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防文集卷二

译《送张丞北归序》士人从最低一命之官以上，只要能看到典籍，谁不会说官德以清明为根本，公正由清明产生呢？然而五尺高的孩童都知道的道理，却有白发老者不能实行，难道没有原因吗？从前我随着公文调动辗转任职，坚持这个训诫非常严格，常常把两种说法合在一起，认为清明固然由公正产生，但没有不清明就能公正的人。往往一命之士，不把金玉看待自身，便把温饱看待自己的官职。愚昧的人不值得责备，聪明的人有时却昏昧于名分义理，奔逐追求，什么打算也不肯放弃。贫穷的人不必深责，富有的人有时还觉得不够，仍然贪求更多。于是，一点私心缠绕扰乱，百事便昏暗不明，清明又怎能替万物吐露正气呢？这就是有识之士对过去做官的人更加遗憾的原因。保州张君凭借文书才能起家，来任崇德县令的副职，凡是宽恤百姓的事情，只要力量所及，从未稍有吝惜，并不只是吟咏松间风月罢了，而是亲自下笔办事、签名署职。三年之间有足以称道的事情，本来就很多；唯独他解任之后的最后一段经历，更能看出张君尤其审慎。起初，县邑的邻近地区临平有一桩诉讼案件，长期不能判决，连续牵连逮捕数百人还不止。当时绣衣使者发公文命张君审讯此案，他到达后没有停留，案件便得到审理结案，是非也由此明白。张君就在那段时间自带粮食，不因一丝一毫而劳烦乡里，这难道也是有所作为才这样行善吗？人本来有在刚到任时矜持自守的，到了将要离任时却不能不显露出来。如今张君离去时和初来时一样，他被当权者器重、被士人称许，就更加确实无疑了。把这种心意充实并坚持下去，可以知道张君确实是超过一般清明之士的人，是崇尚公正清明的人，是把自身看得如金玉般珍重的人，是能够替万物吐露正气的人。我与张君同姓，临别时心情黯然；酒壶已经倾尽，便作序来记叙心中的惜别之意。《送济南王君赴台州治中序》至元二十四年，前杭州路治中济南王君奉命调任台州。此前江淮行省发公文命王君在宜兴核查民田，事情办完回来时，行李中所带的只有当初来杭州时得到的复斋徐公的书法文章、台省诸公近期的作品，以及宜兴士人为他送行的诗卷。他将要去台州，告诉了平常来往的人，又向嘉兴张伯淳索求赠言。他说，杭州在东南是最为繁忙复杂的郡，王君置身其中，能以办事有成著称，实在很难。核查田地必须务求真实，催逼急了便会招致怨恨，放缓了又会被认为不称职。王君如今没有扰民的名声，却有办事有成的实绩，从当地百姓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仿佛出自同一张口，这又很难。复斋、寓轩、绣江诸公，都是天下少有的文章家，轻易不肯许可别人，却唯独不吝惜称许王君。得到这样的评价，难道不是很难吗？如今王君要离开了。台州素来号称仙佛之国，应当有半刺史那样的荣耀，却没有杭州那样的艰难；并非没有困难，而是王君处理起来确实容易。史传说庞士元担任治中、别驾以后，才开始施展千里马般的才干。处在这个职位而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大概足以充分施展才力，使全州蒙受恩惠，但结果如何还不能确定。政教是人们最难信服的事情，王君却只看见它容易；进取是人们认为最容易的事情，王君却独独看见它的困难。在于自身的这些方面，正是使自己不致失误的原因。王君努力吧！于是就借这卷诗为他作序。这一年六月十五日。《送刘东崖赴建昌总管序》至元甲子年，皇帝登基。诏书首先涉及郡国儒生贡举的制度。过了四个月，下令内外尊崇孔子庙；又过了一个月，任命翰林学士南康刘公为建昌路总管，晋升为正三品俸秩。这一切都是为了彰明文治。南康本是江左深远的郡地，纳入大元职方版图后，改隶江右，与建昌实际接壤。因为考虑到刘公便于照顾家乡，于是有了这项任命。人人都替刘公感到荣耀，但从刘公自己看来，只知道将要承受刺史的劳苦罢了。刘公还不到三十岁时，在宋朝以右武大夫总管步骑，当时职权相当于监司，前途正迅速发展，已经很有力量。丁亥年，世祖皇帝召他到朝廷，知道他是磊落杰出的人，给予极其优厚的待遇。他随从皇帝多年，辛卯年皇帝有意任用他掌权，刘公拜手坚决辞谢，虽然内心十分痛苦，却不敢把退隐作为清高。后来只得任职于词垣史局，以承受皇帝的荣宠。这样看来，他最初的志向难道是急切追求荣华仕进吗？文武本来不是两条道路，自从山河之气分散，不能再得到文武兼全的人才，于是才把二者分为两途，这是科举制度下的说法。刘公在崇尚文治的时代却亲自参与武事，到了侍奉本朝时又成为文字之官，一个时代的诏令文辞多出自他的笔下。他的文思浩荡纵横，人们多称赞他。世俗所说的毛锥子和长枪大剑，都只是局限于一种才能的人。像刘公这样的人，难道能不称为文武全才吗？传记说：“二千石的官员只要贤良，十万户百姓就获得无边的福气。” 那些众多愚昧而有生气的百姓，都是我的赤子，都是有享受生命乐趣的权利的。他们不能顺遂生活，往往是因为早晚有官吏来，向南方强行索取土地上没有的东西，责令百姓承担力量所不能供给的财物；更严重的，还越出常规，任意发泄胸中意气，而那些喧嚣之人又趁机从中扰乱。这些祸患的由来，难道全都是百姓的罪过吗？又难道全都是年成的罪过吗？这个地方素来号称家家弦歌诵读，如果由刘公治理，施行对百姓便利的事情，去除对百姓有害的事情，那么将有刺史的荣耀而没有刺史的祸害，难道还能照旧说百姓只是庸俗琐屑吗？闲暇时登上凤山，来到虎泉，询问平远的风月景色，是否还和从前一样？这本来应当更加昌盛我的文章，不必借助武力；这样他不辜负岳牧和词臣的选任，大概不用占卜就已经可以确知了。我有幸与刘公交往已久，对他的情况知道得很详细。附县周行与刘公为邻，白天窗前、夜晚灯下，共同谈论，没有虚度的时候。如今刘公要出发了，我将送到门外；没有什么要请托的，上面说保重饮食，下面说彼此思念，本来就在笔舌之外。出发那天，中都士大夫都作歌诗为他送行。于是嘉兴张伯淳考察事实为他作序。至于用浓墨大字把自己的名字附在《东崖先生文稿》末尾，那就等以后再说了。当时是九月十三日。

