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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三 《嘉祐集》　别集类第二　【宋】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嘉祐集》十六卷，宋代苏洵撰写。苏洵另有《谥法》，已经著录。考察曾巩所作苏洵墓志，称苏洵有文集二十卷。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都作十五卷。大概宋代已经有两个版本。这个本子是徐干学家传是楼所收藏的，卷末题记为绍兴十七年四月晦日，婺州州学刻印，纸墨颇为精良。又有康熙年间苏州邵仁▯所刊刻的本子，也说是依据宋本校正的。然而两个本子都是十六卷，都与宋人记载的卷数不同。徐本题名《嘉祐新集》，邵本则题名《老泉先生集》，又彼此不同，不明白其中缘故。也许当时除这两个本子之外，还有这样一个本子；而今天世俗流行的本子，又有两个：一个是明代凌蒙初刊刻的朱墨本，共十三卷；一个是 本朝蔡士英所刊、任长庆校订的本子，共十五卷，与晁氏、陈氏所记相合。然而与蔡本比较，徐本缺少《洪范图论》一卷，《史论》前面少了一篇引文，又把《史论》中的内容列为《史论》下，并缺少《史论》下的一篇文章；此外还缺少《辨奸论》一篇、《题张仙画像》一篇、《送吴侯职方赴阙序》一篇、《谢欧阳枢密启》一篇、《谢相府启》一篇、《香诗》一篇。朱彝尊《经义考》记载《洵洪范图论》一卷，注说：“没有见到，怀疑所见到的《洵集》就是这个本子。”其中缺漏竟然如此，恐怕也未必就是晁、陈著录的旧本。现在以徐本为主，以邵本互相参校，订正其中的讹误脱漏；有这个本子保存而另一本子散佚的，也一并补入。又附录二卷，是奉议郎、充任婺州学教授的沈斐所辑录的；与邵本相比，少了《国史本传》一篇，却多了挽词十余首，也一并录入，以备考查。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嘉祐集》序 宋代承接五代之后，文风低下萎靡。自从庐陵欧阳氏尊崇昌黎先生的学问，把它作为古文的准则，后来天下才一致知道，通晓经学、学习古人是高尚的事。然而要说能接续庐陵欧阳氏的足迹，达到像针与芥相互吸合、水乳交融那样的境界，尤其一定要推举眉山苏氏父子。苏轼、苏辙兄弟都具有上天赋予的雄才，又得到老泉先生为他们作先导，他们能够卓然自成一家之言，也就不足为奇了。老泉先生到了中年才奋发起来，没有老师传授，却能凭文章与韩愈、欧阳修抗衡，并把这种文章传给两个儿子，这才真正值得惊异。我曾间或取读先生的文章，大体上看，他以雄健豪迈的气势、坚劲老练的笔力，发为浩荡奔放的文章；上则穷究天人之理，其次则修治阐明经术；至于国家盛衰的原因，更常常在笔墨之间充分流露出感慨。先生的文章大概能够在孟轲、刘向、贾谊、董仲舒之间纵横驰骋，而又自成一家，难道不能说是纯正而奔放吗？然而达到这样的成就，是有根本、有源流的。看先生写给欧阳内翰的信说：“起初屡屡受挫而更加困顿时，我把平日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认为那些文章不值得学习，从此更加努力学习古人的文章。起初惶惑不安，心中疑虑；后来胸中豁然开朗，明白过来；时间久了，浑然觉得文思来得十分容易。” 大概先生自己说他的俗学不值得推崇，而像这样用力于古文。昌黎先生说：“不被权势利益所诱惑，不希望迅速成功，培养根本而等待果实，加添灯油而希望它发出光明。”先生学问的成就由此而来，难道不正是先生文章不可企及的原因吗？既然如此，先生上承韩愈、欧阳修，下开启苏轼、苏辙兄弟，恐怕也没有什么值得先生惊异的。我才智不敏，不能仰窥先生文章的万分之一；只是想到先生这样的才华，尚且还能如此喜好学习、从不厌倦，那么一切才华远远不及先生的人，更应当怎样呢？文集已经刊刻完成，于是写下几句话来勉励自己。康熙三十七年相月既望，吴郡后学邵仁▯谨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嘉祐集》卷一 宋　苏洵　撰 几策一首 审察形势 治理天下的人，应当确定国家所崇尚的原则。所崇尚的原则一经确定，即使经过万千年也不改变，使百姓的耳目专一，子孙有所遵守，就容易用它治理国家。所以夏、商、周三代的圣人，他们的后世长的达到七八百年，难道只是因为百姓不忘记他们的功德才达到这样吗？大概是他们的子孙得到祖宗的法度作为依据，因而能够长久。夏代崇尚忠，商代崇尚质朴，周代崇尚文礼；他们观察天下适宜崇尚什么，便坚定地奉行，从这一点开始，也以这一点终结，不是早晨崇尚文饰、晚上又崇尚质朴，以至于自取溃乱。因此圣人一出现，必定先确定一代所崇尚的原则。周代，大概有周公为它制定礼制，于是天下便崇尚文礼。后世有贾谊，曾劝说汉文帝，也想先确定制度，但他的主张最终没有被采用。如今天下幸而正处于太平安定之时，作为子孙万世帝王的谋划，不能不在此时预先确定。然而万世帝王的谋划，通常先确定所崇尚的原则，使子孙能够安坐而守住旧制；到了政治弊病出现时，才改变其中的小节，而根本原则终究不能轻易改变，所以享有国祚长久，百姓也不苟且简陋。如今考察朝廷内外，以观察国家所崇尚的原则，我却仍然有所疑惑。这是为什么呢？天下的形势有强有弱，圣人审察形势而用权变来应对。形势强大了，强大得过分而不能停止，就会折断；形势弱了，弱到极点而不能停止，就会屈服。圣人调节形势，使它不至于折断或屈服，所凭借的是威和惠。形势过于强大，威势已经耗尽而不能振作；形势过于弱小，恩惠已经耗尽而下属不再把它当作恩德。所以处在弱势时要使用威，处在强势时要使用惠。凭借强大的威势来施行恩惠，恩惠就尊贵；凭借弱势下的恩惠来培育威势，威势一旦发作，天下就震惊恐惧。因此，威和惠是用来调节天下强弱形势的。但不了解强弱形势的人，即使有杀人的威势，下面的人也不害怕；即使有使人活命的恩惠，下面的人也不欣喜。为什么呢？因为威势已经耗尽，恩惠也已经耗尽。所以拥有天下的人，必须先审察并真正了解天下的形势，然后才可以谈论如何使用威和惠。不先审察形势，却只说“我能使用威，我能施行惠”，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因此，形势已经强大却再用威来加强，形势已经弱小却再用惠来增益，以至于最终折断或屈服，这实在值得悲叹。譬如人的身体将要服用药物和砭石来养生，必须先仔细观察它的性质属于阴还是属于阳，然后投用相应的药石。药石属阳却投给阴证，药石属阴却投给阳证，所以阴不会枯竭，阳也不会亢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如果不能先仔细观察自己属于阴还是属于阳，却用阴去攻阴、用阳去攻阳，那么属于阴的必定死于阴，属于阳的必定死于阳，就无法挽救。因此善于养生的人，先审察阴阳；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先审察强弱，以此制定谋略。从前周拥有天下时，诸侯势力太盛；正当他们强盛之时，大的诸侯已经拥有方圆五百里的土地，而王畿内反而不过千里，其形势其实是弱的。秦拥有天下后，把土地分散为郡县，把权力集中到京师；守令没有大的权力，权柄的伸缩、进退无不掌握在我手中，其形势是强的。然而当成王、康王在位时，诸侯无论大小，没有不臣服的，弱势还没有显露在外。到了后世失去德政，诸侯像禽兽一样奔逃，各自固守自己的国家，互相侵夺，而上面的人最终还没有觉悟，只守着小小的姑息之道，却希望凭它制服强国，这就叫用软弱的政治来补救软弱的形势。所以周的天下最终死于软弱。