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蕺山集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刘蕺山集》卷五 （明）刘宗周撰 ○奏疏五 陈述沿途见闻疏【崇祯壬午十月二十二日上疏】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刘宗周谨奏：微臣身在草野而有所感怀，敢因皇上询问涉及的事情，入朝报告圣明。臣刘宗周有幸在随陛下召见之后，蒙皇上俯身垂问，谈及臣沿途所见所闻，仰见圣明忧念时局艰难，竭尽精力治理，希望从臣子咨询应对之际，寻求补救的方法。臣岂敢没有意见来处理这件事，但愚昧的内心仍有未能尽知之处。唉，百姓贫困到了今天，实在太严重了。臣的家乡在江南，那里颇称乐土，可是今年春天，村中仍有杀死孩子来充饥的人，由此便可以知道四方各地的情形了。臣五月初旬离开乡里北行，当时江南正忙于插秧，不久便阴雨连绵，接着下淫雨大水，新苗被淹死，只好重新播种，结果大多抛荒，米价突然上涨，传闻很多人横尸而死。走到江北，水灾也相似；淮安、扬州之间，二麦大多还在田野中被雨水浸烂，这样插秧播种就更加错过时令了。当时庐州所属地区已经接连报告被贼寇攻陷，贼寇的哨探前进到天长地方，逼近维扬，人心汹汹。漕抚先派三百兵去声援扬州，等军队刚到扬州，便立即抢掠，因而四散逃去，跟从贼寇的几乎有一半，上级官员也没有追问。后来贼骑也受到水势上涨的限制，最终没有到达扬州。臣在淮安住了很久，漕抚史可法有时来拜访臣。臣问他说：“为什么不剿灭贼寇？”他说：“正值办理漕运的时候，漕抚已经把筹集漕粮看作最重要的事情；而凤阳、安徽两地的巡抚马士英、徐世荫又先后到任，刚刚接任，还没有形成协同剿贼的议议。”至于漕运事务结束后，史可法才开始训练军队，打算大举进攻；但彼此的消息又转而全无，直到今天还没有听说有一支军队向庐州前进一步，那么所训练的军队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开始使用呢？当时各地巡抚、按察使拖延怠慢、姑息贼寇的情形，大概就是这样。区区数百里之间，环绕交错着三位督抚，却不能组成一支军队向贼寇进攻；负责护送漕运的只说护漕，负责守护陵寝的只说护陵，负责守卫安庆的只说守安庆，那么贼寇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呢？有人说：“正因为督抚官员太多，力量薄弱而权力分散，偷安苟且的心就产生了。”而且不仅不能平贼，如今淮扬的按察使又以杀伤老人幼儿的罪行被告发了。臣曾遇到科臣陈泰来，向他询问时务的关键，他说：“如果万不得已必须裁撤，就裁撤军队。”这句话大概也是有所激愤才说的。兖州以东一带，行旅仍然有所戒备；臣于是沿青州前进，看见当地农事收成比淮北颇好，但人烟往往断绝，所以抛荒很多，而那一带…… 到处都有可以兴修的水利，也有可以实行屯田的地方，只可惜没有人来经营管理。遇到主管官员，他们无不因催征赋税而忧急，说：“刚刚招集来的百姓，一见上官督促缴赋，往往就想甩手离去，苦于没有办法把他们挽留约束。”于是他们纷纷陈诉，又向臣请求减免十四年的粮税。最苦的是，用东三府的米豆来代替西三府的米豆，困难增加百倍；又用东路来代替西路的驿递，困难也增加百倍。上级官员同样没有办法处理。臣曾遇到督运侍郎王正志，便对他说，这种差役对事情没有益处；如果真为运输道路着想，不如赶快恢复西路驿递，这是长久便利的办法。恢复驿递，运输道路就能畅通，既可以招集流亡百姓，也可以开垦荒地。但议论者仍免不了担心西路遗留的祸患，以为现在东路有护送军饷的军队，如果把它们合并到西路，就会显得兵力绰绰有余。倘若拖延日久，终于把兖州以东一路让给贼寇作为巢穴，扼断南北咽喉，只使东三府一并受到损害，实在是错误的谋划。而且，各省直的藩司不催征粮税，却另派部郎，只是感叹鞭长莫及；兵备道不负责保护驿递，却特意委派卿贰大臣，反而增多互相牵制的公文，这也是错误的谋划。等臣走到河间所属地区，那里独独苦于没有下雨，秋收歉收，只能勉强维持眼前。畿南一带幸而称得上丰年，只是百姓以奉命收买米豆为难，大多是主管官员失职造成的。收买虽有官定价格，但按照时价折算，已经苦于亏赔；何况给价又不完全，在亏赔之中又增加亏赔，甚至有完全不给价的。总的说来，如今天下的创伤还没有恢复，流亡百姓还没有聚集，百姓少而贼寇多，官府增设而事情反而更加败坏。如今只要少催征一分赋税，就能减少一分盗贼；少派一名差役，就能平息一方骚扰。趁此让各地讲求屯田水利，给百姓衣食可望的生活，那么流亡者自然会聚集；再随处实行乡约、保甲，使人断绝成为盗贼的根由。创伤逐渐恢复，那么古代圣人所谓“裁减军队”的主张，确实没有欺骗我们。如今天天说训练军队，却始终没有一支军队可以使用；天天说调集军队，却始终没有一支军队不帮助贼寇来残害百姓，以致反而给贼寇留下话柄，让他们说：“剿贼的军队才使百姓不得安宁。”一时文武各位大官，这难道还不如妇女的羞辱吗？既然如此，又何必使用这么多军队呢？而且事情纷繁，还要多征军饷吗？臣在临朐时，听说刘总镇率军渡河，还没有渡过一半，就被贼寇冲击，淹死的人无法计算。这难道是因为兵力少吗？又听说小袁贼声称愿意接受招抚，于是该督便派一名典史前往。贼营反而使他受到挫辱，他踉跄而回。接着又有许多兵将全部遭到屠杀，各种举动真成了儿戏。一旦突然遭遇河水决口的祸患，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呢？这样看来，各路援军观望而姑息贼寇的罪行，就更加多得无法胜数了。臣虽然只是从一隅所见所闻，不能概括天下大势，但其中的端绪可以类推。惟愿皇上独自观察万物变化的关键，深切斟酌时务的要领，首先想到百姓的艰难，多方收恤他们。或者核实灾荒，直接减免当年的钱粮；或者深刻惩戒过去的错误，把前日所练军队、所征军饷全部停止。因而敕令各地巡抚、按察使，让所在地官司各自举荐负责兵、农、钱、谷的人，不要依靠一切专设官员、专门差遣。从此根本计划既已修明，胜利的谋略自然掌握在手，坐看中州百姓如釜中之鱼，即使还没有灭亡，也终究应当有归顺教化的一天。臣谨据实指陈，上奏圣听。条列风纪疏【崇祯壬午十月二十五日上疏】