译《送周方山序》自从田地不再实行井田制，选拔人才不再依据乡里，士人中有志于当世的人，才不得不寄身于游历求仕。距离古代越来越远，士人的不幸为什么这样深重啊！他们有幸得到机遇，却又有车马奔波的劳苦，有辛苦牵曳衣带、往来拜访的忙碌，以及靠人供食、寄食门下的困窘。圣人贤者尚且不能避免。唉，这也太劳苦了！处在今天的时代，有海陵周君这样的人，凭诗文游历于诸公之间，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的，听说周方山来了，都倒穿鞋子赶来迎接，唯恐落后；每天急急忙忙奔走道路，难道是能够停止却不停止吗？我在秀州作客，几年来一直作为钱塘的客人，又过了很久，如今还要离开去游历吴门。不知道方山这次离去，车辙经过的地方，能够高兴地与他倾盖相交的人有多少？能够穿着长衣会见他而不被俗人讥笑的人又有多少？王侯门下的青草白饭，到了哪里都能像回到家一样吗？水路乘船、陆路步行，东西往来只按自己的意愿，是否会不至于受到水陆阻滞？是否不会寂寞失意？临行之时，钱塘交游中能作诗的人，各自作诗赠送。于是嘉兴张伯淳赞美方山游历的兴致不衰，又高兴吴门有郡博士冯君抱瓮、前任提学胡君沧溪，二人都是东道主人。方山见到他们一定会得到知遇，不会像我这样区区所交往的人一样，于是作《送周方山暕序》。《送范药庄序》长兴是湖州的大县，向来号称难治；但是，只要县令、县丞用人得当，治理本来并不难。钱塘范君主持乡郡学校事务将近三年，行台按照近来的制度，把他的姓名上报朝廷，准备提拔他。范君防慎于求取官位，暂且出任此县县丞，将要赴任，便在平日常来常往的伯淳和祖设酒饯行于北关之外。酒已经喝尽，我赠他说：“士人一旦获得一命以上的官位，只要存心爱护万物、爱护百姓，就一定能够有所济助。如今你得到一个百里之地，在其中辅佐治理，百姓都仰望着你。你心中快乐，一县的人就会欢喜；你心中不快乐，一县的人就会恐惧。这关系实在不轻。一命之士尚且可以施展自己的志向，何况再升任县丞呢？何况这个县四周辖境不止数百里，责任尤其重大。一个有志于济助百姓、爱护万物的人，大概完全可以借此施展抱负而有所作为。况且自唐代以来，谈到县丞，必定说蓝田，难道除了崔立之，其他人都不足以做县丞；除了蓝田，其他地方都不可治理吗？官职因人而受重视，本来就是这样。崔立之积累学问、续写文章，在松槐之间吟咏，他的意趣是怎样的呢？范君是诗人，面对这样的事业应当不会惭愧。我将看到，后世称说长兴，也会像今天称说蓝田一样，那就足够了。虽然如此，县丞贤能而县令也贤能，那么无论到了哪里，都会有不能施展的事情吗？范君，努力吧！责任既然重大，那么用来成就自己的事业，也应当更加看重。当朝要人所以把你安排在颇高的位置上，那么你在这个官职上培养声望，就不应以职位卑微为借口推辞。范君，努力吧！”范君认为这番话说得对，于是写下这篇序。药庄是范君的自号，不是用来称述古人。某年某月某日，张某作序。《送胡石塘北上序》天地山川的精气凝聚而成为人，其中得到精华的人成为士人。士人并不只是说穿深衣、系大带的人。古时候，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从洒扫、应答，直到礼乐、射御、书数，再到穷究事理、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治理百姓的道理，有一样不知道，就不足以称为士人。以今天的情形来看，这也很难做到。后世士人对于学问，虽然未必都能达到古人的程度，却也一定要日积月累，才能获得士人的名声。如果从来没有积累学问的功夫，却突然向人宣称“我是士人”，自己固然不敢相信，别人也会群集起来非难他。唉，近来却不是这样了。我的朋友、金华人胡君，是前科进士。他努力学习，擅长古文，大概正逐渐接近古人所谓的士人。然而他贫穷得无法养家，被饥饿驱赶出山，不得不仰赖微薄俸禄，同时还要守持内心的耿介。于是众人正以捋胡须、击掌的姿态把他看作狂人，又有谁肯替他铺设升迁的阶梯呢？世俗的风气，实在令人可叹。如今君要离去了，在燕云紫翠相间的山水之间，足以昌盛你的文章。我知道这一行一定不会白费。临别时我斟酒告诉他说：“你家安定先生，由进士起身，历任内外官职，政绩声誉都很高。他镇守湖州时修筑石塘百里，兴建学宫，足以成为后人的法则。经义和治事，依次讲明，难道还只是穿深衣、系大带吗？”君以石塘自号，难道也是仰慕安定先生吗？君已经做官了，应当把自己的长处用于学校、用于民政，将来施行起来没有不合宜的地方。君说：“这些并不是我所知道的。”笑着走出门去。我作这篇序以表明临别之意，并不是说石塘就是古人。至元二十五年仲春十八日，嘉兴张某在越地的寓所中书写。《湖广行省平章安南国王陈公诗序》士君子胸怀远大的志向和杰出的气概，往往在诗文中表现出来。然而他们表现出来的文体，有的寒瘦，有的富丽典雅，有的吐出不食人间烟火的语言，所表现的形态大不相同。唐代韩愈认为，和平的声音、淡泊愁思的声调、精妙欢愉的辞藻难以写好，穷困苦难的言语却容易写好；又说文章的创作常常产生于羁旅之中，仿佛要把所遇到的境况作为工拙的依据。依我看，文体不同，是由于禀赋和见闻不同，难道都由所遇之事造成吗？杜子美称特进汝阳王为“词华哲匠”，韩退之称马兆平的文章变化奇伟。至于裴司空的佳句、马仆射的《天平》篇什，赞美他们的言辞都极其充分。遥想当时，他们大多有欢愉和平之意，未必忧愁，而且绝非穷困之人。如今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安南国王陈公归来京城已有多年，早晨露水未干、月夜清明、雪桥霜路之时，写景咏物的诗语居多，汇编成一卷，名为《拱北稿》。他身受光荣宠遇，衣食器用全都出自天家，不能说是羁旅愁苦；可是他的诗竟如此工巧精妙，难道不是得自天赋吗？还是因为他客居中华，面对清风明月，怀念万里之外的故国，又感慨富贵无常，欢乐到了极点反而生出悲哀，所以借吟咏抒发郁结，而工巧精妙之处，隐约超出光荣宠遇和衣食器用之外呢？我的朋友、编修张君宗鲁拿出陈公的吟稿和亲手抄录的近作给我看，凡是看过的人无不一致叹赏。善于写作的人将仿效韩愈、杜甫赠诗给诸公的做法，作诗赞美陈公，并请江南张伯淳为这部诗稿作序。《送李仲宾萧则平出使安南序》安南是古代的越地，虽然在九州之外，有人认为也是禹时代旧日的服属之地。自古以来设置刺史，或设置太守，或设置牧官，有【原文缺字】

译如今皇帝驾御六龙，广施恩泽，并不因为安南是远方的属国就把它排除在外。谋划怎样宣扬皇帝的恩德，于是任命礼部侍郎李仲宾出使，并以兵部郎中萧则平为副使。这是一次怎样的出行呢？是才能和选拔相称的任用。人们说这次出使容易，我却独自认为很难。为什么难呢？到这个国家宣谕，谁不晓得把君臣大义以及福祸利害的关键讲给他们听？他们怀着恐惧之心来听，言语便容易被接受；否则回来报告，说我们已经尽了职责，国家自然另有办法处置。如今二位跋山涉水数千里，传达一纸诏书，只是要打开他们自我更新的道路罢了。倘若慢慢地去，慢慢地回来，这种事情人人都能做，又何必劳烦我们这些人？何况人情在长期恐惧之后，一旦从无罪的处境中自行振作出来，就会非常喜悦；然而喜悦又是玩忽的萌芽。顺着他们所喜爱的事情去做，使他们舍弃迟疑不决的旧习而更新，这样才不辜负皇帝派遣使者、以礼乐教化的本意。仲宾曾任尚书郎，仲平曾任刑狱副职。使者平生所学习、所实行的究竟是什么？如今就要出发了！愿你们有不顾自身、忠诚勤勉的操守，没有入朝直言时那种尖锐直露的姿态。