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集卷九

译《上皇帝十事书》。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平民臣苏洵恭敬地叩头再拜，冒着万死之罪把奏书呈到皇帝宫阙之下。臣在上个月五日接到本州抄录下来的中书札子和连署文书，得知臣所著《权书》《衡论》共二十二篇，经过两制商议，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奏，请求陛下加以甄别收录。陛下过分听信，召臣到舍人院考试策论，并且命令本州发遣臣进京。臣本是田野间的平民，姓名都没有登记在州里乡间，如今突然被召，实在不知道凭什么能够自通于朝廷。接受命令后又惊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凭陛下亲身具备至高无上的圣明资质，又有群公卿的贤能以及天下众多士大夫，像臣这样的人的确不应当少。有没有臣这样的人，对陛下并没有什么增益或损害。臣不幸患有背负柴薪所致的疾病，不能奔走道路，以符合陛下搜求、荐举人才的心意，忧惧惶恐，背负罪责，无地自容。臣本来才智平庸，没有门路自我进用。年轻时也曾想在陛下的科举中侥幸求取功名，主管官吏认为臣不才，动辄把臣摈弃落选。大概退居乡里已经十多年了。如今即使想勉强扶病尽力，也自知疏漏拙劣，终究不能符合主管官吏的心意，恐怕又要获罪，反而辱没圣明的诏令。况且陛下不远千里召臣，心意是认为臣的策论有所发明，希望能够对圣明的政治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而臣从束发读书直到今天，犬马之年已经将近五十岁，却仍不敢废弃学业，心意也是想在当世略尽微薄之力，以实现平生的志愿罢了。如今虽然不能奔走伏拜到宫阙之下，使主管官吏徒增负担，但仍不忍默默无言，最终什么话也不说。天下的事情，那些深远而紧要的，臣自知身份疏远卑贱，不敢贸然谈论；至于那些切近而容易实行、浅显而容易看见的，臣谨慎地逐条列成十条，用来答塞圣明的诏令。第一条是：臣听说利益所在之处，天下人都会奔赴。因此，拥有千金的富家子弟想要有所作为，百家聚集的市场就没有安宁的时候。古代圣人掌握重大利益的权柄来驱使天下，意图有所趋向，天下人便争先恐后地去做。如今陛下拥有驱使天下的权柄却不能运用，这是为什么呢？古代奖赏一个人，天下人就受到劝勉；如今陛下增加俸秩、授予官职，动辄以千人计算，那些人都认为这是自己得到的，而不知道竭尽力量来报答皇上的恩德。等到遇到事情时，谁应当出力效命呢？这是因为陛下轻易使用爵位俸禄，使天下士人经过长久积累便能得到它们，好比出卖力气的佣工计算工日领取报酬；即使给他千万钱财，他哪里会知道感念主人呢？因此即使有才能的人，也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只能谨慎自守。遵守规矩就足以取得高位，官吏繁多，超出编制之外，使陛下慌忙急切地寻找职位安置他们都来不及；还要选择他们是贤能还是不肖，从而使陛下的百姓困苦，耗尽大司农的粮钱。这是议论政事的人想要革除却没有做到的事。臣私下思考，大概现在任用天下官吏，从州县令、录、幕职改任京官的人，都没有掌握适当的方法，所以才这样纷纷杂乱。如今即使增加荐举官员的数量、延长考核期限、加重荐举官员的罪责，这也只足以阻隔贤人而容纳不肖者。况且天下太平无事时，即使庸人也足以不犯过错；一旦改任官职，就没有什么不敢做的。他们的荐举者说：“这是个好官，这是个好官。”朝廷却不知道他为什么廉洁、为什么能干。幸好没有发生败坏事情，就永远被认为廉洁能干。即使加重荐举者的罪责，也没有看到什么益处。上下互相包庇，请托之事公开进行。任官六七考，寻求五六个荐举人，这是谁做不到的呢？臣愚见认为，荐举人应当让荐举者明确写出他的事迹，说：“某人是廉吏，曾经有某件事可以证明他的廉洁；某人是能吏，曾经有某件事可以证明他的才能。”不一定非要有非凡功劳，但都应有可以记录的表现。如果只特别写道“廉吏”“能吏”罢了，就不予接受。这样一来，那些虽没有罪过却没有值得称道之处的庸人，就不能混入其中。即使老死在州县，也没有什么值得过分惋惜的；而天下的官吏必定都会努力建立值得称道的功业，为百姓兴利除害，只怕功劳不能出自自己。这就是古代圣人驱使天下人，使他们争相行善的方法。有功就赏，有罪就罚，实际道理是一样的。如今降官、罢任的人，必定上奏说：“某人犯了某罪，降官或罢任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朝廷据此举行处分。现在如果不写明他所犯的原因，只说：“这是无才无能的贪官”，那么朝廷怎么肯凭空话给他加罪？如今为什么偏偏到了改任官职时，却听信这种空话呢？这实在是考虑得太不周全了。有人认为，如果这样做，那么天下官吏都会努力做出值得称道的事情，用心过度，制造事端来作为自己的功劳，渐渐发展下去就不可收拾。臣认为不是这样。圣人一定观察天下的形势，然后制定法令。天下刚刚安定、百姓厌恶劳役时，圣人就致力于实行因循保守的政策，让百姓休养生息。等到长久安定而没有变故时，必定会有振作不起来的祸患，所以圣人便打破他们苟且偷安的心理，振作他们懒惰的精神。汉代元帝、成帝时期，正是因为不知道这一点，才导致混乱。如今天下懒惰的人少了，应当有办法激发他们的心志，使他们踊跃追求功名，来改变社会风气。何况冗官已经如此纷乱，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节制它，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况且陛下和天下士人以功名相约定，却不让他们苟且求得，这正是对待他们极其深厚。如果有宏才大略、不愿屈居小官而默默无闻的人，应当让两制官员可以破格荐举他们；这样的人在天下也不过几人罢了。官吏有过错而不能升迁的，也应让他们可以用功劳赎罪；这样也能显示陛下有所推恩，而不是一味刻薄。第二件是：臣听说古代的制度，爵禄都必须由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守信、品行修洁、学识广博的人取得；他们的声誉先在乡党中传扬，再传到朝廷，因而获得官爵。到了后世就不是这样了，掌握偏门技艺和小的术数也可以进身；然而即便如此，他们取得官位还多少有些凭借，不像今天的弊病这样严重。如今任用人的制度中最没有道理的，恐怕就是所谓任子制度了吧？凭借父兄的资历得到大官，之后又任用自己的子弟，子弟再任用孙子，孙子又任用自己的儿子；这样不学习就能取得官位的人似乎没有穷尽。官位得到得容易，失去时就不会十分珍惜；让不学习的人居处于不太值得珍惜的官位上，他们把百姓看得如同草芥，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译朝廷从近年以来才开始有意裁减节制冗官，然而都只知道减少数量，却没有找到应当减少的对象；这就是所谓只控制末端而没有穷究根源，只看见粗略现象而没有认识精微本质。侥幸求官的风气稍微衰减，却仍然存在。圣人办事，不只是说有利就做，还一定要使天下人的心完全信服。如今想要革除某种制度，必须让天下人知道为什么要革除它；这样即使全部革除，人们也不会疑惑。为什么呢？因为依靠的是明确的说明。所谓任子，也不过是说相信父兄而任用他们的子弟罢了。那些父兄本来是凭学习取得官位的：有学问的人可以任用别人，没有学问的人只能被别人任用，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如今的制度，只要侥幸做到官位足以任用人的地步，就一律让他任用子弟，不问他最初是凭什么取得官位的。况且他自己还来不及被别人任用，又怎么能够任用别人呢？这就像向一个借了资本的人请求贷款，难道不是很困难吗？臣愚见认为，凭父兄任用而取得官位的人，即使升到正郎，也都应当不许任用子弟；只有那些能够自行修养品行、越级考录而达到清要显贵职位的人，才允许任用子弟。这样一来，天下的冗官一定会大大减少，公卿的后代都会奋发立志求学，不再等待父兄的资助；那些凭父兄任用而获得官位的人，知道以后不能再任用自己的子弟，也会勉强自己，不肯终老而自弃为庸人。这种做法的好处，难道只是一个两个方面而已吗？”}], 第三条：臣听说，自从设置官职以来，一直都有考核政绩的办法；周朝灭亡以后，这种办法也废弃了。自从京房提出考课的建议，此后始终未能实行。有官职就必须有考核，有考核就必须有奖惩；有官职而没有考核，就等于没有官职；有考核而没有奖惩，就等于没有考核。有官职、无考核，却想求得天下大治，臣实在不能理解。然而历经千年，终究没有实行；一实行，反而更加混乱，最终也无法考核清楚。这是什么原因呢？天下的官吏，不能够全部考核。如今若想逐一考核每个人，就必然要把他们列入九等之中，这样势必颠倒错乱，还不如不设考核更方便。臣考察古来实行考课的情况，都是没有掌握正确方法。天下的官员，都有所隶属的长官；有功有罪，他们的长官都可以举荐或弹劾。如果一定要把每个人都交给朝廷考核，那么这些长官又有什么用呢？只有那些没有所属长官、无人统辖的大官，才适合由考课加以考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地位尊贵，考核一个人，就可以整顿他下面的众多官员；因为人数少，所以能够查清他们的能干与否而不致错误。如今天下之所以不能大治，是因为守、令、丞、尉的贤能与不肖混杂在一起，没有人辨别。守、令、丞、尉的贤能与不肖不能辨别，过错在于职司不明确。职司不明确，过错在于他们没有所属长官，也没有人统辖。陛下把这些无所属的官员，交给他们负责一路事务，那么他们的贤能与不肖应当让谁来察看呢？古代考核政绩，都是从司防逐级上达天子。古代的司防，就是今天的尚书。尚书制度废弃以后，只有御史可以总察朝廷内外的官员。臣愚以为，可以让朝臣议定职司考课的办法，并在御史台另设考课司。由中丞提出总纲，再从属官中选出一名强干明察的人，专门办理这件事。以举荐、弹劾多的列为上等，举荐、弹劾少的列为中等，没有举荐、弹劾的列为下等。等他们罢职归还时，便把治理的要点上奏，使朝廷据此施行奖惩。对于非同寻常的功劳和不可掩饰的罪过，还应当另行奖赏或惩罚，使职司知道有所惩戒和劝勉；这样，他们下面的守、令、丞、尉就不敢再有所依违，而所考核的也不过几十个人，足以查得真实情况。这就是所谓用力少而成效多，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了。如今天下号称太平，实际上远方百姓已经极其穷困，过错全在职司。臣不敢把话全部说尽，陛下只要试着加以访察，就会知道臣的话并非虚妄。第四条：臣听说，古代有诸侯的臣妾；在诸侯境内，卿大夫之家也各自有臣和陪臣供其驱使。他们把自己的君主当作自己的君主，侍奉天子。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只因在一境之内，凡是决定人的生死、取予、富贵、贫贱的权力，都由自己掌握，所以自然能够把人当作臣妾。后来诸侯虽然废除，但从汉到唐仍然有相当于君主的权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仍然拥有任命属官、征召荐举的权力，足以使人臣服。因此太守、刺史坐在堂上，州县官吏在堂下拜伏，即使奔走跪伏，又有谁会说不应该呢？自太祖受命以来，收拢天下的尊荣，把它归于京师，一命以上的官员都由皇帝亲自任命。大司农掌管衣食财用，宰相直到州县官吏，虽然贵贱相差很远，但实际上都只是皇帝所任用、与皇帝并肩办事的人罢了。因此一百多年间，天下不知道有权臣的威势；可是太守、刺史仍沿用汉唐的制度，让州县官吏以侍奉君主的礼节侍奉自己。他们都接受天子的爵位，都享用天子的俸禄，实在不知道太守、刺史凭什么把他们当作臣属。小官对于大官，不担心他们有所不服从，只怕他们服从得过分。如今天下以尊贵者自高，以卑贱者谄媚，为什么还要让州县官吏在太守庭前奔走，不亚于奴仆侍妾，唯唯诺诺而不得自立呢？所以大官常常肆意妄为，不顾忌下属；小官也不敢纠正，甚至曲意顺从、谄媚奉承，帮助大官作恶。能够保持中立而不屈从的人，本来就已经很难得了。这并不值得奇怪，形势本来就使他们如此。州县官吏地位卑微、俸禄微薄，离百姓最近，也最容易被引诱作奸；朝廷所凭借来约束他们的，只是磨炼他们的廉耻和操守，保全他们的节操气概，培养他们的志气，使他们知道有所羞耻。而且其中必定有非凡的人才，将来要任用为公卿，怎么可以轻视他们呢？尤其不可取的是，如今让县令也按照州县官吏的礼节侍奉太守。县令的官位虽然卑微，但他承担的，是治理一县的责任，与京朝官知县相同。他的吏胥和百姓习惯看到本县长官在太守庭前拜伏，认为这样没有威严，所以轻视他；轻视他，就容易对他作奸，这就是县令处境艰难的原因。臣愚以为，州县官吏侍奉太守，可以恭敬谦逊、低调自抑，不敢抗拒即可，但不应达到通报姓名、赞礼拜见、在太守下风奔走的程度；这样既能保全士大夫的节操，也可以警戒大官不要违法。第五条：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必定要有所不可窥测之处。因此天下有紧急情况时，不应临时起用平日没有任用的人，使天下人不能因仓促之际而侥幸取得官位俸禄。只有圣人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平时所任用的人，在缓急之际足以任使；临事才临时选取的人，也就不足以任用了。《传》说：宽平时就宠用有名誉的人，紧急时就任用身披甲胄的武士。

译如今所任用的人不是平日所培养的，所培养的人又不是平日所任用的。国家用兵时，悬赏征求方略，设置武举，使天下屠夫、商贩中的强健之士都能徒手夺取陛下的官职；到了战争停止的时候，即使有人有超越世人的才干，却又吝惜给他们斗升之禄，臣担心天下人因此能够窥测朝廷的虚实。如今任命为将帅的人，突然有急难时，谁是可以任用的呢？陛下的老将，那些从前所说的善于战胜、善于防守的人，如今已经没有了。臣愚以为，可以恢复武举，并为它制定新的制度，以革除旧日弊病。况且过去所谓武举，大略太疏漏了。凭弓马考取的，不过是能挽强弓、引重物的市井粗材；凭防试考中的，也都是记诵章句、拘泥于小节的无用之学。再者，取用的人太多，天下懂得军事的人不应当有这样多；而且对待他们又十分轻贱。他们中等第最低的，免不了充当隶役，所以所取的都是贪污无行之徒，豪杰之士以参加为耻而不肯就试。应当在贡士之年，让两制各自举荐所听闻的人才，由有关部门考察其中合适者，再由陛下亲自策问。除权谋策略外，凡是精于弓马、能够出入险阻、勇敢而有谋略的人，不过选取一两名，授予不按常格的职位，试任守边的职务。文臣有制科，武臣有武举，陛下想从这里得到将相吗？在十个人中取用，难道还没有一两个可用的吗？这样也就足以补益国事了。第六条：臣听说，法律不足以控制天下；如果只凭法律治理天下，法律达不到的地方，天下就会欺骗它。况且法律必然有达不到的地方，先王知道它有所不及，所以只保留大略，再用至诚来补足，使天下不欺骗我们，并不一定都是因为法律所能禁止，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人们心中有所不忍罢了。君主驾驭大臣，不能把法律当作对待身边侍从那样使用；如果大臣一定要等到法律明文规定以后才肯受约束，那么那些疏远的小官又还能凭什么行事呢？天下这样广大，如果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国家就不能成为国家。臣看如今两制以上的官员，并非没有贤能俊杰，然而都只是奉行法令、供职办事，只求没有过错罢了，没有人肯在规矩之外替陛下深思远虑、提出建议。为什么呢？因为陛下把他们限制在规矩以内。臣请举一两个例子来说：两府和两制本来应当让他们日夜互相往来，在门下讨论当代事务，并且借此熟悉彼此的为人，临事授予职任，才不至于埋没人才。如今法律不许他们互相往来，想来是要杜绝他们私下求见请托。君臣相处的原则不同：臣下只应当自我防范，君主却应当不防范臣下，这样才能欢欣相接而没有隔阂。若认为两府、两制值得信任，那就不应有私下请托；若认为他们不值得信任，他们又何愁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私意？那么，还要让他们彼此往来做什么呢？如今两制主持科举考试，不免使用封弥、誊录制度；奏报以后，又由御史亲自前往监督，严厉得像审理大案，使人不知道是谁写的文章，这也太过分了！臣愚以为，像这一类的限制，应当全部撤除。他们如果稍有知觉，就应当不忍心辜负陛下；如果仍然有所欺骗，那也就是天下无才无耻之人了。陛下赫然震怒，诛杀一两个人，就可以使天下奸吏两脚并立、战战兢兢。想到朝廷的风气，也一定会有卓异非凡的人才出来为陛下效力。第七条：臣听说，治理天下，可以把爵位名器授给人，却不可以预先把爵位名器许诺给人。人的才干不可能一天就看清楚，这个道理由来已久。国家通过科举取士，四方来应试的人多得像集市；一旦让有关部门评定名次，这当然不能真正了解他们才干的高下大小，只不过暂且把他们收取进来罢了。等到让他们任职行政，长期观察他们的作为，就必然会出现很大的差别。否则，如今进士三人中，到了脱去布衣、授官的那一天，天下都希望他们将来成为卿相；不到十年，没有不成为两制官员的。而且他们凭借一日考试中的长处，便擅自享有终身的富贵，大家一举推重他们，仿佛欠了他们什么似的。这样，即使是天下的优秀人才，也可能因此懈怠而不再修养。那些任性妄为的人，别人也望见风声便畏惧，不敢查究。这是为什么呢？先王治理天下，使尊贵的地位彼此递相提高，使贵人的地位世代承袭，让天下仰望朝廷的尊严，如同仰望泰山高岳，不是攀援所能达到的。如果不是有大功劳或超群的才干，就不能轻易取得高位。因此天下知道有所忌惮，不敢觊觎。如今五尺高的儿童，个个都有意于公卿之位；得到了也不知道惭愧，得不到就怨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习惯知道，公卿之位可以凭一时侥幸而轻易取得。这样一来，普通人就轻视朝廷了。臣愚以为，进士三人之中，即使只优待授予其中一人一个官职，也足以报偿他一日考试中的长处。馆阁、台省等职位，不经荐举就不得进入。如果他果真没有才干，怎么还会有荐举让他进入？如果他果真有才干，又何必担心没有人荐举他呢？这不仅是为了爱惜名器，也是为了尊重朝廷。第八条：臣听说，古代敌国彼此观察，不观察山川险要和兵马数量，只观察对方的人才。高山大江之间，必定有猛兽怪物，时常显露威势，所以人们不敢轻视。并不一定要等到战胜以后才使对方服从；只要使对方常有所忌惮而不敢发难，使我们常有所凭借而没有怯意就够了。如今以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却被夷狄看待，他们并不十分畏惧，竟敢不断进献烦琐言辞来扰乱我们的听闻。他们的心难道不是窥见了我们防备如此松弛而安然无惧吗？敌国有事，就以将领相待；无事，就以使者相互观察。如今所谓使者，也太轻率了。只说这个人是什么人、担任什么官职，就认为应当派他出使。今年派某人，明年就应当派某人，后年又应当派某人，如同县令分派差役，只求平均而已。人的才干本来各有所短，不能强求人人都能专门应对、敏捷善辩、勇敢无畏；这些能力也不是靠学习就一定能够获得的。如今却一定要勉强他们去做，结果他们仓促失措，只能被夷狄耻笑。古代大夫出使国外，如果有可以安定国家、使社稷获利的事情，就可以专断办理。如今法令太严密，使小吏拿着简册站在旁边，稍微动一下脚便跟着记下；即使有奇才辩士，又哪里能够发挥作用呢？夷狄看见这种情形，会认为在宴饮谈笑之间尚且不能办成事情，到了军旅之中当然更是没有人才。这样，将凭什么击破他们的奸谋、挫折他们的骄气呢？

译臣愚以为，出使应当有固定的人选，只选择适合的人，不必强求平均轮换。那些不适合出使的人，陛下可以用文学、政事方面的才能来责成他们，不必强迫他们在言辞应对上勉强，以免坏了国家大事；同时也应稍微放宽法令，使他们能够有所施展。况且如今世人的忧患，是把出使看成艰险危急之事，所以才一定要求平均轮换才肯出使。陛下在太平时期派遣使者，人人都可以辞免；以后有紧急情况，要派他们出入死地，难道他们都会逃走吗？臣这番话也不只是为出使一事而说。第九条：臣听说，刑罚中有赦免，其来由已经很久了。周代制度有八种可以议赦的人，却没有可以定期赦免的时日。自三代衰落以后，才开始听说有大规模赦免的诏令；但那都是因为天下发生非常事件、经历凶荒流离、盗贼作乱之后，于是用它来把天下彻底洗涤一番，仍不如如今因郊祀而赦免，使天下的凶恶之民可以预先知道赦免日期而侥幸犯法。平常日子百姓畏惧法律，不敢徘徊试探；到了举行郊祀的年份，盗贼公然出没，罪犯充满监狱。治理天下的人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又要耗散国库钱粮，赏赐那些无用而冗杂的士兵；一次大礼，花费以万亿计，赋税征收不得不加重，百姓无法生活，全都是这个原因。以陛下节省费用、爱护百姓的心意，并不是不想废除这种做法，只是考虑到它沿袭已久，恐怕一旦废除，天下就会认为陛下少恩，而凶悍豪强、无赖士兵又可能借此为借口生乱，这就是难以改变它的原因。有些事情不能改变而终于不改，忧患一定会很深；一旦改变，祸患又会很快发生。臣愚以为，若想既不失去推恩的原则，又能救治天下的弊病，可以在原定郊祀的年份，借某件事情作为名义，特别发布大赦诏令，像郊祀赦免和赏赐军士那样，同时告诉天下人：‘我对于天下并不是吝惜施恩，只是凶残的百姓知道我将要赦免，便常常犯法，借此残害良民。从今以后，赦免不再以郊祀之年作为固定制度，天下人难道不高兴吗？不是郊祀之年，却得到郊祀时的赏赐，哪里还来得及考虑后果？过四五年实行一次，过七八年再实行一次，然后逐步完全废除它。天下安然无事而不知不觉，这种制度也就日渐远去了。况且这种做法起源于五代之后、兵荒之中，不过是姑息天下、安定反侧之人的办法。后世相承沿用而不能废除，一直到今天，法令已经明确完备，四方没有忧患，还有什么可怕而不改呢？如今若不为此筹划，任由奸人猾吏把百姓养成盗贼，然后征收租赋来供养骄横的士兵，再加上饥荒，少有不发展成祸乱的。到了那个时候，想再筹划对策，恐怕还来得及吗？第十条：臣听说，古代之所以采纳平民的意见，是因为他们地位疏远卑贱，没有什么嫌疑。他们不知道爵禄值得爱惜，所以说话公正；不知道君主的威势可怕，所以说话直率。如今臣幸而还没有立于陛下朝廷之中，没有什么需要爱惜的，只因心中所思念的是天下大事，因此陛下的诸位臣子不敢尽说的话，臣请求冒昧直言。陛下提拔任用俊杰贤能，想要达到太平，如今已经多年了。事情将要成功却总是废止，功业没有完成便又中途停止。陛下知道其中的原因吗？陛下若知道原因，那么现在在位的人都足以有所建树；如果还不知道，即使得到千万名贤臣，天下最终也不能治理。为什么呢？因为小人的根基还没有铲除。陛下待士大夫很有礼节，凡在位的人都不敢用轻薄、狎昵、戏谑、侮慢的态度来求得陛下亲近宠爱；而谗言邪谋之所以能够传到朝廷，天下人都认为是陛下不疏远宦官的过错。陛下只把宦官看作耳目和供玩弄的臣仆，却不知道他们阴险狠毒、险诈害人，危害最大。天下的小人无法到陛下面前，于是都通过宦官活动，作为贿赂的珠玉锦绣络绎不绝地运往宫中，以此离间、阻挠、妨碍贤人的谋议。陛下即使不听取任用，大臣们也常有所顾忌，不能尽情表达自己的心意。臣所以说，小人的根基还没有去除。臣私下听道路传闻，陛下是否有意要除掉并疏远他们？如果真像传闻所说，那是天下的福气；然而臣正因此担忧，还不敢先行祝贺。古代小人有时受到君子的压制，反而激发而成为天下的祸患，臣常常为此痛惜。东汉衰落时，宦官掌权，阳球任司隶校尉，发愤诛杀王甫等数人，把他们的尸体肢解陈列在道路中。常侍曹节经过看见，便上奏诛杀阳球；此后宦官掌权比王甫未被诛杀时更加厉害。后来窦武、何进又想除掉宦官，反而因此遇害，所以汉朝的衰败终于一落千丈而无法挽救。君子除去小人，只有彻底除尽，才不会留下后患。希望陛下思念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以及天下可畏的民心，已经除去的再除去，已经疏远的再疏远。刀锯诛戮之后，必然不会再有什么所谓忠良；即使留下少数小节，也不过是在宫闱之内洒扫服劳，对国事没有益处。只有努力斩断他们的根，使朝廷清明，忠言嘉谋容易进达，天下才会无事。只愿陛下不要让臣的预料成为事实，使后世认为臣的话有见识，这是臣最大的愿望。从前臣所著的二十二篇，大略谈论当世的要务；陛下虽然因此召见臣，但臣看朝廷的意思，只是认为文章文采辞藻稍有可取，未必认为其中的意见可以采用。天下太平无事时，我常常说些狂妄的话，因为迂腐疏阔而被世人嘲笑；然而我认为，将来一定会有不迂腐疏阔的时候。贾谊的防备之策在孝文帝时没有被采用，却使主父偃之流能够取用其中的余论，在孝武帝时施行。把它施行于孝武帝时，本来就不如在孝文帝时采用那样容易。我虽然比不上古人，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这是一个平民的言论就忽略它；我不胜越级忧虑国事的诚心，献上自己的见解。况且若不是陛下召见我，我的话也没有机会传到朝廷。如今我已经老了，恐怕以后再没有机会进言，所以这些话才多到如此地步。只希望陛下宽恕我。臣苏洵诚惶诚恐，叩头再拜，谨此书写。《嘉祐集》卷十。钦定《四库全书》。《嘉祐集》卷十一。宋代苏洵撰写。书信六篇。