秦从孝公开始，它的形势本来已经逐渐一天天趋向强大。等到它的子孙兼并天下，却也没有觉悟，专门依靠法令制度来斩杀鞭打平民，这就叫用强硬的政治来助长强大的形势。所以秦的天下最终死于强大。周拘泥于恩惠而不懂得权变，秦勇于使用威势而不知道根本；两者都没有审察天下的形势。我大宋的治理制度，有县令、郡守、转运使，以大统摄小，如丝牵引绳联结，总归于上。即使某地在万里之外，方圆数千里，拥兵百万，天子只要在殿陛之间发出一声召唤，一个三尺高的小童骑马传递诏书，把他召回京师，他就会解下官印赶来，只怕来不及。这样的形势，正是秦国所凭借而强大的形势。形势已经强大了，然而天下的弊病却常常表现在软弱上。唉！有像秦那样可以强大的形势，反而陷入软弱，是什么原因呢？是习惯于施恩而怯于用威，恩惠太过而威势不能胜任。之所以习惯施恩且恩惠太过，是因为频繁赏赐，而且赏给没有功劳的人；之所以怯于用威且威势不能胜任，是因为刑法松弛，军队不能振作。由于赏、刑、军队都没有遵循正确的原则，所以软弱的事实显露在外。什么叫软弱的事实？就是说：官吏旷职懒惰，职务废弛不举，却不严加惩罚败坏官政的人；赎罪太多，赦免太频繁，不追究有罪之人，因而法典刑禁不能施行；冗余的军队骄横狂妄，凭借武力邀功求赏，而维持姑息的恩典，不敢加以节制；将帅使军队覆没，单骑也没有回来，却不加重败军之罪；羌人强盛，凌压中原，而对于以金帛为条件、要求增加币帛的耻辱，竟不感到愤怒。像这些情形，就是太过软弱的实际表现。长久不治理，之后还会有比这些更严重的事情，逐渐微弱、逐渐消散，悄然溃败，直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乘机而来。然而我认为，软弱在于政治，不在于形势，这叫用软弱的政治败坏强大的形势。如今一车柴薪燃起的火，众人都害怕而不敢触碰；如果把它举起来投入河中，那还能造成什么热呢？所以大宋拥有强秦那样的形势，却沉溺于弱周的弊病，天下反而不知道它的强大，原因就在这里。虽然如此，政治软弱并不像形势软弱那样难以治理。假如弱周的形势，必须改变它的诸侯而后才能强大，这是可能做到的；但天下的诸侯本来就不容易改变，这又不是一天能够办成的事。至于政治软弱，只要使用威势就行了，可以早晨改变，晚上确定。齐国是古代的强国，齐威王又是齐国贤明的君王。当他刚即位时，放任政事而不治理，诸侯一起侵犯，人人都不知道他的国家是强国。一天，他突然发怒，裂土封赏万户，召来即墨大夫，烹杀阿大夫和经常称誉阿大夫的人；又发兵攻击赵、魏、卫，赵、魏、卫全都逃走请求和解。于是齐国人人震惧，不敢掩饰错误。这是因为他确实知道自己的政治软弱，能够使用威势来补救软弱。

译何况如今凭借天子的尊贵，借助郡县的形势，话从口中说出，四方就会响应；用威的条件本来已经完备。况且拥有天下的人，所担忧的不是没有作为，而是想有所作为却做不到。如今如果真能把使用威势当作一件要务，那么每一项赏罚、每一道号令、每一个举动，无不一概出于威严；使用刑法而不赦免有罪之人，竭力实行、果断决定而不被众人的是非牵制；使用不可预料的刑罚，使用不可预料的奖赏，使天下人看待它如同风雨雷电，突然来到，立即降下，不知道从哪里发生，也无法逃避。朝廷这样做以后，平民会更加努力检点谨慎，奸民猾吏也常常惶恐不安，害怕刑法降临自身，于是收敛手脚，不敢随便犯法，这就叫强硬的政治；政治强硬了。实行几年，天下的形势就可以重新强大起来。所以我说：凭借弱势下的恩惠来培育威势，威势一旦发作，天下就震惊恐惧。既然如此，以当今的形势，谋求所谓万世帝王之业，而使其根本原则最终不可改变，所应崇尚的也只有威势罢了。有人说：当今的形势，事情确实没有比崇尚威势更合适的了；但谁知道万世之间，政治不会改变，却一定要说崇尚威势呢？我回答说：威势，是君主凭借它成为君主的东西；一天没有威势，就是没有君主。时间久了政治发生弊病，改变其中的小节，参杂一些恩惠，使它不至于像秦那样严酷，是可以的；但把威势全部抛弃，就是错误。有人又说：王者任用德，不任用刑；任用刑是霸者的事情，不应当这样说。这又不是懂得道理的人。商汤、周武王都是王者，齐桓公、晋文公都是霸者。武王利用纣王的暴虐，把百姓从炮烙、斩足、断肢的刑地中救出来；如果又进一步多杀人、多施刑，把这当作治理手段，那么百姓的心就会离去。所以他的治理完全出于礼义。商汤却不是这样：夏桀的德行本来与商纣没有不同，但他的刑罚不像纣王那样暴虐；天下百姓受到他的风气影响，放纵懒惰，不奉行法度。《尚书》说：“民众全都怠惰而不和协。”又有诸侯昆吾氏首先作乱，于是诛除那些强横、怠惰、不守法的人，以平定纷乱。所以《记》说：“商人先施刑罚，然后施行赏赐。”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又不能说他们都任用刑罚。桓公任用管仲，管仲的著作喜欢谈刑法，所以桓公的治理常常任用刑罚。晋文公仁厚长者，他的辅佐狐偃、赵衰、先轸、魏犨都不主张以刑法为本，他的治理也未曾以刑罚为根本，但仍然号称霸主。如果说商汤不是王者、晋文公不是霸者，能说得通吗？所以使用刑罚不一定就是霸道，使用德政也不一定就是王道，只需分别观察形势适宜使用什么罢了。既然如此，如今的形势为什么不能使用刑罚？使用刑罚为什么就不能称为王道？不先审察天下的形势，却想应对天下的事务，那就困难了。《嘉祐集》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嘉祐集》卷二 宋　苏洵　撰 《权书》上 《权书》引言 有人说：“儒者不谈兵。”如果仁义之兵不需要谋略就能自然取胜，那么周武王为什么还要任用太公？而牧野之战中，军队四次进攻、五次进攻、六次进攻、七次进攻才停下来整齐队伍，又为什么需要这样做？《权书》是一部兵书，但讲的是运用仁德来成就义举的方法。我厌恶世上的人不分本末，妄自把我看作孙武一类的人。孙武谈论兵法，是讲通常的道理；而我认为这部书是不得已才写来谈兵的书。所以只有在仁义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我的《权书》。既然如此，《权书》就是为了仁义陷入困境而写的。心术 作为将领的方法，应当先修养心性。泰山在面前崩塌而脸色不变，麋鹿在左边突然出现而眼睛不眨，然后才可以控制利害，等待敌人。凡是用兵，最重要的是合乎正义；不合乎正义，即使有利也不要行动。并不是一次行动本身就一定有害，而是日后将会有无法应付的后果。只有正义能够使士卒愤怒，士卒因正义而愤怒，就可以与之百战。凡作战的原则，未战时要积蓄财力，将战时要养足力量，已经交战时要培养士气，已经取胜时要修养军心。谨慎设置烽火，严格布置侦察，使耕作者没有顾虑，这是用来积蓄财力；丰厚犒劳，使士卒从容休息，这是用来养足力量；取得小胜就更加急进，受到小挫就更加奋发，这是用来培养士气；任用人时不让他完全实现自己想做的事，这是用来修养军心。所以士卒常常积蓄愤怒，怀抱欲望而不完全满足。愤怒不尽，就有余勇；欲望不尽，就有余贪。因此即使兼并天下，士卒也不会厌恶战争，这就是黄帝七十次作战而军队不疲敝的原因。不修养军心，一战取胜之后，军队就不可再用。凡将领希望有智慧而且严厉，凡士卒希望愚朴。智慧就不可测度，严厉就不可侵犯，所以士卒都放弃自己而听从命令。怎么能不显得愚朴呢？只有士卒愚朴，才可以和他们同生共死。凡军队行动，必须了解敌国的君主，了解敌国的将领，然后才可以在险要处采取行动。邓艾把士兵从洞穴中用绳子吊下去，如果不是刘禅昏庸，即使百万军队也可以坐在那里把他们捆缚起来。他确实是因为有所轻视才采取行动的。所以古代贤能的将领，能够用军队试探敌人，又用敌人的行动反过来试探敌情，因而可以决定进退。凡是主将的原则，懂得事理之后才可以出兵，了解形势之后才可以加兵，知道节制之后才可以用兵。