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全堂集卷一

译臣私下见到，御史杨镐、原任刑部郎中王明时，近来因为奸人乐新炉等供词牵连，奉圣旨降俸调用。臣下如果掌管风纪，却果真亲近群邪、徇私枉法，即使被屏退，也应甘心，何况只是蒙受从轻处罚呢？然而臣读吏部覆奏，其中说明杨镐、王明时的事情，据都察院、刑部分别查勘后回复，他们与乐新炉等原本没有牵涉，也没有枉法徇私之事。仅仅因为一纸单独的供词，竟遭到公开贬黜，这是听信奸人一面之辞，抛弃大臣查勘后的覆奏。臣私下认为，这不足以使二臣心服，反而会助长奸人攀连陷害的计谋，似乎有损于政体。但这种危害还算小。臣又私下听到众人议论纷纷，都说二臣之事，吏部查覆既然证明无关，阁臣票拟只拟降俸，而调用的旨意却突然从宫中发出，并非皇上有意治罪二臣，而是司礼监太监张诚假托圣旨，以发泄自己的私怨。原来在审理重大案件时，司礼监太监奉敕命令法司大臣共同审录，旧例由一名御史前往请示；到了后来，司礼监独自设置高座居中正坐，法司大臣反而分列左右坐下。相传这种陋规起于王振专权之时，因袭至今。杨镐以御史身份任朝廷风纪之官，不应屈身向宦官请示，也不屑前往请见。张诚听说后因此怀恨。原任刑部郎中王大谟上疏，请求撤去司礼监居中的座位，改将圣旨牌置于上方，令司礼监与法司大臣一同分列左右而坐。奏疏虽然没有实行，但张诚的怨恨更加深了。所以他借奸人的牵连供词，想贬黜二臣来发泄愤怒；王明时则只是偶然与此事有些牵涉，于是也被迁怒。刑狱是天下最重大的事情，法司是朝廷的纲纪，大臣是天子的股肱，御史是天子的耳目，如今却让宦官占据他们的权力，肆意凌辱群臣之上，这难道不是辱没朝廷、使当世士大夫蒙羞吗？这正是杨镐不屑前往请示、王大谟愤激上书陈言的原因。张诚竟敢任性发泄胸中怒气，乘机降黜官员，以满足私心，他竟敢如此窃弄君权、蔑视廷臣，真是太过分了。假使二臣确实罪当贬黜，降调确实出自圣断，并非由于左右近臣的言语，那么即使使外廷诸臣妄自猜测、相互传播，也足以张扬宦官的威势、夺去群臣的气势。假使事情果真另有原因，那么张诚假托威权、满足私欲的计谋十分狡猾，而这种苗头更不可放任滋长。宦官窃取威福的祸患，自古常常从细微之处开始，出于人们容易忽视的地方，以此试探。后来便暗中转移、夺取权力，奸党形成，暴虐的气焰逐渐扩大，开始时如同从笼中出逃，最终便凭险固守，毒害士大夫，伤害败坏善类，使祸患蔓延，谁也不知道何时停止。所以二臣只是受到轻微降调，事情看似细小；人们只知道惋惜他们无辜被黜，而臣最为痛惜和恐惧的，是担心因此酿成宦官专权、扰乱政治的祸患。伏乞皇上俯察臣狂妄愚昧的进言，如果众人的话有根据，就将张诚严加屏斥，以杜绝祸乱的根源；怜惜二臣无辜，准许他们恢复职务。倘若这些话是妄传，事情确实出自圣断，也请降下明确旨意，以解除群臣疑虑，使左右近习中的奸邪不得凭借宫禁势力作威作福。今后人臣的黜陟，应把公论交给部院办理，票拟听从阁臣；即使事情违背圣断，也应当面召阁部大臣，共同参酌，不能让宦官口含天语，乘机窃弄权力。这样，攀附的门路断绝，邪谋自然止息；黜陟恰当，人心就会信服；君权严肃，潜在祸患也会永远消除。臣私下看到，自古宦官转移权力的祸患，是国家酿成动乱最深、最大的原因，所以愿皇上防微杜渐，折断邪恶萌芽；臣不避越职之罪，冒犯天威直言，实在不胜愤激战栗。○爱惜人才、扩大言路疏

