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春堂续集卷五

译谁认识翻经的祖上人？如今只能在王中书的画里见到他的真容。当时宾客中有先公在场，却没有见到他的风采，唯独令人神伤【先公指我的高伯祖履旋、高祖履素二位府君，他们与祖上人是方外之交。王中书作画时，正是那时啊，正是那时啊。其后百三十年，嘉靖改元二月七日题识】。替冯廷伯题画【二首】。八方天地周流，都是我的精神。世间人争相喜爱的，不过是梦中的春色。请你不要向痴人诉说，谁会相信无身便是有身呢？茫茫碧海，海上没有天空，哪里有乘槎而行的人，不是仙人呢？回首汉廷，已经过去千年，使人反而想起当年寻访渡口的岁月。感谢王郡公赠送鹿。书院刚刚建成，道路也开通了。呦呦鸣叫的鹿从郡堂送来。二十年后却从庐山的梦中醒来，春草又在点易台生长。月岩。岩石高耸，足有千仞，是江边的石山；海上月亮高悬时，倒影映在水波中。有客人吹箫，却不是赤壁的主人，今夜的兴致又如何呢？读冯廷伯《元始剩语》三绝。等到子午之时完全没有形象，子时到了中间便有一点阳气产生。从此乾坤又有了日月，这个“天”的先后自然分明。太极生出人，人们都能谈论它；只是能知道二，却不知道三。谁能把三中的一拈取出来？还要同濂溪老子一起参究。刚刚责怪自己话多，话却已经说多了；风吹水面，马上便生出波澜。不如跳出樊笼而去，独自和尧夫唱那击壤歌。吴蜀胜游。向西进入岷山、嶓山，向东直到大海；万里长江仿佛银河。凭谁替我问那乘槎之客？天上人间的快乐，怎奈何呢？种兰花，感谢赵宜兴。九畹的兰草滋长起来，自从楚人之后便荒芜湮塞了几千个春秋；如今求得山中的兰花来种，老眼看去，株株都是真品。和丁仁夫《梦中忆涣然亭》诗。三位朋友从容侍坐，一座亭子直到深夜，灯火之下共同谈论经书。因为您的缘故，我反而惭愧，蒿庵曾经答应过我，要有春风吹奏点瑟的声音。喜鹊图。往年喜鹊屡屡为慈母预示游子归来，母亲也屡屡占问游子何时归来。今日中庭没有一件事情，只闲看风色，也依稀有所感应。萱草图。人的百年时光短暂，儿女的孝心却长久。我把自己比作萱花，珍爱这杯酒。今日在东湖图画般的景色中，穿着彩衣，以春酒在席间庆贺。春日在成汝从宅中观画。龙眠所画的打猎骑从，云湖的菊花；笔下的风神，眼前极为少见。春日石鱼湖上的雪景，坐在那里怜爱这清雅的观赏之趣，不知不觉又添了几件衣服。钱元抑春日来访，使用文内翰诗的韵【四首】。离开旧日隐居之处归来已经十年，回首风波，几经推移变迁？仿佛听说野史有新的评论，说到勇于退隐的人，如今又姓钱。记得在湖南任职的节序，偶然停留时曾把新政拿来询问朝廷。草蔬解后，衡山子相对着琅函，双眼一同映着青色。到了中年笔砚还没有荒废，新稿相继写满旧堂。湖上的行人时常指点，说钱家村就是郑公的故乡。东风吹拂青草正欣欣向荣，又到前庭迎接老朋友。一道清泉，千竿挺立的竹子，和您还约定一起去看山中的春色。祝九十岁的杨守愚老人长寿。天顺年初，有仁寿堂；弘治年中，有人瑞坊；九十四年后，又有这位老人。仰望前辈，越发感到光辉【仁寿堂，是京师茹氏有位老人，活到一百零四岁时，英宗复辟，赐给他高年服；听到老人的名声后，已经赐服，又命京兆设宴款待他，随后在便殿召见，还命六卿前往祝贺，因此建堂。人瑞坊，是太仓毛姓老人活到一百岁时，抚按诸公为他建造的。他的孙子文简公毛澄，以状元身份任大宗伯，老人也因而获得与其官职相当的赠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四岁〕 答王子春留别诗【二首】。岁暮山林中万木空寂，我独自行走，总向老松的东边。迂拙之人最喜爱宽阔清闲的地方，不肯寻根究源一直走到水的尽头。清静，是我一生偏爱的性情。晚年经营世务，哪里敢求得周全？尧的仁德广大无边，本来就没有界限。哪里有山林，哪里不是上天的境界？《醉石》次韵。太湖以南多有秀丽山峰，湖船偶然载我经过莲蓉；什么时候能把它移到三峰之下，让我和千年的两株古松相参相伴？戏赠秦国英。你家的竹林和我的竹林相邻，隔着墙共同保有岁寒不改的心。一场雷雨过后，竹笋如箨龙破土而起，送给我几茎竹子，价值胜过千万金。山中送春三绝。三月中旬，已经在春天将尽时送别春色。蔷薇架旁，木香花新开，或黄或紫，并非没有颜色，却终究同东风隔着一层尘土。想留住春天却留不住，只能送春归去。多事的杨花，纷纷沾上客人的衣服。有兴致时再来，哪里还用约定？青山白发之间，早已长久忘却机心。苦雨连绵，却怜爱新水上涨；天晴可喜，却又责怪野花开放。野花在小径旁，春天将要离去；新水在桥边，傍晚仍未归还。墨竹。旧梢新叶青绿而纷披，四十分中已经过去三分之一。刚说清凉的树荫还没有遍布，小径旁却不时已有客人来参观。题画竹枝为凤山司徒祝寿。梅花道人画竹枝，湘江风吹动碧云之时。写一封寄往北方的信，为司徒祝寿；仿佛在初次宴席上，唱起《绿猗》之歌。山僧送灯并吟诵古人的诗，因而依次用他的韵作诗。在幽静清深的地方，允许我享受闲适。早晨看云来，傍晚看云归。在泾水之上再次吟唱倪老的诗句，邵家亭子正面对着西山。听说管大夫为祈求晴天而勤勉奔走，随口作诗以表达爱戴和助力之意。我反而掀起衣裳，冒雨奔走；在风雷坛下，显露赤诚的心意。我这个病弱之人，平日也曾忝居民社之职，今日却低头想要拜谢您。兰畹尤翁把苏巾作为礼物赠给我，谨作诗致谢。您送给我苏巾，果然姓苏；畹翁也本来就是旧日的称呼。明早戴着它来到泉水边，更觉得“巾”的名称仿佛本来就属于我。雨中和叶美春相会。雨中客人没有来，我超然自得地留下来，等待中秋看满月。一杯清泉，几杯酒，穿着古代衣冠坐着面对青天。僧歌。我在山中来来往往已有几年，每年都有两位僧人相伴。不论禅理还是我的诗句，僧人歌唱时总要击节相和。隔着树林，风吹树叶，把流泉声送来。咏梅花菊。篱笆边的秋花，本来就很繁盛；何况它的色彩和香气又像梅花？竟误把栗里先生的居处认作孤山处士的家。赠董道卿三绝。昔日品评士人的亭前客人，如今却来到吴山，独自抚慰我的风月情怀。东湖的佳兴还在，一方青竹，几行书写。校勘书籍几度进入庐峰，在云泉、石边、松旁题遍诗句。如今高座上只剩满壁尘土，梦中还记得讲经时的钟声。侍奉东西两方，家中有年老的双亲；奉上鱼羹，不辜负著书之人。百年之后道眼如风山般老成，仍留得门墙之中的一脉春意。山中感事【二首】。羽人炼制将领，蔑视忠臣贤人；神道尚且能够延续四百年，到了这里，这种法术也应当随着气数穷尽。只留下清冽的泉水在山中。当时本来借助忠臣贤人的声望，却反而因为忠臣贤人而觉得严厉诬陷。旧庙已经空了，新庙寂静。回首睢阳，只见隔江一片荒芜。替勋侄题写元人的诗画。前辈的风流雅韵，尽在画中诗里。六个人处在不同朝代，不能同时相遇。《清平》一曲，满含春日兴致，只有金华太史能够知晓。送陈嘉猷赴朱氏馆。五里湖，南御史的家宅；春夜星光寒冷，带着草堂斜立。如今太邱仍在，在讲席上面对诸生，和他们游泳于圣人的境界。山中看梅，写信给如山、襄甫【三首】。

译山中的梅花比城里的开得早，却因为春寒也开得较迟。多事的邻僧又添了一番说法，说梅花迟开是因为在等待老夫的诗。墙角两树稀疏的梅花散发香气，春风的滋味已经先尝到了。即使让满山谷的万树梅花相连，也不如它们冒着寒意开放，意味更加深长。观赏梅花，出城看灯；回来后处处都是春风的兴致，唯独关心这一事。不知道沙翁和石老一同来时，是否有关于青山的佳句。题画。凤凰没有到来，已经有几千年了吧？仪态羽翼为何竟出现在石头上？笔下的究竟是真实还是幻象？一定是清幽的梦已经到了西周。留周文起在斋中住宿，早晨起来。有客人留宿在春风之中，我将为他作传。像仓公一样，居于蓉湖药室；又像董奉一样，满处都是杏花，千树绽放红花。送黄司训 春江水清澈，带着晴日的烟霭；清晨从苍梧出发，乘船行万里。长亭中的酒喝尽了，宾客也散去了，只有一个人极目远望楚地南面的天空。观阅《沧浪吟》诗卷。正德己卯年冬天，我遭遇刘瑾的祸难，在东朝房听候圣旨。三江毛先生来拜访我，与我谈论诗歌直到终日才离去。当时想看《沧浪吟》诗卷却未能如愿，因此有所缺憾。今天偶然得到此卷，追念往昔，感情都流露在诗句中了。《沧浪吟》卷三《江话》：先生帮助我谈论诗歌直到日头西斜，巡逻的士卒多次经过，宾客们都安静下来，却不知道门外正有风沙。与马天常留别 汪伦送我，也不如您送我深情；您到了严州，路途也将分开。不要说桃花潭的水浅，回头看来，它还比不上富春江上的云烟轻薄。正月初四到山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四日〕 清晨走出城门，远望九峰，处处风光都与人相逢。哪里知道下雪以后春意有多少？我在绣岭庭前观看栽种松树。与石泉 我醉了想睡，您暂且坐着。您如果坐累了，也回去休息。明天早晨若有意来，就抱着琴来，为我歌唱满院秋风吹梧桐。赠陆中书宏道 您玉一般的容貌、星一般的眼睛，近侍皇帝，行臣下之礼；读完经书，拜谒枫宸。还记得苏州巷口、宫詹馆中那明亮和煦的春光，坐席之间尽是春意。约吴、丁二位朋友登超然堂，遇到下雨，未能成行。五更时分风雨阻挡游人，树梢上的泉水徒然焕然一新。我最喜爱南塘的两位门客，到了晚年，他们唯独与我情意亲厚。为知微子七十寿辰作诗 禅心与僧人的戒腊，和青山一起经历了多少次相逢？游动的云彩去了又回来。即使还没有到古稀之年，也可以说在寂静之中已经穿透了百年人生的关隘。向杨正甫索取松枝，随口作诗代替书信 每逢观灯市，总要搭取清香的松枝。灯光映照月色时，石埠上的松枝年年都挑取不尽。今年才刚刚得到一首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次韵卢师陈《感事》一绝 五月里新堤还没有筑成，低洼田地里令人忧愁地听着桔槔声。只是因为黄梅雨下得太多，并不是人间的大地不平。询问彭明府的病情 两个月来无聊无事，谢绝了簿书文牍。金茎上的甘露相隔遥远，正如渴望甘露的司马相如。二泉的病客尤其疏懒，只有写信问候您的起居。题画凤凰 凤凰已经多年没有出现，回头望向西康，思绪遥远而渺茫。珍重钱郎移栽竹子的心意，庭前的雨露正如尧时的太平天日。题画蝴蝶 借着春风便放纵狂舞，哪里知道梦中正是庄周。世间还有更加痴迷的人，在画上涂抹朱砂铅粉，整天忙个不停。得到兰畹的唱和诗，再次采用前韵 画中那戴巾的人曾经见过，正是大苏；他头戴短檐帽，身材高大，我们过去常这样称呼他。应当唤醒千年的梦，在赤壁的船中认出从前的自己。题画二首 半山的台殿倚着秋日的天空，仙人的车驾荒诞难凭，野树一片红色。兴致来时，乘一叶孤舟还要到哪里去？上天把高阁留在惠泉以东。仙家的楼阁，海中的桃树多么艳丽。天气晴朗，云间仙鹤飞翔，羽翼高举。这是圣明时代开辟的长寿之域，八方的百姓万物共同受到陶铸。《庐山览秀》四咏 仰慕莲花 匡庐山北面有莲花峰，周濂溪曾经在这里留下踪迹。请您试着谈论《爱莲说》，如今我们同来观花，感受是否相同？怀念鹿 曾经和观山来到这里，山中云影从中峰西面连接到南峰。千年洞穴仍在，只是那头不眠的鹿，却记得多情的鹤翁，还是多情少呢？瞻望龙 石头像龙一样卧着，谁能瞒过得道者的眼睛？无须从世外另作观想。凭吊完武侯，只见云雾充满涧西郊野，却奇怪雨一来便难以成行。寻找栗树 菊花仿佛与刘裕结仇，秋风吹过古驿站旁的草外。下马不必唱旧日歌曲，九泉之下的英魂应当更加感慨行休之事。《米老拜石图》此人一拜，石头显得更高；他奔波劳碌而长久勤勉，手持笏板，身穿袍服。我也低下头来，敬重它的坚贞耿介；时常焚香，又向着高大的山岩礼拜。偶然闻到书香 年轻时喜爱新书和纸墨的香气，不惜书价，借钱也要偿付。坐在精舍中，又怀念往日海鹤诗中的“万卷堂”。我二十岁时，海鹤寄居我家，曾在先世的画上题写“万卷一堂，邀我共之”一句。鹅湖先生寄来《闲居》二绝，我依韵作诗奉答。从黄阁归来，两鬓还没有花白。一封信如今拿来向故人夸示。叫岩向东而下，江水如白练；仍然记得当年把船系在芦花旁。把经世治国的才能收起，不再谈论功劳；楼阁新近建成，碧色高高倚向天空。读完《黄庭经》时，便拄杖回来，与乡野老人吟咏鱼虫。冬日登山，和跟随我的两位僧人同行 乘轿趁着兴致进入山中，晴日里喜爱西风又带着北风。指点着听松庵外的道路，冬青树已经老去，果实刚刚泛红。游山时跟随世俗客人不如跟随僧人，这句话我早已听说，今日在山中遇到二位僧人，才真正明白。袈裟被风牵引着带路，脚步声登登作响。壬申年冬天我归来，遇见当今太宰陆水村，他对我说：“您归隐山中出行，跟随世俗客人不如跟随僧人。”如今想来，确实如此。陶节妇 节妇史参，是史将春的伯祖母。她二十一岁时守寡，能够守节并抚养丈夫年幼的弟弟，使其承袭世袭指挥的官职。传到史将春时，晋升为都指挥，评论者把这份功劳归于她。节妇享年八十二岁，曾经受到贞妇旌表。靖江一带千里之地建立高大的牙旗，原来是湖南老将的家族。一发之身关系千钧重任，长寿之地传承至今；祖姑的贞节已经受到褒奖。向南沙询问蜜制白术 医家很看重白术，天台郡守曾经把它用蜂蜜浸制后送来。嚼完之后还未察觉滋味，香气已经充满庭室；桃花流水之间，仿佛梦入瑶台。山中杂诗 一股泉水分成九道孔窍流淌，地中的孔窍个个都通向幽深之处。行人来到这里，愁肠几乎断绝，不必等到松风吹满月楼。八年月，七个人在山水之间相会。一位醉翁来到他的园中，园中景致更加奇绝；每次都留下余兴，寄托给恢公。《秋华十咏》，次韵如山

译木樨 小山歌唱完了，只剩下枝条。不要只说香气浓，颜色却不够艳。千古以来对广寒宫桂树的真正欣赏仍在；满天风露之中，今夜又会怎样？鸡冠花 花朵文彩密集，向着清晨开得繁盛；长久送走星光，越过孟陬。即使不能发声，仍能报告黄昏与清晨；也应当以花色记录春秋。玉簪 湘妃发髻旁遗落了一块美玉，却偏偏靠着秋风生长在草上。不要因为投桃便轻易相报，贞洁之心必须等到月光明亮时才可见。孩儿菊 名字叫菊却并不是菊，只恨徒有虚名；其中自有幽香，可以排解纷扰。秋风中采摘它，正在篱笆旁；只是嫌荒草太多，想叫人除去。锦灯 花朵高高低低，楚楚可爱，又蓬松繁茂。每每在无人寻找的地方，向野外客人开放而不为人知。莲炬般美丽，清晨出行时尤其喜爱它锦缎般的姿容。秋海棠 秋草茂盛，点缀着红色花朵。像春睡刚刚醒来，又在傍晚重新梳妆。并不是娇美的姿态能够使人愁绝，而是人间之人本自有柔肠。黄葵 花开到秋天，葵花才浅浅染上黄色。有根本便能自行保全，没有什么损伤。乡野之人一片赤诚若能如此，就应当托付一片忠心，献给朝廷。金钱花 子钱母钱结成一片，不必借助青蚨。天天在庭院下，看见金钱花，人们采来。若是可以拿去换酒，道路上的人人都会醉倒，想扶也扶不起来。大蓼 秋风中梦魂追逐楚江的水蓼，谁把这样的身影幻化在台阶前？尤其是《九歌》也收取不尽它的情思，年年相对，怨恨那些作《离骚》之人。雁来红 中秋月下，红云般的花朵飘落，水洗般鲜明；清波之上像锦缎一样有纹理。刚说雁来了，颜色真好看；更何况江上太阳刚刚西斜。题写姚雪窗的扇子 闲暇时到哪里独自幽寻？窗户正对着西峰，雪下得正深。寒窗苦读三冬并非虚言，今人的心也就是古人的心。赠惠训术秋山 甲子年转瞬即逝，确实如此！人世之间，原来也有蓬壶一类的仙境。闲暇时领悟循环变化的道理，坐倚高松，看着大海干涸。为顾西津题画 太古般幽静，山中日子漫长；幽居之人从梦中醒来，坐着焚香。东津有客人到来，还未到乱石滩头，便已把野渡的船系住。为外舅题古琴 高山流水的知音并不在琴，琴无声，哪里能得到知音？高大的松树疏落挺立，在秋风中吹尽尘世的牵累，只剩下这颗心。《容春堂续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容春堂续集》卷六 明代邵寳撰写 奏议五首 奏议 拟定祭祀先儒的奏状 钦差提督学校江西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邵上奏，为建言尊崇祭祀先儒一事：臣私下考察，先儒陈澔是江西南康府都昌县人。从他的祖父、父亲世代研治《礼经》，到陈澔时尤其努力探究，所得很深，曾经撰成《集说》一书，流传于学者之间。太宗文皇帝编纂《大全》时，特意选取他的书，与程颐、朱熹、蔡沈、胡安国的《易》《书》《诗》《春秋》传义一并颁布天下。历代圣主相承，到当今皇上在经筵进讲以及教人、取士时，也都采用这些著作。像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对圣人经典有功了。只是因为他隐居山林，声名事迹逐渐湮没，还没有得到特殊的典礼。可是乡里的后辈仰慕他的声望，仿佛亲承指授；他的一言半语，人们相互传抄记录。他居住的地方有山名为学堂，至今仍这样称呼。本县官吏、师生和年高老人等，已经把他与乡贤一起供奉在学校的群祠中，又另建祠堂一所，专门供奉陈澔的牌位。他的德行和道义得到众人信服，这一点从此即可看出。臣听说成化年间，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刘定之曾建议说：陈澔解释经书的功劳，虽然不敢比拟程朱，也可以排在胡安国、蔡沈之后，仿照何休、贾逵、范宁、杜预等人的先例，请求让他从祀先圣庙庭。臣愚昧地认为，关于陈澔解释经书的评价，像学士刘定之所说，品评已经恰当；参照乡里的舆论，也正如前面所说。伏惟圣明在上，建立中和之治，礼制教化正在兴盛；朝廷内外的儒士绅士考究礼学，仰望辅助盛世治理的人，到处都有。给陈澔确定祭祀等级，对于奖掖人才关系极大。如果皇上俯允臣的请求，特命礼部转行府县，就在当地修建祠堂，赐予春秋两祭，规定祝文、仪式和品级，按时举行，那么对于圣明表彰、选取人才的意义将更加光辉，后来的学者也知道奋发向上的方向了。此事关系到建言尊崇祭祀先儒的事理，臣不敢擅自办理，谨此上奏，请求圣旨。会议奏状

译钦差总督漕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邵，为处置粮运事务，现将正德五年漕运中应当议定的事项开列上报，具奏后恭候敕旨。具体列举如下。一、明确赏罚，以振兴漕运纲纪。臣等议论认为，漕运是国家的大事，军队兑运和百姓交粮，事务繁多而又散漫。如果赏罚不能公平恰当，漕运纲纪便无法建立，最终只是徒劳而没有成效。只是延误交兑，如果不属于军机重情，不过按照常例施行，因此人们不感到警惧。臣等查知，江南州县都有粮长，江北也有大户，都会预先按期征收交纳，从未拖延期限。中间有贪婪怯懦的掌印管粮官纵容他们，私下收受轻赍，经营花费，直到五六月间才买米；又多掺入沙水和糠谷，不肯在仓中晒扬，反而逼迫军人到船上领取交兑。途中经过三伏天气，粮食蒸热受潮而腐烂，军人还要包赔，累积债务；一旦误期，便被审问、罢黜、降级，而有司官员、粮长、大户却安然无恙。今后各司府州县的秋粮，是否应照例于十月开仓？先把管粮官、粮长和大户的职名报知漕运衙门，再把已经收入仓中的粮数申报上去。如有违误，管粮官照例革去冠带、停发俸禄，戴罪完成交兑；同时把各人的直属亲属拘禁监押，直到交兑完毕才释放。情节严重的，经管粮官五品以下官员就地拿问，四品以上具奏提问，按照现行事例处分。粮长、大户如果有从前的弊端，便从重审问治罪。如果点名差役不公平，放纵富户而差遣贫户，罪责归于正官。至于运官，都必须在年内以及正月终以前聚集到水次，把已经到达的官军职名、船只和粮食数目开报有司核实，领取加盖印信的公文执照，各自派人到漕运衙门报知，同时校量斛斗、开始交兑。交兑完毕开船后，仍须每年在分派粮食时议定水程所需日数，列成图格，发给各帮运官收掌；命令他们亲自到水次投递文书，开仓校量斛斗，检验粮食，晒扬后交兑。交兑完毕起程，过淮到京起运粮食以及途中因守风等事项，每到一地便填一格，携同原发的帮帖到户部查考、参究。事情办完后，把凭证带回漕运衙门注销缴回。运官无故违误的，照例停俸问罪。有司交兑迟延的，运官分清责任，将罪责归于有司。以上惩罚既然已经用来惩治怠惰，中间也有有司管粮等官员勤谨慎重地供职，提前办集粮食。如果不稍加区别，难免把好坏混为一谈，反而会被贪婪怯懦、耽误事务的人嘲笑，使人人丧失积极性，再没有奋发努力的志向。今后是否应自正德五年开始，有司管粮等官员如果按年按时将粮食完纳入仓，粮食又干净无弊，军船一到便立即交兑，准许运官呈报漕运衙门，由该衙门转行当地土司，酌情给予表彰。奖励连续二年没有误期的人，增加礼遇予以表彰；连续三年没有误期的人，准许转行吏部，由吏部议定，予以升用。一、审慎确定折征办法，以疏通漕运制度。臣私下认为，古代作为赋税时，要根据土地远近确定轻重；如今的折征也应略微仿照这个意思，作为变通办法。查得河南、山东距离京师较近，百姓的粮食可以征收本色，起运到京仓；而每年拨给蓟州的二十四万石中，有十四万石每石折银六钱，解送缴纳。江西、浙江、湖广等处距离京师较远，可以征收折色，解送到蓟州，再交兑本色，运往京仓。远处装载沉重，近处携带银两轻便，按实际情形衡量，确实不合适。如今若把应运往蓟州的折银数额改拨给江西、湖广等处，每石加耗六斗六升，两尖合计米一斗，共米一石七斗六升，酌量折银八钱；除六钱作为正额解送蓟州外，多出的二钱，以十四万石计算，共多银二万八千两。若遇灾害免除支运，可以充作十八万六千六百余石的脚价，解送漕运衙门，再转发淮安府官库收存，等待取用；却把河南、山东原先派往蓟州的折银数额改为兑运本色，送往京师通州二仓缴纳，用来补足前面的数额。这样彼此都便利，一举两得，确实是变通的办法。以后蓟州仓若需本色粮，仍照旧例分派、兑运、缴纳；又查每年漕粮中支运七十万石，年年沿袭，改为兑给军人，使军人获得耗资，百姓免除运费，也可称为便利。如今若酌情每年把江西、浙江二布政司改兑粮二十万石，每石加耗折银七钱，除五钱五分仍令漕运官军解送户部、转送太仓交收外，银一钱五分充作脚价，令军人在水次仓支运二十万石，那么在每年额定四百万石之外，折银解京的数额又增加二十万石；并且水次仓的粮食不至于积存腐烂，江湖漕卒也可以稍微减轻跋涉劳苦，一举得到三种便利，变通办法也就在这里。以上两项，便命令空出的军船在本地支给行粮，驾船到支兑水次领取并运输。是否应自正德五年起，确定并分派执行。一、防备河患，以远虑漕运。根据工部管闸兼管河道主事王宠呈报：“奉命勘察得知，黄河水势自弘治七年修理以后，一直在清河口入淮。弘治十八年向北迁徙三百里，至宿迁县小口；到正德三年又向北迁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桥。正德四年六月又向北迁徙一百二十里，至沛县飞云桥，都流入漕河。由于单县、丰县两县河道狭窄，水流漫溢，把原先修筑的黄陵冈堤岸冲决：尚家东冲决三处，共长二百二十步；尚家西冲决三处，共长三百二十步；温家口冲决二百八十步；唤家口冲决一百二十二步，各处丈尺不等。以致曹县、单县二县军民的田地房屋多被淹没，丰县城郭被洪水围绕；两岸相对宽达一百多里，无法疏浚。六月以后，水势时消时涨。各处既然已经冲决，如果经由鱼台县塌场口进入漕河，便有利而无害；如果经由巨野、阳谷二县的旧河道，就很难保证济宁、安平运河不受祸患。”王宠还绘制河道图一并呈送到臣的案前。臣等查照先前为催促粮运而经过直隶徐州地方时，见小浮桥河汴合流处的河水已经浅涸，询问官吏等人，都说河道北迁至沛县，南迁至亳州。

译查得山东兖州府曹县、单县等地原有一条贾鲁故河，西北从直隶东明县黄陵冈等处起，向南到哈只等口，长一百二十余里；向上与河南原武等县古代黄河的河迹相通。正统年间黄河在荥阳决口，经曹州等地冲决沙湾运河，朝廷命大臣修治，使河流恢复原道。弘治五年黄陵冈等处又决口，直冲安平镇，夺取汶水入海的运道，造成祸患。承蒙朝廷命内外大臣征调军民夫役，将黄陵冈等处的决口筑塞；随后又在河北五里处修筑一道大堤，长一百三十里，两边密植卧柳，以巩固堤基。又沿河修筑一道小堤，自黄陵冈起，向东南到单县浮冈集，长一百八十里，用来遮护大堤，防止崩溃。沿堤各处设置铺舍，点派夫役和老人巡视防守，随时修理，实在是深谋远虑。几年之间，居民获得安宁，漕河平静顺畅。臣等愚见，河道既然迁移，私下担心往年所筑黄陵冈大小两道堤坝距新水势很近，一旦决溃，不但会危害居民，漕运道路也必将再次遭受祸患。随后又据曹县备文揭报的情况，正如臣等所担忧的，恐怕还不完全确实，已经行文命本地官员亲自前往踏勘，详细呈报如前。臣等私下认为，水性没有常态，而黄河迁徙尤其难以确定。如今既然已经冲决到这种程度，所幸深秋水势消退，尚未酿成大患。如果不预先防备，来年春夏水势上涨，或者在巨野、阳谷发生决口，祸患便不可预测。是否应转行山东、河南镇守巡抚以及都、布、按三司，各自委派能干且熟悉水利的官员前往黄河上游，再逐一踏勘，查明河水此时究竟从哪里流，水势将流向哪里，议定哪些地方应当疏通、哪些地方应当堵塞，立即征调军民夫役，趁水势消退的时节，预先进行疏通和堵塞，以杜绝将来的祸患。原先设置的夫役、老人等，要严加告诫，日夜办理，慎终如始，不许因循怠玩，以致百姓私自破坏堤防、偷挖决口，以小害妨碍大局，以私利损害公事。如果工程太大，仓促之间难以筹集人力物力兴修，应当明确会同议定后上奏处理。一、议定水次，以确定漕粮交兑。根据遮洋把总运粮署都指挥佥事陆潮呈报，奉到议单，其中有关事项如下：山东都司把总运粮署都指挥佥事李正呈报：山东遮洋两总每年运输山东、河南两布政司的粟米共三十万石，按例应在小滩镇水次交兑。由于卫河水源微弱，全靠漳河汇合，运船才能通行。弘治年间漳河上游泥沙淤积，堵迫水流，使河水改道，漕运衙门奏请工部委派官员疏浚，引水合流，以接济漕运道路。近来又重新淤塞，盘剥转运的劳费增加，旗军深受其害。承蒙漕运衙门议定：两省纳粮州县都要通过陆路转运，困难多于到临清买米、雇船装运回水次；而且常被无赖之徒包揽，因而盗取、掺杂粮食。况且交兑之时正值春初水浅，运船不能承载重粮，刚交兑便要转运，仍然送到临清沿河寄存，等到齐备后再装载北上，往返耽误，军民都认为不便。是否应自正德四年开始，将山东、河南原在小滩水次兑给军人的粮米全部改在临清水次交兑，并令管仓主事监督交兑。户部会议同意照旧办理；河道方面则由工部负责疏通，列项具奏。后来节奉圣旨：水次改兑准许实行一年，如果便利，再行议定。谨遵圣旨。今年正逢天气大旱，小滩以南没有水流接济，即使耗费工力也难以疏通。幸而改在临清交兑，船只没有浅滩阻碍，确实便利。但是小滩镇交兑已历年久，居民在那里开集贸易，又得到包揽侵渔和出租土地的利益；如今突然改移交兑地点，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或许会产生异议。而临清是交通冲要之地，也不能说不会因事生弊。伏乞议定，使之永远成为定例。上述意见已经送到臣等这里。臣等看此事属于原先奉钦依、再次议处的事务，是否应当议定因循或改革施行，请裁定。一、统一加耗，以确立漕运规制。根据遮洋把总运粮署都指挥佥事陆潮呈报，又据南京水军左等卫运粮指挥等官唐辅等呈报，转述旗军梁道仙等的状告：遮洋一总兑运山东、河南的本色粮米十万石，送往蓟州仓缴纳。当时旧仓距离近便，运船不费盘剥之力，又节省车价，每石正粮只给三斗二升尖耗米。后来仓库迁入城内，距离遥远且深入；遇到水浅干涸，运船只能停泊在旧仓河下，雇车运入城中。原先议定的耗米又不够支付脚价，反而要军人累加赔补。再如本总与山东官军同在一个水次，山东方面每石得到耗米三斗一升二尖，送往京师通州二仓缴纳，每石明加七升；遮洋等官得到三斗二尖，送往蓟州仓缴纳，每石却加八升，少得一升，多纳一升，合计又亏少二升。两总的路程以直沽为界：山东运船到张家湾三百余里，上京的陆路只有六十里，尚且称为不够；遮洋船涉海行河，将近一千里，其中多有浅滩阻碍，雇人盘剥转运十分困难。到达旧仓后，又有八十余里的陆路；再加上随船运输布花二十万匹斤，除去包水旱脚价，检验出有不合格的，还要买粮赔纳，同时还要贴补本运改兑，因此累积损失，军人疲惫不堪，苦楚无法尽言。况且有关部门征收粮食，凡是称作兑运的，一概按同一办法办理，从未分别考虑遮洋运耗费较少而减免派额，结果小民的利益归了运粮里甲，贫困军士却受到祸害拖累。事情因此报到臣这里，臣等议论认为：兑粮加耗是有等级的，大概是因为道路远近、所费不同，所以加耗多少应当足以补偿其费用。如今遮洋官军先前因为粮仓临近水边，所以比里河少加一升耗，这是最为合理的。后来粮仓改设城内，陆路车脚费用超过运往京仓的费用，又加上包装、陪带运输的布花脚价，以及购买补足折纳数额的费用，确实造成亏损拖累。应当把遮洋官军承运山东、河南两省粮米的加耗，依照里河官军的同一标准，加至二斗一升，到仓交纳；也照京仓、通仓明定加耗七升。

译一、督办造船材料，以严肃漕运事务。据湖广、江西都司把总运粮都指挥等官史春、杨锐呈称：本总每年制造浅船，按例应由军户承担三成、民户承担七成的材料费用；发给军户负责制造，民户承担七成材料银。往年都是本布政司预先派定次年由府、州、县征收解送，本司收存，等候官军支领造船。近年来，有关部门不遵守旧规，直到临近期限才分派各司、府、州、县出办，仍让官军领文书自行前往领取。到了各州县，随即派里甲征收，快的要拖到次年三四月，迟的拖到五六月，甚至两三年也不能足额发给。军户承担的三成材料银，卫所官员作弊，指定贫困艰难的军余出办，拖欠后难以追讨；有的侵吞、挪用，擅自调拨，更加迟慢。造船官军害怕耽误装运，只得借高利贷完成制造。又据浙江都司把总运粮兼督造委官署都指挥佥事张奎、杨辂呈称：浙江布政司的造船材料银，往往逾期发放。如温、台、金华等卫所，正德三年冬季应领取材料银，到次年六七月间才发给，致使船只不足，装运迟误交兑。有司反而说军船没有到达水边，派人参奏并责令各有关上司督责，结果又使他们受到拖累。据江南直隶把总运粮指挥郭冕呈称：镇江、常州二府以及镇江卫的船料，年年迟误。又据管厂委官指挥王本等呈称：清江提举司应制造中都、南京、江北直隶三总的运船，按例应领取杭州、芜湖两处抽分的木价银，使用苏州、淮安、扬州三府人匠的工价银打造。查得杭州抽分厂拖欠正德二年木价银三百七十余两，芜湖抽分厂拖欠正德三年木价银九千五百四十两，淮安等三府从弘治十年起至正德三年止，共拖欠木价银三万零五百余两。每逢造船，就使军士加息借贷物料来制造。各项呈文均已送来。臣等除按例通行催促筹集外，议定上述材料银应在十一月以内发给材料，十二月造船，正月船只完工。如果材料价银的派征不足所属所需，司、府应查取在官银两，按数借支，明立文案，日后补还。若过期不发材料价银，主管误事官员停发俸禄；到年终仍不给，听凭漕运衙门参奏各巡抚、巡按官，提问追究。屡次都有奉行的事例，但各有关军民官司年久因循，任其迟延、侵吞、挪用。这大概是各地共同的弊病，并非只有湖广、浙江等处如此。且如南京各卫的材料银，仗恃京卫，自成化八、九年拖欠至今，动辄以万两计算。虽然年年派官查催，却只拿近年的材料银搪塞，其他的都任意调拨。至于杭州、芜湖两处抽分的木价银，专门用于供应制造运船，近来却挪作他用，于是材料不足、不能造船，军士受到的拖累尤其严重。如今对于以前的条例，若不再加以申明严禁，这种弊病就会日益滋长，京城粮储会更加耽误。应当由工部行文各有关司、府、州、县、卫、所：今后材料银一律限在十月中旬征收完毕，报明漕运衙门，再由其行文造船卫所，派官前往支领。若过十一月初旬仍未完、未报，听凭漕运衙门参奏提拿首领官吏问罪。到月末仍未完，先将各有关掌印官从截止之日起停俸，完毕后申请关支；到年终仍未完，参奏拿问。文职官员三年连续耽误的，行文吏部备案考察；军职官员则行文各巡抚、巡按衙门革去现任。各布政司务必照旧提前行令所属征收解送，本司收存，等候支领。南京材料银也照旧办理，春季从二、三月，秋季从八、九月，派官解送淮安查验后转发造船；违犯者一并参究、停俸、问罪。还应将往年拖欠的材料银陆续设法补交，并命各有关抽分委官赶紧把以前拖欠的数额补足。以后务必将额定木价专供造船支用，按期发给支领，年终照例报告。一、清理逃亡军士，以充足漕运额数。据江北直隶把总运粮指挥佥事呉镒备呈：直隶徐州左卫运粮指挥张琏呈称，本卫左等五所运粮旗军，原是湖广武昌右护卫的军士，宣德六年调到本卫，原籍都是武昌等府、兴国等州县的人。三户抽一户充军，田产家业多遗留在那里，只是轮流一人到卫所应役，在营中有时生息一二年，服役期满立即带回，因此在营余丁很少。成化二十一年因逃亡死亡人数太多，没有军士驾船运粮，承蒙漕运衙门奏准，派本卫指挥王宪带册前往湖广，会同司、府官员清查解送一千余人补充军伍，派赴运粮，十分有用。到现在二十多年，逐渐又有逃亡死亡。查得本卫原额全伍旗军共五千六百六十二名，按例调往别卫一千三百二十三名；现有领取粮饷、京操、运粮及各种杂差的军士只有一千二百八十一名；运军原额一千七百七十六名，现有一千一百七十八名，逃亡死亡而由他人包运的五百九十八名。虽然每年发册一次清查勾补，至今数年完全没有解送补充到位，致使每条船现有军士多的也不到五七人，实在成为沉重拖累。呈请转达有关部门议定，照依往年事例派官带册到原籍清查解送，补充军伍，驾船运粮。事情报到臣这里，臣等议论认为：漕运法规定，每船十名军士中，一人管理船只，一人掌管纲册和文簿，一人担任拦头，一人扶舵。假如其中有一人患病，就只剩五人牵挽船只，日夜劳苦，没有休息的时候。如今依照呈文所说，现有军士不到五七人，人少而差役多，确实负担不堪。粮运迟误，实在就是由此造成的。各有关有司清军官员奉兵部发册清查勾补，却把它视为例行公事，任凭里书等人隐瞒、调拨、捏造报告、敷衍塞责，不仅徐州左卫如此，其他卫所大多也相同。应当下令给缺军的卫所，将各年逃亡死亡的运军，从祖籍、居址、充军来历逐一查对清楚，造册后派人带送兵部，再由兵部转送都察院，发给清军御史，督同布政、按察二司及府、州、县清军官员，按名逐一捉拿解送。如果本人抓不到，先将其嫡亲壮丁连同妻子解送漕运衙门审查发遣。各卫驾船运粮务必补足原额，并议定有司清军官清查解送的数额，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由吏部施行。若卫所及领运官把解到的新军逼迫得逃窜，导致仍然缺额，依照役占军人的事例降级充军，一律发往边方，遇到赦免也不宽宥。申明催促运输事务的文状

译户部左侍郎臣邵谨题奏：为请示筹划粮运事务。近日漕运粮船来迟，恐怕遭遇冰冻阻滞，本部议奏的要点是，恭承圣旨，命令再带一名郎中前去，依照拟定办法，酌情转运并收存寄放。谨此遵奉。除遵照圣旨办理外，臣访察得知，粮船后队还在济宁上下游，比往年最为迟滞。就天时而言，严寒将要到来；就地方而言，盗寇正盛；就人力而言，奔走已经疲惫；众人心中惶恐，观望退缩，都拿无可奈何来推托。此时，督漕官员都御史原应由本部先题准免其赴京议事；总兵、参将也相继催促运输，但不知道确实到了何处。若按照每年惯例议事，期限紧迫，却不依照往年督运完成后再赴京的旧例，贸然先行前进，就不能同这次派去的官员合力催促运输，恐怕权势分散、体制松弛，不能收到成效。依臣愚见，应命总兵官在济宁以北最后一批船只所在之处，严督把总等官催促各船，前面的务必到德州，后面的务必到临清；参将在德州以北稍前的船只所在之处，严督把总等官催促各船，前面的务必到通州，后面的务必到天津。各会同此次派去的官员，依照拟定办法转运、收存寄放；臣与原先派遣的督运官及此次带去的郎中往来提调。这样或许可以分担责任、各有统属，前后衔接、彼此一致，而不至于仓促失序。至于明年漕运应当议定的事项，按理不能耽误，应当由漕运衙门提前派人带奏疏，以便据此议定。臣又看到沿河一带地方因遭盗贼荼毒，驻守的官民多把逃生作为打算，运粮官军也以怕死为心，把各种公务都看作末节，全不顾及。臣这次前去，想像往年一样按常例调拨卫所士卒防守，按通常法规处理耽误事务的人，但形势既比军事动员轻，事情却比依法定罪更严重，即使竭尽心力，恐怕也难以仓促应付。臣近来从南方来，亲眼见到确实如此，不能默不作声。如果蒙皇上体察国计的重大、时局的艰难，特命本部将臣所陈再加议定，使之能够施行，臣当早晚奔走，以仰承并报答圣明诏命。由于上述事情不是臣敢于擅自决定的，所以除咨报本部外，谨具奏疏请旨。纠察举劾运粮官员的文状 户部左侍郎臣邵谨题奏：为奉命催促粮船、申明大义以纠察运粮官员的事情。近日据本部署郎中崔旻呈报，查得本年九月初五日，济宁州地方被大股流贼烧毁粮船的数目，详细呈报到臣这里。想到国家的粮食储备，不胜惊惧。除另行具题处置外，臣参酌认为，漕运官军面对流贼，有不得不躲避的形势，有不容不抵抗的义务，有不应不用的法令，也有不可不体察的情理。必须在这几方面斟酌办理，这是朝廷不得不采取行动的事情，也是臣愚昧而不敢不尽职进言的事情。这个盗贼聚众啸聚，在数千里之内奔驰突袭，攻城掠野，没有人敢触其锋芒。至于这些运粮军士，本来不是盗贼的对手，这就是所谓不得不躲避的形势。但军队多达十万人，既有都御史、总兵、参将统领，又有把总、都指挥等官分领，还有指挥、千户、百户等官管押，大小官员相互承接；平时驻扎有卫所，行动有队次，前有引导，后有压阵，俨然是行军的规制。各位官员身受爵位、领取俸禄，谁没有这个职责？尊奉君上、亲近上级，谁没有这份心？为军众、为军法而死，谁没有这个责任？这就是所谓不容不抵抗的义务。如今有的只图先行便利，有的只想偷安而落在后面，于是导致队伍失去规矩、纪律紊乱。军士没有值得称道的表现，也没有听说哪位官员凭智慧保全了军队、凭勇敢战死、凭义气殉职；军队仓皇溃散，实在与当初设置军队运粮的本意不相符合。如今山东等处遭盗贼攻围而发生失事的地方，从府、州、县官到守巡、兵备、巡抚等官，都已承蒙派官查勘、论罪。臣愚昧地认为，漕运都御史、总兵、参将，应当与巡抚同等看待；把总、都指挥等官，应当与藩司、臬司同等看待；指挥、千户、百户等官，应当与守令同等看待，依次比较，按相同标准定罪。假如以力量不能敌挡为理由，放纵他们而不追究，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惩罚，作为日后责成办事的凭借呢？这就是所谓不应不用的法令。然而，各地兑运军船到迟，罪责在军民；粮食交纳迟，罪责在百姓；如果遇到水旱灾害，奏报不及时，以致派征、减免彼此抵触，罪责就在有司官吏。过去漕运衙门虽曾议准立法稽查，但由于地方遥远、期限紧迫，最终罪责无所归属，众人也不知道警戒。何况各处卫所军士编制不全，船只不完备，材料没有足额价银，军士没有足额口粮，身上没有完整衣服，抛下远方的父母妻子，终年劳作，不得休息，再加上繁重科派和苛捐重税集中到一身，这样还要责令他们拼死效力，可以吗？这就是所谓不可不体察的情理。臣身居计司，奉命督运，只因这件事关系朝廷，私下有所见闻，不敢不说。如果蒙准请敕令部院大臣详细议论此事是否恰当，并行文新任总督右都御史张缙，将把总等官逐一查勘其职名和失事的实际情形，查明确实，照例在运粮事务结束之日拿问治罪。总兵、参将责任重大，也应当请旨依法惩办，这样或许能使各自的职责和义理明白，政令振作严肃。从今以后，即使有人存有玩忽之心，也不敢再这样做。仍请敕令本部每年按例派遣监兑官员，务必选用精干练达的人，命他们亲自到各水边据实查勘。除按期限交兑外，若有迟误，必须追究原因；或在军士，或在百姓，或在官吏，查明实情后参奏。属于军职的，行文漕运衙门；属于民职的，行文各有关巡按御史分别提问，依法律和惯例发落，不许把它视为寻常事务，苟且塞责。对于军伍、船只、材料、衣粮的缺少以及一切科敛积弊，应明令各有关衙门迅速处置，严加禁止约束，使上下相安，改过向善、远离罪过，逐渐恢复旧日漕运规制，天下幸甚。由于这是奉命催促粮船、申明大义以纠察运粮官员的事理，臣不敢擅自办理，所以专门具本，派典吏宋汉亲自带送，谨此题奏请旨。建言漕运事务的文状

