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蕺山集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刘蕺山集》卷六 （明）刘宗周撰 ○书一 致陆以建年兄【名典】形而上的道，虽然在形体之上，却并不脱离形体；形而下的事物就是形而上的道。因此说：“从下学起而达到上达。”下学并不只是洒扫、应对这类小节，凡是没有脱离形体的都属于下学；而形体最容易沉溺的地方，正在内心深处和隐微之处。因此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也就是形而上、形而下的说法。所以君子要从形体和万物的表现中寻求天性，来成就自己的戒惧功夫。在《虞书》中叫作“精一”，在孔门叫作“克己”，在《易》中叫作“洗心”，在《大学》中叫作“慎独”，其实是同一回事。后儒所说的“一”、所说的“主敬”、建立大本、致良知，也都是同一回事。又怎么能说形色属于下，而性天属于上呢？所以，没有显与微，没有精与粗，没有内与外，没有动与静，没有大与小，没有一样不是下学，也就没有一样不是上达。又怎么能说视、听、言、动不是求仁的途径，喜、怒、哀、乐不是达到中和的途径，人情和事变不是建立大本的途径呢？道本来不涉及空虚，学习也不落入虚妄。这就是古代圣贤相传的心法之所以远远不同于佛、老二氏的地方。如今世俗的弊病，正是在于只说恢复本性而不说克制自己，只说收藏隐密而不说洗心，只说中和而不说慎独，只说建立大本而不说心官的思考，只说致知而不说格物，于是免不了离开具体形相去寻求本心，把空洞的指示当作道，把扫除一切当作学问，把不立文字、当下顿悟当作性宗。异学纷纷出现，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所以说：“道并不远离人，是人实行道却使自己远离了人。”古人十五年学习，才达到恭敬而安定；如果还不能做到，难道不是有许多弊病吗？孔子所说的“听到义理却不能迁就实行，知道不善却不能改正”，颜子三个月也不能免于违背道，这正是学问、思考、辨析和实践的功夫，所以一生都不能停止，也不能厌倦。孔子正是因此成为大圣人的。执事您提出抓住主脑的说法，大概是担心反复失误、反复改正，随着日月流逝却不能真正合于学问，却不知道连孔子和颜回也认为这很难。这样恐怕不免成为超越次第、急于求成的见解。复信周生 我年轻时读书，就以做一个平庸之人为可耻。入仕以后，常怀耿耿之心，想着报答君父，完成献身的义务。偶然遇到时局艰难，不顾拿自己的身体去试探风波荆棘之地，最终因此陷入困境。愚蠢确实愚蠢，但这份志向还是可悲的。可是我又苦心思虑，不避讳调停，希望对外不知道有群小人，对内也看不见各位君子，这样岂不是更加愚蠢，而这份志向尤其可悲吗？唉，时局一天比一天坏，圣道受到阻塞而衰败，急于争取也失败，放缓调和也同样失败。即使有张良，也无法借用今天的筷子来筹划，只能任由众人一起陷入淹没罢了。《易经》说：“小人剥蚀房屋，最终不可挽救。”这些人究竟能得到什么利益呢？我们这些人替天地建立本心，替百姓确立生存的命运，把万物看作一体，也完全是在为这些人挽救失败。至于个人的升沉宠辱，早已置之度外很久了。只是学问不能进步，德行不能修养，反而取得容身之地，就忘记了自己替天地立心、替百姓立命的本意，这对于世道和人心有什么作用呢？这是我所始终挂怀、不能自已的事情。从前韩退之遭受中途废弃，写《进学解》来激励自己，终于成为名儒，这难道不是说我们今天的情形吗？伊川先生研读《易经》，很多心得是在涪州获得的。朱先生被罢免职务而奉祠，反而使他的道义更加光大，流传万世。由此看来，一年之内九次升迁，不但不足以增加贤人君子的声望，反而是遭受诬谤、陷入困顿的处境，足以成就贤人君子。丁长孺没有忘记借他山之石，以我的话作为磨砺自己的帮助，我难道敢忘记先民长远的谋略吗？恭敬地佩服并承受您的明白教诲。致周绵贞年兄【名起元】春天我会见贵乡的杨致吾公祖、云年兄，听说您已经出山，恰好去了粤西。我听到这件事，高兴得睡不着觉。兄长竟然能够在出仕和退处之间这样超然吗？如今天下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坏，无论在内在外，都急需匡救，以缓解顷刻之间就可能发生的决裂。何况偏远荒僻的边疆，更不是安然无事的日子，又加上庸懦无能之人酿成弊端。如今有一两个正直之人在任，地方的祸患还不至于一旦瓦解。时局极其紧迫，掌权者却把军国大事当作斗蟋蟀，任何举动都不能使人满意，恐怕早晚会发生变故。我们这些士大夫实在不知道死在哪里，所以几个兄弟相继离开国家，一网打尽，终于给君父留下空虚的祸患。把祖宗二百五十年金瓯完整的天下，一旦交付给铜驼荆棘，我们这些人也有罪。如今天下本来没有什么新法旧法可争，南北两司互相倾轧，不过是君主在上面放松了缰绳，是非、任用、舍弃都听任众人处理政务，像一条失去舵的船，随风飘荡。同船的人在旁边冷眼旁观，气势汹汹地将要翻船淹没。这样的祸患，却还没有人敢于挽起袖子来掌舵。如果有人熟悉人情和时势，慢慢起来掌握局面，为同船的人请求生路，那么人们也没有不拱手听从他的。可惜的是，有人意气用事而逞强。况且左右两边争斗已经十分激烈，那么翻船淹没的祸患反而像是出自掌舵者的作为，怎么能不使众人一起挽起袖子排斥他，甚至把他挤下水呢？等到众人一起操持一支舵，船终于翻了，究竟是谁制造了祸根，以至于至今还成为阻碍？至于我们这些人在出仕、退处、言语和沉默之间，也有很多可议之处，往往从自身的名位声誉出发，不能真正为国家着想。我们之所以不同于小人，只是在内心这点操守上；然而仍不免留下可以乘隙而入的地方，怎么能不把把柄送给别人呢？所说我们这一党的罪过还在宋人之上，并不是虚话。既然如此，天下真的虚空无人，今天的祸患也就应当发生了。想到这里，实在令人悲痛。年兄这次出仕不是偶然，正应当熟悉人情和时势来谋划。承接翻船之后、众人一起沉没的日子，举世没有掌舵的人，如今若能不急不躁地出来观察变化，为我们这一党保留一线转圜的余地，使天下的事情还可以有所作为，未必不是上天悔改而停止降祸的日子。然而到了这个地步，也就更加艰难了。弟归田已经七年，没有一件善行可以向知己报告。去年冬天能够为已故祖父选择安葬之地，稍稍免除平生的罪过，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我的身体也常常多病。七年彼此离别，不知道我的魂梦是否在您身边扰扰不安。录下一首小诗题在扇头上，感情都表现在言辞中，仍然不能尽意。致张太符太守【名鲁唯】

译时局多艰，南北互相争战。浙江濒临海边的地方，向来被称为贫瘠之地，既不断加征赋税，又临近海寇的警报，祸患紧迫得像剥皮伤肉一样，浙江已经危险到极点了。仰望看到您在任上尽心抚慰百姓，每天都用清静和平的道理治理我们浙江，纲纪肃然，百姓自然不敢犯法。我们这些小民所依靠、用来偷得朝夕安宁的，正是这个吧？不过，未雨绸缪的办法还是有的。我平日常常思考乱局，私下有一点所得，冒昧献给您。地方事务不外乎防备盗寇、安定百姓两件事。然而实行时有先后，掌握时有标本；安定百姓又是防备盗寇的根本，这似乎是应当赶快讲求的。安定百姓的要务，第一是储备常平粮。近来百姓苦于饥荒，米价一天比一天贵，所希望的秋收接济又不能及时到来，形势汹汹，像万历戊子年间的事情。如果再遭遇水旱灾害，一年歉收，仓库没有粮食，还能依靠谁呢？先儒朱子所制定的社仓法，常在各地施行；救济荒年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如今想仿照它的意思，可地方已经没有积蓄了，还能拿什么随时收进和发放呢？我认为应当在秋冬之间，米价逐渐平稳时，发放官库钱财给富商大户，让他们从远近收购数千石粮食入仓。各种罚金都折成粮食，仍然不足的，或将本应发放的款项都改为折色，把相应的米储存在常平仓中，逐渐积累充盈。等到来年青黄不接时，就拿出来发放给贫民，秋收之后按一定利息归还官府。歉收时免除利息，年年如此，使富人不能囤积居奇，贫民有所依靠；即使有水旱灾荒，也不能造成祸患。现在高价收粮的时期即将到来，每年徽商贩来供给本地百姓的粮食还不到十分之五，更可以禁止。禁止之后米价就能平稳，低价收益也会丰厚，用来储备常平粮，而且还会有余粮。第二是禁止梨园演戏。梨园给天下造成的祸害，多得不能尽数，即使三尺童子也知道，而在我们浙江尤其严重。一座斗大的城，聚集拥挤着数千人，夜间聚集、天明散去，每天耗费千金，养成奸邪、教人作盗，甚至还凭借宦官人家的势力欺凌普通百姓，官府也不敢过问。浙江的祸乱一定会从这里开始。近来奉两县禁令告示，言辞多很恳切，最后却说：“凡宴会不在此例。”这就像曲子已经终了，却还要奏雅乐，难道是已经预料到这种风气决不可革除，所以姑且放宽这一条，留作通融的余地吗？这分明是在公开引导它。既然公开引导，又暗中纵容，禁止它还有什么用？如果真要禁止梨园，就应当先从宴会中禁止；要禁止宴会，就应当先禁止上级官员的宴会。宴会对于梨园演戏又有什么必要呢？崇尚雅正、贬斥浮华，挽回一切江河日下的风气，就在这一举措了。如果确实这样做而小民仍有违犯，请一律依法惩处。服色一旦进入官府规定，不因权势而改变。朝廷的命令早上下达，晚上就应实行。先公祖萧拙斋公曾经实行过这一办法，四十年前就使流俗得到改变，美好的士人和百姓至今还在不停地歌颂他。没想到在您这里又看到了这种做法，这已经成为征兆，关键只在于您能否真正实行罢了。第三是实行保甲制度。近来看到盗贼突然发生，有时甚至抵达城门，竟劳烦捕厅以下的官员，在昏暗夜色中单车巡查；道路上漏下几刻时间，也已经十分劳苦。官兵向东追捕，盗贼却已经向西逃逸，难道官兵能一人化作十人百人，穷追遍捕，使奸邪之徒无处容身吗？不如实行保甲法。把十家编成一牌，十牌编为一保，十保编为一乡。由乡约负责管理，凡是游手好闲、靠游荡度日、不安心经营生业的人，以及来历不明、面生可疑的人，都不得让他们留宿。故意纵容他们的事情一旦发生，也一律连坐。这在刚下令时似乎近于烦琐苛刻，时间久了习惯之后，令行禁止，自然可以安稳无事。这就是所谓人不出厅堂也能治理地方。我记得十年前，有司奉上级公文，实行保甲法，法令下达几天后，恰好遇到县令看见犯法的人，我起身请求说：“这难道不应当连坐他的主事者吗？” 县令只是笑着不回答，最终把事情搁置了。十家轮流负责的牌子，连一轮都没有完成，牌子就已经被扔进灶下烧掉，再也没有人过问。凡是末世法令不能实行，大多都是这种情形。如果认真实行，就有许多好处：一是革除盗贼，二是禁止奸邪，三是止息赌博，四是核实民户，五是使乡里亲近和睦，六是把伍、两等军队编制寓于民间，上下相互保障；这些都是保甲法可以逐步造成的，并不困难。第四是清理诉讼文书。百姓之所以不能安居乡里、发出叹息忧苦的声音，是因为诉讼案件太多。诉讼案件中，大体十分之九是诬告，因迫不得已而据实申诉的只有十分之一。除去十分之九，剩下的还有多少？这就说明地方本来没有事情，是奸民故意制造纷扰。也有些人借此取利，上面的人如同漏网吞舟的大鱼，侥幸一旦得志，便甘心把弱者当作肉来吞食。法律规定：“诬告加三等。”如果在审理诉讼时，发现有诉状却是诬告，就一定按诬告的罪责治罪；雷霆般的威势之下，谁还敢心存侥幸？不过十天，案牍就会清理干净，监狱也会呈现空虚的景象。一纸诉状兴起，就会连累数家；小事尚且如此，何况涉及人命和盗窃的大案呢？末世的政治多采取姑息态度，而姑息的祸害偏偏落在有权有势的人身上，使奸邪得志，诉讼案件频繁发生；豪强既能从兼并土地中获利，贪暴之人又趁机加倍搜刮，实在令人痛心。俗话说：“培育莠草的人会伤害好禾苗。”这正是崔实写作《政论》的原因。第五是端正士人的风气。士风败坏，自从科举之学兴起、读经求取青紫官服、读《易》只为谋求利禄以来，自古就是如此。父兄教育子弟，子弟学习，也没有超出这些内容。士人从童年就学习这些，几乎与本性一起形成。还没有学会执笔作文，先已经熟悉奔走竞争。一进入学校，出入官府，等级虽然有高下之别，行为途径却完全相同。把请托看成通达的津梁，把官府当作奴役他人的工具，伤害风俗、败坏道德，少有廉耻。即使在乡里都成为祸害，更不用说等到做官以后，还希望他们居官尽职、临难忘身、为君父效力了。士风的败坏，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近来我们浙江的解额很少，士人便议论说人文不振，归咎于地灵不足，稍稍采用风水家的说法来镇压克制，这个办法是错误的。假如士人一定要靠青紫利禄出仕，而不能为国家所用，那么得到一个士人，反而增加一个蛀虫。江南人物几乎成了天下互相投足的陷阱，就是这个缘故。您以学问文章来修饰吏治，作为我们的师保，真是千载难逢。各位士人正蓬勃地向您学习，然而积久的习气仍然存在，心志还没有改变，走门路的孔窍越来越便捷，难道是用来教化激励他们的办法还没有完全妥善吗？

译我看不如在每月初一、十五谒拜孔庙的日子，召集各位博士和弟子员大会讲解经书，讨论疑义，再由您加以折中裁定，向上级陈述。随即举出士人立身行事的要旨、忠孝廉耻的防线、兵事农事钱粮的作用，以及国家为什么要明经取士的用意，一一加以阐发，使听到的人汗流泪下，如同从睡梦中醒来。再分别考察他们才干器识的高下，进行激励劝勉，使他们出仕。士人这才会有受到感动而奋发起来的。至于考试之日，则一定要防止代笔，杜绝私情，务必录取真正的人才，作为上等人才；改变面貌、改变听闻，尤其在于这一举措。士人是四民之首。士人不得安定，农民、工匠、商贾也会相继困顿而不得安定。这难道是迂阔而不切合实际的事情吗？如果实行这些措施，百姓或许可以安定了吧？百姓安定之后，才可以讨论防备盗寇的策略。从前海寇到来，六七艘大船在三江上下出没，乡民奔逃，却没有听说官兵发出一项告示，几天后海寇摇尾而去，渐渐产生轻视地方的心态。一旦他们驶向浙江岸边，地方立刻就会残破不堪。然而考察旧制，原本有将领、有戍卒，时间久了废弛败坏，只剩下空有名目的队伍。我从前曾建议海防，请特别设置重将统督各卫所，增加兵力防守，这不只是防备海寇，也可以防备倭寇。临海、观海之间，实际上是要害之地。可是议论的人认为这样反而会滋生更多事端，不如重申旧有章程。即便确实只能重申旧章，也请两道公祖严格督促临海、观海两地，把总按时训练军队，淘汰老弱，实行赏罚，并以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的道义来教育他们。没有事情时，让金鼓旗帜来往传递消息，以挫伤敌人的胆气；有警报时，彼此救援，箭矢石块一齐发射，务必把贼人消灭在水上，不让他们靠岸停船。而您统领卫兵，在中间调度，隐然具有折冲御侮的威势，那么祸乱自然可以平息。万一盗寇来到城下，沿海各卫已经不足依靠，就只有您能够成为张巡、许远那样的守将了。明确本地卫所的武备，是今天不能不赶快讲求的事情。以上这些意见，虽然微薄，不能具体指画，我实在不知道是否合于您的高明深厚。然而以您虚心采纳意见的胸怀来看，未必没有一点民间浅见可以采用。何况我承蒙您知遇已久，假如有所见解，怎么敢自我隐藏而辜负您的美德？所以才敢这样冒昧献上我的浅陋意见。天下的事情，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才能实行。您本来就是世道兴衰所系的人。何况只是一个小郡，正值您在任的时候，如果还不为它革除弊病、扶持风教，使我们浙江保持百年安宁，那么以后就更没有希望了。仰望您能够驰骋于域外的见识，打破拘束局限的看法，深入思考一个郡利弊的根源，预先防范事情，充分采用各种谋略，那么我们浙江的百姓或许可以有所起色吧？惟愿您以高明的见识进一步教导我们，这对地方来说就是最大的幸运。致朱平涵相公 近来读到阁下所写的书，即使只是游戏笔墨之间的文章，其中对于当世的事情，也已经娓娓道来。假如能够一一见诸施政行动，那么这部书未必不是预先提供的有益言论，而治理天下的道理也已经思考过半了。您称它为“小品”，大概是谦逊的说法。即使如此，道理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内容吗？我冒昧提出自己的看法。今天天下最大的祸患，第一在于学术不明，而在大臣身上尤其严重。大臣学术不明，就一定会把正心诚意看成迂阔空泛，转而趋向迎合世俗的邪说；用这种邪说来辅佐君主，就一定会认为尧舜之治不可能做到，而沿袭导致乱亡的旧路，这样也只足以伤害自己的君主罢了。如今圣明天子本来曾经有意于尧舜之治，一两个大臣也曾以尧舜之道期望自己的君主；可是他们所操持的进身方法，却不免伤害君主而自己还没有察觉。地位高的采取调停，地位低的采取观望；调停、观望的办法用尽之后，又想反过来采取另一条道路。近来江陵一案，不难把皇祖的英明裁断完全推翻，为张居正昭雪，而且每天向众人号召说：“侍奉君主，只要学习江陵就够了。”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江陵能够用申不害、韩非的道术侍奉君主，拥立年少君主而面对国家疑难，于是天下安宁。” 如今天下只是不曾得到张居正这样的人来任用，有什么值得忧虑时局艰难的呢？唉，拥立年少君主、面对国家疑难，古代大臣难道就没有伊尹、周公那样的人吗？张居正学习申不害、韩非而走失了正道，为什么还要跟着去鼓吹他呢？人心不正，学术不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凭张居正的才干，假使能够端正自己的心术来成就事业，即使是古代的伊尹、周公，又怎么能超过他呢？前代正人曾说：“正心诚意，是我一生所学，只有这四个字。”这是治理天下最好的万世之物。阁下平日学习孔孟之学，对于诚意正心的道理也已经有所闻了。现在试取伊尹、周公当日的事迹来衡量：他们果真能以君主不能成为尧舜为耻，认为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安置就是自己的罪过吗？果真能不把宠幸和利益看作成功的凭据吗？果真能仰面思考君主与自己意见不合，坐着等待天明吗？果真能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握着刚脱下的头发来招揽天下贤士吗？果真能听到流言却不惊惧吗？若不是真正从诚意正心之学中有所获得，就不足以谈论这些。阁下试着把这些道理拿来对照今天，果真能够一一施行于我们的君主，就会看到君主真诚，臣下没有不真诚；君主端正，臣下没有不端正；任用人才、施行政令各自得到应有的道理，而我们的君主也就一天之间成为尧舜了。这样我又何必惭愧不能成为伊尹、周公呢？假如治道不从这里出发，进取时必然成为调停观望，退处时必然成为张居正，没有一样是可取的。前代正人曾说：“刚刚谦让而不肯实行第一等的义理，就没有第二、第三等的义理可以实行。”如今朝廷之上纲纪稀疏、法度松弛，君子一天比一天退却，小人一天比一天进用；这种弊病，实际上是由于君主的志向还没有确定。那么，转变形势、启发君主的权力，朝廷所要求阁下承担的责任，难道还小吗？正心诚意，是《大学》的大义；伊尹、周公的事业，是大业；使君主成为尧舜，是大任。阁下的书既然谦称为“小品”而不以小者自居，莫非您的心意正在这里吗？正在这里吗？如果是这样，我恭敬地替天下庆贺。承蒙您垂爱，我冒昧写下这些琐碎的话，忘记了自己的浅陋，幸望阁下进一步教诲我。答复李生明初 性既然是善的，那么顺着性而行，就是顺着这个善性而行；顺性而行也无不善，所以孟子说：“至于人的情感，就可以使它成为善的。”这里说的就是顺情而为善。人天生处于安静状态，在这以前的道理不容许再加解释。所谓性善，全要在顺性之道上体现出来。《中庸》所说的道，只是五种通行的人伦关系。五达道难道有不善的吗？父亲坐着、儿子站立，君主尊贵、臣下卑微，这是常道。如果不幸到了臣杀君、子杀父的地步，难道是常道本身造成的吗？君子只是遵循常道罢了。

译杨氏主张为我，墨氏主张兼爱，以及小人杀父杀君，本来都没有不同于这个至善的本性。可是仁者只看到其中的仁，称它为仁，最后却流变成无父；义者只看到其中的义，称它为义，最后却流变成无君。百姓每天使用它却不知道，最后流变成杀父杀君。大概是习染和智识一同增长而自己没有察觉，根本原因在于失学。小人不必说了，就是杨氏、墨氏自以为在求学，也只是学习他们各自所学习的东西，并不是我所说的求学。应当以天命之性为根本，寻求顺性的道路，使它片刻也不离开自己罢了。这就叫作修道的教化。杨、墨也是性中的人，那么道也是性中的道，教也是性中的教，只是不能不流变成过与不及的偏差；这全是因为过早失去了那一段戒惧工夫，开始时相差毫厘，最后便相差千里。即使说他们把性外之物当作学问，也可以。天下没有性外之人，也就没有性外之物。万物就是道分散在具体事务中的表现。如今说性善，而顺性之道却有不善，那么在考察事物的道理时就会遇到矛盾。子思既然说顺性之道不可片刻离开，难道不是因为性善、道也善，所以不可离开吗？如今说有善的道、有不善的道，却一概说不可离开，那么究竟是教人不可离开善，还是不可离开恶呢？况且说“顺性”，就不是人为造作，这一点从“性”字本身便可知道。如今若说一讲顺性就属于人为造作，那么拿来同子思的话对照，文理都说不通。习染既不能使人失去本性，就像把杞柳制成杯圈，而杞柳本身的性质仍然存在。正如虽然习染成了杨氏、墨氏和小人，圣贤的本性仍然存在；却终究不能说，虽然习染成了大圣大贤，奇材丑木的性质仍然存在。说顺性不是性，就如说饮水不是水、读书不是书。然而饮只是饮这个水，读只是读这部书。即使读这部书，也未必完全穷尽书中的道理，那只是读书的功夫还没有达到极致，终究不能因此把读书说成罪过。若说“读的不是这部书，另有一部书存在”，这同握着灯去寻找火有什么不同？况且书和人终究是两种东西，不能拿来同人的本性相比。顺就是性，性就是道。习于善，是修道的教化，不能称为顺性；习于不善，是违背道的教化，也不能称为顺性。习染可以彼此相去很远，而顺性本来是一致的。下等愚昧的人并没有失去本性，并不是说杀父杀君就是本性；只是他在杀父杀君之后，内心有不安之处，那才是本性。他做这种事，需要多少阴谋和人为造作，怎么能说是顺性呢？古人谈善，都从源头上无思无为之处看，所以说性善，道也善；后人谈善，都从末流上有意造作之处看，所以说有善性、有不善性，有善道、有不善道。有意造作的善，本来没有固定名称，恶也没有固定名称。因此孟子把杨、墨视为异端，韩愈却把墨子看作孔子；后世李卓吾把秦皇、武瞾看作大圣人，而学者又把李卓吾看作孔子；陆象山把朱子看作虚伪，朱子又把陆象山看作禅学。这些善恶的名目，都是根据个人私意、私见反复推测出来的，并非确定的道理。若从源头上说，武瞾未尝不是圣人，所以也可以说她是尧舜而不是桀纣。学者应当从源头上探寻性与道，至于教是善是恶，自然会确实知道。学者的偏差，只是不认识性，而不是不认识顺性。答秦履思一【名宏佑】彼此思念已久，忽然承蒙你屈尊来访，听你倾吐新近的所得，其中的慰藉可想而知。谈到进学的工夫，难免被求取功名所夺。至于日常生活之间，虽然良知没有昏昧，但取此舍彼，最终仍会堕入恍惚的见解。这些病痛，不是真正用功的人不能看破，也不是真正用功的人不能说破。我认为学人的种种病痛，只是由于志向没有立定。如果真能立定志向，毅然以自身承担道义，决不肯把天地间第一等的大事让给别人去做，自然应当为天地建立心灵，为百姓确立性命的归宿，为往圣继承绝学，为万世开创太平；把蜗角蝇头般的琐小利益看得完全不值得在意，又怎么会被求取功名所牵累呢？现在世上谈学问的人，只是随顺世俗以求功名；即使谈到学问，也不过是依傍旁门小道，把它作为随世求名的资本。到了临事之时，怎么能不手忙脚乱？若行为路径已经习惯，将来又恐怕无所不至，所以求学首先要辨明自己的志向。至于最要紧的工夫，只有打破义利之关，此后才有可商量之处。如果在这里昏昧不明，一切见解都无所着落，怎么能不堕入恍惚？所以不能不追究恍惚见解的病根。果真能追究它，就是踏上了良知的道路。良知就在我自身，有什么可恍惚的呢？只是有东西遮蔽了它，所以才恍惚罢了。然而后世学术不明，学者专门把良知当作捷径，把古人用功的地方全都废弃，任凭自己的主观臆见，把仇敌当作亲子，以满足自私自利的图谋，却还想另开一条路径来认取良知的面目，结果只觉得越追求越遥远，最终自己堕入恍惚的陷阱。圣人远去，言论湮没，有志者有时尚且不免产生歧路亡羊的困惑，何况其他人呢？幸望高明之士有所裁断。答秦履思二 仁者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因为天地万物原本就同人是一体的。若人与天地万物本来是两个整体，必须借助仁者来把它们合在一起，那早已形成隔膜的见解了。人把天地万物合在一起才成为人，就像心把耳、目、口、鼻和四肢合在一起才成为心。只从七尺之躯来谈人，却遗漏了天地万物都具备于其中的人，是不懂得人的人；只从一层膜来谈心，却遗漏了耳目口鼻四肢都具备于其中的心，是不懂得心的人。学者对此能够长久相信、彻底看破，就会看见我与天地万物本来没有隔阂；即使想容纳自私自利的见解，以便同天道自我隔绝，也不可能了，自然会亲爱亲族、仁爱百姓，并且爱护万物，义、礼、智、信一齐达到，这就是性学的意义。不过，要看破这个道理也不容易。看下文“诚敬存”一句，正是贯穿始终的工夫。如果不用诚敬存养的工夫，怎么能够看破呢？看破以后仍然必须用诚敬的工夫；把二者看成两截，是错误的。学者的大要只是慎独。慎独就是致中和，致中和就能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生长。这就是仁者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的实际落实之处，并不是悬空的认识和想象。近世一批学者也肯在内心用功，却多犯悬空认识和想象的毛病，把道理看成镜花水月，以为这就是玄妙的觉悟；这种弊病同支离地向外寻求没有区别。如今只要时时涵养未发之中，这是最紧要的工夫；舍弃这个，便没有别的可用心之处了，幸望高明之士在此用力。答秦履思三

译君子负有维持世道的责任，没有什么比持守自身更重要。古人说：“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既然称为法度，就不能有一丝偏离。比如龟山接受蔡京的征召，朱子讥笑他做人苟且，竟然糊里糊涂到了这种地步。若依照这句话推论，那么昨天所提到的和靖先生奉养母亲之事，恐怕也有不完备的地方，难免受到朱子的批评。现在人们多说依从本心，像二位先生所做的事，确实没有违背本心而损害义理的地方，这一点可以看出；但其中的是非得失归宿，仍然不免还要商量，那么不及二位先生的人就更可想而知了。我们这些求学的人，暂且从持守自身入手吧。你的来信谈到这里，深深有助于阐明正学，也足以鞭策我们这一群人。现在且把这个意思再加以检验，落实到自己身上，随事精细省察；这样一定会有人到了五十岁才知道四十九年所做的事是错误的。愿我们彼此勉励。答陈生一【名梁】千秋绝学，朱夫子已经达到极致了。后人很少有能阐明它的人，何况是不才的我呢？即使对于一时出仕或退隐的大概情形，也似乎半信半疑，往往不能在心中真正敬仰而归依。古代贤人死后尚且有余愧，何况要由此达到它的极致，正如来信所期望和赞许的那样呢？至于《大学》《中庸》的道理，虽然我割断书带、研读它们已有多年，实际上仍茫然没有窥见边际。姑且把我的疑问向你请教：《大学》谈格物、致知，却没有正传，唯独在诚意章谈慎独；这说明慎独是格物、致知的第一要义。所以《中庸》只说慎独，又说由隐微显明，直达上天所承载的道理，后来入道的人一定要从这里寻求。然而，求学若不致力于暗中用功，却张扬地以口耳之学自夸，都是小人的道路；做官若不能在幽独之处守持自己，却炫耀自身和名声，都是不忠之人中最严重的。我的过错我已经知道了，敢从今以后守持遯翁的事业，以免辜负明主的玉成；这也是用来报答知己，并最终只在万一之中承受您明确教诲的方式。还望您再多加指教。答赵生君法【名重庆，附来信】来信说：“在内心困苦、思虑阻塞之后，觉得力量在于一心，而不是古人所能相比的。执守古人的言语来处理事情，就像拿着古方去医治病症一样。不如先按脉审察病症，再使用古人的方剂，这样没有不奏效的。只是当力量得之于内心时，即使事情的是非得失在心目中都明白，为什么又忽然昏昧了呢？今后应当向古人求取吗？还是应当相信自己的内心？向古人求取，有时会觉得不合适；相信内心，觉得它是善的，又担心私意发作，也把它当成自己的内心。” 你的来信情意恳切，在问心以及体认所得之后，对昏明之辨、似是之机反复致意；这样看来，对于从事心性之学，你已经想通了一大半，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我认为，把向古人求取和向自己的内心求取分成两件事，就说明所认识的心还不够真实，同时也可知对古人的认识往往同样不真。古人不过是先获得了同我心中本来相同的道理，所以千言万语只是想使人把已经放失的心收回来，反复使它回到自身，于是就能继续向上追求。所谓学问之道，也不过如此。因此，学习而不向内心求取，等于没有真正学到；向内心求取，那么古人横说竖说都各有用处。正如根据病症开方、随着病情检验方剂，二者相互对照，有什么彼此之分呢？说敬，是给放纵开的药；说静，是给躁动开的药；说中，是给偏颇开的药；说诚，是给虚伪开的药；说穷理，是给荒诞妄想开的药。各种病总归是一种病，各种方总归是一种方。只有舍弃这些而去寻章摘句、追问奇异、钩探深奥，才同自己的内心完全不相似，却想强使自己的内心依附于古人的糟粕；所以高明的人流于玄虚，卑下的人习染于功利，终身陷入迷离恍惚的境地而不自觉，也实在可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凭你从前的工夫和努力，难道还会有人停留在这种境地吗？你应该有一天忽然明白，在“这个心究竟是不是心”的关头，追求最恰当的道理而不能自已。总的说来，求心的方法也没有什么难处。正如你所说，要寻求本来光明的本体；所谓明，只是明辨是非，明白到把一切渣滓都化尽，就浑然没有可说的是非了。其间离不开聪明，却又不能专靠聪明；离不开语言解释，却又不能专靠语言解释。必须在百忙之中，暂时完全不涉入外务，狠狠用一下力，把事情追究明白，这才是入门的道路。若只是时而露头、时而沉没，就终身只是门外汉了。刚明白这一点，便会明白那一点；何必担心临事时不能得力？刚认识真实，便没有虚妄；何必担心把仇敌认作亲子？愿你站稳脚跟，放宽时间和进程，谨慎地执持缰绳马鞭，在这件事上用功，久而久之一定能够自有所得。来信谈及时事，常常使我抚心感叹。前辈说，除去山中的寇贼容易，除去心中的寇贼困难；姑且把这作为第二义来商量，可以吗？只愿你自己珍重。答叶润山民部【一名廷秀，附来信】来信说：“董子说：道的根本源头出自上天。《中庸》说：上天所赋予人的叫作性。我认为性本来从心而来，学者不先治理自己的心，起念就已经错了。刚想治理心，又担心堕入空虚寂灭，这是第一个疑问。《大学》说明德、亲民，我认为这是由明体而达到作用，像车有两个轮子、鸟有两只翅膀，必不可分离。然而，如果在道理上加重一分，就必然在功名上减轻一分；如今想使自身和世俗都适宜，应当遵循哪条道路呢？这是第二个疑问。先儒说，求学各有根本工夫，如周濂溪的无欲，二程的主静，张载的主仁，朱子的读书穷理，张南轩的辨析义利，都是这样。我私下认为，读书穷理是医治世俗学问的对症之药，而辨析义利尤其是药中的针石。如果不从这里下工夫，恐怕脚跟不能站稳，没有不向东向西改变方向的。如今想直接寻求下手处，应当遵循哪条道路呢？这是第三个疑问。《大学》说修身而到正心，已经很精微；到诚意，就精微之至了。可是又说以致知终结于格物，分明是《大学》的第一要义。关于格物的解释，宋儒纷然各异。自从朱子提出即物穷理的说法，才折衷归于一致。但我疑惑，致知已经进入精细之处，格物又牵涉具体事物，这是第四个疑问。”

译我生性愚昧驯钝，直到年老，平生出仕或退处多半昏昧，无足以向知己说道的地方。唯独求学的这一念，到了老年还没有熄灭，仍然近乎想寻求朋友来匡正自己。心中积存的这些疑问，有些还不敢向别人吐露；哪里想到承蒙你的教诲，竟然首先说出了同我内心相同的见解呢？请允许我姑且就你所说的来商量。第一，求学没有比认识本性更重要的；只是“天命之谓性”一句早已被看错了，把天和人看成毫不相干，把天命和人性仍看成两种道理。如今说“天命谓性”而不说“天命为性”，显然说明天命与人性是一而不是二。这样说来，天难道在人的外部吗？天命难道在我的内心之外吗？所以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谈性却不归本于天，性便没有着落；谈天却不归本于心，天也没有着落。谈天，没有比《中庸》末章更明白的了，它正是不忌讳谈空寂。学者因为认为那是佛氏之说而抛弃它，说：“我要舍弃这个去寻求心”，这同舍弃京师而去寻求长安有什么不同？由此可知，根本没有可走的道路。第二，《大学》说明德、亲民，而归根结底在止于至善。善就是天命之性。阳明先生说：以明德亲民，而亲民又依靠明德，原来体和用只是一个。这个“一”是什么？就是至善所在之处。求学如果看不见本性，只在体、用之间分别寻求，称它为车有两个轮子、鸟有两只翅膀，却不问究竟是什么使轮子转动、使翅膀振动，那么就会把自身与世道、内与外截然分成两条道路，既想适合这一边，又想适合那一边，岂不是顾此失彼吗？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把求学问看成义理的道路，把经世看成求取功名的道路，所以说：在义理上加重一分，就在功名上减轻一分，轻重偏颇，世上本来没有这样的性命之理。现在我请改换说法：明德明白一分，就亲民一分；这样，所谓止于至善，也就在这里得到，而不在别处。因此孔子、孟子匆匆忙忙、勤勉不息，正是在孜孜不倦地求学问；颜子居于陋巷、弯曲手臂而睡，也同样没有失去禹、稷的道路。以见性为学的人应当这样看，那么我们这些人终究不能做只求独自了结的人。第三，所谓根本工夫，大略不离天命之性。学者必须从暗中用功开始，这就是入手的一步；从这里逐渐寻求向上，直到连语言和思虑都没有可以凭借的地方，才同天的本体相称，这叫作无欲所以能静。静中广大浩瀚如天，自然有这些生生不息、不能自已的生意，那就是仁的本体。穷究这个道理，叫作穷理；但书本身不是道理。汇集这个道理，叫作集义；但义并不在外部。如今只把辨析义利看成燕国、越国那样的分途，又一定专靠读书来获得知识，怎么知道不会堕入把义看成外在之物的见解呢？至于在中道上徘徊，向东向西改变方向而不能自主，也必然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告子求仁却不知道义，同今天求义却不知道仁的人，病根是一样的。第四，《大学》的八条目，过去同诚意这一关全都看错了。如今来信说学到诚意，是精微中的精微，这是卓越的见解。意有好恶，却没有善恶；然而好恶只是一个动机。《易》说：“几，是事物发动时的微小征兆，是吉祥将要显现的先兆。”所以没有比心更粗显的，也没有比意更微细的，这是先儒的话。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岂不是把心当作意、把意当作心了吗？“知”这个字，指的是良知，因为它是这个意的真实根源。所以说诚意要先致知。“物”这个字，指的是道理，因为它是这个知的真实条理。所以说致知在格物。万物有善有恶，但它们的本初却本来是善而没有恶；道理有万千差别，但它的根本却纯一而不是二。真正的格物，不是粗浅，也不是精微；不是内在，也不是外在，正是天命之性，是一条直达的渡口。所以《大学》把它作为第一要义，确实不是妄说。选择道理而不能精确，明代儒者的见解确实有这种情况，并不只是胡、薛二人如此。然而，道在于反求诸己，学贵在自己获得。如今即使把诸儒剖析得清清楚楚，判定谁是谁非，因而找到归宿，仍然只是依傍门户的见解，我不希望门下有这种做法。至于后来谈到著述这一方面，大体上著述有两种：有讲明道的言论，有寻求道的言论。讲明道的言论，句句谈本体，不妨保留自己所相信的；寻求道的言论，句句谈工夫，不妨保留自己的疑问。求学一定要有大疑，然后才有大悟；《偶语》三卷，大抵就是疑案。所以其中说：“学到有疑问的地方，才好商量。”如果由此进一步寻求确切的信念，一定会有一种不可用思虑言说说明的工夫；到这时，门下纵然任意开口说来，无论横说还是竖说，即是本体即是工夫，无不属于大道。勉励吧，勉励吧！我不是已经知道道的人，却拿寸莛去敲发洪钟，希望或许正在这里；又拿什么来回答你高明的询问于万一呢？只有遥遥地神往罢了。答王右仲州刺【一名嗣爽，附来信】来信说：“先贤论性已经很详尽了，而‘天命之谓性’一句最为直接。子思自己解释说：‘上天的作为，无声无臭。’既然无声无臭，怎么会有善？连善都没有，怎么会有恶？这是谈性最后的归结。然而告子以无善无恶来论性，为什么被孟子否定？性既然不容许言说，孟子为什么又说一个‘善’字？既然有善便有恶，既然有善恶便有可以为善、可以为恶，一定说它善，一定说它不善，各种争论纷纷而起，怎样才能得到最后的归结呢？先儒论性固然有义理之性、气质之性的分别，但实际上义理就寓于气质之中，不能分成两种。义理、气质既不可分开，那么性的发用也不能纯粹说成善。所以孔子只说‘相近’，孟子也说：‘至于人的情，可以使它成为善；既然可以成为善，也就可以成为不善。’由此可知，性本来无所谓善和不善，却兼有善和不善，是因为落入气质之中，不得不如此。我私下认为，分别说义理、气质，稍觉支离，不如张横渠把虚与气合看为浑然一体；可是先儒又非难这种说法，为什么呢？”

译我私下认为，战国时诸子纷纷谈性，各人都发表一番议论，而孟子用一句“性善”作了断定，难道只是说性可以成为善而已吗？他后来又说：“天下谈性的人，不过说它原来的样子罢了。”所谓原来的样子，是以利为根本，可见这种性生成本来如此，不需人为安排造作；这就是天命流行、万物各得其无妄本体的道理，也就是“无声无臭”所说的境界。无声无臭，是浑然至善的别名，并不是无善无恶。告子专在“无”上立足，同天命之性还隔着几层；孟子姑且不与他深谈，只急切地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指出“善”字，这仍然只是第二层意思。性一旦落实为四端，在义理之外便有了气质；各种因素杂糅，时时同外物交构，于是善与不善的差别屡屡出现，所以宋儒关于气质的说法，也是由义理之说启发出来的。总而言之，气质之性就是义理之性，义理之性就是天命之性，善则一同为善。子思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叫作中。”这不正是气质纯粹的状态吗？其中出现的不善，不过是快乐过度而淫荡、悲哀过度而伤痛；其中相差毫厘和相差很远，同样都是过与不及，都是从本来之善流变出来的。只是既然有过与不及的分别，积累下去，可能会增加五倍十倍乃至无数倍；这才是习染造成的危害，而不是本性的罪过。所以说“性相近，习相远”。先正曾说：“高声说一句话就是罪过。”类推而言，颜氏不迁怒，仍有违于中和本体；一旦迁怒，和世人因一点怨隙便杀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大概事情虽然有明显的差别，但内心的过与不及，总的来说只争差那么一点；这一点可以说是偏颇，却不能说是同善相对立的恶，何况偏颇一旦反过来纠正，就回到中和了呢？所以性无有不善，而心则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心本身也没有不善，而习染却有善有不善。种种对待的名称，都是后天才产生的。诸子没有察觉，却一概把责任归于性，不是太冤枉了吗？成为善或不善，只要是人为处置便不是性；有善有不善，只要是分别处置便不是性。把虚与气合起来称为性，气本来就是虚，那么最初是谁把它们合起来的？总而言之，太极与阴阳只是一个道理，只是不指出其根本，来路便不清楚，所以《中庸》也常说前定、前知、前处，正是无声无臭一路的消息。学者从这里下工夫，才是真正行善去恶、希望成为圣人并通达天道，或许可以达到。此文成公说：“只应当在根本上追究生死，不要向支流上辨别清浊。不知门下认为怎样？” 答王右仲二 承蒙你谈到“万物皆备于我”的说法。充满天地之间的只是这个道理，没有我，也没有物；这个道理只是一个。我成立，万物就具备于我；万物成立，我也具备于万物。天地之间任取一物作为主体，我与天地万物都具备在其中。所以说到万物，天地也包括在内；天也是一物。《西铭》的意思，是从自身推到父母，又由父母推到兄弟，这才看出同体的气象；否则早已像肝胆和楚越那样彼此隔绝了。禅家把了断生死看作第一要义，所以自私自利是禅家的主旨，把灵明留住而不归还造化，就是它的结果。然而看起来也只是玩弄精魂的伎俩，是上乘之道所不谈的。我们儒家的道既然说万物都具备于我，怎么能自私自利呢？生时既不能自私，死后怎么能自私？“朝闻道，夕死可矣”，分明就是把这一切放下了。答徐蓼莪兵垣【讳耀时】我在长安住了几个月，满眼都是风尘，唯独有一两个知己，在初次相见之间便时时心心相许。回家以来，我凿坏自遯，不敢同人交往。虽然你以使节的威仪来到尺五台，光临已久而迟迟没有问候我；但因为你高尚的情谊优先，书信和馈赠接连而来，道义上的关爱，简直充满了纸笔之间，我如何承受得起这样的感动？如今督催欠赋这一职务，看起来似乎是多余的枝节；但贤者既然接受了这个任命，就应当从这枝节中理出痛痒和血脉，作为下手办事的方法。近来百姓的膏血已经枯竭，而户部的征求仍不停息，百姓揭竿而起，行动将要波及这里。江南一带如果确实赶紧设法消弭，就把这件事办完后上报，我想皇上一定会有所处置。再如敝县山会，明年催征的钱粮已经达到五七成，而藩司征解的钱粮还不知道拖到哪一年；即使多年拖欠中只有很小的数额，当事官员所受的参劾处罚也往往难以计算。由一个县可以推知整个浙江，由浙江又可以推知天下。阁下任职已有一段时间，想必已经完全掌握要领；似乎应当会同藩司彻底清查，征收一项、解送一项，永远明确统一的制度，使从中饱私囊的人无法上下其手，也使地方官从此望风而行。这样才是默默扶助天下元气、多少培植国家命脉的办法，谋划必定应当从这里着手。愿阁下努力图谋此事。答胡生一 近来读到你的亲笔信，洋洋洒洒一千多字，向我说明乐天的学问，真如引来清风、沐浴甘雨，不知不觉间宿日的污垢便从身上洗去了。因而也仰望窥见你的用心，莫非就是所谓曾点、雕开已经见到大意了吗？然而我私下有一个问题：忧和乐作用于人心，大概也是有缘故的。忧虑虽是一件事，小人忧虑的是实际得失，君子忧虑的是道；快乐虽也是一件事，小人快乐于实际感受，君子快乐于道。忧虑道，即使忧虑也是乐；得到道的快乐，其中也自然有忧。因此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这是孔门真正的血脉。后来求学成为圣人的人，也由此可以知道。假如不学习孔子所谓发愤的动力，只学习他以乐忘忧的境界，即使偶然有所见，也终究不是实际工夫，何况流变下去还会成为猖狂、无所顾忌呢？所以我不敢只拿“乐”字来规定学问，而只以凛然忧勤、警惕自励的方法严格要求自己，也是不得已用来鞭策自己、纠正世俗学问弊病的办法。至于来信所说，自然像韦弦之戒，我怎敢不猛烈地反省振作，以免辜负三种有益朋友的帮助？白沙先生的诗说：“炉火消融了雪，日月消融了冰；日月照到天心，冰也到了它那里。” 我们这些人必须把这些冰雪全部消融，自然会有抵达根本的一天。不然，无论说忧还是说乐，总都没有正确的着落。答胡生二

译你前一封信谈乐天之诚，也已经看到了圣贤心地活泼灵动的景象，只是多流于悬空想象，没有落实处，所以我借忧勤惕厉的说法来纠正你。第二封信刚刚谈到自己有世俗的肠胃和骨气，浮薄的姿态和感情，因事而使心受累，离开本心而形成习性的说法，我才知道你前一天的见解确实只是在数说别人家的珍宝，没有涉及自己。如今只要一味鞭策自己、痛责自己，觉得有世俗的肠胃就替它洗刷，觉得有世俗的骨气就替它磨炼，觉得有浮薄的情感和姿态就替它振拔，那么对于古人立志的说法，也已经想通了一大半。因事使心受累，是因为心本来不受外物拖累；离开本心而形成习性，是因为心本来不可离开；也不过是除去那些使心受累、使心离开的东西罢了。第三封信谈学术中辨别似是而非的问题，却独独敬服薛文清，并且想以“敬”字作为入门工夫，这同前一天所说的乐天学问，差别简直像燕国和越国一样。只怕你仍然只是借古人的成案评论一番，过些时日，见解仍旧没有改变。薛文清是学习程朱的人。朱子谈孟子“道性善”一段，实在是替学者指出真正的血脉：如果学者不能先相信自己原本就是一个圣人，怎么会有亲切下手的工夫？主敬的说法也只有到了这里才有依托。如果药物服下后没有出现瞑眩反应，也正是因为药力要除去一个信道不笃的病。至于习染最难清除，气质最难改变，身心最难相合，言语行动最难没有过错，这种种苦心，都足以看出你发心的真诚和鞭策自己的力量。但这些病痛依旧只能从真正相信的地方下手，赶紧把性善、尧舜的说法切实落实到自身来理解，直到全身汗出，真正知道古人的话没有欺骗我，这就是瞑眩，是好的消息。终究不能依靠宁静的一点机锋来玩赏，也不能把见闻知识当作口耳之学来经营。如今且坚定地树立志气，相信圣贤是一定可以学习达到的，同时又不要预先拟定某一条必然得力的进程；不要陷入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的私心，那么日积月累，进步自然不会停止。只愿你努力。答秦履思四 学者只有工夫可以谈，本体处实在不能加上一句话；刚加上一句话，便已经属于工夫方面了。然而谈工夫时，本体就在其中。大体说来，学者肯用工夫的地方，就是本体流露的地方；善于用工夫的地方，就是本体处于正当状态的地方。如果在工夫之外另有一个本体，可以把两者拼合在一起，那它就是外在之物而不是道。董黄庭所说为善去恶，未尝不是工夫，只是恐怕不是本体正当流露的地方。所以陶先生反复以本体来救正他，说黄庭自身本来就是圣人，还有什么善需要去做？还有什么恶需要去除？这是在工夫下手处打入的要害针，并不是只谈本体。然而学者对此仍不能没有疑问，为什么呢？既然没有善可做，便也没有做善的事情了；既然没有恶可除，便也没有除恶的事情了。这样将会使天下人流于猖狂放纵，甚至流变成佛、老之学，也未必没有这种情况。因此我在这里，只提出“知善知恶是良知”一句来解释纷争。就良知谈本体，本体绝不是虚无；就良知谈工夫，工夫绝不是枝叶。这样或许可以表达取长补短的意思。以前季路问侍奉鬼神，得不到关于鬼神的答案，又问如何认识死亡，都是想从无处立足。孔子一方面说：“还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另一方面说：“还不知道生，怎么能知道死？”每一问都从有形的事情转回来。由此可知，孔门的传授只在日常人伦生活中寻找归宿，绝不在这些之外空谈本体，以增加高明之人的迷惑。这就是性学所说的“知道生便是认识本性的地方”和“侍奉人便是尽性之处”。孟子谈良知，只从知道爱、知道敬的地方指示；知道爱、知道敬，正是本体正当流露的地方。从这里行善才是真正行善，从这里除恶才是真正除恶，那么“无善无恶之体”也就不必再说了。如今人们喜欢谈性学，只会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不免犯了季路两问的意思。这正是孔子所忧虑的，所以他急切地用侍奉人、认识生来提醒。我们这些人嘴里句句说“侍奉人”，却仍旧说到“侍奉鬼”上；嘴里句句说“认识生”，却仍旧说到“认识死”上。连训诂的意义也失掉了，所以我当日有那番话，大概是想让学者牢牢记住并奉行圣人的教诲，以此作为入道的地方。答祁世培侍御【名彪佳】令岳秉铨，国家的治乱安危，全在今日。处在这个位置的人，关系实在非同小可。贤者既然任职，自然应当有一番光明磊落的作为。只是时局难以调理，众人的情形还没有完全了解，难免一行动便成为棘手之事，还须阁下秘密地加以指引。将来世道实在要仰赖您；万一偶然失足，作为至亲的阁下，难道可以置身事外、毫不关心吗？从前王墨池负有一时的清誉，等到辅佐铨选官员时，举动很是失去众望。高忠宪公曾经当面指名斥责他，当时我还颇认为忠宪公做得过分。然而如今追想前日的事情，墨池确实有不恰当之处。处在任免进退人才的位置上，却难以称职，往往就是这样。承蒙来信提及此事，冒昧附带说出，希望阁下留意。与侯陆珍司农【名恂】承蒙寄来关于钞法的议论，因为我正坐病在身，来不及立即回复。况且我浅陋的见解，自己揣度也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的。我私下认为，国家制定一项法令，必须在于能够实行；实行的关键又在于能够长久，而不只是勉强应付眼前。捧读部议，如果仓促实行，每年可以得到一百五十万金钱，充入度支，确实很有利。然而只有这一百五十万金钱的钞，在上下流通之间，从一年以后，又到哪里取得一百五十万金钱充入度支呢？这好比短期贩卖，靠博取子钱和母钱，以日月计算，却不能长久；时间一长，没有不立即失败的。俗话说：“袖子长善于起舞，钱多善于经商。”似乎不如仍旧仿照国初的制度实行，这样还比较没有弊病。国初的制度兼有利于百姓，最后也有利于国家；今天的制度专门使国家得利，却会造成危害，或者遗祸于单门贫民，最终反而损害国家。因此，明旨驳正的用意，确实值得深思。我偶然同王云来中翰谈到此事，过了几天，中翰亲笔写信列条议论，送来让我阅读，其中说“把财富留给百姓，不应先谈利而惊扰百姓的视听”，深深合乎我的心意。其他条款也写得很详细可观，冒昧把这些意见告诉阁下。《刘蕺山集》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 《刘蕺山集》卷七 （明）刘宗周撰 ○书二 致温员峤相公【名体仁】原任官员刘宗周谨再拜呈书给相公阁下：宗周不过是一个孤单无依的人，长期甘心被弃置不用，竟蒙皇上和相公特别知遇，从田野间起用，滥居卿贰之位。任职不久，不幸患了犬马之疾，多次向皇上陈诉，终于承蒙批准。宗周从此辞别宫阙，也辞别阁下而去了。临到分手之际，心中惆怅不安，夜里也禁不住徘徊，自己痛恨此生没有办法报答君恩、酬谢知己；恐怕一旦猝然先于朝露而死，死也不能瞑目，所以请允许我以狂妄鄙陋的见解，恭敬地向您进一言。宗周自从入朝以来，仰见皇上敬畏上天、勤恤百姓，孜孜不倦地希望天下得到治理，精诚所至，随便哪一件事都足以感格苍天。面对天下万方，也没有辜负尧舜在上；阁下又以清正执守的风范和政绩在下面辅佐皇上，君臣相得，真可以说如鱼得水。近来宗周跟随九卿之后，有机会参与召对，看到皇上处理御史詹尔选一事，更加看出大圣人没有私我之心，也仰见阁下能够顺成皇上的美意，同时纠正他的过失。宗周不胜举手加额，庆幸太平指日可待。然而，请允许我借此再推论几句。如今天下祸乱蔓延、战争接连不断，不知何时才能止息，动辄说要匡救时局，却没有人才。皇上求贤如渴，并不难于屡屡破格任用，以尽用天下人才。至于起用废弃不用的人，更是空前的典章。该部汇集题奏、奉诏释放的人，只有十二人，皇上特别首先录用惠世扬、黄道周，朝廷内外无不歌颂圣人知人善任的明哲。只是该部对于世扬，起初拟任边地巡抚，说他有边才，却被驳回；又拟任南方缺额，说他文武全才，又被驳回；到再次驳回之后，竟然搁置不办。人们于是不能不对阁下有所期待了。世扬在先朝任谏官时，与杨涟、左光斗声调相同，幸而九死一生；圣明首先起用废弃之人，理应没有比世扬更先的。而朝廷中那些与他意见不同的人，正拿门户之见来排挤他，使他禁锢十年，处境已经到了穷困极端。冢卿虽然有意怜惜人才，曲意为之调解，却始终不让他进入长安。这究竟是奉了谁的风旨？阁下身居揆席，掌握国家政权，本来就负有进退人才的责任。假如天下有一个贤人没有得到进用，或有一个不肖之人没有被罢退，都必然要责问阁下。然而阁下进退天下士人的做法，却有许多不可理解之处。自皇上即位以来，天下被废置的士人有一百多人，其中多是天下贤者，阁下却没有听说说过一句话来救正。时常还有人乘机落井下石，例如罗喻义因为触忤阁下而被废黜；吴家周、吴执御、瞿式耜等人因为弹劾阁下而被废黜；钱谦益因为在朝廷上与阁下争辩而被废黜，这些尤其是明明白白的事。阁下身居揆席，本来是所谓与君主并肩辅政的人。即使发生廷争，又何妨虚心自处？可是阁下有时显露出实在不能容人的样子，例如巴县王应熊因为舆论而离职。嘉善钱士升早早上奏争辩的事，是嘉善辗转传达给我知道的，而阁下不能直言告诉皇上，听任他因家奴之事被枉加戍边之罪，这就近于出卖朋友。长洲文震孟是皇上特意简拔的，几个月来参与了解天下政事，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可指摘的过失，却竟因为与许誉卿处置一事意见不合，便激怒圣上使他离去，这就近于欺骗皇上。长洲刚直不阿，因为言语获罪，阁下确实有这样的情况。那时香山何吾驺并未说一句赞成的话，也因为与长洲同调，竟以心怀腹诽之罪被逐，这就近于诬陷下属。近来嘉善离职，他所提出的建议关系国家体统，阁下实在参与知道，为什么不说‘我应当与他一同获罪’？圣明未必不会像对詹御史那样从中转圜。可是面对雷霆之怒，阁下顿时畏缩不前，致使嘉善独自因进言获罪，这就近于暗中排挤同僚。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以后与阁下共事的阁臣，不也就困难了吗？门户之争之所以多有依附，也有崔、魏之流厌恶门户而促成它的原因，谁能说不是这样呢？可是阁下不免怀着分门别户的心思，形成矫枉过正的见解，一天入朝，便发生科场诉讼。钱谦益本来没有罪，阁下却特意借着他的瑕疵阻止他晋升，没料到反而使他再次获罪。而且阁下竟凭此得到进用，从此人人树立敌人，处处张弓设防；议论阁下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阁下也逐渐不能忍受，终于一朝发难，明借皇上的恩宠威势作为驱除异己的凭借，几个坏人又渐渐起来响应，充当爪牙，使从前与您持不同意见的人全都裹足离去；朝廷之上也显得风平浪静、波澜止息，没有一件事不利于阁下。这样，阁下已经安稳得如泰山了吗？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骑虎之势。即使阁下自许坚持孤立的原则，不阿附权贵，不顾忌怨恨，不回避私情，最能使自己确信无疑的，莫过于弹劾郑鄤一事。郑鄤操守不检点，弹劾他确实是对的。只是如果郑鄤不是门户中人，阁下还会这样毅然决然地对付他吗？如果这样做了，却还要向人号称‘我是为名教卫护，我是为朝廷伸张三尺之法’，那么阁下平心自问，一定不会认为自己真是如此。所以有人说，阁下将要因为门户之争杀掉郑鄤。又如揭发张寿祺、成德一事：二人一个犯了贪赃罪，一个荒废职守，本来已有应得的罪罚；却动辄激怒圣上，把他们交付诏狱。人可以杀，却不可侮辱，这很使听闻的人寒心。何况不断加以锻炼罗织，最后终于形成文字罪案，人们将会说阁下因为门户之争杀掉了这两个人。三个人确实足以成为门户的负累，在阁下看来何妨把是非分别清楚？古代贤人说：‘我的心如同秤，不能替人增减轻重。’阁下难道没有听说过吗？阁下如果不是为了辨明门户而谋划，那也就罢了；如果确实是在为辨明门户谋划，那么不如从废籍中选择天下贤者来任用。就从世扬开始，再举用那些对自己最不利、却最贤能的人。举用亲近的人，也举用仇敌，大家共同走在大道上，用来匡救时局艰难，向上报答圣明，稍稍挽回末路，难道不能使心事像潞公一样光明，使功名与夷简相当吗？从前的恩怨，都如过眼的风。若仍然不肯如此，那么元祐、绍圣年间纷纷不已的旧事又会重演；那些大臣即使自称邪曲不正，根株牵连，也会把杨涟、左光斗同样说成邪曲不正。杀掉邪曲的人必定是正直者，那将如何处置？红本一案，国是既然如此，自身本不足惜，可国家社稷又将怎么办？近来喧嚣的诉讼起于囚犯，争斗竟出于妇女，官员的声誉操纵在市井之中，讹言在道路上横行，清平的天下成了什么法纪！

译希望阁下仔细思量这件事。宗周偶然读到先朝的记载，例如张文忠处理大礼、大狱等事，光耀天地，却最终因为不能爱惜人才而受到当时人的讥刺，以至于直到今天还有人不能替文忠隐讳。严分宜在杨、沈之狱中获罪，只是因为不能救正他们罢了，难道一定真如传闻所说吗？至于其他边疆大臣因失职而被诛杀的事，大多是自己招致的，后人也一概归罪于分宜、张江陵。严分宜功劳在于辅佐幼主，却因为夺情一事而以栈豆之失殉弃百年功业，尤其可惜。阁下自己衡量辅政的功业，谁比文忠更贤？稍有不慎，我不知道您与张、严二公相比又将处于什么位置。尤其希望阁下仔细思量。宗周年轻时不如别人，年长以后也没有什么成就，只因同年登科的情谊，多年来把阁下当兄长敬事，却因地位高下悬殊、聚散无常，终于没有机会时时承受您的教诲。因此我内心恳切，始终不敢把自己置于您的门外，便禁不住写出这些胸中话，像患病说胡话一样。料想阁下收到后，一定会骂我是党人的余唾。然而宗周已经老了，又患病将死，早晚之间而已，心里还想做什么呢？难道还要自陷于依附门户，招来后人的讥笑吗？我内心实在不敢辜负故友，因而辜负君父。俗话说：‘甜美的病不如药石。’君臣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朋友之间呢？请阁下姑且宽容我，慢慢取来思考；即使我的话确有过分之处，也将能够谅解我的心意。临写此信时情绪激切。答王金如 前些时候草率作答，我区区的心意，想来有些地方没有向您完全说明白，现在冒昧再进一步请教。私下认为，这一道统的传承，到我夫子才集大成。他的微言大义载在四书六经之中，可以考察而相信。求学的人从儿童时便学习它，直到白头也不能得到其中的理解，于是还认为其中见识太少，向外寻求帮助，这和盲人在光明普照之下寻找小火来照明有什么不同？有人说：取法善道贵在广泛，学习不忌讳博杂。这正是说，先从孔孟之学有所获得，然后以此在诸子百家中折中取舍，判定它们的瑕疵和长处，决定保存和舍弃之处，那么无论到哪里都可以成为证明道理的地方。如果只是姑且保留一种不足的见解，再广泛考察、旁征博引，偷偷地取来附益，便没有不反过来与之交战的。唉！孔孟已经逝去，微言日渐湮没，能够读懂圣人之书的人还有几个？只有老庄一派，最初被长生的见解蒙蔽，崇尚虚无，断绝仁义，各自著书流传后世；他们背叛道统，显然不值得辨析。唯独杨朱、墨子谈仁义，却使孔子的道理晦暗，所以孟子用尽全力斥责他们。孟子的七篇文章问世之后，杨、墨两家便衰废了，学者于是专门谈论老庄，至于坚白、异同之类，也都只是寓言的支流。汉、魏以来，思想又一变而谈黄老，也称作易老，把伏羲、神农与老氏合在一起，牵合附会的情状不可胜言。然而祖述这种学说的人，也不过竞相标举名理，用来作为谈论的材料，其旨趣浅薄，很容易穷尽。此时如果有圣人出现，一倡导吾道来加以匡正，那些清谈就会像摧枯拉朽一样被击破。可惜崇尚有的学说不足以满足当时，只徒然互相讥刺，最终对天下的乱局没有补益。于是西方的教法乘虚而起，俨然雄踞在它们之上。这仍然是虚无的学说，却更加反过来追求根本，破除尊生的见解，超越无生，而把功德归于明心见性。当时有与我儒学说相通的地方，读儒书的人又从而附会它，出入变化，无法看清端绪。在圣人远去、言论湮没、学术断绝、道统丧失的日子里，学者突然听到这些说法便很高兴，以为这是我圣人从未说过的。又有人进一步说：‘这不是禅，而正是我圣人的精微言论。’怎么能不掉头相互跟随而奔向它呢？上天并没有灭绝吾道，特意使宋代诸儒相继兴起，彼此呼应，共同修明孔子之学，光明灿然。于是他们恳切地把排斥佛、老作为自己的责任，比孟子排斥杨、墨，功劳伟大。然而在这个时候，佛教大为流行，寻求其中纯粹独立、完全属于儒者的人，除了濂溪、明道之外，便没有听说过了。其他人有的开始接近而最终离开，有的暗中吸收而表面排斥；那么他们对于我圣人和佛氏之间那种只差毫厘、实则有别的辨析，恐怕也有辨析得不够精细的地方。因此在解释经义时，有时便失于支离。把我圣人的真道归入禅宗的人，不敢置一词；偶尔有置词的，也立即把它斥为禅，不再加以辨别。所以即使有师友传承的渊源，罗从彦、李侗也不能一下子彻底领会；晦翁虽曾与陆氏一堂会面，鹅湖之会也不能完全改变自己的成见。这样一边那样、一边这样的相互之间，本来已经是开门揖盗了，何况末流更加弊坏呢？排斥佛、老，是美名；如果因为言辞不能胜过对方，竟至于贬低我圣人的道来迁就它们，难道不是更加给对方留下攻击的把柄吗？于是佛教徒私下听到这些话便高兴地说：‘你们这些儒者竟是这样，凭什么排斥我们呢？’即使学习圣人之学的人，私下听到也愤怒地说：‘你们这些儒者竟是这样，凭什么排斥佛教呢？’这就是禅学日新月盛、没有止息的原因。又过了三百多年，阳明子才出现，起初也曾经常从佛、老两家的学说中求取。很久没有所得之后，他才转回来从六经中寻求，特别把前些日子让给佛教、弃置不用的东西重新恢复起来，并且在宋儒学说之间周旋，彼此弥补漏洞，兼收朱熹、陆九渊两家，来求得正确的道理。良知之说对后来的学者有功，斯文因此又振作了一番。如今读他的书，例如他说：‘佛氏的本来面目，就是我圣人所说的良知。’又说：‘工夫与本体大致相似，只是佛氏有一颗自私自利的心，所以不同。’又说：‘佛氏置人伦于不顾、遗弃事物之理，本来不能说是明心。’可以说击中了要害。我的意思是，后来学习圣人的人，从阳明子到朱子，再到明道、濂溪，上溯到孔孟，如此而已。然而学习阳明之学的人，志意并不止于阳明。读了龙溪、近溪的书，常常对他们老师的学说不满足，反而更加启发瞿昙的秘旨，把它们都归到老师名下，逐渐排挤阳明而归于禅，这不是太冤枉了吗？那么生在二溪之后的人，也就可以知道了。即使子舆氏再生，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我常私下感慨认为，假如当今世上真想让求学者学习圣人的道，而不许他们出入佛、老之说，这就像想让人进门却把门关上。

译这好比溺水的人，给他一个葫芦让他渡水；一个葫芦也可以成为渡水的凭借。求学者只怕不真正读佛氏的书。如果真正读佛氏的书，一定会有对佛氏学说感到不安之处，然后才会对圣人之道长叹，直接只差一步便能通达。若确实如此，佛教对人又有什么妨害呢？不过话说到这里，已经是不得已而作的极端思考了。我出生得晚，来不及侍奉前辈老师、大儒，幸好在乡里私下师事诸位，得到陶先生有渊源的学问；他涵养深厚而自有所得，完全可以尊为学术坛主，与几位同道共同讲述所闻。每次一到讲席，他总能打开我积久的痼疾；退下来后我却惘然若失，觉得心中所怀没有得到满足。一时听闻的人都受到激发，新建之学稍微有了传布，希望可以有所寄托。其他人如求之的斩截高峻、霞标的笃实、子虚的明快，我自视不足，认为不能赶上，因此与他们往来论道十多年如一日，并不追问他们究竟是儒还是禅。至于我对您的期望，内心确实与对一般人的不同。您的志向宏大，骨力坚强，血性热烈，往往超过后来的年轻人；按照您目前所达到的程度，成就实在不可估量，我不敢仓促追问您究竟是儒还是禅。其他诸位也可以由此推知。然而世人悠闲议论，不能不疑惑地说：诸位君子谈的是禅，行为是禅的行为，戒律是禅的戒律，交游也是禅的交游，凭什么还说是道学呢？况且您如果要同那些跟随佛教学习的人交往，难道还不如跟随我们这些流俗之士吗？我听到这话，只是笑而不回答。诸位君子的自信越坚定，他们的教化也越能推行，而世人对他们的悠闲议论也更加严重。唉！从今以后，如果永远把人拒绝在流俗之外，使人不能听闻圣人之道，这也是诸位君子的过错。传记中说：‘站在中道上，有能力的人便跟从他。’又说：‘鲁国人打猎争夺猎物，孔子也随同打猎争夺。’诸位君子如果真畏惧天命、怜悯百姓困穷，有广泛救济一世的胸襟和志愿，使一世的流俗之人全都归向大道，对上接续孔孟的传承，对下进入阳明的门庭，那么在内心、行迹以及出仕、退处之间，也一定应当有自己的处置了。如果只衡量自身，诸位君子的行为完全足以自信，又哪里去不得呢？然而我知道您一定会选择他们而不会选择我们这些流俗之士。我资质本性不及别人，年老了还没有听闻道理，却仍私下希望学习它，谨慎地补救过失都来不及。只要能纠正我的过失、弥补我的不足，都是我的老师，我愿意跟随他终身学习。关于小学之学的订正，希望您不要疑虑，也不要对我产生疑虑，愿您始终教导我。给黄石斋少詹一封【名道周】学术不明，人心不正，世道也随之败坏，于是造成今天的祸乱。一根丝也能系住九鼎，如今独赖我们这一党的清正舆论尚且存在，暗中夺去奸邪之人的魂魄，扶持国家命运于无穷，那也就是所谓功劳不在大禹之下了。我因衰老多病伏枕一年，天天不能接触朝廷事务，朋友时时把您门下直言进谏的多篇奏疏传给我，我总是击节赞叹。没过多久，又得到您离开国家的情状，因此再次为之长叹不止。唉！君臣相遇，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如今您差一点就得到君主的知遇，最终却还是没有得到，难道不是天意吗？俗话说：‘汉文帝不能任用贾谊，贾谊自己也有过错。’用来验证近来的事情，真是千古同样令人感慨。我没想到您学习古人的道理，却只拿长沙贾谊来比拟自己。即使如此，假如上天果真想使这个世道太平，必定会有一个掌握大人之学、如孟夫子一样的人起来而遇到明主；即使齐、梁的君主也还足以任用他，何况更进一步遇到圣明的君主呢？世上暂时没有这样的人，只愿您始终勉励自己。答胡嵩高、朱绵之、张奠夫诸位生员【嵩高名岳，绵之名昌祚，奠夫名应鳌】近来承蒙您赐下书信，连续数千字，充分看出您卫护道统的苦心。在今天的世道，这大概也如同空谷中的回声；何况让我这样不才而浅陋的人来承受，又不只是大声呼喊，简直如疾雷震耳。怎敢不拜谢您的美意！我对此还私下有一请求。道只有一个，佛氏却把它分成两种；教化本来有分内之责，却托付于佛氏，因而混淆它，这成为世道的祸害，确实如您所说，本来不必再另起话头请求了。如今谈佛氏之学的人，都是有意于圣人之道的人。不幸正逢圣人远去、言论湮没的时代，又没有老师大儒作为依归，于是不知不觉被佛、老二氏迷惑，其中尤其深陷于禅罢了。这也就是圣人所说贤者、智者的过失。他们对于圣人之道，既然从小就学习过，日常伦理和生活事务，凡是近在耳目的，大体都能知道。稍稍读到佛氏的书，便觉得不同；佛书单独提出心性宗旨，层层深入，又层层扫除。拿它与我儒家谈论天道的说法相比，尚且隔着好几重阶梯，而他们却自夸为妙道，自叹为希有，怎么能不舍弃儒学而跟从它呢？这就是厌弃寻常、喜爱新奇的迷惑。圣人之道不落入虚无，件件事情都有可以持守遵循之处，按理说应该容易学习。可是即使以我夫子的圣德，竭尽一生的功力，到七十岁才差不多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他门下的弟子有三千人，能够传道的也不过一两人，而且仅仅具备其大概，何况只是听闻而有所知的人呢？可见求道之难，而学习成为圣人又如此不容易。哪里像佛氏，以悟性作为准则，一念转机，立即就同于本来所得；跟从它教法的人，无不人人都能证入圣境，句句都能传承宗旨。我难道不会舍弃困难而趋就容易吗？这就是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的迷惑。况且学习圣人之道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对自己有益；即使不然，也应当对天下有益。可是儒者首先禁止人以功利为说，假如不能居于职位，便披着蓬草般的衣服到处行走，乡邻发生争斗，也只会闭门不问。佛氏的心性宗旨一旦彻底领悟，发愿就是道场，忏悔就是脱离苦厄，超度六道众生，冥冥中的果报通达三生，而自身又超越三生六道之外，以了断生死这一大事。这对自利利人不是无穷有益吗？还需要等待一切有为之法吗？这就是计较功效、谋求利益的迷惑。这三种迷惑，总而言之，就是儒门清淡恬泊，收摄不住人心，而佛家所做的自我供养、自我确认。却不知道圣人之道本来就是这样清淡而不令人厌倦，进步必定要循序渐进，而且越进步越没有穷尽，出于义而不出于利。

译这就是所谓迷惑得最深。孔子说：‘喜好隐僻之事，实行怪异之行，后世还会有人称述他。’大概说的就是这种人吧？当世并不缺少雄才深识、警敏聪慧的人，他们所见往往超过常人；可是反观自己的本性境地，仍然茫然无知，连佛、禅的藩篱都不敢指望越过，更何况卓然有志于圣人之道、登堂入室的人呢？那么在这彼此一方与另一方之间，本来还没有谁真正胜过谁。既然不能胜过对方却相互讥刺，妄想用语言文字挽回那颗一去不返的心，也只会加重他的迷惑罢了。那么该怎么办呢？我对此有一番说法。如今谈佛氏之学的人，大多盛谈阳明子，只是因为良知之说接近于性觉，所以借用它来扩大佛教；而僧侣一类的人也侵夺、假借了良知之说。唉！古代的儒者，不过孔孟而已；一传而为程朱，再传而为阳明子。有人认为阳明学接近禅。古代的佛者，也不过释迦而已；一变而成为五宗禅，再变而成为阳明禅。人们又认为它接近儒学，这难道也是天地玄黄混合的一次会合吗？有见识的人说：这大概是佛法将要灭亡的征兆，却是儒教重新开始的契机吗？孟子说：逃离墨家的人必然归向杨朱，逃离杨朱的人必然归向儒家。如今谈佛氏之学的人既然无不谈阳明子，我也只同他们谈阳明子罢了。这好比逃亡在外的孩子，仍然认得父母，时时触动他的痛痒，那么父母本来就可以招他回来。从阳明子再往上，就更加模糊难明了。阳明子，是吾道的父母。如今谈佛氏之学的人，用孔孟招引他们而不能成功，用程朱招引他们也不能成功，那就请用阳明子招引他们。佛氏喜欢谈宗旨，我便用阳明子的宗旨来谈宗旨；佛氏喜好顿悟，我便用阳明子的顿悟来谈顿悟；佛氏喜好谈功德，我便用阳明子的德来谈德。也不过说良知而已。孟子说：‘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求学者如果不知道有良知之说，那就算了；假使知道有良知之说，稍稍求取它，时间久了或许有所见解，那么即使嘴上不离佛氏的学说，脚步不离佛氏的寺院，心却已经醒悟而成为我儒家的心，从前的迷惑一朝破除，又何必担心他不成为儒家之徒呢？这就是我姑且同他们谈阳明子的原因。道是天下共同通行的大道，谈论道理的话也是天下公有的话。孔孟说得不够，程朱便来说明；程朱说得不够，阳明子便来说明；阳明子说得不够，后世还会有人来说明，只是不允许佛教徒借用这些话。假如他们借用这些话，足以成为拨乱反正的契机，那么我又怎么能不因循他们所借用的东西再借来使用，以充分伸张吾道的是非呢？孟子说：‘杨、墨之道不停止，孔子之道就不能显明。’我也说：‘阳明子之道不显明，佛、老之道就不会停止。’阐明阳明子的道理，讲说阳明子的言论，并因而参照朱子的说法，阐发朱子的蕴意，善于继承朱子的心志，以求不获罪于孔孟，如此而已。我听说《春秋》的法则是先自治而后治人，所以说：‘君子要返归常经。’我也只是和几位同道共同学习阳明子，以达到圣人的境界罢了。从今以后，希望您收起旗鼓，停止分别异同的见解，回到自己本来的立场，在此基础上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实行自己所知道的，每天进步到高明广大之境，那么天下士人必定会有人听到风声而奋发起来，吾道的光明和推行，或许会有实现的一天吧？我日夜踮足以待。答诸位生员 承蒙诸位厚意相邀，拜谒祠庙已有日期，怎敢不拜谢美意？只是我因为改葬双亲，日夜忙乱而不得安宁；披麻戴孝、居丧余生才刚过十多天，怎么能立即跟随诸位君子举行雅会，以致冒犯先圣的英灵？况且我不孝的罪过给双亲留下终身的悲痛，恩德深重而无从报答，我更没有脸面面对诸位君子。因此我不自量力地稍稍揭示自己的罪状，自我摒弃于宫墙之外，而执事仍然没有抛弃我，反而宽免了击鼓求罪的惩罚，那么我这个不肖之人又凭什么面对自己的内心呢？从今以后，希望诸位君子答应我屡次的请求，最终把我从门下名籍中删去，姑且赐给我不屑一顾的教诲，任我慢慢自我悔改。如果我的内心最终可以自我排遣，便不难再次出来向诸位君子请教做人的事务，那时侍奉教诲尚且还有机会；不然，我这奄奄一息的余生都未必保得住，诸位君子即使怜悯我而愿意成全我，又哪里还来得及呢？从前西河氏被曾子责怪，竟至于丢下手杖行拜礼，朋友之道的严肃就是如此。如果说自己并没有受楚，却只是呻吟，姑且编造这些谬言来欺骗掩饰自己逃避的行迹，那又属于极其不仁的行为了。答叶润山二 多年没有互通音问，梦中想念徒然深切，有所怀念却无法相见。忽然接到您的书信，喜悦之情可想而知。又承蒙您对我门下的信任一天比一天深，始终不断，甚至不以向我请教为可耻，我又能拿什么来慰藉您呢？大体说来，求学者对于道理，如果不是每天进步，就是每天退步；进退的关键在于自己取得的方向。自以为进步的人固然是进步，自以为退步的人也可能正是在进步。如今您已经不安于前日的见解，那么焕然一新的知识必然比前日有所进步；又把选择不精、实行不力当作自己的毛病，那么从今以后也必然会在精审和努力方面有所进步。这就是所谓每日进步。虽然如此，如果只是沉落在想象边际的事情上，也还是次一等的道理。您所举的损、益二卦，本来就是反躬实践的地方，是求学者应当终身使用而不会穷尽的道理。只是其中进退的关键也十分微细，最应当时时加以体认用功，不能临渴才挖井，归根到底都是惩戒愤怒、抑制欲望。常人有常人的惩戒抑制，学者有学者的惩戒抑制，圣人又有圣人的惩戒抑制；不只见效有难易之分，着手下功夫也有精粗之别。我认为读《易》必须以乾道为纲领，乾卦所说的知晓万物大始，就是惩戒抑制的工夫。

译把握住纲领，这个纲领无论进入细处还是粗处，都能掌握在手中了。您认为怎样？请略加批示，幸甚。您所举的‘看无形之物，听无声之声，持守而行却无所凭借’等话，也只是戒慎于不被看见之处、恐惧于不被听见之处的意思，归根到底就是慎独罢了。独，就是前面所说的乾体。然而这些话不免使文辞悠远荒谬，接近佛、老的说法，反而遮蔽本来宗旨；拿它来质证‘修饰言辞而确立诚信’的意思，大概不是这样。由此可知，我们这些人谈论学问，只应当朴实直截：一是一，二是二；即使指点身心性命，也必须件件有着落。如果天道有已经显现的踪迹，才可以一步一步寻求，不落入虚空的窠臼。眼下可以商量的，是出仕与退处这一点。我们所学本来就是要用来经世的，时事多艰，君主的恩德尚未报答，难道可以长久离开而隐居山林吗？如果说学习，那么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学习；如果说讲道，那么无论在哪里都有道。难道还可以把内外、人我、体用分开吗？努力吧，努力吧，翻然改变而出仕就可以了。辛复元，平生似乎有些来历。我曾同他交谈，见他的议论颇为正当，只是还不知道他的操守如何。凡是门面铺张得很大的人，大多不容易守持，也很关心世道，却不免过于热切，恐怕有委屈方正、迁就曲直的地方；评论人物时不得不取其长处。《陶文简公集》一部，奉上供您阅览，以慰藉您此前的嘱托。答秦履思五 承蒙您谈论近溪的学说。它虽然以赤子之心为宗旨，却终究不是我儒家大中至正的道脉。赤子之心，是纯粹属于天的。孩提之童，难道处在天与人之间吗？天如果没有人便不能充分体现，所以君子通过充分尽到人的本分来尽到天道，而天是它的根本。若没有赤子之心，哪里会有孩提之童的知觉和能力？所以以赤子之心为宗旨，是最正确的。先生的学说，可以说是直达根源，正是阳明心中的事情。然而赤子之心人人都有。只要真正相信得过，直下便是圣人。所谓相信得过，只是在这颗心中忽然觉察一下罢了。刚刚觉察一下，便可以千变万化，运用不尽。虽然千变万化、运用不尽，却不是在这颗心之外再增加丝毫东西。这颗心本来具足，返身求取便是。返身求取就是觉悟之地，觉悟之路就是圣人之路。不隔绝身心，不分歧凡人与圣人，不受根性禀气拘限，不需要等待，这才是真正纯洁清净。求学者只需时时保任它，此外没有什么奇特巧妙的方法。像先生所说的悟入之处，未免反而费力推敲。果真如此，那么凡是善根没有积蓄、慧眼不清明的人，又应当把这类人一下子安置在什么地方？或许先生所说的悟处，终究是‘■地一声’的消息。黄面老子释迦牟尼为此耗费了多少工夫，才终于达到境地。像达摩尚且面壁九年，何况其他人呢？他们只是没有认识赤子之心，却到它尚未出生以前去寻求，所以当面错过，反而耗费工夫追寻。先生为什么又要另起炉灶呢？答曹进士，名广 我这个不才之人年老而废弃不用，闭门息影已经很久了。一天，因世代讲学的情谊没有辱没，承蒙您援引声气，披示教诲，情意恳切得仿佛亲口说出一般。我捧读再三，欣然喜悦。至于‘知耻近勇’一句，简直是刺入我们头顶的针；我请先服下这种令人眩晕的药。可是您又不更加鄙弃我，反而想进一步商量我所没有达到的地方，使我更加惭愧惘然，不知如何是好。我请姑且就您来信所涉及的内容来请教，可以吗？耻，是人的本心，但具体体现和内在蕴含有所区别。孟夫子说：‘以不如人为耻，怎么能赶上别人？’后来解释说：‘以一点不如人为耻，是知道厌恶的心；如果根本不如人，却不知道厌恶。’如今人们昏昧无知，不知使用羞耻之心，很少不是把本来应当反省自身的地方推给别人；这可以叫作知耻吗？不能知耻，即使有羞耻心也等同于没有羞耻心，又怎么奇怪他们一天比一天接近昏忽而不能振作呢？这就是‘知耻近勇’的道理。曾子曾经从孔子那里听到大勇，正是把反省自身、惭愧自责这一点作为一生的定命符，这才是真能知耻的人。降到北宫黝、孟施舍，虽然矫健自喜，可以做到眼中没有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可是从君子看来，也不过是只会把过错推给外物的一点伎俩罢了。所以，与其徒有外表而效法三代的事情，不如推尊三代的人，并把他们当作朋友来交往，这才是真正的学习。与其泛泛地穷究六经之书，不如选择其中重要的地方加以实践，像南容反复诵读白圭之诗、屏山氏读《易》那样简约而容易实行。与其广泛交结、认识天下的贤人君子，不如默默修养而日益显明，不出门户却了解天下；这样，对于当今世上的事务，本来也就不必频繁奔走了。凭您的抱负，将来即使一旦身居要职，平定祸乱，使百姓从沟壑中获得生存，使宗社安置于平静安稳之中，难道不是您这样的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吗？然而假如学习不能闻道，只是凭一切意气用事来承担它，即使幸运地得到这个职位，也不过是只会把过错推给外物的一点伎俩，不值得拿来谈贤者之道。晦庵先生说：‘真正的英雄，常常从战战兢兢、警惕自励中产生。’请让我为您诵说这句话。答沈进士【名中柱】昨夜读《言志录》，大为击节赞叹。您门下的志向操守，素来如此光明坚定，将来的成就又怎么可以估量呢？人所忧患的只是没有志向罢了。这个志向用在大事上就有大功效，用在小事上就有小功效，君子也只是追求发挥它最大的作用。承蒙您谈到孟子‘求放心’一节，这真是我们终身增进学问的要领。人的心极其神妙，在操守、存养和舍弃、丧失之间，往往只差一发。立定志向以后，才可以讨论这句话。又说：‘知道求取，正是学问得力的地方。’学问，是获得知识的道路。心之外没有知识，所以叫作良知；知识之外没有学问，所以叫作致知。又说：‘思考就能得到它。’思就是致知的另一个名称，原来本体就是工夫，工夫就是本体。又说：‘谨慎地思考，是害怕它放失。’又说：‘就近思考，是害怕它放失在外。’古人立言，字字都鞭策着人深入内心，其要旨归结于知道止息之处，也就是所谓‘思考就能得到它’。性，是心的道理；心是从气的方面说，性则是气的条理。离开心没有性，离开气没有理。即使说‘气就是性，性就是气’，仍然把它们分成了两件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都是一气流行的契机，在有知有觉的一刻呈现出来；它们的道理就是如此，并不是在所知所觉之外，另有四端这样的名目。