译《上韩枢密书》。太尉阁下：苏洵写书没有别的长处，至于谈论军事，论述古今的形势，甚至自比于贾谊所献的《权书》。虽然古人已经逝去，但他们成败的事实，如果能够深入明白其中的道理，施用于今天，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前些日子因请求拜见，求您听取我的浅见，太尉已经答应了。我谨慎地写下这些说法，语言朴实直率，并没有惊世骇俗的谈论，也没有高深难行的主张。太尉只要取其大纲，不必责求其细节。大概古代用兵取胜并不难，难的是养兵而不用，那才令人畏惧。如今水冲击山岭，放它流入大海，挖掘它使之成为沟渠田埂，堵塞它使之成为池塘水洼，这是天下人都能做到的事。至于任由江湖之水流入，注入淮水、泗水，汇聚成洪涛，蓄积成大湖，经历万世而不泛滥，自禹以后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军队，是聚集天下不义之徒，给他们不仁的武器，教他们杀人的事情。只有在天下尚未安定、盗贼尚未消灭的时候，才有机会施展他们不义的心志，使用他们不仁的武器，实行他们杀人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勇者没有多余的力气，智者没有多余的谋略，巧者没有多余的技能，所以他们不义的心志转变为忠诚；不仁的武器用来对付不仁之人，杀人的事情施加于应当被杀的人身上。等到天下已经平定、盗贼已经消灭，不义之徒聚集而不解散，勇者有了多余的力气，就想着用它作乱；智者有了多余的谋略，就想着用它行奸；巧者有了多余的技能，就想着用它行诈。于是天下的祸患纷纷产生了。虎豹整天不捕杀，就会跳跃吼叫来发泄怒气；蝮蛇、蝎子整天不能螫人，就会啃咬草木来释放毒性。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从前刘邦、项羽在草野之间奋起，秦、楚的无赖子弟成百上千地结成群体，争相起兵响应的多得数不过来。转战五六年，天下厌恶战争。项籍死时，高祖也已经老了。当时，他分封诸将为王，重新制定法律政令，使天下休养生息；可是韩信、黥布之流相继起兵，竟有七国。高祖死在甲胄之间，也不能阻止这场局势。祸乱连绵延续到吕氏之祸，直到孝文帝时才平定。这是为什么祸乱兴起得容易而收拾起来却困难呢？刘邦、项羽当初的势力，起初仿佛河水决堤，顺流而下，确实令人欣喜；等到河道溃决，水流四处奔散，放任它流过数百里之间，徒然拱手旁观而没有人能够挽救。唉！如果没有圣人，凭什么善后呢？太祖、太宗亲自披甲戴胄，跋涉于险阻之地，来斩除四方的蓬蒿。用兵数十年，谋臣猛将遍布天下，却在一旦之间卷起铠甲，让他们休兵。这种做法传了四代而天下没有变乱，究竟是什么办法呢？荆楚、九江一带的土地没有分封给诸将，因此韩信、黥布之流没有机会萌发异心。虽然如此，天下没有变乱，而军队长久不使用，那么他们不义的心就会积蓄起来而无处发泄；他们饱食安逸，便想在良民身上逞强。看他们平日无事时，尚且发出怨言来向上邀功，一旦有紧急情况，即使给他们千金，也不能驱使他们。前些年，朝廷诏令天下修缮城池，西川的事情，我确实亲眼见过。凡是郡县中的富民，全都登记姓名，征得钱数百万，用作酒食馈饷的费用。杵声还没有停止，城墙就随即坍塌；这样过了好几年才平定下来。事情办完后，官吏互相庆贺，服役的人互相夸耀，仿佛打了胜仗凯旋而归；而那些徒众受到赏赐，近来到了京城，在田间小路上游荡，他们常常成双结伴地交头接耳，毫无忌讳。听当地人说，正值春天时尤其不忍听到这种话。大概这时已经是五六月了。朝廷担心京师发生大水，在两条河岸边排列锄、耰、畚、筑等工具，官府每天耗费千万钱，传呼慰劳的声音绵延数十里；可是他们仍然斜着眼睛、像狼一样回头张望，没有一个肯出力。况且，内有京师所听闻的情形，外有西川亲眼见到的情形，如今天下的形势究竟怎么样了呢？驾驭将领，是天子的事情；驾驭军队，是将领的职责。天子养尊处优，树立恩德而收获声名，与天下人共同享受喜乐。因此，驾驭军队的办法不能由天子来实行。臣下执法而不求顾念私情，尽心尽力而不求取声名，拼死出力来捍卫国家，天下人的心只系于天子一人，不在臣下身上。因此，驾驭军队是臣下的事情，不可以使天子受到牵累。如今所忧虑的，是大臣喜爱名声而害怕诽谤。喜爱名声，就多多树立私人的恩惠；害怕诽谤，就不能坚决执法，所以天下的军队骄纵到这种地步，却没有人能够制止。近来狄公在枢府，号称宽厚爱人，亲近士卒，取得他们的欢心，而太尉正好接替了他。那位狄公只知道驾驭外部军队的方法，却不知道治理内部军队的道理，这是边将的才干。古代军队在外，爱戴将军而忘记天子；军队在内，爱戴天子而忘记将军。爱戴将军，是为了作战；爱戴天子，是为了守卫。狄公把驾驭外部军队的心思施用于内部，太尉若不扭转这种做法，又凭什么进行治理呢？有人认为，军队长期骄纵而无人治理，如果突然用法律约束，恐怕会因此引发叛乱。从前郭子仪离开河南，李光弼实际接替了他。李光弼将到任那天，张用济在辕门前被斩，三军将士都吓得两腿发抖。凭着临淮王李光弼那样的捍卫之才，来接替汾阳王郭子仪宽厚长者般的作风，三军将士肃然恭敬，就像赤子脱离慈母的怀抱，站在严厉老师身旁一样，哪里还敢发生叛乱？况且天子，是天下人的父母；将相，是天下人的老师。老师即使严厉，赤子也不会因此怨恨自己的父母；将相即使严厉，天下人也不会因此责怪自己的君主。这是形势使然。天子能够使人活，也能够杀人，所以天下人希望他施加生恩；等到他杀人时，天下人会说：“这是天子杀了他。”因此天子不可以多杀人。我奉行天子的法令，即使多杀了一些人，天下人也没有办法把怨恨归于我。这就是先王用来威服、安抚天下的办法。希望太尉思考使天下长治久安的道理，不要希求一时的名声；竭尽至公之心，不要顾忌三军的许多议论。天子推行深厚的仁德来凝聚军心，太尉树立威武来振作他们的懈怠。他们想到天子的深厚仁德，就会敬畏而不至于怨恨；想到太尉的威武，就会爱戴而不至于骄纵。君臣之间的关系顺当，令人敬畏和使人爱戴的原则也就建立起来了。若不是太尉，我还能指望谁呢？不再一一陈说。苏洵再拜。

译《上富丞相书》。丞相阁下：前些年天子震怒，罢黜并驱逐宰相，选用旧臣，认为您能够托付天下大事，让您处在相府，同天下一道重新开始。而阁下当时的职位，实际处在第三等。那时天下人都欢欣庆贺，认为阁下之所以没有做宰相，只是因为默默地处在这个职位上。如今您在困顿之后重新起用，起用后又再次做了宰相，正好又遇到这样的时局，难道还不有所作为吗？况且我们的君主对您的期待如此深厚，若不有所作为，又凭什么满足我的希望？所以大家都说：“以后如果有诏令不同于往日，一定是富公发出的。”人们从早到晚等待，踮起脚抬头盼望，却一直没有等到、看到什么，心中忧愁而疑惑。唉！恐怕之所以听不到消息，是因为您的谋划还很深远。消息传到京师，也仍然没有听到什么。我不敢因此产生疑心，还对自己说：“天下人这样多，几十年间局势变化这样大，大家都说他是贤人。”有人说：“他心中自有道理，只是天下人从来没有看见。”然而我不能不忧虑。古代的君子，爱护一个人，就担心他不能成就事业。况且我曾听说，古代的君子辅佐这样的君主、与这样的贤人共事，都站在朝廷上；如果使我知道他们各自的为人，确认他们都是贤善之人，然后才不会忧虑。况且，一个人凭一己之身，想要独揽天下的事务，即使当时受到信任，同列之人只要说一句话使人怀疑他，事情就不能成功。如今政令出自别人而不感到害怕，事情不是自己办成的而不嫉妒，这两点只有贤人才能做到；即便如此，仍然想要取得他的内心认同。至于普通人，政令出自别人就害怕损害自己，事情不是自己办成的就嫉妒其成功，因此会产生不平之心。有的人处在我之前，有的人站在我之后，而他们都有不平之心，那么自身就危险了。所以君子处在这些人之间，应当不让他们对自己产生不平之心。周公站在明堂接受天下人的朝见，召公因此疑惑。为什么呢？天下人本来就会对重大的事情感到疑惑，召公还没有能够相信周公的这片心意。周公平定天下，诛杀管叔、蔡叔，把自己的志向告诉召公，使召公安心，也使成王安心。因此，凡是使自己安心的做法，也是为了使周室安定。召公对于周公，管叔、蔡叔对于周公，这两方面也都怀有不平之心，认为周朝的天下周公将要独自夺取。周公诛杀了那些不平之心不可告知的人，把可以告知的事情告诉了召公，从而调和了他的不平之心。这样看来，若不是绝对不能告知的事情，君子从来没有不想调和对方之心的。天下人由出仕而做到卿、大夫、宰相，聚集在您的上位。您作为宰相所要做的，是思考大事而不能使它成功；如果不能忍受他们微小的忠心，以至于成全他们不平之心的端绪，就会损害大事。因此君子应当容忍他们小小的忠心，宽容他们细小的过错，消除他们的不平之心，然后在面对大事时使他们听从命令。况且，我这种微小的忠心，不足以改变我的大事，所以宁可在小事上有所宽容，使其中没有一点隔阂。古代的君子与贤人共同居处、共同欢乐，所以责求他们时很详细。不幸而与不肖之人相处，如果不谋划大事，却去纠治细小问题，就会远离事情的实际，对当世没有益处。因此，天下无事时，才可以争论这些事情；否则就不应如此。从前诸吕掌权，陈平忧虑恐惧，想不出办法。陆贾进去拜见他，劝说他，使他同周勃交好。陈平采用了这个计策，最终得到绛侯掌握的北军的帮助，消灭了诸吕。绛侯是一个木讷刚强的人，如果不是陈平招致他相助，又能是谁呢？所以贤人能够招致不贤之人；并不是不贤之人能够招致贤人。过去陛下即位之初，寇莱公做宰相，只因身旁有小人，不能诛除，又不能同他们相处而不产生愤恨，所以最终被排斥罢去。等到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想用几年的时间把天下的事情全部治理好，失误在于过于急切，也不能忍受小小的愤怒，所以群小人也急忙驱逐他；他一离去便不再被任用，直到终身。希望阁下凭借不世出的才干，站在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您的深谋远虑，一定已经有所安排，只是天下人还没有看见。苏洵是西蜀人，私下有志于当今世道，希望能够在堂上拜见您。希望阁下深思此事，不要忽略。

译《上文丞相书》。昭文相公阁下：天下的事情，要在开始时加以控制；如果开始时无法控制，就要在末尾加以控制。因此君子慎重对待开端，从而不留下后患；在末端补救，也不能说开始时没有谋划。若在开始时有所失误，就在最终挽回，那么天下便没有遗留的事情。所以古人控制事情的开端，有时早在一百年以前就为之谋划了。周公营建东周，大概就是为了数百年后等待平王向东迁都。然而等到他收取天下士人，考察他们贤与不肖的区别时，却从来没有在最初就把考察推到极致。他曾经在诸侯中荐举士人，在太学考察他们，在射宫引见他们，又用弓箭考验他们，准备得如此周全。然而管叔、蔡叔是文王的儿子，也是武王、周公的弟弟。他们生来就同周公相处，周公熟知他们性情上的好恶；与那些在太学居处、在射宫学习的人相比，理应了解得更加详细。然而他们不肖的实际情况，最终没有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等到他们出任诸侯、监领国政，面对大事而不能自己决定，之后才败露出来，显现出他们不肖的才干。况且张弓射箭时一次也不失仪态，这种不肖之人或许能够做到，难道圣人会认为这样就足以完全考察一个人的才干吗？大概只是先给他们树立这样的名声，用来收罗天下士人，然后再观察他们遇到事情时的表现，并罢黜其中不肖的人。所以说：开始时无法控制，就要在末尾控制。在这里，有人想从沙中寻找金子，把沙金聚拢起来再扬去沙子。正因为扬沙时非常精细，所以在扬沙后检验金子时，就没有什么可挑选的了。否则，金子和沙砾都会被一概不记录下来。因而，想要搜求天下所有的贤能俊杰，没有比在开始时略加考察更好的；想要考核天下官吏的实际才干，没有比在最后严格考察更好的。如今天下的官员，从相府直到一个县的丞、尉，数量实在多得数不清，然而大体的数目已经确定。多余的官吏充斥官籍，大臣们建议减少任子、削减进士名额，以求使天下便利。我私下考察古代的制度，是在开始时略加筛选，在最后严格考察，使贤人容易进用，而不肖之人容易被察觉。容易被察觉，所以容易罢退；容易进用，所以贤人众多。贤人纷纷进用而不肖者容易退去，又何必担心官员冗滥呢？如今却在开始时设置艰难，我私下担心贤人难以进用，而不肖之人反倒没有什么区别。现在进退天下士大夫的权力，对内在御史，对外在转运使；而士大夫之间品行清白、没有过失，可以任用为官的，实际上没有多少。丞相为什么不根据我的意思推想一下呢？前些年吴中复在犍为任职一个月，就弹劾并派遣了两名官吏。吴中复离职以后，因罪被罢免的官吏却多年没有一个。即使如此，这也只是我苏洵个人所见；天下这样广大，那么其他地方的情形也可以知道了。国家的法令十分严厉。我从蜀地来，看见凡是官吏从事商贩都不纳税；不是追捕、征调和发遣的事务，竟都可以役使天子的民夫，因此知道天下犯法的官吏非常多。顺着他们违法的事实加以罢黜，十年以后，将会出现分任官职而人手不足的情况；这件事的权力在御史、转运使，而御史、转运使的权力实际上在相公手中，只是非常容易办理罢了。如今四方士人聚集在京师，议论纷纷，没有不谈论这件事的；然而都不肯向上面说一句话，实在是因为担心这近于为自己谋私。苏洵是西蜀人，正没有被当世任用，幸而又不再把科举当作志向，所以可以在这些事情上畅所欲言而不必避嫌。希望相公慨然怀有忧虑天下的心，征伐四方以安定天子，坚定地立于朝廷，以威势制御天下；声名显著，功业成就，文武兼备。这正是您一生所希望的、享有重大功业并处于极高富贵的境地，再没有什么遗憾了。只是如果能够得到天下众多士人，并和他们共同享受这一切，就可以再次振作您的志向，所以我最终把这些话告诉您的身边人。希望相公明察。

译《上田枢密书》。上天把什么给予我，难道会是偶然的吗？尧不能把天下传给丹朱，舜不能把天下传给商均，而瞽叟也不能从舜那里夺走天下。它发于内心，出于言语，显现在事情上，确实坚定而不可改变。圣人不能把天命交给别人，父亲也不能从自己的儿子那里夺走天命，由此可以看出上天给予我的东西并非偶然。上天把它给予我，一定是有原因、要让我有所作为。我知道这一点，却不能实行，又不告诉别人；上天本来要任用我，而我自己却把它搁置了。这叫作背弃上天。上天自我贬低来求取宠幸，言语自我贬小来求取任用；上天把它给予我的道理究竟怎样，而我却这样做呢？这叫作欺骗上天。上天要弃置我，是上天对我的罪责；亵渎上天，也是我自己的罪责。不背弃上天、不亵渎上天，而世人却不任用我，这是世人不任用我的罪责。这叫作违逆上天。既然如此，那么背弃上天、欺骗上天，责任在我；违逆上天，责任在别人。责任在我，我将竭尽自己力量所能做到的一切，来补塞上天把使命交给我的本意，并求得免受天下后世的讥刺；责任在别人，我又知道什么呢？我连求免除自身的责任都来不及，哪里还替别人忧虑呢？孔子、孟轲不得志，老死在道路上却不厌倦，不怨恨、不惭愧、不沮丧，原来是确实知道责任所在啊。卫灵公、鲁哀公、齐宣王、梁惠王这一类人不能共同有所作为，我也是知道的。还是要把我的心意全部尽到罢了？我的心意若不能尽到，我恐怕天下后世便没有什么可以责备卫灵公、鲁哀公、齐宣王、梁惠王这些人的依据，而他们也将有辞解自己责任的说法了。这样一来，孔子、孟子的眼睛在地下就不能闭上了。圣人贤人的用心，本来就是这样。这样生，这样死；这样处贫贱，这样处富贵；升腾便成为天，沉下便成为深渊，流动便成为河川，停留便成为山岳；他们不干预我的事情，我的事情便完了。我私下奇怪后世的贤者不能安置自己的处境，忍受不了饥寒穷困，便向别人号哭。唉！假使他们真的是死于饥寒穷困，那么天下后世的责备一定会落在他们身上。他们不把自身的责任主动承担起来作为忧患，我却取来加在自己身上，不是太过分了吗？如今苏洵如此不肖，哪里敢把自己列入圣贤之中？然而我的内心也有一点不太轻视自己的地方。为什么呢？天下求学的人，谁不想一步便到达圣人的境界？可是等到没有成功时，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的话也不可得。即使是千金之子，也可以变贫；普通人也可以变富。人的贫富并非上天注定的，即使凭借使人贫穷、使人富裕的权力，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的话，也不可得。天子的宰相，能够使人生，也能够使人死，这并不是上天赋予的权力。即使凭借使人生、使人死的权力，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的话，也不可得。如今我用力于圣人贤人的学术，也已经很久了。我的言语、文章，虽然不知道最终能不能在当今有所用、在后世有所传，唯独奇怪的是，我得到它们竟不费力。当我在心中构思时，好像有人在启发我；从心中得到而写在纸上时，好像有人在辅佐我。难道竟没有一句接近道的话吗？千金之子、天子的宰相，求而不得的东西，一旦到了自己手中，所以我的内心能够自负；或许上天也确实有所给予我吧。从前在益州见到您时，当时的文章浅陋狭窄，可笑不堪，饥寒穷困扰乱了我的心，而声律和记诵又从旁破坏文章的体制，实在不值得观看。几年来退居山野，自认为永远被世间抛弃，与世俗日益疏远，得以把全部力量放在文章上。诗人的委婉从容，骚人的精深，孟子、韩愈的温厚淳正，司马迁、班固的雄健刚劲，孙武、吴起的简明切实，无论把它们用于什么方向，都无不称心如意。常常认为董仲舒得到圣人的经术，但他的缺点是流于迂阔；鼂错得到圣人的权变之术，但他的缺点是流于诈术。有了董仲舒、鼂错那样的才华而不流于偏失的，大概只有贾谊吧？可惜在如今的时代，我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我写了两篇策论，题为《审势》《审敌》；又写了十篇文章，题为《权书》。我有一顷山田，遇到不是灾荒的年份便可以不挨饿；努力耕作而节省用度，也足以靠它终老。不肖的自身不值得爱惜，但上天所赋予我的东西，我不忍抛弃，也不敢轻慢。您的名声遍满天下，天下士人的任用或不任用，都取决于您。所以我敢把所谓两篇策论和十篇《权书》献上。平生所写的文章，远在别处的不能多送，有《洪范论》《史论》七篇，最近已经献给内翰欧阳公了。您同他朝夕相处，共同议论天下大事，那么这些文章大概也有希望在您面前陈述了。至于其中的言论是否可用，以及我的自身是否可贵，这都是您的事情、您的责任，与我苏洵有什么关系呢？