译户部左侍郎臣邵谨题奏：为广泛征求意见以补救漕运政务。臣近日奉命处置粮船，先到里河一带地方。私下看到盗贼纵横，大肆逞威施虐，运输道路废弃阻塞，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了。然而我方政务中的弊病应当补救，臣所到之处访察，颇得知一两件重大的事情。臣过去任部属官，后来总领漕运衙门，过去早有所闻，如今大体相合，所以忘却自己的迂陋，私下有所进言。防患于未然的办法既然已经错过了前一时机，那么日后储备艾草以备急用的谋划，岂敢忘记？伏望圣明裁察。由于事情关系到改革和兴革，臣不敢擅自办理。因此现将所要陈说的事项逐条列出，具本由随差典吏宋汉亲自带送，谨此题奏请旨。具体列举如下：一、粮运迟滞。每年所说的四百万石粮食，近来因战乱灾荒而折减、借留，不能全部运到京师，大概已经有好几年了。开始时，是因为议定派征迟；派征迟，所以征收迟；征收迟，所以交兑迟；交兑迟，于是运输迟，这是形势必然如此。况且又加上百姓贫困、军士困乏、官员玩忽、吏员偷惰，而兵荒的变故又出乎意料。议论此事的人都知道弊病，但臣曾考察本朝漕运制度，到此已经多次变更。建国初年沿用元朝海运，后来兼用陆运，到永乐年间漕运河道才确定，海运、陆运都停止。当时所谓的漕运法，就是今天的支运法。因此设有淮、徐、临、德四个水次仓，用来接收民间缴纳的粮食，运粮军士在这里领取，再运到京仓、通仓。即使遇到灾害，百姓可以免征，军士却不能免运。领取粮食的军士不必正好由当年纳粮的百姓供给，缴纳粮食的百姓也不必正好供给当年领取粮食的军士。这是把数年的粮食统筹起来，以相互补益；即使每年有丰歉，通常的数量也不会缺少。后来支运变成兑运，接着又有改兑。从前是转运，现在是直接运达，派征、兑纳全都集中在一年之中。于是军士没有余力，正常数额又出现缺额，难道是他们愿意这样吗？如果如今南方发生异常水灾，北方发生异常盗寇，那就更不必说了。在这种时候，所谓变通办法，没有别的，不过是逐步恢复支运法罢了。支运法的困难，困难在脚价不足，粮食不能自行运输，这是当然的道理。假如能够预先安排脚价，用来应付兵荒之事，在旧例支运七十万石以外，每当兑运缺额时就用支运补足，那么每年必定不会少于四百万石，这对国家的粮食计划有利。有人或许还会说军民都不方便，这就取决于监仓人员了，也不可不加以考虑并妥善处理。但事情体制重大，不是一个人敢于独自议定的，乞请下令公卿、台谏官集合议论是否恰当，并提出施行方案。整顿迟滞、补救弊病，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一、臣过去在漕运衙门时，看到漕运政务包括河渠、船只、军伍，以及支运、兑运、转输、统领、稽查、赏罚、黜陟等事项，都在其中运行。事务数量多到亿万人，距离远达数千里，而总督都御史、提督总兵、协同参将三人，实际总领这些事务。假如不是长期任职，即使有聪明才智，所有事务刚开始谋划，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已经施行又没有来得及考核，那么又凭什么要求他取得成功呢？何况有些人心存标新立异，事情尚且不断更新，屡次更改所造成的弊病，更有难以尽数说出的。往年少保于谦巡抚河南，尚书周忱巡抚江南，都御史韩雍巡抚江西、两广，都任职多年。他们担任漕运都御史时，王竑、陈泰、陈濂也都先后任职两任，所以能够取得成效。如今总督等官职有空缺，乞请敕令吏部、兵部慎重选拔人选。选定人选后，必须给他足够岁月，使他能够施展全部才能，把治理官务当作治理家庭一样，更多谋求长远，收获每年的功效。如果官阶资深就升迁，声望高就升迁，功劳大就升迁，但只升他的官职而不调离其任所，这样或许可以使人和法都得到维持。臣从前说，实行支运就可以没有弊病了。一、各卫所的运船既有旗军负责运输，有指挥、千户、百户管押，把总、都指挥等官又加以统领，而总兵、参将总管其事；行动按船帮一同行进，停止也按船帮一同停止，进退快慢，各种事情都听命办理，这本来就是行军的规制。近年来，把总、都指挥等官以及各卫所指挥、千户、百户不把运粮看作重要事务，有的争图快捷便利，急忙赶在前面；有的贪图安逸，缓慢行进落在后面。船只虽有船帮次序，人员却没有纪律，比民运反而更加杂乱，遇到浅水就停，遇到险处就停，遇到盗贼警报也停，漕运事务的迟误由来已久，而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乞请敕令漕运总督都御史等官重申约束，使把总各自率领所属，指挥、千户、百户等官各自跟随所属卫所的船帮，不得无故先后离开。遇到浅水就合力牵挽，遇到险处就合力救援，遇到盗警就合力抵抗，敢有不遵号令的，一律按军法办理。《尚书》说：“有备无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谈论运河的人都说三洪艰难，又说五十四闸艰难。臣愚昧地认为，洪水、闸坝既有固定制度，又有专门官员，也许可以凭人力战胜。可是北有白河，南有清河，中间有开河，地势漫衍、水浅，即使说不上有洪水的危险、闸坝的阻碍，实际用力却很困难。粮船耽搁，正是在这里。如今既然设置了管河郎中二员，就应当让他们分别驻扎，南边在徐州，北边在河西务，使他们专心治理清河、白河，约束漫流，使水归于一道，同时不废往来提督的旧职。管泉主事驻扎宁阳，仍命他不妨碍原有职务，常在开河一带，顺应时机疏浚、蓄积水利，修坝、拘水、用车戽水，酌情处置，以畅通粮运。宁阳等处的泉源，每处原有夫役十名，由一名老人统领。近年来，旧泉干涸了却无人疏浚，夫役和老人仍照旧保留；至于新泉，又没有夫役和老人疏浚，舍弃旧泉而谋求新泉，以此替代彼处。这虽是小事，但负责此事的人也应当用心查究。乞请敕令工部行文有关部门审议施行。至于黄河，尤其是运道的祸害。臣前年议论时曾经提出建议，工部正在议定修治兴办。臣如今所以没有说它，并不是顾小失大。

译一、仪真有罗四桥闸，瓜州有通江闸，清江有新庄闸。闸的作用，是按时启闭，对坝运很便利。但仪真、瓜州二闸有泄水的忧患，所以议论者权衡利弊，想把它们大力堵塞。至于清江的新庄闸，运行已久。近来淤积堵塞，从闸口到板闸四十余里，凡是往来的船只，必定要从淮安东关过坝，沿着淮河水流逆行七八十里，才有可能通行。船只倾覆沉溺的事，往往发生。于是疏浚河道，使船从闸中通行，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但黄河的水近年来多次分流南下，都汇集到这里。这个闸一开，水必然灌入，泥沙也随之而来。灌注不止，闸口很快就会再次堵塞。莫如等今年大水退去以后，在新庄所在处筑一道巨坝，使它与清口对岸相接。虽然盘车运输劳费，可以稍稍避免流沙淤塞的忧患。等黄河向北分流之日，再议恢复旧闸。臣对此曾经有所见，今年夏天被风阻滞，住了两夜，更加相信确实如此。乞请敕令漕运衙门将臣所拟办法再详细议论，然后办理。至于淮南漕道各处诸□□塘疏泄的办法，则有按时修葺的常规。所以臣不敢再作赘述。一、□债成为漕运的弊病已经很久了，起初由于口价不足，以及□费浩繁、科敛琐屑等缘故。后来把□费归给有势力的人，日积月累，利息又生利息，有的甚至成倍增加，以至于无法计算，这是天下人共同痛心的事。以前兵□□□刘大夏任户部侍郎时，有□想让他督□□□□，说：“假如让我来做，只要半年就可以退休了。”□□□□□对此感到疑惑而询问他，刘大夏说：“不能追讨债务罢了。”等到□□□□□，看到袁州军运所欠债务很多，谈论的人都皱眉摇头，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于是才知道前面的话并非虚妄。然而眼下债务的□莫□补足，乞请□□□□协助漕运衙门□□□银两□每年□□□际遇□□□□□补助，不要使它到了无□□不得已的地步；宁可向朝廷请求，照往年事例向太仓借贷，这样也可以。仍乞请严禁收受物品和馈送，重申携带货物、津贴助运的条例，以增加对军士的恩惠。至于具体科条、细目，请□□议定后施行，并非臣所敢擅自拟定。一、里河催促运输始于平江侯陈瑄，工部尚书宋礼的志书记载完备，不可诬蔑。淮安清江浦原来有陈瑄祠，列入祭祀典制；而宋礼独独湮没无闻，有识之士为此遗憾。如今工部提出建议，礼部复奏，幸蒙圣明，开始举行祠祀，过去感到遗憾的人没有不称快的。但如今山东地方灾害、盗乱接连发生，有关部门未能修建兴办，仍然是典制上的缺失。况且陈瑄之后，平江伯熊近因无罪被削去爵位，甚至追缴他的诰券；如今公道已经彰明，全部恢复原有爵位。陈瑄如果有知，经历震惊恐惧之后，即使有了祠祀，也来不及安享祭祀。乞请敕令礼部再行文山东有关部门，等军事稍有闲暇，按照拟议修建宋礼祠堂；仍专门派遣使者，少带香帛，亲自到陈瑄祠祭奠，以慰藉他的英灵，这也是鼓舞漕运军士的一种办法。《容春堂续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容春堂续集》卷七 （明）邵寳撰 ○奏疏【七首】奏疏 请求退休终养母亲的奏疏

译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臣邵谨奏报：为陈述实情，请求恩准退休终养母亲一事。臣资质庸陋，承蒙朝廷仰加培养，从进士历任许州知州、户部员外郎、郎中、江西按察司副使、浙江按察使、右布政使、湖广左布政使。正德四年正月间，承蒙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同年十月间，总兵官平江伯陈熊因事获罪，由于臣未曾纠察举劾，臣得以回原籍退休。臣感激圣恩，却没有机会报答。如今朝廷诛灭凶恶奸邪，更新各种政务，起用遗才、废官，过分地把臣邵寳也列入诏命，巡抚贵州地方。臣虽愚钝，也应立即奔走，以效犬马之劳。但臣有迫切至深的实情，冒昧地陈述请求。先父邵溥生臣后三年便不幸早逝。臣母过氏把臣抚养到今天。母亲七十岁，臣五十一岁，没有弟弟，也没有儿子。臣历任内外官职二十多年，母亲一直随任。先前因孤苦成病，受到寒暑、悲忧的影响，病情随时发作。过去在江西，因为臣远离她去视察学校，她日夜思念，病得几乎不起。那时臣曾具奏请求终养，恰好又有浙江任命，众人都说那里离家不远，不可轻易辞职。于是臣勉强带母亲赴任。后来到了湖广，催征赋税的政务紧迫；再后来到了淮安，转运事务繁重，臣不敢谈及私情。去年秋冬，臣从淮安赴京议事，母亲思念臣十分迫切，旧病加重，痰气攻心，眩晕跌倒，日夜呻吟。幸亏医官等人百般救治，等臣南还时，她还卧在床褥上，坐轿卧舟回到家中。几个月内，病发五次，每次发作都更加严重。臣侍奉汤药，早晨还不知道能不能保到晚上。在这种时候，臣如果远离母亲，万一她不幸去世，将要归托给谁？臣曾考虑天下事务有相互补救之处，情理也有曲意周全之时，所以事情虽难处理，却不至于有害于大义。假使臣有弟弟承欢膝下，或有儿子代为奉养，臣即使远离，也还可以依靠他们而无所忧惧。如今臣两代单传，只有一身，母子相依为命，临别之际、离散之后，有些情形实在不忍说。臣只有一颗心，却要同时用于公事和私事；顾念母亲而荒废政务，这是不忠。不忠而败坏政务，忘记母亲而从事公务，这是不孝。不孝损害教化，虽然名称不同，作为罪过却是一样的。圣明的朝廷，对臣有什么可取之处，竟让臣列在群臣末位呢？伏望圣明正值新政初始、重新申明忠孝以激励人心之时，体察臣这点微小的请求。只是严厉的命令已经下达，臣恐怕犯下逃避职责的罪过，左思右想，无法自处，只得勉强扶持母亲上车登舟，前去任事。但高山峻岭，路途遥远，日久难行；母亲年老多病，不知该如何打算。只是君主和父亲是臣子的上天，困穷时向他们呼号求助，本来不能自已。如果蒙您俯察臣微薄的诚意，乞请敕令吏部容臣照旧退休，另选贤能担任巡抚，那么臣母亲衰弱的余年便不至于无所依托。臣感激圣恩，日后谋求报答，必定另有机会。至于臣才疏德薄，贪受禄位，奉养士人、治理百姓，功效没有显著，正应当退处闲散之地。而且从今年六月以来，臣两足患风湿，行走不便，对上事奉长官、对下接待属员都有妨碍，按理也应当自行陈述，只是把母亲的身体看得更重要，未敢先说。臣迫切祈求恳请到了极点，因此具本，命义子邵吉亲自带送，谨此奏闻，伏候敕旨。正德五年十二月十一日，通政司官奏报，奉圣旨：吏部知道。钦此。第二疏 钦差巡抚贵州地方兼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邵谨奏报：为陈述实情，请求恩准养病侍奉母亲一事。臣自前前年承恩退休回家后，左足患风湿，几个月不能行走。承蒙圣明起用废退之人，授予巡抚职务。近来因母亲年老有病，上疏请求终养，同时陈述臣的病状。随后敕令和符信接连到来，臣不敢安居。十二月间，臣强忍疾病带母亲南行，水陆辗转，沿途医治，稍有好转便继续前进。今年二月间，走到中途，忽然听说有户部侍郎提督仓场的任命。臣感激之余，回想这次行程，母亲病体衰弱，禁不起劳顿，实在无法两全。幸赖圣明在上，体察隐情，重新改变命令，恩德深厚，臣不知道怎样报答。但母亲旧有痰气等病证，因劳累而屡次发作，每次发作都更加严重；臣的风湿病也时常发作，不能前往任事。臣虽极其愚昧，仰思俯察，也知道君亲、上下的区别，以及家国孰重孰轻的道理。前次的请求若非万不得已，哪里敢上渎圣听？如今任所与先前不同，但母子私情与先前没有不同。感恩图报本来是臣一向迫切的心愿，量力就任却又是臣深深的忧虑。只要合乎义理、心安理得，就是臣应尽的本分。臣私下以为，官员养病旧有成例，人子侍奉亲人的新诏也已颁布。臣在这两者之中，如果承蒙圣恩，能够获准其中一项，或许可以用公事成全私情，使情理和法度两全，也实现天地曲意成全的希望，实在就在这里。如果蒙特敕吏部，查照臣前次奏疏，早日施行，那么母亲可以多保全一天生命，儿子也免得留下终身悔恨，这些都是皇上所赐。臣这点犬马之力，日后不敢不竭力效劳。臣迫切恳切到了极点，因此具本，命义子邵旺亲自带送，谨此奏闻，伏候敕旨。正德六年四月二十二日，通政司官奏报，奉圣旨：邵寳已有成命，着令他赶快前来任职，不准所请。吏部知道。钦此。第三疏

译户部左侍郎臣邵谨奏报：为陈述实情，请求恩准退休终养母亲一事。臣由进士历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因事退休。正德五年九月间，承蒙钦命起用，巡抚贵州地方，兼理军务。近来想到臣母过氏年过七十，年老病弱日益加重，难以前往奉养，正准备陈奏请求。其间敕令和符信接连到来，臣不敢安居，只得勉强前往任所办理事务。同时具本，派人奏请终养，奉圣旨：“吏部知道。”钦此。大意是吏部查得臣所奏之事，与各司职掌中面奏的事例不合，命臣照旧管理事务；如果母亲年老不能远离家门，又没有其他亲属依次侍养，遇到公务赴京自陈，照例施行。臣到了湖广长沙府醴陵县，忽然听说钦升臣为本部右侍郎、提督仓场，返回江西南昌府后，又具本派人请求终养。奉到圣旨：“不准所请。”吏部知道。钦此并转行。文书到臣这里时，臣母亲已经患病，只得留在家中奉养。臣于是独自北上，没想到母亲自臣离别后因思念、伤感，旧病全面发作，服药调理，一天天过去却没有减轻，实在不能远离。臣接连收到家书，忧虑思念没有止境。臣私下看到朝廷内外大小诸臣，有的父亲健在，有的母亲健在，有的父母都在，各自都有子孙在家奉养。只有臣的母亲生臣刚三岁，父亲就去世了；臣如今没有兄弟，也没有儿子，两代只有一人，形单影只，实在再没有其他亲属依次侍养。况且臣母亲所患的是心气病，有时一个月发作一次，有时两个月发作一次，呻吟呼号，连续数日数夜，声音传到邻室。这个时候，假如发生不测，将把她托付给谁？因此臣在朝署办理公务之余，退居孤馆，对着僮仆哭泣，心中烦乱，甚至忘记睡觉吃饭。近来旧有的心悸、翻胃呕吐、腿脚麻木疼痛等病证不时发作，虽然想勉强尽力效劳，但心绪恍惚，很多事情都荒废了。为人子的道义已经亏缺，臣所任职务也更加荒疏。书中说：“用过失归咎于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蒙圣慈念及臣孤苦无依、无人可以相比，特敕吏部查照臣屡次陈述的苦衷，放臣退休回到原籍侍养老母，以终余年。臣感戴天恩到了极点，因此亲自具本，谨此奏闻，伏候敕旨。正德七年三月十九日，通政司奏报，奉圣旨：邵寳为母亲请求归乡，情辞恳切；但正值用人之际，着令照旧用心办事，不准辞职。吏部知道。钦此。第四疏 户部左侍郎臣邵谨奏报：为恳切请求天恩，准许退休终养母亲一事。臣近来因母亲年老有病，又没有其他亲属依次侍养，具本陈述实情，恳请终养。钦奉圣旨：邵寳为母亲请求归乡，情辞恳切；但正值用人之际，着令照旧用心办事，不准辞职。吏部知道。臣谨此钦遵。臣听到命令，感激之后继而恐惧。臣私下想到，人子有父母而出仕，常情和变故各不相同。若自身之外还有兄弟、子孙以及同族亲属，在家可以依靠，出行可以托付，这是常情。若这些人全都没有，就是所谓变故。臣邵寳不幸遭遇这种变故，仰望皇上垂恩下察，甚至具体说到臣情辞恳切，皇上体察臣下，已经到了极点。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父亲去世时，臣还在孩提，不懂得主持丧事，直到今天想起来，恍如梦中，悔恨无穷。如今幸有母亲，臣领取俸禄本为奉养她，却不能在晚年为她终养，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不能算作人的人”，说的正是臣。圣明在上，用人虽然急切，但又为什么一定要用臣呢？如今满朝都是贤能之士，像臣这样不肖的人，哪里会缺少？但在臣的家中，母亲只有臣这一个儿子，关系实在十分重大。伏望皇上建立中正之道、教化人才，尤其重视成就大才，既然已经把这类事务交给有经世济民才能的人；小事之所以成其为小事，也就实现了臣俯仰之间的本分，以及天地曲成万物的用心，这样才算达到极致。因此臣不能自我克制，私下有所期望。臣还想到从前在江西时，母亲的病曾经危重，臣当时出外任提学，得到消息后返回衙署，详细听闻母亲号哭跌倒、困顿不堪的情状，忧虑和悔恨一齐迫切，于是写了奏本，派人上奏，请求辞官回家终养。巡抚都御史张本说皇上刚开始亲政，不应因私事上奏烦扰皇上，既派人途中阻止臣返回，仍留臣长期任提学。奏本下到吏部，此事还可以查考。近来又过了几年，臣母年老多病，比从前加重数倍；臣盼望后嗣而未能如愿，臣母的忧虑又有超出疾病之外的。因而臣在正德五年第一次请求终养，六年第二次请求，到现在是第三次请求，不敢因为恐惧而中止。何况臣积忧成病，正如前一份奏本所陈述的，都不是药物能够治好的。昨天四月初四日，臣收到三月初七日的家书，说：“臣母在二月初十日跌倒受重伤，至今卧床不能行走。”臣在这种时候，怎能承受得了？如果蒙受圣上慈爱，体念臣所说的确实关系自身，情意也确实出于内心，特命吏部放臣回去终养，使臣母与臣两地相隔的忧病在相见时得到解除，使一家人的命脉在几乎危急之际得以保全，这全都是皇上曲成万物的恩德。臣感到万分迫切，等待圣上命令到来，因此写成本章亲自携带，谨此具奏，伏候圣旨。正德七年五月初八日，通政司官员上奏。次日奉圣旨：邵寳因为母亲年老有病，恳切请求回家奉养，已有旨意慰留他。如今又再次申述原来的请求，准许他暂时回去探视，命他赶快回来任职。吏部知道。钦此。第五疏

译户部左侍郎臣邵寳谨奏：为母亲年老有病，无人侍奉赡养，请求批准臣先前的请求，辞官终养母亲一事。臣的母亲过氏年过七十，长久患病，只有臣一个儿子；臣又没有儿子，母亲没有可以依靠托付的人。臣在正德五年、六年，已详细列举情状，请求辞官终养，多次蒙受温和的诏书慰留任职。今年五月间，臣又写奏疏恳切请求，伏蒙圣上慈爱垂察，暂准臣回去探视，仍命臣赶快回来任职。臣听到命令后感激不已，立即启程回家，与母亲相见。大家都说此行实在是出于特别的恩典，恩泽所及，虽只涉及一身一家，但天下做母亲、做儿子的没有不感到喜悦的。只是臣庸愚鄙陋，怎能承受这样的恩遇？起初打算探视之后立即赶赴任所。不料臣尚未到家时，盗寇的警报四处传来，到处令人震惊恐惧。臣母亲年老衰弱，余生无多，先前又跌伤严重，卧床数月；到这时忧惧内伤，药物也不能治愈。何况放眼四顾，卧榻之外只有臣孤身一人，没有兄弟、没有儿子，情形本来就和从前一样。想扶母亲同行，她的病又不能勉强；想留下独自奉养，又怎能承受忧虑？忧愁与疾病相互交迫，必然会达到危殆的地步，臣将如何自处呢？臣仰想皇上以仁爱体察万物，以义理裁断事务。当臣在有关衙门任职、蒙受皇上俯察而成全臣的私情之后，难道臣如今与母亲生离的痛苦，会因为相隔遥远就不加以体念吗？臣私下观察圣朝，凡是群臣请求回家终养的，查考与成例相合，没有不准许的。即使是大臣，也有获准终养的，如都御史高明就是这样。臣虽不肖，不能与高明相比，但臣母子相依为命的情感，比高明父母俱在、共享天伦的情形更加迫切。何况臣新近患风湿病，两脚麻木疼痛，行走困难，在这种时候，正应当推让贤能之人，以仰承皇上夙夜勤劳任用人才的心意。如果蒙皇上鉴察臣的苦衷，特命吏部允许臣辞官终养，另选贤能补充臣的职位，那么也许就能做到由亲及人、推恩于近亲；将会看到天地之间没有一物不得其所，这不只是臣一身一家的幸运。臣倾尽肺腑祈求恩典，实在万分迫切，因此写成本章，令义子邵旺亲自携带，谨此具奏，伏候圣旨。正德七年九月初八日，通政司官员上奏。次日奉圣旨：“邵寳既然奏称母亲年老有病，情辞恳切，准许他侍奉赡养母亲。等他母亲病愈之日，由有关官司上奏，再征召任用他。吏部知道。钦此。” 第六疏 钦准回家侍养、原任户部左侍郎臣邵寳谨奏：为陈述实情，乞求恩典，辞免重新任用，仍请准许侍养母亲一事。臣是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人，由进士历任户部左侍郎。正德七年九月臣上奏乞恩，蒙皇上钦准侍养。正德十四年九月初十日，准吏部咨文，节录其内容说，本部题奏奉圣旨，邵寳升任南京礼部尚书，钦此。吏部敬遵圣旨，备文通知臣。臣听到命令后感激不已，继而又惶恐戒惧。除去当日扶病叩头谢恩之外，臣想到宗伯一职尊重，掌管三礼；留都地位重要，职位相当于六卿。只是臣的才德既不是合适的人选，而臣又有必不能舍弃的家庭情事，身体力量也确实不能胜任。天子的恩宠虽已降临，臣怎敢冒昧承受？在外会触犯舆论，在下会留下后患。臣私下想到，臣三岁便成为孤儿，依靠母亲过氏抚养才到今天。先前因为臣母年过七十、疾病交攻，臣只有一人，没有兄弟、没有儿子，多次上疏请求回家依照成例终养，幸蒙圣上慈悲，怜悯臣的孤苦真情，特别施加异常恩典，准臣侍养。这完全是天地造化般的仁德，使臣母子各得其所；凡是臣母能够勉强延续数年寿命的，都是皇上的恩赐。如今臣母年已八十，神志老迈昏聩，体力衰弱，卧病在床，每次发作就十分危险，离病终的时间远近，实在不忍说起。臣在这种时候，能一日离开母亲身边吗？如果奉母亲前往任所，那么从臣家到任所水陆计算有四百里；但母亲病势如此，道路奔波劳顿，必定不能承受。假如因此导致母亲不起，这就是侍养之事没有完成，反而加速了她的寿命终结，也辜负皇上从前曲意成全的恩德，臣的不孝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样一来，臣还有什么脸面勉强到任，参与国家礼仪呢？何况臣自正德八年正月十八日患中风，左手左脚痿弱麻痹，医治数月，稍稍减轻；但筋骨之间外表勉强有力，内部却仍然滞涩。直到如今数年之中，每到年节举行家礼，跪拜起身都很困难，必须依靠搀扶。如果还不知道自我停止，勉强进入朝班，行礼时一旦跌倒失态，势必会发生。我个人不足挂齿，实在恐怕会加重辜负圣上的拔擢之意。臣确实愚昧，进则思考，退则反省，惭愧和恐惧交相涌起，怎敢不把实情吐露出来，以祈求宽免？伏望皇上俯察臣先前所陈述的情由。特赐收回已经发布的任命，仍命吏部允许臣照旧侍养母亲，另选贤能补充原来的职位。万一臣的余年稍有延长，臣母亲去世以后，臣当随同诸臣，稍稍施展驽钝之力，以图报答皇上微薄的恩德。臣祈求恳切迫切到了极点，因此写成本章，令义子邵寿亲自携带，谨此具奏，伏候圣旨。正德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奉圣旨：“卿才干品行老成，特意选拔任用。先朝已经有成命，不准许你推辞。命你赶快到任管理事务。”吏部知道。钦此。第七疏

译南京礼部尚书臣邵寳谨奏：为仰承皇上的恩命，又俯身顾念母亲的私情，陈述实情，恳切请求终养，以图将来报效一事。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一日，臣收到本部咨文，转引南京吏部咨文，又转引吏部咨文。此前臣上奏，钦奉圣旨：“卿才干品行老成，特意选拔任用。先朝已经有成命，不准许你推辞，命你赶快到任管理事务。”吏部知道。钦此。吏部敬遵圣旨，备文通知臣。臣叩头拜读之余，感激到了极点，惶愧到了极点，忧惧也到了极点。恭敬地想到皇上圣德如龙飞腾，代替上天治理万物，总揽朝政，聪明通达。短短十来天、一个月间，各项政务焕然一新，海内闻风而动。近来起用被废退的官员，振兴偏远之地，竟然也涉及臣邵寳，乡里欢呼，士大夫赞叹庆贺，都说这是千百年难逢的盛会。臣的感激，哪里有比这更大的呢？臣以诸生身份出仕，历任内外官职三十多年，在官班中庸庸碌碌，年轻力壮时尚且不如别人，如今年过六十，衰老疾病侵凌，凭什么能够充任此职，跟随诸位大夫之后呢？臣的惶愧，哪里有比这更大的呢？臣在这时本应踊跃奔走，勉强策励驽钝之才，略尽微薄的报答。只是臣三岁成为孤儿，母亲过氏抚养臣直到今天；臣母六十岁时已经衰病，七十岁时病情更加严重。当时逆臣刘瑾刚刚败亡，朝廷起用正在休致的臣，臣由副都御史再次升任户部左侍郎。臣想到自己没有兄弟、没有儿子，母亲无人奉养托付，所以在正德五年、六年请求终养。后来蒙先朝体念臣多次上疏、情辞恳切，准许臣依照成例侍养。臣回家八年后，南京礼部尚书职位空缺，吏部查照前任巡按监察御史唐凤仪、叶忠节上奏推荐便于奉养亲人的章疏，会同官员推举起用臣担任原职。当时臣母年已八十，病体和从前一样，所以臣陈述实情辞免，再次请求终养。去年正月，臣母又患中风，起卧大小便都不能离开床褥。今年二月，臣从旁听说吏部题奏、奉先帝有准许终养的命令，才感到欣慰庆幸。近来四月中旬，旧病加重，稀粥和药都不能入口，屡次气绝又苏醒，全家号哭，实在没想到几天之后还能略微进食，幸而残喘尚存。如今气息奄奄，早晨不知能否保到晚上，臣心神纷乱。要是舍下母亲独自离开，既难以诀别；如果奉母亲一同前往，又难以移动。何况臣在侍养还家后的第二年就患中风，虽然侥幸保全性命，但左髀右足外部拘挛、内部滞涩，跪拜起身都很困难。礼制首先要拜谒陵墓，以臣的病足，必定不能承受五里的步行趋走。礼制还要求郑重地进呈表章，以臣的病髀，必定不能承受十里的骑行；像引导仪仗之类的事情还有很多。若勉强行事，万一临事跌倒失态，获罪必然更大。再想国家礼仪由礼部掌管，实在关系神明与人事、上下秩序，臣早晚恭敬清慎，尚且对此有所惭愧。如今内有病危的母亲，外有病弱的身体，两种忧虑交相缠绕，实在不能专心任事，来仰助新政于万分之一。臣的忧惧，哪里有比这更大的呢？如果担心冒犯皇上的威严，不在此时再次申述实情，就是臣对君上不诚实。臣确实极其愚昧，究竟如何自处？伏望皇上鉴察臣感激而想奋发报效的深切内心，察知臣惶愧而想图报的诚意，怜悯臣忧惧交迫、不能自处的苦情，特赐收回成命，另授贤能，允许臣照旧侍养母亲终其余年。臣若没有死去，日后或许还能担任一官，必不敢不勉力施展犬马之力。报答皇恩的时间已经很短，臣不敢多说。然而圣明在上，体察万物而没有遗漏，臣又怎忍不说，以致辜负自己的母亲呢？只愿皇上哀怜而曲意成全，那么臣即使死而复生、白骨生肉，也都是天地般的恩赐。臣倾尽肺腑，激切到了极点，因此写成本章，令义子邵寿亲自携带，谨此具奏，伏候圣旨。正德十六年八月初日，通政司官员上奏：本月十二日奉圣旨：“朕认为卿才干品行老成，在新政开始之时特意起用你。既然你多次请求终养，孝心诚恳迫切，朕勉强依从你的请求。命有关官司按照礼制慰问，等亲人去世之后再来奏报。吏部知道。”钦此。《容春堂续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容春堂续集》卷八 （明）邵寳撰 杂著【九十三首】杂著 《坤》《遯》《明夷》《旅》杂说 王晦叔说：“《坤》《遯》《明夷》《旅》四卦都不是君位。依我看，《坤》说的是名分，《遯》《明夷》《旅》说的是义理。名分由常道而定，义理因变故而产生。《遯》的变义，像太伯的至德、伯夷叔齐的仁德，已经很高尚了。《旅》的变义又该怎样说呢？即使如此，周襄王、鲁昭公所受的耻辱只止于自身，还可以说。《明夷》的变义，是危险和昏暗伤害人，纣王的罪恶更是不可言说。《坤》的名分，难道尤其没有可说的吗？臣下与君主关系暧昧而仍有黄裳之大吉，这就是伊尹、周公摄政而最终仍成为臣子的原因。有人把羿、奡、女娲、武王作为这种情形的例子，这是把事情开端看成篡夺和弑杀，难道是这样吗？那么《坤》的君位在哪里？回答说：‘《乾》是君道，《坤》是臣道。君要像君，臣要像臣，这就是名分。’” 论《春秋》诸贤臣十一首

译周臣 评论说：唉！周朝的德政到这里已经衰落了！人才也不再振作了！即使如此，立隗之后有人进谏，嘱托克之后有人劝告，周王问九鼎之轻重时有人应答，请求开通隧道时有人辞绝；国家如果没有人才，还有谁与它谋划国事？《诗经》说：‘虽然没有年老成德的人，尚且还有典章法度。’正是说这种时候。又说：‘甘棠树枝叶茂盛，不要剪它，不要砍它，这是召伯停留过的地方。’即使想不思念召伯，难道能够做到吗？”},{ 鲁国的大臣。评论说：孔子谈到子贱时说，鲁国难道没有君子吗？如果没有君子，子贱从哪里学习并成为这样的人呢？鲁国有君子，历史已经很久了。至于圣人，我不敢评论；他的高等弟子，也无法一一尽述。说到其中贤能的大夫，那么孟子所说的圣人就在其中。至于那些君主违背德义便进谏、像忠于公室那样的人，大概很多。至于死后值得怜悯、隐退值得称道、离去可以作为法则的人，难道仅凭一节操，就能使他们超然脱俗吗？齐国的大臣。评论说：齐国与鲁国相邻，齐国的疆域不是鲁国所能相比的。至于人才，鲁国却超过齐国。公孙丑说：“管仲凭借自己的国君使齐国称霸，晏子凭借自己的国君使齐国显扬，鲁国有这样的人吗？”正因为鲁国没有这样的人，所以鲁国反而超过了齐国。大概是圣人的教化在鲁国更为深厚。《论语》说：“齐国一旦有所改变，就可以达到鲁国的境界；鲁国一旦有所改变，就可以达到大道。”我谈论人才，也有同样的看法。晋国的大臣。评论说：孟子说：“所谓故国，并不是说那里有高大的树木，而是说那里有世代相承的大臣。” 我考察《春秋》所记各国的世臣，没有比晋国更兴盛的。狐氏、先氏、栾氏、郄氏、范氏、魏氏、韩氏、荀氏、羊舌氏、乐氏、祁氏，这些是其中较大的家族。这几个家族世代都有贤人，与国家始终相伴，大概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人们说：“楚国有才能的人，实际上都被晋国任用了。”真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郑国的大臣。评论说：郑国处在晋国和楚国之间，处境艰难却能够立国，也只是依靠各位大臣。因此，伸尼称许他们所发布的命令，屡次称赞子产。子产以下的人，才干就各不相同了。我从七子的赋中，大致看到了这一点。哪里能让叔誉复生，与他全面谈论这些人呢？卫国的大臣。评论说：我读《论语》，孔子所称许的贤大夫，大概有许多是卫国的大臣。季札出使卫国时，也有许多称许之处。自康叔、武公以来，卫国长期受到培育。宋国的大臣。评论说：宋国的文献不足，孔子大概曾为此叹息。然而，接受职任、登列仕途的人，往往还是有的。只有在危急时刻才能看出人的节操，只有在仓促紧迫时才能看出人的才干。谁能大大长久地保持下去？大概只有商国那些年高德劭、心存仁厚而懂得教诫的人吧！宋国不能终于称霸，是理所当然的。秦国的大臣。评论说：左氏称赞“秦穆公用人很周全”，这是一个方面。详细考察他所任用的人，却寥寥无几。这又是为什么呢？秦穆公希望得到能够使国家安宁的人，厌恶嫉妒而好学的人；等到他死时，却选取其中贤良的人为他殉葬。声望和风气所及，有人因此前来，也有人因此拒绝。我读到绕朝的话，对此深有感触。吴国的大臣。评论说：吴国的人才为什么这样少呢？季札已经是最杰出的人了；他退隐在延陵的田野间，尚且曾出行，先后访问鲁国、齐国、郑国、卫国和晋国。他对于吴国的政事，大概没有参与。那么，吴国能够建立并维持的依靠是谁呢？伍子胥确实忠诚，但他本来也是从楚国来的。传文说：“如果没有君子，国家难道能够治理好吗？” 吴国成为吴国，已经很久了。它大概并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我没有见到罢了。或许是因为它同中原诸国相通得太晚，所以有关官职掌守和史书记载的材料，有些缺失了吧？楚国的大臣。评论说：人的才干，哪个国家会没有呢？只是为什么不学习，而孟子唯独称赞陈良？因为陈良喜爱周公、仲尼的道。如果确实喜爱周公、仲尼的道，那本来就是天下的人才，哪里只是楚国所产生的人才呢？所以我评论楚国人物时，一定把没有得罪《春秋》之道的人放在前面。《春秋》之道，就是周公、仲尼的志向。陈国、蔡国、曹国、虞国的大臣。评论说：一个国家会因为一个人而显得重要，也会因为一个人而显得轻微。因此，蔡国有季札，天下便知道蔡国的谥法；曹国有欣时，天下便知道曹国的节义；陈国有冶，虞国有之奇，天下便知道陈国、虞国有敢于进谏的人。否则，即使人才很多，又有什么用呢？《读春秋杂说》八首。西狩。“西狩”究竟是谁去狩猎？是鲁国国君出猎。鲁哀公参与了吗？这是奉国君命令而去，并不是国君亲自参与；如果国君参与，记载中就会写“公”。没有写“公”，就知道国君没有参与。捕获麒麟后把它赐给虞人，那么是谁把它赐出去的呢？是虞人献给国君，国君又把它赐给虞人，所以仲尼得以看到它。“获麟”一事也因此写入《春秋》。六羽。八佾用于宗庙，已经很久了，鲁国却没有意识到这是僭越。到了为仲子的宫庙举行祭祀时，才开始使用六羽。《春秋》把这件事记下来，是对这种举动表示庆幸，同时也含有遗憾。诸侯的妾使用六羽，就如同诸侯使用八佾一样，都是僭越。阳生。报告说是病死的，就记作病死；报告说是被弑杀的，就记作被弑杀。明明被弑杀却报告说病死，只是传闻如此。传闻不足以抵得上正式文书，所以先记作病死，以等待查察。这与审理疑案相同。翟泉 周天王为什么住在翟泉？又为什么进入成周？其中一定有某种原因或主使者。但《春秋》不书“天王”，因为他是上天之子。上天之子并不是上天本人，除了谁还能拥立他呢？大概合乎正道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合正道的便不是这样。事情突然见于史册，好像从天而降，圣人的笔法也真是神妙啊！玙璠 鲁昭公出亡以后，意如在国内，政事由谁主持？鲁昭公离开国内已经很久了。国君在国内，祭祀就由国君主持；国君出亡，祭祀就由意如主持。服饰是否改变了？仲梁怀说：“步伐改变，玉佩也改变；玉佩改变，服饰就改变了。”代国君主持祭祀而不改服，是合于礼的；改了服再祭祀，就是不合于礼。即使如此，季氏以驱逐国君成就了恶名，还责备他什么呢？季姒 鲁昭公出亡时，鲁国已经岌岌可危，几乎要亡国了。但事情却起于季姒的一句话，诬陷从她那里开始，却没有料到灾祸的阶梯由此形成。何况昭公还存有孩子般的心性，群邪又跟随他；即使有人像叔孙昭子、子家昭伯那样推助、挽救他，要使他复位也很困难。这不是很应该吗？陈公子昭 把驩兜流放到崇山，是天子能够施行于天下的权力。陈国的公子昭，楚国凭什么把他流放到越国？栾盈逃奔晋国，晋国会合诸侯把他拘禁，是想使他不能被接纳。公子昭被流放，怎么知道他不会到别的地方去？越国怎么能把他留下？楚国又怎么能控制他？子囊说：“显赫的楚国，安抚并统治蛮夷，全部征服南海，使之归属于诸夏。”大概在楚共王时就已经如此了。行人 春秋时期，行人并不是固定官职，只是因为奉使命出使而称为行人。并非他的官职却称行人，是为了看重出使之事。然而最初出使时，并不这样称呼。直到被拘捕、被杀害，才开始这样称呼，用来表明对方的罪行。被拘捕的有叔孙婼，被杀害的有干征师。论季札【我先前已有论说，现在再补充其中不足之处】

译季札让出国君之位而安于做臣子，所以在国内就居于国内，出使就出使，内心丝毫没有私意。这种内心丝毫没有私意，正是臣道。《春秋》记载他出使时，该称使者就称使者，该称其名就称其名，丝毫没有额外加以礼遇。丝毫没有额外加礼，正是为了成全他的臣道；成全他的臣道，正是为了彰显他让国的节操。季札的让国，开始于寿梦想立他为嗣，终于季光把国位送给他。把国位送来而推辞乱局中的国位，这是可能的；想立他为君而在政治安定时推辞，却是不可能的。如果要以让国之事责备季札，那么不如追讨弑君的贼人：应当向僚讨罪，还是向光讨罪？僚已经死了，光则是篡夺者。天子、方伯也没有可以告发的人。如果擅自兴兵，就是用光的办法来惩治光。否则，季札所守持的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责备的。有人说他奉使命出行而逃亡，是看重保全自身，却轻视人民和社稷；祸乱不能由我平息，反而由我造成。若以此责备他，季札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又 季札一共四次让国：寿梦认为他贤能，想立他为继承人，季札辞谢不肯，这是第一次。诸樊服丧期满，把国位交给他，季札又辞去并离开，这是第二次。夷末去世，季札出使而逃亡，这是第三次。季光刺杀僚后把国位交给他，季札不接受，离开吴国到延陵，终身不再进入吴国，这是第四次。四件事中，最初辞拒父亲，是礼，是泰伯的道；接着辞拒兄长，是义，是叔齐的道；最后不参与篡夺，是法，是叔肸的道。借出使之名逃走，是为了逃避僚，这是什么义呢？三次应当让，一次不应当让；即使想让，也必须以国老的身份自处，说明嫡长子的道义，使国家有所归属，然后自己不参与才可以。如今却不是这样，《春秋》的记载，正是在纠正这一点吧。” 读《礼》杂说九首 其一 公仪仲子舍弃孙子而立儿子，檀弓吊唁他时穿着免服；司寇惠子舍弃嫡子而立庶子，子游吊唁他时穿麻衰。这样合乎礼吗？不合礼。那么两人穿这样的丧服，究竟是为什么？是想说明礼吗？如果为了说明礼却亲自践行不合礼的做法，可以吗？从前孟子曾以仁术为说，假借不合礼的事情来提出问题，却把人引向合礼之道，这接近于权术，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其二 用帷幕遮蔽灵柩不是古礼。那么为什么要用帷幕遮蔽堂屋？帷堂在小敛以前，对于死者有避开恶气的办法，对于活人有区别嫌疑的办法。已经入殡以后，这两方面都不存在了，所以遮蔽堂屋而不遮蔽灵柩。至于已经下葬、返回哭祭，即使设有几筵，又有什么需要用帷幕遮蔽的呢？所以说：没有灵柩就不设帷幕。其三 儿子为母亲服丧合乎礼，丈夫为妻子服丧也合乎礼。所谓五服之外指什么？居丧于母亲，是庶母。庶母对于君主是妾，妻子的庶子之妻对于君主是庶妇。君主为妻服丧，不为妾服丧；为嫡长媳服丧，不为庶妇服丧。君主本来不服丧却为她服丧，是权宜之礼，所以说是在五服之外。那么什么属于五服之内？凡是君主应当服丧的都属于五服之内。圣人在恩情之中不能没有义，在义理之中也不能没有恩情。五服的内外，不是天下最重大的权宜之道，谁还能参与到这种情形中呢？其四 服丧三年不举行祭祀，是古代的道理。如今有人在服丧期间举行烝、尝、禘祭，为什么还要进入宗庙？有人说如今服丧与古人不同，卒哭以后，略微仿照杜氏的说法，在灵主前穿衰服，在宗庙中穿黑色衣服，这也可以。唉！这是什么话？如今服丧与古人不同，是人自己放弃了礼制，并不是有什么禁止而不能实行。不求在这件事上勉力遵守，却只想把另一件事也一并废掉，怎么可以呢？况且晋国在殽之战时，曾穿着墨色的衰服和丧带出征，后来又穿墨服安葬文公，已经获罪于万世，何况穿墨服到宗庙祭祀呢？那么怎样才可以？在灵主前以功衰祭祀，到宗庙则穿深衣进献祭品。其五 五个月之内三次更换衰服，