译即使说‘知道这个道理、觉察这个道理’，仍然是把它分成两件事。良知本身无所谓特定的知，却没有什么不知；致知本身无所谓特定的思，却没有什么不思，不能用内外来谈，也不能用寂静和感应来区分。把动收摄归于静、借外物来证明自我，仍然是把它分成两件事。告子不能在心中得到它，是因为没有致知。所以孟子反过来从知上说明；不能从气上求取，是因为不认识性，所以孟子反过来从养气上说明。养气就是养性的另一个名称。先儒认为这是扩充前代圣人没有充分发明的地方，大概是取用了‘性善’的善说，并不是说这种工夫到了孟子才被说破。总而言之，只是一颗心，只是一种知，许多名称只是随着所指不同而不同。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只是求得那颗放失的心罢了。’从入门到究竟，再没有别的方法；随时用力，随处体认，没有比这更切要的了。来信剖析详尽，只是或许还因为名目不同而产生疑问，关键在于反身从自己身上求取，这就可以了。给王雪肝太守一封【名孙兰】赈济灾荒这件事困难重重，很难下手。幸亏公祖您竭力筹划，勤勤恳恳地延请访求，必定能有人探得其中要领。比如社仓一事，确实是标本兼治的办法；我已经托祁世老列举说明各项事宜，想来能够妥善办理，向您复命。但我的意思是，这件事必须由官府和百姓共同承担，仍应以官府为主，才可以实行。要使它成功，正所谓君子的德行如同风一样。眼下应当一面先急忙颁布明确告示，张贴在四座城门，晓谕士民社仓的好处，决定实行，不应迟延，以便士民遵照办理；一面命所属各处拨发赎金，召集商人前往买米，分发给东路三十九坊作为仓本，然后听凭各位士绅富户按次捐米储存；一面建立官府簿籍，把三十九坊分别登记清楚，各自报告社正，委托他们负责出纳，这样事情很快就能实行了。若上级官员不能率先鼓动倡导，恐怕人情都在观望之中，谁肯冒犯众人忌讳，挺身而出，又把身家性命托付进去呢？比如官府买米若确实属于正项钱粮，那也不妨售米之后仍把本钱归还官府；以后再用各种科罚所得来补充，积少成多，作为长久之计。城中略有头绪之后，便可以推广到四乡。总之，公祖您若真诚设法，并且推动上面实行，就不必担心士民不会在下面响应。答王雪肝（二） 承蒙您把余、祁两位公的书信给我看，我仔细读过了。对于当前救荒的紧急措施，也已经查考得很全面，似乎可以在万分之一的程度上仰承您的好意了。我虽然提出过社仓的主张，但只是空泛的设想，原本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小有差异。两位公说的是暂时办法，我说的是长久办法；两位公说的是平价售粮，我专门说的是积储粮食。我担心平价售粮的办法只能实行一次，不能再三实行；如今只劝士绅储存粮食，那么所积存的粮食就是一种无形的社仓。明年听凭他们按时价售出，仍把售粮所得的本钱，等到秋收时再照原样买米储存，仍按时价售出。这样，储米年年都有收益，买粮的人每年都能买到平价粮。再由官府用簿籍略加管理其中事务，也可以希望数年以后，无论丰年灾年都有所依靠。近年来雨旸不时，这种灾荒景象日日都令人担忧，所以不得不兼顾治标和治本来谈。若现在只为眼前打算，那么年年商议储米，年年商议平粜，最终仍然只会感到时间不够用。祁世老似乎认为我竟然想强迫士绅拿出粮食，建立社仓，把它变成公家的财物，自己却不能参与使用；这样一来，害民的命令比平粜更厉害，确实有难以实行之处，何况还会有设置经营方面的纷扰呢？如今我的意思已经说明白了，才知道原来彼此并没有什么不同；眼下先谈紧急措施，再谋划善后办法，也就可以了。与王雪肝（三） 近日承蒙本县颁下各坊储米名册，仰体您忧民疾苦的德意，到处都能感受到；一两个幸存的百姓，也稍稍有了得到半粒粮食的希望。但想到如今十室九空，即使富裕之家也很少有储藏，估计一定要把招募商人作为首要办法，才能备足这八千石的定额；可是禁止粮食外运的命令到处都是，商人连一步也难以行走。台州设禁，还可以说是隔着一个府；新昌县设禁，就同属一个府了。同在台台您的庇护之下，难道忍心让一边肥沃、一边贫瘠，相距咫尺却顿时分成吴越吗？想来台台您移文已经很久了，不知本县为什么还不遵照办理？日前宗周派人到新昌买粮，稍稍蒙受邓父母推许，想到往年宗周有赈济新昌的恩德，便殷勤报答，买得米五十斛。此外有商贩前往的，总是遭到奸民抢掠，空着口袋返回，官府也不加禁止。对抢掠不禁止，却禁止售粮，这实在是错误的办法。况且新昌人本来也是为自己打算，却不知道新昌的禁令一旦解除，台州的禁令也会解除；粮食沿这条道路源源不断地运来，对新昌并没有损失，而对郡城却大有帮助。再打通四明这条道路来接济，使远近的米价逐渐平稳，贩粮的人也不会从困顿奔波中得到什么利益。禁止粮食外运固然是王政首先要禁止的事情，但即使前些日子西路的禁运，也只能暂时实行，不能长久维持。况且越郡的一小撮泥土，本来就不足以应付钱江以北吴会数省的缓急。如果从东路来看我们越地，事情的轻重悬殊就很明显了。倘若掌管此事的各位君子怀有天地父母般的仁心，就一定不会始终只斤斤计较于一天的权宜之计。前些日子本坊曾经具呈申请，没有得到批准施行；我想其中有关于申报两道的说法，未必真的是两道都能得到吧？如今又稍微改换措辞，补写文牍呈上，敬候裁决；或者只发给一纸批文，命令本坊商人通行一次，不知是否可以？不过以我私下的考虑，储米不能不招募商人，招募商人又不能不解除禁令。如果只解除新昌的禁令而不解除台州、宁海的禁令，新昌人怎么能独自承受这项负担？那么两道的禁令终究需要公祖您把情由和利害详细说明，设法取得批准。倘若这个办法不能实行，储米一事就会成为空文；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饥民嗷嗷待哺，向富户要求平价售粮，又拿什么来应付？事情将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总等候台台您的裁决。与成台道【名仲龙】

译我们越地百姓上报饥荒，祖台您已经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了；看到台州郡和越地的丰歉相差悬殊，实在是像偏处一隅、抱头哭泣。承蒙祖台您怜悯百姓疾苦，正同郡大夫商议拯救接济的办法，随即听任本府一面发文，到台州、宁海等处买粮。我们越地百姓欢喜得像获得了新生，宗周才敢率领二三个里的人，带着本府的印信批文来投见执事。宗周遵循郡大夫的政令，统计郡城中按坊限额储米；宗周请求从台州拨给的不过二百石，至于额外赐予的粮食，那就是祖台您宽广无边的恩泽了。伏望您查照办理，使我们不至于受到地方上的非议；仍请登记备案并批示回复，也使粮食出境时不至于受到阻碍。宗周想借这次行动为一方社仓打下基础，稍等青黄不接的时候，按平价售出。今后按时收进、按时发出，使它世世代代流传；祖台您再造百姓、使其生存发展的恩德，也将世世代代流传。况且郡大夫请求买粮的举动，难道只是为了沾沾自喜吗？若真能家家得到、人人分到，正是想借此平息人心，疏通地方的血脉，暗中遏止喧嚣、凌辱、争夺、抢掠的气势罢了。如今若一定说丰歉不齐的数量，是造物主有余有不足的安排，任凭人情自行发展，那么即使在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间，也将会像秦地、越地那样彼此隔绝，互不理睬了。哪里知道天下的动乱，正是从这种事情开始的；禁止粮食外运实在不可取。若不是祖台您把由己及人的饥荒之心，根本建立在天下为公的志向上，又有谁能够改变近来的风气，挽回运势，调和天和，使一世之人达到仁慈长寿的境地呢？与王雪肝（四） 宗周仰遵储米的命令，率领二三个里的人到台州、宁海请求买粮，想为社仓打下基础。然而台州、宁海禁止粮食外运的禁令，到处都是这样。小民的喧嚣争夺本来已经很厉害，上级官府的严厉禁令尤其严重。人们动辄说：‘我们台州、宁海人自己都保全不了，哪里还有闲暇替绍兴谋划？’听到这种话，乡里人只好空着手回去。灾荒接连发生，实在难以应付，所依靠的正是四境之间救济邻人的情谊，希望粮食能源源不断运来，使小民可以借此不再恐慌。没想到彼此的痛苦竟然毫不相干，竟到了这种地步。对方说：‘连自己谋生都来不及。’我直说，他们其实从来没有真正为自己谋划过。就像人的身体，血脉要彼此贯通；从没有手脚已经衰败，而腹心还能安然无恙的。因此绍兴发生动乱，台州、宁海也会发生动乱；使绍兴安定，正是使台州、宁海安定。这是不必等智者说明就自然明白的道理。唉！四境都关闭粮食买卖，从今以后，小民恐怕一个也不能幸存了。只是公祖您作为一郡之主，小民的饥寒都仰赖您供给。我们这些人即使不能从两道取得粮食，难道忍心坐视到底而不救吗？还请您再三申诉，如同在秦庭哭诉七日；或许对方见怜，留下一粒粮食，也未可知。形势非常紧迫，惟愿公祖您赶快谋划。与王雪肝（五） 时局一天比一天紧迫，意料之外的祸患，实在不能再等片刻。我知道禁止粮食外运的命令，在主管此事的人那里有不能推卸的责任。仍然是灾荒，只下一天雨，米价就上涨；再下一天雪，米价就大幅上涨。难道一天的雨雪果真会给百姓带来灾祸吗？实在是因为人情发生变化，乐于想到动乱，竟到了这种地步。所以今天救荒的办法，必须把安定人心作为第一要义。官府贩粮的主张，就是今天的急救药方。官府贩粮的主张一实行，就会看到话还没有说出口，人心已经平定了一二分；官府贩粮的决策一确定，就会看到粮食还没有在路上解送，人心已经平定了八九分。这样，上级官员替百姓请命的心意，本来就足以逐渐取得人们的理解，并立即消除他们喧嚣、凌辱、忧愁、痛苦的气势。但依我的浅见推测，台州、宁海这一条路，必须劳驾公祖您亲自前往，才最为稳妥。即使不能如此，也必须请陈公祖走一趟。因为此时不仅道、府、县之间的情势难以协调，道路上乱民的形势也尤其不容易安定。陈公祖很有经世济民的才略，素来著有风采，若能代替公祖您走一趟，并让他带领押运的官员，所能救济的岂不是更多吗？否则，文书往来动辄成为老套；即使是小吏奔走，又哪里足以应付汹汹的乱民呢？只是所谓官府贩粮，不知是专门召集官商，完全不让民间参与吗？还是仍然采用三十九坊储米的办法，每坊发给批文，各自带本钱出面，而只要由官府领取，就称作官府贩粮呢？前一种说法路径直接，容易实行，困难在于分发粮食、收回银两；后一种说法，民情未必完全一致，但最终可以省去官府一番核算，也不违背前些日子发给簿册的办法。如果两种办法同时实行，头绪就更加纷乱。我向贩粮地点所要求的数量一定很多，对方将会有难以应付之处。如果专门采用后一种办法，那么各坊的贩粮都应分两次进行，每次一百石，这样或许可以逐步接济。总请台台裁决。昨天收到祁世老的一份条议，想来已经呈给台台阅览了。其中既有官商共同贩粮的说法，又有更换批文的说法，似乎是官府和民间共同承担责任。如今我昌安坊前些日子领取的批文竟然没有实行，冒昧暂且缴上，或销毁或更换，总听候台台裁决。本坊现存银二百两作为贩粮本钱，究竟由官府还是民间办理，也请裁决。此外还有海运的办法，人们正在观望，或许可以得到各方通融，直接由台州接应宁波，由宁波接应绍兴，又由台州接应嵊县，由嵊县接应山阴、会稽，又由金华、衢州接应诸暨，由诸暨接应山阴，这样血脉流通，事情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确实是这样，这正需要陈公祖亲自前往，向各地主管此事的人痛切陈说彼此一体、痛痒相关的道理，使从前已经麻痹的元气立即销融化解；这样，太和之气就会充满天地之间，人为的变乱可以消除，天灾也可以禳解。答范质公

译暮春时收到您的亲笔信，您所说‘人学政教’的道理很有意味；即使还没有看到您秘藏的著作，也已经使人茅塞顿开。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您的成书刻本，来启发我们这些人呢？您信中另说感念时局艰难，我也感慨不已。那时祸乱和失败接连不断，人们竟把它视为当然；士大夫中能够幸免的，像锅里的鱼、帷幕上的燕子一样，只能苟且偷生片刻，哪里知道河南、襄汉的战报接踵而来，使高皇帝不能拥有自己的孙子，神庙不能拥有自己的儿子，朝廷又怎么能指望有我们这些人呢？臣民只顾图谋苟活、享受富贵，我不知道那些谋划国家的公卿，面对交错的兵戈，还有什么脸面彼此唱和，歌颂太平呢？恐怕九庙中的神灵有知，终究不会让党锢中的诸位君子独自走上西市。后人看今天，正如今天看过去，千古以来都是如此，真可悲啊！如今江南半壁到处遭受奇异的灾荒，所到之处人相互吞食；幸而暂时还没有听到揭竿而起的呼声，终究却听不到朝廷有休养生息的恩德旨意，反而继续不停地诛求，四处征发修缮，不把百姓全都驱使成盗贼就不停止。时局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还忍心说下去呢？您胸中包藏经世济民的才略，进身不能在当今大有作为，退下来修治自己一向的事业，用来教化众人，等待后世；黑暗长夜中的人心由此得到一天，这也是世道的庆幸。弟已经老了，一切都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知己，只有关闭门户等待死亡罢了。面对风把胸中的情怀写下，仰候您起居万福，只愿您为了道义珍重自己。与章格庵掌垣【名正宸】得知您的车驾回乡省亲，我非常思念，恨不得前往相见。只是衰老病重日甚一日，难以出门，来不及前往拜访。分别数年，我一直想说的一句话是：寡妇不顾织布，却忧虑宗国将要灭亡，说的就是我啊。何况身处这件事情之中，身在一条漏水的船上，危险到和船共同决定生死的地步呢？执事您长期担任谏官，关于天下大事究竟说过多少呢？从前阳城担任谏议大夫五年不谈政事，昌黎写《诤臣论》讽刺他，他仍然自若。后来陆宣公被贬，延龄任宰相，阳城才起身取来白麻诏书将它毁坏，并在朝廷上痛哭。阳城最终因进谏而显名。大概陆宣公当权时，阳城对于天下大事本来没有什么可以说的；由此才知道，士君子的言语和沉默各有适宜之处，而贤者的作为难以预料，往往就是这样。今天天下难道没有陆宣公这样的人，只是被贬斥，甚至死去而不能复起吗？可是执事您竟然一句话也不说。即便如此，这还只是一件事。请进一步寻求其中更大的问题。今天天下的动乱，本来一定有它的根源，那就是君心。执事您也已经知道了，却把它置之不言不闻，这就是应当有匡正君心的作为。天下的动乱，也一定有它形成的原因，那就是政府。奸佞之人相继当政十多年，始终沿袭同一条道路；执事您也已经知道了，却把它置之不言不闻，这就是应当有请求赐剑、诛除奸佞的行动。天下的动乱，也一定有它最终决裂的地方，那就是国家的根本。鸟到了穷困时就会啄人，兽到了穷困时就会抓人；执事您也已经知道了，却又把它归于无可奈何而不说。就拿督粮一事来说，究竟是怎么回事？上面有一个给事中督办粮务，那么从有司以下直到胥吏、皂役，没有一个不成为给事中的属下。成群的千万人都成了给事中，用来督促一个小民交纳粮食，这个百姓难道还有活路吗？这样看来，天下的事情大概就可以知道了。舍弃这三件事而不说，就再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而执事您如果也不说，就再没有别人可以说了。完了啊！这就是寡妇忧虑国事，所以暗自思虑、泣血而不能停止的原因。有人说：天下的事情，也实在不能只靠言论来挽救。执事您将另有一件事情来报效国家，至于弥补、挽救的力量，也已经隐约可见。我却认为，今天救时的急务，没有什么比开通言路更重要的了。执事您是谏官，言路能否开通取决于您自己；要开通还是闭塞，也取决于您自己。言路闭塞之后，后人会说：‘崇祯年间，使天下人都成了寒蝉，引导君主造成闭塞言路的祸害的人，就是章某。’如果这件事成为事实，那就是最大的罪过。执事您将用什么来为自己解脱呢？执事您平生自许，绝不会落后于阳亢宗、向来所推重的那些人，把天下第一流的人物都奉为榜样。一旦处在棘手的时日，便惴惴不安，只想着保全身体、妻子儿女，把宗庙社稷的安危置之不问。幸而上天保佑人国，没有其他忧患；但这样蹉跎岁月，等到卿贰在前、宰执随手可用，最终也只会像嚼蜡一样毫无滋味罢了。哪里比得上从前还是诸生时，还能俯仰于天地之间呢？有人说：古代君子遇到不可作为的时代，也未尝不采取行为谨慎、言语谦逊的办法来躲避祸患，梁公处在唐代就是这样。为什么偏偏对执事您责备得这样深呢？我本来不是责备执事您，而是深深替谏官感到可惜。既然如此，就姑且只谈今天的职掌。吏垣本来就是进退人才的地方；从宰执以下直到督抚、提学等官，谁不把吏垣看作咽喉？早晨推举一个人，吏垣认为可以，谁敢说不可以？晚上举荐一个人，吏垣认为不可以，谁敢说可以？这样还说‘我不能’，不是失职又是什么？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估计执事您从今以后入朝，倘若有一个奸臣进入要害地位，或一个地方出现不称职的官员，您就不能推卸责任。应当勤勤恳恳地思考报答和补救的方法，这大概就是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了。取得成效虽然缓慢，但天下的事情还可以挽救十分之一二；然而如果不能把保全身体、妻子儿女的念头彻底洗除，最终还是不能有所建言。希望执事您深思。唉！今天的事情，实在令人寒心。上面没有敢于责难君主的臣子，下面也没有能够互相责勉的朋友。见到君主就说‘尧舜’，见到同列就说‘皋夔’，整天只把阿谀奉承、逢迎讨好当作事情，不敢说一句违拗他人心意的话。这种局面已经形成，牢不可破。至于流寇气焰横行藩镇，残害臣民，攻破陷落疆土，却仍然得到死后的抚恤，这是谁造成的呢？谈到这里，难道不令人深感痛心吗？我私下对这种情形十分愤恨，所以冒昧剖露肺腑，稍微尽一点朋友之谊；只希望执事您进一步教正我，幸勿因此发怒。《刘蕺山集》第七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刘蕺山集》第八卷 （明）刘宗周撰 ○书三 与王雪肝 我在榻上静听您有益的谋划，正是用来救活百姓的办法，幸甚。近来听儿辈传说一二，诸位士绅仍然不肯提出开放通贩的主张。这样一来，也就不必再有一番纷扰了。如今说对官府开放，却禁止私人买卖；这种纷乱有什么难以全部改为公办的呢？又说官府虚设禁令而士绅实际办理政务；既然由士绅办理，又有什么难处不能连禁令也一并作为货物来办理呢？禁止粮食外运不可行，难道我不知道吗？只是其中有小范围禁止、大范围流通的办法。上台的命令不能违抗，难道我不知道应当仰体上意吗？只是其中有表面像违抗、实际却是顺从的办法，那么也不可不思考其中的缘故。上台向我们越地要求更多粮食，不过是替省内饥民请命罢了。哪里知道从七月直到现在，杭州、嘉兴、湖州一带到我们绍兴来取食的粮食，已经多得无法计算了。还不够，又有官商跟在后面运送，我们越地人又迎送护送，几乎把全国的粮食都运了出去，也只是希望救济周人的急难，简直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样。如今省内秋收已经报告完成，人人都很欣慰，满足于求生的愿望。可是有一两个奸商乘机牟利，彼此勾结欺骗上级，实行自己的私计。上面的人受他们蒙骗，仍然声称饥荒，这已经不是实际情况了。越地百姓如果最终仍听任这种做法，就是竭泽而渔。《诗经》说：‘瓶子已经空了，这是罍的耻辱。’我们越地的空竭，也同样是杭州人的耻辱。哪里比不上今天稍微节制一二，来等待杭州青黄不接的日子呢？有了前些日子的大规模流通，今天绝不能没有小范围节制；有了今天的小范围节制，又可以使日后大规模流通更加宽裕。这就是所谓一张一弛，是文王、武王的治国之道。所以说，禁止它反而正好促成流通，表面违逆实际上才是顺从。那么祖台您为什么害怕不把这个道理拿去明确告诉上台呢？传达完毕后，公祖说：‘今天招募商人，明年春天贩米，这个办法似乎很好；但哪里比得上明年春天再招募商人、明年春天再贩米更好呢？’我之所以提出暂时关闭米商的主张，是因为民间晚稻收成很少，急切等待粮食入场的日子，希望让一两个有实力的人家稍微替日后的储藏作打算，也算是未雨绸缪的办法。若眼下外地商贩络绎不绝，米价天天上涨，贫民只图眼前得到钱，富人都观望而不肯替日后打算，将来想贩粮却不能，想赈济却没有粮，满城百姓就会转眼之间全都死去。即使公祖您有各种良法美意，又能在哪里施行呢？而且，公祖您可以把越地的粮食运得几乎空尽，用来救济三吴，却不能把台州、宁海的粮食运得几乎空尽，用来救济三吴。这确实是使我们越地坐困的办法。救荒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如同火烧水淹已经临身，焦头烂额、救火救水都来不及，难道还忍心把一切利害、升沉、宠辱拿来计较吗？必须通盘融通，作长远打算。既不能抱守一偏之见来自我封闭，难道也可以采用跳入井中救人的办法来自我欺骗吗？只愿公祖您仔细思考，审慎处理。我只以士绅为理由来陈说，您据此推辞也就可以了。宗周我自身的安危尚且顾不上，不怕再次烦扰您，全部仰望台台您包容。与祁世培 各位君子谋划救荒政务，完全不能解决事情。如今不阻止外地贩粮而谈积储，不谈积储而日后又谈赈济，都是绝对不能指望的。禁止粮食外运的禁令，人人都知道；况且自身已经遭受台州、宁海的祸害，难道还忍心亲自实行这种办法吗？省内如今只是这件事必须统筹计算。譬如一家之中，做父母的只能顾及子女；做祖父母的就要顾及孙辈，范围更广；做曾祖父母的又要顾及曾孙辈，范围更广。这其中各有分际，希望彼此互相体谅，联合起来形成一体的情谊。势不能让一个父母承担祖父母的责任，又承担曾祖父母的责任。因此，做上级的官员，对百姓不分彼此，却对土地各有分工：县负责顾及本县，府负责顾及本府，道负责顾及本道，省负责顾及本省，各自相顾，然后拿出剩余力量向上供给，并且彼此不断转运接济，这才是可大可久的办法。谋划不出这一点，就只能同归于尽、一起被淹没罢了。前些时候我们乡里早稻大熟，任凭浙江西部以至三吴的商人日夜捆载粮食运出，乡里贪图利益的人又跟着迎送他们，像宾客归来一样，任其所欲，没有不满足的。还认为不够，上司又发官府批文，运走大批粮食救济，也不知有多少。十天一个月以来，也足以向上面复命了。然而越地主管此事的人仍然只怕失去上台的心意。拘守成规而不改变，区区禁止私人贩粮，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恐怕从今以后一定不会再有私人商贩到越地来了。为什么呢？越地人既然公开招募省内的人进行官府贩粮，只隔一江，手里有一二两银子的人都可以请领一纸批文前来。渐渐地，省内各地以及三吴中人，不论士农工商，全都拿着批文而来。我不知道主管此事的人将怎样应付。况且从前台州、宁海实行严厉禁令时，抚台把一千两银子封送到两郡，官府尚且拖延迟迟不答应。如今外地商贩运来的粮食难道只有一千两吗？从前吴中来拜访我的人说，从镇江以南吃绍兴米已经有两个月了。一张一弛，是文王、武王的治国之道；有节制也有宣通，是政事的常道。有前些日子的大规模开放，今天绝不能没有小范围节制；有今天的小范围节制，才可以希望日后再次大规模开放。办法只在于随着时势变化而调节。如今我的意思是，眼下只暂时关闭两三个月，让收获入场之后，一两个富户稍微储藏一些，预计支持到明年春天；即使那时省内的人把粮食运得一空而来，也可以听任他们贩运。今天这还算是替省内寄存到外府，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从现在起，省内这一带秋收已经报告完成，虽然说不上大丰收，至少近期还可以支撑。如今我们这里熙熙攘攘前来的人，都是奸商为牟利而来，本来不是因为饥荒告急。到了明年才会真正出现饥荒。阻止眼下的外运而开放日后的外运，仁义也已经尽到，两方面都能得到好处。命令主管此事的人明确把地方利害以及彼此一体的情谊剖析说明，报告给上台；只要有血气、有良知，谁会不听呢？如果一定说执行几个月的禁令便会得罪上官，因而不敢提出这种办法，那也实在不是仁人君子替百姓请命的初心。如今主管此事的人只知道讨好上官，不知道顾念地方；我们这些人又只知道讨好公祖父母，不知道顾念桑梓。唉，我恐怕活不了多久了！明年一郡百姓的命脉，仍然系在我兄长一人身上，不能不赶紧谋划未雨绸缪的办法。弟偶然有这样的见解，不怕带病勉强草草写成，希望您明察裁决，或者再次把它上报给主管此事的人，也可以。与永侯族侄

译昨天提出‘不变塞’的说法，说它很难理解，并不是这样。这个‘塞’字不必从道理上解释，只要对照眼前的境遇，稍加比较，便明白了。不过‘塞’是同‘通’相对而言：如今戴着进贤冠，天天追逐势利的场合，动辄就能如意，可以说是通达了。回头看看从前穷秀才的气味，难道不是大不相同吗？人情把这种情形当作艳羡称道，却不知道本心的境地也已经随着日移月化而改变了许多。如今只要在时机到来、事情发生时，把平日穷秀才的气味放在眼前，一味同它保持冷淡，使它逐渐消退，就立定了无数根基；一生远大事业，也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如今只是随从世俗，匆匆忙忙姑且这样过去，大概是顺逆的形势不同，而身处其中实在难以自我坚持。幸望贤侄努力。昨天您送来请我作序言的册子，似乎文辞太过华饰。君子突然显贵，尚且不替父亲作谥号；何况其中举动和称述都涉及夸饰影响，简直像替无盐女刻画容貌，我恐怕有见识的人会讥笑它，所以不敢遵命。与张自庵 学会办了几年，完全没有收到成效。各位君子登上致知的讲堂，却完全不知道‘良知’二字究竟是什么样子。只是因为前辈讲求得不亲切，导致后学没有涵养培育的处所。每每想到这里，愈加惭愧叹息。幸赖先生以亲身实践来教导，重新激发人们感发的契机，这是我们道统的大幸。近来像王素中，因为义方教育方面的过错，仅仅由于小事便把幼子杀死。拿‘良知’二字来衡量，这件事也能说得通吗？父亲亲爱儿子，是天性。听说有不合中道、不成才的子弟，责备善言尚且不可，何况抛弃并杀死他？如果这种事也可以忍受，那么弑父、弑君必然就会由此而来。只是因为平日讲习不明白心神本体的所在，往往把贼当成儿子；甚至落实到家庭日常生活中，也会有把儿子认作贼的情形。我们这些人应当因此反省：一念对人的怨恨，就属于杀机；一件暴戾的事情，就成为违逆的行为。那些时时刻刻加在君主、父亲身上的事情，大概也是如此。只是王素中明显地犯了罪，而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还没有逐一揭发出来罢了。我们幸好可以把这件事当作前车之鉴，知道人心、天理和人欲之间的细微关头，容不下一丝头发；时时检点，念念警醒，反过来在不学不虑的本性上寻求，恍然之间自然有所领悟，那么就会像火势蔓延、泉水通达一样，自有不能自已的力量。孟夫子说：‘如果能够把它充实扩展开来，就足以保有四海；如果不能充实扩展开来，就不足以侍奉父母。’危险啊，危险啊！一个人如果不能侍奉父母、养活妻子儿女，又何必凭着这昂藏的七尺之躯，享受嗜欲的快乐，却号称是衣冠之士呢？希望先生痛切地大声疾呼；我眼下正处在闭门责备自己的日子里。答刘干所学宪 读到您来信中的教诲，心胸开阔得如同启发蒙昧。我们这些人没有撒手悬崖、超脱一切的本领，不得不借助一种方便法门，比如良知、天理就是如此。鞠躬的说法，也接近这个意思。《易经》艮卦正是这一意义的注脚，如说‘艮其身，止诸躬也’，如果不能善于体会，就会变成‘艮其身，止诸身也’的意思。于是想到，充满天地之间的一切道理，都是依从形气而建立的，绝不是先有理而后产生气。在人的身体上难道不是这样吗？《大易》关于形上、形下的说法，把理与气区分得最清楚，可是解释的人往往失去本义。后世儒者专门喜欢说‘形而上者’，把它看作向上推高一层的见解；对于所谓‘形而下者’，却忽即忽离，两方面都没有依据，反而成了佛教徒借以立说的口实。至于元门，则只是得到形而下的方面，竟然遗失形而上的方面，所以被长生的说法所蒙蔽；这就是道理始终不能明白的原因。我近来也逐渐觉得这个道理亲切简易，完全不能用捕风捉影的方式解释，只是功夫粗疏时会被形器所拘滞。既然已经掌握实在之处，就必须致力精微地深入；精微便能达到神明，神明便能归于一。请执事您对此三加留意。答陈生纪常 您说克制自己，却克制得不够有力；舍弃了外在的自己，反而私欲更加严重，像这样又能怎么办呢？这样学习又有什么可贵之处？求学的人必须立定志向；志向立定以后，便所向无阻，见道也更加亲切。只是这个‘自己’，还有什么可取可舍的呢？既然没有取舍，又有什么顺逆得失能够触动他的心呢？道，就是心的本体。心体之中本来没有动静、寂感、内外、彼此的分别，那么‘人’和‘己’这两个字又从哪里建立名称呢？如今悬空谈论本体，却不能切实按察这个心的本体，于是便觉得身体形骸成了障碍。其实形骸怎么能障碍人呢？善于反省，就会知道天性正存在于这里。如今只是因为身体形骸的障碍，却不知道自己的志向还没有立定，所以越来越没有力量。功夫正要再向前迈进一步，探求其中的消息，努力吧。答史子虗 我这副积病之身，没想到拖延到现在，反而增加了奇异的病症，估计不会有好转，只能一味听其自然；即使请医生，也不过是尽人事罢了。虽然接受您的君命已经有一段日子，最终却没有空闲遵行‘不等车驾到来便先行’的道义，略微表达臣子的忠诚。老臣处在这种境地，实在无处容身，只能把它交给无可奈何罢了。若说我或者因为崇尚难以进取的节操，或者抱持观望时机的想法，故意迟疑徘徊，那是义理上万万不敢说出口的。回顾自己一生，绝没有半点长处，凭什么自恃而处在这种‘君主忧虑、臣子受辱’的日子里？普天之下，谁不深切感到同舟共济的恐惧？难道说山林之中还有温暖的席位吗？如今我自己估量这副身体如果可以献给国家，那么即使抬着病体走一趟，也自然不能迟缓，只听从您的明白教诲。倘若病势一天比一天加重，即使想收拾被褥上路，也不能承受。那最终又能怎么办呢？我这颗忠心耿耿，不敢欺骗君主和父亲，难道敢欺骗朋友吗？既然不敢辜负我的朋友，难道最终敢辜负我的君主吗？然而大义如绳索般约束着我，在寥落空旷的处境中，偶尔得到一点指示，就使人汗毛直竖，内心忧惧不安。既然心中不得安宁，难道敢不把它奉为指南来办事吗？我带病勉强草草写成，不能把想说的话全都写尽。与黄石斋

译金子在矿中时本来纯真，得到火便发生变化，出火之后才精纯，再经过人工锻炼，才成为精良的器物。这正是门下您今天的情形。所以前一次遭遇，人们认为您所遭遇的是不幸；但从我旁观来看，还担心锻炼您的火力不够，等到火力足够，便可以知道其中的喜悦。如今这一次遭遇，人们无不互相庆贺，认为是幸运；但从我旁观来看，反而担心您的工夫和力量有所不能持续。得到火之后，从前跳动不定，如今安定了；从前浮躁，如今沉着了；从前偏颇驳杂，如今逐渐趋于纯正。现在应当从此制成器物，取法古代。怎样才能成为有益于世道的器物？怎样才能成为有益于我们道统的器物？是做鼎，还是做吕；是方形，还是圆形，也都由门下您来安排，希望不至于像跳出炉冶的金属那样成为不祥，反而辜负君恩对您的磨炼。自古以来，杰出之士像门下您这样遭遇的，大概也不少；但能够卓然独立，自奋于天地之间，成为可供观摩效法的人，能有几个？还是有人只保全了矿中本来的质地，却因此失去成器的机会吗？这里正是成败得失的关头，所争非常危险。愿门下您努力！这一番话用来问候您，愿您的精神与事业一同增长。答钱生钦之 ‘力行’两个字非常好，其中所包括的内容也详细而完备。比如体认是力行的第一层意思，存养是第二层意思，省察是第三层意思，践履是第四层意思，应事接物是第五层意思。善于反省，就会知道应事接物正是践履的实际，践履正是省察的实际，省察正是存养的实际，存养正是体认的实际。归结到‘体认’两个字，只用‘致良知’就足以全部概括。这正是所谓力行的实际。如今的人把‘致知’看作一项，把‘力行’看作一项，所以就产生了弊病。又把其中每一件事都逐件分开看，或者先后错杂，或者支离分解，越说越远，越不能合一。人的气质各不相同，难免被自己的见解限制而不能相通；但良知却只是一个。可是我这样说，也只是从影响揣摩而来，不知道对于‘良知’二字是否真的明白？幸望我们彼此勉励，可以吗？答陈纪常 我私下想到，学会这件事，以陶先生为盟主，本来是要和志同道合的各位君子共同发扬文成公的良知一脉。先生的意思，难道是希望我们这一代就突然停止吗？九泉之下如果有灵，他对我们的期待会是什么样呢？如今法堂杂草丛生，每月到文成祠聚会，只是略存祭祀的礼数，而各位都裹足不来，这是从公心还是私心出发？是从异同的看法出发？还是因为比较贤能与否而产生意见？异同的见解，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陆子不必同化朱子，文成不必同化泾野。各位君子只管自己讲学、自己求学，别人讲别人的学，别人学别人的学，便都是圣贤道路上的人，虽然道路不同，最终却能同归；道理本来就是如此。若一定执着己见而不肯改变，凡是认为可以的就与认为不可以的相拒绝，古人曾经因为这样受到同列讥讽，怎么能够明知而重蹈覆辙呢？只是公心和私心这一关，关系到学术极大，各位不可不察。冷眼看世人，起初并没有什么大恶，只是一个偏私自己的念头，便造成无限的藩篱，做出无限的罪过。因此‘克己’两个字，颜子尚且用得着；即使大贤也需要用它作为当头一针，何况我们这些人呢？我深深不希望各位君子有这样的情形。过去我曾经向同人提出在宗、郊祭祀上共同参与的说法，金如深受感动，不久却因为一场闲谈而作罢，难道各位君子的见解还不如金如吗？偏私自己的看法一萌发，于是便有异同；异同的看法一产生，于是便有贤与不贤的分别；这样对我们的道统伤害就大了。各位君子如果只是口口声声谈学问，岂不是聚沙蒸饭、徒劳无功吗？如果这个念头能够化除，宇宙间太和的气象就在我们这个团体之中；人人立志成为圣人，向贤者学习，也就都能成为圣贤。愿各位君子深深继承前代哲人的殷切心意，下月初三一同到文成祠，再次订立最初的盟约，使秦地、越地也成为一家，那就幸甚了。这一天听说由自庵先生主持盟会，张先生已经八十岁了，却每次聚会都一定到场，又始终一句话也不说，也完全没有听见他说一句话，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不是我们的老师吗？我们的老师啊！各位只要学习张先生就可以了。答叶润山三【附来书】来信说：‘解释《诚意传》，古本原来列为第一章，确实很有见地。注意，是心的发端；因为《诚意传》中有“好恶”的字面，应当属于心的发动一边。如果认为是心体本来存有，难道就是《中庸》所说未发时的中吗？格物是用来致知的，这是一贯贯通本末的道理。学问先生说：“偏向末一边，究竟是应该广博还是应该简约？还是广博与简约相互运用呢？”’ 所谓“意”，是心所存留的内容。正如《中庸》把未发看作天下的大本，从未听说把已发看作根本。《大学》的教诲，只在于认识根本；既然根本在心，心怎么能不以意为根本呢？可是先儒已经把意看作心的发出，阳明又有“正心”的说法，说：“懂得这一点，就懂得未发之中的道理；那么，想要端正未发之心，就应先使已经发出的意真实无妄。”这说得通吗？说不通吗？既然如此，您来信所说的好恶，正是指心所存留的内容。《大学》从“知”到“而后”所说的，是此心的存主，其中必定有善而没有恶。怎么知道其中必定有善而没有恶呢？因为喜好必定趋向善，厌恶必定针对恶。喜好必定趋向善，就像喜爱美色一样，确切无疑地趋向这一边；厌恶必定针对恶，就像厌恶恶臭一样，确切无疑地不趋向那一边。必定趋向这一边而必定不趋向那一边，正可见其存主的真实。因此，好恶相反却又相成，虽然表现为两种作用，实际上只是同一个发动的机括，这正是所谓“几”——发动的细微征兆，也是吉祥将要显现的先兆。这里的好恶，原本还没有说到实际作用；虽然能有所好、有所恶，百姓所喜爱、所厌恶的事，总是从这里流出，但就“意”本身而言，只是指必定趋向这一边而不趋向那一边，并不是七情中的好恶。

译把“意”字看清楚了，“几”字才能明白；把“几”字看清楚了，“独”字才能明白。孟子说：“他的好恶与常人相近的地方，差得极少。”正是说的这个。难道在清晨刚醒、还没有接触外物的时候，就已经是所谓“喜爱人、厌恶人”“百姓所喜爱、所厌恶”了吗？《大学》用好恶解释诚意，分明说的是“几”；用忿怒、恐惧、忧患、喜乐解释正心，分明说的是已经发动。即使从“诚”“正”二字来说，“诚”的道理幽微，就是无思无为；“正”的道理显著，就是有条理、有纲脊。由此可以明白诚意、正心在先后、本末上的区别。阳明先生只是在这里解释错了，所以不得不提出“良知”二字作为主导，以压倒前人。后来解释《中庸》时，又有“致和”“以致中”等说法，两方面迁就，反而使经书旨意晦暗，圣学也因此不能明白于天下。至于本末一贯的说法，先儒认为本末只是同一事物。因为说到事物，就没有什么不包括的；天地之间充满万物，而万物必定有一个作为主宰。所以格物之始，是在万物上用功；格物之极，是在“一”上得到力量，这就是所谓既广博又能归约。广博之后能够返回简约，就知道根本了。根本是止息的地方；知道根本，就知道达到哪里、应止在哪里，所以把“意”传授给他。诚意，就是使心的主宰安定下来，止于至善而不改变。因此，“意”是就心所存留的内容说的，不是就心所发出的作用说的。止于至善。至善的范围虽然可以贯通自身、内心、国家和天下，但它的根基只在“意”上。谨慎对待细微之处，显著的表现就不会超出它。懂得这一点，就可以废除在发动之后才加以省察的说法了。现在我并不是敢说学问可以废除省察，而是正因为省察只是存养中最有力量的地方。不省察，怎么能保持所谓时时清醒呢？既然不存养，又是在存养什么、培养什么呢？如果专把存养归于静的一边，怎么能不流于禅学？又把省察归于动的一边，怎么能不流于虚伪？不只是这样，还要在二者之间、将动未动之际，寻找所谓“几”并加以谨慎，怎么能不流于杂乱？分成两边已经不对，何况又分成三边呢？率领天下人而祸害仁义，最终一定会走到这一步。那么，学问的关键只是安静时存养吗？答：一说到“静”，就已经不对了。问：不看不听可以吗？答：先儒把“不睹不闻”解释为自己所不看见、所不听见的东西；如果果真如此，除非死时，才会有这种状态。既然如此，所谓“几是发动的细微征兆”，为什么又说有发动呢？有发动就必定有静止了。答：这里所说的“动”，不是以动静之“动”来说的。《复》卦所说“看见天地的心”，就是这个意思。心只是一个心，常常清醒、常常觉知，不能用动静来说明。动静是时机和位置。把时机和位置当作本体，是传述中的错误。只有《易》中有“寂然不动”的说法，但应当和“感而遂通”连起来看，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件事。虽然如此，阴阳、动静无处不在；时机和位置有动有静，心体也随之有动有静。但在事奉此心的功夫上，动时也要保持常常清醒，这时不能增加一点，增加一点就被外物牵动了；静时也要保持常常清醒，这时不能减少一点，减少一点就被静境所拘了。此心的极致妙处，因此无定方、无固定形体，而慎独的功夫也必须在这里达到极致。答门人祝开美之一 道本来离人不远，求学的人只须在日常生活中，依据自己内心明白的道理，一件件落实到实践上，这就是进步的地方，也不必一定向古人寻求答案。比如今天突然遇到期服丧事，自然是本心迫切之处，于是发出哀痛的心情，不肯轻轻放过，同时为此穿丧服、行礼制，这样岂不是心安理得吗？何必还要到别处求道呢？由此推开来，所谓三年之丧、期功之服制、祭祀的礼仪、家庭中的拜跪，也都可以用这颗心来裁定，自然流畅地实行。心所安定的地方，就是礼制适中的地方。其中有古今适宜不同、风俗沿袭等情况，本来不能一概施行；但在重大原则上有些事必须断然遵从，否则人若违背它就和禽兽无异，不能不自我勉励。不过也只须时时认取良心，自然有不能停止不做的地方，不必从外在方面用力。流俗的积弊深重，很少有人能够自行拔除，只是因为胸中的见识受到蒙蔽；一旦肯把见地开拓出来，便渐渐有了立足处。在这里猛然醒悟，就应当一日千里。期服丧事，在一百天以内，饮食和居处应当不同于平日，除此之外可以酌情通融。至于嫁娶，也应当等到下葬以后，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举行。给祝开美的信（二）【当时祝开美想要抨击掌权的大臣，所以我如此规劝他】没想到竟得到您的赞誉，于是把这件事托付给千秋万代。由于有这段道义上的缘分，仆敢说自己多少有些得到知己的契合。只是您晚年的进步，确实有望赶上骅骝的身影，却恐怕被后来者超过。近来突然听到别人的议论，因而引起疑惑，不知胸中郁积的气愤是否已经怡然如冰消融了呢？浮躁之气会伤害心性，浮华之名会损害道业，仆也是过来人，不敢不苦苦相告。即使是古人中最为磊落的陈少阳，若以圣门的标准看，仍不过是徒手搏虎、徒步涉河的冒险伎俩。何况后人的学识远远比不上少阳，却妄想着模仿邯郸学步，大多只能说明自己没有自知之明。况且您难道因为前一次举动未免失去了识人的明察，认为它不足以成为千秋大事，便不惜再次做出奇特的举动，既想遮盖前面的过错，又想为后世留下名声，以此做一个堂堂男子吗？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内心一团私意，根本已经全部错了，又凭什么对道自信，最终能够在人世间高视阔步呢？唉，人心被私欲所困，就像千尺浮云，一层层难以拨开。凡是把敌人认作儿子、因而误尽一生的人，往往都是如此。否则，古人一生的学问，所谓精益求精、所谓选择善道，究竟应当用在什么地方呢？恭敬地希望您赶快整理归程行装，倘若最终仍蒙您不弃，能够在云门、鉴湖之间与您相寻相会，那就十分荣幸了。给祁世培

译我旅居通州，又过了一个月，势必不得不离去了。回头望向五云，百般感伤。因而想到分别握手的那天，彼此都依依不舍，而您在门下又仿佛显出不快的神色，莫非是多么深切地挂念我吗？这也借以洒下羁旅之人离开故国的眼泪。唉，天下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实在不忍再说。您处在交戟侍卫之下，按道理应当一定以进谏诤言来彰明自己的职责。一句话说得恰当，对君主没有益处，也必定对国家有益，这或许就是太平将要出现的一个契机。即使不幸在玉阶之前撞碎头颅，甘心受斧钺刑罚而视之如甘甜，也只是臣子分内的事。此时即使死了也罢，仍远胜于忧郁地坐在长安官邸中，想死却死不得，最后只是因为七天不出汗而死。希望您留意，求学要每天进步；只说“我不能”，谁又能做到呢？眼下两个方面正相互困厄，尤其不是好兆头。想来您一定会有办法处理。烦请转达磊斋的话；在求道上只要能自信即可。答门人恽仲升 收到您的来信，看出您爱护我的心情十分深切，甚至不惜做出超越本分的事，竟到了这个地步；然而这对道的损害太大了。此前开美已经多次这样做，何况到了今天呢？求学的人平日只是信道不坚定，遇到每件事都免不了向外驰求，往往陷入过分的举动却自己觉察不到。像这样的情况很多，不能不深入察看并加以惩戒。古代贤人说：‘即使是趋向好事，也还是被外物改变，何况未必真是好事呢？’我们只应安守自己的身份去做事，刚一越出本分之外，就是私意；习惯成自然而不停止，终身都会堕落。幸好你们两位及时加以挽救纠正，省去了许多事情；不然在这样多事的时候，只凭我们两三个人，毁坏天下大事还绰绰有余。我从此更加反省并自我悔责；在名利场中无法战胜自己，洗涤也不能彻底，必定还有某种声色神态被人窥见，以至朋友中竟有人顺势而动，更觉得内心幽暗的这一关实在不容易通过。给祝开美的信（三） 凡是祸福到来，如果是意料之中的事，就应当安然接受；如果是意料之外的事，就应当把它交付给自然如此的命运。所谓自然如此，是命；所谓本来如此，是性。穷尽人的本性而达到天命的学问，就在这里。世人把七尺之躯看作性命，君子则把性命看作七尺之躯。懂得道的人，怎么能不在这里加以辨别呢？答史子复之一 您来信中的简短意见，我匆匆粗略读了一遍，其中也有与我的浅见相互发明之处。比如您说我所说的“意”，大概就是“知”，那么其他问题也可以类推。既然知道“意”和“知”不能分成两件事，就知道“心”和“意”也不能分成两个字来理解。后儒的分别剖析，是错误的。把意看作心所发出，古来已有这种解释，我为什么偏偏不这样说？只是我想到，人的心体必定先有所存，然后才有所发。如果意是心所发出的，那么什么是心所存的呢？如果心是就所存来说，而意是就所发来说，那么心与意就是相对的两个东西了；如果意是所发，而知是所存，那么意与知也成了相对的两个东西。总之，存与发只是同一个发动机括，所以可以用所存来涵盖所发，却终究不能因为说所发而遗漏所存。这样看来，《大学》中诚意、正心这一关，终究是千古未决的疑案，不能马上把程朱的话当作定论。阳明先生说：“有善有恶，是意的发动。”我则说：“喜好善、厌恶恶，是意的发动。”这才是《大学》诚意章的原文意思。如果把善恶归于意，那么究竟是谁在喜善、恶恶？如果说是心去喜好善、心去厌恶恶，那又与无善无恶的宗旨相违背。现在依据《大学》原文，好恶就是意，那么意是就所发来说，而不专指所存，已经很清楚了。然而所谓好恶，是喜好必定趋向善、厌恶必定针对恶，正是在说此心之体有善而没有恶。所以好恶虽分处两边，实际上只是一个发动机括，因此称为“独”。如果说“有善有恶”，那就分成两三处了。独就是意。知道“独”就是意，就知道意是就所存来说，而不专指所发。总之只是一个心：从它所存主宰来说，叫作意；从它存主宰的精明来说，叫作知；从它精明之处有善无恶、归于至善来说，叫作物。认识到这一点，才会看见心学本源一贯的妙处，否则没有不陷入支离分裂的。但这些分别解释，也只是训诂上的技巧。我们若能切实反观自身，回到生身立命的根源，时时握住主宰，不再堕入虚影，那么此心此理自然会在彼此共同的本心中不言而明。答史子复之二【附来信】近来承蒙您的来信指教，我冒昧再次请教。分开说和合起来说本来并不妨碍，关键在于分别得确切恰当，自然不会含混或牵强。因此合起来说，意是心的意，知是心的知，物是心的物，没有必要分成两套。分别说，心的发动是意，心的精明是知，意所存留的地方是物，也不能混为一谈。这就是所谓道理是一致的，而分际各有不同。您来信说心体必定有所存然后才有所发，于是用意来概括存与发；这正是前一封答信中“意是心的主宰、意是体、心是用”这一宗旨的来源。我的意思是，心是虚灵的官能，虽说有体，却不是一块实在的东西，可以执着地指称它。所谓体用、存发，都是不得已而勉强加上的名称。因为心就是理，理无极而又是太极；心没有固定形体，却以无形为体，所以说‘神没有固定方位，易没有固定形体’。因此，说到体，是虚灵之体；说到用，是灵明的知觉；说到所发，就是意，而在所发之外并没有另一个所存。所谓所存，仍然是这个虚灵之体。譬如明镜，面对美丑便显现影像，这是镜子的发用；在影像之外，并没有另一个作为所存的影像，所谓所存只是虚明之体。

译心这种东西，无声无臭，能应对万物却不被万物拘役；在未发时，寂然不动；已经发出时，受到感应便能贯通。然而在感通的时候，并不是截然与寂然分成两个时刻、两件事情。若一定要寻找一个所存之处，再把意当作实有之物填进去，那么心也就闭塞而不灵了，怎么能够主宰万物，与天地并列为三才呢？所谓“独”，如果是以良知独自知道来说明，我恐怕不能再另外用好恶分处两边而同属一个机括的说法，把它当作意。心中有善意，便知道它；有恶意，便知道它；无善无恶，也同样知道它。哪里只是两三种情况？即使千变万化、交错纷纭，良知仍然明亮地独自照察，从来没有两个知，所以说‘贯通昼夜的道理而知’。昼夜之间，在我们面前相互构成、争逐的事物，哪里能够数得清？然而知本来就是如此。良知之所以极其精妙，远不是纷扰不安的意所能相提并论的。我私下认为，既然知道心体本来是虚灵的，就不必在所发之外另找一个所存来使它成为实物；既然知道“独”就是知，就不必曲折地用好恶分处两边而同属一个机括来充当它。把心和意认得清楚，不另作异解，那么圣经所列条目的先后关系自然都能明白，诚意、正心这一关本来就没有什么未决疑案；以前所谓意是心的主宰、意是体、心是用等种种创说，也自然可以冰释。了。承蒙指教，关于理一分殊的说法，本来就是通行的论说。合起来说，意是心的意，知是心的知，物是心的物，不必再说。分别说，心的发动是意，心的精明是知，意所存留之处是物。大体上也是我的意思，只是说得稍微婉转些。这里的“动”字，就是《易》所说“几是发动却尚未成形，是有无之间的东西”的注脚，也就是“动”的细微状态。如果这样解释，那么把意看作心所发出，又有什么妨碍呢？如果撇开已经发出的意、尚未发出的心，在其中又另找将发未发之际的“几”，把它看成三截，我私下反观自己的内心，实在不是这样。周敦颐所说“诚、神、几”，只是从中指出三个名称，并不是把未发当作诚，把感通当作神，把将发未发、将感未感当作几。如果拘泥于“感而遂通为神”这一句话，那么心就是神，而心果然就成了专指所发了。所以可知，心有意，就是处于“几希”的地方。心的精明是知。我进一步解释说：能够知道善、知道恶，才叫作知；这正是精明之处，丝毫不能混淆，就像镜子不会逃避美丑一样。然而如果只说知道善、知道恶，语意仍然不够完整；必须喜好善、厌恶恶，然后才叫作知道善恶。意所存留之处就是物。既然已经把意看作心所发出的，那么致知的功夫就全在心发出之后用力了。我认为致知的功夫全在所存之处，而不在所发之处。如果在所发之处用功，就像箭已经离弦，怎么还能控制？如果在箭尚未离弦时加以控制，仍然是在所存之处用功。只是拘泥于把意看作心所发出，又怀疑格物、致知是针对所发的功夫，难怪会说诚意之后还有正心的功夫。我曾记得邓定宇先生说过：“知道善恶，称作良知，只是权宜的说法；所谓知，就是照见心体。”他说到心，不直接指人看月亮或镜子，而只是让人观看光，越追求反而离得越远。这层意思更值得参考。他后来又说：“心是天，意是命。”这是确切的论断。我曾为此解释说：命本来不是就流行变化而言，而是就主宰而言。所以说“这就是上天的命，深远而绵延不息”，是说天之所以成为天的根本。说“帝”，是从天的主宰而言；“出乎震，齐乎巽”，正是在流行变化中看见主宰。因此说“体用同出一源，显著和幽微没有间隔”。恐怕这样婉转地说明，就与先生的说法不会有太大的异同了吧？弟所着意的，总之不是争论存发二字，而是认为“有善有恶，是意的发动”并非《大学》的本旨，终究不如认定“喜好善、厌恶恶，是意的发动”更为贴切。此外也来不及详细说明，姑且把大意这样写出来请您裁正，幸甚。请转呈令兄。令兄对这一点的看法如何？答史子虚【附来信】来信说：“如果把意看作几，认为它是发动而尚未成形，那么已经发动并且成形的，究竟又是什么呢？难道在意之后还有另一个东西，作为它流行运用的实体吗？” 我关于诚意的说法，也只是偶然窥见圣经而谈到这里。一是不想把“意”字解释坏了，认为心、意、知、物只是同一串事情，不应让心与知合成一件事，却唯独把意排除在外。姑且用阳明的四句话推论：意是有善有恶的意，心也是有善有恶的心，知也是有善有恶的知，物也是有善有恶的物；那么又怎么能够把它们逐一反转过来呢？我并不是想偷偷把自己附会到龙溪驳正的宗旨上，更不敢自称创始。一是不想把“意”字说得粗浅，认为《大学》的教诲只是认识根本，不应在致知之后首先进入粗疏的根基，把这一点灵光先散失在末梢之处；更不能说想要端正心的根本，却先使意的末端真诚，这终究是颠倒的。我只是私下把自己附会到阳明《古本序》“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的说法上，也不敢自称创始。至于您来信问“已经发动并成形的属于什么”，我认为诚自然会显形，显形又是什么呢？诚就是形，形就是诚。这层意思见于《诚意》本传。因此《中庸》也说：“没有比细微之处更显著的。”又说：“知道细微之处如何显现。”又说：“细微之处的显现。”可以说讲得深切而明白。古人的学问完全在安静时存养上下功夫，所发之处没有一点功夫，将要发而未发之处也没有一点功夫。因为功夫一旦用在将发之处，就已经落在后着了。况且将发之时又怎样用功呢？那就必定要预先谋划、迎候、防备，心思纷扰不定之后才行。若只说要在所发之处谨慎，仍然是在所存之处用功。我常常痛惜古人的微言，一一被后人解释坏了，使大道不能明白；才高的人往往各自执着一点见解，纷纷形成许多歧途，不能归于一致。所以我常常不惜破例开口说明，只是曲折很多、篇幅较长，不敢全部呈给有道之人，等候高明者斧正之后，再进一步发挥，随时请教。答祝开美之四

译道体为什么屡屡衰败到这种地步？我又错过了这次良好的会面，感慨思念无穷。听医家说：咯血出于心而与肾相通，呕血出于肝，肝又是血海，治疗起来稍微容易一些。然而肝主东方生气，气有余便是火，火又乘犯于心；风火相挟而发病，容易使人狂乱，因此也只有治疗心才是关键方法。平日用心过度，像一切躁妄之心、经营谋划之心、期求必得之心，以及对义理思考研求的心，都应当放松；每减少一分这些心念，就是减少一分人欲，减少一分人欲，就是增加一分天理。人怎么会每天把心安置在天理之中，却仍然患无妄之疾呢？无妄而得病，可以不服药；如果还有妄念，难道能在昏暗眩惑中自行痊愈吗？先儒指出说：“没有欲望便能成圣，这就是其中的宗旨。”存养此心之外没有别的药，已经养德之外也没有别的保身之道。您的来教似乎过于猛烈，这本身便是一种欲望。这些道理都必须在平日的实践中才会有力量；如果到了手忙脚乱的时候，便是心被形体役使，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造成伤害。道不能被当作外在对象来听闻，一旦把它当作可听闻之物，就已经不是道了。古人说“以无心为道”，我也同它一起无心，这样就时时有所闻道了。在自然如此和本来如此之外，得到这一层认识，又前进了一步。您在病中体会这个道理，觉得怎么样？我回山时迷了路，心情无聊，常常遗憾不能有一位好友拉着我的手臂同行；每天盼望您，就像盼望一年过去一样，却一直不能见面。您幸自珍重，倘若能够握手相见，约定以春天为期可以吗？使者来时，恰好我正在山中修整先人的坟茔，匆忙作答，只有惆怅郁结罢了。答门人张考夫 乡里人回来，带回您的亲笔话语，知道您一直深切挂念我；惭愧老人近来的情形很不像样，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报答知己。处在出仕或退处之间，抚今追昔，反而有些内心不自在。默默度过余生，哪里才是可以舍生赴死的地方呢？每想到这些，就不禁忧郁。承蒙您有意来访，冒昧请求暂且停止吧。古人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实行自己所知道的，这就够了。”老人也很苦于应酬，知道您爱护道义，一定能够体谅我。请把这个意思转告给同道。如今天地正处在什么样的时局，难道还容得我们从容地坐拥讲席，讲道论学吗？这就是所谓不知人间羞耻了。因此我才进入山中，只怕还不够深；求死，只怕还不够快。趁风便寄上我的心意，并请尽快寄来您的稿件，希望您照察我未能尽述的地方。答骆学师 昨天承蒙您屈尊来访，我却没有来不及倒履相迎，实在惭愧，怎么说才好？冷然之会，正是神气旺盛之会。每年的计划在于春天，我们这一党幸好没有辜负这番深切情意，而我私下也觉得精神已经更加振作了。只是我还有一件事要请教：宫墙本来是设置教化的地方，自从官府不施教而使它降格以来，乡社中有事，如我们越地的和靖、文成两席，仍然相当于古代的下庠。然而圣学在世上不明已经很久了，士人中号称有志于道的，仍免不了各自偏执自己的见解、各自固守自己的方法，把下庠的一席之地也看作畏途，往往远远望见便退步。于是不得已又有冷然之会，把师席设在佛寺，可能使四方来听的人认为我们的道有所不足，必须借助其他教门来作为接引之地；这不是用来表示师道尊严的办法，何况正逢异教花言巧语盛行的日子呢？我私下对此很忧虑。现在请先生在本月再次举行二祠大会，略存尊重礼制、维系传统的意思，使士子有所归向。以后凡是参加大会的人，不必强迫他们参加冷然之会；凡是参加冷然之会的人，则决不允许不参加大会。这样，风俗风气的归向就端正了，对于世道人心也稍有补益。我年老而闲废在家，只能提出这种隔膜的见解，姑且等待您的采纳取舍。给祝开美的信（六） 身体居住在哪里，心就在哪里，这很好。但须知这个“身”不只是七尺形体，整个世界都是心，整个世界也都是身。所以又说：“天下有什么可思、有什么可忧？难道曾经只是向七尺之躯寻求答案吗？”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恐怕是担心人的精神被形骸束缚，逐渐产生一种自私自利的见解。不如《大易》说：“两山相连为艮，君子因此思虑不超出自己的位置。”把“位”字认清楚了，又怎么会有身在此处、心却驰骛远方的情况呢？答史子虚 我们这些人，遇到时机就得到君主任用而推行道；闭门时就诵读诗书，自以为这样都可以抗志于千秋，足以了结一生。哪里知道阳九之厄、命运的奇变，使我们一朝与时势相违；时运和命运既已穷尽，茫茫天地之间，竟没有可以容身的地方、可以苟且喘息的处所吗？可悲啊！我有今天的处境，本来就应当迎来故人的吊唁了。遭遇灾难却不能死，图谋生存却对生命毫无补益，这就是所谓大丈夫接连遭受两次羞辱。时事到了这个地步，有许多地方无法追究到底；人生到了这个地步，也有许多事情无法再商量。唯有请您加以教导。若如来信所说，那么过去诵诗读书所得的一套清平道理，施用于今天，确实用不上了。然而时机和位置不同，通达之人采取通权达变、成全节义的举动，志士守住困穷、坚持操守的事业，也各自有其成立的道理。守护先人的道统，等待后来的继承者，我对您寄予厚望。至于我，只能听候命运、等待死亡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答史子复之三 承蒙您指示格物致知的意义，我反复读了三遍，已经看出我们志趣相同。不过其中也不免有强调轻重不同的地方，这是当时的成见造成的，并不是真正彼此矛盾。求学就是觉悟，刚说到学，已经以“知”字作为引路。哪里只是学而知、困而知，便是生而知的知，也同样是这个知；因此诚意必先格物致知，就如诚身必先明白善一样。人能够知道这些道理，我也曾私下听说过。一天，我对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说法有所感悟，说：“知道得真切笃实的地方，就是实行。”所谓真切笃实，不只是和“行”字相合，实际上也是“诚”字的别名。因此可知，知行是一回事，诚明也是一回事。《中庸》一处相互说明道为何不能明、不能行，另一处则合起来说明诚明，明诚的道理可以说讲得深切而明白。只是从设教的宗旨来说，必须先明而后诚，先致知而后诚意，这都是就下手时最有力量的方法说的。它是由这一方面进到另一方面，并不是真的可以说有一个绝对的先后。至于致知的方法，不离诚之条目中的五项，阳明先生又加以解释说：“博学，就是学习这个；审问，就是询问这个；慎思，就是思考这个；

译明辨，就是辨析这个；笃行，就是实行这个。”可见除了这个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学、问、思、辨的了。他后来又说：“约束自己合于礼是主旨，广泛学习文理是功夫。”又放开来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格物致知是诚意的功夫。”把古来所有分开的两项功夫，全都合成一件事，确实对求学者很有功劳。尤其担心人们不能把它们合起来，于是在《大学》的功夫一边，轻轻加上一个“良”字，使它与明德的说法相合，以显示功夫就是本体，可以说已经煞费苦心。这些道理，您早已精妙地领会了很久，我也在参考疑义时略微看见一二，私下自认为与您同调。至于所谓功夫有轻重，是您看重功夫这一边，认为离开功夫便没有主旨可寻，以此附会于原文所谓先后。我私下则看重主旨这一边，离开主旨，又怎么会有功夫可下呢？因此我附会于古本各传开头讲诚意，以及所谓“使自己的意真实”的原文。正如射箭的人先拿弓、夹箭，然后才瞄准射中；与先有射中的愿望，才拿弓夹箭，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不同，但实际上都只是完成了同一次射箭。又如前往长安的人，先辨认出门的道路和路程，然后进入京师；与一定先有想进入京师的意愿，才出门寻找道路和路程，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不同，但实际上都是走在通往长安的道路上，那么又何妨说是大体相同、细节略有差异呢？此外还有一点可以商榷：您说致知的“知”不是聪明才智、情感意识的知，而只是知道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这似乎有道理。可是经文明明说“事物都有本末，修身是根本”，“这就是知道根本，这就是知道达到极致”，明白而直接。前人有所增衍，阳明先生又恢复原文。增衍的是对，还是恢复的是对？如果恢复确实正确，那么知本的“知”可以换一种说法吗？求学一定要知道止境，才能知道根本，那么知止的“知”可以换一种说法吗？知道止境便止于那里，止于至善又可以换一种说法吗？由知止而达到心志安定、思虑平静、处境安适、思虑周全，这就是所谓致知，也就是所谓诚意。因此称作知本，也因此称作知至。所以说“知道达到极致以后，意才真诚”；从知止之知出发，直接在至善之处求取，正是所谓德性之知、良知。因此说知止，就不必再说良知。阳明先生所说的良知，是从“明德”二字中换出来的，也从“知止”二字扎根，是悟道后的警语，却不必用它来解释《大学》，因为《大学》原本已经有明德、知止的字义。如今在同一篇中，偏要把“格物”的物分成不是“物有本末”的物，又偏要把“致知”的知分成不是“知本知止”的知，还认为这样仍然不够，必定要再造出一个“良”字来增益它，岂不是画蛇添足吗？如果说“用良知的知来知止，用良知的知来知本”，那就更是架屋叠床了。《大学》说致知，本来是就功夫而言；不只是“致”字是就功夫而言，连“知”字也是就功夫而言，它是从“明明德”句中前一个“明”字脱化出来的，不是从后一个“明”字脱化出来的。现在如果加上一个“良”字，那么“知”字就仿佛是就本体而言，完全变成从后一个“明”字脱化出来了。因此又有“知良知”“悟良知”的说法，这就更是架屋叠床了。既然说“知良知”“悟良知”，那么本体和功夫便同时俱到，此外还需要做什么呢？诚意这一关，难免要受到后人的嘲笑了。我曾私下评论说，依我所窥见的，《大学》的道理只是诚意而已；阳明先生的学说，只是致良知而已。而阳明先生也说：“《大学》的道理，只是诚意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这些都是为了急切恢复古本、破除朱子支离的解释，所以不得不尊重古本，把诚意作为首传的宗旨加以提倡。可是到篇末又说“致知就可以穷尽它”，还郑重地说“致知在于内心的觉悟”，难怪后人会产生矛盾的疑问了。前面既然特别重视正心，又说眼中容不得一点金玉碎屑；后面又尊崇致良知，并把知是知非看作最高准则，那么在学问宗旨上已经是一了百当了。又何必取来这种黍稷、稗子并行的种子，姑且保存它呢？而且还极力扭转它，使它归于诚。诚实地有善，固然可以断定是君子；诚实地有恶，难道不能断定是小人吗？最后却把它交给知善知恶，又要行善去恶，这样岂不是把《大学》“大学之道，诚意而已”这句话置于无地了吗？我不聪敏，不足以窥见王门的宗旨，只姑且保存自己的疑问，私下附在整庵、东桥两位君子之后。倘若阳明先生还在世，未必不会对我有所教诲；我哪里敢以倡导新论为名，冤屈前人呢？一天读到龟山先生的话：“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以诚为根本，这就是我的意思。诗书所称述的，没有不是阐明这一点的。” 所以他在解释《观》卦时说：“洗手而未献祭，心中诚信而神情庄敬。”不以献祭来说明诚意，而以洗手来说明诚意，其中的意义值得思考。又一天读到象山先生的话：“像厌恶恶臭、喜爱美色一样，这是本性所喜所恶，并不是出于勉强。”既然以本性来说明好恶，那么它作为好恶的意义可以知道，本性的本来面目也可以知道。又一天读到阳明先生的话：“人对于平常的好恶，也有不真切的地方；只有厌恶恶臭、喜爱美色，才都是发自真心。《大学》就在容易看见的地方指示人，《大学》的道理尽在诚意，而意之所以真诚，显现出来就是这样罢了。”如果把厌恶恶臭、喜爱美色只看作指点性的语言，那么它所指点的落实之处究竟在哪里？《大学》既然归结于诚意，那么所谓格物致知之处，更值得思考。我于是私下庆幸自己的说法没有违背前人，而从前所写的论述，真可以付之一炬了。诚意的道理一旦明白，其他问题也可以类推。未发之中的道理实在难说，姑且请从“诚”字上去求取。朱子说：“《中庸》既说中，又说诚，为什么呢？”回答说：“横着看是山岭，侧着看是山峰。至于宋人所说的气象，大概是不得已而诱导人入门的方法，姑且另作一番讨论。”

译陶周望说：“在虚空之中踏出一块坚实的立足地，很值得思考。”道是天下共同通行的大道，学是天下共同认可的言论。前人喧争不休已经很久了，辨析差异而达到相同，关键就在今天。如果彼此相同，就借我这短小的琴管之声去叩击洪钟，以发出它的宏声；如果彼此不同，那么道并没有不同，学也没有不同。希望您指出相同之处并与之相同，我难道敢独自标异吗？不过，您对我的启发也已经很多了。《刘蕺山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刘蕺山集》卷九 （明）刘宗周撰 ○序上 《冯少墟先生教言序》少墟冯先生，是当今的大儒。他在关西倡导圣道，有张横渠先生的遗风，而学术醇厚端正，也很像他。先生教导别人，大多以人伦和五性为根本，恳切地致力于端正人心、止息邪说，辨析人与禽兽、凡人与圣人的区别，因此受到海内学者的尊敬和信仰。近来先生任职京师，适逢紧急军情文书告急，先生慨然说：“唉，这是学术不明造成的灾祸啊！”于是率领志同道合者举行讲会，限定日期在城隍庙的斋房集合，一时人心安定，仿佛不知道兵祸已经来临。我曾侧身坐在讲席下听讲，看见先生的论说大都能使人思考后自行领悟，而他的诚意恳切深厚，令人自然感到充沛感动。向往先生的士人日益增多，簪冠鞋履如云聚集，甚至容纳不下，于是创建首善书院来安置他们。不久，众人都指责先生迂腐空疏，非议纷纷，先生便拂袖离去。他讲学的教言，由友人王堇父辑录，共有若干卷；我得到此书后读完了它。从前大禹治退洪水而天下太平，孟子批驳杨朱、墨翟，阐明先王之道以挽救世道，明智的人认为他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如今的祸患超过洪水，当权者谋划平定乱局，却茫然无策；而先生仅凭这些绪余之说、微妙的议论来激发天下人，其作用足可抵得十万军队，使天下人明白知道君臣父子的道理。三纲之道得以彰明，即使在宴饮应酬之间，也能显出胜过折冲御侮的威力，那么先生学问所达到的境界，就深远而宏大了。如今小人充斥朝廷，结党合谋来害正直之人、扰乱国家大事，其危害果然比异端还严重。假使先生的道理像日月星辰一样光明，那些邪说终究不能放纵魑魅魍魉来凭借人势作乱；而首善之地，也将与清庙明堂一样永远流传不朽。即使说先生今日的功劳不在孟子之下，也是可以的。当时吉水邹先生与先生道义相同、心志相同，连出处进退也相同；他们互相阐发教言的事，另有传记，这里不再赘述。我承蒙两位先生的教诲最深，一时聚散、出处的缘故使我感慨万端，姑且缀写这几句话来告诉同道，并不敢说自己有足够的智慧来了解先生。《尹和靖先生文集序》孔子、孟子去世以后，传承圣人之道的，是濂溪、洛学诸位君子。而程氏门下独得其传的人，是和靖尹先生。那么先生凭什么传承圣人之道呢？圣人之道，就是圣人的心。尧、舜的兢兢业业，禹的恭敬承受，汤的日日进德，文王、武王的光明不息、奋发竞进，都是圣人的心法。这颗心，仲尼传给子思，子思因此作《中庸》，说：“君子即使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也戒慎恐惧，即使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也戒慎恐惧；把它概括起来，就是慎独。”这就成为万世传授心法的要诀。道理不能彰明时，小人也讲中庸，却毫无忌惮；异端和偏曲的学说充斥仁义，甚至发展到率领禽兽吃人，人与人将要互相吞食，其流弊无法尽述。千余年后，河南程氏两位先生继承周濂溪而兴起，直接追溯孔门的心法，把“敬”作为进入德性的门径，使圣人之道重新在世间彰明。拜入他们门下的人，首先称为四位先生。到了晚年，又得到尹先生和张思叔。现在姑且试加评论：二程之道广大而造诣高深，门下弟子各自按照自己的资质所接近的方面来求学。上蔡、定夫、中立都是才华高、悟性敏捷的人，出入于老师的学说之间，但有的人夹杂了禅学。中立晚年才出仕，最终给后世留下了疑问。思叔早逝，也没有看到他最终达到什么境界。唯独先生始终以“敬”为根本，从行动与静止、言语与沉默推演开来，无论出仕还是退处、离去还是就任，以及面对生死关头，都纯粹地出于正道。程叔子也终于称赞他说：“我死后而能不失其正的人，就是尹氏之子。”此后乾道、淳熙年间，谈论程氏之学的人，大多推尊先生为根本，而不把中立算在内。那么先生超越诸位弟子、在程门中获得正统传承，确实如此。遗文有若干卷，亲手撰写的壁帖数百条；门人记录的，叫作《师说》；他上呈朝廷、说明出处大概的奏札，合起来都不过归结为一个“敬”字。先生所到之处都创建三畏斋来居住，壁帖就是斋中的遗物。他平日常常诵读说道：“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圣人的言论。”这就是所谓传承圣人的心，从而传承圣人的道。求学的人幸亏不要只从著述文字上寻求先生。先生是汴地人，随宋室南渡，告老后在越地去世。后世在郡城古小学旧址祭祀他，旧集由前太守洪西淙公刻印。过了一百多年，传承渐渐失落，恰逢如今督抚葱岳王公巡行部内来到越地，首先访察先生祭祀所在的地方，命有关官署重新修整，又重刻他的遗文来惠益众多士人。我才智不敏，私下曾经向往先生的学问，于是搜求到旧本，略加整理编次，交给刻书人刊刻，以此来完成王公的志愿，并冒昧写下这篇序文的开头。唉！王公刊刻这部书，大概也是对后世求学者有所感慨吧。

译《方逊志先生正学录序》天下生民极其众多，有欲望却不能自行实现，有本性却不能自行通达，与禽兽没有区别。如果不是圣贤出世，承担君师的责任，以道来救济天下，并且把这种道传给万世而没有穷尽，那么人伦同类的灭亡早已很久了。所以，上天降生圣贤，是为了天下万世；圣贤生逢其时，也善于承接上天的心意，把天下万世当作自己的责任，丝毫不敢有自私自利之心。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做君主，伊尹、周公做宰相，孔子、孟子做老师，都是如此而已。况且尧舜拥有天下，却把天下让给贤人；禹接受禅让，却把天下传给儿子；汤、武本是臣子，却放逐、诛杀自己的君主而拥有天下；伊尹、周公身为宰相，却放逐太甲，代摄年幼君主的王位；孔子、孟子身为平民，周游聘问于春秋战国各国君主之间，最终没有得到任用，于是阐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以及伊尹、周公的道理来教导万世。这几位圣人，开创的局面非常奇特，内心的用意非常艰苦，总而言之都把天下万世当作自己的责任，丝毫不敢有自私自利之心，那么对后世君子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忠臣侍奉君主，只是辛勤服事到死罢了，严重的还会以妻子儿女殉难。至于死后还让十族为之殉难的，自古以来，是从本朝方逊志先生才开始的。有人说，靖难之役不能同改朝换姓相比，在三杨那里本来可以不死；即使死了，王元采、周是修等诸位君子难道不也是如此吗？可是先生一定要让十族殉难，这也就不知道上天特意厚生先生的用意了。上天生养这些百姓，到元朝末年乱到了极点。上天降下我大明，圣人重新开创天下，也仅仅足以开辟洪荒以来的衰运，而滔天的祸患仍未止息。上天难道会对先生没有用意吗？先生在那个时候，既然不能使君主成为尧舜，使政治达到唐虞的治理，那也就罢了；他要用一死来挽救天下的乱局，计策上非让十族为君主殉难不可。只有先生把十族看作自己的一个身体，才能用一身换取天下，使天下人全都化为忠臣孝子，或许才能承接上天的心意吧。他所承担的责任重大，所以内心格外痛苦；内心痛苦，所以所做之事特别奇异。尧舜的揖让，汤武的征伐诛讨，伊尹、周公的放逐与摄政，孔子、孟子车辙周游，而先生让十族遭祸，它们所趋向的道理是一样的。一样在哪里？大概就在上天的心意，以及尧舜以来相传的道统，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先生天生资质非凡，早年拜宋潜溪为师，承接考亭的正统传授，学者尊称他为正学先生。旧刻《逊志斋集》二十四卷，流传于世。我反复读完这部书，其中没有一句不合于道，但仍然担心，学者难免只把先生看作擅长词章的人，于是摘取其中精粹的部分编成三卷，题名为《正学录》。忧念上天、怜悯人民的宗旨，都具备在这里了。我才智不敏，年轻时便稍稍懂得求学，常常向往先生。我私下认为，本朝理学的传承，必定以先生为首要人物。假如能够及时阐明发扬，特别举行从祀的典礼，以振兴后世，那么这部书正是用来考论先贤的依据。姑且用这一句话写在简册开头，并且请海内同道加以指正。《同心策序》《同心策》的作者，是我的朋友、中表亲沈中一。他有志于学，来请求同我结盟，认为这是一件长久的事。中一端庄凝重而温和厚道，具有承载道义的资质，平日恭谨自守。他在朋友中已经有所声闻，但还没有人知道他是否真正有志。去年他从南雍落第回来，我也正好辞官在家；于是他来往于我这里讲论，慨然说：“如今天下乱了，士人不致力于有用的学问，凭什么挽救世道？学问只要有用，即使不被时代任用，也未尝没有用处。为什么要用科举把自己禁锢起来呢？”我起初听到这些话，已经感到惊异。有一天，他拿一部书稿送给我，请求以同心来订立盟约，并说：“求学不能没有盟约。只有您来主持这件事，并且郑重地写下言辞。”我于是跃然而起说：“你的求学志向太强烈了，为什么要结盟呢？从前周王室衰微以后，天下不再知道天子的尊贵，每天接连发生篡位和弑君的事情。当时五霸相继兴起，倡导尊奉天子的道义，联合诸侯，于是便有了盟约。葵丘之会，束缚牲畜、装载盟书，却没有歃血为盟；五条禁令森严，其中仍有先王的教化，周王室最终也依靠它没有坠落。所以圣人屡屡称许这件事，在《春秋》中把它写得很重大。如今世道接连丧失，人人不知道有孔孟之学；中一不得已而大声疾呼，寻求天下同心的人来结盟，这也就是《春秋》的用意。孔孟去世后的两千多年间，董相曾在淄川结盟，文中子又在河汾结盟，宋代诸儒特意在濂、洛、关、闽之间结盟，其中闽学最为显著。本朝薛氏、胡氏、陈氏、王氏也各自以自己的学问结盟，而文成在我们越地最为显著。大体说来，这些都是霸主式的讨伐。中一大概是听闻诸儒的风范而兴起的吗？不过，《春秋》的义理尊王而贬霸，霸业越盛，王道越衰；盟誓越繁多，忠信越淡薄。表面取悦而内心违背，口说尧舜而行为却像盗跖，口中血迹还未干便拿起武器相向，这些都是霸者遗留下来的习气。中一先生谈论择友的话说得好：“忠信是根本，行为和义理次之，文艺又次之，讲论说解再次之。”这样就不会有因担心背弃盟约而产生的忧虑了。得到这番话以后，在学问上继续前进，以承继、彰明圣人的道统，拨正乱世使它回归正道，他的用意是在这里吗？我如今才知道为什么要同中一结盟，因此恭敬地写下这些话，告诉天下所有结盟的人。

