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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四库全书·刘蕺山集》，明代刘宗周撰 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六 《刘蕺山集》别集类第五 明代 提要 臣等谨按：《刘蕺山集》十七卷，为明代刘宗周所撰。刘宗周另有《周易古文抄》，已经著录。讲学风气到了明代末年弊病达到极点。姚江一派由王畿传给周汝登，周汝登又传给陶望龄、陶奭龄，无不大肆宣扬禅机，任意发表高论。陶奭龄甚至以因果关系立说，完全失去了儒家的根本宗旨。刘宗周虽然源出于良知学说，却能以慎独为宗旨，以敦实行事为根本。临终时还以诚敬教诲弟子，他的学问尤其笃实。东林一派起初以务求名声高显为事，后来酿成朋党，小人与君子混杂，难以分辨，门户之争的祸患延及朝廷，逐渐发展到国家灭亡，形势仍未停止。刘宗周虽然也周旋于其中，但持身刚正，忧国如家，不沾染结党争权的习气。他在朝任职时，虽然上奏不多，如请求除去诏狱、裁减新饷、招回无罪流亡者、议定抚恤安置以收拢天下离散的人心、恢复内廷扫除的职务、严正惩处懦弱而失职的将帅等，各篇奏疏都切中当时政治的利弊。他一次受魏忠贤排挤，又一次受温体仁排挤，最后受马士英排挤，但仍像姜桂一样性情坚贞，始终不改，最终以首阳山伯夷叔齐那样宁饿而死的气节，与日月争光。在明朝末年，可以称得上是光明磊落的完人，绝不是那些攀附权贵之流所能相提并论的。这部集子是乾隆壬申年由副都御史雷鋐刊刻的，卷首收有人谱、学言等书，直到第八卷才是奏疏。然而这些书本来各自单独流行，而且刘宗周所著也不止这些，摘录其中数种，实在遗漏很多。现在一并删去，只把奏疏以下十七卷编成一部，其他著作仍分别著录。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刘蕺山集》卷一 明代刘宗周撰 奏疏一 恳请恩准侍养的奏疏【万历甲辰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奏】行人司行人臣刘宗周谨奏：为遵循成例陈述实情，恳请恩准我回乡侍养，以成全为子之道。臣原籍是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于万历二十九年考中进士，因母亲去世回乡守制。万历三十二年六月被任命为现职。又蒙圣恩，于万历三十一年旌表臣母章氏的节操品行。臣不过是一介草野之人，幸得忝列清贵官班，使先人的德行得到荣光，即使粉身碎骨又怎能报答万一？怎么敢立即顾念私家之事？只是君恩与亲恩同样重要，我要寻求既能尽臣子之忠、又能尽人子之孝的办法，所以冒昧权衡缓急，陈述至诚，惟愿陛下怜悯察知。臣有祖父刘焞，壮年时丧妻臣祖母陈氏，便不再娶，抚养臣父一辈三人。臣父早死，只留下遗腹的臣。臣的二叔父后来也夭亡，都没有后代，彼此孤单相依的只有祖孙母子三人；丧事接连不断，田地房屋全都荒废。一年之中，一半时间住在山里，一半时间寄食于臣的舅父家。臣母亲亲自纺织劳作来奉养祖父，而臣祖父严格地以义理方正来教训臣。我们孤苦伶仃，才得以长大成人。臣侥幸考中进士，臣母却终于死在家乡，臣爬行着哭着回去，彼此孤单相依的只剩祖孙二人；一年之中一半住山里、一半寄食舅父家的状况仍旧如前。如今臣离开膝下，来到朝廷任职，只留下臣的祖父一人。现在祖父已经年满八十，既没有人依靠奉养，也没有家产，流离困顿而衰老，早晨还活着，晚上都难保平安。臣羁旅于尘世，转眼又满一年，禁不住像乌鸦反哺那样思念祖父，积累的思念成为疾病，病越重思念越深。祖孙二人不能再彼此相依为命。臣祖父勉励臣上路，难道不是说：“你要恭敬地任官，不要因为我年老而对君主怀有二心”吗？但这反而使臣更加悲伤。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谁没有父母？却没有像臣这样苦痛的。儿子能够出仕，是父亲教他尽忠；但不能舍弃孝来成就忠，何况是鳏居的祖父和孤单的孙子，情势上根本不能一日分离。臣奉使命任官，想把祖父接来奉养，然而在官署中连安坐休息都没有时间；若违背常道回乡省亲，又担心诏书法令可畏，辗转徘徊，进退狼狈，最终不能不考虑请求退职。想到祖父来日已经不多，姑且用这种方式报答祖父的恩德，臣自己也可以苟延残喘，这样或许还能够报答陛下的恩德。假使臣活着不能见父亲，长大不能安葬母亲，壮年不能奉养祖父，蹉跎一生而同时留下这三种遗憾，臣死也不能瞑目，难道还能厚着脸皮做朝廷的犬马吗？恭逢陛下仁德覆盖天下，孝思推及众人，凡是父子情深的事情，屡次蒙受怜悯，难道祖孙之情就会受到不同的看待吗？臣恭敬地读到《大明令》规定：凡官员的祖父母、父母年满七十，家中没有其他成年男丁，自愿离职侍养的，听其自便。臣的事情确实与条例相合，因此激切地上奏陈述，恳求圣恩。请敕令下达吏部查核答复，准许臣离职回乡侍养，那么祖孙二人今后的岁月都将蒙受再造之恩。臣虽不肖，也即使死了仍将永垂不朽。臣惶恐战栗，恳求之情至为迫切。再次恳请侍养的奏疏【万历乙已三月上奏】行人司行人臣刘宗周谨奏：为遵循成例，再次恳求天恩，最终准许臣侍养祖父，以伸张为子的情分。臣是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于万历二十九年考中进士，因母亲去世回乡守制。万历三十二年六月被任命为现职。臣悲痛地有祖父刘焞，无人侍养，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将隐衷全部倾诉上奏，却没有得到圣旨。到了今年春天，又恭逢吏部考察，不能揣测天威；既想望宫阙而徘徊不前，又更加仰望皇帝而憔悴不堪。臣想到自己家庭遭遇不幸，作为遗腹子被称为孤儿，臣祖父和臣母亲历万死以求生存，臣与祖父、母亲三人只能合为一体相依为命。等到臣长大而母亲去世，如今臣出仕而祖父衰老，既没有叔伯，也少有兄弟。臣作为孤儿当家，怀抱愧疚已经多年。祖父年老鳏居，孤零零地留在万里之外，藏身荒山，生活无以度过一年；整日倚门盼望，忧思郁结以至伤脾。过去还吃得下饭，如今渐渐衰弱。臣想以贫困为理由请求归养，却没有得到上天怜悯；若幸能回乡省亲，至少还可以使骨肉关系恢复如初。臣祖父已经八十一岁了，要报答无边的恩德，剩下的年岁还来得及吗？臣还不到三十岁，履行无法逃避的孝义，日后还有很长时间。假如臣出仕的操守已经因为牵挂家庭而有二心，而奉养母亲的心愿又被贪恋俸禄所牵制，使祖父成为圣朝孤苦无依的老人，那么臣实在是礼教名分上的罪人。因此臣的内心日益痛苦，想等待治罪却没有期限，也知道自己的罪过应当诛戮，却仍敢为了亲人请求生路。臣恭敬地读到《大明令》规定：凡官员的祖父母、父母年满七十，确实家中没有其他成年男丁，自愿离职侍养的，听其自便。恳请圣上慈悲怜悯臣的苦情，敕令下达吏部查核臣的奏疏，放臣回归故里，永远侍奉高堂。惟愿皇天后土明察臣微薄的诚心，使鳏居的祖父和孤单的孙子铭记皇上的再造大恩。臣激切恳求、等待命令的心情至为迫切。条陈宗藩事务的奏疏【万历癸丑四月上奏】行人司行人臣刘宗周谨奏：为恭敬地履行使臣职责，陈述王政的要务，恳请圣明端正根本、教治宗室，推行恩德、兴起教化，以辅助宗藩，保全万世的长治久安。臣听说《周官》的制度中，宗伯属下有大小行人，掌管诸侯各国的礼仪，传达天下的六节，用来处理与诸侯有关的事务。等到回朝复命，便用五种文书陈述各国的情况，分别辨析各国的不同，进献给君王；君王于是为各国修明政刑，整饬典章常法，协调法度数量，救济灾害疾病，然后巡狩、考察诸侯的制度便由此而来。可见行人的职务是如此重要。《诗经·皇华》中说：“载驰载驱，周爰咨诹”，可见入朝向君王报告早已有其传统。三代以后，专门官职不再设置，治理教化也衰微了。明朝兴起，仿效前代制度，特设行人司，隶属于礼部；入朝掌管典籍，出使传达诏命，具有《周官》遗留下来的意义。适逢天下承平，很少有海上梯航的使命，使节所到之处，大多居于宗室封国，每年替圣天子举行亲亲之典的有若干人。臣没有才能，却错误地承受选任；万历四十年四月间，奉命与户科右给事中彭惟成一同前往益府举行册封礼，使命完成后，便回来报告办事结果。

译臣平日常想，天下事务中败坏到极点、弊病极深的，难以一一列举，而宗藩政治尤其紧迫。臣谨借出使奔走所到之处，竭尽愚诚，来修明古代行人的职责，惟愿陛下试加采纳。臣听说宋儒张载说过：“治理国家不取法三代，最终只是苟且之道。”三代的制度，没有比封建更重要的了。唐太宗读《周礼》时感叹说：“不实行封建，不实行井田，不施行肉刑，却想效法三代的治理，这条道路是没有来由的。”于是命群臣讨论封建制度，最终被异议阻止，有见识的人都为此遗憾。只是封建制度后来已不能实行，历代兴起的君主分封同姓宗室，还略微援引并修饰封建的意义，也就是所谓在千百中保存十分之一。伟大的太祖高皇帝开创中原，广泛开拓疆土，用来分封诸王；对外安定边疆，对内控制腹心之地。当时草创制度，记载在《祖训》中，也略微损益前代遗制，虽然来不及做到尽善尽美，但规模已经宏大深远。太祖常在分封诸王礼成之后，对群臣说：“先王实行封建，在上可以保卫国家，在下可以安定百姓；周朝实行它而长久，秦朝废弃它而迅速灭亡，晋、汉以后无不如此。其中治乱不同，只看施行得怎样罢了。” 君王的话多么伟大，确实有意于恢复三代的治理；可惜当时做臣子的不能顺着他的心意，讲求一代长久的制度，留给子孙，以至于传了一代就败坏了。分封过于奢侈，叶居升已经预先提出了对策。此后文皇帝从藩王身份起兵，于是增加了束缚宗室的政策。历朝以来，先因汉朝而加以惩戒，又因宁王之乱而再次惩戒。国家用来防范宗室的办法，已经没有余力了。猜忌、苛刻、削夺的制度走到了尽头，而因循苟且的政治也败坏了。上面的恩泽枯竭，下面的威权衰竭。到了今天，宗藩的困境极其紧迫，国家也被宗藩拖累得极其紧迫。当权者想要妥善改变这种局面，却找不到办法，只看到了表面而丢掉根本，只看到了局部而遗忘整体，这又怎么能挽救成败的命数呢？臣认为，要谋划适合时势的办法，不如实行王政；实行先王之政，不如效法先王的本意并加以变通。臣请求分六项陈述：第一，议论爵位。臣听说古代天子大量分封诸侯，爵位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施行于国中，也分为五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诸侯的嫡子世代承袭封国，其他儿子则依次降等，分别比照卿、大夫、士。亲族关系断尽后便列为庶人；即使是亲王后代也要逐级降等，有郡王、将军、中尉。现在制度从郡王到奉国中尉共七等，难道不是太泛滥了吗？如今应当把郡王的爵位比照上大夫、卿，镇国将军比照下大夫，镇国中尉比照上士，辅国中尉比照中士，奉国中尉比照下士。这样，两个等级的将军爵位就可以裁减。因为君子的恩泽传到五世便衰竭，五服制度由三服推为五服、由五服推为九服，也就无法再推了。所以宗法中只有继承别子的长子才能称为大宗，能够世代继承家业；小宗亲族关系断尽后就迁出，不能世代守住家业。因此将军、中尉的世袭爵位应当降等。又有只有小宗而没有大宗的情况，没有嫡子就不能成立大宗，那么大宗旁出的庶子和别子的封爵也应降等。继承别子的长子即使是庶出也不降等，即使断绝也必须继承，这是为了尊重大宗的统绪。女子在本宗中又要逐级降等。现在制度从郡主到乡君共五等，难道不也太泛滥了吗？如今按照亲王之女、郡王之女、将军之女的亲属服制，关系已经穷尽，那么曾孙、玄孙之女的爵位可以裁减，曾孙、玄孙女婿的爵位也可以一并裁减。隆庆年间礼部议论滥授爵位的事例，请求亲王之子除世袭嫡长子以外，封其四子为郡王；封其二子为镇国、辅国、奉国将军，并给嫡子中的二人封爵；没有嫡子时，只允许世子一人承袭。请规定中尉不论嫡出庶出，只允许一人受封，其余名额之外的儿子只发给冠带和银两。这确实是丰林王台瀚所奏。把受封的儿子限定人数，在礼制上没有可考的依据，恐怕不是彰明一体同宗、普遍施行大公之道的办法。而且封爵远及七世，七世的孙子还承袭中尉，亲王的第六个儿子却立即列为庶人，难道不是违背常理吗？哪里比得上彰明宗法，恢复先王五等爵位的制度，这样或许名分端正，事情也顺理成章。第二，议论俸禄。臣听说古代地方方圆百里，次等国方圆七十里，小国方圆五十里。方圆百里的国家，国君的田地收入为三万二千亩；方圆七十里的国家为二万四千亩；方圆五十里的国家为一万六千亩。如今开国之初确定制度，亲王俸禄一万石，也大致可以仿照古代百里国君田地的收入数目。后来有时限制为八千石、六千石；而成化年间按减例发给一万石，实际折合二千石，每石折银一两，那么比照小国的数目还要俭省了。现在请按照次等国的标准定制，可以吗？国君俸禄是卿的十倍，那么郡王俸禄为二千石，难道不可以议论减省吗？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三倍，那么镇国将军一千石，难道不可以议论减省吗？大夫俸禄是上士的两倍，上士是中士的两倍，中士是下士的两倍，那么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制度已经没有经典依据，更不用说了。至于三等中尉分别领取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难道不可以议论减省吗？推而论之，郡主仪宾的俸禄难道不可以议论减省吗？资助嫁妆的供给难道不能停止吗？先王时代，士人必定世代享有俸禄；世禄的等级自然不能与官员俸禄相比，即使逐级降到每人百亩的田地，也已经不算微薄。又为他们开辟出仕进身的道路，在固定俸禄之外，再有圭田，就像近来流官俸薪的制度一样，这难道不是既亲爱亲族、又尊重贤才，把恩义都充分做到吗？臣估计如今天下宗藩中以将军、中尉为名号的，不知有几千万。年年供给他们，即使取尽天下山海的财富，也不足以填满无穷的深壑。又虚列廪禄的数额，实际上却让他们坐受饥寒。过去文书记载，亲王以下有人只得到一半俸禄，有人只得到十分之二三，有人整年不能领取，有人三年、五年不能领取；因此各宗室大为困窘，有司没有人上报朝廷，朝廷知道却不追问，甚至各宗室也习惯于这种状况而无可奈何。于是嘉靖年间，衡王上奏辞去一半禄米，用来补贴宗禄不足；枣阳王佑楒上书，愿意按照汉、唐旧例，准许参加科举、出力效用，靠田地养活自己，不敢烦劳国家每年的俸禄。

译他们难道不愿像从前那样既尊贵又富有吗？只是因为承受了空名带来的实际祸害。先臣王世贞也说，宗禄不足，请从奉国将军的儿子以下听任其免除禄秩；前后不断议论核查、议论减省，却始终没有统一的规章。为什么不取法《王制》并加以变通呢？如果确实从亲王以下确定六等爵禄制度，那么每年供给的数额就可以通过节省而不致匮乏，而宗藩实际受到恩泽，就不只是使干涸的鲫鱼重新获得水源了。第三，议论官职。臣听说古代任官的办法，公族中的人和比闾、族、党里的百姓同样按年龄资历排列，其中优秀的列为卿、大夫、士。如今宗藩中长史等官，一个宗室成员也不任用；而流官的任命，又大多用调迁来的人充任。既然轻视宗室，认为他们不足任用，又轻视宗藩，认为那里不需要治理。臣读《皇明祖训》有一条说：“凡郡王子孙中有文武才能、足以任用的，宗人府列名上报，朝廷考验后改授官职，其升迁调转依照通常选官的办法。”光明盛大的圣明训谕，本来没有禁止宗室出仕进身。如今暂且不谈尽量开辟任用他们的途径，单说王府官属，文职如长史等，武职如指挥使司等，宗室仍然可以出力。请从将军、中尉中，听任抚按官每年考核其中贤能者，推荐给朝廷；估量其才能足以任职的，仍可在各王府之间互相调用，依照流官的制度。这样比较长短，难道会立即比调迁来的官员差吗？而且任用一个宗室，就可以省去一个流官，也可以清除冗官的弊病。至于王府官员必定降职任用、王府官员不能转任他职，本朝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制度。开国初年杨士奇以史官中的优等升为审理副，后来进入翰林，最终成为名臣；宣德年间周忱从长史屡次升迁到尚书；成化年间雷霖由长史升为提学副使；万历年间赵世卿由长史屡次升迁到尚书。臣的同乡周应中也因王府官员身份被贬谪后重新起用，历任光禄少卿。此外还多得不能一一列举，有什么嫌疑、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偏要制造区别，使任官的弊病更加丛生？长史的职务专门负责辅导，王有违反制度的过失，辅导官获罪，关系并非小事；但最终却用有司中贪污败坏的人来充任，审理以下的官员也无不如此。那么王府本来就成了天下逃亡官吏的藏身处，而王府看待这些官属，不仅认为他们是多余无用之人，而且把他们视为蛇蝎盗贼，唯恐驱逐得不够快，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难怪亲王的德行事业无人听闻，封国日益困敝了。就拿郡王府教授来说，他是供郡王讲读所用的。如今岁贡生从训导历任到王府教授，已经不止一二十年；推算他们的年龄，也应当有八九十岁，担心早晚就要入土了。他们还有什么文学才华？还有什么精神风采？让他们承担效力任职的责任，难道只是为了充数、应付故事而已吗？这样国家的廪禄实在可惜。臣查考先朝奏准的事例，凡长史等官，均从国子监及外地有学问品行的教官中升任；类推这一办法，也应当把有司中声望、政绩都很突出的官员包括进去，再与宗室中人参照选拔任用，任期届满后一体改迁，这样或许官员队伍能够严肃整齐，辅导职责能够扩大，对藩国的帮助就不是小小的补益了。第四，议论教育。臣听说古代王世子、王子、群后世子、卿大夫元士的嫡子，都一出生就接受教育；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将近加冠时进入大学，和民间选拔优秀者升学的人并列。大学正面施教，以《诗》《书》、礼、乐为内容；七年考察小成，九年考察大成。诸侯的制度是，天子命令他们施教，就要设立学校：小学在公宫南面的左边，大学在郊外，这就是所谓乡学，也称泮宫。教育在各诸侯国推行时，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再由乡学统领。民间凡是优秀的人，也按时入学；三年举行一次大考，乡大夫以礼接待其中贤能者，把他们推荐给司徒；已经升入太学的，再推荐给司马，由司马考察其才能；又挑出不遵守教令的人，迁徙并屏弃到远方。至于庶子中在公族任职的人，就教导他们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和睦朋友、慈爱子女，使他们明白父子之间的亲情、君臣之间的义理、长幼之间的节序。这些都是为了尊重贵族子弟，端正公族，完备培养士人的办法，古代就是如此。如今国家近来的制度，也为宗藩设立了宗学，但制度不完备，官职未齐全，教育训诫没有专人负责，考辨论试也不按时进行，这不是用来施教的办法。如今国家文教兴盛，天下即使是偏远穷乡僻壤，也无不修习六艺之科、奉行孔孟之道，以储备人才，充实王国的骨干；却唯独对于神圣宗室的后裔，忍心让他们成为愚昧百姓，难道不是悖谬吗？古代求学是为了将来出仕，如今晋身的道路堵塞，而预备仕进的学业荒废，做父兄的凭什么来教导，做子弟的凭什么来学习？即使每天用师保的尊严来压制，用督责的办法来推行，我也没有看见他们有谁会遵从。于是聪明才智的本性无处施展，行动往往触犯文法禁网，如同楚地的揭发、汴地的喧哗，这种事常常发生；当权者于是才拿着三尺法令来追究其后果，一点也不宽贷，这也是不加教导便加以杀戮，只能说是暴虐罢了。臣请求郡王府各自设立小学，由教授掌管；郡王的嫡长子以及诸子、诸孙以下，都从出生起在这里接受幼年教育。王府设立大学，由宗正府宗正掌管，宗副辅佐，再设置左右教授分别管理。亲王的嫡长子、诸子以及郡王的嫡长子，年少到加冠期间在这里学习；郡王的诸子、诸孙以下，选拔其中优秀者进入这里学习。于是由有司负责提调，由督学宪臣考核，由按臣主持，每三年举行一次大考，选拔优秀者升入辟雍；再选拔一批推荐给冢宰，与科举出身者一体按次序选任。嫡长子必须进入太学，九年考察学业成就，之后才能承袭世爵；其他儿子也必须选入太学，九年考察成绩，必须参加大考选拔，之后才能授予爵位；不进入太学的，视为不遵教令，便不授给爵位。《礼记》说：“亲族关系尚未断尽却列为庶人，是因为他们卑贱而没有才能。”教育必须先重德行，重视经术，以先王《诗》《书》、礼、乐的道理为根本，文艺放在其次。大考时以宾礼举荐人才，大略仿照选贡的例子，以品行作为主要标准。像汉代贤良方正、孝弟、力田等科目，最接近古制；科举中死记帖括的办法不应列入其中。乡举里选的制度败坏后，推荐言论、举荐品行的意义衰微，士人很少有可以任用的才能，朝廷中靠侥幸取得职位的弊病就严重了。

译科举制度的错误，先臣李承芳、丘浚等都著文论述过，认为科举败坏了天下士人的风气，希望恢复古代制度。先臣吕柟说：“岁贡入国子监，与古代乡举里选的遗意相合，确实是正确的论断。”如今如果一定要让宗藩参加科举，拿死记帖括的技巧同郡县学生比较优劣，这必然是无法取胜的。如今设立宗学、开办科举，也已经多年了，但被列入荐举贤书的人有几个？表面上说要让他们进身，暗中却堵塞他们的道路，即使有豪杰之士，难道不会灰心丧气吗？臣请求趁现在讲明先王选拔人才的办法，收罗宗室中的贤才，并在天下郡县一体推行，这也将是本朝的一件盛事。第五，议论养赡。臣听说古代封建与井田相互配合。井田制度中，诸侯、卿、大夫、士各有公田，与都鄙的百姓共同耕作一井；九分取一的制度，是每个男丁授田百亩，八家合力帮助耕种公田，用以供给君主以下的廪禄，上下相互保全，忠诚、亲爱、安乐、获利，实在非常盛大。至于夏后氏的贡法，则与乡遂制度相通。后世向百姓征取赋税，往往援述这种制度；王制废弃以后，上面征取过多而没有节制，下面兼并土地而分配不均，百姓的困苦已经很久了。国家对待宗室，是夺取四民的产业，每年供给口粮，计算起来不少于数百万石；世世代代繁衍下去，与天地同久，这样长期下去怎么能有尽头？封爵的俸禄尚且供给不足，更何况口粮呢？最终也只会坐以待毙罢了。臣请求亲王以下各自按照古代制度授予田地；列为庶宗的，编入都鄙百姓之中，给他们房舍，让他们耕种公族的田地；每隔五世亲族关系断尽后才开始分配土地，每个男丁授予百亩，每年根据丰歉征收赋税。公族供给亲王以下的年度俸禄，国家的租、庸、调一律免除，就像大国国君一样。田地三万二千亩，按标准缴纳一年一万石，不过相当于江南赋役的数额罢了。或者按照减免的规定少交一些，依照贡、助的数额；这样耕种者可以不受困苦，仍根据公田肥瘠确定不同等级。国君俸禄以下，也按照类别推行。到了几代以后，人口加倍繁多，就根据贫困情况，给予余夫之田；田地发完就停止。仍然听任他们从事工商，各自谋生。这样一来，整个藩国之内，从亲王以下世世代代都不必烦劳县官供给一粒粮食，庶宗也能够世代守住固定产业，稍稍免除饥寒之苦。新封的国家没有庶宗的，听任有司征收；或者迁徙外藩贫困的宗室来充实。开国以来，封国棋置错落，势必难以全部给予公田；从今以后，子弟继续受封的，听任有司斟酌长远办法加以安置。近来福王开国，常禄之外，又赐给庄田四万顷，是要用来资助供养吗？臣认为，赐予土地的收入就是常禄，难道还要另外给俸禄吗？俸禄不过一万石，庄田却奢侈到四万顷吗？庄田额数的赐予，祖制没有详细规定；开国初年确有赐给王子田地六十顷的事例，可以酌情推行。臣请求从现在制定制度，不再使用庄田这个名目，按照古代封国国君田地收入的标准，给予可以世代守有的田地，免除发放年度俸禄；额外适当增加优厚供养，作为特别恩典。这样，先王封建、井田的遗制，就可以在今天一举重新出现。有人说：如果实行公田的主张，那么几代以后势必要把百姓的田地全部搜括过来增益公田，仍然不够，岂不是会形成偏重宗室的局面吗？宗室相对于天下人口本来就没有多少，而且恩泽随着世代递减，田地按男丁授予，有固定制度而没有兼并，恰好同百姓一样随土地肥瘠而定，哪里有什么偏重呢？如今天下已经困敝，井田制度既然不能恢复，办法不如仿照中古限制田产的制度，难道宁可禁止宗室分得田地吗？这件事可以用田野百姓来供养君子，而没有专据一城的嫌疑；用宗室中人来供养宗室中人，而没有竭泽而渔的祸患。臣没有看出这有什么迂腐空疏、不合实际的地方。第六，议论制度。臣听说古代天子派大夫设置三监，监督诸侯国。天子每隔五年巡狩，进入诸侯国境询问治理情况，进行奖赏和责让；于是对不敬者削地，对不服从者流放，对不朝见者讨伐。增加封地、晋升爵位，都是依据诸侯的功劳。每年举行小聘，三年举行大聘，五年朝见天子称为述职，考核礼制、纠正刑法，使诸侯同心归德，以尊奉天子。巡狩制度后来没有实行，如今的制度是每年派御史巡按各省直，王国也隶属于其管辖。这与大夫监督诸侯、天子巡狩的意义相同。但法令疏漏宽松，通常不过是考察官属、题行文书而已。现在请制定制度：凡王国中有动辄违反祖训的，御史都要弹劾上奏；情节轻的削减封地，情节重的削夺爵禄。对于像河间王、东平王那样贤能的，御史奏报之后增加封地、晋升爵位；将军以下可以随同记录，予以任用。亲王报告出生、谥名，请求婚姻、请封、请祭，以及郡王以下请求封爵、祭祀，都由御史奏报朝廷。郡王以下的出生登记、婚嫁，都由亲王主持，御史参与知悉。每隔五年，亲王派郡王朝见天子，并陈述一国事务，汇总记录宗室的生死、姓名、婚姻，登记在玉牒上。开国初年，亲王有朝见皇帝的礼仪，天顺以后废止了。派遣卿佐理聘问的办法可以恢复。各种典礼不必屡次向朝廷请求，也有道理。宗藩已经困苦，又加上为请示典礼而奔走，多次向京师行贿才能获准；几代以后国家空虚，无法支撑，甚至有超过规定时间仍不能举行的。臣听说亲王袭封由内监奏报，要索取万金贿赂；郡王袭封以及王妃、郡王妃受封，也不少于二三千金。其他典礼也是这样，大家习以为常；否则就一概压下不报，不让朝廷知道。宗藩对此苦不堪言。受过刑的宦官，怎么能任意施展贪污舞弊的奸谋，把圣天子敦睦宗亲的恩泽堵塞到这种地步？这把朝廷的体面置于何地？陛下为什么不追问一次呢？礼制上，即使庶人举行冠礼、婚礼以及生死之事，也必须报告，报告给宗族；如今一概都要奏请，为什么这样纷扰？古代八议的制度，第一项是议亲，这是公族的制度。公族犯过失，三次宽宥仍不能免罪，便追溯赦免；再不能免，就穿素服而不参与政事。像同族丧事那样，公族不用宫刑，也不割断同类。如今国家疏远、猜忌宗室，有司专门以披发、削发等惩罚为事，宗室一旦牵涉吏部议罪，动辄就以深文周纳定罪。过去楚王案件的冤屈，议论纷纷；死者不能复生，而被囚禁于高墙闲宅的人，仍然蒙受不白之冤，实在令人怜悯。