译昭公的孩子气而不加考虑，没有什么值得评论的。然而从今天看来，丧服自成服到小祥改练，时间已经满一年，衰服难道能不更换吗？如今有人百日便练服，有人六十日便练服；与其过早改练，不如更换衰服。更换本身是一回事，有的人因狂妄而更换，有的人依礼而更换；做的是同一件事，情由却不同，所遵循的道理也不同，只有君子才能这样做。其六 丧服有通常的制度，但所遭遇的丧事不能不有所变化。遇到变化时，丧服的穿法就很难处理。因此丧服有成服、受服、练服、除服、禫服等阶段。通常情形中，有更换、包裹、特用、重服、兼服等变化。三日入殓并成服，满一年举行小祥并改练服。头上的丧绖，改用功衰。再过一年举行大祥，隔一个月举行禫祭。在这些时候穿相应的服装，这就是通常情况。这样本来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只有在服斩衰丧时，已经举行虞祭、卒哭，又遇到齐衰丧，男子要更换腰绖，妇人要更换首绖。所谓包，是男子仍戴首绖，妇人仍系腰绖。所谓特，是斩衰丧已经练服，又遇到大功丧，男女的首绖、腰绖都用麻。所谓重麻，是男女的首绖、腰绖都用葛。所谓重葛，是服齐衰时举行虞祭、卒哭，又遇到大功丧，男子用大功丧的麻绖更换齐衰腰部的葛带，而头上仍用齐衰葛绖；妇人用大功丧的麻绖更换齐衰头上的葛绖，而腰部仍用齐衰葛带。所谓兼服，是有斩衰葛绖、齐衰麻绖，直到功衰葛绖、缌麻服。前一丧已经下葬，后一丧刚刚入殓，男子更换腰部、妇人更换头部的丧绖，兼服就是前后两个时段分别如此。衣物随时变化，新旧、轻重相互参错，使恩情和义理都不失其中，这就是所谓变化。又是这样，所以才说这件事困难。如果按照这些类别推演，那么一个人一身之中，在五服范围内周旋，即使每天有变化也不会感到意外，更何况通常的情形呢？其七 我读《既夕礼》，才知道古代君子办理丧事，从容周密而不逾越次序。大概提前三天就要忙乱准备，提前一天就更加纷扰，所以斟酌安排在提前两天。既夕哭之后，启殡而朝拜祖先，装饰棺木、连接引柩的绳索，然后举行祖奠，整天都在办理这些事务。所谓从容不迫，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其八 从前我读颜丁居丧的记载，却不能体会其中的情感。我是孤儿，年幼时本来就没有人向我说明这些。如今遭逢太淑人的丧事，日夜在殡宫中，恍惚沉默地体会，才终于明白了。唉，母亲啊！母亲啊！再也不能使她复生了！祝寿、宴饮、庆贺、赞颂，这些都已经不可能再有了。即使母亲生病时承受问候，观察医者所说的吉凶，听到病情好转便欣喜、恶化便忧戚，这些还可能再有吗？这还只是活着时的日常。即使占筮得到离卦变为颐卦，面对宾客显出惊愕失措的神色，使宾客感到恐惧，这些还可能再有吗？这还属于活着的时候。即使母亲去世后号哭悲恸、含敛尸体，疲惫地拜谢宾客，举行虞祭时因病而担心自己也会死亡，这些还可能再有吗？大概不仅活着的日子不能再得到，死去的日子也不能再得到。天地之间的道理多么广大，一天又一天地过去，我还到哪里去寻求呢？唉！活着的日子不能再有，人们还能说出来；死去的日子也不能再有，我却连那是什么心情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该如何说出来。《礼记》说：‘刚死时惶惶不安，怎么能使他复生！’颜丁难道会同他诵读‘没有母亲，我依靠谁’的诗吗？” 其九 成化庚子年冬天，我为丁寿夫撰写墓志，有“薄棺无椁，浅土不坟”的话，意思是寿夫已经成年并且参加科举，不应当按照殇礼安葬。当时秦东邱写信给我，认为我的话不对，又说如果按照我的说法，必定要引用鲁国汪踦的事情作为依据。我当时没有办法回答。如今读《丧服小记》中“丈夫加冠而不作为殇”的文字，才知道过去写墓志时暗中与此相合。如果用这句话回答东邱，一句话就够了，又何必引用

译汪踦呢？人没有多读书却轻率下笔，写文章大概很难避免东邱这样的批评。过了四十四年，我在服丧读礼的草屋中追忆往事，于是记下这件事。

译读周子书杂解十二首 “太极”二字起源于孔子《系辞》，“皇极”二字起源于大禹《洪范》九畴。两个“极”的意思相同而所指不同。周子说：“无极而太极。”我则说：“有极而皇极。” 五种性情受到感动而发动，于是善恶分明；必须参照《通书》中所论刚、柔、善、恶、中等内容来理解。建立人的根本，也就是太极存在于人心中的体现。读“混沌啊，开辟啊，它没有穷尽啊”这句话，可以知道先天之前和后天之后的道理。太极，是从混沌之气中指出其中的理，并不是说在混沌之外先存在一个太极。所谓虚，是理的本源，并不是虚无寂灭而不动。因此说无极而又说动，动在静之前；理必定要发动以后才能显现。没有发动，就还不能说是理，所以不说理而说太极。无极的真实就是理，也就是太极。真就是诚。为什么不说诚而说真？这里大概不是语言能够完全说明的。孟子、程叔子从“命”来说“性”，说的是性的本源；孔子、程伯子从“性”来说“性”，说的是性的实际；荀子、扬雄、韩愈等人从“气”来说“性”，说的是性的末流。而荀子的说法尤其严重。周子绘制太极图，就像画工描画日月；日月的形体是圆的，画工只能画成扁平的形状，是不得已的。如果一定要穷尽其中的妙处，就必须用圆木来制作，使它可以推动旋转，这样太极的妙处才会显现。我曾经遗憾“格物”的“格”字解释得不切合，偶然读医书看到“切脉”的“切”字，说是探求脉理；用“切”来解释“格”，或许就能理解了。理存在于天时，气不能参与其中。等到万物各自端正其性命而寂静不动时，气也不能参与其中。到了受到感动而发动时，才有与气相关的地方。有了与气相关的作用，气就得以参与其中，所以有善有恶。莹，是光明；灵，是心的灵明。理进入人心，心就能发光。所谓“它明显，它幽微，不灵明就不能光莹”，就是这样：明显的更加明显，幽微的也能显明，这就叫莹。五种性情受到感动而善恶分明，这正是人心、道心危微变化的关头。差之毫厘而天地易位，大概就在这里吧？喜怒哀乐还没有发作，叫作中。中之上，不必再加一句话，纯粹而至善，没有什么可以赞美的了。发作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和之上，先说“都合乎节度”；既然说“都合乎节度”，就说明也有不合乎节度的。合乎节度，是理的发动；不合乎节度，是气的发动。人心、道心，就在这里可以观察。这就是所谓“五种性情受到感动而善恶分明”。论性杂说 性的道理只有一个，但构成性的因素有五种，这是因为一气分为五行。性的差异，难道在于五种因素有偏有胜吗？偏胜到了极点，就会使一种过盛而另一种消灭。义过盛，就会灭掉仁；所谓义就不再是义，而是苛刻、残忍、暴虐。智过盛，就会灭掉礼；所谓智就不再是智，而是欺诈、诡谲、奸邪。这就是所谓下愚。偏胜较轻而能够反正的，是中人。所以说：“中人以上，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中人以下，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一种偏胜之间，就决定了性的品级。因此兼顾五种因素来谈气，气的说法才完整；不兼顾五种因素来谈性，能算是在谈性吗？既然兼顾五种因素，即使说性不混杂五种气，我也不相信。即使如此，追溯它的本源，仍然胜过只观察它的末流。只观察末流来谈性，就不是谈性。因此论性，孔子达到极致，孟子深刻透彻，韩子也差不多接近了。善、真、诚辨析 善，是继承它的善；善、真、无极之真、真诚，诚，是圣人的根本之诚。理只有一个。达到纯粹而没有恶，叫作善；达到专一而没有二心，叫作真；达到真实而没有虚妄，叫作诚。善对应阳气发动的开始，真对应万物生成的开始，诚又是阳气发动、万物生成的总称。它们的道理只是一个而已。分别说，在气的运行中叫作善，善是性尚未成就时的名称；在精妙融合中叫作真，真是精尚未融合时的名称；诚则又是二者的总称。在天地如此，在圣人也如此。合起来说，善之所以为善、真之所以为真、诚之所以为诚，实际上都只是一个太极而已。程子说：“体和用同出一源，显明和幽微没有间隔”，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回答问性的人 性好比水。水还没有流出山时，是云；流出山而形成具体形态，才命名为水。谈论水的人，到这时才得到了水的真实。此前，是用云来谈水；此后，是用涧、溪、江、河、海来谈水。涧、溪、江、河、海难道不是水吗？只是混杂了泥沙，不是水的本质。用云来谈水，迂曲；用涧、溪、江、河、海来谈水，浅陋。站在君子的角度看，宁可迂曲，也不要浅陋。懂得这一点，就可以谈论性了。邹氏贞节门铭【有序】

译正德某年，庚辰某月某日，无锡县令某侯某奉诏为邹氏建立贞节牌坊，以表彰邹母华氏。此前几年，某甲子年，县令侯侯把华氏贞节的事状上报朝廷，诏令下达大宗伯，大宗伯转告御史大夫，再下达到分巡御史。分巡御史询问本县士大夫君子以及乡里的三老、勤劳耕作而有德行义举的人，才上奏说县令侯侯所说并非虚假。大宗伯据此请求，皇上命令依照县令的请求表彰她的门第。到这时牌坊建成，她的儿子申因为我曾参与司徒推行典礼制度的政务，前来请我撰写铭文。考察华氏是文润的女儿，十八岁嫁给邹氏，成为鲁的妻子。过了十年，鲁因病去世，这时华氏二十九岁，留下的孤儿申才两岁。华氏安葬丈夫并服丧期满后，便辞去华丽装饰，发誓一定要把孤儿抚养成人，等自己死后再随丈夫而去。又过了二十五年，她五十三岁，看待自己的志向仍如同鲁刚死时一样坚定。从宗族亲党到姻亲朋友，都说她贞节。我听说从春秋到当代，华氏这样显著的人物，晋国孝子在南齐建立华氏家族的事迹，在无锡尤其著名。文润是若干世以前的祖先，邹氏在宋代有忠公志完，以进谏而为天下所重。鲁的父亲佑之的父亲，大概是他弟弟进士泂的若干世孙。文润名德，佑之名贤，都在乡里享有声望。贞节啊，她也确实有来由啊！铭文说：华氏和邹氏在我们无锡享有声望，无锡有伟大人物，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孝子凭孝行流传，忠公凭忠节著名，千百年后仍有余风。难道只有男子如此，女子也同样如此。上天不能改变她的志向，她发誓至死不改；留下一个呱呱啼哭的孤儿，抱着他去见婆婆；自己不能抚养，便说：难道能像丈夫那样吗？二十五年如同朝夕之间，孤儿终于长大成人，只因母亲贞节。丈夫刚去世时，有人或许担心她不能坚持到底；但她家资富足，能够自我守护，她只遵从内心清白。节操不在艰难时才有，也不在富裕时才没有；她遵守礼制和法度，一向如此，从不仓促改变。国家有明确法令，表彰她的家门乡里；后土皇天也不会因我所行而惭愧。忠臣有墓，孝子有祠，我为这座牌坊作铭，也由此追思古人。宠寿堂铭【有序】宠寿堂，是均州太守茹鸣玉世代居住的堂屋。它得名于天顺初年，到今天嘉靖改元，已有六十多年了。曾经请太师李文正公为它题写堂名。近来又托他的从侄、福建少参茹世和请我撰写铭文。茹氏是无锡的世族，自永乐初年寄居京师，到鸣玉兄弟才凭科举功名显达。鸣玉乙卯年乡试中举，任今职；他的二弟鸣凤戊辰年中进士，任光禄丞；小弟鸣金丙子年乡试中举。经元堂的事迹已写在铭文中。铭文说：从前英宗皇帝复辟，下诏尊敬年高之人。京城里有一位老人，年高得无人能与他相比。皇帝说：“像您这样的人能够保持仁德，既给您穿上袍服，又给您穿上鞋履，以此来光荣您的身体。”又说：“我很赞许此事。”于是追思古代尊养老人的典制，命令京尹在府中摆设筵席和几案。有鼓有钟，有鼎有俎。宴饮之后，召见老人，询问他的年龄。老人回答：“臣已经满一百岁，又经历了四个星纪。”皇帝对冢宰卿说：“你和诸位卿一起前往他家，对他说：恭贺您的荣寿。”只有宪臣请求老人赐言。于是有司掌故的史官考察古制，参照古代制度来制定今天的礼仪。天子和群臣都说：“这个堂屋何不命名为‘宠寿’？谁来为它书写堂名？”元老用篆籀书写，只有圣明的天子能够超过五帝三王。寿域广大啊，与天地并立。皇帝建立天下的准则，向来奉行五福。这篇铭文题写此堂，是要告示天下。点易台铭【有序】邵子在九龙山中读《易》，筑了一座台，常常登临。手里拿着一卷书，整天坐在那里。正德庚辰年，邵子已经六十一岁了。在此以前，张侍御汝立归来，写了两句题辞：“点易。”邵子说：“这似乎足以激发我了。”所以把这座台命名为“云台”。它在慧泉西北，坐艮向，东边的群山都可以坐在台上看见。铭文说：《易》先用卦象显示事理，经过两次变化才形成卦辞。连卦辞都不能读懂，又凭什么去理解卦象呢？点《易》的台建得很晚，我才开始学习，哪里敢说已经穷尽了其中的道理？窥探古人的著述，俯察大地，仰观苍天；大地深厚，天空宽广，神妙啊，实在不可测度！我正徘徊其间，笔悬在手，整天没有写成一句话，而思绪却像跃然在眼前。我要寻求我所要点出的地方。银壶铭 臣有病在身，母亲再三推辞。臣被召起身后，皇帝下诏问道：“上天降下礼意，用礼来赏赐你；又赐给白金，铸成这个酒尊，用它斟酒祝你母亲长寿。每一滴酒都是恩德，恩德深厚而且长久。这个酒尊形制像周代的卣，臣谨刻铭诗以记之。”臣叩拜稽首。燕居铭 像斋戒时那样庄敬，像祭祀时尸位那样端肃，天意正在这里鉴察。心灵澄明清静，我找到了自己的老师。不要忘记，也不要勉强助长；不必忧虑，也不必思虑。那种心神摇动、举止轻浮的状态，不要让它存在。小子我不聪敏，请在这里奉行此道。新泉石盆铭 这股泉水开始疏浚于庚辰年冬天，到了辛巳年，尚未疏通。壬午年，用竹管从一个童子那里引来泉水；那年秋天，又凿开石渠使水向东流，涓涓不断，将会流淌无穷。这年该月己酉日、癸巳日，谁来为它作铭？泉上翁。杖铭 你不折断、不屈挠，只有你能帮助我；我不跌倒、不危险，也只是依赖你。你的功劳确实不虚，我的德行也不孤单。我们共同谋求无穷无尽。四杖铭 从前用你来照亮黑夜，如今拄着你出游。我思念古人，相隔已有三千秋啊。以上是藜杖。中间空虚，外表方正；你是青竹，使我因此增光。以上是方竹杖。天台山高耸，石桥绝壁上有一种藤蔓植物生长，经历太古时代的积雪，节疤交错而奇特峭拔，不弯曲，也不断折。以上是万年藤杖。你生长在孔林中，正直啊！你的外表与德性相同而又各有不同，是周围陵墓的楷模。以上是楷木杖。慧山寺钟铭 慧山寺的钟从景泰年间到现在一共铸造过三次。最初用了若干斤玄金。当时僧人圆金刚开始担任住持，实际由僧人明杲、明曜负责铸造。考察其中的缘故并加以筹划的人，则是前住持僧圆显。铭文说：金属在熔炉中熔化，反复革新而顺从锻造，钟声更加宏大，确实称得上美好！这座山寺的钟声，是良工冶铸的功劳。早晨钟声响起，万物仿佛都跃动起来；傍晚钟声响起，众多声响仿佛都归于寂静。四方上下，没有不被它感动的。李文正公小像赞 此前，正德丙子年冬天，我从朋友崔世兴那里得到先师文正公先生的小像，装成轴悬挂在松风阁中，便于时时瞻省。戊寅年，世兴又寄来一幅大像，我把它装成轴收藏起来。庚辰年春天，小像被人偷走了，于是依照大像摹画一幅，恭敬地写了几句赞语，托僧人圆金像从前一样悬挂供奉。唉！文正公的德行，是天下人共同仰慕的。那个偷盗者难道偏偏没有这种心吗？何况其他人呢？还请大家共同守护它，不要让风雨虫鼠损坏。他以神童之名开始人生，以元老身份结束一生；辅佐两朝皇帝，进退从容；舒缓纷乱，容纳污浊；明辨事机，守信重义；竭力辅佐教化根本，百姓受到他的恩惠。他治学不事标榜，却有典范法度。四海之内，门生人才济济；欧阳修尚未执掌国政，韩愈也还没有入相。只有公的文章，足以流传千秋、影响后世。为郭诩所画小像题赞

译见素先生曾称赞泰和郭诩画像的技艺达到妙品，我很仰慕，却没有见过。一天在南昌东湖边遇见他，我向他作揖，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离开江西八年后，诸生思念我，于是请仁弘凭想象为我画像，寄到京师。见到的人都说不像我，但我喜爱画中具有有道之人的神态，不忍抛弃，于是题赞后收藏起来。诸位学生思念我，郭先生为我描画容貌，难道我真能像古代儒者那样恭敬地朝夕相对吗？这大概正是我早年的心愿吧。画吧，画吧，把它作为对我的箴诫。见素先生小像赞 身处江湖，地方遥远；寄居山林，岁月漫长。身有凌云之志，文采如海岳般宏富。早年敢于直言，中年勇于退隐；晚年又迅速起用，赶快归来，晚节始终共同守持。古人啊，我思念你；君子足以治理国家，如千仞高崖上的丹霞，又如南极的一颗星。钱希翁小像赞 穿着山鞋登山，乘着海上木筏漂游。穿草衣、戴草笠，哪里用得着兔裘？鄙弃那些品评人物的月旦之谈，执掌我所信守的《春秋》。老人如今已经去世，我将到哪里去寻求他呢？都太仆元敬小像赞 真是儒者啊，却又是山泽间的官吏！面向沧洲，我的志向在于撰写史书；到野外闲适游览，便在这里谋求安顿。曾经仰慕黄山谷退隐，效法司马子长游历四方，胸怀坦荡如行万里，执着于文章，期望流传千秋。谁能使古代那种博学、正直而好修身的人复生呢？您大概将要同这样的人一起寻求大道吧。吴未轩像赞 若说到执守礼仪，可以担任小相；若说到创作诗赋，可以担任大夫。这是士大夫们谈论您的评价，难道可以虚妄吗？然而您有山可以筑庐，又恢复了陶潜的三条小径；有水可以泛舟，便如陆龟蒙游历五湖。唉！此人既然不能复生，如今见到他的子孙，仍然宛如看见他家庭传承的风范。何况曾经亲见他的容色、接触他的风度，哪里还在乎画像呢？钟馗画赞【二首】睢阳侯报国的心愿，发誓化为厉鬼；终南人钟馗爱君的志向，托梦化为傩神。厉鬼出于一时的愤怒，傩神却因后世讹传而形成。因此一句话便使叛乱的贼人恐惧，厉鬼所起的作用已经很大了。鬼啊，鬼啊，傩神又能把你怎么样呢！您有应答赞扬的才华，却在生前负屈；您有驱除邪祟的力量，却在死后才显效。面对万古乾坤，哪里还有这样的神物？在白日青天之下，仿佛听见一声声呵斥。抱拙秦先生像赞 您是文儒的后裔，出生在大魁辈出的乡里，伟大啊！前代有杰出贤士，使德义增光；文章深厚纯正，典范法则济济具备。诸位学生无不以您为榜样。穿布衣、戴布冠，三十年间一直是乡里的大宾。曾孙迈训，后来成为国家名臣。多么美好啊！方伯泽西杭公像赞 美好啊！杭公任考功时，显现出知人善任的鉴识；任典学时，表现出培养人才的才能；任藩参时，施行巡视宣抚的惠政；任方伯时，显示出综理政务的宏大才干。远远望去，风采如山岳耸立；近前接触，胸襟气度广大开阔。长久听他议论，吟诵他的诗歌，又见他总揽造化，几乎没有一物不在其涵盖之中。壮年登上朝廷公卿之位，神色严正，宣扬美政，显然成为士人共同的希望；晚年归隐山林，眉毛斑白、头发如鹤，卓然成为一方的依靠。至于他好学不倦，守德不移，超越今人而不屑顾念，最终将达到古代君子的境界，那么我在最初与他交往时，不只是敬重他，而且还畏敬他。今后我将往来于泽地，使东西两处都登上高寿之列，几次手持杖、扶着几案与他徘徊，公啊，您愿意答应我吗！白楼吴公像赞 美好啊，盛美啊！戴着礼帽，穿着礼服，佩玉铿锵，在朝廷上从容行走。伟大的吴公，难道不是国家的光辉吗！从前在史局时，您撰写的便是《春秋》，君子认为由此可以看出您的卓越才华。从前在经筵时，您的言论称说唐虞盛世，君子认为由此可以看出您的谋略。唉！如今在内制任上，亲手裁制天子诏章，文章如金雕玉琢，君子认为这才看出您制作大雅文章的才能。您所蕴蓄的才德，远不止这些。若论道理、弘扬教化，作为公卿、师傅，早晚勤勉不懈，默默辅佐皇帝处理万机，君子认为一定要这样，才算完全发挥您的平生抱负，才足以回应海内的期望。美好啊，盛美啊！从前了解公的人，乡里有徐卿，朝廷有文正；古代有国士相知的际遇，今天则更加盛大。四十多年间，您没有辜负知己。我思念古人，晏起继承范仲淹，苏继欧阳修而起；我虽不聪敏，也早已了解公。因病与公相隔十年，再次在江东见到您，如同见到仙鹤；您穿犀角装饰的袍服，系带，容貌美好。公为我画像，我为公作赞，以此写出您的胸怀。美好啊，盛美啊！遂安令尤翁赞 《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喜怒不表现在脸上，外物与自我没有隔阂。从前楚国的上卿曾因这一点受到孔子的称许，孔子还说他忠诚。大宗伯番阳先生为什么又用这句话来称赞我们遂安令尤公呢？如今看来，公年轻时在学校中举，学问深厚而声望崇高；壮年任县令，政事通达而声誉丰厚；老年在乡里扶杖，德行昌盛而更加恭谨。长寿而善终，何况又有贤子接续前业，登朝任用，君子都说美好，舆论也一致如此。我二十岁时曾在乡里宅第拜见公，晚年又考察他的德行。我并不是大宗伯的门从，又将从哪里取得判断呢？静学孙翁赞 喜爱田园，也广泛领略山林的趣味；喜爱烟霞，尽情游览湖海。十年反省自身，独自在一室中修养。父母去世后吃素守制，像僧人持守戒律；竭力教育子女，像农夫等待收成。这样的人，本来将戴葛巾、穿野服，享有百年高寿，却又获得朝廷推恩、封赠赏赐，福泽从天而降。他所追求的，难道与一般人不同吗？小像自赞 幼年丧父而懈怠，我的修养难道不正是因为自己吗？对此感到惭愧。晚年患病而反省，我的过失难道不正是因为自己吗？对此有所觉悟。《易》说：没有灾咎的人，是善于弥补过错的人。我把这句话诵读给自己听，希望内心安逸，日子也能快乐。陈慎庵像赞 文章和弦歌礼乐汇聚于一个家族，老人出生在其中，学问成就而品行尊贵，面向南方端坐讲学，使师道更加敦厚。唉！慎庵是宋代忠臣肖梅公的后裔，也是国初郡博休休居士的来孙。《诗经》说：“有文采的君子，终究不可喧扰。”我对此人也这样说。赵学海像赞 有像学海一样求学的志向，却受到年龄限制；有像百川朝宗一样的志向，却受地域拘束。难道不能迅速回归圣贤的仁德吗？还是早已听闻君臣之间的义理！他的文采光明灿烂，气势充沛，像诗书一派那样和美，像簪缨后裔那样茂盛。我将看见他的成就。他大概就是当今所谓的伟大器材吧。董孝廉画赞 立志奋发的人，有朋友佩韦那样安定内心；潜心学习的人，有老师下帷讲学，像董仲舒那样专心。难道这是由于姓氏相同才如此吗？也是因为仁德所居。因此，他教化郡县，不以士人的身份自矜；治理县邑，不因百姓愚昧而轻视他们。为了奉养亲人而请求退职，长揖而归乡吗？大概已有前代先贤称您为孝廉，君子说：“确实如此！”这不是我的赞誉，我将向风山公求证，看他认为怎样。若按世俗的议论，您在族人中属于甲乙等；若按士人的标准，您的品行在叔仲之间。冠带士人济济一堂，弦歌诵读之声洋洋盈耳。若说居处，虽分处于街市之间，不过一亩宅院；若说奉养，田地所产足够维持一年的用度。您大概是乡社饮酒时受人尊敬的长者，也是每月品评人物时受到乡里推重的人。君子说，公向前可以无愧于先人：方伯大父一辈，已经通过隋唐以来的科举；向后也可以无愧于后人：弟弟令阳山，仍然由周汉以来的贡举出身。此像从今以后直到来孙，永远作为影堂中供人瞻奉的遗像吧。

译节庵茹公像赞 孝顺友爱的品行，在家族中受到信服，并传达于乡里；宽厚仁惠的政绩，在县邑中显现，并在省中成就。德高望重的伟人，已经成为众人推举的对象；身处要地、官居高位，却处在丑位而不与人争竞。年轻时很早便从文献世家中脱颖而出，晚年却抛弃功名的境地。若说到家庭，留下的福泽非常多；若说到仕途，离任后人们的思念尤其长久。君子观察“节庵”这个号，也可以由此得到公的大概性情。那位画史虽然凭想象画得十分逼真，终究也只是堂中的影像罢了。草亭成翁像赞 有头巾，仿佛宋代欧阳修；有词章，有翰墨，出入晋唐之间。有诵读，有论说，达到虞世南、黄庭坚的境界；向王庭贡举，遵循周室制度，分任师儒。邻近苏湖地区，兴致到来便洋溢成图画；又不愧为倪瓒、王蒙的乡里。这样的人，远远望去，人人认为具有神仙般的骨相；评论他的人认为，他足以称得上文献世家的门墙。谁知道他晚年竟承受封赠典礼，戴礼帽穿礼服，成为山林的光荣呢？魁星赞【二首】北方有北斗，纲纪三辰，谁在主持安排？只有您具有这种神力。神灵啊，变化无方；匡正疆域，显现形象，昭示我的文昌，远在虞、周之上。天帝之车在中央运行，四方国家都由此维系。人们也说：“调和元气，清晨建立于东北。只有您具有神力，开启阳光，发出祥瑞，使天下回转而迎来春天。” 王母献桃图赞 在西池上光彩灿然的，是承受太阴精气的蟠桃；在东海中层层累积的，是蕴含初阳气息的神物。两种东西合在一起，恍惚若有若无，像从天上降下，又像从大地生出。可以远远望见，却不能得到，于是有得道之人在天地之间参与其中，以神灵感通它，以心意契合它。大概将要在乾坤之间开辟长寿之域，把万物合在同一个观照中，超越时代运行而上，又哪里会计较一千二百岁的寿命呢？周穆王荒唐的游历，汉武帝东方朔的滑稽戏，又哪里值得计算呢？二泉第一流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二百岁〕 晦翁的诗中有这样的话：“碧绿的山涧每日流行千里，难道说的就是这里吗？”我的泉水汇流之处也很多，这一股是其中第一流的。观水的人舍弃这里，还能到哪里去呢？从这里沿溪水随着河川流行，从这里流入田地以补充雨水的施降。流吧，流吧！谁说它微小呢？吴文定公像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施生带着吴公的画像来，因为公的从子嗣业请求，请我作赞。唉，公已经不能再见到了，得到他的遗像，难道能无话可说吗？我焚香恭敬瞻仰，为他作赞说：文章深厚，可以与汉代的司马迁、班固相媲美；德行气度温厚纯正，可以追及孔门中的颜回、闵子骞。任大拜之职而不以虚浮自满，面对群望而不显得有所不足；状元魁首与平素公论相合，却不显得有所盈满。真是大雅君子，老成而有典范法度。中斋秦公画赞 这是画史追摹中斋秦公真容的画像。虽然画出了他峭拔磊落的形貌，却没有完全表现出他英迈超逸的精神。即使已经接近真实，他胸中方寸之间所发为文采、施为经纶的内在才德，本来也不如亲自听他的言论、观察他的行为来得亲切。唉，怎么才能使九原之下的这个人复生呢？秋涧韦翁像赞 老人是江左的甲等世族，世系出自吴高陵亭侯韦昭的后裔，随宋裕陵南迁，又从云阳迁居无锡西溪里。到了元代溪山征士尤博达，学问尤其广博，交游者都是一时名人巨卿。进入国朝以后，到老人这里更加喜好古代、勤于读书，砥砺品行，与厉雪庵、陈玉溪诸位老人都有古人的风格，隐然成为东南一位古代君子，不愧为世家；只是如今高山仰止的风范已经遥远，难以再见。老人去世若干年后，他的从孙尚志因为知道我对老人的事迹很熟悉，拿着画像来请求我作赞。我俯仰今昔，感慨随之而生，难道能无话可说吗？从前我看见老人起居时，曾经手抚琴、身旁夹着书；如今看见老人的遗像，只见他戴着高冠、穿着长衣，神色严肃地作为老师，足以给弟子树立范模；整饬自身、率领他人，足以成为乡里的表率。乡里推举他为大宾，县邑称他为大儒。大概自从雪庵去世，典范已远；玉溪沉寂，文章制作也空缺；秋林长逝，书画也绝迹；直到老人顺应天命而去，清高的节操几乎没有留下余续。唉！老成之士相继凋零，谁来振起我呢？秋意高远，山涧枯竭，我怀念他当初的风采。画龙赞 胡须奋张，双目怒瞪，龙角峥嵘。画龙的人未必能看见真龙，看见真龙的人未必能认识它。知道它一呼气便能化云，知道它腾跃便能降雨；乾坤无端无涯，也没有人知道它将往哪里去。你若不相信，为什么不向仲尼求证呢？光禄丞天台王公像赞 方正严肃，守持正道，不谄媚，也不骄傲；从布衣身份被荐举，升任卿寺之官。看他所侍奉的皇帝，是文皇在位；看他所交往的朋友，是文肃同朝。唉，这样的人离今天已经很遥远了。我曾从他的曾孙、玄孙那里听说他的事迹，怎么能不临风再次肃然起敬，仰望台山般的高尚品德呢？余墨溪赞 刚强不屈的节操显著于江汉以南，仁慈惠民的政绩施行于岭海之外。这就是君子任官时所以被百姓称为师帅的原因。晚年归隐林泉之间，摆棋局，作诗篇，巧妙地回归造化，与万物周旋。君子由此便可以知道他从前的作为，称他为贤者，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邹秋泉像赞 老人壮年时，家中有能干持家的儿子；老人年老时，族中有能够调和裁决的人。忠信的行为，最终可以感动万物；孝悌的德行，先从修养自身开始。近处可以称为有道之人，是乡里的善士；远处可以称为谦让之人，是乡里的逸民。是谁来画像？在老人初度生辰时，我作了赞词，祈愿他享有千百个春秋。谈梧月像赞 对利益看得淡薄，贡赋也可以让给别人；对义理看得厚重，即使承受刑狱也在所不辞。亲人确实依赖他来奉养并实现志愿，子弟又共同传承明经之学。风月澄澈，如沧浪之水；江湖隐逸，如少微之星。早晨泛舟于溪水，晚上行走在山中。做官的心情懒散，帽檐向后；野外的兴致闲逸，任舟横在水面。假使地位高而适合任用他，便可以任宰相；地位低而让他守持本分，也不会辜负他。依照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究竟什么更重，什么更轻呢？文杰笔赞 叙说：韩愈为毛颖作传，假托秦国之事来发表言论。既然记录了毛颖的功劳，怎么可以不知晓它的主人呢？于是为吴兴宋文杰作赞。这是诸姬之郡、诸子之宗，在湖边崛起，为世间建立功业。文采与文明相逢，你的恩泽、容貌、端正与内心，都不显露锋芒；善始善终，终于获得美好的声誉，把自己附列于巨匠之中，与国运一同无穷无尽。你谦逊而不自居，文房之中自有史册，作赞者是泉子。蔡君习之像赞 过静之拿着他岳父蔡习之身穿道服的小像，请我在像上题字，我于是随意写下这些话交还给他。习之的号是如竹，所以末尾的话如此说。

译早年起身任事，是能够持家的儿子；晚年成为在野的臣子。在公府中谨慎勤勉，在乡党中诚实恭谨。众人以义士称他，官吏也佩服他；独自拄着藜杖，戴着葛巾。登鸿阜山眺望晚归的船，在鹅津寻访春色。外表温润而内心正直，中间空明而且真诚。您自己说人与竹相像，有人却说竹子像人。若不是有识见，怎么会如此？君子又怎么能把您的真实面貌流传下来呢？从舅南湖翁像赞 青出于蓝，是早年的才材；守黑于白，是晚年的见识。努力耕作，不向汉代那样求取功名；安于故土，像《周易》所说那样有声誉。上天赐予寿命康宁，人们称赞他平易正直。唉！我知道他的心志，不在于外在事迹。若像蛇一样妄加足，像虎一样再添翅膀，又何必自取祸患呢？难道还要忧惧不安吗？容春堂续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容春堂续集卷九 （明）邵宝撰 ○杂著【四十三首】杂著 题丁户部举坠录 起初元德因督运漕粮出行，我听说他在仪真，便高兴地说：“仪真是江船进入漕运的起点，在这里办事，正合适啊！”过了两个月，我又说：“怎么这样久呢？”不久元德来信，说明恢复废闸的缘故，像他所著《客对》中所说的那样十分详细。我于是感叹道：“元德对事务真是勤勉啊！”刘晏所说的“只要有一处水道不通，就想着先扛着铁锹前往”的人，元德就是这样。水道不利之后才设置闸，闸不利之后才修筑堰。既然闸不如不设，堰也不如不筑，这本来就是人情常态。我曾见过闸、堰同时修建，结果那些人一定会废弃闸而依靠堰。堰的利益归于一群小人，事情稍有违逆，他们就大肆喧嚷；喧嚷之后人们便听信而迷惑，原因就在这里。没有什么比水流泄失更能使人迷惑的了。假如要谋求恢复水闸，不是亲自到现场察看、亲自用心思考，议论就没有能够确定的。然而处在管理水闸的职位上，如果不完全了解情况就贸然举行这项工程，反而像是在替那一方经营；工程的兴废和设置不能固定，也一定有它的缘由吧！元德在这件事上大概已经掌握了其中的道理。以后到了清江浦，考察那里的堰与闸，和仪真的相同吗？不同吗？一定会有办法辨明情况并加以处理。我这个病人也愿意听闻其详。题故人书札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月〕 丙戌年五月，酷热难耐，过了十多天还没有停止。我住在侍养堂西侧，静坐面对水石簋，不敢做什么事情。偶然检视旧箱子，得到几十年来士大夫君子写给我的书信，共有几百通，于是命人装裱张贴在墙上，来回观看，想到过去的情谊，悲伤而感动。信中凡是规劝告诫我的，我不敢不接受；凡是奖掖赞许我的，我惭愧得不敢承当。后来命工匠装裱成卷，分为四类，共若干轴。师长、尊长、官长以及前辈一类若干人；同年、同官、同事一类若干人；门生、故吏以及后辈一类若干人；通家子弟、乡里后进又若干人。各自把爵位、官号、字和排行标在卷首。以后每到山中精舍，就带上三四卷，和邻近的僧人、乡野老人一起观看，希望故人仿佛仍在眼前，不分生死、离合、今昔、远近，不也是一大快事吗！跋陆放翁诗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月、十年〕 我读陆放翁《晨起诗》，读到“我年纪也自然值得珍惜，不忍把它交付给酒杯”这两句，心中很是忧伤。唉，年华不肯等待我，已经很久了！有我可以凭借、足以有所作为的时间，更应当替年华珍惜；否则，珍惜年华又是为了什么呢？后来读陆放翁传，又看到：“这卷是徐陶陆氏家藏的，如今由光远收藏。” 跋先师西涯公石刻华山图歌卷。我的朋友夏如山已经把我先师文正公先生所书的《华山图歌》刻在石上，又从湖南寄来墨拓本请我题跋。我还没有来得及题记，夏如山便带着它离去；在江上行船时遇到盗贼，墨拓本丢失了。如山非常惋惜，于是又拿石刻拓本来请我题记。起初我侍奉先生时，曾看见先生握笔运肘挥写，便以为自己已经领会了其中的妙处。退下来看到墨拓本，往往轻视它，何况石刻拓本呢？如今先生已经不能复生了，留在天地间的墨拓本又少了一份。到这时我才知道石刻拓本的珍贵。《传》说：“即使没有年老成德的人，尚且还有典范法度。” 又说：“礼制失传后，要到民间去寻求；民间尚且可以寻求到，哪里还能得到像这样足以作为典范法度的东西呢？”难道《华山图歌》还会有石刻拓本吗？我因此更加重重叹息。跋沈大理草书 “汝明”是我祖母、赠淑人杨氏的父亲尚朴公的字。公的嫡出子女只有我祖母一人，所以选择她嫁给我的祖父、赠都御史三益府君。祖父的嫡出子女也只有我的父亲、赠都御史纯和府君一人。祖父去世后，父亲继承其家业。过了八年，淑人也离开了孤独的孙辈。追忆外祖家的德行，世代都不能忘。我常常遗憾无法看到公亲手留下的墨迹。近来经过公的孙辈家，才有幸见到。沈氏流传的云间草书中有题写公字的作品，我怎么能没有感情呢？于是请求得到它收藏起来，时时展开观看，以长久寄托我的思念。这本来也是我应尽的本分。跋颜鲁公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八年〕 这件法帖是颜鲁公的真迹吗？我曾见过《坐位帖》的石刻本，其中笔势与此帖完全相似，尤其是起笔、收笔的地方，不是超凡入神的书家不能达到。然而宋代以后著名的书法家，也往往能够摹拓它。袁文清说，米海岳临摹《坐位帖》，笔势猛烈奇伟，不能没有失真于颜鲁公之处。这件法帖与颜鲁公原作相比，反而更加圆活清润。文清如果能够复生，不知他会认为怎样呢？我的朋友文蔚从远方寄来此帖，我焚香再拜观看，接连临摹了几张纸，然后把它归还。像它题首所说的那样，留待有识之士评定。跋尤氏世谱后 《尤氏世谱》后跋 我曾进入五贤祠，看见遂初先生尤公的神主牌位，便肃然起敬；后来查阅邑志，又看见游来山有遂初先生的墓，不禁感慨叹息。如今俸也拿着他的世谱来拜访我，我得以读了一遍，因而又生出感慨。唉！宗族凭谱牒流传，世代凭后人守护，尤氏的后人难道能对此毫不在意吗？跋《岳峰卷》观看藩省中的岳峰，应当观察谏垣中的岳峰；观察谏垣中的岳峰，应当观察乡野寺院中的岳峰。乡野寺院所崇尚的是他的志向，谏垣所崇尚的是他的言论，藩省所崇尚的是他的政绩。难道他的政绩仅止于此吗？我将把这些方面通通考察一番。跋潘氏所藏倪云林画 潘松泉治好了倪云林儿子的病，云林便画了《梧竹草亭图》，并题诗相赠。过了四十年，王中书友石见到此画，很是欣赏，说它运思入妙，便在品评题识之后，仍追忆不已。前辈的风流雅致，原来就是这样啊！继芳是松泉的玄孙，请我为此作记。继芳只知道松泉的名声因云林的画而增重，云林的画又因友石的赏识而增重，却不知道我的话并不足以使诸公增重或减轻。这样急切地求我题记，岂不是误解了吗？松泉的医术高妙，云林的隐逸高洁，友石的操守贤明，他们之所以值得尊重，本来就在这些地方。跋《碧山吟社诗卷》

译碧山吟社，是我们邑中的盛事。它的地点在慧山山麓，冰洞前面、黄公涧上方、陆子泉右边，称得上名胜。它的时期在成化末年、弘治初年，可以说是全盛时期，也可以说是太平时期。参加的人都是当时隐逸的君子：修敬秦翁，景旸为竹石陆翁，懋成为梅庵高翁，惟清为逊庵陈翁，天泽为杏轩黄翁，公禄为听玉杨翁，叔理为绛庵李翁，舜明为玉溪陈翁，行之为北野施翁，彦清为玉林潘翁。继芳称他们文雅，称他们年高而有才德。秋林陈公进之从工部归来，冰壑盛公时望从都台归来，中斋秦公廷韶从江藩归来，也常常来一次，不列入固定人数。他们聚会时只谈论诗歌；诗写成后，设几盘酒菜、一盂饭，饮酒八九巡而已。当时三原王端毅公正在抚院任职，也听到风声而希望来见他们，可见这个诗社受到的重视。像这样持续了若干年，修敬去世，诸位老人也相继逝去，如今只有继芳一人还在，能够谈说当年的事情。听到的人仍然羡慕，想要继承这一传统，却没有人能够继承了。大概那时修敬素来在乡里享有声望，而且他订立的规约十分严格，十人之外不许掺入俗客；即使盛暑严寒，也一定各自穿着规定的服装前来，不轻慢，也不散漫。每次聚会必作一首诗，必定命题，必定准备诗稿，像完成功课一样，因此才能长久；但要继承下去却很困难。如今考察他们的年岁：绛庵八十六岁，修敬八十五岁，逊庵八十三岁，竹石八十二岁，梅庵七十九岁，杏轩七十三岁，听玉七十二岁，玉溪六十九岁，北野六十一岁，都可以说是长寿了。玉林今年八十二岁，身体康健得像六七十岁的人一样，他的寿数还难以估量。这卷诗由继芳收藏，其中也有诗社之外作者的作品。我和这些老人都见过面，只是那时我正任职朝廷，没能拿着几杖跟随他们。所谓羡慕他们，我比一般人更加深切。辛巳年，大司徒秦公奉召经过家乡，访问我在二泉的书院，曾一同到吟社，徘徊了很久。如今看见这卷诗，我也将老了，怎么能不动情呢？于是题记于此。跋《五贤遗像》木刻 正德辛巳年，我已经把先师文正公亲笔书写的《五贤事略》刻在石上，原来的真迹仍像过去一样严密收藏。每次展开观看，总感叹石刻不能完全表现真迹的神妙。过了五年，到丙戌年，我家堂屋寝室失火，真迹于是毁掉了，幸好石刻还在，简直不亚于真迹。于是我把石刻恭敬地收藏在家庙中，又翻刻在木板上，以便摹拓。我已经病弱衰老了，追念先人的德行，怎能不更加感慨呢？这一年冬至，门人邵某焚香三拜，题记于容春精舍。为刘鸿胪跋湛司成文卷 甘泉先生以道德为师。他在南雍任职时，谢绝了应酬性的文字。我衰老多病，闲居在家，见到他的机会也很少。如今在毅斋公那里，才看见他所作的《家藏集序》，文章从容宏大，书法雄健洒落。毅斋为什么能得到甘泉这样的文章呢？甘泉说“达到众多很难”，我却说：“达到众多并不难，达到别人难以达到的境界，才叫难。”这大概就是在说甘泉的文章吧？我反复诵读，肃然起敬，于是题记后归还给他。恭敬地书写诰命碑阴 本朝推恩的典制，是用来体现孝道、表彰贤能、劝勉功臣的。一品官上推及曾祖，二品、三品上推及祖父母，四品至七品上推及父母。虽然这些规定明载于法令，但都必须确有其人才能相称；否则便是有所不足，否则便是辜负恩典。有良知的人，对此应当自己明白。臣宝才庸鄙陋，最初在成化甲辰年以进士身份任职，充任许州知州，八年以后，先后被抚按举荐十一次，才升任户部员外郎。若与古代循良之吏相比，实在遥不可及，却承蒙诰命追赠我的先父溥为许州知州，封我的母亲过氏为太宜人。接受任命以来，我辗转任职，历任藩司、按察司，又过了十六年，充任都台的属官，总理中部漕运，正努力谋求报答称职。没过几个月，因在内廷忤逆宦官刘瑾，长期被拘禁并屡遭责罚，最终被遣送退休回家。刘瑾被诛后，我被起用为贵州巡抚，不久升任户部侍郎。又因诏令恩典，追赠我的祖父考镐为右副都御史，祖母杨氏为淑人；先父也按祖父的品秩加赠，母亲则加封为太淑人。于是我以母亲生病为由，请求留在家中终养，既蒙皇上答允，又下诏命有关部门按礼节前来慰问。适逢为三宫上尊号，又进给我母亲太夫人的服色，只是想到我品德不足、才能平庸，怎么当得起这些恩典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我仰念祖宗典法的隆盛，孝庙恩礼的深厚，毅皇帝广施恩泽的勤劳，以及皇上眷顾我的深重。我带病侍奉衰老的母亲，既未能有丝毫补益，又承受了过分的成全，真是上有覆载、下无容身之地。孔子说：“君主以礼对待臣子，臣子以忠心侍奉君主。”我的忠心还没有见效，却屡次承受皇上的恩施，虽然深感惭愧畏惧，又怎么报答相称呢？现在太淑人的寿域已经营造完成，谨把再次蒙受的诰词刻在丰碑上，树立在神道旁，与这座山永远长存。臣不才，谨拜手稽首，在碑的下方题记。书写张山先茔碣后 自从我的七世祖容春府君葬在张山，到现在将近二百年了。天顺以前，我的曾祖存一府君实际承担守护看管的责任。府君去世时，宝才三岁；又过了几年，我才从各位祖父、伯父那里听说此事，亲自去了一次，才知道这座墓。等到我成为生员、考中乡试，每年才去一次。后来考中进士，历任内外官职，有十多年没有去查看。旧日栽种的树木被族人砍伐，几乎全没有了。等我任职藩司、按察司后，回乡拜谒，看到这种情形很伤心，于是补种树木，使它恢复原状。唉！容春府君留下的恩泽久远了。冉泾的宅第已经失去，如今张山的墓也已经荒废而重新修整。宝虽然不肖，也不敢不努力，只是已经太晚了。向上看，比照存一府君当年的志愿，难道不会更加惭愧吗？己卯年冬天，在墓下立石，用来标表神道。追念先人的德行，眼泪不禁流下。于是写下这篇文字。张山是惠山的支峰，山势向南伸出，到这里回转。墓就在回转之处，共葬有六人：容春府君及其妣钱氏，六世祖谷祥府君及其妣张氏，六世叔祖谷祯府君，以及五世祖仲容府君。这些情况，郑太常雍所撰《惠山阡记》中已有记载。书写太淑人墓碣左方

