环，墓地如马鬣隆起。子孙众多，逢春秋霜露，都来墓前恭敬致礼。光禄寺卿郝君墓志铭 光禄寺卿郝君讳郁，字文盛，世代居住在永平府抚宁县。祖父讳某，祖母白氏；父亲讳某，母亲程氏。文盛自幼时，父亲就知道他将来一定显贵，稍稍长大便让他读书。刚成年，有司选他掌管文案。永乐元年，内乱平定之后，论定守城功劳，授予文盛陕西咸宁县丞；尚未赴任，又改任北京光禄寺典簿。授从仕郎。他持身勤谨慎重，处理事务周密完备，保持谦逊，采用和缓的态度，声誉由此日益提高，升任本寺寺丞，授承务郎，更加能够敬慎自励。当时井泉任光禄卿，放纵无所顾忌，欺上凌下，甚至对储君也肆意进谗离间。文盛竭力弥补调和，没有留下任何疏漏。井泉因罪被罢黜后，文盛越级升任光禄卿，授亚中大夫，赐诰命嘉奖，追赠他的祖父、父亲都为亚中大夫、光禄寺卿，祖母、母亲都为淑人，封他的妻子聂氏为淑人。郝君感受恩德更加深厚，毫不懈怠。凡祭祀、供奉御用、宴享等事务，他一定亲自办理，诚心尽力。偶尔生病，也不敢有片刻闲暇，勉强起身赶赴公事，甚至不等病情好转。大概他侍奉四朝始终一心，朝廷对他的待遇日益优厚，没有减少。正统二年二月初五日，因病去世。讣告传到朝廷，皇帝赐祭，命有司置办葬事。朝廷从傅、保、尚书以下的官员，都来吊唁。文盛为人质朴正直、坦率平易，没有城府。在家侍奉父母孝顺，抚养堂弟胜、贵、寿，对他们极其友爱。在官署中与僚属相处和睦，驾驭下属宽厚公平。他去世时，众人都为之悲痛惋惜。假使文盛在井泉行为无状之时稍有一点混迹其间，或在谨慎方面稍有不周，哪里还能有后来那样隆厚的待遇？文盛享年六十一岁，任光禄寺官员三十四年，可以说是荣耀了。这也许是他自身所发出的德行招致的吧。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忠，次子信；孙女一人。葬于去世当年三月二十一日，墓在北京宛平县玉河乡。于是忠、信带着珍贵礼物，托署丞王彦材来请求墓铭。我与文盛同朝为官很久，亲眼看见他的行事，于是为他叙述并铭刻。铭曰：能够恭敬侍奉上级，能够宽厚对待下属。上天对于人，常常与善人同在。他任官将近三十年，官位升至九卿。外在显耀荣华，内心平和端正；长寿而善终，也已经享有许多福祉。把铭文刻在他的墓藏之中，希望借此使他免于不朽。恭敬承继祖业，推诚奉行义理。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定国公徐公墓志铭。上天命圣人做天下的君主，必定生出文武贤才来辅佐他，用以成就大功、建立大业。如果有人身居将相，享有富贵、荣名，善终并使声名传给子孙，长久不衰，那么也必定是以盛德为根本。元朝衰败以后，盗贼遍地，百姓陷于水深火热，到了极点。我们的太祖高皇帝以至仁大圣之德，亲自承受天命，手持一把剑从淮右起兵，实行商汤、周武王吊民伐罪的大业，有识之士纷纷像云一样依附、像影子一样跟随。义军所到之处，东征西讨，不到几年，四方肃清，天下归顺拥戴，于是建立了万世太平的基业。当时辅佐核心的臣子，都是英武杰出、才干超群之人；至于纯诚厚德，专心怀抱尊主护民之心的人，中山武宁王徐公是其中第一人。上天鉴察他的德行，给予的福报更加丰厚，使后代延续福庆，时间越久越兴盛，不是当时同辈人物可以相比的。武宁王有四个儿子，长子辉祖承袭魏国公爵位；次子增寿在太宗皇帝用兵之际有辅翼拥戴之功，最终死于非命，起初追封武阳侯，后进封定国公，谥忠愍公。忠愍公的嫡长子当时十五岁，皇帝召见并赐名景昌，随即命他承袭定国公爵位，授钦承祖业、推诚奉义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食禄二千五百石，子孙世代承袭。皇帝命吏部慎重选择通晓儒家师道和学问的人。公天资聪敏，年少时已经显出卓越的才智见识；跟从老师听讲学习，每天谨慎地遵循老师规定的程度。他的老师丰城人丁秀，性情厚重，品行高雅端正。公只要是老师教导的，一概遵从，从未违背；无论寒暑、早晚，侍奉老师的礼节都完备。过了一年才入朝参见，皇帝观察他进退恭谨，十分喜爱，便想任用他办事。永乐四年，命他掌管左军都督府，即使细小事务也一定亲自处理，见识日益广博。第二年汴河泛滥，命他代替皇帝祭祀，河患于是平息。永乐十三年，皇帝车驾临幸北京，公因公事入见，皇帝再三询问，他回答得当，赐御厩马三匹、钞六万缗。永乐十七年修建凤阳皇陵宫殿，命公负责督办，他更加竭尽敬慎勤劳，安抚、奖励乐工，众人都争相努力建功。永乐十八年，侍奉仁宗皇帝入朝。洪熙元年，命他掌管行在后军都督府。这一年母太夫人沐氏去世，他服丧。宣德初年，起复任职。高煦谋反，宣宗皇帝下诏亲征，命公等守卫北京。军队返回后，赐给的赏赐非常丰厚。后来皇帝三次出巡边塞，公都随从；祭祀五岳四渎以及册封宗室，也都奉命主持。此前仁宗皇帝深切挂念外家，勤勉地鼓励公及其兄弟子侄学习。公恭敬体会皇帝的德意，努力进修；退朝后闭门读书，手不释卷，于是广泛知晓古人的言行。