懂得事理就不会屈服，了解形势就不会沮丧，知道节制就不会陷入困境。看见小利不行动，看见小患不躲避；小利、小患不足以使我的技艺受辱。这样以后，才可以承受大利、大患。只有修养技艺并且爱惜自身的人，才能在天下无敌。所以一次忍耐可以抵挡百次勇猛，一次安静可以制止百次躁动。兵力有长处和短处，敌我都是如此。有人问：“假如知道我的长处，我拿出来使用，敌人将不会和我较量；知道我的短处，我隐藏起来不让它显露，敌人却偏偏要和我较量，怎么办？”回答说：“我的短处，我故意抵抗并暴露给他，使他产生疑虑而退却；我的长处，我暗中隐藏并加以培养，使他轻视我而陷入其中。”这就是运用长处和短处的方法。善于用兵的人，使敌人没有顾虑，也有所凭恃。没有顾虑，就知道即使死了也不值得可惜；有所凭恃，就知道不至于一定失败。用一尺长的木杖面对猛虎，奋力呼喊并拿着它击打；赤手空拳遇到蜥蜴，却会变色后退。这是人的常情。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做将领了。袒露上身，按着剑，那么乌获也不敢逼近；戴着头盔、穿着铠甲、手执兵器，却躺在那里睡觉，那么儿童也能弯弓把他射死。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凭借外在形势来巩固自己。能够凭借形势巩固自己，力量就会有余。法制 将要交战，必须仔细了解敌方将领是贤能还是愚昧。与贤将作战，就牵制他；与愚将作战，就乘机攻击他。牵制他，就能容许自己寻找机会来谋划；乘击他，就能一举夺去他的士气。虽然如此，不是愚将就不要乘击；乘击而不能使他动摇，祸患就在我方。分兵轮番前进，是为了牵制他；集中兵力一次决战，是为了乘击他。古代善于统率军队的人，用刑罚使人效力，用赏赐使人效力，用愤怒激励人；但在这其中一定有以正义使人归附的因素。不让他们只为作战，也不让他们只为劫掠，而是为了防备急难。因此越国有君子六千人；在韩国的战斗中，秦国的战士是晋国的两倍；秦穆公能够从泥淖中被救出来，是因为赦免了喂马的人。军队有时人数少而容易陷入危险，有时人数多而容易叛乱。没有比使用多数军队更困难的，也没有比使用少数军队更危险的。治理多数军队，法令应当繁密；繁密，士卒就难以擅自行动。治理少数军队，法令应当简明；简明，士卒就容易被察知。不这样，士卒就不能承担作战。只有人数多而法令繁密，即使劳苦，也不妨碍成为强军。用大军进入险阻之地，必须分开军队，疏散行进。险阻之地必定有伏兵，伏兵必定有约定。军队分开，伏兵就不知道攻击哪一部分，原有的约定也会失去作用。险阻之地令人害怕逼迫，疏散行进可以舒缓士气。用兵没有比进攻更危险的，也没有比防守更困难的，这是客军和主军的形势所决定的。所以有两种地方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充实城防；城小，不足以容纳军队。只有贤能的将领，能够把少数变成多数，把小城变成大城。敌人正面冲来时，没有人不会防守。我使用疑兵，敌人惊愕而不敢前进；即使告诉他说这里没有人，他也不相信。估计敌人将要攻击的地方，暗中派兵防备；敌人无法测知我方，以为我方兵力有余，哪里还担心兵少？放倒旗帜，停止击鼓，寂静得像没有气息；严密约束士兵，敢于喧哗的斩首。到时命令老弱登上城墙，显示怯弱，趁敌人松懈而突然攻击，就可以使敌军逃散，哪里还担心城小？背城作战，阵势要方正、要稳固、要严密、要舒缓。方正而稳固，严密而舒缓，士卒的心就坚定；心坚定，就不会害怕。背城作战，正要使他们不害怕。面向城池作战，阵势要直、要锐、要疏、要迅速。直而锐，疏而迅速，士卒的心就危险；心危险，就会拼死作战。面向城池作战，正要使他们拼死。能够安静下来观察自身的人，就可以任用他人了。我因为什么发怒？因为什么高兴？因为什么勇敢？因为什么怯懦？人难道和我不同吗？天下的人，谁不能观察自身的这一个身体？因此懂得这个道理，即使道路上的普通人也都可以做将领。平时同人谈话，一句话不遵循常规，尚且会惊疑并防备敌人；若能用各种形态来迷惑我方，而我安然不觉奇怪，也就已经巩固自己了。因此，聪明的人看到敌人无缘无故呈现出的形态，必定谨慎察看，不要行动。疑形有两种：如果只是心中产生怀疑，就应当依据这种怀疑谋划，内心自然可以得到真实情况；如果只是眼睛看到可疑之处，就不要疑虑，因为也许正是敌人在怀疑我方。因此，心中的疑惑要用谋略来回应，眼睛看到的疑惑要用安静来回应。敌人果真想有所作为吗？那就不能让他从我的表面看出来。强弱

译知道什么是自己非常爱惜的，知道什么是不值得爱惜的，就可以用兵了。所以善于用兵的将领，用自己不很爱惜的东西来保全自己最爱惜的东西。士卒不可能全都精锐，马匹不可能全都良好，器械不可能全都锋利，这是本来如此，只需善于处置罢了。军队有上、中、下三等，这就是兵力有三种权变。孙膑说过：“用你的下等马同对方的上等马比赛，取你的上等马同对方的中等马比赛，取你的中等马同对方的下等马比赛。”这是兵法的道理，不只是讲马的道理。下等力量不足以和对方的上等力量抗衡，这一点我已经知道，也已经放弃这一场了；中等力量不足以胜过对方的上等力量，下等力量不足以胜过对方的中等力量，那么我不是已经再次取胜了吗？所得的胜利多于放弃的失败，我就采用这种做法。对方的上等力量失去了中等和下等力量的支援，难道还能独自完整吗？所以说：“军队有上、中、下三等，这就是兵力有三种权变。”所谓三种权变，就是用一方来制胜三方。管仲说：“攻击坚强的地方，薄弱的地方反而坚强；攻击薄弱的地方，坚强的地方反而变得薄弱。”唉！如果不从它的薄弱处进攻，那么天下到处都是强敌。汉高帝的忧患在项籍。虽然如此，亲自带兵同项籍交战的，大概没有几次。隋何攻取九江，韩信攻取魏国，攻取代国、赵国，攻取齐国，然后汉高帝才起兵攻取项籍。不急切地攻击忧患所在之处，却在不值得防备的地方徘徊，这大概正是孤立项氏的办法。秦国的忧患在六国，蜀地最偏僻、最弱小，却最先被攻取；楚国最强大，反而最后才被攻取。这并不是因为秦的忧患在蜀地。诸葛孔明一出兵，他的军队才同魏国交战；他的灭亡是应当的。夺取天下、夺取一国、夺取一个阵地，全都如此。范蠡说：“凡布阵的方法，应当增益左翼作为牡阵，设置右翼作为牝阵。”春秋时，楚国攻打随国，季梁说：“楚人崇尚左边，您一定要把军队布置在左边，不要和楚王相遇，并且攻击他的右边。右边没有良将，必然失败；一翼失败，众军就会离心。”大概一阵之中，必定有强弱两面，左右两边应当用我方强处攻击敌方弱处。唐太宗说：“我自从起兵以来，熟习观察行军布阵的形势，每次作战都看敌人左边强，我也加强左边；敌人右边弱，我也削弱右边。使弱的一方常常遇到强的一方，强的一方常常遇到弱的一方。敌人侵犯我方弱处时，追赶败军不过几十至一百步；我攻击敌方弱处时，常常突然从敌军背后反攻，因此必定胜利。”后世的庸将，既不能安排自己的强弱来取胜，反而说：“我的军队中夹杂着老弱之兵，不是全军精锐，所以不能取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步〕 他们不知道老弱之兵，兵家本来就不可没有；没有它们，就无法消耗敌人的精锐部队、保全我方的锐锋，那样失败就可以等待了。所以聪明的人轻易舍弃自己的弱处，却让敌人轻易使用他的强处；忘记小的损失而志在大的收获，他本来只是要取得最终的胜利罢了。进攻与防守 古代善于进攻的人，不把全部兵力用来攻打坚城；善于防守的人，不把全部兵力用来防守敌人正面冲击的地方。把全部兵力用来守坚城，就会使军队疲钝、粮食耗费，而且成功迟缓；把全部兵力用来守敌人冲击之处，军队就不能分散布置，敌人会从间隙中偷袭我方，使我方毫无防备。所以应当攻击敌人不防守的地方，防守敌人不进攻的地方。进攻有三种道路，防守也有三种道路。三种道路：第一叫正道，第二叫奇道，第三叫伏道。