译先都宪府君按照士人的礼制安葬在听松北原。六十年后，嘉靖壬午年冬十二月二日，先母太淑人去世。到了第二年癸未年冬十月十日，安葬在绣岭原，距离北原二百一十六步，中间隔着两道山垣。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在这里选定寿域。实在是因为府君的墓地逼近邻墓，有人提议迁来合葬；但既然先人的遗体已经安定，便不敢这样做。于是遵照太淑人的遗命，按照大夫的礼制为她入殓，并穿戴衣冠。选定日期后，先到北原告知府君，再奉迎府君的神灵前往绣岭。到下葬时，终于合葬在一起。绣岭山头向上偏右，古语说：“魂气没有不到的地方，是到那里去吗？还是在这里祖祭吗？”夫妻相配而且相距很近，从今以后大概可以往来周旋了吧？神道的门额题写府君的名号，墓碣的题名也把府君列在前面，这是为了通达太淑人的心愿。唉，宝啊！不孝难道是愿意这样做吗？懂得礼制的君子若要责备我，我敢推辞吗？书陈静斋新订《周易》古文音义后。《易》中有圣人之道四项，“辞”是其中之一。而构成卦辞、爻辞的因素有三项：文字、音读、义理。义理不明，却能谈论《易》的人很少。文字有错误，就不便于阅读；音读有讹误，就不便于诵习。阅读、诵习不方便，也会妨碍讲求义理。静斋先生研读《易》，有独到的领悟，因此参照考订，广泛搜求各家说法，最后依据自己的见解订定。在文字、音读、义理三方面，都刊正近代版本，使它重新恢复古貌。若不是考究古代典籍精深、造诣极高，怎么能够做到这些呢？不过，具有古人的眼光，之后才能认识古人的文字；具有古人的耳朵，之后才能认识古人的音读；具有古人的心，之后才能认识古人的义理。先生对当今学者的期望，实在深远极了！我虽愚钝，如今也老了，却仍有希望借得几年寿命继续学习的心愿。恭敬地看到这部新编，怎么能不欣喜跃动呢？书写宛丘陈氏族谱 家族有谱牒，就像国家有史书、郡县有志书一样。国家有贤人，史书就显得重要；郡县有贤人，志书就显得重要；宗族若没有贤人，谱牒即使不编也可以。即使编了，又凭什么显得重要呢？我们无锡陈氏世代都是儒者。祖先出自陈国宛丘，迁居我们常州已经若干世了。宋代有宝章公陈照，以死守节操著称；前朝有国史公陈显，曾以文学著称，也有人称赞他的孝行，他们都是天下闻名的士人。进入本朝以来，有休休居士伯雨，有静庵尚简、逊庵天泽，他们都不求闻达，却在乡里教授弟子，大概也算国士。再往下的各位同族，也都敦厚地学习《诗经》、遵习礼仪，不失为乡里的士人。说到这个宗族，可以称得上是有人才，谱牒怎么能不编呢？编谱的人是谁？答道：伯雨已经编过，后来续编的是训。我赞赏他们使儒学能够世代相传，足以使宗族增重。读完这部谱，便在卷首写下这些话，归还给他们。请少傅守溪王公据行状撰写太淑人贞节碑文 受封为太淑人的我的母亲过氏，是无锡黄藻里人，宋宗室徐王郡马孟玉的若干世孙，家中隐德代代相承。到了我的外祖父时，明翁娶周泾周氏为妻，生下我的母亲。母亲在女儿中排行最小，慈爱仁惠、温和善良，恭谨节俭，详慎雅正。十九岁嫁给我的先父、赠奉直大夫许州知州、加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纯和府君，名溥，字惟渊。第二年生下我宝，又过三年，先父不幸因病去世，当时母亲二十二岁，我才三岁。母亲谨慎地保护我，服丧期满后，几位叔伯中有贪图我家财产的人，千方百计欺凌母亲，想要夺走家产；节烈的母亲并未因此改变。后来分割财产时，他们争着拿取金帛珍玩，母亲却只取了先曾祖存一府君亲手校订的先世遗书一千多卷，公开说道：“我是长房的媳妇，这些书应当留给我的儿子读。” 母亲把书接过来收藏在床顶上。那时我六岁，母亲告诉祖母杨淑人，按照礼法聘定我的妻子。如今的淑人因为疼爱我，还没有让我到外傅那里就学。我九岁时，才请乡里的七十三岁王先生来教我，先使我学习断句读书，后来又派我跟随陈、俞二位先生学习经学。不久我进入县学。等到我二十一岁，考中应天乡试，参加会试没有考中，最终进入太学完成学业。前后几年，母亲卖掉旧产业以及各种服饰，几乎把一切费用都供给了我。我二十五岁考中进士，第二年授任许州知州，迎接母亲到任所奉养，母亲被封为太宜人。后来我历任户部员外郎、郎中、江西提学、按察副使、浙江按察使、右布政使、湖广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驻镇淮安。母亲从四十六岁到七十岁，共二十五年都随我任所接受奉养。后来我因刘瑾逆党弹劾平江而不听从，被刘瑾假传诏令勒令退休，居家几个月后，又起用为贵州巡抚。我勉强奉母亲同行，到了长沙，接到升任户部侍郎的召令而返回。此时母亲七十一岁，病弱衰老，不能再随我赴任。我两次上疏请求终养，未获准许；到京师数月后，又再次请求终养，诏令准许我回家探视。回家三个月后，我又请求下诏准许侍养，朝廷于是按照诏令惯例颁发诰命，使母亲晋为现在的封号。又过了八年，我升任南京礼部尚书，上疏辞职，过了一年仍未得到答复；吏部代为请示，获得先帝批准。过了三个月，当今皇帝即位，又下诏起用我，我上疏辞谢，皇帝答应了，并命有关部门按礼节慰问。此时母亲八十一岁。只是我的母亲太淑人守贞节、抚养孤儿，无论壮年还是老年，始终如一。按照常例，她先前的封号还没有得到表彰贞节的典礼。此前封太淑人的诰命中有“何况我是掌管风纪的大臣，上有贞节的母亲”之语。皇帝的话多么伟大，这正是用来表彰我母亲的。应当没有比这更盛大的表彰了。我曾经在家中建造奉诏侍养母亲的堂屋，引用诰词为它作记。如今又仰承特殊的典礼，荣宠达到了极点，也使诰词增添光彩。我打算请有道德的君子撰写贞节母亲的碑文，刻在坚贞的美石上，把我们圣天子的德意在家乡和国家中永远宣扬。先生是乡邦的先达，道德文章为海内宗师。像这样的碑文，不向您请求又向谁请求呢？我早晚都在母亲身边，不敢远离；而且疾病缠身，行动艰难，只能写这封简短的信，带上菲薄的礼物，谨托姻亲华邦，特地到山中旧居，私下拜托您的属吏。宝不敏，承蒙您执事相待并进用我，已经很久了。如今提出这个请求，您或许不会拒绝吧？冒昧陈述内心，谨此奉上行状，不再赘述。再次请少师石斋杨公据行状撰写先考赠都御史府君神道碑铭

译先父名溥，字惟渊，是我先祖三益府君的长子，也是我曾祖存一府君的长孙。母亲杨氏，父亲二十岁时娶我的母亲、今封为太淑人的过氏为妻。过了三年，父亲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三岁。先父孝顺友爱、谦逊谨慎，跟随乡里的老师诵读学习《孝经》《小学》《论语》《孟子》等书，都能通晓其中的大意。因为父祖健在，家中大小事情都不敢擅自作主，从他的志向便知道他是端正的人。他去世时，乡先生李舜明在铭旌上题写：“纯和生，今祠堂主用之。”那时我才三岁。过了十八年，成化庚子年，我在乡试中考取。又过三年，到甲辰年，我考中进士，任许州知州。先父按照我的官阶获得诰命追赠，为奉直大夫。后来我屡次升任户部员外郎、郎中、江西提学、按察副使、浙江按察使、右布政使、湖广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退休后又起用为户部侍郎。先父因诏令恩典追赠为右副都御史，品阶为通议大夫。等我升任现在的官职，病愈之后，才得以在宗庙焚烧黄纸告祭。父亲生养我的恩德，如昊天无穷无尽。我小时候无知，即使从老母亲那里听到父亲的声音、看到他的容貌笑语，也已经不能详尽而亲切地记住了。唉，真令人悲痛！从前在壬申年，我请求奉养母亲，向东归乡，曾经备述父亲的事迹，请您撰写墓表，并向您的属吏提出请求。后来承蒙您不嫌弃，答应了这件事。接着因为国事正多，不敢私下再来烦扰。近来托秦亚卿乘机代为请求，听说您还记得此事，所以才敢表达自己的诚意。倘若您最终仍然顾念此事，惠赐神道碑铭，使它永远成为泉下的光荣，我将感激庆幸到极点。我们家世的大略，已经详载在《太师李文正公容春精舍记》和今大学士熊峰石公所撰的先祖碑文中，如今另纸节录一份，请您一并阅览，略加采择。存一府君曾经向周正言士衡先生求学，得到《春秋》的旨趣，对诸经、诸子、史书也多有贯通，乡里称他为先生，所以特意举出他的事迹。临写这封信时不胜惶恐，谨此陈述。叙《庐山景》画 我八九岁时，跟随几位伯父、叔父去拜谒祖墓，每到听松庵，便去拜访王中书寓居的别室，看见所谓的庐山画壁，早已熟闻人们赞叹羡慕的话，却没有见识到它的神妙。等到二十岁左右，考中乡试，才开始懂得欣赏它，但这时画壁已经毁于火灾了。会试后东归，留下了再也无法见到它的遗憾。过了二十年，我任江西提学，往来于庐山脚下，追忆那面画壁，仿佛在梦中一样，更加深了往日的感慨。又过了十年，我以户部侍郎身份请求告假回乡，卧病在冉泾，有客人把这幅画送给我。我展开玩赏，画壁仿佛依然在眼前，爱不忍释。唉！王中书的笔墨已经不可能再看到了，能够看到这幅图，也就可以了。不过，这幅图的作者不知道是谁；推想起来，难道是在王中书之前吗？王中书的画在当时品格高妙，见到这幅画后喜爱它，而且还想画得胜过它，于是兴致所至，经营构思、摹拟绘制，不能自已。否则，为什么峰峦、林麓、亭台、人物，以及大小曲折之处，没有一处不像呢？古人做事，一定有所取法；从小处观察，也可以知道大的方面。我因此又有了深深的感慨，于是题记在画的下方。有人说：这是盛子昭的笔迹。叙竹茶炉 洪武壬午年春天，友石公因眼病寓居惠山听松庵，眼病痊愈后，在秋涛轩的墙壁上画了庐山图。他的朋友潘克诚前去观看。这时有竹工从湖州来，庵僧性海便和友石按照古代的样式，命竹工制作了一只茶炉。友石作诗歌咏此炉，一时间各位名公相继写诗，汇成一卷。永乐初年，性海住在虎丘，把茶炉留下作为送给克诚的别礼。此炉在潘氏家中收藏了六十多年。成化年间，杨谟、孟贤见到它，十分喜爱，抚玩不止。潘家的某位孙子慨然说道：“这件东西难道比不上昌黎的画，而我却不能把它归还给真正爱好它的人吗？”于是把它交给孟贤。孟贤去世三年后，秦方伯廷韶以郡守任满考核的身份从武昌回来，便替僧人写了一篇疏文，向孟贤的哥哥孟敬说明此事，取回茶炉归还给寺院。我是听母亲姨母的丈夫东畊翁这样说的。形势叙 这座山是九龙的第三峰，古人称它为绣岭。它的山脉发源处大概很远，从近处观察，山首俯向玄武，山脉归结于坤方，这叫作金水行龙。山势高耸又如流水，前后总有三四次起伏，曲折延伸至丁方，向北转折下行，又经过三四次起伏才形成穴位，这叫作丁山癸向。左边如龙飞翔，右边如虎伏卧，两座山峰夹着山涧，分界于左右。不过因为金星形势微弱而且浅，按地理法则，应该就在窝穴的弦线上定兆。它的明堂像铺开的褥子、展开的席子，群山在这里停聚，众水从各处汇来，蓄积回环环抱。它的案山有数座秀丽的山峰，仿佛拱手，又仿佛献礼，近处远处排列在前面；这难道不是所谓内闭五行、外藏八风吗？在这里安葬，难道只有世代有德的君子才相宜吗？山人熊鳌说。筮法叙述 正德辛巳年某月，建己酉日，在癸亥日。某与王山长宗元为太夫人在绣岭山冈选择寿域。当时各位山人和相地者已经杂然议论了一年。山冈中间有一棵栀子树，于是把它作为准绳。占问树右边若干步所遇，是既济卦。宗元说：“不吉。”我说：“墓地希望长久，而以混乱终结，这可以吗？”占问树左边若干步所遇，是观卦。宗元说：“这个稍好一些。”我说：“四个阴爻逼迫一个阳爻，几乎要剥落了，它能好到哪里去呢？”占问树左边若干步所遇，是睽卦。宗元说：“睽，离散，不可使用。”我说：“这是大事小事都吉利的卦，难道还能够与它相比吗？”于是占问树右边稍低处若干步所遇，是需卦。卦辞说：“有诚信，光明亨通，守正吉利，适宜渡过大河。”我说：“难道兆头就在这里吗？这是我先世的福祉，也是太夫人的德行。我舍弃这里还要到哪里去呢？况且四次占问都是静卦，符合坤德；需卦含有等待的道理，和寿域相称，是神明告诉我了。”宗元说：“是这样。”我于是拜了两拜，把筮辞奉行起来。叙筮 己卯年六月，江西发生变乱，警报传到长江以南。史氏用《周易》占筮，得到《观》卦变为《坤》卦，说：“没有灾祸。”客人质问其中的道理，他回答说：“风行于地上，空虚而有声，或许将要衰败。然而巽属木，坤属土。时令已经到了秋天，木被金所克，果实落下、木材凋亡，最终都归于土地，而且有黄裳的征象。即使在野外交战，遍地流血，土地也不会分裂。《观》变为《坤》，也就是《坤》变为《观》。九五是君位，君位在于德，德就是好生。一念可以感动上天，何况对人呢？所以说‘君子无咎’。君子有不在君位的，这里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他与这件事没有关系，灾祸从哪里产生呢？所以又说‘君子无咎’。” 叙萱草枯萎的事情

译我获准休假回乡，在容春轩前种了萱草。每年总是滋长到一百多株，五六月间花开得最盛，观赏的人都称赞它。癸未年春天，我正居太淑人之丧，看见萱草刚刚萌芽，便悲伤地发出“人已亡故”的叹息，想把它拔掉，却没有做到。到了闰四月，萱草已经枯死过半，没死的也萎黄憔悴，不抽茎，也不结花蕾。唉，真是奇怪啊！难道它知道我的心情吗？有人说：“这是因为久旱。”这几年旱灾也屡次发生，却从来没有枯死过。况且一同种植的并不只有萱草；如果说它是因为旱灾而死，那么其他花卉又该怎么解释呢？无论它有知还是无知，都更加伤害我的心。我想作歌，却不能成声，所以写在这篇短文中。叙陈长史的事情 天台人陈完因乡试中举，任泾县教谕。他曾经和同僚、诸生分发膳夫银，其中有一个人多领了一钱，已经离开了。后来少领银钱的人来告诉陈完：“多出来的一钱在这里。”于是陈完把这一钱封好交给他。那人说：“多出来的钱在某人那里，大家都知道；先生本来没有多领，如今却说是给某某的，我哪里敢接受？”陈完说：“确实是我偶然多拿了，你如果不接受，何不把它丢到水里呢？”于是就把钱丢入泾县的水中。官府送来一百金修缮学校，陈完询问来源，得知是赃罚所得，便拒绝接受。他说：“我们圣人的神灵在上，决不会愿意用这种钱修缮他的宫室，何况庙学也没有严重损坏，不修也可以。”最终把钱退了回去。当时士人舆论都很佩服他。凡是诸生家中有诉讼，不到官府去，只到明伦堂说明情况；得到陈完一句话，大家都心服口服地退去。后来他因掌管风纪的官员征召，升任国子博士，最终任河南某府长史。叙内承运库进银的事情 弘治己未年，我任户部广西司郎中。尚书太原人周文端公因为内库缺少珍珠，请求下令广东镇守、巡抚官员采办，同时免去派遣内臣，并拟定从太仓库拨银二十万两以备采买。皇上同意了。我作为最初主持这项议论的人，带领六名主事把银子送入左顺门。内库的人设置木栏，称量查验，太监龙寿监督库吏办事。事情办完后，库吏出来，都在木栏门口接受搜检；龙寿出来时也一样。等到我们六个人出来，却没有搜检。我问库吏，他们回答说：“这是旧制，凡是文官都不搜检。”我退出来后对同僚说：“朝廷对文官的待遇已经很优厚了！我们如果反而欺骗皇上、借公事谋私利、沉溺于财货，不也是自己辜负了自己，又辜负了朝廷吗？” 论帝王把天下作为公器与把天下作为家产 古书有这样的说法：“二帝把天下当作公器，三王把天下当作家产。”为什么说是“公器”呢？因为把天下传给贤人，而不传给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说是“家产”呢？因为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不传给贤人。为什么不说是“把天下传给儿子”呢？有儿子就世代相传，没有儿子就传给旁支，总之没有超出家族范围罢了，并不是一定非要归于亲生儿子不可。把天下作为公器，是对一代人公正而不一定只属于一家；把天下作为家产，是对一家公正而不一定只属于一人。这正是二帝三王之道盛大的地方。父亲去世、儿子继承，亲自接受父亲的命令，这是常理，无须讨论。至于兄长去世、弟弟继承，是用兄长之道命令弟弟吗？是用君主之道命令弟弟。君主之道就是父亲之道。用君主之道命令他，弟弟便以臣子的身份承继；用父亲之道命令他，弟弟便以儿子的身份承继。而弟弟的身份本来就包含在其中了，一个人同时具备三种关系。为什么继承帝位之后，却不就成为他的儿子呢？因为昭穆次序各有确定的名分。何况成为继承人而称为儿子，是因为嫡系后嗣断绝了。如今有万世不毁的宗庙，就有万世不断的祭祀。作为宗子，本来按时享祭；作为祧主，也每年参加祫祭。他有后嗣，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又何必一定要成为他的儿子呢？而且，君位的传承一定要由嫡长宗支承继。若必须由旁支承继，便不能称为“及”；由旁支来承继，也不能称为“继”。因此，宗法从诸侯的别子开始才有。既然如此，礼书所说“诸侯祭祀推及太祖，天子祭祀推及其始祖所出之祖”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为了说明宗统的尊贵。所以宗法虽然不能上推到天子、诸侯本人，但宗统却不能不与他们相连，这就叫作正统。既然已经成为正统的继承人，那么对于自己的生父为什么不能顾念呢？既然已经成为正统的继承人，正统已经在我身上，我还可以凭正统再次承继小宗吗？那么，名分为什么不能改变呢？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吧！”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言语不顺，事情就不能办成；事情不能办成，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不兴盛，百姓就无所措手足。因此，名分虽然不能改变，但正统的尊贵固然也不可侵犯。所以正统所祭祀的宗庙，不敢参与其中；正统所进献的祭祀，也不敢进入其中。实在没有办法，也只能另设偏室在旁边，而不敢与正统并列。孟子说：“诸侯的礼制，我还没有学过。”何况天子的礼制呢？所以名分应当称什么就称什么，道统应当尊崇就尊崇，名分等级应当严格就严格，这才是礼。既然如此，名分应当怎样称呼，固然已经明白了。所谓道统应当尊崇就尊崇，究竟指什么呢？就是把伯父当作具有祖父之道的人。所谓名分等级应当严格就严格，究竟指什么呢？就是把伯父当作具有君主之道的人。那么怎样尊崇他？怎样严格区别名分？也不过是在宗庙庭院举行飨祀时，辨别嫌疑、彰明细微；在宫中省视拜谒时，敦厚孝道、激发敬意，凡事都尽自己的诚心罢了。论古今书札 古人的书信一定亲手书写，到了今天才开始有代写的人。不是因为官务繁忙，就是因为生病不能执笔罢了。然而因为这两种情况，后来便因循成了常例。大概厌恶劳苦、喜爱安逸，是人的共同情性，彼此相差不大。我自从任藩司、按察司进入台省，后来东归患病，十多年没有亲自写过文章书信。有人认为这是流俗，有人认为这是简慢，都没有理解我的心情。只有认为我是懒惰的人，才算说中了。像我的同年徐兴之，每写一封信必盖官印，接连写三四张，再选择其中一张使用。他大概盘算着别人得到后一定会装裱成卷册，流传不朽；这种心意与我的心意又大不相同。我已经老了，难道还可以让“流俗”和“简慢”这两个评价长久加在我身上吗？服丧结束那天，我也将亲自拿起笔墨，像古人那样写信。只是荒疏的文辞、拙劣的笔迹，会再次招来识者的嘲笑，这又不能不顾虑。暑气湿热时坐在书斋里，姑且写下这些，和知己商量。《珠》《玑》二弟字说 “珠照十二乘”这句话，是魏人用来夸耀的。君子认为它不如四臣那样。臣下凭借光明治理国家，有没有臣下都不能没有光明。不要说臣下是珠，整个天下的真正明珠正是臣下。所以“珠”字取“臣”义。唐尧虞舜设置玑轮，用来象征天。上天的政事与人的政事没有不同，而且常常垂示给人。观察玑轮来协调天道，玑轮所在之处，就是政事所在之处。所以“玑”字取“政”义。唉！充实臣子的节操，以安排行列众伦，这也是为臣；端正政事的根本，以酬答万物，这也是为政。因此，臣称为国臣，政称为国政。难道离我们很远吗？《乐易说》

译那么“易”究竟是做什么的呢？如果从地势来说，易是险的反面；走出平易之地，就进入险境了。如果从事情来说，易是困难的反面；离开容易，就进入困难了。我听说君子应当致力于长远而重大的事业，先经历困难而后获得成果。既然如此，平易有什么可乐的呢？《易》说：“乾以平易而显明。”平易而明白，便可以长久；能够长久，便是贤人的德性。中庸之道尚且安居平易之处、等待天命。孟子所厌恶的，难道是只求困难、舍弃平易而专门追求艰难吗？我恐怕这样每天行走在险路上，并不是顺应天命的正道。进退狼狈，天下长远而重大的事业，又从哪里去求取呢？何况一心先求艰难，探寻深奥而走近危险，在不可能成功的地方用力，却没有从容自得的好处，怎么能谈得上后来获得成果呢？所以，平易之道是君子所安居的；但若不懂得它，就没有人能够做到。懂得了却不感到喜乐，仍然算不上真正懂得。因此，平易之道是君子所喜爱的。所以说：“知道它，不如喜爱它；喜爱它，不如以它为乐。”正因为乐于此道达到极点，所以居处安定；正因为居处安定，所以有所不保留，保存它时必定专一；有所不实行，实行时必定果断。所以说：“亲爱自己的亲人，尊长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这就是所谓长远而重大的事业，也就是所谓后来获得成果。我的姻亲弟弟秦国和自号乐易，他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有人说，国和的祖父曾受诰封为武昌公，自号修敬，君子称赞他懂得修持自身的道理；他的父亲曾被诏令表彰为孝子，自号养恬，君子称赞他懂得修养心性的道理。国和难道不致力于这些吗？国和通晓经学，研习古书，已经有所收获。他对于儒家先贤所说“进入道途没有比敬更好的，养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也已经听闻并铭记在心。他的意思一定是认为：平易虽然不等同于敬，但平易是敬的基础；平易虽然不等同于恬静，但平易是恬静的处所。如果舍弃这些而不努力，却进入险难之中，心神纷乱地来来往往，仓促不安，仿佛连一天也过不完。处于敬的状态，即使想修养它，哪里能够修养呢？左右都陷入困境，如履薄冰、如涉深渊，忧患将要到来。处于恬静的状态，即使想培养它，哪里能够培养呢？正因为平易，所以能够安静；安静了，敬就可以修养。正因为平易，所以能够安定；安定了，恬静就可以培养。用它来修持自身，用它来治理内心，圣贤的典籍、祖父的训诫，都在这里了。这种快乐，以国和的情况来看，大概是天下最大的快乐。所以，选择居处却不选择仁德之地，君子认为是不明智；不安居于平易之道的人，又该怎样称说他呢？有人说，国和在乡试中举，唱《鹿鸣》，进贡于天子，会同天下士人参加春官主持的考试，将要登上朝廷接受大对策，把自己的学问施行于四海；一次没有考中，到了第二次也是按照礼数来做。第二次没有考中，到了第三次也还是按礼数来做；第三次仍没有考中。至于一次都没有参加，却期望一定考中，也是合乎礼数的。如今从丁丑年到庚辰年、癸未年，一直到现在丙戌年，他都推辞劝驾而不去。这是为什么呢？以前问他，他说：“我的父亲年老了。”如今问他，他说：“我的母亲年纪也和父亲一样大，而且长期患病。”天下那些前往应试的人，难道唯独没有亲人吗？所以有人说他固执，也有人说他奇异；乐易之人难道本来就应当这样吗？不过，我由此知道国和确实能够以平易为乐了。有双亲而接受儿子的奉养，是天下通行的道理。何况像国和的父母这样年老、衰弱、多病，怎么可以远游呢？国和一身出仕施展才能虽然急切，但对于双亲来说，早晨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晚上，本来就不能片刻离开。像这样违背众人而独自留在家中，表面看来像是故意标新立异，行为似乎很勉强，但他的道却是从平易中产生的。否则，硬起心肠强行出门，只希望万一得到功名，便以荣耀双亲为借口，即使真的得到，冒险犯难，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何况未必能够得到呢？又有谁会说乐易之人会这样做呢？我过去谈论国和，大致就是这些，只是没有告诉别人。今年是乙酉年，已经到了国和初生的丙戌年周岁生日。他的四个儿子，分别叫淮、漳、瀚、涵，都是在学校中求学并且学业有声望的人。如今他们想举杯为父亲庆贺，便来向我请教祝辞。我对他们说：“祝辞没有比颂扬更大的，颂扬没有比德行更大的，德行没有比实际更大的，实际没有比义理更大的，义理没有比辨明是非更大的。请让我把我所论说的这些道理写进祝辞，怎么样？”四人拜了两拜，说：“先生的话足以使我们的父亲长寿了。”又拜了两拜，拿着书简请求我写下文字回去。《二雨辨》【邵子闵在雨天斋居，偶然听到王生的话，感叹自己明白得太晚，于是作《二雨辨》】云从山中兴起，蓬勃而充满，积聚后隆盛起来而降雨，这是山云之雨，称为河雨。云从海上兴起，忽然弥漫开来，聚合后盛大起来而降雨，这是海云之雨，称为潮雨。海云之雨乘着风运行，雷声一响便停止；山云之雨夹带雷声而活动，被风一吹就散。这是它们的大致情况。海雨夏天少而秋天多，山雨夏天多而秋天少，也各有适宜的时令。《易》把这种情况称为变化，而没有雷声的雨就很大了。天台王子春说。避客答对 正德己卯年，寳的寿辰刚刚开始，甲子日有庆贺之事，客人来了，他将躲避。客人说：“为什么？您为什么要躲避呢？”邵寳拱手说：“我之所以躲避，有三个原因：太淑人在堂上，我不敢说；我年老了，不敢说，年老了就不敢谈庆贺，这是第一。凡是庆贺，都是从子孙开始的；我还没有儿子，太淑人正为此忧虑。举杯之际，怎能不触动她的心情呢？况且客人都是爱护我的人。庆贺完毕离去后，一定接着发出叹息；以叹息结束庆贺，就等于没有庆贺，这是第二。礼尚往来，我这病弱的身体已经七年不能参加庆贺和吊丧了，只接受而不答谢，行吗？这是第三。您认为怎么样？”客人说：“是这样。”客人退去后，他便把这些话写在简册上，告知其他客人。答复建塔的人

译锡山要建塔，有人问邵子：“建塔可以吗？”他说：“可以。”那人又问：“不建塔可以吗？”他说：“可以。”那人说：“您是本县有声望的人，塔建不建，您都说可以，这是为什么？”他说：“如今主张建塔的人，说是为了‘大拜’，说是为了‘大魁’。如果因为‘大拜’而建塔，那么我的官职接近这一地位；我若说应当建，人们将会认为我有希望‘大拜’。如果因为‘大魁’而建塔，那么我没有儿子；我若说不应建，人们将会认为我没有希望‘大魁’。所以这两种说法我都不参与。”那人说：“从前范文正公舍弃他的南园来扩充学宫，说：‘有人说这块地将来世代会出宰相，与其偏爱一家，不如公用于一郡。’难道您独独没有这种心意吗？您的见识为什么这样小呢？”他说：“范公是什么样的人？他的胸襟和德量是怎样的？他的话本来就是发自内心的。我看自己同范公相比，几乎连给他执鞭都不配。唯独在建塔这件事上，却说‘我效法范公’，岂不是既欺骗自己又欺骗别人吗？所以不敢这样做。”问话的人退去后，他便把这些话写在册上。答客语 我正在服太淑人的丧，有人劝我请求安葬资助，或请求祭祀资助；我不自行请求，请郡县以及巡抚、巡按代为请求，也是可以的。劝我的人回答说：为什么不敢？我做官没有什么成绩，不必说了。若说劳绩，我担任副都御史、左右侍郎两任三品官，也不过十七个月，不应当载入法令。没有法令依据却去请求，对我的亲人又该如何交代？况且我的病不能起身拜谢，估计服丧期满后即使有任用，我也一定辞去。今年请求恩典，明年辞官，对于朋友尚且不可以，何况君上呢？这就是我不敢请求的原因。劝说的人退去后，我就把这些话写了下来。答客闲谈 汴城的相国寺，是宋代遗留下来的古刹。如今巍然挺立、还保存着灵光的，只有九间佛殿，非常巨大，而且工艺有“没有木头不雕刻，没有石头不镌刻”的称誉。故老相传，宋代因为京师没有其他形胜之处，特意建造此寺来让远方来的人观览。僧人每次对客人都这样说。我在许州时，三次参加科场考试，都住在寺里。曾经开玩笑对同年许昌言说：“这座寺院寂寥很久了，只能凭一座大殿向人夸耀罢了。”昌言笑着说：“这话很奇妙。”又转而把这话告诉客人，作为谈笑的资料。我们惠山的泉水，本来以清冽闻名天下。如今有时想邀请贵客，便总以饮泉为借口，留客终日，以扩大声势；这就好像说我们这个县只凭一眼泉水向人献媚，不也是可以的吗？我曾多次把这些话告诉山僧，可惜他不能像昌言那样领会。虽然如此，也不要让佳客听到这些话，以免更加加重我们泉水的负担。答吊唁者 我已经衰老多病，却又遭遇这样的灾变，这是上天用来警戒我，还是用来增进我的德行呢？德行没有比辨明义与利更大的，辨明义利没有比辞谢和接受更优先的。如果辞谢和接受都依据道义而不依据利益，平生的操守始终不改变，那么我的德行就将在这里得到增进。如果说我已经没有房屋了，没有衣服了，没有器物用品了，不问可不可以，东西送来就接受，岂不是有愧于我一生的操守吗？这是上天在成全我，而我自己却败坏了它。我虽然衰老多病，敢不自我勉励吗？敢不自我勉励吗！三个月前我还没有遭遇这件事，因有空闲，叙述自己一生辞谢和接受馈赠的原则，写成《辞馈志》。这大概像是预言一样，稿子还保存着，现在抄录在下面，给爱护我的君子们看看。仰慕阙里的话 唉！没有能够拜谒阙里，难道不是我平生的一大缺憾吗？起初参加会试，第二次北上，因为力量不足，固然不必说了；或者还希望以后有机会吧？等到考中进士，任许州知州，东归探望太淑人，因为事情紧急，未能前往。后来从户部出任江西提学，奉太淑人同行，到了济上，水涨冲坏了船，又未能前往。后来担任都御史督漕，入朝京师，正值逆瑾掌权，退休东归，又未能前往。再次起用后，请求归乡奉养母亲，盗寇充满齐鲁之间，又未能前往。遥望蒙山、峄山，万古以来的思念，至此更加迫切。直到现在已经数年，梦中醒时仍不能忘怀。偶然听黄岩钟生说，他近来同陈中丞文鸣拜谒阙里后回来，我因此更加感慨。然而我已经老了，虽然非常遗憾，又怎么能够追补呢？观泉杂言 我最初在海天亭后面的石壁下得到泉水，只略加疏浚。看着那洼地，每天长高一寸，我很高兴，便修成长渠、深池。又在坑洼处开孔使水湍流，含有节制疏导的意思。泉水不断涌出，却不知道一点一点积聚数日，满了以后倾泻出来只需几刻，于是长渠尽了、深池干了，也没有后续的水。后来就在那洼地上方稍平的石头处，凿成一个圆孔，直径三寸，周长九寸，深五寸。这样一来，孔中常常盈满，就像水晶放在盘中一样。唉！从前的规划近于贪求大的容纳，如今的规划近于小而有智。器物太小而局促，就会渗漏；器物太大而空虚，就会荒废。舍弃小的去谋求大的，没有能相称的。虽然如此，何不也探求它的源头呢？所以说：细流不断，终将汇成江河。以渗漏为戒，以荒废为戒，我从一件事物中得到两个道理。拟定皇帝派使者存问的仪注 提前两天，命令洒扫、焚香，在家庙中告知，并告诫司宾【因为只有邵寳一人恭敬承受君命，重在恭敬而不在宾客，恐怕有所疏慢，所以如此】。提前一天，在侍养之堂设置香案，中央设置臣邵寳候立的位置，在中庭设置拜位，在香案前设置听受存问的位置，在容春精舍设置宴请使者的席位。当日早晨，臣邵寳穿公服、执笏在门外等候。使者将到时，到里门东边迎接；臣邵寳跟随使者入内，恭敬地查看陈设完毕，退立在台阶位置的西面，面向西。引赞引导使者进入，从中阶登堂，站在香案东北，面向西南。赞者跟随其后，通赞唱道：“行存问礼。”引赞唱道：“到拜位。”引导臣邵寳到达。通赞唱道：“四拜。”引赞唱道：“到听存问位。”引导臣邵寳从东阶登上到达。引赞唱道：“跪下。”使者致词说：“圣天子因为太淑人身体患病、尚未安适，又得知先生屡次请求终身奉养母亲，孝心诚挚恳切，特有诏命有关官府依礼前来存问，我们恭敬地传达这项美好的命令。”臣邵寳恭敬答道：“臣的母亲年老多病，臣请求终身奉养她，哪里敢希求上天子的恩宠？如今恭敬地承蒙圣恩，下诏赐予礼节性的慰问，臣母子感激戴德至极。”引赞唱道：“叩头三次。”叩头完毕，引赞唱道：“回到原位。”引导臣邵寳从西阶下到原处。引赞唱道：“到拜位。”通赞唱道：“四拜。”唱道：“礼成。”引赞引导使者出去，臣邵寳跟随送到门外，拜谢叩头，使者没有回头。司宾邀请使者进入精舍，臣邵寳入内恭敬地收下礼物，向太淑人报告完毕，才到精舍陪宴。第二天，将牲肉等祭品煮熟，在家庙中祭献。辛巳十一月二十日，知府臣王教前来传达使命。二十一日，知县臣畅华前来传达使命。三世傅母墓碣

译所谓三世傅母，是谁呢？是先祖妣诰赠淑人杨氏的陪嫁婢女俞氏。为什么称为三世呢？杨淑人生了我的先父诰赠都宪府君，我的祖父诰赠都宪府君便命俞氏抚养他。等到先父娶我的先母、过继给太淑人时，邵寳三岁便成了孤儿。太淑人向杨淑人请求，又把抚养之责交给俞氏。等到我成年娶妻，回头看淑人生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便向太淑人请求让俞氏继续抚养。太淑人因俞氏曾服侍杨淑人的缘故，把她托付给我。两个儿子不幸相继夭折，三个女儿都已出嫁，正努力做贤妇；她们侍奉俞氏，大概是因为俞氏有功。前后经历三代，享年八十四岁，贞洁严肃、慈爱善良，始终如一，没有愧对古人所说的傅母。这就是称她为三世傅母的原因。俞氏在淮安漕府患病，等到我辞官奉母东归，她死在小寝室；过了一个月，将她葬在这里，正好位于今日卜定太淑人寿藏墓道的左边，位置很合适。俞氏葬于正德庚午四月十二日，我为她撰写墓志。过了十四年，太淑人也葬在这里，于是立碣。墓志中凡是已经记载的，这里不再记载。五世守僧庐碑 永乐初年，我的高伯祖伯完和我的高祖叔安二位府君，卜定把我的五世祖试知州府君及其配偶马宜人葬在惠山听松庵北面的原野。庵僧普真及其弟子怀祖，确实把这块地让给了我们。下葬以后，便托付他们守护。自高祖以下，按昭穆次序安葬，到今天已经四代，共一百三十多年了。如今又在庵中为我的先母太淑人卜定墓地，距离更加接近。僧人宗烨、惠灯、惠文让出土地，并且像先代的旧例一样守护。只是从前以士人的身份安葬，如今以大夫的身份安葬，规模扩大、增益更多，每年的祭祀事务也更加繁重。于是把赙赠布帛的余款买田十亩，将田交给他们，以进一步劝勉他们勤于事务。这三人对于性海来说是第七代传人，继承他们的是圆金、方益、圆觉，都是他们的弟子。田价为白银三十两，契券都有副本。我们同僧人约定，从今以后直到世世代代，我的后人不敢说要取回，僧人也不敢说要出卖。将这些情况一同刻在这块碑上。《云山别意图卷》跋 右边这幅图，是我们县各位前辈在郡推姚景衡初次参加贡举时赠送给他的。大概当时的名流胜士都在其中。姚氏的孙子希远偶然因莫如山的介绍，从吴鹰扬那里得到它，于是照旧装裱修整，请我观览。当时如山和潘继芳都在座。继芳当面述说各人的字、别号以及经历，大概没有多少是他不知道的。我们一起仰望感叹了很久。唉！一个乡里的士人，在前代成就显盛的人很多，其中可有天下闻名的士人吗？这要留待后来的评论者来判断，我不过是晚辈。仰慕之余，便写在卷末。《容春堂续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容春堂续集》卷十 （明）邵寳 撰 ○记【二十三首】记 新修剑州城记 剑门西南八十里是剑州，自梁、越、唐直到我大明，建置多次变更，但治所没有改变。从前人们称剑门是两川的要害，称它为金城；剑州当然也有守卫它的责任。然而剑州城北面依靠汉阳山，因为距离山较远，不仅没有依傍山麓，反而前面临着溪水；溪水南面逼近鸣鹤山，山的左右两边合拢，城池正处在低洼处，地势十分低下，而且古城遗址只占一半，规制又十分狭窄。突然有寇盗来犯，一旦进攻，十个人防守也很困难，攻守难易相差百倍；大概俯仰、顺逆、舒迫、劳逸的道理本来就是如此。正德乙亥年，武缘李侯璧前来任知州，看见这种情形，认为很危险；又查考各种志书文牍，了解到宋代以及近年城池被弃置、陷落的缘故，立即同各位职事官员一起周遍察看，叹息说：“唉！世上有像这样的城池，却可以用来防守的吗？”不过，向西拓展，狭窄处就可以扩大；向北开辟并抬高，低矮处就可以增高。至于南面、东面沿着溪水形成阻隔，本来就是城防所宜；除了这样做，我还往哪里去呢？众人都说是这样。过了三年，到戊寅年，已经咨询、反复研究，已经卜测、绘制，于是把奏状和图样献给巡抚右副都御史马公昊、巡按监察御史卢君雍、镇守都督佥事吴公坤，以及藩司、臬司、守道和巡道等，无不听从李侯。从七月某日开始，李侯亲自率领兴工，判官赵思仁带着六名义民协助他。到了第二年己卯四月某日，工程告成。起初，李侯考虑到寇乱之后百姓困病，也重视这项工程；后来会同登记户籍、分配劳役，每个人只需出一尺多的工力，百姓听说后欢欣前来，所以工程完成得这样迅速。城的西北面全是新建的，南面和东面加以修整。城墙高二丈四尺，厚度比高度减少六分之一，周长七百丈二十丈，全部比旧城增加四百三十丈。旧有四座城门，增加两座成为六座，城楼与城门相配，护城河、城墙、瓮城、女墙都比旧日更加高大。城中开设道路和水井，依次划分区域；乡里的百姓愿意接受土地来居住的，有若干家。于是士民共同庆贺，请求颂扬李侯的功绩。李侯说：“这是我的职分，有什么功绩值得听颂？只是不能没有什么东西告诫我后代的人，使他们不要毁坏它，所以才不远数千里，派人带来书信请求撰写记文。”我曾经看到《易经》称说天地的险要，接着说王公设置守备的道理，可见城防所关系的事情很重大。剑门在天下实在是地势险要中的最险要之处，评论者甚至把它比作天险。如今四海一家，这种险要似乎固然没有什么需要，但对一方而言，它对外控制各少数民族地区，对内联结各郡，所谓要害之处，本来就在这里。可是城池竟然不能凭借地势阻止寇盗、抵御敌人，受到惩罚的事情也屡屡发生；近处的监察、远处的考察，都不能不勤勉。何况有识之士的谋虑，以及在这里治理民众、奉祀土地神的人呢？然而，如果不是懂得先见、能够预先谋划，上面相信共同努力，下面忘却劳苦，像李侯这样想要谋划并且成功，不也很难吗？李侯名白，字夫以，以进士乙科出身，历任永兴、兰溪、仁和三县教职，选拔升任现在的官职，崇尚古代义理。我在担任两浙按察使时就知道他了。李侯曾经修建诸葛武侯祠和兼山书院，又上表表彰各位死节之士；教导人们知晓大义，实际上先于修城，所以一并写在这里。无锡县修城隍庙记