译给余青州的信 我听说，楚人称赞令尹子文的品行说：“三次任令尹而不欢喜，三次被免去令尹而不愤怒。他任令尹时，楚国人替他高兴；他离开令尹之职时，楚国人替他愤怒。他自己并没有期望做令尹，而令尹之职自然到来。令尹子文难道只是厌恶富贵吗？他知道富贵不能靠求取获得，便安于自然所得，所以喜怒都不能动摇他的内心，而旁人却为此喧嚷不已。唉，这难道也不足以看出自己伟大而别人渺小吗？被人抛弃时，他坦然接受，却不知道被抛弃有什么可悲；被人取用时，他纷纷然接受，却不知道被取用有什么可快乐。人家自行抛弃，我只管保存自己的本真，而我之所以成为我始终如一，这样难道还不足以高视天下、暗自发笑吗！”从前明公刚开始时，自己从南海之滨被夺取出来，成为天下闻名的卿大夫。正当声势盛大时，意气激昂慷慨，议论政治得失，决定可行与不可行；左边抵御西羌，右边揣度契丹；奉使命行走千里，弹压强悍不屈的人，他的辩说如同决堤的河水向东流入大海。名声四处传遍中原，并且浩大地传播到遥远的国家，可以说盛极一时了。等到中途被废置，成为海滨的平民，大约在这期间有十多年。明公不向别人求取什么，别人也不向明公求取什么。后来恰逢南方蛮人纵横放肆，充满万里之地，却没有人能够救助他们。明公于是从百姓队伍中起身，折下一根尺长的竹杖鞭打他们，不旋踵之间南方就安定了。明公难道是有所求取才这样做的吗？恰好遇到事变，因而成就大功；功业成就，爵禄便随之而来。明公对于进退取舍的事情，大概也宽裕得很有余地了。可悲啊，世俗之人纷纷奔走于富贵之间，却不知道自行止步。显达的人安于逸乐，习惯养成高傲的气节，回头看天下饥寒穷困的人，无不皱眉作呕而感到不快。困窘的人吃藜藿也吃不饱，穿布衣粗褐也不暖，习惯于被贫贱摧折；仰望贵人的光辉，便为之颠倒失措。这两种人，都不能同他们谈轻视富贵、安于贫贱。为什么呢？他们不知道贫富贵贱真正的滋味。只有那些习惯于富贵荣耀而又为贫贱耻辱所困扰的人，才可以同他们谈这个道理。如今天下人之所以奔走追逐富贵，我是知道的，却不敢告诉别人。富贵的极点止于做天子的宰相，可是“天子的宰相”这个名号究竟是谁赋予的呢？难道是上天赋予的吗？恐怕不也是人自己命名的吗？天下的官职，上至三公，直到卿大夫，下至士，这四类人都是人自己设置的，而人们又自行尊贵它们。天下人认为这四种人超群脱俗，特立于天下，不能接近，岂不是太糊涂了吗？大概也应该返本溯源，认真想一想。所谓这四个名号，起初大概只是天下人出于自己的私意，互相称呼而已。这四个名号既然出于人的私意，只是人们用来自相称呼的，那么世上所谓贤人君子，又同这个有什么不同呢？有才华的称为贤人，有德行的称为君子。这两个名号难道是轻的吗？可是如今的士人能够成为君子，一旦被世人抛弃，便认为还不如一个最低级官员尊贵，更何况拿他同三公相比呢？况且明公从前隐伏在南海，如今成为东方诸侯，君子的本质难道在这两种处境之间有什么不同吗？明公自己难道也因此轻视自己或抬高自己吗？我认为明公习惯于富贵的荣耀，又熟悉贫贱的耻辱，亲身经历已经很多了，所以我才把话说到极点而不加迂曲。我是西蜀的平民，曾经有志于当世，因为因循蹉跎而未遇知音，终于到了老年。然而我平生所想见的人，天下大概有五六位；这五六个人我已经大略见过了，唯独明公一直没有见到，每每把这当作遗憾。如今明公来朝，而我正好在这里，所以不得不来拜见。伏望您加以察看，这是我的幸运。《嘉祐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嘉祐集》卷十二 宋苏洵撰写 书信九篇

译给欧阳内翰的第一封信 内翰执事：我以平民身份困居，曾私下感叹，认为天下人不可能全是贤人，也不可能全是不肖之人，所以贤人君子处在世间，聚合必然离散，离散必然还会聚合。从前天子正有意于治理天下，范公在宰相府，富公任枢密副使，您同余公、蔡公任谏官，尹公驰骋于朝廷上下，在兵革之地用力。正当这时，天下人的才能，无论像毛发、丝缕、米粒那样微小，都纷纷奋起，聚合成一个整体。而我苏洵自量愚钝无用的身体，不足以在其中奋发，于是退下修养自己的心性，希望自己的学道将要完成，便可以重新见到当世的贤人君子。不幸的是，道业还没有完成，范公便向西去了，富公向北去了，您同余公、蔡公分散到各处，尹公也失势而奔走于小官。我当时正在京师，亲眼见到这些事，惆怅地仰天叹息，认为这些人一旦离去，即使我的道业完成，也不再足以作为荣耀了。后来又转念思考，想到从前众君子进朝为官，开始时一定有善人推举他们；如今也一定有小人从中阻挠。如今世上如果再没有善人，那也就罢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姑且修养自己的心，使自己的道业大有成就来等待时机，有什么妨害呢？退居了十年，虽然还不敢说自己的道业已经有成，但胸中浩浩荡荡，好像同从前不同了。而余公恰好也在南方建立了功业，您同蔡公又相继入朝，富公也从外地回来做宰相，形势将要重新聚合为一体。我既高兴又自我庆贺，认为道业已经粗略完成，果然将有机会施展出来了。后来又回头想到，从前我所仰慕、期望、喜爱而不能见到的，大概有六个人，如今将要去见他们了。可是六个人中已经有范公、尹公两人去世，于是又为他们悲伤得潸然流泪。唉，这两个人再也不能见到了；然而用来安慰我内心的还有四个人，于是又自我排解。想到只剩四个人，便又急切地想见他们一面，以表达内心想说的话。富公又做了天子的宰相，远方寒士不能立即凭言辞通到他面前；余公、蔡公又在万里之外，唯独您在朝廷之间，官位也不算太尊贵，还可以呼求援引，让您听到我的话。可是饥寒衰老的疾病又长期困扰、拖住了我，使我不能亲自到您的门庭。我怀着仰慕、期望、喜爱一个人的心，十年不能见到他，而这个人又已经死去，像范公、尹公两人这样；那么四个人中，难道只有因为地位关系不能立即用言辞通达的，就可以因此不去见吗？怎么能因为自己不能亲自前往便马上停止呢？您的文章，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我私下认为，我了解它特别深，超过天下其他人。为什么呢？孟子的文章，语言简约而意思完备，不写尖峭决绝的话，但其锋芒不可侵犯。韩愈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厚浩荡，流转奔涌，仿佛鱼、鼋、蛟、龙和各种怪物使人惊惶疑惑；但又抑制、遮蔽、掩映，不让它们自行显露，使人自己看见其中深沉的光辉和苍然的气色，也自然会畏惧退避，不敢逼近直视。您的文章，曲折有余，委婉完备，反复往来、百折千回，却条理通达、疏朗流畅，没有间断；气势尽了、言语说尽了，急切地说明、竭力地论述，却又从容闲适，毫无艰难劳苦的姿态。这三个人的文章，都是截然自成一家的文章。只有李翱的文章，意味深沉而悠长，光彩油然而幽深，俯仰揖让之间，有您的风度。陆贽的文章，遣词立意切近而恰当，有您的实际。可是您的才华，又另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大概您的文章，不是孟子、韩愈的文章，而是欧阳子的文章。乐于称道别人的优点而又不成为谄媚，是因为那个人确实配得上这样的称赞。不明白这一点的人，便认为这是称誉别人来求取别人的欢心。称誉别人来求取别人的欢心，我苏洵也不这样做。我之所以称道您的光明盛大的德行而不知停止，也只是想让您知道您所知晓的这个人就是我。虽然如此，您的名声已经传遍天下，即使没有见过我的文章，也本来已经知道有欧阳子了。可是我不幸坠落在荒草泥涂之中，而通晓道理的心思又只是接近而粗略形成，想空手捧着一封短笺，把自己托付给您，这将使您从哪里知道我、从哪里相信我呢？我年轻时不学习，生下来二十五年才知道读书；同士大夫交游时，年纪已经很晚了，又没有进一步刻意磨炼、严格实行，以古人为期望；看到同我处在同一行列的人都不如自己，便认为这样已经可以了。后来困窘更加严重，但每每拿古人的文章来读，才觉察他们说话和用意同自己大不相同。时常回头审视自己，才华又似乎不应当止步于此而已。于是把从前所作的几百篇文章全部烧掉，取《论语》《孟子》、韩愈以及其他圣人贤人的文章，端正地坐着，整天读它们，这样已经七八年了。刚开始时，我进入其中便惶恐不安，广泛观察它们外在的表现，又惊骇不已。时间久了，读得越来越精细，胸中豁然明亮，仿佛人的话本来就应当如此；但仍然不敢自己说出自己的话。时间更久，胸中的话一天比一天多，不能自我控制，便试着写出来。后来反复读它，浑厚充沛，觉得它们来得很容易。然而仍然不敢认为这样就是正确的。近来所作的《洪范论》《史论》共七篇，您看它们怎么样？唉，我这样琐细地自我陈说，不明白的人又将认为我是在自我夸耀、求别人了解自己。只希望您想到我十年来的心意，知道这种情形并非偶然，并加以察看。

译给欧阳内翰的第二封信 内翰谏议执事：士人能够凭自己的姓名闻名于天下后世，难道是偶然的吗？从今天观察古人，便可以看见这一点。同生在一个乡里，学习同一学道，拿某人询问某人，其中大概还有人说“我没有听说过”，更何况天下如此广大、后世如此遥远呢？即使想得到相似的名声，难道容易吗？古代凭一种才能得到称誉、凭一项善长被记载的人，我从来不敢轻视。如今成群出生、匆忙死亡的人，经过千万人，也没有得到称誉、没有留下记载。那些凭一种才能得称誉、凭一项善长被记载的人，都是有超过千万人之处的。孔子去世后一百多年，孟子出生；孟子之后几十年，到了荀卿子；荀卿子之后，时代渐渐相隔遥远，二百多年后扬雄闻名于世；扬雄死后没有人继承，过了一千多年才接续到韩愈；韩愈去世，已经三百年了，不知天下将由谁来接续呢？况且凭一种才能得称誉、凭一项善长被记载的人，都不可轻视，那么多次得到称誉、屡屡被记载的人，其为人应该尤其值得珍视。为什么几千年之间，只有四个人而没有增加？这样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呢？天下忧虑没有这样的人；天下如果有这样的人，又应该怎样对待他呢？我苏洵只是一个穷困的平民，在当今世上最没有用处，是想凭一种才能得称誉、凭一项善长被记载却不可得的人。何况四位先生的文章，我实在不敢希望能赶上万分之一。前些时候张益州看了我的文章，认为像司马子长，我不高兴而推辞了。一个平民，竟得到王公大人称说他的文章像司马迁，却不高兴而推辞，岂不是不近人情？实在是担心天下人不相信，也害怕张公不能兑现自己的话，反而再次成为世俗的笑柄。至于您，是天下人所归向并请您裁定高下的人；我不知道您不了解我的不肖，却称赞说：“你的六经论，是荀卿子的文章。”我平生作文章，在千万人中求取一个使自己的姓名在后世得到相似声名的机会而不可得，如今一旦可以同四个人并列，天下哪里有这样的事情？想来一定是您这句话说错了。您评论文章，称师鲁；评论诗，称子美、圣俞，却没有听说您说过这样的话。想来大概是您在开玩笑。只是我愚笨而不顾一切，每天把自己所作的文章写好，只等您索取后送来。后来我多次请求，您又多次推辞，说：“我还没有空读。”我退回来居处，不敢再去见您，在朋友面前非常惭愧，说：“这就确实是玩笑了。”虽然如此，天下人不知道这是玩笑，将会因此议论您，我苏洵也将因此得罪您。如果您怜惜我平生的心意，认为我还可以教导，这也足以安慰我的衰老，只希望不要说“这是荀卿的文章”之类的话，那就是万幸了。给欧阳内翰的第三封信 苏洵启：昨天离开京城，仓促匆忙，终于没能同您告别。离开几天以后，才开始感到悔恨。大概是一时之间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故，于是竟扰乱到这种地步。怅惘，怅惘！不知近来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轼、辙两人，终究没能免除丁忧，如今已经到家一个多月了，幸而还活着。苏洵在道路上奔波，年老多病侵袭，已经成了一个老头子。回想自己一生困顿蹇滞、怀才不遇，将近五十岁时，才认识阁下；一见面交谈，便像相交了一生。不只是想把我从贫贱之中援救出来，实在是想同我切磋研讨，共同谋求不朽的事业。然而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就忽然听到这样的变故。孟轲说过：“有时是让他前行，有时是阻止他停止。”难道真是这样吗？苏洵离家时，没有强壮的子弟守护房舍；回来后，房屋已经倒塌破坏，篱笆残破漏空，像是逃亡人家的样子。如今暂且谢绝往来，闭门不出，也稍稍拿出旧书来读。时时有所感想，总想要到您那里请您评议。忽然惊觉相隔已经四千里，想要踮起脚抬头望见君子的门庭，却再也办不到了。您所给我看的《范公碑文》，论及申公的事迹和节操，最为深厚。近来试着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果然没有一个人明白。每每想到这里，便郁郁不乐。阁下虽然贤俊满门，足以纵情吟啸，整天俯仰周旋也不会感到烦闷；至于不用说话而心意相通的人，阁下又能从谁那里得到呢？从蜀地到秦地，要在山路上行走一个月；从秦地到京城，又要在沙地上行走数千里。如果不是名利所驱使，以及各种事情不得不如此，谁愿意来这里呢？苏洵已经老了，恐怕不能再向东来了。阁下应当时时赐下书信，以安慰我孤独耿直的心。病中无聊，深深惭愧自己疏于问候。只愿您千万珍重。给欧阳内翰的第四封信 苏洵启：天气炎热，谨恭敬地想到提举内翰尊候万福。先前您担任京兆尹时，天下人都说您应当由此进入执政之列。后来听说朝廷有这样的任命，有人认为这是违背世俗、触犯众议，过错在于不肯草率行事。然而这难道足以给您增损什么吗？苏洵很久没有给您写信，并不是敢于懈怠。只是认为我是因为采用了您的奏章才得以被召见，恐怕会有私下道谢之嫌。如今苏洵既然没有前往，而朝廷又一定要招致我，恐怕听到这件事的人不加考察，会认为一个平民竟要挟君命。如果被认为是抬高自己以求取名声，也将得罪于您。所以略微陈述其中一二，以使您的左右明白。听孟轲说：“做官不是为了贫穷，但有时也会因为贫穷而做官。”苏洵想要做官，难道是因为贫穷吗？实际上我还没有到饥寒交迫、什么都不顾的地步，难道是为了推行自己的道吗？道本来就不在我手中，况且朝廷将怎样对待我呢？如今人们所说的富贵显达而接近君主、可以推行道术的职位，没有比两制更好的了。然而两制官还认为自己不能做到宰相，因为上面有所牵制，不能推行自己的志向。做了宰相的人，又认为时势不可作为，自己还要有所等待。这样，难道又可以责备苏洵说他能够推行道术吗？起初您推荐我的文章，从丙申年秋天到戊戌年冬天，总共经过七百多天，我才得到召见。朝廷办事，其中的条目、程序和期限竟然这样繁多而漫长。假使苏洵今天收拾行装，几个月后到达京城，在城市中寄食，等待朝廷的命令；几个月之间，还要在所谓舍人院接受考试；然后再让各位大臣专门考察我的文章，也要一两年。幸而认为文章没有错误，可以达到相应等级而上奏；从中书门下送到宰相府，彼此共同拟议，又要经过一年左右，之后才或许有希望得到一个官职。这样一来，苏洵本来就已经老了，不能再做这些事了。人人都说：“求取官职是为了推行道。”像这样，果真足以推行道吗？既然不足以推行道，又没有到达贫穷的地步，这两方面都没有名义可说。所以我来得迟迟缓缓，也并不是非常乐意。君王的诏命又一次下达，如果苏洵仍然坚决推辞，必定会被认为是在沽名钓誉、另有所图。今年秋天，轼、辙已经服阕，也不能不和他们一起向东来。恐怕内翰责怪我久而不来，所以略微陈述我的意思。拜见您的日子还很远，只愿您千万为国家保重自己。

译给欧阳内翰的第五封信 内翰侍郎执事：苏洵凭着无用的才能，长久以来被天下视为弃民。年近五十，还从未被世道任用。只有执事认为我可以收取任用，便向天子推荐我；朝廷两次召我考试，而苏洵也两次推辞。唯独执事的意思恳切周详而不肯停止。朝廷虽然知道我不才，不足以辱没士大夫的行列，却又不愿重重违背执事的意思，就像对待巫医卜祝一样，特意捐出一个官职来求我接受。我回头看看自己，没有丝毫功劳可以有益于世，而君王的命令已经送到门前，竟不知道推辞，也不怕受到法令和朋友的讥刺，反而苟且把它当作荣耀。这就是我深深惭愧于执事，久久不到您门下的原因。然而君子彼此交往，本来不是为了求取利益，大概也是以天下人不了解自己的内心、而有人能够深深了解自己为乐。执事对于苏洵，还没有见过我的面，只是看了我的文章而了解我的内心；后来见到我，又听了我的言谈而相信我的一生。苏洵并没有因为自己仕进、退处、出仕或退隐的事情而向执事有所求，执事也没有因为称誉、荐举或防护之类的事情而对苏洵施恩；您两次召我，而我两次推辞。执事不认为我是在矫饰，知道我是以亲自求取一个官职并接受它为可耻；执事不认为我贪婪，知道我并不想故意与众不同。我的离去，您不追赶；我的到来，您不拒绝；大事方面不以为荣耀，小事方面也不以为耻辱。这就是苏洵内心所自信的地方，而执事全都了解。所以我此次诚恳地来到您门下，正是为了向您道谢。《礼记》说：“做官却还没有俸禄的人，君主有所馈赠，就说是献；君主派使者来，就说‘寡君违背了礼制而君主去世’，不为他服丧。”古代君子慎重对待自身，做别人的臣属，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子思、孟轲这一类人到了别国，国君派人馈赠他们，所说的话是：“寡君派某人向您的随从有所献上。”平民的尊贵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只是因为他们不食用那个国家的俸禄。如今苏洵已经在吏部有了名声，执事将要用道义来取用我吗？如果这样，苏洵还可以作为宾客来见您；不然，他就将同奔走办事的官吏一起到堂下趋走，处于卑下的地位。这就是苏洵深深为自己悲哀的地方。只请您裁量取舍。给王长安的信 判府左丞阁下：天下没有战乱，天子十分尊贵，公卿十分显贵，士人却十分卑贱。从士人向上倒数，直到天子，积累的差距非常深厚，而要发生变化也非常困难。因此天子的尊贵达到了不可指斥的地步，士人的卑贱也到了可以随意杀戮的地步。唉！只是看见安定，却看不见危险，情况不过如此罢了。衞懿公的死，并不是没有人可用，而是因为他把鹤看得重要，不肯让士人同他作战。当他还没有败亡时，天下的士人都希望成为他的鹤，却不可能得到这种待遇；等到他败亡以后，他想把千乘之国同一个平民共同享有，却也不可能得到。人们如果知道事情最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那么天子的尊贵就可以在上面战战兢兢，士人的卑贱也可以在下面任意施展志向，又怎么敢凭借权势说话呢？所以士人的贵贱，势力掌握在天子手中；天子的存亡，权力掌握在士人手中。世道衰败、道义丧失，天下的士人学习道术却不明白，持守道术又不坚定，于是开始把决定天子存亡的权力降低下来，转而附着于一个平民贵贱的权势，这是天下人迷惑得太厉害了！拿价值千金的玉璧去交换一只瓦罐，距离把玉璧举起来丢进沟里又有多久呢？古代的君子，他们的道义彼此相互为同道，他们的同道彼此相互发挥作用；所以一个士人如果在这里不被任用，天下的士人就会相继离开这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这样，处在上位的人就会有失去天下士人的忧虑，之后还会有失去一个士人的恐惧。如今的君子，却庆幸自己的同道不被任用，以便苟且容身，所以他们起初轻率地任用士人，最后也轻率地抛弃士人。唉！这样做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在当今时代，如果没有贤能的公卿，就不能振兴前代的事业；如果没有贤能的士人，就不能奋发后代的事业。苏洵从蜀地来，明天将到长安，拜见明公后便向东去。恭请您读一读我的文章，考察我的内心，从而决定对我的礼遇轻重，那就十分幸运了！十分幸运了！给张侍郎的第一封信 侍郎执事：明公了解苏洵，苏洵是知道的。明公了解我，别人也知道。苏洵之所以被明公了解，明公之所以了解苏洵，即使把这件事昭示天下，也完全没有可惭愧之处。如今将有一件私下要告知执事的事情。我现在将要用琐碎的私事，败坏自己至公无私的节操。想忍住不说，却不能；想要说出来，又没有果断下定决心，种种念头猛然交集在胸中。心中不安，面色忸怩，经过几个月后才终于决定。私下看到古代的君子，他们了解一个人，便忧虑这个人，甚至忧虑到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乃至他的亲族朋友。为他忧虑，本来就是他们的责任。虽然如此，如果是自己去请求别人忧虑自己，君子就会讥笑他；明明了解这个人却不为他忧虑，不忧虑却要请求别人替自己忧虑，君子就会两方面都讥笑他。苏洵的意思是，宁可由我自己承担不安，也不能让明公不安。所以借此决定自己的心意，发出这些话来，私下告知执事。请明公试着听一听。苏洵有两个儿子，叫轼、辙。他们在幼年就开始学习经书，不知道其他的学习。进退、趋走、拜跪等仪态十分粗野，唯独在文章方面还有可观之处。开始学习声律之学，学成以后，认为这还不够，便把全部力量用在其中。读到孟子、韩愈的文章，一看就认为自己可以写作，提笔在纸上书写，每天数千字，纷纷涌出，好像有什么力量在帮助他们。他们年少而狂放勇进，从未经历改变，认为天子的爵位俸禄是可以夺取的。听说京城有很多贤能的士大夫，便想前往同他们交游，借此参加进士科考试。苏洵今年将近五十岁，因为懒散迟钝而被世道废弃，发誓断绝求取功名的念头。只是这两个孩子，我不忍心让他们再成为埋没弃置的人。今年三月，我将要和他们一起到京城去。一家之中，出行的有三个人，而留下的人还有十多口。替出行的人考虑，就会损害留下的人；替留下的人考虑，就不能出行。全家忧愁不安，却没有地方诉说。那些肩挑货物、靠贩卖为生的人，左手提着妻子，右手牵着孩子，奋力前往，尚且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有明公作为他们的主人公，去哪里会不成功呢？如今却只能望着数千里以外的京城，茫然就像登天、航海一样，畏缩不前。苏洵也羞于见朋友。明公处在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地位，唯独因为不了解苏洵，或者虽然了解却不为我忧虑，那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不是这样，还有什么请求会不能实现？把它看得比鸿毛还轻，把它看得比泰山还重；把它抬得高过九天，把它推得远至万里。明公一句话，天下谁敢议论？将使轼、辙到您的下风处求进，明公请把他们引见出来加以考察。如果有一处不如我所说，希望您赐予诛绝，以惩罚我欺骗蒙蔽的罪过。