译《张慎甫易解序》我读友人张慎甫所著《易解》，读到阴阳消长的关头，不觉放下书叹息。《易传》不是说过吗：“作《易》的人，大概是心怀忧患吧？”所以又说：“卦辞使人感到危惧，危惧可以使人平安，轻忽容易可以使人倾覆。”《易》的道理极其广大，没有一物被遗漏，始终怀有警惧，它的要旨在于没有过失，而把它概括在三陈九卦之中。圣人凭借神明的德性，生在衰败的时代，又遇到昏暗的君主，尚且不能胜过他的忧虑和患难，还要思考应对的道理，何况中等才质的人处在乱世末流呢？唉！忧患产生的缘故，实在难以说尽。洪荒被开辟以后，结绳记事的教化衰微，人民日益增多，所以凡是互相攻击、互相夺取、互相感应的途径，正当而胜出的常常少，不正当而胜出的常常多。圣人为此忧虑，所以用阴阳分别善恶，用消长推演人事，深深表达保存阳气的意旨；这些言论都很郑重，是替君子谋划的。小人乘机侵害君子，是因为君子自己确实有轻忽之心。在乾卦中称作“亢”，在大壮卦中称作“罔”，在夬卦中称作“頄”。带着这种状态来处理兴衰，很少有不成为世道祸患的，而自身不能免于忧患，更不用说了。君子并不只是能够处置忧患，而是要化解天下的忧患。用忧患去拯救忧患，忧患反而更加产生；用患难去排遣患难，患难反而更加到来。君子说：“怎样才能使天下回到结绳记事的最初时代，与百姓安然相处，再也没有忧患呢？”慎甫先生谈论《易》，独独取法乾卦的“元”，把它看作六十四卦的总纲；又取法初爻的“潜”，把它看作三百八十四爻的根基；合看整部《易经》，都从这里发明出来。至于阴阳消长的关头，他往往不愿过分分别明辨，而始终以滋长养育为主，深深地隐藏自己，务必给小人留下余地，把这作为潜移默化的办法。我起初读到这里，很惊讶：君子即使不敢成为“亢”、成为“罔”、成为“頄”，也何至于如此贬抑自己？难道履卦不能以素履自守吗？谦卦不能因谦逊而声名远播吗？复卦不一定要走中道吗？恒卦不能因恒守德行而避免乘凌之羞吗？三人同行不明说损卦便有凶险，做事难道不可以不说益卦吗？困卦不必达到舍命遂志，井卦难道不能不改邑而谦下到井旁吗？那么九卦的德性凭什么称得上这些呢？后来我反复读了三遍，才明白其中的道理。慎甫大概是善于谈论忧患的人。乾卦的“元”，是上天的德性，它的道理生生不息，是万物寄托生命的根本；人得到它，便成为元善，也生生不息，成为万物所禀受的本性。而“潜”就是元德停留、孕育的地方，所以它空虚而不屈，发动便更加显现，这是天地人三才之所以万古不朽的根本。世道有升有降，但人心中的元善，万古如一日地存在。元善在生生不息的一气之中，也万古如一日，哪里还有君子和小人的分别呢？世道衰落，就像江河奔流而不可阻止。与其等洪水滔天时竭力阻挡，不如早早在涓涓细流时堵塞它。与其让君子战胜小人，不如让君子恢复成为真正的君子；与其只做九种德行意义上的君子，不如使乾元之道通达到根本。世道越衰落，忧患越深重，《易》的道也越兴盛。姬、孔以后，一度兴盛于涪地，又一度兴盛于考亭。忧患之情，前后是一条道路，直到后世仍然如此。阴惨、收敛的气象一天比一天严重。慎甫对此不胜肃穆叹息，却又以阳春般的气象来读他的书，几乎要把杀机转化为生机，把结绳时代看作近在早晚之间。人人都能游息于羲皇时代，又哪里还会有忧患呢？这就是包羲氏的根本宗旨。唉！像慎甫这样的人，才可以同他学习《易》了。慎甫积累学问却没有得到施展，勤勉不懈地著述，通晓五经，尤其精通《易》。书写成后，我为它概述大旨并作序。世上如果有人任用慎甫，依照这些道理去做就可以了。《张慎甫四书解序》戊辰年，慎甫先生承蒙到我家塾授经，他的儿子偶尔拿出平日所著《四书解》给我看，我为之击节赞叹不止，又时时向我商量订正其中尚未达到之处。分别数年以后，这部书才刊行，他的门人徐上生等共同刻印，使它和他旧日所著《易解》一起流传于世。先生的《易解》一书，我曾冒昧为它作序。到这时，先生又向我索求序文，我更加谢绝说自己才智不敏，推辞了。有一天，先生感慨地对我说：“从前有人喜爱财物，有人喜爱鞋子，虽然所爱不同，但把心思用在外物上却是一样的。我专心守着一部书直到老年，岂不是爱鞋子一类的人吗？”我说：“是，是；不，不是。先生所爱的是道，已经超过技艺了。从前孔子以天纵的圣明成为万世之师，却独独在六经上下功夫，直到把编联竹简的皮带都读断三次。所以他自己说明时，一次说‘好古’，又一次说‘好古’。他所爱的是道，而古人只是求道的阶梯罢了。后世儒者说：‘古人已经远去，六经只是用来印证我罢了；我将反过来向自己的内心寻求。’可是我的心，未始不是圣人的心；但我这颗从未经过学问磨炼的心，或许有不合于圣人之心的地方，难道竟可以因此自信地说‘道就在这里’吗？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凡是求心而走偏的，没有不流于猖狂、反而伤害道的。”先生博学雅正，端庄耿介，仓促之间的言语举动也不违背儒者规范。他一生绝无其他嗜好，只是用心于五经四书，把它们看得像布帛和粮食一样早晚不可离开；长期沉浸涵泳其中，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后来才恍然有所领悟，开始逐条写在书中传授给学者。唯独《四书解》晚出，所得当然尤其深厚。读他所谓的解义，深奥却不玄虚，广博而有体统，逐字逐句考校，很少不合于古人的旨意。这难道还是借助辞章训诂来表现自己吗？爱古人所爱，存古人之心，因此达到古人的境界，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可是先生在这方面仍然感到不足，仿佛不敢相信自己，这是为什么呢？君子对于道，要广泛取法而简约守持，不只是能够谈论它，还要真正实行它。真正实行不止，然后在内心获得它，达到不知道自己不是古人、古人也不是自己的境界，这才是最高境界。求学而自认为还没有达到，每天惶惶不安，仿佛要终身如此的人，正是最接近道的人。先生真是善于求学啊！如果竟然把语言文字看成支离琐碎，想另外寻求一种解释来神会其中，那么先前那种凭信心求道的旧有见解，本来就不值得拿来对先生说。先生听后首先点头赞同了很久，于是命门人把这些话写下来，置于篇首。

译《曾氏家乘序》我们越地有一位曾谦父，才华文采很盛，以编纂校订、著书立说自我娱乐，尤其精于绘画染色，远近的人都珍爱他的作品。我还不认识他。有一天，他亲手编成《曾氏家乘》，来到我这里请求作序。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又得知他是宗圣曾子的后裔，便更加高兴。圣贤诞生至今已经几千年，如今有一天能够见到他们的后裔，慨然追怀仰慕，难道不会更加增添向往之情吗？我曾经过阙里，瞻仰孔庙、颜庙、孟庙的塑像，接见他们的子孙，人才济济、世代显盛。等到访察宗圣祠堂，却一个子孙也没有。后来才知道他们分散迁徙到四方，只有居住在南丰的一支最为显著，那就是肃皇帝访求并授予爵位的后裔。哪里知道我们越地的曾氏，实际上是南丰曾氏的嫡系，而且世代传承不绝呢？浙江衢州有至圣孔子的后裔，相传是孔氏大宗，大概宋室南渡时，宗子抱着祭祀器物随驾南行，因此承袭封爵；而留在曲阜守护孔林的，是他的支庶子孙。越地的曾氏考察其世系，并不亚于衢州的孔氏。这是什么缘故呢？浙江以东隔着一条水相望，而圣贤的后裔却如鲁、邹两地一样兴盛，事情大概并非偶然。唉！圣贤我是不能亲眼见到了，但能够见到我们的谦父，喜悦之情也就可以想见了。考查曾氏，自宗圣传到第十六代，迁徙到豫章；又传二十五代，延铎才分居南丰；再传四代，文定公曾巩凭文章和学行闻名天下，成为宋代名儒。文定公再传到曾怘，任温州通判，后来调任越州，全家在金人之难中遇难，只有小儿子曾崈幸免，于是定居越地，这就是会稽曾氏的祖先。又传十代而到谦父，从文定公算起一脉嫡传至今，确实是宗圣的宗孙吗？古人编谱，常因把世代相隔太远的后裔附会进去而受到讥讽，是担心传疑乱宗并且忘记祖先。从宗圣到文定公，迁徙源流的传说由故老相传，难免有些模糊；但文定公以后从南丰到会稽，世系历历分明，像指掌一样清楚，年代接近而事迹又有凭证，难道其中也会有传疑吗？罗文毅为《文定公集》作序时，在南丰寻求文定公的后人却没有找到，哪里想到根深叶茂的后代竟然扎根于会稽，并在谦父这里繁衍？那么谦父这件事可以说是光复旧有家声，没有辱没祖先了。不过，世人称说我夫子孔子的道，只有曾子独自得到了传承，所以附加“宗圣”的称号，正如宗法制度一样，小宗不能冒犯大宗，旁支不能混乱正统，因此才值得尊重。如今看曾氏后裔，先变成了文章，继而变成了气节，到谦父又变成了才艺，这不是越走越远、越来越失去根本真实吗？后世曾氏真正可贵的地方，不只是继承宗族，更必须继承宗族的道统。只继承宗族，这部书足以替他编谱；要继承宗族的道统，就请从才艺、气节、文章逐层追溯，反过来从自身寻求根本。谦父能够用精微的言语一一把这些道理编入家谱吗？如果确实如此，那就是曾氏有文德的后人。宗周虽然不才，请让我来从事这件事。《禅宗定案序》我的朋友张慎甫以经学闻名于家，勤勉不懈地学习圣贤之学。他见世上的学者多夹杂禅学，于是取来佛氏的书，逐一摘出其中错误的地方，作为定案；又附上关中冯先生的语录以及瞿布衣所述的各若干条，合成一册给我看。我读后，心情清朗，觉得很有道理。其他方面不再详细评论。冯先生是当今的大儒，他的学问纯正到了极点，言论恳切正大，能使听到这些话的人感到不寒而栗。处在今天的时代，如果有人以六经作为判断标准，声讨佛、老二氏的罪过，那么必定以先生为正确，所以慎甫有所取法。我的看法曾是：佛氏的教法遗弃世俗而独立，把人的本性化为空无，使之归于觉悟，与我们儒家完全不相及，就像南北是不同的方域、人与人是不同的族类。假使要贬低我们的道而归附它，它固然不能接受；即使张扬我们的道来攻击它，它也不会进入自己的体系。然而求学者厌恶平常而喜爱奇异，往往借用佛教的话来轻忽世间教化，渐渐又强行把两者附会起来，混合成一体。作为儒者，怎么能不加以辞说批驳呢？批驳它，也不过是辨别族类和方域，说明我们所认定的正确罢了。只要说明我们所认定的正确，错误的以及似是而非的东西，就都不能混入其中。定案的用意，大概就在这里，只是还担心力量不足。请不要只用言辞来排斥它，而要用自身的实践来排斥它。从前孟子承继三位圣人的道统，使杨朱、墨翟的遗迹熄灭；韩愈以道济助天下，使佛教的教法因此稍稍衰微。如今世上那些始终敬奉冯先生的人，并不只是因为他的言论正确，更因为他本人确实正确。他本人确实正确，所以他的言论才能树立。唉！先生已经去世了，如果有人能够阐明先生的言论，慨然把世道人心当作自己的责任，那就是先生的门徒；何况还能够勤勉不懈地亲身实践它呢！我对慎甫寄予厚望。

译《陶庸斋慥慥集序》弘治、正德年间，我们乡里的理学儒者蓬勃兴起。婺地有章枫山先生，赤城有陈克庵先生。两位先生的学术相近，而枫山先生最为著名。他一生专心亲身实践，不从事著述。曾经说：“儒者先贤的言论已经达到极点，把繁杂芜杂的部分删去就可以了。”又说：“程朱之后的学术又坏得太厉害了，必定有真正的圣贤兴起而挽救它。”这大概也是对注解繁多、学者有时渐渐离开根本而有所感慨。当时越地有阳明先生兴起，乘势而来，于是认为朱子的学说支离破碎，完全反转了朱子居敬穷理的主张，而把它归结为致良知。这难道就是枫山所说的真正圣贤及其门徒吗？当时尤其不缺少各种异同的见解。支持朱子的人，有的甚至诋毁阳明学说为禅学。我们越地则有陶庸斋先生，先生本来就是以紫阳朱子为宗旨的人，却独独始终敬服枫山先生，说：“如果九泉之下的先生能够复生，除了先生我还能同谁一道呢？”于是因不满于致良知的学说，特意撰写《正学衍说》，用来附会孟子能够明辨并排斥杨朱、墨翟的宗旨。他的用心可以说很勤恳了。后来致良知的学说大为昌盛，而先生这部书最终只成为一家之言。先生敬服枫山以及紫阳朱子，对于后人支离繁杂的习气，内心必定早已很不安了；那么他为什么又不取法致良知的学说呢？为什么呢？注解的弊病，仍然应当用亲身实践来挽救。如今说致良知，听到这种学说的人仍然把它当作注解之学，而它的宗旨却非常峻严。那些道听途说的人寻求这种学说却不能得到真意，只会使人更加迷乱奔逐；有的甚至迷误而进入禅学，反而不如儒者先贤繁杂的学说还较为谨慎。所以用注解去挽救注解，是行不通的；先生用亲身实践来挽救它，才取得了成效。后来先生另有一部著作叫《慥慥斋集》，它所比喻表达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先生从儒师起家做官，以从事词章之学为可耻；所写的诗文，除了讲学明道之外，都是用来记载平日的操行履历，文辞意旨平淡简朴，时时显露出言有未尽、意有余味的地方，确实称得上“慥慥”。我于是读完此书，叹息说：“先生大概不愧为孔氏的门徒吧？为什么他的言论这样切近实际呢！”学问达到孔子就到顶点了；孔氏的家法不超出慥慥君子的实践，而先生还认为自己没有做到，那么后世学习圣人的人，其境界也就完全可以看清了。先生之后有文简公以及君奭兄弟，他们都以理学成为当世的师范，大体上笃信文成的学说并加以直截传达，不再只是继承弓冶旧业的遗风。然而两位君子终究没有辱没先生。先生的后代，难道反而处在反身实践、默默不言的境界，恰好获得了我的良知吗？假使世上学习致良知的人，都像这两位君子一样亲身实践，那么即使《正学》一书不是先生所作，也没有关系。唉！因此我知道，学术最终是归于一统的。紫阳之后有文成，可以；文成之后有先生，也可以。请把这个道理拿去向枫山先生质证。我才智不敏，曾先后承蒙与两位君子交往，而同仲氏切磋尤其深。有一天，仲氏拿先生的文集来向我求序，我恭敬地叙述它的源流，写成了以上这些话。《辛复元先生集序》丙子年，我在京师，结识了河东辛先生。有一天，他拿出自己绘制的古今圣贤画像给我看，每幅都附有论赞，共有若干幅，题名为《生生集》。辛先生也已经亲自说明了“生生”的意义。宗周接受此书并读完，肃然如同有圣人降临，又和煦得仿佛圣人将要走近，迫切地想在一堂之上向他们请教。古代圣贤已经远去了，可是他们的精神却能跨越百世而彼此感应，这是为什么呢？常言说：“心的精神叫作圣。”只有心不会朽灭，所以圣人的精神也随心一同不朽。成为君主而达到圣境的，是这颗心；成为宰相而达到圣境的，是这颗心；成为老师而达到圣境的，也是这颗心。无论做儒者、做诸子，还是在文章、气节、功勋事业上走不同的道路，最终共同归于道的，都是这颗心。在虞廷称它为“中”，在周颂称它为“敬”，在孔门称它为“仁”，在后世儒者那里称它为“极”、称为“天理”、称为“良知”，都是这颗心的精神，也就是所谓生生不息、永不朽灭的东西。可是子舆氏说：“人与禽兽的区别，非常细微；普通人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圣人不过是完全发挥了这种使自己区别于禽兽的细微本性罢了，并不是具有某种使自己区别于人的东西。如今说“中”、说“敬”、说“仁”，难道不就是把人的心看作离圣人并不遥远吗？恐怕人们一代代传下去、一代代疏远，最终也一代代失去了自己的本心，所以才亲切明确地指点它，仿佛在说：“要保存的，就是保存这个；要去除的，就是去除这个。”人突然听人谈论圣人的心，没有不惊愕自弃、认为那是绝对高尚德性的。如今说圣人的心就在自身之中，怎能不猛然醒悟、奋发振作呢？所以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求学却不认识自己的心而想寻求圣人之道，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认识自己的心而想寻求圣人的心，更从来没有听说过。辛先生的学问，以先河东薛氏为根本，大概是能够从事于心性之学的人；他的论赞往往很像古代圣贤的精神和形貌。古语说：“正因为他自身具有，所以才能相像。”说的就是辛先生。我反省自己，仍然只是那颗离禽兽不远的心；一旦披览圣贤画像并接受教诲，便肃然如同圣贤降临，又和煦得仿佛圣贤将要走近，迫切地想在一堂之上向他们请教，这究竟是什么心呢？请拿这个问题向生生先生质问。

译《李懋明西台疏草序》我抱病居住在田野间，吉水李懋明先生把他旧日的奏疏草稿一册封好送给我看，都是神宗时任职西台所写的封事。先生在西台任职时，神色严正，敢于进言，称得上真正的御史；但从不罗列琐碎小事来敷衍塞责，只专门谈论重大问题。比如宗庙社稷的大计，就有关于藩封的一篇奏疏；比如治理与动乱的关键，就有辨别邪正的一两篇奏疏；比如职掌范围内的重要利弊，就有关于厂库的几篇奏疏。所谓西台封事，不过如此而已，可先生最终却因为进言而离开国都。过了很久，先前依附邪党、树立仇敌来对付先生的人，接连败亡，人们才想起先生的话，争相推举先生，渐渐要重用他。先生又被罢免，又被起用，又被斥退。先生三次起用、三次被贬，始终都以西台封事作为有力凭证，而他所指斥的邪恶势力，竟然也与先生的升沉始终互相消长。我因此深深感受到先生论述治乱根由的话。世道之所以能够长存而不毁，系在君子身上；而小人常常足以败坏它。所以圣人在否、泰交替之际，特别说明君子之道与小人之道。即使到了剥卦之势尽去、坤卦相互疑忌而交战的时候，仍然称君子为龙、称流血之象，分别说明黑黄的位置，仿佛在说：人的身体虽然失败了，道却自然能够保存。因此君子之所以常常胜过小人，最终还蕴含复卦回归的契机，就在这里。我朝到了神宗时期，恩德相继，治理融洽，号称太平。不幸发生了国本一事，君子与小人反复争斗，互有胜负。君子说这是国本，小人也说这是国本，而君子之道开始受到小人的凌辱。后来又以朋党的罪名禁锢君子，祸害波及许多人。国家虽然经历了两朝鼎革，开启了更新的气运，但一盏灯火相承不断，越传出越显得奇特。以先生屡次进用、屡次退斥的经历来验证，为什么始终像符契一样吻合呢？这一邪一正的说法，正是先生用来唤醒一世梦境的道理，直到今天仍然清楚明白。假如先生的话最终不被世间废弃，那么君子之道就会常常胜过小人。如今天下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先生的人，没有不知道有李先生的。时事到了这个地步，即使两三个小人也将捶胸叹息，像老鼠一样逃窜而无处藏身，却偏偏难以任用先生。假如有一天任用了先生，先生将要执持这些旧说前往施行吗？还是要审察时机、观察变化，另有一套主张呢？道具有神明变化而没有固定的方所，所以君子被称为龙。这次刻印，先生本来已经说过算了，破旧的扫帚如今也没有用处了。我于是为它写下序言的开头，把书交还给先生。《重刻〈传习录〉序》致良知的教化正如中天的太阳。从前有人说：“上天如果不生孔子，万古便如同漫漫长夜。”然而假使三千年以后不再有先生出生，又有谁同他继续接续旭日初升的光明呢？大概因为人人都有这颗心。上天赋予我们的东西，本来就如此虚灵而不昧，能够具备众多道理并应对万般事务，只是不能不被物欲的私心所遮蔽。求学就是为了除去这种遮蔽而已。所以《大学》开头以彰明光明的德性作为恢复本性的根本，而它的功夫归结起来在于知道止境。又说，致知在于格物。致知的“知”不离开本来光明的心，格物的“至”就是知止；本体就是功夫，功夫就是本体。所以孟子于是说到良知。孔子、孟子去世以后，心学失去传承，逐渐浸染成佛、老、荀、杨的学说。虽然经过程朱等大儒竭尽全力讲明、挽救和纠正，后来却又受束于训诂，转而变得支离破碎，往往把心与理分成两件事；求道越来越困难，离道越来越遥远。于是先生特别以程朱的学说为根本来求取，直接承接孔孟的传承，称为“致良知”。从此人人都知道我的心就是圣人的心，我心中的知就是圣人无所不知的知，成为圣人的功夫本来就不需要在此之外增加什么。先生大概是得到孟子心法的人吧？《传习录》一书出自门人所见所记，学者也已经家家传诵、户户诵读，直到如今已有一百多年。家风渐渐衰落，我宗周妄自不量，私下曾搜集先生的片言只语，与乡里学习先生之道的人共同居住讲求，也已经有些年头了。先生的后裔孙士美，志向锐利，立志继承祖业，于是取出旧本略加订正，把亲自经过先生裁定的四卷作为正录，把先生去世后钱洪甫增入的一卷作为附录，重新刻印来惠益我们的同道，并且请求我说：“良知的学说是为了挽救宋人的训诂之弊，也不过是因病立方罢了。等到它产生弊病，往往把良知看得太现成，把良知用得太灵活；高明的人流于空疏，卑下的人流于荒诞妄说，这种弊病反而比训诂更严重。附录一卷，我冒昧有所删削，总的原则是不拘泥于药方而善于用药，以切中病情为限，只希望您赐下言论。”我听到这番话，认为很正确。如果果真如他说的，就请用先生的教导来给它施药。大概先生认为宋人的弊病在于到心之外去寻求天理。所以先生一再说天理，又一再说保存天理、遏制人欲；可是后来的良知论者，有人把理说成障碍，几乎要到理之外去寻求心，那么把良知看得现成、用得灵活的弊病，又将发展到什么程度呢？良知本来就是现成的，而先生自己却说是从万死之中得来；这其中的缘故，恐怕也在于它本来就是变化流动、没有固定停留的，先生正是这样说的。能够戒慎恐惧，是为什么呢？先生大概说过：“我的学问只是保存天理、遏制人欲罢了。”所以又说：“良知就是天理。”先生这些话，本来就是孔孟的话，也是程朱的话。然而当时拘守旧闻的人突然诋毁他说：“这是禅。”后人因为说它是禅，便把它禅化，反过来借先生的旗帜分门别户，结果形成彼此隔绝的燕越之势。至于人与禽兽之间那一点区别，竟然也不允许加以分别，认为良知本来没有对待分别；照这样的说法，岂不是要率领天下人沉沦为禽兽，实在太过分了吗？这都是学者不肯思考的结果。如果士美能够成为善于继承祖业的人，随着这部书刊行，我们这些学习先生的人，应当不难明白地自行领会先生的本心，来求得向圣人之道前进；如此，道术最终也会归于一统，而先生所谓历经万古仍然常新的教导，正在这里。于是写在书简末尾，留给士美，也借此告诉同道。

译《钱绪山先生要语序》我读《天泉证道记》，知道王、钱两位先生共同传授阳明子的教法。阳明子曾说：“没有善也没有恶，是心的本体；有善有恶，是意念的发动；能够知善知恶，是良知；行善去恶，是格物。”王先生推演阐明了这番话，提出“四无”的说法；钱先生却认为这是师门教人的定本，不可改变，于是举出来向阳明子求证，说：“汝中所说的，适合接引上根之人；德洪所说的，适合接引下根之人。”世人因此传说王门的教法有这两个方面。我曾经认为，“一有一无”这样的说法，句句都执着于一端，难免要受到王先生的驳正，本来就是如此；所以阳明子自己也不免惊讶而感到失措，甚至赞许这是颜子、明道都不敢说的话，难道他果真相信这话是正确的吗？阳明子平素所说的，只是良知罢了。他又说：“良知就是天理，因为它有善而无恶。”如果知道良知是有善无恶的知，那么万物就是有善无恶的物，意念就是有善无恶的意，心是有善无恶的，也就可以知道了。古代谈论道的人，说到“性善”这一句话，道理已经发挥尽了；如果再说到“无”字，就已经是多余的话。怎么会还有所谓上根的法门呢？只有佛教才说：“在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显现你的本来面目。” 王先生“四无”的说法，思想本来就出于这里。这确实是颜子、明道所不敢说的话，而王先生却偏偏敢于说出来，实在太过分了。他敢于这样说，王先生当时正认为这与自己相合，便把它写入书中，用来炫耀并招徕后世，这岂不是恰好同良知的宗旨相冲突吗？钱先生曾写过一些《论学》的文章，大体上不离开良知，这才是接近正确的。唯独我喜欢他谈良知时，绝不附加有无、善恶之类的注脚；他的言论使学人不至于陷入执见，尤其善于发挥老师深藏的旨意。由此才知道，当日所谓“定本”的话，大概也只是一时的权宜说法，不能马上据此概括钱先生。钱先生曾对王先生说：“凡是为愚夫愚妇制定法则的，都是圣人的言论；为圣人阐明道的精微、发扬性命之真的，都是贤人的言论。”这可以说是《天泉断案》了。钱先生有个裔孙叫集生，能够阅读先生的遗书，于是和友人王金如摘取其中尤其精粹的若干条，编成《要语》给我看。我说：“为什么删取这样少呢？”他说：“先生的学问虽然不完全在这些话里，但教人的方法已经齐备了。”这不就是阳明子所说的吗：“钱某接引下根之人，大概是为我们这些人而设的。”我说：“确实如此。所谓下根，正是通向上乘的途径。” 所以说：“从下学开始而通达上理。”不脱离愚夫愚妇，却能直接证悟道的真实，并且把上下贯通起来说的，难道不就是良知吗？这不只是钱先生的话，也是阳明子的话。学者想要寻求阳明子的教法，必定要从钱先生开始，也要从集生开始。金如能够独自阐明并弘扬钱先生的话，也可以算是善于学习的人了。《河漕纲目》序 崇祯壬午年冬天，黄河在汴梁决口。在此以前，流寇包围汴梁，城中人凭借护城河抵抗防守，前后将近一年；想要放弃城池，却没有可行的办法，于是稍稍引来河水灌入护城河。流寇乘此机会进攻，大水很快涌来，各地守土官军于是护送藩王及其家眷，驾船渡过黄河向北，而被水淹死的居民以万计，城池终于陷落。皇帝仍然论定守城的功劳，并据此施行赏赐；天子大规模拨发金钱，派遣重臣治理黄河，而汴梁左右的决口将近三处，耗费巨大，计算以万万计，却没有奏报功绩的日期。幸而漕运没有停止，国家暂时免除了意外的忧患。当时我获罪退居乡里，跟随吾倩王紫眉从天津出发，沿卫河向南，于是利用闲暇考察寻求旧日文书。紫眉告诉我，卫河就是古代黄河的旧河道，向东北流，从天津入海。汉代黄河第一次在瓠子决口，水势向南迁移；经历唐、宋两代，逐渐逼近南方，后来同淮河合流。大概由于九河已经淤塞，田间道路废弃，沟渠水利的政令也湮没了，使水不能得到土地的容纳，才造成这样的局面；而卫河失去了旧河道，只能向上追溯到辉县为止。明朝建立后沿袭元朝遗留下来的做法，开通会通渠，转运南北漕粮，往往要借助黄河，这更加有利于黄河向南迁移，却也成为漕运的祸患；而且还会危及泗州祖陵，所以有关县的官员年年治理河道和漕运，没有一天空闲。我因此稍稍看到了古今升降变化的趋势，其中关系到四条大河的事情极为重大，而黄河最为显著。不久，紫眉回到越地，于是写成《河漕纲目》，既谈黄河，又谈漕运，记载当今事务的要点。他上溯尧时九年治水的工程，下至皇明世庙年间，凡是有关黄河的事情都记载，有关漕运的事情也记载；又汇集谈论黄河的各种说法，专门采录本朝各位名公所撰写的著述，以供参考；再同记述海运的内容合在一起，卓然形成一家之言，其中还间或拿来给我看。我听说看到河洛一带，便会想到禹治水的功绩，也知道后世再有作为的人都无法赶上他。汉代贾让上疏提出治理黄河的三条策略，最终没有人实行，而黄河的灾害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止。嘉靖年间，勋卿黄公绾引用佥事江良才的话，认为应当使黄河与卫河相通，有三项便利：第一，恢复黄河的旧河道，完整保存大地的元气，以壮大京师的形势；第二，使漕运一条路线经过会通渠，另一条路线由淮河通到卫河，逆流而上，形成两条有利的路线，以备缓急；第三，主张沟渠大略依照井田制开设，以开辟粮食生产的源头。黄绾又申述他的意见，根据堪舆家的说法：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这就是所谓水从大地中流行。治理水患的人如果不顺应水流的道路，只想同水泽的流势争一时的成败，强行疏浚开凿，即使有神禹那样的功绩也办不到。后来周恭肃公谈论沟渠水利的事情尤其详细。我曾往来南北，凡是询问考察所涉及的地方，北面从临清到分水，地势高达十多丈；南面从徐、沛到分水，地势也高达十多丈。这样看来，汶水、济水之间，正是岱岳的山脉，而黄河南迁所必经的道路就在这里。水流既然逆势而行，想让它不横流而四处溃散，又怎么可能呢？所以从前有人说张秋决口，大概有天意在其中。可惜前人的智慧没有达到这一点；如果说漕运所依赖的水道，可以按时蓄水、泄水，南旺诸湖相当足以承载漕船，却一定要引黄河水来求快，这真是所谓引狼兵来治理内部盗寇，没有不遭受它的祸害的。前些年长山的决口，就是足以作为警戒的前车之鉴。如今天下三大祸患一同发生，大司农每天筹划计算，军国所需，也已经反复讲求水利、屯田等事务，并且见诸施行。将要依照根本的计划逐年筹划，以九年为期限，调拨数十万金钱，在河阴、原武之间兴办治河工程，为万世奏报太平，这难道还要依靠异人来承担吗？如果不是圣明天子推行无为而治的事业，追踪神禹的智慧，又凭什么能够早早确定朝廷的谋划呢？那么，这部书就可以作为它的左证了；我这个草野之臣，应当亲手叩额，以等待其成效。

译《礼经考次》序 秦朝焚书之后，六经有一半从灰烬中残存下来，而三礼的残缺尤其严重。《周礼》《仪礼》因为古今制度不相同，一向被搁置而无人讲习。至于二戴所传的各种记，本来就不是出自一个人，真伪混杂，篇章次序错乱，尤其难以整理编排。后人因为小戴的文章较为接近古意，便单独立于学宫，流传至今。然而如果因此就要废弃大戴之书而不予收录，也不是通达的说法。《夏小正》与丹书兴起，彝器铭文实在是三礼中的精华。曾子十篇，所说的“参”竟然从鲁地得到，关键正在这里；若把它概括地同其他篇章一起抛弃，实在可惜。宋儒朱子慨然哀悼三礼的沦亡，认为这样就无法看到先王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于是开始表彰《周礼》，认为它是周公亲自用来达到太平的工具。不久，他又修订《仪礼》，想把戴记作为它的传注，并将它们合在一起流行于世。但仍然苦于两部书有时彼此不同，他的论说无法归于一致。直到晚年才编成《仪礼经传通解》，虽然同原来的旨意不无少许差异，但读者终究不能没有牵强附会的疑虑。于是元代儒者吴草庐又修订为《三礼考注》《礼记纂言》等书，《周礼》《仪礼》比朱子所整理的较为完整，只是《戴记》仍不免有所遗憾，而《礼记纂言》割裂得尤其严重，连朱子的万分之一也没有补益。谈论礼学的事情，于是成为千古以来的疑案。宗周年轻时发愤读书，曾经依次整理六经的学业；到了戴记，便无法读通章句，因此对朱子的说法有所感慨，擅自从事编订，不久也停止了。偶尔曾表彰曾子十篇、《学记》和《小学》诸篇，把它们同《大学》合为《学校全书》，这样一来，戴记中遗漏的内容已经很少了。但想要进一步为《仪礼》作传，却无法做到。今年夏天，我在家园抱病，正好门人余杭鲍濵利用读礼的闲暇来向我请教学问，偶然拿出《通解》《考注》等书来询问其中的异同，我于是恍然在心中有所领会，便取二戴之书，同鲍濵重新加以考订，反复了几次，最后感慨叹息说：“礼就在这里了。《仪礼》是周公用来辅助《周礼》、达到天下太平的书；而《礼记》是孔子用来学习《周礼》以及夏、殷礼制，斟酌古今、垂范万世的书。”大概先王的礼到周代已经完备了，却还必须经过孔子的折中裁定，然后才能确定。可惜的是，孔子的微言大义被记述者的言辞逐渐侵蚀；他们既把孔子的话全部据为己有，又时时假托孔子的名义来附会自己的说法，以至于孔子平正典雅的教诲几乎没有传到后世。幸而有《孔子家语》一书，保存了不少源流始末，可以参证戴氏的说法；这真好像珠玉混在泥沙中，又好像锦绣同麻布、破絮错杂而被败坏。于是宗周逐渐取出这些材料加以诠释编次，把大戴、小戴的记载合编为十四卷。每卷若干篇，每篇先表彰孔子的言论，作为正经记录下来；然后附上记述者的说法，并各按类别排列，先后次序颇有条理。又把其中错乱的加以订正，把讹误的加以补衍，偶有缺漏的地方便用《孔子家语》补足。从前这是戴氏一家之言，如今全部取出归还给孔子，再进一步同《易》《诗》《书》《春秋》并列而流传不朽，或许就在于此吧？因此尊称它为《礼经》，并冒昧把这部书的义旨附在后面，称为《考次》。大体说来，孔子谈礼，重视根本而缓谈末节，先说近的、小的，然后涉及远的、大的。因此，它既可以范围《周礼》《仪礼》，也可以辅助《周礼》《仪礼》。《中庸》所说的：“考察三王而不谬误，建立天地之间的秩序而不违背，质问鬼神而没有疑惑，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而不迷惑。”除了我们的孔子，谁能参与到这种境界呢？宗周自愧不能同前人相比，也没有能力为他们效力，只好在完成此书之后，附带陈述自己一点愚见，以等待后世君子。《乐记》另有编录，这里不载。《史雁峯诗集》序 言语并不是古人所崇尚的。到了不得不说话的时候，往往通过叹息、咨嗟、歌咏和吟叹来寄托自己的感情，同时又止于礼义的正当范围。正如《三百篇》所陈述的那样，直到今天读它的文辞，仍好像看见了诗人本人；其中常常有言外未尽的意味，寄托在借物起兴、联类铺陈之中，却始终没有卖弄口舌的毛病。这说明学习并不以多言为贵，确实如此。诗教衰亡以后，从汉、魏以来，大多只致力于像俳优那样互相取悦，而不顾内心是否安适。甚至诬蔑善行、徇私自为，却不知道停止，又哪里有空闲去追究雕琢字句、协调声律的弊病呢？我的性情不懂得谈论诗歌，只是偶尔跟随别人学习，因此知道诗本来就有难以轻易说清的地方。家塾老师史子复多次同我谈论学问。一天，他拿出曾祖父雁峯公遗留下来的若干篇诗稿给我看，都是近体诗，却能够不失古代作者的旨意，具有温厚和平的风格。我读了一两遍，越发看出它质朴却不粗俗，淡雅却很有意味，仰慕古人却不流于夸张，抒发感怀却不流于激烈，真正能够在有言语之中留下未尽的意味，又时时流露出无言之处的情趣。于是进一步谈到雁峯公所处的时代：他是有名的谏议大夫，却不必靠进谏而显名；是贤能的二千石官员，却不必靠循良的政绩来评定；高雅的志趣寄托于山林，却不必以肥遯之名自我标榜。他虽然留心经世济民的学问，却也不屑于汲汲追求功名，真正能够在无言之中留下未尽的意味，又时时从有言之中溢出无言的情趣。雁峯公传到第一代成为州刺史，传到第二代成为观察使，传到第三代成为我的朋友子虚；子虚以学术闻名当世，成为士林中的祭酒，他的弟弟就是子复，也同样才华出众。雁峯公未尽的意味，越传越远、越传越广大，而雁峯公在这方面也就越发不可测度。唉！所谓未尽，作为一种道理，天地万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何况君子所说的学问呢？子复因此拿遗稿请我作序，我只是按照心意写下这些话，惭愧自己不能完全了解雁峯公，于是反而没有什么可容纳我说的话了。

译《明儒四先生语录》序 宗周是东方越地的鄙陋之士，生在越地，长在越地，只知道有越地人。越地谈论道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阳明先生的良知之说；家家传授，户户诵读，连宗周也只是私下听闻过它的大概。一天，括松婴中的毛子来到我会稽任训导，拿出他编纂的《四先生语录》给我看。这部书从阳明先生进一步追溯到白沙先生、敬斋先生、敬轩先生，题名为《明儒心诀》，并题词说：“大明开创国运以来，世间教化美好而光明，士人中懂得道的并不止四位先生；但四先生首先被祭祀于宫墙之内，尤其是一个时代斯文的准则，所以天下人都盛赞他们。只是越地人私下偏爱阳明先生，我如今才有机会读到四先生的编述，并领会其中的宗旨。”薛先生所讲的是如布帛、粮食一样平常的道理，不离日常践履，却直接窥见性命与天理的奥妙；胡先生推本他的宗旨，更加谨慎严密，归结到慎独；陈先生以自然为宗旨，颇为遵循无欲而作圣人的学说，逐渐开启良知之宗；王先生于是畅明地说出来，发扬薛先生以来尚未发明的蕴意，真是洋洋大观，汇集了当时各种言论的统绪啊！即使说四先生前无古人，也是可以学习的。由四先生而通达孔孟，这是进入内室后再由门户出去。我曾经谈论过这件事：舜、文王相隔上下千年，东西方的夷族也彼此不相接，而孟子断然说道：“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他们所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这个“一”，就是心，是道之所以成为道的根本。薛先生称它为性与天，胡先生称它为独，陈先生称它为自然，王先生称它为良知，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善于学习的人，也不过是从自己的心上求取罢了。探求我的心，是为了探求四位先生的心；由四位先生的心来探求四位先生的话，无论到哪里都不会不相同。道之所以不明白，是聪明人超过了它，愚笨人达不到它。学习一位先生的话，却去追求所谓的道，把它说得高了，就流荡在空虚之中；说得低了，就滞留在具体事物里，这都是超过或达不到的偏见。善于学习的人，也不过是从心上求取罢了。虽然如此，求心也是有方法的。心只有一个，而获取它、攻治它的途径却有很多，所以濂溪也说：“学习圣人的道，以专一为要；一定要以良知为开端，再在持守上不断前进，在践履上不断前进，慢慢达到接近自然的境界，这才可以谈论一。”这部编述的用意，大概就在这里吧？毛子把原稿交付刊刻，并向我请求作序，于是我推究它的本意，写下这些话。今后我才真正惭愧自己这个越地人的浅薄自得。《古学经》序 记载说：古代的教育，家中有塾，党中有庠，州中有序，国都设有学。从庠、序以下，都称为小学。国学中，天子的学校叫辟雍，诸侯的学校叫泮宫，就是所谓大学。天子、诸侯也都设立小学，用来教育世子以及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至于在庠、序学习而进入大学的，凡是平民中品评优秀、选拔升入的，也按年龄次序列入其中。《保傅篇》说：古代的人八岁时，离开内舍到外舍学习，学习小的技艺，履行小的礼节；束发以后进入大学，学习大的技艺，履行大的礼节。《内则》说：十岁学习文字和计算，十三岁学习音乐、诵读诗歌、舞《勺》，成年后舞《象》，学习射箭和驾车。加冠以后学习礼，舞《大夏》，敦厚地行孝悌，广泛学习而没有固定的范围。大概先王建立教育的方法，就是这样完备。当时，在上位的人凭借圣人的德行来创制教化，君主和老师共同使天下士大夫受到教化，风俗美善，成周的太和局面持续了好几代。降到后世，逐渐衰败消亡。于是孔子掌握素王的权柄，以教师之道自任，每天同门弟子一起修明这些学说。其中有些话超出了先王原本的意旨，比如他训导《大学》，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一直推到治国平天下；唯独训导小学没有留下明文。可是看《曲礼》《少仪》《内则》《玉藻》等篇所记载的内容，难道不是特别切合门人弟子的学习吗？只是《戴记》这部书，杂乱地形成于秦火之后，难免篇章次序失乱、文义混杂。宋儒朱子才开始表彰《大学》《中庸》，把它们同《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又撰写《小学补遗》，针对经书的缺漏分门别类，所引用的譬喻精微深刻，有些地方连年高德劭的老师和儒者也不能穷究。这也属于朱子的小学，而不是古文意义上的小学。古文小学就是《曲礼》《少仪》，而朱子确实没有来得及处理。后来他撰写《仪礼经传通解》，设置“学礼”一类，先讲学校制度，其次讲《弟子职》，再讲《少仪》和《曲礼》，最后讲《大学》《中庸》，颇为得到古人建立教育的旨意。宗周不聪敏，偶尔曾反复研究三礼的体制，知道“学礼”不应同诸经混在一起，于是推明朱子前后说法的异同，特地编立《训学》一书，首列《曲礼》，其次是《少仪》《内则》《玉藻》，附上《王制》，共五篇，作为《小学全书》，然后再进而讲《大学》；又把《文王世子》同《大戴礼记》的《保傅》合为《学记》上篇，把原来的《学记》作为下篇，总名为《古学经序》。这是在十三经中首先尊崇小学的道理。然而这样一来，《戴记》可以废弃吗？回答说：朱子本来已经有关于《仪礼》经传的说法，把它们分列在若干篇中，而《戴记》作为《仪礼》之传的性质也就更加可信了。《大学》《中庸》同《论语》《孟子》相配，好像是《礼记》的外篇；推而至于《尔雅》《孝经》，就是小学的辅助；《易》《诗》《书》《礼》《春秋》，就是大学的辅助。到了这个程度，古人的典籍都有源流始末，不至于散乱而没有统绪，杂多而没有次序，道术大概可以归于一统了吧？从前孔门谈论学习，说：“广泛学习文化知识，再用礼来约束自己。”又说：“从下学开始而通达上理。”广泛学习文献，就是小学的教育；用礼约束自己，就是大学的教育；下学而上达，就是大小学贯通一体的说法。因此，君子的学习，无时无刻不是小学，也无时无刻不是大学；只是随着年龄一同进步的时候，必定要由下而上、由小而大，就像堂屋和内室有次序而不能跨越，也像万物各有时节而不能强行改变。这正是孔门之学与后世异端曲说极不相同的地方。后世的学者谈论大的道理，就逐渐沉溺于佛、老，既失在空大而没有统绪；谈论小的事情，就转而陷入支离琐碎，又失在细小而缺乏纲要。至于实践的次序、学习的方法，又失于凌越和抵触，最终不能接近成就德性。我不知道这同古人建立教育的本意相差到什么程度。如今得到这部编书而保存下来，或许可以有所补救吧？因此在抄写之余，把它的大意写在篇首如此。

译《古小学集》序 国家的制度都是社学，而在我们乡里却独称为小学，并且进一步称作古小学，祭祀和靖尹先生，大概是说要学习古人的学问罢了。一天，修缮更新学校的工程完成后，学者渐渐聚集，想寻求所谓古人的学问却无法得到，于是进来向我请教此事。我便取和靖先生关于建立教育的旨意加以推广，辑成《集记》给学者看，共九卷。开头是“学的”，用来表示根本；其次是“躬行”，用来表示所重视的；再次是“六艺”，用来表示所学习的；最后是“圣统”，用来表示期望达到的目标、趋向的道路和应当止步的界限。《周礼》记载大司徒的职责，以乡中三类事物教育万民：首先是六德，即智、仁、圣、义、中、和；其次是六行，即孝、友、睦、婣、任、恤；再次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所谓乡中之物，大概是王国中有虎门的教育制度，乡大夫取来布置于乡里，推行于党庠、州序，作为小学的教育法；六物仍然要求士子按年龄限制升入大学。后来孔门便取来作为教育的法则，四科的设置、博学与约礼的宗旨，大多出于此处。那些不能归入德行一科、不能通晓六艺的人，不能称为儒术中的高等弟子；古人的学问，其大旨就可以由此看见了。圣人的道，是由圣人的心造就的；学习而获得圣人的心，就是成为德性圣明的人；通达明白，是智所用来认识它的；亲身实践，是仁所用来体察它的；坚强实行，是义所用来成就它的；中和，是用来调节并文饰它的。六经都是同一个德性；落实在行动上就是德行，显现在文辞上就是艺文，无不出于这颗心。所以君子学习，是以本心来考察行为，使道理在显明与幽微之间没有间隔；又通过具体事物来寻求本心，使功夫不至于径直跳跃。这就是小学和大学贯通为一体，并逐步达到圣人境界，同时使当世收到培养人才之效的原因。学术败坏以后，士人不知道心，卑下的被声名利禄混杂，高明的被虚无之说荡失；平日除了饮食男女之外，茫然无所适从，只能互相以记诵夸耀，以辞章自傲，以训诂相互纠缠，借此进身而托称从事大学的学业，自命为老师宿儒，内心却实在茫然无所得，最终只是陷入追逐声利的习气和异端曲学罢了。这难道不是在小学方面根本就有所失误吗？在这种时候，想让他们退回来修习洒扫、进退等功课，难道不是倒行逆施吗？虽然如此，亡羊补牢，也还不算晚，君子也不过是从自己的心上作出判断罢了。这部编书，见识浅陋、裁定简略，确实比不上古人的万分之一；但对于从下学处立定本心的说法，或许还差可近似。我不能谈论圣人的心，只好姑且谈论小孩子的心；如果能够得到小孩子的心，也就可以按次序探求圣人的心了。那么，尹先生就是这条阶梯了。听到这些话的人茫然感叹说：“我现在才知道古人的学问简约而且可以遵循。” 于是把这些话写在篇首。《学的》小序 所谓学习，是学习成为人，学习成为圣人，而这种功夫从幼年学习开始。所以《易经》说：“用蒙昧来培养正道，是成就圣人的功夫。”又说：“童蒙来求教于我，贵在真诚。”还说：“初次占筮就告诉他，占筮是以此沟通神明之道，是恭敬到了极点。”以真诚来培养，又以恭敬来培养正道；能够恭敬就能真诚，能够真诚就能成为圣人。所以说这是“圣人的功夫”。古代谈论恭敬，没有比程门更详尽的；程门的高等弟子和靖先生，正是它的嫡传。如今在下庠祭祀他，确实可以作为万世学习的老师。人如果真想从幼年学习做人、学习成为圣人，就一定要从先生开始。譬如学习射箭，必先设置箭靶来祈求射中，然后才操弓挟箭。先生大概就是小学的正靶吧？于是我记述《语录》若干条，并把它的渊源所在一并列出，用来作为训导。《躬行》小序 学习以恭敬为入门，用来树立天下最大的根本。根本树立以后，道才由此产生，于是再把实践传授给他。最大的方面在于五种人伦关系中的谦让，也就是所谓五种普遍通行的道理。这种说法起源于虞舜的朝廷，通行于夏、商、周三代，也就是庠、序、学校的教育。所以说，都是为了明白人伦。庠是用来养育的，养育的就是这个道理；校是用来教育的，教育的就是这个道理；序是用来学习射箭的，射箭的也是这个道理。古人由小学进入大学，所以学习以明白人伦，必定从庠序开始。乡里的先生去世后在社中祭祀他们，是因为他们可以作为仪表。于是仿照朱子《嘉言善行》的用意，截取乡里贤者若干人的事迹，完备地记录下来，作为学习高尚德行的依据。如果其中仍然可以保存少许可见的东西，那么天下之大、古今之远，也只要取来作为效法的标准就够了。行为又哪里有穷尽？总要以自身能够做到的近处为要。因此说：君子的道，就像行走远路，必须从近处开始；就像登上高处，必须从低处开始。《礼学》小序 孔子说：“不学习礼，就无法立身。礼，是亲身实践的领域。《周礼》中，礼有五类：第一是吉礼，用来祭祀邦国的鬼神；第二是凶礼，用来哀悼邦国的灾祸；第三是宾礼，用来亲善邦国；第四是军礼，用来协调邦国；第五是嘉礼，用来亲近万民。至于礼的曲折细密和等差变化，则见于日常威仪、言语、行动以及出入起居的节度。它又用来分别统摄五经，是施行礼的根本，其中有经纬相配的意义。因此学习礼的人，应当从《曲礼》入门，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执掌礼制。不过三千条礼文，不能全部叙述，如今姑且选取其中切合小孩子的内容，约略编成下面这一篇。” 《乐学》小序 礼和乐不是两件事。凡是礼的升降、上下、节文、度数，虽然好像出于极其严肃的要求，但无不有和谐喜悦的意味来辅助它，这就是所谓乐。所以说，礼乐片刻也不能离开自身。如果把它推而广之，自古以来君王彰明德行、象征功业，没有比六代之乐更盛大的。因此掌管音乐的官职，都用它来教育贵族子弟和学生，而尤其不能在小学中废弃。《内则》说：“十三岁学习音乐、诵读诗歌、舞《勺》；成年时舞《象》；二十岁加冠，舞《大夏》。”说的就是这个。然而古代的音乐如今已经不再演奏了，连同它的声音、仪容、器物和数度也都亡失了，只有人心中原本的声音，万古以来始终如一。《尚书》说：“诗表达心志，歌使言语延长，声音依从延长的言语，音律调和声音。”学习的人姑且努力寻求自己的志向吧。志向确立，学习就已经完成了一半；学习由此而获得乐趣。既然快乐，就会生生不息，哪里还能停止呢？所谓声音气息的根本，也隐约存在于这里。把它运用到自身最切近的地方，无不表现为九变九成的形态，至于区区的声音、仪容、器物和数度，就不值得再说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射学》小序 《仪礼》记载，天子、诸侯以及卿大夫的礼射有三种：第一是大射，天子、诸侯将要祭祀时选取士人参加的射礼；第二是宾射，诸侯来朝见天子，入朝后同天子举行射礼，或者诸侯之间相互朝见时举行射礼；第三是燕射，是宴饮休息时举行的射礼。士人没有大射，但有宾射、燕射；庶人没有宾射、燕射，只有主皮射。燕射就是乡射。大概州长在春秋两季按照礼制会集民众，并在州序举行射礼；五州合为一乡，州属于乡，所以仍然称为乡射。举行射礼时，乡大夫有时也在场，但并不改变这种礼制，所以仍然如此称呼。乡射一定在序中举行，因此说“序就是射”，这是小学的主要教育。《仪礼》完整记载了相关文辞，颇为繁琐谨严，下面只节略叙述。《御学》小序 《周礼》所说的五种驾车方法：第一叫“鸣和鸾”。和铃在车轼上，鸾铃在车衡上。登车以后，马一行动，和铃、鸾铃就相互应和，用来掌握快慢的节奏。第二叫“逐水曲”，是说车随着水势的曲折行进，用来掌握回旋的节奏。第三叫“舞交衢”，是说车行驶在高的道路上，旋转时像舞蹈一样，用来掌握折转回旋的节奏。第四叫“过君表”，是说用葛布缠绕旌旗来做门，用皮衣缠绕木橛来作标志，门的间隙只能容一只手，车驱赶着进入，碰到标志就不能进去。君表就是用葛布缠绕的旌旗，用来掌握前进和停止的节奏。第五叫“逐禽左”，是说追逐禽兽时，让禽兽的左侧对着君主，以便君主射取，用来掌握驱逐的节奏。驾车的方法如此完备，所以学习的人从儿童时期就开始练习；年少时侍奉年长者，地位低时侍奉尊贵者，都必须经过驾车这一学习。然而驾车的法则虽然还保存着，驾车的学问却没有流传到后世；学习它的人反而被认为可耻，行动也被轻视。再加上南北地势不同，船和车的用途不同，在南方的水乡谈论驾车，就像拿着章甫帽到越地去一样。因此士人更加少谈驾车；士人不谈驾车，对于百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运输重物、到达远方的工具，也一并搁置不讲，实在太疏忽实际用途了。何况五种驾车方法以“逐禽左”结束，其中包含着文事中的武备。《易经》说：“田猎中有禽兽，利于擒获。”长子率领军队，弟子运送军队，说的就是逐禽左。因此黄帝没有废弃车战的便利，中古时代颇为重视骑马射箭的本领，大体上都属于驾驭车辆之事。那么君子有志于当世事务，怎么可以不预先讲求这些，而对驾车之学多加用心呢？如今姑且把礼家关于驾车的各种说法列在前面，又附上近代儒者关于车辆制度和马政的说法，使学习的人有所考察。《书学》小序 《内则》说，十岁学习文字和计算。这里的“书”，就是古代的六书：一是象形，二是指事，三是会意，四是谐声，五是转注，六是假借。六书是创制文字的根本，学习的人实在不能不从儿童时期开始学习。离开古人的文字，也就没有别的六书可以考察。太学的教育是：春天和秋天用礼乐进行教育，冬天和夏天用《诗》《书》进行教育。学习的人既然已经学习六书，哪里有不先学习《诗》《书》的道理呢？由《诗》《书》以外的事，也可以类推。我认为读书必须先以孔子的学说作为裁定标准。孔门的教诲全部在《四书》中，而删定、阐述六经的大业则在六经本身。学习的人以《大学》为根本来寻求端绪，参照《论语》《孟子》来充分发挥其中的学说，再进而由《中庸》来约束它的宗旨，然后旁通而曲畅于六经，以求得它的极致；这样穷究事理的方法随处都能充裕，内心也更加可以不致放失。又利用空闲涉及古今各种史书，只有《纲目》集史学之大成，可以称为史书中的经书，其中包含经世治国的道理。此外诸子百家，未必都合乎正道。古语说：“众说混杂纷乱，要以圣人的标准来裁定。”又说：“岔路太多，羊就会走失。”学习的人应当仔细辨察。《数学》小序 数学起源于黄帝的臣子隶首，同历法、音律在同一时期创制，用来辅助文字契刻，代替结绳记事；流传到后世，于是有了《九章算术》，成为使万事万物彰显过去、察知未来的开端。周礼中，保氏设置数学来教育国子，这是六艺之一。唐代仍然设置算学博士，督促考核、主持考试，同三馆博士的制度一样，颇为接近古代。后世径直搁置不讲，把它看作九九计算的技能而轻视它，却不知道充满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数。天地如此广大，尚且可以用数穷尽，何况其他事物呢？所以混沌初分，首先显露出河图、洛书；河图显现《易》的道理，洛书陈列洪范，都是依靠数建立起来的。数就是理；只谈理而不谈数，理也不能成立。理不能成立，数也不能运行。天地乾坤几乎要停息，人事也会中途废弃，即使圣人也没有办法施展范围天地、利用万物的作用。那么学习的人当前最急迫的任务，难道只是手握算筹、纵横计算而已吗？《圣统》小序 学习的人从事六艺的道路，安闲从容地逐步前进，德性一天比一天崇高，学业一天比一天广大，有朝一日成为圣人，并不困难。圣人的道，并不在这颗心、这个理以外增加什么，也只是恭敬罢了。小孩子，这种恭敬，圣人也是这种恭敬，所以说恭敬是圣学始终的关键。尧、舜、禹、汤、文、武作为君主，皋陶、伊尹、周公作为辅相，孔门作为儒者，圣人与圣人之间相传，如同符节相合；这些都记载在《诗》《书》中，可以考察而知道。降到后世，这种道统延续得像一根细线；上天启发宋代直到我明朝，诸位儒者相继出现，他们学习而不违背本心之说，都是孔孟的正统传承。从前的人把私下接受某位贤人的教化视为幸运，学习的人如果确实经由诸位儒者去寻求圣人的道，逆流而上穷究源头，逐步递进，大概就差不多可以达到了。古语说：“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与天相合。”说的是学习要逐步达到。后人喜欢谈顿悟，说心就是圣、圣就是心，不借助修养功夫，也没有任何阶级次序。然而如果说我的心同圣人的心本来相同，这可以说；如果说我已经放失的心，就是圣人保存不失的心，这就不可以。所以与其追求顿悟，不如宁可渐进。一定要说渐进，也只是小孩子学习的道理罢了。《刘蕺山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刘蕺山集》卷十 （明）刘宗周撰 序下

译《古小学通记》序 我已经编成《小学记》来给学者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人嫌它只有根本而没有实际作用，我听了连连称是。不久又说：“天下难道有无用的根本吗？”于是我再次依据小学的宗旨加以推演，把它推广到极致，获得了古人关于完整根本和广大作用的学说。于是撰成《学通》一书，共分四编，每编若干卷。第一编是《政本》，仍然谈学习；第二编是《问官》，就是谈官学；第三编是《进以入官》，就是谈学习与政治合而为一；最后是《王道》，就是学习的最高成就。既然如此，治理天下国家，又有什么能够超出学习呢？充满天地之间的只有一个道，充满天地之间的也只有一种学习。从小处看，没有作用的不是根本；从大处看，没有根本的也不是作用。所以说：“把仁彰显出来，把作用蕴藏起来。”又说：“小德如河水流行不息，大德使万物敦厚化育。”说的就是根本与作用同出一源，显明与幽微之间没有间隔。古代谈论学习的人，没有比孔子更能分辨清楚的。他从小处做起，每天同几位弟子修习洒扫、进退、应对的礼节；而从大处说，就是凭借这些来进退历代君王，并且亲自寄托着面向南方为王的权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都记载在孔子遗留下来的言论中，并由他的删定著述确定下来。后世君子有志于当世事务，也可以在这些文章中取其中道。于是依据孔门论说政治的学说，按类别加以推演：上溯唐尧、虞舜，下述近代，把宇宙之间一切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都收入学问之中，归结到素王孔子的纯正宗旨。假如这部书确实有用，我拿着它前行，大概就差不多可以达到目标了。既然如此，这部编书为什么不直接归入《大学》呢？我害怕这样会滋长奢侈自大的心。因此依照我的小学，把它说成小的；虽然其实有大小之分，却命名为《通记》，也就是说，以其中小的内容贯通其中大的内容罢了。这是我表达自己的志向和学问，也用来训导我的门人和小子。《政本》小序 古代君子谈论学问，其中本来就包含政治，所以说“政就是正”，又说“自身端正，天下人就会归附他”，而这些道理在《大学》一书中阐述得最完备。概括地说，不过是以修身为根本罢了。程子说：“有了上天赋予的德性，然后才可以谈王道；其中的关键只在慎独，这尤其符合《大学》的宗旨。”后世作章句注解的人，我对此很疑惑。把八条目平均分开，各自看作一件事，仿佛不能彼此贯通；至于诚意、正心以及本末的辨析，更是沿袭错误，曲解得难以通晓。于是，《大学》的教义不能在天下彰明，而诚意正心的功夫反而成了世上君主的大忌。《西山衍义》已经偏离了，《琼山补义》偏离得更加厉害。唉！自皇王以来，天下太平的时候总是少，动乱的时候总是多，这也就是诸儒谈论道理的人的过错。一日读到曹魏石经，才觉得其中有可取之处；千古残存的经文，因而得到一件快事。于是为它表彰阐发，略仿《衍义》的体例，附上古今传记，依次加以说明。虽然条目依旧分明如故，但义理本来相通，思想实为一贯，希望使后来的君子在临政、希望天下得到治理时，知道应该退回来反求自身。述《政本》。《问官》小序 孔子说：“我谈论夏代的礼制，杞国的礼制不足以作为考证。我学习殷代的礼制，宋国还保存着它。我学习周代的礼制，如今仍在施行，我遵从周礼。”周礼中重大的部分，没有超过《周官》的，所以也称作《周礼》。后人认为它是“周公亲自使天下达到太平的书”，又说是“周公没有完成的书”。所以它同《尚书》篇章的大小略有不同。总之，这些异同的痕迹姑且不论，只考察它规模的宏伟、安排的精密，若不是周公这样的圣人，实在不足以参与其中。《易》说：“把它神妙地阐明出来，在于那个人。”那么它也就是万世治理天下的一面宝镜了。自汉代直到今天，设置官职、制定法令，各朝都有增删损益，但没有比我朝明代更盛大的。总的说来，只要不脱离《周官》，就接近正确。因此说：“如果有继承周朝的时代，即使百代之后的情况也可以知道。”后来的君子如果能够学习古代而取法它的精神，不拘泥于它的形式，再把它逐步推用于当代的事务，差不多就可以免于面壁无见，这也正是孔子的高尚志愿。述《问官》。《入官》小序 古语说：“士人首先要立志，做官首先要办事；办事本来就是用来实践志向的。”所以，天子把天下作为自己的职事，诸侯把国家作为自己的职事，大夫把家作为自己的职事，士和庶人把自身作为自己的职事，也都是在说各自所承担的事情。官职不同，事情也不同；事情不同，但处理事情的道理却相同。因此说：“从天子直到庶人，统统都以修身为根本。”天下，是由一个人的修养积累而成的。士和庶人以自身为自身，天子则以天下为自身。所以又说：“儒者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这是安顿自身的学说。”所谓安顿，就是修养。修养了就安定，不修养就危险。自身陷于危险、官职败坏，灾祸就会波及天下。有官职的君子，愿你们各自敬重自身，不要自行毁掉这个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的自身，或许可以做到吧？述《入官》。《王道》小序 《易》说：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把这三才包容并合为一体的，就是王道。尧、舜之所以成为帝，三王之所以成为王，都是这样。借助王道而成为霸主的，就是五霸；霸道发展到极端而成为暴政的，就是秦。这是天地间一次大的升降变化。汉朝兴起，拨乱反正，它大概处在王道与霸道之间吧？晋、宋以及六朝，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治理，自认为亲自实行仁政，然而君主的德性没有修养，推行仁政又没有根本，大概也仅仅与汉代的治理相等。赵宋的家法整齐完善，比唐朝稍好，但王政的大道仍然没有真正树立诚意并付诸实行。直到元朝末年，紊乱到了极点。动乱达到极点而重新得到治理，进而实行王道的，大概只有我明朝的高皇帝吧！大概天下不可能永远安治而不发生动乱，帝统也不可能始终正统而没有偏失；而王道之所以独自存在，是因为有时君主倡导它，有时臣下应和它；有时在上位者加以平夷，有时在下位者予以著明，有时民间人士加以修明。这正是天理所以长存、人心所以不死的原因。于是本着孔夫子删定《尚书》的用意，取自《春秋》以来直到我朝明代的若干篇文章，完备记载历代的大法，最后述说王道。

译《测史剩语》序 从前谢上蔡自负学问广博，每次在明道面前谈论史书，都能一字不漏。明道讥笑他玩弄外物而丧失志向。后来谢上蔡看见明道读史，总是一行一行仔细阅读，一个字也不错过，才大为醒悟。明道常用这个道理来引导博学之士。他们不过都是读一次史书罢了，但有的能离析贯通，有的却支离混乱，得失相差悬殊。学习不以徒然博览为贵，就是这样。我的老师孔子删定、撰述六经来教导万世，至于《春秋》也不过是鲁国的史书；然而经过一番笔削，就成为万世不可废弃的经典，这就叫善于读史。孔子后来又说：“我的志向在《春秋》。”又说：“与其寄托在空洞的言语上，不如在具体的事情中表现得深切而明白。”圣人的志向，就是所谓在具体事情中表现出来的志向；而其中深切明白的地方，没有超过《春秋》的。《春秋》的大义，数十处褒贬赏罚，严肃得如同日月星辰，悬挂在朝廷的象魏之上，所以后人就把它看作天子的事业，而它的道理于是能够施行于天下万世；这难道不就是圣人的志向吗？那么，“玩物丧志”的说法，也正是读史者的指南。学习不崇尚志向，却想罗列百代史事，以便把自己附会到著作之林中去，这样的人很少不被伯子讥笑，何况后世经学家还夸耀自己学问广博呢？大江以西有冯凤城先生，学问精粹，品行高尚，生活在隆庆、万历年间，被称为大儒；本地人士奉他为楷模，延续了几十年。然而他命运多舛，始终没有得到际遇，晚年凭明经科高等成绩考取广文一席，历任靖安、河南等地，所到之处都讲经说道，诸生全都受到他的教化，久而不衰。他一生的著述有一半付之一炬，唯有《史测剩语》若干篇，是先生上下考察千秋历史、借以表现自己志向的文字；他曾间或拿出来给靖安人士看，众人争相珍重，于是刻印它来扩大流传，并把它附在小品之中，其中尤其多有阐明道理的话。距今已经一百年了，遗留下来的版本还存在；读到其中的大义，必定会以圣人为准绳，归结到经学和经世之道。假如先生有幸登上朝廷，替国家陈述大计，提出正确意见、纠正错误意见，任用贤人、黜退不肖之徒，不过是直接举措施行罢了；可是先生只能把志向寄托在空言中，最终以广文身份老去。明白的人说：“这就是先生的志向，也就是先生实际行事的真实情况。”先生去世后，他的后人相继凭家学在朝廷显达，其中中星氏终于成为有名的御史。一天，他巡视两浙盐务，谋划重新刻印此书，于是向我索取序言。我不聪敏，不足以窥见先生的学问，姑且运用先生用来考察历史的方法，转而考察先生的志向，把它作为读史的方法。《宜兴堵氏家乘》序 今年春天，关使君堵子仲缄越过长江，派使者把他所著的《居庐事状》以及辑集的史料送给我。于是我才知道，仲缄在脱去布衣取得功名后，曾追服丧期，住在墓旁守墓；我为此低头徘徊，流下几行眼泪，不能读完。世道如江河日下，难道还会有仲缄这样的人吗？后来又读到他编辑的两册家乘，起身叹道：“美好而盛大啊，世代的德行全都完备了！”考察堵氏家乘：自堵自通五公以来，在元朝末年徒步渡过淮河、渡过长江，登记户籍于宜兴，靠一把耒耜居住下来，本来十分微贱。后来便以耕种和读书为业，耕种的人不废弃读书，因此积累了许多隐而不显的德行。有人凭学问和品行著名，读书人终身守着一部经书，不急切追逐荣华利禄；有的人进身后等待选补，不过是冗员和下级官吏；地位较高的，也只是被提拔为州县长官而后罢职。到了仲缄这一代，十世之后，才凭科举显达，堵氏的家业逐渐兴盛起来。但他们家的教化，独以孝义闻名：自乐耕公以后，如月川公舍弃产业、避地而居，更加敦厚地维系诸父之间的亲情；冲宇公身处困约仍能安甘，能够养成二人的志向；代代都有美德，直到仲缄。堵氏的兴盛，难道是偶然的吗？如今河流发源于昆仑山，开始不过像水流初出之处，很快就奔行数千里，逐渐扩展开来以汇纳众多支流，最后奔放入海。这是有根本缘故的：孝是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由此产生的根源。所以孝始于侍奉父母，中间体现为侍奉君主，最终落实为立身处世。仲缄大概是知道根本的人吧？水所遵循的道路，是积聚起来并且善于处在低下之处。正因为不断积聚，所以从细小的水源开始，最终流向大海；正因为善于处下，所以能纳入百川而不盈满，灌溉万国而不枯竭。君子从这里可以立志于学习了。仲缄守墓这一节，只是用来弥补从前侍奉父母之事的遗憾，也属于水流初出的源头。不断积累并使它壮大，从侍奉君主进而达到立身，就会奔放而流入大海。仲缄的学问，也已经追溯到有根本的地方了。今后再努力做到善于处下，吐纳众多支流，直到成为百谷之王，那么他的进步难道还有限量吗？这部家乘，用来推扬祖先的德行，质朴而有文采，详尽而有体例，而且大书特书以昭示劝善惩恶，私下里依附《春秋》经传的体例来编写，其用心可以说是勤苦了。然而最初草创实在出自心瞻先生，先生对于仲缄是仲祖。我偶然读到他所著《论勖仲缄》中的一些话，可以由此了解其为人，也更加看出堵氏家族贤者众多。仲缄名锡胤，是崇祯丁丑进士，如今任南京户部主事，督理北新钞关。

译《张含宇先生遗稿》序 我有幸结交孔时友，因此知道张氏有《浮峰先生文》编成，孔时友是其中的高足弟子。不久又给我看《含宇先生遗言》若干篇。正德、嘉靖以来，文成倡导良知之学，一反宋儒以来支离破碎的训诂习气，进入他门下的人推波助澜，唯恐不能发挥到底，于是天下便不再谈朱氏之学。唯有浮峰先生始终恳切地讲戒惧慎独之说，到了含宇先生，更完全以紫阳的家法来衡量王门学说的异同；虽然仍是浮峰的遗旨，但言辞更加严峻迫切，磨砺和补益也更加严格，他自许为文成功臣，也更加过分。先生说：“文成所说的良知，并不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而今天学者所说的良知，更不是文成所说的良知了。”用心多么苦，用心多么深啊！他又借文成以及前辈敬仲氏的名义，竭尽全力加以驳辨，自比为孟子排斥杨朱、墨子的行为。大概陆九渊之后不能没有敬仲，王守仁之后不能没有龙溪，这也许正是我们这一道统盛衰、离合的关键时期吧。可是后人如果一定要推尊两家的弟子，使他们同自己的老师一起背叛师说，不能彻底清除我们道统的藩篱而不停止，那么这难道不也是他们老师有过错吗？难怪先生要如此谆谆诤谏了。先生笃信圣人，近似卜子夏；他认为文成有时也有过错，但终究不能说不是文成的功臣。只是此种学术还没有丧失，贤人圣人相继兴起，朱、陆、杨、王各家相继承继，也相继胜过对方，但仍免不了彼此有得有失，逐代留下尚未穷尽的见解，等待后人来完成。我知道这条道路还没有尽头。后来的君子有志于道，为什么不先除去争强好胜的心和浮躁之气，然后一一以圣人的言论为准绳？久而久之，必定会有属于自己的所得，又哪里还值得谈论朱、陆、杨、王呢？宗周出生较晚，但还来得及亲见先生的容貌。先生在座间很少轻易发言，但气度深厚稳重，使人望着他却无法测知其境界。当时我还不懂得学习，于是没有来得及侍奉先生；如今才得以读到先生的遗书，仿佛未经雕琢的璞玉，浑然质朴厚实；他的文章更使我想见先生的为人，深深惭愧自己请教从学太晚。《陶石梁今是堂文集》序 大概会稽有两位陶先生。文简公在馆阁中著名，是一代宗师，他所著的《歇庵集》流传于世已经很久了。他的弟弟石梁先生，出仕而隐居于州郡之间，声望光彩远不如文简，但勤勉笃实却与他相等。了解他的人把他比作程正叔与程伯淳的关系。石梁去世后，他所著的《今是堂集》才开始刊行，于是天下人逐渐能够窥见先生的学问文章，把他和文简看作双璧；两人的人格都卓然足以传之后世。我有幸与先生交往，曾在文成致知堂同他切磋近十年，因此颇知他的梗概。如今又读到他的遗文，感慨人亡琴存，于是为它编次并加以流传。《今是堂》这个名称，是先生取陶渊明《归去来辞》来命名读书之处。先生大概把自己寄托为陶渊明的远代后裔，时时听闻陶渊明的遗风而喜欢它，晚年又号柴桑老人。陶渊明在当时不过自命为酒徒，偶尔发为诗文，大抵都是借酒寄托傲意，并非有意专门作文。然而评论者认为晋朝没有文章，唯有《归去来辞》一篇，难道不是因为它的真实胜过一切吗？我最喜爱他的《独酌》篇，其中说：“试着斟酒，百般情思都远去；再次举杯，忽然忘记了天。天难道真的离开这里了吗？任凭真性自然流露，没有什么比它更先。” 他又说：“形体躯壳早已化去，心还在，又有什么可说的？”陶渊明的见解如此，难怪先生有所取法。一天，先生读到《止酒》篇中“我如今真的戒酒了”一句，受到感触，便用“真止”命名自己的书斋，并且记道：“陶渊明并不是真能戒止，如果最终使他实现了不满足的心愿，或许就不同了。”陶渊明借酒寄托比喻，先生又借陶渊明寄托比喻。两位先生的意思不在酒，而在于真正停止还是没有真正停止；二者似乎相合，又似乎相离，并不一定有所取舍。先生年轻时跟随文简公，沉浸于性命之学，久而久之有所心得。他对于形骸和事理的束缚，能够洒脱摆脱；对于身世浮沉、得失遭际，也能泛然处之。他曾任司理一职，刚接到升迁的报文，便自行免职离去，完全有彭泽令在任时的风范。晚年我们这些同道才奉先生登上致知堂，他揭示良知之说给学者听。他曾说：“《大学》谈致知，必先谈知止；那么止在什么地方？”一时听到的人都惊惧流汗。有人怀疑先生的学问接近禅学，先生本来就不讳言禅学。先生对于禅学，正如陶渊明对于酒：兴致寄托在这里，取譬却在另一处，总之都是为了获得自己所谓的止。先生整天谈儒学而不谈禅学，他的心得往往显现在诗文中；兴致和思绪所到，便各种文体都写，还另有语录附在后面。那些喃喃自语的文字尤其痛切直白，不落入语言技巧的窠臼。我曾私下评论说，以陶渊明的资质，如果得到圣人为归依，就应当把他列入颜渊、曾点一类；但陶渊明本人正不屑于此。先生灵敏的心性与陶渊明隔着千年相互照映，唯独在知止这一点上，先生还自认为超过了他。知道止，这才是真正的止；真正的止，这才是真正的圣人。儒学尚且可以不树立，何况禅学呢？先生后来对学者说：“儒学和佛学的道理相同，但作为教化方式却不同。我们穿儒服、戴儒冠，自然应该尊崇儒教，使它在天下得到称扬。”又说：“知道儒、释二教为何分开，才知道儒、释二教为何相合。”相信这些话，就可以了解先生了。文集共若干卷，清正纯真、冲和精粹，正如先生本人。我不敢只把它当作文章来看，而是直接把根本推到先生所学的地方，使读者最终不要仅凭文字去寻求先生。先生私谥为文觉，所以学者又称他为文觉先生。

译重刻《方正学先生逊志斋集》序 方先生为国事而死，距今已经二百五十年了，但凛然的生气越传越远，尤其依赖先生留下的言论还在。《逊志斋集》若干卷，已经盛行于天下；唯独我浙江宁海是先生的桑梓之地，从前却没有专门刻本。生长在先生家乡或在家乡做官的人，不能没有像杞、宋那样无从考证的叹息，这难道不也是后人的责任吗？近来旴江张君来宁海任县令，刚到任便首先拜谒先生祠宇，感慨叹息；等到想读先生的遗文时，却发现没有。于是他同熟人商议，姚江卢生偶然从云间市肆买得一个善本，回来后送给县令，县令立即交付刊刻。刻成之后，卢生于是请我作序。我不聪敏，但私下曾一两次读过先生的书。先生凭非凡的天资，上下考察千古，发而为文章；在圣明时代的事业中，没有比先生更尊崇的了。但先生不只是文章而已，我将借此来窥见先生的学问。此前先生在蜀中教授，蜀献王聘请他为世子的老师，于是题写他读书的书斋为“正学”，所以后人便称他为“正学先生”。从前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因此恐惧；孟子留下七篇著作，受到“好辩”的讥讽，但当时无父无君的祸乱也因此平息。大概学术的正邪、世道的污隆，都系于此。古代圣贤之所以亲身承受天下人的疑忌，甚至触犯天下最大的忌讳也在所不顾，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孔子、孟子去世以后，祸乱接连不断一千多年，宋代诸贤才开始兴起，收拾整理微言大义，继承那已经失坠的道统。然而他们自身遭遇中途废弃，皇纲没有张举，衰微一直延续到前朝，天下的动乱也达到极点。上天于是笃厚地降生高皇帝，他从淮甸奋起，拨乱反正。先生便应运而生，把自己列入能够见知圣道的人中。他的学术源自考亭朱熹，进一步上溯洙泗；他重要的著述有《周礼辨正》《大易考次》等书，都已散佚不传。至于心术幽微之处，幸而寄托在这部编集中。从箴铭、杂著以下的文字，可以想见他实践履行的精密、操守持守的坚定、愿力的宏大，以及经学和经世学问的丰厚。那么先生对于道，已经卓然登堂而入室了。他居家时，除了孔子、孟子不拜为师；出仕时，除了伊尹、周公不愿承担职任。世人认为这是程颢、程颐、朱熹重新出世，确实可说是程朱重新出世。然而先生怀抱着这份耿耿之心，正要按次第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不幸却处在改朝换代之际，最终甚至以十族为之殉难，造成古今未有的局面。这难道不是忠诚而过度了吗？《易》说：“大者过也。”又说：“大过的时势，意义重大啊！”独立而不畏惧，遁世而没有忧闷，先生都做到了。自皇王以来，世道不能永远安治而不动乱，动乱也不会永远不达到极点。不治理道统，就不能贯通；而到了穷困的地步，就会因穷而变化、由变化而贯通，并且长久流传。所以《春秋》有孔氏之后，平民也可以擅行天子的权柄；圣明的本朝有先生之后，一个人的死也可以填塞十族。他虽然有“大过”，但与没有过错是相同的。那么，《逊志》这一编，难道不就是今天的《麟经》吗？近来县令把先生的书送回宁海，卢生又为先生创立了年谱。从今以后，世上凡读先生书的人，谁还会不像人臣，谁还会不像人子？有作为的人也应该如此。这正是人心万古不死的原因。县令对于世道所立的功劳，难道不大吗？卢生是有志之士。他跟随我学习，于是帮助县令取得成功。我考察浙江一时的风尚，因此把这些话写在书的卷首，交还给他。