这样，你们一定能辨明别人难以决断的事情，果断而无疑。我客居在外，不忍听《阳关曲》，又不能像年轻人那样作几句“保重加餐、彼此相忆”的话，只好写下这篇序以作送别。至元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在玉堂官署中书写。《送赵月卿赴江州教授序》官职之所以能够防止非分之心，就像在县庭悬挂馈鱼的故事、看见孙叔敖挥锄的故事一样。凡是没有所求却行善，不向分外的东西索取，都是防止非分之心。至元丁亥年，我在席间接待余杭郡人赵君月卿。过去他作为前六馆士人，受到众人推重；在主持学务时，我本来已经知道他没有别的心思。这年冬天，君分任越地学校的教授，我在东浙宪府任职，驻留越地，公务完毕后去拜访他，他闭口不谈世俗杂事。如今担任郡中文学官的人，常常苦于道德仁义的价值无处施展，必定急忙奔走、窥伺机会，然后才能立足，弊端终于发展到毁弃自己所守持的原则。君完全无暇顾及这些，只求尽到自己的职责，把世俗的好恶都置之度外，而且从未耽误事务。壬辰年秋天，我从福建赴京，君因任期届满去拜访铨曹，我们又在客中获得谈笑的乐趣。适逢议论者想重新选拔各道儒学提举，任满者破格升官而不按资格，君完全没有希求进取的意思，仍然保持原来的本色回去，甚至没有闲暇选择地方，对于比昨日更加偏远的去处也不计较。唉，防止非分的心有时收敛、有时张扬，有时吝啬、有时丰厚，造物主本来就对此另有安排。然而浔阳是江右的名郡，东西二林，清泉飞瀑，名胜很多，白居易曾说，假如有志于在仕途上隐居，除了这里还要到哪里去求呢？君怀着这种不急于求取官位的操守，暂且寻求仕途中的隐居生活，尽力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不去做世俗中那些本来不必做的事。这样看来，将会有恭敬端庄的士子受到熏陶教化的益处，这难道不伟大吗？至于抵御习俗的冲击、转过头来避开利欲的诱惑，他本来就有这样的志向。癸巳年五月十日，嘉兴张伯淳在大都寓所书写。《送陈笠峰赴安庆教授序》郡中设置学校，是为了阐明圣贤之道，培养人才，以供将来任用。不只是教育他们，还要借此养成国家等待士人的意旨，责任并不轻。自从教育方法不明，只把考试作为教育，思想已经不是古代的思想了。更严重的是，连考试也不再认真，只知道过度耗费自己的精神心术在培养士人的工具上，争执所到之处，学校也不免因此一天比一天受到轻视。唉，这都是不公正、不廉洁的人造成的。我常说，公正与廉洁虽然是两件事，实际却是一体；只有廉洁才能公正，从来没有不廉洁而能公正的人。如果廉洁了，却又对事务昏昧，即使只使自己清白，又有什么益处？还必须是博通经学的人，才可以谈论这些。然而众人的口味难以调和，士人尤其如此。文学掾是否得人，关系实在重大。像四明陈君对待教育，大概已经有经过验证的成效，而且完全没有可以指责的瑕疵。我曾在东浙宪府任职，过去游学越地；我与君虽然任职有先后，但无论戴章甫、穿缝掖的人认识或不认识他，都异口同声称颂陈笠峰。不只是读书人，凡是在这个地方做官的贤者，也没有不这样说的。到这时我才知道，公论原来从未泯灭。再考察陈君所以能得到人们如此评价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学校廪粮，自一粒粮食以上，全部交付给主管部门公开管理，仿佛与他本人没有关系；所以他能够兴办废弛的事务、补救弊端，把破败的墙垣和倾颓的房屋改造得如鸟张翼般整齐华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任期满了多年，郡中的官吏才把他的姓名上报省台。他明察刑狱、处理政务，将来没有什么不能施行。只是他正迟疑回旋，后来才去拜见选部，又被注授为安庆教授而归。皖溪翠色高接碧云，听到他的名声，已经露出有德之人的神色，众多士人真是幸运。君出自有文献传统的世家，年轻时就在科场驰名，做官而不苟且，贫穷而能廉洁。由此我知道君是博通经学的人，是廉洁而公正的人，是尽到教养职责的人，也是施行政务而无不合宜的人。至元三十年五月十一日，嘉兴张伯淳在大都驿舍书写。《送张子敬湖南宣慰使都事序》至元庚辰年，太原刘公伯宣任浙西宣慰司同知，对人物很少许可，唯独东平张君子敬因办理公务得到他的知遇。张君由松江提控案牍被提拔为本司属吏。当时我已经知道子敬是笃实、通达、敏捷的才俊。辛卯年，权奸被诛，江浙行省彻底追究奸党，设置勘验机构依法办理。奉行文书的人一定要慎重选择，佥省事郭公伯川征召子敬为属员。不久他任行省属吏，任满后授为湖南宣慰司都事，这是与其才能相称的选任。人生处于天地之间，只怕没有才能，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即使被了解而受到推荐，得到当时任用，又要看了解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唉，所托付的人有正有邪，一生成为贤者还是奸佞、通达还是困顿，都由此决定。立身实在太难了。子敬得到刘、郭二公的知遇，所以能够凭借职务进身。韩昌黎所谓“了解他的主人，便可以相信他的宾客”，湖南的子敬大概不必因为身在湖南才值得信任。像我这样的人，又哪里能因为他的主人而得到信任呢？还是说湖南距离天子万里，世上的议论者往往说天远了，民情便无法上达，皇帝的恩泽也可能壅塞，难道真是这样吗？如今子敬前去辅佐并主持事务，一定能够推行对百姓有利的，除去对百姓有害的。使东南之地稍稍得到宽舒，大概就有希望了吧？除此之外，都是余事罢了。出发的日子将近，我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写下这篇序记述他的出处。钱塘有许多著名的大夫和士人，了解子敬的人不少，还将相互作诗赠送给他。元贞二年九月某日，词臣张伯淳在钱塘寓所书写。