译臣听说前后从高墙中释放出来的人，有的罪在祖父却连累到子孙，有的罪在丈夫却辱及妻女；活着进入牢门，永远隔绝于天日，简直是忍心把同族一并剪除。宗室犯罪，如果按照民间的法律判处，除死刑外，不过是发配戍边，或徒刑、流刑罢了；不是终身戍边的，服刑到身体衰老便释放；徒刑也有期限，期限满便释放。难道要世世代代把他们囚禁吗？臣请求立即下令主管部门及时审理推勘，对那些有疑点、应当宽宥的人洗清嫌疑并释放，以彰显朝廷好生之德。仍请著为定例：凡应当发往高墙、闭禁闲宅的，准照戍、流、徒、配的条例，酌量轻重，或限定年限，或限定世代；都不得连坐妻子，按时洗刷罪名释放。这样或许可以做到用法公平，宗室中也不再有冤屈之民。中州是天下的腹心之地。周公在这里营建洛邑。过去陈胜发动事变，首先趋入陈地。国朝时期，红巾之乱也起于汝、颍之间，这本来就是四面受敌的地区。如今周府宗室繁多，甲于天下。像唐府、伊府、赵府、郑府、崇府、徽府、潞府，以及新近开设的福府，宗室遍布各处，甚至耗尽中原百姓的财力也无法供给。如果年成不时，盗贼蜂起，意外发生变乱，宗室必定首先遭受蹂躏，而且还会挟持贫困宗室发动骚乱；一人起事，便会长驱而出、四处溃散，天下就要骚动不安了。过去宗禄供给不足，以至于宗室捶打、横行到行台陵辱官员，抚臣遭遇这种事的并不止一人；这就是逐渐发展的征兆，怎么可以长久下去？汉代吴、楚七国之乱，是因为枝叶过大而不能控制；今天中州的忧患，是因为形势紧急而走险犯难，二者的情势相同。臣请求从今以后新开的封国，不得再选择河南地区；仍将周府的郡王分封到三楚、百粤，就近隶属于相应王国，并推广到天下宗藩。像陕西韩府等，也一概议论调剂，或许可以缓解地方的困苦，成为周密预先防范的谋划。凡这些办法，也都是斟酌古今、权宜补足未尽制度的措施。臣听说三代封建诸侯，亲族与贤才一同设置；成周制度尤其重视近亲，同姓诸侯有五十国，甚至有封地数百里的。《诗经》说：“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是说宗室子弟作为王室的屏障。到了后来，鲁、卫、曹、郑的国运衰微，王室也因此衰弱。秦朝灭亡于孤立无援，晋朝因骨肉相残而乱，这尤其是殷鉴。汉朝兴起后过多分封子弟，虽然未必就促成七国的阴谋，但文帝、景帝以后削弱诸侯的政策，最终造成了王莽篡夺。东汉重视礼制，始终很少有祸败；宫禁内部的祸患，没有比唐代更惨的；宗族争端，没有比宋代更衰败的。至于准许宗室参加科举、出仕效力，使贤能俊杰代代显现，这还算是制度中可取的部分。由此看来，拥有天下的君主，很少有不与宗室共同决定存亡的；而其中治乱、成败、得失的原因，也大略可以看出来。臣观察今天的形势，恐怕已经危险到几乎完全走上汉、唐末世的老路了。爵位泛滥而轻贱，俸禄奢侈而匮乏，任用官员不唯才是举，制度不能充分发挥利益，宗室人口众多却不富裕，况且又不能施教，长久下去怎么会不发生祸乱呢？汉儒董仲舒劝告他的君主说：“面对政事希望治理好，不如退下来进行改革；改革之后才能实现善治。”如今天下大概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高皇帝创制立法，万世都应遵循；但推行制度的形势本来就不曾拘泥于旧有成迹。草创之初，适宜建立诸侯；经营巩固之后，重点在于加强中央。道义占优势，就用恩德推行；恩德行不通，就用制度治理，这是形势所必然。因此，把洪武时期的事例用于永乐、宣德时期，就会走到尽头；把永乐、宣德时期的事例用于正德、嘉靖时期，也会走到尽头；到了今天，就更加穷困。事物到了穷尽就要变化，变化才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高皇帝封建的大旨，未尝不与先王相媲美；只是沿袭成习的陋弊后来降到汉、唐末世的程度，那也是后人的过错。如今天下吏治污浊、百姓生活困苦、士人风气败坏、纲纪风俗崩坏，哪一样不是后人沿袭造成的，却反而重重诬赖祖宗吗？然而还指着祖宗一两条必定走向穷困、必定需要改变的政策，坚决执守，以借口效法祖宗；这也就是所谓水越来越深、火越来越热了。唉！改革应当合乎时机，守成也要达到治理的目的；依照高皇帝法令之外的本意，实行先王之政，这正是今天的事情。不过，臣所议论的是达到治理目的的具体办法，其中还有更重要的道理。从前孟子告诫齐宣王说：“把恩德推及天下，足以保全四海；不推行恩德，连妻子儿女也保全不了。”推行恩德必定要从亲近的人开始。

译《传》中说：“对自己厚待的人却薄待，对自己薄待的人却厚待，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如今继承帝位、主持宗庙社稷重任的，不就是皇太子吗？太子的职责，是向父皇问安、侍奉饮食，每天按礼朝见两次。如今陛下深居宫禁，务求与臣下隔绝，即使皇太子是至亲，陛下也不让他见一次面，不予召见，守候寝门已经多年，更何况朝夕相见呢？那么，皇太子所说的为子之职究竟是什么？况且陛下每天沉溺于宦官、宫妾的亲近之中，而皇太子与群臣又处于隔绝的形势，这难道也是社稷之福吗？癸卯年，妖言纷纷兴起，宫廷和官府都震惊惶恐，祸端就是由隔绝造成的。幸赖陛下圣明，更加笃厚亲情，但国体也已经受损了。世上不乏在左右窥伺的奸邪之徒，他们千方百计地播弄是非，使孝子被疏远，使忠臣遭受构陷，陛下难道独独不想到这些吗？本朝家法最严，关于储君的教导最为切实，从没有多年不召见东宫太子的，只有肃皇帝晚年，元修被方士“二龙不相见”的说法迷惑，先臣海瑞曾竭力劝谏；而当时先皇帝实际上还在潜邸，并不涉及储君教导。陛下为什么要效法他呢？况且皇太子正值壮年，仍然托付给乳母保姆照管，难道也知道他日承担艰巨国业的道理吗？从前高皇帝曾告诫廷臣说：“以前命令皇太子亲自听取朝臣奏事，练习处理国政，是担心他听取阅览之际处置或许有不恰当的地方；今后凡有政事向东宫奏报的，你们几位大臣要共同商议，决定可否。” 既然如此，储君之道本来就不只是问安、侍膳而已，陛下为什么不也效法高皇帝，让皇太子练习听取奏事，以增长他的神明才智呢？郊祀、宗庙之礼已经废弃了，难道就不能命皇太子亲自执掌匕鬯吗？至于东宫讲席荒废了九年，诸臣补充进言的奏牍也几乎写尽了，难道陛下所厌弃的是贤士大夫，还要把这种厌弃推及皇太子吗？陛下所亲近的是宦官、宫妾，却吝于让皇太子亲近贤士吗？良弓匠人的儿子，必定学习编制箕；良冶匠人的儿子，必定学习制作裘，这本来就是这样。臣无暇远考祖宗教诲的制度，即使肃皇帝居于裕邸时，也不是这样；即使先皇帝过去让陛下居于东宫时，也不是这样。臣私下认为，陛下实在不善于爱护皇太子。由此推论，诸王中的福王难道不会误期就国吗？前些时候关于来年春天就国的圣旨，陛下能够像明亮的太阳一样自信地执行吗？臣恐怕姑息的想法，最终会使事情无法完成。福王一天没有前往封国，他守藩的心就一天不得安定；陛下以义理教导他的父爱，也就一天没有达到。如今瑞王已经超过壮年却还没有成婚，天理人情的乖违已经到了极点。尤其不可理解的是：既然陛下对于最亲厚的人都无不薄待，还能够推恩九族、保全天下这个大整体吗？陛下即位以来，对两宫竭尽孝心，推恩及亲族的恩泽首先施及宗室，希望合天下万国的欢心来奉事双亲，却不能善于推广自己的作为，使父子兄弟之间反而吝惜施恩，那么根本所在必定有受到遮蔽的地方。只愿陛下幡然悔悟，自己认识本心，杜绝自私自我的偏见，摒弃怙过不改的想法；借着明察来启发被蒙蔽之处，推广大孝而成就大慈，使君尽君道、臣尽臣道，父尽父道、子尽子道，从自身推及家庭、国家和天下，于是考察古代、确定制度，革除弊病、维持更新，使大宗稳如磐石，仰望追及三代的盛况，这些都可以直接实行。先正曾说：“有了《关雎》《麟趾》的意旨，然后才能实行《周官》的法度。”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臣自束发以来接受教育，私下研习古代遗留下来的经典，感慨仰慕古代圣哲君王的教化，总想在现实政事中看见它。年长后入仕，恰逢圣明之主，幸而能够效力。近来长期被羸弱疾病缠绕，害怕不测之间填尸沟壑，高深厚重的恩德难以报答，因此心中一直耿耿不安。于是利用奉职之余，冒昧陈述自己一点见解，深知这是愚直越职，冒犯天威，哪里能逃脱罪责？倘若蒙陛下稍稍宽免斧钺诛罚，不抛弃草野之人的浅见，敕令有关部门详细审阅、复奏施行，那么一两个宗藩幸甚，天下也幸甚。《修正学疏》【万历癸丑十月上奏】行人司行人臣刘宗周谨奏：为修正学术以善化人心、培植国家元气之事。臣任使署中的闲散职员，按分际本来不能评论天下大事。至于世道人心的责任，是不分什么人都要承担的，本来未曾限定臣的职守。臣像杞人忧天一样，即使被认为越职也不在意。臣因此得以熟悉看见如今天下治乱的关键，便斗胆以狂妄浅陋、越职进言的罪名来效忠，又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呢？臣曾读国史，读到正统年间，上下安逸和乐，号称太平。然而有识之士认为，经筵不过徒然铺张文饰，国家未必没有意外之事。不久果然发生土木之变。当时距离文庙之变还不到几十年，推究其原因，靖难之役中籍没奸党，贤人君子几乎被诛杀殆尽。三杨只是一味逢迎取悦，养成了王振之乱。英宗北狩，最终竟没有出现像所谓南朝李侍郎那样显然舍生守节的人；一个人造成空国之祸，到这时才得到验证。于是才知道，国家有贤人君子，就如同人有元气一样。元气削弱，那么这个人没有不立即枯槁的。我国皇上即位四十多年，高居无为，而天下安宁，未曾辱没正统初年的政绩。然而国运如今已经进入中叶。近来皇上对于人才的进退、章疏的是非，一概置之不理，于是使廷臣日益趋向争竞，党同伐异的风气流行，人心日益下降，士人的习气日益险恶。公车上书的奏章中，甚至有人把东林当作话柄，臣私下对此深感痛心。所谓东林，是先臣顾宪成在家乡倡导道学，以善化四方学者。跟随他交游的人，大多是不乏气节、耿直方正之士；其中学问真切的，如高攀龙、刘永澄，是最贤能的。顾宪成的学问，不苟且宽恕自己，揭露危险、显明幽微，排斥虚妄、贬黜颓废，得到朱子的正传；他又喜欢辨别君子和小人，亲自承担名教的重任，挽救天下于随波逐流之中。一时士大夫跟从他，不亚于东汉士人仰慕龙门。只是清议太过明白，流俗之士苦于受到约束。适逢他上书营救淮抚李三才，毁谤议论纷纷而起，最终遭受谗言困辱而死。有识之士对此十分遗憾。顾宪成死后，有人提出为顾宪成申辩，但那些人未必都是顾宪成一派。于是东林的风气更加衰微，攻击者也更有机会乘势而入。天下无论认识东林与否，无不攻击东林，而且联合朝野力量一同攻击，把它说成门户。门户啊，唉！东林究竟有什么罪呢？东林以清议匡正天下，最主要树立的敌人，是“昆宣”之说，所指的是顾天浚、汤宾尹。二人分别因考察典礼而被罢免，因被认为属于他们一党的人便痛恨东林，始终不忘报复。

译后来又恢复御史熊廷弼的官职；熊廷弼本来曾经诋毁东林，偶然因为私事被议论查勘，积累的怨恨一旦爆发，营救熊廷弼的人纷纷张扬而起，驱逐总宪，处置台省官员，把事情归结到于玉立等诸臣身上，并且得逞了。“昆宣”报复的祸害，于是达到惨烈地步。甚至有人仅仅因为查勘熊廷弼一案，就把罪名归到东林笼罩朝士，说总宪的法度不能彰明赏罚，台省的权力不能争辩可否，这怎么可以作为训示呢？有人说，东林从来没有小人，这当然不对。然而如今攻击东林的人，往往不从他们的流品入手，而从他们的意见入手；以意见划分门户，又以门户划分流品。若只论意见，那么高攀龙、姜士昌、刘元珍等人，本来一望便知他们的器量不同。假如朝廷有一天赦免他们，难道不会人人争着按剑吗？难道只是于玉立、丁元荐在扰乱天下吗？考察事迹而推究内心，这两位大臣也都明显没有欺骗自己的志向，有国士的风范，为什么要如此逼迫他们呢？那么，东林就没有罪吗？以标榜相互声援，已经重蹈汉人的过失；又把罪责牵连到淮抚，想要把天下批评、黜退贪官的言论全部钳制，以此确定天下的国是，谁会听从呢？由此四面树敌，同一体制之中顿时分成你我，到了今天报复仍不停息，使朝廷之上完全成为一片惨杀的气象，那么东林也有不能推辞的罪责了。既然如此，攻击东林的人就是正确的吗？要议论朝政就只议论朝政，不必拿门户来设陷阱。况且我认为，如果要以门户来攻破东林，那么如今首先向熊廷弼发难的，究竟又是谁在报复呢？所以，只指出流品可以，争论意见不可以；攻击东林可以，结党支持“昆宣”不可以。我听说：天下太平时，君子崇尚和谐；天下动乱时，小人崇尚苟同。如今天下的问题不是不和，而是结党苟同；小人的心志牢不可破，既然势不能强迫君子苟同，就不得不依附小人来显示自己不同。异同一旦确立，好恶便随之分明，触及事境便产生情绪，无非争斗，势必到把君子全部罗织进去才会停止。这就是今天纷纷扰扰的原因。那么，和衷共济的道理难道可以不讲吗？臣请求谈谈顾宪成的学问。顾宪成学习朱子，他这样谈朱子：世人一天比一天崇尚奇异，朱子却以平实对待，那么一点播弄也不能容许；世人一天比一天崇尚圆滑，朱子却以方正对待，那么一点假借也不能容许。如今的世变，难道不是在弄虚作假吗？难道不是在播弄是非吗？像簧、像鼓，像鬼、像蜮一样的人，难道不是吗？有的凭借官爵，有的凭借朋游，有的凭借名誉，有的凭借意气，难道不是吗？没有什么比以方正抵制假借更彻底的，也没有什么比以平实抵制播弄更彻底的。把方正和平实合在一起，就是最充分的和谐。不过，自己有某种问题之后才要求别人没有，自己没有某种问题之后才非难别人，这就是顾宪成反省自己的学问吗？顾宪成上书营救淮抚李三才时，攻击他的言论没有停止，而顾宪成始终不作辩解。后来谈到私信被抄发，他说：“既然有这封信，就有被抄发的道理，可以说是能够反省自己了。”如今学习东林的人，为什么不反过来收起攻击“昆宣”的武器，最终完成这种学问，以免给顾宪成留下遗憾呢？顾宪成说得好：“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因此得到天下，也不去做；等到求利的心完全消尽，依循中庸之道，即使逃避世俗、不被人知也不悔恨，这才是把求名之心完全消尽。”这也是方正的意思。他又说：“新法实行时，我们这一党激成了这样的局面，这以后才可以说是尽到了自己的本性；君子应当在有过错中寻求无过错，不应当在无过错中寻找有过错。这样以后才可以说是尽到了人的本性。”这也是平实的意思。臣私下向在朝和在野的诸位大臣郑重表达三次。如果确实如此，几乎就可以与天下共同忘怀于太和之境了，又为什么要攻击东林呢？又为什么要攻击东林呢？不过臣在这里尤其感到，学术实在难以言说。从前孔子去世，门下弟子辗转传授，源头渐远而支流更加分歧。子夏之后有子方，子方之后有庄周，流传下去便成为轻视世俗、傲慢待物；他们以圣人为依归，却又一代代传下来而产生弊病。王守仁的学说是良知，认为无善无恶；它的弊病必然会成为佛老那样顽钝而无耻。顾宪成的学说是朱子之学，明辨善恶；它的弊病也必然会成为申不害、韩非那样惨酷刻薄而不近人情。佛老的祸害，由顾宪成加以挽救；臣害怕一转变又成为申韩之弊，恐怕就从今天开始。挽救世道如同调理琴瑟，缓和过度就推进它，急迫过度就反向调节，仅此而已。虞廷传授心法说“中”，孔门得到它，把它作为传授心法的要诀，万世学者都以此为准，这就是比东林更进一步的地方。唉！以虞廷的中道为根本，在上面建立皇极，消除人心中的偏党，追寻和衷共济的盛事，确实有待于圣明天子。伏愿皇上表彰正学，明白告示在朝诸臣，不得任意攻击，以伤害东林贤者；仍然把所有廷臣的章奏交付审理，立即辨明忠邪，使贤者安居其位，使不肖者也能洗心革虑，一同沐浴在荡平的教化之中，这对宗庙社稷幸甚。否则，殷鉴并不遥远，空国之祸将有臣所不忍说出的后果。臣愚昧无知，只因痛心想到时事到了这种地步，不能隐忍，便冒忘忌讳，冒犯天威，伏愿圣明稍加鉴察。《敬修官守疏》【天启辛酉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奏】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臣刘宗周谨奏：为感激天恩，谨慎修守官职，恳请圣明亲自遵行礼教，以端正法宫的法则、教化天下之事。臣承蒙皇祖神宗皇帝提拔，充任使署官员，因羸弱疾病被废置已有多年。一旦遇到我皇上，圣明施为、万物都可看见，恩泽遍及海内，竟以臣这样的微贱之人，滥列于起用废官的典例中，使臣重新任用；天高地厚，臣又承受再造之恩，怎敢吝惜自己的身体，不以此报效君父？最近臣接受礼曹职事，早晚处在敬慎清正的职位上，感慨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臣请借此事制定规条，献给陛下。臣听古人谈礼说：“不可不敬，敬之后才可承继。”又说：“傲慢不可滋长，欲望不可放纵，志意不可自满，享乐不可达到极端。”所以先王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不沉湎游猎。居处时穿法服，亲自阅读图书史册；出行有鸾和之声，行止有节奏。盘盂、几杖、刀剑、门户窗牖都有铭文，工匠诵读箴言，盲乐师诵读诗篇，公卿进谏，平民传话，商旅在市场议论，只怕听不到自己的过错。于是政治教化灿然，这些都是由于这些具体措施和这种志向。臣入宫不久，仰见陛下早朝、讲学都很勤勉，留心治理之道，大概具备大有作为的资质。

译近来听道路上的传言，陛下回宫以后，颇为从事宴饮游乐，有时优人杂剧不离左右，有时射箭、击球、驰马，在后苑纵横奔驰。这难道不是败坏法度、败坏礼制的开端吗？优人杂剧之类，不过是凭声色进献取悦，用来引导欲望的媒介；它的危害哪里只是毒药猛兽？即使陛下偶尔亲近它，也已经使这颗心不能自我约束，何况从今以后呢？古代投壶、射箭、驾车虽然都是六艺中不可废弃的项目，但只怕陛下以驰骋的心态去做，那么也未尝不是引导欲望的媒介。天理和人欲有同一行为而情意不同的情况，这类就是如此。至于礼中最大的事情，又没有比谨慎内外界限更重要的了。所以说：“外面的言语不进入内室，内室的言语不传出内室。”近来奉圣夫人客氏对陛下有抚养保育的恩德，陛下不忍心立即让她出宫，她出去后又让她回来。宫禁本来森严，却任凭一个宫人这样自由出入、毫无禁制，这不是区分内外的方法。陛下正因为有人进言此事，一次就驱逐了三名谏臣，处罚了一人。直到阁臣、部臣以下全朝争辩也不能改变，陛下又因为一个宫人而落下拒绝谏言的名声。况且陛下即位以来，驱逐谏官已经多次了：如贾继春因为宫中侍从之事被驱逐，郭巩、刘重庆因为辅臣之事被驱逐，魏应嘉、冯三元、张修德、刘廷宣、韦藩因为边事被驱逐，而如今倪思辉、朱钦相、王心一又因为保姆之事被驱逐。这样下去，不是很快就会有一天使国家空无人材吗？臣因此感慨宦官专权的祸害。古代公卿士大夫有罪，就交付廷议依法处理，从未听说在宫禁之中裁决。如今早晨用中旨驱逐一个谏官，晚上又用中旨驱逐一个谏官。所谓中旨，陛下正用它来发泄一时的喜怒，却哪里知道前后左右的人又不难借陛下的喜怒来满足自己的私心呢？他们正天天调弄狗马鹰犬来荡乱陛下的心，天天进献声色货利来蛊惑陛下的志向。凡是可以博取君主欢心的事情，无所不做，使君主日益把法家弼士看作仇敌，然后便可以指鹿为马，窃取陛下施福降祸的权力。有时降下斜封的诏令，有时兴起钩党之狱，生杀予夺都由他们自行决定，国家的大命也随之被操纵。这也就是宦官必然造成的祸害。如今试问，得到时机掌权、受陛下亲信宠幸、如同左右手的人，不就是魏进忠吗？那么，诱导陛下驱逐谏官的人，是魏进忠；同时诱导陛下观看优人杂剧、射箭击球、驰马奔驰的人，也是魏进忠；否则就是魏进忠的党羽。陛下自身清明，正如蒙泉刚刚涌出，正要追随并赶上古代圣哲君王，以登临盛治，却竟被魏进忠等人误导到如此地步，难道不令人深为痛恨吗？从前裕陵年少即位，王振掌权，最终遭遇土木之难。当时上有张太后，下有三杨，仍然不能及早铲除祸根，以致留下日后的灾祸。正德初年，刘瑾等八名宦官，也诱导泰陵沉溺于狗马鹰犬的享乐，使毒害流布士绅之间，几乎导致亡国。直到今天谈到宦官之祸，必定说正德、天启两朝末年的祸乱是千古永远的鉴戒。如今上天降下灾祸，不到一个月之内，国统两次断绝。陛下以孤苦幼小的年纪，承受天地神人所托付的重任。近来又有川中土司的变乱，在这种时候，即使陛下早起晚睡、废寝忘食，与群臣在一堂之上相互警戒，仍然担心万分之一也未必能成功。却想同魏进忠等人共同处理天下事务，再走正德、天启两朝的老路，这就是臣耿耿不安、不能停止进言的原因。不过，这也只在于陛下能以礼自我约束罢了。俗语说：少年形成的习惯像天性一样，习惯了就会成为自然。所以眼睛不接触奢靡华丽的色彩，视觉就日益明亮；耳朵不听柔媚曼妙的声音，听觉就日益聪敏；内心不滋长自满虚妄的志向，善言就日益增进；四肢不摆出暴躁傲慢的姿态，一举一动就没有不善的。法宫之中，如果不能使狐鼠般的奸邪之徒窜伏、奸恶之事肃清，这种情况是前所未闻的。这样就可以端正百官，这样就可以整齐万民，这样就可以安定四海，这些都是六礼教化的作用。伏愿陛下毅然以古代圣哲君王为法，把平日俳优、驰骋的习惯一概屏弃断绝，并且更加考察古制、亲近贤人来辅佐自己，开通天下的言路，把票拟的职权归还给阁臣；仍然敕令内侍魏进忠等人各自严守高皇帝铁榜上的告诫，不要蛊惑君心、专权乱政，以酿成王振、刘瑾那样的祸害，那么天下幸甚。至于奉圣夫人客氏，陛下不过是一时依恋眷顾她，本来并不损害大信；只要遵照礼制让她出宫，就不必等臣把话说完了。臣听说宋儒程颢曾劝宋神宗防范尚未萌发的欲望，并且不要轻视天下臣民，宋神宗拱手向他道谢。明主既然不废止对未萌欲望的防范，忠臣又何必忌讳直陈圣明盛德的规戒呢？臣还记得皇祖在位时，评事雒于仁以酒、色、财、气四箴进言规劝，皇祖一时不高兴，最终还是被他的话感动，培植了四十八年无疆的国运。臣虽然不才，报效君主的情义却不敢落后。先哲近来因为进言获罪，倪思辉等人获罪以后，十天之内便再没有谏官了，满朝将要坐看陛下犯错而不加救助，臣私下对此十分痛心。臣是礼部臣子，在礼制方面就谈礼制，按职责并不算越俎代庖。臣本是草野中的孤踪之人，不懂得避讳，冒犯天威；倘若能够借此稍稍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哪里敢逃避斧钺诛罚？唯愿圣明稍加察看。《请恤神庙罪废诸臣疏》【代总宪邹南皋先生，天启壬戌三月】具官臣某谨奏：为恳请圣明充分彰显一代被埋没的忠贞，以激励臣节、劝导世风之事。臣衰老无能，错误地掌管风纪之任，亲眼看到今天世道人心日益下降，常常为此抚胸长叹。打算阻挡狂澜却做不到，那么就只有激励劝导这一办法，而这件事掌握在皇上手中。臣听说：举用正直之人而使邪曲者受到感化，是激励世道的微妙权力；彰明过去以警示将来，是劝勉忠臣的大法。近来皇上继承帝位、登临皇位，两次奉行皇祖、皇考遗诏，将因进言获罪以及一切受到牵连误陷的诸臣，活着的召回任用，死去的抚恤记录；已经由吏部下发文书，依次举行。这使四海边远之地、幽深昏暗之处都照耀光明，可以称为二百年来空前的盛典。然而活着的人还没有蒙受召用，死去的人仍然没有得到抚恤记录；偶尔有子孙陈情请求，由当权者表彰而获准的，也少得可怜。其他人有的像草枯木腐，空把侠义之骨埋藏地下；有的事迹已远、人物已微，永远没有得到青云之士援引，这样的人数不胜数。这难道是彰显大公、表示激励劝导之意的做法吗？臣不肖，曾侍奉皇祖，从初次入仕直到现在已经五十年。追想当日共同任事的臣僚，其中不乏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的听闻风声便仰慕他们的义行，有的当面交往而相互欢洽，臣对他们了解得最为详细。