译给张侍郎的第二封信 省主侍郎执事：苏洵刚到京城时，平生的亲友往往都在这里，其中有些人已经十年没有见面了。他们惋惜我年老而一事无成，询问我来京的原因，随后都说：“你想有所求，不必去找别人，等张益州来了就能成功。”并且说：“张公不惜跋涉数千里，专门上表替你的儿子求官；如果他回到便殿，同天子面对面应答，难道反而不肯吗？”退下来后我自己思量，张公给予我的，大概不是浅薄的情分；所不能知道的，只是他的力量不足、形势不便，否则张公对我没有什么吝惜。古人说过：“太阳到了正中就必须晒干东西，拿起刀就必须割下去。”正是这个时候，天子空出职位等待人才，张公所说的话应当没有不被听取采用的。苏洵同张公有这样的旧交，恰好又在京城，而且还没有太老，仍然足以有所作为。如果在这个时候还不能成功，也足以看出其他人没有什么值得求取的，而以后更没有机会了。昨天听说您的车马到了这里，我有一天向西出城一百多里，冒着雪后的凛冽寒风前去迎见；早晨到达郑州，承受了脸面冻得发黑、寒风猛烈的苦楚，仆从都吓得面无人色；从旅店主人那里得到一捆柴薪，用温火取暖，很久之后才有力气拜见。出了郑州十里左右，有一名向导骑马从东边来，惊愕地下马，站在道路旁说：“宋端明将要到了。” 随从有几百人，脚步声如雷；等他们走过去以后，我才敢上马，慢慢离开。我私下里为自己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而悲伤。恭敬地想，明公所谓品行清正而有文才，可以同汉代的司马子长相比；您看到我困顿到这种地步，难道不会因此动心，而等待我多说几句话吗？给韩舍人的信 舍人执事：如今天下虽然号称没有战事，但政治教化还没有清明，案件诉讼还没有减少平息，赋税征敛一天比一天沉重，府库已经空竭；更大的问题是还有两个敌国不肯臣服。天子震怒，大臣忧虑恐惧，从两制以上的官员，都应当苦心焦思，日夜思考，寻求解除我们君主忧虑的办法。苏洵自认为是国家的闲人，对国家没有丝毫责任，可以优游度过一年，歌咏先王的道术来自我取乐。有时写作文章，也不求别人知道，认为天下正在忙于处理各种事务，王公大人哪里有空闲来见我呢？所以我在京城住了一年多，平生所希望拜见的、像君侯这样的人，却从未到过他的门下。有人来告诉苏洵，说您有意想见我，我便不敢不来拜见。然而如果不是要让君侯见我，那又为什么呢？天子这样急切地求取治道，君侯身为两制大臣，难道想见一个闲散平民，和他谈论闲事吗？这就是苏洵不敢立即拜见您的原因。我闲居十年，人情世故已经荒疏，渐渐不喜欢迎来送往；如果能够遇到王公大人时不必对他们拜伏、屈身跪拜，只让我从容地坐在一旁，时时拿出自己所学的东西，也许其中还有值得一看的地方。如今承蒙君侯先来相求，这一定是因为您有不同于世俗之处吧。孟子说：“段干木翻墙躲避魏文侯，泄柳闭门不接纳来访者，这些做法都太过分了；逼迫到这种地步，就可以见面了。”唉，我难道是段干木、泄柳这一类人吗？您想见我，就来见我；不想见我，慢慢离去，又有什么妨害？何况君侯又是我平生所希望拜见的人，我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不再多说。苏洵再拜。《嘉祐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嘉祐集》卷十三 宋代苏洵撰写 书信八篇 给韩丞相的信 苏洵年老而无聊，家产破败，想跟相公求取一个官职，不敢希望达到朝廷用来对待贤俊、使他们志向得以实现、道术得以推行的程度，只要比现在稍好一些，大致可以养活自己、安度晚年罢了。去年幸蒙朝廷授予苏洵试校书郎一职，也不是敢于轻视我。假使朝廷误听误信，而苏洵侥幸不过得到一个京官，终究不能像汉唐时期那样对待处士，那么京官与试衔之间，又何必在其中强分多少，而一定要那个、不肯要这个呢？然而我之所以区区不满足，再次向相公有所请求，实在是因为家贫没有钱财；即使得到六七千钱，确实也不足以供养，更何况还要忍受贫穷、耐过衰老，盼望这样一个官职却还不能得到呢？凡是做官的人，稍微可以舒展心意、快意志向的，到了京朝官才开始有一点类似的可能。从这以下的官职，全都是劳筋苦骨、损伤精神，被人役使，和奴仆差役相差不多。然而天下的士人之所以像赶不上似的求取这些职位，得到后又感到高兴，是因为他们确实年轻，愿意暂且忍受这些，等待达到能够舒展心意、快意志向的职位。像苏洵这样的人，按年龄计算，哪里还足以有所等待呢？如今还要守选几年，然后才能窥见尚书省的门；又要等待空缺一年多，才能到任；幸而免于因犯罪而被废黜放逐，还要再次守选、再次待阙。这样经过十四五年，谨慎守职直到满七八考，又幸而有五六名举主推荐，然后才敢希望改换官职。到这个时候，苏洵大概已经七十岁了。譬如豫章树、橘树、柚树，不是老人能够种植并等待成材的。苏洵长久以来是平民，没有官长的拘束管辖，自己觉得筋骨已经疏懒衰弱，不能胜任州县中奔走拜伏的小吏。相公如果另授给我一个官职，幸而愿意给予我，我愿意竭尽力量；即使没有什么补益，也一定不至于放纵暴戾、糊涂混乱，以至伤害百姓。如今朝廷采用糊名来选取人才，采用保任来取得官职，只要符合资格，即使是屠夫、卖酒者，也不得不授予官职，为什么呢？即使想要爱惜人才，也没有办法。现在苏洵幸而被各位公卿所知，似乎知晓得并不浅；而相公尤其有意任用我，至于一个官职，却反复迟疑，几年不能决定。唉！难道天下的官职会因为苏洵而变得冗余吗？苏洵年轻时自处并不很卑下，认为如果遇到时机、取得职位，应当不会草率行事。等到长大后知道选取士人的困难，便断绝了对功名的念头，把自己寄托在学术上，实际上也有所收获，足以凭恃。自去年以来，我才重新读《易》，撰写《易传》一百多篇；这部书如果完成，那么自从《易》出现以来，未曾有过这样的著作。如今我也并不十分留恋一个官职；如果确实没有可以推举任用我的道理，也希望明白告诉我，不要让我犹豫不决，想要离开却迟迟不走。世人施加恩惠便希望得到报答，如果彼此有可以交换的东西，敲开对方的门就容易了。如今苏洵已经潦倒，有两个儿子，而且两人都刚强而笨拙。像苏洵这样的人，相公难道能够施加这种不求回报的恩惠吗？相公过去曾多次对苏洵说，想替我向欧阳公谈论我的儿子，但每次见面就忘记了这件事，我对此感到奇怪。苏洵实在害怕相公也许有意想收纳任用他们，却又把这件事忘了，所以忍着羞耻说上这一番话。苏洵再拜。

译给韩昭文论述山陵之事的信 四月二十三日，将仕郎、守霸州文安县主簿、礼院编纂苏洵惶恐再拜上书昭文相公执事：苏洵本是平民书生，才智没有长处，相公不加察识，却辱蒙收纳，使我置身于众位执事的末列。平日思量着要怎样仰报您的盛德，却没有找到机会。如今先帝刚刚弃世，天子开始亲自处理政事，正是天下人侧耳注目之时，而相公实为国家的柱石、臣子中没有谁能超过的人，建立了百世不可磨灭的功勋。伏望相公思量，将怎样处置这件事呢？古代天子即位，天下政务中必有尚未顾及的事情，能够安坐而首先施行的，大概是汉昭帝即位后，停止各种劳役，使天下重新开始，所以他做天子还不到一个月，恩泽便遍布海内。私下认为，当今的事情中，天下所认为最急迫、天子最应该首先施行的，冒昧地告诉您。私下看到先帝以节俭的德行治理天下，在位四十多年，宫室游观没有增加，帷帐、簿册和器皿简陋而不更换，天下称颂，认为即使文帝、景帝也比不上。如今一旦弃世而离开臣下，有司却想采用末世厚葬、送葬的无益费用，侵削先帝长期休养滋养的百姓，取得厚葬的名声，却给先帝留下累及其盛德圣明的事情。所以苏洵认为，当今的议论没有比薄葬更好的了。私下听说近来癸酉赦书已经颁下，郡县没有钱赏赐士兵，按惯例都向百姓借钱；百姓中有钱的人都不肯主动缴纳，于是官府用刀剑威逼，用鞭笞驱赶，为国家结下怨恨，勉强得到的钱也很少。小民无知，不知道要和国家共同忧患，正惶惶回顾而不得安宁。山陵一切征发摊派的科目又再次下达，估计到秋冬之间，海内一定骚动不安，会有无法自处的人。私下考虑，先帝平日爱惜百姓，是如此深厚；约束自身、实行节俭，又是如此彻底。推想他一生的心愿，估量他死后的意旨，那么他不愿因修建山陵而使天下受到严重困扰，也已经很清楚了。然而臣下却偏偏要办这些超过限度、逾越礼制的费用，违背他平生的心意，私下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况且，即使现在府库中财物有余，一件东西也不向百姓征取，完全用国家的力量办成，以满足臣子不忍之心，尚且会受到圣人的讥议，何况府库空虚，连一金也没有，不取自百姓便办不成，却冒然实行而不顾后果，迎合近世失去中正的礼制，也太令人迷惑了。然而议论者一定会认为：古代君子不因天下节俭而薄待自己的亲人；凭天下之大，却不足以厚葬先帝，在人情上是说不过去的。苏洵也认为并非如此。假使现在实行薄葬，却采用墨子的主张，那就是过错；不废弃先王的礼制，而去掉近世无益的费用，就是不过分。子思说：“三日入殓，凡是附着在死者身上的东西，一定要真实可靠，不要留下可以后悔的地方罢了。三个月下葬，凡是附着在棺材上的东西，也一定要真实可靠，不要留下可以后悔的地方罢了。”古人用来尽到诚信的事情，不敢有所简略；除此之外的事情，就简略办理。从前华元厚葬他的国君，君子认为他不配做臣子。汉文帝葬在霸陵，墓中木材没有更换规格，陪葬没有金玉，天下认为这是圣明之举。后世把山陵安置得像泰山一样厚重，所以说：“不如提出薄葬的主张：对上，可以完成先帝恭敬节俭的诚心；对下，可以缓解百姓眼前的忧患；对内，可以消除华元不臣的讥议；即使万世以后，也可以巩固山陵不被毁坏的安稳。”苏洵私下考察古代厚葬的缘由，没有不是当时的君主不能通达事理，想用金玉在地下厚待亲人，而臣下不能禁止，只能勉强顺从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情形。太后极其明智，天子极其圣明，有司却相信近世的礼制而替他们办理这件事，这是很令人痛惜的。况且相公已经建立了不世出的功勋，又何必吝惜一时的劳苦，而不提出明确的主张呢？苏洵担心后世的清议将会有承担这项责任的人。假如说：“诏令已经颁行，制度已经确定，即使知道不便利，也不能再改”，那么这又是错误的。唐太宗安葬高祖时，想修造九丈高的坟墓，采用汉氏长陵的制度，各项事务都务求丰厚。等到群臣议论认为不可行，于是改为采用光武帝陵墓的制度，高不过六丈，每件事都从俭约办理。君子处理政事，与其坐看百姓艰难，却因为重视改令而保留错误，哪里比得上改令来救济百姓的急难？我不胜区区的一片心意，冒昧地把这些告诉您，只希望宽恕我狂妄轻率的罪过，幸甚！幸甚！不再详述。苏洵惶恐再拜。《与梅圣俞书》圣俞足下，分别以来忽然又到了年末。去年九月中曾经寄过一封信，想来已经送到您那里了。苏洵闲居已经一年，更加懂得无事的快乐。旧病渐渐消退，只遗憾自己沦落隐居山林，不能同圣俞、永叔一起谈笑，深感叹惋。自从离开京师，已经两年了，没想到朝廷还没有遗忘我。因为认为我的文章虽不肖，仍有可以采纳之处，上个月承本州派遣，前往宫阙参加考试。圣俞，您想想我难道是愿意参加考试的人吗？只是我平生不能委曲求全地附和有司的尺度，所以才到了这种穷困境地。如今竟以五十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去参加考试，岂不是要被山林中的隐士轻笑吗？我想起年轻时曾参加茂才考试，半夜起身，裹着饭、带着饼，等到天明站在东华门外，随队进入，屈膝就座，低头伏案。后来每当想起这些，便心中寒战。如今年齿日益衰老，哪里还能让达官贵人再来挑剔我的文章，来穷究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呢？况且依照永叔的话以及三封书信中所说的，都是世人已经看见的事情。如今千里召我来考试，大概他们心中仍有未能相信的地方；这尤其不能苟且赴试以求取荣利。昨天正好生病，于是以此为理由辞谢了。然而我恐怕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朝廷恩典的，因此写了一篇上皇帝的书信进呈，大概只是用来替自己不能赴试的罪过辩解罢了。不知圣俞是否会看到它？冬日寒冷，请千万多加保重。

译《答雷太简书》太简足下，上个月承蒙来信，得知朝廷将有召命，并且教我向东行应诏。不久郡中又有公文，也因此派遣我前往。承受这项命令后自己都觉得可笑，恐怕不足以当此任，于是以生病为理由辞谢，终于没有成行。想来太简也已经知道了。仆已经老了，本来不是求取官职的人，却也不是坚持不做官的人。只是自认为闲居在田野之间，鱼、稻、蔬菜、竹笋的供给，足以养生自乐。俯仰于世俗之间，私下看当今太平盛世的情形，至于文章议论，也可以使自己满足于一世。何苦要以衰病之身，委曲自己去接受有司的衡量，以自取轻笑呢？不过这些话可以对太简说，却不能对世俗之人说。先前所写的权书、衡论，大多是我闲居时所作。其中虽然多谈当今世事，也并没有想把它们求取名声、传播到世上。却是欧阳永叔认为可以进呈，便替我进呈了。假如朝廷认为其中的言论可信，那么还需要参加什么考试？假如不相信我平日所说的，却相信我一时仓促间说的话，那又有什么值得相信的呢？恐怕仍然不相信，只把它当作笑话罢了。长久居住在闲处，终年幸而没有事情。昨天被州郡派遣前往，只是更加不快乐罢了。杨旻至今没有回来，也没有收到他惠赐的书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年末京师寒冷得很，只愿你多加保重。《与杨节推书》苏洵告白节推足下：从前承蒙您托我为先父撰写墓志铭，并把程生的行状给我看。苏洵对于您的先君，耳目从未接触过，也从未有过交谈欢笑的交往。古人替一个人撰写墓志，是因为了解他的平生，怜悯他不幸而死，又悲伤他的后世将无人知晓，这就是墓志铭所以要写作的原因。然而不幸的是，若不了解他的为人，却有人把值得铭刻的事实告诉我，那么也不得不为他撰铭。这种墓志铭，就是可以根据行状来写的。如今我不幸没有机会认识您的先君，所凭借来写墓志的，正是那篇行状。但行状又不可信。唉，真难办啊！然而我怜悯您作为儿子，惋惜先君身后无闻，所以来请求我。我既已答应，又拒绝他，就无法体恤您的心情，因此不敢就此作罢，最终还是为他墓穴作了铭。凡是您想使先君不朽的愿望，这篇铭文也足以不辜负您了。谨将铭文抄录进呈如下。但又担心您不相信行状不可采用，所以又把理由详细列在后面。行状所说的，都是虚浮不实的事情，因此不作全面论述，只论列其中可以指认的事迹。行状说：“公有个儿子叫美琳，公因为哭泣美琳，悲痛过度而死。” 孔子弟子子夏哭儿子，也不过哭到双目失明，曾子还讥讽他，何况竟至于因哭泣而伤害自身，这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并不是吝惜自己的言辞，而是怕它伤害您先君的品行。行状说：“公告诫诸子不要像乡人那样，父母还在世便分家。”孔子的乡人，哪一个不是您先君的兄弟或子弟、舅甥？我哪里忍心这样说？况且事情未必全都如此，我又怎么敢这样说呢？这篇铭文不采用行状的内容，是有原因的。您不要对此感到奇怪。苏洵告白。《与吴殿院书》苏洵启：在京师时几次相遇，都没有来得及从容交谈，恰逢家中发生变故，仓促向西赶回，于是没能当面告别，怅惘之情实在难以言说。过去每次见到君侯谈论，总是十分畅快；但在京师一年多，相见的次数却很少，实在是担心宪官职务重大，所以不敢屡次自行拜访，也有自己年老懒散、不愿出门的缘故。如今彼此相隔数千里，想再见一面，也不可能了。从前曾谈到故友史沆，他的骨肉沦落在荆楚之间，我慨然长叹，曾有收养抚恤他们的心意。史沆有个哥哥叫经臣，虽卧病在床，志气却卓然，以豪杰闻名乡里；假使让他掌握一点权柄，必定不会鲁莽行事。我常认为史沆虽死而有经臣在，也许万一还能为他洗雪冤屈。如今不幸经臣也已经死了。回想史沆一生孤直而不得志，经臣又因为刚强而被废弃，兄弟二人都无子嗣而死；他们活着时，天下人没有不憎恶他们的，只有君侯一人独自为他们哀怜。几年之间兄弟相继沦亡，使仁人的心意不能稍有施展。唉，难道他们的命运竟困厄浅薄到这种地步吗？经臣死后，家中没有一个人，后事只好托付朋友办理。如今他家遗留下来的孤女，骨肉中还在世的，只有史沆有个幼女在襄州。君侯还能够庇护她，使她不至于失去安身之所吗？因为相隔遥远、交通阻塞，不能一一详说，伏望您裁量体察。不再详述，苏洵告白。《谢赵司谏书》苏洵启：从前居住在眉阳，因为有病懒散，没能前往拜访您，常常认为阁下所在之处，声望所震动之处，德行所施加之处，士人即使相隔千里也觉得近，而唯独苏洵不能走二百里到您门下去，即使没有获罪，也一定会认为自己被君子抛弃了。今年秋天，才从太守窦君那里得知在京师，原来是阁下过分听信传闻，屈尊把鄙陋的我推荐上去，以符合明诏。不知阁下从我这里取中了什么呢？苏洵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私下却独自高兴，认为自己可以用来向世人辩解的是：我显然不是靠奔走钻营来获得声名的。苏洵不认识阁下，但仰慕听闻君子的风范，常常私下向朋友称道，只遗憾自己的品行不够，不能同当世贤者交往，因而无法全面传达阁下的美德。我所告诉的朋友，都是无暇顾及饥寒、自谋生活的人；即使告诉他们也没有什么益处，但仍然因为向来彼此不认识，可以免除希求权势、苟且依附的嫌疑，这说明不认识贤者反而胜过认识。如今世俗所崇尚的，相见便以多次登门为勤谨，不相见便以多次写信为忧患。多次登门，是空虚无用的礼节；多次写信，是空泛无可观的言辞。对无用、无可观的东西得到便高兴，得不到便发怒，这同婴儿的好恶没有差别。如今阁下能够举荐人才，在不相识的人中选取他，那么您离世俗就很远了。我寄居在雍丘，没有特殊缘故便不到京师，思望君子，一天又一天。近来朝廷屈尊授予我试校书郎的职务，我不能以老迈之身再去做州县小吏，但接受这一任命的原因，只是嫌疑似乎有过分期待。因为阁下了解我，所以谈到这些，请不要见怪。《与孙叔静》久已承蒙您借给我看新文章，又多次来访，深深感谢您的勤劳厚意。文章已经仔细看过了，非常好。如果一定要寻求尚未达到之处，例如《中正论》引用舜作为证明，这正是时文的弊病。凡是议论，只要立意明确、道理清楚，不一定要寻找事例来相互应合；这才是没有经过思考。专此，不再详述。苏洵告白。《嘉祐集》卷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嘉祐集》卷十四 宋苏洵撰 谱例 古代诸侯世代拥有国家，卿大夫世代拥有封邑，死者有宗庙，生者有宗族，以此相承接，所以百世之后也不会彼此忘记。这不只是贤士大夫尊敬祖先、看重宗族的缘故，大概是因为昭穆次序保存在宗庙中，迁移毁弃的神主保存在始祖的庙室里。族人共同为服丧、婚嫁等事相互往来，相互告知而不断绝，那么这种形势自然会使他们不至于忘记。秦汉以来，做官的人不再世袭，但贤人君子仍能认识自己的先人，有的甚至百世之后也不间断。没有宗庙、没有宗族，而祖宗不被忘记，宗族不散，本来形势上应该灭亡却独能保存下来，这就是谱牒的力量。自唐朝衰落以来，谱牒废弃断绝，士大夫不再讲究，世人也不再记载。于是，由卑贱而显贵的人以谈论自己的先祖为耻，由贫困而富裕的人不记录自己的祖先，谱牒便大为废弃。从前苏洵曾根据先父的话加以询问考察。从现在往上推，得到五世；从五世往上，又得到一世；再往上便失去了世次，只知道本来出于赵郡苏氏，于是把它作为苏氏族谱。后来欧阳公看见族谱，感叹说：“我曾经也编过族谱。”他拿出来让我看，原来有不同的方法，说：“这种事不能只由我们两个人来做，天下人都不可以没有族谱。” 苏洵于是又制定大宗谱法，以穷尽谱牒的变化，并把欧阳氏族谱一并记载下来作为谱例，附上欧阳公题写在刘氏碑后的文章，用来告诉当世君子，大概将会有人遵从这种做法。【欧阳氏谱以及永叔题刘氏碑后的文章，此处不具载。】苏氏族谱 苏氏族谱，是为苏氏宗族编写的谱。苏氏出自高阳，后来繁衍遍布天下。唐神龙初年，长史味道出任眉州刺史，死在任上；有一个儿子留在眉州，眉州有苏氏，从此开始，而族谱没有记载更早的支系，因为亲属关系已经尽了。亲属关系尽了，为什么就不记载呢？因为族谱是为亲属关系编写的。凡是儿子可以记载，孙子却不记载，为什么？是为了显示世代。自我的父亲到高祖，无论是否做官、娶某氏、享年多少、哪一天去世，全都记载；其他事情不记载，为什么？是为了详明我的出处。自我的父亲到高祖，都称讳某，而其他人便直接称名，为什么？是为了尊重我的出处。族谱是为苏氏编写的，为什么唯独我的出处要详记并尊重？因为这是我编的族谱。唉！看苏氏族谱的人，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亲情显现在亲属关系中，亲属关系显现在丧服中，丧服从衰服开始，直到缌麻，最后达到没有丧服。没有丧服，亲属关系就尽了；亲属关系尽了，感情就尽了；感情尽了，喜事不去庆贺，丧事不去吊唁；喜事不庆贺，丧事不吊唁，就和路人一样。我们之所以彼此视同路人，起初却是兄弟；兄弟在最初，本来是同一个人的身体。可悲啊！同一个人的身体，分离到最后竟成为路人，这就是我编写族谱的原因。它的意思是：关系分离到成为路人，是形势造成的；形势如此，我也没有办法。幸好在还没有成为路人以前，使他们不至于忽然忘记彼此，这就可以了。唉！看苏氏族谱的人，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族谱后面附诗说：我父亲的儿子，如今就是我的兄长。我身上有病，兄长呻吟而不得安宁。几代以后，不知会成为谁？他死了我活着，不再为此悲伤或欣喜。兄弟的亲情，如同脚和手，能有多少时候呢？彼此不能相容，他究竟怀着什么心呢？苏氏，讳釿；子祈；无嗣。不做官。娶妻，生子福。子宗夐。子昭凤。子惟讃。子垂象。妻黄氏，享年未详；子垂正。享年若干；子垂范。七月二日；子惟善，子垂则。十六日；子昭庆，子惟德，子珤。去世；子昭文，子渭，子瑗。子沆。子浩。子渐。子洙。子宗艺，无嗣。子宗琼，无嗣。子礼，子晫，子昭翰，子文质，子士元。子文圭，子士能。子士良。子士宁。子士嘉。子士宗。子晙，子昭遇，无嗣。子昭远，无嗣。子昭逸，无嗣。子昭建，无嗣。子暕，无嗣。子祐，子宗霭，子昭玘，子文实，子惟忠。子惟恭。子文宝，无嗣。子昭现，子文采，子士祥。子宗著，子德谦，子永。子讳祜，子宗善，子昭图，子惟益，子允元。不做官，娶妻；子允滋。妻李氏，享年未详；子惟吉，无嗣。享年五十；子昭越，无嗣。四七月，子宗晏，子昭【缺】，无嗣。三十日；子宗昪，子德荣，子哲，子珵。去世；子瑜。子德升，子淳，子舟。子德元，子汶。子讳杲，子讳序，子澹，子位。不做官，娶妻；做官至大理评事；子佾。妻宋氏，享年未详；任大理评事；子涣。享年五十，娶史氏；子洵。一六月，享年七。八日去世；十五、五。月十一。日去世。子宗晁，无嗣。子德，子子勋，子慎言，子庆昌。子复圭。子澄。《族谱后录》上篇。苏氏的先祖出自高阳。高阳的儿子叫称，称的儿子叫老童。老童生了重黎和吴回。重黎做帝喾的火正，称为祝融，因犯罪被诛杀；他的后代成为司马氏；他的弟弟吴回又接任火正。吴回生陆终。陆终生了六个儿子：长子叫樊，成为昆吾；次子叫惠连，成为参胡；次子叫籛，成为彭祖；次子叫来言，成为防人；次子叫安，成为曹姓；幼子叫季连，成为芈姓。这六个人都有后代，后来各自分成若干姓氏。昆吾最初姓己氏，后来分为苏、顾、温、董等姓。夏朝时，昆吾做诸侯之长。经过商朝，昆吾的后代便没有可考的记载。到了周朝，有忿生做司寇，能够公平处理刑罚来教化百姓。周公称赞他，大概《尚书》所说的“司寇苏公”就是他。司寇苏公和檀伯达都封在河地，世世代代侍奉周王室，因为封地在那里，所以河南、河内都有苏氏。战国六国时期，秦国以及代国厉王都是他的后代。到汉朝兴起时，苏氏才开始迁入秦地。有人说，高祖迁徙天下豪杰来充实关中，苏氏也迁到了那里。后来有个叫建的人，居住在长安杜陵。汉武帝时，他任将领攻打匈奴有功，被封为平陵侯。