译《玉芝吟稿序》三山郑君贡父自号玉芝。早年便在科场有声望，胸怀远大的志向和杰出的气概，无处寄托，便在诗中表现出来。元贞丙申年夏天，他在钱塘与我偶然相逢，拿出一卷诗给我看。长篇诗如《题故相》，五言诗如《赠老僧》中的“心已先身死，肩防与项齐”；七言诗如“动物自争浮世界，防尘不染旧江山”，如“一榻好风延梦蝶，半林残日款鸣蝉”。绝句如“错唤侍儿供晓镜，钟声不向景阳来”。这些诗往往意境自生，语言与义理、境界相融合，大概是把自己的学问功力用在诗上，而不只是从诗句本身下功夫。晋宋以前的诗已经不值得推崇了；近体诗自唐代以来，多擅长构思和情致，但他所达到的境界处处都在，凌厉的光景、繁花野草、令人快意观赏的美好祥瑞，使人心惊目动。他日若进献天台山之赋，续作斋房之歌，即使不求以诗文显扬，也足以歌咏国家的盛大。秋八月十六日，在钱塘寓所书写。《送云伯让赴浏阳教授诗序》洛阳云君伯让赴浏阳州任教授，善于写作的人都作诗为他送行，请我作序。我说，先前已有《荆潭唱和诗序》，虽然事情不同，但措辞反而更加困难，然而不能因此停止。时代有今有昔，地域有北有南，而我们的道理只有一个。我曾怀疑伊洛一带前代的贤人，前后相继，以道德文章修养自身、教化门徒，但足迹却不到长江以南，偶尔来一次，也是为了处理民政事务，难道是因为鄙视南方的士人吗？自皇元统一以来，做官的人交错往来于南北之间，常常如此。只是没有听说北方学者去做南方州郡的文学掾，未必是害怕路远，也只是轻视这是冷清卑微的官职罢了。伯让为了供养父母，由河南出仕湖南，不以数千里为远，却选择别人所抛弃的职位，这是卓越的见识。凡是习惯于旧闻的事情，必然容易玩忽；从新见解中得到的事情，往往常新。如今浏阳刚设州，学校也将因此而兴盛，不只是换一块匾额而已。伯让应当把平日所学充分施展，用来教化学生，使士人的习气日益进步。这样才美好地不辜负圣朝更新的意旨，努力吧！有空时仰慕南轩的高风，访问龟山的遗迹，以追寻伊洛学术渊源的盛况，那么所得益处应当不止于今日所看到的这些。努力吧！元贞二年【缺年日】《送方复大序》我的朋友方君复大，负责宣城郡学的纠正事务，将要赴任，来告别。我对他说：宣城经过谢氏诸公的题咏品评，又有太白、牧之相继赋诗歌咏，山川明丽秀美，已经没有什么隐藏不显的了。你在仕途游历所到之处，想来可以使心胸眼界畅达，从而昌盛你的文章，这可以向复大道贺。我起初在江浙参知政事龙川李公的馆舍中认识复大；了解他的主人，当然已经相信他的宾客。后来交往日久，更加相信他纯正高雅、值得敬重。从前滕公达道客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门下，凭文学成就而身居通显要职，复大的出处大略与他相同。初次做官便得到这样的地方，又是如此，我知道此行一定能在山川明秀之间充实自己，而在升斗俸禄的计较之外卓然自立。正不必说什么保重加餐、彼此相忆的话；江东有佥廉访司事李君，是我的朋友，见到他时请试着代我提及，以代替问候。《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我的朋友白君廷玉，出任常州路教授，是与其才能相称的选任。近年来儒官赴选部，如同流水流向沟壑，官员没有穷尽而职位却有限。于是枢机日益趋于严密，初次出仕必须先任府、州官，再调任才能得到路学职位。君由学正出仕，因推荐者的举荐便得到教授一职，这样的路学职位难道容易得到吗？起初在至元壬辰年，我赴京朝见，当时近侍之臣也曾把君的姓名推荐上去，却没有成功。拿如今得到的职位同过去所遇的机会相比，究竟怎么样呢？君已经做官，应当使郡中人都有所敬仰和效法，应该思考如何增加我们这条道统的分量。子产因为不毁乡校而得到颂扬，世人所谓公论往往归于学校，弊端于是发展到这种地步。但如果没有人却凭空指称有罪，学校也不能不因此受到轻视。我常说，执政者不厌恶乡校的议论，乡校也不必刻意寻求议论执政者，这样双方都得到好处。君平日不喜欢把褒贬说出口，但听到别人的善行从未不心悦诚服，听到别人的恶行只怕来不及掩耳。将来有人了解君，知道他沉静、可以任仕、足以增加我们道统的分量。于是因他的出行作序以表明送别之意。《闲闲纪梦诗序》自从六梦有占验以来，关于梦的说法就很久远了。有的梦产生于想象，有的产生于因由，有人认为必须无因无想，之后才能预示吉凶。然而我们夫子立志于推行圣道，虽然未必是在想象周公，但精神相交、心意相接，自然不能停止。至于庄周心志清虚而梦化为蝴蝶，心志富贵而梦见旋转的蚁群，又有“刍狗”三种占验，本来都没有这样的事情，所说的却全都应验，这又超出了因由和想象之外。凡此种种，仓促列举也说不完。我的方外朋友闲闲吴师迺，在良月初七夜梦见同江东三位名儒交谈，并且作联句。醒来后能够记住的只有三句，于是作成七言律诗来记载此事：“有因还是有想象，没有因也没有想象，我不能知道其中究竟。”只是梦中联句能够引物连类，毫无小小差错，若不是胸中本来就有机轴、不必等到勉强思索才能写出，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少霞在五云阁任职时所写的文字，坡翁关于冰玉肌骨的格调，也有梦中连续写出数百字，醒来后仍历历在目；这些都是胸中的机轴。次韵和作的共有若干人，声律相互协调，珠玉般的辞采交相辉映，不知韩退之当年所作的纪梦诗，得到这样的看法会怎样呢？吴师拿这卷诗给我看，似乎是有所征求于我。我说，郑人得到一只鹿，把它藏在蕉树下；藏鹿的人、听说后去寻找的人、所谓室人、士师，全都是梦。如果又要解释梦中的梦，岂不是要在屋顶上再架一座屋吗？还是听说真人睡觉不做梦，醒来没有忧虑。吴师已经达到八九分的境界，将来人们还会共同谈论他。这不是梦中之梦，我姑且直接叙述所听到的，写在这卷诗的卷首。《秋山诗卷序》秋日的光景仿佛宦途之情淡薄，山色却不如归意浓厚。这首诗大概是替我们这些人发出的感慨；也许宦途之情本来就没有，归隐之意也已经消失，却独自在这里有所领悟，这就不能用世俗的心意来窥测。宣城稽法师自号秋山。承平公子画的这幅图，大概早在数百年前就为法师作了预兆，今天法师取来比拟自己。我们这些朋友相继为它吟诗作赋。远离尘俗的人，达到的是宁静；极其宁静的地方，没有比山更合适的。落花也安定，鸟鸣反而更加幽静，这本来就是山的本性。又有树木秀美、浓荫繁茂，水位下降、石头显露，四时景色都很美；但还不如枫叶丹红、露水洁白、万籁收声之际，那种超然物外的意态。法师难道正是取此意吗？只是他如今正依托日月的光辉，来壮大玄门的景观，我正担心山灵会摇手阻止他。虽然如此，我居住的地方没有山，我心中却未尝没有山，我眼中也未尝没有山。