译他还了解善恶以及国家治乱兴衰的原因，闲暇时吟咏自娱。在家侍奉父母孝顺，为人简静，交往很少，只与有名的儒者贤士来往；他们来访时，他一定起身迎接，彼此畅谈，极为欢洽，从不苟且依附权贵。正统二年六月十二日，因病在正寝去世。他生于洪武戊辰六月十八日，享年五十岁。讣告传来，皇帝命某官赐祭并赐赙，命有司办理葬事，准备于去世当年九月九日葬在宛平县京西乡黄家台的原野。他的上世及三代先人，已经详细载于先茔碑中。妻张氏，封定国夫人。儿子二人：长子显忠，次子显义；女儿一人，嫁金吾卫指挥同知卢能。于是显忠拿着国子助教谢济撰写的事状，托太医院判蒋主善请求我写墓铭。唉，公出生于辅佐开国的元勋之家，遇到列位圣明君主，爵位尊崇而恩宠俸禄丰厚；但他心中所存、亲身所行，以及凡是能够继承先烈、传给后裔的事情，都可以无所遗憾了。于是作铭如下：菽菽，中山王崇尚文治，敦厚武德，辅佐圣君，承受天命，弘扬靖平天下；功勋存于社稷，德泽施于百姓，配享清庙，福祚延及后人。贤王的次子忠愍公，能够继承父业，中途却遭遇非命，皇帝因此深为哀悼；崇高的爵位、华美的褒奖，隆盛的恩宠照耀大国，丰厚的俸禄命公承袭封爵。貂蝉冠服光彩煌煌，在公年幼时便加赐给他；公拜受诏命，显得聪颖卓异而恭谨敬慎，深知天恩，也深怀孝思，谋划一切不使祖先蒙羞，于是努力学习《诗》《书》，把前人的言论和往事存于心中，亲自实行。他说：“我的操守和志向，岂敢昧于忠孝？”承受官职便恭敬，处理事务便勤勉；在朝廷上举止从容，仪态循规有度；亲自侍奉四位圣君。任职经历三十年，始终恭敬尽责，至临终仍如初任；已经年老，完整地归返。寿命未必一定很长，考察他平日的品行，却没有缺失瑕疵。宛平西乡择地安葬，吉祥显著，足以昭示久远，太史也将有所记述。周处士墓志铭 吉水泥田里周氏有一位君子，名叫时立，于正统二年六月十四日去世。他的儿子周源拿着翰林修撰所叙述的事状，请求我撰写墓铭。修撰是时立的族弟，他的叙述详细而真实。不过时立十七八岁时，曾跟随他的父亲公明先生在庐陵县学读书，我多次路过见到他，喜爱他温和纯粹、端正厚重而又勤于学习，曾开玩笑对公明说：“这个孩子将来应当超过父亲。”公明也开玩笑对我说：“这个炉灶恐怕不容易跨过去。”后来他私下对我说：“您不是故意夸奖孩子吧？但这个孩子性情纯正而有志向，继承家业是有希望的。”当时公明的叔父仲方先生在郡学任教，也多次向我夸赞时立不凡。不久我被召到京师做官，常常遇到人便询问时立，知道他的学问和品德都有进步，心里认为公明一定很高兴。我与时立分别三十年，再次在北京相见时，他已经苍然老成。我们互相慰问辛苦，话还没有说完便匆匆分离。分别数年后，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为之惆怅，因此为他写铭本来就是应当的。周氏是文献大族，其曾祖学颜、祖父孟泰，都博学而不出仕。父亲文明，历任庐陵、黄冈、长洲三县学官；母亲曹氏。时立名道，时立是他的字。他天生资质美好，自幼嗜好学习，十多岁便能写文章，每天能强记数千字。仲方先生教授他《书经》，他的学业远有成就。乡里的名门大族争相聘请他做塾师，教授子弟。他出门便授徒，回家便治理家事，井然有序。稍有闲暇便亲自用功学习，从不间断，通常隔一年便跋涉数千里到父母任职之处省亲。继母蓝氏也得到他的欢心。他对各位弟弟十分友爱。弟弟迪任翰林修撰，在北京晋升为训导，在襄阳任职；儿子源任教谕，在湖州任职。他们都曾到任所看望他，观察他的作为，并勉励他弥补不足。平日他诱导启发族人和亲戚家的子弟走善道，不分亲疏。从叔公智、公显因受牵连被贬到远方戍守，把年幼的子女留在家中，时立教养他们，长大后又为他们资助婚嫁。修建先祠，划拨田地供祭祀，修订宗谱，都尽了诚意。平素交好的戴用础全家染上瘟疫，乡里人害怕传染，没有一个人走近他家门，只有时立早晚亲自探视，从不懈怠。戴用础的妻子去世，他教导督促奴仆，依礼为她殓葬。平生志趣淡泊，不求仕进，平时约束自身，又以义理使乡人敬服。家中有一株古桂树再次茂盛，他便在树旁建造高屋，藏书非常丰富，用来教育子孙。偶尔与宾客朋友相聚，焚香、弹琴、饮酒吟咏以自娱。乡里有山溪之胜，晚年自号山溪。他的学问广博，通晓经史诸子，文章丰富而端正。著有《山溪稿》数十卷。妻毛氏，继室杨氏。儿子四人：源由德清县学教谕升任天台县知县；溯、潜、泽都研究经术。女儿二人：长女嫁罗宗渊，次女尚未出嫁；孙子三人，孙女四人。葬于去世当年的某月某日。