译近来接到邸报，看到陈泰来的一道奏疏，内容是为京察中被极力纠举的一两个人辩护，其中有牵涉承旨之处，恳请圣明洞察，以扶持世道、端正人心。事情奉到圣旨，陈泰来被降为极边杂职，贾岩、薛敷教、于孔兼、顾允成、张纳陛降三级调往外任。臣等捧读圣旨，不胜过分忧虑。臣下上书进言，虽然成效各有不同，但效忠之心相同；如果确实出于效忠，即使意见有所偏颇、所听风闻有所错误，也应虚心容纳，以培养士气。从来没有因为议论、援救一件事情，便使群臣接连遭到贬斥的。近来京察拾遗交相论劾，虞淳熙、杨于庭、袁黄等人的去留，虽然由吏部议定可否，最终取决于圣裁，是皇上独断的。如果果真因为三臣不肖、吏部专权，那么当时处分时情由应当明白，谁敢胡乱说话？如今吏部第一次覆奏时，虞淳熙、杨于庭都奉旨留用；后来刘道隆再次论劾，吏部回奏时，虞淳熙、杨于庭以及吏部官员又奉旨受到惩罚、贬谪。同一件事前后旨意不同，一件事赏罚却使用不同标准。不知情的人会说是皇上独断处分，那么为什么只在最后独断，而不在开始时独断呢？有些事情常常是按照阁臣票拟的旨意执行的，陈泰来等人也根据平常的情况对此产生疑问。难道他们明知是皇上独断处分，却故意装作不知道而诬赖辅臣吗？他们的话虽然超越职分，内心确实是出于效忠。皇上因为他们诬赖辅臣，便把他们全部贬斥。臣等私下认为，这种处罚也太过分了。皇上斥责群臣，是想要加重辅臣的权势；臣等认为，今天这样加重辅臣权力，恰恰会加重日后辅臣的过失。自古以来，辅臣获罪，大多因为喜欢谄谀、厌恶正直，专权自恣。权力是辅臣所拥有的，但实际上也是辅臣应当避开的。况且权力轻重，只取决于皇上的信任与怀疑；皇上的信任与怀疑，又只看辅臣是否公正无私。假如辅臣对于贤能与不肖、赏罚与功罪，都以天下国家之心公正处理，而皇上始终专一信任，把股肱腹心的重托交给他们，那么在朝群臣自然会同心协力、恭敬和衷，共同承受君臣的美德。辅臣即使想避嫌避权，他的权力也不能不加重。如今皇上特意起用辅臣，把国家托付给他们，难道能说他们没有权力吗？然而辅臣入朝之初，朝廷内外都殷切期待，认为册立太子的盛典可以由他们一句话决定。如今储位竟然错过了震动天下的时机，辅臣没有发挥挽回天意的力量，还被说成不肯担当，并且告诫他们的党众【原文有缺损】；这是外表有信任之名，内里却没有信任的实质。辅臣的权力，实际上是皇上轻视的。如今陈泰来等人论及辅臣、引用明确圣旨，皇上却因人们的议论而更加深信托付辅臣，又想加重相权，所以压制众议。只是臣私下不知道皇上究竟把什么托付给辅臣。如今不是把关系宗社的公权托付辅臣，而是把基于爱憎的私权托付辅臣，这就是轻视了本应重视的，重视了本应轻视的。将来辅臣因为权力而招致众怨，一旦有人议论传入宫中，陈泰来等人今日被斥，就会被说成皇上堵塞谗言以加重辅臣；到后来又会被说成辅臣钳制众口以张扬威福。每驱逐一个大臣，就增加一层疑点；辅臣即使家中安置一万个发言者，又如何自我辩明？过去议论张居正、申时行的人，有的被贬，有的被斥，都是皇上亲自处分的。如今朝廷内外沸沸扬扬，都认为是两位大臣的过错，这不是已经成为一面明镜了吗？