译《别门人祝开美》序 自从圣人的学问在后世不再受到讲习，士人生在其中，只知道科举的习气，彼此沉溺于辞章、声名和利禄之中，人欲放纵而天理消亡。祸患发展到极点，正是所谓“率领野兽吃人，人将要互相残食”的情形。即使其中不乏有志之士，慨然鄙薄流俗所为，想有所表现，但积习已经很深，群盲相互引导；高明的不过在行为操守上磨炼整饬，低下的不过在气节上自矜自励，拿这些去衡量圣人之学，大概还没有真正听闻。可是古人说入道的资质，除中行之士以外，首先推重狂者和狷者，那么这种人或许就是接近圣贤的吧？最终任凭他们默默无闻，即使想超越流俗也做不到，难道也有我们这一类人的过错吗？海宁祝子开美，过去同我素不相识。去年他作为公车入京，一天边境警报紧急，圣天子特意开宏政门，让群臣提出策略。当时我正待罪中台，偶然议论政事不当，触怒圣上，被夺去官职，整个朝廷都大惊失色。开美奋然起身上书，争辩陈说，十分切直，也触怒圣上，被交给有关部门议罪。当时开美料想祸患不可测，幸好圣天子最终察知草野之言没有其他意图，没有深加治罪；这一年于是停止了南宫会试。像开美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所谓当世有志之士吗？不久，开美恭敬地备礼来见我，迟疑着道歉说：“前几天的举动，莫非有些过错吗？”我说：“过错在意气吗？在声名吗？”开美茫然，请我进一步指教。我于是向他说明更长远、更重大的道理，并说只做一时节操之士不值得学习；开美领会了，重新高兴起来。恰逢时局的忧患还没有解除，开美更加感激，想上书攻击一两个掌权的大臣；我听说后急忙拉住他。后来开美也终于认为我的话正确，便没有实行。于是我和开美买船南下，早晚相对，共同讨论古人所说的学问之道，微言奥义无不畅然贯通；彼此相视，成为知己。开美于是从身心之间亲自体会，气息一天比一天宁静，见识一天比一天深厚，志趣一天比一天恬淡，已经超过了我自认为所能达到的境界。我很高兴得到开美；从今以后，我将同开美一起在这条道路上逐步前进，就像走完万里路程，经历九曲羊肠小道一样；我不过私下里凭借老马识途的见识附随其后罢了。圣人的道，不是辞章和声利之学，只是寻求它在自己身上罢了。淡泊不到极点，就不能通达精微；坚忍不到极点，就不能安定本性。只有进入得深，之后才能扩充得大；取得越艰难，之后守持才能越牢固。按照这条道理推行下去，那么这个时代、这些百姓，完全就是自己分内的事情，开美难道会没有这个志向吗？唉，世道到了今天，已经不忍心说了。临别之际，姑且写下这些话交给他，以记下长久的相知。《陈太母徐安人七十寿序》【代孙鉴湖座师撰写】我读古代女史，记载妇女女子的芳美节烈十分详尽。她们的奇异心志和高尚行为，足以与日月争辉、感动鬼神。但详细考察她们的事迹，就会发现大多是在遭遇变故时才显露出来，十件中有八九件如此。像伯姬被火焚烧、共姜立誓、孟母三次迁居，为什么在周旋于患难之际竟如此急迫呢？幸而等到她们的丈夫或儿子，有的又未必贤能，于是有的像《绿衣》诗所写，不能感动丈夫；有的像东海的妇人那样聪明，也不能保全儿子。她们还要借助丈夫或儿子成就名声，却亲身遭受亡国败家的灾祸，难道是她们愿意这样吗？所以，妇女女子中那些显名的，都是妇女女子的不幸。世上并不缺少安常履顺、被称为贤女的人，她们所做的事情不过在酒浆、肉脯和醢酱之间而已；自身不越出内室，名声不出巷里之外。在这种时候，即使她们有如姬般的操守、邹孟般的教诲、绿衣妇人般的幽怨、东海妇人般的智慧，最终也没有什么可以表现于世，只能凭丈夫或儿子在当时流布光彩、在后世留下功名。人们便说：这并不只是她们的男子能够做到。想来她们彼此警戒的德行、圣善的美名必定有不可诬蔑之处，于是就从中表彰一两件微小的事情来相配，而天下后世也就跟着称赞她们。这样一来，她们的名声已经很简略了，而这样的人竟然还不可多得。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富贵而名声湮没的人还少得无法计数吗？史官记载梁鸿的妻子，不过是举案齐眉一件事；至于二程的母亲，以及吕正献公的申国夫人，也不过说她们治家有礼而已。难道她们的志意会低于姬姓、孟姓那些女子吗？只是时势使她们安常履顺，所以才这样。古代君子处在不同位置，都会如此。那么，士大夫遇到时势、遇到君主，不幸而因节义显名，成为龙逄、比干；幸而从容施展岳牧的功业，成为夔、龙；没有智慧的名声，也没有勇武的功劳，也不过如此罢了。我越地有门人大行君刘起东，是我辛丑年礼闱所录取的士人。我有幸同起东交往，知道起东有一位贤德的母亲，也知道起东的姻亲陈安人贤德。她的节操品行不愧于姬、孟，可以作为近世女子的典范。我已经详细听说过她的事，像陈安人这样的人，大概也有举案齐眉的风范吧？我曾向起东查问安人的贤德。问她是否尽到了为人妻的道义？起东说：没有。问是否尽到了为人母的道义？起东说：没有。问是否尽到了作为婆母、姑母的道义？起东说：没有。那么安人凭什么贤德？起东说：我只知道安人心中想着石公以及他父子之间的关系罢了。思石公正以深厚的德行和典范为乡里所敬重，他的儿子、孙子也一个接一个地以声誉和才德兴起，正是因为这个。把安人的贤德归结到这些，可以吗？唉！她的幸运正在于她不把自己的贤德据为己有，而这正是她所以贤德的原因。寻求安人的贤德却不可得，想来她所做的事情不过在酒浆、肉脯和醢酱之间罢了。她本来可以成为梁鸿的妻子、本来可以成为程氏之母、本来可以成为吕夫人。君子说：“两位母亲走的是同一道路。”道，取决于时势而已。时势处在变乱中，伯姬、共姜、孟母当然可以显露九曲不回的节操，而不算过分；时势处在平常状态，德耀以馈送饮食表现德行，一件小节也能超越千古，而不算不足。这两种都是道，换一个位置也都一样。起东生来便承受母夫人的教诲，常常立志仰慕龙逄、比干那样的人。有一天入朝，立即慷慨议论天下大事，随后离开朝廷。离开之后，在稽山镜水之间倡导学道，前后十五年，将终身如此。拿他同我困顿于风尘、停滞在交戟侍卫之下相比，何止相差如同涂炭？然而起东从来不鄙视我，还错误地认为我是同心之人，难道出处、言默之间也各有缘故吗？只是我对于起东始终不能没有疑问：以起东的学问，处在今天的时势却不为世所用，莫非是在承担德耀的使命，来试行共姜、姬孟的道路吗？

译请把这些话拿去问安人，看看如何？于是起东听了我的话，爽然醒悟。恰逢安人七十岁生日，起东又写信到京师，请求我写一篇话为安人祝寿。于是我把这些话编次写成文章交给他，用来助兴敬献三爵酒。安人本来就是懂得道理的人，一定会把我的话看作美好的颂辞，而且还会进一步劝告起东说：“英明的天子正要恢弘尧舜的治理，起东你可以出仕了。” 《王母司马氏六十寿序》近来王子朝式屡次跟我讨论学问，说：“学习在于求仁吗？”我把克己的道理告诉他，王子认为还没有说尽，便说：“如果学习却不能认识仁，就没有自我可以克制；如果学习果真认识了仁，也没有自我可以克制。”我很赞同他的话，觉得他似乎领会了伊洛之学的宗旨，只是担心他泛泛谈论认识和理解，免不了流于空虚；但王子正日益有志于圣贤之学，静时参究、动时验证，没有不把求仁作为事情，迫切地想要认识仁。一天，我迎面问他：“你认识的仁是什么样子？”王子沉默，无法回答。家庭日常生活之间，同他周旋交往的，不是父子之亲，就是兄弟之爱；眼前是一个人的身体，而自身是否与这些亲属成为一体，自己尚且不知道，何况天地万物广泛陈列在外呢？于是王子才知道求仁的功夫，不必到远处去寻找。一天，他乘机请求说：“我不肖，已经被先父抛弃多年，依靠母亲的教诲才有今天。近来母亲第一次度过生日，已经整整一甲子了，斗胆请您写一句话为她祝寿。”我正推辞自己不才，稍微考察他的世家情况后，他说：“母亲本来是嫡母，而我等三个儿子，又各自有生母。” 嫡母抚养我们，就像出自同一身体一样，因此我常怀着无穷的感恩之思。”我于是感叹说：“像王母这样的人，才可以同她谈克己。她确实能够把众人视为一体。谁没有母亲，谁又没有儿子？然而一般人不是自己所生的孩子，就不会把他当作亲生；只有王母不是这样。她殷切地培植人成为君子，为扩大后嗣考虑，就像农夫选择优良种子一样。既已耕种，又已培育，最终收获成果，享用它的报偿。在这时，王母没有把自己当作独立的自我，只以君子的心为心；众位生母也没有把自己当作独立的自我，只以王母的心为心。合起来看，充满的都是仁；默默体会，浑然也是仁。然而先前我问王子时，他还不知道这一点。我将进一步问王母的心意，母亲难道也不知道吗？假使她知道，那么她们作为一个整体，便是二而一了。因此君子从这里就可以认识仁。”《诗经》说：“砍伐斧柄，砍伐斧柄，它的样式并不远。”孔子诵读这句说：“斜着眼看它，还以为很远。”王子从家庭中取法，可以说已经很近了。假使王子果真有志于此，坚定地认为圣贤是可以学习并达到的，将来有幸有所闻见，人们就会说：“这是司马夫人的教诲。” 那么王子用来为母亲祝寿、使母亲的寿命无穷的方式，也就达到极致了，又何必需要我的话呢？于是王子起身，拜了两拜并叩头说：“这些话可以用来为我的母亲祝寿。我不聪敏，哪里敢违背明白的教诲，给母亲留下羞辱？”有客人听到了这些话，请我把它编次成文来助酒兴，于是我写下了它。《丁长孺元配吴夫人六十寿序》我读《二南》，由此知道君子的德行常常会在妇女女子身上得到验证。大的如《葛覃》《樛木》《采苹》《采蘩》，还只是内室以内的事情；至于对江湖、朝廷的思念，又同妇女有什么关系呢？然而《汝坟》诗说：“鲂鱼红了尾，王室像被火焚烧。虽然像被火焚烧，父母却很亲近。”由此受到感动的原因，不是更加遥远了吗？从这里可以看出周人的教化在士大夫之间施行得如此深厚而真挚。到了《北门》讽刺诗兴起，家庭的牵累也多起来。君子说：“士人如果被家庭牵累，也是他的忠诚不够。”所以诗人又讽刺说：“让你迁到王都去，你却说我还没有成家。”王道教化衰微以后，士人不明白献身的道理，往往把保全自身、保护妻儿当作上策。在没有事情时，就系红色官带、穿紫色官服，留恋名位不能舍弃；一旦担心失去官位，便无计可施，甚至把君主和父亲当作可交易的货物，何况在狂风暴乱的日子呢？这都是因为妻儿的缘故，渐渐竟到了这种地步。像我的朋友慎所先生，可以说是卓然不群的人了。先生入仕四十年，前后任官仅以月份计算，却总是为国家陈述治乱兴衰的关键。他揭发的大奸大恶，群起争相要杀死他，最终却因属于党人而被废弃。先生把其他君子看作前导，见识最为精微，力量最为刚劲，而遭受的祸患却最浅，想来也有上天的幸运。假如先生身处今天，他肯让那些君子先奔赴清流吗？大概先生忠义的本性，一生没有一个念头不在天下，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为自身和家庭打算。即使他的妻儿确实信任他，我也由此知道先生的配偶吴夫人同样具有丈夫般的气概。先生仕途艰难，只任过一次官，终身没有再得到任命。等到夫人穿着白衣、挽着椎形发髻，正好配得上梁鸿的妻子那样的称号。假如夫人稍微迎合世俗情态，必定免不了彼此责难的议论。由此才知道先生的高尚，实在有夫人的扶助，二人或许因此共同成就了事业。夫人是大司寇吴公的孙女，嫁给先生为妻，已经几十年了。富裕时能够节俭，尊贵时能够勤劳，慈爱而不放松对众子女的管教，孝顺而不匮乏；对于公婆以及更长辈的人，凡是诗人所称道的妇德，大概没有不具备的。然而我们这些同道称颂夫人，偏偏在这里而不在那些方面，也许是因为知道夫人的深厚，不是可以让一两个流俗之人看见的。崇祯年间春季正月八日，是夫人悬帨庆生的日子；诸生有幸跟随先生游学，谋划举杯为夫人祝寿，并托陈生来向我征求文章。我正因病推辞自己不才，但想到夫人一向明白大义，具有《汝坟》诗中那样的情怀。即使先生已经离去，留下孤独无依的老寡妇，她心中只忧虑国难，不顾及纺织之事，却看不见圣天子有一天手持干符治理天下吗？想来王道教化重新施行，必定会彻底洗刷如同被焚烧一般的痛苦，使我能够歌咏“父母很亲近”，这也就可以报答先生了。夫人听到这些一定会高兴，是可以知道的。因此我慨然献上《南山》诗中祝寿的愿望，为夫人祝寿，并追述了上述这些话。

译《族叔原鉴翁七十寿序》我的族父鉴翁任贵县县令，任职一年多就到了七十岁，于是亲自请求退休。上级长官一向认为他贤能，鉴翁却坚持不肯屈居下位。有人说：“按礼制，大夫七十岁应当辞官交还政权；如果不能辞官，就赐给他几杖。何况您处在下级官僚的位置，应该更没有自行实现愿望的条件。”鉴翁说：“士人本来有立志开始求学的时候，我读书并教导诸生，自认为是堂堂男子。一天低头埋在文书中，志气在老马伏枥般的余年里受到震慑，力量又耗尽在叩头跪拜之下，即使有一点心愿，也没有地方施展了。”最终离开官职，听到的人都叹息惊异。近世县丞因年老请求退休，是从鉴翁开始的。当初鉴翁凭茂才高等成绩进入太学，和他的长兄虞初声望相当。后来长兄考中离去，而鉴翁独自困顿在诸生之间。时间久了，也等待吏部选用。适逢太夫人年事已高，正催促长兄靠做官来奉养老母，佩绾百里之符，出任县令。后来长时间不能回来拜见，鉴翁便依依留在母亲住处，像孩子一样逗母亲欢乐达十年，而自己已经头发花白、年老了。虞初翁多次写信劝他出仕，鉴翁谢绝说：“我宁愿像陈平、李密那样尽孝，不断绝母亲温暖衣襟的亲情。”后来太夫人握着鉴翁的手诀别说：“你是我唯一的儿子。”虞初翁也回来慰劳他，鉴翁说：“我辜负了你的兄长。” 翁先生得到这番经历后，反而更加自我伤感。到了这时，他便再也没有接到征召文书就赴任的心情了。他勉强出仕，廉洁谨慎地自我持守。百姓因有事到官署拜谒的，他总是和煦地安慰开导，慢慢审理他们的是非曲直，让他们离去，始终不施加杖刑。县里的人都敬戴他，因此被当权者所知晓。古代的君子，出仕时如龙现于云，退处时如鸿飞入冥。他出仕时，即使有千辆兵车、万钟俸禄，也有不必躲避的；但他离去时，即使是一介之物，也有不能夺取的。这只是因为他守道。所以，见到利益便忘掉亲人，不是孝；志向不能实现却苟且求取俸禄，不是忠；谄媚侍奉上官，不合礼；年老了还不停止奔走仕进，是可耻；在国中驾驭他人却对乡里夸耀，是贼害。以上几件事都是道义所不允许的，可如今的君子却从未对此过问。即使王公贵人，能够凭借功名势利震动炫耀一世，往往也不能使志向在隐约困穷中得到满足。其中贤明的，有的依附权势来博取高名；有的不是始终改变节操，就是事情大小都显露出真实情状。拿这些人与我翁相比，怎么样呢？那么，翁先生所凭借而自重的东西，也就可以知道了。翁先生大概就是古代那种有道的仁人吧！翁先生归来后，又过了一年生日，族中的父兄子弟争相为他举杯庆祝古稀，并且绘图献上，为翁先生归隐鉴水源头而高兴。于是命我宗周为此记述其中的盛事。宗周连声答应，于是写下这些话来助兴，并且附上歌辞。歌道：“鉴水的源头，在南山的山巅；那水流满山涧，白云满天空，愿您醒来时也快乐地说话。”又歌道：“鉴水之水，在南山的水边，流泉……”像斐白云一样洁白，像绮罗一样绚丽；愿您快乐地来到这里停留。于是各位侄孙又应和着唱道：“山是多么高啊，这是德行的树立；源头是多么远啊，这是福庆的积累。这德行是什么？是显赫美好的声誉。这福庆是什么？是千亿的福禄。” 按察司副使、累赠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乌石吴公家庙记。我读到子舆氏的话，想到商周之际，凭借旧家世代遗留下来的风俗和善政来考察世代兴替的艰难，便慨然叹道：“家族与国家相互依存，才能有所建立，实在太重要了！”从前的先王代替上天治理万物，首先采用封建制度来治理天下。大的封国立为诸侯，小的承继家业成为卿大夫，世代享用采邑，家与国一同建立，称作国家的屏障和辅翼。诸侯的庶出之子，不能以诸侯为祖，就亲自成为宗子，以统领族人；死后为他建立宗庙，世世代代另立为大宗，各小宗都不能与之相比。这就是宗法，也通行于卿大夫和士庶人之间。先正曾说：“宗法确立，公卿各自保全自己的家族；忠义确立，朝廷就稳固。”又说：“宗子法败坏，人们就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往往亲人尚未断绝关系，却彼此不相识；严重时，父兄甚至不能率领子弟。”宗法的重要性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先王实行宗法，使它与封建制度相互表里。世道衰落以后，封建废止，天下长期没有善治；宗法消亡，天下也长期没有世家。历代并不缺少应时而起的名卿硕辅，他们仍然能够列于五等封爵，享用租税，但制度已经不同，有时又被文法网罗所束缚，有的到本人一世便废止，有的传到子孙一两代便废止。像房玄龄、杜如晦那样仅仅建立门第的，不知有多少！这就是所谓宗法败坏而世代事业轻薄，因为忠义没有树立。晋代的王氏、谢氏颇称为世家，却只是凭借风流而败坏风俗，受到千古嗤笑。再往下，有一两个微小的风俗家族，也不过勉强表彰风义而已。唐代有张氏，宋代有陈氏，在我大明有郑氏，也都在当时留下了声名。我们越地本来就是旧日仕国之地，而州山的吴氏最为显著，相传出自延陵。唐代征士文简先生开始在州山卜居。宋元之间，子孙分散居住于各处；慎直公又从萧山长山里迁到州山，成为皇明吴氏的始祖。慎直公传到第四代，吴氏更加兴盛；隆庆、万历年间，大司马环州公掌管军权，镇守七镇，宣扬圣明天子的德威政教方略，国家至今还依赖他。后来又凭借勤王之功，世代享受锦衣卫千户侯的禄秩，海内把吴氏列为世家。吴氏自文简先生以来，以箕光的节操避居乡里，专擅山水之胜，其流传下来的风气余韵，至今仍足以振兴后代子孙，甚至影响数十世以后的子孙。像质庵公的伟大义行、云窝公的清白风操、细山公的孤忠、乌石公的纯孝、州东公的理学、长谷公的风雅，都足以成为人伦的冠冕，不愧于祖先的德行。

译他们以此作为家族的规范，每天讲求子孙族人的教诲：对儿子讲孝，对臣子讲忠，希望没有一个不能受到蒸蒸日上的雅正教化而继承先德。我曾听长老说：吴氏有家法，由一位宗族长老总理家政，又设两位宗理，惩治违法的子孙。有犯过错的，就告知祖庙、击鼓，并杖责他，等候他悔改；不悔改，就不列入宗族，死后也不准进入宗庙。除非有重大事故，始终不把他们交给官府。甚至为县长官所惊叹，说：“别家有官府的法律，唯独吴氏有自己的家法。”乡里至今还称道此事。吴氏一贯遵循这条道路，以保全宗族，世世代代不使它败坏。经历唐、宋直到今天，州山这块地方，仿佛建立了一个国家。世代凭借忠义资助王室，功勋载于盟府，是理所当然的。此前，吴氏大宗、小宗各自都有祠堂，只能勉强具备士庶人的礼制。后来宪副乌石公因为孙子显贵，进爵为孤卿，按照制度可以享有古代卿大夫的礼制，而乌石公本来又是大宗宗子。于是环州公利用致仕后的闲暇，创建乌石公家庙，按照大夫的规格建为三楹。从乌石公上溯到始祖，合为一庙；旁及宗子兄弟，合为一庙；下及各位儿子、孙子，合为一庙；一切都用宗法来统摄。上溯祖宗，是为了教导孝道；旁及兄弟，是为了教导悌道；下及子孙，是为了教导慈爱。孝、悌、慈都树立起来，家道就完备了。大概三代以后，宗法已经湮没，到如今已有几千年，而吴氏竟能重新修明其传统，和浦江郑氏前后相互辉映。正逢国家气运达到盛隆之时，想要继承三代五等封建事业，寻求旧家族遗留下来的风俗来教化天下，必定会把吴氏、郑氏作为开端。我由此感受到先王的礼制，虽然不能全部施行于后世，却仍然可以在一家一乡的近处实行，把它作为转移风俗的契机。倘若由此进一步推行到天下，那么三代的治理就能在早晚之间遇到；可惜它最终只停留在一家一乡，这也就是当世君子的过错了。家庙建成于万历癸巳年，过去一直没有记文。吴氏后裔有鼎，是一位博雅之士，常常修订吴氏世家的著述，想要振兴宗族的心情非常急切，又担心宗法废坏已久，于是请我撰写记文。我便根据其中的大要记述下来，用来示范给后人，并且借此教化天下。于是写下这篇文字。重修绍兴府儒学记 越郡的学宫，历史已经很久了。它多次经过前朝的整修，一直到现在，却日益倾颓毁坏。当事者有时竟袖手经过。崇祯癸未年，郡太守于公从朝廷觐见回来，正逢时局艰难紧迫，盗贼交相作乱，所到之处郡国都骚动不安。于公已经竭尽力量筹划征收和修缮，又进一步谋划更大的事情，于是开始整修学宫。从寝殿往后，到稽古阁，那里收藏着祭祀孔庙所用的礼器，如簠、簋、勺、幕、琴、瑟、匏、敔等。其次是明伦堂，是官府设置教化之所。其次是敬一亭，肃皇帝御制的箴碑就立在那里。最后是四间斋房，分列在明伦堂左右，是士子们学习的地方。于是倒塌的使它重新站立，朽坏的加以修整，污损剥落的地方重新涂丹、敷铅并刻画。工程始于癸未年九月，到了第二年甲申二月竣工。费用相当不少，但于公大多从自己的俸禄余钱中支出，没有增加公帑负担。于是庙宇的形貌庄严如初，堂屋廊庑开阔明整，周围有拱卫的墙垣，既高大又华美。从前长满茂草、无人过问的地方，全都恢复了旧日的面貌。工程完毕后，王子兆修和我的族子世鹍等人认为不可没有记文，前来请我撰写。宗周推辞说自己不才，姑且召来兆修等人，对他们说：“诸位也知道于公兴办学校的用意吗？” 世道败坏，人心受到损害，而人心的疾病首先表现在学术上。请允许我试着用肃皇帝《敬一》之说来说明。人人都有这样的心，能够克制私念，便成为圣人；不加省察，便成为狂人，这就是天理与人欲谁正谁胜的关键。心本来是一个，人欲却使它分裂为二，那么一定要以主敬为本吗？只有敬，才能专一；专一，就能真诚；真诚，就能成为圣人。所以说，敬是圣学始终的关键。又说，圣学以专一为要；进一步说就是无欲，其中的宗旨十分严厉。伊洛之学衰微以后，后来的儒者用良知来推进它，直接指向本心，把“敬”字作为根本，和古人的旨趣并没有不同。可是后来的学者第一次错误地把情识当作良知，便是认贼作子，已经不忌讳谈人欲；第二次错误地把性空当作良知，便是认子作贼，更不喜欢谈天理。于是，诚敬之说成为世间的大禁忌，渐渐地竟把良知传授给佛氏了。佛氏的学说昌盛以后，连良知也成为他们厌恶听闻的东西，而我们的道最终被天下侵蚀，这就是率领天下走向穷困和盗乱。浸染日久，怎能没有今天的祸患？有见识的人认为，不如用敬来挽救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光明显赫的圣人谋略，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能够得到这番学说并保存下来，可以为伊洛之学启蒙，也可以为姚江之学挽救弊病，把它推行于这个时代和这些人民之中，仍然像拾取遗失之物一样容易。于公听了以后说：“果真如此吗？请就从越地的士人开始。”宗周于是把这些话按次序整理出来，交给兆修，让他刻在碑上。于公名颕，字颕长，是直隶金坛人。他治理越地，廉明而多有惠政，是当时优秀的二千石之冠。他平素立志于理学，曾著有《公余录》流传于世。这就是他经世济民事业的根源。主持工程的是兆修、世鹍。

译刘氏义田小记 从前孔门谈论仁，把广泛施舍、救济众人还认为有所不足，而只取足于使自己立身、使自己通达的心，正是从根本说起。天下没有心外的学问，也没有心外的事功。如果只从事功上强求，便会越走越远，这是使根本空虚的办法。古代的君子，如文正范公，既然已经使他的道在天下大为推行了，他还有未尽之处，便又用来施行于家族，以赈济族人，这就是义田。这不也是广泛救济的一类吗？君子说：它的义当然很美，但它的仁反而可能有所不足。学习如果不认识仁，却只从事于义，那么连义也会受到损害。所谓义，就是实行我的仁，并使它合宜。近来，我的宗族为祠田办事，族人凑集资金完成此事，共得二百金。我于是和先方伯公商议，把其中可以节省下来的余款估量取出，作为赡养族人的资财，于是有了义田开创的计划。到现在还不到十年，积累的资财增加了十倍，终于能够置办若干亩田。又利用空闲经营十世堂的建筑，以及中途废置的军田，先后告竣，而我的心力也憔悴了。成法都在这里，后人只要遵循实行即可。再过十年、二十年，它对于文正公的义田来说，也不过是随手拾取之物罢了。没有见过世间制作扑满的人吗？一文一铢地储蓄，等到时间久了，积累起来再散发出去，它的力量就非常丰厚。我们宗族兴办义田，和这有什么不同呢？把前面多余的聚集起来，以增加后面不足的；从这里的有余取出，注入那里的不足，正要使它世世代代扩大，作为积聚财富之处，供千百人赖以生存；疏浚永不枯竭的源头，资助善行并借贷取息，同时把施与和报偿都忘掉，以此作为救济的利益。义田多么美好啊！回头看，竟觉得文正公的义田还显得沾沾自喜了。只要宗周有这样的心，就不必担心没有这样的事情，也不一定非要马上办成这样的事情。宗周仰慕义，却没有闲暇去做，将要学习仁了。所谓仁，就是自己想要立身，便使别人也立身；自己想要通达，便使别人也通达。人人都有这样的心。我从自己的心上求索，知道天地万物没有一样不是自己的一部分；对于家族来说，也不过像身体的一根手指一样。因此姑且为此作记，留给后来的人看。

译贞烈祠碑记 越郡城东北角的笔飞里中有一座祠，名为贞烈祠，用来祭祀故王贞女、沈烈妇，创建于天启三年。当时有一位里人张宇侗，与贞女同乡，后来又感动于烈妇的事迹，想到这两人的节操行为高尚奇特，足以辅助风俗教化，于是准备文书上报盐台使者，请求专门建立祠堂，随即得到批准，建成了祠堂。因此工程仓促而制度简略，内外各两楹，左边开一扇门，用土墙隔开。这里是从官府划出的旧织染局废址，偏僻地处小巷之中，不足以使四通八达的大城市为之肃然起敬、引人注目。不过两人的贞魂烈魄，也足以有所凭依而垂名不朽了。祠堂建成后，乡里人按礼节在伏日、腊日祭祀；一时还没有为她们立丽牲之石。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几十年，我的朋友宇侗拿出他所撰写的两人传记给我看，于是请我作言，又凑集资金、磨治石碑来完成此事。我于是得以执笔依从他的请求。谨按：王贞女是三江所人，父亲子清；她生来聪慧，读书看过一遍就能背诵，常常能够领会大义。幼年许配给郡城刘某，后来刘某客居燕地，私下与一个外妇相好十多年不归，最终死在燕地。那时贞女已经三十岁了。父母商议让她改嫁，她不肯。恰逢刘某有一位眼盲的母亲，而且没有其他儿子，于是她嫁到刘家，依靠婆家生活，家境贫困艰难；她纺织劳作奉养婆婆七年，婆婆去世后，又筹办安葬婆婆，独自守墓数年，忽然患小病去世。当时正是仲夏，尸体散发的香气传到数里之外。县令巴蜀人杨公楷听说后，亲自前往祭奠。她的生卒年月不详。按杨公在万历丁酉年任山阴县令，任满六年才离去，贞女的死亡大概就在那段时间吧。沈烈妇是郡城万安里人，幼年跟随父亲游居京师，许配给林大茂，做继室。二十四岁时林氏去世，没有儿子。林氏本来是个放荡的人，曾在宛平任职，每天赌博，六次把家产输光，以至于无法维持生活。烈妇安然承受这些，林氏稍稍改过后，临死时想到他的妻子势必不能独自生活，便把她托付给妻兄。烈妇当即以死发誓，把自己的衣服首饰器物全部卖掉，制作两口棺材等待，又有一个婢女、一个仆人，她把他们的身契也一并检查后归还，说：“等我的棺材出了门，你们回到自己家去就可以了。”等到林氏入殓完毕，她便绝食，跪坐在棺材旁，十四天后才断气。掀开她坐下的草席，下面全都已经被血染红。长安的士人听说后都觉得奇异，前来吊丧以及带着祭文来祭奠的人，连续多日没有断绝。司城御史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朝廷予以旌表。当时是万历癸丑年秋日。距离贞女去世大约已经十多年了。一方清正淑美的气象，特别集中在闺阁女子身上，像这样彰显奇异，正应当生前同乡，死后同德，没后共同享受千秋祭祀。有人怀疑，诗人歌咏《柏舟》，也有母亲不能理解自己而发誓守死的意思；但她最终并没有死，难道一定要把死作为义吗？即使是《江汉》中所说的游女，不可求取，难道也一定终身不嫁吗？废弃人道的大经，而这两位女子的打算却不是这样，岂不是苦守节操、艰难守贞吗？请允许我对此加以评说。从前逊国之际，方孝孺等诸臣九死不顾，甚至灭十族也不肯用一块肉来交换。论者认为，这还超过了屈原。至于金川的一名士卒，终身不接受聘娶，直到死去，说：“我做官并不困难，只是怕辜负往日在城门前痛哭的情义。”这个人本来未曾有君臣名分，到这种地步才显现出所谓不可逃避的义，那么对于屈原又有什么可疑的呢？贞女嫁给一生从未见过面的丈夫，最终奉养婆婆来成全孝道，她有金川人的风骨吗？烈妇直挺挺地死在棺材旁，所留下的烈节比方孝孺还要多。这两个人，一个从容地伸展义行，一个慷慨地舍弃生命；即使交换处境也都会如此，总之都将与天地同存而不朽。唉！世上有些人献上礼物自称臣子，到君主危难时却不能扶持，国家灭亡时也不能殉死；看看烈妇，真应当惭愧至死。世上有些士人没有廉耻，甘愿做钻洞爬墙的勾当而毫不顾惜；看看贞女，也真应当惭愧至死。我恭敬地把这些事写下来，用来告诫我乡里的士人和大夫，希望他们有所观感而奋起。这也是宇侗等诸位君子的心愿。重修古小学记【附从祀论】越郡建立古小学，始于前任太守洪西淙公。专门祭祀寓居当地的宋代大儒尹和靖先生。此前嘉靖年间有诏令，允许天下各地建立社学。洪公于是毁掉郡中的淫祠，就在原址建学，广泛召集士子，让他们在其中诵读诗书，并且尊崇和靖先生作为师法；顺应时势，同时也取法古制。学校的制度是前面为台门，进去就是和靖先生的飨堂。左边一楹名为义路，右边一楹名为礼门。分为两门进入后是养正堂，是游艺学习之处。左右各排列号房，周围环绕着墙垣，还留有空地。建成于嘉靖九年庚寅，都御史姚公模为它作记。读他的记文，可以想见当时风俗法度的盛况。经历隆庆、万历以来，师生很少聚集，校舍全部毁坏。尹先生的遗像退移到游艺所，残破的楹柱又被风雨剥落。那片空地也大多被居民分割占用，无法查考了。天启甲子年，宗周把这件事告诉前任巡抚王公，王公于是下檄令山阴县令马公鼎新修缮，并且首先捐出俸禄，倡导各属捐助。不久逆党魏忠贤扰乱政事，下诏毁掉天下书院，禁止师生讲学。因此工程尚未完成一半便停了下来。到今上即位第四年辛未，郡中诸生又具状上报上级，正任太守黄公欣然承担此事，负责筹划公费。前后任职的各位大夫，以及前任学台刘公、现任县令汪公、会稽周公，都有共同的心愿。他们依次重建各座堂屋廊庑，恢复旧日制度。到今年庚辰，前后共计十七年，工程才告完成。于是我们这些士人、大夫以及几位年轻生员，每逢岁时有人在这里聚集讲学，但风俗法度已经远远比不上西淙公在任时了。宗周退下后对此深有感触。世道的升降、学术的古今，取决于古人学习先王事业的学问；他们把这种学问陈列在庠序学校之间，希望达到圣人之道。以小学开始，以大学终结，这是次序中的要领，但所遵循的道理是一个。曲礼说：“无不敬。”这就是小学建立心术的方法。大学则反复讲慎独，所以说，敬是圣学始终的关键。善于学习的人，一生学习小学也就够了。自从小学的教育在后世不再明白，本心便先受到损害。那些谈论大学的人，一变而成为追求辞章、声名和利禄；家塾之中，父兄师友所教导的，不过是说取得科第罢了，博取金印紫绶、使妻子儿女吃饱罢了。世道交相丧失到什么地步，也就可以知道了。尹先生是学习圣人之学的人，他的言论以主敬为根本，尤其得到了古人的心法。推及出仕、退处、离去、取舍之际，他的风骨义行凛然可敬。

译求学者推尊程氏的正宗，尹先生晚年有幸因为是越地同乡而惠及我们越地，越地人才开始能够听闻大道的要旨；从此以后，名闻天下的大儒接连兴起，也有先生的功劳。三王祭祀河川，先祭河流而后祭大海；对于越地来说，尹先生就是河流，因此把他祭祀在小学之中，用小学的教化来说明大学之道。学习古代的学问，契合圣人的真道，以挽回今天的世道，这也是我们同道后学的责任。王公名洽，山东人；刘公名鳞，长，福建人；黄公名炯，河南人；马公名如蛟，和州人；汪公名元兆，婺源人；周公名灿，吴江人。其他协助完成这件事的人，都见于另状。监督工程的是沈生应位、张生元迪、吕生孚、王生毓蓍，他们相继主持事务。先生原来的画像仍置于游艺所，并附祀西淙公；又在飨堂设置新的木主，这是依照太学的制度。我们越地本来不缺少理学儒者，祭祀瞽宗的制度，唯独把小学的制度尤其称为特殊的恩典。既有专门祭祀，就有从祀，并且可以比照大学。可是小学以尹先生为宗师，那么出生在尹先生以前的人，按制度就不能参与从祀。出生在尹先生以后的人，只有阳明先生再次成为儒学宗师，对他已经有专门的祭祀。此后学者多谈王氏之学，其中显著的便从祀于王氏。从王氏以前四百年间，最著名的共有四位先生：石先生墪，辅翼斯文，参与大儒讲席；俞先生浙，阐明理学，进一步窥见《中庸》的宗旨；韩先生性，处于元代而隐遁不仕，能够完整保持坚贞如磐石的操守；潘先生府，身逢太平朝代而昌明伦常纲纪，永远垂示孝治的极致。他们都不愧处在尹先生的门墙之内，卓然足以成为百世师表。然而四百年之间，搜集推举的仅仅四位先生，制度实在严格，还要等待后来的君子详细评定并继续补充。

译凤山葬记 我宗周生来不幸，早年遭遇忧患凶祸。先君子去世后，祖父家中极其贫困，不能安葬，只得把灵柩停放在城西村梁枋原，附葬在曾祖父母的灵柩旁。二十多年后，我遭逢母亲的丧事，听到讣告便奔丧回家。这年冬天，在会稽第十九都下蒋村找到一片水田作为墓地，有人说是吉地，于是开启先君子的旧柩，合葬在那里。然而蒋村既然是水田，风水形势不完整，我很担心会有五种祸患，发誓另寻吉地以便改葬。因此当时的墓葬，只不过是孤零零的一抔土而已。宗周悲痛地思念，生前没有见到父亲，做官又没有赶上奉养母亲；如今仅有一抔土，还不能为长久作打算，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因此忧郁不乐，渐渐被羸弱的疾病缠身，前后退居田间三十多年，没有一天不把先人的大事放在心上。每逢岁时便浪迹溪山，不问风雨阴晴；只有饥饿和疾病交相侵扰时，才暂时停止这种心愿，几乎心都要腐烂了，最终仍未遇到合适的地方。此前崇祯七年甲戌，亲友中有很多人劝我停止这件事，说蒋村并不是不吉利，而且已经安葬很久了，还能怎么办呢？我长叹一声，姑且听从了他们。这年冬天开始修整墓地，于是掘土加封，四周用石块砌成，开辟明堂，使流水稍稍形成规制，事情已经交付办理了。只是我心中怀着的悲痛，始终不能消解。丙子年我失去贤淑的妻子，又长期寻找墓地而没有结果。戊寅年春天，女婿陈生刚与姚大理家在墓地界址上发生争议，两家都请我判断，于是邀请我到城南干溪里察看并调解。事情办完后回去，走到半路我偶然想到择地的艰难，惆怅不已。陈刚进言说：“离这里不远有一块地可以选择。”我欣然亲自前往，同去的有门人吕信夫以及江右徐体干，他们都是精通堪舆家言的人。于是从干溪越过野狐岭，到会稽三十一都裘村的凤山，陈刚指给我那块地方。我环顾了很久，说：“这座山丘多么令人喜爱啊！”陈刚说：“果真如此，女婿能够承担把它用来安葬岳母。”我谦逊推辞，陈刚便告别离去。我和徐、吕二位门生到附近乡里的东岳祠住宿。第二天早晨，两位门生再次登上凤山，探察山顶，追溯山脉来源，回来报告说：“果然是吉地。”于是买船回去。不久，女婿陈刚终于找到机会，带领凤山业主裘应聘前来，立下契约并交清价钱。裘应聘的叔父裘大琦得知后，便向官府起诉，又加价把地付给大琦。大琦也无话可说。那年冬天，我为了报答女婿的恩德，姑且任由徐、吕两位门生前往开圹，安葬我贤淑的妻子，日期已经定下。等到报告说墓穴中的土质很好，我心中一动，说：“幸好有这样的地方，难道是先人有灵、上天赐给我们的土地吗？”于是我决定把我们两人改葬于此。不久又发生了张氏的诉讼。此前张大理家也曾向裘氏择地，所得之地与我的地界相连，于是张家说裘氏盗卖了他们的土地，这件事绝不是事实。双方相持很久，我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大理公终于醒悟，竟听任裘氏赎回原地，事情就此停止。我便在冬十二月十八日，启开我们两人在蒋村的旧墓，把灵柩迎到凤山下葬。蒋村墓穴开启后，也完全没有蚂蚁和积水的祸患。母亲的灵柩将近四十年，仍然完好如初；只是先君子的灵柩经过多年，已经不能抬起。于是改换殓具，我亲手捧着先君子的遗骸送进去，戴着冠帽、穿着衣服，悲痛得几乎昏死过去。改葬以后，很多人责怪我轻率行事，我也时时悲痛得几乎昏死过去。但有见识的人最终仍认为新墓地是吉地，只是仓促办事，安葬没有完全合乎规矩，这一点确实存在。有人问我：“墓穴挖得太深，恐怕会有水。”我又时时悲痛得几乎昏死过去。后来人们纷纷这样议论，我于是和门人张灰侯商议，又选择改葬。到了庚辰年秋八月初一，惠侯用蓍草占卜，得到巽卦变蛊卦，卦辞说：“庚日前三日，庚日后三日，神明已经告诉你了。” 于是选择今年辛巳年三月初六日破土，初九日开启墓宫。先凿开一块砖，拿着蜡烛进入，只见棺椁四周和顶部悬挂着密密的水珠，大小不一，颜色洁白。有见识的人说：“这是气凝聚而成的。气旺盛，所以聚成水珠，积久不散，也不向下流，是吉兆。”然而用手探查，完全没有暖气；棺材四周全是水珠，棺底反而干燥。我正在徘徊之间，惠侯又仔细察看棺椁内湿润的情形，说：“阴气太重，必须改葬无疑。”于是起出灵柩，墓穴前方仍在原穴，只向后退了一尺多；向右移了二尺七寸左右，地基起高一尺五寸，大概是辗转变更位置后才确定下来。恰逢中表亲沈中一前来吊唁，也赞成这个决定。于是就在十四日巳时下葬，依次筑土，分三层加封。墓地位于山麓上下之间，坐戌向辰，兼取辛乙三分之一的分金，名为庚寅庚申。当地老人相传，这块地是“丹凤衔书”，大概是取主山秀美高耸、形似凤凰，而右臂环抱如同衔着书的形象。墓穴近处左右各有两重小沙丘，形状像卧弓；又有重重沙丘层层突出，在下方遮挡水流，如同舞动的衣袖。南面流来的若耶大溪，从右向左经过，在墓穴前环绕如带。隔着溪流，墓地正前方是日铸诸山，高低重叠，像铺开的锦缎。山下各座小山接连向北奔趋，绕过墓穴左侧来遮挡大溪；于是山与溪一层层交织进入其中，东南西北都使人分辨不出来源和去向，仿佛迷失其中。桃花源是若耶最优美的地方，谈论堪舆的人说这里处处合乎风水法则；我们两人的长久愿望，大概可以在这里实现了吧？这样，不肖之子宗周从此就可以死而无憾了。事情办完后，宗周告诉父母二位：“我活到六十四岁才安葬父母，这一生多么苦啊！父母死去六十四年后，我又能重新见到二位，我这一生还算幸运。悲伤啊，感情全都显露在言辞中了。”先君子的别号是秦台，大概因为世代居住在郡城楼头，向南望见秦望山如高台一般。如今先君子的玉体埋葬在凤山，山脉来源分自秦山，而秦山仍然在墓穴肩部左右暗中拱卫，仿佛列戟，颇增形势胜概；那么这个别号大概早已预先成为征兆了。只是宗周奉养父母，不能做到真诚笃信，多次使他们遭受迁徙播荡之苦，魂魄不得安宁；这种上通于天的罪过，怎么说得尽呢？倘若先人从此保有安宁的居所，免除一切不可预知的忧虑，流传千万年，那么宗周确实就可以死而无憾了。凤山得名，是因为当地原名凤林，相传神禹会计到这里，得到图籍，有凤凰来仪、口衔书册的传说，或许名称就来源于此。

译离凤山十多里向北走，就是禹穴。唉，先君子多么幸运，能够把遗体寄托在禹穴所在的乡土，希望凭借美好的山水与古人一同不朽；这样，先君子也就能与古人一同不朽了。有一天，友人张自庵前来吊唁，替我在华表上题写：“丹山起凤”；阴面题写：“秦峰符瑞。”宗周又止不住眼泪。陈刚，字小集，是本县生员；我的长女嫁给他五年便夭折，陈刚一直深情怀念夫妻情谊，像这样推恩相助的事不止一件。张惠侯名元迪，是本县生员，长期跟随我求学，在服丧守墓的草土之间来往相助，依依不舍，也是一位极重情义的人。吕生信夫名孚，也是优秀人士，如今已经去世。闻魏廓园诸君子被逮记事 廓园，就是已故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此人清正贞洁、孤高耿介，过去曾在高景逸先生门下游学，是当时的师友。入朝任职后，与太宰赵侪鹤先生同心同德；他有为国任事、整顿澄清的抱负，小人因此恨他入骨。去年夏天，太宰破例任用邹维琏为铨曹，实在是廓园诸位君子主张的，小人于是乘机发难。幸而维琏是贤者，查找不到他的罪证。于是省中傅櫆极力弹劾廓园和佥院左光斗，说他们不应当同史馆中书汪文言往来，结党专权、扰乱政事，也暗中指向邹维琏的事情。而汪文言与他们往来实际上没有左证，皇帝从中旨下令杖打汪文言后将他逐出。两位君子仍照常任职，但小人与宦官魏忠贤内外勾结，日益严重，诸位君子惴惴不安，知道难以避免祸患。于是副院杨大洪、杨涟列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在朝廷上公开指斥，廓园诸位君子也接着上疏。天下内外都抚额庆幸，认为君主身边将要清明，太平指日可待；但魏忠贤的宠势反而更加稳固。皇帝下中旨严厉斥责杨涟，说他是在替汪文言报仇，魏忠贤的势力更加张狂。他们杖打主事万璟，直至将其打死；驱逐御史林汝翥，包围首辅叶向高的宅第，逼迫他离职，并且气势汹汹地把矛头指向各部院。恰逢山西缺少巡抚，小人私下推荐郭尚友，太宰却不听从，任用了贤能的谢应祥。御史陈九畴弹劾谢应祥不可任用，反而以部院官员阿附结党获罪。廓园与选郎夏嘉遇分别上疏辩解，廓园还说谢应祥是自己的师友，平素知道他的贤能品行。皇帝下旨说，魏大中不应私下结交自己的座主，与陈九畴、夏嘉遇一起降职三级离任。不久，部院的赵、高二位先生都自行弹劾，说明魏大中、夏嘉遇被冤枉的情状，也奉严旨离去。于是小人群起攻击，君子没有一天安宁。首先设置道学禁令，追夺邹元标等人的官职；毁掉京师首善书院，砸碎碑石，并且毁掉天下各地的书院。审理张差案件，夺去王之宷的官职，把郑养性召回京师，判定移宫案的罪责；借这些事情夺去杨涟、左光斗两位君子的官职，又恢复陈九畴的御史职位，不久便破格提升他为京堂。但小人与宦官的怒气并未消解。他们又把汪文言逮捕到京城，逼迫他供认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以及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已故给事中周朝瑞、已故刑部郎顾大章六人，各自接受被监禁的罪官杨镐、熊廷弼等人的重贿，替他们脱免死罪。又牵连赵太宰以下卖官鬻爵、交通营私的罪状，随后杀死汪文言以灭口，并分别派遣缇骑逮捕六人，押入诏狱。到达后交给锦衣卫，每五天审讯一次，刑罚惨酷到了极点。六位君子终于在七月二十九日前后相继死去。朝廷仍下诏公布六人的罪状，并转行各省巡抚、巡按，逮捕家属、追缴赃物。从赵太宰以下，被巡抚、巡按追赃的有十五人；因被判为党人而夺官、追夺诰命、充当养马差役的有一百多人，天下震惊恐惧。六位君子中，廓园和宗周是同乡，被称为志同道合的朋友。杨大洪过去以给事中身份离职，宗周曾经推荐过他。宗周离职后，左浮丘亲自前来挽留；袁熙宇又在宗周离职后推荐他，这些都是足以流传千古的情谊。只是周、顾二公我未曾见过面，茫茫天地之间，想呼喊求助却无从开口；我惭愧地活着，却终究无法替诸君子做些什么。悲痛啊，悲痛啊！汪文言过去是宦官王安门下的门客，也曾游学于刘是庵相公及诸位正人君子的门下。王安败亡后，汪文言也被人牵连，拟判城旦之刑。后来事情真相大白，他出粮入监，靠诸位正人出力题名而成为中书舍人。所以傅櫆才弹劾牵连他。杨镐、熊廷弼案件中，群小人都想使杨镐免死，廓园却极力弹劾，甚至以一人之身承受众人的怂恿和压力，毫不顾忌，事情才得以定案。至于熊廷弼贻误军机，诸位正人颇想宽免他的死罪，廓园却极力坚持，甚至首先倡议联名上疏，交给刑科弹劾纠正，案件也因此定了下来。然而，当年替杨镐脱免死罪的人，后来都接连掌权，反过来诬陷廓园受贿；如今借熊廷弼案件倾轧正人君子的人，也都掌权做了大官，并且一同诬陷廓园收受贿赂。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像廓园这样冤屈的人。六位君子死后，侦察者诬告熊廷弼谋反，立即在西市斩首，并把首级传示九边；杨镐却独独没有死。唉，杨镐多么幸运，而诸位君子又多么不幸啊！天王圣明，臣子有罪就该诛杀，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我又何必悲痛呢？只希望诸位君子能够依赖皇天后土、二祖十宗的神灵，明察昭鉴此事。《刘蕺山集》卷十 《四库全书·刘蕺山集》下册，（明）刘宗周撰。

译●钦定四库全书 《刘蕺山集》卷十一 （明）刘宗周撰 ○箴说 学戒四箴 人生最大的戒忌有四种：酒、色、财、气。我求学已有多年，每天都曾在这些事情上用功，却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收获。难道要一辈子这样纷扰不安下去吗？因此我不怕与诸位学生一起发奋读书，共同探究圣贤的大业。我们时时相互警策，于是写成几篇箴言，深切地用来观察反省自己，以此警醒磨炼诸位学生，希望能够成为改正过错、迁向善道的基础。酒箴 恭敬地修养圣学，早晚都谨慎恭敬。豢口先生说：“疏远仪狄所造的酒，举行一次进献之礼，直到席终百拜。宾主之间十分融洽，仪态美好，神色和悦。”傲慢地述说竹林七贤的事，五斗酒也只当一石酒来饮，不以此伤害自身，也会沉溺于精神之室。何况我这个小子，连饮三爵酒也不知节制，放浪嬉笑，傲慢无忌，种种过度，成为贪欲和嗔怒，有时还成为淫邪。断绝诱饵，去掉媒介，登上先王之道以杀除贼害。元气之水在君上驾驭之中，斋戒明洁而光辉显赫。美好啊，初次饮酒的礼仪，这正是卫武公的德行。色欲箴言 没有比鸩毒更毒的东西，没有比猛虎更威猛的东西。谁说在床席之间就可以凭此而侮慢人？蝉额蛾眉，是砍伐性命的斧头。难道没有倾国倾城的美色吗？应当鉴戒往古，以克制自己为先，而且最难做到。即使像狂人、蛊惑者一样，也要有严肃的思考，想到那些无人看见的地方。早起晚睡，让神明与自己相伴。欲望减了又减，以至于归于虚无【叶舞】。这并不是说不尊重生命，而是保全这颗灵明之心。勇气堪比上蔡，见识超过忠武。学习圣人的中和之道，男子应当以鲁国礼义廉耻自我约束，永远祈求与福祉相配。财货箴言 茫茫千古之间，只有一道如天堑般的关口，就是义与利。壮士若面有惭色，不肯接受别人用脚踢来的食物，又怎能证明自己本来的志念？饿死是小事，失去节操才是最大的羞辱。不要说是在暮夜之中，鬼神也在窥视。凡是像穿墙打洞、用言语试探或暗中取悦别人的行为，都应推而广之地加以反省；能够扩充这种羞耻之心，就是成为圣人的渐进之路。坚守节操，只有贞正；与其奢侈，宁可节俭。原宪住着破旧的帷帐，黔娄死后薄葬，也有童子不因别人家的火焰而自取光明。难道不值得勉励吗？古代先民早晚自守，不使我的内心感到惭愧。不是坚硬如石的东西，什么可以用来针砭我呢？意气箴言 浩然之气与天地相调和，人应当奋然趋向它。它燃烧起来，如同燎原之火，使人怒目裂眦、毛发竖立。有时怒气腾腾，仿佛太阳被彗星遮食，冰雹猛烈袭击，狂风暴起；上天以灾异向人征问罪咎，说这是妖异。抛弃德行的人，内心极其喧嚣偏僻。那些治疗疾病却不从根本入手的人，君子到这里，手握符节，仰观斗杓，静观气象；行动则正直以扰动它【叶饶】，扩充而证实本性之法就在这里。每日消除心中的忿怒，不到一个早晨，脊骨便能折断推山，强健啊，这种矫正【叶骄】。自我勉励箴言 有人把我看作拘谨的人，又有人把我看作狂放的人，于是我茫然自问，给自己下定义说：“似乎狂放而并不真正狂放，似乎拘谨而并不真正拘谨，处在二者之间，既中正又柔顺，就是这样的人。”难道是有志于道，却实际上没有践履，因此免不了把自己困在乡里庸人的碌碌浮沉之中，只比禽兽略高一等吗？唉！难道可以不勉励自己吗？独知箴言 圣学以本心为根本，本心以天为根本；它元始而寂默，体合太虚，因为处在不可见之处，所以称为“独”。独本来没有具体的知觉，因接触万物而有知；万物体现在知觉中，于是好恶建立起来。好恶发动的机括，潜藏在极度寂静之中，一旦感应外物而发动，七情便显现出来。从自身推及家庭，从家庭推及国家，从国家推及天下，庆赏、刑罚、威严，都由此心安排，这就叫作心量。它广大到没有外部界限，所以称为天。天命究竟命令什么？就是我独自所知的东西。一气流行，分为阴阳，运行成为四时，性体于是显现，依循它而成为五常，分殊为万事。返回到独知，独知恒常明知，整个本体无不知，本来没有明暗之分。经常安止便明，纷乱奔驰便暗，所以说“暗章”。明白地知道每日都在消亡，君子对此知晓，内心凛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之处，早晚都战战兢兢，道念于是凝聚。万法归于一，这个名称并不能完全容纳它；它配合天、充塞地，穷尽本性而达到天命。这种知没有开始，所以叫作推原始；这种知没有终结，所以叫作反终。死生的道理，如昼夜的常规；我生便与生同在，我死便与死同在，平等看待万物形体，并不是我可以私自占有的。妄称自己可以不死，与狂奔妄逐有什么不同？寻求快乐说 先儒常常教导学者去寻求孔子、颜回的快乐之处。那么，他们所快乐的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以贫穷为乐，但贫穷本没有什么可快乐的；有人说是以道为乐，但以道为乐还不足以完全说明颜子的境界，何况仲尼呢？归根到底，道本身也没有什么可快乐的。这里面的关键，实在深奥微妙而难以接近。近代儒者王心斋先生所作《学乐歌》说：“人的本心本来就是快乐的，只是自己被私欲束缚。私欲一萌发，良知自然会觉察。一经觉察便把它消除，人心依旧快乐。”又说：“不快乐就不是学习，不学习就不是快乐。”又说：“学习便快乐，快乐便学习。天下的快乐没有比这种学习更大的，天下的学习也没有比这种快乐更好的。”这可以说是一箭双雕，把学习与快乐的公案全盘托出。其中“良知”二字，正是教人用力的关键。良知存在于人心，本来就是清醒明觉的。从本体上说，它就是“天理”的别名。良知之中本来没有人欲；所谓人欲，也是良知受到欺蔽之后才显现出来的。其实良知原本不可能被真正欺骗。我自己知晓它，我自己使它实现，这就叫作自谦。这里正是人心真正快乐的所在。孔子说：“吃粗饭，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就在其中了。”正是说这种良知。颜子的快乐也是如此，所以他说：“有不善的念头，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以后，就没有再去实行的。”圣人只是没有什么不知道的罢了。不过，致知的功夫又有另一层道理。孔子说：“用不义得来的富贵，对我就像浮云一样。”义与利的关口，正是良知应当作出判断的地方。在这里判断得清楚，就是致知的功夫。但如果确实如孔子所说，那么难道要选择合乎义的富贵而取用它，选择不合乎义的贫贱而舍弃它吗？这样一来，终身都没有疏水曲肱的分了。穷尽人欲、灭绝天理，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吗？孔子常说：“不合道的富贵就不居处，不合道的贫贱也不逃避。”由此可见，道义总没有固定的衡量标准，全凭良知判断。良知认为可以安处的就是义，不能安处的就是不义。到了这里，才是义利关头最精密的地方，也正是致知功夫最精密的地方。一定要远离富贵、安于贫贱，只是因为利欲使人沉溺，没有比富贵更严重的了。学者应当一开始就从坚苦刻厉中做起，把人欲的根一齐砍断，因而显出良知的真实面目。前辈常说：“天下没有成见，就是良知。”孔门当时教人，一方面说不要只求吃饱求安逸，另一方面又说要厌恶粗衣粗食之外的奢侈，还说不要贪恋安居；又以颜回屡屡空乏来斥责子贡经商逐利，而子路穿着破旧的袍子，孔子却直接赞美他说：“这有什么不好呢？”

译到了最后一着，仍然以“别人不了解我而我不因此恼怒”作为判定君子的标准。这可以说是深切而明白了。况且孔子明明以疏水曲肱来说明快乐，虽然可以说是以贫穷为乐；能够疏水曲肱而快乐，虽然也可以说是以道为乐。只是古代贤者不能把这层意思明白说破，所以悬置这个公案给人看，要人自己思考而有所领会。他日无欲作圣的旨意，已经明白说出来了，只是说得太高远，不如心斋的说法稳当。俗语说：像平常人喝水一样，冷暖只有自己知道。人人都有这种良知，人人都有这种天理，人人都有这种快乐的境地，只是能够反求于自身并自行获得的人，才知道其中的意味。所谓“只能自己欣赏喜悦，不能拿来赠给别人”，即使是《学乐歌》，难道也能有这种作用吗？给汋儿的说法一 我和塾师陈子在夜间聚会，儿子汋在旁侍奉。我对他说：“汋啊，你的年纪渐渐长大了，可是资质实在平庸。我即使不敢指望你学道修身，难道你连做一个庸人也做不到吗？”塾师说：“先生说得过分了。如果是庸人，哪里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只是担心这个孩子太过平庸，希望先生能设法引导他。”我说：“孩子能够成为庸人，已经是幸运了。世上学习道术的人，就像麒麟、凤凰、驺虞一样，不可多见，有时几代才出现一个；而恶人却往往遍布天下。不得已而退求其次，那么像庸人这样的人，他存心立意、约束行为，虽然免不了还有乡里人的习气牵累，但毕竟已经渐渐远离恶了。因此，‘庸’并不容易说清。既然如此，难道是要学习成为庸人吗？回答是：不是这样。是说学习做人，必定要从庸人开始。古语说：‘即使建筑得很高，也一定以下层为基础；即使地位尊贵，也一定以卑贱为根本。’所以，喜欢高远而急于求成是越级；用虚假来装饰自己以求接近名声是奸诈；道听途说便到处传播是荒诞；只凭零散见闻拼凑理解是妄谬。这四种都是学道者的过失，庸人反而没有这些。由庸人而进德修业，就像在平地筑房、堆土成山一样。孔子说思考要有恒心，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既然这样，平庸也有它的道吗？” 我说：“浅近地说，饿了吃饭，渴了喝水，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男女结婚共同居住，没有一件不是道。深一层说，饮食能够辨知滋味，家庭关系相宜，夫妻儿女之间有快乐，其中也有达到极致的地方。仲尼是圣人，却还要向庸常处学习：‘要求子女侍奉父母的道理，我还没有做到；要求臣子侍奉君主的道理，我还没有做到；要求弟弟侍奉兄长的道理，我还没有做到；要求朋友先对我施行的道理，我还没有做到。’可见庸常之德的极致，圣人仍以为自己有所不足。所以说，‘庸’并不容易说清。至于内心不存慎终的规矩，口中不讲先王的训诫，不选择贤者来托付自身，不努力实行以坚定志向，见小事而昏暗于大理，只图眼前而忘记长远，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自己而败坏礼制，以招致灾祸于自身，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庸人，其实也是我所说的恶人。那只是因为没有学习如何做一个庸人，才到了这种地步。假使庸人能够学习庸常之道，又怎么知道他不会进步成为士人，甚至进步成为君子呢？庸常是不可以忽视的。”说完，塾师听了，说：“先生引导人的时义真是重大啊！”于是把这番话举出来给孩子看。给汋儿的说法二 后来孩子跪下请教说：“做人的次序，我已经听到您的教诲了，敢问学习的方法是什么？”我说：“不过是从自己身上取法罢了。《诗经》说：‘砍伐斧柄啊砍伐斧柄，斧柄的式样就在眼前不远。’拿着斧柄去砍斧柄，斜眼一看，却还以为相距很远。所以君子用人的道理来治理人，改正到能够停止就够了。你的资质平庸，我姑且为你试说治理平庸的办法。平庸的人一定昏暗，昏暗就应当用明哲来矫正；平庸的人一定懦弱，懦弱就应当用刚强来矫正；平庸的人一定随流，随流就应当用贞正来矫正；平庸的人一定狭隘，狭隘就应当用宽厚来矫正；平庸的人一定浅薄，浅薄就应当用深沉来矫正。由此类推，随着他所患的毛病而加以矫正，都是教育人的方法。那么，具体应当怎样矫正呢？回答是：昏暗的人自己不知道昏暗，用是非来试验他；昏暗显现出来了，明哲也就显现出来了。懦弱的人自己不知道懦弱，用利害来试验他；懦弱显现出来了，刚强也就显现出来了。随流的人自己不知道随流，用嗜欲来试验他；随流显现出来了，贞正也就显现出来了。狭隘的人自己不知道狭隘，用忿怒来试验他；狭隘显现出来了，宽厚也就显现出来了。浅薄的人自己不知道浅薄，用言语来试验他；浅薄显现出来了，深沉也就显现出来了。因此，穷究事理是为了启发觉悟，裁断义理是为了培养勇气，堵塞欲望是为了保持操守，惩治忿怒是为了扩充气量，谨慎言语是为了沉潜心机。然而不必到遥远而重大的地方去寻找它。日常使用之间有是非，起居的常规中有利害，衣食服用之中有嗜好，细小冲突之中有忿怒，应答应允之间有言语。由小处积累才能达到大处，谨慎近处才能涉及远处。所以君子每一次日用都不敢忽视，正是为了穷究天下的道理；每一次起居都不敢苟且，正是为了裁断天下的义理；每一次穿衣饮食都不敢放纵，正是为了端正天下的操守；每一次受到细小冒犯都不敢加以报复，正是为了惩戒牵连亲人的忿怒；每一次应答允诺都不敢轻率，正是为了谨慎天下的言语。穷究天下道理而仍然昏暗的人，便有天下最大的觉悟；裁断天下义理而仍然懦弱的人，便有天下最大的勇气；堵塞天下欲望而仍然随流的人，便有天下独特的操守；惩治天下忿怒而仍然狭隘的人，便有天下最大的气量；谨慎天下言语而仍然浅薄的人，便有天下深沉的内心。这样，学问所能做的事就完成了，这就叫作天下只有一个人。古语说：“不断努力造就自己，才会成为君子。”开始时，是以矫正、刚强的方式去做，这是庸人所应做的事。不断矫正，直到与自然本性合为一体，难道不就是学道君子成就德性吗？孩子，勉励自己吧！既然如此，如果不能矫正自己，又将怎么办呢？回答是：“在于立志。” 给汋儿的说法三

译后来他又问道：“矫治的方法，好比治病，头痛就医头，脚痛就医脚，分别施治、各有对应，数不胜数。难道也有一句话，能够掌握调和元气的总原则吗？”我于是长叹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既然如此，你姑且先认识‘人’可以吗？”所谓人，是天地的精华，是万物的灵长。难道说人只会饿了吃、渴了喝，夏穿葛衣、冬穿皮衣，男女同居而已吗？那样就与禽兽没有区别，又凭什么称为人呢？孟子说：“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很少，普通人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那么，这一点微小的不同究竟是什么呢？说它不在口体之中，却又不能离开口体；说它不在男女之事中，却又不能离开男女；说它只在一身之内，却又不能离开天下。它微妙而稀少，正是睁大眼睛去看，也看不见；侧耳去听，也听不见。它禀受于天命，就是元初的善；具备于本性，就是喜怒哀乐尚未发作叫作中，发作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它主宰于身体，表现为视、听、言、动：视为明，听为聪，言为忠，动为敬。它落实在人伦之中：在父子之间叫作仁，在君臣之间叫作义，在夫妻之间叫作分别，在长幼之间叫作秩序，在朋友之间叫作诚信。它贯彻到天下，就是把百姓看作同胞，把万物看作同伴。它俯仰于天地之间，就是乾的刚健、坤的柔顺、日月交替照明、四时错综运行，也是鬼神所掌握的权柄。然而谁若只知道把自己局限在七尺身躯之内，那就是竖起脑袋的禽兽、野兽。这样看来，人和禽兽，是合在同一形体中而分别开来的两种状态。人忽然离开这一点本性，就成了兽；兽忽然保存了这一点本性，就成了人。因此君子有保存它的方法：选择要精细，守持要专一。以我的独知为根本而戒惧，这就是达到中和的方法。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生育，就是保存它的最高功效。尧舜之所以成为帝，三王之所以成为王，伊尹、周公之所以成为辅相，孔子、孟子之所以成为老师，濂洛关闽诸儒之所以反复辨说，都是为了这件事，儒学也全在于此。然而普通人未尝不曾保存它；即使普通夫妇中的愚者，也可以参与知晓，即使普通夫妇中的不肖者，也可以努力实行，只是有时会把它丢失罢了。知道它丢失了，就能保存它。因此君子有保存它的方法：用戒慎恐惧找回无人看见之处，用戒慎恐惧找回无人听见之处，用中和找回喜怒哀乐，用仁义找回父子君臣之伦，用天地万物各得其位、各得生育找回本性，如此而已。所以孟子又举舜为法，说：“明白各种事物，洞察人伦，依循仁义而行，不是拿仁义作为外在行为去实行。” 其中的旨意很微妙。后世学术不明，有佛、老两家，既想抛弃人伦万物，捶打仁义，而逃入虚无之中。至于申不害、韩非的刑名，管仲、商鞅的富强，苏秦、张仪的纵横短长，那些沉溺于功利的人，就不用说了。有些稍微知道圣人之道的人，如杨朱、墨子、荀子、杨雄、司马迁、郑玄一流，又有的失之于偏僻，牵强附会，随声附和，使这一点微小本性的脉络支离破碎，长期受到人心的侵蚀。幸而宋代诸儒兴起，接续中断的学统，一线相传：周濂溪建立最高准则，二程阐明仁，朱考亭讲居敬穷理，指示得最为亲切。又过了数百年，我明有阳明先生，特别提出致良知的旨意，为这点微小本性描摹形象，使人更加能够认识寻找真实之路，决心起死回生。这真可以说是良医折断手臂后通晓医理，一剂药便能调和元气；那些随着病症零碎补治的方子，也就不一定非要使用了。学者想要做人，不必询问庸人与圣贤的等级，只须反省自身中所谓这一点微小本性还在不在。它若在，人人就是圣人的人，不再有什么另外的修养方法；它若离去，就不是人，不是人便成为禽兽，也不再有什么另外的修养方法。于是孩子起身茫然地问：“敢问这点微小本性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说：“这是我终身所从事而至今尚未完全得到的东西，我拿什么回答你呢？”你回去再询问吧。这点微小本性，要从读书中加以验证。”孩子拜了两拜，退下了。《读书说》【给汋儿】自从天地分判以来，万物繁盛生长，时代于是有了三纲五常以及万事万物的变化，虽然错综纷纭，归根到底不超出人的本心。圣人因而把它们编次整理出来，教导天下后世。后世的人占有篇章、守持文字，才开始有以儒学命名的学问。所以读书，是儒者的事业。曾子说：“所交游的必定有方向，所学习的必定有事业，难道只是徒然从事于文辞的华饰吗？”太史公列举九家，说儒者博大却缺少要领，当时不能穷究其深蕴，累世也不能完成其功业；这也是因为儒者不能详尽说明，反而约取其要，从这里体察自己的本心而求道。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已经逝去，其间暴君污吏彼此蹂躏，横暴政令所出，横暴百姓所居，到春秋时期达到极点。典诰和精微言论延续得像一根丝线，于是仲尼兴起而修明它们，删定《诗》《书》，制定《礼》《乐》，修订《春秋》，赞述《周易》，作为万世的法则，并尊称为“经”，使天下后世重新知道唐虞三代之道。因此说到圣人而以儒学博大著称，没有谁能超过仲尼，但这并不是仲尼所能推辞的。于是当时老聃出来讥讽他说：“六经只是圣人留下的陈迹，难道就是圣人所以成为圣人的根本吗？” 如果确实如他说的那样，把它作为个人独自的学问也可以；但把它作为天下万世的准则，我就不知道了。孔子、孟子已经逝去，其间异端和偏曲的学说互相鼓吹，邪说所浸染、暴行所败坏，到五代时期达到极点。洙泗之间的精微言论延续得像一根丝线，于是朱子兴起而加以修明，撰写《集注》《或问》，补订《小学》，修撰《纲目》，汇编濂洛诸儒的学说，用来教导万世，并定名为“传”，使天下后世重新知道六经之道。因此说到贤者而以儒学博大著称，没有谁能超过朱子，但这也不是朱子所能推辞的。于是象山出来讥讽说：“支离。”又说：“六经注释我，我注释六经。”如果确实如他说的，把它作为个人的学问也可以；把它作为天下万世的准则，我就不知道了。那么，生在孔孟程朱之后的人，如果不读孔孟程朱的书，又凭什么使自己通达于道呢？人刚出生时只是懵懂蠢动，这颗心微微发亮，高兴便笑，愤怒便哭，只具备喜欢甘美食物、悦爱美色的本性。等到习惯于言语而会说话，习惯于衣服、呼吸、休息和居处而会穿衣、呼吸、休息和居处，然后才俨然称为人；他学习学问也是如此。人生下来有不认识父母的，偶然在旅舍相遇，也只会把他们当作旅客擦身而过；一天有人指着他们说：“这就是你的父母，你就是他们的孩子。”

译于是经过身旁便回头相抱，悲喜交集，遗憾相见得太晚了。我本来有自己的心，却不知道它。有人指点我说：“怎样才是你的心？心之所以成为心，又是什么？”我的心恍然明白，认为他说得对。那人又指点我说：“这个为什么是对的？因为它是善，难道不值得勇敢地去实行吗？”我的心便认为那是不对的。那人又指点我说：“这个为什么是不对的？因为它是恶，难道不应当坚决地去除吗？”我的心渐渐习惯于辨别是非。那人又指点我说：“这个是对的却被说成非，那个是非的却被说成是；能迁向善、改正过错，难道不更加明辨吗？”由此推及天下，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难道不会随着指点而豁然明白吗？书，是指示人的最真实的东西。前人的言论可以听见，过去的行为可以看见。多听而选择其中好的来遵从，多见而记取其中的道理，用来启发我的本心。先读《小学》，建立根基；再读《大学》，提挈纲领；其次读《中庸》，穷究深蕴；接着读《论语》，践履其实；最后读《孟子》，约取其旨。这样，所谓心中恍然明白的境界，便会随处有所获得。于是读《易》，获得我心中的阴阳之理；读《诗》，获得我心中的性情；读《书》，获得我心中的政事；读《礼》，获得我心中的节文；读《春秋》，获得我心中的名分。又读五子之书，以追溯其流传；读《纲目》，以穷尽事变；这样我的本心便没有什么不能自得。其余诸子百家，只作广泛涉猎；异端曲学，加以斥责也可以。于是以博学为先，以审问来会通，以慎思来深入，以明辨来分析，以笃行来体察。审察性情幽微之处，推及家国天下的遥远之处，贯通天地万物的广大之处，读书的功效便完成了。儒者的学问，也就尽在这里了。所以说：“读书，是儒者的事业。”后来有不善于读书的人，专门把记诵辞章当作学问，结果只停留在口耳之间，而且把读书当作帮助作恶的工具。于是有志之士开始舍弃这种做法而超然自立，只在本心上体证圣学，把见闻当作末务；佛、老之徒也更加借机昌盛他们的学说。最终发展到猖狂放纵，扰乱天下。唉！溺水的人只凭一只瓢来渡水，这只瓢对他来说价值千金。当然也有不会正确使用这只瓢，最后反而因此淹死的人。旁观者不责怪他使用瓢的方法不对，却认为瓢本来就不足以救人；这样做，岂不是要率领天下人一同归于溺水吗？我曾经学习阳明先生的学说，读到《拔本塞原论》时，其中把博览古今事变说成扰乱天下本性的根源，难道真是这样吗？如果把这种说法推到底，就必定要把书捆起来不看才可以。人心不敢作恶，还依靠圣贤经传作为尺寸长短的堤防；如果又把它们束之高阁，那么狂暴的洪流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冲到呢？偶然读到一本书，说江陵想要夺情，便把所有进谏者都指作宋人的烂头巾，还说这件事只有王新建足以知晓。江陵想要夺情与新建并没有关系，哪里至于因为新建贤明，就让乱臣贼子随意借他的名义作口实？这也是良知之说有所启发而造成的，所以君子建立教法不可不谨慎。我因此有所感触，写下《读书说》。《中庸》首章说 充满天地之间的都是道，而统摄它们的并不超出人的本心。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心，不过就是本性。因为它出于本来固有，并不是借助外物熏染而来，所以把它表述为“天命”。“上天的命令，多么深远而不止息”，这就是天之所以为天。天只是理的别名；这种理生生不息的地方，就是命。认为另有苍苍的天空、谆谆的命令，是不对的。循着这种本性，道就在这里；道就是本性。修养这种本性，教化便由此建立；本性到了这里，才具有完整的功用。这三句话，是子思在大道纷乱、受到侵蚀之后，为道统探究根本、穷究源流，以端正万世的道统。因此，由教化进入道，必定要从恢复本性开始。道不可离开，性也不可离开。君子在本性之中求道，直接从耳目尚未与外物交接之处，时时下戒慎恐惧的功夫；从这里以后，便有许多不必再说的道理了。无人看见、无人听见的地方，正是独知的所在。“戒慎恐惧”四个字下得十分郑重，但实际上从未把妄自推测的意见夹杂其中。独体清醒明觉，本来没有片刻间断，我也只是与它毫无间隔而已。正因为它本来清醒明觉，所以在一个念头尚未升起时，耳目还来不及作用，而天下一切可见可闻之物，已经都存在于这里。在冲淡寂寞、没有形迹的状态中，万象已经森然完备。所以说：没有比隐微更容易被察见的，没有比幽微更容易显露的，君子怎么能不戒慎恐惧？战战兢兢地谨慎对待它。喜怒哀乐尚未发作叫作中，这是独体，也正是隐而且微的状态。等到情感发作而都合乎节度，中就是和。这就是所谓“没有比隐微更显著”的意思。尚未发作却常常能够发作，这正是独体的玄妙之处。中是天下的大根本，难道不是所谓天命之性吗？和是天下普遍通行的道路，难道不是所谓循性而行的道吗？君子由慎独而达到我的中和，天地万物便没有不能贯通、不能通达的了。通达于天地，天地难道还有不能各得其位的吗？通达于万物，万物难道还有不能得到生育的吗？天地有这一中和，万物有这一中和，我心也有这一中和。达到中和，便一同达到；本来就是一体，没有间隔。推究到最后，山川显灵、万物各遂其性，也都是道中本来具有的征验和回应。它从本性中获得，并不需要等待外物，这正是修道之教所以达到极致的地方。合起来看，追溯道的来源，已经贯通于天命的幽微；推到教化的极致，又兼括天地万物的广大。向前推看不见它的开始，向后引看不见它的终点，体察它在动静、显微交接之处，也看不出有什么缝隙可言，真可以说是深奥广大、神妙奇特，达到天下最精微玄妙的境界。

译然而把它的旨意约括起来，不过是“慎独”二字。独之外没有别的本体，慎独之外没有别的功夫。这就是中庸之道。后来的儒者说，这种学说起源于虞廷的话，确实如此。但虞廷谈心时说的是人心、道心，而《中庸》直接指出循性而行的道，难道不是把人道和道心混为一谈了吗？这正是谈心与谈性的区别。虞廷谈心，如果不分别说明就不精确；不精确，就无法达到最纯一的境地。《中庸》谈性，性只有一个，哪里还有分歧呢？然而性既然只有一个，心也不能独自分为两个。天命所在，就是人心所在；人心所在，就是道心所在。这正是虞廷关于未发之旨。有的人说，有气质之性，有义理之性，于是性也有两个；这正是把人心、道心的说法作为根本而造成的错误。程子说：只谈性而不谈气，论说不完备；只谈气而不谈性，论说不明白。把二者分成两个，就不对。如果既有气质之性，又有义理之性，就会使学者任凭气质而遗弃义理，那么“没有善也没有不善”的说法就会成立；又或者遗弃气质而只求义理，那么“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的说法就会成立；又或者把气质、义理衡量后并重，那么“有性善、有性不善”的说法就会成立。这三种说法一旦成立，性善的旨意就再次晦暗不明了，这正是孟子所忧虑的。必须知道，性只是气质之性，而义理是气质本来的状态，正是性之所以为性；心只是人心，而道是人所当然应行的，正是心之所以为心。人心、道心只是同一个心；气质、义理只是同一个性。认识到心是一、性也是一，那么功夫也就是一。除了静中存养之外，没有另外的动中省察；除了以敬为主之外，没有另外的穷究事理。归根到底，功夫与本体也是一。这就是慎独的学说，而后来的解释者往往失去了它。过去周元公撰写《太极图说》，实在本于《中庸》“至主静而立人极”一句，尤其传神地说明了慎独二字。后来龟山门下罗、李二位先生相传口诀，专门教人观察喜怒哀乐尚未发作时的气象。朱子亲自向延平学习，当然曾听闻此说；但程子认为专讲“静”字稍有偏颇，不如专以“敬”为主。又认为“敬”字还不完备，于是增加穷理的说法，说：“涵养必须用敬，进学在于致知。”朱子于是相信了这种说法。初学者稍稍改变了它，便用它来解释“大中”，认为慎独之外另有穷理功夫，以便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说相合，仍把慎独看作属于行动之后的省察一边。在此以前另有静中存养的功夫，近来阳明先生才把它看作支离。他专门提出“致良知”三个字作为教法，并说：“良知就是独知。”又说：“惟精是惟一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致知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可以说，他在心学中独自窥见了同一源头。后来有一天回答门人说：“慎独就是致知的功夫，而中就是本体，无处可以着力。”但这恐怕是权宜的教法。天下没有大本不树立，却可以从事于道的情况。功夫做到无处可着力，才是真正的功夫。所以说：“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从来不曾施加丝毫力量。”如果不是真正对独体用力，当然不足以知道这一点。大致说来，各位儒者的见解有同有异，大多是相互转变、相互矫正，针对弊病建立方药，都是权宜的教法。至于反身自省、努力践履，他们从未不同归于一路，也没有违背慎独的旨意。后来的学者，不要再在语言文字上纠缠，只须反求于自己的本心：究竟哪里才是根本？一旦从这里获得着手之处，才可以窥见进步。有些人想停止却不能停止，是因为学习不知道根本；即使口口声声谈本体，终究也没有落脚之处。学者只知道即物穷理是支离，却不知道它们原本只是同一个心。舍弃深沉幽静的本根之地，却在思虑纷纷发动之后、应对万事周详曲当之间下功夫，正是寻枝摘叶之中最严重的一种。它作为支离的弊病，其实也是同一个根源。要以这种方式作为学问，又能成就什么呢？又能成就什么呢？第一义说 朱夫子答梁文叔的信说：“近来读《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是第一义。如果在这里看透了，信得过了，当下就是圣贤，便不会让丝毫人欲私念成为自己的病痛。如果信不过，孟子又说第二层功夫，只引用成覸、颜渊、公明仪三段话，教人这样发奋向前，在日常生活之间不让一丝人欲私念存留；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这是朱子晚年见道的话。学者必须站定第一义来做功夫，才是有根本、有力量的学问；从此以后自然停不下来。好比人行路，一迈脚就是通往长安的道路，不必担心到不了京师。然而，性善、尧舜人人本来都具有，学者为什么总是看不透、信不过？正因为一点灵明的光都放在了人欲私念上，竟然把本来的面目完全埋没了；突然对他说尧舜，他不觉惊天动地，又从哪里下手呢？学者只是要克除人欲私念；想要克除人欲私念，就先在灵明之光刚刚显现的地方仔细辨明，果真认出那是人欲私念，便已经是在克除了。阳明先生“致良知”三个字，正是要在这里使用。孟子后来又说：“二者之间是仁与不仁；不成为尧舜，就成为桀纣，中间再没有一丝可以容纳混杂的地方。”学者向上不敢成为尧舜，向下又不屑于成为桀纣，却在两者之间选择平庸谨慎、随意自便的道路，认为这就是最恰当的，哪里知道自身早已落入桀纣一边呢？所以说：“纣王的不善，还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学者唯独那种处在中间、模棱两可的毛病最难医治。凡是一切悠闲懈怠、忽忽悠悠、不振作也不高昂、全无长进的状态，看来全是人欲私念结成一团，自我封闭、自我固守，牢不可破。如今既然抓住病根，就应当随手下药。学者若不能被成覸、颜渊、公明仪的话激发起来，那就姑且急迫地把他推向桀纣一边，看他是否能够自己供认、自己承认。如果供认了，便是药力使人眩惑的时候；药力若不能使人眩惑，疾病就不能痊愈。这正是对这类人所用的说法。假如在下不能成为桀纣，在上又怎么能不成为尧舜呢？求放心说