铭曰：光明盛大的周氏，世代以儒学为业；科举显达，官秩清贵，后继有人，绵延不绝。有一位杰出人物时立，内含文采而不自炫，明白大义，品行极其美好。他秉持诚实、孝顺、友爱的品德，勤勉自励，虽处石泉云林之间，也能优游恬淡。难道世上缺少儒者吗？有谁能够高瞻远瞩、发表宏论，像时立这样俯仰无愧？可叹啊，时立，这样的人世间能有多少？作铭文彰明他的德行，永远作为后世的法式。越府右长史宋君合葬墓志铭 宋氏祖先从广平迁到江西新淦，又从新淦迁到吉水；到了荣甫，又迁到庐陵。他们积累财富而乐于施舍，到了他的儿子彬以及孙子成章，仍都隐居不仕。成章生若璟，在同辈中卓异，和大学士解公交游，解公多次称赞他。他去世时，解公为他写墓铭。若璟娶金壁里孙氏，孙氏是名门家的女儿。孙氏的弟弟名几子，几子的儿子环，字文莹，自幼淳厚秀慧，喜爱学问，跟从通晓经学的老师勤奋学习，从不懈怠；考中永乐三年第二甲进士，任翰林庶吉士，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书成后获得赏赐，升任吏部验封主事，授承直郎。他任职勤勉谨慎。一年多后，随隆平侯监督修建太岳太和山宫观，能够周全体察民情并怜恤民力。工程完毕，升任吏部考功郎中，授奉议大夫。适逢营建北京，又随侍郎师逵到湖广采伐宫殿木材；他以宽厚态度辅佐师逵，众人都喜欢他。仁宗即位，分封诸王，选拔他辅佐教导，升任梁府右长史，授奉政大夫，赐给诰命。又因他的散官和职务追赠他的父亲，封他的母亲为太宜人，封妻子为宜人。过了一年，他谨慎恭敬，梁王敬重礼待他；继母去世，他离职服丧，朝廷赙赠十分丰厚。

译服丧期间闭门不出。服丧期满，改任越府右长史。他凡是持守自身、处理事务，都像在梁府时一样，全府的人都认为他贤能。宣德八年六月八日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二岁。他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行为完全出于天性；对待朋友乡亲笃厚守信、重义，为人和厚平易，即使受到冒犯也从不计较，平素自守有一定原则。两次奉使命经过乡里，无论老少亲疏都欢喜地接待他；见到郡县长官，只叙寒暄，从不说一句私事，因此尤其受到乡中前辈的器重。他在两京任职时，从不随便涉足权贵之门；闲暇常与文士知己饮酒赋诗，胸襟洒脱，对利禄淡然。所著诗文有《词林稿》《南行稿》《梁园稿》。妻宜人是同乡刘氏，父亲贵高，母亲阙氏；她一岁时父亲去世，由母亲抚养教育，精通女红，也读书识字，十六岁嫁入宋家，孝敬侍奉公婆，公婆去世后也没有改变；谨守妇道，亲自以勤俭治理家务，尤其注重教导儿子学习。父亲去世、母亲年老而又没有儿子，她便迎接母亲奉养终身。此前她的母亲在北京官舍去世，尚未归葬，过了一年宜人也去世；她比丈夫先去世十天，确实是五月二十八日，享年与丈夫相同。儿子三人：忻、怀、恂，都有志于学习。怀在宣德八年中第三甲进士。女儿三人：长女嫁刘体元，次女嫁庞彦珙，幼女尚年幼。孙子二人：光祖、奎应；孙女三人。文莹去世时，家中空空荡荡，没有办法筹划归葬。于是怀把实情上奏朝廷，朝廷特意发给舟船，并让他们把三位女儿一同送归。同乡中在京任职的学士大夫，集合资财帮助丧事。几个儿子将要把父母合葬。给事中康振是宋氏的姻亲，叙述他的事迹，撰成事状。我过去认识若璟，又与文莹相交三十年，于是删削取舍、约略写成铭文，交给他的儿子，让他刻好纳入墓中。铭曰：呜呼！文莹通晓经学，从金马、石渠起身，声誉光彩很早便振起；被天官选用，能够谨慎勤勉。两次参与兴建工程，也能够以仁心办事，察看人的品行，任用有才能者并使其进步。他作为藩王辅臣，容貌平易，内心安静贞正；不争强，不急躁，有操守，有法度。呜呼！文莹是君子之人，为什么不能享年百岁，却突然归返九泉？他的德行有匹配者，应当合葬在这座坟墓中；把铭文刻在这里来彰明他，使后世仍然知晓。《东里续集》卷三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里续集》卷三十五，明杨士奇撰墓志铭 兵科给事中胡端祯墓志铭 几年来，我郡吉水考中进士并升任的，有胡端祯、王钦正二人，他们都温厚谨慎安静，言语举止合乎礼法，我心里很器重他们，都期望他们将来成就远大。皇帝多次命廷臣荐举贤才，我没有一次不想到这两人，只是按照规定不应由我举荐，才作罢。不久，两人都因病去世，我都悲痛哀悼了很久。实在是悲叹贤才难得而又容易夭亡。钦正在北京去世，灵柩归乡时，我为他写了墓志。端祯因病回乡，死在途中，所以未能及时为他撰写。今年，他的学生、余杭县丞贵溪人丘熙岳，备好礼物，拿着英山县教谕徐鼎所撰的事状，请求我写葬铭。