译《刘提防〈南柯录〉序》自晋代以来，记载人物和政事的著作，大多出自近侍之臣。后来虽然也有夹着香案、站在螭陛旁的人，但他们入仕有一定时限，终究不如近侍之臣朝夕在皇帝左右。御前提防钱塘刘君过去在宋朝做官，居于禁宫附近，努力学习，喜好修养自己；到了皇元，仍未失去原来的步伐。朝廷安定无事，退朝用饭后多有闲暇，他追记旧闻，把它们写成编册，文辞连贯，叙事顺畅，得到纪载体裁，共若干卷。打开明窗展读，仿佛进入武库，仿佛行走在商贾云集的市场，仿佛置身山阴道上，又仿佛游于钧天聆听宏大的音乐，题名为《南柯录》，谁说不合适呢？但如果不是在文学上老练，哪里能记录这样的梦呢？宋初王祁，向朝廷进献《五代会要》和后周显德年间的事迹，内容十分完备。王祁曾在后周做官，议论者并不非难他；有人把这些书珍藏起来，等待太史氏采录。《养蒙文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养蒙文集》卷三 元代张伯淳撰 记 《拙斋记》青社人冯君主持东浙宪司事务，政绩完成后回归故里，取道杭州。因为我曾在幕府任职，他与我交往很亲密，命我说：“我以‘拙’命名书斋，请你试着阐明其中的意义。”我考察道：“拙”这个名称从哪里开始？三代以前没有听说过。自从老子提出“大巧若拙”的话，巧与拙便相对而立，当时还没有把二者分出高下。后来以乞巧来除去拙，寓言中又以巧劳而拙逸自比，于是戴章甫、穿缝掖的士人开始尊重拙而轻视巧。虽然如此，这也只是谈论外在的行为。君因儒学而出仕，公务之余手不释卷，上下几千年的事情，广泛涉猎而融会贯通；对于治乱兴衰、成败利钝、正邪取舍，如同烛火照见、龟卜显示一样清楚。你的余力表现在文章上，组织辞藻如织锦，足以流传后世，这可以称为拙吗？半生随公文奔走四方，而计算所成就的事业，像蚂蚁绕磨盘一样，可以说不拙吗？祖先留下的田地，有人说日益减少；你赖以养廉的收入，往往不足以支持自己的行动，不能说不拙。然而在东浙四年，举发偏私、裁决疑滞，所到之处都有可记载的政绩。四明郡中胥吏的奸弊十分严重，长期侵蚀公帑，积累达数万缗；过去因公务到四明的人，有的知道此事却不能探得端倪，有的查得出来却没有坚持到底。到你任内，彻底整治了这件事，使持节按察使都觉得，有这样的人在，何必为一铢一两的小数目斤斤计较。他的其他善政，仓促列举也说不完，难道能说拙人做得到吗？做官常常在没有求取时反而得到职位，俸禄虽然微薄却总能接续，造物主为君谋划，也从来没有拙劣。天地之间不过是一个自然的道理罢了，何必经营，何必作为？什么叫巧，什么叫拙？就像水一样，它不要求自己深，也不有意流动；到了高处便停蓄，到了低处便流淌，石头激荡就形成急流，风吹动就出现波纹，一切都出于自然，却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姿态，其中有说不尽的巧妙，水本身有什么心思呢？你所谓的拙，也只表现在谋求自身方面而已。若把眼界提高，辅佐国家，安排公卿大夫和百官之士，下至庶人，细至万物，使穿鞋走路都各自适合其所当为；审察治国的体要，周济百姓的急难，洞察事情的实情，难道还只是如小道可观那样的拙吗？古代君子处在世上，不求建立功劳，不得已而功劳成就，天下便依赖他；不求留下言论，不得已而言论发出，天下便信服他。这是拙，却不是把拙作为追求。既然如此，君用来命名书斋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至于图书环列左右、风月往来相伴，这些本来就是其中固有的东西，是将来戴角巾居乡里的事情，不必拿来对君说明。君名泾，字宽夫，以朝列大夫任浙东道按察使副使。” 《元故平章政事李武愍公墓田记》李氏家族出自西夏。到了武愍公，家门更加显赫，直到今天名声遍于天下，功勋在于国家，威望和德泽留在江南士人心中。百姓将他葬在京城西面三十里的永安山南麓。按功勋门阀的制度，抚恤待遇特别优厚，当时舆论也以此为荣耀。有比较其德行、彰明其勤劳的碑记，也有墓室铭文。他的事迹传述起来没有止境。武愍公的儿子世安，如今任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他感慨先人的事业还没有完成，父母恩德无穷而无从报答，于是在墓地左右购买田地，以供祭祀，已有五顷有余，并且还要继续增置。前翰林院学士张伯淳与参政公有在都门交往的情谊，钱塘解职以后，世安曾一再对伯淳说：“世安真是幸运，一家受到圣朝的恩遇，我有什么修养和功业能够相称呢？实在都是前人功德所带来的。”如今他侍奉高龄祖母太夫人，年过八十，身体康健如壮年。每逢家中庆事，太夫人便历历讲述往事，总以世代继承先人美德来勉励诸孙，尤其反复把房玄龄、杜如晦的子孙作为深刻鉴戒。凡是为祭祀长久不废而谋划，也正是太夫人的意思。请我把这件事记下来。伯淳按照《礼经》考察：“大夫、士有田就举行祭祀，没有田就只能荐祭；祭祀是重大的事情。”如今田租收入与岁时祭祀可以无穷延续，子孙世代守护而不使它坠失，足以寄托无穷的追思，可以说是孝了。唉！一个人的身体，等到子孙像云一样纷纷到来，最初本来是同一个根源。人如果不忘记自己的根本，那么在雨水滋润、霜降之时，孝友睦婣的风气就不能不油然而生。一年到头来一次，或者来两次，抚摸松树楸树，祭祀灌鬯之后，父亲勉励儿子，兄长勉励弟弟，也只是希望上能报效国家，下能立身处世而不辱没祖先。凡是能够增光润色、谋求家族世代繁衍而不废的事情，并不只是祭祀而已。我恭敬再拜写下此文，留给公带回，并刻在墓门上，希望彼此共同使它流传不朽。

译《桐庐县重建学记》道与天地并存，学校是我们所奉行的道寄托之处。自从郡县把学校看作传舍，官员每天急急忙忙，只求苟且逃避吏议，把学校视为自己分内事务的人，还能有几人？东牟王君士文由翰林出任桐庐县令，到任便知道首先应办什么。他来到学校，徘徊观览，慨然把兴办学校视为自己的责任。过了两年，政事完成，百姓和睦，他审察时机已经成熟，便捐出自己的俸禄倡导修建。同僚们都赞同，儒家子弟受到鼓励，纷纷捐献材料、出力相助，甚至乡里的大姓长者也毫不吝惜地捐助。测量木材后，发现近郊供应不足，便到邻近郡县购买；于是工匠所需全部备齐，扩大规划、拓展地基，增高三尺左右，使洪水到来时不必担忧，宽广程度比过去更大。柱础、门槛等全都改用石料，又是为了谋求长久不朽；营造、雕凿、粉刷都合乎法度，路过的人无不叹赏，认为数百年来从未有过。儒学副提举天台柯君谦，前些时候因公务到此，也对我说这所学校坚固宏伟、壮丽宽敞，实在足以冠绝江南各县。廉访司的我戊辰同年进士孙君潼，与乡里的同道叙述兴建完成的始末，记录此事，并请我因诵述县令政绩可记之处很多而作记；还说县令在这件事上劳心劳力，不动摇于众议，不分昼夜，不避风雨，所以学校建成后，百姓仿佛没有参与其中一样。工程始于大德己亥年秋天，第二年冬天落成。唉，伟大啊！过去我在翰林任职，知道县令平素就有这样的声誉，更加相信这些话。我私下认为，桐江因为严子陵而受到尊重；然而士人对于求学、出仕、退处、行藏，本来各有自己的道义，一丝不挂的清风本来就很高洁。四处奔走、历访名士，果真就是屈辱吗？知道我们的道一定能够济世，却怀抱才德而自我迷失，这就不可知了。世上如果有足以共同治理天下的人，而我能够保全自己的天性，反而逐逐追求利禄，又有什么益处呢？既然如此，严子陵所得到的，是孔孟所说的应当止步的道义；士君子的学问，孔孟所说的又不只是这一点。按照图志，学校自宋嘉祐年间迁置于县城东山，绍兴年间彻底更新，嘉泰年间重修；此后虽不时修补整治，但规模狭小简陋仍和过去一样。如今楼阁焕然、如鸟展翼，众多士子聚集于此，藏修息游，不应自我限制已经学到的东西，而应勉励自己学习尚未学到的东西；不专求实用，也不拘泥于出仕或退处，只以合乎义为准，希望足以仰慕圣贤的事业。