所以臣等说：今天用来加重辅臣权力的做法，正是日后加重辅臣过失的原因。况且如今公道大明，在朝群臣谁敢结党？赵南星被贬，群臣并不是与赵南星结党，只是因为时事不公，便群起营救；营救而没有结果，便又接连起来争辩。偶然因为意见相投，不知不觉声气相应，无非是为了国家爱惜人才、培植元气，行为虽近似结党，内心实在并无党私。皇上起初因为担心党众激变而告诫辅臣，如今又因为怀疑结党乱政而猜疑群臣。一旦疑心打开，人人都会被视为党徒，人人都会感到自危。汉、唐、宋党锢诸贤的教训并不遥远，其中关系绝非小事。陈泰来等六人，伏乞皇上察看他们的内心，宽宥他们狂直的态度，不要因为怀疑他们结党而斥责他们。这样，开始议论斥责他人时，人们会说皇上如此重视辅臣；后来宽留进言者时，人们会说皇上如此宽容小臣；恩威都由皇上独断，皇上就不会失去任用宰相的诚意，辅臣也能避免被议论为包揽权力，群臣还可以表明自己没有党私的本心，君臣之间始终都能两全。如果说陈泰来此前屡屡放肆狂悖，那么就应当在过去处分，不应当到了今天才处分。君主对臣下，犹如父亲对儿子；父子出于天性，岂能藏怒积怨，等待时机才发作？拾遗所论劾的只是虞淳熙等三人，而如今因论救赵南星接连被斥的已有六人。臣等恐怕营救者不停止，贬谪者也不会停止；这样将把刚直之臣一举斥空，今后人人都面露惧色相互告诫，闭口不言，即使有重大事情，又有谁肯替皇上进言呢？这不是国家的福分，也一定不是皇上和辅臣的本心。臣等与陈泰来等人分任南北不同官职，不敢结党惑众；况且臣等是辅臣所举荐的，也不敢背弃根本以求取名声。只是侍奉君主不能欺骗，侍奉老师不能有所隐瞒。今天“权党”二字，关系到邪正消长的关键、言路通塞的关头，也关系到日后辅臣祸福的根源。臣等有不能忍心欺骗隐瞒的地方。伏惟皇上俯听樵夫般的直言，特别赦免陈泰来等人，这样不但陈泰来等人得以竭尽微薄之力，辅臣也可以保全名节。圣上的恩宠可以始终不变，相权可以得到尊重，士气可以振作，天下治理也可以达到。臣等不胜激切祈求恳请。○纠劾辅臣、辨明邪正疏

译臣私下认为，古今治乱的关键，无非是任用贤能、斥退不肖这两端而已。臣近来看到，正直老成的大臣不能安居其位，敢于直言、坚持正义的士人被逐渐排斥于朝廷之外，进谗邪、善谄媚的人却接踵进入国家。臣私下忧虑、反复筹划，不忍因为一己利害得失，便不向皇上尽一次忠。赵南星、孟化鲤，是掌管铨选的大臣，秉持公道、坚持正直，并不像刘希孟、谢廷寀等人那样依附逢迎、接受贿赂。舆论称贤的人被举荐后，却接连遭到屏斥，天下人共同惋惜并对此疑惑。赵用贤悔婚一事，虽然属于断绝恶行的过错，但他品行端正，天下都知道他贤能；仅仅因为吴镇这个小子一篇奏疏、一番请求，他便被召回，杨应宿、郑材得以窥见上意，交相上疏攻击，天下人又共同惋惜并疑惑。至于孙鑨的清廉自守、公正无私，李世达的干练通达、刚正明察，李桢的孤高耿介、清廉端方，虽然才干品格各不相同，却都是部院群臣所指称的正人君子。孙鑨与李世达先后离开国家，李桢不能忍受小人的辱骂，多次上疏请求退休，天下人又共同惋惜并疑惑。天下人共同惋惜，是惋惜这些大臣贤能却不能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天下人共同疑惑，是怀疑阁臣因嫉妒而使他们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近来看到行人高攀龙的一篇奏疏，深深惋惜诸贤离去，揭破阴邪的谋划，言辞正直而平和。