译程子说：“心要安在这个腔子里。”这句话本来是根据孟子“求放心”说的。那么，人的心果真有时会放到外面吗？如果放到外面，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因为读到《孟子》上文说：“仁是人的本心。”才知道心有不仁的时候就是放失，正所谓“空着宽广安适的住宅而不居住”。所以阳明先生说：“程子所谓腔子，也只是天理。”这话说得极好！程子又说：“我的学问虽然有所传授，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己体认出来的。”既然是从自己体认出来的，就不是靠拼凑名相可以知道的。仁与义都是天理的名相，却不能直接把名相当作天理，因为名相并不属于自己亲自体认的本体。请问学者，什么地方才是自己真正的归宿？必须切实反观自身，推究到最隐微、最细微的地方，才有落脚之处。这里没有一切名相，也没有声音气味可以窥见，只是元始而寂默罢了。虽然元始而寂默，实际上没有一物不在其中具备本体，这就是所谓“天”。所以理称作“天理”；一旦沾上他人的分别，就落到了别人那里，一属于别人便没有归宿。仔细检查，有时是让心放在思维上，有时是放在推测上，有时是放在安排上，有时是放在机智巧诈上，有时是放在虚空上。心只要稍稍一动，就是放失。放失的地方虽然极其微小，但人欲从这里开始横流，最终造成的后果却极其重大。心一旦离开自己的本体，便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心斋说：“凡是有所趋向就是欲，有所见解就是妄。”既无所趋向，也无所执见，就是无极而太极。无极而太极，正是自己真实深厚的根柢所在。学者只向自己的根柢寻求，常常做体认的功夫。放失也只会放失在这里，寻求也只须在这里寻求，难道不是极其容易吗？难道不是极其简约吗？所以“求放心”三个字，是学人的单独口诀；下等资质的人得到它，可以把它当作入道之门；上等智慧的人得到它，便可以把它当作通达天道的道路。静坐说 人活着整天忙乱不安，真正归根复命的地方，就在天将黑的时候。天地万物也都不超出这个道理，由此可以领悟做学问的宗旨，只是以主静为要。这一层工夫最难下手，姑且为求学者设置一个方便方法，先教他们静坐。日常生活中，除了应对事情、接待人物之外，只要有空闲时间，就静坐。坐下时本来没有任何事情，就把“无事”交付给它。既然没有任何事情，也就没有任何心念。无心之心，正是本心。念头忽然萌发，就把它放下；心有所黏滞，就把它扫除，只须使心常常清醒明察即可。这时的工夫，不必闭眼，不必堵住听觉，不必盘腿，也不必数息，只在平常日用之间进行。有时疲倦了就起来，有时有所感应便去应对；行、住、坐、卧都当作静坐来观照，饮食、呼吸、起居都当作静定来体会。古人所说“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的状态，不曾用一丝一毫的外力去造作，这才是真正的消息。所以程子每次见人静坐，便赞叹他善于学习。所谓“善于学习”，就是在这里求回放纵的心；亲切的工夫从这里入门，也从这里达到究竟。领会到了，立刻就进入圣贤境域；领会不到，终身只是向外奔逐，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医治。不会静坐，就暂且只学静坐；连静坐都学不成，还谈什么学习呢？求学者姑且从整齐严肃入手，逐渐进到自然。《诗经》说：“看你独处在室内，尚且不愧对屋漏神明。”又说：“神明降临，不可揣度，哪里还敢懈怠呢？” 应对事情说 求学者在静中已经得到工夫，又有一段读书的功夫，自然遇到事情便能应对。如果静中存养没有得到力量，所读的书又只停留在章句训诂上，那么就教他到事情上去磨炼。除了日常的衣食之外，感应、酬酢，没有不是事情的。事情中有千变万化，无法预料，而每一件都要由内心作出裁断，就像秤和尺等待测量万物一样。秤尺虽然在我手中，但物体的轻重长短仍由物自身决定，我并不参与其中，所以能够顺应万事而不夹杂私情。因此事情无论大小，都各有道理。首先要判定是非；看清是的地方，就断然如此，即使鬼神也不回避；看清非的地方，就断然不如此，即使拥有千辆马车、万钟俸禄也不改变。还要在其中条分缕析，辨明“是”中的非、“非”中的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从这里下手，通达流畅而毫不疑惑，所做的事情自然都有成效。又凡事都有先手，应当在容易处谋划困难之事，在细微处成就大事；也有关键的一着，一着胜过别人千万着，失去这一着，满盘都输。还有先后次序，如同下棋，后着反而成为先着，大多是见识短小、急于求成的毛病。还要有收尾的一着，不能事情做到八九成便撒手，否则最终会彻底决裂。看清是非之后，还应当计算成败，这才是有实际用处的学问。世上有些学人平日总谈道理，说起世务来头头是道，一旦试着让他处理事情，却往往一筹莫展。这种疏漏和笨拙，正是内心患病的地方，并不是才干不足。俗话说：“跌倒一次，增长一分见识。”还必须仔细察看内心患病的根源，究竟在哪里，然后痛下决心加以克治，从此不再跌倒，才或许有所长进。求学者遇事不能应对，只有锻炼心的方法，没有锻炼事的方法。锻炼心的要领，大致只是胸中没有一件私事而已。胸中没有一事，才能应对一切事情，这就是主静工夫得到力量的地方。又说：“事情多不如事情少，事情少不如没有事情。” 与人相处说 应对事情和接待人物，彼此互为表里。求学者对于天下不能遗漏任何一件事，也就不能遗漏天下任何一个人。人一出生，这个身体就已经属于父母；稍稍长大，便有兄弟与自己并肩；长大成家，又有妻子儿女与自己组成家庭。至于吃着百姓的粮食、踏着国家的土地，君臣之义无处不在。只有朋友是在众人之中结交的，似乎关系疏远，但人生实际上要靠朋友来维系和帮助。合起来称为五伦，人的道德纲常，全都系于此。然而父子之伦是根本；人能孝敬父母，就没有不忠于君主、友爱兄弟、信实于朋友、和睦于家庭的。夫妇这一伦尤其是教化的根源。古来的大圣贤，大多都从这里起步。所以说：“给寡妻作榜样，推广到兄弟，以此治理家庭和国家。”家庭内部的事情最细微、最容易忽略，而其中的罪恶又容易流于淫乱邪僻。求学者若能从这里闯过关去，便是真道德、真性命、真学问文章；否则就是虚伪。自有五伦以来，天下所有人都交织联系在其中；一处全尽，便一切都尽，一处有亏，便一切都有亏。要点在于时时体认天地万物一体的气象。即使遇到恶人的冒犯、蛮横的逆境，究竟能不能这样看待呢？

译那个人本来也是一体之中的人。只要稍有一丝隔绝，就等于断灭了人的本性根源。至于认识得明白，以及处置得恰当，都是一体之中自然发生的作用，并不在于运用权术。人若只想用权术胜过别人，没有不反而落入对方圈套的。然而这一点尤其应当认真体会。陆象山先生说：“除了人情世变，再没有可做工夫的地方。”必须知道，真正做工夫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只去处理人情世变，仍然不是真工夫。求学者应当明白。向外奔逐求取说 如今给求学者下一剂直刺头顶的针，就是“向外奔逐求取”这四个字；它足以造成一生的病痛。我们不妨用它反省自己，没有谁不会惊惧得汗流浃背。凡人自出生以后，耳濡目染，动辄同一切外物结缘，因此忙忙碌碌、追逐不休，把全部精神都用在外面，这种情形由来已久。求学者既然有志于道，就应当把一向向外奔逐的精神全部反转回来，收入自身，此后才谈得上从哪里下手。必须知道，道不在外物，反求自身就是道。所以说：“我想要仁，仁就到来了。”无奈积习已经很久，如同浪荡子弟失掉家园，也失去了回归的道路，即使一面回头，一面仍旧同过去的外物结缘，终于不知道在自己身上的究竟是什么，反而还以为那就是自我。有人说：“我从自身去求它，却不知道求的是躯壳。”于是又把它当作自我。有人说：“我从内心去求它，却不知道求的是口耳之欲。”于是又把它当作自我。有人说：“我从性命去求它，却不知道求的是名物象数。”求到躯壳之外，求到耳目之外，求到名物象数之外的更外面，这就是所谓一路向外奔逐求取。所趋向的既然是外面，无论到哪里都在外面：一起居是在外面，饮食是在外面，行动、静止、说话、沉默也在外面；有时说存养也在外面，有时说省察也在外面，有时说迁善改过也仍在外面。这又是比不学习的人更加严重的情况。所以读书便把目的放在科举，做官便把目的放在肥厚自身和家产，建立功勋便把目的放在求取公卿地位，讲气节便把目的放在激发声誉，写文章便把目的放在震动听闻，哪一样不是向外求取的毛病呢？求学者必须真正发明这是自己的心，每天勤勤恳恳、急切不懈，只辨认：在我家中的才是我的身体，并不涉及躯壳；心是我的心，并不涉及口耳；性命是我的性命，并不涉及名物象数。正眼看它，却看不见；侧耳听它，却听不见。不只是别人看不见、听不见，连我自己也看不见、听不见。在这里亲切体认之后，起居饮食、呼吸以至一切，无不是在求取那属于我的东西。等到求取而得到时，天地万物无不归我所有，绝不是功名富贵、气节文章，这就叫自得。总而言之，道体本来没有内外之分，只是求学者自己按照所趋向的方向来分内外。所趋向在内，越是寻求，越是归宿，也越是光明显著，所以说：“君子之道，幽暗而日益彰明。”所趋向在外，越是寻求，越是分裂，也越是消亡，所以说：“小人之道，显露而日益消亡。”求学者幸好及早辨明这一点。读书说 朱夫子常说：“求学者半天静坐，半天读书，像这样坚持三五年，一定会有明显的进步。”如今应当把这话作为准则。然而如果除去静坐工夫，便没有读书的根基，那么实际上也不是两种截然分开的工夫。求学者如果确实在静坐上得到力量，再慢慢拿古人的书来读，便会觉得古人真在眼前；一切引导、辅助、提醒、挽救的方法，都能逐一从自己身上得到，而读书的益处更不必说。古代贤人的诗说：“万条道路、千条小径都是妨害吾道的，四书六籍才是圣贤的心。”求学者想窥见圣贤之心，遵循吾道的正路，舍弃四书六籍便没有途径。圣贤之心，就是我的心。善于读书的人，只是在自己的心中求取罢了。舍弃自己的心而去求圣贤之心，即使有千言万语，也没有正确之处。阳明先生不喜欢人读书，要求求学者直接证悟本心，正是针对那些不会善读书、舍弃自己的心而去求圣贤之心的人；这就好像挨家挨户拿着钵讨饭，对贫穷孩子没有益处。并不是说读书果真可以废弃。先生又说：“广博地学习，只是学习这个道理；审慎地询问，只是询问这个道理；谨慎地思考，只是思考这个道理；明白地辨别，只是辨别这个道理；切实地实行，只是实行这个道理。” 既然说“心就是理”，果真如此吗？这个心、这个理很难明白，既然必须借助学习、询问、思考、辨析的途径，那么又将凭什么来学习它、询问它、思考它、辨析它，并且实行它呢？回答说：古人已经教导过我了，读书这件事，难道不就是它的导师吗？即使世上有不会善于读书的人，舍弃自己的心而去求圣贤之心，好像挨家挨户拿钵讨饭；如果拿着钵确实能有所收获，又何妨暂且做个贫穷孩子呢？古人说：“士大夫三天不读书，就觉得面目可憎，说话也没有意味。”他们求取的尚且只是见闻方面的东西，何况还有高于此的境界呢？只是为了科举功名而读书，难免会损害道；然而有志之士最终不能舍弃读书来服务社会，怎么可以废弃呢？我更厌恶那些从事科举业而又不读书的人。气质说 圣贤教人，只指出上面一层的事情，却不涉及下面一层。从《中庸》一书便可看出。因为只要提起上面一层，下面的事情便不必费力而自然得到处理。刚一说到下面一层的事情，就像堂下的人来裁断曲直，反而没有一个适合主持的主宰，谁会相信呢？“形而上的叫作道，形而下的叫作器。”人一出生有了这个形骸，便有了这种气质。其中一点真实的性命，就是形而上的东西。只是形而上的东西不离开形而下的东西，所以上下很容易混成一片。求学者开口就说改变气质，那么应当从哪里找主脑呢？《通书》说：“性，就是刚柔善恶之中的中正。”这个“中”就是改变气质的方法。而《中庸》说：“喜怒哀乐没有发出，叫作中。”这时又没有可以着力的地方。从无处着力的地方做出工夫，正是性体流露的时候。这时刚柔善恶究竟立在哪里？转眼之间便成为合乎中节的和谐，这才是改变气质的工夫。如果已经落在刚柔善恶上，想从刚变柔、从柔变刚、从恶变善，已经是善却始终不让它变恶，便落入堂下人的技巧了。有人问：“孟子说善于养浩然之气，应当怎样理解？” 回答说：“刚一提起浩然之气，便属于性命方面的事情。至于孟施舍、北宫黝、告子这类人，只是养成一种愚蠢强悍的气，正是气质在起作用的地方，所以同孟子的浩然之气不同。” 习说

译有人说，做学问的功夫在于谨慎选择所习染的东西。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人生来就有习染：每一句话都是习染，每一种嗜欲都是习染，每一种起居都是习染，每一次酬酢都是习染。有习染的境遇，于是有习染；听见什么有习染，听见是因为有习染；看见什么有习染，看见是因为有习染；心中有习染，心是因为有习染；性情本来如此，所以说‘少成若性’，连本性也一并成为习染。习染可以不谨慎吗？习于善就成为善，习于恶就成为恶，就像生长在齐国、楚国，不能不带有齐楚的习气一样。习染可以不谨慎吗？”我问：“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谁掌握专门决定习染的权力，能够谨慎它呢？”那个人不能回答。我说：“学问在于恢复本性，不在于谨慎习染。”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说：“人生来是安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是浑然至善的。受到外物感触而发生变化，于是迁移到习染上。习于善就成为善，习于恶就成为恶，这样一天比一天远离本性。不必说习于恶不是本性，就是习于善，难道就是本性之善的本来面目吗？所以说‘人的本性相近，习染使人相远’，大概是教人尊重本性的权宜说法。那么学习就是为了恢复本性，应当怎样做呢？”回答说：“本性不需要借助外力来恢复，所谓恢复本性，只是恢复它的主宰权而已。” 请就习染本身来验证：习于善就成为善，没有人不知道那是善；习于恶就成为恶，也没有人不知道那是恶。这个知道善、知道恶的究竟是谁呢？这就是本性的主宰权。所以《易》说“复以自知”。既然已经知道它是善，难道还不去做善吗？既然已经知道它是恶，难道还不去除恶吗？知道是善而去做，做到善的极致，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善可供习染了。没有善可习染，返回到我本性的最初状态，本来就没有什么善可习染。知道是恶而去除，去除到极致，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恶可供习染了。没有恶可习染，返回到我本性的最初状态，本来就没有什么恶可习染。这就叫浑然至善，仍然回到人生最初的状态，而恢复本性的工夫也完成了。那么习染也可以废弃吗？”回答说：“怎么可以废弃呢？让它在语言上习染，就知道自己的语言，因而谨慎它；让它在嗜欲上习染，就知道自己的嗜欲，因而谨慎它；让它在起居上习染，就知道自己的起居，因而谨慎它；让它在酬酢上习染，就知道自己的酬酢，因而谨慎它。这样一来，习染当下就是本性，本性所处的境遇就是本性的境遇，凡是听见的就是本性的听见，凡是看见的就是本性的看见。没有一种心不是本性，没有一种本性不是习染。” 大体说来，不离开“独知”便接近正确了。“知”这个字所说的，是独立而没有偶对，先于天下万物而确立，用来确定唯一的尊位，后来出现的事物都承受它。这就叫作本性的主宰权。”有人于是恍然醒悟，说：“我现在知道谨慎习染的工夫，必定在于谨慎自己的独知了。” 苫次说【给汋儿看】丧礼中设置苫次，是用来表示哀痛的。君子居丧时，穿齐衰之服，吃粥食，已经足以表示哀痛，却还不是最深的程度。又在居处的礼节上有所要求，一定要睡在草苫上、以土块作枕头，用来表示无暇安宁居处。即使在梦寐之间，仿佛还要见到自己的亲人，三年之中始终如同一天，这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天生而不可解的悲痛，哪里能够做到呢？所以说：“这是用来表示哀痛的。”唉！丧礼败坏以后，即使齐衰之服，世俗也有人把它做得宽大；进一步说到吃粥，千百人中也找不到一两个；再进一步说到睡苫枕块，举世也找不到一两个。难道是古道难以实行，还是流俗败坏所致呢？曾子说：“我听夫子说过，人没有能够自己充分表现哀痛的，一定是在父母丧亡时。”朱子又对此申明说：“在这件事上不用真诚，还能在哪里用真诚呢？”本朝理学家中，只有胡敬斋先生在这方面最有声望。又有陈孝廉先生，名茂烈，五十岁还没有儿子，居丧时很多人劝解他，而先生最终死在丧次之中。近世我的年友刘静之职方，居母丧时哀痛损毁身体，超过丧礼所规定的程度，诚信足以感动鬼神。这几位君子，难道不都是普通人的儿子吗？按照礼制，亲人去世服丧期满，男女各自回到丧次。男子在中门之外另设丧次，没有特殊原因不得进入内室；女子也不得随意到男子的丧次去，这是为了区别嫌疑、辨明细微之处。从前晋代陈寿居丧时生病，偶然让侍女替他煎药，被吊丧的人看见，于是他的名声毁掉，终身因此受到废弃。由此可知，在涉及嫌疑的关头，尤其是君子所应当谨慎致力的地方。慎重诚信的人看透了天下的恶，无不始于细微之处，终于流于苟且；所以一个念头的过失，有时就会酿成无穷的悔恨；一个举动的疏忽，有时就会积成无法洗清的怀疑。像陈寿这样的事，往往如此。唉，真可畏惧啊！《诗经》说：“战战兢兢，如同面对深渊，如同踩在薄冰上。”曾子曾取这几句来说明守身的学问，后世君子由此可以知道应当在哪里用力。我年少时懵懂而且没有学习，不能依礼侍奉父母，至今怀抱着终身无法弥补的悔恨。如今我也不能不寄望于后人，希望能够遮盖我从前的过错。想你汋儿，接受父亲和老师的教训已经很久了。即使说你还不明白，如今也已经有了孩子，你应当谨慎而努力。良知说 阳明先生常说，良知对后来的求学者最有功效。然而这只是把孟子的教法传到《大学》的说法，最终仍有分合不一之处。《古本序》说：“大学之道，只在诚意。诚意的功夫，只在格物。格物的极致，只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的准则，只在致良知。”这样曲折说来，很有损于文气和脉络。至于龙溪所传的《天泉问答》则说：“无善无恶是心的本体，有善有恶是意的发动，知道善知道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更加割裂了。即使所谓良知，也不是究竟的意义。知道善恶和知道爱敬相似，实际上却不同。知道爱敬，知就在爱敬之中；知道善恶，知却在善恶之外。知在爱敬之中，就没有不爱、不敬的东西掺杂其中，所以称为良知。知在善恶之外，只取分别判断的见解称为良知，至于所发出的行为只要可行便罢了，这已经落在第二等的意义上。而且所谓知道善恶，大概是从“有善有恶”说起的。因为有善有恶，然后才知道善恶，那么这个知就成了意念的奴隶，良知在哪里呢？反过来又从“无善无恶”说起。本来没有善恶，却又要知道善恶，那么这个知就成了心的祸根，良知又在哪里呢？

译而且《大学》所说的“致知”，也只是充分发挥“知止”的知；知止的知，就是知道先后的知；知道先后的知，就是知道根本的知。正因为知止、知先、知本，所以称为良知；也可以说知就在止中，良知因止而显现，因此说“知止”便不必再说“良知”。如果说用良知之知来知道止，又用良知之知来知道先后、知道根本，岂不是像在屋架上再叠屋、在床上再加床一样荒谬吗？况且《大学》明明说“止于至善”，那么恶又从哪里来呢？心、意、知、物，总是至善中的全部内容，却偏偏件件事都要用善恶两端来纠缠。如果说除去恶而善才达到至善，只是姑且为根基浅薄的人这样说法，那么又不应当有“无善无恶”的说法了。有就一齐都有，既然如此，恶便妨碍善；没有就一齐没有，又将因为善而怀疑恶，那么还到哪里去寻找分别善恶的明白道理呢？只是因为阳明把“意”字理解错了，所以不得不进一步到“知”中去求良；后来又把“知”字理解得粗浅，不得不退一步到“心”中去求精。种种矛盾，本来不用等到龙溪加以驳正，就已经知道这不是《大学》的本旨了。《大学》开头说“明德”，由明而发生照察，良知自然不必再说；又说“良知就是至善，就是未发之中”，也已经恍然看见了知的消息，可惜又多加了这个“良”字。那么良知知道什么呢？不过是知道爱，知道敬；知道把爱敬扩充开来，使它通达天下罢了。格正这个爱敬，叫作格物；诚实地贯彻这个爱敬，叫作诚意；端正这个爱敬，叫作正心；把它推广施行，叫作平天下。阳明说：“致良知，就全都包括了。”我也说：“致良知，就全都包括了。” 《刘蕺山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刘蕺山集》卷十二 （明）刘宗周撰 ○墓志铭上 江西布政使司左参议稷峯章公墓志铭。我的先外祖父以经学才艺和品行义节受到海内推重，学者称他为南洲先生。他早年曾同族兄东偁公、稷峯公交游，才名使人退避，世人称章氏三杰。两位公先后考中进士，只有先生最终老于科举之途；他同两位公是困顿时的朋友，除了文学技艺之外，尤其在道义上彼此成就，始终没有改变。先生晚年常叫我小子谈说平生，详细情形很值得记述。稷峯公病重将死时，嘱托先生说：“了解我的只有弟弟你，将来写墓志的不是你又是谁？”先生答应了。回想先生撰写墓志时，我还是童年，跟他学习；每逢处理文字书札之事，他一定命我先写草稿。距今二十多年，稷峯公的次子拿着墓志稿来请我刻在墓中的石上，而先生去世也已经八年了，手泽仍然存在，怎能不感伤呢？我虽然不胜任，仍私下想完成童年时承担的任务。按照墓志稿，稷峯公的祖先出自福州建宁全城练氏之后，子孙凭借世代的德行在宋代显达，后来随驾渡过临安，散居在三吴两浙之间。他们在会稽偁山择地定居，是从添十九公开始的，传了十二代才到稷峯公。自宋代历经元代直到我明朝兴起，二百年间科举中第者接连不断，族人多达万人，被称为东越世家。公的父亲某，号东山，因为公显贵而获赠某官；母亲徐氏，封赠孺人。再往上追溯，某某某，就是祖父、曾祖、高祖。东山有四个儿子，稷峯公排行最小，生来聪颖奇异，十岁便能写文章，是东山最钟爱的孩子。十三岁时向从兄孝廉东稷学习，东稷赞赏不止，说：“将来我应当退让一舍来避开他。”这时他已经显露出杰出的才华了。辛卯年遭逢东山丧事，甲午年补为郡庠生。乙未年同我的先外祖父和东偁在柴坞山会课，三人彼此称为莫逆之交，稷峯公尤其深入钻研而自有所得，挥笔便成文章，出入于秦汉以及韩愈、苏轼之间，使求学者肃然起敬。不久，东偁脱颖而出，稷峯公却独自同先外祖父长期困在诸生之中；自丁酉年参加考试以后，连续被主管考试的官员排斥，潦倒将近二十年，家境日益贫困，年齿日益增长，而自负之气也日益奇特，他说：“世上一定会有了解我的人。”己未年游历京师，借用别人的籍贯并改名，补为顺天生员。不久被督学赵方泉识拔，声名大振，惊动馆

译阁。甲子年终于考中顺天乡试第一名，戊辰年考中进士，年龄已经五十七岁了。当初公以顺天籍北方人的身份参加考试，朝廷发文弹劾他冒用籍贯，恰逢华亭执掌国政，认为他的文章奇伟，进呈请求皇帝裁决。肃皇帝嘉奖他的文章，破格为他解决了此事。华亭过去曾任浙江督学，提拔公进入胶庠，知道公的才学，特意为公设法，后来承蒙先皇帝特别选用，这实在是异数。脱去布衣后授任大理寺评事，升任礼部精膳郎，出任江西参议司督储。公才智见识敏锐，遇到事情立即办理，所到之处总得到官声。任职十年，拂袖归乡。又过十年，以高寿死于家中。一般人如果困厄不到极点，就不会奋发。上天对于豪杰之士，往往使其劳心劳形而成就美玉，公就是如此。公还是诸生时，曾客居云间。有个富家子弟杨某以驯良闻名，恰逢构成案件，拜访当道，请托给县丞。县丞因给舍被贬而迁怒于公。公为了乡里，偶然遇到县丞，谈到此事，总是替他解释，案件最终搁置。公离开后，杨某知道了缘故，送来黄金三十镒表示感谢。公推辞不受，他又加倍送来，公始终不收，说：“既然已经辨明你的诬陷，最后却用利益来结束，那么当初的心意又算什么呢？”杨某感叹而去。后来杨某的儿子九华显贵，与公结为世代讲学的交谊。公起初出自华亭门下，后来又到郑州，再后来寄居江陵，为诸位公子讲授经书，并不认为这是屈辱。华亭离开郑州后，郑州代替了他的位置；公见郑州为华亭的事情据理力争，侃侃而谈毫不退缩。郑州恼怒地说：“唯独你不避讳华亭吗？”公说：“若不是我，还有谁来替华亭申辩呢？”郑州认为他有义气。江陵执掌中枢、刚开始主持政务时，还没有走到败坏的地步。公处在与他时合时离的关系中，放意自若；一谈到国家大事，往往多有匡正补救，大都援引大体，持守宽厚，切中江陵的要害。如齐鲁开河的建议、停止因触犯禁令而牵连引发案件的建议、宽免苏松大水灾民的建议，减免赋税、赈济灾民虽得到江陵首肯，但他内心实在厌恶，最终彼此矛盾，于是把公调出任外藩，又借星变的惯例将他降职调离。江陵失败后，公最终没有受到清议牵连，人们都称赞他的大节。公生性孝顺友爱，早年父亲东山去世；徐孺人颇有孟母的风范，公体会她的志向，努力承受她的教训，家贫时教书收徒，靠馆谷供养母亲，不违背她的心意。到了母亲去世，他哀痛毁伤身体几乎死去，都是因为未能得到俸禄奉养而悲痛。长兄早逝，他侍奉二兄、三兄，和乐友爱，直到头发斑白也没有隔阂。嘉靖癸甲年间，接连发生大灾荒，二位兄长困顿不堪，公说：“有弟弟在，怎么忍心让同胞兄弟挨饿？”他拿出余下的钱，又借贷补充，和兄长共同吃粥。姐姐早年守寡，他抚养她的孤儿，尽力救济婚丧之事。侄媳守寡而贫困，因为婆母年老，发誓供养她，使她保全节操。宗族亲党告急，他总是应助，从不要求报答；又捐资修整宗祠，帮助举行祭祀礼仪，他在家庭内部的德行确实足以作为典范。公的德行气度深厚远大，不拘泥于琐细，喜欢恢谐诙谐，面对机变反应如回声一般迅速；同人相处温厚亲切，不计较恩怨和报偿。即使披着敞开的衣襟、穿着污垢衣服，别人也无法测知他的深浅，常常称他说：“愚公竟然并不愚蠢。”以公的才干，本应有很大的建树，只是早早看透世事而迅速归去，不必完全得到任用，却能够保全自身，最终享有善终的福分，大概是因为懂得明哲保身之道。唉，像公这样的人，可以说完全保全了上天赋予他的本性。公起初名绍，后改名礼，字某，稷峯是他的别号。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娶齐氏，封赠孺人。生有庠生某，娶某氏。继娶董氏，封孺人。生国子生英，娶王氏。继娶董氏之女，许配某，许配某某。生国子生怀德，娶某氏。英生某，娶陈

译某。聘某家女一人，许配葛氏一人，许配龚氏。怀德生某，聘某氏。安葬于某年月日，墓地在某里。我出生得晚，没能亲自了解公。姑且依据墓志稿记述如上，面对先外祖父，实在惭愧自己无力完成他的事业。先外祖父曾对我说：“柴坞山会面时，我们分食虀粥，划地而食，不比长白山差，最终彼此都取得了成就。”公屡次应试屡次落第，而且已经老了。

译先外祖父并不把这当作问题，说：“你最终一定会遇到知己。”公北上时，先外祖父实际上催促他成行。公犹豫不决，先外祖父故意激他说：“你不能决定，难道只是因为被闺中之事牵挂吗？这还算什么大丈夫？”于是公便出发了。后来公读书劳苦，得了心病，弃家沿水路上溯逃到金华。过了很久病情好转，才返回故乡。有人诽谤他，借其他事情把罪名加在他身上。先外祖父常常在士大夫之间尽力为他洗清，使真相大白。公显贵后，先外祖父仍然是困顿的诸生，两人的踪迹彼此隔绝。公罢官以后，先外祖父也停止了诸生身份，两人重新聚首，如同当初。先外祖父每逢有不同意的地方，总是当面责备他说：“你忘了贫贱的时候吗？”公便改变脸色，足见他们知己之谊深厚。俗话说：“从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来观察他。”君子也正因此更加了解公。铭文说：高峻突出容易折断，过于明亮容易被蒙蔽。真正的君子啊，美好的德行永远流传。大智慧像愚钝一样，大和谐反而掩藏恭敬。得到停止的时机便停止，和群公周旋委蛇。见到脸色不对便起身，像罗网中的鸿雁幽暗难逃。价值千金的操守，使他不违背固守穷困的原则。展禽说：“惠老先生还像龙一样。”我考察百世，仍能见到长者遗留的风范。江西宁州知州竹渠章公及其配偶俞宜人、儿子孟嘉、儿媳何孺人两代合葬墓志铭。嘉靖、隆庆年间，会稽章氏接连考中科举的有六七位公，双渠公和竹渠公是堂兄弟。他们都具有高远的风韵，不是那些一味追逐世俗情势和利益的人所能相比的。因此一人因任部郎中而被罢废，一人因任州刺史而解组归田，两人都闭门谢客，在山水之间怡情数十年，直到老去。竹渠公尤其擅长风雅文学，所著《思鲁斋集》若干卷，同乡的缙绅先生为它作序并加以传播，至今仍流行于世。这样看来，公去世已经五十年了。古人说，人死后凭借著述立言而不朽，公大概接近这种境界吧？宗周本来是章氏的外祖辈，同公属于外祖关系，只恨自己出生太晚，来不及侍奉公。有一天，他的嗣孙孟嘉拿着记述公事迹的墓志稿来叙述，并向我询问墓志之文，还把遗稿作为礼物送给我。我于是得以依次读完，想见公的为人。公的诗长于选体，得意之处在于和陶诗篇。他和作《时运》的诗说：“活泼流动的清流，脱下帽缨便可以洗濯；高耸苍翠的山峰，抬眼便可以看见。美好的景色没有穷尽，赏心乐事很容易满足。铺开荆枝坐下饮酒，人与万物共同欢乐。”又说：“转身从东郊回来，在我的茅庐休息；双脚虽然疲倦，内心实在安适。宣尼感叹兴起，只有曾点比我先到。一时兴之所至，颇有古代狂士的风致，姑且借彭泽自比，但意思似乎又不止于彭泽。” 这就是他编纂诗集的本意。比如和作《游斜川》说：“露水凝结，群芳凋落；太阳落山，万物活动停息。人只苦于不知道适可而止，轻易耗费自身去从事浪游。”和作《饮酒》说：“醉与醒自有时，得到一次觉悟就必须脱颖而出。醉翁不在酒，这句话含蓄而明白。”他和作杂诗说：“追逐俸禄如同渡江，探求道理如同登山。走到岸边才算安稳，登上山顶才能看见景色。晒太阳难道不暖和吗？太阳一落，依然寒冷。不要夸耀一步登天的功劳，必须明白前途还很长。月下弹琴有悠远的声调，烛光照处却没有安宁的影子。为什么离开根本，白白随着转蓬奔驰？一顿饱饭不必吃得太多，群体活动应当用静来制约。”又次韵《云门》说：“湖上兴起便移舟载月，山中踪迹进入云雾深林。湖山仿佛有所等待，云月本来没有心意。系好船，月亮仍在；卧入云林，深处更加难以穷尽野游的乐趣，静静弹奏丘中之琴。”这些诗都飘逸洒脱，足以同古人争胜。近体诗不刻意追求工巧，但意旨近于正确。公从中年辞职归乡以后才开始作诗，常常在五更时分躺在枕上默诵数卷古代汉魏诗歌。兴致到来便带朋友举杯，有时独自饮酒，欣然放声歌唱。一切门外之事，很少有能改变他的心志。只有同上虞山人葛公旦是唱和诗友，常常互相往来。后来嗣子孟嘉也擅长作诗，父子之间又互相唱和，并且都表现出超脱尘世的情怀，一时被人惊叹为美事。然而孟嘉的诗放纵自如，颇多不够工整之处，于是公加以校订押韵，所以自称为天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年〕 公二十岁时补为诸生，二十四岁以《春秋》经参加嘉靖甲午乡试，七次赴京参加会试都没有考中，后来通过谒选任罗源知县，再升任真定府通判，三次升迁后任江西宁州知州。所到之处都有惠民政绩，离开罗源二十年后，当地人仍然立碑颂扬他的德行。公为人温和、简朴、旷达，大体上就像他的诗，因此做官时洒脱少有逢迎，最终被人暗中诬陷而离任。晚年在诗酒之间陶冶性情，对深微的境界有了领会，居然可以进入鲁国狂士的堂奥，确实是因为他的修养超过常人。公名秉中，字性之，竹渠是他的别号，卒年八十一岁，时在万历辛卯年，距出生之年为正德辛未年。父亲名忭，任建昌县主簿；母亲王氏；祖父文泰；曾祖以诚，任高唐州知州。公出生时，母亲王氏梦见高唐公面向南坐在厅堂上；醒来后生下公，公后来果然继承了高唐公的事业。配偶俞宜人，生于正德某年，卒于万历某年，享年若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月、三日〕

译铭文说：高唐山巍峨高耸，华表直入云霄。感梦而来的后裔，是祖先的后代，也是子孙的祖先。兄弟竞相焕发光彩，流传芳名，也有排行最小的兄弟。这个排行最小的是谁？是古代的逸民。他三次出仕州郡，却没有辱没自身。罗源任上勤勉不懈，时时抵御海上的动乱气氛。既征调兵力，又修缮设施，早晚辛苦操劳。百年之久的保障，离去日久反而越发显得新鲜。已经担任三辅的副职时，内外交相争扰，朝廷还没有来得及整顿六军，便先要追究兵戎之事。他肃清了叛乱，使百姓买牛犊归农。升任江右官职后，以劳绩得到酬报。他秉持一心，施政宽裕从容。后来被华美的文辞和仕途荣华所牵累，公于是厌倦仕途，慨然想要归去。东边的高地、西边的田畴，都令人眷恋；在美好的清晨，与好友相交。行走在仙岛之间，泛舟于芳香的洲渚。以琴自娱，以书自乐；以歌倡和，以酒酬答；借此忘却衰老，消除各种忧愁。遥想那狂放简约的人，彭泽令陶渊明还在其次。那时正逢丁运艰难，而你正处盛世，为何要仿效他呢？你的心却与他相似，不问葛天氏的太平境界，已经领会了其中的意义。百年的高尚风范，遥远而难以继承。幸而有人继承它，留下纷纷不绝的手泽，传了一代又一代。珍珠美玉般的文章，铸成于浦阳。列位仙人居住的地方，出幽谷而迁居高处。有高大的梓树整齐茂盛，也有内外相称的礼仪。葛藤冰檗般的清苦，流传到千百年以后。寻求公的深远遗风，我惭愧自己把这篇铭文刻入高文典册。福建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马湖来公墓志铭。我头发还没有干时，就听说西陵有一位来公，字道之，他对书籍没有什么不读的，只是性情疏放，狂放简略，很像晋代人，众人都对他感到奇异，因此我没能及时同他交往。后来有一次，我在司马郎官署见到公，听他谈论政事，只见他打开袋囊取出文章，大为惊异，认为他是治理国家的才干。分别以后，又过了十年，公退休居乡，曾到我乡里看望我，恰逢当地大规模会集士人，公欣然来到讲席，神情旷达明朗，谈笑之间风采生动，四座为之振奋。我每次都不免爽然自失，遗憾认识公太晚了。不久公便去世了，到了安葬日期，他的长子彭禧来请我撰写墓志。我遗憾认识公晚，即使晚年才了解公，也还有许多没有完全了解的地方，又凭什么来替公作文呢？我推辞了两次，但彭禧多次重申先前的请求，实在无法推辞，只得依据他族中铨部君所写的行状，删节概括如下。公姓来，名斯行，字道之，马湖是他的别号。其家族出自宋朝微宗之后，传到宋代直龙图阁学士屏山公，才从鄢陵随驾来到临安，于是定居萧山；传了五代到潭居公，才开始选择居住在长河。此后代代都有显达人物，是于越的望族。潭居公传了七代而到公这一代。公的祖父是畏斋公某，父亲是静观公某，都因公显贵而被追赠为广西按察使。静观公博览群籍，被称为通儒，娶追赠淑人的沈氏为妻，生有四子，排行第二的就是公。公具有非凡的资质，书读一遍就能背诵，从小便广泛通晓经史百家的著作，倚在马前就能成文，写下千言而不用修改。童年时便补为县学弟子员，每逢考试总是名列第一，只是在科举考场上独受困顿，前后七次应试，直到万历丙午年才考中，第二年丁未年成为进士。为静观公服丧，服丧期满后赴吏部谒选，授任刑部主事，撰写《狱志》四十卷。代王朱常洵争夺储位时，朝廷讨论要立长子朱常洛，只有公援引庶出子嗣的旧例，认为庶出之子朱常洵已有成命，不可轻易废弃，同时请求治朱常洛诬告父亲之罪。当时贞皇帝在东宫，正处于嫌疑交集之中，外廷常常深感忧虑，所以公提及此事，而实际上也使拥立长子的议论得以相互配合。后来终于采纳了公的意见。壬子年主持广西乡试，事情办完后听到沈淑人去世的讣告，回乡服丧。服丧期满，补任工部，管理器皿和盔甲，并兼任督理山陵，最终因为不肯接受请托而触犯权贵，因考察典论被降调补任永平府推官。当时边境事务一天比一天紧急，守边将帅大多聚集天下精锐士兵，却苦于粮饷转运困难。公驻在天津，管理南北两路粮饷。南北粮饷就是海运：从山海关运来的是北道，从登州、莱州运来的是南道。公在其中辛苦筹措，都提出了良策，但仍认为这样还不能充分发挥海运的作用，于是请求恢复元人胶河的旧航道，把江淮的粮食直接运到天津，认为这是当今救援边疆的急务。一旦中原发生变故，漕运河道受阻，还可以依靠这条航道而不至于困顿，这尤其是万世安定国家、奠定帝业的长远谋略。于是他绘制地图，从南海的芝麻湾到北海的海仓，共二百四十里；其中地形高低、疏浚的浅深，以及沿革和便利条件，全都一一列举得清清楚楚，并附上说明；估算费用不过十万。当权者心里认为这件事很好，最终却不能作出决定。漕运船只中守候冰冻的士卒有数千人，预先索要来年春季的口粮而没有得到，便击鼓喧闹，奔到军门作乱。公迅速发布檄文晓谕他们，事情立即平定，随即把为首闹事者捆绑起来处死。任期届满，升任兵部主事，立即陈述守备边疆的机要，请求在海外屯兵；如月坨岛、马头营等地都处于要害，应分别驻扎水陆重兵，以便互相援救。当权者颇想采用他的主张，于是提升公为监军佥事，整顿天津。公再次提出先前的请求，希望能够独当一面来效力，但最终也没有人任用他。过了很久，事情终于被上报停止。适逢山东莲教妖党倡乱，巡抚大臣告急，天津巡抚发檄文命公率领五千兵前往援救。路过景州时，妖党于宏志聚集数千人，准备攻打州城。城中人出来拦住公，请他杀贼。公表面上向他们道谢，暗中部署所属援兵，一鼓作气攻入白家屯，将他们全部歼灭，远近欢呼之声如雷。各位士绅上疏挽留公，请他镇压余党，公不予理会，迅速赶往山东。当时贼首张东白占据邹县，徐鸿儒占据滕县，二人互相策应，抵御官兵，杀伤官兵不计其数，而徐鸿儒尤其狡猾凶悍。公请求进攻滕县以孤立贼军势力，恰逢总兵官连续作战并取得胜利，徐鸿儒放弃城池逃到弋里两伏山，凭借险要地势扎营，部众仍有十万人。我们的军队跟踪追击，先前公已派遣儿子燕禧在另一处焚毁贼军辎重，使贼军势力更加窘迫。到这时又在弋里迎战，两战两胜，俘获其伪称扫地王、伪太师等人。邹城听说后想要投降，徐鸿儒极为愤怒，于是从弋里进入邹城，杀掉想投降的三百多人，准备死守。我们的军队突然逼近城下却失利，于是修筑长围困住他们，并挖掘地道攻城。城破后，徐鸿儒冲破包围逃走，后来从小路被燕禧擒获，用刑具押送给山东巡抚，在宫阙之下献俘。山东平定后，公谦让不把功劳归于自己，按惯例升任参议，仍在天津负责备兵。过了很久，贵阳发生安酋之乱，水西远近各地的苗族首领争相归附，长田阿秧是其中的首领。他所居住的田地处在偏头、辰州、沅州一带，扼住我军的粮道。当权者商议调兵十万驻扎平越，于是提升公为平越道，才稍微记录他平定妖乱的功劳，晋升为按察使，并让他参与谋划军务。

译公说：这件事不能只靠武力威势取胜。恰好黄平州吏杨政启申诉冤屈，公在巡行途中询问他，得知他过去曾熟悉阿秧，便高兴地说：我找到可乘之机了。公秘密把计策告诉他，命令他假装叛变而投奔阿秧。不到五天，杨政启便把阿秧的首级装在匣中送回来，各地苗族震恐畏服。后来安酋终于被擒，黔、蜀之间也相继平定。阿秧的失败，是由此打开了局面。公曾许诺事情成功后赏给杨政启五百金，并任命他为都司；当权者却吝惜不肯兑现，公很不平。恰好公略有疾病，于是得以请求辞官归乡。今上戊辰年，起用公补任郁林兵巡，仍然利用公来安定土司。公到任后，反复不安的人便安定下来，只用恩德信义招抚而已。不久升任福建右布政使，任职不到一年，旧病又发作。公说：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遇危险，现在正是时候。于是请求退休回家，修筑梧柳园，在园中自由游赏，编纂经书、摹写史书，没有一天空闲。有时同两三个僧人深谈无生之理，有时跟随子弟讲论文道，又申明宗法来教导族人。遇到月明花晨，便吟诗饮酒，陶然自得，始终没有听闻门外的世事。到癸酉年的某月某日，公因病死在家中，从出生的隆庆丁卯年算起，享年六十九岁。公英俊爽朗，胸怀开阔，任性率真而自得，平日居处不拘小节，但见识谋略宏伟，行动如风驰电掣，所以所到之处都凭功名显达。他谈论道理时出入于儒、释、道二氏之间，遵循禅宗的宗旨而通达儒学。居家时拜海门先生为师，讲习良知之学，过去所获得的见解逐渐趋于实际。可惜我性情愚钝，一席请教还不足以完全领会他的学问。曾读公的著作，其中说：看见太虚之内没有一样不是知，这就叫作致知；看见太虚之内没有一样是物，这就叫作格物。又说：行善去恶，如果善恶的念头还没有除去；即使说无善无恶，关于有无的见解仍然存在。他阐发王阳明新建学说的大致情形就是这样。燕禧是公的次子，是生员，不愿以文章显露自己，从小便喜爱韬略，膂力超过常人。二十多岁时，随公征讨广川、征讨邹县和滕县、征讨水西，都横握长矛、跃马冲锋，摧毁敌军前锋，冲入敌阵；凭借累积的功劳，逐级升到游击将军，世袭外卫镇抚。他生擒徐鸿儒，尤其称得上壮烈。当时山东两位巡抚都因平定妖党有功而晋升司马、授予世袭爵位，却被锦衣卫实际夺去。公父子后来，燕禧郁郁不得志而死，公却处之坦然。了解内情的人于是由此看出公所坚持的自信所在。公著有《经史典奥》《四书问答》《五经音诂》《经史渊珠》《槎庵集》《燕语》《家乘》等，各有若干卷，流传于世。他的小品文名为《宗谈六种》，都是用来证明和阐明学问的。在任官期间，无论在朝廷还是地方所上的封事有若干篇，行状的始末也编成了完整的卷帙。公的妻子是沈氏，多次被追赠为淑人。其他家庭中的美德节操，以及子女的婚嫁情况，都详载在行状中。墓地在某地的南面，安葬于那里。某年某月某日，作此铭文。铭文说：自神宗以来，国运艰危。东西各方的紧急军报纷纷而来，如尘埃一样繁多。宫禁之中也有像颇牧那样的将才，人人争相推许。高高的旗帜和大纛树立起来，幕府由此开设。英姿勃勃的我公，如腾空的龙驹。转眼之间直上九天，风云随之回旋。提着兵戈所到之处，便消灭贼军首领。斗大的金印，悬挂它的人是谁？儒生背负戈戟，英雄的愤懑受到挫折。我公却掉头而去，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于是到沧江垂钓，让白云相伴。亲手编写竹简书册，同天人谈笑。力量足以超越千古，横跨九州之外。出入圣学与禅学之间，具有雄辩的才华。公如今含笑，游于蓬莱。无生的宗旨究竟在哪里？何不归来，回到姚江岸边。春风吹动大地，声势如雷。把这些话题写在贞洁的石碑上，照耀幽暗的墓室。至于使公真正不朽的，还要靠公正的史册裁定。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日干赵公墓志铭。万历昌启年间，我们乡里有一位日干赵公，曾经通过占卜选择仕途，出任刑部郎官；中间只调任过一次，不久又回到刑部，前后总共三十年，最终以刑部郎官的身份退休，又过了十年，死在家中，世人没有谁能真正了解公的为人。公常说：我幸而能够尽力担任一个官职，始终没有辜负它。刑部郎官的职位已经如此，还有什么更多的要求呢？当时有人哀悼公白头仍只是郎官，所以这样说。唉，由此就可以了解公了。公名会祯，字衷如，另一个字是先之，号日干。先世是宋燕懿王的后裔，南渡时才开始定居慈溪，有某公一代，传了十八代才到公。父亲宦桥公因公显贵而被封赠为与公同样的官职。母亲方氏被追赠为宜人。公出生周岁时，方宜人便去世了，于是由母亲家抚养。公从小端庄安静，与同龄孩子不同，喜欢学习。曾经患眼病，即使闭眼坐在一室之中，也用手指比画、口中吟诵，没有片刻荒废，因此学问一天天进步。长大后补为生员，过了很久，于万历甲午年中乡试，再次参加会试，成为戊戌年进士。由刑部主事起家，历任员外郎、郎中，共十一年。他审理疑难案件，例如大豪强李二因奸利而杀人，没有旁证，悬案一直不能结案，已经五年了。公一审问便立即决断，起出沉尸，察看伤痕，竟像新伤一样。各司官员都把这件事传为神奇。李二一向富有，能够奔走于权贵要人之间，权贵要人多替他求情，但公始终坚定不动摇。公执守法律、辨明冤枉，从不回避屈服，众人多称道这一点。公出任福建参政，途经漕河时，船夫和漕运士卒争闹，误杀了一名士卒，公因此获罪，被降职补任祁州知州。任职两年后，政绩声誉在三辅之间显著，又入朝任刑部郎官。公长期任职司法部门，熟悉通晓法律条文，又以怜悯谨慎为根本，所以所审理的案件大多归于公平。恰逢有一个狂妄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入青宫，所遇守门人都被打倒，众人一起把他捆绑起来，交给司法部门审讯。公正好主持刑部审判，贞皇帝当时在青宫，已经很久没有受到问安和视察；福王藩府的母亲郑贵妃又日益受到皇祖宠爱，奸邪小人借机而入，多次进献流言，窥探宫禁中的事情。两三个掌权者又因为是外戚亲属，往来之间大多观望。于是台臣刘廷元提出张差疯癫的说法，而主事王之宷穷究审问张差，颇为查得他与宦官交往的情况，供词牵连到外戚郑国泰，便以主使罪论处，极力请求诛杀。公于是公开在朝廷上说：这是何等奸徒，竟敢闯入禁宫，确实有人主使他。但只要逮捕宦官庞保、刘成，城中宦官就会胆战心惊。若纵容奸徒，就会使下面怀疑朝廷官员；若株连牵引，又会使上面怀疑宫廷内廷。疑虑一旦产生，事情就更有许多不可知的地方。

译于是公立即拟定判词上报，得到批准。皇祖于是到青宫向贞皇帝宣谕，并奉圣母一同驾临便殿。皇帝召见群臣，说明两宫之间慈爱孝顺、毫无隔阂，语意十分恳切周到，人心这才安定下来。一时之间，主张清议的各位大臣仍然忧心忡忡地为国家根本考虑，争相为王之宷的说法辩护，同那些倡言张差疯癫的人水火不容，争论更加激烈。第二年考察时，王之宷被削除官籍，诸多邪臣更加掌权，逐渐发展到魏忠贤借用这个说法来确定要典。恰逢王之宷被召回任用，担任刑部侍郎，不久又被罢官归乡，后来被逮捕，死于诏狱，天下人为他感到冤屈。公也因此遭受清议的非难。大概公的议论近于调停，因此因遭遇雨之嫌而获罪，被王之宷的奏疏指摘。正当王之宷被起用召回时，公也自行弹劾自己，罢去刑部郎官归乡。不久邪党掌权，设计杀害王之宷，那些依附奸党而谋取利益的人相继弹冠登上要津，只有公仍以刑部郎官的身份居家不出。直到今上兴起，诸奸相继伏罪，最终没有人能够牵连公，而公仍旧以刑部郎官的身份居家。后来公参加会试追论此事，说：调停与请求诛杀的议论，本来可以相互补成，只是厌恶把依附奸党说成调停。至于倡言大东之说，竟敢背叛君父而不顾。这样的言论美好极了，已经足以洗白公的名声。起初公审断梃击事件，不久因父亲去世离职，后来又起用补任原官，在江南审理囚犯，因怜悯和疑虑而释放了数十上百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当时太宰张问达很了解公，想要引荐任用公，却没有成功。公本来就从未屡屡奔走求进。公为人简朴淡泊，在长安居住二十年，大多穿着破旧皮衣，骑着瘦马，官舍冷落简陋，同人交往疏淡而不随便苟合。到了担当重大责任、决断重大疑案时，总是不动声色。我在取得出身资格后三年才认识公，后来同公在朝廷共事，每次远远望见公，都觉得公如清风般和穆，自己认为实在无法赶得上。后来我和公的出处时机相反，而公也最终因为先前的议论不能得到充分任用，可惜啊。恰逢公去世三年后，他的嗣孙重庆准备把公安葬在某地南面，带着公的同年子冯水部所写的行状来请我撰写墓志。我推辞说自己不善作文，但重庆跟随我游学已有一段时间，一定要借助我的言辞来增加墓志的分量，于是根据行状中重要的内容写下这些，并系以铭文：铭文说：这个刚正不阿、敢于争辩的人，是君子的朋友，为什么不依附他来博取矜夸的名声？那个气焰炽盛、势力强盛的人，是小人的权势，也不能借此乘机谋取私利。臣下的笔如山一样坚定，臣下的心如磨刀石一样坚贞。我说：我做了二十年郎官，没有辜负爽鸠氏的遗风。唉，但愿这些足以长久带来福祉。奉政大夫、南京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醒涵臧公及其妻诰封安人吴氏合葬墓志铭。我的朋友丁长孺先生具有一代人的品鉴才能，从不轻易许可别人。晚年在外戚亲贵中发现两位臧氏兄弟，长兄名存涵，次弟名醒涵。当时他们以学问文章相互切磋，都将成为国家的栋梁。于是丁先生指给我看说：这是我们乡里后起的才俊。尤其急切地推许他的弟弟。等到我经过苕溪，能够同两位君子相见，我们彼此一见如故。我私下判断他们说：长兄应当以治理国家的才干显达，弟弟应当以志向节操著称。不久，存涵从太仆寺卿起家，去世了。醒涵则从太仆寺逐渐升迁为南京吏部郎官。后来长兄去世还不到几年，醒涵也去世了。平日所期望的治理才干和志向节操，有的实现了，有的没有实现；即使实现的，也不过十件中的一两件。于是想到上天降生人才本来就不容易，而又往往使他们成就困难、夺去生命容易到这种地步，真令人悲伤！弟弟去世两年后，他的妻子吴安人也去世了。又过了七年，嗣子基辰才拿着他的叔父照如所写的行状来请我撰写墓志，等待安葬，说：只有这墓门上的石碑，才是知己的恩赐。于是我怅然读完行状，删节其中内容写下墓志。据考，公名照如，字明远，醒涵是他的别号。臧氏是长兴的望族，他们的先祖从无锡迁来。从公往上直到最初迁来这里的祖先，共有十七世；近世七代相承，都凭科举显达。公的父亲静涵公历任广西佥事。公又和他的兄长一同考中会试，一时被认为是盛事。公于万历己酉年中应天乡试，到了丙辰年以会试高等成绩成为进士，接连遭逢丁佥宪公和母亲沈宜人的丧事，服丧期满后仍因哀毁憔悴了很久。熹庙改元辛酉年，赴吏部谒选，历至崇祯戊辰年，今上改元，转任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不久晋升为郎中。己巳年请假回乡，最终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一岁。君子都为他惋惜。郡中士人于是把公的品行上报给学使，请求将他祭祀于乡贤祠。公年轻时便具有非凡的资质，读书一目十行，后来更加刻苦自励。做生员时就已经名声轰动一时，但唯独有志于圣贤之学。曾把夏正夫先生的三句话写在墙上：这一生不学习，是第一件可惜的事；今天白白度过，是第二件可惜的事；这一身一旦败坏，是第三件可惜的事。有见识的人由此看出了公的志向和操守。当时高忠宪在东林倡导学说，世人正把他尊奉为龙门。公心里以他为老师，却唯独不喜欢经营交游、依附权贵势力，平日处世疏放自守。等到高忠宪主持都察院后，公更加避嫌。后来高忠宪从容遭受灾祸之后，公才前往拜墓登堂，执弟子礼后离去，说：这就没有辜负我早年的心愿。他的立志就是这样明确。公担任太仆寺卿共八年，四次奉诏出使，所到之处都以廉洁能干著称。适逢逆阉魏忠贤扰乱朝政，大肆兴起钩党诛杀之事；不肯依附他的人，群奸都心中憎恨公，长期不予调任。不久发生了杨涟、左光斗等君子的案件。公与魏忠节是同年，交情尤其深厚。魏忠节下狱那天，公已经奉命出使，出了都城门，又停下行程，住在魏忠节的儿子学洢家中，便拿出行囊中的钱来帮助他应付急需。后来又毁掉价值数百金的家产，帮助缴纳他被判定应交的赃款，以及救助各位君子被冤杀所需的钱财。公又分别写文章祭奠哭吊，听到的人都惊得咋舌。魏忠节遭难时，只有周忠介在吴门与魏忠节结成婚姻关系，并同公一起在都城破产救助他，这件事最为显著，但周忠介最终也因此获罪而死。公只是偶然没有死罢了。逆阉在都城修建生祠，从府部官员以下没有不捐助的。公慨然对同僚说：这是何等事情，难道要糊里糊涂地随人一起署名合建吗？绝不能这样做。当时整个朝廷都依附魏忠贤，称颂其功德，天下到处都是；人人危险地劝其进位，只有公一人正色如山，以一个散官的身份彰显臣节，始终没有改变。那么公幸而没有死，难道也只是偶然吗？今上登极后，开始相继诛杀阉党、录用旧日有德之臣，但掌权者仍是魏忠贤的私人党羽，忌惮公身处言官之路，于是让公得到南京吏部的职位而离开。

译临行时，公想到自己的职分仍在于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关系到国家中兴的大计，于是两次上书陈述国是，反复辨析邪正是非。像遣戍的孙慎行、被削夺的文震孟、拟议充军的惠世扬，都是从诬陷毁谤中救出，并且牵连提及了我；又揭发了某某等人是当时遗留下来的奸臣。公论一致归向公。那时正准备任命公为北吏部郎官，忌恨公的人前后接踵而来，急忙晋升公为郎中。这是因为按照旧例，北吏部不能把员外郎改任为正郎。公再次触犯掌权大臣，最终也不被奸邪小人所容。他在朝廷上的风节大致就是这样，这就是我所说的志节的一个方面。公曾建立宗祠，兴办义学，以此收拢族人；又分出住宅、救济孤儿，并且救助亲友，解下马匹、脱下绨袍，处处都有古人的风范。有时有人拿着数百金请求公写一封荐举文书，却不可得到，公说：可恨我没有像青天白日那样光明，使人竟至于怀疑我。这也足以看出公细微之处的操守。他著有《五经注疏》《诸司典则》和诗文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妻子吴安人出自华贵家族，也有贤德的品行。沈宜人病重时，吴安人割取自己的大腿肉进献给她，人们称赞她孝顺。她过了壮年仍没有儿子，便为公纳了两房妾室，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基辰；她对基辰极其周到，竟不让人察觉他并非亲生。公生于万历己卯年，安人比公早生两年，是万历丁丑年出生，享年五十五岁。他们合葬于某年某月某日，墓地在某里的某处。他们的世系、子孙和婚配情况，详载在行状中。唉，以公这样的志向，如果能够获得重要职位并最终成就大业，延续而且宏大，到了今天时事濒临危急的局面，岂只是像一根孤独的栋梁支撑明堂吗？过去圣明的君主刚开始执政时，天下都希望得到太平治理；可是自从先朝崇祯长年间宠幸宦官以来，奸邪小人的同类被剪除后又滋蔓，日积月累，酿成了使国家几乎空亡的祸患。如今又有超过从前的局面，而公已经不在了！试问公过去所推举和扶持的贤士大夫，如今究竟在哪里？九龄已经老了，韩休已经病了。只有我惭愧地苟且随俗，老病交迫，辗转徘徊，辜负了知己。我难道能够没有余下的感慨吗？于是系上铭文。铭文说：古人所说的三件可惜之事，只有公终身奉行而不厌倦。这一生、这种学问，以及把每一天都迫切用来约束自身，使自己成为纯粹完整的美玉。可惜这世道正逢阳九之厄，极其困苦；公的志向没有实现。我所珍惜的公的德行，经过百年仍将流传；而公所珍惜的世道，也是我们这一党的责任。公啊，请安慰我们吧，我们把这篇铭文刻在金石上。谏议大夫、原任工科右给事中聚洲王公墓志铭。谏议公去世七年后，他的嗣子王开拿着范尚宝所写的行状来请我撰写墓志。我既承蒙公与我同榜，又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寥寥无几，我们这一党的同道如晨星般所剩无多。我如果不为公撰写墓志，又有谁来为公撰写呢？公名元翰，字伯举，别号聚洲。先世是凤阳人，从凤阳迁到云南，始祖是珊公。当高皇帝时，他随军征讨六诏有功，被授予云南世袭官职，于是便在当地安家。后来子孙散居其他郡县，已经湮没无传。只有他家居住在临安宁州，近世可以考察的有机、暹、锐、絅，代代相传直到宷，这就是追赠给公的父亲。从追赠公以上，历代都隐居务农，只有絅以品行义举在乡里著称。到了追赠公，奋发从生员中崛起，更加光明磊落而且具有奇异的气概。王氏的兴盛，是有来由的。公的妻子是黄孺人。公出生时有不平常的征兆，十四岁便补为生员，当时虽是童子已经卓然出众，以做普通孩子为可耻。万历戊子年中乡试，随即遭逢父亲去世的丧事。父亲病危时，公向上天祈求代父受死，并割股进献，人们称赞他的孝行。多次参加会试。戊戌年代理竹溪教谕，辛丑年成为进士，选为庶吉士。公气概骨力英挺刚劲，虽然在内廷秘阁读书，却常常为天下大事感慨，不肯随世俗求取功名，于是出任吏科给事中。七个月后转任工科右给事中，负责巡视工部所属厂库。当时神宗正深居宫中，不理朝政，掌权者把经营交往、保住禄位当作得计，彼此转相授受，群邪依附于他们，以致正直之人日渐衰落，天下很久都不知道还有清议。公慨然说：与其披着龙鳞，不如借用尚方宝剑。适逢沈四明受到弹劾请求归乡，便援引王山阴为自己解脱。公弹劾他诬陷善人、徇私舞弊，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后来沈归德一并被罢官，整个朝廷都惊愕不已。公独自上疏争辩，认为沈鲤贤能，不应当同沈一贯一并罢免。皇帝一天之内罢免两位阁臣，他们应不应该罢免，整个朝廷都知道，却没有人敢为沈鲤说一句话。是非可否竟能使整个朝廷不敢进言，使皇帝听不到，这绝不是拥有国家者的福分。公的奏疏没有得到答复，便离开了家乡。朱文懿掌国政时，援引李晋江，公又上疏争辩，认为沈一贯没有宰相的见识、才干和器度，只不过有一点小廉小勤，似忠似信，窃取宰相大权，将来一定会导致事情败坏。又援引王安石给宋朝带来的祸患来作比喻，前后上疏三四次，言辞多半恳切直率。后来李晋江突然进入内阁任职，等候任用的官员过了一年多才离去。公又想到时事日益败坏，上疏极力进谏，列举了八件足以痛哭的事情。又因灾异上疏，论述廖爕没有作为，结党依附沈一贯、沈廷机，排斥正直之人；汪若霖、姜士昌、宋焘等人，即使是像邹元标、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钱一本、方孔昭、逯中立、薛敷教、于玉立、刘元珍、庞时雍、王士骐、黄正宾这样贤能的人，也都不能得到重用，这是伤害上天之心。至于兵部尚书萧大亨，贪赃污秽堆积如山；左副都御史詹沂，柔媚没有骨气；户部尚书赵世卿，到了晚年仍反复邪曲，都应当罢免斥退，以符合古代因灾异而策免大臣的惯例。当时公正直的声名震动朝廷内外数十年，小人的巢穴仰赖公冲锋陷阵、竭力抵抗，几乎就要被公击破，国是因此稍稍安定。其他提出的建议，也都通达国家大体。至于揭发李晋江泄露边境情报、自取辱国的一件事，他的议论尤其伟大，详细情形载在国史中。公越发自负，一往直前而不回头。在都察院任职三年，积累奏疏数十万言，朝廷官员把公看作足以左右他们荣辱的人。于是小人个个自危，每天都在谋划如何中伤公。有一天，翰林词臣汤宾尹托他的私人门客前来同公结交，想让公支持他成为首辅；公故意不答应，那人怏怏不乐地离去。都察院中的王绍徽尤其恨公入骨，便同他的私人门客日夜谋划，捏造公管理厂库时贪污赃款以及夜间收受钱财达一百多万，唆使御史郑继芳揭发，许多小人纷纷响应。

译公上疏抗辩，并且斥骂那些诬陷者；幸亏神宗心里知道公的为人，什么也没有追问。公越发愤懑，估计无法为自己洗清，于是把五城司坊的若干官役召集到正阳门，抬出十多抬行李，又让家属乘坐五乘轿子，众人一起为他辩白；公则面向宫阙叩头痛哭，说：臣已经无能以簪笔之臣侍奉陛下了！于是挂冠离开都城。此后南北台省交相上章，为公诉说冤屈，但铨曹最终以擅自离开职守为由，将公降为刑部检校。辛亥年考察时，又把公列为浮躁之人。公巡视厂库时，曾多次上条陈，提出节省虚冒、体恤商民的各种办法，并且连续上疏弹劾商人中官杨致中、李进忠、吴进、王道等，请求逮捕审问、追缴赃款，以至各个宦官对他咬牙切齿，也制造流言来中伤公。唉，污蔑人的人竟能这样吗？公离开国家十五年后，熹庙登极，赵忠毅出任吏部尚书，才起用公为湖广按察司知事。第二年甲子年，晋升工部主事。不久，逆阉魏忠贤窃取国柄，驱逐赵忠毅，御史张讷也一并弹劾公，奉旨闲居。先前那些仇恨公的人争相起来依附魏忠贤，占据高位；王绍徽等人又重新审理所谓赃款和诬词，两次上疏弹劾公，非要杀公才痛快，于是奉旨削除公的官籍和封赏。又过了两年，今上继承帝位，首先诛杀阉党及其党羽，他们都遭受刑罚。一时众多正直官员准备重新出仕，唯独公被冢卿王永光压制，不能得到召用。公说：罢了，我大概要终身沉沦了。难道要沉沦到终身吗？于是上书为自己申辩：臣孤独地行走二十年，前后都被小人禁锢；张讷又弹劾臣是东林党。臣与顾宪成等大臣不过是师友、声气相通，哪里有什么党派？君子以志同道合者为朋友，小人以共同憎恶者相互勾结。统治天下的人不应追问有没有党派，而应当辨别人的邪正。王永光更加憎恶公，于是上报罢免。后来有人推荐公，恰逢己巳之变，事情没有实行，而公已经无意于世事了。又过四年，公因病去世。起初，公离开京城时，已经耗尽家财来为自己洗白，但进言诬陷的人仍未停止。公因此不敢立即回乡，便带着家属从云南迁出，寄居苏门；诬陷者又说辉县的肥沃田地有一半落入公手中。公于是离开辉县向南，所到之处士大夫都隐藏身影、退避不见，好像唯恐被玷污。只有同年友人刘静之在河边迎接他，慰劳说：我很早就知道你会有今天。于是二人一同渡江拜见顾端文等君子，结交并讲习性命之学，公的心意这才豁然开朗，反而感到从前迷失了自己。一年多后回到云南，已经接受工部任命，行至江陵遭到禁锢，力量不足以返回云南，便顺江而下，暂时停留在真州。不久进入浙江，改名换姓隐藏在西湖之中，在山阴道上来拜访我。党禁解除后，回到真州。己巳年从真州到金陵，打算在那里终老，于是死在金陵。而公自从被放逐以来，所到之处总是纵情于山水之间：向东登临岱峰，向西走遍华山之巅；经过中条山，历览少室山、嵩高山；南下进入吴会，渡过钱塘江，泛舟东海，礼拜普陀大士；回来时经过金山、焦山，滞留武陵，探访桃源；又领略善德山的奇景，出入巴蜀，登上峨眉山的绝顶，飘然生出遗世独立的想法。回到云南十多年间，又在大华山、昆明池之间出没，远至点苍山、鸡足山、洱海，没有不穷尽其优美景色的地方，都写有游记和诗篇。公常说：我平生以山水为家，把道义作为知己，守着这些终老一生就足够了。临终时囊中没有多余的钱，依靠尚宝等诸君的义气才办成殓葬。到这时，那一百多万赃款的罪名终于归于无罪，而公也可以安然去世了。可悲啊！我于是追念公一生出仕和退处的际遇，感慨之情实在无法胜任。国家自神宗末年起，党争刚刚兴起，小人相互依附，高张等人把白说成黑，正人君子的祸患到了熹宗朝达到极点，蔓延至今日，黑黄两色交战而越来越混杂，天日明朗却更加昏暗，国事到了这种地步，已经没有人知道应该在哪里停步。而公确实以自身周旋于四朝之间，每次仰天发愤说：我进不能同周忠介等人暂且庆祝重新出仕，退不能同高忠宪等人一起归隐化碧，却无端蒙受党人的名声。党啊，党啊！我听到这些话，感到十分悲伤。党争的祸患使君子在小人面前受挫，本来就是如此；但幸好我们还是君子。唯独公连君子也一起受到怀疑。辛亥年考察时，孙丕扬任太宰，曹于汴任吏垣，都借公来向小人谢罪、平息旧日怨恨，御史史记事又落井下石，所以小人更加能够凌辱公。流传不止的流言，终其一生都在海内传播。每逢朝代更替之际，谈到公时，总是反复议论而不敢前进，即使我们这一党也是如此。最终使公在东西南北的荒山野水之间徘徊而死。直到公死后，公的内心才得以昭白。公的品行光明磊落，仿佛高举日月而行，天下人都知道他是前朝著名的诤臣，对世道的功劳并不小。可悲啊！公死于崇祯癸酉年，享年六十九岁。妻子是赵孺人，侧室是陆氏，生有一个儿子，就是开，任应天府学生，英毅而有父亲的风范。公于是安葬在江宁太白乡，后来便称为江宁寓贤。后世君子也还会有人评论公，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于是系上铭文。铭文说：我从哪里来呢？来自东西南北各方，来自山水清奇而狂放的地方。死后就把我埋葬在那里吧，我乐于归向那帝乡。用什么来殉葬呢？用像霜一样清冷的谏诤草稿。用什么使它流传久远呢？靠知己的徘徊追念。梁溪的一席谈话，就足以流传千古。我不愿让自己的芳名同李白、杜甫齐名。诰赠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原任南京刑部浙江司郎中文源李公墓志铭。今上皇帝登极第十二年，当时时局艰难，流寇之气遍布河南，楚地震动并波及陪都。皇帝想到没有人能够安抚平定，于是特地下诏起用在陪都的吉水李司马，其中为国家根本所作的谋划，意义十分深远。当时司马的父亲文源公年将九十岁，再次上疏请求留下来奉养父亲，没有得到许可。公于是对司马说：老臣按道义不能忘记国家的忧患，却因为老臣的缘故留恋家园，这还称得上奉养心志吗？假如我借故不去，罪过在我；你走吧。我就同你一起去。于是司马奉养公同行，公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谈笑十分畅快；住了三个月，想要回家。回去后，司马仍然再次申述先前的请求，没有得到答复。不久，讣告传来了。司马悲痛欲绝，赤脚奔赴丧所，只恨不能亲自看着父亲含殓。了解此事的人说：天下丧乱，忠孝之道受到损害，形势使忠孝不能两全，唯独公能够凭借儿子的孝行成就臣子的忠节；这不是太公的教诲，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君子说，这样的父亲、这样的儿子，确实能够彼此成就。我宗周请借此机会进一步论述。公当司马担任台郎时，国是日益败坏，黑白是非尚未分明，许多昏暗的人往往掉入小人的陷阱而不自知；只有司马早有见识，成为众多正人的指南，而与他意见不同的人百般喧扰攻击他，又写信给公来攻击他，司马都不予理会。

译不久，公因任南京国子学博士时考核列为优等，入京后见到长安士大夫的情态，明白地对司马说：“起初我还担心你的脚步走错了，如今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毁誉哪里有常规，功名自有定数；只要守正而行，即使因此招来祸患，我又有什么遗憾呢？”司马听了这番话，志向更加坚定。后来群邪得势，对我们这一党不利，恰逢司马正在巡按浙江，公写信给他说：“坚硬的小石容易折断，何不离开那里呢？”我从此也要退隐了。司马于是离开浙江。第二年考核京官，司马被调往外地，又因为我的处罚牵连到公，公安然接受此事，而司马不断引咎自责。公说：“难道我竟不能做孟博的母亲吗？”公因此终身没有再出仕，司马每次一复出就被上奏罢免，甚至把自身的进退看作世道兴衰的标志，将近四十年，大体上都是公启发他的。起初公与司马一同在乡试中举，年纪已经很大了，但一向操守卓异，即使一件衣服、一双鞋也不肯苟且。他对司马说：“世人把科举功名看作金山，一旦得志，穿上华美衣服，乘坐盛大的车马，随从成群，就不惜妄取财物来满足心愿，终身败坏，实在是从这里开始的。你应当以淡泊自守为师，磨炼筋骨、坚忍自持，将来如果承担政务，大概才可以向上报答国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司马恭敬谨慎地奉行了这些话。邹忠介听说后高兴地说：“想不到前辈一向的遗风，竟然在你们父子身上又看到了；这样看来，司马一生的立身行事，本来就有根基了。”公平日常对司马等人说：“古人说，行为要做到不愧对自己的影子，睡觉不愧对自己的被褥。如今世上的学者常常轻视这一点。我再观察他们的作为，有些事甚至不能拿去面对朋友、质问妻子儿女。年轻人一定要警戒这一点，必须从幽静独处之时仔细检查自己，不要用喧嚣的言辞欺骗别人。又说：我从少年到老年，没有一天不处在战战兢兢之中。遵从善道就像登山一样艰难，必须时时刻刻勉励自己、操守不懈；一口气稍有松懈，堕落会到什么程度啊！后来有人对学者谈到良知，他就说：天下哪里有现成的良知？如今人们只把本体说得像澄澈的潭水、静止的水面，实际上却被私欲攻取，败坏名声、丧失德行，连自己所说的良知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镜子本来有光明，尘垢会遮蔽它；不去刮磨，却说镜子不会受遮蔽，我是不相信的。有人谈到鬼神之事，他就说：君子修养自身便得吉，小人违背正理便得凶。吉凶不在上天。白天没有妄自经营谋求，夜里的梦也清明；一生做一件合乎仁义的事，始终心情畅快，这不就是吉吗？小人放纵行事、灭绝天理，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即使把表面粉饰得十分精巧，使人察觉不到；可是每到临终将要断气的时候，仇家和冤魂历历在眼前，难道真有鬼吗？” 那只是自己的心在作祟罢了。其他格言不能全部记载下来，公大概是那种学有所成并且真正明白道理的人吧。近来司马正以忠介公的学术渊源为根本，在仁文堂振铎讲学，士人们纷纷仰慕跟随，以此为根本。公指出君子的这些事，足以说明公善于教导。公年少时便成了孤儿，侍奉母亲夫人，使她尽享天伦之乐。家道中途遭遇变故后，他锐意努力求学，学业完成后参加九次考试，才在万历庚子年中举；甲辰年任广德州学正。戊申年升任国子博士，壬子年调任大理评事，改任刑部浙江司主事，升郎中，这些职务都在南京清冷的官署中，能够建树和发表意见的地方很少。但他在广德时，把诸生当作自己的亲子弟，勤恳督促课业，从不厌倦。诸生中有人因细小的事情被上官牵连、误罪，公必定替他们查明实情并加以解释。巡按使者巡视广德时，同前任太守某人有私下约定，想把他列入名宦祠祭祀。公查考太守在任时没有政绩，坚决认为不可以，说：“公论应当出自学校，我难道敢因为一个官员而玷辱瞽宗的大典吗？”事情最终搁置。巡按使者非常恼怒，削去了对他的荐举。公在刑部时，有叔侄因争夺产业而屡次诉讼、久不能决，他特意查清其中挑拨离间的人，加以惩处，又慢慢用天性亲情劝谕，言辞尤其恳切；叔侄二人都悔悟，相互扶持痛哭一场，互相谦让，最终人人都佩服公的德化。保定刘督抚某的儿子，假冒同乡省郎官的名义，往来传递公文符信到南都，事情败露后被省郎官抓获，送交法司。当时省郎官势力很大，督抚于是请求杀掉这个儿子，向省郎官谢罪。公说：“父子之间本有天性，怎么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况且他所犯的罪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他的儿子因为害怕，便逃走了。省郎官上疏弹劾公枉法，公说：“杀人，是为了讨好人，我不做这种事。”不久，他的儿子又回来，最终被判处城旦。省郎官因此受到揭发，当时人们都称公为长者。其他在情理与法律之间作出折衷的事情，往往也都像这样。公性情淳厚诚实，平日议论多以公平宽恕为根本；但遇到重大义理、决定重大界限时，就凛然不可侵犯。在取舍、任用和进退之际，他都分辨得极其细致。有人劝他稍稍降低操守来求取荣华，他说：“与其争强好胜，不如安于迟钝退处。”所以他前后在南都任职，都考核为优等，却始终没有得到调升。罢官归家后，他每天只以诵读来督课子孙，自己也手持一部书，像经生一样，以此自得其乐。不经营产业，不接近声色。即使有登山临水的兴致，也从不频繁前往，也不喜欢著书。大体上，他把一切归于质朴的行为和事迹。公一生自立于世，确实是前辈的典范，也足以寄托于世间而称为不朽了。公名廷谏，字信卿，文源是他的别号。官职最终做到刑部郎中，晚年因司马显贵，多次追封至兵部尚书，阶为资政大夫。配偶周氏，继室刘氏、万氏；周氏、万氏都因公任比部时考核期满而封为安人，又随公封为进夫人。父亲秀因公显贵，赠刑部浙江司主事，后来又依照公的官职晋赠。母亲周氏历次获得与父亲相同的封赠。先世出自唐代忠武西平郡王晟，传了四代到始祖唐，才开始在吉水入籍。又传了四十代到今天，成为吉水的名门大族。到司马时家族更加兴盛。公有五个儿子：长子就是司马邦华，次子邦英，任曲靖府推官；次子邦藻，是本县诸生；次子邦着，是拔贡生；次子邦蔚，是本县廪生。孙子十五人，孙女十一人。各位子孙的姓氏、婚姻情况，详见行状。公生于嘉靖癸丑年，卒于崇祯辛巳年，享年八十八岁，因没有疾病而寿终正寝。安葬于某年某月某日，墓在元潭松林塘，附葬在十三世祖母邓氏墓侧。此前司马已经奔赴丧事，便陈述情况请求恤典，按例可以得到祭祀和安葬的礼遇。司马不远数千里，派使者携带行状向旧日治下的宗周请求撰文。宗周于是节取其中重要事迹，书写在坚贞的石碑上，使天下做臣子的人有所观法。又在后面附上铭文。铭文说：茂密的松林塘啊，幽深的墓宫中安葬着姜氏。文江的源流，最大的忠诚得以彰显。占卜后世与年岁，又一次开创新的疆土。这就是闻孙，出生便显现祥瑞。祖业和传统从未衰替，文武功业相继而起。讲经振誉，屡次历任曹郎。言谈恭谨而执掌法令，白首犹如冯唐。盛大的时运承继更新，效法贤人而光辉更加显著。一命、再命、三命，始终遵循谦退之道。以他的教诲来尽忠，取悦于英明的君王；以他的治理来尽孝，将要奉养父亲时便不再闲暇。显赫地留任枢要之职，纲纪四方。成为宗庙社稷的金汤屏障，只因他的父亲肯于奠定基业。丰碑载下铭文，希望将来能在旌旗和太常的记载中有所等待。《刘蕺山集》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刘蕺山集》卷十三 （明）刘宗周撰 墓志铭（下） 大中丞张浮峰先生及其配偶胡淑人合葬墓志铭。大中丞浮峰张先生去世将近八十年后，他的贤孙孔时氏才拿着墓穴中的石头来请求我撰写铭文。原来此前先生的墓葬尚未确定，方伯公一直迟疑等待，直到今天，孔时才修复了这项久被废置的典礼。如果不是当世能够评论君子的人，就没有资格参与此事，而我难道是这样的人吗？然而我既然有幸同孔时交往多年，又私下听闻阳明先生师友传承的渊源，禁不住心中向往，有些话不吐不快，因而写下这些论述。先生本来就是文成的高弟子。文成以良知学说教导天下人，一洗学者支离烦琐的训诂习气，使他们返回实际践履，而最终归结于当下的一念，这显然是孔子、孟子的宗旨。然而学习这套学说的人往往不能真正领会，动辄从狂妄的智慧中寻求，不免反而增加玄虚的解释；解释越玄虚，良知越昏暗，逐渐走向邪说，低下的仍然不脱离训诂而已。文成在世时，亲眼看到门下士人，早已知道他们难免如此，明确加以指责。只有山东郭中离等几位君子，牢记老师的学说而不忘，在越地又有先生这样的人。文成常说：我门下不缺少聪慧善辩的人，至于真切纯厚、笃实诚恳，没有人比得上叔谦。叔谦是先生的字，由此就可以知道先生从文成那里所学的道理了。他平日常对学者说：“孔子的道理是用一个根本原则贯通一切，孟子的道理是说万物之理我本来都具备，良知之说也不过如此。又说：求学首先要立志；不立志学做圣人，就不能算有志向。圣人的学问在于戒慎恐惧、谨慎独处，不这样做就不算学习。”他阐明老师宗旨，大致都是这样。等到文成去世后，聪慧善辩的学问日益兴盛，先生却独自通过反省自身、严格磨炼而卓然立于其中，使后来的学者有所遵循；因此良知学说的宗旨能够流传到今天，没有完全被邪说侵蚀，这是先生的功劳。先生前后做官，在江西任职最久，政务之余，每天同东郭、念庵、洛村、枫潭诸位先生举行讲会，考订文成的学说，于是在省城创建正学书院，群集贤士在那里修业。先生每年按时前往考察他们的学业成就，士人们在那里相互应答讨论。后来闻名天下的大儒，多出自其中。此后又在信州创建怀玉书院，安置湖东各郡的士人，并特意邀请龙溪、绪山两位先生轮流主持讲席，江右的学术风气大为振兴。于是留下绪山完成文成年谱的编修，两人共同讨论评定，经过一年多才完成。先生对师门有这样的功劳。先生天性至孝，刚满两周岁就失去了父亲郡守公，却已经懂得哀痛思慕，饮食、居处都和平常不同。当时他十六岁，从私塾回家，突然遇到老虎伤人的祸患，手臂受了伤，但神色没有改变，有见识的人由此知道他的气度。等到已经拜入文成门下，他笃信老师的学说并努力实行，大体以戒慎恐惧作为入门之道，一心在实际践履上下功夫。他侍奉母亲唐恭人，终身保持对母亲的孺慕之情而不衰。家庭内门和谐严肃，任官处理政务时，所到之处都有建树，不愧于自己的学问。同门士人称赞他纯粹像伯淳，笃实诚恳像君实。晚年见识更加高明，曾在座位旁题写道：“只有确立主宰，天地万物才会自我建立；必须没有私心，这样上下四方才能都得到公平。”这也足以窥见先生的造诣。他著有《语录》及文集若干部。去世后在瞽宗受祀，又在天真于越陪祀文成，确实为我们的圣道增添了光彩。先生名元冲，世代居住在山阴白鱼潭里。自先父少参公以来，几代人都做官，成为于越的名门大族。先生二十岁时在乡试中举，五次参加公车考试，考中嘉靖戊戌年进士。初任中书舍人，改任吏科给事中，上疏评论分宜入阁为相，说他心术不光明，不宜在天子身边。分宜因此怨恨他。又上疏请求罢免宦官派遣的织造官，升任工科都给事中。当时世庙正从事道教修炼，长期居住在斋宫，先生多次请求皇帝临朝听政，都没有得到答复。当时同样上疏议论政事的人遭遇不可预测的祸患，大家都替先生担忧，他却毫不顾虑。不久出任江西参政，升任广东按察使，巡视海道，擒获海盗徐碧溪、何亚八，论功赐白金。大计考核时列天下第一。母亲唐恭人去世，服丧期满后补任江西右布政使，转任左布政使。不久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抚江西。正逢闽中流贼侵犯边境，势力猖獗，先生上疏请求授予旗牌以便宜行事，命令将领出兵，每天报告斩获人数，余党也逐一被杀。可是副使汪某出战时，忽然被贼军杀害，赣院因此受到弹劾而被免职。省中嫉妒先生的人又牵连到他，并奉旨令他回籍。公论认为不公平，先生却安然处之。代任者不久便解除兵事，才追述称颂先生说：“先生回乡两年后，死在乡里门第，享年六十二岁。”配偶胡氏，封孺人；因儿子方伯公显贵，封太宜人。可是孔时在行状中称她为恭人，说她以恭敬节俭辅助丈夫，成就了他的美德；以义理正道启迪贤明后代，使家声世代相传。详细考察她的事迹，她侍奉长上恭敬，管理下属严明，对姻亲、宗族和乡里人则仁惠周全。她内在品德的丰厚，大致就是这样。她享年若干岁去世，这足以证明先生以身作则的教化。儿子一人，就是方伯公；一坤，而孔时是次孙镃，任晋府左长史，他们都继承了家学。其他情况详见行状。先生生于弘治壬戌年，卒于嘉靖癸亥年。恭人生于弘治丙寅年，卒于万历乙酉年。起初方伯公把先生安葬在麟宝山。过了若干年，孔时占卜认为不吉，于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改葬先生于秦望山之阴的某山，恭人与先生合葬。这就是浮峰先生合葬墓。起初先生在浮峰寺读书，文成经过那里，回头登上山顶，说：“这座山高峻卓绝，不同于群山，叔谦也像它一样。”于是为浮峰书室题字后离去，所以学者就称他为浮峰先生。铭文说：浮峰高高耸立，无法登临到顶。它是哪一年高耸而出，竟像神鳌的脊背？昆仑山的一股元气，在这里停息。大海、沙漠和流沙，都被排斥在外。蓬莱仙岛，就在洞天旁边。远近各方前来朝宗，在它面前都像小土丘。只有浮峰，像墙壁一样挺立。侧目望去恍惚难辨，众山争相退避。哪里知道平地也有奇特之处？实在的，是它所践履的；虚无的，是人们的认识。它汇合并安顿了良知，独自成为准则。源流承接紫阳，并与之相互辅翼。永远不灭的灵光，也不会受到侵蚀。秦代的碑、夏代的简，遗留下来的文字寂静无声。紫气重新浮现，环绕着读书室。征士印台章公墓志铭