译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刘宗周谨奏：恭敬地遵循职掌，分条陈述风纪的要领，以辅助圣明治理。臣想到，国家设置内台，与六部相互衡量，是掌管天下风纪的部门，本来就是国家治乱安危的根源所在。只是官员不得其人，法令日久便松弛，命令习惯之后便被轻视，于是各种弊端由此打开，天下形成违背义理、触犯刑法的风气，甚至不把国家当作侥幸牟利之地的，已经很少了，因此臣对此感到凛然忧惧。臣听说君子的德行像风，风没有形体而所到之处神速，所覆盖的范围更加广大，所以又说要知道风从哪里产生。风纪的权力本来牢牢掌握在皇上的深宫之中，却又具体操持在臣的衙门；因而以奉行法纪来发扬圣德，也可以把风气联系于纲纪。顾名思义，关于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道理，也有不可不赶快讲求之处；各位御史尚且如此，何况作为他们长官的人呢？臣以不才，忝受皇上任用，开始接受职事，不敢立即只要求别人尽职，而必先反过来要求自己。如果有一个念头不能面对君父，有一件事不能向天下士大夫质证，臣就不敢不席藁请罪，服从皇上的大法。法律从近处执行，臣才进一步与各位御史约定，由此在掌管纲纪的部门中求取风纪，从朝廷直到天下，实在不缺少风行草偃、上行下效的机会。惟愿皇上端正自己的心来端正朝廷，端正百官，端正万民，端正四方；臣岂敢不在下位接受成效，以期不辱没自己的职务呢？臣请指出其中重要的事项，分类陈述如下。一是建立道德规范。臣听说，商都庄严整齐，是四方的极点；京师是天下首善之地，本来就是道德规范树立的地方，也是天下人由此受到感发而振作奋起的地方。先臣冯从吾曾依靠旧址，在京师建立首善书院，率领志同道合的士大夫在那里讲学。适逢广宁告陷，很多人认为讲学迂阔无用。冯从吾说：“正因为是今天，更不可不讲学。”他的用意本来就十分深远，却最终因此被罢职离去，后来终于酿成崔、魏之祸。首善书院的一席讲学之地，如今全被荒草覆盖，有见识的人无不为之痛惜。如今皇上圣明，亲自以求学为先，每天临御经筵，正要阐明孔子、孟子的深奥道理，以继承圣统，难道唯独不让士大夫仰受圣明的教化吗？臣请求立即恢复首善书院，并将冯从吾附祀其中，尊为瞽宗；再令京师子弟中的优秀者专门在那里学习，以彰明圣明兴道致治的法则，岂不是很好吗？在此以前，皇上特别重视《孝经》《小学》二书，颁示天下，一时之间，士人的风气大多受到影响而趋向正道。但臣认为，有《小学》的教诲，却没有实行《小学》教诲的场所，仍然只是空文罢了。倘若借恢复首善书院之举，将它作为京师人士学习《小学》的地方，并因而敕令天下府、州、县各自恢复国初社学的旧制，选用有声望、有德行而老成持重的人担任教师，聚集乡里才俊加以教育，进而通过乡党之学、州序之学而达到国学，那么将来贤良方正等科未必不能由此兴起，而这对于圣朝造就人才的教化，作用就不浅了。恭敬地等待圣上裁决。一是坚守法制。臣听说，五刑的施用，关系到上天的惩罚，并不是君主可以私自决定的。我朝设置三法司来审理各种案件，比前代更加完备。大概是说，刑部不能裁决的案件，都察院可以裁决；刑部、都察院不能平允处理的，大理寺可以平允处理。这里面的意义十分深远。开国初年，太祖高皇帝并没有废除严刑峻法来惩治大恶，因此有了锦衣卫的监狱。后来他读到《老子》中“百姓不怕死，怎么能用死来恐吓他们”的话，立即下令焚毁锦衣卫的刑具，宽恤处理相关人员，将他们释放，并把审讯、判决交给三法司。至于东厂侦缉办案，也是在国初偶尔因大逆大奸之事而实行的，属于一时的权宜之计；后来却沿袭下来而不加改变，竟能与锦衣卫相互勾结、共同专权，导致君主拥有私刑。自皇上即位以来，这一类人仍然不难肆意施展罗织罪名的威势，每天把根据传闻办理的案件上报，使京城之下人人战战兢兢，逐渐损害了皇上爱惜生命的德行。幸好如今朝廷举行清理狱讼的大典，从前一切株连牵引的冤案才得以全部昭雪，天下内外都欢呼圣德；而且皇上已经改定敕书，不再把办案权交给这些人。臣请求从今以后，一切轻重案件的审理和判词，都专门交由三法司审理裁断，不必另行交给锦衣卫。如果有不公不法之事，在道路上传闻，而且踪迹明显、证据确凿，只准许臣衙门通过五城御史加以察访；其中情节和罪行较重的，送刑部审究拟罪。倘若御史不加察访，事情败露后就连御史一起治罪。这样御史能够尽到职守，锦衣卫和东厂的讥察呵问就可以不再办理。从此，朝廷不再把监察耳目的权力寄托于旁门，朝廷上下都享有清静之福；借此仰追三代刑罚废置、天下归治的风气，或许就差不多了。恭敬地等待圣上裁决。一是尊重国家体统。臣听说，堂屋高大、廉隅深远，古人借此比喻上下尊卑的区别；也就是说，体统端正之后，朝廷才会受到尊崇。如今世上的形势，岂止是手指大于手臂、手臂大于腰身呢？所谓如果现在不加治理，祸患就不仅是肿胀，而且还会受到跛行之苦。如今中原丧乱，士卒不是不多如林立，但主帅的约束不能施行，是什么缘故？大帅不是没有多如棋布，但文臣的节制又不能被接受，是什么缘故？可见上下陵替的形势，是逐渐形成的。由此推演下去，部臣叛乱，官长和生员抗拒师帅，仆奴杀害主人，都是积渐而成的势头。臣于是知道，如今号称尚书、侍郎的人，名位虽然尊贵，但说到他们实际拥有的权势，不过相当于一个吏胥罢了。早晨还登堂接受差遣，晚上就被拘系进监狱；刚才还伏地拜见、奔走承奉，忽然就被绳索捆绑。于是他们在任职之日，人人都把他们当作即将入狱、即将被捆绑的人，说道：“这不过是五日京兆罢了。”下级凌辱上级、上级衰败失势，彼此转相仿效，逐级推演上去，连王公也不过如此。这正是臣感到寒心的地方。臣请求从今以后明文规定：大臣自三品以上，凡有犯罪者，先由九卿、科道官共同会议，议定详细意见后，再交给司寇审理。司寇议定应判死刑的，才可以收押拘禁；其他人则按照罪行发遣处理。这样做虽然仍包含侮辱惩罚，却没有忘记礼遇大臣的意思，难道是因为这个人值得特别怜恤吗？一切都是为了尊重朝廷。近来皇上已经施行九经之政，敬重大臣而体恤群臣，还有什么恩礼没有曲尽周全呢？但最终还是因为旧日铨选诸臣的一桩案件，颇为有损圣上的宽厚气度，影响实在不小，因此臣不得不考虑这件事，把它作为将来的警戒。恭敬地等待圣上裁决。

译一是肃清潜伏的奸臣。听说在外作奸叫作奸，在内作乱叫作宄；显露在君主心腹之中的祸患，是明主所应当谨慎防范的。如今天下流寇的祸患，容易解决；困难的却在奸宄。此前枚卜大臣的举荐，关系何等重大？可是朝堂禁地忽然有人匿名揭发告密，这是为什么呢？贼已在内部，就一定有人在外面替他做事。这不只是一些被罢闲的官吏想这样做；死灰复燃，必定是因为一时贪鄙的士绅，希望得到非分的福祉，于是相互通联线索，内外勾结作奸。至于借门户之说，把朝士罗织起来一网打尽，乘机利用君主最忌讳的事情，更不是难事。这种胆大包天的行为，本来是王法必定诛杀的；但皇上也姑且搁置不问，以保全国家大体，岂不是正好使奸人的阴谋得逞了吗？以后他们还会一次又一次地逞凶，永无止境吗？俗话说：看不见形体，也要察看它的影子。臣请求今后除匿名文字一概立即销毁、不予追问之外，只要朝臣与近侍交结，且踪迹明显，就不妨立即依法处置。此外，无论大小臣僚，不论是在任、罢职还是列入废籍，也不论是借事自我荐举，还是假借途径谋求进身，只要因此被敕令归入斜封官、传奉官之类，准许臣衙门直接用弹劾文书办理，立即破除奸谋。这样或许可以使魑魅魍魉不至于在光天化日之下跳梁，而保全天下安泰的事业，也可能正由此实现。恭敬地等待圣上裁决。一是惩治官场邪弊。臣听说，国家的衰败无不由官场邪弊造成；官员失去德行，则从接受宠幸和贿赂开始。过去京师士大夫与外任官员交往，自从臣取得仕籍以来，就有“科三道四”的说法，有见识的人已经对此作呕。后来逐渐泛滥开来，起初还不十分严重。