平坦宽阔的道路上，车轮相撞，行人肩膀相摩；出去走这里，进来也走这里，是我方必定进攻、敌方必定防守的地方，叫作正道。大军攻打南面，精锐部队从北面出击；大军攻打东面，精锐部队从西面出击，这叫作奇道。在大山深谷之中，绕过断绝的道路，把军队暗中布置在那里，不鸣金，不击鼓，突然出现在平原上，冲击敌人的腹心，这叫作伏道。因此从正道出兵，胜败还不可知；从奇道出兵，十次有五次胜利；从伏道出兵，十次有十次胜利。为什么呢？正道上的城，是坚固的城；正道上的军队，是精锐的军队。奇道上的城，不一定坚固；奇道上的军队，不一定精锐。伏道则没有城，也没有军队。进攻正道却不知道奇道和伏道，这样的将领就是木偶人；守正道却不知道奇道和伏道，这样的将领也就是木偶人。如今盗贼进入人家，有的撬门砍门闩进去，有的从旁门未上锁处进去，有的借着破墙、墙洞和墙脚进去。撬门砍门闩而主人没有察觉，几乎很少；从旁门未上锁处进去而主人没有察觉，大半是这样；借破墙、墙洞和墙脚进去而主人没有察觉，则全都是这样。做主人的，不应只说正门坚固，却不防备旁门和墙缝。正道的军队，就是撬门的盗贼；奇道的军队，就是从旁门进入的盗贼；伏道的军队，就是借墙而入的盗贼。所谓正道，如秦国的函谷关、吴国的长江、蜀地的剑阁。过去六国曾攻打函谷关，秦国将领击败了他们；曹操曾攻打长江，周瑜使他败走；钟会曾攻打剑阁，姜维抵挡住了他。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早已有所防备。刘濞反叛后攻打大梁，田禄伯请求率五万人另行沿江淮进军，收取江南、长沙，以便同刘濞在武关相会；岑彭攻打公孙述，从江州沿都江逆流而上，攻破侯丹的军队，直接抵达武阳，绕到延岑军队的后方，又迅速率精锐骑兵赶赴广都，距离成都不过几十里；李愬攻打蔡州时，蔡州把全部精锐部队用来抵抗李光颜，却没有防备李愬；李愬从文成击破张柴，迅速奔驰二百里，半夜到达蔡州，黎明时擒获吴元济，这是使用奇道。汉武帝攻打南越，唐蒙请求征发夜郎的军队，乘船沿牂牁江而下，抵达番禺城下，以出乎越人意料。邓艾攻打蜀国，从阴平经由景谷，攀树缘磴，像鱼贯一样前进，到达油江后蜀军投降。马邈抵达绵竹，斩杀诸葛瞻，于是刘禅投降。田令孜守潼关，关的左边有一条山谷叫禁谷，却没有防备。林言、尚让从那里进入，从两面夹攻潼关，关中的军队溃败，这是使用伏道。​​我观察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即使在一阵之中，尚且还要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来取胜。何况守护一个国家、攻打一个国家，国家社稷的安危都系于此，怎么可以不知道这三种道路，却想让他做将领呢？使用间谍

译孙武既然说有五种间谍，接着又说：“商朝兴起时，伊挚在夏；周朝兴起时，吕牙在商。所以明君贤将，能够用最高明的智慧充当间谍的，一定能成就大功。这是用兵的关键，是三军所依靠而行动的。”考察有关记载说：“伊尹到夏，夏丑时归于亳；史太公曾经侍奉纣王，离开他归附周。”所谓“在夏、在商”，确实如此。然而说他们是间谍，为什么呢？难道商汤、周文王本来就派人到夏、商去做间谍吗？伊尹、吕牙本来就是替别人做间谍吗？夏桀、商纣难道要等有了间谍以后才可以讨伐吗？这件事即使极其庸常的人也知道不是这样。既然如此，我认为天下的存亡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伊尹在夏时，商汤一定说：“夏桀虽然暴虐，但他一旦任用伊尹，百姓的心就会重新安定，我还有什么忧患呢？”等到伊尹归返亳地，商汤一定说：“夏桀得到伊尹却不能任用他，必定要灭亡。我不能安坐着看百姓受苦，于是要同天下人一起灭亡他。”吕牙在商时，周文王一定说：“纣王虽然残暴，但他一旦任用吕牙，上天赐予的福禄就会恢复，我还有什么忧患呢？”等到吕牙归附周，周文王一定说：“纣王得到吕牙却不能任用他，必定要灭亡。我不能长久阻遏天命，于是命令武王与天下人共同灭亡他。” 既然如此，夏、商的存亡，就是等待伊尹、吕牙是否被任用来决定的。如今询问将领贤能与否的人，一定会说：“能够预先知道敌国的胜败。”再问他凭什么知道，一定会说：“不吝惜千金，所以能够让人替自己冒死万次去刺探敌国。”有人说：“能够凭借敌国的使者，探听它隐秘的谋划。”唉，这也太劳苦了！伊尹、吕牙一归附，夏、商灭亡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假如商汤、周武王没有使用间谍的名声和劳苦，却能够取得使用间谍的实际效果，这不是最高明的智慧，又有谁能做到呢？用兵虽然属于诡道，但根本在于正，最终也必定取胜。如今五种间谍的使用，归根到底是欺诈；成功了成为利益，失败了就成为祸患。况且用欺诈对待别人，别人也将用欺诈对待我。所以能凭借间谍取胜的，也有可能凭借间谍失败。我的间谍不忠，反而被敌人利用，这是第一种失败；没有得到敌方的真实情况，却得到敌人故意伪装给我看的情况，并把它当成真实，这是第二种失败；接受了我的财物，却不能得到敌人的隐秘谋划，因害怕而把虚假的消息告诉我，这是第三种失败。用心于正道，一振作而各种纲目都能举起；用心于欺诈，百般补救仍会因为千百个漏洞而失败。在这件事上，智慧不值得依靠。所以五种间谍，不是明君贤将所看重的。明君贤将所看重的，是用最高智慧充当间谍。因此，淮阴侯韩信、曲逆侯陈平不以义侍奉楚国，而汉高祖擒获项籍的谋划便定下来了；蒯通、周叔不被赵国、魏国任用，而淮阴侯进兵的谋划便确定了。唉，这也就是间谍。《嘉祐集》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嘉祐集》卷三 宋　苏洵　撰 《权书》下 孙武 探求这种人才而始终没有穷尽的，是天下的奇才。天下的士人，同他谈论兵法却说“我不能”的，有几个人？从言论上考察而始终没有穷尽的，有几个人？言论没有穷尽，从实际运用上考察而始终没有穷尽的，有几个人？唉！至于实际运用而始终没有穷尽的人，我还没有见到。孙武的十三篇，兵家全都把它作为老师。然而按我的评价，他的兵法言论大概是雄健的吧？如今他的书论述奇谋权变、隐秘机宜，出入如同神鬼，自古以来以兵法著书的人，很少有能赶得上他的。由此推测他的为人，必定会说他有应付敌人而无穷无尽的才能，却不知道孙武用兵竟不能保证取胜，与书中所说相差很远。吴王阖闾进攻郢都时，孙武任将军；等到秦、楚交战使吴军失败，越王进入并践踏吴国的国土，吴国内部的祸患接连突然发生，吴王奔走自救还来不及，孙武却完全没有提出一条谋略来平息这些乱事。如果依据孙武的书来责问孙武的过失，大致有三点：《九地》说：“威势施加在敌人身上，敌人的交往就不能会合。”孙武却让秦国能够听从申包胥的话，出兵援救楚国，使秦国毫无顾忌吴国的心思；这实在是没有威势，他的第一处过失。《作战》说：“长久让军队暴露在外，会使兵器疲钝、锐气受挫，力量屈竭、财物耗尽，诸侯就会乘着它的弊病而起兵。”况且孙武在九年冬季攻打楚国，到十年秋季才回来，可以说是长期暴露军队了，越国人难道能够不乘机进入吴国吗？这是他的第二处过失。他又说：“杀敌靠的是愤怒。”如今孙武却放任伍子胥、伯嚭鞭打楚平王的尸体，来满足一个人的私愤，以此激怒敌人；这正是司马戌、子西、子期必定要死战报复吴国的原因。勾践不毁坏吴国的旧坟墓而使吴国屈服，田单用挖掘燕国坟墓的诡计使齐国奋发，知道谋略远远超过孙武；孙武不明白这一点，这是他的第三处过失。然而当初吴国能够攻入郢都，乃是趁着伍子胥、伯嚭的愤怒，又利用楚平王瓦解仁义，孙武的功劳大概也很少。孙武自己写成的书，尚且不能亲自运用它来取得胜利，反而遭到败北，何况那些局限于祖述他的旧有智谋、只会谈论余论的人，怎么能够统率军队呢？