译我年幼时父亲去世，寄养在外祖家。十七岁时，跟随塾师借住在印台公家。我按辈分是公的中表亲，而公已经俨然是前辈，我不敢进入他的席间同他谈论学问，只要听到他的言论、观察他的风采，就没有一次不仰望他，认为他是天下的长者。后来我辞别离去，和公渐渐疏远，但公的名声和德行日益积累并施及乡里。我经过母亲的亲族那里询问人物，没有不首先屈指称道公的。不久，公竟把次子黻托付给我女儿，定下婚姻。我更加熟悉公的一生；等公去世后，公的几个儿子拿着行状，请我为墓道撰写墓志铭，我怎么能够推辞呢？公姓章，名怀德，字天成，印台是他的别号。世代居住在会稽偁山里，历代都有贤能之人，科举功名和爵位在三朝都很显赫；至于以德行著称的人，如今都推重征君。起初公以诸生身份进入国子监，等待铨选很久，后来辞去。晚年经朝廷大臣响应诏令推荐，说公有治理郡县的才能；公被征召却不肯出仕，最终终老家中，所以称为征君。公的父亲静斋公早逝，公长大后继承祖父少参公修习庭训的事业，却不屑于专事章句，只知道谨慎修身、整饬品行，以敦厚儒学风气，只希望不使少参公的祖业衰落罢了。少参公做官所得俸禄不超过普通人，公竭力辅助他节俭生活，同时耕田、读书。等到少参公去世，公最终由此起家，成为富裕之家。我每次看到近世士大夫凭借文章著名，往往传不过一代便衰败；少参公留给子孙的财产很少，却能在今天得到回报，这大概是世代德行相承、遵守礼法和秉持尺度的结果，并不只是积聚财产造成的。少参公的继室董夫人生了儿子英，比公小十岁；公像严父一样侍奉他。分割家产时，只听从董夫人把属于自己的那份也拿出来扶助英成家立业；英的品行和事业与公相当，世人都认为这很难得。公又把这种帮助推广到乡里贫困的人，许多人都依靠公才能生火做饭，却绝没有沾沾自喜、借此向人买恩的意思。他不与人争竞，内心却坚定不移、毫不亏损；有人同他谋划事情，他一定尽心尽力，因此动辄少有失败。他评论事情尤其有远见，所以人人都不忍欺骗他，而公也不能用欺骗去应付别人。偶尔有人借贷后无力偿还公，公看出他的力量确实负担不起，便把借据烧掉罢了。因此公终身不向官府递交诉状，虽然处在富裕境地，门庭却寂静无人。一次元旦打开家门，抓到一个盗贼，原来就是欠租逃亡的佃客。他跪下请求说：“我长期辜负公的恩德，所以亲自捆绑自己前来谢罪。”公说：“让你受苦了，赶快给他喝酒，然后打发他走。”仍旧按照原来的约定让他租种土地。公乐于施行自己的德行，大多如此，有人把他比作陈仲弓。公虽然终身只是儒生，以耕田植桑为业，声名和影响没有超出乡里，但他的宽厚足以获得众人的拥戴，明辨足以识察人物，廉洁足以镇服世人，谨慎足以应对事机，政令一旦下达到郡县，他所积蓄的才能便会发挥出来，功名哪里会骤然低于龚遂、黄霸呢？汉代任用人才很多，从孝弟力田、贤良方正等科目中选取，公实在无愧于这些人。当今皇上有志于中兴，准备停止科举，实行古代最初的制度，而公最终却以隐居乡里的石隐身份终老。大概那时公的年纪已经老了。天下被征召的人有若干，往往还要靠接济粮食生活；公参加公车征召却没有得到任何显著表现，反而因为虚名而受到诋毁，被斥为处士，最终朝廷仍然停止荐举，恢复科举。许多人思念公；公临终时对几个儿子说：“古人积德，就像耳鸣一样，只有自己听得见；如今近来竟听到一点名声，这是为什么呢？”又说：“守住我最初的心愿，就是善行。若是有意去做善事，反而就丧失了善行。”公的内在操守尤其淳厚，章公的行状中已有详细记载，这里只把他的事迹写入传中。公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二岁，于某年某月某日安葬在某里。原配袁氏，生子黼，为太学生；继室倪氏，生子某某，都是本县诸生。他们的婚姻都出自士族。少参公名礼，世人称为稷峰先生，是以经学在海内闻名的人。在后面附上铭文。铭文说：“相信你的内心，成就你的行为；积累你的德行，收敛你的声名。耳中嗡嗡作响，声名传达到帝廷。月旦品评足以证明你是贤良，征召公却不肯出仕，未免使人轻视樊英。唉！士人是因为被征召而显得尊贵吗，还是反过来因为是士人而受到轻视呢？后来有作为的人，应当以公一生的行为作为准则。” 特进、左柱国、少师、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贵、湖、川、云、广五省军务、兼巡抚贵州等处地方、恒岳朱公墓志铭。乡里的前辈恒岳朱公，自从辞去学政职务居家以来，足迹从未进入城府。我没有机会拜见他的容颜、聆听他的言论。平日心中仰慕公这位廉洁安静的长者，认为他应当做到公卿，未必完全料到他后来能够处理天下大事。后来公从陇西起兵，历任蜀地右辖、左辖，多次升任巡抚、总督，控制西南地区；他所到之处平定重大灾难，策划建立重大功勋，这才知道公的才能远远超过常人。祖宗全盛之时，声威震慑四海，尚且不能平定安南直到麓川的战役，使天下疲敝十年，只不过换来中国一个大县，然而主管此事的人还妄求封侯受赏，至今仍有遗留的议论。以公的事迹来看，究竟会怎样呢？大概时势到了今天，已经难以言说了。自从边疆战事告急以来，天下骚动，蜀中于是发生了奢酋之乱。奢酋属于苗族，世代居住在蔺州，是蜀地外部边疆，同贵州边疆的安氏接界；二者都承袭宣慰爵位，世代互相仇杀，在各司之间称雄。天启辛酉年，奢崇明因响应调发出兵重庆，乘机杀害督抚以下各级官员，于是占据重庆。一声号令便聚集二十万人，分路进攻成都，所经过的郡县都望风瓦解。当时公先以左辖身份入朝觐见，已经上路。省会没有主将，形势汹涌，蜀王急忙率领军民到东门拦路挽留公。公慨然说：“事情不能因为艰难而逃避，这是臣子的职责。”立即返回军旗所在之处整顿军队，筹划守御。约二十多天，得到精兵七千人，又以乡勇辅助；这时贼军已经逼近城下。公出城向众人宣誓：“一定要拼死作战，不能有二心。”众人都感动流泪，于是登城分守四座城门。贼军用尽各种办法仰攻，不能取胜；公趁贼军懈怠，直接闯入贼营冲击他们，斩首一千多人，生擒几名贼军首领，因而掌握了贼军的要害。有一天把城内的间谍全部搜出，杀了二百人，并发布文告，故意让贼军更加使用奇计和间谍，从多方面误导他们。后来贼将罗干象来归降，贼军的计策才陷入穷途，开始有退兵的打算。我军逐渐出营到城外，每次交战，公总是亲自站在阵前，箭石像雨一样飞来，他的眼睛也不眨一下。诸将受到感奋，拼死作战。过了很久，援兵大批集结，战事更加激烈，贼军于是溃败逃走。到了第二年正月，成都被围总共一百天才解除。公这才得到巡抚的正式任命。贼军退到叙州，又集合起来攻城。公率大军兼程追赶，又先命令所经过的郡县截断他们的退路，杀伤的人数很多，贼军前后死亡数万人。乘胜追击败军，平定叙州，收复重庆，斩杀其骁将樊龙。贼军于是渡过泸水逃走，恰逢军饷缺乏，来不及追尽。

译又过了一年三月，加授公为兵部侍郎，总督川、湖、陕西。七月便进入蔺州，清剿其巢穴，拓展土地一千多里。公于是请求把外部四百里肥沃土地隶属于永宁卫，把内部四百里瘴气严重的蛮地分给各位降将，让他们世代作为藩篱屏障。诏令同意了。不久，安氏又在水西反叛。到这时，安氏和奢氏解除仇怨，贼军逃到水西边界上，互相依为唇齿，又聚集众人掠夺。蔺公整顿军队把他们击退。恰逢贵州巡抚在大方战败覆没。甲子年，公出兵遵义，为贵州提供声援。升任兵部尚书。当时贵州军队屡次失败，贼军势力又壮大。朝廷商议改由公专门征讨，赐给尚方剑，调任巡抚贵州，节制贵、川、云、湖广五省军务。公受命后返回重庆镇守，大规模整顿军队，分路并进；又另用降将招降奢氏的亲信拍登等，斩下奢崇明的儿子安寅的首级献上。安寅最为雄悍狡猾，他被杀后，奢崇明更加无力作为。公于是专心讨伐水西。不久因父亲去世回乡服丧。公回去以后，贵州的战事大为败坏。己巳年，仍然起用公担任贵州总督，像从前一样。安氏之乱到这时已经九年了。公到任后，详细陈述过去失败的原因，决定同他们重新开始，首先断然确立以战争促成安抚的原则，打破一切欺骗隐瞒的习气。于是选拔将领、训练军队，大幅提高赏格，招募敢死之士，招募百姓耕种开垦以供给屯田粮食，制定长期驻守的计划。公又遍历险要关隘，确定营垒位置，顺应地势、利用便利来谋划进退。于是会合贵州、云南、四川三方面的军队进攻，截断各处相互支援的道路。公督率大军驻扎在六广，逼近大方。侦察得知安氏军队有一支抵达赤水，便命主将假装败退来诱敌。贼军深入到永宁，大军从其后方出击，贼军首尾不能相顾，大败溃散。于是斩杀奢崇明和安邦彦等人，其余贼军逃窜隐藏，本来计划一鼓作气将其消灭。然而蜀地将领为了争功，故意先拔营回去，向敌人显示出破绽。当时安位年幼，受到远近各部族首领的胁迫，又纷纷起来抗拒我军。公估量水西山川溪谷的险阻，雾气瘴气阴冷毒恶，昏暗时分和白天都难以辨别，不能同他们硬拼，于是专门用计谋困住他们。军队屯驻在附近地区，相持一百多天；又逐渐派出游兵从四面轮番进攻，逐步逼近，焚烧他们积存粮食的仓窖，断绝他们砍柴放牧的道路，贼军因饥饿而坐困。别将刘养鲲秘密派人进入大方，烧毁他们的宫室。安位非常恐惧，请求投降。公不答应，要求他们做到四件事：一，降爵；二，削去水西以外六目的土地，归还朝廷；三，献出过去杀害巡抚王公的贼首；四，开通毕节等地的驿路。安位都唯唯听命，于是率领祸乱的首领献上降表归顺。然而贵州人不愿意停止战争，又挑起事端，互相仇杀。公立即杀掉带头的几个人，事情才平定。丙子年，调兵讨伐摆金、两江、巴香、狼坝、火烘五洞的叛苗，进一步剪除水西的羽翼。云南沐氏的土舍普名声作乱，公会合军队讨伐，平定后将普名声依法处死。蜀帅侯良柱贪婪专横、违法乱纪，公上疏弹劾，朝廷下旨审议。侯良柱凭借后台反过来陷害公，又利用先前争功的嫌隙，借指责水西侵占土地来攻击公，说公曲意包庇安氏；朝廷又下旨派人调查，结果反而以诬告定罪。后来安位死去，贵州人又想用兵，并且煽动老乌等首领在贵州反叛，把这作为公的罪过。公一战便平定，仍然以招降结束。此后从贵阳上下六卫到楚地的清平、偏镇四卫，计算道路长达一千六百里，全都设置亭障，交通商旅，不再有突然盗乱的忧患。蜀地战事刚刚平定时，诸将和官吏都想在那里设置郡县。公说：“你们只是为自己争功，不替疆域万世的长远计划考虑，轻易谈论改设郡县，将来酿成祸端，罪责要归给谁？苗疆不能用治理中国的办法来治理。那里土地深藏于密林、边远荒僻，百姓像鸟兽一样聚散不定。公竭力坚持不可，于是此议被搁置。”诸将和官吏听了都不高兴，于是开启了后来争功的端绪。等到安氏之乱平定，公已经以招降结束战事，便竭力压下设置郡县的议论，上奏说：“臣认为边境虽然安定，却不能忘记用战备御敌的法则，必须先巩固根本。水西自河流以外六目九司的土地，也相当广阔，如今已经全部纳入版图。沿河的要害之处，臣修筑城池三十六所；近处的可以控制边地、掌握出入，远处的可以联络云南、四川、沟通商贾；都设立馆舍，修整驿亭，建立仓廪，炊烟彼此相望，部曲相互保卫，挖掘壕沟、修筑壁垒、设置木制望楼，彼此联络不断。敌人一定不敢突然侵入作乱。鸭池、安庄计算河边可以耕种、能够开通沟渠的土地，不下二千顷。事情平定以后，不必忧虑常年屯驻一万人；每名军户占有水田二十亩、旱田六亩，再稍微增加一些，使他们能够自行供给盐、酪、草料。从前诸将士都亲身经历数百次战斗，披荆斩棘，建立城郭，都愿意得到一小块土地来传给子孙；即使分割新开拓的土地授予他们，也可以使他们知道有所劝勉。谨慎地分条陈述九项便利之处：不设置郡县而设置军卫，不改变当地风俗，使内外相安，这是第一；土地不断开垦，聚落日益繁盛，疆界确定之后，敌人便不能借口民众不耕种土地而逐渐侵占，这是第二；贵州土地险峻贫瘠，依赖外地供给粮食，如今在本地自给，可以省去转运的劳苦，这是第三；国家财用正困乏，从太仓拿出金钱慰劳诸将，不足以用爵位酬报他们；爵位反而会因此变得轻贱，不如把土地给他们，对国家没有损失，这是第四；既然允许他们世代占有土地，各自建立家业，长久永久地成为抵御冲突的力量，这是第五；大小相互维系，轻重相互制约，无事时容易安定，有事时容易驱使，这是第六；春夏治理农事，秋冬操练军队，在河上耀武扬旗，宣扬军威，使敌人不敢窥伺，这是第七；顺从士兵和百姓的便利，把愿意耕种的人分给土地，让他们一边耕种、一边戍守，卫所自然充实，这是第八；军队耕种抵充军饷，百姓耕种抵充粮赋，以屯田考核耕作，不拘泥于户籍；通过耕种聚集人口，不使赋税世代固定不变，使各人都乐于自己的事业，这是第九。臣的布置已经有了条理，冒死把这些上报。后来蜀人不断争功，又想取得水西土地来扩张自己，公再次上奏说：“臣认为防御边疆的方法，在于以不强行治理为治理；既然已经归附，就应当使其安定，不专门在于攻取。如今水西既然已经献款归顺，残余的蔺安势力怎敢固守叛逆？只应明确划定疆界，让各部酋长自行耕种放牧，遵守过去的制度，承担职贡赋税，这是数代人的利益。若设置官府、屯驻军队，臣愚以为不便。

译守边的人，只听说要扼守险要，从没听说要进入险地。这里正对着贼人的巢穴，四面孤立悬绝，中间又被河水隔开，不利于相互救援。修筑城池、守住渡口，会造成运输繁重、费用巨大，是拿有用的东西去资助无用之事；而且对内会激怒蔺地众人，使他们拼死相斗，对外又会挑衅水西，产生扼住咽喉的嫌疑。一旦兵端开启，就很难迅速停止。如果臣也随声附和，忘记根本计划，夸耀开疆拓土的功劳，这只是人臣一时的利益，并不是疆场的福祉。”奏疏上达后，朝廷数次下诏责问，公坚持自己的意见更加坚定。等到安位去世而没有后嗣，朝廷议论一定要用兵，关于设置郡县一事，公又大略上奏说：“水西各部酋长倚仗险固，过去阻绝声教；如今安位已经灭亡，疏远的宗族和旁支纷纷争夺继立。臣奉行明诏，一概加以禁止，圣威远扬，苗人前来归附，献出土地和印信，接连不断。臣认为水西有宣慰的公土，也有各目掌握的私土；宣慰的公土应当归还朝廷，各目的私土应当分给守边将领。登记户口，征收赋税，使不同风俗的人民归向朝廷，同编户百姓一样。在大方、西溪、谷里、比那等要害之地筑城驻兵，足以大振国威，永远消除反复不定的势力。西南边境本来都是荒服之地。杨氏反叛，播州奢氏反叛，蔺州安氏反叛；水西在云南的定番，不过是弹丸之地的一个州，却有长官司十七个，二三百年来从未听说发生反叛，并不是其他酋长喜欢叛逆，而是定番的性情忠顺。土地广大，是跋扈的资本；势力弱小，是保全世代的办法。如今臣把水西的土地分给各位酋长和有功的汉人，让他们都世代守护。凡是酋长习俗中的暴政苛税，一律革除，使其参照采用汉法，可以作为长久之计。”朝廷多次下诏询问可否，最终听从了公的意见。考察公前后所陈述的条款，实在是掌握了古代王者驾驭边疆的策略，处处都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当群臣议论沸腾时，贪功好事的人前后接踵而来，蛊惑朝廷议论，导致天子不惜削去公一个官阶来向贵州人谢罪；而公最终尽心尽责，亲自承担一切，不因利害和毁誉而动摇自己的心志，决定国家长久的大计。假如公的智慧不是这样，西南地区很可能就会成为长期祸患的根源。这就是我所说的超过前人的地方。公为人忠厚诚实而有见识气量，能识别人才、善于任用人才，也乐于让人才发挥作用。他用兵总是谋定而后战，尤其善于使用间谍，把失败转化为成功。在箭石飞来的战场上，神色气度反而更加安闲，指挥毫不混乱。至于降将罗干象抢先叩头说：“公真是天人，我岂敢不替公拼死效命呢？” 后来罗干象屡次建立战功。公镇守边疆始终凭借恩德和信用，从未无故杀过一人，所以所到之处人们都归附他。他去世后，各地都停止营业，街巷中哭声一片。起初公从陇西起兵，因为讨伐矿盗到达临洮，经过首阳山下时，遇到一位老人同他谈论当世之事，十分投合，于是把老人带回，老人把《奇门遁甲》《六壬观占》等书传授给他，使他完全掌握了其中的术数。所以公尤其擅长占候。内江有个牟康民，是位隐士，精通术数之学，预先占卜西南将有事变；后来平定此事的人，就是朱公。公最初脱去布衣出仕，授大理评事，审理三晋地区的囚犯。有一名囚犯犯了死罪，但豪强势力奔走权贵为他求情。公还没有走出都城门，就有人在夜里送来金钱替囚犯说情，公毅然拒绝。后来审理此案，某人因杀害多人而定罪，供词和证据都符合；公特地上疏论述并请求依法处决，此事传到朝廷，朝中称赞他公平，于是升任苏州知府。他清理额外的羡余，慎重审理刑狱，救济灾害，政务全部办理妥当。又利用空闲时间召集诸生，手执经书向他们讲问学业，风采卓异。升任广东督学副使。临行时，郡中因织造监的事情发生动乱，聚集数千人，准备向权贵宦官报复。各位大官安抚他们却不能平定，公只用几句话就使事变解除。在广东，他尽力担负整肃风纪的责任，拒绝一切请托。按察使林某多次写公文推荐士人，公拒绝了。最后林某竟然发檄文命令藩司把二十人送入棘院应试，公不同意，说：“这是侵夺职权，违法。”仍然把他们的姓名张榜公布在市中。林某十分恼怒，立即捏造其他事情诬陷公，朝廷的舆论最终认为公正直，于是将公贬为御史。公在广东六年，选拔出许多名士。等到公上告请求侍养老母，十年后再次出仕，升任蜀地右辖。当时朝廷正因营造殿门而到蜀地采伐木材，二十年来耗费国库数十万，官吏因受牵连而被关押致死的接连不断，却连一寸木材也没有运到京师，责任归在右辖。公心中怀疑此事，赶快驱车到涪州木厂，正赶上官府把木材分列等级后离开，公便取出其中不合规格的木材交给商人，作为他们向北运输的路费，五天就完成了工程。又清查全省漏登记的田地若干亩，每年抵充新饷七万五千余。蜀人感激他。等到水西平定后，当地筑城、建堡、设置公署、开荒屯田等事务，全都由公亲自经营，清楚可考；所需费用则从公用余款中取得。公的才能不可估量，就是如此。然而他平日总是把才干隐藏起来，谨守规矩，完全没有显露出与常人不同之处让人察觉，因此越发难以窥见他的深厚。曾经有人评论公：沉着坚毅像魏公，忠诚像汾阳，练达像文饶，廉正像孝肃，而将略大致类似赵营平，确实是本朝经世济民名臣中的冠冕。我最终惭愧自己太晚才了解公。公名爕元，字懋和，别号恒岳，世代居住在山阴白洋里。始祖琛，因为次子辛跟随皇帝建立龙兴功勋，世袭寿州卫千户，封武略将军。长子昻传到絅，四代传到导，导在弘治壬子年中举，任内江知县。五代传到箎，箎在正德庚辰年中进士，任监察御史。六代为京，七代为璘。公配偶赵氏，生三个儿子，公是幼子。公出生时相貌骨骼清奇，见识者很早就预言他是伟器。少年读书机警敏捷，十岁便能作文，二十岁中万历乙酉乡试，壬辰年中进士。历任官职，最终做到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戊寅年三月二十四日卒于任所，按例祭祀安葬，享年七十三岁；出生年份距嘉靖丙寅年。配偶庄氏，封一品夫人，推恩三代，都依照公的官阶。儿子四人：长子兆宁，因蔺州功劳世袭锦衣卫指挥使，没有子嗣；次子寿宜，承袭爵职；三子兆宪，因水西功劳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四子兆宣，是官生，任南京后府都事，婚配情况另见详文。女儿一人，嫁给太学生祁象佳。赐茔在九里山。安葬在某年某月某日。

译铭文说：“山川岳渎蓄积精华，厚重地生出人中的豪杰。东南的巨大镇山，正是禹穴和胥涛所在。世代都是才俊汇聚之地，有声誉的人便是英杰。我公奋然崛起于此，处在参、井二宿交会之地。孤城一战，威猛如怒虎咆哮。席卷千里，深入不毛之地。讨伐叛逆，使他们舍弃抵抗而服从，大家同归于上天覆护之下。远方荒服之地归顺，其贡品有包茅。圣明的武功多么光耀，既不逾越礼法，也不懈怠。丰功大节，使他的名字在麒麟阁上高显。臣难道不可以封侯吗？臣的职分却不能逃避。我想起廉颇、李牧，在内外建立旌旗。九原若能复起古人，便可指挥萧何、曹参那样的功臣。于是刻下这篇铭文，用铙歌来歌颂。愿你万年长存，使厚重的史书极力褒扬。” 《北渠章公及其配偶顾安人合葬墓志铭》。会稽章氏，是我母亲的族人。北渠老人是我外祖父族中的叔父，按辈分是我太公一辈。我回忆自己幼年丧父，依靠章家，后来便分出北渠老人的房舍居住。我在老人父子之间侍奉最久，因此最了解老人。老人名渐，字某，北渠是他的别号。父亲名某，母亲某氏。他的世系出自全城练氏，是偁山里人。族人最为繁盛，世代都有显达者。但老人因贫穷困顿而放弃儒业。老人一生质朴厚重，崇尚孝道和义行，乡里称他为长者。家中原本贫穷，渐渐借贷本钱，贩卖邓林的木材，奔走于闽、歙、三衢之间，直到老年也没有改换行业，但仅仅能够供给日常饮食而已。老人虽然隐身于商贾之中，却没有精于垄断囤积。老人去世后，几个儿子有的务农，有的继续父亲的行业，家业渐渐兴起。配偶顾安人出自上虞的望族，与老人共同守着贫寒的生活，推车、劳作，无不经历。晚年又帮助儿子们兴起家业。她在老人死后十年去世。此前老人病得非常危重，安人露天祈祷，请求以自己的身体代替老人；估计不能奏效，便割下自己的股肉和药服给他，病于是痊愈。乡里人都歌颂她。安人去世后，几个儿子办理后丧比办理父丧更加悲痛，哀伤得形销骨立。小儿子天祚吃素三年，服丧期满后仍思念父母不止，便刻制两尊木像供在龛中，像父母生前那样为他们盥洗梳理、安排起居，出门进门一定禀告，有事一定占卜得吉后才行动。宗周听说后，感叹并认为奇异。礼制失落以后，反而要到民间去寻求了。世间传说丁兰刻木像，我还怀疑未必真有此事，哪里料到竟在老人的儿子身上见到了呢？这或许也和安人割股的事前后相互感发；他们的行为近乎愚拙，但内心没有任何企图而自然如此，也正是普通男女所具有的至性。这两件事都足以劝勉世人。宗周被这件事感动，为老人把事迹写在墓石上。老人有四个儿子，长子某，娶某氏；次子某；次子某；次子某。老人出生于某年，死于某年，享年若干岁。安人出生于某年，死于某年，享年若干岁。墓地卜在范桥之南，天祚的岳父陈岐阳确实出力营办了此事。下葬在某年某月某日。下葬若干年后，几个儿子才得以备办墓石，并拿着他们舅父工部郎回澜先生所写的文章来请我作铭，是想使父母的名德不朽。唉，我从未见过平民中有如此贫穷却这样安葬父母的人，这实在应该铭记。铭文说：“范桥之南，有高悬而居的墓宅。望其气象如彩虹，墓中之人极为伟大。深闭的墓门千年长存，保存的只是旧日的德行。旧日的德行是什么？就是陈氏家门的显赫。既已卜定墓地，既已埋葬，又已封土并种树。愿你的子孙繁盛，美好得不可胜数。生养我的父母有三位，恩德广大无边。于是把铭文镂刻在金属上，又刻在石头上。礼制失落了，就到民间寻求；孝亲之思，永远是准则。” 《从祖太虚公及其配偶沈安人合葬墓志铭》。我们刘氏聚族居住在水澄，深巷有数百武，门户宅第相连，其中没有其他姓氏夹杂居住；那里的风俗习尚往往自成一家。大概因为世代读书而少有生计，又混杂着市井末流，所以那里的人文弱而轻佻。中世以来，士大夫更加习惯以浮华风气引导他们；年轻读书人群居亲近，每每张口议论人物，把品评月旦当作高雅，甚至有人相互告诫不敢走出本乡，一走出去便说“水澄，水澄”。当时有一个人，脚步不越出界限，眼睛不熟悉交游，终年关门不息地读书，像处女一样谨慎，只有我的从祖太虚先生一人。此后，族中子弟有望见先生而趋附学习的，水澄的风俗因此稍有改变。可是自从先生去世，巷中竟没有居住的人了。恐怕后人看今天，比今天看从前还要更加悲哀吧！太虚先生，是我先父始终同学、忘却身份差别而交往的朋友；又与先父住在比邻的房舍，没有一天不聚首谈论文章学艺，有时还互相砥砺名节品行，把这当作常事。等到先父去世，先生抚尸哭泣，悲哀异常。我这个遗腹子出生后，稍稍长大，登上小楼，和姊妹们从西窗偷看，听见先生读书的咿唔声整夜不断，有时灯笼的光从帷帐中映照出来，心里便十分欢喜。后来我离开故乡，渐渐懂得人情世事，才逐渐仰慕先生；间或拜见先生，谈到先父与先生一同读书的往事，我便低头哭泣，久久不能抬头仰视。先生年岁渐高，到了耄耋之年，我内心一直牵挂，准备写一篇短文为他祝寿，陈述一生的情谊，先生却已经去世了。这样说来，从今以后，假如有可以使先生不朽的事情，难道不是我这个小子的责任吗？适逢从叔氏仪请求我为先生写墓志，我惘然长叹，于是为他写道：“先生敦厚朴实、笃实行善，是古代的君子。他侍奉双亲很孝顺，早晚寒暖的礼节，一丝不苟地合乎礼制；父母有病便向上天祈祷，愿以自身代替。居丧时悲哀毁伤，瘦得形销骨立，像婴儿一样依恋父母，终身如此。他对待兄弟，直到年老都没有一句不和的话；又把这种情谊推及各位伯叔。各位伯叔因为分家而发生争执，几乎要投状告到官府。先生从中极力调解，总是趁机劝说道：‘兄弟是手足，怎么能因为争夺财产而伤害天性呢？’各位伯叔深受感动，于是重新和好如初。先生尤其温和地重视敦本溯源的情怀，宗祠坍塌后，亲自带头艰苦经营了数年，才使它恢复旧貌。他曾编纂宗谱，承接司马公的遗绪，百年以内的世系次序和姓名科第都可以考查而得到凭信。晚年更加虔敬地办理祠祀礼典，有时隔日便到祠堂擦拭几案席位，像侍奉活人一样，并且以此教导族人。他处理家庭事务和睦融洽，与配偶沈安人早晚相敬，到老仍像宾客一样相待，家人也受此感化。他对待亲友全都有恩德。”

译戊子年发生大饥荒，舅父家困窘，先生分出自己的饮食供给他们。有佃户来告急，他便略微减免租税给他们，并煮粥供食，救活了很多人。其他喜欢施行德惠的事情，大多也像这样。他对自己的生活供给极其菲薄，吃粗粮、穿布衣，从小到老都不改变，步行而且内心安然。即使衣食不足，也安闲自若。他操守耿介，以求见请托为耻。云间何氏，是他平素的朋友。后来何氏任我郡的司理数年，先生始终没有给他写一封书信。堂弟蕺崖去世后，张姓人欠他一百多金，先生追讨回来，却没有私取一文。他待人谦和无争，无论老少见到他，都自谦退让；但始终没有媚态。他举止神色都有固定的法度，走路不疾趋，站立不倚靠，坐下不张开双腿，笑不过度，更不用说发怒骂人了。他生性爱读书，经历寒暑都不用炉子和扇子，到了老年手中仍不离一卷书，完全没有音乐、赌博、下棋、饮酒等嗜好，平生高雅志向在于青云之业。早年奋发努力，曾以诸生中的高等获得廪粮多年，正等待贡入太学，却受制度限制，最终只能以庠生身份终老。唉，这也足以窥见先生的概略了。仪称述先生说得好：‘先父胸襟纯洁明白，没有丝毫欺骗隐瞒，不虚构一件事，不妄发一句话，口中不谈道学，但他一生存心积德行善，没有不是实实在在的道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钱〕 唉，这正是先生在无人看见的地方自我省察、自我鉴戒之处，外人从哪里能够知道呢？于是我这个小子根据亲眼所见和记忆，证实确实如此；这不就是古代所说的君子吗？先生名炯，字仲灵，先世是宋代五忠臣的后裔，始祖是文质公，传到第八代为父亲西河公某，母亲王氏，先生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庚申年补入县学，戊寅年领取廪粮，丙午年由鹾院荐举德行，庚申年今上登极，蒙恩远授训导，同年某月某日去世。安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与先生德行相同，寿命也相同。先生美好的品行，安人处处都有辅助，正是前文所说的白头相敬如宾。生子儁，娶傅氏。仪是县学生员，娶季氏；有两个女儿，长女嫁县学生陶允敎，次女嫁六合知县沈绾。儁生子钊文，女二人。仪生子鋐文，女二人。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河塔山南。小子我再想到先父当年和我族中同学互相切磋砥砺的人，除先生以外，还有赠驾部玉笥公、州刺史昆仑公，都是莫逆之交。两位先生有的自身显达，有的凭借儿子显达；即使我宗周最为不肖，也还能够借先人的恩泽取得一第。唯独先生困厄贫穷而死，后人也没有谁能够振作起来替先生争一口气。可惜啊！然而先生风采仪容高雅端正，行德不知疲倦，乡里人都仰慕他。即使像陈太邱、王彦方那样温恭谦谨的两位贤者，也足以承继父亲的教诲，使一门之中充满孝义。若近来很难做到这样，那么先生对于刘氏家族的尊重意义，以及使这个世家传承不衰的作用，本来就不必依靠区区的功名爵位了。这实在应该铭记。铭文说：“浮华会侵蚀德行，木讷质朴却接近仁德。向外追求终究不足，应当向内追溯自己的根本。此时守护住它吧，他的仁心多么真挚；率真地遵循它、践履它。对兄长友爱，对子女慈爱，对君主尽臣节，即使说他没有学习过，谁的真实德行能超过这个呢？悠悠流淌的澄水，显赫的德门。不享俸禄却富有，不居爵位却尊贵。他尚未完成的事业，留待后代子孙。”

译《陈母刘氏与儿媳合葬墓志》。蠡城西边数里，青甸原上，有姑母和儿媳同穴合葬的墓，是太学生陈至仁的妻子刘氏，以及她所生的县学生员刚的妻子刘氏。她们在陈家是婆媳关系，在刘家又是姑侄亲属。我先从曾祖少司马艮所公有一个孙子名某，是我的先伯考太宁公，娶某氏，生女儿仲予，是我的姐姐；后来又娶至仁的妻子，她是我的女儿。太宁公有文学和品行，继承祖先的德行，所以姐姐一向熟习妇女的教诲；嫁到陈家后遵守妇道，性情勤劳机敏，每天鸡鸣便起床，督促奴仆把事情都治理好。她侍奉公公思石公。思石公白手起家成为富足之家，唯独把家政托付给贤能的妇人，钱粮米盐等事，没有不由她掌握关键、负责出纳，并且处理得恰当的。因此陈家更加兴旺，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刚。刚几岁时便议定婚姻，我的女儿由太宁公主持订盟。等到女儿成年嫁给刚，我姐姐因为姑侄亲情，私下对她格外怜爱。她做媳妇五年，公婆和太公婆没有不纷纷称赞她贤良的。她辅助丈夫勤奋读书，凡是这些成绩都来自我姐姐的教导。满一年生女儿彭，过两年生儿子春，又过一年生儿子夏。将要满月时，她因生产疾病去世。公婆上下都很悲痛。思石公说：‘进门五年，耳朵从未听见新媳妇的声音。’ 姐姐哭着说：‘她侍奉我五年，从没有露出违忤的神色。’她的族人于是为她作诔文说：‘孝顺而令人哀痛。’唉，悲痛固然悲痛，哪里敢说她有怎样的孝行呢？女儿去世五年后，太姑徐氏去世；又过五年，我姐姐也去世了。同年，女儿彭也相继夭亡。陈氏的福运，再也不像从前三代夫妻那样兰芽玉茁、兴盛繁荣了。乡里人甚至追念我姐姐的美德，并推及她的儿媳；谁说妇女孩子不关系家族福祚的兴衰呢？司马家世代遗留清白，后人过着贫困生活。姐姐嫁到陈家后，从未拿一文钱私下给外家，偶尔给母亲做些鲜美脆嫩的供养，也不过取用豆鼎而已。临终时床头有一镒金，她拿出来犒劳侍女，其余交给丈夫，她的卓异而不乱就是这样。她死后，诔文说：‘孝顺恭敬，看我女儿的情意便可相称。’女儿出生时，为母亲章氏所生，最初哺乳并被我先母贞节氏看见，所以取名祖爱，字贞元。她从小温婉柔顺、听从教导，我教给她《论语》《孝经》《列女传》，她依次都能背诵，很懂得大义。等她做媳妇的时间很短，所以没有什么善行可以特别称述；然而不违背教训的人，大概也很少。她的命运本不应如此，却早早夭折，因此我为她悲哭异常。又过十年，我哭悼姐姐；她如果感受到我的怀念，会是什么心情呢？姐姐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一岁。女儿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二十一岁。姐姐葬于某年某月某日；同年冬天以后，又迁来我女儿的灵柩，使她附葬于姐姐墓旁。附葬并不合礼制。活着时彼此亲近，死后又相互依托，这是人情所宜，所以应当铭记。铭文说：“谁没有姑母和儿媳？可是你们活着时，同出一祖。谁不是姑母和儿媳？可是你们死后，又聚集在一起。谁是你的丈夫，谁是你的儿子？难道能不遗憾百年之后心中腐朽吗？幸赖有这篇文字，可以慰藉你们内心的私情，也凭此把你们托付给千古。唉，美好啊！愿永远昌盛，愿你的福佑长存。” 《刘子及其配偶诰封淑人章氏合葬预志》。唉，淑人离开我去世，到现在已经两年了。黄泉长夜之中，将要谋求把这些话刻在墓道的石头上，以此作为不朽的打算。只是回头看看我自己已经奄奄一息，又有什么可以称述的呢？像鸿妻、莱妇那样互相引述来增重声誉，再把这些写入史册，也很可惭愧；姑且保存我对淑人的记述罢了。淑人是会稽章氏，是我母族的侄女。父亲是巨川公，做官于华；母亲是弈氏。她七岁时父亲去世，家中又贫穷，母亲辛苦抚养她长大。长大后学习刺绣，很快便精通，时时用自己的劳动补助母亲的困乏，没有一天停歇。严冬时节，她挑灯做到更漏将尽，即使十指冻裂也不停止。因此获得了贤女的声誉。我母亲选择媳妇，让姨母前去察看，姨母说：‘这个女子有福气。’于是禀告舅父，聘娶她为妻，连筐篚等礼物也没有置办齐备。她十九岁时入赘嫁给我。三天后，她来到我舅父家；因为我出生后丧父，长大是在舅父家养育的。到这时我已经分家，家中没有人迎门。淑人亲自操持汲水舂米等家务，极其谨慎周到地奉养我的母亲，备尝艰苦。我只是闭门攻读科举功名的学业。入夜后她仍挑灯帮助我读书，往往比我晚睡，却比我早起询问，早晨没有辱没鸡鸣起身的古训。偶尔我没有准备好头巾，淑人便亲手结成一条送给我，过了几年我才把它除去。自从开始做官以来，我始终未能给淑人准备翟冠，内心一直耿耿于怀。淑人嫁给我的第二年是万历丁酉年，我补为郡学生员，随即考中乡试，成为辛丑科进士。当时我的母亲去世，只有淑人负责含殓等丧事；我稍后拜官行人，又承受先祖父的重任。从此我抱有羸弱的疾病，恰好淑人也病倒在床，我们相对生活了三年，疾病缠绵的状态是世间人所难以忍受的。我病情稍有好转，却又不善于迎合世俗，因而坐废在家吃饭，前后算来有二十年。淑人每天穿着粗短衣服，劳作操持，几乎完全不把自己看作官人的妻子。其间又嫁出两个姑母，娶进一位从叔的妻子、一位再从叔的妻子，抚养一名孤独的外甥，给外甥娶妻，以及孙甥、孙甥妇，都是淑人勤勉努力来帮助我，而我于是日益贫困，并且和淑人将此作为终身安然的生活。到了天启辛酉年，熹庙改元，我由行人起任礼部主事，接连升为光禄寺丞、尚宝卿、太仆寺少卿。淑人只随我到尚宝卿任上几个月，便和我一起以请假名义归乡。一年后，我被起用为右通政。适逢逆阉魏忠贤扰乱政事，我辞官，因而获罪被削夺官职。崇祯戊辰年，今上改元，恢复我的诰命，又起用我任顺天府府尹。淑人再次随任一年多，又和我一起以请假名义归乡。

译乙亥年，朝廷推举阁员，我奉召赴京。丙子年，我以工部左侍郎身份请假，因而寄居津城，上书指斥当朝宰相误国的情状，奉旨削去官籍，遣返乡里。当时淑人在家卧病，病势逐渐加重，不久便去世了。她死于丙子年十二月十五日申时，距离她出生于万历戊寅年九月十七日申时，享年五十九岁，与我同年出生，只比我晚八个月，淑人最终就止于此了吗？起初我任礼部官职时，她封为安人；后来我任太仆寺少卿，晋封恭人；后来我任京兆府官，又晋封淑人。中年生了两个儿子，长子汋，因为我任京兆府官，遇到今皇太子册立的恩典而补官；次子夭折。四个女儿，长女嫁陈刚，次女嫁王毓蓍，三女名章黻，夭折，四女嫁秦祖轼，都是读书人。汋娶周氏，生了两个孙子，名茂林、邓林。唉，我对于淑人还有深重的追怀感触。淑人刚嫁给我时，我性情多怒，时常把责骂的话说给她听，以至于触犯了我的母亲。淑人从容地劝我说：‘你身为人子，侍奉母亲可以这样吗？’我非常悔恨，常常自己责打自己很久。淑人高兴地告诉亲友说：‘我的丈夫能够改过了。’我母亲晚年身体渐渐消瘦，淑人亲自承当她的起居，凡是梳洗、梳头、饮食等事，都亲自劳作。母亲事事都顺着她，依赖她就像依赖左右手一样。等到祖父病重时，我滞留京师，淑人典当簪钗耳饰来供给汤药，在周旋侍候、询问病情之间，就像她侍奉我的母亲一样。晚年每天早晨起床，必定先盥洗梳理，到祠堂拜谒，然后处理家政，十多年如一日。这样看来，我在为人子女的职责上，实在有太多惭愧。我因得罪逆阉而被废黜，朝廷舆论汹汹，想要杀我，把我看作东林六七位君子那样的人。淑人听说后，必定勉励我守忠义，不要苟且偷生。我当时自身危如朝露，淑人的意志却安定自若。我因此感奋地说：‘那个妇人竟能做到这样。’后来我任京兆府尹时，京城被围，火光照彻衙署，家人都号哭着想逃走，只有淑人不动，说：‘我跟随丈夫去死。’我说：‘何至于这样？’淑人说：‘你差不多可以感到幸运了。’我又因此感奋地说：‘那个妇人竟能做到这样。’由此看来，我在做臣子的职责方面实在有太多惭愧。淑人很信奉佛教，说自己早晚诵持经咒，已有数十年，我劝阻她也不回头。临死以前，她因痰喘病痛苦异常，屡次气绝；我问她鬼神之事，她说：‘没有。’又说：‘生老病死，是人人都不能避免的。’直到最后也没有一句乱话，洒脱地离世。像淑人这样的人，大概是已经从生死之理中有所领悟了吗？” 淑人性情刚强明达，存心处事总是如此；她天性真诚，一生没有戏谑的话，举止端庄稳重，即使处在闺房之中也没有懒散的神态。她主持家政数十年，虽然出入米盐等细事都精打细算、节俭吝惜，但对上下人的恩惠施予一定公平而合乎礼法。又利用空闲亲自纺纱织布，做婢妾的表率，到老也不衰退。这可以称为妇德了。她去世时，我哭着说：‘我失去了我的好朋友。’于是为她题写旐旗说：‘孝庄。’这就是《孝庄淑人志》。有客人听说后叹道：‘淑人美好啊，令人勉励！’君子互相辅助而成就事业，能够如此，我说：‘确实如此！’于是篇首题作《刘子称合葬预志》，后世有人寻找刘子的记述，也可以从这里得到。过去乡里的前辈钮石溪公自己撰写墓志，是为了讥刺天下那些阿谀墓主的人；我听到他的风范而喜悦，因此也不为自己另写墓志，只略微借淑人的记述来比况自己。君子们或许会因此悲悯我的志向。刘子晚年号克念，这一点见于志文。” 铭文说：“这座高高隆起的墓，是哪一家人的坟墓？没有姓名，也没有功业，只是返回先天本性。不记录日期，不记录月份，也不记载年份。先凋萎并非夭促，后死亡也不是延长。清风明月，白石丹泉。随时与天地俯仰，同一元气洒脱自在。唉！我与淑人同在，不能依靠言辞流传。” 《刘蕺山集》卷十三。钦定《四库全书》。《刘蕺山集》卷十四。（明）刘宗周撰写。墓表、行状。

译《丁长孺先生墓表》。白沙先生记述罗文毅公时说：‘伦必定要做君子，不能做小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私下感到惊讶：以文毅公那样的贤德，尚且要在君子与小人之间仔细辨别，以此确定人的品格，这是为什么呢？世上有真正的君子，必定是能够自觉区别于小人的人。自己区别于小人，而小人又嫉妒他，反过来把他当作小人，那么他承受世俗怀疑就会更加严重。这一点文毅公尚且如此，何况后世的君子呢？白沙先生大概正是对此有所感触。文毅公之后一百多年，有一个称为君子的榜样，叫作东林；在我浙江，又有一个人，就是丁长孺。世上有的人年方弱冠便登科入仕，一生却没有时间让朝廷的一席坐席暖热；而长孺先生却孜孜不倦、恳切急迫，把天下人的饥饿和溺困当作自己的忧患，心中有了想说的话，必定要向君主父亲全部吐露后才痛快，即使刀锯鼎镬也在所不避。像这样为人，也就是当今的文毅公。唉，一切都结束了！我宗周愚钝鲁莽，惭愧不能为先生效力；像白沙先生那样辱承先生的深厚知遇，先生死后的责任，不是我又是谁呢？请选取先生一生中重大的事迹，表述在墓上说：长孺先生，丁氏，名元荐，别号慎所，湖州长兴人。生性慷慨而有奇异的气概，遇到事情便直向前进，毫不回避周旋；然而一切都以忠孝恻隐之心为根本。他曾跟随无锡顾泾阳先生在东林书院讲习紫阳的绝学，顾先生对他十分契合；又向同乡许恭简公学习，从此志趣操守日益高明，梦寐之中都想着先贤，把他们奉为法则。等到看见世道沉沦，便慨然产生振作自己、澄清天下的愿望；对富贵利达看得如同破鞋，毫不屑意。他年轻时就有非凡的资质，弱冠便以诸生高等入学，领取廪粮；随即跟从顾先生学习《尚书》，又向冯具区司成请教，于是专擅经生的学业，北上游学太学，参加万历乙酉年京城乡试，丙戌年考中进士。遭逢父亲丧事，在家居住八年；癸巳年赴京候选，被授为中书舍人。刚满一月，便上呈万言封事，极力陈述当时的弊病，指出令人寒心的有三件，令人浩叹的有七件，坐视其发生却无法挽救的有两件，全都关系天下大计。当时贞皇帝的储位尚未确定，朝廷有把三位王同时封立的议论。先生在封事中多次责备娄江，娄江憎恨他，不久便请求出使而离开朝廷。先生回朝后遭逢母亲丧事。己亥年京察时降黜先生，先生很久没有接受调任，前后积累十二年。庚戌年起用为广东按察司经历，不久召回任礼部主客司主事；又过一年，辛亥年三月赴任。当时京察刚刚结束，大冢宰孙富平被反咬的人攻击，他的党羽附和，满朝沸腾，估计无人能够解救。先生于是挺身而出上疏抗争，列举众奸的罪状，并揭发他们谋害正人的邪恶阴谋，洋洋数千言，知情者认为这是经世致用的文章；那些党羽转而攻击先生。先生再次上疏争辩，又连续上了三道奏疏，反复说明君子小人消长、天下治乱的关键，而攻击先生的人更加急迫。神宗皇帝把奏疏一并留中不发，先生便以病为由辞职离去，在家中仍无法抑制愤懑。乙卯年又奔驰到宫阙之下上疏，言辞多么激昂壮烈，也没有得到答复。丁巳年京察，便以不谨慎之罪削去官籍。这次京察，道学清流一网打尽。先生于是刻印《程朱道命录》，以表明自己的志向。天启改元后，逐渐起用被废黜的诸臣，唯独先生仍因京察旧案受阻，士人舆论为之不平。过了很久，台省官员交相申诉，先生被起用为刑部检校，不久晋升尚宝丞、尚宝少卿。但先生已经患病，恰逢小人重新被起用掌权，借助宦官对党人进行大规模打击。先生病中总是扼腕叹息。当时朱元宁罢相归乡，来询问时政，回答中有荒谬的话。先生愤然起身，口中喃喃责骂，挥手与他告别。这是在他将要临终前几天的事。不久便去世了。没过多久，诏令削去先生新授的官职；许多正直之人因党争被关进诏狱，含冤而死，唯独先生先期去世而得以免除。如今皇上圣明，建立纲常、恢复政局，先生过去的言论往往奇异地应验，世人才知道先生从前直言争辩，是为世道作长远深切的考虑。先生在礼部任职时，福清主持国政，并且打算任他为少卿，先生没有接受。丁巳年禁锢清流时，有人说只要稍微通融、结交关键人物便可以免罪。先生说：‘这膝盖一旦弯下去，还能重新伸直吗？’熹宗初年，沈乌程以入阁拜相的身份入朝，非常仰慕先生，邀请他在西湖相会，先生推辞不去。沈又邀请他到前次江都会面的地方，先生笑着说：‘哪有白头的曹郎把小船停在相公的船旁呢？’沈怏怏不乐地离去，对人说：‘丁仪部这样刚强，不容易任用。’魏孔时任给事中回朝，经过高梁溪，先生正在那里，便请先生相交。先生对给事中说：‘我老了，不能涉足权要之地，还是立即划船返回吧。’后来孔时被削官归乡，才写信与先生确定交谊。先生虽然一向志在世道，但风采操守耿介，耻于受人援引，所以晚年同道的诸位君子无不有机会出仕，唯独先生终老山林。我常以为，空谷之中的声音果然不是虚妄。先生自从被贬秘书省归来，便在北山华濑溪修筑小屋，时常召集同志读书论道，有终老于此的志向。间或往来梁溪，商议订正学术的是非，陶然自得。可是他的内心实在始终牵挂君主和父亲。晚年到了神宗、熹宗交接之际，每当谈及此事便呜咽流泪，想借剑杀贼却无从实现，最终带着未竟的志愿死去。有识之士都为此遗憾。当初，先生的父亲少参公担心先生因为刚直而招祸，总是加以裁抑。先生说：‘宁可玉石俱碎，也不要像瓦片一样苟全。’父亲临终时握着先生的手说：‘努力吧，不要忘记从前的话。’他们父子在家庭中彼此砥砺，便是如此。先生侍奉双亲，和顺周到，即使显贵而劳苦，也不显露忤逆的神色。他侍奉继祖母吴氏，处处合乎礼意，完全忘却她不是吴氏亲生。他的母亲夫人去世后，便像侍奉在世母亲一样侍奉外祖母陆氏，卧居林野十年，奉养陆氏直到终老。舅父应奎虽不是陆氏所生，但甥舅情谊更加深厚；他又推扩少参公的心意，救济祖母一族的蒋氏，时时供给他们生火做饭。父亲有妾严氏，没有儿子，却立誓守节，先生恭谨地侍奉她；她死后，极力请求有关官员为她旌表。他把恩惠推及九族以及故交的子弟，没有不厚待的。甲子年元旦，盗贼吴野樵等二十八人砍破关门闯入县署，劫持县令。县令不屈而死，盗贼又杀了徐主簿的家人。皇帝急迫地请先生躲避，先生斥责说：‘义理上不能与国家共同承担灾难，还有什么可躲避的？况且我一抬脚离开，全城怎么办？’他立即召来思义等人，设置特别奖赏来捕杀盗贼，又飞书告知上级，于是进入县署抚慰县令的尸体，痛哭着出来。

译县丞和县尉在倾圮的墙垣、堆积的柴薪中间，彼此洒血向众人发誓，应该擒获贼首吴野樵；他们追到西门，又擒杀数人，其余党羽逃散。事情刚刚平定，城中百姓便讹传杀死县令的人要屠城，从辰时到酉时，几乎全都逃窜躲藏。有一向对县令怀恨的人，趁机倡导报仇的说法；先生晓谕居民，使大家各自安居，并公开说道：‘县令贤明，不存在报仇的事。’人心汹汹，一夜之间惊恐数次，说先生偏袒县令，将要对全城不利。先生处之泰然自若，一点也不动摇。三天后，按礼制为县令入殓；冯推官来到县署代理县事，更加共同谋划善后办法。众人都歌颂先生的功劳。先生从年轻时就勉励自己保持廉洁节操，任职所在的郡县，谢绝一切拜访请托，因此受到各位大官的敬重。有夜间送来金钱的人，他严厉拒绝；有时查知某人受了冤屈而替他解脱，也不让人知道。先生取得官籍四十年，前后实际任官不到一年；他的被罢免和起用，都关系天下世道的盛衰。他直言无隐、气节刚劲，当时的诸位君子争相把他看作先锋，而小人嫉恨他尤其厉害。他议论娄江时，娄江本是他的举主，便说他背叛老师；辛亥年的奏疏牵涉同乡朋友，又说他出卖朋友；自己已经被废黜，却又起来议论天下大事，便说他怨恨君主。这三点都不能说天下人毫无疑问，但先生坚定自信，确实是以自己所学的道理为根本。党争刚刚兴起，黑白是非还没有分明，先生却最早看清并揭示了它；在众口诽谤之时，独自扶持君子的正气，使世道最终不至于坠落。既然求学而能够见到道的真实，他必定是君子，又有什么可疑的呢？他去世时六十六岁。所著有《西山日记》以及奏疏杂稿若干卷，收藏在家中。他的生卒年月、世系、子女，详细记载在行状中。配偶臧氏，继娶吴氏，都有贤德。唉，后世做君子的人，难道不会对此有所感发吗？友人刘宗周说：‘起初我在先师许恭简公座中，看见先生拍掌谈论天下大事，神采飞扬，便惊叹佩服，认为他不是当世寻常之士，于是和他结为朋友。然而我偶尔和老师谈到先生为人时，老师总说“意气”，“意气”。先生听到后很惊惧。孔子说，得不到中行之士，便退而求其次，则说狂放而简略。正因为狂放而简略，才能卓然自立，这就是他和随波沉浮于当世的人不同的地方。’ 淇澳孙公墓表——孙公生前任资政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去世后加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谥号文介。今上即位第八年，想到此前设置宰相没有得到合适的人选，无法建立太平功业，才大力打破资格限制，把群臣召到朝廷，亲自考察才干品级，选拔最优秀而仍不满足，又起用平素有声望的人，于是从家中起用毗陵孙公。适逢孙公已经患病，听到诏命仍竭力赶赴，辗转经过水陆两路，病势逐渐加重，抵达国都。皇上急忙催促孙公入朝陛见，但孙公最终没有能够起身。皇上惊痛哀悼了很久，命有关部门议定抚恤，赠孙公太子太保，按新官衔祭葬，仍让一个儿子承袭官职，这些都是非常特殊的恩典。赐谥文介，有见识的人认为很合乎他的情实。我曾私下感慨说：如今的天下，哪里能够得到古代那种以道侍奉君主的大臣，并且任用他，使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坐享太平功业呢？因此心中所敬仰的只有孙公一人。当时士大夫每天都推重推荐孙公，唯独小人不断陷害他，使孙公前后困顿挫折，几近死亡。晚年遇到圣明的君主，君主殷切怀念贤才、求梦卜贤臣，虽然害孙公的人不得不听从而让孙公出仕，但孙公最终没有赶上得到重用便去世了，这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为呢？孙公去世后，前后相继去世的文公震孟、林公钎，也相继去世，我们这些同道不禁为人才凋亡而悲痛。唉，孙公已经去世了！请允许我进一步论说孙公作为大臣的道义。孙公从翰林词林起家，历任编修、中允、庶子、少詹事，这些职务都在编修撰述，姑且不详细论述。论说其中重大的事情：孙公以礼部侍郎掌管部务时，正值神宗长久安坐而不理政事，各项典礼废弛。孙公首先上疏陈述关系治乱的数件事，接着谈到福王就藩的日期。当时福王府凭借母妃的宠爱而得到皇上宠幸，各种窥伺机会的人乘机而动，导致东宫之位长期处在危险疑惑之中二十年。朝廷大臣争论册立太子，争论三王并封，争论太子出阁读书，没有一天停止；因而被削籍、永远禁锢的人占了天下官员的一半。后来朝臣屡次请求福王就藩，到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才奉旨选择明年春天的吉日。贵妃仍然日夜在皇帝面前巧言经营，直到庄田取足四万顷，搜括数省，拖延持久，事情仍不能办成，满朝都以此为忧。孙公奋然说：‘这是礼臣的责任。’连续上了八九道奏疏，总说君主应当以最大的信用向天下表示，不能拿难以筹集土地作为借口；于是屡屡奉到皇帝严厉的责备。他又接连请求东宫出阁读书，也没有得到答复。有一天宫中传下旨意，把日期改到后年，并且责令政府一定执行，不许附和廷臣而烦扰聒噪。政府惊惶，拿着诏旨迟迟不敢下发；孙公立即率领九卿以公共奏疏争辩，估计不能获准，便全朝官员伏在宫阙下请求。这时孙公等待诏命，出入殿廷，和诸位大臣并排行走会集，辞气慷慨地说：‘今天就是我某人的死地。’ 他回来向各位政府大臣作揖说：‘今天就是各位相公的死地。’九卿相互对视，都受到激励，争相说出危急直切的话来帮助他，声音朗朗，传遍大内。政府于是得以依据前一诏旨反悔改正。过了一会儿，外戚和宫中私党派人侦察孙公，孙公和那人谈论自己为福王母子安排处置的理由，并且说：‘自古以来哪个朝代不封王？哪个王不去自己的封国？却动辄烦劳过度谋划，留下千古不能解决的疑问。’皇上听到后，大为感动。于是贵妃命福王自己请求减少庄田，以便成行；大典终于按期完成。这件事得以成功，依赖神宗始终英明果断，不难割舍数十年的宫闱宠爱，把国家根本安置得像泰山一样稳固。然而如果不是孙公忠诚贯通天地、仰承皇帝的明察，又怎么能够办成呢？于是许多人称颂孙公的功劳，孙公却推辞说：‘不过是姑且逃避了礼臣的责任罢了。’又过了几年，有狂妄男子张差闯入青宫持梃行刺，人们更加推崇孙公能预先防患、撤走柴薪；嫉妒他的人便说他居功自傲。其他如慈圣太后的庙号、王贵妃迁祔神主、诸王选婚等，都是关系圣孝圣慈的大事，孙公每每依据典礼，坚持争辩，屡次违逆皇帝的意旨。过了很久，多数都得到皇帝允准。孙公遇到事情一定查核旧章，杜绝侥幸，风采严肃。有一次宦官不按惯例索取宫中供应的钱财，甚至拿着驾帖坐在那里索要，孙公坚持不给，把差役召到庭上斥责他，宦官哑口无言地离开了。

译一时间，孙公正直守节的声名震动内廷，因此从天子以下都敬畏他。孙公于是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楚地的案件长期含冤，依靠孙公平反，释放了被幽禁滞留的数十人。代藩废长立少，孙公想到这件事正与东宫之事相类似，便立即纠正，以杜绝奸人窥伺的企图。庚戌年科场的弊端，群小之人迷惑舆论，长期滋蔓而充斥朝廷，最终议定依法处理。又请求把豫章、延平列入从祀，皇帝都答复准许。孙公在礼部任职一年多，请假离去；离任八年后，又任礼部尚书，而鼎湖再次传来皇帝驾崩的哭声。在此以前，先帝病势大重，有个鸿胪丞李可灼，因政府大臣从哲进献红丸，先帝连续服用后去世。朝臣交相上章弹劾李可灼，允许他以疾病为由引退，从哲也以疾病为由离去。孙公认为他们的罪责还没有得到正当处理，刚入朝便上疏抗辩弹劾从哲，大略说：‘《春秋》认可世子为父亲进药；父亲死后，世子因自责与弑父相同，绝食而死。《春秋》对此丝毫没有宽贷，直截了当地写作“许世子弑父”。那么从哲应当怎样处置呢？拔剑自杀以向皇上谢罪，是义行的上等；全家铺草席等待司寇治罪，是义行的次等。如今他却安然傲慢，支吾搪塞，反复争辩，甚至满朝只攻击可灼，而仅仅拟旨让他回籍调养。这种事情难道可以忍受吗？’ 纵然没有弑君的心，却已经有了弑君的事实；想要为弑君的名分辩解，就更难免于弑君的实质。又加上以遗诏封贵妃为皇后、神庙拟定谥号遵循恭例，以及贬斥李选侍、却没有早早把她迁出乾清宫，已经有了垂帘听政的苗头等事，都归咎于从哲不能事先匡正，因此说这是弑逆的明显证据，言辞更加严厉急切。朝廷下旨令九卿、科道官议论，议案上奏后，下诏夺去从哲的官职，戍罚可灼，朝野都为之称快。公公开陈意见时，御史大夫邹忠介首先为公公开辩护，认为即使不杀从哲，也应当直笔写入信史，作为后世的警戒。于是公论一致归向公公，只有二三个小人不高兴。不久，公公因争论秦藩封爵不合成例而触犯圣旨，又请求告假离职。自神庙以来，士大夫中凭学术主持清议的人，长期受到群小排斥，逐渐形成了所谓门户之说。公公既已离开侍郎职位，恰逢京察，竟以居功定策的罪名弹劾公公，于是获罪而永远禁锢。到这时，小人更加嫉恨公公，视之如仇敌。公公离职的第二年，正逢逆阉魏忠贤掌权，声势震动天下，群小依附于他，于是重提门户之怨，诬陷正人，几乎没有遗漏。又过了一年，大规模兴起诏狱，副院杨公涟以下，死去和戍边的有若干人。到了丁卯年，公公被议定戍守宁夏最边远的地方，又把公论中红丸案的说法合并进来；刑部侍郎王公之宷争论梃击案，杨公涟争论移宫案，朝廷特意编修《三朝要典》，颁布天下，以公公等人蒙蔽皇上、行为不道为罪。公公得到这个消息后欣然说道：『为什么不干脆跟随杨公到地下去呢？』于是告别出发。上天保佑皇室，这年秋天，今上从藩邸继承熹庙的大统，严明地整顿政治，诛杀逆珰及其党羽，于是下诏抚恤为国死难的诸臣，公公也解除戍籍，恢复原官。当时宦官余孽仍遍布朝廷官署，很多人阻挠公公出仕，只有翰林院倪元璐、南京吏部尚书臧照如发愤为公公上疏。随后朝廷大臣交相推荐公公。戊辰改元，才以原官协理詹事，召公公入朝，公公三次辞谢而未获允许。宦官余孽连续八年如一日地阻挠公公，皇上不能没有疑虑，也没有强行起用公公，公公已经像是准备终身不仕了。晚年特意召用公公，恰逢军情急报接连而来，圣天子在斋宫反省自责的那一天，公公按道义不等候车驾，途中上疏请告，承受皇上温和的诏谕，公公捧着诏书哭泣，遗憾余生不能报答君主，可悲啊！起初公公任侍郎时，正在争论国事，而朝廷将推选宰辅也涉及公公；叶文忠主持国政，素来了解公公，私下对公公说：『稍微委曲周旋一下，就可以做宰相了。』 公公说：『我怎么敢因为一项官职而耽误国家大事！』于是争论得更加激烈。等到公公再次出仕，文忠再次主持国政，早晚将要任用公公为宰相，公公却终于因为一篇讨伐贼人的奏疏而被罢免，很多人都为他惋惜。公公的相貌不超过普通人，但性情独立刚直，孤自践行、傲岸挺立，仿佛不把世人放在眼里；憎恶奸邪十分严厉，即使对于贤者也从不苟且附和，所以没有人能够真正任用他。然而公公一旦立于朝廷，就能裁断大事、决断重大疑难，动辄为国家树立礼制的最高规范。凭借这些，他辅佐两朝，功劳足以存续社稷；即使没有出任天下宰相，他的声望功业也已经宏大深远了。临终时对他的儿子、比部君士元说：『我们如果将道理看得不让于圣贤，自然就会把君主和父亲看得重，把自身和家族看得轻，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又说：『我一生对于出仕和退处，界限最为分明。』唉，公公真是凛然以道义侍奉君主，不能实行自己的原则便退处的人啊！公公名慎行，字闻斯，别号淇澳，晚年喜爱石头，又号石斋，以此自比。生来就有非凡的姿态，母亲唐氏，是荆川先生的女儿，所以学术渊源自有来历。万历乙未年考中进士第三名，起初进入翰林院，以文章负有盛名。独自关闭门户读书，不随便交游，也谢绝一切书信往来；不合道义的东西，一文钱也不取，世人都称他为苦守节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至于居家处身乡里，往往有足为人表率的行为，士大夫因此更加敬重他。卒年七十二岁，妻子李氏封为夫人，没有亲生儿子。继承他的人是其兄长的儿子，即比部君。其生卒年月和世系，都详见行状之中。起初我任职礼部仪制司时，曾经作为公公的属员，公公把我视为知己；追念并感怀我们同心相交的情谊，实在久久不能忘怀。于是借比部君的请求，依据行状为他撰写墓道表文，以此流传永久。刘宗周说：『我读《文抄》，知道公公的学问出入于辞章、佛学和老学，广博而无所不通。继而读《困思抄》，知道公公的学问完全禀承正道，折衷群儒，能够继承失传的圣学。读《慎独义》一百遍，知道公公反身约束的功夫依循中庸之道。读《一易》《二易》《三易》《四易》，知道公公多次读《易》读到磨断编联竹简，探求河洛之学的源流，心中常存忧患意识，随着时势进退消息。唉，已经说尽了！等到读公公的奏议，以及《爱栀》《爱画》《病龥》《里居》《曳尾》等记，又知道公公在出仕、退处、显达、隐晦、生死的关头，没有一件事不是以自己的言语反观自己的行动；无论作为子、臣、弟、友，都归于笃实诚信的境地。这可以说是禀承龙德而心志纯正，是天下之民所应立定的志向。千百年以后，希望有人能够据此评论公公的一生。』

译亚中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诰赠太常寺少卿养冲姜公墓表 如今天下最急迫的，是建立功业；所需要的，是能够办事的才干。然而却把理学、品行、气节、文章置之不问，认为这些都是沽名之徒所追求的东西，是扰乱天下的祸端。几十年来相互承袭这种说法，逐渐成为排斥、禁锢人才的办法，已经很久了。可是如今天下从来不缺少人才，只是选取人才疏忽，用人杂乱。上面的人又在其中颠倒黑白，对人才或宠异或摧抑，采取各种办法，却最终没有取得一点实际效果。既不能用来应付缓急，反而使国事危如累卵，更增加了人才匮乏的叹息。这难道不是因为所任用的不是他们所长，所急需的又不是他们所熟习的吗？宗周因此追忆并感慨往事。我的朋友中有一位姜养冲，本来就是所谓理学、品行、气节、文章的典范，却竟然因为这种情形而不能得到重用。我这个身后之人尊敬侍奉先生，也只能知道先生的学养达到这样的境界。难道是先生议论有余，而实际任用或许不足吗？即使可以重用，却不可以轻率使用，难道仍然属于沽名之流吗？先生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人。先生最初任官，是户部主事，那时刚刚二十岁。后来出任徐州仓官，徐州仓储存着该卫官军的月俸和粮食，以及各地领运官军的行粮，按照旧例只负责发放而已。先生独自留心军民事务的利弊，计算到极其细微之处，发放粮食一定核查日期月份，依次办理。在此以前，有预先发放的情况，因而又有压后发放的情况，往往拖延一两年。到先生任上，全部按照公平标准办理，长期积弊一扫而清。征收粮食时，则核查各地距离远近，积欠不得借口挪借。此前各地摊派仓粮，没有载入考核成绩，先生特意向部里申奏，请求准许列入考成，从此能够按期征收解送。粮食解到后，仍允许与等候领取的官军交接兑付，一刻也不耽误，胥吏也不能插手。又徐州左、右二卫有一种所谓军便名色，克扣军粮作为免役钱，称为便军实则是加重军役；往年拖欠的役钱无人稽考，彼此侵吞，而卫官和部使者也从中染指。一名军人便变成空籍。到先生任上，全部废止，并且永远写入法令。至于往来船只的税课，一概给予宽松政策，而每年收入反而超过从前。以前征税任由左右官吏横行，借机做买卖，使图谋私利的人能够行其私欲；先生制定统一标准，使差役不受其害。他揭发奸邪、查出隐伏，往往连老吏也比不上。先生任用才干在钱粮事务上的一次成效，就是这样。后来以按察副使身份巡察陕西、甘肃三秦地区的学校，先生想到秦地士人朴实厚重、可以教导，首先整肃宪令，彰明法度。有凭借攀附关系而取得进身机会的人，即使已经被录取，也一定排斥不用，以示惩戒，因此声威凛然。尤其重视士人的品行；在乡里推举之后，又公开核查。还让参加考试的诸生各自推举自己所了解的人，再与学政、博学官和有关官员所推举的人合并评定优劣。于是大规模开放秦中的书院，把文章和品行都优秀的诸生招来深造，供给廪饩，以规条整肃他们，聘请贤能的博士先生主持。又分设五会：一叫经学，二叫史学，三叫理学，四叫古文词，五叫昭代典故。允许诸生各自参加一个会，或参加二三个会。集会时，各人就自己的学问相互质疑辩难，获得朋友之间相互切磋的益处，以达到成才的目的。又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人，设立定性堂让他们居住学习，俨然实行按积分考核的办法。时常引见其中才俊之人，在座席之间从容讲解，以启发引导他们，如同对待自家子弟。又在书院中建立祠堂，祭祀三秦的名贤，从远处的苏子卿以下，到近代靖难死节的张公纮以下，共有若干人。凡是用来示范、鼓舞、激励、劝勉的方法，无不周备。过去醇厚的儒者名扬天下，接连出现，都归功于先生陶冶培育的功劳，实在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事。于是壬辰年大计，诏令记录先生的卓异政绩，列为天下第一。这就是先生才干在整顿风纪方面的第二次成效。后来先生因居家而被起用，任江西驿传事务；主管者以供应不足为由，商议增加编派。先生说：『百姓已经困苦到极点了，任官的人如果能够亲自察看百姓的家计，考察政务和驿务，还有什么弊病不能整治？』于是专心奉行功令，去除浪费和奢侈，增加编派的议案也就停止了。当神庙让宦官视察各省税务时，宦官所到之处都乘驿传出行，按照惯例可以专擅办理，不受主管驿传官员约束；有时水路陆路都供应，有时超出额定数倍，没有人能够过问。先生说：『我的职掌究竟是什么，竟然不敢过问驿传客人的往来？』于是命令有关官员一概按公事供应，不得徇私；宦官奉命办理其他事情的，也都不得专擅。又设立两本循环登记簿，一本交给有关官员，一本交给夫马户。即使是乘驿传的贵人，供应一名夫役、一匹马，也一定要登记等候；每季末查考，并悬为严禁，用以激励和约束。对夫马折价取钱有禁令，额外索取有禁令，拖延夫马工食有禁令，剥削克扣有禁令。一时间渡口的夫役和候吏，无不如同脱离水火之苦；地方每年节省金钱以万计。于是用节省下来的余款，免除进贤十县每年供给的七千多金。随后又推及各府、州、县，先生曾经巡视学校，举荐并祭祀各地乡里的贤人：南塘王公、蒙山陈公，专祠祭祀健斋曾公、孺东徐公，又祭祀江西督学名臣黄公仲昭以下若干人。先生在江西任职两年，江西人像敬爱慈母、严师一样拥戴他。这就是先生才干在处理文书、期限和会计事务方面的第三次成效。从此先生被罢官归乡。起初先生取得官籍任郎官时，就同海内名贤以及同僚中的正直人士结交，于是慨然把天下道义自任。恰逢神庙开始不上朝，国家大计尚未确定，掌权者接连钻营权术，以笼络天下。各位上书言事的人纷纷被斥退，先生扼腕叹息，更加与诸位君子以风义相期。在徐州仓任职时，上疏列举四件事：一是杜绝留中不发，二是延揽忠直敢谏之士，三是举行召对，四是亲自倡导节俭。从徐州回到部里后，奉诏陈述意见，请求册立储君，并请求宽宥因议论储君而获罪的朝廷大臣。后来以郎官身份被起用补官，又上疏推荐直臣邹公元标、吕公坤，廉吏陈公有年、许恭简先生以下若干人。到这时，先生以江西运送俸禄的事务再次上疏推荐邹忠介等人，并指责政府不能容纳贤才，洋洋洒洒写了数千言。当时李晋江刚刚升任参知，嫉恨先生奏疏中的言语，认为是在讥刺自己，最终奉旨降为广西按察佥事。不久，御史宋焘上疏营救，于是贬先生为兴安县典史，归田十五年。

译适逢顾端文主持东林，先生率领志同道合者从旁拥护这股风气，希望把它推广到海内。先生常说，性命之学在政治上并不取法空谈；在人的四端之中，只要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不受有道之人的讥评，就是真正的学问，听到的人都认为这话正确。先生从年轻时就接受宗伯公的家教，取得官籍后，更以古人的立身建业自我期许，勤勉求学；他乐于行善、仰慕道义的胸怀尤其出于天性，所以人品一天比一天精纯，社会声望也日益隆盛，大家都说他早晚将得到重用，但先生对此淡然处之。先生既坚守难于进仕、容易退处的操守，又想到宗伯公和母亲贺夫人年事已高，多次请求终身奉养父母，前后寄居在家中十多年，因此没有完全发挥他在当世的才干。但有见识的人认为，先生前后所发表的各种议论，都关系到国家治理或混乱的大事；如果他的言论能够依次得到采用，而先生也能凭自身带领众贤逐步进用，把一代人带上安定正直的道路，并不困难。这就是先生有才而未被任用，却始终不讳言自己可以大用的另一表现。先生居家孝顺友爱，两次遭遇父母丧事，都悲伤憔悴到了极点，终身追慕不忘。他操守严谨清白，不肯为一文钱苟且，却特别喜欢救济乡人的急难，甚至拿出宗伯公遗产的一半来供养宗族亲戚和故旧，没有丝毫吝惜。从这些事情也足以窥见先生学问品行的一斑，而先生经世用世的谋略，正是从平素积蓄中取得的，当然有其根本。从前先生督学秦中时，正好哱承恩反叛宁夏，宁夏镇属于先生管辖。听到变乱，立即驱车前往；等到贼军已经关闭城门抵抗我军，先生便在营垒之间周旋等待。事情平定后进入镇城，访查诸生中为义而死的人，优厚抚恤并加以表彰；那些像老鼠一样逃窜的学官，立即罢免。一时间人心震动敬畏。唉，这难道可以只凭声音笑貌来衡量吗？如今如果真能得到这样的人，把他布置在适当的职位上，怎么会到了流寇作乱的时候，天下人一见风声便全部变成妇女一样逃避？这正是先生所具备的办事才干。先生的理学、品行、气节、文章也都在其中。然而世人仍然据此诋毁我们这一党，说是『沽名』，说是『扰乱天下』，也实在太过分了。先生名士昌，字仲文。宗伯公督学四川时，夜里梦见文星进入屋中。第二天，贺夫人在官舍生下先生，所以先生名长而精神秀朗，洁白俊美如仙子。读书过目不忘，很早就凭制义文章享有声名。十九岁在乡试中举，第二年考中万历庚辰进士。历任郎官直到副使、参政。被贬谪之后，社会声望更加归附于他。晚年两次被推举为太常寺少卿，都被留在宫中没有下发任命。光庙登极后将要录用先生，但先生已经去世。熹庙初年，于是按照原先的推举加以赠官。士人舆论认为这样仍未能满足众望。先生死于天启辛酉年，享年六十一岁。妻子为淑人，名臣景素公的女儿。儿子四人：长子志廉，万历戊午年中举人；次子志颍、志沂、志濝，都继承了家学。宗伯公名宝，以嘉靖癸丑年进士第三名及第，历任南京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世代居住在丹阳，宗周这里只记述其中重要的事迹，撰写墓表，使后人知道应当以他为敬仰和效法的榜样。

译敕封侍御盘石金公墓表 古代的君子，在家中修养自身，到天子的朝廷献身效力，难道只是凭个人便能独自做到吗？大概是因为父兄的教导，使人不待催促便能成才；他们施政不严厉，却能使天下得到治理。何况还有师友的熏陶呢？后世父兄师友之间，大多荒废了教导，若不是豪杰之士自我期许、凭自己的才干崛起建立大业，怎么会一举成名并使声誉流布于国家呢？古今之人不能相及，原因就在这里。我近来有幸担任掌理纲纪的职位，能够与天枢在同一朝堂上共事，心意相投，彼此没有隔阂。每逢人才进退、国家大政可否的关头，我没有不把天枢当作占卜所用的蓍草和龟甲，向他请教。天枢也没有弃置我，时时纠正我的不足。本来正希望共同渡过艰难，仰仗并辅佐圣明皇帝。恰逢有中左召对之事，我因为救助言官触犯圣怒，祸患难以预测。天枢挺身而出，竭力为我申辩营救，因此我们两人一同被罢免。天枢将要被贬到外地时，因儿子请求终身奉养父母而获封其父。盘石先生的讣告传来，天枢赤脚赶回去，因为来不及参加入殓，悲伤了很久。将要奉送先生的灵柩回椒地安葬；先生世代是椒地人，所以遵从遗命。于是天枢把先生墓道的文字封缄起来，请我撰写墓表。我又凭什么来表彰先生呢？只是还记得天枢将要离开京城时，流着泪对我说：『先生临终弥留之际，曾以言语勉励我；面对风向北方远望，说：『《诗经》有话说：早晚都不懈怠，来侍奉一个君主。』』 又说：『既明智又通达事理，以此保全自身。孩子，你要勉励自己。』又进一步对我说：『对上不辜负天子，对下不辜负自己所学。』言语没有涉及个人私事。』我听后叹息并由衷折服，说：『竟有这样的人啊！先生的话纯厚到了极点，确实是臣下的楷模。』先生的学问用来修养自身，正是这样；又因此把它教给家人，启发后代，即使到了仓促危急之时也不慌乱，仿佛面对师保，又像面对美玉珍宝。听到先生这样的风范，也足以使人振奋了。后来我又读了他的门人方曼公所写的书信和行状，得以详细了解先生一生：以约束自己来修养身体，以节俭来训导家庭，以仁惠来和睦乡里，这些事都可以一一叙述，而根本全都建立在孝悌之上。原来从高祖东园公凭儒术兴起家业，传到第二代存吾公，稍稍进步而成为教官，到了先生兄弟这一代便日益兴盛。先生于是把这些传给天枢父子兄弟，世代以学问、品行和文章相互砥砺，进入他们家门，气氛和乐融洽。先生年老时，仍亲手拿着一册书，带领诸子学习功课，风雨阴晦也不停止。金氏家族的兴盛，确实有它的缘由。先生虽然没有得到时运，终身以平民身份结束，但能够得到天枢这样的后人，也不亚于亲身享有这些成就。这就是把德行施用于政治。唉！先生大概是古代遗逸之民的遗风，同时又合乎伦理、合乎思虑的人吧？因此应当为他竖立高大的碑石，昭示千古，使经过的人都敬仰并以他为榜样。先生名九殿，字承明，妻子为某氏，享年七十五岁。天枢名光辰，就是先生的次子；先生过去因为光辰任御史而晋封，所以又称封公。其余事迹详见行状。墓表说：追溯东国的潜在德行，继承祖业，五代之后昌盛；延续家族以儒术立身的声誉，世代相互以师友相待，传到第二代更加光明。先生卓然兴起，位居中台，正直敢谏，不辜负天子，也不辜负自己所学。希望早晚勤勉不懈，使美誉永远留存于先觉之士之间。累次获封太恭人、加赠淑人的刘母贞节周氏墓表。我和去非一同参加南宫会试，三十年来在出仕、退处、离任、就职方面，我多次走在去非后面，称得上是志同道合。去非年幼时丧父，由母亲周太夫人抚养成人；看我所遭遇的事情，又有相同之处。回忆癸亥年我们一同任职尚玺时，去非常想到太夫人年事已高，想要辞官离去，不久果然离职。将要出发时，听到母亲去世的讣告，我替他分担悲痛，与他告别。六七年后，我们又在京师相聚，年老而感情更加亲密；每当谈论内心和道义，便忘记彼此并非同胞兄弟。过了很久，去非调任南司马，要出发了，于是拿着太夫人的行状，请我撰写墓道文字。我读后更加悲痛，悲痛去非的母亲，就像悲痛我的母亲一样。唉，除了我，又有谁能替去非述说母亲的德行呢？因此特意在墓道上题表说：『刘母贞节太夫人周氏，是女中丈夫，有古代孟母、欧母的风范。』她生来端庄聪慧，父亲是鹿野公，选择女婿时嫁给了赠公。婚后若干年，赠公从诸生中奋发自立，考中隆庆戊辰进士，世人称为华江先生，是一位卓然出众的儒者。还没有接受任命，就因病在官舍去世，当时太夫人一同来到京师。所生两个儿子，长子十四岁，名炅；次子五岁，名定国，就是去非。两个孩子都染病而且病势严重，两个女儿又夭折。太夫人一面照看一面号哭，日夜不能合眼，却忍住悲痛，带着两个儿子扶送灵柩归乡；一路渡江逆河，在不可预料的风涛中，多次几乎葬身鱼腹。太夫人总是把两个儿子抱上别的船，自己依靠着赠公的灵柩，攀着灵柩号哭渡水。自此她渐渐患上心悸之病，病中仍亲自做女红，从不停止。过了很久又患痿病，在床褥之间辗转三十年，时时诵念佛号，皈依净土，只称自己为未亡人而已。起初太夫人自称未亡人时，曾抚棺哭道：『死亡并不是我所畏惧的，只是想到你读尽天下书，常常为当世的事情扼腕叹息，很想有所发明，最终却带着未竟的志愿死去。我姑且保留这副身体，等待两个儿子成长。』听到的人都为之悲伤。等到两个儿子渐渐显露才华，她便依次把父亲的书授给他们，并告诫说：『从前你们的父亲独自坐在一间屋子里，披阅书籍，仿佛面对尊贵的宾客，耳目没有其他牵挂，终于取得成功。你们如果能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两个儿子更加奋发。过了很久，长子在万历戊子年乡试中举，去非直到辛丑年才考中进士。太夫人为此高兴得满面喜色，仍时时告诫两个儿子说：『幸而有了今天，只要不辜负你们父亲的志愿就行了。』后来长子由滕县令考核期满，获得推恩封赠，逐渐升官至同知。