译如今天下各郡县，每年春秋在南郊设坛祭祀的神祇有三类：一是风云雷雨，二是境内山川，三是城隍。城隍已经设坛祭祀了，为什么又要建庙呢？这是为什么？风云雷雨，是天的神祇，祭祀取法于雩祭；山川，是地的神祇，祭祀取法于望祭。只设坛而不建庙，是礼制。至于城隍，是人修筑城墙、开凿壕沟而形成的，所以它的神虽然无所定处，却一定依附于人。临川吴氏说，应该有古代忠烈正直之士来配享，像勾龙配社神、弃配谷神那样；于是把他们供奉在城中的庙里，作为众神聚集的主位，不也是可以的吗？前代不合经典的礼制，我圣祖已经加以整顿纠正；至于阴阳表里等说法，更是勤于传播告示。长官和副职初到任时，如果遇到三厉祭，都要在神前订立盟约；祈禳必先祭祀，而且不只是早晚出入时依靠神灵警戒守护，建庙本来不嫌烦琐。庙宇毁坏而修缮它，不是主管官员又能由谁来做呢？我们无锡的城隍庙，著名的破败已经很久了。今年春二月，我郡的副职范侯泽来代理县事，当时百姓饥饿并且遭受疫病，范侯多次前往祷告，赶紧谋划修缮。过了三个月工程告成。有人说，君子应先使百姓得到成全，然后才致力于神明。城隍是县邑的保障，人修缮它而神明辅助它，守护城池大概是合乎道理的。如今我们的城池将要重新修筑壕沟，路过的人无不感叹；有吏治责任的人却不能这样。只顾急急忙忙谋划神庙，尊崇它、装饰它，岂不是把末节当成根本吗？唉！东南地区的民力已经耗尽，在一个郡、一个县尤其难以说清。这样大的工程，怎么可以仓促兴办呢？何况从壬申年秋天直到现在，巡抚、巡按诸公多次商议却没有协调一致，难道范侯一人能够怎么办吗？然而修庙正是范侯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有些事情做不到，就连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也一并停止，这能忽视吗？什么事情不能忽视呢？或者说，范侯这次举动，难道正像是在为修城作先兆吗？庙的东厢全是新建的，正堂、门和西厢则因旧而修治；栋梁高隆，椽子严密，瓦砖完整坚固，白墙红柱，交错映照，旁边也美丽相称，确实配得上‘新’字。总共费用白银若干两，都是范侯亲自筹划安排；往来宣布勤劳督办的，有县丞云君升、杜君世昻、王君震、主簿林君汉、典史高凌霄；道会华清真也负有专门责任。范侯间接托人以他的意思请我记述此事，于是写下这些。月华记 己卯年中秋之夜，月亮已经越过午时。有​人说月光异常，打开门观看，只见月亮外面有黄、赤两层光晕，光晕外祥云绚丽，五彩五色纷纷披散，盘曲交映，向旁边映射出千奇万丽的景象，无法形容。月亮在光晕之中，清澄空明相互涵映；圆得像圆球，悬挂的姿态像它的美丽，仿佛沐浴一般转动，仿佛熔化一般发光，仿佛洗涤一般洁净；它的轮廓好像被放大了，总共约有一围。过了一会儿，一朵云飘来遮住它，天色渐渐阴暗，云散后月亮才恢复原状。这大概是我家华氏女子所说的情形。我曾听人谈论月华，各人的说法都不同，今天对此却独有所得。月，是水的精华。秋天在五行中属金，秋季中段金气最盛，金盛则水也因而滋长，所以月望时承受太阳的光，在其他月份的望日中尤其明亮。月的光华，是太阳造成的。因此月亮到望日时忽然圆满，光华也忽然显现。不然，水是阴类之物，金也是阴类之物，怎么能够这样动荡腾跃呢？这一天，久雨初晴，酉时又下起大雨并有雷电，到了亥时尽头稍稍放晴，不久又下雨，直到这时才完全放晴。燕寿记

译正德庚辰年，我的母亲太■人寿数达到耋老之年。前一年己卯冬十一月二十日，是她出生的日子，于是举杯祝寿，这是礼节。当时我也年老了，各位姻亲朋友和君子将要在正月初一为我庆贺，我以母亲在世为由，推辞不敢承受。过了九个月，恰逢接到南京礼部的任命，我上疏辞谢，尚未得到答复。太■人的寿期将到了，前十日辛丑，前来贺寿的客人有人到了。太■人坐在中堂，客人们分批进入拜见。太■人起身站立接受拜礼，应当回拜的地方，由我代为回拜。答礼完毕，便设宴。这一天为本宗若干人设宴，六世祖姑一族中的一人坐尊席，主持祭酒。从弟珠玑请我的朋友浦文玉作序，从子勋写庆贺客人的答辞。十二日壬寅，为太■人的族人黄藻过氏合河南北若干人设宴，他们进入拜见的礼仪同本宗。族舅傒作序，舅侄栋继为之作序。十三日癸卯，为我祖母杨■人的族人若干人设宴，我的姨弟槩、楷也在其中；他们进入拜见的礼仪同前一次，请冯佥宪廷伯作序。廷伯是我从曾祖姑的外孙，叙述我家世代德行很详细。十四日甲辰，为我妻子顾■人的族人若干人设宴。十五日乙巳，为我小女婿秦汶的族人若干人设宴。宴席上，坐尊席的是他的表叔殷翁时泰，他当时也七十九岁。秦汶自己作序，天台王生宗元又为秦汶作序。秦汶的父亲国英作诗。十六日丙午，为我庚子年乡试中举、甲辰年考中进士的同年好友的儿子十五人设宴，席位分南北排列，中间是我坐东面向西。吕太仆仲仁作序，莫铅、利卿、吕亨夫、叔通都作了诗。十七日丁未，各乡大夫、士人的妻子若干人来中堂赴宴，坐尊席的是谈莱州的妻子钱太恭人，她八十二岁。十八日戊申，我内外姻亲族中的女宾来赴宴，礼仪同各位内子。坐尊席的是我祖母的堂弟媳张氏，她八十一岁。十九日己酉，为乡贡进士若干人设宴，席位分南北排列，以西为上；凡是我的门人都降低年龄辈次陪席。新喻训导赵勋立之作序，大概是诸位君子请他作的；顾成美、华企说都作了诗。宴会结束后，县令畅侯和郑邑博带着鼓吹以及辞谢用的仪物来到，于是留下赴宴。当时天将黑了，陪席的是参议茹世和。二十日庚戌，我带领三个女婿、女儿以及外孙男女，在侍养之堂举杯为太■人祝寿。礼毕，莆田进士陈应之以及各位姻亲朋友的子弟，先后到来的，都入堂拜见，退下后举行小宴。在此之前，我曾请表舅都运张公元之作序。到这时，把序悬挂出来。二十一日辛亥，为县学学生若干人设宴，莫如山作序，张琇、元充接着作序。陈筹、廷猷、莫锐、蕴卿以下作诗的有若干人。二十二日壬子，为乡里的儒生若干人设宴，罗建宁、文徽作序。大概是诸位君子请潘继芳以下作诗的有若干人。二十三日癸丑，为泰伯邹氏若干人设宴，德豫是我的门人，他自己作序；秉伦、舄以及他们的儿子承都作了诗。二十四日甲寅，为我的二女婿闾江吴汝宪的族人若干人设宴，汝宪自己作序。坐尊席的是他尊姑的丈夫邹翁允明，七十二岁。二十五日丙辰，为乡中做官后归乡的大夫、士人若干人设宴，吴宪使逊之作序；赵挥使广渊也参加了，冯佥宪廷伯、顾少参与成都作了诗。二十六日丁巳，为我从祖姑一族的砖桥钱氏若干人设宴，表弟谏讽作序；他的叔父枋作诗。二十七日戊午，为鹅湖华氏若干人设宴，吴门都太仆玄敬作序。大概是文远翁请他作序；瓒宗、玉琢、成、玉都作了诗。二十八日己未，为太学生陆德以、昭辈若干人设宴，南京户部郎中陆节之作序。节之是陆以昭的从兄。起初，陆以昭请靳阁老戒庵公作序，靳公答应了却没有完成，所以又请陆节之作序。陈穉有实亲自画萱草并在画上作诗。二十九日庚申，为我的长女婿华珉的族人若干人设宴，坐尊席的是他的姻亲吴东湖氏，年七十；乡贡进士朱象贤世承作序，是华珉请他作的。三十日辛酉，为县属各司官员以及乡里的各位耆旧若干人设宴，马经天常实首先倡议，并请顾少参与成作序。四明二位儒生也在其中。十二月壬戌朔，为望亭、高桥二巡检以及六房各位属吏若干人设宴。二日癸亥，为南塘和冉泾里社的邻人若干人设宴，龚翁世安坐尊席，当时七十九岁。三日甲子，为方外之士若干人设宴，宴于别室。四日乙丑以后到达的人，留下他们，不限定日期，也不限定人数。评论者说，这次庆寿，久雨之后放晴，似乎得到了天道；众人分批聚集，似乎得到了人情。何况有天子的任命，从长期废止之后重新举行，恰好适逢寿期，如果不是承受我君主长久不忘的恩念，又怎么能得到这一切呢？这些全都是我母亲贞洁的心志和慈爱的节操，上达于天，旁及四方，才造成了这样的盛事。我这个不孝之人，怎么承受得起呢？在欣喜庆幸之余，冒昧写下这些以作记载。日期等事项，我不敢不谨慎记载。毘陵驿迁建记

译毘陵驿旧日在郡城朝京门外，距离郡治若干里。自洪武元年开始建造，过了若干年，到天顺某甲子年，前任知府王侯慥因为接待和饯行不方便，改建在朝京门内。当时城池长久毁坏，水门没有闸栅，船只来往无论昼夜都不受阻碍，人们不知道城防还存在空隙。成化以来，城池再次修缮而且更加严密，水门有开闭的命令；船只若在夜里到达，按时进入就开门，容易给奸人以可乘之机；不按时进入，又要临时仓促地下令。大概议论的人多次提到这件事，却没有人能想出办法。正德己卯年秋天，正逢江上有警，监察御史天台叶君忠奉诏巡按，看见后深深忧虑，于是告知现在的知府宜宾王侯教，说明其中利害，说：“这件事还可以缓办吗？”王侯说：“我虽然不敏锐，也担忧很久了，怎敢不赶快谋划？”于是同知范侯某、通判某侯某、推官某侯某查考郡志，找到迁建的缘故；又率领武进知县某君某等人，相度旧驿附近的土地，商议迁建。把旧基地给百姓，取得地价后换取新基地，大体相当；拆除旧建筑的材料之外，增加的也不多。召集工匠，考察汇集众议，认为可行，便写成文书，请示当时的巡抚都御史内江李公某公，意见同巡按一样。巡按把全部情况写成奏疏上报，事情下达到司马，司马按这个意见上奏请求，诏令同意了。王侯趁农闲选择日期开工，到了第二年二月工程告成。他派人来请我为此作记。天下的事务，不能没有因循和变革。君子在因循变革之际，如果利益没有增加一倍五倍，就不敢轻易兴办；祸害没有增加一倍五倍，也不敢轻易废止。轻重急缓是否适宜，存在于事迹中的容易看见，而形势中似乎还有超出表面之处；若不把握两端、明察照见，想要得到实际情形就很难。然而郡有太守，县有县令，监司又在上面监察；虽然都是同心为国办事，但职分各不相同。如果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看法，只求实现个人意愿，就会出现为了便利而迁移驿站、却妨碍城防的情况，正如从前所做的那样。况且驿站是为传递文书而设置，城池是为守卫而修筑，二者本来互不相干；但这个驿站与这座城池，一旦对因循还是变革没有审察其利害，利弊本来就清楚可见。何况天下的政务，从朝廷开始而通达郡县，其中因循变革的原因，形势有依托也有伏藏，时机有显露也有隐藏，更不是一两点能够说尽的。因此君子无论事情大小、距离远近，都一定从细微之处同心谋划。否则，为什么这次迁驿的建议由巡按首先提出，王侯承接后只求共同办理，而巡抚和司马也都这样没有不协同呢？君子从这次举措中，可以观察政事，也可以观察人物。我邵寳没有才德，于是记述巡按叶君。叶君有古代宪臣的风范，所到之处都考察各种利害，废止或施行都合乎时宜；大概还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因为与本文没有关系，所以不记。王氏横麓新阡记 横山山麓的墓道，是故昭勇将军、镇江卫指挥使王侯希程年轻时游览过、年老时经营的地方。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太学生文炳承接遗命加以修治。当初，王侯的祖父兵部公想在这里卜居，没有成功；他的儿子冢宰文肃公、孙子都宪公，都为国家处理政事，没有闲暇在这里卜居。到王侯已经是第三代了。王侯先在山南建造别墅，后来又在山北建造山居。晚年在居所左边找到一块好地，说：“我死后，就葬在这里吧。”他多次把这话告诉文炳，文炳牢记不忘。到这时才得以完成。山从艮方而来，经过震方和巽方，逐渐升高，更加高耸，共有若干丈。从南面的山冈登上去，越过■〈岑页〉而到达山北，地势上下只有一半。王侯的墓穴正在这里，左边望着别墅，仿佛替我背负；右边护卫着山居，仿佛成为我的股肱。水流环绕左右，两次汇合、两次转折，向北再向东流若干里进入溪水，又向东北流若干里进入江中。堪舆家说合乎法度，卜筮说吉利。从山麓到墓穴，共有若干丈。道路两旁栽树，松树占十分之九，柏树占十分之一。总共两次越过山涧，石池也像这样设置，池上都有桥，其中一座还建有房屋。门有四重，第一重和第二重都是石门，第一重叫云关，第二重叫神道。第三重是屋门，第四重是栅门。墓地背后三道曲折的山涧，在栅门前面，形状像玉环，命名为环玉。墓道的景观以这里最为优胜。再往上建祭享之堂六楹，左边是土地神祠，右边是供守斋者住宿的庐舍。墓穴四周筑石墙，墙门以山的名称命名，所谓‘芳茂’，是为了题记而不忘。这个墓道，王侯已经交代了大致规划，文炳修治十分勤勉，谋划安排十分周详，种植树木也很用心。墓道建成于王侯去世后的第二年己卯，第二年庚辰某月某日，才下葬。下葬前几个月，文炳托他的姑表兄户部主事段君子辛，带着图和书信来请我作记。至于庆贺的称誉，我向来崇尚。难道这只是天道如此吗？人本来好像有所遗留，归根到底仍归于天。因此从时机来说，好像有所等待；从命数来说，好像有所注定。无论大小都是一样。晋陵王氏以端庄雅正立家，自我朝以来，只有兵部公继承他的父亲延平公，以儒业起身做官，都以德行超过官位。文肃公显达了，兴盛了，却没有来得及入朝为相，人们仍然感到遗憾。所以富贵福泽留给子孙，好比把财物寄存在别人那里，已经取得的还没有取尽，好像约定后人一定还会取得；不然，横山这块地如果早已知道很久了，怎么会三代积蓄志愿却不能实现，反而一定要等到王侯来营造它才使用呢？君子从细小之处观察，便可以知道大的方面。王侯名洛希，字程，别号弦斋。虽然凭武职阶品显达，但品行事业并没有愧对他的世家。详细情况见铭、表和碑文，这里不再记载。蒋氏槐厅记

译出全州南门外若干步，是如今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蒋公的宅第。从蒋公以上若干代，都居住在这里。到了蒋公这一代，家族更加繁盛，于是在宅第右边的园圃中建造新宅。这是合乎礼制的。中间是厅堂，有一株大槐树，估量方位确定位置，正好在厅堂前面。厅堂建成后，君子经过，感叹说：“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嘉树啊！”又说：“按照近代的征验来看，它大概是公卿显贵的兆头吧？”于是题写厅堂的楣额为“槐厅”。这时蒋公从少宰入内参与机务，后来升任现在的官职，追赠三代也都如此。长兄诚之公，也从都御史升为南京户部左侍郎。各位儿子和孙子接连显达，没有停止，君子认为这是德行的符验。作诗、歌、赋、颂来赞美此事的，从少传邃庵公以下有若干人。蒋公于是写信托我记述这件事。天下万物，没有比无心的会合更大的了。这大概是天意存在其中，而不是人力所能安排。因此，事物应验于人，在家中是吉庆，在国家是祥瑞，不可欺罔。蒋氏拥有这棵树，不知有几百年了。过去它在园圃中，现在它在庭院里。过去栽种它，大概只想到适宜园圃，哪里能预先知道它会成为庭院的荫蔽呢？而且还值得看啊！所以君子认为这在于德行，德行贵在积累，已经很久了。谁能世世代代相承呢？只能说‘我的本分本来如此’，这符合《易》中‘不耕获菑畬’的义理，正如蒋公的先人。从今天看，蒋氏世代的德行，大概也像这棵树一样。树没有期望进入庭院，庭院也没有期望得到这棵树；这种无心的会合，不是上天安排的，谁能做到呢？多么盛大啊！我承蒙蒋公知遇，已经将近三十年了。蒋公任少宰时，我任司徒，彼此又多次朝夕相处。如今我将归去而且病了，心中也不敢忘记。于是写下这篇记。至于蒋公的德行，在朝廷中声望很高，天下人本来会有称颂记述来补益国史的，这里不再写。水石簋记 邵子壮年游历中原，得到两只铜簋，带了回来。丹红和翠绿交错，古朴的色泽令人喜爱。中年患病居家，每到夏天苦于炎热，就常舀取惠山泉水注入其中。恰逢有人从汉水边拾得石子送给我，有的圆，有的长圆；黑色的像漆，白色的像玉。邵子说：“我缺少的雅玩就是这个。”于是把几个石子放在簋中，用手拿着勺子拨弄它们，白天也忘记了暑热。有客人经过看见，说：“奇异啊！古人清雅的玩物很多，却独独没有这种东西。”苏东坡以怪石为玩物，竟然把它辱没在僧人手中，不值得谈论。虽然如此，哪里能够让云林子起身来欣赏它呢？常州府迁建忠义祠记 从前宋德祐乙亥年，元人进入江南，常州已经投降，不久又在统制刘公师勇的带领下恢复抵抗。于是西蜀姚公訔奉朝廷命令起任知州，郡人陈公照起任通判，同刘师勇、兵马副都监王公安节修筑栅栏、沟堑，共同防守，四十多天没有被攻下。伯颜大怒，集结军队攻破城池，姚公、陈公、王公三人都拒战而死。刘师勇突围奔赴临安，最终也以死报国。此时信国文公正驻军平江，尹宪将玉、麻巡检士龙都奉他的命令带兵来援；士龙战死于虞桥，玉战死于五牧。胡进士应炎起兵代理节度通判，谋划防守，和他的父兄都战死。知武进包圭被擒后不屈而死。正当城池被围时，敌人诱降、招抚、威胁逼迫，接着进行屠杀，形势极其惨烈；从官吏、士兵直到百姓，没有一个人说投降。事情传到行在，诏令为诸公建立祠庙，但还没来得及建成，国家就灭亡了。我大明成化年间，有诸生以应列入祭祀典礼为由提出此事，有司只是借用其他庙宇按时私下祭祀。正德初年，诸生叶夔又提出此事，巡按监察御史谢君琛请求将他们载入典礼，诏令同意。前任知府李侯嵩曾在郡学左边建祠，但狭窄简陋，不相称。丁丑年，现任知府王侯教方正谋划迁建祠堂，恰逢监察御史张君鳌山到郡视学，斥令拆毁尼姑寺，于是商议把所谓妙胜寺改易为正觉寺，交给僧人改建。祠中祭祀信国公，因其节制之职所在，有统帅之道，所以又附祀功宗。诸公合计九人，先前在无锡战死的阮知县应得也在其中。至于起兵而死的僧人有二人，不屈而死的道士有一人，又考察前后死于国事的有二人，方允武、刘溶都从祀于两序。唉！元人南下，逼迫并驱逐衰弱的宋朝，到了德祐年间已达到极点。长江这道天然险阻尚且不足以依凭，何况城池呢？城中没有人，仍等于没有城；没有城，就没有郡、没有县，这样还算有臣子吗？国势的困蹙，哪里还有什么日期可言？况且常州的城，到这时尤其孤立危急，却独自抵抗在其中，既坚固又长久，大概只是依靠几位君子罢了。这几位君子，也只是秉持并坚守忠义。传说所说“国家有与之同生死的人”，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所以评论者说常州是忠义之城，把它比作唐代的睢阳，直到今天还称道它。唉！睢阳虽然失败了，但保卫疆土的功劳确实在唐室；而我们的常州在宋朝，难道竟不值得这样哀悼吗？援兵隔绝，恢复无期，这是人的原因呢，还是天的原因呢？该怎样说才好？三位大忠臣死了，但忠烈精神仍然存在；国家的忠义之士数人死去，城也灭亡了，国家也灭亡了，但他们的义却确实留存下来。这大概就是君子的论断。如今距离宋朝将近数百年了，只有这座祠堂的事情，在学校里倡议兴建，呈文上报给巡按，朝廷下令制作，提学奠定基址，最后由郡守完成。春秋两季开始祭祀，接续不断，永无穷尽。大概只有这样，君臣之道才能树立；只有这样，封疆的守卫才能严明；只有这样，春秋褒贬之法才能彰显。舍弃自身来殉国，安居常处以防备变故，树立声名以扩大教化，一举而具备几种善行，这些都可以记载。祠堂有正堂若干楹，前门若干楹，中门若干楹，左右两序若干楹，都是在旧有基础上翻新的。工程不亚于新建；又建造斋宿、宰杀牲畜、洗涤祭器、享用祭余和宴饮的房屋若干楹，祠堂的规制于是完备。正堂左右有水池，水面宽阔，各约一亩。祠堂建成后的第三年己卯年，巡按监察御史叶君忠前来观览，心有所感，在祠上建了《浩然之亭》，并为它作诗。王侯继而唱和，后来感叹说：“神明大概就是这样了！”水夫寳是郡中人，听说后很乐意传述此事。王侯先前已经嘱托我写记，到这时又来催请，说郡中旧事在这里最为重大；我虽不敏捷，怎敢不执笔记述呢？《淮海秦先生祠堂记》

译淮海秦先生祠堂，是先生的第十九世孙秦锐建造的。先生在宋代建中靖国年间，因编修国史而被列入党籍，贬谪到外地，不久又遭受忌恨他的人陷害，四次迁徙，最后死在藤州，归葬于高邮。政和年间，他的儿子秦湛任常州通判，于是迁葬到璨山。他的孙子南翁因此定居无锡，传了十多代，到秦锐的祖父、封武昌知府的景旸公，以及他的父亲、方伯公廷韶；廷韶的儿子中有封为都宪公的润孚。他们认为先生生长和仕游过的地方都有崇奉他的祠堂，唯独无锡是葬地，反而缺少一处。大概他们早有建祠的志愿，却没有实现便相继去世。秦锐想选择吉地来继承先人的遗志，久而未能得到，曾把这件事告诉我，后来又为此叹息。正德丁丑年，监察御史安成张君汝立以提学身份来到县里，把尼姑、道士的住所全部拆毁，也拆到了凤光桥东所谓善智寺的地方。秦锐见那里距离近而且地势高爽，于是向提学张君请求，张君立即称赞此事并同意。于是秦锐又同他的几个儿子商议；如今的乡贡进士秦泮回到官府请得这块地，便在那里建祠。工程开始于戊寅年秋季，到了第二年己卯年春天，工程告成。我前去拜谒，回来后感叹说：“祠堂真美啊！秦氏家族兴盛，确实应该有这样的祠堂啊！” 我曾经考察前宋周敦颐、程颢、程颐的道学，那是最高的；其次是像司马光那样的德行；再次是像韩琦、范仲淹那样的功业；再次是像欧阳修、苏轼那样的文章，这些也都是古人所称的不朽。先生文章华美，构思深邃，风度情致清雅超逸，同黄庭坚、陈师道等数人在苏文忠公门下交游，屡次受到称许。他进入史院后不幸死于迁谪，但直到今天，人们诵读他的言论，追慕他的风采，仍然肃然起敬。所谓不朽，大概也差不多可以无愧于此了。无锡的祠堂和坟墓已经荒芜得十分严重，几十代以后，才有秦锐的祖孙父子继承志愿而崇奉先生，君子即使想不赞许他们，又怎么能够呢？秦氏在无锡，自本朝以来，由乡贡出身的有九人，考中进士的有二人；在学政和政绩方面，没有比方伯公和今天的都宪公国声更显著的，继而兴起的人尤其众多。起初秦锐取得土地、开始筹建时，立即写信把这件事告诉在湖南任职的都宪；都宪说：“这是我们家族缺少的典章，不可不筹划。”到将要落成时，他又告诉两个叔父永孚、仲孚，他们也都说：“这是我父亲、我兄长的志愿，不可不尽力建祠。”于是利用旧有材料修葺成正堂，堂中供奉先生的塑像，前面建门，堂后新建燕室四楹。燕室后面是楼，题名为“淮海”，楼下是夹室。常州公、处士物初先生、武昌公、封都宪公、方伯公五人的画像悬挂在那里，左右有两序，共若干楹。每年在正堂举行私祭，秦锐行裸献礼非常谨慎；在燕室享用祭余时，兄弟们都在。夹室中的五幅画像，因为已有家庙，所以只进献祭品而不举行正式祭祀。至于秦濂、秦汶二人以及他们的同族子弟请老师来讲习，也都在这里进行；这大概是先尊敬贤者，再借此教化后人。秦锐继承和发扬先志，真是意义重大。我有幸同秦氏三代交往，到秦锐这一代又成为姻亲，大概也可以共同分享这份喜庆了。近来秦锐请求我写记，推辞两次也未能推掉，既已写下此事，又作了一篇迎送神辞，使它在祭享时歌唱。歌辞说：“藤蔓盘曲纠结啊，像虬龙一样，同古树相互缠绕。公为何来到这座山丘？过去曾有梦啊，梦在那一州。梦中只有水啊，我的泉；清清的水流，公舍弃这里又要留在哪里？何况有箕山，有裘氏，世世代代延续到千秋。公的坟墓已经荒芜，县邑中建起一座建筑，称作公的祠堂。用蕙草烹成的祭品啊，献上桂花酒浆；恭敬地登堂降阶啊，人人戴冠穿衣。公来临啊，像水势这样浩荡；公离去啊，像风这样飞翔。” 祝文有册文啊，歌唱有篇章；惠及您的孙辈啊，他们永远不会忘记。” 《浙江清军察院题名记》古代兵农合而为一，但治理他们的有两种事务；后世兵农分为两类，但治理他们的有三种事务。什么叫两种？在国家叫治理赋税，在军队叫治理军务。什么叫三种？除这两种之外，还有清理整顿的政务。两种事务各专一项，三种事务兼管两项，所以治理事务以清理整顿最为困难；困难在于任人，不在于政令。如今朝廷派御史巡视天下，除了巡按之外，唯独清军最为重要。近来颁布命令，每年更换一次，与巡按相等，严密到了极点。这也是因为特别重视这件事才这样做的吗？正德十五年己卯，监察御史某奉诏负责清军事务，来到浙江。第二年庚辰，接任者于是考察前任的政绩，依次叙列姓名并刻写在石碑上。差人送信来，请我作记。题名用来以清正的舆论激励和褒扬人，古已有之；但评论的方式，则随所掌管的事务而不同。如今负责清军的人，有的故意威严，以为这样才算严厉，结果田野间的冤屈无法胜数；有的故意宽缓，以为这样才算宽厚，结果军伍中的缺额无法胜数。现在所题写的人名，似乎都应当有这样的评价；后来的人不可听见我的话吗？然而如果指着题名评论说：某人宽缓却没有造成缺额，某人威严却没有造成冤屈；不是这样的人，某人和某人都是。这些话若是如此，难道还说不可以听见吗？不久又说：即使如此，某人廉洁而正直，某人忠诚而刚直；某人放纵，某人邪曲，即使在政务上有所装饰，也不值得称道。有的人既造成冤屈又造成缺额，政绩又如此恶劣，这说明守道与任官相互胜负，却不能彼此掩盖。这样的话难道还说不可以听见吗？如今把人名刻在鉴、衡、权、度上，后人看今天，正如今天看过去；是非的极点从近处发出，却在远处得到回应，荣辱的端绪从细微处产生，最终形成显著的名声。题名用来激励褒扬的作用，于是就重大了，题名难道可以不慎重吗？有人说，人品根本出于初生，后来又由习惯养成；这种力量本来有预先决定的因素，所以成就仁德、取守义节而不顾死生，只在于其人；患得患失、甘愿做鄙夫，也只在于其人。这哪里是题名之间所能转移的呢？君子推及“见贤思齐”而自我反省的心，用忠言告诫他人；文章和事迹足以取信于传闻，声誉传播得比号令还快，事情虽不一定合于典章法令，却能由此彰明善恶。古人使用这种方法，今人为什么偏偏不能这样呢？从前我的朋友徐子谦在南京福建道题名时，我曾为他写过记。您当时与他同官，大概直到今天还没有忘记。您立朝任使，所到之处都使声誉和实际政绩更加显著；这固然是您平素积累的结果，也有相互观摩劝勉的助益，总之不可诬蔑。从今以后，听说您的作为的人，怎么知道不会有人像您一样受到激发而奋起呢？至于记文，我为您诵述司马公《谏院题名记》中的话，也就足够了。《修松风阁记》

译寳最初在绣■〈岑页〉山下为太夫人选择寿藏，墓穴的位置应当在听松庵松风阁的左边。有人说，阁在右边，风水胜处不适合，为什么不把墓穴迁到寳所选的位置？寳说：不行。后来又把墓穴迁到上面、松风阁的后面。有人说，阁在前面，出路被堵塞，为什么不迁走？寳仍说：不行。过了几天，劝说的人还不停止，于是选择吉日斋戒，用《周易》占筮，得到萃卦变渐卦。史官说这是吉兆，应该如此；松风阁也不必迁移了。于是寳完全谢绝各种劝说，定下了主意。有人说：僧人的阁楼，本来是方伯秦公建造的；迁动墓穴而不毁掉阁楼，有什么不可以？寳说：我有四个不愿迁移阁楼的理由。选择墓穴是为了使我的亲人安宁，亲人安宁就会产生福气，我难道可以毁掉别人的建筑来成就自己吗？况且占筮得到吉兆，不遵从它又为什么呢？何况庵中的先代僧人同我的高祖以下共五代都有交往，我怎能忍心使这层关系断绝并抛弃它？方伯公是我女婿秦汶的祖先。假如我迁动他所建的地方，即使不毁掉它，又怎么可以呢？于是劝说的人都停止了。然而想到阁楼如果不修缮就会毁坏，毁坏后势必最终被拆毁；我虽然不想这样做，难道能任其如此吗？于是我告诉几位有品行义气的姻亲朋友，大家共同出工出力。更换弯曲腐朽的栋梁，替换腐烂折断的椽桷，增补破败的瓦和砖；中间做成空格窗棂，并把佛像迁移过去，以遵从秦公当年的旧制。又重新髹漆涂饰、彩绘，使它超过旧有的规模，形成我们今天的新面貌。工程开始于正德庚辰年冬十一月，第二年辛巳年二月完工。庵中的住持宗烨说：从前秦公建造这座阁楼时有记文，确实刻在墙壁上。如今这次修缮，功劳不比建造少，却没有记文记述，冒昧请求您作一篇。寳说：宗烨，你没有听说吗？我们邵氏在前朝时，世代坟墓在张山。国初，我的五世祖父母才开始葬在而听松，庵中僧人因为感念恩德，确实守护并参与了祭祀香火之事。如今不在别处选择墓地，而眷恋这里，难道只是选择土地，也是思念并继承世代的德行。况且这块地方，一条山脉蜿蜒而来，上接绣■〈岑页〉；左右两条山涧夹着山冈向下流，汇聚成为水池。水池西北有泉水涌出，发出淙淙如金石的声音，冬夏不息。两株松树并立，门右的松树都是数百年的古物；门左配有石床，上面有唐人的篆刻。人们说这些是否配得上阁楼，似乎并不在其中。只是我家先祖容春府君以来，积德数百年，才传到寳这里。寳虽然不肖，怎敢不仰承祖先遗泽，谋求继承延续？修缮阁楼，大概也就是继承我祖先的志向。宗烨说：这是秦公的德行，也确实是邵氏的福分。我的先代僧人若有知觉，必定听见了。公说：“记述它的功德，除此之外，我还敢请求刻在这里吗？”寳说：“好。”于是把这篇文章刻了下来。《石记》邵子建造点易台，台基已经确定。偶然走到山崖上，发现一块突出的石头，高数尺，宽约为高度的一半。石头西边有像台阶的地方，可以登上去；上面有像床榻的地方，可以坐；右边有像几案的地方，可以倚靠、枕伏。右边前方有像案几的地方，可以摊开书诵读，可以铺纸写字，可以放一盂菜、一壶酒。东面和北面都是陡峭如墙，显出高峻的样子。有人坐在那里向东北望去，武进的横山、江阴的定山、我东野的胶山、高山、芙蓉山、鸿山、■〈了上凵下〉山、嵩山、石窒诸山，都清清楚楚，可以一一指认。近处俯视蓉湖，像一个池沼；在园圃中通行的水波，洲渚交错，像衣襟和衣带相互连接；一株奇松正好在眼前。观赏的人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台。邵子很高兴，于是把自己书写的“点易台”三个字刻在石上。《泉记》最初选择修建此台的位置时，邵子作诗记述此事，其中有“怎能得到一股泉水分流而来”的句子。后来，在台右边石壁下，忽然听说有泉水涌出，起初涓涓细流，后来开渠引水，便源源不断地流来，深广地汇成水池。邵子很高兴，给它命名为“滴露”。《昔贤祠记》昭勇王公下葬一个月后，他的儿子太学生尚絅就在墓旁搭建庐舍守墓。这是礼制规定的，为什么又要建昔贤祠呢？这时某人挖地筑墙，得到半截断碑。原来是宋代李常州昌宗的墓志，郡志说文章出自王荆公，王荆公的文集确实收有全文。某人读后感叹说：这是古代的贤人啊！葬在这里大概已有五六百年，墓穴的位置已经无法辨认，也不能重新封土，我应当怎样安心呢？于是便有了建祠的计划。后来又感慨地想：这座山原名芳茂，现在叫横山，实际是因为晋代曹将军名横、葬在这里的缘故；但曹横在史传中没有考据。他当时如果没有很高的声望，怎么会以他的名字命名山，而且长久不改变呢？如今祭祀李公，难道能遗漏曹公吗？地官主事叚子辛听说后赞同说：建祠本来就是依据义理而兴起的，把两人合祭，难道不可以吗？于是祠堂建成，供奉两位神主：左边是晋将军曹公，右边是宋朝奉郎、守国子博士、知常州李公。春秋两季遇到墓祭之事，祭祀土地神之后，便陈设俎豆来享祭。某人已经自己写了序，又托朋友钱景旻来请求我写记。我近来曾为王氏写过这座墓地的记文，对这座山的情况完全熟悉。假使这块石碑在此事之前被发现，我本来就应当牵连书写这件事；何况如今因为义理而兴建祠堂，有这样的举动，君子会说某人在这里厚待先贤，我即使想不写，又哪里能够不写呢？石碑发现于正德庚辰年十二月，第二年辛巳年二月祠堂建成，建在庐舍上方若干步处；石碑嵌在祠堂墙壁中，又另刻一块石碑，把全文刻上，等待来拜谒并讨论古人事迹的人。《浙江巡按御史察院题名记》

译题写姓名，难道是用来施行风教劝勉吗？《易经》说：“使万物振动的，没有比风更迅疾的。”风能够使万物运动，也只是因为它本来无心而已。人有意志，当然不能像风一样。只有内心有意而不参与其中，褒扬他却不显得是在褒扬，贬斥他却不显得是在贬斥，这叫有意而无所作为，虽说是无心，也可以。孔子的《春秋》就是这样。低于这个境界就不是这样了；那么说题名可以施行风教劝勉，究竟是为什么呢？只题写姓名而不记载他的事迹，是褒扬还是贬斥？一概交给天下后世去判断，自己不参与其中。这大概接近所谓无心，并不是真能无心，而是有意却没有可容纳私情的地方。所以说“题写姓名，难道是用来施行风教劝勉吗？”说的就是这个。这个做法，自唐代以来大概已经有了，但人们传诵得最盛的，莫过于司马公所作的《谏院题名记》。人们看重它的言辞，不只是看重言辞，而是看重写出这些话的人。由这样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又施行在这种无心的举措上，即使想不流传，又怎么可能呢？监察御史、寳庆人唐君应韶奉诏巡按浙江，任期将满、即将交代时，便合并前任的姓名，把两块碑上所载以及考察后续补的姓名，全部叙列书写，刻在石上。于是写信托诸生某等来请求我作记。我曾考察历代史书，凡是列传中所谓道学、儒林、文苑、循吏、忠义、孝友、隐逸独行等类别，都是先列类别，后列人物，标明等级，几乎没有不借此评议的。如果人物不符合其实际情况，这边刚搁下笔，那边公论已经兴起，怎么面对公众舆论呢？有人便说，不如统统列入普通列传。然而所谓列传，必须叙述他的事迹和行为，其中抑扬轻重，有时也会有愧于鉴别衡量，最终仍不能逃过君子的评论。如今立一块小石碑在官署中，凡是在这里任职的人，都大书其姓名，下面注明其字，像县邑和历任官职一样，却对他的事迹一字不缀；因此即使孝子也不能超过自己的父亲，友弟也不能超过自己的兄长，极端说来，即使积累的恩情和长久的怨恨，经过道路的人也都一视同仁。没有私心的事物，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何况御史以掌管风纪宪法而得名，他出巡时，体察民情的方式仿佛古代观风；凡是通过传闻得到的事情便据以进言，大概都取法于这种无心。唐君清正自守、刚强坚毅，在这方面尤其有余力。我曾考察他此前以及这次所巡按的地方，因此知道这一点。所以对于这次题名之举，便总要用一句话加以赞美，以成就它风教劝勉的美意。至于写记嘛，我本来不是合适的人，又怎敢说什么呢？《乌木几记》这张几案，是我任户部郎中时，用折抵俸禄所得的乌木制成的。正德己巳年，我以都御史身份总管漕运事务，进京朝见，才真正得到它。第二年庚午年，我辞官回乡。几案制成后又过了六年，到丙子年，我建造奉诏侍养之堂，堂建成后，把它放在堂中，于是写下这篇记。《东堂新第兴建记》东堂新宅，是翰林严先生惟中所建。严氏是分宜的望族，世代居住在介溪。自先生的高祖方伯公某以下，子孙日益繁多，住宅狭窄到不能容纳。先生因为这块地靠近学宫，所以选择它居住。最初只有东边的一半，建堂朝向东方，号称东堂。乡里人久而久之都习惯这样称呼它。评论者常说，南面有铃冈，住宅背对它而不是朝向它，从事物的道理看似乎不合适。正德辛未年，我以贵州节使身份经过那里，也这样认为。过了八年，到己卯年，先生奉命出使从桂林回来，于是建堂面向铃冈，题名为铃山之堂。两侧建有两间斋室，右边叫邻頖，左边叫迎晖。南面正对出入的道路，建太史坊。北面就是先前所建的东堂。再往北是燕居亭，名为谨思。又向西转而向北，建楼藏书，名为遵训。东堂东边原来紧邻易氏园，最近买得若干步地，在那里建先祠，题名为方伯之祠。方伯在世代上值得建祠，以此命名，是因为他的爵位和德行，也为将来成为不迁之祠预作安排。今年春天，先生北上经过无锡，请我为道山堂概述情形，说钟山、仙台诸峰远近环列，只有铃山苍翠挺秀，端正得像屏障。山岚雾气和空中的苍翠之色，近处落在轩窗几案之间；风吹松树，烟绕竹林，清润得像刚沐浴过。夏日雨云初起，冬日雪后初晴，景色充满光洁之气，胸襟为之荡漾，阳光为之闪耀，早晚景象万千，而这座堂独自享有这一切。堂前蓄水成池，四周种植嘉树；它兼有城市和山林的情趣，不只是有趣，也有美景。先生在这里大概得到了美好的观赏。我第二次到铃山，登上山顶；如今听到先生的话，更加禁不住欣喜。先生凭借奇伟的才华、博雅的学问，获得台阁中的优异选拔，作为国家太史的储备培养对象，将来继续升进，巍然成为天下所仰望的人。一乡的士人本来不应当轻视他；即使按照乡里人的看法，也确实不能不把他看作冠冕。铃山是一个县的胜景，先生的住宅正好同它相对。古人所谓上天安排、土地隐藏以留待其人的话，难道不就是说这个吗？况且建造住宅并设立祠庙，是尊重先礼；祠庙中特别尊奉方伯公，是合乎义；燕居时谨慎思考，是敬；藏书而遵循教训，是博学而能守正、见识明达。种植树木并努力使其繁茂，是崇尚德行；池沼蓄水而保持清澈，是澄清内心。用礼来贯穿，用义来组织，用敬来持守，用见识来扩充，澄清内心、崇尚德行，以完成选择邻里的心意。先生开启滋润万物的经纶事业，就在这里了。从这些小处观察，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大道理。我过去在分宜主持学校事务，因为这块地原来是僧寺，不适合位于学校左边，便驱逐了僧徒。空出来的地方还保留着佛堂，改题为“视学之堂”。到这时，竟有像先生这样的贤人入朝任职，在东边的空地上建宅居住；而那座堂本来就巍然存在，不是更加美好吗？先生听说后说：“邵子的言论意义重大啊！我的居所已经建成了。”于是请求我写下这篇兴建记。《超然堂记》

译超然堂，是二泉邵子建造的。邵子起初任许州许有尚书，那里有尚书台，在临颍的郊野；关于它的规模和景色，邵子曾听故老说过，却没有亲眼见过。弘治甲寅年，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到了那里，堂名叫超然，吟松、咏竹两间斋室排列在左右；他逍遥从容，过了很久才醒来，便把梦境完整告诉客人，客人为此作诗记述。到现在，已经是正德庚辰年二十八年了。后来邵子辞去尚书的召命，在侍养亲人的闲暇时间，于惠山山麓、精舍旁建造点易台。台建成后登临，恍惚间如同梦中所见，于是又在台前建堂，题榜为如梦堂。有人说，许州的台称为尚书台，是因为汉代马融曾在那里讲经，所以如今把这座台也命名为尚书台，正好符合邵子被起用为这一官职之事；名称如此相合，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有人说不是这样。邵子为了侍奉亲人请求告假，他起用的时间应当在正德己卯、庚辰年间；当时上下正受到震动冲撞，而邵子独自在泉石之间优游，所谓“超然”，大概就在这里吧。邵子听说后致谢。后来又长叹说：“我听说古人有晚年增进德行的，过去的梦大概说的就是这个。不然，所谓超出万物之上，不通过学习又怎么能达到呢？如今我虽然老了，本来更不敢自我放弃。”至于那两个人所说的话，一个失之浅薄，一个失之荒诞，难道会违背我的志向吗？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作歌说：“我从前梦见超然，忽忽悠悠已经三十年。我的台和这座屋，将要借给我用来读韦编。如果登上山丘远望大海，我的天地多么宽广。”又作歌说：“天空高高啊，万物都在它下面【叶】；谁能安静观察而精心思考？何必苦恼岁月太久、我已衰老啊，我有过错，也有补救。哪个梦不是真实，哪个今天不是古代。”那两个人听见后，仿佛彼此说道：“邵子大概已经超越梦境了。”邵子又起身致谢，于是写下此文作为记。《秋野记》邵子秋日行走在惠山山麓，向南沿着梁溪，放步走到青山，经过丘陵，越过山坡，放眼四望。这时林木黄叶凋落，百草枯萎凋伤，所有春夏间繁茂荣盛的景象，都不知到哪里去了。他感慨叹息了很久，忽然有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戴着丝帛制的帽子，穿布衣，拄杖边走边唱，回头看去仿佛有深厚的乐趣。邵子觉得奇怪，问他说：“您是县中的望族，我很熟悉您。您住在县城中间，前面是学校，后面是官署，左右住宅栋宇整齐森然。家族世代显达，便世代相继读诗书；居住在县城，住宅华美，便以礼义为先。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却偏偏以寂寞之处为乐，而且逍遥从容，把万物收敛的时节看作万物发生盛长的时候，难道也有什么道理吗？”老人说：“上天平分四时，春天温暖，秋天肃杀，气候本来就是这样，我哪里有所选择呢？万物在春天生长，在秋天成熟；秋天肃杀萧索，我当然知道。然而果实硕大地挂在树上，良谷低垂在田亩，含有元气而散发芬芳，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是个质朴的人，不在这里快乐，又在哪里快乐呢？况且文饰胜过质朴就近于史，质朴胜过文饰就近于野；我既然质朴，又怎么逃得开野呢？何况在野外谋划往往有收获，在城邑中反而不行，古人也有这样的情况。我没有能力替人谋划，只是任凭本性而处于自然；心中有所感怀，别人有时不来询问，一旦询问我就全部说尽，不能故意闭口不言。别人称我为野人，我确实甘心，并不敢说自己追随前代贤者。至于祭祀用的黍稷、馈献的酒醴以及供奉老人之礼，如果没有秋收，又到哪里取得呢？万物发生、盛长，本来也是今日土地上的事情。古人登高而悲秋，听见声音而作赋，他们观察万物、感受时节，都是深刻的。居处山林水泽而心志系于朝廷，也不是我们这类人的本分。游览而快乐，快乐而歌唱，不也是可以的吗？”邵子说：“这是隐居的君子。”于是为他作歌：“野啊，秋啊，百物都已收获；我有足够的脚力，也有足够的食物，我还要寻求什么？将要收敛隐藏了，够了，行止都休息吧。我不知道万物如何变化，姑且同天一起游历。”又作歌：“秋啊，野啊，我的心因此得以抒写；行走时谁相伴？农人歌唱；谁来应和？樵夫边含笑边击鼓啊，还能懂得陶冶之道。太阳渐渐西斜，天边云气融融；在山下安然忘了归去，快乐得不能舍弃。”老人说：“您不仅知道我的心，还能替我说出我的话。”于是唱着长歌渡过溪水离去。第二天正好是他七十岁生日的开始，子壁来到我的点易台，请我写记。老人名俊，字时选，“秋野”是他的号，姓殷，是前云南方伯序宾公的曾孙。《龙泉精舍记》惠泉以南约百步，有泉水从石缝中流出，涓涓向南，经过黄公涧，向东流入溪中，叫作龙缝泉。广东佥宪冯公在泉水汇流处建堂，题名“龙泉精舍”。他每天在其中游息，从黄帝、羲皇以来直到庄子、列子之书，手里拿着一卷玩味，无论六合之外、万古之前的事，没有不加以穷究的。乡邦中的贤达名士、湖海间的奇逸之士，席位没有空闲的时候；他左酬右应，没有什么不相宜。有人说：“公的兴趣，是由泉水引发的吗？”其实不是。公从年少时承受祖父戒轩先生的德泽，接受《诗》《礼》的教诲；又在父亲观省先生游息歌咏于学校时受到涵养和激励，早已有所成就。等到考中甲科，历任工部、刑部、户部，屡次任员外郎，多次提出建议，皇上采纳，公卿称许，不久因才干和声望被推举提拔为广东按察司官员。他提出的建议同在各部任职时一样，但风采声望震动四方，士人都仰慕他。正德初年，权奸在朝，群小依附他们，认为公妨碍自己的作为，于是致仕的命令下达。公把得失看得完全不值一提，只把心意寄托在这里，仿佛要在此快乐到期颐之年而不厌倦。因此每当得意，便写在纸上交给志同道合的人，又寄托于咏物歌诗，内容都超越了事物本身。古代有所谓列仙中的儒者，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是这泉水吧？是这泉水吧？能够激发公的志趣，正在于此；而公的厚重，也未尝不归功于这泉水。起初泉水从石缝中涌出时，源头很细，流到公堂旁才开始舒展；修长的竹子形成一条小径，水在其中流淌，发出淙淙如琴瑟筑声的声音。后来向东流出，水势曲折宽缓，漫延开来，大约有若干亩，荷花丛生，水鸟飞翔聚集，仿佛没有边岸，向东流到石桥。用有道者的眼光观察事物，正在这里也能体现出来。我在这里建二泉草堂，和公相邻，而且我同公又有四代姻亲关系，曾经读过他所写的《元始剩语》，知道公学问深厚，所以写下此记。公的博大如泉水汇成大海，公的精微如泉水从山中涌出；君子观察这泉水，就可以了解公了。《资仁堂记》