译他的后代便居住在封地。建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叫嘉，次子叫武，次子叫贤。嘉任奉车都尉。他的第六世孙纯任南阳太守，生子叫章。汉顺帝时，章任冀州刺史，后来调任并州，对当地百姓有功。他的子孙于是定居在赵州。后来到了唐武后时期，有味道、味玄；味道在圣历初年任凤阁侍郎，因贬谪任眉州刺史，又调任益州长史，尚未出发便去世。他有一个儿子不能回去，于是就在眉州定居。从此眉州才有苏氏，所以眉州的苏氏都奉益州长史味道为祖先。赵郡的苏氏都奉并州刺史章为祖先。扶风的苏氏都奉平陵侯建为祖先。河南、河内的苏氏都奉司寇忿生为祖先。所有苏氏都奉昆吾樊为祖先；昆吾樊奉祝融吴回为祖先。大概从昆吾樊到司寇忿生，从司寇忿生到平陵侯建，从平陵侯建到并州刺史章，从并州刺史章到益州长史味道，从益州长史味道到我的高祖，中间的世代都无法记载，所以苏洵才开始编写族谱来记载宗族关系。族谱所记，上至我的高祖，下至我的兄弟；兄弟去世后，又记到兄弟的儿子。他说：“唉！高祖以上的世系已经无法详考了。从我以前到我这一代，我不知道的事情就算了；从我以后，如果后人也不知道，就由我来承接记载。”把族谱扩充下去，可以达到无穷。大概高祖的子孙，每家各自传授一部族谱并收藏起来。它的规则是：凡是嫡子，后来才可以编入族谱。编谱的人，都保留自己的高祖，而把高祖的父亲迁出；世世代代保留先人的族谱，不得废弃。那些没有上溯到高祖的人，从获得编谱资格的人的父亲开始，保留其所奉为祖先的族谱，并都把我的族谱列在前面。它的解释是：这就是古代的小宗。古代有大宗，有小宗。《礼记》说：别子作为始祖，继承别子的嫡子作为宗，继承祢庙之主的作为小宗。有百世不迁的宗，也有五世就迁的宗。百世不迁的，是别子的后代。奉继承别子、追溯其所出的那一支为宗，就是百世不迁之宗。奉继承高祖的那一支为宗，五世便迁，就是五世而迁之宗。别子，是诸侯的庶子以及最初由士升为大夫的人。别子不能把父亲作为自己的祢庙之主，而让自己的嫡子继承他，便成为大宗，所以说“继别为宗”。族人都奉他为宗，即使经过百世，大宗死了，族人仍为他穿齐衰三月；他的母亲、妻子去世，也同样如此。如果大宗死后没有儿子，便由支子按照昭穆次序继承他。这就是所谓百世不迁之宗。别子的庶子也不能把别子作为自己的祢庙之主，而让自己的嫡子继承自己，便成为小宗，所以说“继祢者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以后，就更换宗支：继承祢庙之主的，由亲兄弟奉为宗；继承祖的，由从兄弟奉为宗；继承曾祖的，由再从兄弟奉为宗；继承高祖的，由三从兄弟奉为宗。如果死后没有儿子，支子也按照昭穆次序继承他。这就是所谓五世则迁之宗。如今天下人中，只有天子的儿子和最初由士升为大夫的人，才可以成为大宗，其余人不可以。唯独小宗的制度还可以施行于天下。所以编写族谱，规则都依从小宗。我们苏氏的宗支中，继承高祖的是高祖的嫡子祈；祈死后没有儿子，天下通行的宗法没有建立起来，族人没有能够让自己的儿子继承他，因此继承高祖的宗支已经灭亡，只是空存其名。继承曾祖的是曾祖的嫡子宗善，宗善的嫡子昭图，昭图的嫡子惟益，惟益的嫡子允元。继承祖的是祖的嫡子讳序，序的嫡子澹，澹的嫡子位。继承祢的是祢的嫡子澹，澹的嫡子位。说：唉！现在才可以详细说明了。百世以后，凡是我高祖的子孙得到本家的族谱来观看，便可以看出小宗；得到我高祖子孙的族谱，与它合并起来，再用我的族谱考订它，就会延续到无穷而不发生混乱。这就是编写族谱的意义。《族谱后录》下篇。苏氏的先祖自昆吾以来，最显赫的是司寇忿生；三代的事情，今天已经不能详细听闻。周公作《立政》，特意称赞他来教导太史。后来周王室衰落，司寇的子孙也有人称苏公，遭受谗言，作诗讽刺暴公，诗名叫《彼何人斯》。正因为这两个人见于《诗经》《尚书》，所以他们的事迹流传到今天。苏氏进入秦地以后，平陵侯建、典属国武才开始显达。迁到赵地以后，并州刺史章、益州长史味道才开始闻名于世。迁到眉州以后，直到今天反而没有声名。这是因为没有建立族谱。从昆吾到《尚书》中的苏公，五百多年；从《尚书》中的苏公到《诗经》中的苏公，二百多年；从《诗经》中的苏公到平陵侯建、典属国武，七百多年；从平陵侯建、典属国武到并州刺史章，二百多年；从并州刺史章到益州长史味道，五百多年；从益州长史味道到我的高祖，二百多年。按三十年更换一代计算，共有七十多代。七十多代中，也可能不止七个贤人；其余人没有流传下来，是没有建立族谱的过错。不贤的人随着时代磨灭，无法为后人听闻；而贤者独有七人。七十多代中，贤者也可能不止七人；其余人没有流传下来，是没有建立族谱的过错。所以苏洵既编写族谱，又接着记载自己听闻的先人事迹。从前我的先父曾说：“我年少便去世，没有来得及听闻先人和更早先人的事迹。”大概他曾听到过大略：“苏氏自从迁到眉州，便在眉山定居。自高祖泾以来的事情已经不详细了；从曾祖釿以后，才稍微可以记载。曾祖娶黄氏，因有侠义之气而闻名乡里。生了五个儿子，我的祖父祜最小也最贤能，以才干精明敏捷著称。生于唐哀帝天祐二年，死于周世宗显德五年，大致与五代相始终。去世后一年，我的太祖才接受天命。这时王氏、孟氏相继占据蜀地，蜀地才华出众的士大夫都不肯出来做官，说蜀地不足以辅佐而出仕的，都是些年少轻锐的人，所以蜀地再次灭亡。到太祖受命时，我的祖父已经来不及看到了。我的祖父娶李氏，李氏是唐朝的后裔，是太宗之子曹王明的后代；世代相传有一人叫瑜，任遂州长江县尉，丢官后在眉州丹棱定居。祖母严厉刚毅，居家时肃然端正，多有才略，还保留着窦太后、柴氏主的遗风。”

译生了五个儿子，他们的才性各不相同。宗善、宗晏、宗昪，谨慎安顺，没有毁誉。小儿子宗晁，轻捷任侠，难以管束；我的父亲杲却最喜欢行善。他侍奉父母极其孝顺，与兄弟情爱深厚，与朋友交往诚信深厚。乡里的人无论亲疏，都敬爱他。他娶宋氏夫人，侍奉长辈非常孝敬谨慎，管理下人却十分严格。生了九个儿子，只有我活着。善于经营生计，家中有余财。当时蜀地刚刚平定，达官贵人争相抛弃田宅入朝觐见，唯独我的父亲不肯占取，说：“我担心这会连累我的儿子。”直到终身，田地不满二顷，房屋破旧也不修葺。他喜欢施舍，说：“财物多却不施舍，我担心别人会谋害我。”但施舍又让人知道，别人将认为我是好名，所以施舍时尤其厌恶让人知道。族叔父玩曾有一桩重罪官司，将要被逮捕，说：“进狱而死，会连累妻子儿女和兄长，请替我探听狱情轻重。罪轻，就送肉给我；罪重，就送菜给我。”如果你送菜给我，我就不吃而死。不久他获得释放，玩说：“我并不是没有其他兄弟可以托付生死，只是在将死之际，只有你可以托付。”太夫人还拉着我的手说：“何不把这件事托付给你的兄弟们？” 我笑着说：“您的儿子贤能，即使不是我的兄弟，我也会帮助他；不贤能，即使是我的兄弟，我也会抛弃他。托付给他们有什么用？只是好好教育他罢了。”于是太夫人去世。去世那一年，大概是淳化五年。推算她出生的年份，是晋少帝开运元年。这些都是苏洵从先父那里听来的。先父讳序，字仲先。生于开宝六年，死于庆历七年。娶史氏夫人，生三个儿子：长子澹，次子涣，幼子就是苏洵。先父幼年丧父，喜欢行善而不爱读书，晚年才作诗，能够出口敏捷、立即写成，几十年间得到数千篇。上至朝廷、郡县的事情，下至乡里子孙、打猎捕鱼、经营生计的想法，都表现在诗中。看他的诗，虽然工巧不足，却可以知道他内外通达、胸襟豁然，是个伟大的人。他性情简易，没有威仪，不厚待自己而厚待别人。与人交往不分贵贱，都能使对方欢喜。见到士大夫便弯腰竭尽敬意，人们以为他谄媚；等到他见到农夫老人也是这样，人们才不以为怪。他外表上似乎对谁都亲近，但内心衡量人的轻重却非常严格。他住在乡里，出入不骑马，说：“有比我年老得多、正在步行的人，我骑马就无法面对他们。” 穿破衣、吃粗食，他并不以此为耻，务必要亲身处在众人所厌恶的处境中。大概他虽然没有学习老子，却与老子的思想相合。他居家不管理家务，把家务交给几个儿子。族人有事情来找他商量，他常常尽心尽力，反复谋划而不厌烦。灾年曾经卖掉田地来救济饥荒，丰收以后别人要偿还他，他说：“我本来就有自己的原因卖田，不是为了你的缘故。”他去世后，也不肯接受助力，实行隐藏退让的行为，以求不被世人知晓。然而这样做久了，乡人也大多知道了，认为他是古代的隐士君子，无人能及。因为涣入朝做官，他被授予大理评事。史氏夫人是眉州大族的女子，慈仁宽厚。宋氏姑母非常严厉，夫人常常能够取得她的欢心，以此和睦族人。先公比她早十五年去世，追封为蓬莱县太君。苏洵听说：自唐朝衰落以来，贤人都隐居在山林泽薮之间，以躲避五代的战乱。后来那些僭伪的国家相继灭亡，圣人出现，天下统一。然而他们的子孙仍然不忍离开父祖的故地，出来为天下做官，所以即使有美好的才华，也没有在世上显达。等到教化广泛施行，风俗发生改变，然后深山穷谷中的后代才开始振作奋发，共同出来到朝廷做官。然而他们的才气已经不如先人，质朴正直、敦厚，可以承担重任而无须怀疑。可是他们先人的品行却独自隐没而无人知晓，我私下对此深深恐惧。因此记下其中万分之一，收藏在家中，用来给子孙看。至和二年九月一日。大宗谱法 苏氏族谱，是小宗的制度。天下所有人都可以采用它，但还没有涉及大宗。大宗的制度，以别子为开端，由别子依次排列，直到百世而无穷；每一代各自安排，区别父子而合并兄弟。父子关系是无穷的，兄弟关系是有穷的；无穷的父子关系相处在一起，就会妨害无穷的延续，形势上不得不加以区别。然而说某人是谁的儿子、某人又是谁的儿子，这样其实仍然没有区别。这就是大宗的制度。因此制定大宗法，三世从三世推演下去，没有不包括的；一个人设有两个儿子，再推广开来，没有不记载的。制定谱法，是学者的事情。通过族谱知道自己的先祖，以及旁支子弟，并把这些传给后世，是古代君子所重视的，也是士大夫应当知道的。由于学者的事情没有建立起来，古代君子所重视和士大夫应当知道的事情便随之废弃，这是学者的罪过。因此把它保存于《苏氏族谱》的末尾，等待后世君子有所采纳。别子。一世：别子的嫡子甲。庶子乙。二世：甲的嫡子丙。庶子丁。乙的嫡子戊。庶子己。三世：丙的嫡子庚。庶子辛。丁的嫡子壬。庶子癸。戊的嫡子子。庶子丑。己的嫡子寅。庶子卯。

译《苏氏族谱亭记》平民却能教化乡里的人，我曾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国家有君主，县邑有大夫，于是有争讼的人到他们门下申诉；乡有庠，里有学，于是求学明道的人到他们家中去。乡里有人在家中做不善之事，父兄总是相互惊惧地说：“我们夫子恐怕会听到吧。”唉！那个人究竟修养了什么，才能得到这种地位呢？想来他的积累有先后，他的施行有次第吧？如今我们苏氏族人中还穿丧服的不过百人，但每年腊祭、社祭时，不能共同尽情欢乐、亲爱融洽；关系稍远的，甚至互不往来，这样就无法给乡党邻里作出榜样。于是我编写《苏氏族谱》，在高祖坟墓的西南面建立亭子，并刻石记载。随后告诉族人说：“凡是属于这里的人，死了必须报丧；举行冠礼、娶妻必须告知；年少而成为孤儿的，年长者要给他取字；贫穷而无处归依的，富裕者要收养他。如果不这样做，就是族人共同讥讽责备的对象。”每年正月，大家一起到墓下拜祭，祭毕，依次坐在亭中。年长者回头看着年轻人叹息说：“你们就赶不上看见我们乡邻风俗的美好了。自我年轻时，看见有人做不义之事，众人便共同憎恶他，好像看见怪物一样，战栗而不得安宁。后来风气稍微衰落了些，仍然会共同嘲笑他；如今也只能彼此安于这种状况罢了。这种风气是由某人造成的。某人是本乡有声望的人，却大大败坏了我们的风俗。因此，他诱骗人很快，造成的祸害很深。自从这个人驱逐他哥哥留下的孤儿而不加怜恤，骨肉之恩便淡薄了；自从这个人贪取先人的财产田地，欺负他的几个孤儿，孝悌的行为便缺失了；自从这个人被他的几个孤儿告到官府，礼义的节操便废弃了；自从这个人让妾凌驾于正妻之上，嫡庶的区别便混乱了；自从这个人沉溺声色，让父子混杂居处、喧闹而没有尊严，内室的治理便乱了；自从这个人贪财无厌，只把富有看作贤能，廉耻的道路便堵塞了。这六种行为，正是我过去所说的极其可耻、为社会所不容的行为。如今无知的人都说：‘某人是什么人？别人尚且这样做。’他的车马显赫，婢妾艳丽，足以动摇迷惑乡里的小人；他的官爵和财势足以震动府县；他的矫饰欺诈、修辞造作，足以欺骗蒙蔽君子。他是州里的一大盗贼。我不敢把这些话告诉乡人，只私下用来告诫族人。凡是有一点像这个人的行为，希望不要经过我家门口。’我听了这番话，既害怕又请求把它记下来。老人说：‘把这件事记下来，却隐去他的姓名，使别人看了不知道是谁，而那个人自己看了则面红耳热、内心惭愧，汗流出来，连饭也吃不下。这样做又不张扬出去，或许他会有所悔悟吧？’我说：‘是。’于是便把它记下来了。《嘉祐集》卷十四。钦定《四库全书》。《嘉祐集》卷十五。宋代苏洵撰写。《张益州画像记》。至和元年秋天，蜀地人传言有盗寇将至，边军夜间惊呼，田野中没有居民，妖言四处流传，京城震惊，朝廷正下令选择统帅。天子说：‘不要滋养祸乱，不要助长变故。’众人的议论纷纷而起，我的意志却已经确定：外部的乱事没有发生，变故将从内部兴起，不能用文令解决，也不能用武力争胜，只有我朝的一两位大臣，谁能处理这文武之间的局面？于是命令前往安抚我的军队，大家只说：‘张方平公就是这样的人。’天子说：‘对。’张公以父母亲属为由推辞，未获允许，于是出发。冬十一月到达蜀地，抵达当天便让驻屯军队返回，撤去守备，并派人告诉郡县：‘盗寇来犯，由我承担，不要劳苦你们。’第二年正月初一早晨，蜀人像往常一样互相庆贺，于是平安无事。又过一年正月，大家相互告知要把张公的画像留在净众寺，张公也无法禁止。眉阳苏洵对众人说：‘没有发生动乱时容易治理，已经发生动乱时也容易治理；有动乱的萌芽，却没有动乱的形势，这叫将要动乱。将要动乱时最难治理，不能因为已有动乱的征兆就急迫，也不能因为尚未动乱就松懈。’当年秋天的情形，就像器物倾斜、尚未坠地，只因张公安坐在旁边，脸色不变，慢慢起身把它扶正；扶正之后，安然退下，没有一点自矜的神色。替天子治理小民而不知疲倦的，只有您张公。正因为有您，他们才能生存，您就是他们的父母。张公曾对我说：‘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性情，只看上位者怎样对待他们。’人人都说：‘蜀人多变。’于是用对待盗贼的心态对待他们，用惩治盗贼的法令约束他们；百姓两脚并立、屏住呼吸，官府又用砍头的刑具和斧钺发号施令。于是百姓开始忍心把自己这副全家父母妻儿所依赖的身体，抛给盗贼，所以常常酿成大乱。用礼义约束他们，用法令驱使他们，只有蜀人容易做到；至于逼迫过急而使他们发生变乱，即使齐、鲁之人也会这样。我用对待齐、鲁人的态度来对待蜀人，蜀人也就把自己当作齐、鲁人来对待。至于任意越出法律之外，以威势胁迫普通百姓，我实在不忍这样做。’唉！像张公这样深切地爱蜀人、厚待蜀人，自张公以前，我从未见过。众人都拜了两拜，叩头说：‘是这样。’苏洵又说：‘张公的恩德在你们心里，你们死后还会存在于子孙心中；他的功业在史官笔下，不必再用画像来纪念。’况且张公本人并不愿意这样做，怎么办呢？众人说：‘张公难道会计较这些吗？’即使如此，我心中仍有不能释然之处。平日里，人们听到一件善事，一定要问那人的姓名、乡里所在，甚至问他的长处、短处、高矮、大小、美丑，有时还追问他一生的嗜好，以便想见他的为人；史官也把这些写进他的传记，意思是使天下人把他记在心里，然后又保存在眼前；保存在眼前，所以自然更能记在心里。由此看来，画像也并非毫无帮助。苏洵无法反驳，于是替他们写下这篇记。张公是南京人，为人慷慨，有大节操，气度足以称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可以把它托付给张公。我作诗说：天子在位，岁次甲午。西方人传言有盗寇逼近城垣，武臣、谋士像云一样聚集。天子说：‘唉！命令我的张公出任此事。’张公从东方来，旗帜舒展飘扬。西方百姓聚集在街巷道路观看，说张公举止庄重严肃。张公从容而来，对西方百姓说：‘安定你们的家庭，不要有人传播虚假消息。谣言是不祥之物，往后只管恢复你们的日常生活：春天修整桑树，秋天清扫场地。’西方百姓叩头说：‘您是我们的父兄。’张公在西部园囿中，草木茂盛；张公宴请属官，鼓声深沉。西方百姓前来观看，祝愿张公长寿万年。有美丽的女子，闺门安静；有呀呀学语的孩子，也已经能够说话。从前张公没有来时，曾以为你们会被抛弃。禾苗麻类茂盛，仓库高大。唉，我们妇女孩子，享受这丰收之年。张公在朝廷，是天子的股肱。天子说：‘回来吧！’张公岂敢不奉诏。于是建造庄严的厅堂，有廊庑，有庭院。张公的画像置于其中，穿着朝服，戴着冠帽，系着冠带。西方百姓互相告诫，不敢放纵荒怠。张公回到京师，张公的画像仍在堂中。