按照事状，胡氏是县城东部的旧家族，大概是宋代刚简公梦昱的后代。曾祖抃，祖父义贤，父亲希亮，才迁居本县仁寿乡南华；母亲金塘里王氏。端祯名祥，以字行世。天资淳厚诚实，自幼喜爱学习，跟从名师研习经术，凭《易经》被举荐，考中宣德五年进士。及第归来后，跟从他学习的人日益增多，有人从千里之外背着书箱前来。宣德八年被召入京，和他一同到京的有六十多人。皇帝亲自命题让他们合试，在文渊阁下选出其中最优秀的七人，端祯也在其中，改任翰林庶吉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第二年升任户科给事中，不久患病，多次请医生治疗都无效，后来病情稍有好转，便向朝廷请求回乡调治，朝廷准许了。他回乡经过南京时，病情再次发作，最终死在和州西梁山下。他妻子的弟弟罗昭询把他的灵柩送回家乡，葬在黄桐坑的原野。端祯为人学问广博、见识明达，言语简洁，志向端正，举止合乎义理，从不苟且停止；内心笃行孝悌，外在崇尚朋友之间的诚信；性情和厚平直，博爱而宽容，大概凭这些品德，无论施用于何处都没有不可行之处，可惜他的生命竟止于此。享年三十八岁。他平生所作诗文收藏在家中。娶罗氏，只有两个女儿：长女已许嫁王某，次女尚年幼；他身后的祭祀尤其令人叹惜。像熙岳这样殷切地设法使老师不被遗忘，也足以使刻薄的人受到感化，并彰显端祯明白选择朋友的品德。铭曰：品德丰盛却未能充分施展，德性深厚却使后代受到阻遏。呜呼！端祯，我还能把过错归咎于谁呢？故翰林庶吉士曾君墓志铭 我的朋友曾君与贤，从我还是平民时便与他交好，后来又同在翰林任职五年，往来交游，情谊更加深厚。他去世已经三十年了，墓上还没有铭文，我从未忘记。与贤多次想请我为他写铭，我总是被事务牵累，或者因生病而没有办成。今年我因皇上的恩典回乡扫祭祖墓，他的儿子诩来到门前拜见，说：“先父的墓铭文章，我们盼望很久了。”于是我根据诩所叙述的世系写序并作铭。序说：曾氏祖先居住在金陵，唐末有一位名朴的人生了三个儿子，幼子延构在五代乱世时迁居泰和。此后子孙兴盛，连续有人中科举。传到第十四世如骥，考中宋淳祐十年进士，历任官职至宝庆府通判，在兵乱中为节义而死，追赠敷文阁待制，谥忠愍。他生昌端，昌端生以立，以立生子述，都以儒业为生，在乡里任教授。子述娶刘氏，生二子，长子与畊，次子与贤。与贤自幼淳厚端谨，跟从萧尚仁先生父子学习，研治《书经》。县令选拔他充任学校弟子员，考中永乐甲申进士，任翰林庶吉士，参与编修《永乐大典》。寅时出门，酉时回署，恭敬勤勉地办理职务。当时四方博学而有经验的老儒大多在京城，都器重与贤，期望他将来成就远大。《永乐大典》尚未进呈，他便因病死于任所，时在戊子年三月十五日，享年四十一岁。京城的荐绅大夫都为他悲痛惋惜。与贤仪表丰伟，面容洁白如玉，气度温和宽裕、坦荡平易。在家笃行孝友，起初虽然出赘为婿，但凡饮食衣服等用来帮助兄长奉养父母的东西都准备齐全。后来回到父母身边侍奉，早晚更加尽心尽敬。做官得到俸禄后，一味甘美的食物也一定先送给父母，然后自己才吃。兄弟之间亲爱无间，如同一体。与朋友交往以诚相待，朋友有急难必定前往。同学汤如川后来同年中进士、同官任职，又同住一舍，财物有无共同享用，不分彼此。汤如川病重时，他竭力扶持调养；汤如川去世后，他又与其弟共同料理后事，送还他的灵柩及家属，悲伤忧郁很久不曾消减。邻人多次冒犯他，他也不计较；与贤有和乐慈惠的德行。假使让他治理政务，必定会施惠于百姓，可惜还没有等到被任用。妻萧氏，侧室刘氏，彼此亲爱如同亲生姐妹，直到如今感情更加深厚，这在世上实在罕见，也可以由此看出与贤的德行足以施于家庭。儿子二人：诩、京；女儿四人，都已出嫁。其中次女的丈夫龙粲，现在任礼部祠祭主事。孙子五人：鉴、翰、海、铉、钥。墓在龙池原。铭曰：这确实是一位君子，他的德行美好，却未能充分施展，若不是命运，又能归咎于什么呢？从前的有德之人，善报往往很多；有的不能应验在本人身上，必定应验在他的后代。龙池水边，刻铭收藏于墓中。子孙众多，今后来此，将会得到验证。伊允德墓志铭 翰林庶吉士伊侃奉命到礼部观政后，听说父亲去世，将要回乡，身穿丧服，带着翰林编修徐珵所撰的事状来拜见我，请求我写葬铭。他的父亲讳宗肇，字允德。伊氏祖先世居海州沭阳，宋室南渡时才迁到苏州吴县，从最初迁居到允德已经九代。曾祖讳元裕，祖父讳嗣贤，父亲讳服，都隐居不仕；母亲朱氏。父母有两个儿子，长子宗启，次子允德。允德自幼喜爱读书，熟悉许多典故，别人有疑问向他请教，他都能详尽说出事情的本末。前辈文章中精美深厚的作品，他也多能加以推许。年幼时父亲去世，他侍奉母亲和兄长，以孝友著称。二十岁左右，兄长因受牵连，全家迁往凤阳定远；过了很久，他独自奉母亲回乡。母亲去世后，按礼节办理安葬和祭祀。兄长仍留在定远，他每年按时给以丰厚资助。遇到一味甘美的食物，必定先送给兄长，然后自己才吃。平日交往的人，大多是端正之士，不肯苟且接近富贵之家。居住乡里时敬老尊贤，救济贫困、窘迫和急难之人。他所交的李克明，夫妻年老而贫穷，他供给粮食，直到二人终身；他们去世时，又都替他们收殓安葬。遇到行为不义的人，如果对方还可以交谈，他必定委婉劝导，使其改正；否则便主动避开。他居所靠近府治，却从未涉足官府门庭。曾寓居南京，夜间下雪，有个骑士叶英喝醉后纵马经过他家门前，坠马倒卧在雪上，马已经逃走。