至于免除赋役以优待他们、储备人才并通过考试选拔提升他们，敬遵诏令，条文清楚明白。拥有百姓和土地的官员，怎敢不承办呢？这项工程中，达鲁花赤某、主簿某，能够共同协助完成。工匠按工计共四千人，按工钱计算二千，耗费粮食一百二十石，费用纸钞七千缗，各项另有零数。《处州路重修儒学教授廨记》鲁国泮宫修缮以后，接着恢复周公的宫室；颂诗的创作，是用来彰显能够完成这件事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我的朋友天台童君，教授处州学校三年，凡是废弛的必定兴复，凡是弊病必定革除，这些全都是职责范围内应当做的事。于是庙宇和学校严整完备，长期被侵占的养士田全部归还并厘清疆界。按旧例被侵占为戍堡的地方，也已经二十多年了，能够不破败吗？高耸的屋宇还在，墙壁却几乎只剩痕迹，栋柱相对而立。于是收拾官物所剩的材料，栋梁椽桷没有遗漏，又在产木之地购买材料，以满足需要；经营粉刷，修治得像自家庭院一样，各处都有条理。外面建五间门屋，中庭开设轩室，用来延请宾客、宴饮交好；更衣、膳食各有适当的地方，不简陋，也不过分奢侈。工匠和役夫的工钱都事先论定，并责成他们完成，不因为日期紧迫而让别人接手；很少有人不趁机把它变成米仓的蛀虫。他能储备廪粮，以供膳食并完成教授职责，已经足以称贤了。这项工程，是节省冗余费用来供应学校，并不以此加重学校、搜括士人，是近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大家一致认为不应推辞，写信请我作记。唉！士人对于学校，谁不归来求取自己本来就有的东西？如果放纵自己的心而不去求取，就会丧失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宇宙间的事情，都是自己分内的事情；能够尽到自己分内应做的事，属于自己的本来就很充足，何必等待外在条件呢？如果不这样想，无论到哪里不是都在牵强补缀、弥补漏洞吗？做官也只会计算日子，等待升迁而已；传舍有没有、好不好，和我有什么关系？既然如此，君能够恢复旧日宫室，也是寻求自己本来就有的东西；这不就是求学之道吗？君把善人题榜于斋室，题作“朋来”。圣人观察行善的君子，既审察他行善的原因和途径，又更加详察他所安处的地方。先儒说过，以善施及他人，信从的人就会很多。校官的品秩虽然低下，但地位和仪表比其他官职清高，因此关键在于为人。君能使郡府知道应当尊敬学校，访问使者也出力扶持、推举，这如果不是有善行足以使人信从，能够做到吗？自古以来，公论从学校产生，经过很久才确定；这要看他将要离任时与刚到任时相比究竟怎样。君如今离去了，这种心意将由后来者不断延续。君名应椿。

译《处州演政堂记》处州路总管李侯多尔济于元贞元年秋八月到任，知道把百姓的疾苦作为自己的责任。不久，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原先州治在九盘岭顶，至元十五年被焚毁；此后官府没有固定居所，这不是向百姓显示治理的办法。至元二十七年，总管勤勉询问谋划，与同僚协力，捐出若干俸禄，买下故宋丞相汤公的私宅，开设总管府。正堂有供谋划政事的地方，有幕府审理狱讼的地方，有拘押吏员的地方，官舍、仓库、马厩、厨房无不齐备。然而当时是在风雨飘摇的旧宅上备料修补，只求美观完整，后来还要继续修葺，却没有来得及。到这时，正堂的屋脊如堂，墙壁彩绘合乎法式，轩窗门户都适合寒暖；中间有休息处，名为“中正”；后面有楼，楼下两侧开设斋室，题名“存心养性”，使往来传递公文的人如同回到家中。规模无不宏大宽敞。旁边空地筑亭，亭前有两面池塘，背靠山冈，四时名花相继开放，周围种竹、松、桧、柏，远峰送来青色，足以自得胜赏。公务之余，同僚们有时登临观览，还有“燕寝凝香”的风致。凡是召集工匠、估量材料，都由俸禄支出；工程役夫利用农闲，不让百姓有丝毫受害。正堂的次序井然之后，政事厅的匾额还没有题写。侯再拜请求江浙行中书省右丞性斋马公题写。马公说：“从前我奉命巡行宣抚两浙，括州本来就在我的辖区内。那里百姓贫困、风俗俭朴，我从中有所取法；直到今天，那里的山川仍历历在我心目中。”于是欣然提笔题为“演政堂”，又把楼题为“明远亭”，最后题为“退思”。总管拜谢受赐后退下，告诉嘉兴张伯淳说：‘千里之地，是官员安置百姓、养育生命的所在；瘠土怎样使它肥沃，穷困之家怎样使它富足？我常害怕不能称职。把官署按照旧有规制修成，再加以装饰，公开显现出来，似乎没有什么困难；但自从皇朝建立职方图籍以来，二十多年过去了，有治理之地的官员才开始把住处修整完备，更何况名相不轻视自己过去经过的地方，特意题写匾额，使他的翰墨余光让观者增加壮志，括山自然从未有过这样的盛事，怎么能不记载呢？况且堂用于居处，是尊贵的；政用于事务，是重大的。我斗胆请求为演政堂作记，这也是右丞公的意思。’我不能推辞，私下认为总管的俸禄等级相当于二千石官，自己的喜怒、勤惰关系着千里之地的祸福。世上把温饱看作做官的人，很少不把官署当作传舍。古人记褒城驿说，如今的州县都像驿站一样；州县的政务如果有不利于百姓、可以出于己意革除的，就会说‘我反正就要离开，何必这样做？’如果果真按照这种话去做，想使百姓没有困苦，能实现吗？侯却能够把传舍看作自己的家，修好已有的，扩充原来没有的。设想他登上庄严的政堂处理政务，私人请托没有缝隙可钻，而公道得以实行；有缺漏便加以保存和弥补，难道不光明正大吗？政就是正，首先莫过于端正自身。侯在郡中将近两年，得到清廉能干的声誉；由自身推及同僚、士人和百姓，没有不竭尽心力的。比如整顿乡饮礼，使郡人知道礼让；起初请求设置圭田，使郡官能够凭此养廉。这些都不只是为一时打算。他奉檄巡行各城，切切实实寻求减轻赋税的办法；上体天地生养万物的心意，这又不只是为一郡打算。由此推广开来，本应使声誉和实绩流传四方，他的政绩报告自然不会虚妄。至于官署一天建成，离任之日仍像刚建成时一样，这只是最基本的要求。至于郡人对侯的期望，大概不只是官署而已。《萧山县学重建大成殿记》县里设有学校，学校里有大成殿，各县都是如此，并不只是萧山这样。萧山作为县邑，西望钱塘，东接千岩万壑的秀美景色。宋绍兴年间，学校建在文笔峰前，拓展地基、扩大规制，自古以来都是各县中最好的。弦歌诵读之声每日相闻，名公巨卿接连涌现。皇元统一以来，由学校出身的士人，都得到免除差役赋税；部使者往往能够把宣扬圣教、勉励士人作为自己的职责，因此整治弊病、扶植衰败，比从前更没有懈怠。至元壬辰年，防访副使东平王公侯已经宏大开辟郡学，公务之余又重建这所学校。当时教谕是山阴王酉焱，也能够像治理自己的家一样经营修整，不久便完工。