皇上即位以后，特别注意澄清吏治，间或有人因行贿被告发，必定定罪不赦，以为这样就足以使禁令施行、使行贿停止了。哪里知道禁令越严，触犯的人反而越多，手段也越巧妙。臣在冬官任职时，看见内外官员相见送礼，总是把手藏在袖中交接，不让左右的人窥见。至于列具礼单、投递礼物，必定托称为“小书”，说是十册、二十册，用来表示忌讳此事，难道能让穿墙打洞的小人看见吗？而且这条通路必定从台省以上的权贵那里开始，时间一久，白银换成黄金，致使长安的金价日益上涨。像这样逐渐习惯成风，却安然不以为耻。近来薛国观败露之后，人心稍稍有所警惕，风气也逐步改变，容易听从劝告了。倘若这些积久的习气能够全部洗除，臣有幸与天下人一道重新开始，共同实现澄清吏治的道理。如果仍然不能改变，只要有人载着金钱进入长安，臣衙门即使只是听到风声，也要用一纸文书传讯他，立即依法惩办。至于士人仕进的道路喧嚣纷乱，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一个争抢扰攘的世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而近来又有起用废官的制度，不能禁止人们纷纷陈情请求：被废黜的人请求复用，未被废黜的人也请求起用。至于被废后重新起用的人，又请求突破纲常法度，尤其不可小看；这些现象应当一并禁止，以挽救日益衰败的风气。恭敬地等待圣上裁决。一是整饬吏治。臣听说，吏治关系百姓的安乐和忧患，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何况如今正值天下像鱼肉腐烂、瓦片崩解的时期呢？可是考察官吏的责任，难道只由臣衙门专门承担吗？巡方官的派遣就是为此。臣姑且先说今天吏治的污浊情形：例如征收钱粮要加收火耗，审理诉讼要收赎金，已经被视为惯例，却还不能满足；朝廷颁布一项命令，命令就成为官吏搜刮百姓的媒介；地方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成为征敛钱财的借口。官员取一成，吏员取九成；这一成常常有人过问，而那九成却最终无人追查。百姓耗费十成，其中一成上缴朝廷，官吏还要从十成中取出盈余；上缴的一成越发不足，百姓也更加困苦。百姓把上级官员看作仇敌，一旦发生事情，有的献出城池，有的甘心跟随贼人，打定主意毫不回头；到这时才知道，这些人手里攫取的钱财，也不过是用百姓的身家性命换来的。至于追问他们奸诈贪赃的原因，似乎又有可以原谅的地方。一道命令而已，上级官员层层索取，从府到道，再到司、抚、按，又有过往官员、乡绅，以及京中的权要，层层递进；各种应酬已经应接不暇，至于为谋求升官、感谢荐举、求得巡方御史任用而送礼的，更加严重。即使其中有刚正自守的人，但因沿袭已久的惯例，有司已经装满车载着礼物前往，留下他的家人，巡方御史也来不及追问。像这样一番派遣，就有一番敲诈吸取，想求百姓不至于穷困并且不至于因盗窃而死，能办得到吗？既然如此，臣也不必详细说明哪些吏治良好、哪些吏治败坏，只专门责成巡方官；只要令巡方官不贪污受贿，那么从巡抚以下的官员也都会不敢贪贿，即使守令贪贿，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官吏畏惧巡方官的威势、百姓感念巡方官的恩德。臣曾想到，如今天下用人行政，应当归于宽大；唯独对于风宪官受贿的法律，一丝一毫也不能容忍。臣于是把这一点作为巡方官回道考察的首要内容，并认为应当立即停止或减少罢减俸禄、行取等惯例，实行久任之法。这样一来，吏治或许就会有起色了吧？恭敬地等待圣上裁决。凡是这些意见，臣虽不敢说完全切合当前政务的要害，但对于风纪所关涉的事情，大的方面可以尊崇君主、庇护百姓，小的方面可以修明政务、建立事业，也多少掌握了其中的要领。倘若圣明不认为这些意见荒谬，敕令有关衙门，特别赐予施行，天下世道将十分幸运。请严格考察选拔官员疏【崇祯壬午十月二十七日上】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刘宗周谨奏：为了开辟求贤大典，澄清考察、叙用官员的制度应当严格，臣冒昧制定区分官员流品的标准，以帮助完成激励和整饬风纪的职责。臣听说，进用贤能、黜退不肖，本来就是铨选人才的法则；奖励恬静自守、抑制奔竞钻营，更是转移世道人心的权力。近来的考选工作，臣宗周特别接受皇上当面谕示，不敢不小心谨慎地办理。因而想到，臣衙门是掌管风纪的机构，本来就是清议产生的地方。可是如今功名之路突然大开，喧嚣奔竞的途径更加便捷，郎署中已经有人自行陈情请求考选，推知中也有人因减俸而被行取。臣认为这两种做法都不可作为规范。考选制度，是朝廷深切表达求贤若渴之意的办法；而作为臣下，只应当退让引避，仿佛自己不能胜任。如今却纷纷设法求进，不断自我推销，几乎与乞讨坟墓祭品、垄断牟利的人同类而受到共同讥笑，士人的气节为什么败坏到这种地步呢？况且郎署也是考选中的阶梯；轻视郎署，认为在那里任职不能成才，难道考选之后还不从郎署开始吗？还是因为在礼部任职而请求考选，就一定要直接改任省郎才觉得痛快；因为在枢密部门任职而请求考选，又一定要连台郎都看不起、不肯担任。这是把台省职位看成必定应当得到的东西。治理吏治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保障和筹谋地方事务，哪一件不是本来职位应尽的职责呢？

译如今赈济灾民也减俸，修筑城池也减俸，防治河患也减俸，有的减到三年，有的减到二年。这是把台省职位看成只是用来奖励微小劳绩的地方。唉！礼、义、廉、耻，是士君子立身的根本。有廉耻，然后才有功名；有功名，然后才有事业；将来建立显著的功业，完全取决于此。从来没有听说立身的根本已经荡然放弃，日后还能谈得上建立功业的。臣颇听说先朝的名臣硕儒，有人被授予台省官职却辞谢；辞谢后得到任用，于是凭郎署之职显达；辞谢而没有得到任用，最终也凭台省职位显名，他们都光耀千古，被称为不朽。如今的君子应当处于什么位置呢？这些蜂拥而来的人，不害怕称职任事的困难，反而夸耀体统上的傲慢；不把台省职位看作报效忠诚的资本，却把它看作施恩示威的府库；只要能够达到自己的钻营求取，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不惜像那样自我献身求进，以求迅速升迁。他们连自身的廉耻都不顾，又怎么会在朝廷上站出来争辩是非可否呢？至于他们结党营私、欺君罔上，那实在是可以握着凭证等待其罪行暴露了。臣对此深有感触，姑且用往事来说明。臣进入长安后，听到议论纷纷：例如给假御史喻上猷，居乡时行为不检，甚至在服丧期未满便起复任职，为名教所不能容；又如河南御史严云京，先前任山东巡按，后来因接受贿赂、冒领功劳，最终显露出巡方官失职的问题。这两位臣子，哪一个不是清贵显要职位所选用的人才？直到今天仍不能不认为前人任用他们是错误的。倘若现在还不谨慎，又让不肖之人混入其中，臣恐怕后人看待今天，会比今天看待往昔更加严厉。