译允德把倒卧的叶英扶到自己家门下。叶英醒来后发现马丢了，怒吼着急忙寻找；门外有人告诉他，是伊允德把他扶进来的。叶英于是拿着允德索要马匹，还想告到官府。允德无法解释清楚，只好勉强赔偿马价。等叶英离开允德家后，马已经回到叶英家的马厩。叶英大为感动悔恨，跑到允德那里拜谢，当面诚恳地说：“您是仁人，救活了我；我却反过来亏负您。愿意从今以后把您当父亲一样终身侍奉，希望您不要弃绝我。”允德安慰他，让他离去，只告诫他今后要节制饮酒。允德平素不喜欢佛教徒，有人登门便一概拒绝，说：“我不能给你什么帮助。”临终时还告诫家人不要听信流俗之言，不要用异端邪说玷污我，可以说是始终不受迷惑。他于正统己未八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七十岁。原配毛氏，继室袁氏、蔡氏，都先于他去世。儿子四人：长子训也已去世，次子任，次子侃，正统丙辰年进士，次子俊。女儿二人：长女也已去世，次女嫁王泽。孙子二人，孙女一人。几个儿子在他去世次年的某月某日，把他葬在本县查山先茔旁边。铭曰：善行深厚地施于家庭，诚信广布于乡里，长寿而得到完整善终。此墓之后还会有后继者，承继世业，家族必将昌盛。陈德逊墓志铭 关于陈氏先世，见我所撰的谱牒叙文。德逊的曾祖父是碧潭，祖父是观定，父亲是彦和，追赠翰林侍讲学士；母亲曾氏，继母胡氏、钟氏。曾氏和胡氏都追赠宜人。德逊是他的名，成年后便以此为字。自幼年起，他端庄稳重、温和纯厚，跟随我的表兄陈孟省学习，在诸生中独自安静专心，受到年长者的喜爱。早年丧母，接近成年时又丧父，却能独立自立，具有孝友的品行。侍奉两位继母，都尽到了爱敬之心。弟弟德遵丧父时刚刚换牙，他把弟弟养育成人并教导训诫，考虑得十分周全。凡做事情，他不肯苟且；重义轻利而且有恒心。街巷中愚昧卑劣、奸诈欺骗的人，早晨还得意，晚上便失败的比比皆是；只有德逊谨慎守护祖先留下的田地房屋，终身没有丝毫损益，却坦然如走在宽阔大道上，大概是因为他无心追逐外在事物。他闲居时手不释卷，建造数间房屋，积藏书籍其中，题名为“静修”，不是合适的人不让居住。即使县令、县丞有的行为不善却想邀请德逊，也必定以事务为由推辞。他住处靠近集市，却曾进入南山中讲学自娱。德遵考中第一名进士，屡次升官至学士，众人都替德逊感到荣耀；德逊却淡泊处之，反而更加坚持谦逊退让，还多次寄信勉励弟弟恭敬谨慎。听说弟弟病得很重，他爬行赶往北京探视，留了几个月，弟弟病愈后才回去。德遵坚决挽留他，他叹息说：“我已经老了，人生还有多少时日？难道不想与兄弟共同居住吗？只是我心中不能忘怀的是，离开家乡已久，几个孩子有的或许违背训诫教导，那就来不及改正了。”大概他对于教育子女尤其迫切。回去两年后去世，时间是正统丙辰闰六月七日，享年六十岁。娶罗氏，儿子四人：瓛、▯、璧、瓄；女儿四人，都已出嫁；孙子若干人。德逊去世时，朝廷中从傅、保、尚书、学士以下的官员听说德遵贤能，因德遵兄长去世都送来赙赠祭品，也有人写文章哀悼挽念。我过去与德逊同乡，他的从父一敬与我交情深厚，在家时我多次跟随一敬去拜访德逊，喜爱德逊温厚真诚、说话必合乎义理。十多年来，乡里的旧交故友已经全都去世，每当想到有幸退休归乡，可以相互谈论的只剩德逊；而德逊在北京临别时还对我说，要预先在鸥江边修一座草亭等待先生。呜呼，如今一切都结束了。德遵请求我为德逊的墓写铭，于是我把自己对德逊的期望写成辞，铭曰：容貌疏散而从容，心中怀念共同相处。你在鸥江水边等待我啊，我还没有转身回来，你却已经逝往何处？唉，我转身归来，还有谁与我相伴？张则善墓志铭 秀水县丞张佥到京师候选，寄居在我家附近的处士张君恰好去世。张佥听到讣告，号哭悲恸，捶胸顿足，不能自持。我去吊唁他，他服丧成服后将要回乡，亲自叙述父亲的事状，请求我为墓作志。张氏原是西昌的大族，田地房屋和财产，数量在乡里首屈一指。元末的战乱中，家产很快全部衰落耗尽。乡里的老人往往还能讲述他家兴盛时的情形，后生少年听到，都羡慕叹息，只是没有亲眼见过。