本来应当有人记载这件事，只是大殿建成时急于求成，无暇选择木材，未满十年，木材便腐朽不能支撑。大德戊戌年，县尉大名王振麟伯，教谕天台陈处久，德可四明陈适丈卿，首先提出拆除旧殿而重新建造。后来县尹燕山王琛国宝到任，慨然认为应该这样做。主簿太原王泰亨仲通和达鲁花赤玛勒丹都赞同这个议议，只是力量有所不足。这年秋天，副使拜降公、佥司事王公涣巡行来到县邑，按礼祭拜谒见。县里的长官率领教谕陈处久、陈适，一同辞官进言说：“看看现在这个样子，作为士人的难道不会感到内心惭愧吗？大殿如果不能与学校相称，又不赶紧筹划修建，恐怕就要压倒来这里学习的学生了。” 两位使者起身说：“这正是我们的心愿。你们所说的完全有道理。得到许可后，这个县的县令、县丞便提纲主持，县尉协助工程；教谕拿出自己的俸禄来筹办开端，诸位学生没有不尽力捐献材料的。工程从己亥年夏四月开始，到这年秋八月告成。换掉腐朽的木材，改坚固；改变旧日的面貌，焕然一新。百姓没有感到服役的劳苦，士人也没有不同的意见，壮丽高耸，经过的人都惊叹动容。啊，盛大极了！我私下认为，君子对于学校，忧虑的只是它不能稳固罢了；思考一定要精审，辨析一定要明白，实行一定要有力，然后才能落实在日常应用中而不相违背。这就像农夫草率马虎地播种，收获也将草率马虎。假使当时工匠善于估量木材，官府不只计较迅速见效，那么大殿即使经历千年，也还会像刚建成的一天。恭敬地想到，皇帝屡次颁布诏令，崇尚孔子的道；有治理地方责任的人，谁敢任意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而堵塞皇恩？士人是多么幸运啊！士人所学习的究竟是什么？如果只是急切地求得保全自身，而立身的根本却只图苟且，那么同前面所说的腐木有什么不同呢？能不害怕吗！德可与伯淳是中表亲，他详细叙述了修建的始末，又对伯淳说：县尉是儒者而且通达，公务之余同我往来，几乎没有一天中断，出力尤其多。同僚是名家子弟，文才兼备，办事从不懈怠。县令、县丞也都明白这些根本，所以能够完成工程。这样看来，难道是偶然的吗？前来求学的士人，从此知道工程完成并不容易，也知道要求立即见效是不可以的，那么对于自己所能做的事，一定会寻求能够长久的道路。虽然如此，难道仅仅是修缮学校这一件事吗？县里的官员和士人认为伯淳曾经任职太史机构，他的话也许值得相信。后来他们请求我撰文以传之后世，于是叙述我所见所闻如此。然而还应当彼此勉励。

译处州松阳县重修儒学记 郡县设立学校，是用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处州自从昌黎韩公撰写庙碑以来，更加显明孔子之道的尊贵；这大概也是因为当地文物兴盛，并且有能够振兴激励它的人。松阳是处州属县，学校在县治东南。大殿和讲堂建于宋绍兴、淳熙年间，年代久远而且已经倾圮。皇元统一天下，屡次颁布诏令，嘉惠学校。啊，多么盛大！谁敢不恭敬呢？然而在这里做县长的，往往只把文书和期限当作要务，对于修补整治却像没有空暇。元贞丙申年冬天，县尹赤盏显忠刚到任，只拜谒了庙宇，就徘徊四顾，见篱笆拔倒、台阶夷平，残存的建筑又低矮简陋。于是慨然把修建学校作为自己的责任。丁酉年，即大德初年，拆除崇化讲堂而重建，更换匾额，题为“进德大成殿”。十二月开始施工，比旧规制增高五尺，宽度增加一丈有余。改建东西两序，绘制从祀诸贤的画像；门、廊、斋舍、房舍、库房、粮仓、厨房、浴室等，各自安排得当。大德二年冬天落成，三年春三月工程全部完备。这次工程，木材石料虽由儒学工匠运输，至于其他一切都由县里供给，而百姓并不知道自己在服役。受到这番气势感染，乡里的大姓没有不高兴听闻并乐于资助的。拓展开来，宏大宽敞，富丽美好啊！祭祀礼仪整齐有序，前来观瞻的人无不改观；这所学校于是成为处州各县中最好的。县尹的功劳实在很多，只是孔门讨论政事、讲求学道，始终把学校放在首位。弦歌教化的风气，经历千年仍如同一日。自从井田制度废除以后，学校制度大多不合古制。只有蜀地承受文翁遗留下来的教化，所到之处都兴建学校。眉州四县共有学校十三所，嘉州五县共有学校十八所，大多是士人合力创建的。不劳烦学官，乡里两位丁姓人士按礼举行释奠，称为乡校；又有所谓山学，大概还有党庠、术序的意义。江左儒学风气仍然兴盛，圣朝崇尚儒学的典制比过去更加隆盛。本来应该使各处庙学森严庄重、焕然美好，但拥有民社之责的人却漫不经心。主管学校的官员又把它当作旅舍看待，懒怠而不能修缮。做学校弟子的，只眼巴巴地希望免除赋役、获得复除，学校废坏而不治理，也不在意。仰望先贤、瞻视前代，却安然像与自己无关，岂不是昧于根本吗？如今松阳只是一个狭小偏僻的县，却能够增建壮大学宫，使宗庙的美盛巍峨辉煌。众多士子来到它的门前，登上它的讲堂，进入它的房室，都将承受仁德、怀抱义理，耕耘道术、猎取德行，践履忠信、亲身实行孝友，从而不辜负国家乐于培育人才的初衷。我和县尹过去曾在福建宪府共事，知道他确实能干；听说他治理这个县，剔除弊病、整治纷乱，没有一件事被废弃，而且能够把学校放在首位。后来他又修建新的官署，整治粮仓，巩固监狱，直到堤梁、营寨、戍所，无不修缮完备。县尹确实贤能啊！不只是县尹贤能，同僚们也能够同心协力。达鲁花赤噶勒默色、主簿秦济亨，以及代任者李居忠，彼此监督督促，终于完成工程，都值得记载。县里的士人不远千里寄信来这样说，希望我记下这件事。只是韩公的碑文在前，我哪里敢僭越？虽然如此，县尹能够把教化作为施政根本，这叫做懂得根本，于是为他作记。余干升格为州记 皇帝登基的第二年，下诏把江南各县中户口达到一定数量的升为州，中等及下等共四十四个，余干是其中之一。一时间，担任地方长官的人，往往选拔之后才派遣；于是任命托音为达鲁花赤，其余都是才德出众的人。后来东西往来的人都称道余干的政绩，比从前更加美好。然而州建置以来已经两年，竟然没有人记载这件事。达鲁花赤因公事来到浙江，行中书省分杭州路总管府判官韩君嘱托我写记。根据图经，余干原是越地西部边境，所谓干越，隶属豫章郡；六朝沿袭旧制称为鄱阳，到唐代以饶州命名，州县也隶属于它。郡的沿革虽有变化，余干县直到今天才改为州。先儒杨文公登上驿站远望，只见千峰竞秀，认为是天下绝境。州治左右有两块石头，形如蹲踞，俯临溪流；干越、白云两座亭子对峙在石上。唐宋时期，文人名士吟诗作赋接连不断；士人出生在这里，历代都不缺少伟大人物。故丞相忠定赵公、双峰先生饶公，以新安朱氏之学在乡里倡导，流传的风气陶冶人心，百年不曾止息。因此州人懂得遵循义理，喜爱学习，努力耕作，致力于根本。州东边接近彭蠡，虽然土地广大肥沃，但水灾时常到来，便成为沟壑；百姓不勤劳就会贫困。南面是广信，西面是豫章，境内的谷物、粟米、丝麻都依赖这两个地方。