译《彭州圆觉禅院记》。人居住在这里，一定是因为喜爱这里。居住在这里却不快乐，就不该居住；居住却不快乐，又不离开，这是欺骗自己，也欺骗上天。君子以享受俸禄却没有功劳为可耻，以穿着官服却不了解职事为可耻。所以居住在这里却不快乐，我也不过是吐出所吃的食物、脱下所穿的衣服，以逃避天下人的讥笑罢了。上天把形体赐给我，又让我用心来驾驭它。今天想去秦地，明天想去越地，天下谁能管束我？居住却不快乐，不快乐却不离开，这是连自己的心都不能驾驭自己的形体，何况能驾驭别人呢？自唐代以来，天下士大夫争相把排斥佛、老作为谈论内容，所以佛门弟子想在士大夫中求得知遇，往往背叛自己的老师，以求被我们接纳，而我们士大夫也喜欢他们来投靠，用礼节接待他们。灵师、文畅一类人，饮酒吃肉，以此自行断绝与佛教的关系。唉！等你回到父子身边、恢复自己的家庭，然后我才允许你背叛老师。父子不归、家庭不复，却背叛老师，这样的人一天也不能立足于天下。《传》说：臣子不应与外界私自交往。所以季布忠于楚国，虽然不如萧何、韩信那样早有远见，但与丁公的反复相比，还是高明得多。我在京师时，彭州僧人保聪多次殷勤来请求我为他作记。等我到了蜀地，听说他已经从京师回来，穿布衣、吃粗食，给他的徒弟们作表率已有若干年，而他所居住的圆觉院也修治得很好。一天，他向我讲述他的先师平润的事迹，以及寺院得名的缘由，请我作记。我赞赏保聪没有靠背叛老师来取悦我，所以为他写道：彭州龙兴寺僧人平润讲解《圆觉经》有奇异的因缘，寺院因此得名。寺院起初破败而没有修缮，平润到来后，才得到空地建造堂宇。中间经过两位僧人，后来传到保聪。保聪又把邻近若干僧舍并入本院，才成就了现在这样。于是作记。《极乐院造六菩萨记》。我年轻时，父母都健在，兄弟、妻子、儿女齐全，整天游玩嬉戏，不知道有生死的悲哀。长女出生后不到四五年，我便遭逢母亲去世，那时大约二十四岁。此后五年，哥哥希白去世；又过一年，长子去世；又过四年，幼妹去世；又过五年，次女去世。到了丁亥年，先父去世；又过六年，失去了幼女。丧服尚未除去，又遭逢姐姐去世，悲伤忧愁、凄惨哀痛的情绪郁积不散。我大约四十九岁时又丧妻。唉！三十年间，骨肉亲人已经凋零得所剩无几。我将要向南去，从荆楚走到大梁，然后寻访吴越，前往燕赵，在四方漫游，以忘却自己的衰老。临行时，我感慨地回望坟墓，追念死者，担心他们的魂魄精神滞留在幽暗寂寞之中，不能旷然自在地游于逍遥之乡。于是建造六尊菩萨，并造两处龛座；这就是佛教所谓的观音、势至、天藏、地藏、解冤结、引路王，把它们安置在极乐院阿弥如来殿中。希望死者若有知觉，有的生于天界，有的生于人间，无论四方上下，所到之处都能如意，也像我游历四方而无所牵系一样。《木假山记》。树木生长，有的刚发芽便夭折，有的长到合抱便早死。幸运地长到可以做栋梁，便会被砍伐；不幸被大风拔起、被洪水冲走，便会破裂折断或腐烂。幸运地没有破裂腐烂，又会被人当作木材，遭受斧斤砍伐。最幸运的，是在急流泥沙之间漂沉淹没几百年，不知经过多少岁月；在水流冲击、侵蚀啃食之后，偶然形成仿佛山的形状，被好事的人取走，强行把它做成山。这样才可以脱离泥沙、远离斧斤。然而荒江水边有这样的木头，多少没有被好事者发现，而被樵夫野人当作柴薪的，又哪里数得清呢？这样看来，即使在最幸运的木头中，也还有不幸的。我的家中有三座木峰，我每次想到它们，就怀疑其中是否有命数存在。它们发芽却没有夭折，长到合抱却没有早死，能够做栋梁却没有被砍伐，被风拔、水漂却没有破裂腐烂；没有破裂腐烂却没有被人当作木材，免于斧斤；从急流泥沙中出来又没有被樵夫野人当作柴薪，最后才到了这里，这种道理似乎不是偶然的。然而我喜爱它们，不只是因为它们像山，还另有感触；不只是喜爱它们，还对它们怀有敬意。我看见中峰高大雄伟、蹲踞自得，意态端庄凝重，仿佛有足以使旁边两峰服从的气势。那两峰庄重严峻、峭拔冷峻，令人凛然不敢侵犯；虽然形势上服从中峰，却高耸挺立，绝没有阿谀依附的意思。唉，这难道不值得敬重吗？这难道不值得有所感慨吗？《老翁井铭》。丁酉年，我为亡妻选择葬地，得到武阳安镇的山。山脉来源十分高大雄伟，到末端分成两股，回旋环抱。有泉水从两山之间喷涌而出，向北贴近右股山脚，蓄成一口大井，每天可以供一百多户饮用。占卜者说这是吉地，在葬书中属于神灵居住之处。水的流行通常与山相伴，山势止住而泉水清冽，那么山的精气和势力从远处到来，都蓄积在这里而不离去，因此可以安葬而无害。后来我询问泉旁的百姓，他们都说：‘这叫老翁井。’我问得名的缘由，他们说：‘过去几十年，每逢山中空寂、月色明亮、天地开朗晴明时，常有一位面色苍老、头发花白的老人，仰卧休息在泉水上面。走近他，他便隐入泉中，再也看不见。’这种传说流传已久。于是我在泉上建了一座亭子，又砌石防御暴涨的水患，并常常在这里悠游，舀泉水饮用，希望或许能见到所谓老翁，以弄清这件事是真是假。然而我又怜悯他老死在荒草丛生、岩石纵横之间，千年也无人知晓。如今他才开始遇到我，之后便可以流传到无穷时代。于是作铭说：‘山从东北方升起，像鸟翼一样伸向南西方。’ 这泉水涓涓流淌，喷涌而出，逐渐漫溢。收集起来成为水井，可以供万人饮用。汲水的人告诉我：‘这里有一位老人；如果不是这个人，那这里所说的又是谁呢？’山野空旷寂静，有时老人长啸嬉游。再过千万年，它仍自我清洁、自我保全。谁会知道它呢？如今终于遇到了我，只有我和你相知。将使你终于不至泯灭，不泛滥、不枯竭，长存千年万代。’ 《王荆州画像赞》。泰山高耸，东海浩荡，盘曲延伸成为山东。您是齐国人，齐地纵横千里，而我唯独见到了您。您在荆州，有人画下您的仪容；白发而面色红润，人们说您正当壮年。您生于辛丑年，是天子身边的老臣，谁说您老了？您的威势赫赫，镇守天子南方的邦国。

译《吴道子画五星赞》。世人称赞善于绘画的，有曹兴、张繇；但墙壁破损、纸张腐烂，作品又被兵火烧毁。到了唐代，有吴姓道子，独自名重一时，把张繇和曹兴都比了下去。历经数百年，作品还能有多少？有的刻在碑上，才得以不被磨灭。我这一代贫穷困窘，没有富贵豪门那种宏大的五行图。吴道子所摹画的五星中，岁星位居前方，不呈武猛之态，也不作挑衅之状。考察古人的画法，它像帝尧盛装佩剑，容貌光明。荧惑星只在南方，左边像弓，右边像刀，光芒炽烈，奋发而愤怒，连木石也被焚焦，使下界震惊恐惧，没有谁敢骄纵。土星高大峻峭，腰身瘦长，向四方远游，快如飞风，转眼之间行至万里，遥远得无法招引。太白星只是将星，应该是壮年男子；如今画的却像妇人，长衣飘飘，抱着琴抚弄四弦，琴声嘈嘈。辰星位于北方，不华丽，也不妖媚，手执笔和纸，凝然不喧。妆容不是今人的样式，嘴唇涂着黑色脂膏。唯独这五星，笔势没有更高明的了。从前刚得到它们时，画在生绢上，色彩灿烂；到如今一百年过去，墨色昏暗消退，年代越久便越模糊。谁知道它们后来会怎样？如果我不说出来，它们也就不会遭遇这样的命运。《仲兄字文甫说》。苏洵读《易经》读到《涣》卦六四爻辞：‘涣其群，元吉。’便说：‘唉！所谓“群”，是圣人想要涣散、解脱，以使天下混同统一的东西。我的二哥名叫涣，字公群，这就等于用圣人想要解散涤荡的东西来给自己命名，难道可以吗？’后来我把这话告诉哥哥，说：‘您可以替我改掉它吗？’苏洵说：‘好。’不久又说：‘请用“文甫”来替换它，怎么样？’况且哥哥曾见过水和风吗？水油然而流动，深沉地停留，回旋荡漾，水满后向上浮动；这就是水，而实际上是风使它兴起。风蓬蓬然从广阔天空中发生，不到一天便运行四方，浩荡而无形，飘然从远方而来，过去之后又不知道踪迹在哪里；这就是风，而实际上是水使它显现形状。如今风和水在大泽岸边相遇，曲折舒缓，蜿蜒起伏，平静时相互推动，愤怒时相互冲撞；舒展时像云，收缩时像鳞片；迅疾时像奔驰，缓慢时像爬行；彼此揖让、回旋退避，相互顾望而不前进；繁密时像绉纱，纷乱时像雾，纷纭郁结、扰攘不止，百里之内仿佛浑然一体。水势急切地顺流而下，到达大海边，便浩荡汹涌，怒号冲撞，交错缠绕，放纵于空旷之中，摇荡到无边无际；横流逆折，水花旋转倾斜，曲折纠结；回旋的像车轮，缠绕的像带子，直冲的像火炬，奔腾的像火焰，跳跃的像白鹭，投入的像鲤鱼，形状各异、姿态万千，于是风水变化的极致景观全都具备了。所以说：‘风行水上，这就是涣。’这也是天下最美的文章。然而风和水这两种东西，哪里是有意追求文采呢？它们并没有心意要互相寻求，只是没有约定便相遇，于是文采从中产生。这种文采，既不是水的文采，也不是风的文采；这两种东西并不能有意作文，却又不能不形成文采，是万物彼此作用，文采从它们之间产生。所以这是天下最美的文章。如今玉石不是不温润美丽，却不能用来形成文采；雕刻镂饰、织带刺绣不是没有文采，却不能拿来与自然之美相比。因此，天下不经营、不刻意而自然产生文采的，只有水和风罢了。从前君子处于世间，不求建立功业，不得已而功业成就，天下便认为他贤能；不求留下言论，不得已而言论流传，天下便把它当作口实。唉！这些话不能对别人说，只有我的哥哥可以听。《给两个儿子命名说》。车轮、车辐、车盖、车轸，都各有自己的职能，只有车轼似乎没有什么作用。即使如此，去掉车轼，我就没见过还能成为完整的车。轼啊，我担心你不在外表上加以修饰。天下的车没有不沿车辙行驶的，但谈论车的功劳时，车辙却不在其中。即使如此，车翻了、马死了，祸患也不会波及车辙。车辙正是善于处在祸福之间的东西。辙啊，我知道你可以免于祸患了。《题张仙画像》。我曾在天圣庚午年九月九日到玉局观无碍子的卦摊中，看见一幅画像，笔法清秀奇特，便说这是张仙。传说有求必应，于是我解下玉环来换取它。那时我还没有子嗣，每天早晨都焚香祷告。过了几年，先有了苏轼，后来又有了苏辙，他们天性都喜欢读书。由此才知道真人急于接济世人，而无碍子的话并没有说错。所以记下事情的始末，让后来祈求子嗣的人到这里更加恭敬。

译《送吴侯职方赴阙序》。天地万物本来就有能够如此发展的趋势，把这种趋势寄托到具体事务中，那么事情开始时不用勉强，便容易成功；一旦成功，穷尽万物也不能改变它。圣人观察天地之间，以一种事物加到另一种事物上，发现事物不能都变长，也不能都变短，于是制定了度。又看见一个人的手不能容纳江湖中的沙砾，而泰山的山谷装入一块石头也不会显得更浅，于是制定了量。看见物体横在空中，前端沉重而末端上举，于是制定了权衡。长短相互比较，大小相互容纳，轻重相互抑扬，这些都是事物本来具有的性质，而度量权衡只是顺应它们。因此家家都要有度量权衡，不可缺少。到了后世，有人创制器物，认为只按照事物的自然规律来制造器物不足以显示自己的智慧，于是制造出不用敲击便自行鸣响、不用触碰便自行转动、空着时使水倾斜、装满水后倒掉一半仍端正如常器的器物。唉，危险了！我看见它们早晨制造出来，晚上就会废弃。看见有人落水而不忍心，便伸手去救，这是仁心存在于其中；看见井里有人，估量自己不能把他救出，却忍心不跟着下去，这是义心存在于其中。不伤害自己的身体而救活一个人，这是人心本来就有的；不肯牺牲自己的身体来救济一个人，明知这样也必不能使那个人活下来，这也是人心本来就有的。有这样一种人，认为人心本来具有的东西不足以使人惊异，于是说：‘即使杀掉我的身体不能救活别人，我也愿意这样做。’这真是人心本来具有的吗？这是强行做出来的。强行做作的行为不能推广到长远；使人心不忍杀害别人，同时也不因为没有缘故而杀害自己，这难道也足以称为仁吗？唉，这已经很充分了！谁能做到不忍心看着别人死亡，同时又不肯随意杀死自己呢？这样看来，后世那些惊动众人的行为，也没有什么能超过它的了。吴侯职方在当时很有名声，他胸中淡泊平和，没有边际和隔阂，也没有故意高傲、跳跃，务求制造奇异行为来震撼世俗的志向。这确实会使那些刻薄、严酷、险诈的人看见后，反而不知道他究竟哪里不同于普通人。然而如果让他们退下来思考吴侯平日的大体操守，就会发现他淳厚浑朴，不能匆忙看透。这就是所谓能够充实自己本来具有的善心，而成为天下君子的人。吴侯在世上享有声名已经三十年，却还在这里担任远方官职；如今他向东归去，难道会碌碌无为地只做这个官吗？《送石昌言使北引》。石昌言考中进士时，我才几岁，还没有读书。我记得曾和一群孩子在先父身边玩耍，昌言从旁边拿枣子、栗子给我吃。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又因为亲戚关系，所以十分亲近。昌言考中进士、获得声名的那天，我后来渐渐长大，也稍微懂得读书，学习句读、属对和声律，还没有学成便荒废了。昌言听说我荒废学业，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察觉他的心意，知道他很惋惜。十多年后，昌言考中进士第四名，任职于四方，彼此没有音信。我长大成人后，才感到悔恨和挫折，又重新学习。又过了几年，我游学京师，见到昌言；我们在长安彼此慰劳问候，像平生好友一样。我拿出十几篇文章，昌言非常高兴，称赞写得好。我晚年才学习，又没有老师，虽然每天作文，内心仍很惭愧。等听到昌言的评论，才颇为自喜。如今又过了十多年，我再次来到京师，而昌言已经任两制官，奉天子之命出使万里之外、强悍不屈的边境。他高举大旗，跟随的骑兵有数百人，送行的车辆有千乘，出了都门，意气慷慨激昂。我想起儿时在先父身旁见到昌言，哪里知道他会显贵到这种地步？这并不值得奇怪。我唯独对昌言有所感慨。大丈夫活着不能做将军，能够做使者，在言辞之间挫败敌人的锋芒，也就足够了。往年彭任跟随富公出使归来，曾告诉我：出了国境，住在驿亭，听见数万匹披甲战马奔驰而过，剑和长矛相互摩擦，整夜都有声响，随从的人惊恐得变了脸色。到天亮时，查看道路上的马蹄印，心里还战栗不止。那些人用来向中原炫耀的事情，大多就是这一类。中原人没有看透他们，因此有时竟然震惊恐惧，说不出话来，成为远方人的笑柄。唉，怎么会不思考到这种地步！从前奉春君出使冒顿时，故意把壮士和健马都隐藏起来，因此才有平城之战。如今的匈奴，我知道他们没有能力有所作为。孟子说：‘游说大人时，要轻视他。’请把这句话作为赠言。《丹棱杨君墓志铭》。杨君名某，字某，世代居住在眉州丹棱。曾祖父名某，祖父名某，父亲名某，都没有做官。杨君娶某氏之女，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叫美琪，次子叫美琳，再次是美珣，幼子叫美球。美球曾在安靖军任职，我游历巴东时，因而认识了我。嘉祐二年某月某日，杨君去世，享年若干岁。四年十一月某日，葬在某乡某里。将要下葬时，美球来请我作墓志铭，希望父亲的名声后世不灭。我不忍心拒绝。美琳在父亲去世前一个月先去世，美琪、美珣都立志求学，而美球已经在朝廷做官。铭文说：岁在己亥，月份在子。修筑高大的坟丘，挖掘深深的墓穴，把遗体托付给后土。先生的骨肉，归来安息于此。生有四个儿子，息有三人哭祭；后代众多如云，不能尽数记载。此后难道不会富贵吗？嘱托我作铭，依靠他的幼子，历经千万年，难道不伟大吗？《祭史彦辅文》。唉！彦辅，你为什么竟会这样？你为什么辜负上天？世上谁不能长寿，而上天偏偏吝惜你的寿命？世上谁不能富贵，却让你终身贫贱寒苦？谁没有众多子孙，满眼都是幼小的孩子？你早夭本来已经令人悲伤，为什么偏偏只留下一个幼子，又让他夭折，使你的后代断绝？帷帐低垂，帷帐下面还有谁？有一个尚未成年的人，是彦辅的侄子，系着丧带哭泣，叩头来到灵前。天高而苍茫，悲痛的哭声上达不了天，谁知道这份冤屈？我停止哭泣，久久思念。想起当初结交时，在康定、宝元年间，你意气豪迈，纵横放任，像鹫鹰搏击、鹏鸟高飞；奇文怪论，卓然无敌，使旁观者惊惧。记得你大醉时，半夜经过我家，狂歌大叫。我不喜欢饮酒，整肃衣襟端坐，整夜一言不发。别人暗暗惊疑，似乎以为我们不合，为什么我们却如此欢畅？唉，世人哪里知道！我和彦辅心意相契，忘掉形迹，仿佛飞腾云霄，无论远近都没有隔阂。你先于我离世，我后来奔走于沟壑之间，不论艰险平易。我落水时你伸手相救；破窗、孤灯、冷灰、冻席，我们曾一同不眠。游历王城时，无论饮食、醒睡，都相互依靠而心安。庆历丁亥年，诏令停止防御事务，我将向西出发，心中感慨万分。我的母亲年老了，甘防之事尚未办完，我前往南公处奔走请求休假，于是到了甘防。

译你当时也来了，停在临江，拴好马，解下鞍子，爱惜弟弟子凝。事情仓促，你被送入狱中，全家惊慌喧闹。到了秋天八月，我将要北归，船也已经准备好，早晨忽然有你的书信送到；我打开一看，惊叫起来，于是遭逢母亲的大丧。故乡相隔万里，我哭泣流血般地奔波，哪里敢期望活着回来？途中遇见你，你握着我的手安慰我说：‘不要自己伤害自己！’旅途中住宿时魂魄惊悸，半夜起身赶路；长江大山之间，前后呼应的声音仿佛告诉我不要害怕，陪伴我进入关塞。回来不久，你因病而残废，手脚像痉挛一样。我赞赏你的心志，刚强如铁石，越来越坚定。你瞪大眼睛高声呼喊，连屋瓦都像要被震落，听见的人都耸起肩膀。子凝去世时，你大哭吐血，伤心至极。那时我游历京师，勉强起身为你饯行，彼此相对，久久不忍离去。我从东方回来时，你们兄弟二人已经丧母，我归来心中充满辛酸。你的病势危急，我奔走前去探问，医生说已经难以救治；我询问后事，你已经不能开口说话，悲痛涌来，堵塞咽喉。你遗留下来的文章和稿本散落了，我替你收集，修订编排。我知道你的名声不会磨灭，千年以后，你的名字仍会长存。唉！彦辅，实在是上天夺走了你。我在寝门哭泣，白发斑斑，疾病又加重，躺着不能奔走。哭泣着写下这篇文章，命苏轼前去祭奠，以安慰你的魂灵，尚飨。《祭任氏姊文》。从前我的曾祖父子孙满堂，姐姐的祖先正是他的孙辈；不幸早逝，又没有留下后代，后世的祭祀便寄托在姐姐身上。在女儿家祭祀时，听见的人都抽泣叹息。姐姐如果不能长久存在，后代便会更加疏远。姐姐尚未去世时，苏洵编写族谱，兄弟和各房子孙都可以一一数清。想到姐姐的先祖，后来又会是谁呢？来回思量，却看不见他们，因而悲伤。悲伤姐姐早逝，本应长寿，享受春秋两季的祭献。如今姐姐终老而永远归去，又和良人一同葬在原野。送葬哭泣，酸楚辛苦；姐姐的子孙恭敬、愿意、善良而谨慎，将来应当有显达的人，以填补这份遗憾。跪下读这篇文章，告诉姐姐，使她没有遗憾。鬼神若有知觉，希望能够前来鉴察，尚飨。《祭亡妻程氏文》。唉！我和你相亲相爱，约定相伴百年，哪里知道你中途抛下我，先我而去京师，原以为不久就会回来。唉，你这一去，竟然片刻也没有停留。你去了却不回来，我心中永远悲哀，反复思索，总以为你还会回来。人们也说过：死生长短，既然谁都不愿意，又能让谁逃避呢？我唯独为你悲伤，因为你一生遭逢许多灾难。你有六个孩子，如今还有谁在堂上？只有苏轼和苏辙还活着，没有夭亡。我抚养他们，安慰摩挲他们，等他们成年、成婚，教他们学习，希望他们不要没有声名，日夜勤奋不懈。谁知道你的辛劳？你带着他们向东去，临出门时迟迟不忍离开。如今此去如果不能成功，后来凭什么回来？两个儿子告诉我，母亲辛苦劳累；现在如果不急切努力，将来怎么办？无论严寒酷暑，他们在崎岖道路上奔波；后来已经报名，在南宫参加考试，文章光彩照人，使群公赞叹惊异。两个儿子欢喜跳跃，我知道这是你心中的愿望；你并不是实在喜爱官职，而是希望他们以文章闻名。我如今向西归去，也有了可以告慰你的话。故乡相隔千里，本希望母亲长寿，回来却只见空堂，哭泣着再也见不到人；看见旧日遗物，伤心流泪，悲痛深切。唉，我已经老了，独自一人在四海之间；自从你去世，家中失去了知心朋友，孤独终日，有过错又有谁来规劝？从前我年轻时，游荡而不学习，你虽然不说什么，心里却一直不快乐。我知道你的心意，是忧虑我终将湮没无闻，所以感慨叹息，劝我改变志向，才有了今天。唉，你已经死了，再也无法得到你了。安镇的乡里，有一处地方名叫可龙，隶属于武阳县，在州城北面；东边有一座盘曲的山丘，只有你的坟墓在这里，墓中凿成两个墓室，约定将来和你同葬。骨肉都归于土地，魂魄没有不前往之处。我回到旧居，一切都已经改变。你的魂魄如果还没有消散，不久就回来吧。《祭侄位文》。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父苏洵用家中的酒食果品祭奠亡侄的灵魂。从前你出生时，比我晚五年。我虽然是你的叔父，但小时候和你一同玩耍，情同兄弟。然而后来我一天天长大，你也逐渐成年。我到四方游历，而你留在故园。我回来居住后，你便跟随你的二叔旅居东都，十三年没有回来。如今我来到东都，你却突然死去而无法救治，这难道不是天命吗？唉！几十年间，我和你出处不同、行迹参差，竟然不如幼年时亲近。正要和你一同在这里旅居，你却又在一天之内去世。人事变化，为什么这样反复，总是与人的愿望相违？唉，我的大哥，他后代中还在世的，从今天以后只剩下你的幼弟和你的两个孩子了。这正是使我更加悲痛的地方。你死后第五天，你的家人将把你安葬在京城西郊。如果魂魄有知，就在这里永远分别了，尚飨。《祭史亲家祖母文》。唉，人的一生能有多久？百年之间，死去的人多得像麻一样。回头想来，真令人哭泣悲伤。夫人的孙女，嫁给了我的儿子苏辙。从最初订婚直到今天，上天没有怜悯，灾祸接连不断。起初是丁亥年，天崩地裂，先父去世；后来近年，儿媳的母亲也突然离世。回想这些苦难，本以为也就到此为止，谁知道如今竟还有更严重的灾祸？家庭遭遇不祥，死去的人无法救活。轮到夫人，也遭受了这样的灾祸。儿子丧失母亲，儿媳丧失祖母，谁能想到人生竟会到了这种地步？叹息伤心，悲痛不能停止。《议修礼书状》。苏洵先前奉诏编纂礼书，后来听说群臣上奏，认为祖宗所实行的礼制不可能没有错误和不合经典之处，想全部删去，不让它们留存记录。苏洵私下认为议论者的说法与诏令的本意大不相同，为什么呢？先前授予我们的诏令，意思是：‘汇集过去的故事，使后世不要忘记罢了’，并不是说制定成典章礼制，让后世遵守施行。既然如此，苏洵等人所编的，是史书一类的东西，遇到事情便记录，不选择善恶，详细记载曲折经过，使后世能够知道，而善恶自然显现；这就是史书的体例。至于只保留善事、删去不善之事，那是制作典章的事情，不是我们职分所能做的。议论者因此责备苏洵等人，不是太过分了吗？况且还有不可行的地方：如今朝廷的礼制虽然详细完备，但大体上往往也有不妥之处，并不只是一两件事；如果要删去一些，却不知道究竟要删去哪些。既然要删，就势必不能不全部删去；全部删去，礼制就会残缺不全；如果只删这一件、不删那一件，就足以造成相互抵牾、参差不齐，无法统一。况且议论者的意思，不过是想掩盖过错、忌讳缺失，以保全臣子的义务，如此而已。