译去非历任内外官职，遭逢时局而中途被罢。适逢贞皇帝登极，三次起用他，官至尚玺丞，他仍然不忍割舍母亲。太夫人说：『三次任命是不同寻常的恩遇，怎么忍心傲慢地拒绝？那样对臣子的道义又该如何交代？何况正幸逢朝廷广施恩典。提升你父亲的封赠，也可以慰藉我的心愿。』去非跪下接受教诲，赴京任职，改任太仆寺少卿，追赠父亲的官职与他相同。太夫人病重将死，听到这个消息后含笑去世。后来去非又任光禄卿，追赠父亲的官职与他相同，并且推恩追赠父亲的生父母，官秩也与之相同。而去非自任县令以来，逐步升到今天的官位，他在官场上被称道为慷慨而能发明当世之事，也已经显露出大概了。从今以后，太夫人可以在地下报答父亲了。唉！她只是一个妇人，却已经使丈夫成就功业，又辅佐两个儿子成就事业，以继承丈夫的志愿；没有辜负自己说过的话，仿佛手持契券而得到偿还。她活着时的贤德远远超过死后的名声。抚棺痛哭一场，她光明磊落的志气，感动天地，感泣鬼神。世人认为她贞节纯正，其他妇德也有许多值得记载的地方。太公去世时，赠公正在参加春官考试，各项入殓事务都由太夫人亲自承担，而且完全合乎礼制，没有遗漏。赠公带着遗憾，她却如此教导儿子尽孝。赠公与兄弟游学时，私下分割家产，太夫人坚持不接受，仅仅取用分割后剩余的部分，以表示遵循承继祖业的心意。等到她孤苦无依地抚养遗孤时，兄弟们想把当初让出的产业还给她，她不肯，说：『这是你们父亲的志愿。』她教导弟弟就是这样。伯翁守泉公晚年才生儿子，却有放纵懈怠的志向，太夫人亲自承担母亲的责任，谨慎地约束他，终于使他成才。亲族中没有依靠的子女，她常常收养抚育，后来又替他们婚嫁，这就是她慈爱地教导人的样子。当初嫁给赠公时，家里很穷，她把簪钗、耳饰、绮罗和丝帛全部拿出来变卖，自己穿粗布衣服。亲自操持家务，守寡后家境更加贫困，每天靠做女红供给饭食，还资助两个儿子交束修拜师，而自己只吃稀粥，最终因此消瘦。她教导人勤劳而节俭，就是这样。节省吝惜之余又有些余钱，便逐渐扩建厅堂的地基，说：『我的后代将来一定会兴盛。』她又喜欢救济别人的急难，宗族乡党中无力举火做饭的人、患病没有医药的人、丧葬没有器具的人，都纷纷来找太夫人替他们料理。晚年显贵后，看到两个儿子的俸禄渐渐丰厚，更加乐于施舍而不知疲倦。她从未读书识字，却能够辨明古人的大义；有人拿事情来请她判断，听到她一句话，疑难便像冰雪遇到阳光一样消解。她还观察两个儿子所交往的宾客，时常从屏风后窥察，马上知道对方品行端正还是衰败；遇到端正之士，便勉励儿子备办饮食、资助礼遇；遇到不是这样的人，便催促儿子让他离去。她的种种才智见识就是如此。把她同孟母、欧母相比较，应当没有高下之分；她最终启发去非成为当时有声望的大臣，也是理所当然的。她卒年七十八岁，两次获封太孺人，进封太恭人，加赠淑人。在此以前，督学使者钱公槚奉诏表彰她的家门，题为『贞慈荣寿』；太守卢公又采录她的美德，载入郡志。唉！看看我自己，母亲怀孕时父亲便去世，长大后又没能及时侍奉母亲终老；一旦奉养终了，才惭愧于彰显亲族，这究竟又能怎样呢？于是洒泪作词，附在墓碣之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古人也曾说：『以死殉节并不困难，谁能解释其中的道理？』她只是女子，却一生没有读书，仍坚定地坚持自己的志向。志向所到之处，精诚可以感通鬼神，能够使本来可以避免的死亡转化为生存。使我的贤良丈夫得以有后，使国家的祥瑞重新开启。那祥瑞是什么呢？就像璞玉被剖开，尚未试用的瑚琏之器，于是启发了后世之人。善于施予，福泽便会滋息，一本而生双穗。靖共司马承考轶兄说：『这是母亲所赐，而母亲如今已经不在了。若把母亲当作我的母亲，眼泪便深深地流下来了。』 光禄寺少卿周宁宇先生行状 明朝兴起二百多年，到神庙时期，士大夫长期受到道德教化的浸润，争相奋发自励，出仕便建立功名，退处便守持义节；理学和文章也都文雅兴盛。然而考察那个时代，大体上仍然以声名为矜尚，声名一盛，标榜便随之而起，于是造成朋党之祸，君子都为之惋惜。唯独我乡里的周宁宇先生，卓然自立于这种风气之外，虽然屡次进退，所到之处总能有所表现，却始终不依附当世，在浑朴自然的境界中独自保全大道，可以说是超越一代的典范，后世评论时代的人仍应从这里取得判断。先生名应中，字正甫，宁宇是他的别号。先世出自宋朝宰相益公之后，从江西迁居睢地，入国朝后又迁到会稽，因为属于戍籍。最初迁居的祖先名德辕公，德辕生二庵公，二庵生朴素公，朴素生古愚公，古愚生仁斋公，就是先生的父亲。家族世代都有隐德，而古愚公尤其崇尚义气、喜好施舍，人们称他为长者。仁斋公娶沈氏，生两个儿子，长子叫岐山公，次子就是先生。先生出生还不到满月，沈宜人便死于产褥之中，由伯母王宜人抚养，因此伯父慎德公便把先生当作自己的儿子。先生出生时，沈宜人梦见獬豸进入屋中，祥光环绕；王宜人也梦见太阳投入怀中，因此推知先生日后必然显贵。先生生来聪慧不凡，年幼时不喜欢嬉戏，长大后励志读书，以至于忘记睡眠和饮食。多次参加童子试都没有考中，而家里贫穷，连接续日光读书的费用也没有；估计读书不会有成就，两位父亲强迫他改学其他行业，那时他已经二十多岁。有一位卫尉，因为军籍余丁的事情牵连到先生负责转运漕粮，先生不答应他，卫尉便把先生拘来在公堂上侮辱。先生不能忍受愤怒，抛下家乡北上京师，潦倒失意了很久，得到在少京兆府中抄写文书的差事。少京兆邢公见先生气度相貌非同寻常，便招呼他上前说：『你曾经读过书吗？』回答说：『读过。』『参加过科举吗？』回答说：『参加过。』邢公立即让他作文考试，很快大加称赏，马上提升他做馆师，让自己的儿子拜他为师；先生最终凭借邢公取得顺天府的学籍，补为博士弟子员。恰逢我的外祖父章南洲先生以名儒身份在京城设馆讲学，名声震动公卿之间，先生跟随他游学三年，完全学得他的学问；又和闽中的名士林璠以及北地李海石等人闭门读书，学业更加进步。隆庆庚午年考中顺天乡试，第二年辛未年考中进士，当时先生三十二岁，还没有娶妻。起初聘娶乡里的陶氏，奉旨回乡迎娶，还未满一年陶氏便去世，后来续娶陈氏。经吏部选授为直隶元氏知县。

译先生出身极其贫寒，十年间在颠沛流离中经受磨炼，又得到南洲先生的指授，很早便立下非同寻常的志向。到元氏上任后，慨然仰慕古代循吏的功绩，廉洁自守，留心治理吏治。所到之处都为百姓兴利除害，没有什么阻挠和危险能够使他回避。百姓因事情来到县衙，他总是彼此延请询问，像对待家人一样；即使接受审讯的人，也多能得到恩赦宽宥。他执掌法律，只惩治豪强权贵，从不宽贷；一切馈赠礼物和请托书信，都不得送到他的门上。任职一年，政绩卓著。有巡方使者驻在元氏，等待替代者已经很久。先生认为县小而供应不起，一天送上四样果品：枣、梨、圆柿。巡方使者得到后，领悟说：『难道是想让我早点离开元氏吗？』当天便移节离去，却更加看重先生，于是举荐他调任真定。真定隶属于大郡，事务尤其繁重。先生一心为民，像在元氏一样，不让文书和期限会计之事扰害百姓。其中最著名的是筑城工程。真定位于京师右辅，靠近边境却没有城池，每年派遣防秋戍卒；从别的郡来到这里的戍卒有若干人，于是每年都要支出戍卒费用。恰逢太平日久，秋防只剩文书形式，而所设置的戍卒费用大多被文武官吏瓜分，沿袭成了惯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先生说：『不如修筑真定城。』立即向主管官员请求，主管官员纷纷表示困难，估计如果事情失败，谁来承担罪责呢？其中太守某人反对得尤其强烈。先生请求亲自承担这项工程，即使失败也由自己承担罪责。主管官员不得已，姑且听从了他。先生于是召集县里的父老共同商议，按里数分派劳役，百姓欣然接受命令。于是起土烧砖，采石制灰；各种衡量、尺寸和材料优劣，大多由先生亲自监督裁定。过了很久城工完成，高大城墙连绵万雉，在三辅地区首屈一指，只用一年的县赋和防秋钱便足够。上级官员大为惭愧。先生又疏通滹沱河以发展水利，教百姓种植稻田，北方的水田实在是从先生开始的。后来徐尚玺、贞明接着推行这项事业。县里盗贼为患，先生用保甲法清除盗患。有兄弟三人做盗贼，审讯得知实情后，特意赦免其中一人，以保全宗族后嗣。他施行政务，宽严相济，大多类似这样。百姓中流传着『一廉如水，万井风恬』的歌谣。适逢梁尚书的儿子倚仗权势横行乡里，先生依法惩治他。宦官冯保替父母营造坟墓、树立高大碑楔，先生独自不肯署名，并且对此痛恨入骨。而江陵相对于先生来说是南宫会试的主考官，先生又曾写信讥刺他夺情起复。江陵相在任时也大为恼怒。于是，先前那些争相说筑城不便的人，都拿先生当作投献给权贵的礼物。到了大计考核时，便诬陷先生贪污私受，过失交给吏部审查。堂上大声喊道：『周知县贪污！』先生也大声回答：『知县不贪污，只管问真定太守！』太守说：『确实不贪，只管定罪。』于是傲慢地把他调任湖广崇阳。崇阳是个险要县邑，长期积累的弊病沿袭不改，乡里的平民替权势人家服劳役，苦不堪言便逃亡迁徙，县里因此极其困顿。当时朝廷有清丈天下户田的命令，有关官员大多只是做文书应付。先生走遍偏僻乡村，在烈日下行走田间，汗流如雨，于是逐亩逐户一律征收赋税，没有遗漏任何人，赋税和劳役因此均平。小民如同从沸水烈火中脱身，权势人家却始终以此为患。有乡绅请他赴宴，投放蔓毒害他；先生回到住处已是半夜，毒性发作，呕吐一次便解除了。先生也没有声张，只是立即登记在册，崇阳府的审理公文已经送达。不久上官已经派人代理县务，急忙索要印章；先生拿着印章不给，说：『公事还没有办完。』当时庭院中的郎官和吏员都散去了，先生亲自拿着印章和户田册，日夜计算核对，十天都没有合眼，终于完成册籍。召来主管人员逐一交给他们，又把册籍留在官府，作为永久遵守的法典，然后先生才离去。崇阳人直到今天还把他们的田地称为周田。先生又撰写《便民三苦论》，字字都足以使人流泪，后来收入县志。庚辰年大计时，仍然因为那些权贵宠臣从中落井下石，又列举先生不谨慎的罪名，使他获罪禁锢。先生归田以后，做官时的行囊空空如也。当时慎德公已经去世，而仁斋公年高仍在堂，家贫没有办法供养。先生带着陈宜人亲自烧火做饭，早晚侍奉，有时还整理菜园，同佣奴一起劳动；凡是能够使父亲欢心的事情，都想尽办法做到。仁斋公也安然接受，忘记了儿子已经被列入禁锢名籍。二十多年后，都御史艾穆特意上疏推荐先生。当时陆庄简公任太宰，号称爱惜人才，素来了解先生，只是苦于察典两百年来形成的成例难以打破。等到收到中丞的奏疏，十分高兴，随即召集九卿、科道官，众口一词为先生申诉冤屈，于是奉旨起用先生原来的官职，补任直隶曲周知县。没过几个月，升为河间府同知，连续升任山西潞安兵备佥事。前太宰王国光退居乡里，因犯法而有罪，有关官员大多不敢过问，先生依法查办他，王国光最终认罪伏法；但他的朝中私党百般排挤先生，又弹劾调任，使先生居家七年。壬寅年再次起用，任湖广荆南道。荆州地区临近长江，漕运船只常担心倾覆沉没，先生酌情制定帮运、支取和收取的办法，使官民双方都感到便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楚藩发动叛乱，杀死巡抚赵某，唯独畏惧先生的威名；听说先生到来，便拱手束手就擒。先生又上疏请求制定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在荆南三年，对于民生和吏治，没有一件事不加以讲求；等到逐一掌握了其中的关键，便撰写《风宪录》流传于世。三年中积存的罚金以万计，全都推用于地方公益：有的设置赈济百姓的仓储以备救荒；有的疏通沙市河，便利行人渡涉；有的地方修建义冢，有的修缮城墙，有的建造水闸，都是有利于百世的事业。朝廷中有了解先生的人，想把他提升为光禄寺少卿，将要重用他。可是荆州司理王三善，是个奸邪小人。先生曾依法惩处他的胥役，因此被他记恨。等到先生任满离职，王三善竟然借大计考核向史按君诋毁先生，又暗中唆使南北官员交相上章弹劾，再次议定调任。可是公道反而更加彰显，主管官员正悬置霸州兵备一职，等待先生任期届满后担任巡抚。先生说：『我老了，不能侍奉那些年轻人，再受一次侮辱了。』于是抗疏为自己申诉冤屈。按照旧例，因察考获罪的人不能自行申辩；因此朝廷奉下严厉诏旨，命先生归乡。先生一向负有经世济民的谋略，虽然屡遭中途废弃，仍时时不忘当世。等到再次被废、再次起用后，更加直言不讳地抒发意见，希望得到一次机会施展平生抱负，却最终被小人构陷，始终没有得到充分任用，有见识的人都为此遗憾。

译临近年末，时局十分危急，内地戒严。真定人多追述先生修筑城防的功劳，朝中士大夫也相互传颂，无不倾慕，争相想要推举先生。然而先生已经老了，闭门谢客，不以姓名同世人往来，也绝口不谈平生往事。即使是海内的知己，如北地的赵梦白、吴中的姜仲文以及我浙江的丁长孺等几人，偶尔互通音问，也疏疏落落，往来很少。赵梦白官至宰相时，曾写信给先生，想为先生晋升一级，先生没有答复。等到梦白因党人之祸获罪，被遣戍边，先生才回信慰问他；先生的操守就是这样坚定。先生退居山林以后，整天端坐，拿一部书督课儿子，闲暇便深思著述，积累到数百卷，都是记述他胸中所得以及亲身经历之事，一字也不蹈袭前人。那些著作既不是文章，也不是语录，只是随手疾书；其中深奥之处，往往同《图书》中的话互相表里。一天夜里梦见神人嘱咐他说：“你的著述装满箱子，已经把上天的奥妙全泄露了，触犯了造物主的禁忌，从今以后应当把它们还回去。”造物主没有说一句话，先生惊惧地醒悟过来，于是停笔不写了。这一天是戊辰年冬至的前一天。第二年冬天，先生九十岁，提前对几个儿子说：“我将要归去了。”等到临终将要断气时，家人忽然听见空中车马声轰然作响，先生随即去世。先生额头宽广，面颊丰厚，神采英俊刚毅，双眼炯炯有神，远远一看就知道是正直的人。他内心所存、思虑所及，行动都可以对天日质证，始终把安定救济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平日里总是抱守质朴、洁身自守，好像是一个对世间毫无用处的人。到了面临利害、遭逢事变的时候，却奋然挺身承担，虽历经挫折也不屈服。他从年轻时就历尽艰苦，穿破衣，吃粗食，对于声色耳目和玩赏之物一概不以为意。走进他的厅堂，满座都是凝积的尘土；进入他的内室，不过只有几卷残破的书而已。早年意气豪迈，举止放达，仿佛不可一世；中年以后经历困顿挫折，深自克制忍耐，完全变得温和恭敬，矫正轻浮、警戒懒惰，时时觉得自己还来不及，只是专心修养内在，收敛形迹、深藏不露。他内在修养的深厚和自得，有些是别人不能了解的。起初先生幼年丧父，由王宜人抚养，这并不是按照过继为后嗣的礼义。等到县令任满考核时，颁下诰命，对先生说：“抚养我的人已经去世了，不封她一个命妇，就不足以慰藉九泉之下的亡灵；生我的人还活着，却还在等待。”于是追封慎德及仁斋。仁斋去世时又没有留下后代，先生从乡里居所上疏请求归入本宗，并请求将封典恩泽施及生母，朝廷准许了，于是又追赠仁斋为光禄少卿，这是非常的恩典。先生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是陈宜人所生：长子惺，例贡生，在先生去世数月后去世；惺娶刘氏，是我的族姑，生子熙，任干邑庠生；次子正国，是太学生，娶陶氏，继娶赵氏，生子祖清、祖献；次子愰，是邑庠生，娶秦氏，生子熙咸、祖茂；有一个女儿，嫁给陶崇烈，陶崇烈是邑庠生；另一个女儿早逝。先生生于嘉靖庚午六月初五日，卒于崇祯己巳十一月十二日，墓在破塘里某山。陈宜人先于先生去世，已经安葬了若干年，另有行状可考。到这时开墓穴，将先生与她合葬，是庚午年十二月某日。正国等办完丧事后，亲手撰写先生的生平事迹，来到宗周这里请我作行状。宗周我不才，因为我是先生外祖父的通家子弟，又承蒙先生长期厚爱，实在不能推辞，恭敬地为他编次如下。宗周我从束发起便侍奉先生直到今天，每次见到先生增进道德学问的功力，都是一年不同于一年、一个月不同于一个月。晚年德行深厚而礼数恭谨，深邃得无法测量其边际；窥见他的成就，大概是尧夫、茂叔一流，近世儒者实在不能相比。近来又得到他的遗稿，读后更加肃然起敬。只是我还惭愧自己的见识如管中窥天，不足以描摹先生的万分之一；还要等待能够立言的大君子详加考核，把我未能写尽的地方记载下来，并为之传扬，使其永垂不朽，那将是世道的大幸。谨此撰写行状。先考诰赠通议大夫、顺天府府尹秦台府君暨先妣诰赠淑人、贞节章太淑人行状 我这个不肖之子出生时没能见到先父，长大后也只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传闻。他的声音、容貌、品行和经历，总是模模糊糊，找不到头绪可以记载。加上悲痛到了极点，即使在先母膝下，也不忍心询问父亲生平的始末，因此更加不详细。过去曾写过一篇简略行状，凭它请大人先生为先父作墓志，就像黄口小儿发出的哭声，实在不合适。岁月渐渐流逝，更加害怕父亲深藏的德行不能彰显，成为千秋遗憾。谨重新整理次序，连同先母太恭人的事迹，一并写在下面。先父秦台府君刘氏，名坡，字汝峻，行第四十七，世代居住在山阴水澄里。先世出自汉代苗裔，最初在山阴定居的，是县幕公文质；传了五代，成为诰赠兵部右侍郎的怡轩公铎。怡轩生守直公济，守直生茅山公槩，茅山生兼峰公焞。兼峰公娶陈氏，生三个儿子，长子就是府君。府君生于嘉靖戊申十二月初三日丑时，过了十八年，到乙丑年补为会稽县儒学生。戊辰年娶我太恭人，又过九年因病去世，即万历丁丑八月二十三日卯时。府君先有一个女儿，去世后第二年正月，儿子宗周出生。又过二十三年，辛丑年，宗周考中进士；甲辰年授官为行人。此前辛丑年九月，神宗皇帝册立东宫，宗周已经亲逢庆典而受到恩泽；到这时授官，按例得以追赠府君为修职郎、行人司行人，这也是特殊的恩典。又过十七年，今上改元天启辛酉，宗周从废籍中起用为官仪曹郎；又因周帝登极的恩典，晋赠府君为承德郎、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又过两年，到癸亥年，宗周连续升任冏寺卿，又因皇子出生的恩典，晋赠府君为中宪大夫、太仆寺少卿。

译乙丑年，宗周奉诏从家中起用为右通政，他推辞，于是奉到严厉诏旨，被削去名籍，府君的诰命也被夺去。唉，家门遭逢的灾祸，哪里忍心说起呢！府君天生奇伟秀异，年少时不好嬉游。祖父请老师教他，授以举子业。他刚到换牙年龄便能写文章，十二岁参加童子试，县令杨公赏识他，把他的名字登记后送到府里。太守某公偶然拜访府君，却惊讶地说：“这个小孩子竟然也能来滥竽充数，县令怎么这样昏聩！”随即把他留下陪坐，当面考试，他立即写成，答语多有警拔之处，于是又惊异地说：“果然是个好孩子，但不宜过早成功。”赏给他纸笔后让他出去。不久，府君遭逢陈安人之丧。服丧期满进入县学后，声名很快在文士中兴起。后来三次参加乡试，庚午、癸酉两次都被巡按御史识拔。御史到考场考试全省士子，一百人中也录取不了一两个，能被录取的都是特别的待遇。有人祝贺府君说：“刘君遇到小敌人便胆怯，遇到大敌人反而勇敢。”直到丙子年，竟然还没等到听到鹿鸣宴就去世了。府君身体一向虚弱，每次进入考场总要头晕昏沉，到了中午才痊愈；一旦拭目提笔，便奋笔疾书，一个字也不用涂改，文章义理丰美，人人都认为他有望夺取第一。祖父南洲先生一向以鉴识人物著称，每次推测乡试中式者，十次有八九次不会错，唯独对府君失算。府君没有考中，难道是命运吗？那么宗周读府君遗书二十年便脱颖而出，又是什么缘故呢？宗周从小多病，一年中读书的时间不能按日月计算，常因自己疏懒浅陋而惭愧，却总能侥幸取得成功。天启年间参加乡试时，仿佛有神灵相助，人人都说这是先父的灵验。宗周中第以后，又不能顺利入仕，多次请假居家；忽然起用，又被罢免；再度起用，却从未任满一考，最终竟因三次起用而得到追赠，都是普遍恩典中的特殊恩典，事情仿佛并非偶然，人们又说这是先父的灵验。确实如此吗？府君年仅三十岁，便把自己未能完成的事业寄托在遗腹子的身上，好像从寄托之处取回成果；即使说不在自己身上实现，而在儿子身上实现，也仍然相当于两次实现。可是如今却因为宗周不肖，侍奉明主而自己招致大祸，以至于连累府君，唉，真是痛心啊！府君性情极其孝顺，陈安人去世时，他才十五六岁，悲伤毁瘦超过成年人；祖父被感动，不再续娶，终身做一个守义的丈夫。府君失去母亲后，便依靠祖母茅安人；等茅安人去世，府君哭得极为悲哀，如同失去了亲生母亲。当时正逢科举考试，县里已经选拔他为高等，到了府试时遭逢丧事，便立即告假不考。有人说，国家制度规定没有服满期丧就不能参加考试，府君流着泪说：“我的心已经乱了，哪里还能拿笔写应试文章！” 最终谁也不能改变他的决定。府君曾在罗文懿公家读书，过了很久回来，对祖父说：“近来住在罗家，看见他们父子兄弟都有礼教，不像我们家这样草率简略，我愿意把他们作为榜样。”祖父听了很高兴。府君一向性情急躁，从此努力矫正自己，德性器度日益趋于温和纯粹，家庭中的风气几乎完全改变。他与我太恭人相处，彼此相敬如宾；没有特殊原因，白天不在内室居住，见到点灯才进去，即使在内室也无不戴冠穿鞋。当时姐姐寄养在乳母家，府君从不亲手授抱，一定要由太恭人转手相接；他自持庄严、注重礼节到了这种程度。府君修整自身，严肃端正，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所穿的衣冠、所读的图书史籍都有一定规矩，从不接近轻慢亵渎之事。平日闭门读书，眼睛不沾染浮薄的神态，心里只怕交往的人会使自己受到污染。乡里的长者和百姓无不爱护并敬重他。唉！上天实在把德行集中在府君身上，使他以孝悌、礼法成为士林的表率，却偏偏吝惜他的寿命，使他没有机会施展才用。他本应有后人起来，借府君的灵德成就身后的荣光。如今好不容易在宗周身上实现了一点，却又失去了；假如世上有人凭吊他，说“有这样的父亲，才有这样的儿子”，那么宗周这个不肖之子的罪过就永远不会磨灭，而府君的英灵也将因此永垂不朽了吧？先母章太恭人，祖籍出自会稽道墟里。父亲颕，以学问品行为天下士人的老师，号称南洲先生；母亲姓杨。太恭人生来有美好的资质，从小娴静少言，少有笑容。南洲先生非常疼爱她，于是给她取名为淑，并且占卜说：“她将来一定显贵。”因此为她选择婚配而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恰逢先生在我族水澄里教授府君，府君年方二十岁，■〈女间〉于文客，偶然把所作文章遗落到先生那里，先生非常赞赏，问：“这是哪家的孩子？”回答说：“如果能选这样的女婿，就可以了。”先大父于是下聘。杨安人面有难色，说：“只是没有婆婆，怎么办呢？”先生说：“嫁女儿只须嫁给儿郎，为什么要问婆婆？”这件事便决定了。等到嫁给府君时，府君已经进入县学。太恭人庄重和顺地辅佐丈夫，有《诗经》所谓鸡鸣天未亮便起身的德行。侍奉大父及曾祖父母，都能使他们欢喜。乡里人无不啧啧称赞她是贤妇。过了十年，府君去世。太恭人二十七岁，亲手抱着一个女儿，而宗周还怀在腹中，于是发誓要以死殉夫。先生安慰她说：“你若死了，怎能让你的丈夫没有后代？上天如果有知，就会假借你的身体生一个男孩来报答地下的亡夫；到那时再死也不晚。”于是写祭文祭祀府君说：“你想要有后代，就上叩天帝宫门，一边哭泣一边祭奠。” 太恭人于是勉强自称未亡人，等待孩子出生。满月后，宗周出生。这时大父家里的财物已经全部耗尽。先生一向疼爱女儿，而杨安人又对先生当初选择女婿一事不满，说：“仅仅依靠这个弱小的孤儿，担心将来由谁来托付他的性命。”于是催促太恭人回娘家。太恭人以公公还在堂上、不能尽到儿媳的职责为由推辞，年节时往来问候起居，片刻也不得闲。后来水澄里的房舍又被别人买去，大父离开那里，投奔亲戚韩氏。太恭人仍不断往来于韩家。过了一年，韩家嫌大父带着两个叔父居住，便搬到山庄去，于是允许太恭人正式回到娘家。那时杨安人已经去世，伯父、仲父和舅父敦厚相待，孤儿寡母不必再为生活困顿而忧虑。可是太恭人更加刻苦自励，亲自纺纱织布，把寒暑劳作当作日常。等宗周通晓句读，出门便跟随先生，回来便侍奉先生。太恭人在纺织和教读之间督促他学习，从未不是与他相对点灯读书。太恭人终于因此身体日渐消瘦。宗周十二岁时，仲舅萃台公任寿昌县教谕，先生跟随他赴任。太恭人担心宗周失学，特意把他送到寿昌跟随先生。当时正值酷暑，他徒步走了九十里，到达后便病倒，一只脚痉挛。仲冬时他带病陪侍先生回来。

译第二年春天，脚病痊愈，又陪侍先生前往寿昌。不久眼睛患病，过了一年才痊愈。又过一年回家，随即又陪侍先生前往寿昌。再次眼病，第二年萃台公升官离任，宗周跟随他回来，那时已经十六岁了。五年中，三次走寿昌这条道路，每次千里而且险阻重重。太恭人丝毫不姑息，又屡次遭受疾病却不顾，宗周终于因此读书有成。二十岁时，进入县学。这年秋天，他随同推荐参加乡试，当时刘氏还不知道“宗周”这个名字。一个寄养在外祖家的孩子，一天之内成了有名的人，这才知道先生的教导，并把根源追溯到太恭人身上。三次送往寿昌，简直就像孟母三迁一样。太恭人从未显露一丝喜色，心意仿佛反而转为自伤。她常常告诫宗周说：“努力吧，不要辜负你父亲的志愿。”适逢姐姐嫁给章氏后又守寡，太恭人哭了她一场，渐渐病得奄奄一息。庚子年冬天，宗周依恋母亲，不想赴京参加会试，太恭人便和他一同催促他上路。第二年辛丑，宗周参加南宫试中式，发榜的第二天，太恭人突然因病不起。人们正赞颂太恭人的教子之功，却又悲伤地说：“儿子已经可以用俸禄奉养母亲了，母亲为什么偏偏等不到呢！” 又有人替她解释说：“这正是未亡人的志愿。一天之内立起孤儿，一天之内使死者在地下得到殉死者，心愿已经满足了，还等待什么呢？”宗周听到这话，悲痛至极，几乎不想活下去。此前，大父在山庄居住了很久，两个叔父相继夭亡，无所依靠；宗周渐渐长大，太恭人多次派他迎接大父到外祖家，尽到早晚侍奉的礼数。大父在那里住得不快乐，十天后又离开。太恭人徘徊忧虑了好几天，每逢年节必送去甘美脆食。大父常叹息说：“我不能抚养孤儿，反而给妇人增添负担。”那时大父年事已高，又屡受疾病侵扰，等听到宗周中式的消息，病忽然痊愈，便对宗周说：“没有你的母亲，我怎么能有今天？”人们又称赞太恭人纯孝。癸卯年，御史马从聘巡按浙江，把她的事迹采录上报朝廷，奉诏旌表贞节之家。浙江东道观察使王时熙，又特意命有关部门在乡里立贞节牌坊，题名为“宇宙完贞”。辛酉年，因为宗周任仪曹郎，追赠她为安人；癸亥年，因为宗周任冏卿，又加赠为恭人。上天用来报答太恭人的恩典已经极其隆厚，可惜宗周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儿子。起初宗周参加鹿鸣宴后回来，天将黑了，便穿着便服拜见太恭人。太恭人恼怒地说：“你有幸成为举子，难道没有举子的服装，却穿着便服来见我吗？轻慢亲长、抛弃礼节，恐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宗周急忙换衣谢罪，她最终仍不高兴，这件事才作罢。有一天，宗周随众人拜见当权者，因为行贿之事被人传闻，太恭人又恼怒地说：“这是你母亲教你的吗？你母亲还留有旧日的粗粥，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我怕你的福禄寿命不会长久。”宗周听后便改正了。又看见宗周气度轻浮，太恭人便常常告诫说：“不要多说话，多说话会损害德行；不要多活动，多活动会坏事。”又常说：“人必须有刚强的骨气，才能自立；否则很少有不失败的。”其他因事督促责备，也大多如此。宗周奉行母亲的话，战战兢兢，不敢忘记。等到离开太恭人以后，日子越久，过错越多，才能日渐浅薄，被明朝所弃置，在家食禄二十年。有一天入朝，想到应该以实际行动报答圣明，于是上书议论政事，指斥权宦。天子从轻处罚，没有深究。恰逢党人之议兴起，宗周投递弹劾自己的奏章请求归乡。不久党祸发生，便奉旨削去官籍和封赠，连太恭人的封赠也一并夺去。唉！宗周只是不能始终奉行太恭人的教诲，才落到这个地步；苍天啊，母亲是无罪的。因此宗周仍称她为太恭人，以记下自己的悲痛。太恭人幽静娴雅、安静端正，具备女子德行的纯粹品格。平时除了亲自操持女红，便关上门静坐，整天不移动座席。举止雍容，一切都合乎规矩；走路时衣裳的褶裥不动，从未听见她咳嗽清嗓的声音。她在厅堂和庭院中起居，外家的子弟往往不用说话便受到感化。有人发生争执，只要得到太恭人一句话便停止离去。太恭人的喜怒从不表露，每遇到不合心意的事，只是整天不说话而已。她连笑都不会过分，何况会发怒辱骂呢？这是她的天性。宗周从小时直到长大，在母亲膝下侍奉多年，看见太恭人的一言一动，无不符合《内则》的规范。她用心处事，纯然合于坤道的柔顺承载；然而刚正的操守凛然不可侵犯。拿古人相比，从柏舟之妇以下，不知比起孟母来又如何？那些所谓因儿子成才而使自己的名声更加显著的人，和宗周今天的情况相比，又怎么样呢？从前范滂因党锢之祸获罪被杀，他的母亲对他说：“你如今能够和李固、杜密齐名，即使死了我也没有遗憾。”像范滂的母亲这样的人，世人称为贤母，却仍不免以声名来激励自己的儿子，稍稍偏离圣贤的中道。假使太恭人活到今天，看到自己的儿子因党锢之祸获罪被杀，就知道她的智慧一定超过范滂的母亲了。太恭人卒于万历辛丑三月二十八日未时，距她出生的嘉靖辛亥正月初二日卯时。她去世那年，与府君合葬在下蒋的墓地。同邑的陶文简公已经为她撰写墓志，德清的许恭简公又写作《贞妇传》，流传于世。《刘蕺山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刘蕺山集》卷十五 明代刘宗周撰写 传、赞、祭文

译大司成芝台陈公传 天启、崇祯年间，有一位以经世济民著称的大臣，担任大司成，姓陈，名仁锡，字明卿，别号芝台，是吴地长洲人。天启壬戌年考中进士第三名，授官翰林编修。母亲去世服丧，服满后起用补任原官，充任经筵日讲官。因触犯逆宦魏忠贤，被削籍归乡。今上即位后，朝廷大臣交相推荐，起用为原官。不久晋升春坊中允，改任国子司业，再次充任经筵讲官，晋升谕德。请假归乡，两年后，在家中起用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刚拜受任命，便因病去世。这是崇祯甲戌年，享年五十六岁。天子念及他旧日讲学的劳绩，赐祭并赐葬；乡人仍在学校祭祀陈公，以录其贤。陈公著述非常丰富，其中较大的著作共若干种，各若干卷，流行于世。君子由此可以看出陈公早年抱负的宏大。陈公生有奇异的姿态，从小聪敏博学，使那些宿学老儒也为之屈服；更加努力攻读，学习科举文章，很早便有俊异的声名。十九岁时被乡里推荐。第二年落第，父亲崇德君对他说：“你不必担心不能显贵，真正担心的是过早得到知遇，使学问积累不坚实，将来便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君父。”陈公唯唯应诺，于是大力研习古人的学问。他首先读《孔子》《孟子》的书，说：“我从前所学的科举文辞，其中并没有圣贤微妙的言理和深远的大义。” 于是每天积累自己心中的疑问，探究其中的要旨，时间久了写成数十万字，于是有了《四书语录》。他早已听说毗陵的钱启新先生在东南倡导道学，尤其喜欢同学者谈论《易》。陈公又背着书箱跟随钱先生学习《易》学，时间久了，得到钱先生的认可，只恨相遇太晚。于是著有《渊天绍易》《羲经易简录》等书。陈公研究经学已有声望后，便进一步兼治史学著作，于是留心经世济民的学问。起初他的父亲任崇德县令，陈公在县署中读书，熟知百姓的艰难，想到东南的物力已经耗尽，而正额赋税的供给又没有全部送到朝廷，弊病在于中间有人侵吞。于是考察掌故，记录见闻，作为针砭吏治的著作，于是写成《赋役一书》。以今天来看，吏治的污浊恐怕又更加严重了。当时陈公本来是经学家，却熟悉筹划天下大事，早已安排得井井有条。等到陈公得到知遇后，职务在编纂，更加广泛取用史书，考论古今治乱兴亡的原因，没有不洞察如同看火一样清楚的。他读《资治通鉴》说：“美啊！辨别忠奸，审察治乱，劝诫深切，这大概是启发君主、辅益政治的资粮吧！”于是有《通鉴论》《校纲目会纪》两编，一时流传，纸张都因此涨价。升任经筵讲官后，正逢魏忠贤专擅国政，时局日益败坏。陈公进讲时，恳切地以广泛谋划、广为询问、进用贤能、远离奸邪为言。他的党羽听说后很憎恶他。有一天，魏忠贤以军功冒领爵位，皇上命令颁给他世袭凭证，陈公应当起草诏书，却推辞说不可以。有人用祸患恐吓他，陈公说：“死就死罢了，这份券书不能起草。”魏忠贤于是另叫自己的亲信起草，不久又借朋党之名谋求报复，以此给陈公定罪，削去他的名籍，罪状牵连文震孟、文震亨和翰林编修，想要连文震亨也一起杀掉。陈公离开后，只闭门等待死亡而已。然而他内心始终没有忘记当世，又考察经世济民的学说，兼收并蓄、条理贯通，按类别编成书，于是有《经济八编》。每当看到逆党气焰日益嚣张，士大夫遭祸不断，便含泪说：“我终究没有办法报答君父吗？”正逢今上即位，天日重新明朗，陈公逐步得到任用；而他所著《通鉴》一书，皇上在藩邸时早已在深夜读过，因此很了解陈公，也因此很快任用他。陈公晋升国子监祭酒时，辅佐祭酒顾锡畴，申明整顿祖宗的积分法，为国家储备人才；同时陈公又时常向国子生开导说：“我所掌管的究竟是什么事业？是德业吗？是学业吗？还是功业吗？”如果教化不能实行而导致失败，岂不是类似于尸位旷官吗？听到的人彼此相看，脸色都变了。正逢先朝余党仍不时占据要害职位，锦衣卫中有一人忽然散布流言诬陷陈公，灾祸难以预料；不久那名锦衣卫自己败露，陈公才得以免祸。陈公于是奉官府谕令捧持符节出使周藩，差事完成后请假回乡。陈公前后乘轻车所到之处，如边疆险要、建置沿革以及一切吏治民生问题，无不向人询问考察。有一天他读《西山氏大学衍义》，很喜欢这部书；读过文庄公的补义后，仍以为其中有遗漏，便间取时务要点加以续补，于是有《衍义合刻》。后来有《皇明衍义》刊刻，陈公又笑着说：“对古代写得详细，对当今写得简略，过分爱好记载中的空话，却忽略祖宗制定的成法，这不是用来彰明法守的办法。”于是又仿照前两家的意思，写成《皇明世法》一编，记载太祖高皇帝以后历朝创立和守成的宏大法则，贯通天德王道，清楚明白。陈公一生的著述，没有比这部更大的；可是心神也因此耗尽，仍勉强支撑病体完成此书，最终竟一病不起。至于陈公对当世感到扼腕的事情，一是说：“应当加重内阁的权力，这样旁边的人私自窃取权力的现象自然会杜绝；内阁大臣任用得当，内阁的权力自然会加重。”二是说：“任用将领的人，在议论任用时过于苛刻，在考核功劳时却过于宽松，所以将领不能不弄虚作假；带兵的将领平时受到牵制，临敌时却责令他们立刻成功，所以不得不出战而遭到失败。”他又说：“天下的事情还可以有所作为，只有言路同宫门内的人隔绝，即使是刘瑾、汪直那样的人，也不会长久掌权，终究会自行败亡。”如今朝廷内外的事情，已经难以说清了。流寇彼此交战，持续十多年不能平息，圣明天子经营治理祸乱已经很久，急切地想得到帷幄之臣来承担经世济民的责任，心意未尝不在陈公身上。即使海内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也无不把希望寄托在陈公一人身上，早晚将要任为宰相，然而陈公已经先去世，来不及等到那一天。难道不是时运使他困厄吗？起初陈公长期困顿于科举道路，想到母亲吴夫人年老，不想再参加考试。恰逢神宗皇帝和光宗皇帝相继去世，陈公流着泪说：“难道我独独不是显皇帝所录取的士人，反而要废弃在草野吗？”于是进前请求母亲说：“我将借这次机会进京哭祭两座皇陵，然后就谋求终身隐居。”母亲点头同意。壬戌年参加会试，既已向礼部投卷，便骑着跛马奔赴西山，拜谒两座皇陵，流连洒泪而去，他的至性真情就是如此。这年竟然考中进士；后来陈公为母亲服丧。正值权宦肆虐、彪虎等人横行之时，陈公本想不起任，于是同文震亨等诸位君子商议，大家都说：“国家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这些人如果坐视废弃，就没有可以作为的地方了。

译你还保留着朝廷官籍，却想只求洁身自便吗？”陈公被他们的义气感动，立即改变主意起身任职。当时朝廷士人称颂皇上，劝进魏忠贤，几乎没有一天停止，以至于伏地拜见，称他为“九千岁”。国家社稷的命运危急得如同悬在发丝上，天下已经没有君臣之义了。陈公拒绝起草世券诰命，凛然树立了一代纲常，把它归还给君父，最终开启了今上中兴的福运。可以说他的功劳关系到世道，但有见识的人最终仍惋惜陈公没有得到充分重用。陈公从束发起便以天下为己任，又痛惜崇德君早逝，未能完成自己的作为，便常常奉行父亲的遗训，一生勤勉不懈，大体归于经术。谈到经世之学，晚年筑无梦园，在其中读书，陈公自我期许的境界显然已经很高了。后来终于受寿命限制；略读陈公《无梦》初稿，也足以想见他先忧后乐的情怀。起初崇德君早逝，而祖父、祖母都还在世，年老体衰多病，陈公早晚承欢侍奉，代替崇德君尽了八年儿子的职责。祖父常叹息说：“我的儿子没有死。”等二位老人相继去世，陈公悲伤毁瘦，像为崇德君服丧一样。母亲去世后，他悲痛到来不及为她含敛，便在墓旁结庐守墓三年。他曾拿出前后经筵所赏赐的金钱以及八年多的俸禄，置办若干亩庄田来赡养宗族，最后又推及姻亲和朋友。病势危急时，他仍勉强删定成书，留给后人，于是有《病中一念录》，这是陈公的绝笔。陈公英敏博达，志气伟大，再以学问充实自己，于是被称为通儒。他在出仕、退处、离任、就职之间，始终耿介中立，不偏激也不随波，深厚而近于道，这大多是从学习《易》而得到的。因此钱先生去世后，陈公总是制作一块神主，终身私下祭祀他；他对友谊的笃厚也到了这种程度。我生性浅陋，没能同陈公交往，但很早就知道陈公是正人，内心已经相互许为知己。等陈公去世后，陈公的儿子济生偶然来拜访我，便把为父亲撰写千秋传记的事托付给我，我以文才不足推辞。过了两年，陈公的女婿吴守质又来请托；恰逢我会稽县的周令君又代为请求了两次，因情谊实在不能推辞，于是根据这些材料撰写，来补缀陈公的传记，补充杨太史没有完备记载的地方，等待史臣一并采录。崇德君名允坚，万历乙未年进士，官职最终做到崇德县令。其他世系、卒葬情况，另有记载。周令君是陈公在礼部考试时录取的士人，后来来治理会稽，颇有声望。我又因此治理会稽而得以了解陈公。外史氏说：熹宗初年，海内正直之士经过皇祖五十年的培养，一朝之间全部聚集到朝廷。其中上等的谈论理学，次一等的树立风范操守，即使下等的也不失为慷慨有气节，彼此共同主持盟约，一同实现澄清天下的志向。只有陈公和文阁学最晚进身，却已经在文坛上卓然成家；而陈公独自一意收敛光芒、隐藏锋芒，勤苦于笔墨之间，谈论经世济民的事业，别人无法窥见他的深浅。后来诸位君子相继因党锢获罪，有的被废，有的被杀，有的郁郁困居窗下，议论者已经认为门户之祸，诸位君子也有过错。陈公虽然不幸免于党祸，实际上是珍惜生命以求有所作为，可是他所谈论的经世事业最终没有显著成效。唉！宋朝衰败时，确实正直却迂腐；即使陈亮也不能开启南宋中兴的时运，陈公对清明的时代又有什么辜负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译《征君辛复元传》征君辛全，字复元，是山西绛州人。崇祯年间，朝廷大臣接连推荐他的学问和品行；他以贡生身份进入京师，待诏任用，所以称为“征君”。征君生来聪慧异常，仪表丰美挺拔，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他不是平常人。九岁进入小学，通晓《孝经》《论语》。恰逢族人因徭役之事诬陷构害他家，使他家破败，征君于是停止学业离去，改为经营生计。有人对他的父亲小亭公说：“您的儿子是千里马，却局促在车辕之下，难道要这样终老吗？”小亭公于是听从了他的意愿，他终于重新求学。当时征君已经十六岁，便跟随塾师读书。他在太山祠偶然谈到程朱的品行事迹，心中仰慕他们，认为圣人是一定可以通过学习达到的，于是焚香端坐，记录他们的言论和行为；他立志就是这样。不过，他当时还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十九岁时，他读《读书录》，知道求道必须从敬开始，便作《主敬箴》来勉励自己。从此抛弃科举的习惯，一心专攻圣学。当时的人听说后都嘲笑他，他也不予理会。不久，小亭公去世，他以“七戒”命名自己的居所，荤食、饮酒、嬉笑游乐、歌咏宴会以及各种喜庆之事全都禁止。著有《孝经阙疑》。二十三岁时，门人才开始来求学。征君更加深切地要求自己，怀着探求高明之理的心，悟得河洛之学说，因而与天理相契，便以“天斋子”为斋号并自称。郡守张某听说后认为他非同寻常，前去考察他的学问，大为惊异，认为这是程朱再世。那些先前嘲笑他的人，到这时看到他敦厚笃实、严肃刻苦的样子，也都心悦诚服。于是，来做他门人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二十七岁时，他才在张氏家中成婚，并应学师曹茂孺公的请求，在学宫明伦堂补行冠礼。这一年，督学南居益公考校士子来到绛州，特意邀请他参加考试，但他始终不肯以科举之业应试。南公于是以明体适用的学说策问他，他分条回答，条理井然，于是令他冠居众士之首，发给廪饩，列入学官。又下檄令他赴秋闱，他辞谢不去。第二年，巡抚吴悌公向朝廷推荐他，没有得到答复。又过了一年，他经过关中，带着弟子礼拜见冯少墟先生，冯先生称赞他说：“辛子年纪虽轻却懂得求学；如果他的造诣能够充分发展，那么薛、胡也没有什么值得过分称道的。”又过了一年，他经过安邑，带着弟子礼拜见曹真予先生。从此，征君的学问更加有了师承，声望影响远近。无论到哪里，他都登坛讲学，开箧授业，回答问题像回声一样迅速，同道之士纷纷聚集。曾经第一次在垣曲会讲，第二次在安邑，第三次在平阳，第四次在长安，第五次在洪洞，第六次在平阳，在明伦堂会集二十四郡邑的士人，都是应地方长官的请求而举行的。他所到之处，上至守令都有执帚迎接的礼遇。征君更加把名教的是非当作自己的责任。车驾所到之处，他一定拜访当地那些已经湮没不彰的前代名贤故里，请求地方长官为他们表彰。到了河津，就拜谒薛文清；到了太平，就拜谒王文忠，尤其用来寄托自己仰慕先贤、努力践行其高尚品德的心意。又记录其中贤能的门人，使他们配享于后世，这是旧有典籍没有记载的做法。天启年间，魏珰专擅朝政，屠杀忠良，征君便写文章告祭关忠义；听到的人无不怒目切齿、悲愤流泪。渡河贡士卢若水首先举起义旗，抗击祸难，以及妇女王氏等人，都不屈而死；征君为他们撰写《存烈编》以表示哀悼。近年发生灾荒饥馑，路上到处都是尸体，征君绘制灾情图上报给直指使者，因而使皇帝听闻此事，得以开支国库钱财实行赈济。他对当世之事这样勤恳不忘，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他的母亲陶安人去世时，他悲哀毁损身体如同父亲去世时一样，三年不进入内室；当时征君已经四十六岁。他平日常常因当世的事情有所感慨，曾著《衡门芹》《经世石》《画》二书，打算仿效龙门的旧例，上书献给朝廷。后来没有实现，叹息说：“如果不废除资格限制，不改变科举制度，却想求得人才、整饬吏治，这就是退步行走却希望赶上前人。”在此以前，巡盐李日宣公、巡抚祝徽公，又先后接续吴公向朝廷推荐他，都没有得到答复。等到督学袁继咸公访察所属地区的人才，发现了征君，便以特殊礼节接待他，推荐给朝廷。征君到了京师，进入国子监，大司成倪元璐公命他在辟雍讲学，听众环绕桥边，声势如风吹动；京城中一时的荐绅先生也都降低身份向他致敬。恰逢流寇势力极其猖獗，祸患震及凤阳皇陵，征君悲痛愤懑，著《治平谋野》，准备上报朝廷。可是皇帝正下诏命令朝廷大臣各推荐一名贤良，以备选任守令，于是这件事便中止了。侍御路振飞公首先以征君的姓名应诏，不久征君便获准休假回乡。后来内阁贺逢圣公上书说：“辛全的忠孝，完全出于天性；他以古人为友，正是所谓处于困穷也不丧失义理，得志显达也不背离正道，并且不使百姓失望的人。辛全完全足以担当这种评价，不是只能充任守令的人才。如今如果立即任用他为守令，我也敢为朝廷得到人才而庆贺。”于是皇帝特地下旨召用；但征君就在这一年九月死于乡里门中，这就是崇祯丙子年，享年四十九岁。病重将死时，门人问他的学问要旨，他说：“来的时候没有一件东西，去的时候也没有一件东西。”又对妻子张氏说：“我始终只是持守敬慎这一句话，没有来得及顾及私事。”谥号为文敬先生，于是把他奉祀在养心书院，这里也是征君讲学的地方。此前，绛州太守笪继良公打算为征君建造讲院，恰逢被选调离任，便解下所佩的银带，存放在府库中，作为日后召集工匠、筹措资财之用。到这时，终于成全了笪公的志愿，用来奉祀征君；这也足以表明当时人们推崇敬服征君的诚意。征君所著书有数十种，其中《四书说》和《养心录》在世间流传较广，其他语录又有若干帙。征君去世五年后，即庚辰年，他的门人贾黾来越来，请我为他作传，于是我慨然答应了他；原文末有“之”字，疑为衍文。刘子说：“我往年奉诏赴召，得以在官邸拜见征君，又读了他所著的几种书，没有一次不敬仰他这个人，认为真正的儒者又出现了。然而征君当时正急于施展抱负，不惜援引周游列国、历聘诸侯的风气来表现自己。或许是因为大直之人反而像有所屈曲，道本来就有曲折委蛇的一面吧。等到我详细考察他平日立志的高卓、操守的醇厚，已经足以为我们的道建立一座坛宇，那么他对于出仕或退处、离去或留下，实在并非没有根据。他难道真是听闻龙门的遗风而奋发兴起的人吗？自从洙泗的风气衰微，圣贤的典范日益遥远，士大夫沉溺于自私自利的学说，不再知道天德王道的完整大道，已经很久了。征君没有经过师承传授，早早便体认圣人的法则，于是毅然把挽救世道当作自己的责任；假如能让他充分施展才用，即使是端木赐也不必谦让于他。如今他只能做到这些，那么他的学问也已经登堂了。唉！我如今再也见不到他了。”

译文学沈本人传 我年轻时便同沈子交往，相处时颇为疏落，但内心其实很器重他。晚年更加敬重他，把他视为有益的朋友。一天，我为亡妻选择葬地，触犯了人家的祖坟，沈子前来劝解。我面有难色，沈子话还没有说完便离去了。我于是自我责问说：“沈子竟然认为这件事不可吗？”从此以后每次见到沈子，我内心一定惭愧。过了很久事情才得到解决，我得以暗自列入补救过失的行列，心想：“我不敢辜负沈子啊。”可是沈子已经去世了，悲痛啊！沈子的性情坦率正直，同人交谈一定出自真心；遇到自己认为不对的事，总是侃侃直陈，有时当面指出别人的长处短处。被他说的人起初似乎不能忍受，最终也都明白他并无别的用心。他在邻里亲族中调解纠纷、平息争端，往往一句话就能解决。即使同人约定的时间很久，他也不改变；遇到急难，总是设法周济，常常暗中行善而不告诉别人。沈子虽然困居在诸生之中，却已经隐然成为一方的中正之人，其品德超过了有达官贵人的地方。可是他平日关门读书，绝不随便参与人事。对于声名利禄的道路，他严然自守，因此终身不向任何一位有司作揖求见。了解他的人因此称许他有士人的操守。我之所以敬重沈子，就是因为这个。沈子名祖诚，字本人，世代居住在郡城西面的霞头乡。他的祖父是龙津先生，以淳厚的德行著称；父亲名烈，以积累学问而有声望。妻子先是谢氏，后是汪氏，共生四个儿子，沈子是第二个，是汪氏所生。他年轻时补为诸生，便放下帷幕刻苦攻读。多次参加有司考试都不顺利，年纪已经老了，志向却没有衰退。过了很久，他的子弟中有多人突然显达。顾兆锦、梦锦说：“你们两个努力吧，我虽然老了，也应当赶在你们前面。”等到考试结束，再次得到落榜的消息，他的心意也仍然豁达。父亲去世后，他侍奉母亲汪氏极其谨慎。汪氏晚年患有顽疾，沈子亲自料理汤药，随侍她起卧，成为常事。兄弟们都长于文学，彼此如埙篪和鸣，友爱极为深厚。长兄是谢氏所生，早年去世没有儿子，沈子便为他确定嗣子，并且把他留下的两个女儿像亲生女儿一样抚养。兆锦等人年幼丧父，他也像亲生子女一样抚养，众人尤其认为这很难得。庚辰年，我越地发生饥荒，沈子独自率领乡人到乡里赈济，救活了很多人。第二年饥荒更加严重，上官廉知道沈子贤能，便把一乡的政务交给他。沈子办理征发、约期、会集等事，次序井然；至于安排粥厂的事务，也纤细周全，无不具备。远近来领粥的人归附他，如同投入母亲怀抱；沈子又拿出自己数不清的财物来帮助缓解急难。乡人都受到感动，互相勉励。当时正值酷暑，沈子往来操办事务，终于因劳累得病。病势危重后，他仍然念念不忘地谈论粥厂的事情。乡人感念他，大多为他祈祷。享年五十六岁，妻子是章氏，是我的舅父。萃台公是汉的长女，但沈子始终没有儿子。他去世后，兆锦便进为嗣子。我于是想要使他的亲情长存，先前向我略述了他的生平大概。我叹息说：“这正是我的志愿，就让我把它完整地写下来吧。”兆锦、梦锦二人都跟随我游学，颇有志向操守。赞说：“仲尼评论士人，首先是品行，其次是孝悌，再其次是言语行为一定信实果断；除此之外，便没有听说什么了。” 唉！品行最高的人，我已经无法见到了。能够见到次一等的，也就可以了。后世士人的风气日益浅薄，身份高的驰骋于词章，身份低的奔走于权势利禄。甚至有人在公卿间声名喧赫，行为却同市井商贩一样，还拿这些向人自夸，说自己是“名士”；士人也争相羡慕他，把这当作荣耀，使世道最终受到这种风气的损害。在这个时候，想求一个关门读书的人，他已经像空谷中的声音一样难得。何况进一步谈到士人的操守，我对于沈子就更加仰慕了。

译外大父章南洲先生传 先生名颖，字叔鲁，号南洲，是会稽道墟章氏人。章氏在会稽旧日是望族，但先生家世逐渐隐微。父亲信斋公，乐于行善、喜好义举，乡里称他为长者。先生九岁时母亲林氏去世，便刻苦读书，以继承父亲的志向。十四五岁时，跟随上虞孝廉狷斋谢公学习《易》，谢公很器重他，后来又向徐公求学。这两位先生都以《易》学闻名于家，后来都考中进士，成为名臣，而谢公的风节更加显著。他就是世庙年间以御史身份四次弹劾奸相严嵩的人。先生英伟早成，长大后逐渐接受二位先生的教诲，更加挺立自守，卓然有把尘土看作珍珠美玉、把轩冕看作铢两轻物的志向。于是大力钻研经学，时间一久，终于凭《易》学在当时显名。他写作制义，追求雕琢古雅的情致，而且多有独到见解。一时知名的士人无不愿意同先生交往，每次邀请先生共同讲学，遇到疑难也一定要看看先生怎么说。先生慢慢提出一种解释，满座都叹服，于是更加推尊先生为祭酒。诸文懿公屡次参加会试，都没有一次考中，后来拜访先生，行再拜礼请教。先生详细说明其中缘故，给他指示方法，文懿公欣然再拜致谢而去，不久便考中一甲，因而终身同先生结为坚贞不渝的交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我所交往的知名士人，后来先后考中进士离去的人，感念先生而不忘，像文懿公这样的很多。先生年轻时同族兄少参公、礼佥宪公焕号称章氏三杰，先生尤其被认为奇异出众。以郡中诸生身份参加省试，连续十一科都落榜，年纪已经超过五十，于是离开科举，追随自己所喜爱的学问，终身以处士自居。先生困居诸生之中已经很久，一天占筮得到《蹇》变《谦》，卦辞说“大蹇朋来”，便叹息说：“我大概就这样了，将来只能寄望于门下那几个学生吧。”后来门人日益有成，几十年间，我乡凭《易》学在制科中显名的人，大多出自先生门下。先生于是俨然成为当世的老师，无论认识不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南洲先生。先生设置科举教学时，衡量人的才器而分别督责；资质高的加以抑制，资质低的加以提拔；要旨总归于合乎规范，发言一定命中目标才停止。到了他率领作文的时候，气势如风雷迅猛严厉，又使人受到鼓舞而忘记疲倦，所以门下学生多有成就。起初他在本族中教学，族中士人无不争相延请先生。后来族孙如鋐以孝廉身份被举荐，先生便在乡里教学，乡里的士人也无不争相延请先生。像陶允宜以驾部郎显达，罗光鼎以比部郎显达，沈校、杨大成都以县令显达。后来进一步到郡邑教学，郡邑的士人无不争相延请先生。像冯景隆以大参显达，赵璧以及我的族祖烶，都以州刺史显达；宋某以县令显达。后来先生又到四方以及京师教学，所到之处都有人争相延请先生。华亭徐文贞的孙子元春以进士中选，中州郭蒙吉以别驾显达，顺天周应中以卿贰显达。到先生年老再次游历京师时，朱、张两位翰学和陶宗伯都争相请他教导子弟。陶望龄以南宫第一名中选，以司成显达；朱敬循以通政显达；张汝霖以宪副显达；张汝懋以御史显达。申少师瑶泉公唯独延请先生教授他的女婿郭生。不久先生回到家乡，年纪已经七十多岁。后来又被陶氏延请，陶允嘉以鹾运副使显达。先生八十岁时还没有衰老，宗周二十岁便考中进士，是先生亲手栽培而成的。到了先生将近九十岁，仍然为孙辈讲授经书。周光禄听说后，派儿子来求学。人们认为伏生又出现了。前后登门求学的人不下千余人。传承先生经学、世代以此为业的人又有几十家。先生虽然没有在自身显达，但仲子为汉也接受先生的一门经学，乡试中举，成为著名县邑的县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 先生的道最终并没有停留在《蹇》卦的困境中。起初先生教如鋐三年而有所成，说：“如鋐从今以后一定能中举。”然而如鋐很难考中，得到周光禄说：“这是奇才，只是不应当晚年才发达。”于是把枕中秘藏的学问全都传授给他，说：“熟练研习它，取得科第就像寄放东西一样容易。”周光禄只参加一次考试便接连考中。先生得到陶司成说：“我不是你的老师，你将来应当考取天下第一。”得到朱通政说：“你将来的名位可以同陶望龄和周光禄相等。”先生屡次起落，便告诫他说：“你过于刚强，这是你的毛病，终究不能大大显达。”朱通政因先生九十岁，前来举杯祝寿。先生观察他俯仰应对的样子，私下恼怒说：“叔理活不了多久了。”不久朱通政果然去世。先生从年轻时就喜爱宗周，说：“这个孩子一定会有成就。”宗周乡试中举时，先生正跟随仲子到粤西赴任，船停在江边，宗周拿出初场的试卷给他看。先生高兴地说：“外甥一定能中举了，我还为什么要去万里之外呢？”于是辞别仲子回来，果然得到宗周捷报。然而先生仍然认为年轻时登科第是不幸的。他那种识人的鉴别力，样样都奇异准确，往往如此。先生性情豪爽，嗜好饮酒，每天早晨起来给诸生讲完经，便召集宾客饮酒。喝醉以后常常骂席上的人，完全不顾对方的尊贵身份。席上的尊贵之人一个接一个地悄悄逃走，他却更加通宵饮酒不止；严重时甚至推倒食案，鼎中的菜肴狼藉地落在地上，主人不敢俯身去看，只得重新整理席面，像原来一样端上来。不过除此之外，他不赌博，也不玩射覆，只是高谈古今，评论经史和当代人物的贤能或不肖而已，所以听的人都肃然起敬，忘记疲倦。酒宴结束后，他又考查诸生的课业，逐一给予不同的劝诫，诸生因此更加日夜勤奋于学馆。申少师府中，有一天少师偶然从别处回来，夜已经很深了，问郭生的课业，郭生没有回答，先生震怒，命他长跪不起，声音传到内庭，少师起身来听。第二天，少师亲自捧着夏楚来，说：“愿先生始终教导这个孩子，从今以后他若不守规矩，请您鞭打他。”又回头对女婿说：“世上哪里能找到像先生这样善于教导的人呢？”从此对待先生的礼数更加隆重。先生虽然每天在贵人家中教书，但谈话从不涉及私事，从未踏入权势利禄一步。时间久了，连仆役和士卒都信任他，听任先生出入交游，早晚都不过问。两位师相家都让先生长揖后坐上座，有人说：“这不是太傲慢了吗？”先生说：“这是师道本来如此。”先生身材魁伟，仪容修长端正，面色泛着赭红，神采奕奕，远远看去像神人，而刚正的气质是天生赋予的。

译当他意气发扬、奋勇前进时，能够使千人退避，即使自认为是孟贲、夏育，也不能抵挡他。先生常自称说：“假使我能实现志向，杨忠愍的事业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先生既然有志向却不得志，便更加憎恨嫉恶流俗，常常在酒后发泄出来。年老以后骂席上的人更加厉害，常常自笑说：“我的气节足以匹配道义。”又说：“我平生嫉恶太严，但是别人有一点长处，便赞美不止，好像这些话都是从他自己口中说出来的。”同人交往，一生不改变。遇到对自己有恩德的人，即使只是一顿饭也终身不忘。友人朱在川曾经资助先生麦舟十金，几十年后朱君去世，他的儿子潦倒在京师，先生偿还当年的金钱，还给他路费，命他回乡。他的儿子说：“伯父为什么赠送得这样丰厚？”先生详细说明旧日情谊，他便拜谢离去。先生又喜欢救济周济别人的急难，族中子弟某某遭遇遣戍，都借助先生的援救而获解脱。先生始终不谈自己的德行。族弟某与先生比邻而居，他的子孙想把先生的宅第并入自己家来扩建，有一天陷入危及法律的事情，便写下契券交给先生求援。先生说：“我难道能趁人危难来谋取利益吗？”退还契券并替他解决了这件事。晚年居家时，乡里有游手好闲、赌博、争斗、凶狠无赖的人，必定躲避先生；如果来不及躲避，就一定自己捆绑起来悔罪后才离去，乡俗几乎因此改变。先生约束自己，行动总是遵循礼法，即使仓促之间也不显出懒散的姿态；内心却光明磊落如晴空，胸中洞然开朗，没有丝毫隐瞒，所以所到之处人们望见他便敬畏。八十岁时，他命工匠绘制《青天白日图》小像，说：“我一生就是这样。”可见先生用来作为一世师表的品德，并非偶然。又说：“我平生的学问和品行，大多得自谢、徐二位老师，更因此知道教导别人是不能推卸自身责任的。”先生妻子是杨氏，生二子一女，长女为云，次女为汉。为宗周的太恭人，两个儿子都先于先生去世，而孙辈又世代承继其家。先生卒于万历乙巳年，享年九十二岁。病重时，对宗周说：“这是常事，不值得害怕。”先生所著《易解》藏在河南郭氏家中，所以没有流传；诗文杂稿藏在家里。宗周在先生的孙辈中排行，但不敢以亲戚自居，而是按照师道侍奉先生，以此表明自己没有忘记老师的教诲。赞说：师道在世间的重要性，已经很久了。俗话说：“师道确立，善人就会增多。”先生早年传授谢公的学问，坐在讲席上讲解《易》数十年，学问源流所浸润的人，大多成为知名士人。宗周本人狭隘浅薄，不值得称道；像周光禄、陶司成这两位君子，都卓然自立，他们的出处进退、有无得失，都关系世人的轻重，而他们一旦出自先生门下，先生造就人才的功劳便已经关系到世道了。周光禄曾对宗周说：“我平生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学问，不亚于先生从谢公那里得到的学问。”唉！如今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了啊！

译章端斋及其妻先姊合传 我姐姐嫁给章家，她的丈夫叫端斋处士，有贤德的品行却早夭。过了很久姐姐也早逝了，于是合写一篇小传，以记载我对骨肉亲人的悲痛，大概只是如此而已。况且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一两件事情的情状，恍惚存在心中，已经无法说出。一天又得到他的弟弟体衡君的生平材料来读，说：“确实有这些事啊！”于是重新写传说：“处士名养仁，字完素；端斋，是处士去世以后，他同宗中贤德的人私下给他的赠号，作为替代谥号的称呼。”处士生来端正方严，性情极为孝顺。刚到弱冠便失去母亲，悲伤自毁得特别厉害，竟然三年只吃蔬菜、饮清水，丧期结束后仍不穿彩色衣服，很多人都认为这难以做到。他在守丧的草庐中亲手抄写一卷《孝经》，详细加以考订解释，给幼弟幼妹看，以此表达自己读书时的哀痛。处士母亲去世后，他的父亲宾峯翁想不再续娶，处士便哭着请求说：“弟弟妹妹都年幼，失去了母亲；如果父亲不续娶，他们就不能得到母亲，难道要因为我已经长大而使您另有忧虑吗？如果我这个儿子使一个人同时伤害父亲、兄弟的心，就将不能列身于人类了。”宾峯翁被他感动，最终续娶了陶氏。处士侍奉继母极为恭谨，取得她的欢心，并且告诫弟妹说：“有不同的儿子，没有不同的母亲；所以讲孝要称舜，讲弟要称闵子骞，你们要记住。” 于是弟弟妹妹也都能像兄长一样使父母安适，家庭中没有离间的话。处士年轻时读书并不聪慧，适逢宾峯翁年年到京城游宦，他的兄长某又跟随父亲进京而不回来，因此处士稍长便掌管家中事务而荒废了读书。然而长大以后，他仰慕古人所传的美好品行，做每件事都取法古人；至于检点自身、克制私欲，时时都好像还做得不够。他曾亲手题写在门口出入处：“行善难，作恶易，一天之内要多次反省自身。”所以他平日坐卧行止都有尺度，遇到我姐姐尤其庄重。姐姐出嫁几年，从未听到他们有宴饮亲昵、嬉笑喧闹的情状；他们在闺房之中也严肃得像在大庭之上，见到的人有时认为他迂腐而不理会。乡里有不洁净的妇人，他嫉恶如仇；即使偶然到她家去，也一定洗涤自己经过的几案席位，以表示绝不与她交往。路上遇到裸体的人，他总是远远避开。居家听到乡人互相辱骂的声音，便总要关上外门，像是不愿听见。第二天有时召来被辱骂的人，依照规矩处理责罚，那人也惭愧服从而离去。因此邻里有争吵的人总说：“不能让执方先生族中的某人听见，他可是塾师。”有一对夫妇反目多年不能和解，处士多方调解，他们最终悔过，恢复了原来的夫妻关系。他常说：“我依靠这个孩子，才得以保全一段天伦亲情。”他逐渐得到乡里如此信服。可是处士最终因母亲去世过度悲伤而坐病，渐渐患上肺痨，病了多年不能起床，二十四岁时去世。我的外祖父南洲翁是处士族中的伯父，替他改名为端斋，乡人都认为这个名号名实相符。处士相貌很丑，体质瘦弱，按理说似乎不应当长寿。然而他虽是个矮小的男子，却卓然具有超过常人的至性；虽然未曾专门求学，举止却总合乎规矩，有得道仁人的气象。假如上天多给他一些寿命，使他的至性充分发展，他大概可以接近曾参、闵子骞了。可惜啊！起初我年轻不懂事，见人称处士为“执方先生”，我也称他为“执方先生”。同处士分别三十年后，我已经老了，回头看看自己的行为操守，仍然担当不起这个称号。假使处士还在，我将把他当作令人敬畏的朋友来侍奉。抚今追昔，不觉泪流满面。他使我感动怀念的原因，太深了。唉！谁说处士果真没有长寿呢？” 姐姐被称为贞范刘氏。姐姐去世时，同宗的人给她作诔文，称为“贞顺”；弟弟宗周认为还没有完全表达她的美德，便改诔为“贞范”。她的父亲是赠公某，母亲是淑人章氏。当初我母亲自称未亡人时，姐姐才一岁，而我还在母腹中，母亲抚养我们十分劳苦。后来母子都长大，寄养在外家，姐姐只听从母亲的教训，起坐都陪在母亲身边，从未轻易走出外家的门户。她性情聪慧明朗，早年便精于刺绣，有高挑秀美的身材。外祖父从族中为她选择女婿，找到处士时，他正守在母亲灵堂中，悲痛得无暇过问。婚后，姐姐因此更加修习妇道，早晚操持饮食奉养公婆成为常规，宾峯翁很称赞这个新妇贤惠。丧期结束后，处士也随即患上肺痨，久病不起；这时姐姐才二十三岁，留下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还相继在襁褓之中。当时我们母子都悲痛欲绝，他家里的人也无不悲痛欲绝，而且为姐姐的处境感到为难。可是姐姐身披丧服直到服满丧期，一切都依礼而行，哭泣的声音从未超过厅堂台阶，仿佛不知道世间还有孤儿寡妇的事情。不久，孤儿稍稍长大，她便遵照宾翁的意思，请老师教导他，孩子渐渐有了成就；她自己料理柴米油盐更加勤劳。那时宾峯翁家境渐渐衰落，姐姐又始终不能得到后婆婆的欢心，于是便分开另设厨房。又过了几年，她因肺痨去世，享年三十八岁。她以未亡人的身份生活了十六年，因病支离憔悴、卧床不起将近十年。这样看来，姐姐的心早在处士去世那天就已经死了很久。她内心虽已死，又因悲伤而损毁身体，以至于病重，并且有与处士同穴的想法；但她又不愿把这种想法流露在言辞神色之间，认为那近于人情而远于义理，会损伤处士的德行。到了这时，她才算报答了处士于地下。过去敬姜白天哭悼丈夫，君子认为她懂得礼。我姐姐能够续接敬姜的德行，才真正做成端斋的妻子，也不愧为刘氏的女儿；用“贞范”来表彰她，是有道理的。贞范生于万历丙子年，比端斋小一岁，死于万历癸丑年。端斋生于乙亥年，卒于戊戌年。女儿嫁给何光捷，他是邑庠生；儿子名一匡，也是邑庠生，终身由我抚养，这是姐姐的托付。姐姐去世十年后，一匡也去世了，他的妻子朱氏至今守节，很有姑母的遗风。留下的孤孙名安民，已经聘娶俞氏；孙女一人，尚未许嫁。

译世父学可公传 宗周近来编修宗谱，看见先世有一位日涉翁，他的品行义举受到先少司马艮所先生的称述，便赞叹仰慕不已。凭日涉翁的德行，即使只托身于志趣高洁的林野，如陶靖节一样，也应该一定有福泽流传给子孙，可以拿着凭据等待验证。等到详细考察他的后裔，为什么竟如此寥落呢？日涉翁传到第八代，已经同我属于同辈，称作孙枝的仅有五七个人。他的嫡系后代是应麒，应麒的父亲是学可公，也以品行义举闻名于宗族；然而父子之间家势日益衰微，孤零零一线延续，勉强维持门第，田产不能供给稀粥，破屋不能遮蔽风雨，至于一两个五服内的亲族，更不用说了。我因此不能不感慨天道与人事的关系。我的先祖所出的一支叫遂安，是日涉翁的二哥，曾三次到黔中，救出被戍边的父亲，世代传为孝子。后来从我这一支发达，出了千丁，衣冠聚集，族人都认为这是天道的表现。日涉翁在大节上让他的兄长成名，而在美好品行和笃实行持方面，并不愧于兄长。至于后代所得的福报却如天壤之别，难道天道有时一定、有时不一定吗？还是同一乳汁分流，有的流到这里，有的流到那里呢？公名壮，字汝男，学可是他的别号，世代是山阴水澄里人。始迁祖叫文质公，日涉翁是他的曾孙。公的祖父是西桥公森，早年去世；祖母王安人，勉励守节、抚养孤儿，乡里称道她。父亲是列泉公，妾傅氏生了六个儿子、两个女儿。祖父和父亲世代都有隐而不显的德行，而公的德行更加光耀。公生来有耿介的操守，对于声色财货利益看得很淡。正当壮年时，偶然住在偏僻的巷子里，邻居有一名容貌非常美丽的妇人。忽然一天傍晚，她的寝室倒塌，妇人被压在下面，受伤很重，大声呼喊：“刘君救我！”公赶快跑去把她扶出来。当时月色正明亮，四下寂静无人。妇人对公说：“不要马上回去，请留到天亮。”公推辞。妇人说：“并没有别的意思，我被压在倒塌的房屋下面，心神惊恐，只是想稍微依靠有福德的人保护罢了。”公答应了，在门外搭床，自己表明内心没有别的想法，一直守到天亮没有改变。妇人于是道谢说：“古代有展禽氏，您莫非就是他的后身吗？愿您世世受到上天保佑。”公说：“我本来就愿意学习古人。”于是取号为学可。从此公心中欣然，像有所获得，更加仰慕古人的道德而求学。他于是默坐一室，左右都是书籍，几个月不出门。检点自身更加严格，每天远离邪僻的习气。从独居幽室推及处于大庭广众，也没有两样，关键只在于不欺骗这颗面对暮夜的心罢了。像这样过了几十年，没有人知道。家里贫穷，每年替人教授私塾，以束脩和馆谷养活自己，却从未显出忧戚的神色。他侍奉父母十分笃厚。母亲病重时，他曾割取大腿肉和粥一起奉给母亲，母亲喝了觉得甘美，第二天病便痊愈了。母亲去世时，公正在外游历；在外面忽然有一天心中悸动，赶快回家，父亲的病已经危重。过了一天父亲便病逝了。公悲伤自毁，守完丧期，仍因没有钱财不能依礼办丧事而遗憾。直到晚年，他一生对待弟弟妹妹都像对待孩子一样友爱，遇到患难便互相救助，不避艰险。直到如今，家族两代共同用餐，不分私财，孩子没有固定的父亲，这些都是公的教诲和学问；公能够亲身践行的情况就是如此。虽然还不能预知他的道学是否会显名，但也不同于那些只会博览书籍、自夸学问繁多而实际空疏的人。公早年学习科举之业，学业已有声望；一两次考试没有考中，便放弃科举，终身以处士自居。享年七十岁，卒于万历丙辰年八月二十八日；距离他的出生之日，则是嘉靖丁未年八月初八日。妻子顾氏，生二女一子，儿子就是应麒，很能继承公的志向，他的后代将来应当会显名。我知道公的学问品行将会日益光大，而日涉翁的后裔也一定会不断积累而兴盛。这就是我所说的天道。族子宗周说：“割大腿肉却损伤生命，留妇人到天亮，甚至达到亵渎礼法的地步，这些都不是道所载录的事情。公之所以能够安然端坐，只是因为从未真正求学罢了。公由此有所感悟，才开始有意于学；然而还不能预知他的道学是否会显名，那么学问也就难以说了。过去孔门把孝悌说成求仁的根本，《中庸》所说的上达天德，正在于独处屋漏之下也无愧于心。公开始懂得了这些，虽说公已经懂得求学之道，也是可以的。”

译孝愍周氏传 我乡已故光禄少卿周宁宇先生，立朝忠诚清廉，一身操守具有古代社稷之臣的风范。即使把我乡各种美好的品行逐一列举，也数不清有多少人受到他的感化。先生又有一位贤德的孙女叫周氏，嫁给汪氏后以死守义。君子哀悼她，私下给她谥号“孝愍”，说她不愧为先生的孙女。礼制称女子出嫁为“归”，出嫁后对丈夫的义重于对父亲的恩。周氏之所以得到“愍”的谥号，为什么不依从妇道而依从子道呢？回答说：她因守义而同丈夫断绝关系，便不能再做汪氏的妻子；不能做汪氏的妻子，正是因为她是先生的孙女。先生的长子太学君惺早亡，留下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女儿就是孝愍氏。当初太学君选择女婿，找到萧山汪某，是个富人家的儿子。先生面有难色说：“我家世代以儒业清素自守，不像他家那样，婚姻内情有别人掌管。”但最终还是答应将女儿嫁给汪氏，先生因此更加不高兴。后来先生也去世了，她的公婆虽然知道先生清廉困苦，仍希望官宦人家的女儿不会缺少艳丽的妆饰。有一天看见顾氏穿短衣、梳椎髻的样子，便常常怏怏不乐，转而侮辱她的母家。婆婆赵氏又是继母，不体恤自己的儿子，反而更加挑起与儿媳的冲突，时时辱骂争吵，令人不忍听闻。公公汪某时而高兴时而发怒，高兴时便同她以“你我”相称，跟着她到厨房忙碌，像仆役一样，习惯性地嬉笑；发怒时便帮助婆婆虐待她。周氏于是回到母亲家中哭泣，说：“我死也不再回汪家了。这样的人难道可以同他长久生活吗？”她的母亲不了解缘故，总是把她遣回去。这样过了几年，有一天夜里她忽然上吊而死。当时她的丈夫正在外地教书，急忙赶回来查看入殓。天刚亮便把她拖到野外埋葬。乡人惊愕，有人到母亲家报丧说：“她死的那天晚上，汪某做了兽行。周氏正厉声驱逐他，汪某却跑去挟持自己的母亲来，争执中拿器械乱打她的头额；她抱伤昏绝，于是关门自尽。”她的弟弟熙干向官府申诉，过了三个月，在烈日下起出尸体，面色还像活着一样。然而主事者最终竟没有人能够判决这起案件。我曾劝慰熙干说：“舅父不义而杀死妻子，如果反过来让舅父抵罪，就成了父子相杀。而且周氏本来就顾念亲情。天下难道有无父亲的国家吗？为了苟且求生而辱没亲人的名声，为了树立节义而杀死杀人者的父亲，这两件事都不可取。”熙干受到感动，事情于是停止。但周氏的志节更加不能不昭雪。汪氏可以没有妻子，先生却不能没有孙女。因此我写作《孝愍传》，等待采风的人加以选择。外史氏说：“我读书读到《中冓》的讽刺诗，庄公因此受到讥丑，卫国最终也因此亡国。下及唐朝末年高元之际，难道独独不是这样吗？当时假如宣姜一类的孽臣后妃中有人秉持孝愍的志向，凛然制止君主的恶行，使其不能肆意妄为，国家又怎么会走到败坏的地步？那样三纲便由此彰明，九法便由此整饬，对于世道教化的补益，比起《柏舟》只凭一誓而终身从一的节烈，不是相差得更远吗！”这样看来，孝愍固然不只是先生的孙女，大概也永远是汪氏的妻子。章贞女传 我的母族章氏，是会稽的望族，风气高岸正直，与其他著姓不同。进入国朝以来，贞臣志士代代不乏；即使是妇女，也常常以德行操守著称。比如先太淑人抚养宗周，就是尤其光明显著的一位。奇异啊，如今又有了贞女。她的父亲是太学生方扬，母亲刘氏，是我族兄先方伯公的女儿，有贤德的品行却早逝。先前有一个儿子英士，两个女儿，贞女是长女。她生来柔顺温婉，具有极为深厚的性情。母亲去世时，她悲伤自毁，瘦得只剩骨头。服丧期满后，每逢忌日仍一定悲痛。她精于刺绣，闲暇便学习书史，略读《诗》《易》，兼且通晓佛典。长大以后熟悉闺门礼仪，双脚从未轻易迈出门户之外。起初，太学君的父亲司城公正在京邸任官，当时王新建瑞楼公有一个儿子，是宗族女婿，于是替他的孙子向贞女求婚，说这个孩子将来就是文成之后。司城公说：“我的孙女能够奉祀文成，幸运得很。”于是订下婚约。后来才知道王氏之子本来是宠妾所生。有一天家中发生争端，瑞楼公突然把自己的儿子说成是螟蛉之子，并且把此事上报朝廷。太学君说：“究竟是哪家的儿子，竟敢说与我们结秦晋之好？”于是断绝了同王氏的婚约。瑞楼公答复说可以，但仍被族人牵制，不敢公开说已经断绝婚约。到了己巳年，贞女已经二十岁。王氏所谓的螟蛉之子从燕地回来，想趁瑞楼公去世而暗中谋求世袭爵位，并且前来请求婚配。当时太学君正在京城谒选，便借故推辞。贞女稍微听到了其中缘故，心中暗自悲伤。恰好有人来议论要同妹妹定亲，贞女怀疑那是要议论自己的婚事。有一天，她拔出佩刀割断自己的头发，家人惊问原因，她只说：“我毁坏容貌，使自己失去婚嫁的可能，就能依靠父亲膝下，终身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不能这样，我就以死明誓。谁又会没有一死呢？”不久她便称病不起。病了几个月，她时常以不能见父亲一面为恨。临终时她坐起，手持佛号而死，并且对家人说：“这是我命中注定的死，希望你们不要悲伤悼念。”时间就是己巳年的某月某日。唉，女子为什么要死呢？如果认为她是为所事奉的天而死，那么谁是她的天呢？如果认为她是被暴力逼死的，却又从未有鼠雀之类的诉讼。一日，陶石梁先生同我讲居易之学，人人都把身处患难说成是在冒险，而先生以乡里两个女子为例，说：“这正是《易》所说的平易。”这两个女子中，一个是张氏女，她已经许配给王氏而丈夫去世，最终回到夫家，换上丧服守志。另一个就是贞女，她所处的情形都非常奇特，而贞女所面对的尤其艰难。正当断绝婚约的议论还没有决定时，英士曾向我谋划此事，我一时无法回答；后来思考而得出结论：断绝婚约，是义；完成婚姻，是礼。与其废弃礼，不如废弃义。这大概也是替活着的女子安排出路，所以应当这样做。没想到女子竟能以死发誓；女子一死，礼和义两方面都完整而没有损害，又委曲地保全了父女之间的关系。这难道就是所谓安于平易之道、等待命运吗？险与易的分别，在于贞守道义，而不在于遭遇如何。如果只看遭遇，苟且偷生，动辄都有保全自己的办法，又何苦用六尺之躯去追随它呢？这不就是把冒险侥幸推到了极点吗？可见贞女对此辨别得非常清楚。英士有志于学，一天拿着他妹妹的生平材料来请求我，于是我有所感触，写成这篇传。