译即使九泉之下的人能够复生，我将同谁一道归去？除去已经得到抚恤记录的人不再叙述外，还有原任光禄寺少卿顾宪成，他以彰明善道为根本，以兼善天下为实践，亲自承担世道的重任，竭力攻破邪说淫辞的藩篱；有原任给事中逯中立，家中屡屡空乏，所读的一部书三次读断了编绳，退身之后道德更加尊崇，甘于守节而德养更加纯粹；有原任南给事中陈嘉训，端正凝重、耿介严肃，远远超出尘俗之外，正直的节操显耀于朝廷，清正的风气拔萃于士人之中；有御史钱一本，左边放着图书、右边放着典籍，日有所学、月有所成，阐明天人关系的深奥旨意，揭示动静变化的微妙关键；有原任兵部主事刘永澄，具有豪杰的才能、圣贤的志向，精诚足以感通鬼神，奉行法度而终身不变。这五位大臣，名声不必靠被斥逐来显扬，品德也不必靠事业来证明；他们卓然承担继承过去、开启未来的重任，确实具有使廉者更廉、懦者立志的风范。臣敢于急切请求赐予谥典，以彰明于后世。而逯中立、陈嘉训、钱一本还在贬谪名册中，也应一并议论赠官。自此以下，还有因冒犯皇帝而获罪的，大理评事雒于仁以“四勿”直言进谏，最为著名；劝谏皇帝不亲自主持庙享、被廷杖后贬为平民的，是礼部主事卢洪春。因争论国本而被贬谪的，有给事中张栋、罗大纮、王如坚、杨天民、李献可、舒宏绪、戴士衡，御史余杰，光禄寺丞王学曾；其中戴士衡死在戍所。因议论阁臣而被贬谪的，有给事中朱稷、杨恂，御史冀体、宋焘、吴宏济，兵部郎中刘元珍，吏部主事安希范，兵部的庞时雍，刑部的孙继有，参政姜士昌。因议论京察而被贬谪的，有礼部员外徐泰成、主事贾岩、于孔兼、顾允成、张纳陛，国子助教薛敷教。争论山陵事务的，是参政李管；争论楚狱的，是御史林秉汉。这些人都是因违逆阁臣而获罪的。至于那些因为辨明是非邪正而违逆阁臣的，有给事中卢明诹、曹大咸、任彦蘖、李沂，御史马经纶、范儁，刑部主事刘志达。因为举荐贤能、黜退不肖而违逆阁臣的，有吏部郎中王教、冯生虞、黄缙。因而被裁汰的，有吏部员外钱养廉、主事穆深。因违逆权要而被贬谪的，有行太仆少卿苗勃然、佥事汪先岸。竭力摧抑言路、打击朋党邪佞，因而被贬且遭考察的，是户部郎中李朴。因张差一案获罪、被贬且死去的，是刑部主事李迎俸。因争论东倭封贡而被贬谪的，有给事中叶继美、御史曹学程、礼部郎中蔡宗明、兵部主事朱长春。因矿税之事议论中使而被贬谪的，有给事中郭如星、陈维春。议论税官的，是太常寺少卿傅好礼。有关部门因税务之事被逮捕的，有知府吴宝秀、推官华钰、知县王正志；其中王正志死于狱中，比诸臣遭遇最为惨烈，尤其应当议论给予荫典。其他因事情受到牵连误陷，或因权要而遭祸的，有府尹万自约，他因买办金珠违背圣旨；御史彭应参，他因范祭酒死亡获罪；吏部郎中蔡应麟，他因方简诬陷获罪；刑部郎中于玉立、吏部主事王士骐，他们因妖书而被构陷。至于矿税之役，各地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降职，有的被削籍，尚未查明生死的，又有参政沈孟化、副使孟振孙、知府李商耕、赵文炜、王禹声、蔡如川，同知卞孔时、孙大祚，通判邸宅、罗大器，知州郑梦祯，州同邵光庭，知县李来命、甘学书、邹光弼、焦元卿、袁应春、王之翰、田廓，经历车圣任，另一名车任重，共二十人。盛大啊！这些大臣，有的为忠诚效力而粉身碎骨，有的为义节而剖腹，有的在满朝廷臣面前坚持国家的是非，有的当着皇帝的面决断朝廷谋略，有的为百姓请命而触犯当权的豺狼，有的为国家除奸而触犯九重宫门的虎豹；至于有的人没有列入科举名籍，官职仅仅相当于守门小吏，却还能存爱物之心、把义看得重于自身，这就更加难得了。然而考察当时的情况，大的方面是有人身死而尸骨埋于山泉岩石之间，小的方面是有人姓名隐没于尘埃；身陷监狱的幽魂，仍然保持肃杀如飞霜的气节；被拘押在炎热荒远之地，徒然挥动兵器，空怀捧日般的忠诚。他们怀抱忠心而无二志，只是遭遇各不相同，实在令人深切怜悯痛惜。除去已经起用升职的人外，应当立即分别给予赠官和抚恤，使他们一律沐浴皇上的仁恩，不应让他们湮没无闻，在幽冥之中偏偏守抱幽贞。唉！凭这些大臣的才能，假如能够得到君主和宰相同心协力，计策得到采用、进言得到听从，充分发挥他们英挺卓异的才能，难道不就是瑚琏、珪璋那样的国家重器，足以称为熙朝的辅弼吗？然而事情往往在逆境中成就，他们抗拒压制、激发争论，一往直前而不回头，等到河清不知要到何时，只留下身后的名声流传青史，而国家却始终没有得到他们一半的才力。等到人才死亡、国事憔悴，时局一天比一天坏，俯仰追想前贤，只能使人悲痛叹息。那么，爱惜人才、为社稷作长远打算，明主应当怎样做呢？如今圣明天子大开招纳贤才的门户，广泛征召俊杰，持弓带旌的使者在道路上相望，几乎使野外没有遗漏的贤人。只是丁巳京察，长期为公道所不平的人，仍然因为局面相持、藩篱未破，偶尔得到提拔任用的十人中不到两三人，竟使五年一次黜退幽滞的大典，最终成为禁锢贤人君子的名册，臣私下对此深感惋惜。从前这些君子离开国家，有的因为国本，有的因为矿税，有的违逆权奸，并非没有离开国家的名义；如今却因为门户而被禁锢。所谓门户，是朋党的别名，一旦踏入其中，终身都无法洗清，使天下人闭口而不敢说话。唉，这正是汉、唐末世所以败坏的原因。从今天看来，像丁元荐、李朴、沈应奎、贺烺、史记事、李炳恭的不谨慎，刘定国、沈正宗、韩万象、涂一榛、麻熺、王时熙、陈一元、冯上知、史学迁的浮躁，荆养乔、陈敏中、张文辉、潘之祥的才力不及，孙玮、孙慎行、魏养蒙、曹于汴、朱国祯、乔允升、范凤翼、王之寀、鲍应鳌、王国、魏允中、马孟桢一同因拾遗而被黜，以及南察中的吴良辅、金士衡、张笃敬、章嘉桢、吴尔成，都是所谓门户中人。

译然而这些大臣的本来品格究竟如何呢？有人说这些大臣过于任性，不合时宜，门户之祸都是他们自己招来的。但是人有因是非而获罪的，有因异同而获罪的，有因君父而获罪的，有因同僚朋友而获罪的；从内心公正地观察，这些大臣有什么罪呢？受累于违背流俗的名声，贤者也不能免；取其大节而略去小的瑕疵，那么丁元荐等诸臣都不失为慷慨有气节义气之士，品格高的可以振扬功名，品格低的也可以超越富贵，怎么能让他们始终沉沦而无人知晓呢？有人说：今天为他们昭雪，是为了记录他们的贤能；万一开了这个先例，不贤之人也能借机而起，混淆清浊，那么计典难道不会从此废弃吗？臣认为，只要宇宙不毁灭、人心不死亡，真正的是非就不可能被扰乱。即使不能保证国是永远没有一时的错误，也必定会有万古不磨灭的民间伦理，难道竟敢预先料定将来会被不贤之人拿来作借口，因而压抑今天的贤者吗？唉！即使花千金买马的死马尚且如此，何况活着的人呢？在前面记录死者，是为了激励后来的生者；在今天任用生者，又是为了伸张过去死者的志向，总之都是奉行皇上“生者召用、没者恤录”的旨意，绝不敢在其中有所滥用。远远仰望皇室的基业，金瓯完整而盛大，因此希望一洗万历五十年来山河元气的衰颓，为皇上振兴中兴的运势，使人心和世道不至于消灭；借此稍稍振作一天风纪的职责，这就是臣微薄的报答皇上之职。先臣徐阶主持国政时，录用被废弃在名册中的诸臣，几个年轻人不高兴，争相进言。徐阶说：如今人们使用器物，只求新的；然而千古流传的图书、彝鼎、玩好之物，必定更加爱重，不敢毁伤，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古老，难道唯独对人就不同吗？几个年轻人无言以对，退下了。近来御史游士任有一篇《有起废太滥疏》，大概也是当时年轻人的见解。臣抱持人只求旧贤的想法，愿把自己比附于先臣徐阶，像这样以人事奉君主。伏乞皇上留意，敕令有关部门施行，臣感激急切、等待命令之情实在无以言表。《刘蕺山集》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 《刘蕺山集》卷二 （明）刘宗周撰 ○奏疏二 《辞光禄尚宝疏》【天启癸亥六月上奏】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臣刘宗周谨奏：为出差事务办完，接连两次听到新的任命，恳请圣明允许臣辞免非同寻常的升擢，容臣仍以原官赴任，以安守本分之义，以整肃官场常规。臣宗周于天启二年四月内奉命前往南京办理公务，途中接到邸报，于当年六月奉圣旨改授臣为光禄寺寺丞。等事务办完复命，行至沧州，又接到邸报，于天启三年五月奉圣旨升臣为尚宝司少卿。臣听到诏命来自上天，惶恐得无地自容。除先后面向宫阙叩首谢恩之外，臣私下想到自己不过是一介草野之人，早年蒙皇祖提拔，初次入仕担任行人，后来先后因病请求退职，在家食禄多年。一旦圣明登上帝位，广泛寻求遗逸之士，不嫌弃臣这根葑菲，于是使臣这个愚昧之人侥幸得到起用废官的典例，越级进入仪曹。臣的遭遇不能说不幸运，而臣因此得以献身于我皇上，也已经有了位置。没想到任事不久，丝毫没有成效，一年之内两次蒙受特别提拔，接连历任卿丞，竟升入下大夫之列。臣听说，衡量德行而接受任命，是国家颁授爵位的制度；计算日子而考核功劳，是臣子守职的法则。所以虞廷考核政绩必定以三年为期，崔亮停年之制也不废弃资历，这都是为了坚定豪杰任事的志向，堵塞小人求速成的道路，对于补益世道人心，并非小事。我皇上以非世所常有的资质，开启云龙风虎相从的盛运，仁人贤士接连出现，老成旧臣纷纷跟随；大概正是常常以非常的礼遇起用人才，以不按常规的典制对待人才，厚待忠信之士、给以优厚俸禄，超过千古以来的做法。然而爵位轻率而泛滥，官员冗杂而分歧，常常使进言者有“车辆相连、斗量不尽”的讥刺。怎么能因为臣这样浅陋的人，又来充数呢？席子尚未坐暖就迁升，班次尚未列入又得到提拔，更是近来罕见之事，国家授爵的制度几乎要因为臣一人而败坏了。如今所谓京堂的选任之人，有的是从贬谪名籍中起用，有的是历任官职、积累贤劳，任用他们自有道理。臣的品行才能不及中等之人，对于国家没有施展一筹的功劳，只因在家食禄数年，冒充恬退之名，竟然同诸位有名德的人并列于清华之地；这样一来，终南山果真成了便捷门径，夜明珠也可以和鱼目混在一起了吗？这难道不使朝廷受辱、天下士人蒙羞吗？臣每每想到先臣庄■〈日上永下〉，以三十年行人身份应召，仅仅升任郎署官职而终。至于刘大夏、张敷华等诸臣，都是在郎署任上有声望，竭力请求调任外职。臣虽然不肖，不敢冒昧比拟先哲；但在夜气良心面前，也不敢落后于人。伏愿皇上收回已经作出的任命，革去臣现在的官职，听凭臣仍以郎署官员供职；从此群臣不再怀有侥幸之心，而皇上用来激励世人的道理也更加完备了。难道只是使臣一人的身份和本分得到安稳吗？按照旧例，只有大臣才可以辞官；倘若认为臣越过礼制，径直下令罢斥，或许就可以使臣不至于蒙受以退为进的嫌疑。臣仰承皇上高厚的恩德，哪里有尽头？臣对于这番陨越恳切的祈求，实在无比惶恐。《请先臣刘栋谥典疏》【天启癸亥九月上奏】尚宝司少卿臣刘宗周谨奏：先臣刘栋忠贞清正，节操显著，百年来舆论都一致信服，恳请圣明特别下令议定谥号，以彰明他潜在的德行，光大国家重大的典章。臣以为，国家给人改定名号的典礼，五年举行一次，已经极其严慎；至于在百年以后加以评议，更加严慎。正因为严慎，朝廷才可以借此掌握激励世人的权力；正因为更加严慎，臣子也更加可以凭此彰显不朽的节操。没有节操已经在当时显著，而死后名声却仍然湮没不彰的人，像原南京兵部侍郎刘栋就是这样。刘栋是臣的从曾祖，臣请求略述他一生的事迹，恭敬地向皇上陈述。先臣刘栋在正德辛未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官编修，逐渐升任左中允。嘉靖甲申年议论大礼时，被下诏狱，受廷杖六十，随后恢复原官。不久出任湖广参政，历任河南左、右布政使，南京太仆寺卿，翰林院太常寺卿，南京兵部侍郎，致仕后去世，获赐祭葬，列入郡中乡贤。此前，张孚敬刚刚释褐做官，主张肃皇帝继统的意见，迟疑不敢提出；他又是先臣的同年好友，向来相交甚好。一天，他把奏疏草稿给先臣看，先臣严肃地斥责他说：‘你年老才博得一个进士，却不安守本分任职，竟要做这种败坏名教的事吗？’ 张孚敬拂袖而去。大礼议兴起后，诸位志同道合的人都倚重先臣，说：‘这是最先阻止邪说的人。’于是便同学士丰熙等人一起伏在宫阙前号哭。肃皇帝震怒，因而被处以廷杖的有若干人，先臣以宫僚身份也在其中，受伤很重，幸而没有死。不久张孚敬骤然显贵，改任翰林院官员到任时，同馆诸人以同他列名为耻，藏起来不见他。张孚敬唯独恼恨先臣，说：‘元隆也要离开我吗？’元隆是先臣的字。大概张孚敬还希望凭借过去的交情互相援助，却没料到先臣竟然这样坚决断绝关系，所以因恼恨他而比其他同馆的人更深。不久，张孚敬逐渐掌握权柄，便把先臣调出京外任职。先臣参与治理楚地后，清廉正直，持守大体，最终因刚正不阿而触犯巡按使的意旨，被弹劾。主管此事的人心里知道先臣不会因此改变，便得以提拔他去管理汴地。先臣在汴地施行了许多惠民政绩，入京朝见时准备礼物，只给朝中贵人两端青布，朝中显贵都惊叹不已。司中按照惯例积存有数千两余款，本来应当装入私囊。长子趁机向先臣提起此事，先臣故意不答应。一天，他把儿子叫出政事堂，政事堂旧时悬挂着一面古镜，便让儿子站到镜子下面，说：‘你照照自己的脸是什么样子，难道能享用这许多钱吗？’儿子惭愧道歉，当天就辞去官职，一文钱也没有带走。人们因此更加敬重先臣的耿介节操。

译先臣对自己的操守要求极高，绝不接受朝中显贵的援助，在清闲的官署中沉浮了很久，才任留都的副长官。辞去后又被起用到留都，前后共六年，没有升官。他曾经去职，代理过南京吏部；京察考功时，薛应旗帮助他，所斥退的都是权贵党羽，至今人们还称道此事。他入仕登记四十年，死时没有余财，这些都见于郡志，可以查考得知。肃皇帝以尊亲的孝心，创立了千古未有的伦理大义。在那个时候，难道不知道顺从迎合就可以求取宠幸吗？可是诸位大臣援引经书、拘泥古义，甚至不惜损害自身来触犯明主。当时的人心士气，简直同壬午年诸臣前后相继地奋发而起。先臣有幸列在触犯龙颜的人中，九死一生，忠诚尤其显著。何况他磨炼名节品行，在朝内朝外都历经坎坷，清正的风气足以作为风俗的典范，耿介的节操足以匡正时弊。即使把他同乡里的前辈魏文靖、谢文肃相比，也没有多少逊色。唯独不能同丰熙等诸臣归为一类而共同称誉，这正是忠魂化为碧血、志士们相互捶胸叹息的原因。先臣家中没有留下美好的事业，门户长期衰败。臣是旁支庶出，幸而读到先臣的遗书，才有今天，仿佛祖先的事业和衣钵可以继承。只是祖先的坟墓又有谁来怜惜？如今恭逢皇上登基，广施恩泽，恩惠普及枯朽之人。臣想为先臣请求一项抚恤，却因为事情距今久远，两次怀抱奏疏而停止。幸而遇到如今五年一次议定谥号的日子，即使九泉之下的人可以复生，千年以前的人尚且等待表彰，何况先臣去世还不过百年呢？臣还记得先臣请求安葬时，适逢侍郎董玘也请求祭葬。肃皇帝立即把董玘的奏疏交下，并下旨说：‘刘栋确实曾因议礼在午门哭泣，董玘算是什么人？’于是搁置董玘的请求，唯独抚恤先臣。这样看来，先臣当日的一片血诚忠心，早已被肃皇帝独自鉴察；按照不废止改定谥号这一典礼来办，确实是恰当的。臣查考议礼诸臣如丰熙、马理、杨慎，都先后获得谥号，先臣的事例与他们完全相同。伏乞皇上下令给礼部，如果臣所说没有错误，就赐给先臣应得的谥法。这样先臣已经朽坏的尸骨可以凭借华衮之荣再次获得光彩，而国家取信于人的典礼也将在旷世长久地增添光辉。用此来改善世道人心、激励士气，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又岂止是臣一人一家世世代代感念恩德呢？臣激切呼吁恳请至极，实在无法胜任地表达这种心情。辞去右通政职务的奏疏【天启甲子十一月十七日上奏】在籍太仆寺少卿臣刘宗周谨奏：皇上的恩典越来越厚重，臣在道义上实在难以承受，乞请圣明俯允，仍以原官身份在籍调养，以终其愚拙的本分。臣原任尚宝司少卿，于天启三年九月内承蒙恩典升任现在的职务。臣按照自己的身份和道义约束自己，接连上疏以疾病为由请求辞职，于是承蒙圣恩，准许臣带着新的官衔回籍调养。臣感戴这深厚高重的恩典，带病回到乡里，本来只希望同田夫野老永远祝颂圣上长寿，以报答皇恩于万一。忽然在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接到吏部通知，说本年九月初四日吏部题报缺官之事，奉圣旨：‘刘宗周升任通政使司右通政。’钦此。臣听到来自天子的命令，进退无所措身，随即设置香案叩谢圣恩。此外，臣伏念自己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儒生，遭逢圣明之主，于是从田野间的废弃之人屡次升入清贵的官职。正是微臣应当粉身碎骨报答皇恩的时候，却突然请求退身，难道臣敢于辜负皇上的任用而不顾吗？实在是因为朝廷不应当吝惜高爵，要用它来对待天下士人；道义上不能让不肖之人和庸碌小人插足其中，以辱没这项空前的典章。这一点很清楚。像臣这样不肖而过分冒领恩宠的人，按理应当先退下来，以彰显朝廷甄别人才的权力；臣对自己的处境看得非常明白，而臣之所以如此自处，也还自认为是有道理的。哪里想到臣居住乡里满一年，竟然突然蒙受显著的提拔？仰想皇上始终如一、深厚如帷盖覆盖般的仁恩，真同天地父母一样无穷无尽。臣没有一次不是感动到了极点，继而流泪；只是臣的道义不足以仰承这份恩典，又怎么办呢？臣听说古人的训诫说：‘君子进用时依据礼，退处时依据义。进用必依据礼，所以进用后足以有所作为；退处必依据义，所以退处后足以有所操守。二者看似相反，实际上正好相互成就，这才称得上臣子的节操。’臣已经在平日清楚地相信，自己的进用并不足以有所作为。既然一旦辞职退处，终身不再出仕，这就是臣所考虑的道义，难道还敢再过问朝廷的政事吗？可是忽然进用，忽然退处，又忽然进用；进用既不能成为真正的进用，退处最终也不能成为真正的退处。世上有这样立身处世的人，还能谈得上礼义吗？况且皇上之所以过分听从在朝诸臣的请求，急于起用臣，难道不是因为认为臣今天退处、自守的道义很值得赞许吗？如果果真如此，就是用臣的退处成全臣的进用，臣就更加无法为自己解释了。世道衰败时，士大夫不知道礼义是什么，往往只知道进用而不知道退处。等到形势变化，有人又把退处当作进取，甚至发展到以退为进，于是下层的人藏身越来越巧，上层的人掌握世道的权力越来越少，整个天下糊里糊涂地奔走在追逐声名利禄的场所。在这种时候，朝廷没有真正的人才，山林隐士没有高尚的节操，天下沉沦的灾祸，哪里会有尽头？臣正是害怕因为过去的进用而造成这种局面，所以惴惴不安地辞去太仆寺的任命，还认为辞得太晚了。哪里想到过去的退处反而成为今天的进用？如果因此败坏世道，实在是由臣一人开端，率领天下人一起趋从，臣就更加恐惧了。纳言是什么地位，通政是什么官职？像臣这样品行尤其低劣的人，一旦处在这个职位上，岂不是辱没朝廷、使天下士人蒙羞吗？这就是臣辗转反侧、犹豫不决，至死也不敢奔赴任命的原因。仰望祈求皇上鉴察臣前日请求退处的心情，本来并不是假托。请体谅臣今日已经退处的身份，实在万难再次任用；仍然衡量臣尚未任满太仆寺少卿，也绝没有越级升任通政的道理。收回已经作出的任命，下令给吏部，允许臣仍以原官身份在籍调养，使臣承受上天的恩赐，或许最终还能同田夫野老永远祝颂圣上寿命无疆。皇上用来保全臣晚年处境的恩德，已经不只是使臣死而复生、白骨生肉了；这正是所谓活着应当牺牲首级，死后也应当结草衔环报恩。臣仰望宫阙，激切陈述辞谢之情，实在无任至极。辞去京兆尹职务的奏疏【崇祯己巳正月十一日上奏】

译复职为通政使司右通政、在籍臣刘宗周谨奏：恭敬地接受新的任命，只是久病不能赴任，恳请圣明俯允臣以原官致仕，以保全晚年的节操。臣是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在万历辛丑科中进士，开始任职为行人，任期未满一考，前后因父母丧事和患病请假，差不多二十年。天启改元后，录用被废黜的诸臣，承蒙先皇帝起用升任臣为礼部仪制司主事；二十年间历任光禄寺、尚宝司官职，屡次升任至太仆寺少卿。当时臣按照身份和道义约束自己，不敢接受任命，以疾病为由上疏辞职回乡。天启四年九月内，又起用升任臣为通政使司右通政，臣再次因为旧病未痊愈，具疏陈述辞谢。随即在天启五年正月内奉严旨削籍为民，追回并剥夺诰命。此后臣屡次被列入弹劾奏章，被以奸党罪名治罪，无处逃避罪责；但先皇帝最终宽免臣一死，使臣屏息隐居田间，才有今天。恭逢我皇上继承大统、中兴国家，首先诛除大逆，肃清宫廷和官府，又想到先朝遭受屠戮、毒害、放逐的遗余，全部予以昭雪；一时间忠良扬眉吐气，微臣也得以发还官职和诰命，仰承天恩，感激之下继而流泪。从此守着一丘一壑，不至于最终给圣明时代留下杀戮臣下的污名，对臣来说已经是深厚的幸运。哪里想到皇上过分听信朝廷大臣的话，屡次下旨起用臣，于崇祯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接到邸报，得知吏部题报缺官之事，奉圣旨：‘起用刘宗周为顺天府府尹。’钦此，钦遵。臣听到来自天子的命令，进退无所措身，恭敬地面向北方设置香案，向宫阙叩头谢恩完毕。随后接到吏部咨文，拟定不日启程，完成皇上的任用，稍稍尽犬马之劳，以报未尽的私心。然而臣仍不能停止陈情请求，伏念臣因疾病请求退休已经多次。削籍以后，亲眼看见诏狱中的诸位大臣先后惨死，他们多与臣有同心同德的情谊；臣的祸患也将不可预测，曾发誓要在地下追随诸臣，只是偶然没有死去。臣独自侥幸活着，内心却独自痛苦。臣从年轻时就多病，到如今形体精神都已疲惫不堪，不觉痰火郁结，疥癣恶疮蔓延全身，衰弱地躺在床褥之间，已经同死亡相邻很久了。一旦处在生死、显达和隐晦的关头，怎能不感慨悔恨平生的言语，辜负了这些良友；所以内心更加灰冷，身体更加困顿，辗转于进退的岔路上，不觉陷入进退两难的狼狈处境。况且臣资质性情迂拙，才智见识短浅，在皇祖时已经因为锋芒外露而招人憎恶，长期甘心被废弃；等到蒙先皇帝破格提拔，正应当竭尽力量面对时艰，同诸位君子共同实践捐躯报国的道义，却又借口拘守小节而离开。那么微臣的本领也就到此为止了，难道还值得在晚年再次驱使这匹劣马吗？畿辅是重要的地区，担任京兆尹的人将要树立风教，成为四方的榜样，却把臣这样的庸劣之人随意充任，难道能免于尸位素餐吗？这又是臣最为恐惧的事。如今内察期限将到，圣天子综合考核官员，正在彻底洗涤京官冒滥的污秽。像臣这样进用不能使君主达到理想，退处又不能为朋友殉难，渐渐辜负平生志愿，逐渐衰老多病，正应当首先被罢免斥退，怎敢再次滥受今日赐还任职的恩典，以招致更大的罪责？因此实在万不得已，冒险触犯斧钺，仰求皇上鉴察臣被罪废后的余生，确实是久病缠身，势难前进；又体念地方重任不宜长期空缺，赶快收回成命，准许臣仍以原官致仕，在籍调养，使臣姑且保全微薄的性命，同康庄大道上击壤而歌的百姓一起歌颂皇帝的恩德，共同祝愿尧年的太平。那么臣虽然退处，感恩之心将更加深厚，而圣朝用来激励臣僚的道理，也可以寄托在这件事上。臣激切恳求恩典、等待命令，实在无任至极。授任京兆尹后谢恩的奏疏【崇祯己巳九月十七日上奏】顺天府府尹臣刘宗周谨奏：为了当面谢恩，预先申明敢于向君主提出艰难要求的道义，以求辅佐君主成为尧舜。臣从被废黜的名册中越过在草野之间，长期受到衰弱疾病的困扰，一旦过分蒙受圣恩，破格提拔，处在现在的官职上；臣上疏请求退休，没有得到允许。臣还想到这种破格提拔，在身份和道义上实在难以承受，正要再次申诉，恰好奉严旨催促臣赴任，于是扶病前来，勉力图求报答。入宫朝见以后，臣欢欣鼓舞，仰望皇上是尧舜之主，便不胜希望辅佐君主成为尧舜的心情。平生所诵读学习的内容，实际上正在于此。恭敬地思量，陛下圣德当朝，讨伐大逆，铲除大奸，整顿重大弊端，一时之间的作为，本来已经远远超过勋华二帝。然而至于尧舜之道，也就是所谓承接天命、确立天下最高准则的事业，能够一一实行，难道还会认为它不难吗？孟轲说：‘向君主提出艰难的要求，叫作恭敬。’臣虽然不肖，岂敢不略陈狂妄浅陋的意见，以报答皇恩于万一？惟愿陛下采纳选择。臣听说，尧舜之道，不过是仁义罢了。超出仁义之外，就成为功利和刑名，最终便成为猜忌、蒙蔽，与祸乱相同。这里正是千古帝王治理方法得失的汇聚之处。陛下振作精神求治，日夜不安，时常举行祖宗盛典，在文华殿召见臣下，有时直到深夜；即使尧舜的忧劳勤勉，也没有比这更切实的了。陛下还认为这样不够，更加亲自处理细小事务，早晨下令，晚上考核，规定期限要求回奏，希望太平能够立即实现。然而考核功效过于急迫，难免只看见小利而追求眼前功效，这怎么能达到唐虞的治理呢？如今急切追求功利的事情，不就是理财吗？臣认为，如今天下百姓的财力已经枯竭。尧舜在上，一人挨饿就说‘我在挨饿’，一人受寒就说‘我在受寒’，难道是他们亲自给人穿衣、给人吃饭吗？赋税的征收有固定常规，他们所取用的是节俭的。陛下关心民间疾苦，悲悯百姓的困苦，这就没有辜负尧舜的仁德。然而朝廷动辄以司农告急、财用匮乏为由，一时所讲求的全都是搜刮聚敛的政令。正项赋税不足，就接着征收杂派；科罚不足，又加征火耗。又过三四年，重复征收、层层加征，水旱灾害一概不问。其他各种条例纷纷出台，大多辗转转嫁到百姓身上，造成的祸害比加赋更严重。拷打处罚日益严酷，道路上的百姓不敢出声，小民甚至卖妻卖儿女来应付征索，而且被逼迫而成为盗贼，转而陷入死亡。当此之时，主管官员把搜刮称为贤能，安抚养育百姓的政务完全不能上达；上级官员把催征作为考核标准，黜陟官员的法度也就不存在了。按照这样的做法，想求国家拥有府库财物，是不可能的。