臣还记得大奸臣得势的日子，全国上下噤若寒蝉；除了袁恺、成勇之外，能挺立松柏气节的两三个人，也很难多指出几个。臣认为，必须是袁恺、成勇这样的人，才不辜负台省官员的选任，既可以犯颜直谏，也可以借君王之剑斩除奸邪。如今这两位臣子虽然自身都被废弃，但道义自然光明；袁恺已经在起用之列，不需要臣再进言；只有成勇还被禁锢在戍籍中，臣知道圣明已经有所裁察，不久就会下达赐还的诏令。应当立即恢复他的台省官职，使他最终发挥功效，这正是所谓“百只猛禽，不如一只鹰”的意思。仰望祈求圣明，严格敕令有关部门：这次考选，务必以恬静自守和奔竞钻营来区分贤能与不肖；凡是自行陈情请求考选以及历俸最浅的人，一律罢黜，不得参与；选取廉洁安静、退让自守的人来作为示范。仍请求一并敕令有关部门，将御史喻上猷、严云京分别议处；戍籍中的成勇立即为之昭雪。如此认真澄清、叙用人才，永远足以成为挽救狂澜的砥柱。这件事关系到世道的兴盛或污浊，绝不是小事；而皇上如饥似渴求取人才的心意，也或许可以稍稍得到安慰了。申救熊大行、姜给谏疏【崇祯壬午十月二十七日上】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刘宗周谨奏：为了恭敬承受圣上谕旨，感念时局艰难，谨慎履行责难进谏的道义，以图报答皇恩。近日边方告急，使皇上日夜焦劳，下诏求贤，宏大举行开辟求贤之典，更加恳切地思考自我反省，反复以承担责难来期望群臣。作为臣子，处在交戟侍卫之下，不觉心胆俱碎。何况臣忝列风纪官，仰承圣谕，圣谕所指正是宪纲，所以对臣的责备尤其恳切，臣岂敢不日夜战兢，与诸位御史努力履行进言的责任，以尽到官守？臣于是私下想到，如今祸乱败亡的缘故在于什么。皇上圣明出于天性，继承帝位之初，正要大有作为，以光大守成的事业，首先诛除大逆、铲除大奸，功业已经十分盛大。只是余孽仍然延续，彼此接踵护持，于是得以用小忠小信的计谋，逞行作威作福的私欲；在上则动摇国是，使无人不被罗织为门户党羽；在下则困苦民生，使各种法令都变得严酷苛求。至于天灾频仍、百姓困穷、战争接连、祸患交结，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那么小人当权的祸害，难道还值得怜惜吗？所幸圣明已经重新调理，政治如琴瑟重新调和，万事渐次兴举；从前一切惨急烦苛的景象，也都恢复为敦厚。朝廷内外正纷纷盼望太平，却没想到此前造成的祸害已经很深，后来挽救弊乱的力量又不足，祸患和败局接连不断，以至于到了今天，实在是剥极而复、复极而剥相互交替的一次变化。因此，有见识的人对此不能不暗自忧虑。今天，科臣姜采、司臣熊开元，都因为议论政事触怒圣上，被下入掖庭。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持有什么说法，只是在朝会之间，拱手恭听皇上的传谕。对熊开元，是因为指摘辅臣而受到诘问；对姜采，则是因为阐释圣谕，乘机追论旧事，又因匿名在朝廷上揭发诘问而受到诘责。我不胜恐惧，退下后思考这件事：像熊开元所获罪的事情，正是针对今天挽救弊乱不力的人而言；但如果只是在奏对时想屏退旁人秘密说话，用来揭露别人的过失，这难道是臣子进言的方法吗？这个先例一开，天下那些喜欢秘密告发的人就会争先恐后地起来祸害国家了。这样看来，他的用心可以原谅，但所说的话却应当治罪。像姜采所获罪的事情，正是针对从前造成祸害已经很深的人而言；但如果只是在引用诏谕时，想完全避开规劝和推卸责任的名目，以掩盖臣子的罪过，这难道符合臣子有了善行就归功于君主、有了过失就归咎于自己的道理吗？这种说法一倡导，天下那些谋求私利、培植党羽的人，就会更加把法纪纲常视若草芥而不顾了。这样看来，他的用心可以原谅，但所说的话却应当治罪。圣明在上，对于诸臣的是非得失，难道不能洞若观火、推见极其隐微之处吗？两位臣子即使有罪也可以原谅，正好可以借此斥责他们，以振作正直之气、发扬忠君爱国的热忱；但矫正偏失如果未免过分，竟然用关押言官的狱法来处置，从今天开始，这对国家体统的损伤恐怕不是小事。臣还记得枚卜会推之事，因触犯圣怒，诸臣各自获罪离去；然而像惠世扬、章正宸这样的人，舆论至今仍为他们惋惜。臣常常在皇上面前进言，因此对于大谴责、大呵斥的办法，终究不能不慎重使用。臣于是又有进一步的意见：皇上既然以承担责难来期望群臣，如今试想，困难究竟在哪里？必定在于听取那些难以接受的话，并委婉地加以转圜，从逆耳之言中寻求有利于施行的意见；也必定在于克制那些难以克服的私欲，追究其细微根由，在舍弃私欲之后乐于接受正确意见。如果确实如此，又何必口头称道先王之言，身体奉行礼义的准则，声称恭敬地承担责难，以此自认为能够面对明主呢？臣听人说过：“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孔子又进一步阐明知难的道理，说：“我对于做君主没有什么快乐，只是说了话却没有人违抗我。”国家兴盛或衰亡的关键，就在这里决定了。

译所以子思子告诉卫侯说：“君主说出话来认为是正确的，卿大夫没有人敢纠正他的错误；卿大夫说出话来认为是正确的，士人和百姓没有人敢纠正他的错误，那么国家灭亡就没有多少日子了。”如今幸好已经有人能够纠正卿大夫的错误，又怎么能料到圣明在严厉责备、要求臣下反省之时，反而听不到狂夫的直言呢？臣希望皇上姑且宽宥这两位臣子，以彰显圣上的宽大气度；改令法司审讯查问，稍稍保全言官的体面，以激发将来敢于抗争的气节。这样圣德将更加显著，并以此作为挽救时局艰难的根本，也就绰绰有余了。臣素性愚钝，近来承蒙皇上宽容，才敢不顾忌讳地直说，恭敬地希望圣明鉴察。请整饬朝见制度疏【崇祯壬午十一月初二日上】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刘宗周等谨题：为了遵照惯例请求圣旨，严格申明禁令，以整肃朝觐制度。查得崇祯十六年，天下官员按例应当入京朝觐。除了一切官员考评由臣等加意访察外，按例预先张榜公布：结交往来、宴饮送迎一概禁止；为过往官员设席送行一概禁止；山人、文士往来一概禁止；捏造款项任意揭发、捏造情由任意申辩一概禁止；考察之后暗中留住京城一概禁止。这些禁令已经逐年申明告诫，内外官员应当一体遵守。而其中最触犯法纪的，没有比馈送财物更严重的了。臣私下观察，近世士大夫并不以行贿送礼到门为耻，外任官员逢年过节向京城官邸馈送礼物，也已经习以为常。到了朝觐之年，从守令以上的官员，必定人人携带一二千金进入京城，投送给各衙门并支付打点费用；那些被截留俸禄、等待考察的官员，又另有一番钻营费用，恶劣习气彼此沿袭，越来越不堪。如今圣政更新，皇上希望与天下共同实现澄清吏治的事业，责任确实在臣衙门。臣请求特别设置严厉禁令，令五城御史转告各兵马司，预先加以缉查访察。到期遇有入京朝觐的官员像往常一样携带金钱，在各衙门馈送、打点，或者转托亲友故旧投入的，不论行贿者和受贿者，立即开具名单报告城御史，参送法司，并且限期由五城御史办理。