当时张氏的子孙都穿着儒服，研习《诗》《书》，乡里称他们为善人，处士就是其中之一。处士讳则善，字嗣骞，自幼立志不追求外在杂学，通晓《尚书》，喜爱《毛诗》，亲手抄录、口中诵读，从不厌倦。成年前父母都去世了，他辛勤经历艰难，刻苦自立，设馆授徒，教自己的孩子和乡里子弟，扩大田园以发展家业。亲戚邻里有人急难，他都能救助；神色温和，对任何事物都不相违忤，不分愚者贤者、年少年长，大家都乐于亲近他。正统五年正月某日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原配彭氏是乡中名门，继室罗氏，都先于他去世。儿子二人：长子坦，被选为乡贡进入国子监，甘于贫困而努力学习；他去世时，国子监祭酒以下都为之惋惜。次子佥，永乐辛丑年进士，升任四川道监察御史，能自守勤于职务，任满三年因小的牵连获罪，降任秀水县丞。女儿三人：长女嫁廖祥，次女嫁刘晖，幼女嫁陈叔庆，都是他的女婿。孙子六人：朴、巽、彖、涣、防、观；曾孙四人。处士及他的两位妻子都葬在乡中命华山的原野。我在两京任职，四十年没有回乡，与处士只是彼此听闻而未曾相识。去年奉命回乡侍奉父母，路过处士的居所，当时处士已经卧病很久，没能与他交谈便离开，颇为惆怅；不料他竟因此病重不起，可惜啊。铭曰：恬淡幽静而贞正，避开荣华与声名；既已长寿而善终，后代子孙将会兴盛。赠文林郎、四川道监察御史欧阳君改葬墓志铭。

译监察御史欧阳洙已经升任四川按察副使，临行前向我请求说：“先父去世安葬时，曾经有过墓志铭。洙忝居朝廷官职，获得皇帝赐诰推恩，追赠先父为文林郎、四川道监察御史，母亲封为孺人。洙又占得吉日，准备把先父改葬在某原；改葬墓志铭，愿向您求取恩惠。”欧阳氏是蜀江里的名门，他们的先祖与宋文忠公出自同一支系。入我朝以来，凭借儒学登上仕籍，代代兴盛不绝。欧阳氏与我家相距不过半舍左右。我年轻时结交允坚、允清，与允贤尤其亲密；对允俊、允和、广哲、广汤、广洙也都交情深厚。我曾为三峯先生和允贤撰写墓铭，对于洙的请求自然没有推辞的理由。洙的父亲讳正，字允端，幼年丧父，却卓然立志，不同群童嬉游；辛勤经营家业，侍奉母亲恭敬，奉先孝顺，处置宗族亲戚乡里关系都合乎本分，而且持身谨慎严整。家距县城很近，不是公事从不轻易前往。平日神情淡泊，每天与族中父兄弟侄宴饮聚会、互相娱乐；依礼接待贤士大夫，从不显出厌倦，所说的话人们大多信服。他把教育子女看作最重要的事务。宣德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去世，享年五十五岁。他的曾祖父是觉，祖父是以吾，父亲是廉，母亲姓某，妻子姓某。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就是洙，永乐某年考中进士，出身后进入风宪之官；次子是淘，次子是洛，次子是汴。有八个孙子：璲、琢、琦、珉、珂。于某年某月某日改葬。墓志铭说：欧阳氏这一宗族，积累福庆、流传福祉；学习古道而出仕，接连不断地兴盛起来。允端先生，德行善举都有记载；不受挫折，也不张扬，在丘园之间安乐自得。身亡之后声名更加荣耀，归葬安宁之处就在这里。李子懷墓志铭 庐陵人李子懷的儿子子潭防防，母亲戴氏，他由舅舅抚养，于是冒用戴姓。长大后，通晓经学，成为国子监学生；通过乡贡选拔后，向朝廷请求恢复李姓，以求奉养父亲。诏命下达时，父亲去世的讣告却到了。子潭含着悲哀、忍受苦痛，将要奔丧回乡，亲自写状来请求我为墓地撰写墓志铭，并且说：“我不肖而且不孝，活着时不能供给父亲一天的奉养；父亲去世后，又没有办法在地下慰藉他，不孝就更加严重了。幸望您一定赐给他墓志铭，不能推辞。”按他的状文，子懷讳衷，先祖出自唐代西平忠武王李晟；曾祖是云，祖父是庆可，父亲是景琳，母亲姓欧阳。景琳有三个儿子，子懷是最小的。自幼丧父，侍奉母亲和兄长能够竭尽爱敬；对待族人姻亲合乎义理。叔祖明叔、天麟、天瑞都在贵地做官，流转在夷獠之间，羁旅异乡、郁郁无聊。子懷跋涉数千里前往探望并慰问他们。回来以后，叔祖叔相继去世，都留下孤儿；子懷不能回去，而且贫穷得无法自活，他又带着钱财跋涉数千里前往周济他们，并且抚养他们，使他们都能立身成人，然后才回来。他曾入赘同里的戴庭芳家，庭芳早逝，他抚养庭芳的幼子，如同同胞兄弟，终于使戴家大为兴盛，却始终没有私取一文钱。乡邻有急难，他总是奔走前往救助，从不因私事而废弃公义。平日尤其把教育子女当作要务，岁时开设私塾，聘请名师，礼节心意无不周到。他曾对儿子说：“我生长在战乱之中，不能从事学习；如今将要老了，你们幸而生逢明时，不要只是看着我自暴自弃。”永乐乙酉年二月某日，他因病去世，享年若干岁。