译况且如今还说边境储备极其紧急罢了，长此以往，一旦国库充盈，或者兴起珍奇玩好、土木工程、求仙、封禅之类的事情，那么一切都是追逐利益的习气，也就有了开启它的原因。功利的观念一发动，朝廷之上就有处理不尽的繁琐苛细之事。逐件纠察，无法全部淘汰；逐人摘发，也无法全部诛戮。于是名实相符的人很少，而法令却越来越繁密。近来陛下严厉惩处贪赃官吏，从宰执以下因而获重典的有十多人，可以说掌握了挽救时局的权力。然而贪污风气没有完全平息，因为导致这种风气的原因还没有完全处理好。尧舜时代，掌管礼制的官员多，掌管刑罚的官员少，所以只画衣冠作为惩罚，百姓便没有犯法的。贾谊的话说得好：‘礼是在事情尚未发生以前禁止，法律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以后施行。’古代大臣有因不廉洁而被废黜的，不说他不廉洁，却说他的簠簋不整齐；礼遇臣下大致就是这样，所以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却没有猪狗般的贪欲。这就是所谓在事情尚未发生以前加以禁止。过去辅臣刘鸿训因为犯赃而受到严厉谴责，虽然按法律确实不可赦免，臣仍替他作为宰辅感到惋惜。近来厂库诸臣既然已经被发现现有的罪行，又下令追问过去的事情，积累的弊端相互承袭，事情又牵涉暧昧不明之处，所揭发的赃罪未免有凭空株连的成分。如果对此也置于重典，就是所谓不加教导便直接诛罚，很是伤害士人的气节。其他一切被牵连误指为受贿的，即使本来已经昭雪，仍然听从吏部的议论处理。从此以后，苛细深文、巧言诋毁，就会堵塞天下官员升迁改任的道路，使人更加习惯于顽钝无耻，靠修饰外表来欺骗陛下。士人的节操日益崩坏，官场的邪恶日益严重，陛下又哪里能一一过问呢？从前张武接受贿赂，汉文帝赐给他金钱使他内心惭愧，天下受到感化；由此可清楚看出，刑罚不如礼教。况且陛下之所以焦心劳思，亲自处理细务而不推辞，正是因为还没有得到天下的贤人君子来任用。过去尧舜为求贤而劳苦，任用人才后便安逸，所以能够成就无为而治。陛下也曾搜罗被遗弃的人才，遍及天下。可是陛下所赞许并乐于任用的，多是奔走办事、善于完成事务的人；还把揭发过失看作精明，把告发他人看作正直，把能说会道、反应敏捷看作才智。这样又怎么能得到天下的贤人来任用呢？即使得到这样的人，对他们要求过于周全，也会因他们的短处而废弃其长处；责求过于苛刻，也会因一次错误而把它变成罪过。这样一来，稍有行动就遭受罪谴罢了。尧舜之所以被称为圣人，是因为他们不凭一己之能，而是取法于众人。当时天下人的聪明才技，难道还能超过尧舜吗？但尧在康衢之间一定会访问百姓，舜对浅近的言语也一定会考察，所以能够汇集天下人的愚见来成就自己的智慧。如今陛下圣明出于天性，卓绝千古，所谋划的事情往往超出群臣意料，于是把天下人看作没有谁能赶得上自己，却不免产生自以为是的心态。臣下自认为不如陛下，便更加务求谨慎戒惧，连补救过失都来不及；进谗献媚的人便因此从中离间，猜忌的端由也由此产生。陛下几乎没有可以托付天下政事的人了。天下难道可以由一个人治理吗？倚仗一个人的聪明，却使臣下不能参与尽忠，那么陛下的耳目有时就会被蒙蔽。凭借一己的英明决断，却使诸大夫和国人不能进献正确意见，那么陛下的见解有时就会偏离。现在动辄由内廷降旨，动辄把奏章留在宫中不作答复，又怎么能够追寻尧舜任用喜、起的风气，达到雍熙太平的最高治理呢？况且把王之寀视为国本之臣，却至死也没有得到身后的抚恤，直到今天诬陷他的贪赃罪名还没有澄清，那么邪正的区别差不多就要混淆了。梃击一案同杨涟、左光斗、移宫、高攀龙、魏大中、红丸等案一样，关系到宗庙社稷的根本大计。王之寀如果应该处死，那么杨涟、左光斗、高攀龙、魏大中也都应该处死；如此一来，逆宦专擅杀人的行为反而有功而无罪了。门户之说，几十年来被小人用来杀害天下正人，摧残天下元气，祸患已经在前面的事情中显现出来了。自从陛下登基以来，严厉下旨禁止，希望同天下人一起走上平荡的道路；但矫枉过正，想要压制君子来平衡小人的气势，又任用小人来成就君子的功业，这样消长的趋势就逐渐分明，而前日覆车的旧辙将要再次出现在天下。唐虞时代，难道没有谗言和败坏德行的行为吗？但尧舜始终没有因此而降低圣德，愿陛下认真察看这一点。这样说来，财富以不归私人所有为利，刑罚以不杀人为威，寻求天下的贤人君子来辅佐自己，就可以希望像尧那样、效法舜那样了吗？还不行。尧舜之道，是靠学习尧舜的学问才能实行的。最大的学问，在《尚书》中可以看到。《尚书》说：‘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心专一，才能真正把握其中。’陛下不沉溺声色，不亲近宴游，亲自体察危险与幽微的区别，本来已经掌握了大要。但在求治的心愿上操持得过于急迫，难免酝酿成为功利；功利没有止境，就转变成刑名；刑名没有止境，就流变为猜忌；猜忌没有止境，就积累成蒙蔽。正是人心的危险，在暗中滋长而自己不知道。如果能够反省这种心意，使它纯粹地出于道，用精心加以选择，用专一加以守持，那么随着内心的发动，自然不会有过分或不足的偏差，中正之道就在自己身上了。中正，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是仁义的最高准则。用仁来养育天下，用义来匡正天下，从朝廷直到四海，没有不全部实行的。陛下已经一天天接近尧舜了。尧舜并不是具有与常人完全隔绝的德性，陛下的心就是尧舜的心，陛下的中正就是尧舜的中正。有所作为，也不过如此罢了，又有什么困难呢？又有什么困难呢？孟子说：‘道路只有两条，就是仁和不仁罢了。不去做尧舜那样的人，这以下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臣曾经逐一考察历代君主，三代以后，像汉宣帝、唐德宗、宋神宗，都不是完全愚昧昏暗的君主。然而宋神宗急于求治，任用大臣王安石以新法扰乱天下，最终造成北狩之祸，这是功利的毒害。汉宣帝起自民间，全面了解人情真伪，使用法律没有私心，赵盖、韩延寿、杨恽却不得善终。有人说汉朝的国业衰败于孝宣帝，这确实不是诬蔑，这是刑名造成的过失。唐德宗刚强聪明而自以为是，指责姜公辅沽名直谏，耻于被正当的言论屈服，却甘心受到群小欺骗，最终发生奉天之幸，这是猜忌和蒙蔽造成的祸患。这几位君主都具备大有作为的资质，他们经营创制，未尝不是想使天下安置在隆盛太平的事业上；但所用的方法如此，祸败的结果又如此，正像回声应和声音一样没有差错。这就确实说明，尧舜之道不可不学习。

译伏愿陛下超然远见，以尧舜的学问实行尧舜的道路，舍弃一己之见而任用天下贤才，减省刑罚、减轻赋税，同整个时代重新开始；然后制定礼制、制作音乐来教化天下，直接承接三千年来已经失坠的圣人传统，那么宗庙社稷万幸，斯文万幸。陛下有成为尧、成为舜的资质，而在朝诸臣不能用尧舜之道来引导陛下；陛下登极以来求言如饥似渴，却没有听到有启发辅佐的言论，导致陛下深思治理之道，仍然停留在汉、唐、宋之间。诸臣不能预先体察圣意来承接它，便在事情发生以后顺从迎合，至于他们急切表彰的，却是故相张居正这个人。考察张居正立朝行事，没有不是出于功利和刑名的，确实是申不害、商鞅一派的学说，同尧舜之道正相反。至于他们举出张居正夺情一事，也把它说成忘身殉国的行为，这难道不是几乎要率领天下人去做不孝之事吗？世道教化不明，人心不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拯救世道的根本，正在于人人谈论尧舜之道，使邪说不能兴起，以产生邪心、危害政事、迷惑世人、诬蔑百姓；这件事应当从陛下开始。只希望陛下不要认为它困难，果断地建立诚意并实行它。臣愚昧而能参与这项光荣事业，感激陈述、冒险触犯斧钺，实在无任至极。请求整顿京兆职掌的奏疏【崇祯己巳十月初八日上奏】顺天府府尹臣刘宗周谨奏：京兆尹的职掌长期废弛，王畿的治理教化未能施行，仰求圣明严加整饬，确定制度，以成就极盛的治理。臣以为，古代设置京兆尹，其地位相当于地方二千石官员，但礼制仪容更加优厚；有时还让亲王兼任，遇到事情可以专断，即使刑部和御史台也不能抗衡。因为在天子车驾所在之地，正要借此肃清奸邪，安定百姓，作为天下的要地，并不是只负责琐碎的文书和钱粮。国朝制定的制度颇为仿效前代，但又让巡抚、按察使共同办理，以五城御史分别隶属管理，责任未免稍轻；积累到今天，不过成为各衙门转运钱粮的地方，或者转运不及时，户部的参罚首先就涉及顺天府。若说本府有力量从所属州县取得钱粮，实际又未必如此。过去外地解送不前，只是白白耗费往来不绝的文书，最终对于缓急事务毫无帮助，往往呼唤它却没有回应，下令它却不执行，法令被轻视，人员松弛，确实如同僚魏光绪所说。只是因为各属官员的贤能与否不受政府掌握，所以虽然有统辖的名义，政令血脉却不能贯通；又因为臣府的耳目不能遍及各属，所以完全不了解官员的贤能与否，考察弹劾也无法实行。到了这个地步，京兆尹的权力已经废坏到了极点，又凭什么弹压天子车驾所在之地？又怎么能让一个人承接皇上的教化，向天下树立首善之区的榜样呢？因此，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大多把它看作传舍，抱着苟且任职的心思，有的等一个月就希望调迁，有的任满一年便离去，从来没有人在这里停留三年的。果真如此，即使有张敞、赵广汉、包拯、欧阳修那样的人，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反而使胥吏得以世代盘踞，习惯于谋求奸利。至于大兴、宛平二县，尤其称为直接亲近百姓的职位，地位越低，任事越难，也只是像奴隶一样为各衙门奔走办理钱粮；把官职当作传舍，比臣府上下之间更严重，彼此相互偷懒怠惰，一天比一天厉害，地方事务于是日益败坏。如今圣天子恢弘三代、五帝的治理原则，想要得到称职的官吏、使百姓安宁，同天下重新开始，因此深切关注长期任职的制度，改弦更张，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难道唯独会遗漏这个首善之地吗？臣没有才能，却错误地承受简拔任用，刚开始接受职事，每天早晚都战战兢兢，想要取得一项成效来图报皇恩；道义上不能默默地处在这里，谨敢祈求皇上深思天下治理教化的起点，特别加强京兆的职权，允许臣府像巡抚、按察使一样考察所属官吏；平日查访官员贤能与否，允许臣每年派遣有威望有才干的推官查核仓库和狱囚，从而了解官员的声誉，以备举荐和弹劾；从掌印官以下，酌情实行长期任职。长期任职的办法是：本府推官必须任用新中甲科的人，俸禄任期满后同样参加考选。大兴、宛平二县的县令，或者像外县一样任用新中甲科的人，或者从外县调任，直接按照吏部规定的俸满期限考核。经过一次考核后可以升任员外郎。这样一来，人心知道有所激励，法令也可以逐渐施行。一切前后受阻、进退艰难的弊病，都可以不再承受，在畿辅推行良好风气也就不难了。臣虽然没有才能，近来处在圣明陶铸之中，一切考核功绩的办法，都听凭圣明亲自考察。或者百姓生活没有得到改善，或者教化没有施行，或者纲纪没有建立，或者风俗败坏，或者人心浇薄，或者有地方豪强像城狐社鼠一样，公然在白天危害百姓，都要一一责问臣、治臣的罪，只求不辜负古代京兆尹的职掌而已。至于文书钱粮的事情，臣虽然不敢不勤勉地弥补过失，但这并不是臣用来报答皇上的根本所在。仰望皇上特别下旨申明整饬，仍命令有关部门酌情议定长期任职等办法，立即赐予施行。如果积习难以破除，职权难以授予，那么请从今以后，州县一切未完成的事务不要牵连臣府的考成，永远明确作为法令。臣激切等待命令，实在无任至极。请求发放国库钱财大加赏赉的奏疏【崇祯己巳十一月初三日上奏】顺天府府尹臣刘宗周谨奏：边疆事务万无可忧，京城应当先从内部做好准备，恳请圣明发放国库钱财，大加赏赐，以安定人心，壮大国势。臣听说，国势的强弱，只看人心安定与否罢了。人心安定，国势自然壮大。上位者之所以在事情发生以前筹划准备，本来就应当无所不至，何况如今正值有事之时呢？如今边境告急的羽书传来，京城戒严，皇上在上面焦虑劳苦，臣僚在下面竭尽奔走，已经调遣兵力四出，军势渐渐壮大；可是各地人情汹汹，四方百姓成群结队地逃入京师，煤和米因此价格飞涨。臣虽然下令禁止，却无法制止。贫民逐渐失去谋生之路，何况正值寒冬三个月，饥饿哭泣、受寒号叫的人挤满道路；倘若遇到奸邪不法、心怀不轨的人起来召集他们，便能够揭竿而起作乱。至于营兵一向以困乏著称，空着肚子扛着兵器，尤其应当体恤。天下喧嚣、陵暴、反复不安的形势，没有不是乘着饥寒而兴起的，所以也不能不预先筹划。以皇上这样圣明、世所罕见的君主，实在是上天特意厚重地降生，以昌盛我大明亿万年无疆的福祚；如今声威已经显赫，朝廷谋划全在掌握，一时文武官吏和士卒无不争先效命，又哪里会有外患值得忧虑呢？

译只是内地的情形如此，不能不使圣明更加忧虑。皇上如果确实能够立即下令，暂时撤除九门煤、米等税，使商贾云集，物价自然平稳；随即降下一道亲笔诏书，发放内库一二万金：一部分供地方各坊铺煮粥，以救济孤苦百姓，并仍然把他们收养在各铺中；一部分赏给守城墙的京营兵；一部分赏给出援营兵的家属，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再发放京仓米数千石，用来平价出售，或者预先发给军士一个月的月粮，赶快运输通仓的粮米来补充。这样一来，京师百姓将一举欢声雷动。然后命令五城御史会同臣府，采用保甲法防备意外，暗中含有把兵力寄托于百姓的意思；让环绕京师的百姓共同保卫皇上一人，如同手足护卫头目、子弟护卫父兄，而抵御外敌、折冲御侮的威力就在这里，这就是所谓圣人有金城汤池的意思。臣还有话要说：五城兵马司的坊官，虽然是城院的首领，实际上却是臣的外属；臣同城院本来都是共同办理地方事务的，必须彼此联络，上下成为一体、互相呼应，然后才能施行法令。自从臣接受任命以来，兵马坊官没有一个到臣府参谒；臣即使有些许文告，确实已经下令给他们，却不能执行；让他们联络，也不能配合。这样的官职如同衣服上的垂饰，究竟对地方有什么用呢？至于有无等情形，也一并祈求圣明加以申饬。臣是书生，不能筹划边防，但负有治理地方的责任，应当把百姓生计放在紧要位置，把内部忧患放在首位。因此献上这番诚恳而愚拙的意见，以帮助应付缓急。只愿皇上采纳施行。请求推广德意的奏疏【崇祯己巳十二月上奏】顺天府府尹臣刘宗周谨奏：为了恭敬地奉行圣明诏旨，推广皇上的仁德心意，以拯救畿辅遗留下来的百姓。臣任职京兆，亲眼看见地方上百姓饥饿哭泣、受寒号叫、辗转困顿而倒毙沟壑的情状，悲痛不已，不敢不把这看作自己的罪过。此前承蒙皇上特别命令五城设置粥厂施粥，使百姓的性命稍稍延续一时。后来刑部员外郎李若愚又有奏疏，随即奉圣旨：京师五城以及外地设置养济院，收养救济孤贫，列入法令。近来主管官员漫不经心，只是让贪官污吏和蠹虫胥吏得到饱足，实在令人痛恨。顺天府以及各巡抚、按察使查明并修复积谷，以备赈济，按时发放，务必使贫民得到恩惠。各城流离饿死者，要设法救助并掩埋；各城御史提出办法议奏。巡按地方的总纲约束，命都察院进呈阅览；有关部门知道。钦此。臣捧读圣旨以后，仰望窥见皇上特别关心孤苦无依者的仁心，真不亚于天地父母；而圣旨对臣府要求完成责任，又是如此急切。臣岂敢不仰承圣德，推广实行，稍稍弥补职掌的万分之一。臣谨按祖宗法令：如有养济院、惠民局、漏泽园，设置旛竿蜡烛的寺院，年节时各有发放粮食布帛的等级。从畿辅推广到天下，法令本来十分完备，后来却逐渐湮没了。臣请求仿照旧例，斟酌实行。臣查得京城有铺房不少于五百区，过去常被用来关押斗殴的平民，成为国中设下的陷阱。如今下令禁止这种做法，专门用来收容无家可归的贫民，免除他们露宿在外、夜间冻死的忧患。并且挑选那些残疾、年老、体弱而不能前来就食的人，酌量给他们粥食，等到来年春天查明后收入养济院。至于身体强壮的人，除远方流寓者以外，都按户籍遣送回去，使他们归农出力。死者给以草席安葬。每年一个冬季，大约需费银二千两。这样施行几年，京师中因困顿而无处申诉的人，也就没有多少了。至于积谷备赈，更是祖宗留下的良法美意，是小民赖以托付性命的东西。然而近来主管官员往往把它当作文书上的具文。即使臣府所属申报的数目，动辄满百上千，其中一半已经成为乌有。考虑到这项钱粮本来没有固定数额，只不过取自赎金，捐作公费。近来兵饷和杂项都有定额派征，所剩已经不多；此外又有平粜一项，再从中取用，这就是竭泽而渔。以臣愚见，如今应当立即把这三项钱粮捐作地方备赈之用。等到赋役册编成，其中自然会有可以清理的冗余滥支，用来补充兵饷定额。如果舍弃这个办法，却让主管官员另行设法处理，岂不是更加困难吗？虽然如此，京畿百姓之所以日益困苦、濒临死亡，难道也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从前朝廷举行各种大典礼、颁发大量赏赐，大都取给于京城附近，势必不得不向民间加派。事情办完以后，所加派的赋役却不取消，于是成为固定数额。后来遇到事情又如此办理，京畿赋税便高居天下之首，实在是不均之极。比如乡试钱粮应由八府摊派，会试钱粮应由天下摊派，以及一切供应朝廷的费用，难道有哪一项不是这样吗？这样看来，加派的命令本来就应当公开施行。至于富裕人家和大户，一经报为商户，千金立即耗尽；既有预先支出的苦处，又有加倍垫付的苦处。为什么不让各衙门的官员承担这些费用，却要使小民受苦呢？因此，编派商户的命令应当废止。钱粮中有所谓火耗，从臣府征收后上解户部交纳，每百两必加兑三两，小民已经不堪承受了。若是进宫的米粮，每锭五十两，又明加滴珠七钱，这就是皇上亲自挖掘深壑了。上供所加的七钱，落到民间就是七两。至于火耗的弊端，竟深入有司而无人敢过问，那么禁绝革除火耗的命令，就应当从上面开始。赎金中有预支一项，诉状不得不越写越滥，因而成为百姓的祸害。臣查大兴一县，前任倪卓在两任按院任内预支达到五六百金，奸猾书吏借此谋利，侵吞没收的钱粮又有数千金。这数千金究竟由谁来抵偿？最终也不过牵连到小民罢了。一个县如此，其他各县的情况也可想而知；一个按院如此，八处差役的情况也可想而知。因此，预支的弊端应当断然由抚按加以禁止。实行这几项办法，也足以使京畿百姓的困苦稍稍缓解。而其中的关键，在于慎重选用贤良官吏，并以长期任职的制度使他们坚持下去。如今天下吏治败坏，实在是从京城附近开始的。苛索百姓的命令一天比一天严酷，官吏也越发能够借机作奸，任意多次更换而没有定规；再加上不肖官吏推行苟且的政务，像臣这样任职不过五日的京兆尹，就更不用说了。大宛知县都任职不满一年便立即上报升迁，问其原因，就说事务牵制太多，不能长期任职。如果果真这样官员就能得到保全，那么小民又怎么办呢？从前齐桓公打猎时赐给老人食物，老人说：希望把它赐给全国饥饿的人；齐桓公赐给他衣服，老人说：希望把它赐给全国寒冷的人。果真能够慎重选用贤良官吏来抚慰安定百姓，使农民有剩余的粮食，妇女有剩余的布帛，那么一切给人衣穿、给人饭吃的谋划，也就有许多可以不必去做了。这样便能把这个时代提升到仁慈长寿的境域。臣所说的仰承皇上仁德之意、与户部主事的言论相互发明，就是这些。仰请皇上下敕给有关部院，把臣所说的逐一实行，务必使仁恩不在平日耗尽，使惠民政令确实落实到眼前；这样，皇上光明盛大的诏旨或许不至于徒托空言，微臣也得以稍稍逃脱失职之罪。

译这不仅是京畿的幸运，实在也是天下百姓、天下生民的幸运。臣万分激切陈述此事。《冒死陈言疏》【崇祯己巳十二月十五日上呈】顺天府府尹臣刘宗周谨慎上奏：为冒死陈言，开阔圣上的心胸，以挽救时局艰难之事。臣听说，古代谈论国家败亡原因的人，一定说是不能信任仁德贤能之士。既然不能信任仁贤，君主便孤立在上面，自己又凭什么治理国家呢？如今天下恨不得得到贤能之士而任用，然而难道没有一个人足以承当皇上的信任吗？皇上却因为所谓情面之说，对一切事情都加以猜疑，把大小臣工全都置于皇上长期积累的疑心之中。日积月累，便结成隐伏的痞块。有见识的人本来已经为此忧虑。国家一旦到了这种地步，群臣辜负皇上的任用而不忠诚，确实无处逃避罪责；如今皇威已经震怒，罪责轻重都将伏法。但臣认为皇上也应当分担其中的责任。从前禹、汤归罪于自己，他们的事业便迅速兴盛。今天第一要务，应当开诚布公，以此作为济救危难的根本。皇上每日到便殿，延请群臣相见，彼此相对如同家人父子；从此君臣相互亲近，各项政教自然振兴。把票拟交给阁臣，把庶政交给部院，把采纳正确意见、驳正错误意见交给言官，并由一人总主持之。如果没有成效，就随即更换，不必把人拘禁起来以加重他的罪责。群臣感激皇上的知遇之恩，无不争相自我磨炼，把抵御敌忾作为职责。十天之内能否在宫阙之下奏效，也未可知。近来圣上的谋划深远，却正在更加显示出不信任臣下的端倪。一切军机都由皇上独断，即使召见对答时臣下提出一两条建议，也都因彼此不合而被搁置。军机这样的重任，必须任用文臣，这是提督制度所规定的。如今却因为不信任文臣，专门交给武臣掌管。万一发生失误，又将怎样处置呢？朝廷捆绑一个文官，像对待孤雏腐鼠一样，而看待武勇之士简直如同骄宠的儿子，渐渐使恩威错乱，法纪不能施行，难道可以用这种办法治理国家、保全邦国吗？到了这个地步，文武两途都断绝了，天下竟没有可以托付国事的人；皇上必将转而思考那些自己信得过的人，说：我若舍弃一两个内臣，就没有可以共同患难的人了。内臣又趁机在皇上面前说左班朝士不值得信任，更加竭力以讨好邀宠来和皇上结交。于是，总提协领的命令，难道还要逐渐试用内臣来统率城守将领，把京畿之外的军务依次交给他们吗？城守本来是较容易的事情，那些穿着鲜明衣服、骑着骏马的人，拿来壮大军容还可以。如今却想把十万京军，一朝之间交给素来彼此不熟悉的人统领，事权不一，号令不齐，能够保证没有万一的忧患吗？所依仗的只是皇上独断军政，不被他们迷惑。何况自古以来从没有宦官掌兵而不误国的，唐代鱼朝恩、宋代童贯，足以作为千古明鉴。难道皇上圣明，反而考虑不到这些吗？不过是因为不信任臣下的念头逐渐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对于皇上来说，也只是把军政交给内臣，实在没有办法罢了，却不知道在危急存亡之日，舍弃天下士大夫，终究不能与他们共同承担安危。即使内臣值得信任，君主也不应当只偏私于他们，只需让他们回到本来所任的职业，这已经是很大的匡正补救，不必让他们参与军国大事。汉臣诸葛亮说过：‘宫中和府中，本来都是一个整体；对官员的贬黜、提升、善恶评定，不应有所不同。’又说：‘亲近贤臣、远离小人，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离贤臣，是后汉衰败的原因。’臣每次想到这些，没有一次不抽泣饮泣，痛恨先帝在位时的情形，仰望圣明的皇上能够猛然醒悟。想到祖宗把国家安危托付给皇上，机会紧迫，间不容发；只要皇上从焦虑忧患之中彻底打破积累的疑心，以亲近内臣之心来亲近外臣，以重视武臣之心来重视文官，那么太平大业便可以安坐而定。臣所说的，都是皇上不愿听到的话。内臣又会因此嫉恨臣，但臣为宗庙社稷的安危计，终究不敢为一己的利害打算，不怕冒死流泪陈奏，只求皇上采纳施行。《极陈救世要义疏》【崇祯庚午正月】顺天府府尹臣刘宗周谨慎上奏：为极力陈述挽救国家的第一要义，以祈求圣上鉴察。近来有生员刘栻从良乡来，传诵良乡教官安上达为节义而死的事。安上达穿着绯衣痛哭一场，召集诸生讲说君臣之义，于是全县的儒生、乡绅、男子和妇女，都有臣子为君主而死、儿子为父亲而死、妇人为丈夫而死的人。一时之间轰轰烈烈的情状，实在足以扶植纲常。假如各地都能有像安上达这样的人首先倡导，那么天下的事情怎么会走到败坏的地步呢？由此看来，道学对于国家和人民又有什么辜负呢？天地宇宙之所以有纲常维系而不毁坏，是依靠人心作为根本；而人心的善恶，则由学术的明暗决定。三代以前，有尧、舜、禹、汤、文、武这样的君主，天下没有人不学习，没有一件事不合于学，因而‘学’这个名称甚至可以不必特别建立。到了世道衰微、道统衰落，常伦败坏，孔子才开始单独提出并直指这一道理，把它作为万世的准则。到了子思、孟子，论说更加详细，都是为了保存人心中微弱而未泯的善端，为君主和父亲维护人伦大义。此后推衍流传，汉代有贾谊、董仲舒，隋代有王通，唐代有韩愈，宋代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上下数千年，不过寥寥几个贤者，接续传衍这一脉络，最终也不能使道学在天下大行，有的还遭受谗毁、被禁锢而死。然而世道最终依靠他们才没有坠落，他们的功劳也伟大啊。明朝兴起后，太祖高皇帝以天纵的圣明，远接尧、舜、禹、汤、文、武二帝三王的治世传统，独自表彰紫阳先生朱熹，使人人奉行忠信节义，家家传布儒学，二百多年间，人才文风前后相接；其中学问最为显著的，有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王守仁四位君子。到了万历末年，有高攀龙，在宋儒杨时的遗址上讲授紫阳之学，于是世人便以‘东林’称呼那个时代。冯从吾、邹元标鼎足分据讲席，与高攀龙一同受到世人推重。晚年一旦出仕，最终遭遇逆珰的祸害而死。幸而我皇上登基，首先表彰他的遗忠，恩诏接连颁下，高攀龙已经与日月争辉；但近来议论者仍把一两个意见不同的人推入高攀龙的党羽之中，拿来作为世人的诟病，即使贤如方大任也不能免除。臣私下对此深感痛惜。臣考察高攀龙当日门庭严峻，除一两个志同道合者之外，从未允许别人同他交往。即使其他讲学者有的聚集门徒数百上千，车毂相撞、肩膀相摩，高攀龙却独不如此，只是一心亲身修养、努力实践，阐明君主与父亲的大伦，以捍卫世道，只是唯独不使小人便利。小人于是嫉恨他，必欲杀死他才痛快。如今他的尸骨已经腐朽，又还有谁能称作他的党羽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译即使有这样的人，也只会咬着手指相互告诫，改变节操和操守，以保全眼前的富贵。因此，天下各处虽然不断起用被废黜的人才，气象却衰颓到如此地步。试问今天的天下，还有像冯从吾那样开设首善书院，早晨请人来问学，晚上反省自己的成就吗？还有像赵南星那样主持统均讲席，震动并唤醒一代人的良心，扶植善类吗？还有像杨涟那样掌管纪纲，想借尚方剑讨伐君主身边的奸臣吗？还有像魏大中、周宗建那样以铮铮有声地封驳诏令、直言不讳地发表正论，并以澄清世道自任吗？人才到今天可以说已经尽了。不是只有没有真正的理学，连假借理学名义的人也没有了；不是只有没有真正的事功，连假借事功名义的人也没有了；不是只有没有真正的忠义气节，连假借忠义气节名义的人也没有了。假如今天的天下还存在一些假冒者，那么国家舆论怎么会一天比一天低下，士气一天比一天衰落，任凭流寇纵横，却没有人能提出一个奇计、献出一条策略来解除君主和父亲的忧患呢？所以说：在三代以后寻求士人，只怕他们不喜爱名声。天下从来不是没有人才，只是忧虑君主不能明白辨别邪正是非，以此决定取舍罢了。韩爌再次进入中书省，曹于汴担任掌宪官，虽然没有能够大有作为、来符合圣明的期望，但考察他们立身行事的始末，仍然可以加以原谅。一旦离职就算了，何必还要争相罗织罪名？此外，像李邦华的振作整顿，朱世守的端正方直，胡世赏的清廉谨慎，也都是被废黜者中有用的人才。却因为时局危急而被说成能力不足，有的依次罢免，有的因牵连获罪而被关进廷尉狱。明白的人正说年长有经验的人不可不珍惜，早晚盼望皇上开启赦免过错的门路；但那些标新立异的人，却无不挑拨夸大他们的短处。早晨处置一个人，就定罪说是党羽；晚上处置一个人，又定罪说是党羽。还觉得不够，特意设置四面罗网，使天下人不是被归入假理学，就是被归入假事功；不是被归入假忠义，就是被归入假气节。君主又怎么能有任用贤能的途径呢？唉！流寇滋长，正是臣子卧薪尝胆、同舟共济的时候；可是那些在官爵上不得志的小人，却总是乘机施展报复。即使方大任心存戒惧，认为不诋毁道学，就不足以使自己脱离东林、免除将来的祸患，却不知道这种立论的错误，关系到世道人心，绝不是小事。他们担心的是有人假借道学，我反而担心真正的道学被当作虚假而毁掉。处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却想避开‘虚假’的名声，势必只有真诚地作恶之后才会罢休，这等于率领天下人祸害仁义。从前宋代有禁止伪学、伪党的法令。南渡以后终于不能振兴，像朱熹这样的人，后来君主虽然有生不同时的叹息，而真是魏忠贤党羽之类的人仍然遭受排斥。今天天下的形势，与此有什么不同呢？高攀龙的学业已经蒙受皇上表彰昭示，今后请不要再拿他的籍贯、地名和名号来给天下人设置陷阱，使后来学习高攀龙的人不至于刚露出左脚便不敢前进，那样世道就大为幸运了。臣是小人，生来不知道学习；处在这样的艰难时局中，更不敢用言论助长风波。但臣亲眼看见邪说猖獗，因邪说产生祸害政治的灾难将来有不忍说出的情形，所以才敢借教官安上达的节义加以推论。只愿皇上亲自先学习圣贤之学，日积月累，明白地向天下士大夫显示孔孟的准则，使人人都知道君臣父子的大伦，并使士人从最先倡导者开始仿效。请皇上先用特别的典礼予以表彰抚恤，给安上达加授翰林院长官、宫坊等官衔，用来劝勉当世；这样或许我国家金瓯完整无恙的天下，不至于被不识字的人相互带领着毁坏殆尽。臣不胜翘首盼望，仰切恳求。《再次请求申饬京兆职掌疏》【崇祯庚午三月初七日上呈】顺天府府尹臣刘宗周谨慎上奏：为积弊与时局艰难交相困扰，仰求圣明特别加以申饬，使臣稍稍尽到京兆府的职责。近来臣因不能胜任职务自行陈奏，铺席藉草等待治罪时，奉到圣旨：京府事务正繁重，刘宗周只管用心办理，不必引咎。有关部知道。钦此，钦遵。臣不胜惶恐感激。以臣种种庸劣，处在圣明之世，即使不从守土之责来说，也已经无法逃脱法律的惩处。哪里料到皇上的度量如天，给臣开辟自我更新的道路，而且念及职务繁重，勉励臣用心办理，这正是微臣竭尽才智、捐弃躯命、在晚年有所收获的日子。然而臣对此私下还有请求。臣所能尽力的，只是自己的心；至于办理事务是否恰当，臣的才能终究不敢自信，这不只是才力不足，也还受到形势的困窘。京府的事务，没有比钱粮一事更繁重的了。臣管辖二十七州县，但各地官员是否贤能，并不由臣府掌管，平日彼此相看如同路人。积习玩忽到了极点，连钱粮考核成效也不顾了。军务兴起而告急时，积欠尚未交清，臣不敢把催收不力归咎于自己，因而今天发文催促，明天派守催促；今天提拿经承，明天提拿欠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臣手握三寸笔管，已经自觉说话索然无味，却无奈接受命令的人竟把它当作耳旁风。比如正月间派买料豆，部里期限非常严格，臣的公文像雨一样发出，直到如今仍未报告的有大兴、房山、涿州、通州、霸州、丰润、怀柔等州县。又派运送冻粮的车辆，直到如今仍未承办的有涿州、宝坻、房山、保定等州县。问他们原因，不是说残破不堪，就是说一向凋敝。这些固然是事实，可是对于军务兴起而耽误期限又怎么办呢？这正是臣日夜惶恐忧虑的事情。至于五城兵马司，虽然不属于臣府管辖，实际上也负有地方责任；其中职务彼此相关，而违抗玩忽的习气比州县更加严重。一项煤炭事务，臣府在三月以前已经发价，到今天中城报告办完的还没有一件。保甲事务，臣多次下令申饬，又奉到明旨，但以空文报告的只有东城、西城、中城三城，此外连空文也杳无踪影。掩埋一具战死者的尸骸，臣奉旨移文会同各司办理，虽然曾经有十一个单位协助服役，但执行法律的情况远不及两县。近来春雨渐渐融化，浮土变得坚硬，臣多次发文命令加土加筑，却没有人响应。不得已亲自去勘察，先到芦沟桥，看见中城所负责的工程覆土非常浅，臣当场命令地方设法扩大土基、加高封土，以表示长久保存，这样臣心中才没有遗憾。