到了规定期限如果没有举发，本官就以不称职论处，特别加以参劾惩办。即使已经听到风声而且有根据，城御史却不加举发，也以城御史不称职论处，特别加以参劾惩办。还应当允许五城御史互相察访，只要能够揭发一件两件奸弊，就给御史记功，使兵马司官员获得优先升迁。臣虽然不敢轻视天下士人，但移风易俗的教化，难道能在一天之内实现吗？礼教穷困的时候，不得不辅以法律；法律一经制定就必须施行，请从臣等和诸位御史开始。恭敬地祈请圣明垂鉴，敕令臣衙门遵行，将禁约大书张贴，并把旧有禁令的各项条款一并责成有关衙门共同施行。应当拘拿审问的立即拘拿审问，应当纠察参劾的立即纠察参劾，这样或许可以使旧日风俗改观，使士人风气由此大大振作。此事关系到一时考察官员制度的重大事务，难道是小事吗？申明巡城职责疏【崇祯壬午十一月十一日上】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刘宗周等谨题：为了申明巡城官的职责，整肃风纪，建立治理和教化的事业。臣常常对风纪之说有所感慨，知道天下的治理必定有它开始的地方，那么京师就是首善之地。臣请求进一步说明整顿京师风气的办法：就是由臣衙门的御史负责巡城，专门督察京城及其所属地区，并由兵马司官员承办。所到之处，必须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很像汉代的司隶校尉。自从巡城职务不能履行，朝廷一切揭发奸邪、查究隐伏的权力，不得不另外寄托给别人，导致过去扰乱政务的做法迅速实行，留下祸患根源，也就不足为怪了。臣考察旧日文书，城御史并不只是为弹压喧闹而设置的。向前发展，可以负责禁止赌博、捕捉盗贼、参奏官员打点馈送；再进一步，可以裁抑豪强横暴、惩罚奢侈游乐；还可以察问九门官吏的不法行为，这些都是其职责中重大的事项。臣宗周任职衙门的时间还短，各位御史每天有报告、每月有考核，关于这些条款都记录得清清楚楚，但每一项却都注明“没有违犯”。果真如此，岂不是家家户户都可以封门高枕无忧了吗？一旦事情发生后才被察觉，将拿什么来答复？天下的事情败坏在徒具形式的文书上，大多就是这样。然而臣认为，这本来不是靠武力强悍和严酷手段就能取胜的。臣听说，先王治理天下，必定设置乡里基层的制度，又用比、闾、族、党的法令把乡里联结起来，于是用乡学三种教化来教育百姓：向他们陈说仁爱和敬意，百姓便兴起善行；用礼乐引导他们，百姓便和睦相处；用仁义逐渐熏陶他们，百姓便崇尚德行，因此教化得以施行，风俗变得美善，天下治理也就达到了最高境界。圣王不再出现以后，一切良法美意已经荒废很久了。至于后世所说的乡约、保甲两项制度，还算接近古制。近来已经屡次奉明旨申明告诫、要求实行，但最终仍没有真正实行，为什么呢？是因为根本的教化疏略，鼓舞风气的权力又弱。如今臣等请求与诸位御史共同以整饬风纪为己任，推行并阐明圣上的德意，令各地特别设置乡三老，申明高皇帝的六言大训，务必按照时令讲解明白；并立即实行乡约、保甲之法，使邻里相居的人有善行可以互相勉励，有过错可以互相规劝，平时亲近和睦，宛如同住一井；有事时共同防御，就成为国家的屏障。先王教化天下的成效，难道不难在今天重新见到吗？而施行这件事应当从京师开始，所以请求从城御史开始。把京师中来自五方、杂居各处的百姓全部编入乡保制度，遇到前面所说的事情，便允许相互举发；情节严重的，如官员打点馈送、九门官吏不法之类，题奏参劾；情节较轻的，如赌博、盗贼之类，便拘拿审问；更轻的则直接驱逐，不许暗中留住京师。像私娼、小唱、戏子、游僧、游尼之类，凡是不令其存在而予以禁止的，没有听说有不执行的。臣等于是制定责任考核的办法：请求在城御史差事报告完成之日，城御史先按照乡保法考察兵马司官员，表彰善良的是谁，纠察过失的是何事；倘若放纵奸邪而不举发，后来被其他衙门举发，就把本官按不称职治罪，轻则罚俸，重则降级。臣等又立即按照乡保法考察城御史，表彰善良的是谁，纠察过失的是何事；倘若放纵奸邪而不举发，后来被其他衙门举发，也把本官按不称职治罪，轻则罚俸，重则降级。并且把季节性差遣改为题奏差遣，把季度差遣改为年度差遣，以加重职权，这样或许可以看到成效。恭敬地祈请圣明裁夺。如果臣所说没有错误，请立即降旨申明告诫，使臣等奉行实施。乡约、保甲这两件事，恭候诏命下达之日，允许臣等斟酌具体事务，先在所属地区实行，并通行于各省、直隶的各个地方，一体遵照执行。近来寇盗警报骤然传来，尤其可以用此安定、聚集人心，作为守卫城池的重要事务。臣宗周已经在己巳年警变时于京兆府实行过此法。

译纠察参劾馈送财物疏【崇祯壬午十一月二十五日上】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刘宗周谨奏：为了特别纠察官场邪弊，因行贿证据确凿，谨自劾不称职，以整肃风纪。臣于本月二十四日在办事衙门办公完毕后，有一位起复并加衔的太仆寺少卿、武英殿中书王育民，平日与臣素不相识，却到臣的私寓拜见。坐定之后，他亲手拿出一封礼仪，周长大约三四寸。臣于是问它是从哪里来的，原来是现任绛州知州、如今升任户部浙江司员外郎的孙顺所携带，用来为外计打点的；王育民是孙顺的部下，因此替他转交。当时王育民正左右张望，见没有旁人，几乎想把东西塞进袖中送出，臣便毅然挥手将他赶走。臣不禁感到无处安身，退下后思考：臣忝居风纪官之位，而这些人仍敢进行不义的请求，把国家法宪看得如同儿童玩物，实在是因为臣平生的品行不足以取信于人。与古人所说“人心如青天白日”相比，何至于使人如此怀疑？臣实在惭愧。又更加感到国家法宪受到了侮辱，自己真是辜负了皇上的任用。近日臣正奉皇上当面谕旨，负责澄清考察官员之事；随即本衙门预先题奏获准，反复申明禁止馈送，正在大张榜文的时候，京城中还有谁不知道呢？却没有想到禁令不能施行，首先被它击中的竟然是臣；由此看来，一时之间行贿公然进行、遍及各个衙门的事情，恐怕还会有无法穷尽追究的。臣听说，古代治理天下的人，命令高悬而无人触犯，刑法设置而不必施用，贵在预先使人受到感化。如果等到已经触犯之后才依法惩治，也已经晚了。臣实在辜负了皇上的任用。仰望祈请皇上先将臣立即罢免斥退，作为掌管法纪却无能之人的警戒；仍请敕令有关部门，将孙顺重新褫夺官职，王育民也一并惩处。这样或许能够使考察官员的制度稍稍整肃，使仕途因此清明一些。臣惶恐战栗、罪责深重到了极点。申明宪纲疏【崇祯壬午十一月二十八日上】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刘宗周等谨题：为了遵奉圣明谕旨，申明整饬宪纲，以彰显遵守法度的道理。臣宗周于本月十三日恭敬承受召见问对，随后皇上在御前发下钦定的《宪纲》一书，谕令臣遵照实行，用来训诫诸位御史，谆谆告诫，极其恳切。臣恭敬领受后退下，惶恐不胜。随后本衙门逐一谕告诸位御史，各自敬慎地履行职责，一律依照《宪纲》办事，并将正在外出办差的人另行发札告知，这些事情都已经办完。臣等于是恭敬地解释《宪纲》一书，其中大多是对诸位御史提出要求，对台长只涉及一两处。