臣私下认为，他是皇上的忠臣，也是辅臣的诤友，希望皇上息怒而听从劝谏，阁臣改变面目、回转心意。等看到杨应宿的辨解奏疏，却是厚着脸皮、丧失良心，结党助邪、伤害正直，空洞言辞横加诋毁，满纸盛气，借忌讳之名激怒皇上，想用一网打尽的计谋来迎合阁臣的心意。这样的疯狗、孽狐，已经不具备人的情理；参照公论，没有人不切齿痛恨。后来蒙受明确圣旨，命部、科查问，臣私下估计，皇上是想借全朝公论，明白公正地确定杨应宿的罪行，使其奸状昭著，以服众心，杜绝他的党羽。接着看邸报，见部院覆奏，虽然不能说没有斥责杨攀龙、惩处杨应宿，但议定处分时，人情仍很不痛快。恭读明旨，杨应宿只从轻贬谪，杨攀龙反而受到重斥。到了这一步，人心和公论不能不疑惑、惋惜，也不能不责备阁臣。阁臣的职责，是辅佐皇上治理天下；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进用贤能、斥退不肖更重大？如今贤能之人因为与自己意见不同便一定要斥退，不肖之人因为谄媚自己便一定曲意宽宥，堵塞众多正人的道路，打开群邪横行的道路，误国而不忠，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阁臣为自己辩解，一定会说群臣的处分都出自明确圣旨。姑且不论阁臣的职责就是票拟诏旨，不能欺骗天下人共同知道的事实；即使确实出自皇帝亲自裁决，阁臣受皇上心腹重托，难道就不能尽力挽回天意吗？如果认为出自圣裁，那么阁臣坐视皇上犯错，已经缺少辅弼君主、补救政事的忠诚；如果确实出自票拟，那么阁臣凭借票拟旨意的权力，暗中发泄私愤，却把过错归给君父，就是不忠中的极端。即使在降黜之后，表面上装作从中营救，想以此蒙蔽天下人的耳目，却不知道内心真相已经显露，明明白白地被人看见听见，谁还能欺骗呢？皇上的威福之权竟被阁臣假借到这种地步，臣恐怕将来奸党盘结，正直士人绝迹，国家的祸患将不可胜言。虎豹守卫九重宫门，谁还肯替皇上明白说出利害，公开斥责奸邪回避之徒？臣亲眼所见，内心忧虑，实在不胜痛哭流泪。明旨又说：“如今时事艰难，民生困苦，进言的人为什么不讲求理财、足兵等实际政务，却专门争论是非？”《大学》论述平治天下的方法，恳切地辨别那些宽容正直者与嫉妒正直者，认为这是为子孙黎民谋利除害的根本；至于理财等末节，则深深揭示任用小人的祸患，以至灾害一并到来，即使有善人也无可奈何。难道天下的祸患不正是由于小人得志造成、由于正直士人被远远排斥而开始的吗？而正直士人被排斥，又是由于大臣嫉妒他们；这一点说得深切明白，足以成为千古的借鉴。是非不能辨明，任用处置失当，小人便结党兴起；让他们理财，就会借“不增加赋税”的说法来掠夺百姓脂膏；让他们充实军备，就会侥幸追求未必能够实现的功劳，使百姓血肉横流，酿成祸患，积累罪孽，最终必定不可收拾。哪有是非不明而可以任用人的道理？哪有用人不当而能够使百姓足食、军队足兵的道理？