有两个儿子，长子泉，次子就是子潭；有两个女儿，某某是她们的女婿。孙子若干。唉，像子懷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善人了。墓志铭说：“内心诚笃，外表不加粉饰；以义为乐，不徇私利；不随俗浮沉，而止于此道，以此昌盛他的后代。” 罗处士墓志铭 庐陵人罗处富考中进士后，历任秋官，秋官卿上奏称许他的才能，提拔为随州知州。他将要赴任时，拿着钟子温所撰述的祖父处士事状给我看，并且说：“先祖父去世已经将近二十年，只有墓穴还未能永久安稳。家父将要选择吉日改葬，而墓室的墓铭还没有托付给人，恭敬地命令不肖的我来向您请求。”我与处富交往已久，且为他的祖父撰写墓铭，又是奉他父亲之命，于是按事状叙述并为之作铭。处士讳思成，字存中，号天存，世代居住在庐陵，以儒业为生。他的先人曾在宋代凭科举显达。曾祖某，祖父某，父亲独清，任福建儒学提举，与刘申斋、刘桂隠齐名。母亲姓尹。处士质朴正直而温厚，崇尚端正清洁，笃行孝悌。家中四代同居，烧火做饭也和乐融洽。处士博学强记，尤其精通《诗经》《尚书》。年轻时多次在郡学考试中取得第一，都超过其他生员。曾带着所学去拜谒欧阳楚文公、虞文靖公，二人都十分爱重他。当时的名人如进士刘闻、萨都刺，都与他交游；他尤其与豫章辛敬、襄城杨士宏以及刘尚书崧交情深厚。他曾一次参加有司考试而未被录取，于是隐居不出，专心用善行引导他人。乡里中因他的德行而改变的强悍暴戾之人很多。遇到急难，他总是赶去救助，唯恐落后。大明统一天下后，朝廷多次下诏访求贤才；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终于没有上任。面容苍老、头发如鹤，他在青林白石之间逍遥自在，每天带着儿子、孙子和乡里的少年才俊讲说圣贤道德的美善。有空便登高临水，以饮酒吟咏为乐。八十一岁时，有一天备办酒食召集亲友，告诉他们：“我明天将要同诸位告别。”到期后，他正襟危坐，索要纸笔作诗，飘然去世。时间是洪武戊辰年四月十二日。他娶萧氏，早于他十九年去世。有三个儿子，长子于邦也已先去世，次子于京就是来请求墓铭的人，次子于同。有一个女儿，嫁给左子声。孙子孙女共六人。起初葬在居所后面，如今将于某月某日改葬在吉水县麻坑原。读书人怀有一才一艺，没有不想在世上得到任用的；但到了真正任用时，也未必都能有所施展。处士虽然没有被任用，然而平日所影响的人却有这样多。孔子说：“如果这样，何必一定要做官理政呢？”说的不就是处士吗？墓志铭说：他所蓄积的德行，使家中富足却不显耀；他的遭遇和处境虽然卑微，却没有被压抑；他的施行延续到高龄，使本宗和旁支都昌盛。上天对他的报答，难道不就在这里吗？乡贡进士罗仲弁墓志铭

译我县罗孟昭的长子名叫▯，凭《易经》考中永乐九年江西乡试，第二年会试落第，成为国子监学生。又过了一年冬天患病，再过一年，他的父亲跋涉千里前去探视。他到后，病情稍有好转；数月后病势再次加重，于是去世。他父亲悲痛哭泣。住在京师、与他相知的人，都前往吊唁。于是他的父亲准备把灵柩运回西昌安葬，请前溧阳县学教谕梁本之叙述他的世系和品行，托付我为他作墓铭。我接受文章读后说：“唉！孟昭爱他的儿子，以及▯能够恭敬承受父亲的爱，都是我所知道的，如今却都结束了，怎能不悲痛呢！”▯还在童年时，已经俊秀爽朗，异于常儿。当时萧尚仁、谢子方两位先生，都是乡郡中博通的儒者。孟昭聘请萧先生到家塾教导▯。萧先生去世后，又聘请他的儿子、靖江府长史用道。用道出仕后，谢先生正在郡学任分教，孟昭便送上厚礼，让▯前往跟随他学习。岁时都备办侍奉老师的礼节。谢先生去世后，又以礼聘请如今的广西按察佥事陈公来教他。遇到缙绅儒者来往他家，孟昭都极力隆重接待，希望▯能够得到更多老师的教益。孟昭这样爱▯，▯也勤勉恭敬地承受父亲的爱，早晚整饬勉励自己，努力学习，从不懈怠。县里的长官举荐他充任博士弟子员，不久便在乡试中考取。那次他在京师参加会试时，我正奉命主持考试，私下以为▯必定会出类拔萃地升进。拆封看名次后，发现▯没有考中，我正为埋没人才而内心惭愧，但▯多次来见我，神色怡然，反而更加恭敬，丝毫没有不得志的意思。我又私下感叹▯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他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他进入太学后，当时太学生有数千人，祭酒胡公考核他们，读到▯所作文章，大为高兴，把他列为第一。第二天告诉我：“西昌后来的人才并不少，他这样的人，前途可望成就如此。”唉，难道能料到他一朝就这样结束吗？