译从前孔子编写《春秋》，只有那些因悲痛不忍明说的事情，才加以隐讳；例如桓公去世、子般死亡，便没有如实记载，因为认为这些事不可以明写。至于造成宋国动乱、齐国田猎时登上僖公之位、制作丘甲、实行田赋、给桓宫的楹柱涂丹、在桓宫的椽上刻字等类似事情，都照样记载而不隐讳，意思是认为这些事虽然不善，却还可以记录。如今先代所做的事，即使有小小的错误，也远远不及《春秋》所记载的那些；如果都让苏洵等人隐讳不记，就会使后世不知道事情的轻重深浅，只看见当时的臣子竟然隐讳而不说，以为有极大的不可言说之事，这岂不是想增加好处，反而造成损害吗？《公羊传》的说法中，灭纪、灭项，都是替贤者隐讳；但所谓隐讳，并不是不记录，而是记录却曲折其文。这样看来，事实仍没有被抹去。事实仍未被抹去，并不是为了彰显过错，而是为了表明过错只到这个程度。如今无缘无故把先代的事情抹去，后世将不知道而大为疑惑，这是极不方便的事。班固编《汉书·地理志》，凡是汉代的事情都记载，没有选择。如今如果依照这种办法，那么先代略有错误的地方，不足以损害其大体光明，却可以使后世不再疑惑；也可以使苏洵等人履行自己的职分，不至于侵犯其他官职。谨此具状申报提举。参政侍郎想请将此事备录后上奏。《贺欧阳枢密启》。恭闻您光荣地奉皇帝诏命，入朝掌管国家枢密事务，士人百姓欢呼，朝廷内外震动。恭敬地想到，国家设置枢密这一职务，正是因为天下不能忘记武备防御。即使号称百年太平，也没有一天可以完全无事。军队不可废弃，这一职务最难担任：偏重文教就会损害国威，专门致力于武事又会妨害民政。近年以来，屡次更换大臣，都是由中书、枢密两府而来，以酬答过去的功勋；一旦历任两府，便超过百官，既没有防止功臣求进的忧虑，几乎只成了让人歇息肩负的地方。自从听到这项任命，我实在欣喜庆贺。大概这是顺应舆论所归，也可以安慰百姓最大的希望。恭惟您是当代杰出人物，为举世所推重；经世济民的文章，我早已衷心佩服；辅佐君主的谋略，到老也没有衰退。回想您平日，从小官做起，何曾有片刻置身于当世之外？天下没有大治，大概是因为贤者还处在下位。如今看来，还有什么困难呢？愿您凭借千载难逢的机遇，使四海对您的期望焕然一新。苏洵承受您的恩惠极深，欣喜应当加倍。原以为自己活着的时候没有机会看到王道大行，没想到临老之年还能看见君子得到职位。我身在外地，不能到府门拜见，恳请您仰体高明，俯赐鉴察。《谢相府启》。朝廷中的士人进取而不知道休止，山林中的士人退隐而不知道返回；这两种人相互受到世人的讥评，求学的人没有能够找到其中的适当位置。我年幼时读书，本来确实有意于出仕；壮年却没有做官，难道是故意求异吗？向上有皇帝的制度和限制阻挡，向下又有进士科举在后面驱迫，我常常因为用意太晚而自惭。大概别人还没有了解自己，自己却急着求得为世所用；别人还没有信任自己，自己却希望得到任用。仰身去迎合它们，实在困难。因此我认为，若想求得不受屈辱，不如退下来听凭命运。自然有一小块田地，足以供养自己。如今已经五十岁了，还要做什么呢？没想到我这个贫贱之人的姓名，偶然被朝廷内外听闻。先前承受两次诏命让我参加考试，本来已经与我的本心大不相同。况且召来考试，是要审察我的才干，那么在上位的人仍然没有相信我可以任用；既然未被信任，却还向上求取任用，我认为这近于强求别人，于是再次推辞。后来既然获得任命，凭我一个平民的卑微身份，难道还一定要实行自己的私意，敢指望王命的恩宠特别曲加照顾吗？昨天承蒙诏令恩典，施加给我休宠之荣；退下来反省自己，惭愧没有功劳。这全是昭文相公在左右辅助元君，使百官或舒或惨：德泽所流布，刑威所施加，天气不晴却使人和熙，不寒却使人战栗。只是怜悯我无能，有人说我或许还可收用，便不忍把我弃置在平民之中，也让我列于一命之官；对上可以安慰天下贤俊的期望，对下可以解除我终身饥寒的忧患。仰面思量这份恩德，哪里能够报答？从前孟子不肯接受召见，而孔子却不推辞小官，都是想端正自己获得官职的名分，所以慎重对待取得官职的缘由。孟子并非矫饰，孔子也并非卑下；如果推究他们内心的用意，各自都有道理。虽然我自知不才，却常希望追随在您的门下，这一点微薄心意，只请您裁量。《嘉祐集》卷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嘉祐集》卷十六 宋苏洵撰 杂诗二十七首 云从山上升起 云从山上升起，浓重地形成雾气。不是山没有仁德，实在是上天不顾念它。山川享用我的祭祀，替我反复申诉。难道我不怕上天吗？只是哀怜这片下土。斑斑的鸤鸠，早晨咕咕哀鸣。上天还不降雨，我也不能诉说劳苦。谁能替山川作主？还不如鸟兽羽毛那样有用。有匹骏马在野外 有匹骏马在野外，受到百般伤害也不呻吟。您不认为我良善，难道没有别人吗？把我拴在马厩里，却不驾驭我。既然不能始终善待我，还不如让我在野外。霜中秃毛，身体只好寄托给豺狼。宁可让我受伤，人却不肯顾惜我。没有您，我也会被遗忘。有只抵触人的小牛 有只喜欢抵触人的小牛，挨了两下鞭打也不退缩。既然说我已经抵触了您，那我的角该放在哪里？实在是上天把角给了我，您却想使我失去它吗？既然厌恶我的行为，为什么不夺去我这双角？如果想让我不再抵触，为什么不把角索去、关进牛圈呢？早晨的太阳升起 早晨的太阳升起，万物发出喧响。百姓在屋里，有的纺织；在田野，有的耕作；在道路上，有的经商；在边境，有的出征。上天养育这些百姓，使他们相互供养而安宁。可叹我究竟做什么，孤独地无所营求？起初是谁与我相伴，如今又是谁主宰我？我将要离去，去问问自己应当安身何处？我 我的客人到了 我的客人到了，我到门口迎接；他来登上我的堂屋，来饮我的酒。我拿不出应时的鳖肉，他便责骂我不勤于款待。向我要的东西太多，我只好推辞说办不到。客人对主人说：“只有您才这样对我；我向您要求得多，是因为对您的责备深，是期望您成为贤者。” 颜书四十韵 任君从北方来，亲手带出邠州碑，说这是鲁公颜真卿所书的遗迹，特意送给我，我当然不会推辞。鲁公实在是豪杰，是慷慨而有忠义气节的人。回想天宝末年，变乱在渔阳兴起，强悍的军队连勇士也不敢抵挡；儒生却高举义旗，感动了数十个郡，联合抗击羌夷。新生的势力还很弱，为什么力量尚未衰竭，用兵却终于不能取胜？真是叹息命运多舛。颜杲卿的兄长死在常山，烈士的眼泪流满面颊。鲁公若不死，天下的敌人都将欢欣，为什么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竟又让敌人践踏鲸鱼鳍一般的土地？鲁公本来就不怕死，我却实在悲伤于当时的局势。遥远地追念他的高尚情谊，只可惜我出生得太晚。近来见到一种异说，不知作者是谁，说鲁公本来没有死，这件事也已经够奇异了【有人说鲁公尸解，虽然被杀，实际上并没有死】。大概天下人的心，都人人系念鲁公；再加上他没有死的说法，正好可以安慰人们的苦叹悲伤。我想哭祭鲁公的墓，却茫茫然不知道墓在哪里。喜爱他一生的遗迹，往往还有零星留存。这几个字出自鲁公亲手，一看见就减少了我的叹息和忧愁。假使鲁公不善于书写，笔墨便会错乱而显得痴拙。想到他一生的事迹，哪里忍心把这些字丢弃在道路旁？何况这些字形颇为奇特，堂堂然有伟岸的形态仪表；笔力雄健而极其深沉稳重，老成的笔势和疏密错落的点画彼此呼应，笔画之间相互贯通而不违背，仿佛一个人的身体，鼻、口、耳、目、眉毛，虽然彼此形状不同，却各自相互联系维系。天上的星星稀疏分布，好像彼此并不相连，却在左右自然缀合，有的形成斗宿，有的形成箕宿。字的骨力严整，形体端庄厚重，安置得稳妥，没有倾斜危险。像篆书的鼎那样挺立而腹部宽大，高屋大厦那样没有软弱的栋梁。古代器物符合尺度，法度之物合乎矩规。我想象他开始落笔时，庄重严肃而不自卑。虞世南、柳公权的书法难道不好吗？可是他们的结体拘束烦琐。笔法还没有脱离俗格，平庸的手笔也敢窥伺其门径。自从我见到这些字，得到纸张也没有什么可施展的了。一辆车能防护百木，斤斧却容易将其砍削。那圆圆的明月，想要描画它的形状终究不可能。谁知道忠义之心，连余力也能达到这里？正因为得到这几幅纸，使我再次长声叹息。欧阳永叔《白兔》飞鹰在平原上搏击，禽兽四处乱窜，衰败的草色一片苍茫；它们被捕捉，跌倒翻滚，没有谁能够保全。白兔不忍心杀它，叹息着怜惜它年老，独自让它活下来，于是长期拘养。它起初野性十足，惊惧而强健；贵人织成竹笼，渐渐驯服，已经可以抱在怀中。谁知道山林那么宽广，穴居其实很自在。高风吹动枯叶，群兔逃窜，踪迹仿佛被扫去。它奇异的体质无法隐藏，照耀原野，明亮洁白。猎人指着它发笑，嘲笑它躲藏得太迟。什么时候才能骑着蟾蜍，亲手捣制灵药呢？答二任五言二十韵 鲁国人竟轻视孔丘吗？指着东邻家的孔丘，当时他虽然没有得到任用，弟子已经多得像乱麻。为什么乡里人竟然没有人为此感叹？在小小的吴越之间，询问圣人的遗骨，即使遥远也不怕；人们见惯了，反而不觉得奇怪。海边的人把龙虾当作同类。可叹我有什么值得称道？贫困居住，出门没有车。昨天进入京城，文章受到人们夸赞，旧日朋友却还不肯相信，听见后哈哈大笑。只有两位任君，知道我还有值得称许之处；你们远游在外，苦苦思念我，寄来长篇美文。我说自己也没有那么好，难道是你们把我夸大了吗？我已经贫穷而衰老，短发披散。厚禄无意求取，只想着治理山中的烧田。往年栽下苦竹，细密得像芦苇；庭前有三座小山，本来是水中的土墩。正对着它们凿一方池塘，寒泉映照着深谷。玩赏这些景物可以终日不厌，为什么还要去踏入早朝的衙门？什么时候你们来访，备酒备饭相邀迎接？愿意长久相互敬重，始终没有瑕疵过失。闲居各自无事，便多来喝几杯流霞美酒。丙申年，我在京师，乡人陈景回从南方来，辞去官职，得到太子中允的官职。景回过去在蔡地有田产，如今将要在那里修治园囿，以便在那里养老。我曾经有意在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地筑屋，作为休息的居所，却没有实现。陈景回想要我的诗，于是我写下这首诗来说明这个意思。景回记下我的话，将来可以知道我并非戏言。岷山南面土地肥沃，江水清澈平滑，鲤鱼很多。古人居住在那里，富裕的人很多；我却已经厌倦，想迁居平坦的原野。只怕后世子孙鄙陋而愚昧。走遍天下，我喜爱嵩山，于是想买地安置妻子儿女。晴朗的原野漫无边际，远望看不到尽头；山色映照田野，光泽仿佛被水润过。百姓生活舒缓，没有夭折和灾疫，衣冠整齐，都是堂堂的伟丈夫。我如今隐居，还没有改变志向；十年之后，不可能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您厌倦蜀地而喜爱上蔡，在那里占有百顷土地，没有边界。草深野阔，足够狐狸兔子活动；水里可以捕取，陆地可以收获，身体也不劳苦。谁知道李斯顾念秦国的宠禄，竟没有得到牵犬追逐黄狐的机会？如今您向南方去，已经足以养老；且看嵩山、少室山将成为我的居所。忆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韵

译年轻时喜欢奇异的踪迹，纵情驰骋于鞍马之间；放眼观察天下，喜爱这宇宙的广大；山川怎么看也不厌，于是浩然忘记返回。最先见到岷山、峨眉山，晴光照耀着西川；远远望去还没有登上，只爱它们青翠如妇女的发髻。冬天大雪没过小腿，夏秋又多蛇虫；到了春天才敢前往，匍匐着攀登高峻的山岩。有道路却容不下脚，左右传来鹿猿的叫声；阴暗的山崖上积雪像石头，逼近暖气便形成高高的水澜。走了一整天才到达绝顶，眼花手脚颠簸，自己害怕不能下山，抚摸胸口忽然长叹。坐定后姑且四处看看，风光已经不是人间；仰面几乎触及云霞，垂手仿佛可以抚摸百山；临风摆动衣襟衣袖，飘然像风中的仙人。后来来到荆州一带游览，谈笑间登上峡中的船。峡山没有平坦的山冈，峡水多有凶猛急湍；长风送着轻舟，一晃而过，难以详细观看。其中最可爱的，是巫庙所在的十几个山峰；高耸如青玉树干，低头也看不见它的顶端。其余山峰也诡异怪奇，土地古老，崖石顽固；长江浑浑然奔流，冲撞侵蚀，无法阻拦。如果不是峡山壮阔，浩浩荡荡没有边际，恐怕是造物主的意图，特意使它险峻而坚固。江山彼此相合，足以使后世没有水患。水路行驶一个多月，停船换乘征途上的马车，尽情奔驰在尘土中，直到眼睛被尘土迷得昏花。路上遇到汉水的乱流，喜爱它清澈的深潭；道路上遇到满身尘土的旅人，便可以洗濯得不留一点污痕。挥鞭进入京师，连年不能得到官职；悠悠然思念故乡，半夜也变得凄惨。没有再停留，赶着车奔驰过轘辕。从此认识了嵩山，它浩荡的形貌尊严高大，不列入众山之中，山体仿佛镇守中原。几天便到了华山之下，秀美的山色碧绿直照天空；上下数十里，映入眼帘的都是青翠高耸的山峰。渐渐看见终南山，它魁伟高峻，盘绕在长安一带。一个月看遍三座名山，胸中情怀也随着山势高举。渐渐大道走尽，倚着山上的栈道曲折前行；向下俯视是深不可测的溪谷，石头如交错的戈矛。凌空的楼阁使马足惊惧，险峻的山崖几乎擦过我的肩膀；左边是山，右边是断涧，中间的道路窄得像一根绳子。傲然斜视，停住马鞍缰辔，不忍挥鞭驱马；一座座断绝的山峰高耸突兀，彼此不相连接。转到山背，有时更加险峻，远处的山势仿佛争先奔向前方；有时越过山冈岭脊，只好下马步行通过险处。奇异的景物越看越好，辛劳困苦也转变成清新的欢乐。一步步登上剑阁，勉强前行，脚步几乎不能移动；抬头远望故国，漫漫一片只有青烟。等到下了鹿头坂，才看见平坦的沙田。归来后回望妻子儿女，壮志难以长久留恋家庭；于是十多年间，常常往来于这条道路。又听说吴越一带山明水清，鲜丽可爱；即使有百金也买一匹骏马，往日的志向仍不能自存。于是投身进入庐山、衡山，先去汲取瀑布的源头；瀑布飞流而下二千尺，水势强烈，无法涉渡。瀑布余下的水汽散成雨，遍地化作山中的寒意。接着进入二林寺，于是有幸听到高僧的言论；向他询问最绝妙的境地，他引导我一同攀登。一个多月不觉疲倦厌烦，岩谷几乎都走遍了。下山后又向南走，却不知道已经走了多远。南面的五岭，远远可以看见。想要前往那里，苦于路途并不容易，便打算去登临游玩，借此窥见群蛮之地。这一愿望最终没有实现，回来时心中忧愁煎熬。到家后不再出门，一转眼竟过了十年。昨天听说庐山郡太守雷君贤将要前往，便希望与他见面相识。又看见群山郁郁盘绕，绝壁横列三面，像一个破裂的大环相互包裹；五六州都倚靠它作为长城。大体说来，蜀山峭拔险刻，山气不温润，不像嵩山、华山北面那样气象浓厚繁盛。吴君是颍川的秀才，六年担任蜀地官员，被文书事务苦苦牵累。就像仙鹤被囚禁在笼栅中。岷山有青城县，峨眉山以南还有犍、黎、雅等地，也都可以到达；如今不能前往，当然郁闷，好比煎牛油从眼前经过，却不能得到一口。起初说要泛舟过峡前往那里，至今又耽误了。只有东北面的山依然送我归舟，其他山已经看不见了，这一带山景值得专心观看。上田待制 太阳落下，长空之下大野一片渺远荒凉。唉！秦始皇帝，怎样才能使这里富足强盛？山势高大，地脉厚重，小民身长十尺。耕田超过万顷，一次收成的粟米便足以堆成栋梁。年轻人从事游侠之事，都可以肩负弩枪；勇力并不自我夸耀，而且颇能吃干粮。天意对此大概另有安排，所以使这里连接西羌。古人遭遇边境祸患，接连与两方强敌争斗。如今正与当时相似，勇猛的士卒强悍如狼。跨上战马，背负弓箭，奔走时不择山涧冈岭；脱去铠甲，森然无所顾忌，裸露上身搏击敌阵。可叹谁来治理这里？众人畏缩退避，不敢承担。承担它便负有重大责任，若无成效，便不能朝见君王。田侯本是儒生，如今武略显赫。右手握着麈尾，坐在胡床上指挥。郡国广大遥远，边地却有积储的粮仓。秦地的旧境究竟在哪里？秦地百姓多遭战伤。这件事长期没有报告，如今将用什么来补偿？若能把这个消息报告天子，我便为侯爷歌咏这篇诗章。途中经过长安，献给都漕傅谏议 大丈夫心中本来就有许多牵挂，年纪大了更不能安定；居家不能快乐，忽然思念中原。慨然抛弃乡间房舍，匆忙奔走在道路上；穷山中虎狼很多，行路并非不艰难。从前厌倦奔波，闭门从事耕田、养蚕、种谷，姑且自给，就这样已经十年。遥想当今之人，草草忙碌，再没有闲暇；本想坚定地躺着不起，肩背上却实在像压着芒刺。平民与食禄之人，幸好都可以当面交谈；若默默不告知，也不能马上归罪。驱车进入京洛，藩镇官员都是通达显贵之人。在长安遇见傅侯，希望能向您倾诉肺腑。贫贱之中我已经老了，不再苦苦自叹；富贵不足珍爱，不过是浮云飘过长天。心中遥远地怀有许多思绪，恍惚难以自我陈说；世俗之人不相信我，排斥之下仅能苟存。昨天向东进入秦地，大麦黄熟，铺满田野；秦地百姓大概不会饥饿，我为您高兴得不能入睡。禁军有几千万，都要仰赖这些粮食填饱咽喉。西蕃长期不肯归顺，老贼气势非同寻常；士卒吃饱便可以作战，我难道不愿做他们的先导吗？傅侯您在西方，天子却忧虑东方藩镇；烽火还没有熄灭，哪里能够安定西部边防？傅侯您准备怎样做？明日将向东驾车而去。答陈公美四首 少年壮年时的事情已经远去，旧日交情实在值得怀念。人生百年能有多久？十年之间竟不能相聚。回想从前居住乡里，交游相处毫无猜疑；饮食不相舍弃，谈笑相伴已久。我拜您为兄，亲密的情分谁能拆散？那时头发牙齿都还未老，尚未到衰颓之时。我的孩子还在襁褓中，您还没有婴孩。后来您独自离去，到天边做官；我又厌倦奔波，远远退隐，不再回来。岁月幽深，难以凭恃；我们这些微小的人都已经老了。何况自从同您分别，多事的岁月年年推移；心力不能挽救，衰病侵入筋骨。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而我却苦于没有才干。您也已经有了后代，眉目秀美而且可爱。人事不知道要经历多少变化，想来最终还是难以相合。昨天本来不想出门，却苦苦被豪杰之士嘲笑。我郁郁不乐，谁来替您悲哀？忽然被您的话感动，向东奔走，登上高崖。不料您竟在这里，使我能够奉陪您的欢笑诙谐。您的容颜一如往昔，放声大笑震得尘灰飞扬。我老了，应当很奇怪吧，两颊已经生出白胡须。承蒙您先赠新诗，又推许我的古诗。贤俊之士并非总能独行于世，旧交也常常有所乖离。作诗回报您的美意，也姑且用来相互勉励。