臣认为，必须先辨明是非，使邪恶不能伤害正直，大臣无处容纳私心，小人不能施展谄媚，然后选择廉洁正直的人理财，那么苞苴贿赂不能进入权贵之门，国家赋税自然充足，百姓生活也不困苦；选择廉洁勇敢的将领治军，那么贿赂不能在官府中往来，军饷不会匮乏，民力自然增强。臣认为，理财足兵也取决于阁臣一念之间的公私，难道一定要效法青苗法、以熙河战事奏报功绩吗？再看吴宏济的一篇奏疏，辨别君子小人，洞察内心，黑白分明，却没有得到采纳，反而遭到斥逐。总而言之，只是触犯了阁臣的愤怒，错误地造成了皇上的过度处分。杨攀龙、吴宏济相继获罪，臣一旦发言，所获的罪难道会在二臣之下吗？但臣所惋惜的并不是二臣本人，只是担心忠直之士受到冤屈，天下的君子相继退去，谗邪之人受到轻纵，天下的小人相继进用。君子全都退去、小人全都进来，究竟由谁来承受这种祸患呢？臣之所以冒犯罪责而愿意尽一片愚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伏乞皇上把杨应宿削除名籍，并斥退郑材，以此作为小人谄媚求宠的警戒；让杨攀龙、吴宏济恢复原职，以奖励忠贞贤能之士。并请严厉告诫阁臣王锡爵等人，不要挟带私心，不要培植私党，不要因为直言刺耳便拒绝，不要因为谄媚自己便感到悦意；应秉持公心尽忠，斥退邪恶、扶助正直。这样，圣德将与日月同光，长久安定的太平局面可以翘首踮足等待了。天下幸甚，臣也幸甚。冒犯天威，臣不胜战栗之至。○附录 高景逸先生写在《谏草》后

译唉！这就是我的朋友安小范与我一同上书论事而被贬谪的始末。事情发生在万历癸巳年冬，直到天启壬戌年，前后共三十年。当初因一同上书论事而被贬谪的有五人，其中三人是侍御吴公宏、济南比部孙公继，以及谭公一召。只有我和小范留存，小范又在辛酉年去世。到今年，他的儿子共行三千里，到宫门叩首，上言先臣不幸，未能蒙受恩典录用，应该赶上表彰幽隐功德的典礼。天子下令审理此事，追赠光禄少卿，并赐诰命褒奖。唉！国家有什么对不起臣子的呢？神宗皇帝在位时，诸位被逐的大臣只是不能回到朝廷而已，都让他们能够悠游于家园，做泉石云山的主人。小范在这三十年中，独自享有梦寐歌咏的乐趣尤其完备。等他去世时，身后还有荣耀的名声，国家有什么对不起臣子的呢？所遗憾的是，小范痛恨光宗皇帝在鼎湖的事情，有诗说：“执简定应书赵盾，举朝谁请讨陈恒。”今年请求为他举行沐浴礼、表彰礼的人，奏章已经充满公车，却没能让小范看到，悲哀啊！我知道他的神灵一定在皇帝身边，请求讨伐奸邪的人应当更加急切；不然，为什么人心会这样大同呢？唉！君主不辜负臣下，臣下辜负君主，而不忍心辜负君主的臣子，必定不会容许那些辜负君主的人；这大概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哪里还要问生死呢！先光禄的四篇奏疏草稿，字字都从忠孝的本性中流出。至于论说宰相的一篇疏文，仿佛亲眼看见东林之祸，预先作了预言。宦官的气焰既然无法遏制，本来就必定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可惜没有被采信，反而被削除名籍，返回故里。至于他一生治理国家、经世济民的抱负，没有得到施展，只凭借正直的声名著称于当时，流传给后世。这难道是先光禄的本意吗？把这些文章编入第一卷，他一生的品行操守大概可以由此看见了。