圣意大概是说：诸位御史的职责，也正是台长的职责；处在表率的位置，就更加不敢不努力。然而臣等虽然自愧率领属官没有能力，但既定的宪纲条理清楚，只要稍加申明，便能使监察耳目焕然一新、精神肃然。臣等以及诸位御史，岂敢不欣然改变思想，精诚洁白地自我要求，以图报答圣恩，仰副圣明反复恳切责成的深意？臣等于是摘取三十四条宪纲，概括其主旨，约略归纳为几件事，呈请皇上过目。倘蒙皇上鉴察认可，容臣等再行告知所属衙门，永远遵守，以勉强附合不犯过错、不忘职责的道义，使圣天子垂示宪纲、影响一代的风范，不至于成为空话而没有作用。臣等也将共享荣耀，谨将条列内容写在下面。一是重视台员的建言。臣谨按《宪纲》所说，第一项重视进谏：“直言自己所见，是因为御史处在掌管风纪的位置，是朝廷的耳目之官，以进言为职责。所以言及皇帝出行和皇帝本人，天子就会改变容色；事情关系朝廷政务，宰相就应当待罪。这种道路只有直率，没有谦逊退缩，古来所称的名御史，往往由此产生。即使遭到贬谪、流放、诛杀，也不加顾惜，天下最终都能得到他们言论的好处。相反，有的人只考虑自身和家族，心怀利禄，柔弱得可以任意改变刚直的心肠，开口全是空话；有的事情出于传闻，有的只从细枝末节罗列，有的颠倒是非，有的随声附和，有的攻击揭发他人隐私，有的借题发挥、经营私窟，有的只上奏歌颂德政，有的滥行推荐私人。更严重的，有的依附下属、欺瞒君上，结党作奸，招揽权势、接受贿赂，任意施展威福。以上行为只要有一种，都是正直之道所不能容忍的，都是言官失职。臣应当选择其中最严重的，加重处分，以警戒其余。这是振兴风纪的第一要义。”恭敬地等待圣上裁决。一是确定台员的差遣。臣谨按《宪纲》规定，特别申明御史出巡的职责；差遣本来就有固定的条例：小差由试用御史充任，中差由实授御史充任，大差由资历深的御史充任，彼此不能混乱。偶尔台员缺少人手，便有初任试用御史而注定中差、资历浅而注定大差的情况；在推移调动之间，于是有人得以趋向肥缺、逃避冷职，舍弃困难而选择容易，既定法制也就混乱了。至于各种差遣中担任大差的，从巡方官以上，如管理章奏、十三掌道，更不能不重视他们的职权。如果管理章奏失职，那么还向哪里进言？如果十三掌道失职，那么还向哪里审察文案？如今却一概把这些职责当作旧例看待，沿袭日久，即使想追问他们的职掌也无从查考。至于两畿督学这一差事，地方风俗教化寄托于此，本来是会同礼部特别选任的。另有监军这一差事，军务安危寄托于此，又是会同兵部特别选任的。这些都不能一概按照资历次序来议论；如果只按资历，往往会导致不能履行职务。如今臣等请求，对于既定宪法中应当遵守的，必须制定统一的规章；对于已经湮没的旧章，必须加以整顿；对于应当根据时势斟酌的，又必须采用选拔人才的办法。使各地官员都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即使其中有题差、札差的不同，也都规定完成期限，不致因任期长短而任意游移，产生相互援引、结党营私的端绪，这也是鼓舞人才的重要办法。恭敬地等待圣上裁决。

译一是端正台员的体统。臣谨按《宪纲》规定，御史主管纠察百司，到了地方，六品以下的官员都可以直接拘拿审问。御史所穿的显赫獬豸服饰，所代表的权重就是如此。又允许内外台官互相纠察弹劾，共同处在无私的地位，这正是台员体统更加重要的原因。然而台员固然因职位而受重视，更是因为任用其人而受重视。如今有的官职所用非人，只追问狐鼠般的小官，却放过豺狼鹰鹯般的大奸，不去驱逐，反而窥伺猫鼠，这样台员的尊重又在哪里呢？况且巡方官在外，本来有固定的体统。藩司、臬司的品级本来相差悬殊；巡方官手持符节、使用刑器，与知府的品级也相差悬殊。但巡方官拜见地方官时竟行跪礼，至于教官负有为人师表的责任，却也要行跪礼。郎官、吏员以下，出身于贡生、监生，却一概行叩头礼，这些都不是宪体旧制。巡方官竟因此自矜尊贵而傲慢，每天与地方官以势力相交，以利益相取，相互迎送馈遗；放纵到极点，有时还不如乞讨坟墓祭品、垄断牟利的人，他们的尊重又在哪里呢？至于近来体统日益衰败的趋势，更有难以言说的地方。催征钱粮有考成，审理诉讼增加赃罚，一切助工助饷之事也日渐泛滥。这难道只是因为一时功令改变所造成的吗？而巡方官于是便得以实行无休止索取的计划，那么体统决裂就更加严重了。臣请求从今以后，担任御史的人必须以自身的人品使官职受到尊重，成为百司的表率，而不要取得虚浮的尊贵；这样或许不至于向下交往而使人轻慢，从而进一步开启上下陵替、相互侮辱的端绪。并且应当把催征钱粮恢复为抚恤百姓，把刑罚恢复为教化，把一切助工助饷之类的征取，按照地方所有的财力酌量收取，并将既定的数额全部捐除归于朝廷；借此使巡方官更加彰显整顿吏治、澄清地方的节操。这样一来，御史的体统才会受到尊重；御史体统受到尊重，朝廷的体统也会更加受到尊重，世道大概就有所依赖了。恭敬地等待圣上裁决。一是核实巡方官回道后的考察。臣谨按《宪纲》，其中有巡方官失职的条款；至于举发弹劾不称职的，就处以烟瘴地区戍守的刑罚；对于触犯贪赃罪的法律，更加严厉。因此，巡方官回道后按例有考察制度。但到了后世，沿袭下来只把它视为旧例，通常不过是借此保养人情、交结关系、躲避怨恨罢了。近来赵南星以张素养举发贪吏，便处置了张素养；又以崔呈秀犯贪赃和私罪，便处置了高攀龙；一时之间把这些事情当作空谷中的回声，显得格外难得。圣明在上，屡次下达严厉诏旨，法律既然制定就必须施行；臣等仍恐怕没有办法仰承圣上的德意。一方面，文书形式上的呈报详细而容易粉饰；另一方面，访察所得的传闻见闻难以真实。由于这个缘故，苦于无从下手，最终糊里糊涂了事的情况是有的。如今臣请求，御史回道之日，另行上奏一份简明文册。例如考察官吏，如果确实举荐出真正廉洁的官吏某人、某事，纠察出真正贪污的官吏某人、某事，就记录下来；平常惯例性的举荐和弹劾一概不计。如果安抚百姓，确实在某地招集流离百姓若干人，又在某地开垦荒地若干亩，并且清查出积存的粮赋、差役弊端若干件，拘拿审问豪强横暴若干件，表彰真正经明行修、真正孝廉、真正儒者若干人，也一一记录；从前惯例套式所涉及的内容一概不计。然后依据这些内容考核优劣，登记上报。各项都合格的列为上等；有举荐、有遗漏的列为平常；完全没有举荐的，列为不称职。然后按照功令分等处理，姑且酌定为改调、降级、罚俸三等，真如同手持尺度衡量长短、掌握权衡判定轻重一样，从来没有差错。至于犯贪赃罪的，另行调查采访，特别从重论处并加以考察。考察官员的办法于是就实行了。伏请陛下裁决。一是严格台员选用和升转的制度。臣谨按宪纲，选用掌风纪的官员，必须选择公正明察、清廉庄重、老成练达的人才，而禁止新近入仕、初次任官的人担任。法令如此严格，那么台员应当如何自处，也就可想而知了。可是此前竟有人刚刚脱去布衣、初入仕途，便接连受到皇帝钦点任用，这难道真是一时罕见的恩典吗？不幸这一先例一开，于是便有人争着想迅速升迁。甚至有人刚刚接受恩命，就立即自己陈奏请求实授。等到弊端形成，既患得患失，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臣考察往事，台省官员的升转，有在内任职的，也有在外任职的，从来没有高下之分。