况且吴起与孙武是同一类人物，都写书谈论兵法，世人称为“孙吴”。然而吴起谈兵，轻视法制，草率粗略而没有系统纲纪，不如孙武的书文辞简约而意义完备，天下的兵法理论都归结在其中。可是吴起先在鲁国任用，击败齐国；进入魏国，又能制服秦军；进入楚国，楚国重新称霸；而孙武的实际作为却反而如此，书中的话不足相信，本来就是这样。如今在外面抵御一个仆役，在家里管治一个侍妾，这是卑贱男子也能做到的，难道一定需要专门有人教他吗？等到统率三军众多士卒，整个营垒闭合而自我固守，或者还会发生混乱，这就是三军众人使他迷惑了。所以善于用兵的将领，看待三军众多士卒，就像看待一个仆役、一个侍妾一样，不会因此增加困难；所以他的心中常常仿佛有余力。凭一个人的心来面对三军众多士卒，而心胸仍然宽广，仿佛还有余地，这就是韩信能够多多益善、越多越能处理好的原因。所以用兵难道有什么特殊的法术吗？只不过能够不把人数众多看得过分而已。子贡 君子的道，智慧和信用最难兼顾。信用，是用来端正智慧的；但智慧常常会走到不端正的地步。智慧，是用来使信用通达的；但信用常常会走到不能通达的地步。因此君子对此必须谨慎。世上的儒者说：“只凭智慧就可以成事。”人们看到只凭智慧可以成事，于是就全都抛弃信用。我却说：“只凭智慧可以成事，却不能使事业延续。”子贡扰乱齐国、灭亡吴国、保存鲁国这件事，我为之悲哀。子贡这个人，是游说之士，只求取得一时的功劳，却不把能够延续作为事情，所以没有看到后患。假如王公大人的谋划出于这种做法，那么我还没有见过他不很快失败的。我听说：王者的军队，考虑万世之后才行动；霸者的军队，考虑子孙后代才出动；强国的军队，考虑终身利益才发动，寻求能够延续的办法。子贡的用兵，只能使用到明天。所以下贡出发时，我认为鲁国本来可以保存，齐国也可以不发生动乱，吴国也可以不灭亡。为什么呢？田常将要篡位，害怕高国、鲍氏、晏氏，所以让齐国转而出兵攻打鲁国。替子贡谋划，最好不过是抵达高国、鲍氏、晏氏那里，向他们表示慰问。他们一定惊愕而询问，便回答说：“田常派您的儿子出兵攻打鲁国，我私下哀怜您将要灭亡了。” 他一定会追问其中的缘故，我便回答说：“齐国有田氏，就像人养着老虎一样。您对于齐国，就像人的肘和大腿对于身体一样。田氏想要把齐国当作肉来吞食，已经很久了；然而一直不敢放纵自己的心意，是害怕肘和大腿抵抗它。如今您出兵攻打鲁国，肘和大腿离开了，田氏还怕谁呢？我眼看您的身体将要被肢解，而肘和大腿也会随之毁灭，所以来吊唁您。”他一定会害怕，向我询问计策，我便教他说：“您把全部军队开往鲁国，抵达边境后停下。我请您暗中与鲁侯约定，等待田氏发生变故，再率领军队跟随您入齐讨伐田氏。”替齐人考虑，他们害怕田氏带来的灾祸，形势上不得不听从。回去后把这件事告诉鲁侯，鲁侯害怕齐国进攻，形势上也不得不听从。于是让他们训练军队、整治车辆，等待齐国出现可乘之隙，诛杀乱臣而拥立新君。齐国一定会感激鲁国，这是几代人的利益。我观察仲尼，认为齐人中不支持田常的有一半，所以请哀公讨伐他。如今如果真能凭借鲁国的军队，跟随高国、鲍晏的军队，再加上齐人中另一半的力量，就可以在都市中把田常车裂示众，形势非常便利，成功也会很大。可惜赐没有从这个角度出发。齐哀王起兵诛杀吕氏，吕氏任用灌婴为将抵抗齐军。军队到达荥阳，灌婴派人晓谕齐国和诸侯联合讲和，等待吕氏发生变故，然后共同诛灭他们。如今田氏的形势，与这件事有什么不同呢？有鲁国可以作为齐国，有高国、鲍晏可以作为灌婴。可惜赐没有从这个角度出发。六国

译六国灭亡，并不是兵器不锋利、作战不得法，弊病在于拿土地财物贿赂秦国。力量因此削弱，也是灭亡的原因。有人说：“六国相继灭亡，全都是因为贿赂秦国吗？”回答说：“不贿赂秦国的国家，是由于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的，大概是失去了强大的援助，不能独自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贿赂秦国。秦国除了用攻战争夺之外，小的得到邑，大的得到城。比较秦国因贿赂所得的土地和战胜所得的土地，实际多达百倍；诸侯丧失的土地，与战败而丧失的土地相比，实际也多达百倍。那么秦国最大的欲望、诸侯最大的祸患，本来就不在战争了。回想他们的先祖父，冒着霜露，披荆斩棘，才取得尺寸之地。子孙却看待这些土地并不十分珍惜，拿来送给别人，就像丢弃草芥一样。今天割让五座城，明天割让十座城，然后才能得到一夜安睡。早晨起身察看四境，秦军却又到了。这样看来，诸侯的土地有限，暴秦的欲望没有满足；送给秦国越多，秦国侵略得越急。因此不用交战，强弱胜负就已经判定了。至于最终覆灭，按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古人说：‘拿土地侍奉秦国，就像抱着柴草去救火，柴草不烧完，火就不会熄灭。’这话说对了。齐人未曾贿赂秦国，最后却仍然跟随五国迁移灭亡，为什么呢？因为它亲附秦国，却不帮助五国。” 五国已经灭亡，齐国也不能幸免了。燕、赵两国的君主，起初有长远的谋略，能够守住自己的土地，坚持道义而不贿赂秦国。因此燕国虽是小国，却后来才灭亡，这是使用武力的效果。到了太子丹把荆轲作为计策，才开始招致祸患。赵国曾经五次同秦国交战，两次失败，三次胜利。后来秦国两次进攻赵国，李牧接连击退秦军。等到李牧因为谗言被杀，邯郸就成了秦国的郡。可惜它使用武力却不能坚持到底。况且燕、赵正处在秦国将要把六国革除殆尽的时期，可以说智谋和力量孤单危急，战败而亡，实在是不得已。假使韩、魏、楚三国各自爱惜自己的土地，齐人不亲附秦国，荆轲能够刺杀成功，良将李牧仍然在世，那么胜负的形势、存亡的道理，应当可以同秦国较量，或许还不能轻易估量。唉！如果把贿赂秦国的土地用来封赏天下的谋臣，把侍奉秦国的心意用来礼遇天下的奇才，合力向西进攻，那么我恐怕秦国人连饭也咽不下去。可悲啊！拥有这样的形势，却被秦国长期积累的威势所胁迫，土地一天削减、一个月割让，逐渐走向灭亡。治理国家的人，不要让自己被长期积累的威势所胁迫啊！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势力比秦国弱，却仍有可以不贿赂秦国而战胜它的形势。假如凭借天下这样大的力量，却反而降低身份，重蹈六国灭亡的旧路，那就又处在六国之下了。项籍 我曾经评论项籍有夺取天下的才能，却没有夺取天下的谋虑；曹操有夺取天下的谋虑，却没有夺取天下的器量；玄德有夺取天下的器量，却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因此这三个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成就。况且如果不能有所舍弃，就不能取得天下；形势上如果不能有所忍耐，就不能充分利用天下的利益。所以有的土地不能夺取，有的城池不能进攻，有的胜利不能强求，有的失败不能逃避。敌人到来时不欢喜，敌人离去时不恼怒，任凭天下各自行动，慢慢控制它们的后果，这样才可以获得成功。唉！项籍有百战百胜的才能，却死在垓下，没有什么可疑惑的。我观察他在钜鹿作战，看到他的谋虑不长远、器量不宏大，因此每当想到他晚年死于垓下，就没有不感到奇怪的。项籍渡过黄河时，沛公才开始整顿军队向函谷关进发。项籍如果在这时赶快率军奔向秦地，乘着锋芒正盛时使用军队，就可以占据咸阳，控制天下。他不知道这样做，却拘泥于同秦将争夺一时的胜负。即使已经保全了钜鹿，仍然在河南、新安之间徘徊；等到了函谷关，沛公已经进入咸阳几个月了。秦人既然已经安抚沛公而把项籍视为仇敌，形势上就不可能再使项籍强大并臣服于己。因此项籍虽然把沛公迁到汉中，最终自己定都彭城，却使沛公能够回来平定三秦，于是天下的形势便在汉而不在楚了。