译我们县砖桥的钱君孟润建造了一座堂。君子经过那里，看见匾额，问他说：“您的堂为什么命名为‘资仁’呢？”钱君起身回答：“我听说，仁就是人；做人却不仁，就不能算作人，我对此很害怕。自己虽然不聪敏，也不敢不努力。给我的堂命名，是为了记下这层意思。‘实行仁德要靠自己’，这是孔子的教诲。您难道没有听说吗？不过，您舍弃这些话而说‘资’，难道不是看重自我承担，却轻视向别人求取吗？”我说：“哪里敢这样呢！资助仁德的作用很大。何况像我这样不聪敏的人，如果不说借助外力，还能听从谁？如果不借助外力，还能观察谁的行为？《礼记》说：‘遵循法则并努力实行它，就是资助仁德。’我敢不努力吗？”我说：“那么，资助仁德究竟体现在哪里？”他说：“从前孔子告诫子贡，大概曾说过：‘侍奉大夫中的贤者，同士人中的仁者交友。’凡是在这座堂中与我同坐的人，都是这样的人，这就是我所借助的。不这样，我就要自我反省。然而，我所居住的乡里离郡县很远，大夫和士人不只是难以来到这里，我见到他们的机会也很少。资助仁德将从哪里取得呢？”我说：“乡野中本来就有人。冀缺耕作时恭敬有礼，胥臣称赞他有德，说仁德大概就在这里。” 如今乡野之中，难道知道没有像冀缺这样的人吗？如果有，那么考察古代传说中的恭敬之道，难道没有可说的吗？所谓借助仁德，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钱君听了这些话，认为得到了资助，拜了两拜接受下来。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对他说：“确实是君子的议论，可以铭刻在您的心中。”于是为他写下这篇记。钱君名润，孟润是他的字。他的祖先出自五代十国时所谓吴越王钱镠，苏眉山称钱镠对百姓恩德深厚。钱君的九世祖钱进，在宋祥符年间开始从嘉禾迁居无锡。前朝时，他的孙子宽甫更加扩大产业，甚至用私家粮仓代替公家赈济，乡人感念他的恩德，事情详见许忠敏公所作的墓铭。本朝洪武年间，钱君的祖父公达迁到今天的砖桥；父亲惟常，世代修行乡里仁惠之事，正统年间因义行受到玺书表彰，悬挂在门上。钱君出生后承继家世，天资接近大道，持身治家都勤勉不倦。如今将要老了，仍不忘这样自我劝诫。钱君的长兄孟清，是我尊姑的丈夫。我认识钱君，到现在大概四十年了，所以一并写在这里。《华氏畲山寿藏记》无锡东部的群山在平野上错落而起，高低相望的有十多座，只有畲山最小，但风水家却认为它很有可取之处。登上山远望，左边有奚山和参山，右边有白檐山和嶞山，前面有屏阳岑，后面依靠胶■〈岑页〉，畲山正处在其中。三山华君永贞的寿藏，确实选择在这里。墓穴位置确定后，向北开凿，便见石壁陡峭耸立，形成荒地；向南则沙土堆积绵延。古人所谓上天设置、土地隐藏以留给其人的话，大概说的就是这里吧？从开始动工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了。门、道路、水池、桥梁、台阶、正堂、房屋，以及台和亭，没有不完备的。辛巳年暮春，我曾游览过这里；今年同一月份，他的儿子进士子宣从京师回来，便按照华君的意思来请求我写记。前人有话说：“预先办理凶事，不合礼。”如今所说的寿藏，大概接近这种情况；但谈论的人大多称它为通达。况且今天的寿藏，就是日后的新墓道。古代所说的族葬，由冢人、墓大夫掌管，也似乎并不属于这一类。三山君为什么只看见其中一方面，便忘记了其他方面呢？按年岁和时令来安排，古人也有这样做的。何况这不是年时所能完成的事，而是预先自行营建，并不属于所谓预先办理凶事。埋葬久了以后，土地就不能容纳了。在我们无锡，其他家族暂且不论，华氏自宋代以来，先后从隆亭迁到冷村，又迁到厚本、寿山、椿桂，大概总共迁了五次。随着变化而变通，到今天反而兴盛。三山君大概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吧？沟通幽明之间的情理，适应新旧事物的需要，以义理发起此事，以礼制完成此事；前面引导得更加久远，后面繁衍得更加昌盛，大概就在这里。以上都值得记载。至于经营办理的勤劳、位置安排的详尽，看看子宣所写的记文就足够了。君名智，字永贞，三山是他的别号。他的父亲是西野翁，乡里称赞他有德。君作为他的儿子，确实无愧。《容春堂续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容春堂续集》卷十一 （明）邵寳撰 ○记【一十八首】记 《枫山先生祠堂记》

译嘉靖元年春二月，枫山先生章公在兰溪的家中寿终，临终遗言不要为身后求取恩泽。他的诸子广东布政使章拯以及门人感恩知县董遵等，都恭敬谨慎地听从；其中幼子某尤其如此。安葬之后，现任司寇见素先生林公奉召经过兰溪，前来吊唁并哭祭。不久他叹息说：“古代乡里的先生去世，在社中祭祀，这是礼制。先生是天下的士人，论其身份就是国家的老师，按义理为他专门建立祠堂，不也可以吗？”于是金华郡守扶风王侯某奉表入朝祝贺大统尚未回来，便对他的副守历城张侯齐侯说：“这本来就是我们有司的职责。”某既然承当此事，便不敢不努力。董遵等人又都说：“这是我们几个人的愿望，冒昧来请求。”张侯于是召集工匠、聚集材料，就在先生宅第的东南面营建祠堂。工程刚开始，王侯回来，说：“这本来就是我任郡守的责任，虽然没有赶上开工，难道敢忘记完成它吗？”于是下令加快进度。某郡通判石侯某、某郡推官蓝侯某都协助促成此事。中间建堂四楹，前面建门，数目与堂相同；两侧廊庑像鸟翼一样展开，四周环绕围墙。堂中安置神主，门上题额为“枫山先生祠堂”。先生当时以国子监祭酒之职致仕，诏令加授礼部侍郎，后来又加授尚书。这是因为称许先生崇尚德行。先生从壮年起便凭文章冠绝天下，因忠诚进谏而在翰林著名，凭经世济民的才能闻名海内。自史馆左迁以后，历任内外职务，却始终未能充分施展。晚年才被起用为司成，天下人无不庆贺得到了一位老师。等到请求退休归乡，他隐居林壑之间，默默成为天下所寄托的希望，近二十年之久。皇上初掌政事时，有意起用他，任命的使者已经在路上，先生却去世了。评论者对先生仍觉得未能尽如人意。然而依我看来，先生共同具备谨慎、安康、宁静的操守，平正畅达、醇厚高雅的文章，简朴廉洁、正直无私的风范；无论在朝廷还是在野外，无论远近，人们都承受并归向他的影响。他大概不动声色，却能产生深远而持久的作用；年老以后更加敦厚笃实，这样的君子评论，怎么可以诬蔑呢？如果这样还说先生的道术没有在世间发扬光大，难道可以吗？天下的道德标准，在哪里确定呢？只在于专一而已。孔子多么伟大，是万世的老师。孟子离孔子去世并不远，他排斥邪说、放弃淫邪，把此事作为一生的责任，确立了大的纲常。此后数百年有董子，想在汉代贬黜诸子百家；又过数百年有韩子，想在唐代排除佛、老二氏。然而他们的见识和力量都没有达到自己的志向，所以道统仍然泛散，不能由此得到确定。周子、程子相继在宋代兴起，他们的见识和力量超然独到，接续中断的道统，阐明幽微的义理，成为世人的先觉；朱子又继承他们，著书立说，流传天下已经很久了。先生凭借盛大的德行承负着极高的声望，对朱子学说不迷惑、不动摇，并且始终恳切地扶持捍卫。先生信奉朱子，就像朱子信奉周子、程子，周子、程子信奉孔子、孟子一样。因此，他虽然没有像董子那样公开宣扬，也没有像韩子那样竭力辩论，但笃信古道的君子与他一起使宋儒在千年之后重新兴起，难道能说金、许以后就没有人了吗？正德初年，我巡按两浙，先生请求退休南归，见到我时对我说：“我本来要举荐你来代替我，你怎么反而在这里呢？”我因这话而惭愧。如今先生已经去世，我因远谪而奉行职事，于是写信叙述王侯的意思，请求为祠堂撰写记文。我感念先生曾知遇我，所以写下这篇文章。当时有言官替先生向朝廷请求谥号，皇上正重视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按理应当准许。褒扬德行、节义的公论，我知道将同这座祠堂一起长存不朽。祠堂建成后，在这一年秋某月、冬十一月某日，作此记。重建同心堂记 同心堂，是无锡县衙后面的正堂。明朝初年开始修建时，大概就已有它了。宣德二年，按照各地官署的制度，曾由县令唐侯泰安重新修建。只是那座堂以及这座堂，都仍旧沿袭最初的规模。弘治二年，荣侯华开始大规模建造堂宇。堂建成后，正好奉召离去，于是又留下未完之事。过了几年，姜侯文魁接着修缮，也没有完成。如今县令畅侯到任第三年，看见这座堂毁坏得很厉害，又嫌它狭窄简陋，便商议重建。有人以费用太大来劝止尼侯，侯说：“凡是官署都必须有正堂，也必须有后堂。正堂用来处理政务、面对百姓，后堂用来闲居、退食。所有属官佐吏商议事务，以及早晚办理公文，也都在这里。大概正堂和后堂有表里之分；内里如果没有外在的表率相配，就会使百姓失去可以观法的对象。我思考自己的政务，把它比作这座堂，所以不能不修治它。”于是谢绝劝止的人，不听从他们的意见，拿出若干缗公款，交给负责为民采购材料的某人；召集工匠，等待材料齐备，选择日期开工，在旧基础上加大地基，增高若干尺，深、广各若干尺。工程竣工后，仍把正统年间项侯伾所题的“同心堂”匾额悬挂起来。其间，他和杜丞世昻、王丞震、刘丞璋、杨簿梅以及典史莫谅，请我为它作记；当年项县令亲自写的记文，刻在屏风上，至今已有八十年了。君子读到这篇记文而称赞它，但还遗憾其中有未尽之意。治理政事，贵在同心，而不贵在苟且附和。我过去任许州知州时，曾为同僚写过箴言：“有王事就共同协助，有上天的功业就共同彰明；谦让产生于公心，争夺产生于私心。可以说可以，也可以说不可以，不必只看别人，也不必只看自己的说法。”这就是说，同心并不贵在苟同。像这样，我勉强努力去实行，等到获得代任者时仍不能没有惭愧。如今又该拿什么来告诫我的侯呢？凡是官吏的责任，只在国家和百姓；上下都系于此，而损益、轻重自有古代训诫。礼和法并行而不相违，关键在于任事的人。礼用来引导善良，法用来惩治邪恶；斟酌权衡，随着时势共同运行。同心的道理，大概就在这里。舍弃这些原则不遵循，只一味顺从个人意愿，那就不是所谓同心。这样一来，我的内心又如何安置呢？我还听说洪武末年，韩侯约曾建造君子堂，用来延请访问年高有德之人。如今它的遗址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侯如果能够寻找出来并重新建造吗？如果不能，就取用它的精神而不照搬旧迹，这也是帮助同心之道。侯名华，字某，是陕之陇西人，以正德丁丑进士来到这里，过了一年政绩卓著，部使者多次表彰他。评论者说，这座堂材料优良、构造宏大，轩敞宏伟而庄重，正像侯的政绩；同时又顾念前人的规制，每天勤勉不止。杜丞以下的人都谨慎地把官箴落实在名分义理上，这值得称许。堂建成那天，是嘉靖元年壬午春正月壬子。侯又修治西门的桥以及南门的吊桥，全都迅速完工，没有增加重大费用，我因此把这些附记在这里。古柏亭记

译亭子以古柏命名，是为了记志这些树木。木材之中，柏木最为优良，年代久远便会香气浓郁。种植在郡署正堂中的柏树，更因所在之地而显得珍贵。壬午年七月，被风刮倒了几株。郡守宜宾王侯把其中两株派人送给我。当时我正要在绣■〈岑页〉寿藏建亭，用来庇护我的两通碑，于是把它们用作梁木。王侯听说后，又把祭祀用木中同类的树木送来，用作楹柱和椽子；材料还不够，各位姻亲朋友也分别有所资助。人们说，这些树木如果不是被风刮倒，郡守就无法得到并送来。起初郡守送树来时，并不知道我将要建亭。亭子不用柏木也可以建成，但用柏木建造，便会充满胜过寻常的香气；有风时，香气更会随风增益。我的两通碑，一通是皇帝下诰赠封我父母的两道诰书，另一通是少傅王公的文章，用来铭记我五位先妣贞节的碑文。从今以后有人登临此亭，庄重地诵读诰词，退下后感叹她们守节的艰难与坚贞；在亭中周旋讽咏，芬芳随风流动，他们都会说：“美好啊，重要啊！”如果不是郡守，谁能送来这些柏木呢？郡守难道是有意这样做的吗？我感念郡守，把功劳归于他；上天难道会没有这样的安排吗？这全是我君主的恩赐，是我先父的福佑，是我先母的美德。我没有德行，哪里足以承受这样的恩遇？即使如此，难道敢不夸说此事吗？亭子建成，于是作记。宋太学生追赠秘阁修撰少阳先生陈公祠记。天下的形势，重心落在敌国方面的情况，时常会有。开始时，形势必然也重在小人一边。小人，是敌国所凭借的力量。然而人们知道形势重在敌国，想要扭转它已经很难；不知道形势重在小人，想要扭转它就更加困难。形势重在敌国而想扭转它，在那时因战争而死的人，几乎数不胜数。形势重在小人而想扭转它，在那时也必定有因进谏诤言而死的人。战死者，天下人哀悼他们，还可以说得清；因谏诤而死者，天下人哀悼他们，却难以言尽。这就是宋太学生、追赠秘阁修撰的少阳先生陈公之死，经过数百年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悲痛怜悯、哀伤悼念不止，建庙祭祀，塑像奉祀，祝告追思，仍觉得不足的原因。宋朝的祸乱，自熙丰以来，其由来已经很久。到靖康年间，北方敌国日益强盛，向内逼近京师，敌国方面的力量达到极点；所谓重到极点、无法扭转，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形吗？而朝廷中的六贼，实际上为敌国造成了条件。形势重在小人，君子方面就轻；形势重在敌国，本国方面就轻。天下的形势到了这种地步，还有谁来扭转呢？当时有见识、有力量、足以承担这一责任的人，只有李忠定公李纲一人。假如能专任他，诛杀斥退六贼，那么天下的形势还会有能够扭转的地方。然而几个宰执在内心嫉妒，在外部畏惧，和六贼内外勾结经营，不是说割让土地求和，就是说迁都躲避，只求实现他们的私利。忠定公才略宏大、谋略雄健，操守正直、气节凛然，刚被任用便突然被罢免。秘阁修撰陈公发出关系天下危亡的直言，面对天下的大难，写有《六书》于渊圣时，又写有《三书》于建炎年间，多次遭受压制，却更加奋发激烈。最终汪、黄二奸党相互勾结，蒙蔽皇帝，曲意矫饰，秘密呼应；陈公死在他们手中，和朝衣东市的惨死相比，悲惨程度几乎更甚。于是天下大事无可挽回了。大概扭转天下形势，靠的是见识和力量。见识在自己，而力量不在自己手中，又能独自怎么办呢？唉，少阳先生实在令人悲伤。因此天下人听到他死去，没有不扼腕流泪，感叹即使牺牲百身也不能赎回他的。高宗在临安听到此事，惊愕而醒悟；后来追赠官职、推恩荫补，车驾经过陈公的乡里，又特意赐钱五十万。绍兴初年追赠他如今的官职，仍给予恩泽，赐田十顷。唉！人心的公正，本来出自秉持常性的本初；君主的明智，又在受蛊惑之后重新恢复。由此看来，像陈公这样竭尽忠诚报效国家，即使天下为他立祠也可以，何况他的家乡呢？润州丹阳，是陈公的家乡，在那里建祠祭祀是合乎礼的。不过我认为建祠者的用意，不只是宣扬忠义来振作懦弱之人，还在于想要谨慎区分内外、彼此，处理疆界和交战、友好的关系；想要严格辨别君子和小人，在进退任用之际作出判断；想要察觉奸邪蒙蔽、曲意矫饰的迹象，在仓促变故之时保持警惕。上面颁发诰命，下面发布诏令，一举而得到多种效果，这种教化意义是宏大而深远的。正德己卯年，监察御史台南叶君巡察江南诸郡，因为江西有警，往来江上视察军队，经过丹阳，询问陈公的事迹，慨然认为没有祠堂可供瞻谒是一种缺憾；又看见附近有圆通庵，茂密树林占据胜地，于是命有司改建为祠。那时知县武康朱侯方已经因父母丧事离任，金坛知县南充任侯佃奉檄前来代理，不到一个月规制就已完成。后来内江赵侯章到任，又接着把它建成。君子称赞这是建得很好的祠堂。祠堂建成后，叶君考核任期届满回朝，赵侯也因父母丧事离职。过了三年，现任知县上蔡张侯惟恕接着进行增修装饰。赵侯起复后，重新任职秀水；叶君仍在监察御史任上，认为时机便利，便命人把作记之事托付给某某。我一向敬仰秘阁修撰陈公，陈公的忠义已经久远；又看重叶君的嘱托，于是写下这篇记。祠堂在县城西北角，前面建石岸临着运河，大门建得高大宽敞，匾额题为“宋陈少阳先生之祠”。楼门三间，进门是碑亭，左右各一座；中间是三间堂屋，带有两侧厦屋，陈公的塑像安置在堂中。前面是露台，用玄金铸成黄汪跪伏的塑像。左右两侧廊庑各十间，左边题为“希贤”，右边题为“尚友”。后面是五间楼，题为“有归”，取自陈公自赞中的话。楼下以李嘉仲的塑像配祀陈公，匾额题为“交情”，表明替陈公收殓尸体的情义。左边有三间斋居，右边有六间守庐，由陈公的族人居住。有三座丹亭，名称含义见叶君所题诗，大概是赵尹的记述。工部芜湖分司题名记

译官署中刻写题名，历史已经很久了。除姓名、籍贯、科第、官阶、差遣、年月之外，不再增加一个字，而把公正的褒贬评论交给后人。书写的人无意于褒贬，观看的人却足以从中得到劝勉和警戒。它微妙而含蓄，有《诗经》的义旨；简约而严正，有《春秋》的体例。因此君子推重它，历代都不能废弃。我国家承平一百五十多年，各部司和各府署没有不任用官员就任职守的。朝廷内部有省、台，外部有藩司、按察司、郡、县，至于行馆、署厅，也都有所谓题名之制。大概天下长期太平，制度完备，文书繁多，虽然不出自正式法令，但按事情的体制来说，也仿佛有不可缺少的必要。像这样，工部设在芜湖县的分司，实际从成化七年开始。当时提议的人认为，漕运船只所需的材料、供应器物所需的材料，使百姓不堪承受征调，何不从木材专卖中取用呢？芜湖是京畿附近的地方，又处在川、湖二省下游，是商船木筏聚集之处，所以分司便建在这里。大司空每年向朝廷请示，选择一名委任的外郎或主事主持此事，满一个月便更替。经过弘治、正德直到现在，大概已有五十六年了。历任官员共五十三人。在此以前，弘治乙丑年，主事永平张君秉清曾经题写过一次。如今主事岳池张君日尝认为那篇文字简略而次序失当，便全面加以详细订正，编排文字、分别作注，刻在石上，将使从今以后的人有所考查，作为后人评论的依据。刻成以后，他托我的朋友李生宗铭带信来，请我作记。我想，六卿分掌职务，无不是天工王事；而虞衡所掌管的事务涉及专卖取利，士大夫中自爱的人往往不屑于此。然而君子讨论修养自身的学问，大都说钱粮簿书不足以成为牵累，关键在于内心而不在外在事迹，道理本来如此。何况公私、义利的辨析，正是为政的君子首先应当讲明的，所以不担任这种事务也就罢了，既然事情有当任之处，就一定要讲求。努力去做并且自行考察，实在就在这件事上。用公心消灭私心，本来是君子立心的要点；以义为利，更是君子处理事务的合宜原则。用这个原则来事奉国家，什么职务不能尽责？用这个原则来约束自身，什么德行不能进步？如果改变这些原则，上面就会触犯官箴，下面就会招致众议；刑法之书和史官之笔，即使不在今天记载，也会留到后世。即使有其他美德，也不能赎回这种过失，何况没有可称道的美德呢？古今记载题名的人，没有不把司马公谏院题名看作首要范例的；它的大旨不过是“忠、诈、直、回”四个字，而后人的评论，大多不能超出这四个范围。如今我为后人忧虑，难道还有别的吗？也不过是说：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什么是义，什么是利，如此而已。唉！人们有句常说的话：“后人看待今天，就像今天的人看待过去一样。”难道不可畏惧吗？难道不可警醒吗？张君从贤能的科第中出身，刚开始做官、初次处理政务，就来到这里任职，因此写下这篇记。我知道张君能够珍爱这里的题名，也或许可以由此观察他这个人。况且宗铭是我同年、赠司空舫斋先生的儿子，文章和品行纯粹，能够继承家学。凡是所称述张君的话，都是可信的；因此把这些附记在此，而不敢增加一个字，这也正是题名记的体例。千金絫趾亭记 亭子为什么命名为“絫趾”？是为了记志得到这块地的艰难。为什么说“千金”？先五世祖的时候，有一位游方僧寄放一只箱子，十多年没有回来，人们都以为僧人已经死了。于是有人拿起那只箱子，箱子很重，便告诫不要打开，把它遗留在听松庵。僧人又告诫说：如果僧人出了什么事，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不久，僧人大规模修建佛寺，大概是因为箱中有财物。于是这块地归入我家先人的坟茔之地，僧人世代守护它直到今天。我任提学赴江西时，上司有逼迫别人送礼、为自己家谋取土地的事，传言说价值有千金。我听说后便躲避此事，在山中静坐了一整天，于是商议选择现在这块地。人们说就在那一天，我将要离任了；如果不是这样，关于这块地的商议就不会成功，人们将会图谋夺取它。前后相隔六世，共一百三十多年，所以用“絫趾”来比喻。即使如此，避开千金而得到这块地，虽说这块地价值千金也可以。何况前人把利益弃置在无人知晓的土地上，又哪里值得谈论什么千金呢？我对此很有感触。亭上的四字匾额，是宋代蔡君谟所书，《莫子如山集》摹刻了它。郡守陈侯遗爱邱记

译这是我郡郡守陈侯遗爱之丘。丘中所藏的是什么？是陈侯的冠和衣服。陈侯去世后，他的儿子某扶柩回到南海安葬。百姓看见灵柩启行，不忍心，于是请求留下他的冠和衣服，筑成土丘来收藏。封土的形状像坟墓，说是他的精神所寄存之处。经过的人总要瞻仰拜祭，徘徊叹息很久，然后才能离去。每逢岁时，有人还撕纸焚烧、浇酒祭奠，像乡里的旧俗。唉，陈侯凭什么能得到我郡百姓这样的爱戴呢？子产曾对子太叔说：“有德的人能够用宽厚使百姓服从，说的不就是陈侯吗？”我又听说子产极力讨论宽严，把它比作水火，最后说：“宽厚很难，并不是实行宽厚困难，而是有德困难。”陈侯天性仁厚，又加以涵养；中进士以后，因疾病请假，居住山林的日子渐长，他的德行已经平素养成了。因此他治理百姓，也像平常居家一样，并不自知是在施行宽厚；而百姓受到他的恩泽，就像沐浴和风甘雨，浸润周遍、滋濡深厚，彼此相忘，也不知道这是宽厚吗？宽厚啊！对一般人来说很难，对陈侯来说却很容易。百姓服从他，甚至筑丘来表示永不忘怀。上比召南的甘棠，下比岘山的碑，也几乎没有什么惭愧。岘山的碑，见到的人都会流泪。召南的甘棠，人们还彼此告诫不要砍伐。陈公的这座丘，是百姓流泪为他筑成的；那里即使有树木，难道还要等到告诫之后才不去砍伐吗？从前仲尼听说子产去世，流泪说：“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陈侯刚去世时，我因脚病不能前往吊唁，便在山中草堂设下灵位哭祭，并称述仲尼的话，三次叹息。巡按御史朱士光把这件事上报朝廷，也这样说。唉，陈侯虽然去世了，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得到安慰了。广平申侯继任郡守，看见这座丘，便和属官冷侯、柴侯、王侯、刘侯说，这件事不能没有记载，于是把它托付给我。过去我任学政到南安时，南安百姓思念张东海，也像我郡百姓思念陈侯一样。郡中有祠堂，过了几十年，继任的郡守心中有所忌惮，便把张东海的塑像迁到城北的僧寺。我问他原因，他说：“那里是张侯所喜爱游览的地方。”于是就迁去奉祀。我到了那里，看见只是把塑像放置在那里而不是奉祀，便命令把它送回原处。由此看来，我郡申侯和几位属官君子看待东海之后任郡守的政绩，他们的用心怎么样呢？我对此又深有感触，于是再次称述仲尼的话，三次叹息，写下这篇记。陈侯名实，字秀卿，别号虚庵，是琼山人。他的政绩和品行都在我的志书中，如今刻在碑的背面。吴皇甫氏宗韩祠记 宗韩祠，是祭祀谁的？是祭祀唐代工部郎中安定皇甫先生持正的。工部郎中为什么在吴地有祠堂？因为工部郎中是顺庆知府、吴地人皇甫世庸的远祖。从工部郎中到顺庆，共有若干代。大概宋代有一位皇甫氏担任提刑，随从皇帝车驾南渡，于是把户籍登记在长洲。吴地皇甫氏的始祖，实际上就从这里开始；从这位先祖到顺庆，又有若干代。顺庆的父亲、追封礼部员外郎的公，曾经在别室祭祀工部郎中，顺庆便继承了这一做法。几个儿子在这里勤学，早晚都在这里瞻仰礼拜，也已经很久了。如今御史大夫、泰和人陈公静斋，与顺庆是同年进士。等到他来到吴郡，便到顺庆家中拜访；顺庆让他见到自己的四个儿子，个个清正自守、如玉挺立，学问丰厚而且能写文章。陈公很喜爱他们，期望他们有远大的成就，于是进入他们的书室，对顺庆说：书室狭小低洼，不足以培养他们的宁静心性；游息的地方也不足以舒展他们郁结的情怀。于是询问得知附近有一座废弃的祗园庵，便把其中一半土地划归顺庆，于是开辟为精舍，并准备迁置工部郎中的祠堂。君子说，工部郎中是昌黎公韩愈的门人，国史有传记附载。既然有这层关系，为什么不祭祀昌黎公，而让工部郎中配享呢？顺庆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在门上题写“宗韩”。昌黎公是百世的文章宗师，对道也有所见识，振兴衰微、救济沉溺，他的功劳很大。当时跟随他交游的人，如孟郊、李翱、张籍以及工部郎中等几人，在他门下往来，确实接受过他的指授，得到的知遇很深。因此如今称说韩公，必然会提到这几个人。何况顺庆以文学传承家学，接着又凭科第显达，听说数代以前有工部郎中这样的人物，哪里能没有感情呢？所以推行员外公的志意而祭祀工部郎中，近似于尊敬祖先；推究工部郎中的志意而祭祀昌黎公，近似于尊崇老师。这就是所谓因义而创设的礼制，本来就在这里。然而如果不是静斋公尊重文章、广泛施教，提携后学，顺庆即使有这样的心愿，又有谁能使它实现呢？至于静斋公的志意，对于皇甫氏的几个儿子，本来希望他们由正学深入钻研，努力达到圣贤的境界而后停止。评论古人、由文章看见道的人固然重要，但终究不如从内心体认道的人真实。然而从皇甫氏的角度看，尊祖、隆师，与各家宗庙相比，礼体虽有不同；与乡社相比，道义更为重大。君子参与议论这座祠堂的事，不也是可以的吗？顺庆过去曾与我同朝任职，后来托我的世交吕太仆仲仁前来请求作记，于是写下此文。员外公名信，博学能诗，在乡里很有声望。顺庆名列科举录，以丙辰进士出身，历任礼部郎中。此时静斋公到达吴地。丙戌年三月开始，过了八个月祠堂建成，具体是某月某日。高安朱氏坡山世第重建记

译朱氏的祖先，自宋代忠靖公朱胜非罢去宰相之职，以观文殿学士出任洪州知州；他的儿子某从上蔡迁到高安，历经三代到建德时又迁徙一次，今天的坡山就是始迁祖。宋亡以前，建德的儿子瑞芳凭诗赋中解元；解元之后四传进入国朝，有仲益，考中永乐乙未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又三传到继祖，考中成化甲辰进士，历任兵部员外郎、郎中，直到楚雄知府，退休后晋阶亚中大夫，与他同科及第的兄弟有七十多人。他的儿子就是如今的监察御史寔昌，考中正德戊辰进士，与他同科的有二百多人；各房孙子繁衍增多，直到无法全部计数，坡山朱氏的兴盛于是达到极点。不久华林盗贼兴起，祠堂、寝堂、门堂几乎全被焚毁，先世的神主牌位仅仅得以保护，却没有地方安置，变故也太严重了。当时御史君因母丧居家，亲身遭遇这场变故，楚雄公命他负责兴复，御史恭敬地接受命令。第二年盗贼平息，便买下旧寝堂的基地和后面的土地；族人于是建成六楹堂屋，题名“敦本”，用来供奉旧有书册中所载建德府君以下各代的昭穆、官称、字、行等牌位，像神主一样安置在中间，君子称许其勤勉而合乎礼。过了七年，楚雄公去世，御史服丧居家，于是在它前面若干步选择地方建“世恩堂”，把五代所受的若干通敕命以及收藏的若干卷遗书放在阁中，君子称许其尊重而严密。又在前面建“正心堂”，每逢岁时都在这里施行家礼，君子称许其端正而有法则。再往前建十楹堂屋，中间三间叫“着存祠”，从始祖到各位先祖历经十一人；其余两百多人如果不是正终，就不列入，君子称许其合乎义理而严肃。左边三间叫“永思”，祭祀楚雄公及其配偶辛恭人，君子称许其厚重而端正。右边三间叫“逊志室”，原本用来收藏祭器；御史君曾经和他的儿子诰、斆在这里读书学习，如今这样命名，是要让后人继承这种志业，君子称许其有典则而深远。再往前建三间门屋，门内是庭院，既深又宽；御史君的兄长太学生梦昌、弟弟庠生宪昌以及族人都可以从这里出入，君子称许其整齐而有分别。更外面建“世进士第”的门，左右各有掖门，并以厢房像鸟翼一样辅佐它，这是郡县为之建造、用来勉励乡邦的，君子称许其轩敞而雅正。后来又因为世恩堂靠近内寝，担心它成为宴饮嬉游而显得轻慢亵渎，于是在最后建造若干楹重屋，上面供奉各种敕命，下面安放遗书，命名为“尊敕”，表示诸敕统摄于上，君子称许其宏大而恭敬。朱氏的宅第到这时才开始恢复，而且比旧日更加兴盛。广东提学按察副使欧阳君宗道为“着存之堂”作记；翰林修撰吕君仲木为“世恩之堂”作记；舒君国裳为“敦本之堂”作记；翰林编修邹君谦之为“正心之堂”作记；徐君子升为“永思之堂”作记。至于“逊志之室”，则由刑部员外郎叶君国光作记；吴郡诸生王宠、黄省曾又相继撰写。世进士第的记文，由应天解元袁袠撰写。嘉靖甲申年，御史君巡察江东各郡。过了三年，到丙戌年春天，工程已经完毕，他到二泉山中拜访我，请我贯通诸记而作总记。唉，家族的变故有其命数，而道理也与之相符；家族的复兴有其道理，而命数也会相应汇合。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像朱氏家宅，从忠靖公三代后迁到坡山；坡山从解元公四代传到刑部郎中时兴盛，又过三四代到楚雄公父子而更加兴盛。兴盛便衰落，衰落便发生变故，本来就是常理。华林之变，正与此相符合。凭楚雄公的仁厚忠诚、御史君的俊伟清正，正好处在兴衰更替之际，于是建堂、建屋、建寝、建室。继承先业的责任，本来有不能推辞的地方，而他们的才能也完全足以胜任。然而如果变故没有严重到这个极点，革新的程度必定不会达到荡然无存；如果没有那样的更新，也必定不会像现在这样焕然一新。这就是所谓命数与道理相会，又是如此。起初宅第还没有遭受变故时，在这里祭祀，在这里宴饮，在这里聚集全族。郡中人称说有礼义、有家法的人家，都把朱氏列在前面。如今宅第重新恢复而且更加兴盛。御史君在南北二台任职时，对朝廷制度有所建言，巡察地方也有政绩，是公卿辅弼的希望，士林舆论都寄托于他；梦昌、宪昌又相继出仕，礼义的风气，无论内外、前后，都交相辉映而充实盛大。从今以后，称说有家法的人家，难道只限于一郡吗？在天下称道它也可以。即使如此，法制不能只空立，道理也不能虚行；家族的根本在于自身，自身的根本在于内心。天下的治理不超出这个道理，何况一个家族呢？我过去在江右任学政，负有观察风俗的责任，曾五次到高安，熟悉听闻朱氏的事迹。楚雄公是我的同年进士，御史君及其兄弟又因文章与我相知。追忆往事，欣喜朱氏经历变故而重新兴盛，乐意把它作为天下的道理来称述，于是写下这篇记。重修陈司徒祠记

译司徒是谁？是隋代大将陈公杲仁。无锡为什么有他的祠堂？陈公是晋陵人，无锡人仰慕他，所以也为他建祠。祠堂坐落在东北方，面向虹桥，稍稍偏南。年代久了，逐渐倾圮毁坏。宣德年间，县令唐侯泰安重建了它。祠堂前方左侧的土地被民居逼近，成化初年，元砖桥钱氏的孟清兄弟重新买地扩建。志书称说，陈公娶沈发兴的女儿为妻，沈发兴暗中怀有异志，因为害怕陈公不敢发动，于是给陈公下毒使他死亡。沈发兴的事情败露后，郡人把陈公忠、孝、文、武、信、义、谋、辩八种绝伦品德上奏朝廷，诏令下达，建立祠堂祭祀陈公。到了南唐，赐给他“武烈”的称号；宋宣和四年，加封“忠佑”。可见祭祀他的缘由由来已久。近来有人提议把祠堂改为聚集役夫的工场，君子认为，夫役主管迎送，工场另建即可，怎么能废掉义祠来办理供给呢？这样凭什么劝勉德行？不久又有人提议改为里社的祭坛，君子认为，社坛主管祈福报恩，祭坛另建即可，怎么能废掉义祠来祈求丰收呢？这样凭什么使神灵享用祭祀？当时畅侯子实正在整治县政，听说后便停止了这些议论。于是主持祠事的道士范日溪充分承受畅侯的意旨，修缮整治正堂若干楹、前门若干楹、左右供守祠人居住的房屋若干楹；神像、神位、祭器都按照旧制修整完备，费用全都没有烦扰官府。畅侯于是凿刻石碑，请我记下修建的年月。我曾经评论，无锡因义理而兴起的祭祀，至德如泰伯，是最高的；其次如龟山先生，只是游历寄居于此；如梁溪先生，则是在这里生长。他们的道学和忠义足以作为百世师表，有的附祀于学宫，有的专祀于惠麓，礼制都很恰当，也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至于睢阳守张中丞，保障江淮，功劳在于唐室，他在无锡原本没有游历寄居或生长的踪迹，只是百姓因感动信服而共同尊奉。近年有人建议请求祭祀他，朝廷准许并明文规定，这本来就是我朝顺从义理的盛大典礼。司徒公是我郡人，德行盛美、声望相称，上可比前代贤人，正直不容奸邪，死后仍有余烈。他振兴纲纪、勉励风俗的节操，与张中丞实在不相上下。历代的褒扬赞美，明白地记载在史册中；凡是有良知的人，都应当恭敬瞻仰并受到激发，何况我们无锡正渐渐受到他的恩泽呢？为他立尸位而祝告祭祀，不是很合宜吗？我知道这座祠堂将要永远存在而不会废弃。然而如果不是贤能的有司喜好古道、崇尚德行，谨慎对待沿袭和改革的道理，谁能参与成就这件事呢？近来督学侍御张君汝立巡按江南，毁斥淫祠，没有遗漏隐藏的；只有旧日列入典制的祠祀才保存下来，以振兴风教，这座祠堂就是其中之一。评论者说，这体现了崇尚正道的体制。后来续修县志的人，还应当把这件事作为参考。水云亭记 永丰东北、五巘与双溪之间，有一处幽深的地方，水云翁世代居住在这里，经过若干年，到水云翁时便以此为乐。云在山巘间升起，变化没有常态；水在溪中流淌，往来不息。而水云翁的心，也确实同它们一起运行。他亲自督促耕种，每天行走在田间，疲倦了就暂时在这里休息。时间久了，他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遮蔽风日、适合自己的情趣，于是建造一座亭子，用“水云”命名。了解水云翁的人到这里来等候他，离开后感叹说：“南山多么悠然，泌水多么洋洋；这种境界大概就在水云翁身上。”于是便称他为水云翁。翁的儿子如今任华亭知县的豹，过去还在学校读书时，就跟随父亲游览并在这里休息。翁曾指着云对他说：“云可贵，是因为它能够化作甘霖。”又指着水对他说：“水可贵，是因为它能够形成恩泽。”它们的形体虽然不同，作用却是一样的。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继承我的志意了。豹恭敬地记住而不敢忘。等到豹在乡试中举，后来考中进士而任县令，翁便写信告诫他，尤其恳切地以化霖施泽来勉励他说：“我过去没有做到，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你如今能够符合我的希望吗？”于是豹考核任职三年的政绩，从朝廷回来，便取道永丰，把翁迎到华亭官舍，说授予封典的命令将要下来，何不前后一起拜受呢？住了四个月，诏命还没有下来，翁便浩然向西归去。华亭的士大夫挽留他，却没能留住。写作《水云》诗来赠送他的有好几个人。诗作完成后，他们便写信托徐、张二位学生来拜访我，请我作序。我只是普通人，哪里敢为松人的诗作序呢？但永丰是我任学政时曾经到过的地方。至于水云亭，我应当为水云翁作记。翁天性孝顺友爱，在宗族中享有声誉；为人耿直而崇尚义气，气势凌厉，不可冒犯。看见别人危急，就像自己亲身遭受痛苦一样，急忙前往救助，唯恐赶不上，而且还觉得这样仍然不够。乡里的评论大致如此，可以说是有士人品行的人。我在永丰时，见到两三位拄杖而来、穿戴端整、长眉长髯、须发洁白如雪的老人，他们跋涉山谷几十里，到我的行台说：“我已经有若干年没有进入公府了，听说您来了，所以特意出来。”最终一句话也没有多说便退去。问他们年纪，都八十多岁；问他们经历，都曾经做官而后归乡。他们的风度，大概直到今天还可以谈说。水云翁将要接受封典，寿命还没有到尽头，难道不正是这些人的一类吗？《易经》说：“不事奉王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诗经》说：“衡门之下，可以安闲居处。” 请让我把这些话诵读给水云翁。翁字玉治，平常以字行世。到这时已经若干岁了。鹤山书院改建记

译嘉靖三年九月，苏州府改建鹤山书院竣工，改建后仍保留原址。这是当时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苍梧呉公的主意。此前，巡抚太子少保、工部尚书内江李公因巡抚衙署长期借设在书院，曾想迁移衙署，便下令府中详细商议，已有成议。不久因年成歉收暂时停办，李公到苏州任职后，才得以完成。李公说：“鹤山书院是宋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事、赠太师、谥文靖魏公了翁的赐第。魏公在政府任职时，理宗曾亲笔题写书院匾额，赐给魏公悬挂。这是他在临卭讲学的地方；魏公死后，葬在苏州。元朝时，魏公的子孙请求把赐第改作书院，命人悬挂旧匾，于是成为魏公祠。国朝永乐初年，少师夏忠靖公在江南治水；宣德年间，司徒周文襄公继任巡抚，都曾在这里处理政务。当时，二公难道不能另建衙署吗？《诗经》说：‘蔽芾的甘棠树啊，不要剪它，不要砍它，这是召伯曾经歇息的地方。’大概正是因为这里寄托着人们无尽的追思。从此历任巡抚几十位，都沿用这里，而书院的名称几乎成了虚设。然而每日巡视、每月省察，按时修葺、每年修缮，使它不毁坏而且更加严整，也只是因为有关官府不把它当作祠堂，而把它当作巡抚衙署的缘故。不然的话，像汉代的任公、唐代的陆公，以及宋代的呉、陈、章、王、周、尹几位君子，有的在这里出生长大，有的在这里做官游历，他们在功业、言论、道德方面各有成就，受到世人推重，已经很久了。他们祠宇当初建立，也都是出于敬爱贤德的真心。如今有的荒废坍塌，有的被豪族占据，有的与异教祠宇并列；虽然人们屡次发出不应忽略它们的叹息，最终却没有人治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况且南畿巡抚与各藩臬、守巡官的职权地位不同，而治所却没有相应的建制，似乎也有不合理之处。前任官员想迁建书院，本来是适宜的。议论者只知道时势困窘、举措难行，却不知道改换地点迁建更为不可。文靖公居住并寄托精神的地方，至今已有三百多年了。若一旦另作安排，魏公如果有灵，难道肯舍弃这里而在别处显灵吗？再从我个人来说，这就像把主人赶走、让客人占据房屋，怎么能心安，哪里不能心安呢？如今何不把这块地分成两半，以高墙隔开，南面作为巡抚行台，北面作为书院，另开门户，曲折修通道路，这样或许既不必更换新治所，也不会废弃旧规制；宣示政令与推行教化、尊崇道德与敬重贤人，两者兼存并用，不也可以吗？”当时郡守胡侯缵宗，长呉二县县令郭波、杨叔器及其属官，恭谨地接受命令，退下后召集工匠，筹措材料，规划施工，徒工和役夫都已备齐。把规划图拿来复核后，呉公说：“好啊！”于是择日开工，过了三个月便告竣。君子认为这次举措体察了上下各方面的情意，沟通了幽明之间的缘故，通达了经常与权变的适宜，审视了盈余与困窘的时势，衡量了丰厚与俭约的程度，以义裁定而不失礼制，兴建一项工程而使众多美善都得到具备。它恢复了前代百年的景观，又将流传无穷；或许由此可以懂得尊崇先贤、以古人为友的道理了。《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美德令人景仰而践行。’美好啊，盛美啊！从这里可以看到道德，也可以看到政绩了。胡侯奉呉公之命嘱我撰记，我再三推辞而未获允许，于是记下书院的规制：从来鹤楼到北墙，地面约有若干步；距北墙若干步，面南建堂，四楹，中间塑魏公像，魏公穿公服、手执笏板，庄严如生前；鼎、烛、几、筵等陈设，都按常规设置。堂前是露台，两侧翼然建有东西两序。凡是礼拜、瞻仰和朝见，都在来鹤楼下进行。出楼向西若干步，面西建门；向南转若干步，再建一门，形制相同，匾额题作《宋魏文靖公祠堂》。再向南转，又走若干步到外门，书院匾额悬挂在那里，众人都说：‘名副其实啊！’主持这件事的是苏州卫指挥呉继美，以及长呉二县典史萧景腆、谢诏。费用为白金若干两，役使若干人，全部依照呉公最初的议定办理。呉公又因为书院旧有读易亭、沧浪池，年代久远，遗迹湮没，已经无人知道所在，于是在东序后面的菜园里，利用挖取低洼处土方的机会，稍加开凿筑成池塘；又在池塘北面建亭，各自悬挂原来的名称，以免忘记旧迹，因此一并记载下来。至于文靖公的学术、文章、功勋和气节，儒学先贤君子已有定论，在虞文靖、呉文定所作的记文中都有记载，这里不再书写。《庐陵刘氏一椿堂记》