这难道不可悲吗？▯字仲弁，又字崇弁，侍奉父母非常孝顺，唯独对弟弟深切疼爱，恳切地引导他走正道。他所得一文钱以上，都归给父母，任由弟弟妹妹取用，从不把钱带入自己的房间。对于族人姻亲中的长者，他全都恭敬；对于年幼者，也都有爱护之意。凡是交往的人有急难，他都尽力前往帮助。他考虑事情精细周密，即使细小的事也一定审慎后才行动。闲居时手不释卷，通常总要读到半夜才停止。在太学有空，便来到我家，曾对我说：“蘧伯玉到了老年也不忘反省自己，凭这一点成为君子。他又说：“一个人卑微地不出闾巷，却每天亲近贤士君子，怎么能知道自己的行为不是错误的呢？”唉，假使▯能够多活一些年头，他的成就哪里可以估量呢？可惜他的母亲胡氏早已去世，妻子陈氏也是名门。他有一个儿子，某某刚满五岁，▯就去世了。永乐十二年五月四日去世，享年二十七岁。将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某乡某原。墓志铭说：梅溪岸边，是罗氏世代居住的地方；后来迁到县城西边。家族源流的支派，已经延续并繁衍，越来越富足兴盛。▯啊！才华不凡而谨慎勤勉，文章秀美而功业灿然；像高高挺立的英才，众人都盼望他腾达，谁能阻挡他呢？却没有被举用便舍弃生命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的遗骨竟藏在这里？史氏为他作铭，希望他的精神因此不死。萧吾幼墓志铭 洪武癸酉年冬十二月，泰和人萧吾幼去世，暂时葬在居所西边。又过七年，十月十五日，他的儿子建平将他改葬于千秋乡高富里田北的原野。安葬后，托我作墓铭。按吾幼讳某，祖父明叔，父亲志可，都有隐德。母亲姓刘。吾幼为人诚实厚道而不喧哗，侍奉父母诚挚至极，对待族人兄弟周全而有恩义，与朋友相处诚恳温和，人们从未见过他有愤怒的脸色和严厉的神气。他的资财只求足以应付寒暑、朝夕生活，不求有余；有余财时，遇到所认识的人贫困，便停下自己的用度分给他们。他所做的一切都出于天性，差不多就是古人所说的善人了。享年七十一岁。起初娶刘氏，继娶彭氏。有两个儿子，长子某在战乱中被俘，不知归向何处；次子就是建平，温厚谦谨，很像他的父亲。这难道就是上天用来报答善人的方式吗？墓志铭说：一个人一生能做多少善事？做善事难道不是自己总有做不到的地方吗？那些不行善的人，自身沉沦在污泥之中。唉！吾幼所做的善事已经很多，百年之后，高大的坟墓巍峨耸立，乡人为他作铭，使他的美名永远不磨灭。吴处士墓志铭 永乐丁酉年某月某日，南昌处士吴孔昭去世。他的孤儿頴领预频卜日，第二年某月某日葬在本县南山的原野。安葬前，派预的儿子某携带刑部主事刘全节所述的事状，赶赴京师，通过翰林庶吉士黄瓛请我作铭。按事状，处士讳嗣麟，孔昭是他的字。他的先祖中有一位叫诵义的，最初从番昜迁来，后来家族日益兴盛。诵义六世传至茂翁，茂翁的儿子存拙，任新建县学教谕，是处士的祖父。父亲本立，母亲姓张。处士幼年丧失父母，由祖父教养。他天资端正稳重，聪明敏锐，读书时每天能强记数千字；稍长后，记诵阅览更加丰富，受到祖父喜爱，祖父常常为自己不能活到看见他成才而悲痛。他侍奉父母，对祖父尤其笃厚，十分孝敬。有盗贼闯入家中，捆住他的祖父，索取财物没有得到，准备加害祖父；处士悲哀叩头，请求用自己代替祖父。盗贼发怒用刀砍他，鲜血大量流出，而他的脸色不变。盗贼惊异，于是连祖父也放开离去。祖父去世后，他悲痛过度不能自持，但安葬和祭祀全都合乎礼制。他曾与从父本谦一同在乡里任职，有一次上级下令，让各里查验没有固定产业的人并遣送戍边。遣送后，有不愿戍边的人，后来诬告本谦，说本谦代他写了诉状以取得替代戍边。本谦当时已经去世，按规定应由他的儿子前往；起初那人并没有诬告处士。处士却愤怒地说：“遣送百姓戍边时，我确实和叔父一同办理此事，怎么能只诬陷叔父而给他的儿子带来灾祸呢？”于是毅然向官府说明实情，最终为本谦洗清了冤屈。他对弟弟孔哲尽到兄弟友爱；孔哲去世后，对他的遗孤抚养尤其优厚。从弟孔性一家患瘟疫，没有人前去过问，唯独处士每天多次送去药物，直到病好才停止。族人姻亲中有贫乏无力办丧事的，他都周济。治理家庭、教育子女，全都以伦理亲情为根本。闲居时手不释卷，与人交往始终如一。他居所中有数百竿竹子，取名竹亭，每天与贤士君子在其中宴饮聚会。乡里的先生傅拱辰、熊伯机都与他往来。熊先生曾用正德年号为他的居室题名，又写文章记述此事。他大约七十五岁去世。娶陈氏，有五个儿子：頴、领、预，硕、颎；预是永乐乙未进士，任某官；硕先于处士去世。一个女儿，嫁给李伯希。孙子十一人。墓志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