译共姑传 共姑是我祖父兼峯府君的女儿，也是宗周的姑母。姑母六岁时，陈安人去世，她由祖母茅氏抚养。十九岁时，嫁给章立镐。当时章家正奢侈放纵，而我家中道衰落，双方并不相称。她刚进门，便失去了婆婆的欢心。婆婆沈氏是侍御的女儿，守寡而性情强悍，看见媳妇梳椎髻、穿白练衣，就把她当作女奴役使。每天制造事端，立镐也不以礼相待。沈氏于是把姑母关在另一间屋里，任凭立镐出去私通外妇。沈氏偏爱那个外妇，虽是妇人，却更加虐待自己的儿媳。早晨给她一盂饭，晚上给她一盂饭，从洞中送进去，整天不能吃饱。姑母对此惶恐谨慎，认为这是自己的命分，反而更加恭敬顺从，口中没有一句怨叹，声音也不让传到门外；而且每天照常料理麻、枲、组、紃等女工。沈氏渐渐受到感动，即使妯娌和来往的邻家婆婆看见她，也没有不流泪的。于是沈氏放出姑母，叫立镐到面前来，重新举行同牢之礼。不久，立镐因为外妇的缘故又不礼敬妻子，再次制造事端。他的母亲又把姑母关起来，像从前那样虐待她。过了很久才解禁，又放出姑母，叫立镐同她恢复夫妻关系。这样前后三次成为夫妻，姑母才算成为章家的媳妇。正好沈氏将要去世，从此立镐出入内外，姑母只能随波沉浮而已。姑母对此感到羞耻，也不再以礼对待立镐。立镐不肯悔改，最终因放荡败坏了自己的家业。姑母掌管家政，勤勉节俭，处在无可作为的处境中，仍然想用礼法教导家人、延续家声。每逢伏日、腊日祭祀祖先，逢年过节问候馈赠亲友，都有一定的节度。姑母从女红所得中取出钱物，有时还脱下簪子耳饰来资助。立镐从不过问，听说后有时反而因此恼怒。晚年家境更加窘迫，姑母最终忧愁憔悴而死，临死还亲手留下稀粥田十亩，任凭立镐一天之内把它耗尽，自己也随即去世。她留下的三个儿子都是妾所生，姑母却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她亲生的有两个女儿。宗周年轻时跟随祖姨陈氏，从祖姨和姑母之间听到许多忧患纷争的详细情况。姑母被幽禁而没有死，并且没有最终被驱逐，陈氏在其中出了力。宗周长大后，侍奉姑母将近二十年，姑母绝口不说平生的一句话。晚年偶尔提到此事，才说一两个大概，便按住舌头说：“上天要击打我了！”流着泪挥手停止，又说：“我平日不说，如今却说出来，怎么会没有怪罪呢？我快死了！”不久果然卧病不起。唉，按照我所听见、所看见的情况，我姑母的一生，和诗人吟咏《绿衣》时所说的“我怀念古人，使自己没有过错”有什么不同呢？这不正是说我姑母吗？考察图籍史册，大概她同姜诗之妻、鲍女宗一类的人相同，谁说古今之人不能相提并论呢？宗周追念感伤这件事，于是私下给姑母谥号“共”，并为她作传。祖姨陈氏，是陈安人的妹妹，孝廉章孝泉公的妻子，也是立镐的族亲。孝廉去世后，祖姨操持家务方正严厉，以节操品行著称。张守斋像赞 品行方正而严肃，制定礼法却谦逊；学问广博而宏伟，实际作用却深藏不露。因此所到之处，人们闻风敬仰，郡邑奉他为师表，而王公贵人也失去了原有的炫耀气焰。唉！先生不必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只看他的来历，便可以占断说：“大概是守持这些品德的人吧。”希望他能够秉持志向而不改变，成为古代那种自矜而廉正的人吗？”},{ 黄白安侍御像赞 精神如金玉般高洁，仪态如凤麟般端庄。戴着高冠，穿着绛色袍服，任御史则能触犯邪恶，立于兰台则神色凛然正直，抗言直谏，声音坚劲如箭。等到以一死与日月争光，已经很久也无愧于男子汉了。可是惋惜公的人，难道还在遗憾您没有得到充分施展吗？我奉公八年以前，您的声音和容貌还历历在目，俨然把自己比作皋陶、夔那样的贤臣。起初在虞廷任职，您辞让九官之职而去做士。唉！为什么要让公的志愿如此不得实现呢？茫茫千载之后，还有谁会像我一样，在公之后死去而追念您？【侍御的遗像是在他任司理官时得到的，距他遭难之日已有八年，所以这样说。】王聚洲年友像赞 唉！我的朋友本来是馆阁中的英才，而且平素志向坚定铿锵；希望出入宫禁，成为辅佐国家的栋梁，却又慷慨自得，以沉浮于声名利禄为可耻。因此上书进谏，挂起神武门的冠服，离开国家，收录在党锢名籍之中。后来做五湖长，穿着五岳屐，最终仍然奔走不安、惶惶无所归宿。丧失家产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呢？公将要像屈原一样被放逐，而品格却足以与刚直不阿的李邕相匹敌吗？

译陈中湛总宪像赞 进身时接受您的教诲，我惭愧自己见识浅薄，彼此交往也很浅；退下后听闻您的风范，却欣喜不已，仰慕之情何其深厚。若有一天能够登堂入室，像公武、君公那样成为公卿，我也就满足了！您有秋霜般肃杀的威严，树立起高山耸峙般的气象。我看着这幅画像，不禁为您一生三叹。若没有这样的作者，怎么能够振兴斯文呢？祭赵侪鹤先生 唉！没有哪座山不高大，其中的宗主是岱山、华山；先生却跨越群山，登临峰巅。没有哪条河不深广，其中的水流如黄河、银河；先生却因此胸襟澄明而浩瀚。伟大啊！先生是旷世少有的英杰，卓异而不受拘束，却又回归准绳。才如司马迁，志如范仲淹，风度如李邕，韵致如谢安。早年任职铨司，勤勤恳恳地考察品行风概，洞察盛衰消长，深知否泰转变。澄清六计，受到群小嫉视。世事几经沧桑，屈指已到癸巳。晚年再次出仕，锐意谋求太平，奖掖贤能、黜退不肖，使仕途清明，几乎可以使庆历年间那样的君子充满朝廷。可是党争很快重新爆发，风暴席卷而来，牵连同僚，祸及家身。白发萧萧，流放万里黄沙之地，仍怡然上路，把险境看作平地。手执戟等待终尽，何时才能归葬故丘？卓越啊！先生始终保持同一节操，为国家树立人才。正值岁寒冰雪之时，为什么上天不肯留下您呢？如今再次遇到圣明之主，天网重新张开，主持铨选的人谁能与您争胜？回想这位哲人，越发令人叹息。悠悠世道，哪里知道它的尽头？可叹我这个浅陋之人，仰慕结交英俊之士，晚年才有幸与您同朝，始终惦念后进。登上先生的座席，清和之风吹拂鬓发；叩问先生的言论，如兰花芬芳、玉质温润。退下之后茫然若失，消除了我的鄙陋和吝惜之心。后来有一天归田，您在银台三次晋见，言辞劝告还嫌不足，又亲笔写信来问候。国士以知遇相待，我愿以一官相殉，魂梦中徒然劳苦。我病弱不堪，远隔万里云山，遥遥听闻您的灵柩远行。先生已经逝去，我前来趋拜吊唁；无论生死，我这颗心始终不变，只愿辅佐君主达到尧舜之治。祭孙淇澳先生 唉！君臣相遇，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大概有有贤臣而没有明君的，却从来没有有明君而没有贤臣的。当今圣天子登极九年，求贤如同口渴求水，金瓯卜问国运，梦寐中时时殷切期待，最终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符合他的期望。后来寻访到了先生，不只是得到您的画像，而是像傅说在傅岩之下被发现一样，特意备车迎请，可先生已经病困，不能上路了。您还扶病抵达国都，拖延等待陛见，竟然突然去世。使九重宫阙中皇帝久久等候的心愿落空；讣告传来之日，皇帝殷勤询问缘故，震惊哀悼而不得安宁。同朝之士全都叹息咨嗟，面色惨变，仿佛一根孤栋突然折断。唉！上天为什么还不愿使天下太平呢？凭先生的品德和学问，却只能在典礼的一席之间施行自己的道吗？有人援救您，有人陷害您，进退徘徊将近十年，可那片爱君忧国的心，没有一天不悬念朝廷。后来又偶然得到机会，却又突然被夺去。抚今追昔，这究竟是人的原因还是天意呢？然而先生的道虽然没有施行于执掌国政的职位，却使千古纲常有待先生扶植的部分，已经在典礼一席之中实现了。一时之间，正直的言论和宏伟的议论聚集在朝廷上争辩，皇帝因此动容，群奸也因而胆寒。将它传之于信史，正可以和赵盾所书之事相同。即使严厉的斧钺降临，先生不朽的功业也已经建立在宗庙社稷之中了。近来圣明的皇帝洞察一切，对孤忠之臣身后的典礼，全都按照特殊礼数办理，也可以说是生前荣耀、死后哀荣；那么先生闭上的眼睛大概也稍稍可以瞑目了吧？宗周长期受到屈辱，与您同心退居山林，相隔千里，迂回迟晚地追随先生的足迹，后来又登上朝廷高位，哪一样不是先生余荫所及？可是先生已经不再顾念我了。抚摸当年如兰草般的交谊，惆怅自己在帝都如浮萍般的踪迹，面对送葬牵引灵柩的情景，怎能不心碎肠断呢？谨献上一奠，并附上生刍，希望先生还能回顾我。祭魏廓园给谏 茫茫宇宙之间，万古流传的斯文，阐明为正学，以洙水、泗水为尊；到了宋代儒者，有濂、洛、关、闽诸学派，排斥邪说、放逐淫辞，更加严肃谨慎。正道将要施行时，正是小人所憎恨的，于是是非纷纷兴起，邪道有时胜过正道，伪学受到禁止，伪党被立碑，围匡、伐木等事，前后如出一辙。世道日益衰落，就像疏导岷江一样，乱臣贼子一天比一天猖獗。后人看今天，必然觉得比看过去更加严重。煌煌大明，却又申行学禁；所谓学禁是什么？东林成为众矢之的，二十年来，飞来的箭矢极其急迫。一旦祸难爆发，忠谏之臣接连被捕，诏狱牵连株连，尸体堆积如山。呜呼，悲痛啊！即使让人死上百次也不足以赎罪。卓越啊，我的公，德行超越常人。您的品格冰清玉洁，像高墙一样耸立千仞，光明磊落、轰轰烈烈。早年游学梁溪，得以听闻正学，守护学术的贞正，确守道义的卓绝；以此侍奉父母，以此侍奉君主，以此侍奉老师，也以此对待朋友，与人同心协力，以弥补宰辅的职责。于是触怒权奸，遭到谗贼中伤；无论进退、荣辱、生死，都只以这种学问为准。所学的正是这个学说，不是这种学说的，请拿圣人裁断；所行的正是这个道，不是这个道的，请让天命来判断。承担天命而实现志愿，不过如此而已。这就是贤人圣人之学中最重要的内容。唉！我的公至死也没有悔恨，作为臣子即使罪当诛戮，对学问又有什么罪呢？越讲论它越明白，越实行它越能达到；越压制它越发扬，越挫折它越坚强。世道有升有降，道本身却没有污隆之别。正如江河运行于大地，日月悬照于天空；我最痛心的，是辜负了朋友，然而千秋之后的情谊，必定还有共同的约定。活着离别来不及相见，死后永别也只能这样说；面对长风痛哭一场，仰头叩拜天门。祭周海门先生 唉！士人有跨越时代而彼此感应的，未必同处一堂；有时即使当面相见，也会失去他。一个人是否贤能，怎么能用短浅的眼光来衡量呢？有眼睛却看不见启明星的光辉，叫作瞎子；有耳朵却听不见钟鼓之声，叫作聋子。士人对于道，反求自身便是道，却不知道寻求能够有幸遇到那样的人。有人把明白坦易的学说展示给我，我仍不知道寻求，那么也不过是聋瞎之人罢了。唉！这种道未能传于世间，大概已有一千多年；我的乡里出了王阳明先生，以良知之说启迪天下。在我的乡里，王阳明门下最著名的是龙溪先生。又过了一百年，龙溪门下在我的乡里最著名的就是先生。先生对于阳明之学，笃信并谨慎守持，从弟子承继祖师，一脉嫡传。读他的著作，可以看到对宗旨的阐述；关于宗传，也有编纂。一时的学士大夫又共同维护扶持，使它归于没有弊病。美好啊！先生对于道，可以说如启明星照耀天空，如钟鼓陈列在礼序之中。凡是有耳有眼的人，都能够听见并看见，何况那些忧勤地仰望大道、努力趋近的人呢？起初先生广泛讲授良知之学，往来于我的乡里时，我的头发还没有干。等到我稍微有了知觉，很想洗涤身心，作为接受教诲的准备，进一步登上先生的门下。

译可是先生历经仕途，而我们如云泥般相隔，终于失之交臂。晚年先生辞官归隐，恰逢学禁，所有交游都谢绝了。有一天，正逢圣明皇帝表彰斯文，首先起用先生，让他成为士绅中的典范，希望上天借此给我一个缘分。宗周本想请先生入朝奉事，也打算退居乡野后奉先生为师，可先生忽然已经去世了。唉！世上有像宗周这样当面遇见先生却失去他的人吗？先生对于道，本来就是这样明白而平易。追随他的人遍于天下，我却始终不能从宗周这里得到它。这就是我成为聋瞎之人的原因。世上不成为聋瞎之人的，大概也很少。幸而还依靠先生的学说，唤醒沉睡的人。自从学禁以来，各位名宿几乎都已离世，正处在这种道统将要断绝的关头，先生又没有多留一些时日。先生为后死者留下根基，那么这对世道不幸的影响该有多大？我能不为先生流泪吗？先生去世的时候，正是宗周赶赴朝廷之日，来不及奔赴哭吊，只好姑且面对长风洒泪，以表达我平生仰慕向往的私情，希望先生有知，终究不要把我置于门墙之外。唉！我已经聋瞎而自我废弃了，却还知道先生的道值得尊崇，这难道不是良知尚未昏昧吗？难道是先生启发了我吗？难道这就是先生启发天下后世吗？尚飨。祭张二无副院 唉！哪里有以一个人的出仕或退处来预卜天下和百姓，以一个人的生死来关系斯道通达或困厄的人呢？俯仰古今，很少有可以与之匹敌的。哪里料到出仕、退处、生死，竟在同一时期交相感应，唯独系于先生一身呢？唉，令人悲伤啊！先生凝聚山川之间的精气，生来姿态非凡，早年便与道真相契。年轻时学习羲、文的《易》，晚年通晓河洛之学的神髓，于是成为东南学者的领袖，天下人也把他看作威凤祥麟。因此先生虽然平素志在山林，把珠玉看作破鞋，把轩冕看作泥土草芥，世间也终究不能完全废弃先生这位儒者。幸而我在醇纪纲一席中，凭借与先生道契的雅谊，参与群贤征召的盛会。有见识的人由此预料世运将要更新。哪里料到我已经获罪被放逐，先生也因病请求辞职，前后离开官位，席子还没有坐暖。我们的道穷尽了！您生在什么时代啊？阳九之厄之中，一场疾病忽然使您沉沦。痛惜山崩木坏，对于平日跟随游学的同伴来说，怎能不想到这些，而在此时更加深切呢？既然人亡而国疲，也只好独自困居而离群。光彩奕奕的先生，您还重视顾念我在稽山镜水之间吗？也许还会写出宛委山那样的宏文。我怎敢不履行当年的约定？如今将经过仙乡，迟疑徘徊，内心悲痛如捣。遥望您的灵车已经返回，带着生刍从远处陈献。我恭敬地面对长风拜祭，相信可以借此表达肺腑之情。悲哀啊！祭丁长孺 唉！弟弟今天永远同兄长告别了。平生的情谊，怎么能够说尽呢？前些时候，兄长病势危急，还切切地念及我和几位友人，派人带着给我的信和他的儿子来召唤我，可弟弟最终没有赶到。不久讣告传来，我匍匐赶来奔丧，想见兄长一面，同您永远诀别，却已经不可能了，难道不痛苦吗？弟弟当初与兄长相遇，大概是在许敬庵先师门下。那时弟弟刚刚向学，看见兄长神气刚正高迈，几乎不敢抬头仰视，却恰好得到兄长心意的契合，彼此一见如故。后来分别，将近十年，兄弟踪迹相隔。然而兄长私下在士大夫之间推重我、为我奔走荐扬，没有一天停止过。有一天，您郑重地写信来，充满爱慕的诚意；弟弟于是有幸同兄长交友，兄长这样了解我，竟到了这种程度！那时朝廷上党争刚刚兴起，兄长首先因为坚持直道而被禁锢，退居合溪之上，始终忧虑世道和百姓的生计，凡是有所见解，必定向弟弟倾诉。弟弟因此得以扩展自己的蒙昧鄙陋，坚定自己的志向；出仕退处、进退行止，全都遵循兄长的指引。十多年来，我没有把自身归附于小人一边，都是兄长赐予我的。后来时局一旦转变，弟弟与兄长先后被起用为官，弟弟出仕而兄长没有出仕。我平时总是想：‘我对不起长孺的地方太多了。’于是立即递上弹劾自己的奏章离职而去。正逢党争再次兴起，我们两人又相继被削去名籍，而兄长已经病重将死。兄长去世后，几位朋友所遭受的灾祸一天比一天惨烈，我不知道兄长当日临死时缱绻深厚的情意究竟如何。还记得党祸刚刚兴起时，兄长对门人陈子说：‘刘师恐怕遭遇不测吧？’说完便流下泪来。假使弟弟最终遭遇不测，兄长确实不会难以同我一起死去；可惜兄长死了，弟弟却不能跟随他。唉！唉！苍天啊，确实是您生下了我们这一党人；上下千秋之间，这样的人究竟有几个？他们生逢不偶，却一旦出仕便有所作为，谁能比得上兄长呢？学习古人的道，怀抱当世的忧患，最终却不能在清明时代施展一天，直到在江湖间憔悴而死，平生的肝胆只能在几位朋友之间激切表达，眼看他们将遭祸却无法救援。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为？难道是我们的道已经穷尽了吗？兄长死后，几位朋友又相继因谗言而死于贼手，只有弟弟还苟且多活一天，也像穷途末路之人一样茫然无措，终归一死，只为报答知己罢了。日月不断流逝，我的心情绵长不尽。正逢弟弟遭遇幼子夭折的悲痛，姑且备办一杯酒，派一名使者送到您的灵前，以陈述永别的衷情，知道兄长一定会鉴察我的。祭张慎甫 唉！三代以前，士人多崇尚德行，其次才是辞章；三代以后，士人有时崇尚言辞，儒术逐渐庞杂。等到弊病发展，以文章毁灭本质，道也就沦亡了。圣人远去，言论湮没，人伦纲常不能振作，邪说猖獗。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各家各户都张口说话，像鼓一样喧响，像簧片一样巧言。不有哲人尊崇经典、辅助圣道，怎么挽救这茫然的世道呢？美好啊先生，英姿卓立，敦厚坚毅、刚正端方，沉浸于典籍之中，承继渊源，直追黄河源头。您在皋地讲论《易》，师道严正而学道尊崇；朋友从远方来，又讲到《诗》《书》《春秋》《戴礼》，由简略而推求详尽，进而归于《四书》。凡是加以裁断取舍的，都像布帛、稻粱一样切实可用；不是圣人之书不读，不是圣人之学不讲。梦寐之间都在仰望圣贤，九经最终学成；在郑玄、朱熹之间，难道只是训释古书而已，实在是借此作为羽翼。斯文光耀，平生的大业，全都在编纂校订之中。已经登堂入室，唉，已经老了！壮年时没有得到施展，只能深藏于蓬门荜户。士人的声名可以流传千秋，区区青紫官服，又哪里足以衡量长短呢？何况如今道统丧失千载，长夜茫茫。得到我的先生，就像黑暗中点燃蜡烛，也如日落时残存的光，功业足以保存世道。我们这些同党的后辈，大概可以裁抑简省自己的狂妄，再来观察先生实际践履、暗中修养的功夫；其本质如玉，外表如金，不只是言语上的真实，确实可以践履，成为表率和规范。

译先生活到八十岁，双目已经失明，却默默诵读，始终不忘。真实的积累已经很久，终于有一天豁然贯通，亲自体认并承担了道。古人说早晨听闻道，后来又说听闻而知，先生可以与他们相比吗？唉，可以了！人谁能不死，贤者却能流芳。那些后死的人，悠悠存在于天地之间，谁能成为韩愈、张载？我遥望您的灵前，采来江蓠，斟酒一杯祭奠。愿您的神灵鉴察我，飘然乘风而去，驾着鸾车自在遨游。祭王生金如 唉！在今天寻求真正的朋友，为什么竟如此寥寥无几呢？大概是势利对人的沉溺太深，而讲学论道的风气在天下已经绝迹。起初，金如刚满弱冠就来到我门下，志向非凡。后来听说他已经有了师承，我姑且退让辞谢，与他处在朋友之间。从此往来没有间断，每次相见必定以学问相互切磋，绝不谈一句流俗之语。至于患难时彼此救助，道德义理上彼此劝勉，有过失时彼此规正，这样的事不止一件。当时我以为向天下寻求朋友而不可得，却在金如这里得到了，内心十分欢喜。金如也不轻视我，把我托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差不多二十年。晚年彼此信任更加坚定，相互切磋更加诚挚；每当他对我有所规劝增益，我必定改变脸色表示感谢。而金如自己鞭策自己，也从不稍加宽恕。我常因此观察金如，他那超越世俗的见识、过人的才华以及随处倾吐的肝胆，是流俗之辈连万分之一也不敢企望的。古人所说的豪杰之士，不就是这样吗？而世上已经有人了解金如了。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岁，我知道他一定能为世所用，即使遗留下重任、投来艰难之事，也没有什么办不成；哪里料到他竟止步于此呢？我尤其遗憾金如的地方在于：他有天下无双的见识，却未必一定把它印证于古道；有天下无双的才华，却未必一定以静默来收敛；有天下无双的真实肝胆，却未必一定通过修养把它发露出来。如果这样，只是成就金如自己的学问而已，那么拿平日金如的志向来衡量，也应该还有没有完全符合之处。金如难道肯在中途停止吗？假如上天再给金如一些年岁，我知道他一定还会有所进益。我还记得同社聚会时，金如偶然谈到立诚以及省察、克治的道理，我心中欢喜，注视着他说：‘金如从此就要进步了！’可是最终因为同人的意见相左，没有把这番话讲完便停止了。我当时想向金如进一言，却没有机会，直到如今，这件事竟成了空谷遗响。唉！是我辜负了金如啊！至于那几位有幸与金如交往的君子，他们的取舍，正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本来不能一一强求；即使死上百次来赎罪，大家也都有同样的情怀。古人所说的三种有益朋友，金如接近其中的境界。因此我更加知道，朋友之道一日也不可不在世上讲明。唉！如今金如已经去世了！《刘蕺山集》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刘蕺山集》卷十六 （明）刘宗周撰 杂著

译三统考 天道没有比时令更重要的。君王承继天意建立法度，裁制成就万物、辅助天地，以此治理百姓，也没有比顺应时令更重要的。上古三皇氏的事迹，没有办法一一记载。相传说：天在子时开辟，地在丑时形成，人出生于寅时。因此说到三皇氏，三统的意义就是由此而来。黄帝得到河图，抬头观察日月星辰的形象，开始有了星官之书。颛顼承继此事，命南正重掌管天事，北正黎掌管地事。后来三苗败坏德行，两种官职都被废弃。帝尧兴起，于是命重、黎的后代重新主管天官。《尚书》说：‘于是命令羲氏、和氏，恭敬地顺应上天，推历观测日月星辰，敬慎地把时令授给百姓。一年三百六十六日，用闰月确定四时而成一年。所确定的春夏秋冬四时和四仲的次序，分明清楚，历法因此大为明白。’舜摄政时，观察璇玑玉衡，以调齐日月五星七政。后世沿用这一制度。由此看来，唐虞时代一年必从春季开始，月份必以寅为建，百王历法的统绪由此开启。夏代接受禅让，治道以因循为主；关于四时的书，则有《夏小正》。它比唐虞的法度更加周密。例如日星在黄昏和清晨的次序，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以及启闭的日期，雷风冰雪雨晴水旱的节候，百谷草木萌芽抽穗开花的时令，飞禽走兽鳞虫蠕动、蛰伏、出入、升降、鸣叫的应验，以及君王顺应时令施政、庆赏刑威的准则，三农按时播种耕作、收获、劳作和休息的适宜安排，没有不完备记载的。这就是夏代时令的优点：它经过考察前代君王而没有错误，即使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对此产生疑惑。到了仲康时期，羲和废弃了自己的职守，开始扰乱天文历法。季秋月份的初一，房宿没有按时出现。王命令胤侯前去征讨他们。这大概是夏正开始混乱了。后世的情况也可以由此知道。因此殷灭夏，就改用夏正；周灭殷，就改用殷正。殷、周靠征伐诛讨取得天下，他们敬畏上天、授予时令的法则，未尝不是开始修治夏正留下的制度，只是一定要交替改定正朔，以更新新王朝的大法。继承大乱之后，适宜采用变革。《易经》的“革”卦说：‘汤武革命，顺应天意而回应人心。’大象传又说：‘君子因此治理历法、辨明时令。’其意义就是改定正朔。夏正以寅为建，殷正以丑为建，周正以子为建，这就是天地人三统。天以北斗斗柄在中央运行，作为四方的纲领，依次建立十二辰，以初昏时出现的星位为候。例如太阳运行在星纪之次，月亮运行到与它相会的位置，就是建子；太阳运行在元枵之次，月亮运行到相会的位置，就是建丑；太阳运行在娵訾之次，月亮运行到相会的位置，就是建寅。之所以一定取这三个辰位的月份作为岁首，是因为阳气在子时开始，子有滋生之意，说明万物在地下滋长；前进到丑，丑有纽结之意。意思是万物受到阻塞缠结，还没有从地下出来。到了寅时生长，寅有引导之意，说明万物到了这里已经完全通达。天以生育万物为心，以子、丑、寅三辰为功。天地之心可以从三辰中看见，所以君王取法于此来改定正朔。然而必须等三阳交泰、盛德在木、和风到来，才正当孟春，岁时的功效才显现在大地上。这就是夏时被称为善的原因。所谓天地人三统，是说子为一阳开始在深地下产生，是天数的开始，律应黄钟，所以得到天统；丑为二阳，是地数的开始，律应大吕，所以得到地统；寅为三阳，三才开始完备，律应太簇。地气与天气交会而成为泰卦，君王于是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之宜，以治理百姓，所以得到人统。又说“天在子时开辟，地在丑时形成，人在寅时出生”，按照邵子《皇极经世》以元、会、运、世之数推算，天地人的产生次序，正好得到三辰会合的意义。如今把十二个月配合十二会，就知道夏统属人统，殷统属地统，周统属天统。汉代刘歆《三统历志》说：三统，是天施、地化、人事的纲纪。十一月，是乾卦初九，阳气潜伏在地下，开始显著成为一，万物萌动，聚集于太阴之中，所以黄钟是天统之律，长度为九寸。《易经》说：‘建立天道，就是阴与阳。’六月，是坤卦初六，阴气在太阳中受孕，继续滋养而化为柔顺，万物在未时生长茂盛，使种类刚健强大，所以林钟是地统之律，长度为六寸。建立地道，就是柔与刚。正月，是乾卦九三，万物通达，族类从寅时出现，人承接而使之成就，以仁来养育它们，以义来推行事务，使万事万物各得其理。寅属木，也象征仁；其声为商，也象征义，所以太簇是人统之律，长度为八寸。建立人道，就是仁与义，这就是三统。对应三正，黄钟所应的子为天正，林钟所应的未冲丑为地正，太簇所应的寅为人正。有人说，汉代以律吕开始制定历法，用十二律协调十二辰，响应十二个月，根本上取法三正的意义，这样也正是自然的应验。又说：夏得到天统，是说继承世系而称王的，以冬至所在的十一月甲子朔为历元；殷得到地统，是说殷历的统首为甲辰；周得到人统，是说周历的统首为甲申。天的施化在子时重新开始，地的化育从丑时开始，到辰时完成；人的功业从寅时开始，到申时完成，所以这样说。三王改变岁首所改的，只是正朔罢了。至于春夏秋冬的时令、十二个月的次序，周不能改变殷，殷不能改变夏，夏也不能改变唐虞，都是一样的。凭什么可以说明呢？舜摄政时在正月于文祖接受尧的终命，这首先表明采用的是夏时。殷以十二月为岁首，所以《伊训》说：‘元年十二月乙丑朔，伊尹祭祀先王，奉嗣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报告即位之事。’《太甲》篇说：‘三年十二月，伊尹穿着冕服奉嗣王，开始除去丧服，入朝拜见群臣。’而《汉书·律历志》说，伊尹在冬至越过丧服的束带，在方明祭祀先王，使其配享上帝，认为殷以建丑之月为正月，以建子之月为十二月，所以乙丑日冬至时配祀上帝；这就不是摄政祭祀、拜见祖先的意义了，是歪曲经文。周以十一月为岁首，《秦誓》说：‘十三年春，在孟津举行大会。’《武成》说：‘一月壬辰，月亮刚刚开始亏缺。’大概就是十三年春正月初二。

译蔡沈传说：‘如果这就是建寅之月，那么正是夏正。’如果认为是建子之月，就与《尚书》写“春”不相合。《洪范》的“五纪”：第一是年，第二是月，第三是日，第四是星辰，第五是历数。《洪范》出自神禹所叙述的内容，那么五纪就是《夏小正》的法则。难道曾经有人认为凭武王的圣明、箕子的明智，会把它废弃吗？所以《豳风》的诗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又说：‘五月蚱蜢弹动股，六月莎鸡振动翅膀。七月在田野，八月到了屋檐，九月进入门户，十月蟋蟀进入我的床下。’又说：‘七月流火，八月收割芦苇。七月伯劳鸣叫，八月开始纺绩。’又说：‘六月吃郁和薁，七月烹煮葵和豆，八月打下枣子，十月收获稻谷，酿成春酒，以求长寿。七月吃瓜，八月断葫芦，九月收取豆类和麻子，采荼、砍樗，供农夫食用。’这些全都是夏时，明显保存着《夏小正》的遗意。至于所说‘一之日风寒猛烈，二之日寒气凛冽，三之日修整农具，四之日抬脚下田’，则是依照周历的朔日，所以称作‘日’，更能说明月份一定采用夏正。可是《律历志》说：‘最初出兵是在殷历十一月戊子日，过后三天是周正月辛卯朔，第二天壬辰、癸巳，武王开始进兵；丙午日军队返回，戊午日会师孟津，第二天己未冬至；二月四日癸亥到达牧野，夜间列阵，甲子日黎明交战。’这只是牵强附会地把它解释成周正建子罢了。掌握这一点，就可以通晓《春秋》的说法了。《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董仲舒说：‘《春秋》承受天命，改定正朔，改变服色，说“春王正月”，就是实行夏时。’考察《左氏传》说，周正月是建子之月；而胡安国传说：‘仲尼把夏时置于周月之前，认为建子不是春；仲尼首先把它改为“春王正月”。’如果建子不是春，那么鲁史原来是写“冬正月”吗？仲尼改掉它，就是假造天意。还是原来写“冬十一月”呢？仲尼改掉它，就是扰乱二百四十二年的时事。况且把夏时套在周时之王的意义上，是错误的；把臣子擅自改正朔当作罪过，则又是僭越。这样说来，《春秋》究竟应当怎样理解？那么，《春秋》的“春正月”，就是夏时的“春正月”，这就明白了。仲尼作《春秋》，确实是依据鲁史的实录，这一点很明白。但是鲁史编年记事，每年一定从冬十一月开始；仲尼亲自经手删定文字，却从春正月开始，所以是为了改正朔、实行夏时、记载天子的事情。至于《春秋》所记载的时令，一一都用夏正来解释。例如桓公十四年春王正月没有冰，是记载春气和暖、重视百姓生命。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降霜却没有杀死草，李树、梅树结实，是说冬季有反常的暖气，整个冬天降霜也不能杀死草，甚至李梅都开花结果。成公元年春二月没有冰，是说阳气刚刚调和，到仲春才开始解冻。昭公四年春王正月下大冰雹，是说阳气被阴气压制。定公元年冬十月降霜杀死豆类，是说五谷歉收，显示君主抛弃了百姓的性命。这样又何必一定用周正建子的次序来决定灾祥呢？何况自从周代进入《春秋》以来，王道的踪迹已经熄灭。天王不颁布历书，诸侯不朝见受朔，天官失职，无法考察历法的异同。于是鲁文公元年失去闰月，不再告朔，却仍然到宗庙朝拜；告朔制度的废止，从文公开始。到了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发生日食，《左氏传》说：‘星辰在申位，是司历官失误了。’ 这又一次失去了闰月。所以二十八年春天没有冰，其实是二十七年的冬天，也就是无冰之灾。梓慎说：‘岁星在星纪，却过度进入元枵，所以发生了时令灾异。’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发生蝗灾，《左氏传》说：‘火星隐伏之后，蛰虫才全部蛰伏；现在火星还在向西流动，是司历官失误了。’火星到了八月还在向西流动，而错误却在十二月，这是三次失去闰月造成的。因此鲁国历法不正，已经很久了。定公、哀公时期的《春秋》，已经不是隐公、桓公时期的《春秋》了。四时的灾异祥瑞，已经没有办法考察确定。还想勉强用周正来记载始终，不是太荒诞了吗？闰月失误，四时就不正；四时不正，一年的农功就不能完成；岁功不成，各种工役便无从整治，众多政绩也就毁坏。先王承继天意、建立法度的统绪，因此完全泯灭断绝。仲尼有所感慨，于是作《春秋》。《春秋》这个名称，是相互举出春秋来显示四时；经历四时的变化，以记载二百四十二年衰乱的历史。连缀文辞、比类史事，其中拨乱反正的道理，明亮清楚。开头书写元年，是敬重昊天；接着书写‘春王正月’，是整正天时、彰明王道；结笔于捕获麒麟，是以天道终结全书。董仲舒说：‘元，是大的意思。意思是万物由此开始。正列在王之前，王列在春之前。春，是天所施行的；正，是王所施行的。它的意思是：‘上承天所施行的，下面用来端正自己的施行。’假如仲尼能够得到治理国家的任用，一定会推行《春秋》的法则，把它见诸实际政事。首先采用夏时并实行它，拨乱反正，使这个时代达到唐虞盛世。因此后来告诫颜子治理国家时，首先说：‘实行夏时。’实行夏时，是要把夏时实际用于政事，并不是只在细节上改动周历的岁首。仲尼去世以后，又过了一百多年进入战国。到了暴秦，办事不以古人为法。灭亡周朝以后，以孟冬之月为岁首。考察《史记》，秦始皇推演五德终始的运转，认为周朝属火德，秦代替周而应当取其所胜之德；当时水德开始，于是改定年初，朝贺都从十月朔日开始。汉朝兴起后沿袭这一制度，高祖开始采用秦的纪年，写‘元年冬十月’，由此可知秦汉之际是以冬十月为岁首，并不是把冬十月当作春正月。暴秦尚且如此，何况周朝呢？何况殷朝呢？何况孔子作《春秋》呢？孔子说得好：‘殷承袭夏代的礼制，哪些增益、哪些减损，是可以知道的；’

译‘周承袭殷代的礼制，哪些增益、哪些减损，是可以知道的。将来即使有继承周朝的，经过百世也可以知道。’董仲舒进一步阐明说：‘道的根本源头出于天。天不改变，道也不改变。’又说：‘继承治世的，道相同；继承乱世的，道不同。’这就说尽了。汉朝兴起一百零二年后，孝武帝采用诸儒的议论，才开始改定正朔，实行夏时。太初元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以此为历元，重新得到天统，制定《太初历》，作为万世不变的典常。唉，盛大啊！题张幼青《吊忠录》我经过武陵时，年家子张幼青把他过去所写的吊唁万工部的诗，以及为申辩旧令周季侯冤屈所写的状词拿给我看。我读后抽泣流泪，仿佛让两位先生的白骨重新站立起来。于是想到幼青不过是一个诸生，为什么竟能这样慷慨淋漓地参与天下大事，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呢？也只能说，这正是百姓能够按照直道行事的三代精神啊。可悲啊！当逆珰杖杀工部时，凶焰正盛，先前那些同声请求借剑杀贼的人，尚且抱头鼠窜，一时之间士气已经尽失。即使天下的学士大夫中有凭吊他的人，也已经寥寥无几，几乎如空谷一般。等到周季侯诸君子的祸难发生，形势更加如火燎毛发；正大肆搜捕党人，侦察的卒吏遍布天下，所到之处道路上都不敢偶然交谈，唯独幼青率领诸位朋友准备文书呈给上官，请求用全家百口担保季侯。上官因此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已不再是从前那种靠舞文弄墨谋生的文人了。后来幼青竟因此被仇家抓住，能够免于祸患，实在是幸运。我因此知道幼青确实是我所不能及的。我的乡里张文恭公做诸生时，听到杨椒山先生遇难，写文章祭奠他，有见识的人便知道他非同寻常。与今天的幼青相比，他的见识和力量哪里只是天壤之别？将来的成就，恐怕不可限量。前代正人说：‘宇宙之内的事情，都是我分内的事情。’希望幼青进一步扩大眼界，进而窥见其中的大道。这几行小小的残稿，从箱笥中取出，本来不足以增加幼青的分量；好事者替我交付刻书人刊刻，姑且用来保存两位先生的事迹。幼青也是这样说的。题《勤王纪略》辛酉年那次战事中，天玉何公毁家纾难、殉身报国，奉行勤王的大义，力量虽然不能胜任天下大事，天下人却都赞美他。正逢时局已经败坏，公的志向更加无法施展，嫉恨公的人便借机用危险的法律陷害他；权珰执政，最终把他交给官吏审讯，发配戍边而去。当时与公共同筹划军务的有徐无梦。据说无梦慷慨任侠，以布衣身份游历江湖，所以曾经受到公的知遇。有一天在我浙江招募士兵，公立即把他当作上宾，委托他负责调度，多次切中要害。后来他统领六千名精兵，行军到邗关，用几句话解决军队缺粮的呼声；从此向北进军，没有喧哗的人，最终成为榆关一次借来的声援。可惜他的谋略没有全部用于帮助公，只完成了招募军队的事情，而公也很快因谗言离去。不久公被逮入诏狱，祸患将至而不可测；无梦又徒步赶到榆关，拜见关上大吏袁公，使公得到解救。袁公本来曾经考察公所招募的士兵，甲乙排列整齐，没有空隙可乘；只是担心因公的案件受到牵连，稍稍退缩而不敢承担。无梦却竭力以大义坚持，最终替公争得了地位，使他没有死去。人们因此更加称许无梦。无梦平日仰慕要离、聂政那样的人，希望有机会报答知己。这次战事中，在军队之间提供帮助，仍是策士通常的作为；但在公处于九死一生之际救助他，就比孟尝君的门客高远多了。唉！国士得到国士的知遇，国士以国士相报，往往不能相抵相偿，自古以来人们就为此叹息；即使君臣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朋友呢？友人有谈论无梦风义的，又把《勤王纪略》交给我，于是我慨然想见他的为人，写下这些话。题杨椒山先生佚稿 嘉禾人陈子则把梁缄送给我的椒山先生一篇遗稿，原来是先生在诏狱中赠给提牢比部应养虚公的序。先生的文集若干卷，以及狱中亲手撰写的年谱，都已经流传于世；此外还有一些遗文没有流传下来。近来天台人陈木叔才开始搜集记录，刊刻成书，用来补足全集的缺漏，而赠给养虚公的这篇，是其中之一。于是我庄重地诵读了好几遍，因而得以窥见先生深微的心意。养虚与先生只是偶然相逢便成为朋友，提牢这一职务，也不过是做了职责分内应做的事，比此前那些落井下石的诸公稍有不同而已；但先生秉持的常性与他的真情相互感应，因一时知己之谊，满纸文字都淋漓尽致，甚至不难以自刎来表明心志，并且在年谱中写道：“我死后地下必定有办法报答应生。”唉，朋友之间尚且如此，何况君臣之间呢！我于是知道，先生的心就像万斛源泉，随处涌出，无处不充满：做儿子就是孝，做臣子就是忠，做弟弟就是悌，做朋友就是信。这大概就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而先生尤其能够把它完全实现，所以他的忠义光照天地，事业贯通古今，被称为本朝屈指可数的人物，实在不是虚誉。至于先生所说的心，必定要在生死利害关头检验它，观察他平素的操守，考察他的涵养；再由此推知他见道是否明白，这才可以说是懂得根本。孟夫子说：“生也是我所想要的，但我所想要的还有胜过生命的东西；死也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还有胜过死亡的东西。”这也是人人都有的本心，只是贤者能够不丧失它；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在贤者身上看到这种本心呢？诵读先生的话，也就可以恍然明白了。梁缄是个好古的读书人，承蒙他屈尊与我交往，因此来请我写序，我便推演他的意思写成这样，准备给天下求索本心的士大夫看。木叔是梁缄的朋友，我虽然没有见过他的面，但从他所喜好的事物，也可以知道他的为人，并借此一并向他致意。义仓先声 我曾经赞叹朱子的社仓法，认为这是救荒政策的先导，没有比它更好的了；可是后世往往很少能够实行它，这正是世俗的弊病。人们乐于采取苟且的办法，谋求眼前的便利，谁还会把王道放在心上，把百姓的饥渴看成自己的饥渴呢？社仓还只是小事。拿它同夏、商、周三代相比，限制年限、储存耕作余粮的办法，仍然只是迁移百姓、转运粮食的浅陋习惯；后世却还把它看作创设的制度，就像把井田、封建看作不可恢复的一样。百姓的生活日益困窘，以至于有今天的局面，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有人说：“如今是天下三空四尽的时候，当事者忧惧地设法补救，只求侥幸保持眼前的小康，哪里还能迂阔地议论社仓？这就像人将要断气，却去谋划蓄养艾草；又像赤手空拳地格斗，却去讲究坐、作、止、齐的礼法。”这话对吗？对吗？那么就请用它来责备我们这些人吧。譬如父母年老，忙于婚嫁之事，不能供给所有子女；那些已经成人的子女本来还有余力，却不顾念兄弟姐妹，只顾聚敛肥己，那就一定没有幸免的道理。甲戌年，我们越地发大水，西南一带靠近江边的百姓，多数都成了鱼鳖的食物。三县民情汹汹，想请求赦免却不行，想请求缓征赋税也不行，想请求常平仓拨出粮食又不行。于是当事者慨然商议赈济，但赈济没有多少粮食，又没有办法，有时反而被认为会造成祸害。

译有一两个有心人便起来私下赈济，彼此转相劝导，筹得若干金钱。估计三县受灾百姓不下万人，每人都能带着几天的粮食离去，仍然还有余粮。恰逢当事者再次前往赈济，我们这一党便解除了负担。诸位君子于是进来请我说：把这点微薄而急切的赈济作为郡中义仓的开端，可以吗？我欣然赞同这个谋划。随即有一位朋友首先捐出百金，远近舆情纷纷汇集捐助，比前一天捐作赈济的钱还多。我于是冒昧筹划此事：在某处设置仓廒，由某甲主管掌管，以若干志同道合的人逐年交接查验；规定某时收纳、发放粮食，经过若干年使本金和利息相互增长，并使利息丰厚，一概听从主持此事的人安排。至于今天，储存本金的资财，有的捐献，有的借贷，随着丰歉而定额，大家都不敢强行限定必须在某年某月完成，只是逐步推进。坚持了十年之久，这件事渐渐有了可观的成效。一旦发生旱灾或水灾，地方或许就能稍有依靠而不恐慌；同从前挨家挨户赈给、人人供养的劳苦相比，难道不相差十倍百倍吗？这是诸位君子的美德，而且将流传于世世代代而无穷；即使只是捐助一文钱、一勺粮食，与江海相比也同样无法计量。如今天下都危急不安，祸乱从我们这些人开始；人人只知有利而不知有义，把一层肚皮之外的人都看作秦越，谁来救助他们的灾祸、体恤他们的疾苦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如今把这座仓命名为“义仓”，就是联合千万人共同实行义举。联合千万人实行义举，完全是为了解除我们兄弟的困苦颠沛，并在上慰藉父母的心怀。懂得这一点，距离《西铭》的旨意不就不远了吗？赈济嵊县缘起 季春时节举行白马山房集会，偶然谈到邻近的嵊县遭灾，百姓面呈菜色，其中惨状有的甚至不忍说出口。大概从去年秋天庄稼歉收以来，直到现在，百姓死亡流散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不同，一个月比一个月严重，形势已经危急到极点。当时诸位君子相互看着叹息，好像自己身受痛苦却没有办法替他们解决。我于是同侍御祁世培商议，请求上级官府暂时拨出官库银钱，召集商人转运粮食，希望粮食聚集、价格平稳，官府不必耗费太多而百姓也能得到一点喘息，这也算是使局势稍稍安定的办法吧？有人说：“官库已经空了，怎么能没有止境地拿出来呢？请让我们这些有力量的士大夫承担此事。”但最终还是难以办成，最后只能把它付之一场空想而已。集会谈话结束后，渐渐听说王尔吉慨然倡议诸位朋友，计划用千金进行一次贩粮，自己承担其中四分之一。于是远近传闻开来，人们互相打趣劝勉。事情正要在某日开始，社中王金如急忙来见我，说：“嵊县百姓快要死尽了，幸存的人手中一文钱也没有，却想靠平价买粮来换取半粒粮食的饱腹，这就像到干鱼店里去寻找水一样。请依照往年天乐乡的事例，设立粥厂给饥民施粥。”我想，一县的民众，却要靠二三位读书人的力量来谋求活命，仍然像西江中的一滴水一样微薄。即便如此，士人如果真心爱护万物和百姓，就一定会有所救济，而且必定能够扩大并惠及众多的人；即使是尧、舜，恐怕也会感到力有不逮。于是我听任诸位君子按照各自的愿力去办理。唉！口分世业的制度已经败坏，议论常平仓又无法实行；借粮贩运也无法实现，于是又只好议论施粥。这就是救荒的办法越来越艰难，也越来越低下了。不过我想起过去天乐乡的行动，是郡县的诸位大夫首先倡导士绅，我们这些人共同仰承他们，不过是发扬他们的德意来促成事情。直到今天，一方百姓歌唱欢乐的，都归功于诸位大夫；谁又知道前人的美德不能继续发扬呢？那么我们这一党今天的行动，将成为这件事的开端。听到的人都说“对”，于是相互踊跃办事。它的条例，王金如已经写得很详尽，不再另行列举。《蒙求句解》引 有一个失去儿子的父亲，那儿子每天同乡里的坏人交游，渐渐习惯了放荡生活，离开了自己的家。不久，他更加熟悉并习惯了所寄居之地的风土人情，并且安于那里，甚至打算终老于此。一天，有人向他说明故乡乡里的快乐，招呼他回来，他却甩着手臂看也不看。假如趁他离家还不远时就招呼他回来，主人不必费尽辛劳，而失子又能获得回归的喜悦，岂不是大幸吗？这就是关于人的本性与习惯的学说。《易经》解释“蒙”卦说：“山下涌出泉水，涓涓流淌而清澈，水流还没有离开它最初的源头。”君子应当以此自勉，用果断的行动培养德性，其中含有赶快呼唤失子回归的意思。然而偶尔把这些话讲给今天的人听，很少有人能够理解。我的族兄遵晦氏古朴而有品行，早早放弃科举，担任蒙学教师，在乡里教授学生。他想到社会风俗的败坏，正是从后生小子开始的，于是仿照古代小学教育的意思，演写成十多首诗歌，陈列在家塾中，用来弥补句读教学的不足。这些诗有的文雅，有的俚俗，都是发自肺腑。有一两个父兄看了，认为不过是巴人之歌、学究之言罢了，怎么能取自《蒙求》来称说呢？却不知道偶然进入蒙童耳中的话，就好像一一谈到他们心中的事情，听来不亚于箫韶之乐。他们的心本来还没有远离最初的本性。不过，那些父兄本身已经做了失子很久了。用道理劝他们，他们不相信；用圣贤的格言告诫他们，他们也不明白；难道这样就终于不能使用我的招呼了吗？有人击鼓快步而来，大声疾呼，却不能把他们唤回；也有人用隐约而切中的话语，借《蒙求》中的几句话，在雅与俗之间偶然同他们的心意相合，这仍然足以沟通他们尚未泯灭的本心，立即激发他们思念故乡的感情，也未可知。希望有人能够带着子弟一同追寻失去的本性；这也是遵晦氏给我们乡里留下无穷恩惠的用意。我一并把这些话写在篇首。《大宗世业引》我家的先世自支子以下，一直由嫡长子相传，直到我这个不肖后人，本来属于小宗。后来上推到我的近祖赠司马公，也可以称为大宗。而我又承蒙祖宗保佑，有幸在朝廷取得俸禄，才有今天。那么先世没有完成的祖业，就全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我年轻时便有志向，颇能窥见长远宏大的道理；中年没有取得进展，于是开始退下来经营历代祭祀的计划，并且筹措供养族人的资财，积累十多年才告完成。其中有一两项供养八口人的资财，都是先世以及先太淑人纺织所得的余款，最终也不能抵得上供养全族所需的一半。因此把这些一并写在册子上，给后人看。后人若想世代守护我家的传统，就必须世代守护我家的事业。有人败坏它，就是不孝。败坏我家还可以说，败坏我族并且败坏祖先的祭祀事业，就无法说了。唉！宗周从前所立下的志向究竟是什么，难道有幸办成的事业仅仅如此而已吗？《会稽县荒政引》

译宗周平日常常私下感慨，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哪里能够看见古代太平时代的百姓，衣服丰足、粮食充裕、家用安康，达到所谓使百姓富裕长寿的境界呢？想得到却无法得到。我认为，如果一定要实行井田制、肉刑等古制，即使圣人也不能在今天实行。治理政事的人，也只是取法其中的精神罢了。古语说：人的感情没有不希望长寿的，三王使他们获得生命而不受伤害；人的感情没有不希望富裕的，三王使他们富厚而不陷困乏。三王正是知道天下人的感情有共同之处，并且贯通天下人的共同感情而使它们统一，所以人人都能满足自己的愿望。这就是井田制的本意。《易经》“井”卦的象意说，君子因此劳作百姓、劝勉他们互相帮助。所以说：井水供养万民而不会穷尽。如果真能如此，即使有水旱灾害和荒年，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如今的天下虽然不是古代的天下，但人所共同具有的情感和生命精神，几千年来却如同一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只须顺应它罢了。我们乡里在庚、辛年间接连遭受大灾，乡人每天都相互传说有人饿死、有人迁徙。今年春天发生饥荒，百姓嗷嗷待哺，幸亏当事者预先采取措施，像未雨绸缪一样，商议储粮、疏通贸易、平价卖粮，竭尽力量办理而没有停止；于是又沿用庚辰年议定的相互赈养办法，委托本乡士大夫来主持和管理。早晨约定一批人集合办理赈济，就称为赈济；傍晚约定一批人集合施粥，就称为施粥。又把属下人员分派到四郊巡行，远至穷山僻户，也逐一约定集合。乡里的里胥、三老，对于赈济和施粥没有不响应的。因此虽然每天死亡和受伤的人仍然很多，但得以保全性命的人也不下数万人。当时，我们这些士大夫感念上级官员的德意，无不振奋努力、听命办事，争相拿出自家的粮仓，划分区域，按人口发放，早晚相处，像家人父子一样彼此安慰扶助，持续了很久。所有雇工和商贩，也都乐于施德行善，每天拿出几文钱施舍乞丐；又有人把浆水装在壶中沿路供应，姑且只收取一半价钱，以免让接受施舍的人因被说成“嗟来之食”而感到羞惭，大概人人都有不愿只做君子而旁观的羞耻心。那些饥饿将死的人，又施舍棺材收殓他们；染病的人，则扶助他们到上级官府。上级官员听说后更加高兴，又为此设法补助，使事情能够善始善终。大概从年初元夕一直到现在七月晦日，忧勤怜悯始终如一。古语不是说过吗：君子的德行如风，人的本性本来就是善的，这也是人的情感必然如此而不能自已的结果。只怕没有办法加以慰劳和引导。近来当事的诸位大夫，从监司郑公以下，无不属于一时人伦中的杰出人物；他们同心协力，如同一家之主、伯、亚、旅共同谋划家事。会稽周侯尤其凭借敏捷的才干和老练的见识，在下属官员办理之后承接其成果，消除萌芽、杜绝祸根；大的问题用斧头砍断，小的问题像河流涵容一样处理，每一行动都合乎时机和宜当，直到事情终于办成。唉！难道是偶然的吗？周侯本来就说：“我只是用百姓来养活百姓，并不是用官府来养活他们。”上级知道后，诸位大夫也于是说：“我只是用本邑来养活本邑，用乡里来养活乡里，并不是用我个人来养活他们。”君子认为，这一时期确实实行了王政。不久秋收有了收成，报告说还有一两个遗民幸存，他们面带喜色，彼此扶携着盼望太平；于是又感动得流泪说：“可悲啊，我们这些人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一时间，痛苦稍定之后回想痛苦，仍然有郑侠那样的人，无法画图上告，只能把父母兄弟妻子不能团聚的情形彼此诉说。于是周侯便搜集过去的事情，写成册子，给本郡人看。周侯本来就说：“这是你们乡里今后办事的借鉴。”宗周于是接受这部册子，在卷首写下这些话。《易经古文抄义引》我十四五岁时，跟随先外祖南洲先生学习《易》。先生常常略去章句训诂，只阐发自己的见解；有时在前辈的讲义中毫不留情地批评驳斥，再用朱笔写上自己的意见，来勉励我这个小孩子。我只是连声答应罢了，并不知道那说的是什么。不过也还稍微记住了一两点。长大后，我考中科举，离开了这些话，再也没有研究；先生也去世了，连同他朱笔批注的旧本也归了先生的孙子行。我想到《易》道精微，不是后生小子所能理解的，便始终不敢向别人请教《易》。我先人旧日留下的遗书，只得到一部古文《易》，与今文《易》大不相同。我年轻时读它，也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便恭敬地封存标记，藏在箱子里。日子久了，后来听到前辈中懂得《易》道的人谈到古文《易》就是如此，我便在心里记住这件事，暗自想道：假如我这个小子将来有所知，能够读懂先人的遗书，那么一定要从《易》开始。每逢年节，我都查看封识，总是低头徘徊，不敢抬头正视，大概五六十年如同一日。今春我在京师辞官，居住在外宅，颇常同友人谈论太极之说，觉得言语难以说清，便常常举《易》来回答；于是想起先人遗下的古文《易》，取出来加以称述，随即提笔撰写，并叙述它的次第，称为羲易、文易、周易、孔易。虽然四家的旨意清楚分明，我仍然没有能够彻底理解，因此还不能舍弃今文《易》而完全采用它们。不过姑且采用其中道理可以贯通的部分，用来保存古文《易》万分之一的内容，哪里敢说自己就能读懂先人的遗书呢？至于手抄本中偶尔存在的疑义，我也暂且忘却自己的浅陋而把它们记录下来，大多是先生当年亲口传授的内容。我衰老无用、潦倒失意，旧日学问也没有人听闻；想到父亲和老师留下的遗说，不胜悲痛，因而不敢抛弃。经过一个多月写成一帙，题名为《古易抄义》。脱稿后的校正，由女婿王生毓蓍完成；门人祝生开美渊又加以订定。至于《易》道的广大，孔夫子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我哪里敢再赘述？其中遗留下来的种种错误见解，不免夹杂着争胜之心而写出，今后还要等待闲暇时日加以改正。先生传授《易》时，年已七十八岁，后来活到九十二岁去世。他学问品行高古，是士林中的祭酒。他的《易》学解说有著作留存在河南新乡郭氏那里，没有带回来，于是没有流传。

译《王堇父〈庙制〉书跋》友人王堇父所作《庙制》一书，大概是我任职仪曹时同他问答的记录。当今皇帝即位，朝廷召集群臣讨论迁祧宗庙之事，太常洪桂渚先生提出安置献皇帝的办法非常正当，满朝都认为是对的，最终却被礼官们阻挠。等到我暂代郎署职务时，这件事早已办完很久了。我仍然追念此事而扼腕叹息，想要接着太常的意见再陈述一番，恰好又有事情阻碍，因而这部书最终也被搁置了。我同堇父商议此事，本来想把它上奏给皇上，却没有实现。他考察古今非常精确，分条陈述的四个疑问，尤其足以补足太常没有涉及的地方，可以成为一代宏大的谋略。假使当今朝廷有一天能够采用并实行它，难道不是卓然有光于前人、为后世留下法则吗？而我却只能惭愧自己无能参与其中。我因此又有感慨。古语说：“礼乐积累百年才会兴盛。”这也是说，贤明的君主与贤能的臣子相遇，并等待适当的人来兴办礼乐，是很难的；所以自古以来有君主而没有贤臣，人们都为之叹息。献皇帝称宗并入太庙，起初是由一两个奸邪之臣的言论倡导的，当时已经有人斥责它荒谬，只是肃皇帝尊崇孝思，不断扩大推衍，朝廷群臣一时忙于顺从迎合，才到了这个地步。等到世庙升祔，给事中王治便首先公开主张此事，但当时不能被采用，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礼制上的缺典。当今皇帝圣明，世间罕有；即位之初便虚心访求治道，正是臣子竭尽才智、协力辅佐的时候。考察古制，妥善继承并发扬先王事业，真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却不幸又被那些拘泥琐屑的礼官之流错过了，难道这就是所谓必定要等待百年吗？考察王给事的奏议，是从他的朋友朱德懋那里得到的，史册把它记载下来作为美谈；可是堇父的意见竟然没能通过我上达，君臣和朋友之间都失去了这次机会。希望堇父的意见最终不会被废弃，日后若有人把它提出并实行，追溯其源头，不过是从我以寸管小声叩击开始的；我也将借堇父之名而得以不朽，比起古人来已经幸运得多了。所以把旧纸存放在箱中，随意在后面写下几句话，留给堇父，也用来记下我平素的志愿。《芳斋公三世家乘跋》宗周叙述我祖先三代的事迹，我不由得肃然起敬、收敛容色。唉！芳斋公的事迹已经无法详细考察了。至于遂安兄弟能够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素庵能够善于继承并发扬祖业，可以说是世代延续并成就了先人的美德。尤其是“居安思危”四个字，更足以看出祖宗代代相传的治家心法，其严肃程度令人凛然，如同铭刻在盘盂、几案和手杖上一样。后人如果能够守住它而不丧失，也可以使家族声誉永远安然无恙。可惜的是，承受祖业而安逸生活的人，时间一久便把它忘掉了。到了今天，宗族的风气也渐渐偷薄了。古语说：“忧患使人生存，安乐使人死亡。”我的祖宗遭逢家道不幸，父子兄弟之间跋涉艰难、相隔万里，出行就裹带粮食，居处就肩负武器，经历九死一生来延续我刘氏家族。我子孙得到的一丝一粒，哪一样不是祖宗的恩赐？难道忍心忘记吗？正是因为有过去的忧患危难，后来才有今天的安逸盛大；也正是因为有今天的安逸盛大，便会酿成来日的衰败。安危相互依伏的变化，确实可怕啊！祖训都在这里，后来的君子若有继承先人事业的志向，还请反复诵读这些话。按司马公本来已有三代墓表，但一直没有树立。崇祯戊辰年，公的孙子玉宇翁重修墓道，又在三代墓前各立石碑，并把墓表题写在碑上，这才颇足以补足古人的遗憾。当时玉宇翁年纪已经八十岁了，孝敬祖先的心意如此深厚，确实光耀了世代相传的德行。《芳斋三世祀典跋》居住在郡城的刘氏，把芳斋公奉为鼻祖。一代传到遂安，再一代传到素庵，此后两位府君的后人便把他们作为自己的私祖来祭祀。正因为把他们作为私祖，所以连芳斋公也一并私自祭祀，于是不再知道芳斋公另有宗子，而宗子也就失去了主持宗族事务的职责。祭祀不合礼制，原因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族属关系逐渐疏远，不能不由亲近变为疏远，这是形势使然；但要使亲疏之间有一个永远维系、百世如一日的关系，便是由宗子主持祭祀的制度。我不肖，平日常对此有所感慨，于是劝芳斋宗子之后，特别设置祭田，表明芳斋公应当享有专门的祭祀，并把二位府君附祭于他。每年按时上坟，三大支或分开、或合在一起，姑且听任他们方便，不强行规定。这样是否可以逐渐挽回刘氏二百年来薄情恶习呢？如果说丧葬祭祀应当遵从先祖旧制，那么宗周就更加悲痛了。《素庵忌祭跋》忌日举行祭祀，是为了表达哀痛。君子有所谓终身之丧，说的就是在忌日哀悼。儿子侍奉父母，从父母推及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按照礼法已经无法再往上推了。感情到了尽头，礼也就到了尽头；礼到了尽头，感情反而更加穷尽。然而宗周近来读到故相沈龙江先生家的祭祀制度，从始祖以下，所有祖先都不废除忌日祭祀，这大概也是大宗子的礼制。芳斋公对于刘氏来说也是大宗，但传世已经久远，废止忌祭也很久了。只是对于素庵的子孙来说，从今天主持祭祀的人而言，素庵仍然是高祖，因此忌日祭祀不能废止。过去各房分别祭祀，如今合在一起，这是很盛大的举措。那么，是要世世代代祭祀素庵吗？回答说：世代更替后应当议论迁祧，这是小宗子的礼制。素庵本来是大宗，那么究竟应当迁祧还是不迁祧，他处于什么位置呢？况且遂安、芳斋不举行忌祭，本来就不只是今天才如此。君子对此又感到悲伤。既然如此，请等待素庵议定迁祧之日，把从前的忌日祭祀改为时祭，从素庵上推到芳斋三代合在一起享祭，用来补足过去的遗憾，这也合乎礼的本意。宗族情谊的涣散，没有比素庵分房更严重的了。如今合祭芳斋，使大宗、小宗的子孙都能够参与祭祀，以伸张弥合离散亲情的愿望，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明德渊源录跋》刘氏的祭祀制度和军政事务都有簿籍记载。制度开始于先任宗长敬亭翁；敬亭翁掌管家政，很能建立纲纪，为长久之计。在前任佥宪公的序文中可以看到，当时三代祭产不足，公曾对此殷切忧虑。虽然经过宗周等人每天经营筹划，仍然没有来得及完成敬亭翁的遗志，他便去世了。去世十多年后，如今的宗长翀宇翁更加推崇孝思，进一步谨慎修订旧章，因此宗周不敢忘记从前未竟的事业，竭尽力量跟从办理。经过很久，才以不丰厚的产业办成此事，每年足以供给祭祀。至于军产日益衰败的，也一并不顾怨恨和恩情，按照规矩惩治约束他们，稍稍可以作为世代遵守的制度了。追念前人，实在令人惆怅。闲暇时取出旧本，再加润色，交付刻印，用来给族人看。卷首记载家乘，详细呈现世家流传的渊源。书中说：“黍稷并不芬芳，光明的德行才是最芬芳的。”所以题名为《明德渊源录》。这部书所记载的事情，不过是祭祀和宴享；其中的意义，则是尊祖敬宗，避免祭祀过分偏私、混同父祖的嫌疑；收拢族人、弥合离散，使大家贯通为一体。宗周准备私下取法其中的意义，希望把它留给后人，使他们不要忘记先人的事业。

译《恩纶册跋》《恩荣世录》所记载的，是恩典中最为特殊的事情。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此前，宗周在万历辛丑年脱去布衣身份中进士，按照殿试甲等的资历，本应授任京朝官，但宗周在这之前因母丧离职。这年秋天，册立贞皇帝为东宫，广施恩典，下及臣民；凡是应当选授京朝官而等待补缺的人，都发给诰命。等到宗周服丧期满，参加选授，行人询问当事者说：“应当按照补授封赠、京朝官候补的条例办理。”于是验封司特意上奏请求，得以给我先父颁发正八品官诰并加以貤赠，这是第一件特殊恩典。后来宗周请假，因而废居八年，没有赴任。恰逢贞皇帝、哲皇帝相继即位，录用先朝遗逸之士，起用宗周为仪曹郎。当时即位广施恩典，凡新近受命的人都能得到恩赐。宗周于是得以在赴任之日补发官诰，到此时先慈也一同获得了一品命妇的封赠，这是又一件特殊恩典。等到宗周从仪曹改任光禄丞，晋升尚宝少卿，连续升任仆少，尚未赴任便请假，正在等待命令时，恰逢册立东宫广施恩典，宗周以离开京城的身份、尚未上任的职务，却一同获得新的任命，这是又一件特殊恩典。等到宗周任仆少时请假，不久被起用为银台，接受任命后，遭到夺职，不到两年便又失去官职。当今皇帝即位，又广施恩典，发还从前的诰命，并且起用宗周为京兆，又发给京兆官的诰命。于是追赠我的先考、先妣为三品勋阶，并且追赠我的先祖父母，品级也相同。不久前夺去，不久后又赐予，并且把恩赐扩大到我的三代先人，尤其可以称为特殊恩典。国家制度规定，臣子任官没有任满考核年限，不能施行貤封；此外，因国家庆典而广施恩典，是普天之下的浩荡恩泽，对于臣子来说属于特殊恩遇，有的人终身也遇不到一次。像宗周这样不肖，任行人两年多，没有达到考核年限；任仪曹十个月，任勋丞将近一年，任尚玺三个月，任京兆一年。假如一定要等到任满考核并取得些许政绩之后，才把恩典推及生身父母，那就像等待黄河水清一样，永远没有日期。宗周在仕途沉浮三十年间，四次遇到广施恩典，获得这些种种特殊待遇，实在只是我的祖先积累德行、累积福庆，绝非一朝一夕所致。天道若有知，即使他们生前受到困厄，最终也必定能在身后得到伸张，就像手中握有契券一样。捧读皇帝温和的诰谕，真可说是有凭有据了。像宗周这样根基薄弱的人，平时碌碌无为，没有什么可以显扬的地方，即便只是冗员下级小官，也早已被清明时代所弃置；可是竟然数次被罢免又数次起用，侥幸越级升迁，以至于有今天，确实不是凭借祖考英灵为我求得恩惠，就不可能到达这一步。《诗经》说：“留给子孙安定的谋划，以安乐辅助后代。”我的祖考做到了这一点。《孝经》说：“立身行道，在后世扬名，使父母显赫。”宗周能够做到吗？不能真正显扬父母，却只依赖祖先留下的安乐，心中更加惭愧。希望能够使自己完整地出生，完整地归去，每天勤勉努力，接近不辱没生身父母的道理；那么宗周即使不肖，难道敢不自我勉励吗？《书王石峰生扇头》石峰先生不急于求取荣耀进身，不拘谨地追逐利禄，超然远离仕途，在急流中勇于退身；想来他胸中本来就有山林丘壑的高雅情趣，并不是故意做作而已。看他写给秋江公的信，大体可以想见先生出入于通达的仕途，家中没有多余财物，所到之处只有几卷图书；这些书后来相传在一场大火中毁失，只剩下这几通信札和杂诗藏在秋江家中。他的后人偶然得到它们，表彰整理成卷，珍藏为重要训诫，是应该的。我从他的元孙德隅那里接受并读了这些文字，慨然想见他的为人。他说：“年过耳顺，还不及时行乐，为什么还要远游呢？”先生已经不可复见了。试问先生所享受的乐趣是什么？不是荣华，不是利禄，也不是沉溺于山水之乐。听着他的子孙抽绎这些文字并使它们发扬光大，我将从德隅父子之间考察其家学传承，就像考察弓与弓师的传承一样。去吧，努力吧。《赠朱绵之〈进学解〉》我并不聪敏，同绵之一同求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每次朋友聚会，绵之总是默默不语，不轻易说一句话，神情自得。一天，绵之拿着求取功名的事情来征询我。近来的惯例允许缴纳粮食来取得明经资格，最高可以拜见郡倅，低一些也不失为进入仕途的阶梯；亲近的人大多怂恿他，事情将要办成了。我正面劝解他说：“你正有志于圣贤之学，却用追求荣华利禄的事情来闻达自己，这不是背道而驰吗？为什么不也顺从自己的爱好呢？”绵之说：“谨受教。”第二天是朔日，朋友私下对我说：“今天的聚会，绵之应该不会来了。”有人说：“他一定不会失约。”不久绵之欣然来到座中。各位朋友分别讨论自己疑惑的问题后，我便反复讲述义与利的区别，数千言之间，心意始终没有不在绵之身上的。绵之只是默默听着。过了几天，他才拿以前的事情来问我，说：“事情已经决定了，我接受您的教导，不再打算这件事了。”我听了十分欣慰。生活在今天而学习古代之道，能够在内外、轻重的区别上卓然不惑的人，一定就是绵之。绵之大概可以继续在学业上进步了。我听说，君子对于学习，就像饥渴的人对于饮食一样。那些饮食，即使已经知道稊、稗不如菽、粟，膻酪不如醴、浆，却仍然没有真正解决饥渴。一定要让菽、粟充满肚腹，让醴、浆进入口中，感到甘美并且饱足，直到满足为止，这才知道先前的稊、稗、膻、酪果然比不上它们。假如菽、粟摆在面前却不吃，醴、浆摆在面前却不举杯，反而认为稊、稗、膻、酪能够救一时之急，却又弃置不取，最终任凭自己空腹而死，还自夸对人说：“我懂得滋味。”谁会相信他呢？学习也是如此。绵之既然已经知道圣贤之道的广大，知道人的本性和天赋远比荣华利禄尊贵，就请继续前进吧。像饮食一样，一定要让它入口，直到不再饥饿、得到饱足才停止，希望这样就能有所成就吧！曾子和漆雕开已经见到了大道的概要，但等到考察他们所学的全部内容，最终仍没有能够跻身颜回、冉耕的境界，可见进道之难就是这样，何况还有前后道路不同的人呢？绵之，努力吧！不过，世上知道菽、粟、醴、浆美味却最终抛弃、不加顾惜的人，有几个呢？绵之既然智慧足以达到这一步，只是担心他不能继续前进。看他近来用心的情形，常常默然不发一语，必定是独自领会了其中的趣味，难以用语言表达；莫非圣贤之道已经津津有味地进入他的口中、停留在齿颊之间了吗？我因此知道绵之一定会有所进步。闲暇时偶然写下这些话，给志同道合的人看，使后来的学者以此为法。

译《书王生伯含扇头》伯含很有志于学习。一天，他和同胞兄弟素中一同来向我请教，我又能给伯含增加什么呢？不过伯含，古语说：“立志便完成了学业的一半。”这大概是说立志很难。一定要先在流俗的冲击面前检验自己，以防止沉溺其中；再在气质的遮蔽面前检验自己，以纠正偏差；又在似是而非的见解面前检验自己，以澄清思想的脉络；还要在梦寐之中检验自己，以考察内心是否安定。这样才可以谈得上立志。问他所立的志向是什么，他说：“经过这些关口的检验，还有什么别的事呢？请同素中商量吧。” 《刘蕺山集》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刘蕺山集》卷十七 （明）刘宗周撰 ○赋　诗 《淮南赋》【有序】《淮南诔》是为亡友所作的哀辞。亡友姓刘，名静之，天资刚正独特，禀受清明之气，苦心仰慕古人，发誓要匡正时局。他的大节在于明辨辞受、出仕与退处的关键，并亲身笃行父子、君臣之间的教义。初次出仕任京学官，后量才迁调到辟雍；当狐鼠般的小人横行时，他在涂炭之中振作士大夫的衣冠；晚年渐近，他又以朝夕守护门闾来安慰父母【当时沈四明、钱给舍等朋比为奸，扰乱政事，诬陷善良。先生任大学官，耻于同他们共朝为官，于是称病辞职。恰逢先生祖父年高，他挂念孙子不肯离去，因而决意回乡省亲辞官】。身处江湖，却悬念朝廷的忧患；怀抱美玉般的品德，却在尘埃中奋发留下事迹；感慨正直方正的人不被容纳，徒然说清流也可以被污染。正赶上谗邪之人交相构陷，几乎使白日失去光明【沈、钱离职后，余下的恶劣风气还没有肃清。恰逢东林顾先生以清正舆论自任，不被小人容纳，于是遭到谗言中伤。先生本来是顾先生忘年之交，喋喋不休的人对先生一辈咬牙切齿，几乎要把他们一网打尽。从此海内分成门户】；只有静之能够退避而不牵连同党，看出了申屠蟠当年先知先觉的机锋；隐居却不违背亲亲之道，避免了郭有道因党争而受牵连的祸端。徒然憔悴而边走边吟，借《离骚》表达心志【先生曾经撰写《离骚》若干卷，藏在家中】，希望从容守护平素的学业，研玩河图洛书而终其一生【先生想要探究河图洛书的奥秘，于是搜集古今《易》学说，推演象数，专心研究高明之道】；临终时让手脚保持端正，以保全身体而归于先人【先生病危，叫弟弟扶掖他坐起，身体稍微靠斜了，又命令扶正，说：“我一生很少有不端正的时候，死后身体倚斜便不是端正。”】。遗憾的是头顶到脚跟都没有来得及报效国家；他的学问渊源深厚，不辱没朱子学的传承，风节品行也可说属于罗一峰、邹吏目一流【先生以朱子学为宗旨，十分仰慕本朝两位先生的为人】。唉！静之年轻时便考中进士，任官满一考；前后在家居住共八年，才被征召起用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朝廷任命送到家门时却去世了，年仅三十七岁。他的大用尚未施展，君子都为之惋惜。唉！诔文是用来哀悼死者，谥号是用来表彰实德，为什么朝廷内外会有区别呢？文中称“贞耀”，古代本来就有这样的谥号。我恭敬地请公论裁定，拟定私谥为“贞修先生”。唉！光辉啊！清正的品格振兴风俗，越发坚定不移的操守；学习古人、喜好修养，不辱没生身父母的道义。确实能够取信于已经逝去的人，也不愧对将来，千秋之后仍有寄托，心意大概就在这里吧？作这篇赋的，是孤独的友人、山阴刘宗周。淮水以南啊，淮水角楼；孤城依傍着它啊，落日余晖令人愁。我来这里奔波行役啊，坟头的青草已经抽芽。孤鸿飞去了啊，怨鸟啾啾哀鸣。大江浩荡啊，我乘一叶扁舟停留了两夜。慷慨悲歌啊，清澈的流水映入眼眸。遥想古代的人啊，屈原沉入汨罗，■〈氏鸟〉夷漂浮江中。哀悼贾谊痛哭流涕啊，击楫中流的祖逖也令人感慨。也有身处污浊时代却不受污染的人啊，就像戴着高帽、披着裘衣。跨越久远年代而彼此感应啊，有美好的人与你同伴。远远脱离尘世风尘啊，振起奇异的衣服而更加矫健。映照着冰壶般的寒玉啊，孤鹤在芳香的洲渚上高飞。溯寻闽、洛的学术源流啊，驾驭长缰追随鲁、邹。对君亲笃守忠孝啊，在朋友交游中践行信义。于是向圣明的君王奉上贽礼啊，托付苹藻作为祭品进献。感慨世间圆滑随俗的人多得福啊，惊讶白璧般的人反而招来责难。秉持坚定如介石的操守而先知先觉啊，向丹丘的冥鸿辞谢。有人在沼泽布置罗网啊，使邻近之人惊惧，也使自身忧患。脚踏九地而局促不安啊，头顶皇天却得不到回报。既然人道反复无常啊，也有阴阳错杂混揉。为什么盗跖反而仁厚而伯夷反而凶暴啊，为什么彭祖与殇子寿命长短颠倒。仰望苍苍上天而梦中追问啊，谁能辨别香草与臭草。神圣的人不再出现啊，麒麟悲泣，凤凰哀鸣。兰蕙先行凋残，荆棘成丛抽芽。栋梁和维系都已折缺，我叹息神州在流转。怨恨啊又怨恨，我还求什么？行走啊又行走，还是归去休息吧。想起从前肝肠涕泪与你合为一体，如今却只能让我把魂魄寄托在悠长的梦中。将要比翼双飞、整顿羽翮时，忽然离开群体，各自分投。望着天边彼此相思，惆怅往来情意的缠绵。听广陵的涛声，阴风怒吼而飕飕作响。一天之内愁肠九转，眼泪交错流过面颊，无法收住。于是面对灵前几筵，一边哭泣，一边酬答。梁上尘土堆积，庭院荒草茂密。自从我再也见不到你，至今已经整整一年。北堂发出浩叹，幼子低头。以酒浇洒坟土，把剑挂在松楸树上。罢了，为什么不在无生的本源处观察万物变化，把身世看得如蜉蝣一般呢？或许这样能使我的心稍得痊愈，不再郁结而遭受忧患。想到众生纷纷扰扰，谁能像你这样得其正道而没有过失？身后的名声大概不会泯灭，你足以使彭泽安靖，使黔娄康宁。先生的谥号确实配得上贞正美善；千百年后，仍可在华美的褒扬中考验其真实。知命赋 我不才而获罪，余生忽然卧病，已经积年累月。丁卯年，初度五十岁，春日悬弧，我闭门谢绝宾客，忧闷无聊，偶尔想到先师关于知命的学说，于是写下这篇赋来自我勉励。文字虽不文雅，明白其中意义的人或许也会取法我的志向。感叹天地大化循环运行，时序登临青阳之春。和畅的春风深远而温穆，迎来勾芒所主的和善之气。太簇之律与天地相和，万物铺陈而显明。惠风吹散阴崖上的积雪，细泉流动，石间水流潺潺。有美丽的苦蕺草，在山南滋养灵根。阳光融融而景色明丽，云气浓重舒展，呈现祥瑞。忽然轰雷先使蛰虫惊动，接着时雨时晴。打破林野的寂静，兴起清旷狂放的春日兴致。抚临良辰而更加徘徊，驾车出游以任意徜徉。奈何我一生被疾病缠绕，只能拥着孤衾卧在曲房。叹息乌黑的头发一朝改变，竟不知星霜如何代谢。心神恍惚而不能自持，时时抬头徘徊。家人忽然告诉我今天是生日，说人生百年已经走到半途。于是怎敢载酒陈词，祈求上天赐你长寿。心想：我为什么要用这些腥膻的祭器，又把乡里的瓦缶混在其中？让仙鹤在樊笼中长寿，把神龙饲养在水洲池沼。世道龌龊而不能使我欢悦，我将离去，追随您到瑶岛。此时轻云移动如车盖，薄雾掀起帷幕。彩虹拖曳旌旗，羲和驾的太阳车停住了车轨。天地一片茫茫幽深，烟霭低垂。东皇驾着车，玄鸟封闭了素灵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