译世人用椿树、桂树比喻父子，是从燕山窦氏开始的。因为他们重视合乎义理的家教，并不只是把科举及第当作荣耀。当时有太原王氏，种植槐树来期待儿子显贵，后来儿子接连登上三公之位，最终果然如他所说。世人谈论积阴德的人，便称道这件事。所以“一椿五桂三槐”声名广传人口，从宋代到今天已有数百年，仍如周人歌咏召公甘棠一样。古今舆论的公允，本来就是如此吗？如今庐陵刘氏的这座一椿堂，或许也是取法于此吧？刘氏有位先祖名某、字大经，就是如今我郡宪刘俟的尊父刘公。刘公幼年便立志自立，学习进士业，起初研究《毛诗》，后来研究《周易》。刚满二十岁，他的父亲得了末期疾病，起居艰难，刘公亲自侍奉汤药达十三年，学业未能完成。后来他生了五个儿子，取《周易》震、坎、艮、观、萃五卦，按照卦体给他们命名。儿子们一接受外傅教育，他便命令他们各自研治一部经书，亲自督促勉励，希望实现自己早年的愿望。于是用“一椿”题写居所的堂名，并以此作为堂号，表示自己的志向。他又曾诵读王氏的话说：‘我若不能做到，我的儿子一定会做到。’如此等等。时间久了，他的志向更加坚定，却又被家事拖累，担心早年的愿望无法实现。这时萃已经夭折，他的名号又使刘公不忍自行废弃，于是在四个儿子中选择郡宪君，因为他天资特别出众，学业日益进步，便督促他完成学业，把家事交给震等人。家门以内的事务，则由妻子某人负责。他尤其严格告诫他们不得私自经商和私自蓄财。郡宪君因此能够专心读父亲的书，学业日益达到高明境界。稍长后，他进入县学，取得廪生资格，随后参加乡试接连中式；在春官主持的廷试中应对大廷，赐进士出身，脱去布衣，授职考察于西曹，后来到我郡担任按察职务。过了一年，他把父亲迎到官舍奉养。当时震的儿子牧清、坎的儿子牧宣，也在学校中有声望，准备继承叔父的事业，以扩大祖父的志愿。乡里的大夫士人都说，刘公无愧于所谓“一椿”。郡宪君于是奉父亲的意思来请我撰记。合乎义理的家教，意义十分崇高。世上有禹钧那样志向的人，能够用教训来教育子孙，那么凡是子孙能够考中科举、登上显要职位的，本来就是窦氏的桂树。否则，学业已经成就却有时受命运限制，那么所谓桂树也同样如此。若有一个人卓然挺立、脱颖而出，向上得到圣明天子的重用，在天下被称为公卿大夫，那么他作为桂树就更加高大了。人数多少，如今是否与古代相合，并不必再问。何况各位孙辈也参与其中，在庭院里成为桂树，茂密挺拔，又是这样呢？而且既有合乎义理的家教，又加上积阴德的功效，内外相应、融洽完备，窦氏的桂树将要成为王氏的槐树了吗？我听说刘公在家中有声誉，在乡里也有声誉，他在无声无息之处积累的德行已经很厚了。郡宪君对此已经作了验证。郡宪君清正坚贞、明察宽恕，平反冤狱体现仁爱，果断裁决体现正义，所谓‘只有贤良之人才能审理讼狱’，他确实具备这种品德；而且哀怜犯人、不可因断狱而喜悦的念头，也时时萦绕在心中。槐树所象征的功德，难道不就在这里吗？后世之人还将第二次、第三次验证这一点，甚至不断验证下去。过去我曾以宪臣身份到大江以西主持学校事务，虽然没有来得及见郡宪君，但他的几位朋友确实与我相知。郡宪君也因此推重敬意地对待我。他嘱托我写这篇记，我因高兴刘公的志愿将要实现，也乐意替天下人宣扬这件事，于是写下此文。《张氏祭田记》张氏的祭田，是为福州知府钝轩公的墓而置办的。置办它的是钝轩公的外甥华时正及其儿子云初。时正寄居在钝轩公家，实在是因为公的长子珤年幼，而且学业未成，不能承担门户。过了若干年，珤长大后与弟弟琇一同在学校求学。这时华时正的父母也老了，于是向钝轩公辞别，接妻子回家奉养父母。钝轩公给了他三十畆田，时正辞谢不受，把田退还，用来供给祠堂祭祀。钝轩公去世二十三年后，珤突然病死。又过三年，钝轩公的妻子张宜人也寿终正寝。公的长孙立以及其他弟弟贫困得不能自立，琇也长期困顿窘迫。钝轩公和宜人的墓在慧山，春秋两季应当巡视扫墓，却常常错过时节而缺少祭扫，有时连续几年都不能举行；墓墙倾颓，屋宇破败，松树柏树日渐凋零，倒下了也无人能够扶起。钝轩公做官清廉，家中没有余财；而主持家事、维持门户，后来又缺少合适的人，这是不值得奇怪的。于是姻亲朋友中的诸位君子为此悲伤，并把这件事告诉时正。时正听说后，悲伤痛苦，流泪哭泣，仿佛公刚刚去世；随后想象公的声音容貌，仿佛即将见到，又徘徊留恋，像当初刚刚与公分别；追念公的恩德，依依不舍，仿佛仍在公的居室中。各种思绪一齐涌来，几乎无法排遣。诸位君子看见这种情形，认为一个家族没有比坟墓更重要的事，要使坟墓保存完好，没有比按时祭扫更重要的办法；要使祭祀延续，没有比置办恒产更好的办法，而产业又没有比田地更恒久的了。大家都对时正说：‘你何不设法办成这件事？’时正说：‘好。’回去后把这件事告诉云初。云初的悲伤与时正一样，感动也与时正一样。于是跪下告诉时正：‘这是我的志愿，我不敢不竭力而为。’过了三个月，田地置成，价值白金二百两。立下田契那天，备办仪物到钝轩公和宜人的墓前禀告，并把田契副本焚化。收取田租来供给墓地事务，从今开始。于是诸位君子知道张氏的祭祀有了依托，张氏的坟墓有了守护。便让立来告诉我，请我把这件事刻在石上。唉，行义本来就是人的恒常本性。因此，政事用义来裁制，记载在书中；财货用义来调理，体现于《易经》；礼制因义而建立，记载在《礼记》中。五常和百行由此成就，这就叫秉持常性和良知。一旦有所感触，它的发作谁能阻止呢？钝轩公当初让时正寄居，是因为感念他承担抚养公子之劳，合乎义；后来听从时正回家奉养父母，也合乎义；公把田给他，是义；时正辞谢不受，也是义；至于怜悯外家衰微，接济其不足，直到置办田地来保护公的坟墓，更是大义。田啊，田啊！开始因义而辞谢，最终因义而置办，以义成就义行，这使公增光，本来就是时正和云初应尽的本分。这块田地，只有你们甥舅两族都共同顾念这块石碑，不要荒废它、遗弃它。不要因愤怒而争夺，不要偷取后卖掉。按时收取、按时供给，修整春秋两季的祭祀，使它与这座山一起长久存在。这样岂只是钝轩公和宜人在九泉之下没有遗憾，两个家族也将有无穷的声誉。把这些告诉诸位君子后，于是写成这篇记。诸位君子是杨温州致仁、方抚州日升、成佥宪汝从、吕太叅仲仁、俞大叅国昌，都是所谓姻亲朋友。时正名麟，祥和云都是太学生。田地的数目、疆界，以及佃户姓名和租额，都详细列在碑阴。《道南书院记》

译道南书院为什么修建呢？是为了祭祀宋代龟山先生、谥文靖的杨公中立而修建的。杨公是南剑人。为什么在常州祭祀他呢？杨公曾在程门求学，从伊洛回来，到了常州便停留下来。他认为这里是泰伯、延陵季子的故墟，而邹、周二公也与这里有渊源，所以在延陵、句呉之间往来，与诸生讲论道学达十八年。他的风采流传于士林，对后学的功业教化广博宏大，因此死后为他建祠祭祀。与乡先生相比，绍熙初年，郡中才开始为他立祠；绍定、淳佑年间，继而更加郑重地祭祀。到了元朝，才创建龟山书院，但书院坍圮已经很久了。国朝成化初年，曾经修复废弃的书院，而杨公的塑像仍像过去一样寄放在二贤祠中。前任郡守宜宾王侯想重新规划，却没有成功；如今郡守、前监察御史琼台陈侯终于择定吉日，另行建造书院。正殿中祭祀杨公，两侧仍设侑坐；如今又增加道乡先生以下七位贤人，这是合乎礼制的。为什么称为‘道南’呢？这是陈侯的志意。为什么说是陈侯的志意呢？从前程伯子送杨公远行，目送而叹息说：‘我们的道统向南传去了。’那么，这个人所在之处，正是道统所在之处；道统所在，地方也因此显得重要，这是本来就有的道理。陈侯认为，祠堂以人的名字命名，不如直接指出其道，表彰标举，使意义深切而明显，可以更新学者的观瞻，激发他们向往的心意，所以采用了这个名称。那么它所表彰的道统在此前吗？可以考察圣道中断的情形：从孟子去世到宋代，已有一千多年。南安之会，程子得到周子的道统，北方洛学由此大为振兴，这是斯文重新开启的源头，是天地间一个重大机会。伊洛之游，龟山得到程子的道统，南方闽学因此大成，这是斯文再次传承的归结，又是天地间一个重大机会。这两个机会，是人为的呢，还是天意呢？既然如此，谁能与之抗衡？所以君子对此十分谨慎。南安有书院，名为‘道源’，是为周子、程子而命名的；如今这座书院，是为龟山先生而建，命名为‘道南’，不也很合适吗？何况‘道南’这个说法，本来出自大儒之言，从今天看来，对于这个人和这个地方尤其贴切，陈侯如此命名确实恰当。祠中应当如何排列神位呢？将杨公列在面南的中央位置；道乡先生邹忠公志完、教授先生周公伯忱、坑冶先生周公伯温、秘书先生唐公彦思与他并列，他们都是杨公的同门和同道。除此几位公外，便在左右分列：编修邹公德乆、中丞喻公子才，都是杨公的门人；文简尤公延之、肃简李公元德、忠文蒋公良贵，都是传承一两代后私下受其影响的人，也可视同门人；至于龟巢谢公子兰，则是听闻杨公遗风而奋发兴起的人。师友的名分、主宾的礼仪，到这里便分明了。这种礼制，正是为了彰明这种意义。那些人对于龟山先生怎么样呢？道乡先生邹公的成就已经很高了。周氏兄弟天资纯正明达，可以进入道学境界，程叔子确实曾称许他们。秘书先生推演老师的学说，在当时受到重视；编修先生的奏议，光明显著，足以传世；中丞先生继承家学，竭力主持正论，成为当时的师表；文简先生在朝廷上抗争论辩，老成而足为典范；元德先生竭力解除学禁，辨明忠义以报国；忠文先生抑制邪恶、表扬善行，进退有操守；龟巢先生尊崇正道、排斥邪说，扶植名教。他们的事迹记载在国史和郡志中，都无愧于龟山先生。以道统宗主为祠主，以道统相合者配享，这个名称与实际完全相称。既然如此，陈侯对学者的期望难道仅仅如此吗？道只有一个，但学习有次第。考察圣道从孟子开始，韩昌黎已经说过这句话。接续孟子绝传的学术，是程子。‘道南’的感叹既然属于龟山先生，那么考察程子，难道不应当从这里开始吗？由此希望达到程子的境界，通过程子追溯孟子，以圣人为希望、以天为希望，也将在这里实现。这就是陈侯的志意。赞助陈侯志意的有谁呢？上面有前巡抚右都御史、现任南京工部尚书苍梧呉公，现任巡抚右都御史泰和陈公，巡按监察御史高安朱君，提学监察御史光山卢君；中间有郡佐罗侯洪载、王侯岳、罗侯述、柴侯希高、刘侯体观；下面有县令黄润及其县丞、主簿和郡县诸博士，这些都是陈侯的志同者。郡中诸位君子也加以赞助，而给事毛君宪参酌讨论，所作贡献尤其多。工程开始是哪一天？嘉靖乙酉七月丙子。完工是哪一天？第二年丙戌某日甲子。地点在哪里？在朝京门内若干步的地方，就是所谓旧驿站的地基。先前这块地给了百姓，后来又按其价值赎回。规制如何？前面是大门，里面是仪门，各四楹；中间是大堂，六楹；后面是寝堂，形制相同；左右两侧的廊庑各四间。门的最后面建楼，六楹；楼下可以收藏经籍、修业读书，楼上可以登高远眺。匾额题作‘望闽’，以免使道统的流传断绝。它的东面有一座池塘，于池边建亭，可以在这里游憩休息。亭额题为“思洛”，用来表示不忘本源。四周环绕着围墙，地势高爽开阔，建筑高大壮伟而幽静深邃。在清庙之下，这大概算是仅次于它的建筑了吧？如果只有祠堂而没有祭祀，可以吗？只有祠堂而没有祭祀，那就成了佛寺和老子的宫观了。即便如此，私人祭祀可以，公家祭祀却不可以。公家祭祀为什么不可以呢？公家祭祀必须合乎典制，龟山已经列入庙庭配享了。诸位贤人都是乡贤，也已有祠堂祭祀。若再举行祭祀，就会显得亵渎，所以公家祭祀不可以。私人祭祀为什么可以呢？按照义理创制礼仪，可以比照释菜礼，由郡守主持。每年春秋两次祭祀，取用田租，供给二百亩田地的若干石租粮。祭祀剩余的钱粮，用来充作修缮费用，不另行摊派征收，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费用从哪里出？从某项经费中拨出白金若干两。建筑基址和构造占十分之六，田地占十分之四，这些都有主管官员负责，不值得记载。那这篇记究竟记些什么呢？这是文化文章的机缘，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安排的，写给天下求学的人看。记载师友之间的渊源和侯的志向，写给本郡的后进看。记载侯有道德教化，教化之意无穷，德行深远、功业深厚，希望使它百世不毁，写给后来治理本郡、继承侯业的人看。嘱托撰写这篇记的是谁？是本郡诸位君子，从太仆寺丞白君晟以下，共有若干人。执笔撰写的是谁？是南京礼部尚书诏许；有病在家调养、后来教育后学的邵寳，也是本郡人。《东明阁记》。

译我的堂弟玑二十岁时，跟随希斋钱先生学习。钱先生对他的启发教导非常深切，使他整天站在讲堂之下，听讲《四书》和《春秋》的大义。成化乙巳年春天，玑在住宅前的左边建了一间屋子，在里面读书，钱先生为它题名“东明阁”，又作铭送给他。到今天已经三十二年了。近来我在家侍奉双亲，请我为此作记。我于是回答他说：“玑啊！一明一暗循环不止、无穷无尽，是天地的规律。天地的规律，不过是阴阳罢了。所以明不可能没有暗，暗也不可能没有明，明暗彼此消长，天地尚且不能违背，何况人呢？然而明并不是产生于明，而是产生于暗；暗也不会突然变暗，是因为它已经超过了明。阴阳消长，其道理就是这样。太阳从东方升起，是黑暗达到极点而光明开始的时候。由此上升到正午，光明又达到极点。玑的楼阁正对东方，窗户也朝向东方，正处在不断前进而尚未达到极点的状态。把它比作人，正是将要不断进步的契机吧？因此君子对此有所取法。”玑很早就因事务牵累而中断学业，如今他的儿子勋正跟随我学习，喜爱求学，努力作文，希望完成父亲的志愿。我每天都盼望他向光明处不断进步，使希斋先生为楼阁命名的意义得以实现，这件事确实寄托在玑身上。你应当知道并努力自勉啊！《西溪记》。有位老人名叫廷俊，别号西溪，立志喜爱清静退居，又兼长于调养身体，士大夫中称他为逸士。我曾经乘轿到山中去，看到他过桥时步履快捷，十分喜爱他的精神。那时他已经年近七十了。他的孙子宪在我门下求学，文章日益进步，准备筹划庆贺祖父的办法。此前，他来拜访我，请求说：“我祖父心境光明，风度仪表峻拔，平生从不作谄媚的姿态。庭院中栽种花木，屋子四周都是图书，只随着自己的心意而自得。尤其重视训诫儿孙，希望树立世代的声望。他一向的操守大概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先生的一句话来教导，就无法使这件事增添祭祀的光彩。”我按照惯例推辞为祝寿者撰写文章，但又敬重他尊崇祖先的心意，于是写了《西溪归之记》：“县城的西面有一条溪流，承受惠泉的水流，汇纳百川的注入，水面浩荡，水势融和，曲折流转，水的景观在这里逐渐具备。汇聚起来成为湖泊，向下流成为江河，向东流入大海，成为海水的源头。云龙所居之处，风鹏所飞翔之处，天下神妙的变化都在这里，水的壮观也完全具备了。然而懂得水的人一定会想到它的源头。老人居住在靠近溪流的地方，观览溪水而心有所契合，曾经把书斋题名为‘西溪’，借此表明自己的志趣。他积累德行、聚集恩泽，成为德泽流传衍生之地，已经很久了；引导它流入大海、扩大它的景观，这件事难道不在于后人吗？” 这本来就是老人的愿望。宪啊，你应当努力筹划实现它。”这就是这篇记。《怀雪堂记》。“怀雪”是我们郡的贰守、荣昌冷侯为自己寄寓之所的堂屋所题的名称。侯的先父宁远学谕雪轩先生，起初出仕担任崇阳司训，生下了侯。侯出生十八年时，雪轩去世。又过了十年，他的配偶王夫人也去世了，至今已经若干年。侯继承雪轩的教诲，以德行和文章自我勉励，从贤科中登第，历任县学、郡学的主管，对诸生有功，在士大夫中有声望，受到视学使者的考察，如今担任大郡的贰守，前途还在不断进步。他起初在南阳，后来在开封，又在宁国，后来来到我们晋陵之地，任所总共多次变换，但对雪轩的怀念没有一天不在蜀道巴山云水之间。他把堂屋命名为‘怀雪’，不也很合适吗？古代君子在父母去世后，从起居、笑语到嗜好，没有一样不寄托着思念，何况雪轩先生用来寄托志意并命名轩的事物，怎能不存留在心目之中呢？如今雪这种东西，是寒气凝结而成的。大雪之后，阳气开始生长。在卦象中属于复卦，在时令上属于冬季，在德性上属于贞正。若说它的味道，是极其清淡的，因而可以承受各种调和；若说它的颜色，是极其纯素的，因而可以承受各种色彩。先生用来成就自己以及用来教导侯的道理，大概都不超出这些。” 所以侯有哪一样不思念先父，能不首先想到雪吗？侯曾明确告诉我说：‘先父年过四十才生下我，用德行陶冶我，用文章技艺培养我，用远大的目标激励我；惭愧的是，我还没有立即达到与之相称并取得大成。’那么，他所怀念的雪，当然比一般人更深了。雪啊，雪啊！它将成为大有之卦的征兆吗？按照日期降下雨泽，是仁；进入土地而消除螟虫蝗灾，是义；这些都是雪所能做到的。侯以德行为根本，以文章加以修饰，虽成就较晚却终将大成，远远足以称为国家的名臣；他的成就本来就将体现于此，至于成为家中的孝子，还不值得特别说了。怀雪堂在郡中任职，在乡里也有志向，难道不能成为先行者吗？侯请我作记，我已经拿起笔来，又借侯的话使他的怀念长存，说：‘我的仕宦和求学，都是我父亲的教诲。我有德行，是父亲为我约束培育；我有文辞，是父亲传授给我。我承受的是这些，我效法的也是这些。唉，我思念父亲，谁能不发自内心？父亲把轩命名为雪，父亲的志向由此而来，我怎敢不顾念？我怎敢不共同遵循！雪啊，雪啊！洁白可以比拟德行，纯白可以成就文采。我在雪中、在我的堂屋里，仿佛看得见父亲，也仿佛听得见父亲。雪啊，雪啊！我对父亲的怀念将永远存在啊！’ 《容春堂续集》卷十一。●钦定四库全书。《容春堂续集》卷十二。（明）邵寳撰。○序【二十七首】。序。《陈氏忠孝录序》。

译宋代常州通判陈公照，在德祐乙亥年守城时战死，追赠直宝章阁朝奉大夫。过了六十九年，元至正甲申年，修撰宋、辽、金三史，修撰余公阙在枢府档案中查考陈公的事迹，连同各种野史，都没有见到相关记载。余公对此十分重视，难以执笔；陈公的曾孙修撰显曾，当时还是平民，应征后上书史馆，诸位公卿的意愿十分诚恳周至。恰好查阅史库，终于详细获得了陈公事迹的始末，于是传记得以确立。君子称宝章公忠诚，修撰公孝顺。宝章公有遗事若干卷，修撰公有《昭先堂稿》若干卷，都收藏在家中。本朝弘治初年，修撰公的七世孙天泽，才把两部编册合在一起准备刊刻，君子为它题名《忠孝录》。不久天泽去世，刊刻没有成功。又过了二十七年，天泽的侄子训亲手抄录并收藏起来，请某某为它作序。某某十五六岁时，曾拜访天泽，天泽拿出两部编册给某某看，某某才得以知道两位先人的大节。到如今又过了四十多年，我再次得以评论此事，怎能不感慨！陈公的忠诚表现在一郡之中，而当时的形势又关系到宋朝的存亡，意义重大。当时力量孤单、援助断绝，形势已经无法保全，陈公只能以死相守。他奉命赴死而不屈的事迹，似乎本来无人知晓；然而上有苍天、下有大地，临近而可以验证，固然也有神明在其中。” 所以当年的侍从官从亲身经历中能够讲述此事，尘封朽坏的档案中也发掘出旧文书，可以重新查验。这难道是人的力量吗？从今天看来，修撰公在国史尚未定稿之前竭尽力量，而天泽诸君又在家藏文集将要散失之际接续保存；其中事情有大有小，有难有易，本来不能相提并论。然而，凡是做君子后代的人，如果有修撰公那样的志向，就应当像修撰公一样去做；否则就各自根据自己的力量和时机，设法使祖先的功业长久流传，也可以说是孝了。即便如此，这只是从家族方面说。若从国家方面说，像宝章公这样的节义，史官应当替天下加以表彰，又岂止像修撰公这样保存记录而已？如果有人把责任推给子孙是否存在，那怎么可以呢！” 《见素先生诗集后序》。世上有诗人的诗，也有不是诗人的诗。不是诗人的诗，却在才情风致、音调格律各方面都像诗人，那么称它为诗人的诗，也很合适。为什么还要称它为不是诗人的诗呢？是因为其中有所看重的地方。比如《七月》，是周公的诗；《卷阿》，是召公的诗。解释者说，其中有万世不变的法则。又如《离骚》，是屈原的诗；解释者说，它使《诗经》的风雅再次发生变化，成为后世词赋的祖先。然而千年以后，称周公为圣人，称召公为贤人，称屈原为忠臣，却不称他们为诗人。正因为有所看重，所以不敢用较轻的称号去加在他们身上。这大概就是道理吧！如今致仕右都御史见素先生莆田林公，天资高远超迈，愿意与千古人物为友。天下人称赞德行学问的，都归于他；称赞经世济民才能的，都归于他；称赞风骨节操的，也都归于他。林公在天下人的声望已经很高了。可是林公一向喜爱吟咏，大篇短章，传播于海内。与汉代以来各位名家相比，那些所谓数代也未必有几人的大家，他纵横驰骋、并驾齐驱，究竟还有谁呢？无论前后高下，何况当今之人呢？现在评论诗人的人，本来不能不把林公放在首位；但又不敢这样称呼，林公自己也不愿以诗人自居。如今编成诗集，林公却听任此事，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曾听说，林公起初以秋官郎的身份上书论事，因而被贬职。过了很久，任湖南按察使，因病辞职归乡。又过了几年，被起用辅佐南台，不久巡视江西，又因服丧辞职归乡。再过了几年，被起用平定蜀地盗寇，功成后才告老。如今又过了几年，年满七十岁，声望联系天下，越发隆重。在这四十多年间，他每到一处都有诗作，写作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考察出来。而所谓性情和礼义，也都在这些诗中体现。林公在山中时，拿来阅读，感受尤其深刻。何况林公德行盛大而谦虚，对天下人所称赞的各种优点，总是退让而不居功。宾客朋友来往，他闭口不谈世事，只以诗歌自我娱乐。即使称他为诗人，他大概也会推辞吧？林公的功业在朝廷，国史会为他记载，金石刻辞和弦歌传播并流传后世。这些诗的流传，难道不是他功业的羽翼吗？这本来就是编集者的心意。但如果说是用他所轻视的诗人称号去加在他所看重的功业之上，那也过分了。诗集共十四卷，由吴县县令、西蜀高君刊刻。林公的同年、今致仕少傅邃庵杨公已经为它作序，林公的外甥、今任太仓知州的黄君廷宣又嘱托我在后面写几句话。我有幸侍奉林公三十多年，虽不敢说真正了解林公，但有幸私下诵读他的诗，又听闻天下人对他的评论，因此写下这些话。” 他的文章有若干卷，另有刊刻本，这里不再著录。《重刻陆宣公集序》。《陆宣公集》二十四卷，是嘉兴太守徐君子谦重新刊刻的。子谦认为陆公是本郡的先贤，想要表彰他，以此来勉励士人。他既修缮了陆公的祠堂和祭祀，又想到陆公遗集残缺不全，于是计划重新刊刻。太学生项镇是本郡人，拿出家中收藏的善本，又用《资治通鉴》考订有关事迹的先后次序，并重新编排。书中有制诰十卷、奏草七卷、奏议七卷，子谦的志愿于是实现了。子谦认为这件事合乎义理，便写信托项镇前来请我作序。从前文公朱子称赞陆公有经世济民的才能，而我朝先正正学先生说，在上下二千年间求取士人，功业显赫而内心行持又不违背圣贤之道的有五个人：诸葛武侯、韩魏公、范文正公、司马温公，陆公也是其中之一；由此就可以知道陆公所说的经世济民才能了。以经世济民称赞人的才能，当然已经很高；但才能以道为根本却很难，所以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通晓天下人的志向。不能通晓天下人的志向，行动时就不知道什么事情不可做、会造成混乱；安养休息时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不可厌恶。想要切实求得事情的真实情状，本来就有无法做到的地方，何况还要不违背大道呢？因此，从后世看夏、商、周三代，人才难得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偶尔有这样的人，陆公就是其中之一。” 陆公起初任翰林时，参与议论政事并发布诏令，补益极多，所谓功业本来就在这里。至于后来担任宰相而主持国政，功业看起来反而少了些，大概是因为受到谗佞之人的间隔和妨害，并不是陆公的才能前后有所不同。否则，他留下的各篇文章都在，哪一篇不能作为凭证呢？孟子说：‘推论古代的人，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却不了解他们这个人，可以吗？所以要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我不才，冒昧地借用推论古人的意义，为子谦作这篇序。子谦名盈，是贵溪人，以进士身份任监察御史，后来升任现职。我曾见过他的章疏和文告，他大概从陆公那里得到了老师般的教益。他所施行的政务，也没有辜负自己文章中的主张。” 《园亭倡和诗序》。

译《园亭漫兴诗》是正德丙子年先师李文正公与当今致仕少傅邃庵先生杨公唱和的作品。当时文正公已经致仕居家，邃庵公在内阁，二人互相观览、交替诵读，间或也传给别人。有人得到一两首，有人得到四三首，却一直不能得到全部，所以虽已脍炙人口，仍留下了未尽的意味。过了三年，侍御天台叶君巡按我们江南，在邃庵公那里见到并抄录下来，于是托人用铜版摹刻，送给同样喜爱这些诗的人。诗出自大君子之手，才称得上大雅。然而天下人因为尊敬仰慕他们的道德文章，有些诗即使没有听到，一旦听到便会诵读；从他们所在的地方看，这种广泛流传难道不就像风一样吗？传播于台阁，采录于江湖，归宿是相同的。侍御君大概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叶君从戊寅年秋天开始到任，历经各郡县，救济弊政、抚恤灾民，谋划艰难事务、应对紧急情况，君子都说他处理得合宜。他又登临山水、凭吊古迹，并且有古人巡行观风的意思。我于是从这些诗中加以征验，共有若干首，先唱的在前，应和的在后。大司马乔公曾亲手抄录这些诗，如今的刊本实际上就是由此而来。” 《东麓诗序》。江南的山脉，从五岭绵延数千里，经过三衢到达天目山，在这里汇聚成为金陵山脉。向东再向北若干里，是润州的北固山；再向东若干里，是丹阳的嘉山。嘉山以东，山势陡峭如截，地势空旷平衍，共五里到达孟渎。孟渎下游有一块石头，越过孟渎向东二里，才有一座突兀而起的山，名叫孤尘山。孤尘山北面和东面枕临长江，沿江向东下行，共十五里到尽头。它的东南面是江海交汇处，常州的靖江、苏州的崇明，都隐约可以望见。评论者说，北固诸山是金陵山脉的余脉，到孤尘山才达到尽头，大概堪舆家也是这样说的。孤尘山东麓，只有如今湖广按察副使恽君功甫的祖墓。再向东二里有一座山冈，中间高而两下坡陀起伏，共有三次起伏，开始变得宽阔平坦，约一里左右，功甫选择这里开辟墓道，安葬他的妻子萧安人，到如今已经十八年了。再向东北若干步，有泉水涌出，向东流入长江，功甫在泉上建了一座亭子。再往上有石洞，沿曲折小路攀登数仞，旁边有一块像磨刀石一样平整的石头，方圆约五尺，上面有古代奇异人物留下的足迹。石洞前面有田地百亩，积水汇聚其中成为方池，在这里钓鱼和洗濯都很合适。”},{ 功甫将要在名为“老而乐哉”的山丘上建一座堂屋，以便年老后在那里享乐，那么内子的墓地自然也应当在这里。功甫任职于朝廷时，曾请画师把这里绘成图画，早晚展开观看来怡悦自己，于是自号“东麓居士”。都宪陈公、秦公，侍御毛君，都曾赠给他诗；跟着作诗的又有若干人。功甫来信，把图和诗送来，请我为它们作序。我读后感叹道：君子的操守，没有比进退更重要的；尤其没有比生死更重要的。明白进退之道，便是明智；明白生死之理，便是通达。正因为明智，所以还没有疲倦便想着退隐；正因为通达，所以还没有衰老便想着归去。他洒脱得好像已经舍弃了一切，飘然得好像什么都忘记了；感情既然有所发抒，难道能够停止吗？君子看东麓的诗，就可以知道功甫的操守了。东麓转向东南，距离江岸二里，有一座高耸的山丘，面积大约三畆，名叫黄山。国初有人从土穴中得到一块石碑，碑上的题字是“汉梁王相国恽子冬之墓”，大概是恽氏的始祖。再转向南行五里就是九龙山，自晋、唐以来，恽氏一族都葬在它的山麓；宋代进士、名讳为文的那位的墓也在那里，所以一并记载下来。《郡守王侯考绩诗序》我郡守王侯将要到朝廷接受考核政绩时，县令、县丞以及我乡的君子和有德行的三老，都来问我说：“您难道没有什么话祝贺王侯吗？”我对他们说：“任职三年考核政绩，这是古代的制度。如今实行这一制度，我侯的政绩体现在郡中的惠政、百姓的评议、部使者的核验、天官卿的考察，并且还记录在天子的简册中。奏报最优，就会有封赏的诏书和升迁擢用的命令。我所要祝贺他的，正在这里。如今他将要出行，我因病不能为他饯行，又有什么可祝贺的呢？”他们说：“如今在外地任职的官吏，进献政绩大多不能按时，部使者也以此为难。侯任职四年便要进京，在今天看来实在难得，为什么不祝贺呢？”我说：“从前侯奉朝廷之命治理郡务，曾接受六察的考核簿册，部使者按年按时进行考察。侯对于这六项都做得很好，并且以仁爱施行，以廉洁持守，以恭敬申明。四年之中，经历了两次荒年和一次兵乱，忧患接连而来，既要赈济粮食、借贷救民，又要守城御敌，侯的精心谋虑大概有许多超出朝夕日常事务的地方，但侯始终处之裕如。我们百姓受到侯恩德的地方实在太多了。部使者只是想留下侯来应对紧急艰难的局势，实在是不得已。等到近年上报功绩时，一定会有美好的评语；各郡举荐人才时，也一定会有特别的记载。” 凡是使侯滞留的事情，都是要把重大的事务交付给侯。侯的进退，关系到的都是国事，也都是民生；迟速只取决于时势，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祝贺的。”他们说：“我听说部使者前后两次上奏侯的政绩，到这一次将要擢升他；在朝廷就是台省，在地方就是藩臬，都很适合侯。只是侯曾经称病请求退休，到了京城以后，难道不会提出这个请求吗？我恐怕我们的百姓不能始终享受侯的恩惠。您如果不祝贺侯，那又能怎样谋划呢？”我说：“这些都不是我敢参与的事。为了国家而征召，就有像黄霸在颍川那样的先例；为了百姓而借留，就有像寇恂在河内那样的先例，这些都是汉代的旧事。朝廷的政务，正如虞舜、周成王时代的政务。如今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汉代的旧例能够不采纳诸侯归隐的意愿，那就太好了；但庙堂上的议论又将如何呢？”他们说：“即使如此，您不能挽留侯，也一定有东西赠给侯吧。”我说：“我没有才德，哪里敢这样做？我曾经为侯占筮，得到的是《渐》卦变为《巽》卦。卦象说：‘鸿雁渐渐飞到磐石上，饮食安乐，吉祥。’磐，是大石的意思。从高处来到磐石，前进而更加安稳地处在上面；既然还没有结束，不快乐又能做什么呢？侯此行如果一定要我赠言，我将把这件事告诉这些人，请他们有的作颂、有的作歌、有的作讽、有的作谣，长篇短章，都汇集在卷中，可以展开诵读。” 于是便把我的话写在最前面。又

译我已经为赠给郡守王侯的文章作了序，有个乡野人取慧山的泉水灌入瓶中，又在瓶里放了几颗小石子，把它作为赠给侯的礼物，并来向我请教赠辞。我对他说：“你用水作赠礼，为什么呢？”他说：“古书有记载：山下涌出泉水，静止而清澈。侯的德行就像泉水一样，所以我把它献给侯。可以用来洗手，也可以用来饮用，只等侯来使用。”我说：“那么，为什么还要放入小石子呢？”他说：“水的本性，静止就安定，流动就扰动；安定就清澈，搅动就浑浊，道理就是这样。所以溪涧的水不如泉水，江河的水又不如溪涧的水。如今把水装进瓶里，要带着它走几千里到京师，有时乘船沿河，有时坐车走陆路，颠撞震动，无法不受到扰动，这就如同从溪涧流入江湖一样。因此不得已放入石子，用来镇定它，希望还能保存山泉的清澈吧？”《易经》说：“介于石”，古人的训诫大概就是如此。如果献水却不放石子来辅助它，就是违背古训，对侯也不诚实，我怎么敢这样做？既然如此，那还要什么赠辞呢？”我说：“我听说赠给侯的人都用诗，我等小民不会作诗，只能用水。水不会说话，不作赠辞又怎么送达心意呢？”我说：“照你这样说，就可以作诗了。” 水用来象征德行，是铺陈，也是比喻；又出自百姓的风俗，其中也有歌颂的意思；最后以规劝作结，这就可以称为诗了。虽然如此，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只说了水的形体，没有说到水的功用，我请再为你补足。《尚书》说：‘如果年年大旱，就任用你作及时雨。’《易经》又说：‘井水清冽，可以取来饮用。’又说：‘井修好后不要遮蔽。’这些说的都是水的功用。能够神妙而明白地理解它，存乎其人。水啊，水啊！难道只是装在瓶里而已吗！”这时，太学生华时正正在席间谋划赠给侯的礼物，听到我的话，恐怕乡野人不能把它表达清楚，请我写在简册上。我推辞了三次，他再次恭敬请求，之后我才执笔。《直道编》序 《直道编》是故福建按察佥事姑苏陈公的孙子陈怡为祖父述写的。陈公去世后，墓碑文问世，后来传记、家谱、表记、吊祭等各种文章，每年都日益增多。陈公的儿子唐府教授陈宁孙、永定知县陈恱，后来想编纂此书，却没有完成。到陈怡才得以完成，所以故礼部尚书呉公为它题定了现在的书名。这大概就是世人所说的家集。陈公在永乐年间以翰林庶吉士任河南参议，因获罪被贬到均州田间十年。宣德初年，被起用为监察御史，出任江西巡按，因为谈论学术受到诬陷，全家被关进诏狱五年，父母兄弟中因狱病而死的有好几人。正綂初年，又任御史，出任湖广巡按，上奏揭发辽王违法，被判死罪，戴着刑具拘禁了一年。后来改任南京御史，适逢天象异常，又指责弹劾法司违法乱法；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大概不会这样做。陈公的气节就是如此。至于这些事情，对于维护国家体制意义重大。如今看他所作的文章，从馆阁之臣到山林隐士，都是当时的名家之笔，尤其保存了传信于正史的法则。君子说，这部书难道既是天下人的书，也是陈氏一家的书吗？陈公神色严正、直言不讳，也许还做得到；但他经历三次贬黜，濒临九死而不悔，越受挫折越坚强，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 凡是评论陈公的人，已经说得很详尽了。只是我想到文正范公对于陈公来说，是同乡的前辈，陈公自己所期许的，大概就在这里。今天看来，所谓感激奋发而谈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的人，陈公确实就是这样的人。他最终在艰难困苦中，以直道成就自己，本来就像是留下了遗志。凭借这一点而称誉为在后世不朽，也可以说是无愧了。从这里还可以看见谗邪之人的情状，也可以看见被疏远者所处的形势。青蝇聚集的讥刺、远方遗弃的警戒，有志于世道的人，谁不会对此感慨万分？这样说来，所谓天下人的书，不就更加可信了吗？我出生得晚，没有赶上见到陈公，近来读到这部编纂，私下有所感触，于是因陈怡请我作序，便顺带说到了这些。《张文僖公集》序 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旴江张公去世五年后，《柏崖集》问世，这是他的儿子、现任浙江左布政使张元锡校订记录并刊刻的。书刻成时，赐予谥号的诏命恰好到达，于是便用谥号为书命名。因为我曾经在江西主持学校教育，与张公有文教之谊，张元锡派人来请我为文集作序。我认为张公是前辈，回顾自己鄙陋浅薄，不敢首先作序，便推辞了。元锡再三请求，直到第三次，我才接受并读了这部集子。唉，文章真是难以说清楚，已经很久了！君子拿起笔来挥洒文章，谁不希望流传久远呢？然而往往只能做到其中的百分之一。难道是有原因的吗？所以有才华而没有学问，文章就陈旧而不能考核；有学问而没有见识，就会有所选择却不能鉴别；有见识而没有气势，发抒出来却不能充实；有气势而没有法度，驾驭文章却不能合乎规范。才华出于天赋，学问成于人为，见识和气势固然也像才华一样有天赋成分，但可以培养。学问则有方法，要参照考核、融会贯通，也在于人的努力。具备这些条件，文章才会成就。有所不作则已，一旦作成必定流传；既然流传就必定久远，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然而台阁文章和山林文章，词句相同而体制不同；学士和从政者，体制相同而旨趣不同。要兼具这些方面已经很难，兼具而又各自达到应有的境界，就更加困难了。唉，文章真是难以说清楚，已经很久了！” 张公年轻时便天资聪敏，壮年登上朝廷，成为天下士人的魁首。进入翰林以后，勤学不倦，从诸经到诸子、史书及群籍，没有不深通熟悉的。他的见识随着年岁增长，气势日益昌盛流衍，举止从容而合乎规矩，尽情铺陈他的文辞。大概从讲筵上的陈述应对，到史馆的编纂叙述，再到礼官的奏报答复，凡是许多重大的议论和重大的著述，他都参与过。铭刻功绩、撰写德行，用于公卿；考核典章、陈述义理，用于僚佐；记述事情、抒写情感，用于朋友；发明疑难、折中取正，用于门人弟子；直到题咏应酬、闲情逸趣，用于江湖乡曲之人，各处都有他的作品。人们所谓的难事，张公都不存在。文集因此如此丰富，它的流传，我知道必定久远。张公在翰林若干年，在詹府若干年，在礼部若干年，中途触犯执政者，被降职任留都部署若干年。他所到之处、所任职务，都可以在文章中考见。这部集子之外，还有《有国史》以及少宰圭峯公所作的墓志铭，另外还有《和唐诗》若干卷。“柏崖”是张公自己所取的号。《林夫人七十寿诗》序

译林夫人是今大司寇见素公的配偶。见素公今年七十一岁，夫人比他小一岁，可以说是白头偕老了。她的儿子、南京吏部郎中林达，恰逢请假回乡，于是为夫人祝寿。前些时候他经过锡山，来向我请教祝寿的言辞。我说：“祝寿没有比称颂德行更好的了。”林达拜了两拜，请我再讲一遍。我改容起敬，对林达说：“夫人的寿德盛大啊，哪里能有尽头呢！只说夫人的德行，小的方面就多得说不尽；说到大的方面，夫人十八岁嫁给见素公，侍奉公公都宪菊庄公以及婆婆黄淑人，以恭敬顺从闻名；对待见素公的弟妹以及各位妯娌，以和睦亲爱闻名。见素公在刑部任职时，他的弟弟林僖随从，林僖患了痞病，夫人亲自为他煎药，说：‘这是我婆婆托付给我的人，我怎敢不谨慎？’她亲手把蓼仁捣入药中，即使手受伤也不顾惜。等到林僖回家，她预先准备好应对吉凶的物品，并且打开箱笼，任凭林僖取用带走。林僖到家后病愈，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嫂嫂，往后应当像服侍母亲一样服侍她。’见素公因为进谏被关入诏狱，有一个校卒来欺骗索取十金，夫人说：‘昨天剩下的俸禄钱只有几铢，如今已经用尽了。’不久又有一个人来，说：‘我负责驾车并用刑追赃，这些都是我的事。’夫人厉声说：‘我家是为国家进言，追究什么赃物？’” 那个人惭愧地离开了。等到见素公受贬，夫人欣然上路。林监丞大猷听说后说：“忠臣的妻子本来就应当这样。”见素公任副宪前往云南时，留下夫人侍奉公婆；后来转任湖广，夫人便随行。不久又请求回乡像从前一样奉养公婆。见素公以都宪身份巡行江西时，黄淑人生病，夫人整整一个月不解衣带侍奉；黄淑人去世后，她尽力办理殓葬，不劳烦几位叔叔。见素公有几个庶子，夫人把他们看作亲生子女，凡有所分给，反而更加厚待。莆田的习俗是收租谷，初冬因谷物潮湿而增加耗损，夫人说：“这是物情。”于是毁掉加耗用的量器，族人受到感化，乡里便有了称颂声。孝顺友爱，也许有人做得到；处变故却像平常一样，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严肃正直，也许有人做得到；处在险境却像走平地一样，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一时施惠，也许有人做得到；把改小的量器恢复为常制，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爱护诸子，也许有人做得到；分财产时能够更加厚待，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从她的大德来看，就可以知道她细微之处的德行了。只有见素公的文章、德行和功业，足以作天下人的师表，夫人真是与他相配啊！夫人真是与他相配啊！于是我为她作诗，让林达回去歌唱。诗说：“莆阳的山，壶山高耸；群峰连接大海，翻卷起云涛。云庄山人，天下仰望；踪迹虽在乡野，心却在朝廷。” “年已七十，正自在逍遥；明诏忽然起用，与夔、皋这样的贤臣同列。今年佳偶也已七十，大郎从南方天曹归来。一杯亲自献上麻姑酿的酒，宾客歌颂盛德，配得上高雅的诗骚。向西遥望瑶池，不知相隔几万里；天书降下赐予福泽，再次增益长久的福寿。”字字都如钧陶造化，群位仙女争相演奏长生曲。小栏杆旁翠色山峰，神灵驱使鳌鱼；紫霞做披肩，云彩做长袍。几案上陈列着雕琢的玉鼎，鼎中盛着雉肉膏；扶桑的太阳光辉灿烂，秋天进入玄圃，天空浩荡无边。将来还会看到再次举行上寿宴会，九霄中的鸾鸟仙鹤一同飞翔。《赠郭仁宏》序 见素先生在浙江任职时谈到画像，说：“如今的妙手画家真是难得其人了。像武昌呉伟、泰和郭仁宏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呢？”呉伟，我没有见过；郭仁宏，我也不认识。到了江西的第二年，朝廷下令征取善于绘画的人，郭仁宏也在其中。一天，他来南昌拜见董中监，我才第一次见到他；行了一礼，说了几句话，他便离去了。林公的话虽然一直萦绕在心中，但没有机会再次见到他。有人说：“郭仁宏既然见过您，画像就可以得到您的神韵。”后来诸生带来一幅白描画像，画中人俨然像古代有道之士，我不敢承当，人们也说不像。有人说：“何不略微描摹相貌，以引起人们的思念呢？”我听从了，于是把这件事托付给陈方伯嘉言。今年正月，嘉言把坐像、立像两幅小像封好送来，人们说：“已经接近了，但还不像。”到了三月，他又送来一幅正面站立的大像，神情温和恭敬而雅正肃穆。这大概是我每天从事此事，却没有人能超过它了，人们都说很像。后来郭仁宏写信来，希望得到我的文章，如同昌黎为王承福作传、考亭为郭叔瞻作序那样，并且说：“我对这两位前贤不敢多作推让，您难道不肯为我执起考亭、昌黎的笔吗？” 郭仁宏对自己的认识确实很自信。他所说的“我”，我却不敢听闻。韩愈、朱熹是百世宗师：韩愈以文章著名，朱熹以道学著名。我出生得晚，只能在梦中追随请教，正希望将来或许能达到卓越境界，郭仁宏把我看成什么人呢？郭仁宏天资清秀绝伦，绘画参酌古法而又有许多自己的心得，笔力十分刚劲雄健；他在当时画家中自守而谦逊，最终尤其冠绝平生所见。弘治初年，他曾游历京师，当时我任郎官。户部有许多布衣朋友，如呉郡杜谨、惧男北海仇潼、东之四明王佩惟德、天台王奇文英、王辅仁甫、我乡的陆寛宗仁，没有十天半月不相聚一次。郭仁宏当时在哪里呢？直到今天才得以相见，真令人感叹相见太晚！我因此有所感触，作了这篇《赠郭仁宏序》。《都运张公七十寿》序