译更有一具尸骸没有埋葬，连一个字也没有报告，就像北城这样，难道要把明旨置于何地？凡是这类事情，都是臣受到形势限制而难以办理的。何况又加上臣才力不足，在其中狼狈周旋呢？如今圣明的皇上正在整顿积久松弛的政局，加意振作整顿，臣子稍微涉及错误，大的被诛杀，小的被剥夺官职、斥退，臣哪里敢再过分吹毛求疵，以招致不可预测的祸患，损伤一时公平清明的道理？然而如果一句话也不说，今后遇到重大事情，也一定会完全没有照应，互相耽误。臣不足惜，国家安危又怎么办呢？仰求圣明特别向五城和二十七州县加以申饬，允许臣随时参劾处置其中尤其玩忽职守者，使臣得以稍稍施展手脚，完成自己微小的心愿。臣愚昧而深感幸运。又照京师是首善之地，更应当大力施行法令、严格保持廉洁，使风气清明、弊端断绝。臣虽不肖，发誓一定使关节请托无从通行，以整肃京城。对于那些大奸小恶、破坏法令、扰乱纲纪的人，臣终究不敢借口形势难以施行而在其中玩忽职守，也仰求圣明加以申饬。《刘蕺山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刘蕺山集》卷三 （明）刘宗周撰 ○奏疏三 《请定大兴、宛平两县经制疏》【崇祯庚午六月上呈】顺天府府尹臣刘宗周谨慎上奏：县库钱财已经极度告罄，民情泛滥而没有止境，恳请圣明赶快制定经常性的制度，以垂示永久，使国家财用充裕。臣听说，古代善于理财的人，必定先有一定的经常制度，然后才能节制人情的泛滥。《易经》说：‘以制度来节制，不伤害财物，不损害百姓。’所谓伤财、害民，都是从没有制度开始的。如今天下的财用，受无制度之害已经很久了。所谓‘搜取财物连锱铢都不放过，使用钱财却像泥沙一样’，从朝廷直到郡县，到处都是如此；但臣终究不敢越俎代庖地谈论朝廷的事。关于朝廷的经常制度，臣姑且只谈郡县方面的。臣自去年秋天到任，就知道大兴、宛平两县钱粮存在弊端，于是首先揭发积年书吏侵盗税粮的罪案，追缴赃物，依法处死，并追究从前各种弊病的责任，准备一一清理整顿。适逢军情文书纷至沓来，事务困窘，无暇办理；过了很久，两县才各自把五年经费册送来报告，于是发现大兴县从万历四十五年起，直到崇祯三年，共挪借经费八千四百六十二两有余；宛平县从天启三年起，直到崇祯三年，共挪借经费八千四百二十一两有余。此事已经由前任府尹刘泽深上奏请求，奉有巡按御史查明后设法通融销补的旨意，但直到如今仍未结清。如今前面的欠款还没有销除，后面的欠款又接连发生。臣谨按：两县经费都取给于铺行税契。大兴每年两项大约共征银八千余两，宛平每年征入以及大兴、通州协济的银两合计约六千余两，原本是用来供应郊庙、朝廷大礼大役的临时需要；剩余部分，各衙门按年支用也有固定数额。然而年例逐渐不能不被赋予泛滥的机会，到了今天，各种陋规每月变化、每年不同。计算五年之中，有抚按官预支礼仪费用的，每年达三五百金；有各衙门私自使用夫役、马匹、皂隶的，每月在百金上下；有户部、工部、兵部三个部门发文调用车辆而没有数额限制的；有各衙门书办、皂隶、铺司的工食私自增加名额而各不相同的；有五年一次编审铺行所需科道纸张、工食，动用达到一千多金的；本县编审催头的工食，动用达到二百多金的。类似这些事情难以逐一列举，都是许多常例中没有记载的。即使是常例所记载的，也有内部的，如礼仪房打扫、广盈库染色垫衬；外部的，如五府、六部等衙门动用笔墨、炭火、纸张、印色等项费用，以及抚按八差和本府太仆寺等官上任时修理铺陈等项，所费也不可计算。而且往往事情本来可以不做，数额也不是原先设置的；其中最称繁重的，没有比乡试、会试两场的协济更严重的了。臣考察以前的文书，万历十九年前后，乡试协济规定为七百多金，如今增加到一千八百金；会试协济规定为九百多金，如今增加到一千七百金。至于乡试、会试的武场，也同样如此，这些都是所谓费用泛滥的弊端。到了这个地步，每年收入已经不足以供应支出；再加上宫中、府中临时发生的工程，仓促告急，便束手无策，不得不进行挪借。借院中赎金不够，就挪用大粮；借大粮不够，就挪用杂项。于是吏胥得以借机作奸，在转手交接之际含糊报账，无法追查考问，七八千金的积年欠款就是这样形成的。如果对此还不赶快设法处理，这种日益严重的势头将止于何处？臣因此想到，近来皇上特别设立科院，主管修订天下赋役全书；按照全书所载，每一项赋税、每一项劳役，都是国家正常的供给，尚且还小心翼翼地商议裁汰、削减，不遗余力。何况全书没有记载、却属于事例泛滥的那些费用呢？臣认为，常例没有的，应当依法裁去，一概申报停止即可。常例中虚浮增加的，应当依据义理裁减，全部加以清理改正即可。比如乡试、会试两场，都应当立即节省费用，恢复旧日规制；或者向各省、直隶适当加派来补充也可以。但总的说来，都不是靠空话能够解决的。近来两县正官同时缺任，臣发文命署印官办理，规定前面所说那些冒滥的事例，必须先禀报臣府然后才能执行，一时之间漏水的缝隙稍稍堵住了。可是中府却以年例中的笔墨费用责令大兴县承担，稍有不答应，就把县役锁走。在这种时候，即使有强硬正直的官吏，也不能一一据理力抗。权贵之人替朝廷守住这些钱财，做县官的不是也很难吗？从前孔子曾用簿书来核正祭器，而猎较之风至今仍然存在；也应当有用簿书加以整顿的办法。臣请皇上特命赋役科院，把两县经费册逐一审核；可以淘汰的议定淘汰，可以削减的议定削减，并据此刊定条例和册籍，附在《赋役全书》之后。凡是册中没有列出的，一概不许供应。从此经费制度一经确定，即使有贪官污吏，也不能打开侵吞钱财的门路；即使有权势私交，也不能借此侵夺渔利。这样一年便能堵住挪借，三年便能使物力充足；把节省下来的还给百姓，可以减轻编派的数额；积存在官府，可以免除钱粮匮乏的忧虑。用它来造福京畿百姓，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至于积年欠款是否销除，可以不必追问了。臣资质迂腐，亲眼看到库藏匮乏，实在无法置身事外，不敢不大力实行节省，以身为天下先；舍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祈请圣明下敕有关部院，会同赋役科院斟酌复核，立即批准施行臣的奏疏。京城幸甚，臣等府县官也幸甚。《请告疏》【崇祯庚午七月十七日上呈】

译顺天府府尹臣刘宗周谨慎上奏：因微臣患病不能供职，恳请圣明俯允罢免斥退，以表明臣分和义务之事。臣在万历二十九年忝列进士，初次授官为行人；天启元年起用升任礼部主事，二年改任光禄寺寺丞，三年升任尚宝司少卿，接连升任太仆寺、通政司官职但尚未赴任，便被削夺官籍。崇祯元年起用升任现职。总计臣列入仕籍以来三十年左右，实际在职仅将近六年，其余都只是退居家中吃饭度日。由于禀赋十分虚弱，半生多病，不能像犬马一样自我效力，所以屡次请求退休，以安守自己的本分。既然遭到削籍，本以为将终身如此，哪里料到晚年又遇到圣明之世，皇上从田野间起用臣，提拔担任现职；臣以疾病辞谢而未获准，只好勉强赶赴朝廷，在首善之地任职，私下想亲自实行教化，为天下有司作表率。然而到任不久，国家事务仓促紧迫，动不动就牵涉臣府，事务困窘到极点，于是没有时间顾及京兆府的职责，而地方凋敝，也早已使臣得罪守土之责。于是本年二月臣曾请求约束自身、等待谴责，蒙皇上没有明显加罪，反而勉励臣用心办理。臣感激圣恩，从此更加发誓尽心竭力，不敢有一件事接近懈怠荒废，希望稍稍谋求报答称职。可是臣一向有虚弱怯病，困苦劳碌一年，心血已经耗尽；又因为水土不服，逐渐损伤脾胃，时而呕吐，时而腹泻，元气更加亏损。此前蒙圣恩准许臣调养，还没有痊愈，因有事情又上朝，于是重新列入官籍。适逢祈祷雨水，奉到圣旨严厉责备，随即又上朝；接着又要补验煤斤，臣更加无法承受这种疲惫。几天以来，吏书抱着文牍上前，臣神志昏乱，无法应答，往往只得报告停止办理而离去，更谈什么办理政务的能力呢？臣的心可以许身报国，但臣的力量不能随从自己的心愿；臣难道敢不早早自行请求决断，以免更加给地方造成罪责吗？因此实在万不得已，恳请圣明念及京城这一重要之地，终究不能任凭病臣继续尸位旷职太久，赶快赐予罢免斥退；这样才是保全臣今日分义的最高办法，而臣小小的归葬故乡之愿也能始终实现。即使臣对此感激至于铭心结草，也不足以表达。只愿圣明怜悯准许，臣将竭尽病体陈述请求，等待命令。《参奏阉竖疏》【崇祯庚午七月二十三日上呈】顺天府府尹臣刘宗周等谨慎上奏：为宦官凌辱县佐，谨据实参劾，以整肃法纪之事。本月二十一日，据大兴县典史王邦珵呈报前事，其中说：本衙皂隶穆贵、张登结党欺侮官员，故意耽误公务。先前因误事，本府左堂把此事具呈府丞案下，蒙批交经历司查究解送，目前已关押而未结案。哪里料到张登拉着其弟、内官张进忠闯入经历司，辱骂不堪；又带领数十人，人人身穿戎装，哨然闯入衙门，公堂座案等物全都毁坏，冲入衙内，辱打家眷，撕毁卑职的官帽官服，并扬言要银二百两。现有郭内相等人出面劝解等情。此事送到臣这里，又据经历司经历姚元恺、大兴县署印县丞宋光墀分别具呈前事到臣。臣不觉怒发上冲，随即拘来皂隶张登审问，他口称内官张进忠确实是他的弟弟；那么张登倚仗势力凌辱官员，作为罪魁已经无可推辞。至于张进忠这个受过刑的宦官，究竟是什么东西，竟敢在公署咆哮，所到之处肆意横行，甚至闯入县官私室，毁坏器物、撕裂衣服，公然殴打凌辱，明明是与县官作对，实际上是与京兆府为仇。他眼中难道还知道有朝廷吗？以宦官的卑贱身份，却凌辱有司，已经使有司难以任职；借皂隶的怨愤来报复上官，更使上官难以任职。这关系到纲纪衰败，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不仅如此，臣曾奉旨办理保甲事务，首先禁止梨园，以端正风俗，不得不命五城兵马司查缉。至于公文络绎不绝，吏目吴时聘只因查获一个犯禁者，向臣申报依法处置，便突然受到内官孙国用的凌辱。臣因为这件事还不像王邦珵所遭受的决裂羞辱那样严重，所以没有上奏参劾。如今本官竟因此被城院弹劾，说他‘没有经过批示委派，擅自肆意索取’，却不指出他究竟索取了什么，还辱骂本官越职逢迎。既然本官获罪的原因在此，臣实际上也有责任。即使不能逐一列举，这一件事已经足以使孙国用感到痛快；若像孙国用这样的人因此得势，那么属于孙国用一类的人，怎么能不仿效而起，把士绅看得不如奴隶呢？将来倘若有人闯入司空的公堂，包围阁臣的住宅，像天启年间的旧事那样驱逐大臣，又将凭什么禁止呢？俗话说：‘细流不断，终将汇成江河；绵延不息，终将招来斧柯。’臣不肖而受事于京城，私下愿替皇上维护风纪，凡一切豪贵违法之事，都要追究。从前京兆府的命令不能在司坊中施行，以致第一次受到宦官的侮辱；如今少府的命令又不能在舆皂中施行，以致再次受到宦官的侮辱。将来宦官一切破坏法令、扰乱纲纪的事情，恐怕都会从今天开始，而全都是由臣等失职一步步造成的。这样臣的罪责更加重大，臣的恐惧也更加深重。臣虽然抱病请求离职，但按义理不能默默不言，仰求圣明下敕司礼监衙门，将张进忠提拿审问，依法处死，以稍微警戒将来；同时查核城院的参劾奏疏，究问孙国用是否应当因梨园之事受到欺陵。若吴坊官竟至于忍气吞声、不敢申诉而离去，那么整肃京城、作为四方的榜样、维系万世的治安，关键实在就在这里。臣等也将因此共享荣誉和恩施。《再次请告疏》【崇祯庚午七月二十五日上呈】

译顺天府府尹臣刘宗周谨慎上奏：为再次恳求上天之恩，臣的病情万难供职，仰候皇上罢免斥退之事。臣在本月十七日曾为患病不能供职，恳请圣恩俯允罢免，以保全臣分和义务。奉到圣旨：京尹事务繁重，正需要用心办理职务，刘宗周着意加紧料理，不必以疾病请求离职。有关部知道。钦此。臣捧读温厚的诏谕，不胜惶恐。京府是天下事务最繁剧的官署，这是皇上所明鉴的。地方凋敝之后，国家财计和百姓生计的办理更加艰难，这也是皇上所明鉴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责令臣用心任职，正是皇上策励微臣的深意。臣怎敢不奉行圣旨勉力周旋？但臣也曾反过来问自己，果真能够亲自察看民家、办理政事吗？能够肃清京城、配称首善之地吗？在这些事情上只要有一丝欠缺，就已经成为尸位旷职，得罪圣明，死后也有余愧。不幸又接连患病，内心更加痛苦，旷职更加严重。如今臣沉疴在身，气息奄奄，腹部坚硬如土，上下气机痞塞不通，仍然每天勉强应对吏书，发遣各项案件；但精神恍惚，统摄难以周全，各种弊病都因此承受。这样又怎能符合皇上要臣加意料理的旨意呢？想到这些，臣还能有一天在职任事吗？唉！臣子登记姓名、奉上礼物出仕以后，身体便不再属于自己，死生都以此为准。何况臣遭逢圣明之世，一旦从草野被起用，显贵的官班怎么忍心立即请求离去？即使臣三十年的病骨早已和沟壑为邻，其间屡次出仕又屡次退隐，虽然不能任职满三年，却始终不敢果断地忘却世事；这次勉强出仕，是想在晚年求得一点成效。可是如今犬马般的力量已经耗尽，小小的忠心没有办法自行效力，狼狈支离，举国之人都知道，唯独不能被圣明察见，反而会被认为另有借口、姑且谋求私利，这是臣最为恐惧的。欺骗蒙蔽，是臣子的大恶，而臣却故意去犯它。平生所学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仰求圣明俯察，臣的病情绝非借口，请特别准许臣的请求，赐臣罢免斥退，使您可以另选贤能，胜任京兆府的职务；这样，皇上为地方着想，正是出于这个决定，也正是臣为地方着想的办法。如果臣不肖，不能仰副皇上对臣的要求，反复萦绕在心，辜负圣恩，那么此恨应当生生世世铭记，以求报答。臣万分激切地再次陈述请求。《第三次请告疏》【崇祯庚午九月十五日上呈】顺天府府尹臣刘宗周谨慎上奏：微臣久病难以痊愈，继续申述前次请求，恳求皇恩最终赐予罢免斥退。臣因患病不能供职，于本年七月两次上疏请求退休，没有得到批准。光明严厉的圣旨多次勉励臣用心办事，又责备臣坚持请求离职，使微臣处在无地自容的境地。不得已臣抱病任事，适逢科举考试即将举行，事务正十分繁重。臣以羸弱的病体，日夜只饮水，唯恐出现万一的疏漏。如今幸好已经办完了。从此府中事务稍微清闲，或许可以从容躺着处理政务，一面便利调养，使病情痊愈，慢慢谋求办事，稍稍报答皇上的大恩，这是臣的愿望。没想到臣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先前还只是脾胃有病，如今却转而损伤精神。白天恍惚健忘，夜里心悸而不能入睡。至于胆汁向上泛溢，膀胱向下遗尿，医生说这是二阳之症，发于心脾，常人很少见到，衰老之年患上，多数难以医治。臣想到病势如此，报恩的日子也已经不多了，只有奄奄一息地坐着等死，以身体殉于官职罢了。然而尸位旷职的日子不断积累，又该怎么办呢？如今时局多事，京畿是重要地区，正需要有得力的人来镇压治理。内部有京尹，外部有抚按，两者相互制衡而共同论治，不能说京尹这一官职果真可以躺着治理。先前抚臣方大任因病请求离任，皇上准许他离去；按臣董羽宸因病请求离任，皇上也准许他离去；如今道臣张春又患病，皇上又派人查勘，很快也将准许他离任。这难道是皇上偏爱这三位臣子吗？是因为地方责任重大，而让他们自行便利的打算无暇顾及。为什么唯独到了臣这里就吝惜不准呢？臣平生没有别的技能，只有爱君忧国的念头，这是发自天性的。即使臣退居之后，长期处在江湖或朝廷，对君国也总不会有不同的看法。自从臣任事以来，早晚勤勉，没有一刻不是从地方事务出发，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智慧短浅、才力困乏，加上虚弱多病的身体，于是不知不觉逐渐发展到病情严重。皇天后土实在可以鉴察臣的心意；假使臣的力量还有一丝没有用尽，尚且可以勉强效力，君主和父亲的责任，臣终究不敢提出请求退休。何况严旨屡次在前，斧钺般的威严凛然，臣难道不知道如何自处吗？至于一次请求、两次请求仍不停止，臣内心已经痛苦得像被刺一样。总之，臣自身不足珍惜，但地方的责任终究不能辜负。伏望圣明鉴察，倘若想到臣前后恳切忠诚，确实不是矫饰，请赶快准许臣离职，使臣虽不肖，也不至于因尸位旷职的罪名而长期拖累地方；这也是在综核官职事务之中体恤臣的一种办法。这也是成就人才的方法，是激励世人、磨炼庸钝者的重要契机。臣万分激切，等待命令。《请恤畿辅凋残疏》【崇祯庚午九月上呈】顺天府府尹臣刘宗周谨奏：畿辅地区凋敝残破，尚未恢复，圣明对此深切忧念，时刻不忘。臣谨竭尽愚诚，仰承圣上的德意，以巩固国家的根本。臣任京尹以来已有一段时间，惭愧自己对地方没有丝毫补益。近来臣屡次从邸报中研读圣上的明旨，仰见皇上对民间困苦忧虑至深，正当地方凋敝之后，急于使流离失所、困顿不堪的百姓重新安居生存，以国家根本为计，真是无微不至。至于抚慰安置百姓专门责成府县有司办理，那么臣对于所属州县，岂敢把它看成与自己无关呢？只是臣长期患病残废，一切事务都不能料理，每当从州县往来的文书中询问民间疾苦，未尝不时时挂在心上。只要有可以替百姓请命的事情，臣终究不敢置之不问。比如大宛县，民间称有佥商的苦处；中等人家一旦被报充商人，千金家产立刻耗尽，因为预先垫付物料成为沉重负担。等到上缴本色物料时，又因铺垫费用累及商人；虽然领取的价格比估价高一倍，反而免不了倾家荡产的祸患。如今估计这项差役终究不能废止，就应当让商人先领取价银，然后再收购物料；至于内府的钱粮，仍令各衙门由官府收取、由官府解送，这样或许可以使商人的困苦稍得缓解。至于外地州县，百姓又称有派买豆料的苦处：已经运到天津，又运到蓟州，再运到京城；官定价格连成本的一半都不到，而里胥摊派给小户，其中狡猾者多有侵吞。如此纷纷征敛，鸡犬都不得安宁，小民还有希望安乐地生活吗？

译如果边境战事还没有停止，以后应当稍微提高价格，招募商人承买，不要把负担加在富民身上，这样或许可以使百姓的困苦稍得缓解。又有钱粮火耗、兑头的苦处：近来大兴县百姓鲁虎缴纳大粮八两二钱，而粮户勒索火耗竟至九钱，这是加一征收火耗。臣已经长期下令禁止整顿，却仍然如此，那么从前积累的弊端哪里还忍心说起？至于进宫的子粒，有加三、加四的情况。问其原因，都说进宫要有滴珠、铺垫费用，明面上已经加一，衙门中的吏书便借此为口实肆意索取，弊端竟泛滥到这种地步；不如先从近处实行法令，首先革除上供中的旧例，给有司作出榜样，那么兑头火耗的弊端不改也会自行停止。至于大兴等县，曾经请求动用平粜银两；积储是小民赖以生存的大事，却有一半被用来平粜；又议定孤贫月粮及节孝优恤，都要另行筹措。计算筹措的办法，只有多罚取赎金来加重百姓负担而已；否则恐怕积储最终只成为空账，而全部被平粜夺去。因此，这是新饷中应当暂时免除的第一项。昌平等州县又曾请求动用典铺银两。大战之后，富民尚且不能保全家产；即使是流寓之人，也带着资财逃走。过去所征取、酌情分派的款项，势必难以指望他们登门承担。偶尔有些典铺仍像从前一样开张，但官府又增加一层酌情分派，典铺也再增加一层子钱。太平时期，富民尚且承受不了，何况如今的贫民呢？因此，这是新饷中应当暂时免除的第二项。通州又请求征取祗候马夫银两。该州因为赈济的缘故，连全州各官的俸薪都全部捐助了，哪里还能再留下钱来助饷呢？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定要征足，恐怕本官就是有点石成金的法术也办不到。一州如此，其他州县的情况也可以想见。因此，这是新饷中应当暂时免除的第三项。至于各州县库吏日益困苦，大多半年就会倾家荡产。因为州县公费不多，又有定额存留的节省款，库吏势必要坐守库务、替公家垫赔；而这些垫赔，官员又多用来迎奉上官。比如丰润县一个库吏，任职一年，替巡抚、按察使以及关务三院垫付交际费用就达三百金，难道能不辗转向小民偿还吗？因此，这是新饷中应当暂时免除的第四项。至于舆夫、隶卒和各类差役纷纷来申诉，他们本来已经如虎添翼，却还指望雇役钱稍微润滑口舌。即使雇役钱中不免有虚报冒领，近来已经在厘定的《赋役全书》中又加以抽扣，这就是给饥饿的老虎再添翅膀，把我们的百姓交给人宰割，又有谁能满足呢？因此，这是新饷中应当暂时免除的第五项。臣对此又深有感触：民生到了今天已经困苦到了极点，而畿辅地区的困苦尤其严重。外省直隶地区的百姓困于征收和修缮，徭役有固定供给，赋税有确定数额；至于畿辅，却是头绪纷乱、交错而出，今天佥商，明天报役；今天派庄头，明天拨坟户。官吏得以借机作奸，勋戚宦官得以辗转肆虐，于是日削月割，逐渐趋于耗尽。何况又遭兵火，哪里还谈得上剩余的百姓？如果不是居上位的人解除烦扰、洗涤苛政，一心让百姓休养生息，并且坚持数年之久，很少有人能够恢复生业、达到小康。即使说军事兴起、形势告急，又怎么能因为天下广大，就不能宽待这些汤沐之地的子孙呢？近来盗贼公然横行，京城之下不时有人来报告，其中有谁不是被饥寒逼迫到这种地步的？汉代臣子有句话：是安抚他们，还是战胜他们？如果采取安抚的办法，除了减轻徭役、薄收赋税之外，不如有司亲自先行教化，讲习乡约以培育善良风俗，实行保甲以收敛奸邪，而不应把刑罚放在首位。那种只讲战胜他们的办法，本来就只是战胜而已。如今法网不能说不严密，但奸邪却更加兴起，盗贼也更加严重，是什么原因？臣曾奉旨撰写保甲事宜，向京城百姓倡导，但权力在五城，行动常常受到牵制。臣每到地方讲解乡约，百姓多有感动；但等到询问司坊官保甲和甲长的职位设置，他们大多茫然不解。又哪里谈得上详细讲解条文教令呢？连条文教令都不懂，又哪里谈得上以身作则？先王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方法，已经很久没有人讲求了。臣由此知道，如今天下竟然已经没有吏治了。世道衰败，百姓困苦，什么时候才能痊愈？所幸圣明在上，毅然以古代圣王为法，先抚恤教养百姓，然后催征赋税；重视教化而放缓刑罚，使天下以此为准则、仿效实行。这样惠及畿辅，以安抚四方，天下或许才有希望太平。臣身在去国之中，没有地方报答皇恩，却仍禁不住怀着诚恳的愚见；如果蒙当事者不以为迂阔，酌情议定并在地方施行，臣就万分荣幸。应召请宽限疏【崇祯乙亥八月十五日在籍上】原任顺天府府尹、在籍臣刘宗周谨奏：臣竭力抱病赴召，恳请圣恩稍微宽限严格的行程，以免因违误而获罪。今年八月初三日，吏部派人送来咨文，其中说吏部题奏奉行圣谕之事，奉圣旨：召在籍礼部左侍郎林钎、礼部尚书孙慎行、顺天府府尹刘宗周，赶快来京，你部立即派人骑马催促他们上路，不得迟延。钦此。臣谨遵此旨。臣宗周听到诏命后惊惶失措，随即设置香案，面向宫阙叩头谢恩完毕。臣当即择日上路，赶赴严格限定的行程，敬畏圣王之言的郑重，按义理已经来不及回头谋划了。只是臣患有严重的疾病，请假养病至今已有五年，却始终没有好转。近来从夏季到秋季，又因暑湿交相侵袭，突然染上疟疾。江南人唯独受此病侵扰，每逢间歇日便寒热交作，昏沉眩晕数个时辰，不能进食，像这样持续了十多天，臣本来衰弱的身体更加疲惫不堪。如今突然奉到这道诏书，臣虽然勉强上路，仍担心风露不时侵袭羸弱之体，因而耽误日期，仰自辜负圣明顾念旧臣、盼望其效力的深情，那么臣的罪过就更大，臣的恐惧也更深。因此据实奏闻，冒昧祈求圣恩稍微宽限行程期限，容臣一面调养身体，一面赶到京城朝见，使微臣不因违误而受责罚，也使圣明像帷幕车盖一样庇护臣下的仁德更加彰显。臣战栗而恳切请求，实在到了极点。辞少司空疏《崇祯【丙子正月二十五日上】