然而它夹在两郡之间，奸邪之徒容易出没；防御如果失当，藏伏山林、呼啸作乱的事情有时就不能避免。自古号称难以治理，如今施政果真像先前听说的那样，难道容易做到吗？《易经》说：“改邑不改井。”井是用来养育万物的，取用不竭；城邑可以改变，井却不能迁移，因为它具有恒久的德性。达鲁花赤君为人笃厚、明察、宽恕，刚到任时和将要离去时始终如一。州里遭遇大水灾之后，他急切地请求开仓赈济百姓的饥荒，免除赋税以舒缓民力，甚至乘驿马到行省替百姓请命；如果不能早晚亲自照料灾民，不能有古人以溺水者视为自己溺水的心意，这难道不是说明他的德行有恒吗？同知州事孟庆详、牛恭，判官阿尔斯兰、伊努、高潜等人，也能虚心辅佐政务。我想象他们在协和堂上，处理偏失、解决积滞，兴利除害，因此得到百姓的称颂，千里之外的人也高兴地听闻并称道。啊，这和龚遂、黄霸、卓茂、鲁恭有什么不同呢？史书称他们为良吏，地方大小不必讨论。以原有的城郭人民，恭敬承受皇帝光明显赫的命令而使之焕然一新，这是多么盛大的事情！《尚书》说：“使百姓更新。”《大学》引用这句话并加以申说：“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那么，替国家治理百姓的人，如果一个念头有所懈怠，一件事情有所差错，百姓将依靠什么呢？所谓“使百姓更新”，并不是喜好奇异、故意标新立异的意思。也可以施行和煦的政令，不求显赫的名声，同样足以振作百姓，而且功效还绰绰有余。至于使古代的制度不流于陈旧，使今日的政事不流于新奇，士大夫治理政务，自然有经久不弊的道路。后来的来任者，希望能从这里得到考察和借鉴。

译王眉叟分春堂记 御前法师钱塘人王眉叟，清心修行而且高雅有操守，交往久了便令人亲近。他和我一同客居京师，住处又相近，来往比在乡居时更加熟悉。元贞初年，他以灵妙真常崇教法师的身份被任命为佑圣观提点，将要出行时告诉我说：“我寄居在开元观，在宫墙西边占有一间屋子，匾额题作‘分春’，是故友温州安抚使徐公似孙所书，我不忍更改它，想请你为此作记。”如今开元观是杨氏过去的宅第。当中斋左丞还健在时，我曾和他在这里谈笑宴饮；所谓“分春”，我已经多次经过这个地方了，何况自从漂泊于官场以来已经超过四年，怀念祖墓松楸、思念故乡垂钓之处，应当怎样呢？幸好借此提笔凝神，把精神游历在分春堂的树木山石之间，我还有什么推辞的呢？有人为难我说：“法师取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莫非是取自‘以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吗？”这样说，和法师的名、字倒是相合了。然而寿命可以分开，春天从哪里分呢？我说：“唉，这见识多么浅薄，真是拘泥章句的儒生啊！大道本来不能命名，勉强命名叫作‘大’，勉强取字叫作‘道’，都只是寄托罢了。古时候所谓达到极致，方士穿槲叶、编蓬草来遮蔽自己，这当然也是寄托。后来把槲叶换成星冠鹤氅，把蓬草屋换成高轩曲槛，冠帽、鹤氅、轩榭、栏槛也都是寄托。槲叶、蓬草屋难道不是寄托吗？形体是寄托；宇宙难道不是寄托吗？由此想来，春天和寿命都可以分，也都可以不分。如果只从外在形迹看，那么俯瞰莲池只是一时，稍倚桂树丛又是一时；雪后的园林以及月溪亭的门窗，也不过是各自占有一时、容纳一景罢了，难道都能成为繁花桃李浓盛的景观吗？然而古今道理相同，天地元气相同，无处不在、无物不在。四端就是仁，四德就是元，四时就是春，其中大概都有流动充满、周遍不穷的东西。法师寄居开元观，又将主管佑圣观，声望和道价更加提高了。如果能够就他所谓勉强命名、寄托形体之处深入思考，那么我的屋子没有一样东西不在春天，我的道没有一个时候不在春天，我的身世又没有一处不是春天，又何必去区分春呢？”至于堂屋地势高爽，布局秀丽精密，朱红彩绘令人惊心动目；它本是外戚的宅第，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不记法师名寿衍。这年正月十一日，嘉兴张伯淳记并书。上官氏义居记 鄱阳上官君藻与我在京师偶然相遇，是一位端正有修养的人。他登门来告诉我说：“上官氏出自闽地，分支在鄱阳兴安，到现在已经十代了。若论共同居住而不分彼此，那么从我的祖父以来一直如此。中间遭逢家难，两位兄长相继去世。上官藻领着诸兄的儿子奉养母亲，更加不分彼此。母亲将要去世时，抱病告诫儿子和孙子，一定要遵守前人的规矩，不得分家，不得彼此疏远。除此之外没有说别的话。”又过了十年，佥江东防访司事姚公在巡行考察之余得知此事，认为这是郡中的美谈。于是这个县的官员、属吏和父老乡绅，都在他们居住的地方题榜为“义居”，并作诗记述此事；他们冒昧请求我写文章。我答复说：“你的志向多么美好啊！由此可以知道你的母亲也是贤明的人。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一旦有了知识，没有人不知道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说到底，这也是人所应当做的，并不是难以实行的事。那些不能如此的人，是被物欲阻隔了。从借耰锄耕作的鄙陋习俗以后，才显出承顺父母颜色、奉养父母心志是孝；从逾越墙界的错误行为以后，才显出徐行在长者之后是弟。世上如果全是循吏，循吏也就没有什么可传的了。之所以作传，是因为世道已经不像古代。然而到了仁德值得书写的时候，便足以让世道感到欣喜。我对你的事情，私下很有感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有人说，实行义已经不容易，守住义则更加困难，这固然是事实。你不妨在清静的夜晚思考：如今和你共同居住的人，把兄长的儿子看作自己的儿子，难道会有所不同吗？从我们的父母看来，难道有不同吗？按照兴安的族谱来说，从堂兄弟到再从兄弟、三从兄弟，直到没有服丧关系，不能没有亲疏之别。从十世祖的角度看，难道会有不同吗？拿樵溪与兴安相比，关系更加疏远；疏远到喜事不庆贺、忧事不吊唁，虽说是路人也可以。可是从闽地始祖看来，本来是同一个人的后代，又怎么会有闽地和鄱阳的区别呢？把这个道理写明白，内心自我告诫，并用来训诫家中子孙，那么和睦欢乐、亲密融洽的风气就可以推广开来，教化乡里。难道只是不会坠失贤母的遗志而已吗？还将从先世以来得到真正的嘉许。应当和义门李氏、义庄范氏一样，流传百世。余庆哪里能够估量啊！唉，义就是合宜。知道自己所应当做的事而不违背它，这就可以了。你正处在荣华显达的仕途上，所以我特意举出这些可以长久、可以壮大的道理来勉励你。” 《养蒙文集》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