自从人情看重内任而轻视外任，于是卿寺之路一天比一天争逐，而改任外地监司，因为有“年例”的名目，很多人都把它看成畏途。臣看前辈台员，其中贤能的，大多出任监司来施展才干，兵事、农事、钱粮等各方面都很有作为；一旦承担重大责任，声名功业便显赫灿烂。如今不但轻视监司而不肯任职，甚至连督抚也轻视而不屑担任。那些担任监司的人，反而还借口边才之名来排斥、侵夺其职位。于是内任和外任相互争逐荣进之路，把一个官职看得如同旅舍一般，职责日益败坏，人才日益耗损，祸患日益临近，以至于到了今天，真是令人叹息而难以言说！请从今以后选授台员，一概遵照宪纲旧例；到了升转之时，除回道考察处分以及闰升另行论处外，凡资历深、声望重的，一律按照一内一外的方式安排，同时斟酌才干品行，废除“年例”的名目，使任内职的已经具备出任节钺的资格，任外职的也能配得上入任京卿。这样或许可以使人情的喧嚣争逐平息下来，而天下的事情也就有可能逐步得到治理了。臣听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条纲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又怎么能够存在呢？伏请陛下裁决。被放逐后谢恩疏【崇祯壬午十二月初二日上】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现被革职的臣刘宗周谨奏：为感激上天恩典，恭敬陈述谢恩之诚意。臣于闰十一月二十九日，跟随阁部诸臣之后，在中左门接受召对，因为奏答违忤圣旨，屏息退出朝房。随即奉皇上传旨：“刘宗周刚愎偏执迂腐，朕多次宽容优待，念他新近任职，希望他能够改过。如今却蔑视法令、徇私枉法，大大辜负委任，本应重重处罚。辅臣奏说他年老，姑且革去职务。”金光辰将谕旨和当面传谕全都不予理会，反而谎称不知道。姜采等人的罪状明明是说谎，他们的奏答尤其放肆，姑且从轻降三级，调到外地任用。有关部门知道。钦此，谨遵圣旨。臣于本月初一到鸿胪寺报名，今天早晨恭敬到午门外行谢恩礼完毕。在战栗之中，感激天恩，内心实在不能自已。伏念臣生逢圣明时代，先后蒙皇上三次从田野间起用，都是出于特别恩典，在当时诸臣中实属异数。然而臣在衰老多病之余，形体渐渐衰败，精神智慧也渐渐昏昧，报答称职的能力竟到了这个地步，只能乘舆带病离任，实在感到痛惜。时局艰难，来不及顾念自身；自量才能浅薄，却承受这样的重任，早晚都战战兢兢。既蒙皇上当面训谕，更加敬畏宪纲。

译可是臣前后所陈述的条款，多半只是凭借草野之人的资质，载述自己至愚至陋的见解。臣也知道自己的罪过难以逃脱，幸蒙皇上宽容，勉力图谋悔改。而臣性情偏执，经过磨炼切磋也没有成效，竟在召对之时仍敢表现自己的狂悖，仰面触犯圣怒。臣本以为自己必将粉身碎骨，皇上却仍念及臣年老，曲意赐予保全，这天地父母般的恩德，实在出乎臣的意料之外。只要一息尚存，臣这犬马之心仍知眷恋；遥望宫阙，不禁流泪如雨。惟愿皇上的圣德日益更新，圣体日益康健，在处理政务时掌握要领而安康，稍稍减轻日夜忧劳；扩大询问考察以取其中正，更多得到高明深厚的辅佐，那么各种谋略就能施展，各方力量也会更加壮大，朝廷的谋划就会周密，朝廷的胜利也可以预料，又哪里值得忧虑近日的灾祸气氛呢？臣从未听说自古以来有圣人在天子之位，而天下却没有获得太平治理希望的。臣虽是沟壑中残年余生，始终只希望皇上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罢了。为此略陈谢恩之诚，冒昧请圣上慈悲鉴察。臣惶恐至极，叩头请死以闻。恭敬陈述辞职诚意疏【崇祯壬午十二月初五日上】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现被革职的臣刘宗周谨奏：为眷恋宫阙、仰望天颜，恭敬陈述辞职的诚意。臣听说，忠臣离开国家，不使自己的名声受到玷污；孝子多次委婉劝谏，也不违背自己的志向。臣每每有感于这些话，为之饮泣。伏念臣年老多病、支离憔悴，不能再受鞭策，早已不堪供职于御前，何况又加上狂悖的罪名，却蒙圣恩曲意保全，解除了臣的职务，使臣得以在长林丰草之间重新沐浴圣世。从今以后就应当远离宫阙，虽仰望天子仅隔尺五之高，又还能说什么呢？可是臣却禁不住眼泪将要流尽。臣一生的身心，到这里就要永远结束了，难道不能略微抒发离开国家的情怀吗？臣想到自古以来国家治乱的规律，无不由人事招致。因此说：“有时没有困难反而会使国家丧亡，有时困难很多反而能使国家兴盛。”我皇上是有道的圣明君主，却恰逢时局艰难，所有匡救时局的条件，动辄都没有可以凭恃的，致使皇上烦劳地下哀痛诏书，亲自引咎自责，以承受上天的谴责。而且又开门访求治道，更加与群臣讲求相互警戒的情谊；以至亲自处理各种事务，不顾夜深，已经习以为常。有一天出行军间，亲手演习试用火器战车，以此给群臣观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像这样焦虑劳苦，也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然而臣仍认为皇上还没有看到事情的关键。君主能够寄托于天下的，只有这一颗心罢了。假如操持这颗心没有根本，使用它又失去了要领，那么即使自身已经焦劳，又对成败的规律有什么益处呢？如今听政虽然勤勉，但纲纪条目有时纷乱；求取谏言虽然广泛，但谋略计划上报的仍然很少；任用人才虽然急切，但仁人贤者取得的成效仍然稀少；委任臣下虽然迫切，但上下之间的猜疑反而更加严重；防范奸邪虽然严密，但法律之外未必没有遗漏的奸人；忧虑祸患虽然深远，但各种谋略之中未必没有隐藏的祸害。莫非在根本之处，已经先受到这些病害了吗？臣常读高皇帝御制的《心问篇》，其中有“神役心，心役神”的辨析，归根结底还是一颗心罢了；但役使精神和被精神役使，差别只在毫厘之间，却足以判定是圣人还是狂人。何况役使精神没有止境，转而又被自己的心所役使呢？既然如此，皇祖治理天下，难道不是用心了吗？只是没有让精神反过来役使自己罢了。皇祖善于谈论心性，真是深刻啊！臣希望皇上把效法皇祖的心学作为挽救时局的大权，务必时时自我约束、端正自己的精神。怎样对待精神？答案是敬。即使在不显著处也如有临鉴，即使没有厌倦也始终自我保守，难道可以只用焦劳来代替兢兢业业吗？怎样才能达到敬？答案是诚。要顾及言语与行动相称，谨慎地完成最后一步如同开始时一样，难道可以只用铺张声势来冒充实际功业吗？有敬就有诚，有诚就能使精神明达，有精神明达就能合于天道。只有上天不说话却能使人信服，只有神明不发怒却具有威严。这就是天德的纯粹，也是王道的纯正。又听说，古代天子端正衣冠听政时，前面有疑丞，后面有后丞，左边有辅，右边有弼，他们的职责都在于讲论治道。所以陈平不询问钱粮，说：“自然有主管的人。”丙吉舍弃追问盗贼的事，却询问牛喘气的问题；宰相尚且如此，何况天子呢？