译原任顺天府府尹臣刘宗周谨奏：圣恩接连降临而且非同寻常，臣在义理上仍然难以接受任命，谨据实剖白陈述，祈求圣上明察。近来吏部题奏奉行上谕之事，奉圣旨：刘宗周升任工部左侍郎。钦此。臣谨遵。臣惶恐汗流，惊惧失措。臣随即在城外私宅设置香案，面向宫阙叩头谢恩完毕。臣私下有请求要说。臣想到自己先前因身体羸弱患病请假，至今已有五年。一旦蒙受恩命特旨召回，正当卧病在床之时，竟然还是拖着残病上路。两次上疏申诉，都没有得到圣上鉴察允准。臣被人搀扶到京城，蒙赐予朝见之礼，亲自听到皇上的美善言语，哪里还能再展开臣微薄的愚见、以求称扬？臣这个草野之人所受的宠荣，到这里已经达到极点。又承蒙恩诏降下，从普通官员跻身九卿之列，由特旨简拔而进入司空的职位。臣是什么人，竟能受到这样的殊遇，又再次承受这样的特殊恩典？只要臣的头顶脚跟还存在，即使粉身碎骨又有什么可惜的？只是臣刚到京城，就因误听别人传言，导致误朝一事；臣已经自我检举认罪，言辞又牵连到范仁。奉旨交给有关部门重新拟议，又再次奉到严厉圣旨。范仁的案件现在正在复审之中。范仁一案一天没有结案，臣的罪名一天就不能确定。臣正日夜等待治罪都来不及，怎么能突然承受这非同寻常的恩典呢？皇上任命臣，臣又怎么敢冒昧接受这个职位？即使圣明正要施行宽宥过失的仁德，那又怎么能和微臣引退自处的义理相容呢？何况臣瘦得只剩柴骨，疾病痛苦多种多样，心里知道自己不能胜任这一重任，只是这些事情臣还来不及一一说明。因此臣直陈诚意，仰求圣明察知臣此前与范仁同样涉案，容臣仍住在城外私宅，稍作调养，等刑部结案之日，臣再以生死去留之身听候皇上的处分。这样既彰明国法，也不使君恩成为对臣的偏幸。臣激切申诉、等待命令，实在到了极点。再辞少司空疏【崇祯丙子正月二十九日上】原任顺天府府尹臣刘宗周谨奏：微臣感戴皇上温厚的诏谕，再次披露至诚之心，仰求圣慈怜悯臣久病后所剩的生命，俯赐准许臣遣返原籍。臣曾具奏称圣恩接连降临而且非同寻常，臣在义理上仍难以接受任命，谨据实申诉，仰求圣上明察。奉圣旨：刘宗周新近接受特旨任命，着令立即遵旨到任供职。关于范仁的事情，刑部要赶快奏报结案。有关衙门知道。钦此。臣谨遵。臣正铺席待罪之时，恭敬诵读温厚的诏谕，重新申明特旨简拔，姑且不追究臣的罪过，反而起用臣供职。臣不禁感动而继之以流泪。虽然前案还没有结案，按理应当接受新命来办事了。可是无奈微臣的疾病日甚一日，实在不能勉强承受圣恩。臣想到自己早年脾胃受伤，后来形成痞症，百般医治也难以攻治，差不多三十年了，白白使精神日渐耗损，渐渐如同废人。臣入仕三十六年，实际领取俸禄还不到六年，原本并没有什么足以超过他人的淡泊退隐之节。却因为一生卧病、难以任官，反而凭此得到破格擢用，贪受恩宠到这种地步，惭愧辜负君父，哪里说得尽。一天奉到钦召的命令，恰好又因患疟疾而使旧病复发，臣不敢不抬着病体继续前进，勉强抵达国门。几个月以来，没有一天不服药，也没有一天不因服药而增加痛苦，以至于气息堵在胸中不能下降，痰闭塞在胁部不能上升，眼睛昏花、耳中鸣响，时时昏沉眩晕。只是因为前案尚未结案，臣静静等待处分，不敢请求告老还乡。幸而勉强完成了朝见之礼，已经没有辜负微臣跋涉数千里奉召而来的本意。可是司空是什么职位，副贰卿又是什么官职，如今天下又处在什么形势，怎么可以让五官失灵、百骸如同木偶一般的人尸位其间？即使臣个人不足惜，又将如何对待国家所托付的重大事务？这就是臣听到任命时惊惧万分、感激得几乎要死，却始终不能停止申说的原因。假如臣不顾国家的衡量，只顾自己这点残余生命，请求恩准自行方便，圣明在上，刑法斧钺在前，难道能宽容臣一人吗？所以臣不敢虚假请求，只直陈乞求告老的诚意，仰求圣慈俯察臣的实情；实在万不得已，请收回已经颁布的任命，允许臣保留原有官衔回籍调养。臣只要还有一天生命，仍将世世代代发誓衔环结草以报答圣恩。臣战栗等待命令，实在到了极点。痛切时艰疏【崇祯丙子二月二十三日上】工部左侍郎臣刘宗周谨奏：为了痛切地谈论时局的艰难，直陈由乱转治的关键，以期仰助皇上日夜忧劳之事。臣曾读史书，读到唐德宗一再播迁，天下形势危如累卵，而他的臣子陆贽用来启发劝告君主的，独以六经仁义为根本，作为医治一时刚强自用的药方，最终重新建立了唐室。臣由此知道，圣人的道理可以治理天下，即使君主是庸主，只要臣子施行它，成效也会很快显现，何况正值圣明临朝之时呢？臣因此慨然私下有所请求。如今天下祸乱相继，已经十多年了。近来的剿寇战事，聚集天下的军队和粮饷，迅速奔驰于五省之地，最终却不能挫败叛贼的锋芒，反而使他们南窥江北，进犯河间，烦劳圣天子在上焦心忧虑，减少膳食、撤去乐舞，谋求修治平息，希望上天或许已经产生厌弃祸乱的时机吧？但臣听说，治乱的关键在于事情的开端。皇上如果真要筹谋边疆，那么朝廷之上首先就会有承受弊害的人；如果不考察从前事情为何失败，就不知道后来事情怎样才能成功；如果不直面治理的根本，也终究无法掌握由乱转治的方法。臣请求推演皇上修治平息祸乱的心意，把它说出来：我皇上具有世间罕见的资质，正逢中兴的时运，登基之初锐意求治，正是想使一代达到唐虞三代最盛的境界。

译至于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道理，皇上还没有来得及逐一讲求，因此在施政的次序之间，往往没有掌握要领。于是耳目受到近侍的蒙蔽，心腹重臣被寄托在掌握兵权的将领身上；治理方法崇尚以刑名和政体为务，陷入琐碎纷杂，天下的事情不知不觉日益走向败坏。于是自从厂卫主管侦察访查，告密邀功之风便炽烈起来；自从诏狱牵连士绅，朝廷清廉公正的等级便丧失了；自从人人忙于补救过失还来不及，欺骗蒙蔽的习气便更加盛行；自从事事仰承独断，谄媚奉承的风气便日益增长；自从刑法不能在司法官那里得到伸张，犯法的人便日益增多；自从诏旨可以杂用五刑，每年判狱数以千计，好生之德的心意便消失了；自从让刀笔吏处理诏令，君王的言语便受到亵渎；自从苛责搜求和琐碎事务增多，政治体制便受到损伤；自从纠察弹劾集中在钱粮事务上，官员更加贪婪，吏胥更加横暴，赋税更加拖欠；自从敲打扑责日益繁多，百姓生活便更加困苦；自从严刑与重税交相困扰天下，盗贼便更加蜂拥而起；自从设置总理一职，臣下的职能便被削弱；自从派遣监纪，边疆官员的责任便减轻；自从督抚没有权力，将领便日益怯懦；自从将领怯懦、士兵骄纵，朝廷的威令便连督抚也无法贯彻；自从朝廷勒令限期剿尽盗贼，军中便日益杀害良民冒充首级，以求免罪，使百姓更加陷入水深火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事情已经危急了！上天启发圣上的心意，一旦撤销总理、总监的职任，慎重选拔太守县令，下达征召贤才的诏书，收敛酷吏的威势，革新的政令依次施行，正希望与几位臣工洗心革虑，共同造成君臣相交的泰和局面。却没想到君臣相遇竟如此困难：得到一个文震孟这样的贤臣，却只因一纸奏辞便罢免，使大臣失去同心协力的情谊；得到一个陈子壮这样的忠臣，又因过于刚直而获罪，使朝廷失去直言争辩的风气。这些事情对国家体制和人心的关系，又岂是浅薄微小的。于是求治的愿望越发急切，纷纷更改的事情四处出现，市井中的杂流都得以操持歪曲之说，窥伺空隙以求被进用，而国事更加无法过问。凡是这些情况，对皇上来说不过起于一念之间的矫枉，却因逐渐积累而酿成祸根，最终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那么今天由乱转治的关键，就可以明确看到了。皇上所依靠来治理天下的是法，但法之所以成为法的根本并不只是法令本身，法的根本在于道。如果依据道来治理，就必须首先体察上天生养万物的心意，以敬畏上天，而不能只依靠施用风雷般的威势；必须重视祖宗鉴戒古代的传统，以遵循祖宗，而不能轻易说要改弦更张；必须效法尧舜恭敬自守、无为而治，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发布政令。效法尧、舜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人，以宽厚广大来培养人才；效法尧、舜顺应民众愿望而施政治理，以忠诚厚道来培植国家的命脉；同时效法夏、商、周三代圣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赶快商议安抚慰问之策，以收拢天下离散涣散的人心。并且还应把宫内清扫洒扫之类的事务归还给内廷，杜绝后世宦官作乱的祸端；依照失职违法的罪责惩治懦弱的将帅，杜绝后世藩镇作乱的祸端；慎重对待宗室贤能者改任官职的途径，杜绝后世宗室藩王作乱的祸端。除去这三大祸端，国家长久稳固的基业就可以世世代代延续，又何必忧虑盗寇之乱呢？那些愚昧无知、聚集于草野水泽之间的民众，都是流离困顿、无处申诉的赤子。皇上只要颁下一道诏书，痛切说明从前导致盗寇出现的原因，以及今日不忍轻易抛弃这些百姓的心意，再派朝廷大臣携带内库钱财巡行各郡各国，担任招抚使，招纳那些无罪而流亡的人。一面派兵扼守险要，坚固营垒，清空田野，等待他们困穷之后自行解散归来；除诛杀首领之外，还可以不杀一人、不损一箭，就完成这次战事。从此四境内外听闻风声、仰慕仁义的人必将争先恐后，又何必烦劳兴兵示威呢？这就是圣人用正道治理天下的明显成效。或者我又听说，有了上天赋予的德性，才可以谈论王道；王道的关键只在于慎独。所以圣人的道，并不是要在每一件事情上分别寻求的。臣希望皇上在临朝视事的闲暇、听取政务之后，时常亲近儒臣，更加研读经史，每天讲求尧、舜二帝和三王的学问，探求如何守持独体并谨慎自守；这样，中和之德得以确立、万物得以化育的功效，或许就离实现不远了。至于任用人才，确实是平治天下的要务，尤其在于审慎把握好恶的关键，以决定任用或舍弃人才的途径。像武生新授吏科给事中的陈启新，只因片言投合，便立即置于清华显要之职，被称为一时的盛事。不过，此人的言论有些夸大而近于浮夸，情意似乎恳切却又有所挟持，他的品行还不能仓促下定论。臣请求皇上先令他身穿冠带，在黄门历练办事，稍微依照试任御史的先例，等数月之后，如果果然有忠言奇计，足以折服大奸、裁断重大疑案、决定重大国策，然后再正式授予实职，也还不晚。否则，将如何对待国家的名器呢？古代圣人处置一个人，必定要使千万人知道应当受到什么惩罚；奖赏一个人，也必定要使千万人知道应当受到什么鼓励。因此，掌握着砥砺世人的权力，更不可苟且地处理这件事。以我皇上天性圣明、才智卓绝，显然有希望效法尧、舜的志向，而当时作为臣子的，却不能用正道侍奉君主，只是一味采取一切能够取悦的手段，迷惑君主的听闻，使国政议论更加纷乱，治理成效更加迟缓，臣私下对此深感痛惜。臣恭敬地希望皇上断定尧、舜之治确实可以实现，并且到尧、舜之道中去寻求；那么，在上位者有所爱好，下面的人一定会更加爱好。倘若真能使天下人都转变心志、归向正道，用来侍奉君主，那么天下还有不能治理好的地方吗？从来没有这种情况。若只是说依靠法制、禁令罢了，那么其中的长处和短处在今天已经显现出来了；这本来就不是臣所敢于苟且知晓和妄加议论的。臣想到自己是一个衰弱多病、苟延余生的人，一旦蒙受皇恩，从田野之间被起用，提拔置于九卿副职之列，即使粉身碎骨，又怎能图求报答完全呢？如今正当开始接受职事之时，臣不禁想到君主忧患、臣子受辱的道义，冒昧献上这番恳切之言；即使谋划极其迂阔疏略，不能有助于皇上的高深谋略，只要其中万一还存有使君主成为尧、舜的微薄心愿，臣也不敢落后于人。古代贤人只希望皇上稍稍在乙夜之时阅览此疏，倘若认为臣的话有可采纳之处，能够逐条看见施行，那么即使因此给臣以越职进言的惩罚，使臣身受斧钺之刑，也正是臣用来完成报答皇恩职责的方式；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臣怀着无比激切、惶恐不安的心情，恭候皇上的命令。再次申述端正皇极根本的奏疏【崇祯丙子年二月上奏】

译工部左侍郎臣刘宗周谨慎上奏：这是为了再次申述皇极的根本，以端正治理的根本。臣听说，天下不存在脱离道的治理，而道之所以伟大，只在于仁罢了。所谓仁，就是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并不是把每一件事物都分别当作自己的身体。道落实在任用人才上，可以把它比作人的身体：必须先使血脉流注于腹心之处，然后才能通畅于四肢，达到肌肤纹理。君臣之间以同一德性相交，也就是一个身体的腹心。因此说：尧、舜的仁并不是平均地爱所有人，而是急于亲近贤人。我皇上深切忧虑百姓的疾苦，本来曾经具有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体的胸怀，但天下仍有不能各得其所的人，这是为什么呢？皇上经常任用阁臣，在八九年之间，有时通过瓯卜，有时通过廷举，有时通过特别选用，又交错采用票拟。至于采用票拟作为办法，〔原文“愈以疎已帝心己未可慿舆论，又未敢信”疑有脱误或串文，句意无法确考〕，既不能凭信于帝心，也不敢完全相信舆论，不得已才采用特别选用。有见识的人仍然认为，内降任命的做法不可长久。既然圣明的皇上亲自特别选用人才，按理说所选必定应当是天下贤能之人，可为什么会出现先前被看作贤能、后来却获罪的人，并且还有从前被荐进、如今却不知死在何处的人呢？这说明皇上终日任用阁臣，却仍然感到不足。皇上曾经任用九卿大臣，既辨别官员而议论他们，又代替任官者说：应当怎样任用人才？然而任用人才，人才却日益遭到摧折；治理财赋，财用的匮乏却日益增加，以至于案件泛滥、刑罚繁多，士兵骄横、将领懦弱，尤其成为一时最大的弊病。这说明皇上整天任用九卿，却没有真正得到一个人的才干。至于皇上召见臣下应对时很勤勉，从公卿以下，都不缺少亲近前来陈说的机会，又命令他们把没有说尽的意见投进匦函呈上，也足以称为太平盛世的盛事了。然而有谁为皇上提出正确意见、纠正错误，弥补缺漏、拾取遗失呢？开始时皇上发言认为是对的，辅臣不敢纠正其中的错误；后来辅臣发言认为是对的，部院台省官员又不敢纠正其中的错误；即使间或有纠正错误的人，皇上也无法由此得知事情的是非实情。国事的是非于是最终变得无法过问。这说明皇上整天悬挂鼗鼓、设置建鼓来招引天下人的言论，却没有得到一句话的实际效果。到了这种地步，皇上又能和谁共同治理天下呢？皇上忧心忡忡地访求宗室、招罗草野人才，搜寻贤能之士，安置他们参与中涓一类的职任，确实是出于一时的苦心。皇上本来会说：我只是没有得到天下贤才来任用。臣认为天下从来不是没有贤才，只在于居上位的人能不能任用他们。尧舜之所以急于亲近贤人，是因为他们询问四岳，开启四方的门，明察四方的眼目，通达四方的耳聪。圣人不敢把聪明据为己有，而一定借助天下人的耳目，使天下的见闻公开公正，以此打通闭塞的道路。如今皇上求贤若渴，天下自称贤人君子的却裹足不入朝廷，难道没有堵塞皇上的聪明、反而闭塞求贤道路的人吗？古语说：“君门远在万里之外，堂上远在千里之外，堂下远在百里之外。”说的就是阻塞闭塞很容易产生。愿皇上仔细察看。即使如此，假如皇上只相信自己的聪明，那么天下人就都成了愚人；天下人都愚蠢，却又把愚蠢的人迎合皇上的心意，说：“这些人或许可以教导而使他们成为臣下。”这样皇上整天任用贤人，转过来却任用了愚昧不肖之士。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仁者把天地万物看成一体，但如果有自我的私心牵累，就会如此。皇上也只是要去除自己的聪明自圣之心罢了。古语说：“有了上天的德性，然后才可以施行王道。”其要点归结在慎独。因此圣人蒙着纩、垂下冕旒，淡泊无为，而天下得到治理，这就是所谓皇极的要旨。臣常见廷臣担心皇上焦心劳苦过度，有人提出举职要之说来进言，也稍稍开启了这个话题，但没有说完。臣谨慎地为皇上推演说明。如此看来，只要皇上在斋戒居处、恭敬沉默的时候，恍然看见自己独处时的本体，并且时时保持它，臣就知道天下没有不能治理好的。三申皇极之要疏 工部左侍郎臣刘宗周谨奏：为了第三次申明皇极的要旨，以决断万世治乱安危之事。臣听说，古代帝王把道统和治统合为一体，所以世间教化明白、人心端正，这就是天下长久安定太平的原因。等到这种局面衰败，孔子、孟子不得已分别承担道统的责任，也只是把它寄托在空言之中，以保存人心的一线希望，但功效却在万世之后。又过了一千多年，宋代诸儒继承了它，然而人人各自著书，家家各自立说，又遭逢世道丧乱，施行起来更加艰难。归根究底，治统分散而没有归宿，也是当时社会和百姓的不幸。伟大的太祖高皇帝天资聪明，登基以后立即表彰朱熹之学，向上追溯孔孟，直接接续尧舜以来相传的道统，于是世道改变、风气转移，人心的端正几乎达到了三代。列位圣祖承继这一传统，逐步加以培养，使人心和世间教化始终如一。到了崔魏肆意毒害天下，首先杀害天下学习孔孟的人，又把自己向上比拟孔子，人心几乎完全消灭，这固然也是上天借此开启圣人的时候。自从皇上受命中兴，继承发扬前代功业，恢复祖宗旧制，天下正伸长脖子盼望太平，然而近来时局艰难日益紧迫，筹集军队、商议粮饷，没有一天空闲。臣曾经寻求其中的道理却没有找到，认为根本和源头应当在皇极的位置上，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

译《左传》说：“四郊多有营垒，是卿大夫的耻辱。” 臣近来恭敬地读到圣谕说：“夸张欺诈的风气日益滋长，实际功业很少见到，这深切触及近来的病根，是一时的情况。大臣不致力于讲求同心协力，却把心思用在倾轧危害上；小臣不致力于修明职掌，却把心思用在弥补过失上；言官不致力于持守公道，议论主要依据传闻；镇守边疆的大臣不致力于制定大计，却以杀害良民冒充战功。这些都是夸张欺诈一类的行为。”因此，皇上厌恶讲情面，群臣便闭门谢绝宾客来博取公正的名声；皇上禁止馈赠，群臣便拉着衣袖交相致意来表示敬意；设立厂卫侦察，群臣便把厂卫当作攀缘求进的门路；制定注销之法，群臣便用注销来蒙蔽皇上的耳目。至于皇上竭力破除门户之见，群臣却又借此诬陷善良的人；一旦议论偶然违逆某人的意旨，就一定追究其背后的主使，使流言声势早已形成，更加追踪怀疑似是而非之处。虽然彼此各有依傍，但最终都以调停为主，势必发展到把正直之人全部驱逐，再次兴起大狱，追究贬斥群贤，造成绍圣年间那样纷乱的局面，使国事更加到了无法言说的地步。臣由此痛感人心造成的祸害十分惨烈。一旦中了崔魏的毒，传染到今天，人们还能够用机巧、变诈的手段争夺富贵功名的捷径，使国事几乎再次败坏。像孩子背叛父母、士卒杀害君主，也都是气类相互影响而发展到这种地步的结果。臣认为，要端正人心，没有比彰明世间教化更好的办法；要彰明世间教化，没有比讲明先王之道更好的办法。用道来教导百姓，而其根本就在皇极的位置。臣看《大学》一书，其中讲平治天下的要领，必定推究到任用人才。书中又引用《秦誓》的话，认为大臣容纳贤才或妨害贤才，会决定好恶的途径，而把根本归结于仁。只有仁人把天地万物看成一体，所以能够喜爱众人所喜爱，厌恶众人所厌恶，使天下人的心意归于一统，感化那些心怀反侧的人。只是这种功效必定以格物致知为根本。假如不是在独自体察本心之处真正知道善应当喜爱、恶应当厌恶，又怎么能够正确地喜爱和厌恶呢？这就是《大学》的道理不可不赶快讲求的原因。如今想从皇极寻求根本，就要从皇上亲自学习圣贤之学开始。现在皇上亲临经筵，并非不勤勉，但不过是沿袭旧例而已；即使从讲读之后有所收获，也只是增加见闻而已。一定要首先恢复先儒程颐坐着讲学的规矩，以培养崇尚儒学、尊重道统的心志，然后才能从容讨论考究，上下贯通古今，务必从格物致知的微妙处寻求根本，由此推进到诚意，以审察心念的萌动；再推进到正心，以实践自身已经明白的明德。自己的明德既然明白，天下人的明德也会随之共同明白。这样就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贯通起来，这就是所谓在天下彰明光明的德性。假如使天下人都能够彰明自己的明德，那么人人只知道有君主和父母，不再只知道追逐功名富贵；只知道廉耻，不再只知道使用机巧欺诈。民风从此淳厚，政事从此修明，国家从此安定。拨乱反治，不过反掌之间，这就是皇上继承皇祖，接续尧、舜、禹、汤、文、武的传承，为千万世开创太平。《礼记》说：“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一定要通过学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近来的理学名臣邹元标、高攀龙、冯从吾等，仍请求皇上下令廷议，酌情给予从祀的典礼；并且议及开国初年的方孝孺、曹端以及其后的诸位臣子，以补足历代长期缺失的典礼，确定一代之王道，极力振兴人心和世间教化，这样的益处难道没有帮助吗？孟子说：“仁，是人的本心。”又说：“没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就不是人。”人心自古至今没有改变，四端之心也同样自古至今没有改变。如今不致力于发扬人的本然善心，却说“我姑且用法令来约束他们”，用来防止人心欺诈的办法，也已经无所不用了。然而法令条文越繁密，真实感情反而越隐蔽；侦察监视越严厉，苟且求免反而越严重。百姓没有良知，难道不是上面引导他们造成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臣想到自己年轻时不懂得学习，长大后也没有什么声名，如今是沟壑中残留下来的生命，一旦遇到圣明，粉身碎骨又有什么值得顾惜的？只是臣半生羸弱多病，没有办法勉力效命，便禁不住反复陈说自己诚恳的愚见；一次又一次地感念时局艰难，声音和眼泪都已用尽，只求圣明怜悯并明察臣心，臣即使死了也将不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恭申对扬疏【崇祯丙子三月初六日上】工部左侍郎臣刘宗周谨奏：为了恭敬承受圣明诏谕，郑重申明臣回应和颂扬圣意的诚心，以图报答圣恩。近来臣具奏痛切陈说时局艰难等事，奉圣旨说：“刘宗周一向有清正的声名，召来以后也多有直言；但大臣议论国事，必须体察国家、衡量时势，不应像小臣那样谋求占据地步，把过错归咎于朝廷。若对流寇听任他们自行困穷，对贪婪欺诈任由他们肆意而为，将拿什么来治理国家？北宋本来没有三种祸患，最终却到了南渡，可以作为深刻的借鉴。尧舜的事业，难道不愿意仰慕吗？无奈如今士人的风气还不如宋代，在总理任职之前，有什么可取的成效可以列举呢？以后还应当虚心斟酌思考，不要因自身错误而误害国家。有关衙门知道。”钦此。臣谨遵。臣正铺席等待命令时，捧读圣明的诏谕，仰见皇上虚怀若谷的盛德，即使微臣的话已经极其狂妄鄙陋，皇上仍然没有完全弃置而不采纳。至于商议事情时的求教，和蔼得如同家人父子之间的告诫，臣于是禁不住抚心欲绝，继而辗转反复，不能自已地表达回应和颂扬圣意的诚心。臣请求就此把尧舜之道进献给皇上。尧舜之所以成为圣人，并不在于事业多么高大光辉，根本在于十六字的传授，极其谨慎地辨别人心与道心，寻求所谓中道并牢牢把握它。