楚军即使百战百胜，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预示项籍死于垓下的，是钜鹿之战。有人说：“即使这样，项籍一定能进入秦地吗？”回答说：“项梁死后，章邯认为楚国不值得忧虑，所以调兵攻打赵国，产生了轻视楚国的心理，而秦国的良将精兵又全都消耗在钜鹿。项籍如果真能用抱定必死决心的士卒，攻击秦军轻敌而力量薄弱的部队，进入秦地是很容易的。况且亡秦军队守关与沛公守关的好坏，可以看出来；沛公攻关与项籍攻关的好坏，也可以看出来。凭秦军守关的力量，沛公尚且能攻进去；凭沛公守关的力量，项籍也能攻进去，那么凭亡秦军队的守备，项籍难道不能进入吗？”有人说：“秦地可以进入了，那么怎样救赵呢？”回答说：“老虎正在捕鹿，罴却占据老虎的巢穴，捕捉它的幼子，老虎怎么能不放弃鹿而回去呢？老虎一回来，幼子必定被罴撕碎，这就明白了。”这就是《军志》所说的攻击敌人必然要救援的地方。假使项籍进入函谷关，王离、涉间一定会放弃赵国而自救；项籍占据关口迎击他们的正面，赵国和诸侯的救兵驻扎在十多个营垒，再从后面追击他们，一定可以将其覆灭。这样项籍一次行动就解除了赵国的包围，并且在秦国取得了功劳。战国时，魏国攻打赵国，齐国救援赵国，田忌率兵迅速奔向大梁，因此保存了赵国而击破了魏国。那宋义号称懂得军事，却完全不明白这个道理，驻军安阳不前进，还说要等待秦军疲敝。我恐怕秦军还没有疲敝，沛公就已经先占据函谷关了。项籍和宋义都错失了机会。因此古代夺取天下的人，常常先谋划自己所要守住的地方。诸葛孔明放弃荆州而取得西蜀，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作为。况且他从未见过真正的大险要，只认为剑门关可以使自己不灭亡。我曾经观察蜀地的险要：守在那里不能出击，出击之后又无法接续。小心谨慎地自行保全尚且供应不足，又怎么足以控制中原呢！至于秦、汉过去的都城，沃土绵延千里，有大河和高山，确实可以凭借它控制天下。又何必经营那种连脚都无法落下的剑门关，然后才说它险要呢！如今富人一定居住在四通五达的都市，使自己的财物流通到天下各处，然后才可以收取天下的利益。有个小丈夫得到一个金盒子，便把它藏在家中，关上门守着它。唉！这只是求得不失去它，并不是求得富裕。大盗来了，劫走它，那么又怎么知道它最终不会失去呢？” 高祖

译汉高祖凭借权术来控制一时的利害关系，不如陈平；揣摩天下的形势，举手眨眼之间就能挟制项羽，不如张良。如果没有这两个人，天下就不会归于汉。这样看来，高帝不过是一个木强固执的人罢了。然而天下已经安定之后，谋划后世子孙的事情，即使陈平、张良的智慧也有所不及；高帝却常常预先替他们规划处置，恰好符合后世的作为，明白得像亲眼看见事情后亲自办理一样。这才显现出高帝的智慧，对大事看得明白，对小事却昏暗。高帝曾对吕后说：‘周勃敦厚稳重而缺少文才，但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周勃，可以让他担任太尉。’当时刘氏已经安定了，周勃又将安定谁呢？所以我的意思是：高帝把太尉的职位托付给周勃，是知道将有吕氏之祸。即便如此，他为什么不除掉吕后呢？因为形势不允许。从前武王去世，成王年幼，三监便叛乱。高帝料想自己死后，将相大臣和诸侯王中会有像武庚禄父那样的人，却没有人能够制约他们。他只想到，家中有主母，豪奴悍婢就不敢同弱小的孩子抗衡。吕后辅佐高帝平定天下，一向为大臣们所畏惧服从，只有她可以镇压大臣们的邪恶心思，等待嗣子长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岁〕 所以不除掉吕氏，是替惠帝考虑。吕后既然不能除掉，就削弱她的党羽以损害她的权力，使即使发生变故，天下也不至于动摇。因此即使樊哙有功，高帝也曾一度想杀掉他而毫不犹豫。唉！他难道只是对樊哙不仁吗？樊哙同高帝一起起兵，攻城陷阵，功劳并不少。当亚父范增指使项庄时，如果不是樊哙斥责项羽，那么汉朝能否建立还很难说。有一天有人说樊哙想要灭掉戚氏，当时樊哙正在出兵攻打燕地，高帝立即命令陈平、周勃将他杀掉。樊哙的罪行尚未显露，诬陷他的人所说是真是假也未必确定。况且高帝不因一个女子而杀掉天下功臣，这一点也很明白。他娶了吕氏，吕氏家族中像吕产、吕禄这些人，都是庸才，不足以构成防范；唯独樊哙豪迈强健，是诸将不能制服的，后世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高帝看待吕后，就像医生看待堇这种毒药，只要能用它治病而不至于杀人就行了。樊哙死了，吕氏的毒就不至于杀人，高帝认为这样即使死去也可以无忧了。陈平、周勃却是留下这份忧患的人。樊哙死于惠帝六年，是天意。假使他还活着，吕禄就不可能被欺骗，太尉也不能进入北军。有人说樊哙是高帝最亲近的人，假如他还活着，未必会同吕产、吕禄一起叛乱。韩信、黥布、卢绾都面向南方称王，卢绾又最受高帝亲近宠幸；然而等到高祖还没有去世时，他们却都相继因叛逆被诛杀。谁能说百年之后，那些挖坟盗墓、屠狗为业的人，看到自己的亲戚借势成为帝王，不会欣然跟从呢？所以我说：陈平、周勃，是留下后患的人。《嘉祐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嘉祐集》卷四 宋代苏洵撰写 《衡论》上 《衡论》引言 事情有可以全部告诉人的，有可以只告诉人端绪却不能全部告诉人的。把全部内容告诉人，难处在于怎样告知；只告诉人端绪，难处在于怎样实行。如今秤上有刻度，这里是一铢，那里是一石；如果寻求这些刻度却找不到，就说这不是一把好秤，这是可以的。若说这是给罪行定等级，那就不对了。当初我写《权书》，认为权术的作用可以达到无穷，也可以达到毫无作用的地步，于是又写了《衡论》十篇。唉！如果有人遵从我的学说却看不到它的成效，那么现在就可以归罪于我了。长远谋虑 圣人的治道，有常经，有权变，有机密。因此有百姓，有群臣，又有亲信之臣。所谓常经，天下百姓全都知道也可以；所谓权变，百姓不能知道，群臣知道也可以；所谓机密，即使群臣也不能知道，只有亲信之臣可以知道。假如圣人没有权变，就无法完成天下的事务；没有机密，就无法成就万世的功业。然而这些都不是天下百姓应该知道的，而机密又是群臣不能听闻的。群臣不能听闻，那么同谁商议？不商议就不能成功。这样看来，所谓亲信之臣，是一天也不能缺少的。后世看到三代凭仁义取得天下、凭礼乐守住天下，便说圣人没有机密。取得天下和守住天下，如果没有机密都无法顾全。三代圣人的机密不像后世的欺诈，所以后世看不出来罢了。正因为有机密，所以有亲信之臣。禹有益，汤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这三位臣子，听到了天下人所听不到的，知道了群臣所不知道的。禹、汤、武王在上面倡导他们的机密，三位臣子在下面共同协助，因而成就了万世功业。往下到齐桓公、晋文公，有管仲、狐偃替他们担任主要谋臣；阖庐有伍员，勾践有范蠡和大夫种。高祖起兵时，大将任用韩信、黥布、彭越，偏将任用曹参、樊哙、滕公、灌婴；游说诸侯则任用郦生、陆贾、枞公。至于奇特的机密谋略，群臣不能参与的，只有留侯、鄼侯二人。唐太宗的臣子中有很多奇才，而深加委托、秘密任用的，也不过是房玄龄、杜如晦。君子行善的心和小人作恶的心是一样的：君子有机密来成就善事，小人有机密来成就恶事。有机密，即使是恶事有时也能成功；没有机密，即使是善事也不能成功。因此亲信之臣，一天也不能缺少。司马氏是魏国的贼臣，有贾充之类的人做他们的亲信之臣，来成就像陈胜、吴广、秦国百姓的汤武事业。没有亲信之臣而不能成功，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亲信之臣，就是没有机密；有了机密却泄露了。没有机密和有机密却泄露，就像虎豹吃人却不知道设置陷阱，设置了陷阱却不知道用东西覆盖在上面一样。有人说：机密只是创业之君借助它来成就事业罢了；在守成的时代，何必讲机密，又为什么需要亲信之臣呢？” 唉！守成的时代，能够一直安乐和谐，像太古时代那样吗？不能。我没有见过机密可以废弃。况且天下的变故，常常潜伏在安逸之中。田文所说的‘君主年少，国家危险，大臣还没有归附，像这样的情况’，哪一个时代没有呢？在这种时候，如果没有亲信之臣，难道不令人寒心吗？从前高祖晚年，天下已经安定，却还把周勃留给孝惠帝、孝文帝；武帝晚年，天下已经安治，却又把霍光留给孝昭帝、孝宣帝。大概天下即使有泰山压顶般稳定的形势，圣人也常常把它当作累卵一样忧虑，所以即使是守成的时代，亲信之臣也不能废弃。