译福建都运张公辞官归乡十年后，今上初年，张公七十八岁；月八日是他的生日。他的儿子张瑭等请我作文祝寿，这是合乎礼的。张公刚满二十岁时，跟随经学老师学习，并寄居在僧寺中。早晚恭敬谨慎，清晨听钟、夜间对烛，睡卧起居都合乎法度。有见识的人说张公有志向。后来入学读书，课业在诸生中名列前茅，人们说他有学问。考中乡试后进入太学，声名渐渐显著并日益增长，同学们说他有德行。考中进士后，在大司徒属下观政，又奉命出使远方藩镇，事情办理得好而不劳苦，人们说他有才干。授职职方后，出镇山海关，守护国家东门；张公把才学施展出来，将号令写成文告，用来实行自己的志向、辅助自己的德行、宣扬圣天子的教化，使其遍及远方之人，无论内外，人们都说他有政绩。任期届满回朝后，补任司寇属官，过了一个月便遭遇无妄之灾。有人对他说何不申辩，张公说：“这是命运；申辩就必然要有所求，有所求就必然受屈，于是便不申辩。”人们说他有气节。后来他任顺德司马，在政务繁盛之后，能够辅佐郡守，奉行古代循吏的道路。升任东平，再升任黎平，政绩如在顺德而更加敏捷。东平地处冲要，黎平地处夷地；治理冲要之地可以从容，治理夷地则以简约为要。” 后来遭遇宄瑾的牵连而无罪获罪，被罢免后起用为太原知府，还未出行便改任现职。人们都说：“张公将由此逐步升迁，登上显位吧？”后来他竟然辞去政务离开，人们说：“张公的官位还没有完全配得上他的德行，他的寿命难道还会没有限量吗？”不是这样的。有像张公这样的志向，有像张公这样的才学，有像张公这样的德行，有像张公这样的政绩，有像张公这样的气节，官位没有达到极点，寿命难道会没有达到极点吗？官位是人所授予的爵位，寿命是上天赐予的福分。上天难道终究不能胜过人的安排吗？礼制说，七十岁的人应当告老而把职事传给后人。张公如今老了，几个儿子都能成材，诗书传家、位居冠冕，张公大概已经有了传承。张公大概已经有了传承。年过七十，已至耄耋，又达到上寿，我恐怕他的寿命还不会止于此。此时张公奉诏进阶为嘉议大夫，所以凡是相识者无不为他祝贺。何况是他的儿子们呢？我因为文才不足，原本想以不敏而辞谢；想到了解张公没有人比我更深，便请允许我直说。秦进士思鲁是张公的女婿，当时也在座。我问他说：“你认为怎么样？”思鲁说：“文章最怕不质实，您所说的关于我岳父的话很质实，足以为我岳父祝寿了。”几个儿子备好纸简，请我写下来带回去。《邑令畅侯考绩诗》序 嘉靖元年六月某甲子，我县县令陇西畅侯任满三年，应当到朝廷接受政绩考核。这时，前任巡按监察御史天台叶君、华州东君、莱阳王君、京兆许君，以及现任巡抚、太子少保、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蜀李公，都先后上疏称颂畅侯的优良政绩。如今畅侯将要出行，我乡诸位大夫、士人为他饯行并赠言，这是礼数。此前，乡贡进士葛豫志来到二泉，请我邵某说：“这件事本来应当由您来作，但有一位长者在，我不敢擅自决定，于是请我的姻亲好友茹少叅世和，把这件事遍告诸位君子，大家在二泉亭会集。”我便说：“畅侯政绩有成，入朝觐见，歌颂清风的诗篇，本来就是诸位君子想要作的。我私下认为，古人称说做官有三件事，又称说守令有六件事，请分别命题来作诗，怎么样？”大家都说好。于是陆临江宗仁歌咏三事中的清廉，许司训克寛、许商城朝仪作诗相和；张都运元之歌咏三事中的谨慎，许武定时正、余琼州一之作诗相和；少参歌咏三事中的勤勉，呉宪使逊之、罗建宁文徽作诗相和；蔡光禄嘉会歌咏六事中的兴办学校，施平乐克和、尤苍梧遂良作诗相和；冯佥宪廷伯歌咏六事中的开垦田野，秦京兆国瞻、马岳州惟馨、盛都运尧卿作诗相和；歌咏六事中增加户口、隶属增多的，是盛都运舜卿作诗相和，谈司城文祥、方抚州日升作诗相继；歌咏六事中的盗贼平息，是张户部敬止作诗相和，陆户部节之、潘平阳之达作诗相继；歌咏六事中的赋税劳役均平，是谈大邑文瑞作诗相和，吕太仆仲仁、华吏部子宣作诗相继；歌咏六事中的诉讼减少，是顾少参与成作诗相和，顾大行与新钱常山国章作诗相继，曹司谏于德殿也作诗相和。诗作完成后，大家又在亭中会聚，传阅观览。我完成这篇序后，感叹说：“盛大啊，声音多么和谐！三种体制都具备了，六种义法也兼备了，作者的志意大概没有不尽情表达的了。想要观察畅侯的德行，除了这些诗还能看什么呢？想要观察畅侯的政绩，除了这些诗还能看什么呢？”我又感叹说：“古人在祖庙祭祀时祝告，在出行时致辞，因为爱护而不能帮助他，便不只用颂扬而用规劝，这些做法大都有先例，如今为什么偏偏不这样做呢？宪台和谏院对畅侯寄予期望，高明远大的事业也都对畅侯有所期待。我不才，即使想要再说些什么，又怎么能超过这些诗呢？畅侯是伟大的人，手执酒杯恭敬地听这些话，难道能不深深触动内心吗？” 于是诸位君子各自把诗写在册上，第二天便以正式官职署名。我作了这篇序。《魏文靖公集》序

译宋代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事、赠太师鹤山先生文靖魏公的文集若干卷，诗文共若干首，原来曾有刻本。自宋代至今已经三百多年，刻本残缺、流传稀少，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如今太子少保、工部尚书、内江李公因为魏公是蜀人，是乡邦的先贤，在处理政务的空暇寻访得到原集十分之九，便加以校勘补正，继续刊刻。剩下十分之一，将另行搜集补足。李公间或命我的县令畅子实请我作序。我的学问浅陋，作为后辈向往魏公，难道不是勤勉而且长久吗？但作序哪里敢当！虽然如此，我曾经考论过魏公。宋代有道学，开始于周子，盛于两程子、邵子、张子；他们同时兴起，后来由朱子集大成。距离孔孟之后已经一千多年，而先王仁义礼乐的美善，逐渐可以复兴，正大、宏伟、精密而完备。正因为如此，天下学者都心悦诚服地归依它；但也有些人只是喜欢它的名声而归附，并不是出于真诚。这样的人开门立户，争相传布，形成众多的议论，而小人又趁机丑化正直之士，因此“伪学”的说法兴起，诽谤也波及大儒君子。这些人，当然都不是我们的同道了！” 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伪学之禁”一实行，他们就立刻销声匿迹、逃避躲藏，唯恐不能彻底断绝关系，甚至有的反过来挥戈互相攻击呢？在那个时候，魏公与西山真公二人虽然遭受嫉妒，多次被疏远斥退，不能参与朝廷事务，但讲明道学的功劳、坚持操守的力量并未衰替，反而更加勤勉。他们立朝任职、出镇地方，以忠言和美政成为捍卫我道的屏障。国史为他们立传，把他们列入《儒林传》，作为道学中的重要人物，这难道不是恰如其分吗？魏公居家赋闲时，在白鹤山下读书；靖州有鹤山书院。等到他进入政府，朝廷赐给他平江的宅第，甚至得到理宗御书题写书院匾额的赐予；他所到之处，求学的人都不远千里赶来。忌恨他的人虽然很多，却不能胜过信任他的人众多而且信仰深厚。魏公的大节，史传已经记载详尽。君子考察评论那个时代，那么所谓这部文集，难道可以没有吗？平江如今是苏州府，是魏公生前游历、死后归葬的地方。司空公以孤卿的重任兼任御史中丞，抚治我们南方的疆土，瞻仰拜谒魏公祠堂，仿佛将要见到本人一样。这部文集的流传，本来就是魏公一生的志愿。司空公的声名德望，天下仰属，已经很久了。后人看今天，怎么知道不会像我们今天看古人一样呢？《诗经》说：“桑树梓树，必定恭敬地对待。”我请为蜀人诵读这句话。又说：“茂盛的甘棠树啊，不要剪伐，不要砍毁。”我请为苏州人诵读这句话。又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行。”我请为天下人诵读这句话。《倪氏二先生集》序 本朝永乐、景泰年间，我无锡倪氏有两位先生。祖孙相承，以文章和名节受到朝廷重视，天下人都称颂他们。祖父名峻，字维岳，洪武庚午年乡试中举，历任官职，升至兵科都给事中；他廉洁正直、坚守道义，曾经上书劝谏佛事，人们把他比作韩愈上表。文庙皇帝对此发怒，不久把他调任行人，三次出使占城，以此挫折他。到了占城，他用礼仪折服骄横的国王，维护我国体面，回国后便请求告老。此后以正学教育后辈，共十多年，最终在家中去世。学者称他为静寄先生。他的孙子名敬，字汝敬，正綂戊辰年进士，任监察御史，刚强不屈而有大节。景帝末年，他上《敬天修德疏》，因直言触犯圣旨，被贬为宜山典史，稍后升至右军都督府都事。他随军征讨广西时，因为总兵专擅命令诱杀，他不肯在功劳簿上署名，回京后死于京师。学者称他为月楼先生。这两位先生对于我们无锡来说，可以说是声望极高了。然而君子本来就说：“他们是天下的士人，不只是一个乡里的士人。”我曾经评论天下的士人，才与德的辨析已经讲得很充分了，不敢再多说。不过文章是才华的表现，而它的根本在于德；否则就会泛滥绵延、华靡无骨，雅正之道便会衰微。名节是德行的类别，而表现它要靠才华；否则就会迟疑迂回、郑重其事，却使刚直之气受到压抑。” 正因为如此，才德兼具本来就难，兼具而又能在世代中相继，更加困难，何况如今有倪氏二先生这样的人呢？静寄先生有安靖恭敬的操守，又由月楼先生继承其英迈之气。在谏院和宪府任职，承担言责完全相同；他们神色严正、言语危切，独立不顾，即使遭到斥退远谪，辗转于岭海之间、面临死亡，也没有改易。论他们的名节，与古人相比也很少有逊色的。然而两人都以文章著名，尤其擅长诗歌。静寄先生的诗和平清适，有一唱三叹的韵味；月楼先生的诗奔放豪逸，有万人之中独自前行的气概。总的说来，他们与古代作者各有相合之处。《乐记》说：“商音，是五帝遗留下来的声调；齐音，是三代遗留下来的声调。”通晓商音的人，遇到事情能够屡次决断；通晓齐音的人，见到利益能够谦让。评论二位先生的诗，谁属于商音？谁属于齐音？一定有能够辨别的人。唉！无锡的文献，应该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然而他们文集的流传，却长期残缺，这是为什么呢？乡贡进士倪容，是静寄先生的玄孙、月楼先生的再从孙。他勤学有远大志向，搜集各种遗稿，校订记录后刊刻成书，并把他父亲久斋先生的诗附在后面。书刻成后，他托潘继芳甫来请我作序。于是我说：久斋是我的朋友，名祚，字相承。幼年丧父，努力学习，立志为世所用，未能实现志愿便隐居而终。他的诗有家传的法度，他的言行事迹已经写在我所作的传记中。《四朝恩命録》序

译《四朝恩命録》是现已致仕的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邃庵杨公所辑录的。杨公年少时以神童之名勤学，在翰林中成名；二十岁时考中进士，任中书舍人，历经宪宗、孝宗、武宗三朝，共四十五年，十二次升迁而达到现任官职。他所接受的皇帝诏命，成化年间有中书勑命、提学佥事勑谕；弘治年间有提学佥事、副使勑谕、左副都御史督理马政、巡茶、巡抚、经畧等勑书及诰命；正德年间有总制军务勑书、再次起用为西征总制提督军务的奨励诏书、召还等勑书，以及尚书少保诰命、升官手勑和致仕褒谕等勑书，共若干通。正德初年，杨公因病请假居家，曾把在任总制以前所获得的诏命汇录为一卷，题名为“三朝荣遇”。又把自开始出仕以及历任官职以来所受荐举、辞谢等奏疏中所承蒙的温旨编为下卷，附在后面。这些都已经刻印成书。今上即位后，赐给勑书并派官员存问，又赐少傅、大学士诰命。杨公认为不能没有记录，于是追录前后所得的诏命，并把武宗南巡临幸府第时赐下的诗十二章，一并编入前卷；这次新得到的勑书、诰命则附在其后。又把再次起用以来多次上疏请求归乡以及辞谢恩命的奏疏中所承蒙的温旨编为续集，并把廷臣荐举的奏章以及辞谢章疏中所承蒙的褒奖诏旨附在后面，共若干卷。全部编次后改用现在的书名，书成后，杨公说我宝向来私下以杨公为师，希望我这个后进不要嫌弃自己的愚陋，辱承他的厚意把书拿给我看。我恭敬地诵读这部书，从中可以看见杨公不拘一格的德行，也可以看见杨公平居所守的道义，还可以看见杨公勤劳尽职的义理。德行成就于自身，道义有益于时世，而义理又随之而来。义理所安之处，道就在那里实行；道得以实行，德行的作用就广泛了，这哪里容易说清楚呢？大概自从先圣提出君子不应局限于一才一能的说法以来，凡是能兼具众多长处的人，都可以用来称许。推究到最高境界，必须通晓天下人的志向，才能够周备天下的事务，行动却不被外物动摇，养心却不受外物影响，然后才能成就天下的事物，这才可以说是“不器”。然而君子不能自行施展才用，能否发挥作用在于君主；有时坐而议论，有时起而做事，义理与事实互相成就，却不能同时兼顾。能够兼顾这些，难道在于时势吗？时势不由我掌握，但我的道足以应对它。安于当前职位而行道，没有什么地方不可施行。即使从容处在朝廷，不动声色，也看不出他的安逸；即使奔走疆场，顾不上闲暇进食，也看不出他的劳苦；这些全都是在实行我的义理。杨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起初，杨公以文章和师道在朝廷及藩镇受到推重，后来升任太常，在两京之间周旋，仿佛不知道边疆事务一样。等到升任都宪，茶马事务刚刚办成，接着又任巡抚、经畧，后来又任总制，于是边疆事务的功业完全建立起来了。中途因触犯权奸而离职，再次起用后负责军务，很快平定西夏的变乱，入朝任司徒以巩固国家根本。杨公在这时确实无愧于古代那些恩泽施及百姓、功劳施及社稷的人。但这些还不足以完全说明杨公。等到他位居冢宰，统领均衡辅弼之功显著；等到掌管机务，经纶调理之功宏大；等到进为师保，表率仪范、启迪辅导之功精密。杨公对于天下的成就，到这里才算完成；而他见到事机便勇于退处，君子还认为他留下了未尽的作用。然而他的出仕、退处、升降、进退，都是以道来实行、以义来安顿，这对杨公来说本来就是如此。若不是天生禀受非凡之气，胸襟深厚宏大，才俊伟岸而光明，学问穷究圣贤的精微，见识明彻、意志坚定，始终没有间断，他怎么能够做到这些呢？仰想三位圣主相继发扬光明，对杨公的了解深而透彻；前一位圣主铺陈遗命，后来的圣主任用托付，仿佛出于一条心，而杨公接受恩休、承受荣宠，就像处在同一天之中。至于今上亲自存问，有勑书、有诰命，又都超出通常的典制之外。” 美好而盛大啊！即使是古代盛隆时期君臣相遇的情形，又哪里能超过它呢？况且众多荐举文书交相上奏，称颂杨公的贤能，彼此没有商量却说法相同、声音相和。凡是皇帝批答，都像回声应声一样；舆论的归向，上下都信服，又有不可欺瞒之处。年高德劭的大德之臣，难道能没有未尽的内心感受吗？这部记录，难道只是夸耀皇上的恩赐并流传于不朽吗？无穷无尽的报答，本来就在这里。杨公自己把它看作家集；至于考察国史的人，也将不能不把它作为参考。我不才，私下认为这不是杨公一家的书，而是天下人的书。既然冒昧这样为杨公作序，又怎敢不再为天下人说明呢？” 《五峯遗稿》序 方伯秦公以文章和政绩闻望当时。他政绩中重大而显著的，刻在金石上，两朝实录都有记载；较小的事情，则有士人的颂扬和百姓的歌唱，自有公论。至于他的文章，陈述义理，反复咏叹，内心有感便一定流露出来，没有叩问而不回应的事，往往成为政务文章的修饰和寄托。他本来应当有几十卷巨大的文集，但秦公写作时常常不留稿，即使留下稿子也常常丢弃，所以保存下来的只有十分之四、五。秦公去世二十三年后，他的儿子太学生秦国英检查旧箱笼，亲手抄录；又从别人那里搜集，只得到若干篇。后来请潘继芳校订编成一帙，便拿来给我看。我认为秦公才雄学博，用于施行政务，本来应当入朝参与谋议、出任经略，使恩泽遍及海内，却迟迟留在郡藩，最终疾病降临于他。评论者说，秦公因为才华卓异而受到当时人的忌恨，大概确实有这样的情况。至于文章的散失，又是为什么呢？我从前在京师居住时，邻居是罗太史圭峯。圭峯是建昌人，与秦公相知，曾经评论秦公的文章。我说，秦公起初喜爱柳宗元，后来以苏轼充实它，又增加欧阳修的风格；诗歌起初驰骋于中唐诗风，久而久之获得自己的风格，后来读杜甫，时时取其长处表现出来，又参酌苏轼、黄庭坚以下数家，所以成就达到这样的程度。” 圭峯说：“是的，是的。秦公才华充裕，气势也昌盛，卓异超迈。” 评论者本来就应当把他放在前面。” 我也说是这样。如今这部遗稿问世，难道不能说是我和圭峯共同认可的吗？起初，秦国英亲手抄录这部稿子，他的堂兄、瑞安知县秦国重看见后说：“瑞安有很多刻工，我将负责刊刻的事情。”于是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他从弟、今任御史中丞的秦国声。中丞赞成此事，并更加急切地推进，还说序文应当请我来作。我出生比秦公的父亲修敬先生晚，曾经拜受修敬先生把我当作忘年交的荣幸；至于秦公，更加推重我，无论按年龄还是按德行，他都是前辈。作序我哪里敢当？但秦国英再次请求，而且更加殷切，于是我把曾经评论过的内容写下交给他。秦公归乡后，在龙山第五峯下修筑草堂，遗稿就收藏在那里。所以这里记载：秦公名夔，字廷韶，天顺庚辰年考中进士，历任南京兵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武昌知府、建昌知府、福建参政、江西右布政使，退休后去世。他的后代世系和事迹，详见各种铭文、表文等作品。《三山郭氏族谱》序

译族谱，是一家人的书，却与天下有关。一家人的书，为什么会与天下有关呢？天下的史书，是用来记载天下事情的；既然记载天下的事情，天下的人也就一并被记载其中。天下的事情有两类：在朝廷就是典章礼制、命令征讨；在郡县就是风俗和德行。说到人物，朝廷内部有公卿大夫，地方外部有士、农以及各种等级的人，无不出自家庭。史书所记载的内容，其中包含褒美和讥刺，也包含表彰区别，也寓含沿革损益和融会贯通的道理。像这样，难道能说它与天下无关吗？所以，天下的史书如果完备，郡县的记载也会与它相同；如果不是这样，史书失载了，就从地方志中寻找，地方志又失载了，就从族谱中寻找，这也是事理和形势必然达到的结果。有家族的人，难道可以不慎重对待族谱吗？族谱如果不详细、不核实，郡县就没有凭据，天下也没有考证；至于颠倒是非、改变扰乱名分和事实的情况，更不用说了。因此家族一定要有族谱，族谱一定要像地方志一样；地方志的法则没有别的，只在于真实可信。地方志一定要有史书依据，史书的法则也没有别的，同样只在于真实可信。然而很少有人能做到，因为夸饰和疏忽是它的弊病。有家而没有族谱的，十家中有九家；有族谱而能像地方志、像史书的，十家中只有一家；族谱如果不像地方志和史书，就等于没有族谱；家族没有族谱，也就等于没有家族。这样又哪里足以用来考察天下的事、天下的人和天下的地方呢？”}], 谱牒中自称有志书那样、采用史法的人，我见得也很多了。近来我从郭君某那里得到了一部。郭君是福州三山人，辛巳年进士，当时正在家居。他曾跟随乡中前辈泉山林公编修谱牒，因此得以阅览各种谱书，知道某家的谱像志书，某家的谱像史书；又知道夸张和疏忽是编谱的弊病。内心谨慎，笔下谨慎，不敢因为是一家之谱就自外于天下公论；他这样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实在很慎重。近来他治理苏州长洲，政务空闲时编修谱牒，并向我的朋友都先生玄敬请教方法。玄敬本来就懂得怎样编写具有志书性质、采用史法的谱牒。郭君听说后信服了，所以他所记载的事情都从自己所知的地方断定起始，名实相符，文献足以征验，君子称它为善谱。偶然经过无锡，他向某某索取序文；还有什么能超过这篇序呢？我一向看重郭君的政绩，从他的政绩可以看出他的谱牒，于是论述谱牒对于天下的意义，把这些话归给他。《抱拙先生集》序 永乐、宣德年间，无锡有一位隐逸君子，名叫抱拙秦先生。他学问高雅，品行笃实，在乡里教授学生，晚年被称为有德望的老人，担任乡饮大宾多年。当时有薛恒，字履常；杜纯，字守德；冯善，字择贤；朱经，字公纪，他们都因荐举出仕，担任县令、县丞或学官，而先生却独自困守山林直到终老。《诗经》歌咏考槃之士，说的不就是他吗？先生的曾孙如今的大司徒国声公，才开始以进士身份起家，后来显贵，功业闻名天下。乡里人称颂司徒公时，一定会追称先生。上天报答善人，不在其本人身上，而在他的子孙身上，确实有如符契相合的例子吗？先生一生的著述诗歌散落在乡人手中的，往往还有一些；但存放在家中的稿本已经没有多少了。司徒公辑录得到若干篇，又从潘继芳、莫如山那里得到若干篇，二人还遍访搜求以增补，总共得到若干篇，分为四卷，准备刊刻。司徒公北上与我告别，嘱托我写序。过了三个月，他的儿子乡进士泮又来告诉我这件事。我晚年从莫澄心翁那里听闻先生的美德；莫翁是先生的门人，曾向我的祖父三益公请文，请先生为他写赠文。因此先生本来就是我曾祖父一辈的人，我与司徒公真可说是累世通家了。唉，以我亲眼所见来验证我所听闻的事情，观察秦氏今天的兴盛，当然应当从先生开始。《易经》说：“不耕种却有收获，不开垦荒地却成为熟田。”先生这样盛大的德行，难道将成为后世的根基吗？天道不会差错，无须再议论；只是先生的诗文必定要经过长久才流传，也有其中的命数罢了。先生所处的时代，皇运正盛，贞元之气正醇厚而未淡薄，质朴而未离散，所以他的作品典雅充实，即使词采声调略显简朴而尚未讲究，其中所存的道理却余味无穷。君子读它，仍可想见百年以前那种敦厚、忠诚、诚信的气象。他的后代后来能够昌盛，不也很合宜吗？先生名朴，字物初，世代相传是宋代淮海先生的若干世孙。他的儿子是景薰，孙子是霖，都因司徒公显贵而获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司徒公将要晋升官秩并施行赠典，也将及于先生了。《九峰歌》序 《九峰歌》，是太师李文正公赠给致仕归乡的大司徒孙公而作的。司徒公在九峰山中有书屋，享有安陆的胜景，因此号称九峰居士。在朝廷政务空闲时，他大概曾经同文正公谈起过这些事。临近致仕时，文正公已经辞去机务数月了。湖南的山水，怎么会没有感情呢？这与欧阳公赠给刘凝之的《庐山高》一诗，可说是异代而同心了。司徒公归途中到达继阳，亲手抄录此歌寄给我，让我继作和声。那时我病后初愈，才开始执笔答和。于是四方君子听说后作和诗的越来越多，到现在已有七年，总共得到若干篇。司徒公也倚声作了和诗。我偶尔曾将它们编次成册，准备传给同道，以不忘文正公及诸位君子的心意。使者来信，嘱托我在卷首写几句话。司徒公历任清要之职，由少宰升为冢宰，又奉南京召入朝任大司徒，共若干年。他平生以古人为期许，立身有志有节，临事精密周详，谋求归于正道。士人舆论都推重他，文正公在秘阁时尤其深知他的才德。司徒公要归乡，屡次上疏请求不止，文正公听闻后为之惋惜。这首歌，上可以说是为天下而作，下也寄托了个人情怀；虽然把感情寄托在山水草木之间，意义却深远。诸位君子的和诗，言辞各不相同，但意思都没有超出这一点。异地之间彼此感应，从今以后难道不会有人看到这部诗集而再次和作吗？司徒公的功业载在国史中，而山林的情趣则保存在这部诗集中。我在病后，荒疏的诗文正感惭愧，列在其中，哪里还敢再多说什么呢？只是司徒公的旨意深远，正好他的儿子温州君惟一因考核政绩经过我二泉山中，再三恳请，于是写下了这些话。送户部尚书秦公序

译南京兵部尚书凤山秦公奉诏参与机务的第二个月，户部尚书安陆孙公请求告老还乡，朝廷推举秦公接任，皇上批准了。秦公得到消息后，在家上疏辞谢以等待诏命，皇上降下隆重的诏旨催促他，他才赴朝廷。临行时，他说我应当有话赠给他。起初，秦公任户部侍郎的第二年，连同此前任副都御史，共任三品官九年，于是升任南京礼部尚书。有人说：“秦公自进士授官以来，先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共若干年，后来又升任按察官。”秦公在户部参与阅览章奏，共若干年。民生的休戚，国家财政的宽紧，边疆储备的丰足或匮乏，边境远近与险易，漕运是否便利，哪些是常规，哪些是权宜，进退变通，考察求取其中的恰当之处，他都看得十分清楚。后来再次入朝任亚卿，斟酌谋划并施行于政务，就像已经试验过的药方，有不合适的便不采用，一经采用必有成效；而且以盛德统领，以宽宏的气量承受。又如长江大河，难以测量其边际，司徒的职责，除了秦公还有谁适合担任？但朝廷却一定让他任南京礼部。有人说：“不对。秦公精通文学，曾任河南提学，被称为贤能的宗师，三礼的典章正是他的长处，因此让他任礼部是合适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年〕 秦公到礼部才五个月，就接到参与机务的命令。人们又说：“秦公文武兼长，曾以都御史巡抚湖广，辅佐处理军务，亲自统率大军，平定寇乱，使南方安宁。论功受赏，功绩颂文刻在碑上。留都乃国家根本之地，保卫治理的重任，除了秦公还有谁适合担任？”到了这时户部任命下达，众人又都说：“这果然慰藉了先前议论者的期望。”秦公是能够胜任各种事务的君子，有什么职位不适合他？而尤其适合户部，这难道不是迟任、求旧等言官所说的吗？确实只有他合适！我听了，也认为如此。周官大司徒的职掌是古代重要的制度；如今户部尚书实际承担的正是这一职责，但与古代也不能没有异同。所谓在宗伯那里分掌典礼之事，不在此列。天下的事情，就像悬挂着的秤，轻重高低变化万端，却各有一定的分寸。有才能而没有学问，才能就不能合乎法度；有学问而没有见识，学问就不能通达；有见识而没有实务，见识就不能切合实际；有实务而不能推究，实务就不能广博。因此遇到事情便高谈阔论的人是有的，却大多因为这几种毛病而不能有所成就。加上凡事苟且简略的弊病乘机滋长，即使治理一县一郡也不可能，何况治理天下呢？我从前任郎官时，曾和秦公一同侍奉太原东山、洪洞、灵宝几位公卿。每当闲居谈论政事，他一定说：“要委曲周全地成就事情，并且始终不失其正。” 大概所谓经常与权变的道理，就在这里了。秦公要出发了，朝廷有所任用或革置，无论大小、难易，都等待秦公来施行；以往已经试验过的事情作为依据，再用我的心来衡量，难道会有不合适的吗？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就进一步思考：有的仍旧采用，只因它合宜；有的加以变更，也只因它合宜；这些都依靠历来试验所得的力量。这样做了，若还有人阻挠，我也只有坚持自己的原则罢了。天子圣明，难道会不听从吗？然而若不是有像秦公这样的才能，有像秦公这样的学问和见识，有像秦公这样有实务且能思考，又有像秦公这样盛大的德行、宽宏的气量并且历练多年，谁能参与此事呢？我又哪里敢以此要求秦公？今年东南的饥荒已经严重到了极点。我忧居在家而且有病，不敢表达个人私意，只敢为天下替公计议。秦公以天下为心，怎么会遗弃东南呢？秦公说：“这本来就是我的旧同僚所说的话。”正好乡中大夫、士人有赠言给他，于是我写下这些作为序。无锡过氏族谱序 过氏的祖先始于宋代徐王郡马公孟玊。郡马公以上的世系已经无法考知了。自郡马公跟随宋高宗的车驾南渡，才来到长江以南。他的长子殿帅炳随驾居住在杭州，第二子焸留在无锡景云乡居住，这就是最初迁来的祖先。从焸到我的外祖明府君，已经九代了。大概在宋朝末年传了若干代，在前朝传了若干代，在我大明又传了若干代。每一代都有分支，居住在外郡的有若干支，居住在外县的有若干支，居住在外乡的有若干支。总计共有若干百人，宗族繁衍可以说很兴盛了。过去一直没有族谱。第六世仲铭府君曾经修过一次；到了第十世野舟府君又曾修过一次，但未能完成稿本，旧箧中藏有遗稿，传到他的孙子辑时，才终于编成。自野舟以下又过了四代。对前面散失的世系不能不搜求，对后来出生的人不能不续录，于是把这件事交给十三世孙栋执笔办理。栋曾向我请教方法，我把我邵氏的谱按文内翰征仲所编的体例传给他。经过一个月又十天，终于编成了这部谱。开始采用苏氏的编法，参照欧阳氏的编法，绘制世系图，编列表，作传记，并附录碑志等文章。大体上先列世系图，如同手掌的指头；其次列世表，如同手指的弯曲；再次作传记，如同面对面相见；最后附录文章，如同通过声音相互交接。用史书来比喻，编年、纪传等体例几乎都兼备了。唉！这样以后，昭穆次序才会明白；这样以后，宗族和祖先才会受到尊崇；这样以后，伦理才会清楚；这样以后，恩义才会深厚；这样以后，文献才会充足，族谱也才值得观览。虽然如此，这只是整顿宗族的方法。宗族整齐了，家庭就会整肃。由家庭推求到自身，由自身推求到内心。一人端正，家庭就端正；家庭端正，宗族就端正；联合各个宗族，没有不端正的，天下的端正也就在这里。族谱不可不修，这是很重要的事。只是徒然修谱而没有根本，又有什么用呢？宝是过氏的外甥；过氏的祖先如同我的祖先，过氏的宗族如同我的宗族。为族谱作序，虽然我的才智不敏，我怎么能推辞呢？所以冒昧地发表这些议论。至于过氏以国姓为姓，确实从有夏之世便有，只是已经无法考察，也不必考察了。现在就以这部谱为基础加以补充、续录，使其繁衍延续到无穷。我谨再拜，把这些话告诫给后世的人。那些散居在三吴两浙、奉殿帅为宗的支派，另有族谱，所以不在这里记载。胡氏《正德集》序

译《正德集》若干卷，是苏州守胡君世甫所著。大概从戊辰到辛巳，共十四年。胡君由翰林出任嘉定州佐官，召入任南京户部员外郎，又任吏部郎，升任安庆知府，共五次调任，官职更换了四次，地点则还没有算苏州。现在题名为《正德集》，是为了记载这些时间。胡君的门人太学生、江阴人徐中孚请求刊刻此书。君子可以从文章观察政绩，文章为什么能够用来观察政绩呢？政绩和文章都出自学问，学问深，文章就深，文章深，政绩也就深了。既然如此，可以从政绩观察文章吗？政绩本来有不出于学问的，那么又凭什么观察它呢？所以从政绩观察文章，是可以的；从文章观察政绩，却不可以。这样的人，我见过也不止一次。近来我在胡君身上看到了这种情形。胡君天资高明，向前能知师法古人，向后则不屑与今人相比；除六经以外的书，不是两汉以前的作品就不读。他极尽自己的见识，有独自抱守遗经的志向。胡君往年因公事到无锡，我才开始同他交游。在二泉山中，他看我所著的文章，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处。等到他任安庆知府以来，我又从他寄来的书信中读到文章，而这部文集直到今天才见到，内容多么文雅啊！与古代作者相比，大概已经可以列入他们的行列了。胡君从前在嘉定时，我来不及了解他；留在省中事务简少，没有什么可与胡君相比的。安庆经历兵荒之后，他却看不出艰难；苏州处于赋税汇集之地，他却看不出事务繁重。他从容应时处置政务，与古代善于理政的人相比，几乎没有谁能超过他。胡君的文章为什么这样像他的政绩呢？为什么不观察君子的学问呢？学习古人的学问，文章难道会不如古人吗？政绩难道会不如古人吗？文章出自学问，是有实际用途的文章；政绩出自学问，是有根本的政绩。从今以后，胡君所任的职位应当不断提升而更加显赫。若只说文章，还有更大的制作等待他完成；若只说政绩，还有更大的举措等待他施行。等待胡君去完成的事情，像他今天所到达的成就这样，哪里能穷尽他的才能呢？也正可以由此观察他。虽然如此，观察他从今天以来的作为，也就可以了解他了。徐生请我作序，于是写下这些话。胡君名纉宗，别号可泉，世甫是他的字。是陕西陇西人。《左觽》序 我从前读《左传》，大概是立志寻求经义，所以对其中的文辞没有求得深解。并不是不想解释，而是思考后不得其解，于是便放下了。曾感叹杜子美所说“读书难，字过者”并没有错。壬午年夏季中旬，暑雨连月，我在斋中居住无事，于是让塾师高子明取来《左传》诵读。我倚着几案听讲，遇到难以理解的地方，就考察疏义，并参照其他书籍，纵横推求，往往有所收获；每有所得，便叫人拿笔记在简册上。这年秋天读完，编次成册，共若干条。以我粗疏浅陋的见解，不知道对于左丘明的本意究竟有所领会没有？还是没有呢？抑或各位学生诵读经书时，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帮助吗？所以命名为《左觽》，让乡里的学校收藏。觽，是解开结的工具。养晦涂封君寿序 封授试监察御史的涂翁凤，占字应吉，别号养晦。他正直诚信、庄重文雅，从壮年直到老年，乡里人都称赞他，没有不同的说法。他年轻时孝顺而聪敏机警，十九岁时，悲痛于父亲邱山翁远游后死在蜀地，冒险奔赴那里。到了以后，因为力量不足以把父亲的灵柩运回，又得到一处吉地，于是便葬在当地。侍奉母亲喻氏，得到母亲的欢心，尽到了很深的孝道。母亲去世将要安葬时，因为路远不能与父亲合葬，他叹息说：“合葬并不是古代的制度，我将依据什么呢？实在是不得已。”于是把母亲灵柩暂厝在父亲墓室东面的地旁，自己在墓旁结庐，早晚痛哭，以至于身体毁损。他年轻时学习《易经》，长大后擅长吟咏。居家时教导子弟学习诗书，治理园田，时时用吟咏来娱乐性情；引导人向善，憎恶邪恶，正义显现在脸上，明察果断，练达世务，以平和之心率领众人。有人争讼曲直，不到官府而到涂翁那里来；许多人自觉惭愧，不敢见他，走到闾门便返回。等到有了子女，女儿选择婚配，儿子则分给产业。监察御史梦卜是他的长子。梦卜考中进士后，涂翁命次子治理家事，说：“你侍奉我。”又让幼子游学于学校，研治经学，说：“你继承你兄长的事业。”评论者认为涂翁不越过自己的身份而努力修养、自我成就，正符合他“养晦”的号。嘉靖改元时，梦卜已经入台任试御史，适逢朝廷有加恩封号的典礼，想到父母年事已高却还没有得到恩封，于是便同十九位同僚上疏请求。皇上答应了，涂翁与他的妻子杨孺人都按制度获得封赠。今年涂翁将近七十岁，身体却像年高而健壮的老人一样康强。梦卜任广东巡按，持节回朝复命，顺道经过家乡为父亲祝寿。此前他准备好父亲的事状，专门派使者请我作序，并借使者之手向我致意。从前我在江西提学时，参与听闻御史梦卜的进步；如今他已经能够胜任官职，又来请我作文，却不带一件礼物，廉洁自持，很有宪臣的风骨，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孝心。君子说：“养晦有道吗？养晦之道，在于明白事理罢了，在于顺应时势罢了。所谓晦，是时势所不能没有的，因此到了时势晦暗之时，天也不能违背它，何况人呢？德行方面的晦是贞正，一年之中是冬天，一日之中是夜晚，对人来说就是退处、沉默、谦逊、隐居，最终归于主张清静。这是君子用来顺应时势的。等到时势显明时，便出来施行；即使大为施行，也不曾因此增加什么。所以晦是逆境，只有顺应它才能等待时机，否则便不能如此。然而若不是明白消息盈虚的道理，谁能做到这一点呢？《诗经》说：‘遵循养晦之道’，武王尚且如此，何况一般人呢？又说：‘既明智又通达，以保全自身。’养晦之道，大概就在这里吧？就在这里吧！涂翁大概已经接近这种境界了。王元信《切字正谱》序 万物的声响产生于运动，而复卦正是运动的开端。因此黄钟获得声气的本源，有了气然后有声音，有了声音，文字便随之产生。文字不足以完全表达声音；声音如果不配合适当的文字，文字就没有尽到职分。文字尚且不能尽职，又怎么能够说明天下万物呢？文字有字母，母音呼唤，子音应和，反切之语介于其中。四声七音由此产生。古人拟定字诀二十六条，都取法于天韵。所谓阳气从复卦开始，起初极其微小，发展到极点则达到无穷。所以鞮鞻之语可以翻译，鸟兽的叫声可以理解，何况堂堂华夏的声音呢？王君元信幼年便喜爱韵语，中年静居后，造诣更加深厚。他曾取所谓韵母，每天吟诵研习，时间久了觉得仍未穷尽，于是编成如下的谱。又取周氏《千字文》，逐字作反切，使声韵都相协，各自归入相应的类别，大概是想把它作为范例。凡是读书的人得到它，放在案几上，难道不会有所帮助吗？对于律吕，我不敢轻率议论，这一点自不必说。然而有人认为这是小节而忽略它，也不是君子的志向。我曾说，律和声和，是因为顺应天道；如今反切文字也是如此。《鹤坡奏稿》序

译《鹤坡奏稿》四卷，共三十五篇，是监察御史朱君士光把自己上奏的文稿抄录下来、收藏在家中的作品。从正德丙子到嘉靖甲申，共九年，历任南北两台，在京城以内、各郡县以外，接受了若干次差遣。他所说的事情，都是去年冬天巡按到无锡时，对我这个旧相识特意拿出来让我看的；我拍节赞叹不已。欧阳公说过：“天下的事情，只有宰相可以施行，谏官可以进言。”然而进言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直陈，一是讽谏。直陈而不激烈，才叫直陈，否则就是攻讦；讽谏而不阿曲，才叫讽谏，否则就是谄媚。讽谏是用来实现直陈的。古代善于进谏的人，大多不超出这两种方法。虽然如此，能够知晓而进言，关键在忠诚；进言而能尽其所知，关键在真诚；真诚而能通达，关键在见识；通达而又博大，关键在学问；博大而能贯通并且善于辨析，关键在才能。难的不是进言，而是忠诚和真诚；难的是才能、学问和见识。五者不具备，怎么能参与其中呢？如今看这些奏疏，上至宗庙社稷和皇帝车驾，中及执政大臣，下至里巷百姓和边疆，凡是得失利害，都探究到极其细微之处；归结其流弊，大概关系到天下大事，意义实在重大。朝廷内议论纷纷，他却正色直言，指斥忌讳，不避艰险，而引导启发的方式也贯穿其中。他的文章出入汉、宋之间，舒缓写成大篇，多能尽情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繁多却没有冗语，简约却没有缺漏。刚开始读时，不知不觉便被吸引；继而反复推究，又不知不觉感到内容充实而滋润。圣明的皇上在上，既有这样的进言，难道能不采纳吗？即使没有采纳，难道能不嘉奖答复吗？御史台的职位有轻重，舍士光其人还能归属谁呢？将来他超越升迁而到达更高的职位，处在可以施展抱负的地方，持守这一点继续前进，以贞正恒常贯彻始终，对于天下还有什么困难呢？我从前在江西提学时，从文章中认识士光，大概已经知道他一向才华出众。分别几十年后，竟不知道他的造诣和成就已经达到如此地步。我衰老有病，居住山林，不能为世道效力，因此产生了“国家还有这样的人才”的感慨，便写在卷首归还给他。不知士光认为这些话怎么样？秦氏两位学生更改字号序 秦生汶是我的外甥，和他的哥哥濂一起在我这里学习。我高兴他们的学业有所长进，想给他们取字来称呼，却又奇怪原来的字有些雷同。两人于是告诉父亲韦轩君，请我替他们更改，我答应了。濂说：“楚南；汶说齐南。有人说：这样取字是对的吗？恐怕只是表达对疆域的志意吧。对于义理有什么意义呢？不是说有志向才会有所思念吗？”濂出自道州，是楚地；道州以南有苍梧山。面对苍梧山，能不思念舜吗？汶出自莱芜县，是齐地；莱芜以南有龟蒙山、鳬绎山。面对龟蒙、鳬绎山，能不思念周公、孔子吗？因他们的名字来记志其所处之地，并把千古的思念系在其中。“二南”的意义，是很大的。有人说：“濂，是周子出生的地方；汶，是闵子曾经游历的地方。为什么不思念这些人呢？”舜的德行已经达到极点，周公、孔子的事业极其伟大。重华在鲁国陈述道理，正是随时势而变化，大概古人的志意就是如此。周子、闵子以及舜、周公、孔子这一类人，我岂敢忘记他们呢？” 《容春堂续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容春堂续集》卷十三 （明）邵寳撰 墓表【九首】墓表 明故山西布政司左参议王公墓表。