译由此用来任用官员、识别人材，就能达到“知人则哲”；用来治理天下、安定百姓，就能达到仁惠；其功效达到极点，便会使四方顺从愿望，百姓像风吹草动一样受到感化。尧舜之道所以简约而容易掌握，就是这样。我们的皇上英明，是世间罕见的；又天生远离声色货利的习气，本来已经具备一颗尧舜之心。只是人心和道心不能没有相互依伏的变化，出自人心而产生过度或不足的端倪，一旦把它交付到政事之中，就可能在求治时失之过度，反而伤害治理，而自己还不知道。皇上如果时时提醒自己说：“难道不是正在和祸乱做同样的事情吗？”又时时谨慎戒惧，那么这一念谨慎戒惧，就是道心的主宰。做到精诚专一、执守中道，皇上已经一天之内成为尧舜了。如今说到尧舜的事业，难道不愿意仰慕吗？为什么又姑且自行退缩推诿呢？难道不是因为只在显著的事业上寻求尧舜，反而失去了内心的根源吗？事业达到尧舜的境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但详细考察当时，洪水造成灾害，百姓昏沉困顿、受阻挨饿，灾害遍及天下，而尧舜并没有因此降低圣德，也只是依靠执守中道的心法，辛劳地寻求贤人并任用他们，坐等太平到来；计算起来，他们为治理时局已经不下数十年之久。皇上如果真以尧舜之心作为自己的心，政治上就不必预先期待立即达到尧舜的事业，反而生出退缩推诿之心，认为那是无法企及的。只是有君主而没有贤臣，自古以来都令人叹息。贪婪欺诈成为习惯，在位者到处都是这样。但臣认为，改变风气、教化引导的权力，最终不在别处，只在皇上的心。汉臣贾谊说过：“如果把臣下看成犬马，他们就会把自己当作犬马；如果把臣下看成奴隶，他们就会把自己当作奴隶。既然如此，如果把臣下看成股肱、心腹，他们没有不把自己当作股肱、心腹的。”即使在尧舜时代，难道没有花言巧语、巧媚取容而极其奸邪的人吗？只是尧舜认为这些人不足畏惧，所以一时之间，君臣同心，只在朝堂上相互赓续歌咏、庆贺功业而已。流寇成为中原的祸害，追溯其最初，他们也是朝廷的赤子。古语说：“抚慰我，就是我的君主；虐待我，就是我的仇敌。”皇上只要存有尧舜那样的心来抚慰百姓，就不必担心流寇不能重新成为我们的百姓。宋朝固然未必有宗藩、方镇、宦官之祸，但播迁流窜的灾祸实际上始于王安石。当时君臣突然提出用兵的主张，势必不得不加重赋税而使百姓困苦，于是君子纷纷起来争辩。争辩不能解决问题，党争便兴起，举国受祸，逐渐发展到蔡京掌权，国势日益窘迫，终于南渡。这就是所谓无事自扰。从此以后，朝廷忌讳谈论恢复，国势奄奄一息，仍赖朱熹、吕祖谦等大儒以道学相互补救缺失，最终延续了南渡政权的基业，前后将近二百年。到了航海南渡以后，文信国又奋起扶持已经断绝的三百年纲常；当时人心风俗的淳厚，又达到这样的程度，这也足以作为千古兴亡得失的借鉴。如今我朝自皇祖以来，不幸有朋党之说；崔呈秀、魏忠贤之乱，首先杀害天下学习孔孟之道的人，使纲纪完全断绝。人们从此只知道追求利禄，不知道廉耻；只知道保全身家，不知道君父，士风败坏，是有原因的。有一天圣明的君主临朝，逐渐开辟荡平党争的道路，但议论纷乱，构陷之事时时发生，终于导致人才寥落。屈指先朝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没有比惠世扬一人更出众的。受禁锢十年后才得到任用，像邹维琏那样，病重将死才任用；孙慎行将要死去才任用。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任用得太晚，此外的情形也可以由此类推。皇上如果确实能够鉴察宋朝的往事，请一定用尧舜之道率领天下，使天下人都学习孔孟之学，永远杜绝朋党之说。这样就广泛开辟起用废弃人才的途径，斟酌荐举的标准，并且彻底禁止天下那些迎合圣旨、制造事端、纷纷上书以求进用的人，希望士风大为改变，国家大事也就可以谋划了。总而言之，治理天下如果从根本上抓住关键，事情就不会劳苦而功效自然集中；从教化推行开来，精神就不必劳累而智慧自然周全。这就是尧舜的事业之所以能使上下与天地同流的道理。恳请皇上对此深加留意。从前孟子讲性善，必定称说尧舜，接着又说：“有所作为的人也能做到这样。”由此可知，尧舜人人都可以做到；这种本性就是尧舜的本性，这颗心就是尧舜的心。如果不是深信不疑，怎么能确立必定有所作为的志向，而不被杂霸之术迷惑呢？所以即使贤如汉文帝，仍对张释之说“把话说得浅近些，不要谈什么高深的理论”，他的志向也不足以称道。所以又说：“君主的志向确定以后，天下的治理才能成功。”上天将要让皇上重新开创唐尧虞舜的太平之治，只在于永远坚定这个志向罢了。若臣见识根本上迂腐疏浅，尚未通晓时务，仰承皇上的训诫，怎敢不早晚勤勉，以期避免因误己误国而获罪？统请圣明鉴察。臣感激惶恐、等待命令的心情，实在无法胜任表达。《刘蕺山集》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刘蕺山集》卷四 （明）刘宗周撰 奏疏四 请禁止谈论利禄的奏疏 工部左侍郎臣刘宗周恭谨上奏：臣不敢怀着求利之心侍奉君主，恭请圣上明察，并请求下令禁止天下谈论财利，以挽救世道。先前听说冏寺缺少买马的费用，曾奉明旨说，愿意捐助的人听其自便。如今大学士温体仁等以及勋臣朱纯臣各自上报捐助，数额不等。将要推广到九卿以下，臣于是不能不有所陈说，而处在这个时候。臣听说，做人臣的，应竭尽股肱之力，用忠贞来辅助，不曾听说是出于求利。即使因为利而毁家纾难、殉国，也仍然是利。因此卜式输送边费，公孙弘却认为他是不守法度的大臣，不能用来教化天下。如今国家祸乱接连不断，流寇四处兴起，天天使县官困于筹措，中外诸臣，有谁能够忘我地自愿效命？即使一年之内，捐助陵墓工程，捐助城防工程，又捐助短墙工程，直到捐助马价，这些捐助又怎么能报答皇恩万分之一？而皇上时时发布急公奉献的诏旨，诸臣在这件事上，难道不是沾沾自喜地怀有做买卖的心思，这就是臣所说的利吗？况且辑瑞本是什么典制，竟也议论用捐助来办理？如果实行此事，辱国就更加严重了。传记说：“国家的败亡，是由于官吏邪曲。官吏失去德行，是因为受宠和贿赂公开显现。”皇上曾经禁止天下行贿，数金就告发，重者处死，轻者发戍。皇上又曾经严厉惩治贪赃的官吏，赃款达到满贯以上的，无不重者处死、轻者发戍。当时士大夫正严肃地勉励自己保持羔羊般清白的节操，如今贿赂却由上面开启了先例，大家又跟着仿效，还凭什么惩罚他们呢？这一捐、再捐、三捐四捐，势必不能不割取养廉的余资。即使内廷的臣属，只要奉行皇上的约束，难道还会有私藏吗？而短墙工程又率先捐助，甚至超过节省本意，把捐助作为邀宠的途径，最终还是要向朝廷索取补偿来补足，那么又有什么可乐而纷纷捐助呢？臣由此又深有感触。皇上自即位以来，不亲近声色，不聚敛财利，身穿三澣之衣，口食监门之养，本来是要专心用恭敬节俭来教化天下。但近来时局艰难没有止息，水衡、度支等部门经常缺乏经费，于是想另谋办法来补助紧急开支，其中有些实在是万不得已。天下人于是认为君主在专心经营财用，争相进献头会箕敛的办法。再这样发展下去，还会有更加卑污猥亵而不可言说的事情。若又进一步宣扬刑法的教诫，崇尚武力，助长游说之风，决定施行乞墦、垄断之类的行为，使天下君臣父子兄弟都怀着求利之心彼此交往，酿成盗贼公然横行的时代，那么天下的祸患就会一天比一天严重而不可挽救了，实在太可怕了。君主的爱好和崇尚不可不谨慎。臣听说，天子不谈论财物有无，诸侯不谈论财用盈亏，大夫不谈论财物多少。确实是因为看到了亡国败家的祸患，没有不由利而导致的。所以鹿台、巨桥、琼林府库极其充盈，千百年来都被视为明显的警戒。即使《大学》谈论平治天下，并不忌讳治理财物，但生财的办法不过是使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使劳役急迫的稍微舒缓；尤其反复告诫不要聚敛，并且认为聚敛比盗窃更严重。臣于是知道，生财之道就是用絜矩之道与百姓同好恶，所以称为大道。因此说：“国家不把财利当作利益，而把义当作利益。”如今天下已经因为横征暴敛，天天把百姓驱逼成盗贼，中原数千里变成赤地，已经没有能够生财的生产者了。所希望的是各位主管官员多方招抚，稍微为农桑衣食作打算，以保全这些残存的百姓，却又辗转困迫他们而要他们捐助。请问这些捐助是从哪里来的？古语说：“皮不存在了，毛将依附在哪里？”如果要议论粮食和费用，那么请皇上停止可以不办的工程，暂停不急迫的事务，事事从节省费用、爱护养育百姓着眼，不要只把它当作粉饰太平和仓促敷衍的办法。像近日兴建城台、城墙、城垜、天坛等工程，按照事情的本末先后衡量，哪一件不是可以停止的呢？又如军需七项，其中四项每年制造，数量各自不少于万计。由于陈旧器物逐渐积累而归于朽坏，如果每年节省三分之一，每年也可节省金钱十余万；其他事情也可以类推。军前的大计，仍请下令户部、兵部、工部共同筹划计算，先确定规模，不要因为兵多、粮饷多、器械多而自行困敝。这样也就不必琐屑地谈论求利了。但如果君主不能明白大道的关键，先谨慎修德再推行，就没有不把利当作义、把聚敛的小人当作君子来任用的。恭请皇上洞察治乱兴衰的关键，明确取舍的标准，尊崇仁义然后求富强，特地下令从今以后中外各官不再实行捐助，以免助长谈利的习惯，希望天下有日能恢复正常。臣不才，私下对义利的辨别有所领会，敢于像这样阐明这个道理，愿与朝廷诸臣共同勉励。臣激切惶恐、等待命令的心情，实在无法胜任表达。修订陈述钱法的奏疏 工部左侍郎臣刘宗周恭谨上奏：为遵奉明旨，恭敬地协助议定钱法的末议。此前因为钱法一事，户部恭敬接受皇上传旨，钱法侍郎吴国仕回奏，奉圣旨说：“奏疏中关于疏通官钱、禁止私钱、扩大收放的办法，都对钱法有益；至于给囤积贩卖者规定期限收买、严格稽查出入，更是疏通钱法的关键办法，着令确实下令实行。若仍违禁私自贩卖、收放而作奸犯科，内外各有关衙门严加缉拿审治，务必使上下通行，军民双方都获利。该部知道。钦此。”后来有关侍郎吴国仕参奏处理违法钱法的经纪李八等人，奉圣旨说：“李八等着送刑部审问拟罪，杨大一并缉拿究治。至于责成坊官收尽私铸钱，依照惯例发行制钱以及参罚等事，依议办理，但不许衙役乘机扰民。在官经纪是否应当设立，由该部核议具奏。钦此。”吴国仕还没有回奏，臣又在本月十七日看到邸报抄件，户部接到皇上传旨：钱法原本是为了便利百姓，如今新钱六十五文还没有流通，旧钱听凭百姓使用，又说苦于没有定数，应当怎样统一？

译着令户部和钱法侍郎详细询问，确实议定，迅速上奏裁决。钦此。臣恭敬阅读前后诏旨，都是责成户部办理，没有涉及臣部；但臣既然在工部任职，就应当对工部之事负责，而且提督钱法也是臣的专职。此前接到户部来文，事情已经由本部尚书刘遵宪发札命令管理宝源局的员外郎许国桢遵行。此后臣时常访察民间情况，大家都说不便于新令，甚至有人因此停止营业。臣想到实行新法之初，人情难以预料开始的情形，所以静听一个月，不敢贸然上陈；没想到圣明已经反复斟酌，仍认为前议不够完备，因而有详细询问、确实议定的旨意，那么臣怎么敢无话可说而处在这里呢？臣听说，王道以人情为根本，人情所趋向的地方，国法不能强行违逆。何况钱的意义就是泉，叫作圜府，本来就是用来使上下流通而形成制度的，从来没有不能在下层流通却可以在上层流通的道理。皇上的话意义重大，“钱法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这一句，已经抓住了大要，清楚体现了君主与百姓同利的德意。现在请就圣谕所涉及的内容，逐一加以阐释：例如说新钱六十五文还没有流通，臣认为不必强迫它流通，只听凭它自行流通罢了。例如说旧钱听凭百姓使用，又说苦于没有定数，臣认为不必强迫它定数，只听凭它自行确定罢了。又如说：“禁止外钱本来是防止低劣假钱，假如一概禁绝，是否足以使钱流通？”臣认为不必强行禁绝，禁绝反而会增加扰乱，只要严格防止低劣假钱即可。那么，怎样才能使新钱常常贵、旧钱常常贱，而唯独低劣假钱始终禁止呢？这里有办法，请姑且顺应人情所便利之处加以引导。第一是斟酌收取之法，例如按二八银钱收取，新钱有收取，旧钱也有收取。像事例、税粮、赃罚，都按惯例收取新钱；像房号、门税、赎锾，都按惯例收取旧钱。新钱由上裁定，旧钱完全按照当时估价；既然分出贵贱来收取，百姓没有不顺从其贵贱的。第二是斟酌发放之法，例如按二八银钱发放，新钱有发放，旧钱也有发放。像官吏、师生的俸禄，衙役的工食，都按惯例发放新钱；像三大营的军需，特别从优抚恤，都按惯例发放旧钱。新钱由上裁定，旧钱完全按照当时估价；既然分出贵贱来发放，百姓没有不顺从其贵贱的。还有第三种是斟酌使用之法：凡民间交易，估价在一钱以上的，准许使用新钱；估价在一钱以下的，准许使用旧钱。新钱由上裁定，旧钱完全按照当时估价；既然分出贵贱来使用，百姓没有不安于这种贵贱之分的。于是禁止滥恶的新铸钱。臣查考近日所铸制钱，与万历以前相比，优劣相差悬殊；而且臣部近来使用刨铜作为铸钱材料，铜质低劣，制钱更加粗劣，民间轻视其价值又有什么奇怪呢？法律应当增加铜料，重新规定钱上的字样，采用万历时期的钱式，并且进一步比照嘉靖、隆庆时期；这样形制质地既然不同，新钱不用期待也会自然更加贵重。于是禁止低劣假冒的旧铸钱。访察九门以外，只要有人拿低钱、假钱进来，就听凭该部按铜价收取；访察铺户之中，只要有人购买低钱、假钱，就听凭司坊官以违制之罪惩罚。这样私钱会逐渐减少，旧钱不用期待也会自然逐渐贬值。于是议论设置官府经纪，每坊酌量设置一人，统领各小铺，必须报明本地有身家的人，听凭他们分别兑换新钱、旧钱；兑换分开，使用也分开，这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听凭他们一律收买低钱、假钱，收买尽了，流通使用也就尽了，这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又是用来沟通上下流通渠道、调节新钱价格高低，而实行起来不造成扰乱的办法。至于旧钱络绎不绝地捆运进京，臣在道路上听到的情况是：都是因为外省只流通新钱、不流通旧钱。外省只流通新钱而不流通旧钱，又是因为各省官府铸造得太多。官铸太多，私铸也多，不仅旧钱贬值，连新钱也贬值了。官铸太多而铜料成本更加昂贵，不仅京城铸钱壅滞，连京城铸钱也困难了。现在请除南京户部、工部二局以外，全部废除天下官铸，进而禁止天下私铸，务必使外省新旧钱兼行，完全按照京师的例子办理，那么外钱即使不禁止，也自然会逐渐绝迹。臣并非不知道随产地开炉铸钱，取息丰厚而有利于国家；总的说来，国家应当掌握大体，不应计较小利。古语说：“国家的利器不可示人。”何况天地所生的财物总数只有这么多，流向那里，就必然从这里抽取。因此一定要在实行法令时，不妨碍人情所便利的地方，所采取的只是顺势加以引导，完全不必事事施行把持控制的手段，这就是王道。臣敢以此来宣扬天子的美好命令。其他已经由户部条议、现在正在遵行的事项，臣不必一一说及。臣见识短浅、才疏学浅，惭愧只有这一点心得，恭请圣明采纳施行。请告奏疏 工部左侍郎臣刘宗周恭谨上奏：臣突然重病发作，万难报答皇上格外的恩宠，恭请圣慈俯允臣回籍调养，以终养病之身。臣于万历二十九年忝中进士，授任行人，历任礼部仪制司主事、光禄寺寺丞、尚宝司少卿、太仆寺少卿、通政使司右通政，都还没有到任便被削籍。恭逢皇上登极，在崇祯二年起用升任顺天府府尹，任职一年，因病请假回籍。崇祯八年七月，特蒙钦召进京，本年正月升任现职。臣想到自己不过是一介草野之人，自从承蒙皇上培育以来，历经四朝，屡次升迁又屡次退黜，遭逢圣明，前后都因非常典例被起用；从今以后即使余生埋于沟壑，也发誓把自己献给君父，图谋报答万分之一，这是臣的本分。可是臣福薄命蹇，动辄辜负恩遇，在担任京兆府尹时已经如此，如今一日接受任命，就承受不了这种支离困顿的身体状况，实在势难长久隐忍而不报告。原因是臣中年时脾胃受伤，腹内于是形成痞块积聚，各种方法都难以攻治，攻治得越猛烈，身体也越衰弱，以至血脉闭塞、痰火上冲、心悸不安。这些病症逐渐形成，一旦忝任这个繁重职务，勉强处理公务，疲劳一天比一天严重，忽然在上月二十三日感受风邪，寒热交替发作，十多天以来，时而呕吐，时而腹泻，昼夜不得安宁，只剩一息尚存。

译医生王宏科、钱颕都说，臣的元气正处在将断未断之间，不是用一剂药能够突然救起的；这样一来，臣即使有一点像犬马效劳的心，也不能仰报皇恩。臣因此伏在枕上多次叩首，恳请圣慈怜悯臣久病不愈，又遭受新的灾病，万难供职，特赐罢免；还请鉴察臣任职不久便辜负恩德实在深重，姑且允许臣带着原任府尹的职衔回籍调养。臣即使死去，也会把这一天当作重生之年；如今带病而神志昏乱，不知所说。臣激切陈述、等待命令的心情，实在无法胜任表达。再次请告奏疏 工部左侍郎臣刘宗周恭谨上奏：臣久病未愈，再次恳求皇恩，特赐罢黜，以维护官职的职责。前些日子臣在本月初三日，因为突然患上重症，具疏陈诉，不久便奉恩旨命臣供职。臣感激天恩，发誓尽力效劳。恰逢郊祀大典，职掌有关重要事务，臣带病入朝，得以参加执事人员的行列。幸而典礼完成，其间连续多日昼夜不得休息，臣的身体又更加疲惫。臣所谓突然发作的病症，是脾虚导致暴泻，骤然发作似乎可以骤然止住；但谁知臣的病根已经三十年，逐渐加重又有十年，而且每年夏秋必定加重；兼之积聚的痞块像盘子，积聚的痰像棉絮，积聚的火像灼烧，以致气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头晕目眩，仿佛坐在云雾之中。近来自庚午年获准请假以来，没有一天不与药物相伴；但衰老的年纪日益逼近，治疗的方法也日益穷尽。后来蒙恩起用，一时狼狈不堪的情状，臣前后都在御前陈述过，却未能得到体察。皇上的温谕再次宣示，臣于是不敢固执请求，以免违背臣子的义理。可是如今福分超过常情而灾患更加滋生，责任加重而力量反而更加衰惫，以至病情一天重过一天，恐怕不能胜任而旷废职守。臣的职掌在于提督工程，如果一天不处理事务，工程的勤惰就难以考核；又管理钱法、考核铜商，如果一次限期考核都不进行，奸商拖欠的旧账就无人追问。即使皇上能够优容一个病臣在司空之堂任职，臣也不敢以司空的官职辜负皇上。近来臣看到科抄中有个叫许瑚的民本，上面谈到臣：一处说臣才智不足，一处说臣没有经国济世的能力。对照臣近来的情况，这可以说是实录。许瑚是臣的同乡，对臣颇为了解；但他错误地互相引荐亲近，臣也不能接受。总而言之，臣的才干本来浅薄，又加上多病，所以更加显出短处；臣本来就不擅长办事，又让一个多病的身体处在这个职位上，所以更加显出疏拙。有这样的臣子，又有什么用呢？只是臣过分承受恩宠，始终很少有所报答，辜负国家和恩德，而且还仰累圣明识人的智慧；臣每到清静的夜晚便魂魄消散，无从排遣。何况还有煌煌的三尺法令，恭请圣慈鉴察臣失职的罪状，怜悯臣不能供职的苦衷，酌情罢黜，永远禁锢在乡里。倘若臣能够苟延余息，以终身报答皇恩深厚的造就，那么臣活着应当粉身碎骨，死后也要结草衔环图报。臣倾吐诚心、等待命令的心情，实在无法胜任表达。第三次请告奏疏 工部左侍郎臣刘宗周恭谨上奏：臣两次承受皇恩诏谕，带病也万难供职，仍然倾吐肺腑之诚，恳请圣上明察。臣在上月二十八日上奏，以臣久病未愈等原因请告，奉圣旨说：“刘宗周先前已有旨意谕令留任，着令立即恭敬遵守，供职办事，不必屡次陈奏。该部知道。钦此。”随即臣在私宅恭设香案，带病叩头谢恩。臣又想到，臣本来因为长期患有虚弱的疾病，突然在一天之内加重，所以请求离任实在是万不得已。如今承蒙圣恩前后两次下谕留任，臣怎敢不体察皇上殷切的心意，勉强延续朝夕？后来想来，皇上之所以谕令留臣，固然是要责成臣履行职掌，而不是徒然拘留一个虚有其名的官位。臣一想到职掌，司空本来就是天下繁重的部门，辅佐处理事务、分担谋划，都称得上繁重职任。可是臣自从患病以来，郁结成疾而头晕，已经在精神上受到困扰；湿气积聚成风，又使肢体受到拘挛。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疲惫，实在万难再经受鞭策驱使。假使臣勉强留任一天，就旷废职守一天，那么臣所受的责罚也一天比一天加重；臣因此在去留之间悲伤不已。以臣极其愚陋的资质，沉浮于仕途而多病，将近四十年，竟没有一丝一毫值得记录的成就。一旦承蒙圣明求取旧臣的典例，竟然从普通官员越级升到九卿，从初次进用越级登上左席；更有甚者，不经过廷推，直接点名任用，这些都是旧例中极少见的。臣却不自量力、惶恐仓促地承受恩典，只是因为平生有未曾效劳的犬马之心，到此希望能够稍微报答皇恩万一罢了。等到不能报答，各种特殊恩典全都变成辜负，臣开始忍不住抱头逃窜。何况还想借圣明屡次眷顾的恩宠，委曲遮掩自己失职的罪过，那在臣的义理上更是不敢做的。因此不得已仍然重申前请，恭请最终赐予罢黜。倘蒙圣慈鉴察臣旷职失职还不算深重，姑且按照年老有病的条例，酌情给予致仕的名义，那么严明辨别是非的朝廷就不会留下侥幸得位的人，而曲成全人的恩德也不会抛弃我这个无用之材。臣即使从此突然死去，也将瞑目于九泉。臣迫切惶恐、等待命令的心情，实在无法胜任表达。获准告假辞朝奏疏 原任工部左侍郎臣刘宗周恭谨上奏：为遵奉圣旨回籍，恭敬地陈述感恩之诚。臣于六月十五日以臣两次承受恩诏、带病万难供职等原因上疏，间隔一段时间后奉圣旨说：“刘宗周屡次奉旨谕令留任，览看奏疏，情意言辞恳切，特准回籍调养。病愈后起用，该部知道。钦此。”臣恭敬遵奉，谨遵旨回籍。臣不能带病叩见宫门，只能望着宫阙徘徊，仰望天颜近在咫尺。历经四朝而以犬马自效，难道没有留恋君主的私情吗？一旦死去归葬故乡，怎忍辜负献身君国的节操。恭愿陛下圣德日益更新，圣学修养日益增进；根本在于静时存养、动时省察，只在于分辨天理人欲而考察它们的增长和消退；落实到出仕任职、施惠百姓，则在于谨慎自己的好恶、端正任用和弃置人才的标准。由听取正确言论而了解人才，那么顺从自己的内心，终究不如反求于道；由任用人才而施行政务，那么谋划时只听新进之臣，又怎比得上询问老成之臣？只是担心偏听会产生奸邪，导致离间仁贤之人的关系；又担心积累的疑忌乘隙而入，最终开启门户之争。这些事情在先朝已经成为深刻的鉴戒。至于匡正辅佐中外事务的方略，动辄关系到朝廷的谋划，枢密部门的责任很难轻易更换；至于以剿抚、顺逆的权力分别交给地方办理，保全国家根本的谋划尤其紧迫，应当参酌惩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宽免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恩惠；变更增添一件事情，官吏就增加一件奸邪。倘若能够事事提纲挈领，自然可以在各个细节上详尽办理。如今上下只是一味雷同，徒然习惯于铺张的治理方式，虽然劳苦焦心直到日过中天，却没有听说相互警戒臣工。只有明主能够独自照察治道的根本，而在危急时局中尤其应当警惕懈怠拖沓。臣虽然将要气息奄奄，仍愿效法哀鸣，忍死苟延片刻，希望能够看到太平终有一日，愿陛下与天同寿，臣永远随同草野百姓呼喊万寿。臣如今拜上奏表，言语行动已无能为力，只能勉强支撑、惶恐陈辞到极点。深切体察时局艰难的奏疏 原任工部左侍郎臣刘宗周恭谨上奏：臣深切感受到时局艰难，敢借离开国都的行程，恭敬地表达慰问之诚，并附上樵夫野人的一点建议。臣宗周因病请求退休，奉旨回籍，在七月初一辞朝出京，走到天津，才听到边境有警。臣忧虑、惶恐、惊惧了很久。恭敬地想到皇上上忧宗庙社稷，下切百姓的忧虑，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应当不知怎样焦心劳苦。臣又不禁悲痛欲绝，回头遥望天颜，越发增加奔驰思念之情。臣敢以一点浅见，向当今皇上进献。臣认为我皇上把边防放在心上，没有一天不在未雨绸缪，而国事竟到了这个地步。追溯祸乱的开始，丁魁楚长期以病请求离任，已经自己知道不适合担任封疆之职；但朝廷不听其离去，最终导致败事，却没有听说吏部据理争执。张凤翼略有才干，但器量见识不足，早已不适合担任中枢之职；朝廷又要让他试任，最终导致败事，却没有听说政府主持公论、兵部和都察院封驳，因此负责此事的诸臣尤其不能推卸责任。况且丁魁楚等人在边疆失事，却让他们戴罪任职，这如何使刘策之死得到安慰？张凤翼在中枢任职失误，却让他专掌政权，这如何使王洽之死得到安慰？各镇巡抚派出的勤王军队，有几人争先入卫？却没有听说有人因逗留而受到责问，这如何使耿如杞之死得到安慰？如今边境告警，国势日益窘迫，凡是朝廷中那些接连任职、苟且无为而仍侥幸无罪的人，又将如何向韩爌、张凤翔、李邦华等或被发戍、或被罢归的诸臣交代？难道从前那些把异己者一个个驱逐的小人，如今就可以因为彼此同党而互相蒙蔽吗？由此造成的祸患，已经更加不可言说了。臣由此知道，小人祸害国家，永远不会停止。从前唐德宗对群臣说：“人们都说卢杞奸邪，朕却一点也没有察觉。”李泌回答说：“这正是卢杞奸邪的地方。”臣每每反复思考这句话，认为它是万世辨别奸邪的关键，所以说：“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我皇上是聪明非凡、世所罕有的君主，对于奸邪的辨别，怎么会不能洞察呢？然而臣观察近年来，皇上厌恶私下交结，臣下便多以告发攻讦来求进；皇上记录清白节操，臣下便多以曲意谨慎来取容；皇上崇尚励精图治，臣下便奔走承顺，把迎合当作恭敬；皇上重视综核名实，臣下便琐碎吹毛求疵来显示明察。凡是这些行为，正属于似忠似信之类；窥察他们的用心，无不出于保全身家、谋求利禄，而皇上往往不能察觉便任用他们，于是把天下的小人聚集在朝廷上，而皇上自己也有所没有察觉了。人才不能奋发有为，不是没有才干的忧患，而是没有君子的忧患。人人只知道保全身家，不知道君主和父亲；只知道追求利禄，不知道廉耻，于是也就相互带动着只求保全身体、妻子儿女罢了。这就是今天国家大事所以败坏的原因。如今即使天下都说缺乏人才，又怎么会到了所有事情都要出于一两个宦官之下的地步？可是皇上每当遇到缓急之事，必定倚重他们委以重任。这在从前已经成为覆辙，正急于改弦更张还来不及。如今三协有遣使，通津、临德又有遣使，甚至还提高他们的体统，把他们等同于总督，这是要把总督置于什么地位？总督没有权力，又要把抚按置于什么地位？抚按没有权力，又要把藩臬守令置于什么地位？这是率领天下官员奔走听命于宦官，边疆事务一定没有希望了。况且小人与宦官气质情谊相同，常常互相引荐抬举，而君子却独自岸然自守，以此与他们不同。因此天下有依附宦官的小人，就一定没有与君子相合的小人；有任用小人的君子，也一定没有结党依附宦官的君子。皇上如果确实想要进用君子、斥退小人，以此决定今日消长、治乱的关键，为什么又要任用宦官来牵制他们？这是明白地向天下表示偏袒一方。当时像御史金光辰这样明白治理之道、起来争辩的人，也可以说是天下正直的言论。臣想，皇上即使不立即采用他的意见，也不至于连这个人一同驱逐吧？可是金光辰竟因进言而被驱逐，仿佛唯恐伤害宦官的心，这尤其不是向天下表示公正的办法。唉，言官对国家又有什么辜负呢？近来唐藩上表而请求勤王，难道没有想到徐生移薪防火的道理吗？大帅拥有军队却不作战，难道没有人追问李勉那样尊重朝廷的人吗？其他触犯奸邪、制止谄佞、请求赐予南昌尚方之权的人，也并非没有；但他们又往往获罪离去，于是天下人相互观望，像寒蝉一样闭口不言。平日没有犯颜直谏的大臣，危难时就不会有仗义死节的士人。这就是天下事情一天坏过一天、再也不可收拾的原因。至于近日刑政中最为乖舛的事情，成德是傲慢的官吏，却只以贪赃罪发戍，这如何整肃惩治贪污的法令？申绍芳任监司十多年，却以“莫须有”的钻刺罪发戍，这如何彰明抑制争竞的典章？至于郑鄤虽然长期干犯乡里的公议，但杖毋一案想要以诬告定罪，又如何向天下显示敦厚人伦的教化？这几件事情都是故辅文震孟援引法律、深究根源，沿袭从前驱除异己的旧智慧，而廷臣无人敢进言，皇上也无从得知。唉！八年之间，究竟是谁掌握国家大权，竟到了这个地步？