译《传》说：‘百官总理自己的职事，听命于冢宰。’ 那位冢宰如果不是亲信之臣，天子怎么能把天下的事务交给他，委托三年而不在其中产生疑虑呢？《传》又说：‘五年巡视一次。’如果没有亲信之臣，天子五年出巡一次，舍弃千里京畿，又同谁来守护呢？如今一家之中一定有宗族长老，一个普通士人也一定有密友，用来敞开心胸，解决缓急之事。为什么天子反而没有亲信之臣呢？近世的君主安闲地处在上面，却使宰相孤单地处在下面，上下不相接，彼此的心意也不能相通。臣下看君主，像看辽远而不可亲近的上天；君主看臣下，也像上天看人一样，淡漠而没有爱护之心。因此社稷的忧患，他不把它当作忧患；社稷的喜悦，他也不把它当作喜悦。君主忧愁，他不感到羞辱；君主受辱，他也不为之死。一人称赞他就任用他，一人诋毁他就舍弃他。宰相忙于避嫌畏惧讥讽，尚且没有空闲，哪里还有空尽心忧虑社稷？屡次迁调、屡次更换，把宰相府看得像旅舍一样。百官在下面浮泛行事，天子在上面孤独不安。一旦突然发生忧患，我没有见过这种制度不会颠沛覆亡的。圣人任用亲信之臣，尊敬他像父亲和老师，爱护他像兄弟，握着他的手进入内室，同他一起起居饮食；凡是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了也没有不说尽的。一百个人称赞他，也不因此更加亲密；一百个人诋毁他，也不因此更加疏远。尊崇他的爵位，优厚他的俸禄，重视他的权力，然后才可以同他商议天下的机密，思虑天下的变故。宋太祖任用赵中令，得到了其中的道理。近来寇莱公也确实是这样的人，但给他的权力太轻，所以最终被排斥，天下几乎发生不可预料的变故。既然如此，就一定要让他拥有足以使人活、使人死的权力，然后才行。驾驭将领 君主驾驭臣下，驾驭宰相容易，驾驭将领困难。将领有两种：有贤能的将领，有有才干的将领。而驾驭有才干的将领尤其困难。驾驭宰相靠礼，驾驭将领靠权术；驾驭贤将的方法在于信任，驾驭才将的方法在于智慧。不用礼、不用信，是不肯做；不用权术、不用智慧，是没有能力。所以说，驾驭将领困难，驾驭才将尤其困难。六畜起初都是野兽。老虎、豹子能够搏击和吞噬，马也能踢，牛也能顶。先王知道能搏击、能吞噬的动物不能凭人的力量制服，所以杀掉它们；杀掉它们，不能赶走它们，这才停止。能踢的可以用缰绳驾驭，能顶的可以用楅衡拘束。因此先王不忍心抛弃它们的才能而废弃天下的功用。如果说：它能踢、它能顶，就应当同虎豹一起杀掉、一起驱逐，那么天下就没有麒麟，最终也无法驾驭牲畜来乘坐了吗？先王选用人才，除非是大奸大恶、像虎豹那样无法改变其搏击吞噬本性的人，没有不想用权术控制他，同时保全他的才能，使其适合使用的。何况担任将领的人，又不能用廉洁小节和细密谨慎来要求，只看他的才能怎样罢了。汉代的卫青、霍去病、赵充国，唐代的李靖、李勣，是贤将。汉代的韩信、黥布、彭越，唐代的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是才将。贤将本来就不多，得到有才干的人却任用他，如果又说他难以驾驭，那就只有不肖之人才可以任用了。用厚重的恩惠结交他，向他表示赤诚之心，给他美好的田地住宅，丰盛的酒食，歌童舞女，使他的口腹耳目的欲望得到充分满足，然后再用威势折服他；这就是先王驾驭才将的方法。近来议论这件事的人，有的说：将领之所以竭尽智慧思虑，冒犯霜露，踏着刀刃而不推辞，是希望得到赏赐。治理国家的人不如不要预先赏赐，以此等待他们成功。有人说：赏赐是用来驱使人的，不预先赏赐，人就不会为我所用。这些都是片面的说法，不是通论。将领的才能本来有大小。在平庸将领中显得杰出的，是才能小的人；在才将中显得杰出的，是才能大的人。才能小的人志向也小，才能大的人志向也大。君主应当观察他的才能大小，制定驾驭他的办法，使之符合他的志向。片面的说法不能采用。养骐骥的人，要给它丰足的草料粮食，清洁它的缰络，让它住在新的马厩，给它洗清泉浴，然后才要求它日行千里。骐骥的志向本来就在千里之外，难道会因为一顿吃饱饭就放弃志向吗？至于养鹰就不是这样，捕到一只雉，就喂它一只麻雀；捕到一只兔，就喂它一只老鼠。它知道如果不尽力搏击，就没有东西可吃，所以这样之后才会为我所用。才能大的人，是骐骥。不给他预先赏赐，就像养骐骥却让它挨饿，然后要求它日行千里，这是不可能的。才能小的人，是鹰。预先赏赐它，就像养鹰的人把它喂饱，却还要求它搏击，这也不可能。因此，预先赏赐的说法可以施用于才能大的人；不预先赏赐的说法可以施用于才能小的人；两种办法兼用就可以了。从前汉高祖一见韩信，就授予他上将之职，解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分出自己的食物喂他；一见黥布，就任命他为淮南王，供应饮食器具都按照王的规格；一见彭越，就任命他为相国。当时这三个人还没有为汉朝立功。后来追击项籍到垓下，高祖同韩信、彭越约定会合，他们却没有及时到来，高祖便把数千里土地舍弃并赐给他们，像丢弃破旧鞋子一样。项氏尚未灭亡，天下尚未安定，这三个人已经享尽富贵。为什么呢？高帝知道三人的志向很大，如果不能使他们享尽富贵，他们就不会为我所用；即使已经享尽富贵，但没有消灭项氏、平定天下，他们的志向也不会满足。至于樊哙、滕公、灌婴这一类人，就不是这样了，攻下一城、陷落一个阵地之后，才增加几级爵位；否则终年也不会升迁。项氏已经灭亡，天下已经安定，樊哙、滕公、灌婴这一类人计算百战的功劳之后，才封为通侯。难道高帝到了这时就吝啬了吗？他知道这些人的才能小、志向小，即使不预先赏赐，他们也不会怨恨；如果预先赏赐，他们就会安然自满，不再把建立功业当作自己的事情。唉！当韩信立于齐地时，蒯通、武涉的游说还没有停止。在这个时候，如果夺取韩信的齐王之位而让他归于汉，岂不是危险吗？人难道没有想把天下分成三份、自己独立为王的愿望吗？而韩信却说：‘汉王没有夺走我的齐国。’所以齐国不被夺走，韩信就不怀二心；韩信不怀二心，天下才会归于汉。唉！高帝可以说是懂得大计了。任用宰相