天子亲自过问细小事务，询问宰相本来不必询问的事情，那么宰相就不再承担讲论治道的职责，六卿以下也只会奔走于文书法令之间。这就是率领天下而使官员荒废，哪里还能有多少治理太平的希望呢？臣希望皇上每天召见各位辅臣，讲求诚敬之学，把它作为万事万物变化的枢纽，不要让辅臣向下侵夺六卿的权力，而让各级官员各尽其职来侍奉天子，那么天下本来就已经治理好了。又何必劳苦形体、耗费精神，唯恐一天的时间还不够，从而加重自己的弊病呢？这就是臣所献上的一点微薄见解，自己也不知道竟然如此迂阔疏浅，只希望圣明宽免臣的罪责，并赐予采纳选择，臣即使死了也永远不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纠弹辅臣王应熊疏【崇祯壬午十二月初十日上】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现被革职的臣刘宗周谨奏：为眷恋宫阙、仰望天颜，恭敬再次陈述谢恩之诚意。臣宗周因获罪受谴，已经在本月初七日辞朝出城。正逢时局艰难，心中牵挂，不能忘记君父，因此留滞了几天。恭逢皇上万寿的吉日，臣以草野之身献上封人祝寿之辞，却又迟疑着要离去了。伏念臣入仕四十二年，前后在朝任职只有六年多，转眼间就到了老年，最终触犯罪过，辜负圣明，却仍承蒙宏大慈恩，使臣得以暂时在圣明时代耕作生活。从此永远辞别宫阙，臣的身首也将和宫阙一同消尽了。臣在临别之际，怎能不流泪呢？大概是臣每每痛念时局艰难，又有深重的感慨。如今流寇的祸患已经十分紧迫，无论说防守还是说抵御，都几乎没有侥幸取胜的可能；所能依靠的，是皇上一人在上面承担艰难，臣工在下面相互警戒，彼此同心同德，共同取得卧薪尝胆的成效。然而事情却很不相同：上面越是艰难，下面越是玩忽；上面越是紧急，下面越是迟缓；上面对下面越加疑虑，下面也越发离心离德。于是皇上知道廷臣不足以共同有所作为，便有一天起用旧辅王应熊。臣还记得王应熊当初进入内阁时，曾经受到旧科臣章正宸的纠弹，章正宸因此下狱。

译不久王应熊因罪离职，皇上才召用章正宸。直到如今，弹劾王应熊的奏章墨迹还没有干，陛下却又毅然起用他，诸臣也对此默默接受。这样说来，先前弹劾他的人究竟是对还是不对？世道之所以常能安治而不至于混乱，只是依靠一点清议作为维系人心的根本；下面以清议掌握是非的尺度，上面以清议决定任用和舍弃的道路，合起来就是所谓的国是。我国家重熙累洽、世道休明，几近三百年；到了皇祖末年，小人开始倡导朋党门户之说，以压制君子。到了熹庙在位时，终于造成崔魏之祸，幸赖陛下起而拨乱反正，一时正人君子纷纷出仕；温体仁却又继承崔魏的旧计，把清除异己当作门庭之事。当时廷推如孙慎行，最终一生都没有得到任用，直到去世。即如辛酉浙江科场一案，正是臣任职礼部时首先揭发此事，科臣惠世扬也因此加以纠弹。后来经过司法部门多次审讯，考生被判定伪造关节，而考官实际上因文章才艺录取考生，事情也已经真相大白。温体仁却一定要强行把它定作考官与考生交通关节，才肯罢休，说：“我姑且借此来打破朝士的朋党。”这正是所谓把正人君子一网打尽。从此温体仁便得到进用，更以小忠小信来讨好皇上；对外却施行睚眦必报、杀人的毒辣手段，其中大概也有借公忠之名行事的，实际上全都是借此来实行自己的私意。他掌握政权十年，先后引用王应熊、杨嗣昌、薛国观以及谢升一派的人，杀戮的机心从朝廷扩展到民间，遍及天下，以至于上干天和；海内数百万生灵接连被驱赶到刀兵之下还不够，又加上连年灾害，使他们趋于灭尽。唉，流寇纵横，战争连年，天下没有活着的人口，世间变成草昧混乱的状态，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有一天陛下醒悟到从前的错误，于是慨然仰慕古代圣哲君王，推明治道，施行政令、推行仁政，海内如同获得重生，早已可以预见太平有望的迹象。却没有想到仍有今天的祸患，这说明从前那些人造下的罪孽已经很深，不是早晚之间能够挽救的。那么如今的天下果真还值得依靠吗？臣对此深深忧虑。情面破除了吗？馈赠贿赂断绝了吗？宠幸和私利抛弃了吗？入朝时想着竭尽忠诚，退朝时想着弥补过错的，又有谁呢？最可恨的是辅臣周延儒，空负拯救时局的谋略，始终没有报效国家的诚心。尤其奇怪的是枢臣张国维，动不动就有召集众人的想法，却完全没有挽救变乱的谋略。这样一来，一时之间荒废职守的实在很多，难道可以把责任全都推给前人吗？可是陛下却开始反复思量今昔的缘故，不得已又产生了怀念旧剑的心情，满腔心事，有些是郁结难言、不能告诉廷臣的。臣请陛下平心静气地分析此事：从人的品流来说，君子和小人之间自然不可能没有混杂；从学术来说，孔子、孟子与申不害、韩非之间，也终究不能没有治乱的分别。因此，说今天被温体仁一派排斥的诸臣未必全是君子，这可以；但说温体仁一派的人就是君子，却不可以。说今天的诸臣力量不足以匡救祸乱、实现太平，这可以；但说前日的诸臣终究足以办成太平中兴的大业，那么过去的成效已经明白显著了，这又可以吗？不可以。昔日宋人第二次任用蔡京为相，有人问陈瓘，陈瓘说：“假使蔡京能够端正自己的心术，即使是古代的伊尹、周公，又怎么能超过他呢？”臣对于王应熊也是这样说。如今王应熊已经正式宣布任命了。希望有一天君臣之间形成鱼水般的融洽关系，陛下特别命令王应熊以一人之力匡扶宗社：不要树立党羽，不要营求私利，不要报复恩怨，不要给百姓留下祸害，不要把聚敛财富当作长远策略，不要把苛刻剥削当作美好谋略，不要把好大喜功当作长远方略，那么天下就大幸了。否则，臣不知道灾祸将在哪里止步。唉，清议不能树立，邪正相互混淆，所依赖的正是一两个谏臣起来揭明大概。可是自从王应熊被任用以后，过去那些侃侃而谈的人，如今为什么沉默了？他们沉默而容忍，是因为认为上面不能效法古代补衮之臣的职责，便近于毁谤；下面不敢读对仗之文，便近于凌辱；远处不能折服已经死去的奸雄，便近于亵渎；近处不能把新近的弹劾奏章藏在袖中，便近于结党。至于整天谈论军队和粮饷，也几乎像追逐风影一样无法捕捉，便认为近于烦冗。言路已经穷尽，是非还从哪里辨明？举措还从哪里决定？人心还从哪里统一，世道还从哪里治理？这也严重违背朝廷下诏求言的本意，国事的情形就更可想而知了。臣始终希望陛下以自己的好恶公示天下，不要只依靠个人的见解；以任用和舍弃来考察人情，不要只被一时的紧急局势所拘。任用老成之人作为心腹，汇集众议作为耳目；进用君子，斥退小人，以清理仕途；彰明王道，排斥霸功，以端正治理。并且愿圣明更加致力于二帝三王的学问，把它作为制定治道、保全国家的根本，那么太平的迹象就可以抬头等待了。臣在朝任职六年，临近七十的余年生命，自量无党无援，只能仰仗圣明鉴察，却敢于说出这些不避讳的话，再次冒犯天威，即使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呢？臣听说古人即使身在田野也不忘记君主，何况微臣还曾叨居于皇上的帷幄之下呢？臣惶恐冒死陈奏。《刘蕺山集》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