译孔丘是鲁国的司寇，官职也已经很优厚了；只是祭祀分肉没有分到，他便戴着礼帽奔走于诸侯之间。当时人们不了解他，为了一块祭肉而奔走实在可羞；君子的志意自有所在，众人只知道责怪他。把这件事留给后世评判吧，清白光明，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孔仲尼为了众多婢女中的一个而奔走了十四年，荀卿年老仍未出仕，五十岁时才去求见田氏。看看这两位先生，难道是陷入了疯狂颠倒吗？出仕和退处本来没有固定标准，却并不妨碍他们被称为圣贤。他们确实相信自己，谁能阻止众多的流言呢？公孙弘过去被放逐，在沧海边牧羊；勉强听从乡里人的意见，年老时才向西游历秦地。回头看自己还没有成就壮业，却白白长期辛苦。君子难道一定要隐居吗？孔子、孟子也都是漂泊的旅人。送李才元学士知卭州 贫贱时使妻子感到羞惭，富贵时便能使乡关欢乐。如今不见李夫子，您得意地向西归还。白马渡过浐水，红旗照耀蜀山。归来还没有解下衣带，旧日朋友已经挤满家门。平生纵情游历的地方，哪里还会哀怜落魄的王孙？壮士不要拘束卑琐，应该以千金报答一餐之恩。送陆权叔提举茶税 您家本在江湖之间，如今向南行去，正好接近邻里的茶税事务；虽然琐碎繁杂，却渐渐喜欢上这份官职的资望。可叹您本来笃志于学，日夜喜爱文字。往年在巴蜀，我记得曾看见您研究《春秋》；起初名家学说纷乱如头发纠结，费尽心力才能整理。如今还不到五年，新的传注已经动辄堆满几案。又听说您想研究《易》，杂论之书已有万张纸。您的心思不可测量，日夜涌动如水。何年才能再次相逢？只会更加使我敬畏。只怕茶务太多，会扰乱您研究《易》的本意；茶务和《易》学两方面也未必互相妨碍。知道您才思充足。送王吏部知徐州 东徐州是三齐南面的邻地，您难道也是三齐人吗？辞去喧嚣而求得清静，于是得到徐州太守之职。野兔奔入草泽，鱼儿投入渡口；徐州的胜景绝佳，不必再问。请问项籍如今到哪里去了？秦国的江山雄伟豪壮，彼此不相上下。穿着锦衣游玩，想赶在清晨以前到达；霸王的事业如今已经结束了。只有太守朱轮双轮的车子，归来后凭藉形势，能够与古人并列。哪里有汉军能够窥伺徐州城门？论安定百姓、比较利害，您这一行已经胜过古人了。正好赶上汴水水流平缓。藤樽 枯藤生长在幽深山谷，蜷曲紧缩，看似没有什么用；没想到还会被牵累，剖空内部做成酒杯。您知道我喜欢奇异之物，送给我用来斟饮村酿。衰老的心绪正多感伤，为了您我应当多次举杯。藤制的酒杯结成螺旋形，村酒碧绿如水。打开酒樽彼此酬酢，整日醉倒在野外。青莎可以铺作席子，白石可以当作几案。什么时候才能斟饮清泉，长久借此思念君子？送任师中任清江 我喜欢而且还喜欢做事，也羡慕您正当少年；您像伏在槽边的马，刚刚接近马鞍，我已经看见您奔腾而过。萧条的时节正思念边地，谁知道您已经脱离我的羁绊？傲然登上泰山，如今您才开始治理一县，翱翔在大江岸边。大江多风多浪，茫茫然仿佛天空都要翻转；浩荡的江水吞没九州，足以壮大壮士的肝胆。人生怕的是不能走出局促的范围，束缚地守着一间小屋；没有见过宏大的事物，就不知道天地多么宽广。如今您是我乡里的俊秀，本来已经见过西川；去年担任边地官员，出入烽火之间，儒生的冠帽混杂着武士的头盔，屡屡同穿毡衣的外族人交谈。如今又将前往南方，大浪就在眼前；胸中细小的芥蒂，都会被吹尽，化为平坦的田野。陈汤喜欢观察地势形胜，所到之处常常纵目游观。我想您到了那里，胸襟胆气一定会豁然开朗。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 十年前曾任犍为县令，曾听说您吟咏四首感伤民俗的诗；大家都感叹您才高，足以担任御史，果然凭借忠诚进谏而获得统领军队的官职。会稽特意想使翁子荣耀，冯翊还将用来考验望之。船系在河堤边没有几天，南公大概已经奇怪您来得迟了。您留在台省，已经有多少年了？如今在江湖间得到一个郡，正高兴地要出发。躺着听清晨的鼓声，早朝时安稳地睡着；行船进入淮水，乡土的滋味顿时产生。细雨洒满村庄，莼菜正在生长；高风吹动旗帜，防船显得狰狞。到家时应当有酒壶酒杯慰劳您。倚仗邻里相助，不必害怕卿相。从叔母杨氏挽词 老人凋零去世，使宗族亲党悲伤；寒月凄凉，只能埋葬在旧日林地。白发已经知道邻里都将衰老，悲伤的情怀难以穷尽子孙的心意。几年之后，赠予的诰命埋藏在幽暗的地下，应当有铭文记载她的德行声誉。千里之外寄来书信托付哀恨，呜呜咽咽，送葬的人含着眼泪吟诵。次韵和缙叔游仲容西园二首 春天进入禁城，怀念旧日隐居生活。偶然来到芳香的园圃，仿佛又回到家中。层层翠绿的藤蔓缠绕在松树上，鲜艳的红梅开在竹林花间。客人怠慢，白费了主人郑重安排的盛宴；酒喝得太多也没有用，早早便醉倒如蛇。相公还留有遗书在世，想向郎君借来五车之书。栽种松树形成一条百余尺长的小径，隔着小径建堂，仿佛两家相对。厌倦世事，便共同相邀，整日饮酒直到口渴。春天先来欣赏尚未开放的花朵，客人来到庭院树下，寒鹊正在鸣叫。酒进入肌肤，便想起冷蛇般的寒意。衰病之身承受不了杯中酒，困倦醉倒后归去，倾斜跌倒，几乎要乘车而行。香 捣碎麝香、筛取檀香，放入模具制成香；分取薇露的滋润，调和鸡舌香。一缕香烟吐出，细如青丝；半炷香烧成，粗如玉箸。道士常常根据香烧到的次第占验经文，佳人只用它来检验刺绣的功夫。轩窗几席之间，随意都可以使用，不必高高举起鹊尾香炉。《嘉祐集》卷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嘉祐集附录》卷上 宋沈斐辑 老苏先生墓志铭——欧阳修 蜀地有一位君子，姓苏，名洵，字明允，是眉州眉山人。他的品行义行在家中修养，在乡里得到信任，在蜀地人中闻名，已经很久了。至和、嘉祐年间，他和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一同来到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到他所著的文章二十二篇，把它们献给朝廷。文章流传出来后，公卿士大夫争相传阅。他的两个儿子参加进士考试，都列在高等，也凭文学才华闻名当时。眉山远在西南数千里之外，一天之内父子三人名声显赫，震动京师，于是苏氏的文章便独步天下。苏君的文章广博雄辩、宏伟壮阔，读者肃然起敬，仿佛看见了他的为人。真正见到他时，却温和谦恭，像是不善言辞；等到亲近交往越久，就越觉得可爱。偶尔让他拿出自己的文章，越是叩问，越觉得无穷无尽。唉，真可以说是纯正明达、笃厚诚实的君子了。他的曾祖父名祐，祖父名杲，父亲名序，父亲获赠尚书职方员外郎，三代都没有显达。职方君有三个儿子：澹、涣都凭文学考中进士，唯独苏君年轻时不喜欢学习。年纪已经壮大，还不知道读书。职方君放任他，也不过问；乡里亲族都觉得奇怪。有人询问缘故，职方君只是笑而不回答，苏君也依然如故。二十七岁时才突然发愤，谢绝平日来往的少年朋友，闭门读书作文。一年多后参加进士考试，两次都没有考中。后来又参加茂才异等考试，仍未考中。退下来叹息说：“这些还不足以成为我的学问。”于是把自己所写的几百篇文章全部取出烧掉，更加闭门读书，五六年不再写文章。这样以后，才深入研究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说，考察古今治乱成败以及圣贤困厄、通达、出仕、退处的道理，取得其中精纯的内容，涵养积蓄而充满胸中，却压抑着不发。过了很久，他慨然说：“可以了。”从此落笔片刻便能写出数千字，文章纵横上下、出入驰骋，一定达到深微之处才停止。大概是他的禀赋厚重，所以成就发达得晚；他的志向诚笃，所以所得精深。自从来到京师，当时的后生学者都尊重他的贤德，学习他的文章，把他当作师法。因为他和两个儿子都知名，所以称他为“老苏”以作区别。起初欧阳修把他的文章上奏，朝廷召他到紫微阁考试，他推辞不去，于是授任试秘书省校书郎。适逢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的礼书，便任命他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使他领取俸禄，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共同修订礼书，编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后正要上奏，还没有得到答复，他便因病去世，实为治平三年四月戊申日。享年五十八岁。天子听闻后哀悼他，特意追赠光禄寺丞，命有关部门备船把他的灵柩运回蜀地。苏君娶程氏，她是大理寺丞文应的女儿。女儿生有三个，名为景先，早年去世；苏轼如今任殿中丞、直史馆；苏辙权任大名府推官。三个女儿也都早年去世。孙子名迈、名遟，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苏君善于与人交往，急人之难；别人死后，便抚恤养育其遗孤，乡人多感念他的恩德。晚年喜欢《易》，说：“《易》的道理深奥极了，之所以被弄得混乱而不明白，是诸儒用附会牵强的说法扰乱了它。去掉这些说法，圣人的本意就显现了。”他撰写《易传》，没有完成便去世。治平四年十月壬申日，葬在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苏君生在偏远之地，学问又成就得晚，常叹息说：“了解我的，只有我的父亲和欧阳公。”既然如此，除了我还有谁适合为他作铭？铭文说：苏氏显祖在唐代本是栾城人，因为做官而留居眉州。苏氏的子孙，从曾祖、高祖以来就在乡里传称仁厚伟大吗？明允在文章上大放光彩，既有文章，又有贤子；他的精神长存而不朽，他的后代更加昌盛。唉，明允可以说没有灭亡了。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司马光 治平三年夏天，苏府君在京师去世，我前去吊唁。两个孤儿苏轼、苏辙哭泣着对我说：“现在将奉送先君的灵柩回蜀安葬。蜀地的葬礼，是附葬在先人墓旁，同一墓地而分开墓穴。从前我们的母亲夫人下葬时，还没有为她作墓志，请您为我们铭刻墓穴。”我坚决推辞，却没有得到允许，于是说：“夫人的德行，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希望听听大概。”两个孤儿拿出记载她事迹的文状，拜谢着交给我。我拜受后退下，整理叙述道：“夫人姓程，是眉山大理寺丞文应的女儿。十八岁时嫁入苏家。程氏富裕，而苏氏极其贫穷；夫人进门后，履行妇人的职责，孝顺、恭敬、勤劳、节俭。族人环视她，从没有一点怨恨骄傲、傲慢无礼而可供讥笑责备的样子，因此大家都称贤。有人对夫人说：‘您的父母并不缺少财物，凭父母爱护您的心，您若开口求取，应该没有不答应的，为什么甘愿吃这些粗蔬糙米，唯独不能说一句话呢？’夫人说：‘是的，我向父母求取，确实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万一让人说我的丈夫要靠向别人求取财物来养活妻子儿女，那将怎么办？’最终也没有开口求取。当时祖姑还在堂上，年老而性情严厉，家人经过堂下，鞋履交错便发出声响，已经害怕获罪；唯独夫人能够顺从、合乎她的心意。祖姑见到她，总是高兴。苏府君二十七岁还没有学习，有一天慨然对夫人说：‘我看自己现在还可以学习，只是家里要依靠我生活；如果学习，生计就会荒废，生活怎么办？’夫人说：‘我想说这话已经很久了，只是不愿让您因为我而学习。您如果有志于学，即使把养活家人的责任加在我身上也可以。’于是立即拿出全部衣服和玩物，卖掉它们来经营生计；不到几年，就成为富裕人家。苏府君因此能够专心学习，最终成为大儒。夫人喜欢读书，都能懂得其中大义。苏轼、苏辙年幼时，夫人亲自教导他们，常告诫说：‘你们读书，不要学曹耦，只想以读书人的名声自我标榜罢了。’她常常称引古人的名节来激励他们，说：‘你们如果真能为正直之道而死，我也没有什么可忧伤的。’后来两个儿子同年考中进士，又一同考中贤良方正科。自宋朝建立以来，只有原资政殿大学士吴育和苏轼凭制策进入三等；苏辙所回答的话尤其切直惊人，这都是夫人平素勉励的结果。像夫人这样，才可说是真懂得怎样爱护自己的孩子。当初夫人看见家中财产已经有余，便叹息说：‘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福吗？长久下去，恐怕会使我的子孙愚昧。’于是寻找族人亲戚中孤苦贫穷的，全部替他们筹办婚嫁，救济并帮助他们置业。

译乡人中有急难的，她有时也接济他们。等到她去世时，家中连一年储存的粮食也没有。夫人于嘉祐二年四月癸丑日死于乡里，同年十二月庚子日葬在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享年四十岁。苏轼入朝后，追封她为武阳县君。共生六个孩子，长子景先和三个女儿都早夭；小女儿有夫人的风范，能够写文章，十九岁时，已经出嫁便去世了。唉！妇人柔顺，足以使族人和睦；才智足以整顿家庭，这已经是贤德了。何况夫人能够启发、辅导、成就她的丈夫和儿子，使他们都凭文学在天下显扬而受尊重；若不是见识谋虑高超卓绝，怎么能做到这样？古人称有国有家的人，其兴衰没有不根本取决于闺门之内的；如今从夫人身上，更加看出古人的话确实可信。铭文说：贫穷没有因此玷污丈夫的名声，富贵也没有因此成为儿子的负累；知道努力学习可以使家门显耀，知道正直之道可以使名声荣于世间；勉励丈夫，教导儿子，使他们达到光大之境。寿命没有完全配得上她的德行，福泽应当施及后代子孙。老苏本传——国史 苏洵，字明允，眉山人。多次参加进士考试，又参加贤良考试，都未考中。至和、嘉祐年间，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来到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到苏洵的《权衡论策》二十二篇，非常喜爱他的文辞，认为即使贾谊、刘向也不过如此。欧阳修把文章献上，苏洵得到召试，却没有赴试。授任秘书省校书郎。适逢诏令太常搜集建隆以来的礼书，于是任命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共同编纂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刚编成，上奏尚未得到答复，苏洵便去世了。朝廷赐给他家白银一百两、绢一百匹。苏轼推辞所赐，请求改为赠官，朝廷特意命有关部门备船运送他的灵柩归葬。苏洵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苏洵和苏轼、苏辙都擅长写文章；欧阳修所献的苏洵《机策衡论文》尤其优美，但大体都是论说军事谋略、权变、形势和机变的文字。老苏先生哀词（并序）——曾巩 明允姓苏，名洵，是眉州眉山人。起初参加进士考试，又参加茂才异等考试，都没有考中。回乡后烧掉自己所写的文章，闭门读书，过了五六年。学问已经充实丰富，才重新写文章。文章短的有时一百字，长的有时上千言。它指陈事物、分析道理，引用事物寄托比喻，繁多时能够尽情铺陈，简约深远时能够显出意旨；近处的事物能写得宏大，宏大的道理能写得微妙，细小的事物能写得显著，繁杂而不混乱，纵恣而不流荡。它雄壮俊伟，仿佛决堤的江河奔流而下；它光辉明白，仿佛牵引星辰向上升起。大略如此，那么我没有说出的内容，也可以由此推知。明允每逢遭遇困厄或通达、得意或失意、忧愁或欢乐悲哀，心中有所系念，必定在文章中发抒。对于古今政治的治乱兴衰、是非可否，心中有所选择，也必定在文章中发抒。对于应酬交往和万事变化，虽然表现在外面错综出现，但内心的用意始终没有不在文章中。嘉祐初年，他才和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再次离开蜀地，游历京师。当今参知政事欧阳修，那时任翰林学士，得到他的文章后认为奇异，便献给皇上。后来欧阳修任礼部官员，又得到他两个儿子的文章，把他们擢升到高等。于是三个人的文章盛传于世，得到而阅读的人都惊叹不已，有的感叹自己无法赶上，有的羡慕并仿效他们。从京师直到海边和边远险要之地，学士大夫没有谁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家家都有他们的书。后来明允奉召参加舍人考试，却没有到；朝廷特意任用他为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任命他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编纂太常礼书。而苏轼、苏辙又因贤良方正策进入等第。于是三个人更加显名于当时，声望也更加重于天下。治平三年春天，明允上奏礼书，尚未得到答复；四月戊申日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八岁。从天子大臣到街巷百姓，都听闻后哀悼他。明允所写文章有文集二十卷，流行于世。他编纂的《太常因革礼》一百卷、重订的《谥法》三卷，收藏在有关部门。又写作《易传》，没有完成。他的书流传下来，那么他的精神品格也可以由此知道。明允为人聪明机敏、善于辩说，才智超过常人；气度平和，面色温润；喜欢谋划策略，务求一切出自自己的见解，不肯沿袭旧路；颇喜欢谈论军事，慨然有建立功名的志向。两个儿子中，苏轼任殿中丞、直史馆，苏辙任大名府推官。他们把明允的灵柩送回蜀地安葬后，已经请欧阳公为他作墓志铭，又请我写辞章来哀悼他。墓志铭将要放入墓穴中，哀辞将要刻在墓上。我推辞不得，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啊，明允是国家的贤良；气质非常平和，志向却十分坚强。阅览古今，辨明兴亡；震惊一世，独擅文章。驾驭六马，驰骋无疆；像决开大河，冲击扶桑。文采灿烂如星斗，放射精光；众人折服赏玩，直到雕刻肺腑。从京师直到幽远荒僻之地，何况还有两个儿子与您并驾翱翔。歌唱律吕，和谐宫商羽；气势巍峨，正向上飞扬。谁说命运变化无常？忽然逝去，在汴水北岸。唯有自己著作的文章光辉灿烂；留给后人，福庆更加长久。啊，明允，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老苏先生哀词——章望之 您的出生啊，是岷山、峨眉山的英华；您的振起啊，使汴都为之倾倒。文章灿烂啊，声名盛大；忽然离世啊，您的神灵寂然。魂魄离去啊，归于幽冥；尸骨安葬啊，在蜀山一隅。猿猴悲哀地长吟，乌鸦凄厉地啼叫；神气如果已经消散，难道还要与万物一同归尽？太阳舒展于清晨，月亮照亮夜晚；风雨使天色明暗，寒暑不断变化。魂魄飘荡啊，究竟在哪里？忽快忽慢啊，往来于四方上下。唯独您的声名播布世间，美誉和未能施展抱负的感叹，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老苏先生祭文——蒲宗孟 唉！上天有灵秀之气，却不知道自行珍藏；没有什么事物能够得到它，唯独先生把它聚集成才智。大地有灵秀之光，也不知道自行隐藏；没有什么事物能够得到它，唯独先生把它发挥成文章。先生的才华，不是众人的才华：凌厉蓬勃，凌空穿凿幽密，超越后来而前无古人，自然形成自己的法则。先生的文章，不是众人的文章：刚健紧密、劲健雄壮，排山倒海；谈笑之间傲视一切，仿佛不需要巧匠雕琢。高峻华美达到绝顶，长松孤立而刚劲；即使掀动世俗、摇撼山崖，也不足以相比。先生的品行，如泰山飞云，流动奔涌、缤纷灿烂，盘旋长空、环绕太阳，足以成为先生文章的来由。唉！古代有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仍然能够实践；唯独我们的先生，是一般人不能做到却可以仰慕的。他出入奔驰，千姿万态、万般变化；纵横上下，穷尽幽深而贯通显明。先生起初还没有学习弦歌之学，二十七岁时才开始磨炼自己，闭门读书，不问其他。后来不过数年，连续参加两科考试，世人却不肯录取；于是回到岷山、峨眉山，曲折深入山涧，在幽静之地隐居，更加刻苦，终于登上赐轲。百家纷繁，诸子罗列；各自习为一途，汇集起来便形成一股潮流。《洪范》、史书和论说，有的诋毁、排斥、讥笑、责骂；《太玄》孤高而困顿，自古以来便少有人理解。

译先生一开口，便纠正谬误、排斥讹错，世上却没有人知道。先生已经老了，文章宗师欧阳公一见便惊叹懊悔，恨相逢得太晚；于是携带他的文章，竭力推荐引导，使他编纂礼书，补缀考订，探究讨论，以更新国家的大典法则和祖先制度。当时天下和朝廷长期趋向文治，争相传阅他的文章；规矩法式、风范气象，父子三人赫然显著，震动天下，贤者愚者都家家传诵。三人齐名并驾，所以欧阳公在墓志中说：“学者多尊重他的贤德，因为他父子都知名，所以称先生为老苏。”善于评论文章的人也说：“先生是欧阳公一派的人。”唉！先生的声望多么盛大啊！如今已经无人能够赶上，后世还能有人继承吗？天下的贤人，往往只有一项长处；看他们的才力，常常具备一样便已满足。唯独我们的先生兼收并蓄，广泛积累，箱笼满溢；所求无所不有，如同打开宝藏，精金美玉无不具备，使人惊心动目。天下的人筋弱力衰，观察他们的才力，常常才缓慢行走便已经跌倒；唯独我们的先生快疾勇健、卓异超群，挽袖奋气，万里之遥顷刻可至，左趋右旋而不受拘束，终于窥见奥秘，踏入深境。宋朝拥有天下，如今已经五代了；景星屡次出现，丹凤屡次降临，流俗之人习惯见到，便不把它们当作祥瑞。唯独先生离群绝类，世上没有第二人，人们知道这是奇异之才，是太平的祥瑞，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景星和凤凰，又哪里值得一提？上天为什么不仁慈，突然把先生夺走！唉，悲哉，这种文章之道已经结束了；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了。天下人只能诵读他的言辞，思念他的为人，仰望他遗留下来的品行罢了。《衡论》《机策》，是前人未曾达到的；石室金匮中，已经收藏了他的遗稿。《礼书》《谥法》，后世不能流传；宫廷广内和秘府中，独有他的遗编。从当世直到后世，从百年直到千年，使后来的人读这些书来帮助大道。由先生来观察圣贤，然后知道蜀地的扬雄、司马相如并不足以珍贵；在千古之后，从剑门以南，唯独有先生而已。唉！宗孟仰慕先生已经很久，却不能手执绋带，扫除道路，跟在门人之后送葬；我深知先生，却不能向您质疑请教，来破除心中尚未明白的疑惑。灵舟沿江往返，丹旐白日展开。江水清冷，峡风吹起尘埃；白石光亮分明，青山高大险峻。天气寒冷，岁暮将临，更增加我的余哀。在灵柩前拜了两拜，凄惨地回望，悲伤地怀念。祭品盛满豆和登，酒盛满樽罍。仿佛音容若有若无，恍惚疑心您将要回来。幽远得无法接近，只能长声痛哭而回。唉，唉！先生也已经这样离去了啊。” 老苏先生祭文　　　　张焘 呜呼！蜀山的英华、岷山的灵秀，积累日久而根基深厚，所以您晚年才成就功名。您怀揣策论、囊装书籍，再次游历上京；两个儿子陪侍而来，一时之间声名显贵，群公争相推重、荐举、借助。苏氏的文章，于是独步天下。礼经和谥法的考订，尚未来得及完成；上天不肯多留您，忽然使您去世。呜呼！我认识您也已经很久了，您的灵柩归乡，我却不能前往吊唁，像孺子追慕那样尽哀；墓门掩闭之后，又远隔不能前去瞻望。姑且陈设一樽薄奠，表达我的哀悼。伏望您尚能来享用这些祭品。《嘉祐集附录》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