译古代善于观察别国的人，只需看它的宰相是什么样的人，便可以议论这个国家。如今议论者常说：将领和宰相地位相当，将领不过是一个最大的主管官员，不能同宰相相比。国家有征伐时，将领的权力才重要；但无论有无征伐，宰相都不可有一天被轻视。宰相贤能，那么各级官员也都贤能，将领也会贤能；将领贤能，即使宰相不贤能，将领也不可轻易更换。所以说，将领不过是一个最大的主管官员，不能同宰相相提并论。任用宰相的方法和任用将领不同。担任将领的人，大多有才干，但有的人顽钝无耻，并不是都节操廉洁、爱好礼法而不可侵犯。因此不必用优厚礼貌来对待他；他有不受约束、不合法度的事情，也不能用通常的法度控制他。为什么呢？豪放放纵、不愿受约束，也是将领的常态。汉武帝接见大将军时，往往坐在厕所旁；李广利攻破大宛、侵杀士卒的罪过，却被搁置不问，这就是任用将领的方法。至于宰相，一定要由节操廉洁、爱好礼法的人担任，不能由豪放放纵、不受约束的人担任。因此要用礼来接待他，却严厉地责备他。古代宰相进见天子，天子为他离席起立；在道路上遇见，还为他下车；他有病，天子亲自问候；不幸去世，天子亲自吊唁，待遇就是这样优厚。然而他有罪时，也不徇私。天地发生重大变故，天下出现重大过错，宰相却不能起身上朝，事情就会被听闻；宰相不能胜任，弹劾文书一到，便会以平民身份出府免职；宰相有其他过失，就乘坐破车、驾着母马回家反省过错。用礼来接待他，然后才可以严厉责备他，使他没有怨言；责备得严厉，然后用礼来接待他，也不算过分。礼遇浅薄而责备严厉，他会说：‘君主用什么礼遇待我，却用这样的责备加在我身上？’这就太过分了。责备轻而礼遇厚，他就会松懈下来，不肯自我约束。因此用礼来维系他的心，用严厉责备来勉励他的懈怠；这样以后，做宰相的人才会无不尽忠朝廷而不顾及私利。我读贾谊的文章，读到所谓‘长太息’时，常常反复阅读而不能停止，认为贾谊生在文帝时代，文帝对将相大臣不能说没有礼，只因周勃一度下狱，贾谊便发出这样的感慨。假如贾谊生在近世，看到近世君主对待宰相的方式，又会怎样呢？商汤、周武王的德行，三尺高的儿童都知道他们是圣人，却仍有伊尹、太公作为他们的师友。伊尹、太公并不比汤、武贤能，而两位圣人只是没有顾忌身份，尊奉他们为师友，以此表明对尊贵者的尊重。唉！近世的君主，姑且不要在这些方面责备他们。天子坐在御座上，看见宰相而起身的，有这样的吗？” 没有。在车舆中为宰相下车的，有这样的吗？也没有。天子坐在殿上，宰相和百官在下面趋走，掌管礼仪的官员还要点名呼喊他们。即使臣子这样做，也不过如此；但尊重尊贵者、礼待显贵者的道理，不能像这样薄。既然不能用礼来接待宰相，那么要治他的罪，我的法令也不能实行。为什么呢？不坚决实行礼，却坚决实行刑罚，他的内心不会服气。所以法令说：‘有某种罪，就加以某种刑罚。’等到他免去宰相之职时，既然说‘有某种罪却不施加刑罚’，不过削去他的官职，把他遣出京城到大藩镇罢了。这些弊病都起始于不以礼相待。贾谊说：‘罪中等就自行解职，罪大就自杀。’[“犬人”疑为“主人”]不诛杀我，他怎么忍心抛弃自己的生命？这一定是因为对君主怀有极大的惭愧。所以君主一定要使臣下感到惭愧，臣下才有所不敢做。汉武帝曾经不戴冠就召见平津侯，因此在天下多事、朝廷忧惧之际，即使石庆容身于其中而没有受到责怪，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样看来，一定要按照礼来待遇臣下，然后才可以按照法来责备他。况且我听说，受到礼遇而不亲自尽力报答君主，受到严厉责备而不自我勉励以保全自身、安定俸禄职位、成就功名的人，天下没有这样的人。君主在上面傲然自大，不以礼对待宰相来抬高自己，哪里比得上让宰相亲自尽力报答君主更有利呢？宰相以君主不责备自己为有利而丰厚自己的私利，哪里比得上自我勉励以保全自身、安定俸禄职位、成就功名更为有福呢？我也没有见过舍弃利益而趋向祸害、远离福分而寻求灾祸的人。重视远方 周武王不疏远近臣，不忘记远方的百姓，这是仁德吗？不是仁德，是形势使然。天下的形势，就像人的身体。身体外部手脚患病，腹心就会在内部深思静虑，寻求治疗的方法；腹心内部患病，手脚就会在外部奔走活动，寻求治疗所需的东西。腹心和手脚相互救助，并不是等到有仁德才这样做。所以我说，武王不疏远近臣、不忘记远方，不是仁德，是形势使然。形势如此紧迫，而古代君主中只有武王这样做，为什么呢？人人都知道一身的形势，而武王知道天下的形势。不知道一身形势的人，身体危急了还不知道；不知道天下的形势，天下难道不会危急吗？秦国保守关中，自以为这是子孙万世称帝称王的基业，然而陈胜、吴广却是楚人。由此看来，天下的形势，无论远近都是一样的。但按我的看法，近处值得忧虑，却不如远处值得忧虑得更深。近处的官吏贤能吗？百姓会称赞他、歌颂他；不贤能吗？百姓会讥刺他、诽谤他。称赞、歌颂、讥刺、诽谤的人多了，就一定会流传；流传开来，就会传达到朝廷，因此官吏贤能还是不贤能，很容易知道。一个人得不到刺史的申诉，刺史又不理会，他带着粮食奔走到京师，迟不过十天一个月，击鼓叫喊，有司就不得不省察了。这样，百姓有冤屈就容易申诉。官吏贤能与否容易知道，百姓的冤屈又容易申诉，祸乱还从哪里开始呢？远方的百姓，即使让盗跖做郡守，让梼杌、饕餮做县令，郡县百姓成群嘲笑、聚集辱骂，即使有成百上千人，朝廷也不知道。白天在市场上抓人，诬陷他杀了人，即使他的兄弟妻子儿女听说了，也不过向刺史申诉；不幸刺史又压制这件事，那么他死了也没有地方申告。他看见郡守、县令坐在案前执笔，吏卒排列在旁，刑具摆满面前，就会惊骇得胆破心寒。那么他认为京师是天子居住的地方，又会怎样呢？而且还要走几千里，费用将近百万；富人尚且有时以此为难，贫民又怎么能够做到呢？所以远方百姓常常多有怨恨，也容易发动变乱。我因此说，近处值得忧虑，却不如远处值得忧虑得深。国家分为十七路，河朔、陕右、广南、川峡，确实都是重要地区。河朔、陕右，是边疆的屏障，也是中原所依赖来获得安定的地方；广南、川峡，是财货的来源，也是河朔、陕右所依赖来保持完整的地方。它们形势上的轻重怎样呢？从前北方军队深入，西部盗寇兴起叛乱，河朔、陕右尤其加强防备。一个郡守、一个县令，没有不加以选择的；

译至于广南、川峡，通常把它们当作偏远地区，审官临时选除官员，临时取备人选，贬谪、量移的人往往被派往那里。等他们到任后，凡是朝廷稍微优待和重视的人，便不再任命到广南、川峡；那些人也把在广南、川峡任官视为失职，于是庸碌之人无处可去，常常聚集在那里。唉！只知道河朔、陕右重要，却不知道河朔、陕右赖以保全的地方不可轻视，这就像想使粮仓富足，却让田地荒芜；粮仓不可能富足。何况那里控制着南夷、氐、蛮，是最重要的险要之地；土地所产又极其丰富，明珠、大贝、纨绵、锦缎、布帛都极其精美，陆路背负、水路装载运出境外，利润有百倍之多。然而关卡盘查、门税征收、租赁雇佣等费用，不是百姓私人力量所能承担的，因此贪官独占这些利益，普通百姓却遭受其祸害。不招权、不卖狱的人，世俗便指责为无能的官吏；招权卖狱的人，又哪里会全都没有呢？唉！官吏不可能都廉洁，而廉洁的人又只能做到这样，这些百姓就一天也不能安宁。如今赋税征收日益加重，额外摊派日益烦琐，疲惫困苦的百姓无法承受官吏，官吏又在其中有所图求。淳化年间，李顺在蜀地秘密发动叛乱，川中几十个郡望风溃败；近来智高在广南发动叛乱，乘胜夺取九座城池易如反掌。国家设置城池，供养士卒，储备器械和粮米，用来防备作战和守御；可是凶恶之徒一旦兴起，便像进入无人之境一样，这是官吏不肖的缘故。如今一身担负一方责任的官员，没有谁比漕臣、刑臣更重要。广南、川峡既是天下的重要地区，其中的郡县又有些是广南、川峡的重要地区；当地牧守、县令是否贤能，实际上关系到一方的安危。幸而他们贤能，就会停止残害百姓、贪取财物；对于确实有罪、可以诛杀的人，漕臣、刑臣固然能够举劾。至于庸碌鄙陋、软弱无能但没有过错的人，即使漕臣、刑臣贤明，也势必不能随意调换安置。这就像破车跛马，却要求车夫善于驾驭一样。郡县发生败事，不把责任归于漕臣、刑臣，不可以；要归罪于他们，他们一定会说：‘发生败事的，是某处所管辖；某处的某人造成了它。我应当把罪责归到哪里？’所以不如让漕臣、刑臣亲自举荐人选并任用他。日后如果发生败事，就对他说：‘你说这个人能够胜任此职，如今他不能胜任，就是你欺骗了我。’这样责任有所归属，罪责就无从逃避。然而因为选任不当而找不到合适人选的情况，大概就很少了。其余郡县虽然不是关系一方安危的地方，也应当诏令审官慎重选任，不要轻易授予贪赃之吏和冗散流徙之人，不要让这些人安置其中；这样百姓即使身处千里之外，也会同处在京畿之中一样。《嘉祐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