【六世长孙经传识】《天全堂集》卷一 七世长孙吉敬刊 ●《天全堂集》卷二 胶山安希范我素氏著 长孙璇编辑 六世长孙经传校录 《皇华游历记》《修奉直府君墓记》《访归季思隐居记》《养心日札序》《尚书揆一序》《周季扬近稿序》《于母张孺人六十寿序》《祭顾端文公文》《明处士近峯张公暨配巫孺人传》《容台清署启》《书养廉庄记后》○《皇华游历记》我平生很有游览的兴致，任行人时，慨然有远赴绝域、遍历名胜的志向，却没有实现。三次奉使出行，凡经过名山大川，总要登临游览一番。丁亥年初，奉命为荆溪万文恭公办理安葬，于是探访张公洞、玉女洞、善卷洞等，这些不过是故乡近水中的景物，没有什么特别。己丑年再次奉命，出发到云中迎接王文端公晋为首辅；途中经过居庸关，路过鸡鸣山，在风雪中穿着像铁一样沉重的皮衣，嘴冻得不能张开，舌头僵硬，几乎难以抵挡。但征车冲破风雪，马蹄踏着冰面，也很有奇趣。经过渔阳、上谷以后，所见只是平沙上的孤堡，千山横亘，成为华夏与戎狄的边界。因为奉行王命，时间十分紧迫，来不及登上边塞城墙，远望一片毳幕毡帐、逐水草而居的景象；在山阴的公馆停留，前后超过两个月。那里距雁门关近一百里，入关后不到三百里就可以到五台山；只是畏惧公文约束，不敢绕道前往，只接受郭宪使的邀请，到金龙池设宴。那里是桑干河的源头一带，暮春时节还没有青草，唯独池中蒲草、芦笋刚刚萌发，绿色茸茸地刺出水面，清泉澄澈，游鱼吐纳，为此感到十分畅快。归途中经过浑源，登上北岳，在恒山停留两天，很尽兴地享受了攀登幽境、远眺山川的乐趣，详情都记在日记中。从这里进入紫荆关，在山峡之间行走五百里，奇峰绝岭纷纷映入眼帘，应接不暇。四月望日进入都城，五月与秦、吴两位中翰同游西山、碧云寺、香山、平坡、隆福寺等处，住了两夜便返回。庚寅年第三次奉命出使，为楚藩册封，顺道回乡省亲。出了京口，登焦山；到乌江拜谒项羽庙；取道太湖，在黄梅观看四祖、五祖的道场；在齐安雨中游赤壁；经过武昌登黄鹤楼，游洪山寺；渡江登晴川阁，远望鹦鹉洲，只见水已经淹没，不能再有芳草萋萋的感受。归途中游九峰寺，到下雉，陪吴明卿先生坐在北园；船从富口出发，拜谒甘兴霸庙；到浔阳，郡守徐大化、司理徐元正邀请我登襟江楼；关税使徐尧莘邀请我登海天阁；游览东西两林，登匡庐山、天池寺，观赏佛手岩、香炉峰、竹林寺、锦涧桥等胜景，详情都记在日记中。栖贤三叠、白鹿等处，有一半在南康境内，因为轿夫说疲累了，便停止前往。渡过湖口，在石钟山下泛舟；彭泽没有来得及寻访柴桑里；只登了小孤山，经过天门山；在池阳登齐山；经过姑熟登采石矶，凭吊李太白祠；到达金陵，游览牛首山、献花岩、祖堂寺。癸巳年在宫中南曹任职时，登过一次楼霞、燕子矶，在牛首山住过两夜。这年冬天上书议论执政者。甲午年正月十四日是我的生日，清晨与同僚在朝天宫饮酒。朝天宫原是冶城，是谢安、王逸少过去游览的地方；正悠然产生遗世独立的想法时，听到被削除名籍的消息，于是换上平民服装回到官邸，收拾行装返回故里。此后虽然游览过天台、雁宕的奇景，两次探访东西洞庭的幽深之处，在吴兴买山，在武康结庐，吴越名胜往来游览数也数不清，但远赴绝域的志向终究成了泡影。○《修奉直府君墓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