译臣不能替首辅温体仁解脱。古语说：“是谁制造了祸乱的根阶，直到今天还成为阻碍？”说的就是温体仁。恭请皇上想到平乱图存，豁然成为永远主持中正之道的君主，首先进用君子、斥退小人，以挽回世道的根本。于是培植人才以资助办事，开放言路以决定大政。仍请赶快撤除三协、通津的使者，专门责成中外诸臣，各自整治本职，不要再把国家和百姓的命运当作侥幸，那么宗庙社稷和百姓实在会因此得到依靠。温体仁用以求取晚年收获的办法，也或许正在这里。否则如果只图苟且，举动乖谬，一天比一天严重，天下的事情还忍心说下去吗？臣想到自己是羸弱多病、离开国都的人，并非不知道闭口不言可以保全自己；然而细想今天正是天下安危系于一息之时，即使江湖遍地，也总没有可以置身事外的地方。即使臣不说，又有谁替皇上说呢？臣宁可进言而冒犯斧钺之诛，也终究不忍不说而坐视国家遭受危亡之祸。臣激切望阙呼天、哀痛陈诉的心情，实在无法胜任表达。辞去少宰职务奏疏【崇祯辛巳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籍上奏】原任工部左侍郎、为民臣刘宗周恭谨上奏：臣惊闻起用任命，揣度自己的身份和能力，万难仰承，谨铺草席剖白内心，恳请圣上明察。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臣在籍中接到本府公文，内称吏部具题、为恭奉圣旨之事。本年九月十一日奉圣旨：“起用刘宗周改任吏部左侍郎，该部知道。钦此。”吏部恭敬遵行，备文通知臣。臣听到诏命来自天子，战栗不已。臣恭设香案，面向宫阙叩头谢恩之外，又想到臣在崇祯九年以工部左侍郎承蒙恩准告假，刚出京城，就听到兵变。臣因滞留在通津之间，拜疏陈述诚意，随后奉圣旨：“封疆是重要的寄托，朝廷任用边臣，什么时候不是专门委任？只是平时一味欺瞒蒙蔽，遇到警报就变得疏忽，所以特意派遣监守前去查察整饬，难道是得已而为吗？金光辰姑且从轻处置。前旨已经说得很明白，竟说恐怕伤害宦官的心，这是什么话？况且己巳年诸臣各有罪案，这次失事正在议论处置，有什么不同？结党偏袒实在悖谬。成德等人贪婪残酷、钻营刺探，破坏法度、蔑视人伦，罪状明显，反而说是刑政乖舛，又牵连捏造首辅，更加不合情理。刘宗周明明是结党偏私、扰乱政事、颠倒是非，本应重罚，姑且革职为民。该部知道。钦此。”臣恭敬遵行。臣于是戴罪南归，在乡里叩头谢恩，至今铺草席居处，幸而保全性命于窗下。哪里想到圣明怀着如饥似渴求贤的心意，广泛开辟让人改过的途径，竟误及微臣，突然特别起用，从九卿的阶位起步，晋升为吏部左侍郎的副职。仰见圣明的雷霆雨露，确实如同天地造化一样无私，即使草木无知，也岂敢忘记受到鼓舞。只是想到臣前日获罪的原因，仍有万分不能自安之处，其他事情暂且不论。我皇上以孝道治理天下，所要严惩的，是灭绝人伦的一案；此事早已悬在圣上的明察之中，而臣仍然担心被辅臣温体仁出卖，所以依据法律条文说：“杖毋一案，不可以诬告定罪。”这正是圣旨所指的重大扰乱政事之罪。后来词臣黄道周，只因为自称不如郑鄤，最终也触犯严厉的谴责。臣偏偏有什么幸运，罪行相同而谴责不同，反而承蒙起用废官的典例？难道部臣没有把臣从前的罪状明白告知皇上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事情涉及朦胧不明，岂不是反而更加加重臣的罪过？臣因此战战兢兢，不敢不剖白内心，再听凭君父决定生死，恭请皇上收回成命，容臣仍以较轻的处分留在籍中，慢慢等待论定。臣即使死了也不朽；如果说臣的罪过确实可以宽宥，也不妨录用。但朝廷中因进言而获罪的臣子，不可胜数。倘蒙一并加以甄别，都足以策励任用，将来又何必取用臣这个年老疲惫、没有能力、最在群臣之下的人呢？唉，君臣相遇实在艰难。经书说：“顺成君主的美德，匡正挽救君主的过失，所以君臣上下相亲。”我皇上以忠孝造就人才，确实足以垂示万古纲常的法则。然而臣子反而用纲常之说掩盖君父的美德，因此屡次激怒圣心，导致皇上不能容纳一个狂直的词臣，数次兴起重大的狱案。从此内外颇以进言为忌讳，逐渐形成离心离德的端绪，这实在不是盛世的福分，也是臣子的罪过。臣每每想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抚心自责，哽咽流泪，几乎想向上天呼喊却无从申诉，所以忍不住恳切地说及此事。统请圣明怜悯宽宥。臣激切惶恐、等待命令的心情，实在无法胜任表达。再次辞去少宰职务奏疏【崇祯壬午三月二十六日在淮安上奏】原任工部左侍郎、作为平民的臣刘宗周谨奏：微臣遵奉圣旨启程赴任，虽竭力抱病前进，实在万分艰难，特再三倾吐肺腑之诚，仰望圣上鉴察，俯允微臣还归原籍调养。臣自蒙受特殊恩典后不久，便患上癃闭之症，不得已上疏请求致仕。今年三月初四日接到邸报，奉圣旨说：“佐理铨选急需品德正直的人，刘宗周着令立即赴任，不得坚决推辞。”该部知道。钦此。臣恭敬遵行。臣惶恐无地自容，想到应当有一天裹着行装上路，希望稍稍慰藉君父殷切的期望。可是旧病尚未痊愈，自从离开乡里，日益困顿疲惫。沿途访求医生，走到淮安地方，还打算弃舟登岸，但臣的病势已经难以前进了。臣年老而患此重病，积累百日仍不见好转。癃闭日久，变成遗尿，每天十多次，每次遗尿都必然闭塞不通，以至精血耗尽，真是九死一生，只剩下这副沉重衰弱的身体。臣即使忍死乘舆带病到京，也万万不能任职。到了任官之日，臣姑且不论佐理铨选能够建树如何，就是如今行走已经蹒跚，若尝试参加朝参、坐于公堂，恐怕还有不能不跌倒失仪的情形。何况圣上温厚的诏谕格外郑重，不仅责成臣恪守官职，还勉励臣修养品格。圣上对臣的期望如此迫切，臣又凭什么来仰报万分之一呢？臣虽有犬马般报恩的心，终究不敢以一日未死的残身困居家园，把君命弃置于草野之间。可是到了如今，病势实在难以勉强前进，万不得已，只敢再次申述先前的请求。倘蒙皇上鉴察臣踉跄上路的本心，并体谅臣不得不再次请求的缘故，特别赐予怜悯保全，允许臣还归原籍，使臣能够以这副残骨终老乡里。臣仰承高天厚地般再生再造的恩德，真是终身感戴而不能报答。臣谨在途中等候命令。臣不胜急迫、惶恐、哀求之至。敬陈圣学疏【崇祯壬午四月初一日在淮安上疏】

译原任工部左侍郎、在籍臣刘宗周谨奏：微臣不能以自身报效君主，恭敬地竭尽报主之心，终究要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臣因年老多病，错误地蒙受圣上选用，已经上疏请求致仕，早晚将死于沟壑，长久辜负圣恩，死后也不能瞑目。即使后世有人以臣为借口，感念这不世出的遭遇，想要图谋报答，却岂不是更加加重了“有君而无臣”的叹息吗？这就是臣所以一日之中愁肠九转的原因。臣听说古人以自己的君主不能成为尧舜为耻，仿佛在市朝受鞭打，所以即使在定公、哀公衰微之时，即使齐、梁等国僭乱平庸，孔子、孟子仍不忘对君主的殷切情谊。假如不是像这几位君主那样，那么伊尹对于太甲、周公对于成王，都能使中等的君主进步成为圣人。当时所谓在市朝受辱，就像拿着现成契券一样有凭据，何况还有比这两位君主更能大有作为的吗？臣虽然不肖，遭逢圣明，至今已有十五年，仰观皇上希求尧德、超越舜德的资质，千古以来从未有过。皇上即位以来，勤勉访求治道，臣曾多次以尧舜之道进言，却终究惭愧于自己的见识浅陋：不是选择得不精当，就是说得不详尽，又怎能仰助皇上的高深圣德于万分之一呢？如今时局艰难尚未停止，交相警戒的事务正多，幸而皇上为国事日夜忧劳，稍稍振作了群臣的懈怠，但治国功业仍未奏效，莫非作为臣子的我们仍然把“这是君主不能做到”的旧习当作理由吗？臣虽不肖，自从被放逐以来，深深自我惩戒，每每因师友讲求学问，熟思当今天下治乱的原因，断然不能舍弃正道而另寻权宜的手段。臣所说的道，就是尧舜之道；尧舜之道，就是皇上的道，也就是群臣所能看见并知晓的道，而所争论的只在于学与不学之间。臣因此详细撰述《圣学》三篇，恭敬地献给皇上，稍稍完成臣前日的志愿。即使只是鄙陋儒者的剽窃之说，但皇上如果能够由此推究其端绪，以完成天德、王道的全部境界，那么坐享太平功业，就在于此，又有什么时局艰难值得忧虑的呢？臣姑且借此略尽一分辅佐颂扬之职。谨抱病口述上奏如下。第一篇说：阐明圣学，以端正治国的根本。臣听说天下没有没有根本的治理，根本一端确立，各种变化便由此产生，这根本就是君主的心。虞廷的训诫说：“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纯专一，才能真正把握中正。”这是万世心学的源头。圣圣相传，直到文王、武王，都没有离开过继承光明、奋发强盛、执守奋勉的道理。后来孔门在《大学》中充分阐发了这一旨意，开头首先揭示三纲，表明人心的道体【旧说人心是人欲，道心是天理，不是这样】；接着详述八条目，显示精纯专一的完整功夫，而执守中正的意义已经蕴含在其中了。到了子思，直接指出喜怒哀乐尚未发作时叫作中，阐明尧舜以来相传的意义。他所说的未发之中，就是意念诚实的真实本体【旧说把正心的意义指作这一点，知道这一点，就知道未发之中，不是这样】；所以都以慎独作为根本教法【正因为根本在诚意，所以称为根本教法；知道根本的人，只需知道这一点】，“十六字”的精神也全都包括在这里。由此可知，《大学》《中庸》二书互相表里，向后人显示入道的旨趣，没有比这里更深切明白的了。可叹自从圣学不再讲求，心学的宗旨便昏暗了。讲《大学》的人，把把持念虑当作诚意的功夫，于是道心竟混杂在危险之中【念头有克制和放任，意念本身没有善恶，却把念当作意，何止相差千里】；讲《中庸》的人，以静观气象来窥测未发的征兆，于是中正的本体有时落入偏枯。这样一来，两部书自身便互相矛盾【以未发为根本，却又说由静产生动；以诚意为根本，又怎么能说由动产生静】；学术渐渐变得支离破碎：趋向危险便接近功利，偏执一端便陷入虚无。虚无、功利的学说兴盛起来，佛教、老氏以及申不害、韩非的学说相继兴起，掌权者互相出入其间，迷惑世人、欺诬百姓，延续数千年，流毒至今未止。这也有我们儒家学说启发其端的原因。恭敬地想到陛下凭借生而知之的资质，树立反求自身的最高准则，契合圣人而归于正宗，从心中悟得道理，当然不取法于章句的纷杂争执；但臣正担心章句的纷杂争执有得有失、时有异同，可能使陛下之心反而受到迷惑。过去臣颇从传闻得知，陛下崇信佛法，退朝闲暇时亲口称念佛号，遍及宫中，又把天仙、菩萨等名号一并加在圣母之上，绘成图像，虔诚礼拜、斋戒供奉，以表示圣孝。一时之间，所受到的感动非常真挚，于是有了“三教一理”的说法；对于道教也极为推崇，特地下诏召来正一真人，安置在京师，以恩礼接待，又更加借助祸福之术，使人辗转受到迷惑，天下将有闻风而赶来奔走的人了。从前杨朱、墨子的学说败坏仁义，主张无父无君。孟子排斥并驳斥它们，真是廓清明白。又过了一千多年，出现了佛教、老氏的学说，这是比杨朱、墨子学说更深的版本。于是宋代各位大儒特意兴起加以排斥，认为它们的危害比杨朱、墨子更大。它们的说法越接近道理，反而越容易造成巨大的混乱。如今陛下表彰诸位儒者，进奉尊崇的称号，补足千百年来缺失的典礼，这实在是熙朝的盛事。听到的人没有不受到激励的。那些贤者与佛、老究竟有什么相同之处，怎么能说“三教一理”呢？臣由此仰观陛下的心意：忽然尊奉儒学，忽然谄媚佛教，有时把它们合在一起，有时又把它们分开，正摇摆不定。难道陛下在我们儒家中求取道理却没有得到，不免要依傍佛、老二家吗？还是在佛、老二家求取道理最终没有得到，于是才回归儒家呢？陛下如果不在儒家求取道理也就罢了；如果要在儒家求取，就应当求取儒家的正道。臣请陛下先反求于自己的内心，在心体清明、光亮而不昏暗之处，体察好恶相近的细微端倪，这正是所谓道心。使这种认识达到极致，就是精纯；这种认识，就是专一；精纯而专一，就达到中正了。随着我的喜怒哀乐发生，无不合乎未发之中的本体，并且恰好合乎节度，这就是慎独的学说。这样一来，陛下已经在一天之内成为尧舜了，道难道还会遥远吗？

译事情难道会困难吗？臣观察普通人的性情，大多有喜怒而没有好恶，有好恶而没有是非，所以任凭感情发作，没有不陷入偏执一端的。受到可喜之事的感动便欢喜，欢喜而不能停止，就偏于喜；受到可怒之事的感动便愤怒，愤怒而不能停止，就偏于怒。偏执一端，好恶有时就违背准则，是非也会失去平衡。在任用人和处理政务之间，甚至会逐步决裂而自己还不知道。如今边疆战祸已经三次波及宗藩，而统领一方军务的大臣仍以恩典终老；夺情起复的举措没有一件收到成效，而斥责邪说的各种论议，一概以结党相比而受到呵斥。难道不是喜怒偶然偏颇的一种验证吗？如今也将逐步着手加以挽回了。喜怒平和，好恶的公正之心就会显现；好恶公正，是非的道理自然明白。这叫作不远之复，天心也由此显现。这就是成汤所以改过而不吝惜的原因。大概上等圣人仍然具有人心，下等愚人也不能没有道心。所以即使圣明如尧舜，最终也不废弃精纯专一、执守中正的说法，原因就在这里。后世学习圣人的人，也只须慎独而已。慎独而知晓心之所以成为道，根本在一个诚字而贯通一切；慎独而知晓中之所以能够执守，是把四时之气融合贯通。因此，往低处说不会接近功利，往高处说也不会陷入空虚，所以说慎独可以推行王道。愿陛下对此深信并笃实行之。臣听说，君主的志向确定之后，天下的治理才能成功。凭陛下十四年来讲求治道的努力，仍有时摇摆不定、没有依据，志向坚定之难，实在太甚了。倘若由此进一步求取学问的要领，折取六经的中正之义而尊奉孔氏，继承百王的统绪而以唐尧、虞舜为祖法，那么对于道，也差不多能够像农田有田界一样，行动时不越出思虑的范围了。这样治国功业超过千古，自然不必多说。陛下便成为千古集大成的圣主了，又哪里还需要佛、老二家的学说呢？那么“九莲”“智上”等称号，仍然还给佛法，以免亵渎九庙的神灵；斋醮等举动，全部交还给那些道士，以免污秽法宫之地。这些也不必等臣把话说完才去做了。臣所说的“阐明圣学以端正治国根本”，就是这个意思。统请圣明采纳裁择。第二篇说：亲自实践圣学，以建立治理的要领。臣听说天下广大，却由一个人治理；并不是只凭一个人去包办天下，而是其中有治理的要领。这又是根本计划中所说的提纲挈领：用最简要的原则驾驭天下极其繁多的事务，用最宁静的根本主宰天下极其动荡的变化。所以说，君主的职责在于掌握要领，臣子的职责在于详尽办理。如果不掌握要领而泛泛谋划，必然会侵犯别人的职权、陷没自己的职责。这就是虞廷用来告诫琐碎烦杂的原因。从前尧把得不到舜看作自己的忧患，舜把得不到禹、皋陶看作自己的忧患。考察两位圣人在当时，竭尽一生的焦虑劳苦，只把得到贤人这一件事放在心上，完全不分心于其他事务，最终享有无为而治的境界。千古以来，把握君道要领的，没有超过尧、舜二帝的。不过，知人善任才算明智，连帝王也以此为难。所以舜摄政时，首先实行广开视听、遍察四方，打开阻塞闭塞的门户；而其中的关键，在于首先能够舍弃自己的成见和自以为是的聪明。这样，即使是浅近的话也一定仔细考察，即使是令人厌恶的言语也务必加以隐忍，以此作为实行中道的基础，才称得上大智慧。这就是知人的学问，也正是精纯专一、执守中正的实际用力之处。既然如此，君主的聪明果然可以凭恃吗？人的贤能与不肖，不是耳目所能完全判断的。君主只凭耳朵，天下人就会躲避在声音之外；君主只凭眼睛，天下人就会躲避在形迹之外。耳目既然穷尽于形声，而我仍然明察秋毫、务求详尽，那么精神明察之处反而更加受到疑惑。古语说：“明察不到位，疑惑就会产生。”把疑惑当作明察，何止相差千里！所以君子舍弃耳目的作用，专门在幽微的道心上求取：在未见之中独能见到将要出现的事，这才是明察；在未闻之中独能听到将要发生的事，这才是通达听觉。这就是明哲足以成为法则的最高境界。陛下具有上天赋予的聪明，留心治道，事事亲自处理，每天裁决的事务，往往超过群臣的意料。群臣奔走接受成命还来不及，于是更加彼此观望，把保全自己作为打算，导致陛下孤立在上而没有人能够与之相辅。陛下并非不求贤若渴，每天晋用三公九卿而倚重任用他们，但此前终究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担当使命的人，难道是知人的学问仍然没有讲求吗？每一次黜退升迁，便有一番是非。今天认为贤能，明天又认为不肖的人有之；明天认为不肖，后来又认为贤能的人也有之。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凭恃耳目而取用之法已经穷尽，并且此心先入为主地存有疑惑罢了。况且陛下积累而不能消除的疑惑，难道不是朋党的说法吗？率领天下人树立私交来背叛君父，难道不是君主最厌恶的事情吗？但事实并不全是这样。君子以志同道合者为朋，能够自我隔绝于小人；虞舜时推举十六位贤臣，宋代四位贤者会聚，古今都把这些当作美谈。即使顾宪成、周顺昌等东林人物以及洛党、蜀党纷纷遭遇困厄，他们都是天下著名的贤人，正好遭逢祸患，即便受到废黜、杀戮，也没有辜负朝廷。后世读到善善恶恶的论说，也会为之破涕为笑。所以只要合乎道义，左儒即使为之死去也可以；杜伯如果不合乎道义，郦寄也可以把他出卖给吕氏。朋党又怎么会辜负国家呢？至于小人，哪里有所谓朋党？不过是各自经营私利，争相助成他们的恶行罢了。等到有一天被君子排斥在外，便自称孤立，反过来给君子加上恶名，说他们是“党人”。君主最终中了这种说法，却没有察觉。况且如今所说的怀奸误国、罪恶满盈的人，难道不是首辅薛国观吗？薛国观是陕西人，关中风气近于古朴，往日士大夫大多雅正自守，唯独薛国观一人败坏群体，被乡人唾弃；而朝中做小人的人，正喜欢他能标新立异，便引荐他、提拔他，唯恐不能把他置于膝下。一旦他以佥都御史进入政府，究竟是谁替他铺路呢？于是这群人便得以排斥异己，激起陛下关于党人的说法，从上至缙绅，下至学校，纷纷扰扰，每天窥测陛下的喜怒来迎合逢迎。

译凡是稍稍持守正论的人，他们必定使其在朝廷销声匿迹，直到把国家弄得空虚，而薛国观仍然可以说没有党羽。如此看来，陛下的聪明，已经被这些人蒙蔽很久了。幸而日光照耀天空，魍魉立即被诛灭，终于打开了众多正直之士进用的道路，渐渐可以预见太平的征兆。但臣仍不能不忧虑这种反复循环，唯恐一念中积存的疑惑不能彻底消除，那么群阴之辈乘隙而入仍不会停止。这是君子、小人进退的关键，本来应当及早辨明；而知人的根本，更不能不尽力。仰望陛下亲自实行圣学，效法尧舜明察万物、通达视听的原则，并把根本归结于舍弃自我：赶快舍弃自以为是的聪明而归于虚静。不要只舍弃聪明，还要舍弃喜怒、好恶和是非。直到连自己的主观是非也能舍弃，然后把天下人的是非当作真正的是非，这才是把天下人的聪明合为大聪明。广开言路，汇合众论相同之处，建立并实行中正的最高原则；即使有谗言毁坏善行，也不至于使陛下震惊而成为众正之士的祸患。这样以天下的人才来担当天下的事务，首先得到贤人来治理政务根本，接着得到贤人来掌理六部，下至百官，没有不得其人的。于是谨慎地遵守祖宗法度，依次颁布给各个职位，仍不至于以自己的聪明扰乱旧章。从此陛下端坐无为而天下得到治理。不过，这不只是君主个人的学问。陛下为天下选择一位宰相，已经足以掌握君道的要领；从宰相以下，层层都有知人的责任，也就层层都有知人的学问。虽然所学的原则并没有不同，但人物极其众多，事务更加详细，职掌层层分工而变化增多，不能用一个方面全部概括。只有汇合天下明智知人的学问，使每一件事都得到它的要领，即使下至一个士卒这样微小的人，也没有不称职、不适合任用的。这是今天拯救世局的第一要义。臣所说的“亲自实践圣学以建立治国要领”，就是这个意思。统请圣明采纳裁择。第三篇说：尊崇圣学，以等待治化实现。臣谨按《大学》所说的明德，到全篇末尾才开始指出“仁”字。天地把生养万物作为本心，人得到这种本心作为自己的心，这就叫仁。仁，是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把天下的昆虫草木都看作与自己同气，把颠沛困苦、残疾之人都看作自己的忧患，没有什么不加以扶持而使其安全，浑然就是天道。因此，德称为天德，道称为王道。天在春天生养万物，在秋天肃杀万物，但没有一样不是为了生养。王者以仁爱养育天下，又用义来端正它，但没有一样不是出于仁。臣又请追溯到尧、舜。史书称帝尧说：“他的仁德如同上天。”舜的德行与帝尧相合，于是说他“喜好生养万物”。史官具体说明说：“面对臣下简约，统御众人宽厚；刑罚不牵连后代，奖赏延及后世；宽宥过错不论大小，施刑过错不论大小；罪行有疑问便从轻，功劳有疑问便从重；与其错杀无罪之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如此而已。”其功效达到极致，甚至使时世变得和谐，四方受到感化而归附。两位圣人以德教化天下，盛大到如此地步。陛下承有成业，继承太祖、太宗两庙的神明，经历积弊松弛之后，不难以明德振作，或许可以得到挽救时局的权力。然而邪臣于是每天引导陛下采用申不害、韩非的法术，导致诉讼案件繁多兴起，犯罪的人日益增多，传染遍及海内，处处成为杀机，兵乱与刑罚交相为害，向上触犯天和，没有一年不遭受灾异。到了这种地步，百姓的生计和国家的命运，内政与边防，接连崩裂，形势危险得几乎不可收拾。圣明天子于是发愤改变旧政，把十四年以前一切繁琐苛刻的法令，一朝全部废止。臣民欢欣鼓舞，仿佛获得新生；如同霜雪之后接着就是阳春，海内外已经重新看到了尧天舜日的气象。但臣仍认为不能只在政事之间寻求办法。一定要从圣学中求取根本，用明德来教化天下吗？教化天下，应当从朝廷大臣开始。自从先朝禁止讲学以来，士大夫不知道有本心，已经很久了。陛下又使用严刑重典来驱使他们，使他们更加习惯于苟且求免，因而心术更加败坏。如今如果真想使天下回心向道，不如先以手足腹心般的情谊，培养天下的元气。不仅要用宽缓的文法来宽待他们，还要树立良好风气，使天下人争相显露自己的本心。恻隐之心胜过私欲，拥戴君父之心就会坚定；羞恶之心胜过私欲，经营自身和家族的打算就会被压倒；辞让之心胜过私欲，在仕进退处、取舍给予上的界限就会清楚；是非之心胜过私欲，成败利钝的关键就会明白。合起这四种心，才可以与之共事、共同侍奉君主。而仁是其中最大的根本。没有君上喜好仁德而臣下不喜好义理的。近来陛下要振兴三皇五帝的功业，并不难以优厚礼遇进用股肱大臣；一时之间，内外受到风气感化，谋划无不焕然改变。但臣只担心礼貌上的形式束缚，不能立即激发他们以腹心报答。臣请借此进一步推论：诏狱这一制度，自祖宗以来本来没有废除，但也只是借此惩治大奸大逆，从未一概牵连士人。如今东厂的责问虽然已经停止，卫尉的刑讯逼供仍然存在，请从今以后，朝廷大臣有罪，一律交给司法部门审理，永远废除诏狱，使士人不至于受到非法刑罚的羞辱。至于廷杖一项，本来就不是祖宗旧例，羞辱士人尤其严重；士人可以被杀，却不可受辱。仍愿陛下把敬礼大臣的心推广到群臣，并把厂卫一体撤罢，恢复天下礼义廉耻的屏障。礼义廉耻的屏障建立起来，恻隐的善心就会更加显著。由此教化群臣，再教化亿万百姓，遍布天下的流寇也可以得到平息。追究祸乱开始的日子，都是由于朝廷严刑重敛，以威势暴虐百姓，使他们偷生无路、悔罪无门，才造成今天的局面。即使陛下并非不曾下达哀痛的诏书，特意给这些人自新的机会，但主管官员没有承受圣上的德意，最终没有人能够以天地父母般的心意去感化劝喻他们。

译一次安抚、两次安抚，每次都像儿戏一样，正因为恩德和信用没有树立，所以他们据险固守的心越发坚定。从此朝廷议论专一采用武力，每天把数十万百姓驱赶到刀兵之下，无论敌我都玉石俱焚，反而使天下跟随贼寇的心更加坚定。如今剿抚两方面都已陷入困境，计策不如设法教化他们，而教化的方法仍应根本出于陛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仁心，推诚而行。趁中原残破之后，应立即商议抚恤安定的办法，特派有才望的大臣捧着朝廷尺一诏书，宣示皇上的德意；一面治理农田，全部捐免天下剿饷钱粮，改作牛、种子、房舍的资费；听任有关部门设法招徕流民，联结起来加以保卫，以乡约推进教化；然后罢免各地督师等官，明白告示天下休养生息，把军务专门责成巡抚办理。等到贼势已经穷困、贼徒逐渐离散，首领没有不被擒杀的。况且贼寇不停攻城，不过是为了求取食物；他们掠夺而得到食物，和朝廷供给他们食物没有区别。不如干脆把他们招来供给食物，说：“我们以父母之心养活赤子，可以吗？”至诚而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以上就是教化的方法。教化亿万百姓，使他们牢固拥戴一个君主，天下的形势就会安稳如磐石。臣愿陛下趁现在及早确定朝廷谋略，亲自修养明德；到了这种地步，便可以看见大圣人从自身出发治理天下，安排筹划各种事务，真像天地无不覆盖承载一样，把整个时代陶冶教化，使其归于至仁。这才是真正的学问。这就是最高境界，是尽性之能事；它与申不害、韩非的功效相比，有如天渊之别。但臣所说的这些，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期待的。王道没有眼前的功利，最好的治理不是小小补救。如果只图小利、谋求近功，不久祸害就会随之而来。臣愿陛下从事慎独的学问，先除去急于求成、贪图眼前小利的私心，然后日积月累地推进，以期待教化完成；这样，古代隆盛而断绝的功业不难在今日重新出现。臣所说的“尊崇圣学以等待治化”，就是这个意思。统请圣明采纳裁择。辞去总宪职务疏【崇祯壬午八月二十六日在临朐上疏】原任工部左侍郎、作为平民的臣刘宗周谨奏：微臣接连蒙受宠命，揣度自己的才分，更加难以承受，恳请圣明俯允臣辞免，以肃正宪纪。事情是这样的：臣蒙圣恩起用升任吏部左侍郎，臣多次在赴任途中上告，尚未得到批准。走到山东临朐县地方，接到邸报，吏部因官缺之事，奉圣旨说：“刘宗周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着令星夜催促到任。”钦此，钦遵。臣不胜惶恐，无地自容，随即恭设香案，面向宫阙叩头谢恩。臣又私下想到，自己只是草野中的孤立之身，承受圣明宽宥过失的仁厚宠爱，以非常的际遇，辅佐掌理铨衡，却处在并非自己所能胜任的位置上，已经十分进退狼狈。如今臣尚未正式任事，又越级晋升荣耀官阶，进一步忝列宪台，按照臣的身份和义理，实在万万不是臣所敢仰承的。臣听说英明的君主任用官员，必定按照资历并考核功绩；臣下接受事务，也要揣度自己的才分来安定内心。按旧例，都察院官员由侍郎转任的极少；而由一天尚未任职的侍郎越级转任，自皇上登极以来，也从未见过。如今却首先出现在臣身上，臣哪里敢冒昧自处，以致辱没官场常法，又怎能仰负圣明不得已而隆重任用臣的盛意呢？都察院是掌管风纪的部门，百司庶府都要依靠它弹劾整肃，一切政事都要由它评议可否，海内百姓的生计和官吏的治理也要由它施行奖惩。在如今内外多事、圣政革新的时候，是否得人关系重大，实在不是小事。倘若一旦让臣越级居任，破坏法度、扰乱纲纪，实际上将从臣开始，又怎能希望有所施展呢？像臣这样，学问本来迂腐疏浅，资质也低劣，平素没有一技之长可以提出匡救时局的谋略；如果使臣成为中台覆餗的罪魁，恐怕更是不必多说了。仰请皇上收回成命，另行选用贤能，像推举尚书传淑训那样，并在外选取声望、才度远远超过臣的人来充任职务。容臣仍以残骨归乡，请求赐臣归葬故里；这样保全臣个人的身份义理所得很少，但对官场常法和国家纲纪的补益实在很大。伏望圣明鉴察允准，臣不胜战栗惶恐之至。《刘蕺山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